演化经济学（共11篇）
演化经济学 篇1
一、香港海洋经济演化
香港位于珠江口外东侧，西与澳门隔珠江口相望，北同深圳相毗邻，是中国大陆南部沿海的行政特区，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三部分组成，全境面积约1104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岛面积80.47平方公里，九龙半岛面积46.93平方公里，新界面积及235个离岛约976.57平方千米。
香港在封建时代，经济属于乡村经济的范畴，开发较晚且经济发展缓慢。在此期间香港的海洋经济主要是以渔业、航运业、制盐业和采珠业为主。在小渔村时期，香港的渔业和航运业最为繁荣，这也是香港最古老的两个行业。沿海许多船户人家往往在渔业旺季以捕鱼为主，在淡季兼营航运。香港地区海岸线长，潮墩和草荡很多，为制盐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香港不仅盛产食盐，而且地理位置优越，使得其当时成为食盐贸易最集中的港口。小渔村时期的香港采珠业也盛行一时。而清初时期实行的“迁海”政策，使得制盐业和采珠业逐渐衰落。
19世纪上半叶，英国陆续占领了港岛、九龙和新界(包括离岛)，把香港作为对华贸易的重要据点，开始发展转口贸易，并宣布香港为自由港，香港的经济发展进入自由港时期。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世界一流的天然深水良港，英国占领港岛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运输工具，在香港发展以汽轮为主，帆船为辅的航运业。在这一时期内，香港的转口贸易和航运业都发展迅速，航运业更是成为这一时期香港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港英政府同时加强了对港口的建设和管理，提高了各国商人对香港航运业前景的信心，一些私营公司纷纷投资建立造船厂、修船厂以及仓库和码头，香港的远洋航运业务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开展。除了拥有了当时较先进的运输工具，自由港政策的实行以及转口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与航运业有关的仓储业、船舶修理和制造业、旅栈业的逐步兴起。
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下令禁止向中国包括香港输出战略物资，次年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也发出了类似禁令。这从根本上动摇了香港的转口经济，使香港的转口贸易和航运业受到沉重打击。因此香港不得不对经贸关系和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在经贸关系上，香港大力开展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活动，产业结构也调整为由转口贸易为主体转向以出口导向为主体的经济。这一时期的航运业仍然是海洋经济的最主要产业，服务对象则明显的转向为本地进出口服务，转口运输降到次要地位。一方面，港口码头设施不断扩展，葵涌码头兴建以及多种现代化先进设备的应用，使香港成为一个现代化、高效率国际港口;另一方面，香港修船造船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长足发展，拆船业的规模在当时已闻名遐迩。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香港进入远东航运中心时期。此时的香港已经是典型的城市经济，推行经济多元化方针，对外贸易活动日益活跃。其产业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两大类行业的产值一直占本地生产总值的9 8%以上。同时其产业结构不断发展变化，历经工业化时期之后，实现了经济的多元化。经济中心也逐步由服务业与制造业并重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在这一时期，香港的海洋经济仍然以港口经济为依托，转口贸易和本地进出口并驾齐驱，航运业进一步发展，滨海旅游业在这一时期也逐步兴起。
以港口经济为依托，香港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给港口经济带来了需求以及压力，然而随着香港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在发展港口经济的同时，城市经济发展和港口建设对海洋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香港的居住区以及商贸区多集中在海湾地区，沿海修建公路、发展工业，会对港口近海生态造成很大破坏，同时港口工程建设带来的污染以及海岸线的变化也破坏了近海生物的生存环境。另外，香港人口的迅猛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住房及公共设施要求提高，土地供应面临很大压力。政府不断通过填海工程解决土地问题。而大规模的填海工程同样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香港的海洋渔业
（一）海洋渔业概况
香港在开埠之前是一个小渔村，渔业是其最古老的行业之一。而香港地处亚热带，三面环海的地理环境，加之散布于近海的众多岛屿，地理条件决定了其渔业的产量和鱼类种类必以海洋鱼类占优势。香港每年捕获量和养殖量为20多万吨，从事渔业生产的人数约为23000多人，渔船5000艘，保证了香港市场上绝大部分水产品的供应。特区主要的渔业基地有香港仔、屯门、元朗、西贡、沙头角以及长洲岛、南丫岛、大澳等，其重要渔场是中国南部沿海大陆架部分，即由浙江至海南岛之间的海域，有些有较先进装备的渔船也赴南海西沙、南沙等海域捕鱼，渔船基本上仍是木船，其中6 0%以上为拖网船和刺网艇，以拖网作业为主，每年捕鱼量在20×104吨以上，占香港海域消费量的50%。近年来，为适应形势的需要，香港不断更新渔船，并采用现代化设备，在发展近海渔业的同时，积极致力远洋渔业，并重视水产养殖，使其渔业总产量持续上升。香港特区的海洋渔业由捕捞渔业和养殖渔业组成，其中捕捞渔业是海洋渔业的主体。
(1)捕捞渔业。捕捞渔业对维持本地新鲜海鱼的供应有很大贡献。在2006年，渔业产品产量约为155000公吨，价值达16亿。据统计，目前出海作业的渔船约有5000余艘，90%以上为机动渔船。主要的捕捞方法包括各类拖网、延绳钓、刺网及围网，其中拖网业占大部分的渔获量。而各种方法中，尤以双拖作业法最为先进，渔轮上备有探鱼、导航及通讯等各种现代化的仪器装备。香港目前有渔民2万余人，大多数为家庭式操作的经营方式，由家庭成员操作渔船，另外雇用渔工协助。近海海产鱼类的种类繁多, 合计超过100种, 而作为主要渔获物的种类为以大眼鲷为主的多种普通鲷科鱼类, 数种石首鱼科鱼类和当地俗称“红三”、“门鳝”等的鱼类以及鱿鱼类。
(2)养殖渔业。海水养殖业是近10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海水养殖业在风浪较少的沿岸水域进行，多数是在浅海采用浮排悬挂的网箱养殖。本港现有26个养鱼区，面积达209公顷，持牌的海鱼养殖者约1100名。当地从事海水网箱养鱼的渔民受严格控制——首先向渔农处申请, 领取牌照, 并必须在指定的海域中进行养殖。近年来, 有部分流动渔民由原从事的浅海捕捞作业转向网箱养殖, 以独资、合作或合资的形式在沿海港湾饲养优质海水商品鱼, 并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海水养殖的主要种类有石斑鱼、紫红笛鲷、鲈鱼、红鲅等。养殖用的苗种来源，则是大部分靠沿海省份和台湾供应，同时也从泰国、菲律宾等国家进口，少量由本地区的海域中捕得。
（二）香港渔业组织、管理
(1)渔业组织。香港渔民以各区为单位，自发组织设立渔民协会。渔民可自愿加入协会, 并定期交纳会费。渔民协会是政府部门与渔民之间的联络纽带，一方面，渔民能通过协会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意见, 提出建议, 争取合法的权益;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同样可由协会转达各项有关政策决定、问题解答及实施办法等。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渔民互助社是香港渔民团体的一个重要组织，到2007年，渔民互助社已成立60周年，该团体在推动各个渔民团体之间加强联系，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维护渔民合法权益，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渔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渔业管理。不同于中国大陆实行半集中管理型的海洋经济管理体制，香港特区实行分散管理型的管理体制。在海洋渔业方面，香港有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对渔业进行管理。其行政主管部门是隶属于原香港政府经济司的渔农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该处承担对香港渔业进行管理的职责, 负责技术培训、生产引导以及鱼病病理研究等。此外, 法律规定, 所有渔产品均必须进入“鱼类统营处”统一销售。“鱼类统营处”是非政府、非盈利的机构, 但在他们统营之时需从业主的销售额中提取低额佣金, 以用于水产批发市场管理、水产教育以及发放渔船发展贷款等方面的各项费用。
（三）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香港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本地渔产品市场除了约四分之一由本地渔业生产外，其余由内地以及其他(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进口的渔产品供应，再加上水产养殖及运输技术的发展，进口活鱼及其他鱼类产品的供应量得以大大提高。而本地捕捞渔业正面临传统捕鱼场的资源下降以及其他不利因素，同时水产养殖生产成本高，导致了本地渔获竞争力低，传统渔业难以发展的局面。渔护署一直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推动香港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加强执行《渔业保护条例》。对于使用炸药、有毒物质、电力、抽吸器具及挖采器具等破坏性的捕鱼的行为，根据《渔业保护条例》(第171章)的规定，任何人士违反此条例，即属违法，一经定罪最高判处范宽20万元以及监禁6个月。
第二，除了打击破坏性捕鱼活动外，渔护署还将以控制捕鱼船队的捕捞力量以及保护本地重要鱼类育苗和产卵场的角度，建立新规管机制。其中将实施捕鱼牌照制度，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该措施除了可禁止非本地渔船捕取香港的渔业资源外，政府也可借此制度搜集重要数据，以有效管理渔业。另外，设立吐露港及牛尾海渔业保护区和制定在香港水域实施休渔期的机制也是新规管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香港特区政府通过多种支持服务协助渔民转型至可持续发展的渔业及相关行业。其中包括利用“鱼类统营处贷款基金”、“渔业发展贷款基金”、“世界难民年贷款基金”和“美国经援协会贷款基金”，为渔民发展远洋渔业及其他可持续发展的渔业提供贷款;为对可持续渔业行业有兴趣的渔民安排合适的培训课程和研讨会，以获取渔民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为渔民安排考察活动，探究有关行业发展潜力;将可持续发展渔业及相关行业的有关资料提供给渔民等方式。
此外，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还建立香港仔渔业教育中心，以多种形式向市民介绍香港各式渔船、捕鱼用具、海产以及渔业管理措施，借此增强市民对香港捕鱼业的认识，提高对人们保育渔业资源和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进一步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使其从一个荒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际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经历了百余年的历程, 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香港海洋经济随着其港口经济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而发展变迁。本文整合归类, 将香港海洋经济的演化根据小渔村时期、转口港时期、本地商品进出口时期以及远东航运中心时期进行分析综述, 并系统分析了最古老的行业之一——香港的海洋渔业。
关键词：香港,海洋经济,海洋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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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 篇2
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影响
哲学与经济学在古代、近代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对经济学的思想演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调节和引导作用.在近代,许多哲学家如穆勒同时又是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进入本世纪后,随着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和经济学从新古典向新古典综合及现代的发展,科学哲学以自己在方法论原则和科学理论评价标准上的独特的优势,对经济学的思想创新、基本假设、基本原理的形成,理论体系的检验评价等问题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卓有成效地推进了西方经济学基础和思想概念的现代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与经济学联盟的优良传统并没有因为现代哲学与经济学的高度分化而弱化,而是在精神实质、思想背景、互动机制上达到更高境界和现代意义上更深层次的统一.
作 者：杨建飞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刊 名：哲学动态 PKU CSSCI英文刊名：PHILOSOPHICAL TRENDS 年，卷(期)：2002 “”(1) 分类号：N03 关键词：
演化经济学 篇3
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核心城市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中，长江地区的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7 年，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武汉城市群获批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以南昌为中心的环鄱阳湖城市群获批国家“生态经济区”。由此可见，长江中游地区已逐步提升到国家战略发层面。长江中游城市群已经成为继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之后的“第四增长极”。加快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对于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启动内需和中西部市场，引领和带动中部地区崛起，促进长江流域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本文拟借助引力模型，从测算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入手，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问题。
一、研究区域
综合考虑地理邻近性、功能互补性、联系紧密度、共同利益述求、发展基础和潜力等因素，确定长江中游城市集群范围为武汉都市圈（包括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湖南3+5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南昌、九江、景德镇、鹰潭、上饶、抚州、新余、吉安、宜春）和萍乡，共27个城市，其中副省级和省会城市 3 个，地级城市 21个，副地级城市3个。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受万有引力定律的启示，经济动力学中的经济引力论认为，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存在着相互吸引的规律性 ，且依据距离衰减原理 ，其联系强度随着彼此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 。继E. G. Ravenstein（1880）将引力模型引入社会学和Reilly W. J.（1931）将引力模型引入经济学后，1942年，Zipf 首次将引力模型引入城市体系空间相互作用分析，从此引力模型广泛应用于距离衰减效应和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基本引力模型为：
其中F为物体间的引力，M1、M2分别为物体1和物体2的质量，G为万有引力常数，R为物体之间的距离。
由于本文探讨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因此用城市的经济总量指标和人口总量指标表征物体的质量，用交通距离来表征城市间的距离。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pa、pb分别表示城市a和城市b的总人口，va、vb分别代表城市a和城市b的GDP， dab为城市间的交通距离， k则是引力系数，用经济权重来表示。
（二）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长江中游地区所辖地级市，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年湖北省统计年鉴》、《2013年湖北省统计年鉴》、《2010年湖南省统计年鉴》、《2013年湖南省统计年鉴》、《2010年江西省统计年鉴》、《2013年江西省统计年鉴》。
三、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一）计算结果。依据公式（2），分别对2010年和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计算，测算结果如表 1 所示。（由于数据较多，根据研究的需要，表中仅列出了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现有城市与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
（二）演化分析。通过基于引力模型对经济联系强度的测
算，我们可以对2010年和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联系进行演化分析，可知：
首先，长江中游城市群各个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在增强。如表1所示，2010年，只有屈指可数的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超过1000，但2013年，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超过1000的更加多。
其次，从部分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实现了跨越。比如，2010年只有武汉与长沙、长沙与株洲的经济联系强度超过4000；而2013年，武汉与黄冈、武汉与南昌、武汉与长沙、岳阳与长沙、湘潭与长沙、株洲与长沙、长沙与南昌的经济联系强度值都超过4000。2010年，只有武汉与南昌、长沙与南昌的经济联系强度位于3001与4000之间；2013年，孝感与武汉、南昌与武汉、岳阳与武汉、常德与长沙、衡阳与长沙的经济联系强度值都位于3001与4000之间。
再次，各个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增强的增长率变化不一，有的增加明显，有的增加不明显。经济联系强度增加明显的，比如黄冈与武汉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时是位于2001到3000之间的，但到了2013年，该值增加到4000以上。岳阳、湘潭与长沙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时都是位于2001到3000之间的，但到了2013年，两个值也都增加到4000以上。孝感与武汉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时是位于1001到2000之间的，但到了2013年，该值增加到了3001到4000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增加不明显的，比如九江与武汉、南昌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和2013年的值都是位于1001到2000之间；常德、衡阳与武汉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和2013年的值也都是位于1001到2000之间。武汉与长沙、株洲与长沙的经济联系强度在2010年和2013年都是位于4000以上。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引力模型的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进行测算，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相比较，武汉与其他城市间的联系明显强于长沙和南昌；（2）核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远远高于其他城市，但是这些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不足，尚未实现一体化发展。
鉴于此，本文建议，首先要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建设，加强武汉、长沙、南昌三城市的经济影响力，以期带动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其次，要构建城市群各个城市间的合作与补偿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实现共同发展；最后要鼓励城市群与群外城市间的合作，借鉴其他城市群发展经验，积极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从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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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化演化的制度经济学诠释 篇4
目前, 我国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5.64亿人, 网络已经成为广大民众学习、工作、生活、娱乐的重要场所;基于互联网络的虚拟数字连接, 一个复杂的、多元的、规模巨大的虚拟社会已经形成[1]。虚拟社会伴生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网络文化, 是对人类在互联网上基于信息流的数字生活方式的具体承载。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基于信息技术在网络空间中的映射, 与现实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组织结构和信息传递方式, 但其背后的行为主体仍然是现实世界中的人。因而, 网络文化脱离不了植根于现实社会的文化基础, 但由于其载体的特殊性, 使得网络文化的发展与演化有着区别于现实社会的过程与机理。
一直以来, 网络文化研究作为虚拟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吸引着诸多领域学者的注意, 也在研究的各个层面形成了一些认识理论。但对于网络文化的演化机理, 目前尚缺乏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逻辑来进行解释。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在理性人假设、均衡范式、零交易费用、无制度背景分析框架等方面的局限性, 综合考虑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 因而更能真实而客观地反映现实的复杂性及本质[2]。而制度现象的变迁与演化更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部分理论, 为网络文化的演化构建一个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 并据此对网络文化演化的一般性过程进行初步探讨, 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网络文化, 同时对扩展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推动制度演化理论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一、制度与网络文化
制度一词的字面意思, 实际上指的是狭义的制度, 即正式的规则约束, 是那些书写记录下来的条文。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是指广义的制度, 其涵义要广泛得多。首先, 制度是人类集体的行为选择, 正如哲学家赛尔所说:“制度的存在必须具备某种集体意向性”。制度可以说是社会中的主体关于行为的共识, 这种共识则来源于集体行为通过博弈而形成的均衡, 均衡逐步形成某种秩序, 秩序维持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并转变成为非正式约束, 如惯例, 而一旦习俗和惯例变成了正式约束, 它就成为了狭义的制度。第二, 制度植根于社会文化, 是社会发展演化的产物。制度并不仅仅是人们设计制定的规章条款, 制度演化的每一步都包含着人的努力。哈耶克就持一种制度演进主义的观点, 他认为制度的演化是一种扩展的秩序, 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演变而变迁, 不断实现集体行为均衡的演进过程。第三, 制度是社会形成并赖以维系的基础, 对社会产生约束和激励两种作用。秩序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要求, 诺斯认为制度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秩序, 以降低社会行为的不确定性。制度一旦形成, 基于某种约束机制, 便对人的行为产生了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使得社会合作得以可能, 并降低社会活动的合作成本。另一方面, 制度对人与社会具有激励作用, 这种激励不仅仅来源于社会行为不确定性的降低, 也得益于制度约束所带来的社会总体信任的提升。制度随社会的发展而变迁, 当制度所提供的约束或激励结构发生改变, 人的社会行为便会发生转变, 甚至带来整体社会文化的演化 (1) 。可见, 社会文化作为制度的土壤和依托, 与制度是共生演化的;而人类正是在文化与制度演化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协调社会[3]。迄今为止, 几乎所有关于文化演化的理论都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 即规则和秩序的生成和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领域的制度问题, 也以经济的视角研究社会制度的问题。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早已超出了现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以及经济制度规律。正如科斯晚年在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制度经济学需要研究特定社会中的政治、法律、习俗、文化传统, 甚至语言含义等因素;因为, 制度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涵义宽泛的社会学概念。制度经济学理论并不局限于仅仅探讨人类行为背后的经济规律, 而是同时将历史的、演变的视角纳入到对制度现象的解析中,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4]。
网络文化形成于虚拟社会中人与人、信息与信息之间的交互作用, 是虚拟社会中的主体通过行为的博弈均衡而形成共识, 是虚拟社会自发而成的秩序。因而,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制度现象。虚拟社会是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中的映射与延伸, 网络文化的群体基础依然来自现实社会。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同样适用于研究虚拟社会中的社会问题。由于虚拟社会的特殊性, 又使得网络文化的演化有着区别于现实社会文化的过程和机理, 这也为新制度经济学在虚拟社会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扩展的空间。
二、网络文化演化的理论框架
文化与制度的演化, 融会在社会演进的历史过程之中, 社会结构因素随社会文化的演进而改变, 同时也促进着文化与制度的演化。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把人类社会结构分成精神或心理世界、物理世界, 以及客观知识的世界三个部分, 可以说, 任何一种制度现象都会在这三个部分中表现出某种形式、价值, 或是意义[5]。这样的划分, 为文化与制度演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一, “心”的维度, 行为主体的内心或精神的世界。作为制度演化理论的起点, 诺斯所构建的制度变迁理论最大的突破在于将人的主观心理过程引入到对制度变迁路径影响的研究中[6]。心的维度, 需要关注虚拟社会中与行为主体本身有关的心理及行为特征;虚拟社会中的行为主体依然是现实中的自然人, 因此, 认知与偏好是影响网络文化演化的关键性因素。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 人类的认知模式体现为理性能力的有限性[4], 并成为社会演化理论的出发点。有限理性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因偏离现实世界而备受诟病的局限性[7], 具体体现为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人类信息处理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短时记忆容量只有七项左右, 从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存入一项记录需要5-10秒的信息处理时延[8]。而人类所要面对的环境却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 人脑不可能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 人类理性是在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 (2)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使得人们需要根据一些常规或者习俗进行主观决策, 以降低决策的不确定性;而惯例的本质与起源、学习机制、预期形成等等, 都同人类有限理性的认知模式密切相关。在网络中, 面对日益膨胀的海量信息, 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力日益承受过重的负担。在现实世界中, 实物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传统经济学发展出一系列的理论及方法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对生产要素进行配置。然而, 在虚拟社会中, 资源稀缺性的假设已发生了逆转, 电子资源可以无限共享并且复制成本几乎为零, 而真正变得稀缺的是人类有限的理性能力, 体现为获取、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西蒙曾指出:“随着信息的发展, 有价值的不是信息, 而是注意力”;网络中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正如艾智仁认为, 只要存在资源稀缺性, 就必定存在歧视。因此, 网络文化形成与演化的根本动力是人们对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进行更有效配置的尝试。
偏好形成于人们内心对于外在选择的一种情感和倾向, 带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也呈现出一定的群体性特征。基于虚拟社会的特殊性, 人们的网络行为和意识形态更容易受到相互间的影响, 因此对网络文化演化的研究, 更需要突破传统经济学理论中对人们偏好的完全性假设 (3) 。斯密德认为制度分析应从观察人们的相互依赖性开始, 偏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人们的选择与自身的偏好有关, 也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制度和人之间的互动关系[6]。有限理性的当事人在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偏好是一个学习过程[9], 具备某种情景依赖性 (4) , 并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而偏好的学习与相互适应, 也在于通过某些机制的设计来稳定预期,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共有信念。根据青木昌彦的观点, 在社会博弈的过程中, 参与人为求得最有利的结果, 会有意识地通过知识创造、交流、学习和模仿来影响他人的偏好, 从而构造出部分共有信念。这种共识一旦沉淀下来, 便逐步演化成为制度。因此, 制度的演化, 也就是随偏好的学习过程所引致的共识不断变化的过程。虚拟社会中, 人们往往处于信息的超负荷状态, 使得网络行为的偏好更容易受到相互间的影响, 因而网络文化演化的周期明显短于现实世界。
第二, “物”的维度, 客观存在的物理世界。虚拟社会的本质是基于信息技术将社会主体连接而形成的数字化社会样态;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中, “物”的维度主要体现为技术力量的进步。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着虚拟社会的进步, 凡勃伦将社会进步的推动力视为技术的革新, 而社会的演进也就是通过技术创新不断突破制度阻力的过程[10]。信息技术与网络文化是共生演化的, 网络文化的演化进程始终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 网络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信息技术进步史。技术进步促进了网络文化的演化, 而技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虚拟环境的改变。根据希克斯的诱致技术创新理论, 如果一种要素的价格相对于其他要素价格上涨, 就会导致减少这种要素相对使用量的一系列技术变迁, 由资源稀缺带来的制约可以被更有效利用相对稀缺要素的技术进步所消除。可见, 信息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更有效利用虚拟社会中相对稀缺资源的需求, 而这种需求本身也随着虚拟社会的演进处于动态变化中。如前文所述, 人们有限的注意力是虚拟社会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因而, 信息技术的创新与演进, 在很大程度上是随虚拟环境改变而更有效配置人们注意力资源的进程。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 虚拟社会中信息流通的规则逐步变异、重构, 进而对虚拟社会的组织结构产生影响, 经由技术创新使得人们的网络行为的集体共识发生由量变到质变迁移, 推进了网络文化的演化。
第三, “社会”的维度, 主体间社会联系组合而成的客观世界。虚拟社会形成于网络空间中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交往, 基于数字信息流的生成、传送, 以及交换, 虚拟社会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当以制度经济的视角来研究网络文化的演化时, 虚拟社会活动所需付出的成本是一个必须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网络文化的发展变迁与虚拟社会活动的成本变化有着必然联系。在新制度经济学中, 交易费用是一个核心概念, 基于研究交易费用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才发展为一门学科。根据张五常的观点, 交易费用可视为一系列制度成本, 包括谈判、拟定实施契约、界定控制产权、监管和制度结构变化等一切不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家富有洞见性地指出, 经济活动中诸如此类的成本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信息缺乏或是信息不对称;一个信息完全对称的完美世界是不存在不确定性的, 无须通过文化或制度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诺斯就曾提出, 信息的高昂代价是交易费用的核心, 而巴塞尔也曾提出交易费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获取信息的成本;而获取信息成本的变化是导致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变革的源泉[11]。在虚拟社会中, 交易费用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相对于现实世界, 网络的泛载性、连通性、便捷性大大降低了人们获取信息、沟通联系的成本, 但基于人自身理性能力的有限性, 以及在虚拟环境中也无法去除掉的不确定性, 这种成本依然存在。这便是信息成本, 是人们在网络中为完成沟通交流、获得所需信息、达成交易等虚拟社会活动所付出的成本。信息成本存在于所有基于网络的社会活动, 发生在数字信息的传递、获取、鉴别、沟通等过程中。参照诺斯的理论, 交易费用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 虚拟社会中信息成本的变化亦是网络文化演化的根源所在。
三、网络文化演化的一般性过程
网络文化的演化, 与虚拟社会中人们的认知及偏好有关, 受到信息技术进步的推动, 根本动力来自于虚拟社会中信息成本的变化;这些因素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 而是互相促进、共生演化的。网络文化的演化是一个自组织的过程, 具体体现为一种效率更高的网络行为模式对另一种行为模式的替代过程。现实社会, 或虚拟社会环境的改变带来信息成本的变化, 使得网络文化的变迁产生潜在利润, 潜在的利润来源于降低信息成本带来的效率提升, 从而使得网络行为模式转变与信息技术的创新变得有利可图, 于是便产生了网络文化变迁的需求。这种需求使得人们努力发展信息技术, 转变网络行为, 以提升虚拟社会活动的效率。在此过程中, 人们的行为相互影响, 通过集体行为的博弈, 使得原有行为模式的均衡发生变迁, 实现新的均衡时, 网络文化演化的供需重新达到平衡。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 网络文化的演化可以视为虚拟社会中人们集体行为共识的变迁过程;其反映了因虚拟社会中环境等因素的改变, 导致信息成本发生变化, 促生出信息技术和网络文化的创新, 从而引发网络文化向着更有效率的方向演进的过程。图1是对这一过程的具体描述。
图中椭圆形阴影面积代表网络文化演化的基本单位———惯例。人们一致性的行为习惯需要在共同知识的背景下形成。虚拟社会环境的变化, 催生出信息技术的创新, 使得数字信息的流通变得更加有效率, 降低了虚拟社会活动的信息成本, 因而产生网络行为模式变迁的潜在效益。行为主体认知到获得潜在效益的可能性, 受限于理性能力的有限性, 在认知模式和自身偏好的调节下, 产生选择行为A;而另一行为主体通过同样的过程, 产生选择行为B。行为A和行为B在共同知识的背景下发生互动, 通过一系列利益分享聚合、认知协调, 以及偏好调整的过程, 行为模式实现了统一, 逐步生成一种集体所共有的行为习惯。这种习惯经过适应过程形成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历时演化成为共识, 从而形成新的稳定的均衡, 使得网络文化发生演化。
在这个对网络文化演化一般性过程的描述中, 信息技术进步的推动, 行为主体认知模式及偏好的协调, 信息成本的变化对技术创新及行为模式演进促进, 以及主体间行为相互作用达成均衡的过程, 都被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框架, 是将制度分析的方法引入到对网络文化演化机理研究中的尝试性探索。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之间的互动纳入到分析框架中;二是需要进一步研究主体认知和偏好的协调过程, 探讨这些过程在虚拟社会中的特定规律。也就是说, 网络文化演化的制度分析理论框架本身也处于演化中。
四、实例探讨:网民获取信息方式的变迁
经过20年的发展, 我国互联网已发展成为规模巨大的虚拟数字社会, 这期间, 网络文化的演化始终伴随着虚拟社会的勃兴。网络中人们获取信息方式的变化, 就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文化演化现象。
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 网络中的信息量 (5) 逐年以指数快速增长, 而人们获取信息行为特征的变化, 可以划分出有着明显区别的三个不同阶段 (参见表1) :
第一个阶段是浏览获取阶段, 也称为门户站点时代。主要指我国互联网自诞生以来的前十年。这期间, 网民数量规模相对较小, 且以社会精英及科研工作者为主。网络总体的信息量相对有限, 访问网络站点是网民获取所需信息的主要方式。Web技术刚刚起步, 可视化的网页技术开始快速发展, 门户网站是该阶段最为主流的网络应用。
第二个阶段是主动搜寻阶段, 也被称为搜索引擎时代。随着网络中信息量的增长, 通过浏览网站已经很难精准地定位到所需要的信息。搜索引擎技术的出现, 大大提高了网民获取信息的效率, 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网民获取信息的行为也由被动式的浏览, 转移到通过搜索引擎进行主动查询。
注:资料来源CNNIC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
注:资料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注:资料来源www.alex.com
第三个阶段是自主定制阶段, 也被称为社会化媒体时代。图2中的数据显示, 几乎每过一年, 网络中的信息量就要翻一番。在网络中信息量已呈现海量化特征的时代, 通过搜索引擎查询信息已无法满足较高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的需求。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开始向着定制化转变。微博、Face Book等交互性较强的应用的出现, 使得网民可以自主定制所需要的信息, 可以将虚拟空间中的信息来源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人们相互间的交流互动也变得更为有效。如图3所示, 至2012年网民花费在诸如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类应用的时间, 已超过了搜索引擎。
网络中信息量持续爆炸式增长, 新技术革新迅速, 但人类自身记忆、加工、处理信息的能力却没有显著提高, 面对虚拟社会中海量的信息, 人们需要更新的技术和应用来提升获取有效信息的效率, 以应对由海量信息带来的日益增长的信息成本。人们在网络中获取信息方式的改变, 是一种网络文化的演化现象。其背后的机理可描述为在人类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约束下, 随着技术的进步, 人们偏好的演变、虚拟社会环境的变化, 网络文化向着更有效率获取所需信息的集体行为秩序的演变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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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演化之谜 篇5
沼泽世界
一亿年后的世界，气候温暖潮湿。
二氧化碳产生严重的温室效应，在地球两极冰帽融化，海平面比现在高出150米，淹没大部分陆地后形成一片片巨大火的沼泽
在沼泽里，演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巨龟由今天的陆龟演化而来，它跟今天的大象一般大。巨龟和陆龟有着相似的地方：巨龟也有壳，虽然几乎退化了；有一个很多层皮肤叠在一起的长脖子；还有覆盖着鳞片的头部。但也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巨龟的4只脚原本像陆龟一样位于身体的侧面，现在变成在身体的正下方(图1)。
这片广大的沼泽是陆地与海洋相接之处，也是陆地上的动物和水里的动物相遇的地方。
在地面上有些东西巨龟还没见过：比如一群沼泽章角。
沼泽章鱼长得像现在的章鱼，它们的确是现在章鱼的后代。
因为环境温暖潮湿，沼泽章鱼可以更长时间地待在陆地上，但被巨龟踩到的风险也增加了。
不过，沼泽章鱼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它的口器有致命的剧毒，可以置掠食者于死地。沼泽章鱼的这种绝招是从它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剧毒成为生活在未来世界动物的防卫武器，沼泽章鱼得以面对来自陆地的挑战。
沼泽章鱼已经适应陆地环境，能够自在地移动，这是沼泽章鱼最重要的演化之一。
沼泽章鱼学会了在空气中呼吸。它的体腔内侧有一层富含微血管的内膜，就像人类的肺一样。凭借这层内膜，沼泽章鱼可以在潮湿的空气中呼吸。
为在陆地上移动，它们有4只触腕变成了步行腕，可以用来拖着身体横越泥滩。
沼泽章鱼从水里爬上陆地主要是为养育后代。这里有一种低矮的植物，它的叶子围绕根部形成一个大“盘子”，“盘子”里常年积水，沼泽章鱼将自己的宝宝放在里面喂养，细心地看护着它们。
沼泽章鱼为何选择这种植物把自己的孩子养在里面呢?除了安全因素，这些植物还能提供小章鱼需要的一种细菌。章鱼吃下的这种细菌，成为章鱼体内剧毒的来源。这是一种共生关系，提供细菌的植物将它的开花时间调整到和章鱼育婴的时间同步，这就意味着植物开花授粉可以顺利进行而不会有任何食草动物来打扰，因为在这些植物的周围有正育婴的沼泽章鱼守护着(图2)。
放电鱼是有办法杀死沼泽章鱼的少数生物之一。放电鱼身长超过4米，它可以放出高达1000伏特的强大电流。
面对如此强大的电流，沼泽章鱼完全没有机会进行反击。
既然有像放电鱼这种危险的生物躲在混浊的水里，对于沼泽章鱼来说，陆地似乎要更安全一些。
不过陆地上也有麻烦，成年巨龟往往给它们带来麻烦。沼泽章鱼根本杀死不了成年巨龟，沼泽章鱼只能杀死幼年巨龟，它对成年巨龟只能避而远之。
对巨龟来说，沼泽章鱼的育婴植物只是路边的一丛小草。一不小心，育婴植物就被毁坏了。
沼泽章鱼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一旦出现危险，沼泽章鱼妈妈立即将宝宝带往另一个庇护所＿沼泽上的一根枝条。远离巨龟的大脚和放电鱼。
浅海世界
一亿年后的世界，大片的陆地被海水淹没后，形成绵延数千公里的温暖的浅海。
在这片浅海里，演化不受任何约束。
幽灵水母可以长到10米。
幽灵水母由僧帽水母演化而来，成为漂浮在海洋中最大的生物。它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由无数个微小的水母个体集结而成，每个个体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些负责捕食，有些负责消化，有些负责移动，有些构成身体，有些形成风帆，使幽灵水母得以在海面乘风破浪地巡航，去找寻食物最丰盛的地点(图3)。
在这片温暖的浅海中，高耸的奇特植物构造从坚硬的石灰岩中窜出来将海床覆盖，取代珊瑚构成了礁石。
那么珊瑚到哪去了呢?海洋发生剧变，珊瑚消失并不意外。过去红藻曾经是非常重要的造礁物种，当珊瑚消失后，红藻再次铺天盖地掌管一切。
红藻吸引了众多的礁岩蛞蝓。
幽灵水母被数量众多的礁岩蛞蝓吸引到礁石区来觅食，那么它是怎么捕捉到这些灵活的生物呢?
在幽灵水母身体的下方有一些钟型口器。这些口器悬挂在能够伸缩的触手下，触手伸长时能探到礁石缝隙里寻找食物。不过，这个口器不只用来进食，它的边缘还镶嵌了一圈眼睛一样的器官，用来四处搜寻猎物，把口器从正上方对准猎物(图4)。
幽灵水母捕食的只是礁岩蛞蝓的幼体，而捕食别人的幼体通常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尤其是幽灵水母只不过是一团手无寸铁的漂浮物，根本毫无防御能力。
每当幽灵水母捕食礁岩蛞蝓幼体时，成体的礁岩蛞蝓马上展开反击。
礁岩蛞蝓能够长到3米长，重达1吨以上。跟他们的祖先海蛞蝓一样，礁岩蛞蝓也是肉食动物，它看起来制服幽灵水母轻而易举。
不过幽灵水母是有备而来的。
幽灵水母带了一群保镖，它们遭到攻击时，这群保镖便会蜂拥而上，誓死抵抗。
它们不断地螫咬礁岩蛞蝓，迫使礁岩蛞蝓放弃眼前的食物，帮助幽灵水母逃过劫难。
幽灵水母的随身保镖叫细腿海蛛，长约1米，它们寄生在幽灵水母身上的钟型洞穴里，幽灵水母将捕捉到的食物经由管道送进这些洞穴，让它们分享。
在这个拥挤的浅海中，拥有紧密的伙伴关系，交换彼此的需求，向来都是聪明的求生法门。
幽灵水母用食物换来了保镖的随身保护，但有一种威胁它却无可奈何，那就是巨大的风暴。
狂风呼啸着卷起滔天大浪，漂浮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的幽灵水母看起来很无助。它唯一能做的就是降低它的风帆，等待风暴平息。但巨浪和狂风时常把它们撕成碎片。
这架复杂的航海机器看似末日到了，但只要碎片中有一片仍然拥有全部的功能，这个碎片就可以重新长成幽灵水母。
所以风暴并没有摧毁幽灵水母，反而帮助繁殖出更多的幽灵水母。
南极世界
一亿年后的世界，有一片充满生机的巨大雨林。这片森林覆盖着曾经被称为南极大陆的土地。
今天，南极大陆被掩盖在厚达数千米的冰层底下。
一亿年后，南极大陆已经远离南极点，向北移动到达一个更温暖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南极大陆始终维持封闭的环境。因此各种生物抵达这块大陆的唯一办法就是靠长途传播。这意味着只有像鸟类或那些拥有小而轻的种子的植物才能够成功登陆，最终形成南极大陆极不寻常的生态系统。
鸟类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已经更加适应南方热带的环境。
振翅鸟是由今天在海面上漫游的
海燕演化形成的一个新的鸟类家族。
振翅鸟的体形很小，但却是敏捷的森林专家。它们演化出不同的品种，共同生活在这片热带雨林中。有些鸟利用长长的翅膀俯瞰森林，有些鸟利用宽广的翅膀邀游海岸，有些鸟的翅膀短而圆，可以在树林中快速穿梭飞行(图5)。不过，有些虫子已经演化得很大，大到捕虫鸟都无法对付。相反它可以吃掉鸟类。隼蝇就是这样的例子。
隼蝇是一种巨大的黄蜂。它有一双可在空中拦截并刺穿鸟类的前腿，一对用来咀嚼猎物的颚，以及一根带有剧毒的刺(图6)。
并不是所有鸟类都对巨大的隼蝇束手无策，喷火鸟是另一种拥有致命武器的振翅鸟。
喷火鸟发展出一套惊人的对抗猎食者的方法，它会从鼻孔喷出炙热的有害液体。
喷火鸟拥有双鼻，两个分隔的空腔各储存一种化学物质，当受到攻击时，它会将两种化学物质挤进鼻咽管中一个特别的反应腔。这两种化学物质立即发生剧烈反应，生成有害液体从鼻孔喷向来犯者。
喷火鸟的这种防御方式主要依赖雨林中的喷火树。喷火鸟从喷火树的花上吸取的不是花蜜，而是具有高度反应力的化学物质。两种化学物质不能共存于一朵花中，不然是会爆炸的。因此这种树发展出各有一种化学物质的雄花和雌花。喷火鸟轮流拜访这两种花时，这株植物的授粉已经完成(图7)。
这片雨林如同战场，动植物们必须彼此竞争来保持领先局面。演化的力量就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被发挥到极限。
高原世界
一亿年后，有一片高原绵延数千公里，高原上有海拔超过12000米的山峰，比今天的喜马拉雅山还高。
(8)翱翔在高原的蓝色巨鸟
这是因为澳洲大陆在往北飘移的途中撞上现在的东亚，接着，又撞上北美洲和亚洲北部，将这片高原继续推高。
高原上空气稀薄，气候异常寒冷，冰雪终年覆盖着山头。对生物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
然而，有一种鸟每年都会迁徙到这片高原，它们就是翼展足有3米长的巨大的蓝色追风鸟(图8)。
蓝色追风鸟在南方的低地度过寒冬。到了夏天，它飞行数千公里重又来到这个环境恶劣的高原上繁育后代。
蓝色追风鸟有两对翅膀。因为它大部分时间都在空中飞翔，很少像现在的鸟类一样使用双腿行走。它的双腿已转变成飞行器。当它只使用一对翅膀也就是它的前翼飞行时，就跟现在的鸟一样。而当它将同样长有羽毛的双腿前后摆动时，双腿就变成了另一对翅膀，能够轻易地飞得更快更远。
蓝色追风鸟拥有鹤一般的长脖子，脖子两侧长有一对称为头翼的小翼，在飞行时帮助支撑头部。
飞到山顶，蓝色追风鸟遇到了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靠的是它羽毛的颜色。
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鸟类依靠特殊的羽毛反射紫外光，使得蓝色追风鸟的羽毛呈现出奇特的荧光蓝色。高海拔地区的紫外光很强，这对它是个威胁也是个机会。
蓝色追风鸟羽毛的颜色是用来保护它们避免紫外线伤害的，如果没有这项特殊的功能，它们会遭受到紫外线的严重伤害。
蓝色追风鸟羽毛的颜色还带给它另一个好处：能够以不同方式反射紫外光，蓝色追风鸟可以通过辨别同类中不同个体反射的紫外光来相互沟通。
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加上带来严重伤害的紫外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似乎不太容易养育下一代，蓝色追风鸟为何偏偏选择这片高原呢?
一面巨大的蜘蛛网横跨在30米宽的深谷中。
在高原的各条深谷里都有上百个由银蜘蛛结成的巨大的网。这些蜘蛛凭借反射紫外光来保护自己，因此它们看起来是银色的(图9)。
跟现在那些用来捕虫的蜘蛛网不同，银蜘蛛结的大网是用来捕捉草树种子的。
草树从竹子演化而来。每年夏天有几个星期，草树的种子会飞满天空，如同现在的蒲公英。
在夏天，银蜘蛛一天可以收集多达10万颗种子，收集起来的种子被运送到岩石壁上的裂缝里储藏。
除了银蜘蛛，岩壁裂缝里还生活着一种小型的生性害羞的啮齿动物：波格鼠。
一亿年后，大部分哺乳类动物都灭绝了，仅存一些由社会性鼠类演化而来的小型的啮齿类动物。波格鼠是最后一种哺乳类动物。
波格鼠终生生活在幽暗的洞穴里，靠银蜘蛛照顾。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银蜘蛛似乎对波格鼠完全不理不睬。波格鼠躲在阴暗中，依靠偷吃银蜘蛛收集来的种子生存(图10)。
既然收集种子那么辛苦，银蜘蛛怎么会放任波格鼠把种子偷走呢?
事实上，银蜘蛛是在用这些种子来豢养波格鼠，然后把波格鼠当成食物。
波格鼠的生殖能力很强，它们生出的许多幼鼠成为银蜘蛛的食粮。
波格鼠是银蜘蛛唯一的食物来源。银蜘蛛收集大量的草树种子，波格鼠则将草树种子转化成血肉供蜘蛛食用。
但豢养波格鼠还有另一个更隐秘的目的：那就是蛛后。
蛛后以波格鼠的血为食，以增加体内的雌性荷尔蒙来活化自己的生殖系统。
数量众多的银蜘蛛是蓝色追风鸟的丰盛大餐，也是它们从大老远的地方飞来这片高原繁殖后代的原因。这里有充足的食物，没有天敌，是蓝色追风鸟生儿育女的理想天堂。
然而，未来的地球将进入一个火山活动渐趋剧烈的时期，火山喷出的大量硫让大气和海洋酸化，造成地球生命的大灭绝。到那时，食物链瓦解，整个生态系统崩溃，生命犹如风中残烛般飘摇。
演化经济学 篇6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技术变迁,技术创新
演化一词译自英文单词“Evolution”, 国内也有译作进化、天演等。我国著名科技哲学专家吕乃基 (2009) 指出演化不是进化, 演化不仅包括进化还包括退化, 这里的退化不是消极和被动的, 而是演化不可或缺的部分[1]。当通过“创新”这一名词把多个学科比如经济学、管理学、生物学、组织行为学等之间类似但是不同的范畴联接起来时, 就会将这几种不同的知识体系进行交互, 围绕着“创新”产生新的语义, 从而为创新研究产生新的方法论, 乃至突破、加快创新研究进展。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 本质是概念性的。因此来自于其他学科的隐喻为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些新生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该隐喻路线用于技术变迁一般过程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关于S曲线的隐喻;二是进化生物学隐喻;三是复杂系统演化的隐喻。
一、基于S型增长曲线的隐喻
( 一) S型增长曲线的缘起
一般认为, S型增长曲线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 (Gabriel Tarde) 提出, 他在《模仿律》一书中描述了关于新思想的采纳率与时间的关系, 即:新思想起初进展较慢, 接下来以急速和匀加速扩散, 然后发展趋于减慢, 直至最后停止[2]。在塔尔德之后, S曲线被引申到许多领域, 如生态学中关于人口增长速度与密度的关系、城市化率和时间的关系等。在经济管理领域, 毋庸置疑,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应用S曲线众所周知最成功的例子。
S曲线现如今成为技术管理的重要方法和手段。Foster (1986) 利用S曲线解释一个通用的现象:根本性的技术创新通常由新进入者研发及引进, 而不是由当前产业的渐进技术领先者所为, 他认为技术领先者趋于强化成熟技术而未能及时发现利用新的、颠覆性的技术, 因此导致其丧失该产业的主导地位[3]。
但是S曲线有很多缺陷, 比如不能判断何时到达技术极限、决定技术命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无法进行新技术预言以及难以处理新技术和成熟技术等。
( 二) A—U模型
在技术变迁领域厄特巴克 (Utterback) 利用S曲线提出他与合作者埃伯纳西 (Abernathy) 共同命名的工业创新动态模型A—U模型[4]。在该模型中, 他将创新分为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 而将产品周期分为流动阶段、转换阶段和特性阶段。在流动阶段, 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均处于上升趋势, 但是产品创新比工艺创新更强;在转换阶段, 产品创新逐渐减少, 而工艺创新持续增加直至超越产品创新, 创新活动步入主导设计阶段;在特性阶段, 工艺创新多于产品创新, 主导设计使得产品设计、生产程序和工艺标准化。
A-U创新模型解释了产业发展与创新模式之间的演化关系, 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然而该创新模型没有考虑到行业以及国家的差异性, 当产品生命周期较长时, 产品的变化较小, 创新活动侧重于工艺创新, 则不能使用该模型来进行解释;同时, 该模型在对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中以技术转移等方式开始的创新活动进行解释时, 也不能反映该产业发展演变规律。因此, A-U模型适合于反映发达国家以原创性技术活动推动的、产品相对比较单一的产业演化规律。
( 三) 逆A—U模型
A—U模型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原始创新为主的背景下提出的, 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开始的创新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 逆A—U模型被提出[5]。该模型与A—U模型观点相悖, 认为工艺创新先于产品创新处于优势地位, 然后产品创新才扭转情势超越工艺创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 在技术创新方面积累较少, 初期只能以引进技术为主, 生产标准化、无差异化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吸收、消化技术, 以此为基础开展渐进性创新乃至突破性创新, 此时产品创新被不断激发直至逐步超越工艺创新, 进入产业稳定发展阶段。
( 四) 技术范式与技术轨道
Dosi (1982) 通过与库恩 (Kuhh) 科学范式 ( 科学研究程序) 相类比, 提出“技术范式” ( 技术研究程序) 的概念, 将技术范式定义为基于自然科学和材料科学引申出来的一种解决技术问题的模型和模式。而技术轨道是在技术范式的基础上解决一般问题活动的模式。技术轨道是由范式决定的“一般”问题解决活动, 可以看作是由相关范式定义的技术变量中的多个均衡的移动。技术进步可以定义为这些均衡的提高。技术轨道包括一系列的可能技术方向, 其外部边界由技术范式自身本质确定[6]。
将技术轨道理论用于解释不发达国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优势”以及应用于技术跟随和技术超越等领域问题是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基于生物进化理论隐喻
基于S曲线的技术创新演化还基本停留在线性思维层次, 而通过隐喻进化生物学的诸如竞争、选择、淘汰、突变等概念, 催生了演化经济学的形成, 一些崭新的演化分析方法如自组织理论、复杂系统、演化博弈等对于技术创新这类不能由主流经济学所解释的现象进行解释。在技术系统中有无数个我们熟知的类似于生物进化的现象。大量不同的变种 ( 产品或技术等) 被投入环境 ( 市场) 中, 经过其他竞争者或环境 ( 竞争对手、市场、顾客) 等的严格选择。幸存者被保留下来并通过种群被复制、扩散, 并逐渐成为优势种群[7]。技术系统中还有大量诸如此类的类比、映射, 但是将整个生物进化全盘隐喻为技术进化的不可取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技术创新演化是具有拉马克式的特征, 这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却被认为是异端。纳尔逊和温特被认为是熊彼特主义的回归的同时, 还创造性借用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自然选择”的基本思想以及西蒙“有限理性”学说, 形成了演化经济学独具一派的“新熊彼特主义学派”。
纳尔逊和温特的研究中突出了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演进的历史过程的思想。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学说主要是考察经济变迁, 不是将技术变迁一般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因此, 他们对技术变迁一般过程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具体。乔治 ˙ 巴萨拉 (George Basalla) 在其专著《技术发展简史》中构建技术发展的进化假说, 他同样隐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以人工制品作为研究基本单位, 技术进化的结果是人工制品的多样性, 新人工制品是旧人工制品的继承和发展, 类似于生物界的遗传、变异和选择等进化现象[8]。齐曼 (2002) 同样以人工制品作为基因类似物构建基于生物进化论的技术变迁过程, 他认为新奇的人工制品以新物种的变异和选择一样的方式涌现, 技术的变化如同基因那样发生变化, 社会环境以拉马克式或达尔文式对技术基因的变化起选择作用[9]。
三、基于复杂系统演化的隐喻
复杂系统是由大量的以非线性关系联接的模块组成, 除了具有层级性、可分解性及快速演化[10]的特点之外, 还具有突发特性[11]。美国技术史专家休斯 (Hughes) 认为:“技术系统包含着那些混乱的、复杂的、解决问题的成份, 他们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 也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因此, 可以说技术系统是一种复杂系统, 可以用复杂系统的思维来研究技术系统
复杂系统是模块的集合, 而系统架构是复杂系统中模块间组合的方式。系统架构会影响复杂系统的结构、功能等, 因此系统架构理论有助于复杂系统的设计和管理, 并且架构理论通过形成主导设计影响复杂系统的演化[12]。架构理论目前不仅应用于产品领域, 在组织、产业等层次的架构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Henderson和Clark (1990) 最早提出架构创新的理念[13]。他们认为对于创新传统分类方式 ( 即将创新分为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 是不完全的且易引起误导。他提出了架构创新, 即不改变产品的部件而改变部件联接方式的创新方式。他们将创新通过两种维度进行分类。纵向维度基于产品组件 ( 模块) 之间联接方式的创新, 而横向基于组件内部的创新。因此, 创新将被分别被归为四种方式:渐进性创新、模块创新、架构创新以及突破性创新。突破性创新建立一种新的主导设计, 在新的架构中组件联接的核心设计理念。渐进性创新是在原有的设计基础上的加强和拓展。模块创新是个体模块的发展和进化, 但是核心设计理念以及模块间的联接方式未曾改变。架构创新改变模块间联接方式但是核心设计理念没有改变。
演化经济学 篇7
一、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演化经济学不断发展壮大, 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被许多人认为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抗衡的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是完全理性的, 偏好不变, 技术和制度给定, 采用最大化和均衡分析方法, 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最大化行为 (这一假设本身暗含了完全理性) 和均衡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演化经济学则具有如下特征:假设有限理性, 基于群体的思考方法, 重视新奇, 认为历史重要, 采用有机系统观。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体系可分为三层 (图1) :最外层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条件”, 第二层为创新体系, 最内层为生产—消费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只关注最内层, 而不考虑其他。演化经济学则认为生产体系是与整个创新系统互动的, 而这两者又受历史条件的影响, 同时又塑造着新的历史。图中的双向箭头表示着系统的不同部分、不同层级之间的互动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基本假设、分析方法和主要内容上的差别, 导致了它们经济政策上的不同主张。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是基于因市场不完全导致的市场失灵理论, 但演化经济学认为, 市场不完善是普遍存在的, 它是驱动变革所必需的。因此围绕市场失灵并以其作为参考点的核心观点拟定经济问题的分析框架, 通常意义不大。演化经济学的政策观遵循如下原理。
最小限度打乱原理。演化经济学重视时间的不可逆性, 强调历史是重要的。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历史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类型。这种异质性意味着政策应该是情境特定的, 所以, 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本国或本地区历史遗留的社会规范、文化传统, 而不能照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策。但重视历史并不意味着“锁定”或政府可以无所作为, 在新的情势和环境下, 它们必须要经受人类能动作用的改变,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对过去经验的理解和创造性转变。
不确定性与意外原理。不确定性使得政府不可能为经济发展设计一条最优的路径。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目标是纠正市场失灵, 使之接近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下的帕累托最优情形。但演化经济学认为, 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环境和政策结果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无法排除的。一项政策出台后, 受其影响者会采取应对行为, 这些行为及其结果都可能与政策最初预期不一致。所以, 演化经济学主张经济政策需要具有模糊性, 从而给行为人的创造性行为留有空间。
创造力原理。演化经济学采用个体群思考方法, 重视异质性, 强调新奇的创生。这意味着政策不能搞一刀切, 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个体的差异, 要容忍异端, 充分发挥个体和地方的积极性, 允许多样化的制度试验。
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主张。演化经济学强调制度之间存在互补和互动的关系, 认为应该放弃对最优制度或核心制度的追求。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协调和促进不同制度、组织 (政府、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 之间的学习、互动和适应, 从而促进创新的产生和扩散。
系统政策观。演化经济学认为, 经济是一个系统, 经济政策必须与自然环境、政治体制、文化传统、非正式制度等协调一致。因此, 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政策的市场失灵观, 演化经济学强调的是系统失灵。
试验和政策学习原理。演化经济学认为, 政策不能依赖专家的理性设计或领导个人权威, 而是强调多样性的创造活动, 即允许行为主体进行试验, 这也就表明了政策学习的重要性。
二、演化经济视角下国内光伏产业政策比较及其缺陷
(一) 国内光伏产业政策比较
太阳能光伏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 世界各国都出台政策予以引导和扶持。大致而言, 国际上促进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主要有如下几类:一是资金投入;二是税收优惠;三是政府采购。我国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光伏产业发展的政策, 如《关于加快推进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的实施意见》《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等。在国家的引导下, 各地区也纷纷出台政策支持本地区光伏产业发展, 典型的如江苏、河北、浙江、上海、江西、山东、北京等地, 均通过制定规划和相关政策支持当地光伏产业发展。辽宁也将光伏产业纳入重点发展领域, 2011年出台《关于对太阳能光伏发电实行财政补贴的实施意见》, 决定设立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财政补贴资金, 专项用于扶持“十二五”期间太阳能光伏发电产表1业发我展国部。分各地地区区光伏主产要业政政策策比内较容见表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地区有关政策文件整理
(二) 国内光伏产业政策的缺陷
中国及各地区的光伏产业政策与国外的政策有很大的相似性, 但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国外的政策完善和具体。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看, 国内光伏产业政策主要存在如下的缺陷。
1. 各地区政策明显趋同。
各地区光伏产业发展水平不一样, 在光伏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实力也不一样, 各自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软环境也显著不同。比如, 江苏、上海等和江西、青海, 再如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和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 其经济结构、产业基础、科技实力、文化习俗、思想认识等方面差异显著。但这些地区的光伏产业政策并未充分考虑各自条件的不同, 政策着力点有很大雷同, 导致各地区之间不能形成良好的分工合作, 反而造成低水平重复竞争。这与演化经济学重视地方发展的独特历史条件, 强调政策是情境相关的主张相悖。
2. 忽略创新体系的培育。
一份研究 (赵丽莉, 2011) 表明, 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用于投资阶段、生产阶段、消费阶段的分别为28.23%、22.58%、41.12%, 而研发阶段的政策工具仅占8.07%。对光伏产业研发阶段的相应政策少, 应用的政策工具类型也有限, 没有从创新系统的整体角度去采取政策, 如忽略了创新系统中的教育科研机构、技术传播和转移机构等。这与演化经济学重视质量型的政策相违背。
3. 忽视政策的系统性。
促进光伏产业发展的政策, 一些是地方性的, 而另一些必须由国家制定和推行, 比如《电力法》的修订。我国的“光伏屋顶计划”涉及的并网问题、第三方投资的介入均与《电力法》有关内容矛盾。这反映出国家鼓励光伏发展的一些政策与已有的法规之间是不协调的。各地方制定的政策中, 大多只分别列出了补贴、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支持内容, 却没有将光伏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做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考虑, 忽略了各具体政策之间的关系、新政策与已有政策之间的关系、不同部门之间协调性等问题。
4. 忽视政策学习。
政策制定、完善、修改, 需要政策制定者与受影响者之间的反馈、交流、互动。一些地区常常是政策制定完就完成了任务, 对企业的宣传、培训不够, 不重视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 缺乏对政策实施过程的动态跟踪和评价。
5. 重视招商, 忽视本地综合能力的培育。
国内许多地区在发展光伏产业时都注重招商引资, 借助外力来发展, 而吸引的手段主要是靠一些土地、税收、劳动力等优惠政策。但是光伏产业本质上属于复杂的高技术产业, 要吸引外部资金, 需要有较强的本地能力, 如良好的教育体系、健全的要素 (资本、人才、技术等) 市场、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等, 这才是对光伏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持久吸引力的因素。
三、对辽宁光伏产业政策的启示
辽宁光伏产业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在某些环节有自己的优势。但对比其他地区, 辽宁的光伏产业扶持政策存在明显欠缺, 必须系统性地加强对光伏产业的支持。
(一) 制定专门的光伏产业发展规划
辽宁光伏产业仅有一些市级规划, 致使光伏产业的基础、材料、应用、产业化、市场开发步调不一致, 光伏市场发展缓慢。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而言, 政府起着一种选择机制的作用, 这种选择不仅体现在事后, 也体现在事前, 产业规划就是这种选择机制的一种体现。因此辽宁应制定光伏产业发展规划, 在全省选择合适地区进行全产业链布局, 而不能将光伏产业集中在锦州一地, 应鼓励多个地区进行多维度探索、试验。
(二) 加强光伏产业创新体系的培育
辽宁光伏产业政策中尤其缺乏对产业创新体系的考虑。辽宁光伏产业科技投入不足, 研究成果转化缓慢, 研发偏重单项技术突破, 缺乏综合解决方案, 大部分光伏企业创新能力差, 技术进步缓慢。但另一方面, 辽宁在多晶硅提纯这一光伏产业的源头技术方面又具有一定的优势。在人才方面, 个别学校开始培养光伏等新能源方面的人才, 但在高端人才的培养上却明显落后。所以, 辽宁必须对光伏产业创新体系有一个整体考虑, 从创新的生产、创新成果的转化与扩散、创新基础设施的完善、创新要素集聚与整合等方面, 弥补欠缺的环节, 促进创新体系内各部分之间的互动, 最终构建要素完整、结构合理、功能健全的创新体系。
(三) 对关键环节给予重点支持
辽宁省光伏产业链以单晶硅生产最强, 其他环节如多晶硅提纯、电池组件、生产装备等产业链环节规模较小, 造成整个产业体系不完整、不均衡, 难以形成内部良性循环的自增强态势。此外, 辽宁对于光伏产品的应用方面还没有相应的规划和政策支持。因此, 辽宁的政策不仅要关注光伏产业链中薄弱的生产环节, 还要支持光伏产品的普及应用。
(四) 重视对政策的跟踪、评价
各国的光伏产业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这也体现了政策的实验和学习性质。辽宁应根据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跟踪、评价、企业的反馈, 适时对政策进行修改、完善, 保证新政策与已有政策之间的协调、政策体系与产业发展过程的动态协调。
摘要：太阳能光伏产业作为新能源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大力支持。我国及许多地区也争相出台政策扶持光伏产业发展。但这些政策多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依据。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看, 这些政策还存在政策雷同、忽视创新体系、政策系统性不强、忽视地方能力培育等缺陷。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特征及其政策原理, 分析了国内光伏产业政策的不足, 最后针对辽宁光伏产业政策指出了改进方向。
演化经济学 篇8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 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 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 (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 , 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 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 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 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 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 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 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 “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 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 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 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 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 1943) 。显而易见, 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 (即工艺创新) , 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 (Schumpeter, 1934, 1943) 。熊彼特认为, 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 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 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 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 (Schumpeter, 1939) 。但是, 熊彼特同时也指出, 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 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 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 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 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 (Schumpeter, 1934) 。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 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 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 “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 (Schumpeter, 1934)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 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 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 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 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 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 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 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 或“想要战斗的冲动, 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 在创业原则上, 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 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 但是“并非无法解决, 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 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 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 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 “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 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 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 (Schumpeter, 1949/1989) 。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 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 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 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 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 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 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 (Schumpeter, 1947/1989) 。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 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 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 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 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 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 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 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 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 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Schumpeter, 1939) 。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 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 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 例如, 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 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 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 “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 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 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 ‘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 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 在熊彼特的观点中, 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 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 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 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 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 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 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 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 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 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 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 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 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 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 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 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 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 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 他忽视了持续学习 (小创新) 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 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 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 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 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 一些学者 (Posner, 1961;Hirsch, 1965;Vernon, 1966) 发现, 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 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 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 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 (SPRU) , 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 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 科学政策研究中心 (SPRU) 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 (Dosi和Soete, 1983; Fagerberg, 1988;Dosi, Pavitt和Soete, 1990) 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 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 (Pavitt, 1982; Soete, 1981, 1987) 。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 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应用研究大受欢迎, 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 (1962) 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 对于先驱者, 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 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 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 (Abramovitz, 1979, 1986, 1994) , Cornwall (1977) 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 (投资) 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 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 Kaldor (1981) 指出, 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 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 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 (或研发) 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 Fagerberg (1987) 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 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 “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 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 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 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 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 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 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 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 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 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 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 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 Mensch还指出, 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 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 随之整体增长放缓, 最终, 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 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 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 Clark和Soete (1982) 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 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 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 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 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 而是创新扩散, 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 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 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 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 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 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 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 持续时间长, 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 (Freeman, Clark和Soete, 1982) , 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 (1983, 1985) , 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 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 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 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 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 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 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 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 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 减缓经济增长。因此, Freeman等 (2001) 建议, 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 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 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 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 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 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 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 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 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 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 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 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 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 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 同时, 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 (Dosi, 1988) 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 (Kline和Rosenberg, 1986) , 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 (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 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 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 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 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 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 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 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 (Freeman, 1987) 。在实践层面, 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 确定和描述影响R&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 根据Freeman (1995) 的研究, 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 (1988, 1992) 。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 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 并且重点强调了R&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 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 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 (Lundvall, 1992) , 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 “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 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 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 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 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 按照Lundvall的观点, 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 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 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 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 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 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 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 有文化分歧的, 或是一个联邦结构, 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 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 Fagerberg (1995) 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 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 但是一些欧洲国家 (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 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 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 (Carlsson和Stankiewicz, 1991;Cooke等, 1997;Edquist, 1997) , 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 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 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 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 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 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 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 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 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 有时是国家的, 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 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 (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 , 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 将研究重点放在 (创新) 系统内各种代理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 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 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 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 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 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 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 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 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 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 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 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 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 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 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 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 (战略) 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 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 。最后, 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 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 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 “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 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 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 这个世界太复杂, 信息量过大, 人类的认知能力 (甚至大型计算机) 太有限。按照该观点, 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 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 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 (1963) 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 (1950) 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 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 (1982) 遵循Alchian的观点, 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 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 (或组织) 看作是相当“保守” (抵制变化) 的 (Nelson和Winter, 1982) 。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 (或“日常活动”) 。日常活动决定行为 (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 , 这是遗传的, 也是可选择的。不过, 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 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 (1963) 的观点, Nelson和Winter (1982) 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 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 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 (Nelson和Winter, 1982) 。
(二) 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 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 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 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 从退出 (创新) 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 (模仿) 。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 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 其中最典型的是R&D费用, 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 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D资金, 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 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 (新规则可以应用) 。因此, 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 他们假设, 大企业 (更具市场力量) 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 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 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 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 其中一个使用Solow (1957) 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 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 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 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 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 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 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 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 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 即使没有新的注入, 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 例如, Iwai (1984) , Conlisk (1989) , Metcalfe (1994, 1998) 和Andersen (2001) 等。
第四,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 Winter (1984) 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 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 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 (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 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 (小的, 适应性的) 转变。他提出, 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 (或知识) 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 (导致大量的加入者) 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 后者 (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 “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 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 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 (1996) 在Pasinetti (1981) 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 Possas等 (2001) 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 (1988) 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 (1994) 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 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 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 (1993, 1994) 强调了投资时机 (优质资本) 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 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 最后实现哪种结果 (被选择) 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包括初始条件) 。特别是如Arthur (1994) 所说, 收益增加时, 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D投资差异、干中学, 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 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 收益增加时, 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 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 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 即使收益递增, 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 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 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 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 如Andersen (1994) 的观点, 只要不存在变化, 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 (最优—次优) 的行为”。因此, 按照Andersen所说, 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 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 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 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 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 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 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 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 (尤其在美国) 并不受欢迎。但是, 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 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 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 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 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 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 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 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 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 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 (内生) 增长将会消失, 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 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 建立变化则“太弱”, 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 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 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 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 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 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 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 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 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 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 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 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 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出,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 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 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 规律性创新的作用, 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 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 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 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 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 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 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 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要：过去的几十年,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本文从技术竞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的演化三个方面回顾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 并以此为基础分别对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演化模型研究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谈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化 篇9
一、早期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研究国家财富增长的源泉时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同时, 他认为市场容量的大小决定着分工水平。而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悲观论者则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 出生率增长的速度会高于死亡率下降的速度, 因而会造成人口的爆炸性增长。而生育是人的本能, 生育率不会下降, 因此人均收入的上升只是暂时的, 长期内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会收敛到其静态的均衡水平, 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更悲观的理论认为由于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和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的存在, 报酬递减将最终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止。
经济学的发展进入古典经济学阶段后, 涌现出很多关于增长的新观点。马歇尔强调了企业的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熊彼特则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引起的, 而是由内部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实现“新组合”引起的, 这种新的组合意味着旧的生产方法因过时而被抛弃, 也就是所谓的“创造性破坏”。
总体上, 早期的增长理论尽管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但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 所以, 关于增长的证据十分零散, 不便于研究者进行总结。随着经济学中数学工具的应用趋向成熟, 对经济增长的研究逐步迈入现代阶段。
二、新古典现代增长理论
严格来讲,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拓者是哈罗德和多马, 但由于其模型中的生产函数的假定是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 使其结论中关于资本和劳动同时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很难实现, 只能是“刀刃上均衡”, 即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作用, 一旦经济偏离均衡状态将没有办法再自发回到均衡。尽管哈罗德-多马模型由于前提假设的局限性, 使得其结论和现实有一定的差距, 但哈罗德-多马模型标志着数理方法开始应用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 这是增长理论的第一次革命。
索洛 (Solow, 1956) 和斯旺 (Swan, 1956) 修正了要素不可替代这一假设, 各自独立地建立了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即索洛-斯旺模型, 也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于索洛模型的生产函数是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 使得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 长期的人均经济增长率为零, 总经济增长率等于人口增长率, 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于外生的技术进步。在索洛模型中, 储蓄率也是外生的, 储蓄率的变化只会改变经济的稳态水平, 对增长率没有影响。针对索洛模型中储蓄率外生的问题, 卡斯 (Cass, 1956) 和库普曼斯 (Koopmans, 1956) 将拉姆齐 (Ramesy, 1928) 的研究引入到新古典增长模型, 将储蓄率内生化, 建立了著名的RCK模型。但和索洛模型一样, RCK模型的增长率仍然取决于外生的技术进步。
在内生增长理论诞生之前, 也有一些研究试图解决新古典模型中技术进步外生的缺陷。Arrow (1962) 认为, 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 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经验提高生产率, 其他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生产率, 即非竞争的知识具有外部性。但在阿口增长率。Uzawa (1965) 通过构建包含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 内生化了技术进步, 认为, 只要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不递减的要素边际收益可以抵消物质生产部门递减的要素边际收益, 经济就能持续增长。但该模型中, 如果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不大于零, 经济同样不可能持续增长。这两项研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技术进步内生化的问题。
三、内生增长理论
以1986年罗默的文章发表为标志, 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阶段。Romer (1986) 及Lucas (1998) 的研究都试图解决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问题。研究解决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问题, 但二者在研究的切入点上存在差异。罗默在Arrow的基础上, 从技术溢出的角度考察了内生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罗默认为, 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知识具有溢出效应, 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也就是说, 技术变革是知识积累的结果, 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并且知识投资具有自然的外部效应, 知识不可能完全专利化和保密, 知识可以无限增长, 从而经济就可以持续增长。卢卡斯建立的两部门资本模型强调了劳动者脱离生产、从学校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产出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 他把人力资本区分为社会生产中的一般化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使对人力资本的分析更加具体化。
继卢卡斯和罗默之后, 很多学者在他们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内生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在早期的内生增长理论中,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引入技术进步理论。在增长的框架中加入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因素始于罗默 (1987, 1990) 。阿吉翁 (Aghion, 1992) 和霍伊特 (Howitt1992)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Grossman&Helpman, 1991) 也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模型沿袭熊彼特的思想, 认为技术进步来自有目的的R&D活动, 并通过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力获得报酬。如果思想没有出现耗尽趋势, 那么在长期, 经济就能保持正的增长率。然而, 增长率和创新活动的数量并不是帕累托最优, 因为存在新产品创新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扭曲。在这些框架中, 长期增长率依知识产权的保护, 以及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其他方面的管制。
尽管内生增长理论很好地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了, 它无法再预言条件收敛, 但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数据可以看出条件收敛是一条很强的经验规律。为了保持条件收敛的假说, 巴罗和萨拉-马丁 (Barro&Sala-i-Matin, 1997) 提出了技术扩散理论, 认为跟随者通过模仿来共享领先者的技术, 由于模仿比创新更廉价, 因此保留了条件收敛的假设。收敛是否存在是需要进行实证研究的, 在增长理论研究的早期, 由于数据缺乏, 很少进行经验研究。随着80年代Summers-Heston和Madison数据库的建立与完善, 同时受内生增长理论的启发, 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增长方面的经验研究。
四、经验研究
鲍莫尔 (Baumol, 1986) 收集整理16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至1978年的人均收入数据加以回归研究后认为:自1870年以来, 经济收敛现象在这些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 德隆 (De Long, 1988) 认为Baumol的选样有偏, 分析结果不能令人信服。真正将对收敛问题的经验研究推向高潮的是巴罗 (Barro, 1991) , 他采用跨国数据回归发现国家间的收敛是存在的, 但速度非常慢, 大约为每年2%。同时, 巴罗也说明了在美国的各州之间及日本的各县之间收敛是明显存在的。我国的学者也使用此框架分析中国的地区间的收敛问题, 沈坤荣、马俊 (2002) 认为, 中国存在着收敛俱乐部, 即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距呈发散趋势, 而地区内则呈现收敛性。
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的考察, 理清了增长理论的研究演化过程。从早期的缺乏统一的研究框架到新古典模型将现实的增长问题模型化, 使得问题的讨论可以在一个标准框架下进行。而增长模型的变迁本质上是经济系统的各变量不断内生化的过程, 通过重要变量的内生化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到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理论的发展必须经历实证的检验,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国家和地区之间是否收敛的问题。经验上对收敛是否存在尚有争论, 但正是这种争论推动着理论的不断进步。
摘要：鉴于经济增长对人类福祉的重要性,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梳理。从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入手, 引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题, 按照理论发展的时间脉络依次介绍了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模型及内生增长理论, 并对各种理论进行了评析。在介绍理论脉络的基础上, 总结有关经济增长经验研究的成果, 重点考察了收敛问题的经验研究。
关键词：经济增长,新古典理论,内生增长,经验研究
参考文献
[1]Arrow, Kenneth J.1962,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9, 155-173.
[2]Barro, Robert J.1991, “Eco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407-443.
[3]Baumol, William J.1986,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1072-1985.
[4]Lucas, R.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5]Ramsey, Frank, 192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Economic Journal, 38, 543-559.
[6]Romer, Paul M.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7]Solow, Robert M.195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 65-94.
[8]Swan, Trevor W.1956,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32, 334-361.
[9]Uzawa, Hirofumi.1965, “Optimal Technical Change in an Aggregativ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6, 18-31.
手机电商混沌演化 篇10
有数据显示，早在2005年，日本通过手机上网销售的产品金额达到1500亿日元，而通过手机上网完成的包括股票交易等在内的服务费则达到了880亿日元。这个数据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在的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手机电子商务的潜力还远未被发掘出来。因为不论从手机持有量还是收入增长速度来说，中国都远超日本。
国内企业对手机电子商务的热情早已显现。淘宝网在2008年2月份推出了手机版淘宝网。而在淘宝之前，易趣与TOM合作已经推出了其手机版网站。到现在，当当网、卓越网，京东网等大型电子商务网站都推出了手机电子商务业务。据淘宝网近期公布的数字，手机版淘宝网日访问量已经超过3000万，日交易笔数超过10万，市场已经初具规模。
当前手机电子商务产业链也已基本成型。这条产业链包括了企业、商家、电子商务提供商。电信运营商等主体在内的商务系统，还包括了起支持作用的终端厂商、金融及支付服务商、物流商和其它类型服务提供商。体系内的各个主体通过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进行交互联系，承担提供接口、应用和服务的角色。
但是目前这个市场还没有从培育期进入成熟期，还有众多不利于该市场发展的消极因素存在。
运营商之于手机电子商务，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运营商带领下，中国开始步入3G时代，手机电子商务也从概念走向实践。但是当前中国3G资费过高也限制了用户的手机上网能力，削弱了用户的手机购物需求。
而且运营商在手机电子商务的发展中还存在错位的问题。自2007年开始，中国移动部分省级子公司开始探索开展移动电子商务，其中广东移动率先推出了自己的移动电子商务平台——移动商城。后中国移动推出了e100移动商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网上商城也已宣布开业。这些商城与手机版的淘宝网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但是与淘宝网竞争，运营商在消费者认知度、物流能力甚至产业链能力上，都有不小的差距。目前移动商城在商品数、用户数、交易额等指标较之淘宝还相去甚远。
运营商应当把经营的重点放在提供增值服务方面。通过为淘宝网等传统电子商务网站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先培育起整个市场，然后利用提供手机积分、手机话费、专用账户以及手机银行等各种支付服务以及手机搜索等增值服务来获得盈利。况且用户上网购物还可以给运营商带来资费收入。
运营商还可以提供独特的产品来避开与淘宝网的竞争，例如通过提供手机应用程序等终端软件来获利。根本上说，运营商应当着眼整体，立足长远，而不是斤斤计较眼前的利益。
成熟的手机电子商务市场应当是一个分工明确、竞争有序的市场，而不是现在这样重复建设、零和博弈的市场。预计将来手机电子商务的版图还会进一步的调整。
业内观点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张周平：传统电子商务模式已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融合“全网”概念韵电子商务模式，或将成为中小企业开展移动电子商务的解决方案之一。当然新的电子商务模式需要从电信运营商、电子商务技术提供商，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和众多中小企业的积极参与和全面融入。
演化经济学 篇11
城市蔓延是一种过度的城市空间增长形式, 在空间形态上出现大量浪费资源的现象。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该都市圈呈现核心城市高度规模集聚态势, 自2005年以来京津冀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并未得到明显改善, 城市规模处于无序发展中。京津与河北省各地级市的城乡结合部对核心城区在社会服务和就业等方面的依赖持续加深, 区划过多, 投资分散。同时, 京津两市极化效应强烈而渗透效应不足, 城市蔓延现象凸显。
1 构建都市圈城市蔓延的经济学模型
1.1 模型理论基础
西方城市经济学发端于Alonso (1964) 竞租模型及其建立的单中心城市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解释了区位级差地租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但该理论缺陷在于其静态假设前提, 将住房及城市空间视作匀质性, 无法描述都市圈的多中心城市结构。
现实世界的城市增长是一个渐进过程, 特别是都市圈内土地利用密度取决于城市土地开发的经济状况, 都市圈空间呈现出随时空维度演化的趋势, 这是静态理论模型无法充分描述的。因此城市经济学家将研究的重点转到城市发展中的城市地租和土地价值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需求和供给的变动。张京祥等 (2008) 建立Urban Regime模型, 从制度演化角度分析中国城市蔓延问题;土地制度改革与交通设施建设对城市蔓延的影响则引起了刘卫东等 (2010) 学者的关注, Dispasquale和Wheaton (1996) 认为城市边缘随着时间变化扩张时, 城市内部的资本转化率会上升。上述研究都揭示了城市增长预期对土地价值的影响, 这为研究城市蔓延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动态分析框架。
1.2 构建模型
假设某城市区域坐落于均匀分布的地区平面上, 只存在两个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 非农业部门活动集中在城市, 农业部门生产分布在农村。就业机会都集中在位于城市中心区域, 城市居民均居住在城市外围, 需要交通工具运送到市中心。交通网络在空间内均匀分布, 城市居民从居住地到上班地点总交通费用和交通距离唯一有关。居民收入、消费倾向和效用函数等对所有城市居住者一致。
土地的不可流动性与分散分布是经济活动分散力的源泉。假设城市土地在不同家庭间实施分配, 家庭通过住宅区位的选择实现效用最大化, 假设效用函数E (T, A) 表示居民家庭效用w, A代表家庭住宅占地面积, 居民可支配收入为R, 居民住宅到上班地点交通距离为S, 单位交通成本为c, 单位土地租金水平为g, 住宅之外的集合商品为B, 则有:B=R-g A-c S (1)
为使居民家庭效用最大化, 取必要条件:
公式 (2) 可转化为:
为进一步测度居住者家庭效用, 厘清土地价格变化与其它变量的变动关系, 以S为参数对公式 (2) 加以全微分运算:
式 (4) 代入式 (5) 可得:
从公式 (6) 可以看出, 城市空间增长在远离中心区的过程中存在租金水平下降的趋势, 交通成本也影响城市蔓延的范围, 城市居民在交通成本与租金水平选择上的一般均衡将决定住宅区的分布密度。
中国土地采取国有化策略, 土地所有权归政府管理, 政府的目标函数极大值是土地收益 (租金收入) 最大化, 假设土地开发强度不随时间变化, I1、I2分别是都市圈土地开发前后的土地总收益, r代表开发土地所需资金的利率, V代表开发土地总成本, z表示土地区块, t设为时间, T表示土地开发周期, 目标函数定义为:
目标函数Q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
进一步转换可得:g (T, z, c) =gβ+r V (9)
公式 (12) 表明都市圈土地地租与农业土地地租、土地开发成本之间存在线性加总关系, 政府的规制行为将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用地, 城市蔓延得以实现。r V是资本表现, 随经济形势变动而发生波动, 在中国当前背景下, r V波动幅度要明显强于gβ (农业土地地租) , 可见相对较低的现实农业土地租金间接推动了城市蔓延。公式 (9) 明确了经济发展与城市蔓延间的直接联系, 在都市圈内采取土地调控时经常遇到的土地价格与土地开发成本矛盾性螺旋上升问题也在此公式中显露无疑, 该公式同时隐含了由交通拓展及人口上涨所带来的城市空间增长的差异性。
如果进一步考虑都市圈边界的可扩张性和变动性影响, 则可在公式 (9) 中引入可变交通成本变量, 设t时刻都市圈中心到边界距离θt, l为当前区位与中心的距离, c为交通成本, 公式 (12) 变为:φt (l) =gβ+V+c (θt-l) (10)
在t时刻, 都市圈中心到边缘一区块的交通费用现值是cθtr-1, 从t=0起, 城市边界以速率π连续扩张, 那么从t时刻起, 交通费用现值为:
结合公式 (11) 推导出区位l的土地价格为 (l<gβ, r>
公式 (13) 说明交通费用的上涨必然带动区位租金浮动变化, 城市土地价格受农业土地价值、开发成本、区位土地租金、增长溢价因素影响。随着都市圈建设规模与行政区划的扩大 (π>0) , 在考虑不同区块的情况下, 边缘区块土地租金较低, 其价格租金比就会相对提高。不难发现, 随着都市圈城市边缘的接近, 城市土地价格增长的幅度越大, 土地升值的增加幅度也越高, 城市蔓延速度的变化明显影响了城市土地价格的变化, 蔓延速度 (π) 与升幅度呈同向正比关系。
1.3 异速生长特性分析
从公式 (6) 出发, 以An表示城市城区整体面积的某种测度 (n=1, 2, 3, …, i) , 使用微分方程描述一维空间假设模型系统要素之间的时空关系:根据Bertalanffy (1967) 的已有成果[13], 可以推导出异速生长方程 (7) , 其中kn、km为相对增长系数, knm为异速生长系数:
knm=kn/km, 利用链式法则对方程 (7) 进行求解变换, 可得:
该积分方程解为:
公式 (16) 反映了城市系统蔓延演化的广义分形性质, knm实质是城市蔓延异速生长的维数。如果将An视作城市面积, 将Am视作居住者数量, 那么公式 (16) 就将表征城市空间增长的异速生长定律——“城区人口—城区面积”的异速生长关系:城区面积与城市人口间存在标度指数关系, 同理也可证明交通距离等要素与城市蔓延的关系。异速生长关系是联系城市个体与都市圈、空间结构与等级结构的数理桥梁, 这表明公式 (6) 的关联性可以扩展到都市圈范围, 充分体现了假设模型的动态演化特征。
综上所述, 在其他要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城市人口增长与城市蔓延范围呈正比变化, 表现出异速生长关系, 在任何给定的到都市圈中心的距离上, 较大城市的建筑、人口密度以及土地租金水平更高;其次, 都市圈内部农业土地租金增加可能会引发都市圈整体范围内的“塌缩”现象, 即都市圈边缘产生农业土地租金差异, 外部租金低, 蔓延边界向外拓展, 同时内部租金高, 政府对此区域的城市土地开发不经济, 开始向内收缩, 这样就形成了中心城建设活动内缩与都市圈整体外扩并存的塌缩现象, 此现象将造成城市效用水平降低, 城市土地租金水平上升, 这一点在今后的农业土地政策调整中应予以高度重视;再次, 交通设施的建设对城市蔓延有推动作用, 但推动作用的效度与最终的交通出行成本相关。交通成本的降低在边缘区域增加了其单位土地租金和结构密度, 运能载荷作为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 无疑将提升城市蔓延速度, 因此交通设施的兴建与改善必须注意与整个城市规划的配套衔接, 以抑制蔓延负面效应的显现。
2 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城市土地地租与农业土地地租、土地开发成本之间的线性加总关系是都市圈城市蔓延的推动因素之一, 人口增长与城区面积存在异速生长关系。城市蔓延速度的变化明显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变化, 城市土地价格又受农业土地价值、开发成本、区位土地租金、增长溢价等因素影响, 所设计的经济学模型能较合理的描述并分析现实都市圈城市蔓延问题。该模型也表明, 针对京津冀等大型都市圈的城市蔓延问题, 所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应是侧重城市系统要素及资源配置层面的, 减少城市系统物质的负面输出, 关注中心城区与新城协调关系。
摘要：都市圈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日已呈现出蔓延现象。蔓延现象由多种因素推动形成, 用城市经济学观点建立动态模型, 分析都市圈城市蔓延的演化复杂性, 辨析出都市圈城市蔓延的经济学因素, 研究了都市圈蔓延过程的异速生长特性。
关键词：都市圈,城市蔓延,演化,异速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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