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演化（精选12篇）
企业演化 篇1
企业在既有事业范围内保持必要的成长速度与成长率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跟随所在产业的成长而成长;二是所在产业的成长率减缓或停滞时, 通过竞争取得更大的市场占有率, 以此维持成长。那么, 面对产业的动态演进和不断变化, 面对产业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企业如何准确判断产业环境, 采取何种措施适应产业环境, 如何超越产业环境束缚?为此, 本文在充分借鉴已有的企业成长及成长模式选择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应用演进经济学的观点, 在产业演进过程中为企业寻找符合自身的成长模式。
一、基于演化理论的企业组织选择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 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反思。正因为如此, 20世纪80年代以来, 演化论在经济理论的危机中被引入。博尔丁1981年出版了《演化经济学》, 尼尔森和温特汇集他们多年研究之成果, 于1982年出版了目前已成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进入90年代, 演化经济学成为一种潮流, 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演化经济学已成为20世纪末在社会科学中最重要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之一。
20世纪的后20年, 随着企业组织面临的经济环境日益复杂化、动态化, 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有关企业组织演化机制理论的研究逐渐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于是从演化的角度分析企业组织动态变化的特征, 给有关企业成长、企业组织演进、企业组织形式的选择、企业战略选择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成为先进企业组织理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归纳这些基于演进的企业组织理论, 可以发现, 现代企业组织演化理论主要有以下观点:
1. 企业组织形式演化的生态性。
现代西方组织形式演化理论将自然界物种进化的法则、特征和规律用于分析企业组织演化的过程。他们认为, 企业组织的演化规律和自然界物种进化过程所呈现出的规律几乎是相同的。企业组织的演化由两个基本的要素决定:第一, 企业组织自身存在着演化变异的“因子”, 即企业总是为了自身的组织目标, 不断地由低向高变革着自己的内在需求;第二, 环境的变化同样存在着变化的特征, 环境变迁会对企业组织变革施加影响, 每一次企业组织变革中都可以说映射着环境变迁的烙印, 环境变迁与企业组织变迁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关系。
2. 企业组织形式演化的动态调整性。
企业被看作是由利润推动, 并寻求某种途径去增加利润的一种组织形态。企业经营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 有限理性使企业的决策不可能是最优的, 企业对自己选择的方案感到满意即可, 企业的发展前景不可能被完全预测到。企业的经营环境是随机的, 不可能被完全预测, 只能根据目前的市场环境和企业状态进行选择, 改变不合适的组织形式, 修正或发展新的组织形式。选择的结果是, 赢利的企业繁荣发展, 不赢利的企业淘汰出局。而选择后企业状态又是下一个选择的状态变量, 企业的状态又是由企业组织既往状态决定的, 企业的演化过程是一个马尔克夫过程。
3. 企业组织形式的演变和替代。
以经济学家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企业组织效率演化理论认为, 企业组织应该是一个有效率的组织, 市场对企业组织自然选择的结果将使得更有效率的组织取代效率低下的组织。现存的所有制度安排都将被提升到最可能有效的那个位置。同样, 詹森和麦克林认为, 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成为一种主流的组织形态, 应该是组织效率动态演化的最好的历史标本。威廉姆森认为, 在市场竞争压力下, 有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会把无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驱逐出去。如果某种组织形式比其他组织形式更加有效率, 那么它自然会取代那种无效率的组织形式。他认为, U型组织被M型组织所替代, 主要原因就是M型组织被创造出来的目的, 就是要减少U型组织企业中经理人员的负担, 希望使得经理人员能够更加有效率地执行他们的管理职能。
4. 环境、资源、能力、惯例对企业组织形式演化的决定性影响。
如上所述, 基于演化的企业组织理论重视企业组织形式和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关系。不仅如此, 企业组织自身的能力、知识、资源状况也是决定企业组织形式演化的重要变量。企业行为具有内生性, 即企业的竞争行为或战略选择的依据是企业内在的知识和能力积累。它决定了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问题时竞争行为的多样性。在不确定性条件下, 所谓的最优行为策略是不存在的, 持续竞争优势和成长的实现取决于企业对未来的判断、预期和在已有的核心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战略选择, 这构成了企业之间创新性竞争的基础。企业需要不断重新构造组织优势的能力, 这种能力既依赖于企业管理层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把握, 又依赖于企业自身拥有的知识、能力、资源以及企业组织形式演进的历史路径。
综上所述, 基于演进的企业组织理论,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企业组织形式演化的动因,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组织理论中关于组织形式演化、组织形式动态选择方面的缺陷, 使得企业组织形式演化理论从整体上具有相当的逻辑性、系统性, 同时具备相当的实用性、操作性。本文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平台上, 利用演化的思想和企业组织形式演化分析的基本框架和手段, 论述产业动态演进中企业成长模式的适应性调整和优化选择问题。
二、产业演进中的企业成长战略特征
演化经济学的视角, 给解释现实世界中企业成长模式的多样性、动态性以及企业成长模式与产业、资源、环境的动态适应性等前沿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本文也正是利用这个工具, 将演进经济学的观点引入到企业成长模式的选择和调整的研究中, 分析随着产业动态演进中企业成长模式的适应性调整和优化选择问题。
产业演进理论对产业的动态变化进行分析和描述, 是产业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产业演进就是指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产业经济技术的变迁和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变化, 导致市场内需求的变化、产业内资源配置的变化、产业内市场供给的变化、产业内市场容量的变化, 从而又会引起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相应变化, 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 结果使得产业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 通常而言市场容量和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呈现先加速增加、后减速增加、最后下降的演化趋势。由此, 推测产业演进的大致规律是从产业生命周期这一原始概念引申而来的。某一产业要经历若干阶段———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一般使用一条连续平滑的、仅含一个或不含极大值的曲线来代表产业发展变动的长期趋势, 产业长期发展趋势一般规律的图形描述就是产业生命周期曲线。
在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动过程中, 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态势也将随之变化。产业所处的各生命周期阶段构成企业战略选择的外部产业环境。基于产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所面临的竞争态势, 企业的战略选择可以概括如下: (1) 导入期的战略特征。在这个阶段, 只有少数企业在市场上进行竞争, 需要投入大量的先驱成本, 市场前景还不明确, 因此, 企业的投资风险较大。企业应该加强市场调查和市场反馈研究, 及时改进产品, 慎重扩展。 (2) 成长期的战略特征。随着更多竞争企业的出现, 产业内竞争开始激化, 因此, 企业应该着力于产品质量和性能的提升, 成本的降低, 产品和企业形象的宣传, 营销推广的增强等。企业倾向于通过购并方式进行横向一体化, 快速扩大生产规模, 以期获取规模经济效应, 增加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及利润。 (3) 成熟期的战略特征。在这个阶段, 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市场空间增长潜力不大。增加市场份额很困难, 产品价格或者说生产成本将成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对成熟产业内企业来说, 市场营销的有效性是竞争成败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它的主要目标是维护产品和企业形象, 留住老顾客, 吸引新顾客。在这个阶段, 企业一般采用纵向一体化战略, 以期通过前向或后向的整合来增强本企业的竞争地位;或者采用加强型战略, 以期通过市场渗透、市场开发和产品开发等方式提高现有企业的竞争地位。 (4) 衰退期的战略特征。随着产业进入衰退阶段, 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逆转, 市场日益萎缩, 供给严重过剩, 由此迫使产业内的部分企业退出或者转移。在此期间, 企业一般采用防御性的收缩战略, 以此进行资产退出;或者采用进攻性的多元化经营战略, 以此进行资产转移。
总之, 随着产业演进, 在不同的产业周期阶段, 企业面临着不同的产业外部环境, 从而企业的战略选择不同。战略目标和外部环境的不同深刻影响着企业成长模式的选择。
三、产业演进和企业成长模式的选择
企业成长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从企业的经营结构上看, 企业成长模式主要分专业化成长和多元化成长, 其中多元化成长中按相关性又分为相关多元化、非相关多元化;从企业的成长手段上看, 分为内部积累式成长、外部并购 (联盟) 成长;从企业组织成长上看, 分为单一企业层级制度、公司+事业部制、集团公司制、跨行业集团公司。本文之所以这样划分, 主要是想说明随着产业演进, 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两者的变化, 在不同产业阶段管理体制和内部组织结构上两者有不同的组合, 本文选取的是有代表性的组合方案, 简单的定义为企业组织模式的成长。
1. 企业组织结构模式的选择。
组织结构对企业成长产生促进影响是以一定的环境条件和假设作为前提条件的。若组织结构能够适应环境条件, 有利于企业效率提高的时候, 将促进企业的成长。而当组织结构赖以成功的环境背景发生变化, 企业现有的组织结构不能够适应新的环境的要求, 将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和健康发展, 于是企业内外环境、企业成长的要求会一起促使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迁。然而, 组织和领导范式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经营理念、企业制度、管理规则和行为方式的总称, 它渗透在企业活动的每一个角落, 通过建立和明确界限, 对规范和控制企业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企业面临的产业环境和企业内部战略要求改变, 而使得原来优秀的范式不再适应新的条件, 而成为阻碍企业管理有效性的因素的时候, 必须对这些组织和领导范式做出动态的调整。管理学家巴克尔认为, 战略调整与范式转换有着直接的联系。简言之, 产业环境影响企业成长的战略, 企业战略的导向影响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选择。企业战略与企业成长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企业战略是由企业的各种目标与之构成的独特的模式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政策和计划。它们将明确企业现在与未来的经营领域以及企业现在与未来的类型。美国战略管理专家安索夫认为, 企业战略本质上是有一组对企业行为给予引导的决策准则。他认为企业战略管理有以下四个要素组成: (1) 产品与市场范围, 即企业战略应该首先明确企业现在的产品结构和市场范围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2) 竞争优势, 即选择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市场; (3) 协同效应, 即对有多元产品的生产企业, 应有一个共同的战略, 以便为它们所有的活动提供统一的目标, 并应寻找和挖掘企业在它的不同行业和不同经营领域之间的协同潜力, 追求企业成长过程中销售、经营、投资和管理方面协同作用最大化; (4) 成长向量, 即企业战略应包括对企业发展与成长方向的选择, 包括市场渗透、市场开发、产品开发与多元化经营等。
2. 企业内外部成长模式的选择。
企业在选择外部成长战略时, 必须全面考虑以上提出的行业、企业、环境制度这三方面因素, 并需要有个整体的决策模型, 来指导企业的战略抉择。一般来说, 企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是企业进行战略决策分析的二个基本维度, 但考虑到购并和战略联盟是企业之间的一种交易行为, 因此还应包括交易维度。由于企业的所有战略行为都是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调整, 本文认为, 在面对不同的外部环境特征的时候, 战略成长方式的选择是不同的, 为此本文把环境因素和外部制度放在一个维度———制度环境维度加以考察。在战略成长行为交易过程中不同的交易行为、不同的交易对象、不同的战略整合目标的交易特性不同, 具体表现在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交易的协同性和企业对交易的管理成本, 为此本文把这些影响战略路径选择的交易性质放在一个维度———交易维度。不同企业在实施自己的成长战略的时候所面临的问题不同, 自身的战略目标、资源状况和学习能力, 这些因素不仅影响着企业的战略成长能力, 更深深的影响着企业战略路径的选择, 为此本文把这些因素放在企业特征维度里加以考察。
3. 企业多元化与单一化成长模式的选择。
企业在面对多元化与专业化的选择时, 主要考虑的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而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生的根本是企业战略资产的特性。本文认为企业所拥有的战略资产是决定企业在产业中的竞争地位的根本, 战略资产决定了企业所面临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而追求最大利润的厂商必定会沿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道路去寻找适合自己的企业成长模式。
企业演化 篇2
关于太阳系的形成，一类认为太阳系是一次激烈的偶然突变而产生的，即灾变说观点;另一类则认为太阳系是有条不紊地逐渐演变成的，即演化说观点。
175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原理，提出一个太阳系形成的假说，认为太阳系中的太阳、行星和卫星等是由星云——一种稀薄的云雾状微粒物质逐渐演化形成的。17，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也提出了与康德类似的星云说，后人常把两者合起来，统称“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说”。这个假说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占统治地位。
星云说认为：恒星的形成是银河弥漫的原始星云的某一个球状碎片，在自身引力的作用下不断收缩，产生旋涡，旋涡使星云碎裂成大量碎片，每个碎片又逐渐转化为恒星。太阳就是其中之一，它也不断收缩、旋转，在长期的运动中形成原始太阳。周围的物体不断聚合、碰撞，越转越大，就形成了今天的八大行星。行星周围的物质，也是这样渐渐形成了卫星。这就是太阳系形成的一个主要假说。
唯心主义认为，地球和整个宇宙都是依神或上帝的意思创造出来的。18世纪爱尔兰一个大主教公开宣称：“地球是纪元前4010月23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9时整被上帝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远古的时候还没有天地，宇宙间只有一团气，在一万八千年前，有位盘古氏开天辟地，才有了日月星辰和大地。
康德和拉普拉斯他们认为太阳系是由一个庞大的旋转着的原始星云形成的。原始星云是由气体和固体微粒组成，它在自身引力作用下不断收缩。星云体中的大部分物质聚集成质量很大的原始太阳。
与此同时，环绕在原始太阳周围的稀疏物质微粒旋转的加快，便向原始太阳的赤道面集中，密度逐渐增大，在物质微粒间相互碰撞和吸引的作用下渐渐形成团快，大团快再吸引小团快就形成了行星。行星周围的物质按同样的过程形成了卫星。这就是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
关于地球和太阳系起源还有许多假说，如碰撞说、潮汐说、大爆炸宇宙说等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些假说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质疑，星云说又跃居统治地位。国内外的许多天文学家对地球和太阳系的起源不仅进行了一般理论上的定性分析，还定量地、较详细论述了行星的形成过程，他们都认为地球和太阳系的起源是原始星云演化的结果。
中国天文学家戴文赛认为，在50亿年之前，宇宙中有一个比太阳大几倍的大星云。这个大星云一方面在万有引力作用下逐渐收缩，另外在星云内部出现许多湍涡流。于是大星云逐渐碎裂为许多小星云，其中之一就是太阳系前身，称之为“原始星云”，也叫“太阳星云”。由于原始星云是在湍涡流中形成的，因此它一开始就不停地旋转。
原始星云在万有引力作用下继续收缩，同时旋转加快，形状变得越来越扁，逐渐在赤道面上形成一个“星云盘”。组成星云盘的物质可分为“土物质”、“水物质”、“气物质”。这些物质在万有引力作用下，又不断收缩和聚集，形成许多“星子”。星子又不断吸积、吞并，中心部分形成原始太阳，在原始太阳周围形成了“行星胎”。原始太阳和行星胎进一步演化，而形成太阳和九大行星，进而形成整个太阳系。
地球的形成
对地球起源和演化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始于十八世纪中叶，至今已经提出过多种学说。一般认为地球作为一个行星，起源于46亿年以前的原始太阳星云。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经历了吸积、碰撞这样一些共同的物理演化过程。
企业演化 篇3
关键词：创新驱动；民营企业；成长路径；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营企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学者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众多的学者对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转型、民营企业的成长模式、民营企业创新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王庆喜，2004；佟铃，2012；剧锦文，2013）。波特认为企业的发展成长应当立足于创新，由创新驱动，而不是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依靠大量的投资和消耗资源促使企业企业运转是不可靠的，企业必须通过创新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一、 理论与文献回顾
1912年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后，安蒂思·潘罗斯（1959）继承了熊彼特企业创新的思想，提出创新是一个内生性的变量，企业的成长是由企业的内在因素决定的，并提出了企业成长的内在动力机制问题。潘罗斯是第一个强调企业内部知识创造是企业增长源泉的西方经济学家。当代动态企业能力理论中的组织管理机制、知识创造理论和企业发展路径问题都可以在她的理论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答案。潘罗斯认为企业增长的动力是企业内部知识的增加，而知识的积累、整合和创造是企业创新的基础。
潘罗斯之后，对企业成长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国内学者运用企业成长理论开始对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各种问题进行研究，如民营企业的功能、民营企业家精神、民营企业内外情景等。韵江（2006）以大连陆明集团为案例，通过案例分析法分析陆明集团创新变迁与能力演化路径，认为企业自主创新战略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累积过程。曹建海、黄群慧（2004） 认为制度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在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从成长方向、成长速度和成长动力三个方面提出了管理民营企业的措施。剧锦文（2013）从中国民营企业转型与升级的过程出发，分析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演化历程与路径选择。饶扬德（2008）认为市场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三者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协同驱动型企业成长模式”。本文主要从创新及企业外部环境等角度分析民营企业成长问题。
二、 基于创新驱动的L集团成长演化路径
L集团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创新型企业和上市公司，国内环氧乙烷精深加工新材料行业中的龙头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晶硅切割液的制造商和国内最大的混凝土减水剂聚醚的制造商。L集团的发展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9年～1993年），创立环氧乙烷聚合新技术研究课题组，凭借开发的高新技术成果，创建了L化学，为环氧乙烷衍生精细专用化学品的创新开发与生产经营奠定基础。
第二阶段（1993年～1999年），L化学经历了八年的大学校办企业的发展，奠定了L化学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1993年，依靠自己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第一批环氧乙烷衍生的精细化工产品壬基酚聚氧乙烯醚（10）一次性试车成功，开始涉足洗涤和纺织印染市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开发、生产和销售了壬基酚聚氧乙烯醚系列产品、聚乙二醇系列产品、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系列产品、脂肪酸聚氧乙烯酯系列产品、蓖麻油聚氧乙烯醚系列产品、甘油聚氧乙烯醚系列产品和脂肪胺聚氧乙烯醚系列产品等八大系列近百个品种。1996年，开始重点环氧乙烷衍生精细化工产品在农药助剂中的应用，市场领域不断拓宽。
第三阶段（1999年～2002年），主管学校的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司面临着被剥离民营化或终止的选择，公司的创始人们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继续运营。1999年，公司又开始向油田化学品进军，并很快瞄准了临近的辽河油田稠油破乳剂的难题攻关。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成功开发了辽河油田特稠油破乳剂，并替代进口产品，成为了辽河油田特稠油破乳剂的主要制造经营公司和供应商，进一步拓展了市场领域。
第四阶段（2002年～2003年），确定“大趋势、大市场、少竞争”的经营模式，从传统精细化工向战略性精细化工新兴产业的转变。十年间，L集团逐渐发展成为了国内环氧乙烷衍生精细化工新材料研究、开发、生产与应用领域中颇有名气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虽然市场领域覆盖了农药、医药、涂料、采油、炼化、纺织、印染、清洗等数十个领域，产品品种近四百种，客户多达几百个的局面，但销售增长率却不高。因此转变发展思路和经营模式是L集团走出困局的必然选择。
第五阶段（2003年至今）以“大趋势、大市场、少竞争”经营原则，开发生产高附加值的新产品。按照“立足环氧创造价值”的发展战略和“大趋势、大市场、少竞争”的开发与经营策略，L集团集中研发和市场开发力量，在国内率先创新研究开发了OXSI系列晶硅切割液，并很快投放了市场，成为了L集团首个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公司通过市场定位和企业内部筛选，确定了第二个符合“大趋势、大市场、少竞争”的战略产品。
L集团创新驱动的成长演进路径的五个阶段的发展是在L集团自主创新能力的驱动下不断成长和变化的动态过程，在L集团成长的过程中，实现企业成长和转型的关键环节应该归因于企业创新战略的不断变化和累积。Burgelman（2002）和Prabhu（2005）认为，企业从创新策略到创新战略的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不同的技术阶段，企业有不同的创新方式，而且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也使得企业的创新类型不断演化。但是创新与能力在演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转换，而是包含了特定的含义和互动在内。对于L集团来说，集团的创新战略正式在这种氛围中形成的，而且也具有了独特的创新特质。
三、 L集团成长演化的引申讨论
1.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德鲁克认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弗兰克·H.奈特（2013）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在非确定性环境中形成的创造精神和承担风险的精神。
L集团创始人在国内率先开始环氧乙烷窄分布乙氧基化催化技术研究，科研人员的背景也使他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既是科学家，也是企业家。陈劲（2004）、蒋子军（2008）对学术型企业家的核心特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学术型企业家不但具有科学家的特质，还具有企业家的精神。他们创造性地整合了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成为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企业的创新能力培养和创新机制形成的起点，同时也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模式”。集团创始人在硕士毕业后来到高校任教，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创建了学校精细化工研究所。经过校办企业的发展以及之后的民营化，直到现在发展成为较有名气的科技型企业。创始人的经历使他能够合理地解决两种角色的内在矛盾， 平衡了技术开发和实用研究之间的研究热情。
2. 历史压力、随机事件与破解。理解L集团成长演化路径必须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大环境，考虑到随机事件对企业决策和发展的影响，考虑到重要的历史事件带来的压力作用。潘罗斯认为，限制企业成长的因素有许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包括管理的竞争力、产品和要素市场、风险与外部条件的结合。因此，不能忽略外部情景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历史压力就其本质来说是个情境化的概念，是指企业在发展中受到的外在客观环境的约束，这种约束既可能是外在的，如政治、经济等因素，也可能是观念、价值等内在因素。在上述情况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环境背景影响而显现出特有的转折路径，大量随机事件在集团成长与创新过程中起到了惯性突破作用。有鉴于此，就要考察集团成长与演化过程中的历史压力和随机事件，并通过图 1做出梳理。
在成立的最初十年里，L集团一个一个地研究开发新产品，一步一步地扩大市场销售领域，一个一个地满足客户的需求，逐渐形成了以环氧乙烷衍生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为基础产品。L集团好像是一个人气鼎沸的环氧乙烷衍生精细化工产品的"中药铺"，有求必应，面面俱到，景象繁荣。这十年间，集团的销售额仅仅从298万元增长到了4000万元，集团高层一直寻找破解的答案。
集团领导人组织召开了管理人员培训工作会议，连续三次播放了《陈安之成功学》的演讲光盘，并且在公司管理人员中展开了大讨论。结合国内外企业发展的历史经验，结合自己企业发展历程中的得失，管理人员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有了清晰的思路并形成了九字方针：“大趋势、大市场、少竞争”，自此公司开始实现从传统精细化工向战略性精细化工新兴产业的转变。
按照“立足环氧创造价值”的发展战略和“大趋势、大市场、少竞争”的开发与经营策略，集团通过专利、海关以及行业学术技术交流会议等多种途径，全面调研和了解国内外，特别是国际领先的大品牌同行企业的研发、生产与经营的动态，顺藤摸瓜，刨根问底。很快，就发现了国外将环氧乙烷衍生聚乙二醇大量用于光伏电池晶硅切割液，而且，国内光伏产业已经开始启动，少量的聚乙二醇型晶硅切割液完全依赖昂贵的进口。于是集团开始转变发展思路，集中研发光伏市场所需的晶硅切割液，并于2006年供应高速铁路强制采用的聚羧酸减水剂。这两个市场目标的确定使L集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2012年国内高铁建设的放缓，以及2013年欧洲对中国光伏企业实施双反调查，国内最大的光伏企业无锡尚德宣布破产整顿，这些历史压力和随机事件势必会对L集团产生影响，对于集团如何调整产品和目标市场结构，我们会进一步的跟踪。
图1 所表现出的历史压力和随机事件对L集团的成长起到了间断性的影响，体现了从外部环境到企业内部变化轨迹，从而体现了企业成长在多变环境中的成长轨迹。在偶然性意义上，历史压力与随机事件会导致集团成长出现“锁定”和“突破”现象，使得集团不断创新，从竞争市场中寻求突破同时也致集团在创新上的提前响应。
四、 结论
本文以案例研究方法展现了L集团成长演化的过程，回顾集团的成长经历，我们可以发现集团每个阶段的递进及转变离不开企业的技术创新。饶扬德等（2008）认为创新是企业成长的原动力，企业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创新与学习，才能够充分利用企业资源，驱动企业持续快速成长。L集团通过环氧乙烷深加工核心技术，不断创新产品，通过市场创新，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随着技术的发展，产品生命周期和市场周期不断缩短，市场竞争愈发激烈，许多创新产品在市场上昙花一现。所以，对企业来说，科技因素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宝贵。企业在获取技术知识，提升技术能力的道路上永无止境。案例中的L公司始终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放在企业战略的高度，公司注重产品质量的提高、产品品种的高精尖化，不断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把建立和健全技术创新机制作为公司常规化的制度，把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作为公司维持生存并逐步壮大的重要步骤。同时为了实现技术上的不断创新，公司加强了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提升自身技术创新水平。
民营企业应持续不断地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并最终形成企业核心能力，企业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才能可能提升并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使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成为可能。同时，民营企业也注意到在创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既要兼顾到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国际化、网络化、复杂化等问题，也要考虑到科研力量、企业和行业等因素的影响。环境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模式就会不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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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号：13BGL055）。
作者简介：王景峰（1978-），男，汉族，山东省菏泽市人，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内蒙古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
企业扩张方式的演化与选择 篇4
一、企业扩张方式的演化
企业在经历了漫长的内部积累式扩张后, 竞争的加剧以及在企业追求高额利润的要求下, 企业扩张从缓慢、低效的内部积累式扩张进入到外部扩张。外部扩张以并购和联盟为两条主线。
1. 内部扩张到外部扩张。
内部扩张是指企业依赖自身盈利的再投入, 通过企业内部其它因素条件的改善而实现的企业扩张。内部扩张的主要特点是, 企业扩张是在不改变企业产权、股权结构前提下主要依靠积累内部资源进行的。这种方式能为企业奠定良好的基础和实力, 为企业进一步扩张做准备。内部扩张往往处于企业发展的初期, 这一阶段行业内企业的竞争力都比较弱, 存在着规模经济的潜能, 企业的成长目标主要是通过生产的扩张, 形成规模经济。但是内部扩张受企业自身实力、利润的限制, 要实现扩张目标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 这时, 企业将扩张的触角伸向企业外部, 以加快扩张速度。19世纪末, 横向扩张以价格联盟和横向并购的方式适时出现。
2. 横向扩张———价格联盟与横向并购。 (1) 价格
联盟。横向扩张首先以价格联盟的形式出现。价格联盟是联盟的初级形式,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以合同、协议或其他方式, 共同商定商品或服务价格, 以限制市场竞争, 牟取超额利润所实施的垄断联合。工业化初期, 产品之间具有强替代性, 市场上产品的竞争体现为产品价格之间的竞争, 控制价格成为企业获胜的关键。于是在19世纪末, 价格联盟以卡特尔的形式出现, 企业间通过相互联合控制价格给自己带来超额利润。 (2) 横向并购。横向并购是指并购双方处于同一或横向相关企业, 生产经营同种或技术相关的产品之间的并购。横向并购可以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便于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专业分工协作、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市场份额等。横向并购在1898-1903达到顶峰, 是企业在内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向外扩张时选择的最重要的外部扩张方式。然而, 它的缺点也是明显的。第一, 由于财务目标集中, 受市场需求影响较大, 加大了经营风险。第二, 由于规模不经济的存在, 规模扩大不一定会带来规模经济和成本降低。
3. 纵向并购的产生。
纵向并购是指并购双方有投入产出关系, 在生产和销售的连续性阶段互为购买者和销售者之间的并购。当企业达到规模扩张的上限时, 边际递增规律失效;同时, 随着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企业对纵向相关企业的依赖性增强, 从而增加了企业效益的不稳定性和风险, 此时企业就需要通过纵向并购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纵向并购可以扩大生产规模, 节约交易费用, 还可以加速生产流程, 缩短生产周期, 节约运输、仓储时间和费用。但是并购企业将上下游企业内化为企业的一部分, 一方面增大了管理难度, 另一方面会增加财务风险。纵向并购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 在第一次经济大危机时达到了顶峰, 形成产品生产前后延伸的各环节在同一企业集中的局面。
4. 混合并购的产生。
混合并购是指并购双方互不相关, 既无横向联系也无纵向联系的情况下的并购。经过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 企业逐渐步入了成熟期甚至衰退期, 市场已经相当成熟, 很难开拓新的获利空间, 但是企业内部仍有大量剩余资源,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剩余资源, 企业选择进入新兴行业来追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企业扩张进入混合并购阶段。混合并购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 60年代后期为高潮, 通过这次并购, 企业垄断集中程度进一步扩大, 一大批混合企业应运而生。混合并购的优点是有利于经营多样化和减轻危机对企业的影响, 并分散经营风险。缺点是:第一, 并购企业很可能因为不熟悉被并购企业的所在行业或缺乏相应的特殊管理职能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第二, 过分的混合并购可能导致企业主业不清, 分散企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
5. 归核化的产生:
现代战略联盟的兴起。 (1) 归核化的产生。归核化是指将自己不具备或不擅长的非核心业务交给其他专业企业协助完成的商业运作模式, 其宗旨是强调核心竞争力的培育、维护和发展。有些进行混合并购的企业涉足行业过于广泛, 陷入了管理、资金、市场等困境。出于纠正以往的投资决策错误或追求利润等动机, 企业选择归核化。归核化的优点是能有效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提高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归核化的道路始于20世纪70年代, 在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 (2) 现代战略联盟的兴起。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企业间为了实现一定战略目的而进行的资源整合活动的一种长期合作安排。战略联盟有合资、研发协议、产品联盟、知识联盟等多种形式。在经历了并购的多元化之痛之后, 企业意识到并购扩张需要大量的资金, 兼并磨合过程太长, 交易成本太高。而战略联盟独立性强、风险性小、快速、灵活、高效等优点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动态化发展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 战略联盟首先在西方和日本企业界逐渐发展起来, 通过构建联盟, 借用外部力量发展企业, 弱化了企业具体的组织结构, 突破了企业有形的界限。战略联盟的出现使传统的竞争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合作、双赢成为企业的宗旨。
二、企业扩张的新趋势
1. 企业扩张方式呈多样化趋势。
一方面企业可以选择横向并购、纵向并购, 或选择联盟等不同的方式进行扩张;另一方面, 企业也可同时选用几种不同的扩张方式同时进行扩张。例如TCL在进行内部资产重组与调整的同时兼并了汤姆逊, 同时与阿尔卡特合资。
2. 从规模扩张到质的扩张。
企业质的扩张主要表现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能力、素质及发展潜力的增长, 包括经营资源的性质变化、能力的增强, 组织结构、经营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创新, 优秀企业文化的塑造等。量的扩张表现为企业规模的扩大、资产的增值、销售额的增加、盈利的提高、人员的增加等。随着企业间的竞争升级, 为了避免盲目的规模扩张过多地消耗企业的精力, 企业扩张必将从受资源和管理能力限制的规模扩张转向质的扩张。
3. 从有形扩张到无形扩张。
企业的有形扩张指企业依赖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资源的力量达到企业扩张的目的;企业的无形扩张是指企业以技术、商誉、人力和组织资源等无形资源拓展市场, 利用无形资产调动、盘活有形资产的特殊的企业扩张方式。例如恒源祥从1991年至今, 没有投资, 没有控股, 没有兼并, 就是以品牌为纽带, 以无形资产调动社会有形资产, 组建了跨地区的强大联合体。与有形扩张相比, 无形扩张的速度更快、效果更好。
4. 从有边界扩张到无边界扩张。
企业从有边界扩张向无边界扩张是指企业扩张突破了能力和地理边界的限制, 企业占据价值链的一端, 在世界范围内与其它企业共同合作, 形成一个整体。一方面, 企业通过建立联盟等方式突破了企业发展的能力边界;另一方面, 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 跨国企业越来越多, 企业扩张突破了地理边界。
5. 动态联盟———信息时代企业选择扩张方式的新宠。
汉字字体演化教案 篇5
一、《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要求
小学高年级学生要通过欣赏经典碑帖，初识篆、隶、草、楷、行五种字体，了解字体的大致演变过程，初步感受不同字体的美。
二、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了解字体的大致演变过程；欣赏书法作品初步感受不同字体的美。过程与方法：讲授、讨论、演示、自主参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了解字体的大致演变过程和欣赏书法作品，增强对祖国文字的热爱。
三、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字体的演变过程 教学难点：感受不同字体的美
四、教学过程（板块设计）
（一）导入板块
谈话及呈现图片，请学生试着辨认图片中的各个字体，自然简洁的导入新课。
（二）讲授及活动版块
1、甲骨文——金文——篆书
早在5000年以前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龟甲、兽骨上刻出了许多用于记载占卜、天文历法、医术的原始文字“甲骨文”； 穿插活动：请几位同学上前，试着临摹几个甲骨文，台下讨论甲骨文的特点，采访台上同学，看看写甲骨文时有什么感觉。（特点：图画性强，笔画繁多）
到了夏商周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掌握了金属的冶炼技术，便在金属器皿上铸上当时的一些天文、历法等情况这就是“金文”（特点：字形大小不
一、风格与甲骨文相似）
秦统一全国以后为了方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便将各国纷杂的文字统一为“小篆”。它的笔画首尾匀圆，结构对称；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穿插活动：请几位同学上前，试着临摹几个篆书，采访台上同学并与台下相沟通，试着总结篆书特点。
（特点：结构对称，笔画粗细均匀）
讨论：古文字系统中的甲骨文、金文、小篆，这三种字体有什么特点？（提示：笔画组合起来像什么？）
教师引导总结：以上三种字体是一种以象形为主的字体。
2、隶书——草书——行书——楷书
到了秦末、汉初这一时期，各地交流日见繁多而小篆书写较慢，不能满足需要，隶书便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隶书另一层意思是平民使用。
穿插活动：请几位同学上前，试着临摹几个隶书，采访台上同学并与台下相沟通，试着总结隶书特点。
（隶书特点字形扁方，左右伸展；左波右折，蚕头燕尾。）
同时还出现了草书。形成于汉代，是为了书写简便在隶书基础上演变出来的。（特点是结构简省、笔画连绵。）这时笔墨纸都已出现，对书法的独立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唐朝的张旭、怀素将它推向顶峰； 行书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源的，介于楷书、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是为了弥补楷书的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的难于辨认而产生的。“行”是“行走”的意思，因此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实质上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王羲之《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
（行书特点：笔画间有牵连，楷书的快写）
楷书也是魏晋出现，唐朝达到顶峰，楷书，也叫正楷、真书、正书。从隶书逐渐演变而来，更趋简化，字形由扁改方，笔划中简省了汉隶的波势，横平竖直。《辞海》解释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今，长盛不衰。（特点：形体方正，笔画平直）著名的书法家有颜真卿、柳公权。
穿插活动：请几位同学上前，试着临摹几个楷书，采访台上同学并与台下相沟通，试着总结楷书特点。及时指导双姿。
讨论：请学生自己谈一下草、楷、行这几种字体有什么共同特点？
教师进行归纳：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已经摆脱了象形走向抽象化、符号化。
3、呈现口诀，复习本课要点 字体演化歌
甲金篆隶草楷行，字体演化记分明。甲骨金文商周用，篆隶秦汉最流行。隶书又变草楷行，至今运用广流行。三指虎口斜握笔，头正身直好字成。
（三）作业板块
企业演化 篇6
[关键词]图书出版产业产业发展企业经营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3）01-0057-04
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图书出版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层，2011年总产值达到644.4亿元，实现增加值225.3亿元。然而，在图书出版业大发展的背后，我们发现隐藏着深层次的危机：美国出版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02—2008年，整个行业年销售收入仅仅增加了1.6个百分点，而利润则普遍缩水；小林一博（2004）[1]发现从20世纪末开始，日本图书出版市场出现出书过滥，退货堆积如山，发展停滞的“出版大崩溃”局面；周蔚华（2002）、巢峰（2005）[2]和李智慧（2011）[3]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图书市场进行研究，发现存在图书生产量持续上升，但定价水平、销售增长率不断下降，财务成本和库存压力越来越大，行业利润越来越薄的“滞涨局面”。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新文化消费习惯的形成，拓宽了图书出版产业链的边界，产业外的企业纷纷参与、甚至主导着图书出版新产品的生产与经营。产业内企业经营策略失误，或许是引致产业困境的因素，但是，企业经营战略不能适应产业链的演化，可能是影响产业发展更重要的因素。国内外学者对图书出版产业链演化与企业经营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1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对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的影响
互联网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移动数据传播技术的成熟和多功能电子产品的出现，对图书的创作和传播都带来了革命性影响。
1.1互联网发展和计算机普及对图书出版业的影响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图书出版产业的影响，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布莱克曼（Blackman，2004）[4]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和技术发展的角度，从宏观层面探讨了互联网技术对传统媒体行业带来的影响；而周蔚华（2002）[5]从具体操作模式上来探讨了网络出版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克（Keh，1998）[6]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对作家的写作方式、编辑技术、印刷技术产生根本性影响，也使人们对印刷品的需求发生变化，对产品的传递方式和途径也带来变革。对于给出版业生产销售带来的影响，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讨：在写作和编辑方式上，戈麦斯（Gomez，2011）[7]发现互联网实现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式写作；在出版方式上，莫里斯·罗森塔尔（2009）[8]认为互联网能够使作者跳出出版商的约束，实现自主出版；在图书传播途径上，丹尼尔斯（Daniels，2006）[9]认为互联网缩短了出版商和顾客的距离，实现了数字传输或者网络书店卖书，对于图书发行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1.2多功能电子产品的发展对图书出版业的影响
电子书和手机阅读是对传统纸质阅读发起挑战的新文化消费方式。冈特（Gunter，2005）[10]对香港图书市场，克拉克和菲力普（Clark&Phillips，2008）[11]对英国图书市场进行研究，发现电子书以其阅读的便利性成为一种新型图书文化消费方式，并日趋流行。国内学者肖洋和张志强（2011）[12]分析了包括亚马逊的Kindle等电子书在国内图书出版市场的发展态势和运营模式。这些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电子书市场在国内外基本已经成为一种相对成熟的文化消费业态，并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商业模式，但是主导发展的是电子设备生产企业。智能手机的出现，解决了人们“碎片化”时间阅读问题，手机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佩帕德和瑞蓝德（Peppard&Rylander，2006）[13]、夏光富和刘应海[14]等学者们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手机文化消费热潮，剖析了其商业模式，并从图书出版企业角度，分析其如何通过手机新闻和文学故事制作的方式，广泛地参与到手机文化价值创造的分配网络里。
互联网阅读、电子书和手机阅读的流行，使图书文化传播突破了纸质媒介的限制，向全媒介传播方式发展，不断满足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长尾需求（Rubinson，2008）。图书文化通过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加上多功能的阅读终端日益丰富，使图书的出版内容和销售网络出现媒介融合态势，拓宽了图书出版产业的价值创造领域（尹章池和郭慧，2009）。在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图书消费新模式日趋成熟，依靠政策呵护形成垄断优势而成长起来的图书出版业面临着产业链的演化，其产品特性和盈利模式相应发生改变。产业内相关主体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应对产业链演化。
2图书出版产业的发展措施
面對产业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的转型问题。
2.1构建出版内容品牌优势
在图书出版产业演化过程中，依托现有优势，进行产业的有效拓展，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不论传播媒介多元化如何发展，图书文化传播的内容却是同一的，所以图书出版产业在演化过程中，应该以“图书内容”为依托，推出强品牌产品，从而拓宽以品牌为基础的盈利模式。安索黎，罗伊尔和约翰逊（Anthoney、Royle&Johnson，2000）[15]研究英国的儿童出版物市场，发现图书品牌能够有效实现产品的多媒介传播。而“内容”的质量是品牌的基础，提升写作质量是提升品牌最好的方法，里克斯（Rix，2007）[16]认为出版商可以通过聘用自由作家和校稿者来提高出版内容的质量，从而提升品牌影响力。而新的编辑方式的出现，也创新了“内容”写作方式，王干（2010）[17]认为网络文学所形成的互动式文学创作方式，使文学作品平民化、自由化、开放化、交互化，使文化内容更能适应市场需求，从而提升出版单位的品牌影响力。
2.2大力发展数字出版
优化文化内容的质量后，面对着多媒介化的需求，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必不可缺，刘和饶（Liu&Rao，2005）[18]研究表明数字化印刷技术的实现可以使出版商生产媒介多元化的图书产品。田和马丁（Tian&Martin，2009）[19]认为数字出版时代对图书出版企业带来了内容制作、物流方式、内部管理、营销策略等方面的影响，便利了出版商的服务方式，创新了图书出版的商业模式。针对数字化技术的挑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应对措施。刘灿姣和黄立雄（2009）[20]从商业模式上，提出传统图书出版企业应该通过内容整合、渠道整合、技术整合和资本整合等方式，来促进数字出版的发展。具体到发展措施，左健和孙辉（2010）[21]认为图书出版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数字集成技术，打造出版商的数字图书馆，为数字出版提供统一规范的数据源。在发行模式上，金雪涛和唐娟（2011）[22]认为数字出版应根据消费需要，采用电子书、数据库、在线教育多种产品形式，实现图书的数字传播。当然，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不但有利于新媒介传播，同时对传统纸质出版也带来了创新，可以实现作者的自主出版（Tian等，2009），还是可以实现按需出版（Milliot等，2010；金雪涛等，2011）。
2.3促进传播媒介的融合
图书出版传播媒介的融合，是产业发展新的方向。很多学者分别从互联网产业、电子设备产业和电信产业的角度来探讨媒介融合与图书产品对接的问题：刘阳和周澎民（2010）[23]探讨互联网运营商主导下，通过互联网和计算机进行文化创作和传播的商业模式；任殿顺（2010）[24]探讨电子书这一新媒介产品，在电子设备生产商主导下，内容提供商、内容集成商、虚拟运营商、电信运营商和硬件制造商之间的功能定位和协同机制；巴恩斯（Barnes，2002）[25]从手机运营商的角度，分析文学出版、新闻如何参与到手机商业链的价值分配当中；张新香、胡立君（2010）[26]从电信运营商的角度，探讨其在开展数据业务过程中，拓宽图书传播方式的意义。无论哪个产业在主导着新媒介对文化的传播，吴利华、张宗扬和顾金亮（2011）[27]认为，作为文化产业核心的图书出版应该利用多媒介传播的发展，突破自身路径依赖，在上游增强与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等产业的融合，在下游增强与电子设备制造商，以及娱乐业、旅游业等其产业协同，拓宽自身产业链，把价值链拓展到更多的销售渠道和更多的产品形式中来，促进产业升级。
新技术的发展和新文化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文化消费出现了媒介多元化趋势，这也使图书出版产业传统经营的领域受到其他产业的侵蚀，图书出版产业应该明确这些因素给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威胁，依托自身的优势，主导产业链演化方向。我国图书出版业有着不错的内容资源和基础优势，但在其他产业主导的新媒介传播上，存在着资源渠道共享的劣势（吴楣，2007）；产业应该整合市场拓展、媒介多元化和传统产业链三个维度（程肖芬和于航，2009）；在加强内容品质的前提下，借鉴国外的成功模式，按照教育类、大众类和专业类三个方向来构建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史海娜，2008），把价值链拓展到更多的销售渠道和更多的产品形式中。这样，从根本上说，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应该转变增长方式，成为精品文化内容的生产者，并进行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在适应新的文化需求转变的同时，重构产业链和价值链（陈昕，2008）[28]。
3产业链演化下图书出版企业经营模式的探讨
显然，图书出版行业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给产业内企业发展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面临着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机遇，学者们更多地是探讨产业内企业的融资便利（曾凡斌等，2010），以及融合后如何使用资金的问题，如进行资本运营（何志勇等，2010；殷宁，2010；陈邦武，2010），甚至多元化扩张等行为（王谷香等，2011）。已有的研究表明，产业发展的外围环境变化，给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杨桂丽和王相林（2008）[29]指出，我国图书出版企业更应该站在产业发展的高度，从产业链整合的角度，把产业价值创造环节模块化，然后对某一价值链环节进行投资，而不走纵向整合道路。有学者研究了图书出版企业基于传统产业价值链环节的投资，宫本和惠特克（Miyamoto&Whittaker，2005）[30]研究发现，在日本掌握着渠道控制权的图书批发商利用其垄断优势，成为产业链主体，通过关联持股，进行产业链整合，控制着产业的竞争与合作；李春成和朱丹红（2010）[31]借鉴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出版批发商主导产业链运营模式，对我国出版企业产业链整合提出相关建议。不过，方卿（2007）[32]认为我国对出版发行领域的有限管制，并不能使各种资本依靠市场的逻辑，对传统图书出版产业链进行价值整合。然而，新技术的发展和新文化消费习惯的形成，拓展了图书出版产业链的空间，梁智勇（2009）[33]指出，图书出版产业外的内容供应商、网络运营商、电子产品制造商和电信运营商等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绕过了行业管制壁垒，间接地进入到产业内，创新着产品消费模式，并利用各种方式分享着产业利润。在此背景下，有学者探索性地研究了图书出版企业基于新产业链框架下的产业价值创造环节模块化的投资模式：王冰（2011）[34]利用我国图书出版类上市公司数据，探索性地分析了新图书出版产业链每一环节的途径链价值创造能力，发现编辑、发行和衍生产品环节是最能够创造利润的产业环节；然而盛虎等（2012）[35]的研究发现，我国图书出版企业在传统产业链下的产业环节投资仍是主流，而在新媒介领域的投资只有比较少的企业进行探索，并且没有形成实际产能，很少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创造。在产业管制进一步放开的背景下，在产业外企业主导产业新产品开发的模式下，我国图书出版企业更应该站在演化后的产业链高度，分析產业价值环节，构建新的投资战略，布局关键性资产，成为产业链演化的领导者。
4总结
新技术的发展和新文化消费方式的出现，使文化消费出现媒介多元化趋势，外围环境的变化给图书出版业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其产业链发生了演化。产业相关主体应该从提升品牌影响力、发展数字出版及多媒介传播等方面，把握产业链的演化方向，成为产业价值创造的主导者。图书出版企业作为产业发展主体，应该利用产业链演化带来的机遇，立足“文化内容制造商”角色，站在产业链的高度，挖掘产业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摆脱原有全产业链投资模式。基于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优势，重新构建自身的投资战略，形成有竞争力的资产，在为产业的发展注入创新内生动力的同时，自身也获得更多的价值创造，从而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自身的力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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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内部创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篇7
Prahalad和Hamel (2006) 在重量级文章《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中提到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有三种方法, 它们分别是:基于愿景的竞争力演化法;基于购并的外部扩张法;基于内部创业的能力孕育法[1]。而在具体实践中, 由于企业大型化是全球化竞争条件下的一种趋势, 企业在此趋势下既要保持组织的动态灵活性, 快速响应市场的需求, 又要克服组织内部的X-非效率, 充分调动内部人员独立自主的积极性, 就必然要降低决策的层级, 并走上分权化的管理之路。基于此, 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内部创业的方式来进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2], 本文也将内部创业作为研究主题。
1 相关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内部创业的代表性文献主要集中在制度、环境和内部创业者行为选择等三个方面。
在内部创业制度方面, 王子宽等人 (2012) 从构建民主科学的项目遴选机制、人尽其才的主体集成机制、权责明晰的风险投资机制、鼓励创新的分配激励制度、公开公正的监督考评制度、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等方面讨论了如何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内部创业的成功[3];黄建国和苏竣 (2004) 从日本企业技术创新的变化趋势、雇佣制度的变化以及大企业内部资源的利用三个角度分析了日本企业内部创业制度形成的背景, 并对NEC公司内部创业制度的组织和运营模式进行了研究, 指出中国企业也可以参考NEC公司的内部创业开展新一轮的创新活动[4]。
在内部创业环境研究成果中, 陈忠卫和李晶 (2006, 2008) 基于企业文化对企业成长所起支撑作用的潜在影响, 提出内部创业型企业文化的概念, 并认为可以从在内部创业管理过程中将文化视作一种资源、将内部创业型企业文化与组织现有文化融合、对组织结构制度安排等方面做出适度的调整等方面着手推进内部创业型企业文化构建[5], 同时他们还提出内部创业型文化应当置身于企业成长的动态过程加以综合考虑, 打造一个基于创业者文化又不同于创业者文化的内部创业文化, 从底层推动企业的内部创业[6];李乾文和张玉利 (2009) 通过实证研究得到公司创业导向与组织绩效的部分正相关性、内部创业环境创建是创业导向转化为组织绩效的重要路径等两个结论[7];吴建祖和李英博 (2015) 基于公司内部创业和社会认知理论, 以280名在职中层管理者为样本, 实证分析感知创业环境对中层管理者内部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表明, 感知的创业环境对中层管理者内部创业行为有积极的影响, 而创业自我效能感在感知的创业环境与中层管理者内部创业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8]。
在内部创业者行为选择的研究成果中, 任荣伟 (2003) 提出内部创业家、创业精神和创新三要素互动体系决定了内部创业者的行为模式[9];薛红志 (2006) 则引入了内部创业倡导者角色, 详细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倡导 (基层倡导者) 、自上而下的倡导 (高层倡导者) 和二元倡导 (中层倡导者) 三类内部创业倡导者的行为模式及其对内部创业者行为的影响, 并得到创业倡导者类型需与内部创业者层级相匹配的研究结论[10]。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 现有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针对企业 (包括内部创业制度和内部创业环境) 或者针对内部创业者的单方面研究分析, 缺少对企业与内部创业者之间的互动影响进行研究。基于此, 本文拟从企业与内部创业者的互动入手, 通过运用演化博弈方法, 寻求演化稳定策略, 以探讨内部创业的企业与内部创业者之间博弈行为的多样性及复杂性, 为企业更好地开展内部创业提供新思路。
2 博弈模型的构建
博弈双方分别为内部创业企业群体和内部创业者群体, 双方均具有有限理性, 内部创业企业群体的策略集为S1{支持, 不支持}, 内部创业者群体的策略集为S2{参与, 不参与}。
1) 假设企业支持内部创业, 则将为之配备相应基础设施, 提供各项优惠措施, 成本记为C1。在企业的支持下, 内部创业者将有一定概率取得成功, 假设成功的概率为p, 内部创业成功后创业者获得的预期收益为R2, 所付出的成本为C2, 因此内部创业者的收入为p R2-C2。
2) 假设内部创业者创业成功, 能为所在企业带来投资收益R1, 内部创业者成功的概率就是企业成功的概率, 那么支持内部创业的企业收入将为p R1-C1。
3) 假设企业支持内部创业活动, 但是没有内部创业者参与, 企业付出的所有成本没有回报, 故此条件下企业的收入为-C1。
4) 假设内部创业者不参与内部创业活动, 那么内部创业者仍可获得原来的收入R3, 付出的成本C3;而企业创业活动所产生的预期收益均为0。
5) 假设企业不支持内部创业活动, 内部创业者将没有足够的企业资源进行内部创业, 其创业成功率下降为q, 并且q<p;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政策等有利资源的支持, 内部创业者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寻找资源, 沟通成本也会明显增加, 因此内部创业者在承担创业成本C2的基础上还需承担一个额外的成本c, 且C2>c。在此假设条件下, 内部创业者的预期收益为q R2-C2-c。由于企业不支持内部创业, 企业不用承担任何创业成本, 所以企业的预期收益为q R1。
基于以上假设前提, 构建内部创业企业与内部创业者之间的策略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3 内部创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演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 ESS) 是演化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 它标志着演化博弈理论的正式诞生, 反映了均衡解的稳定性状态, 以及向均衡稳定状态的动态收敛过程。原初的ESS定义为:在两人对称博弈情况下存在策略σ, σ′≠σ, εσ′) ∈ (0, 1) , 使得u (σ, εσ′+ (1-ε) σ) >u (σ′, εσ′+ (1-ε) σ) , 那么σ就被称为演化稳定策略[11]。
复制者动态则是演化博弈理论中常见的一种选择动态。复制者动态可以较为准确地描绘出有限理性个体的群体行为变化趋势, 由此得出的结论则可以较为有效地预测个体的群体行为, 因而复制者动态备受相关研究人员的重视[12]。根据本文的基本假设以及研究的分析需要, 本文构建了内部创业企业和内部创业者两个群体复制者动态模型[13]:
其中, i表示种群, 在本文中i=1代表内部创业企业, i=2代表内部创业者;t表示策略。
假设所有内部创业企业中支持内部创业的比例为a, 则1-a为不支持内部创业的企业比例。假设参与内部创业的人员比率为b, 则1-b为不参与内部创业的人员比率。
内部创业企业的期望收益与平均收益计算如下:
企业选择支持内部创业, 则内部创业企业的期望收益u11=b× (p R1-C1) + (1-b) × (-C1) =b p R1-C1;
企业选择不支持内部创业, 则内部创业企业的期望收益u21=b q R1+ (1-b) ×0=b q R1;
将以上三式代入内部创业企业的复制者动态微分方程可得:
令F (a) =0可得a=0, 1和C1=b p R1-b q R1。根据假设条件p>q, 可知C1≠0。
内部创业者的期望收益与平均收益计算如下:
内部创业者参与企业内部创业活动, 其期望收益u12=a× (p R2-C2) + (1-a) × (q R2-C2-c) =a (p R2-q R2+c) +q R2-C2-c。
内部创业者不参与内部创业活动, 则内部创业者期望收益u22=R3-C3。
将以上三式代入内部创业者的复制者动态微分方程可得:
经过以上分析, 该动态系统的平衡点为: (1, 1) 、 (1, 0) 、 (0, 1) 和 (0, 0) 。
对于由微分方程组成的动态系统, 它的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可由该系统相应的Jacobian矩阵的局部稳定性获得[14,15]。依次求两个复制者动态微分方程关于a和b的偏导数, 可得Jacobian矩阵:
Jacobian矩阵的行列式为:
Jacobian矩阵的迹为:
将四个动态系统平衡点分别代入Jacobian矩阵的行列式和迹, 当 (p-q) R1>C1事, 存在ESS, 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到, 只有当a=1, q=1时是演化稳定策略, 其余各平衡点都是不稳定的纳什均衡点。由此可以得到结论:在企业内部创业的工作中, 企业在资金、政策、文化环境等方面对内部创业的支持可以有效地提升内部创业项目的成功率, 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极大地提升内部创业对企业利润增长的支持;对于参与内部创业的员工而言, 由于有企业的支持, 内部创业者的激情可以得到充分发挥, 个人收入也会随着内部创业项目的成功带来较大增长, 职业生涯方面可以形成一条新的成长通道, 获得更大的个人成就。随着越来越多内部创业项目的成功, 企业和员工投入内部创业的积极性就会越来越大, 内部创业也会做得越来越好, 整个企业的内部创业工作将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系统最终会向a=1, b=1的动态系统平衡点演化。在该状况下, 企业针对内部投资项目的投入意愿不断加强, 内部创业在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的优势不断提升;同时内部创业者也会在良好的内部创业环境下增加努力程度, 提高自身的经营业绩和创业成功率。企业和内部创业者的共同努力成为了演化稳定策略, 内部创业的双方博弈困境得以突破, 资金的利用效率最终得以提高, 进行内部创业的企业和参与内部创业的员工都将成为受益者, 随着内部创业的不断开展共同发展起来。
4 结语
内部创业涉及到企业和内部创业者之间的博弈。通过演化博弈分析可以发现, 良好的内部创业支持和积极进取的内部创业者是企业内部创业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在提供内部创业支持方面, 企业需采取措施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整合企业资源推进内部创业的开展。例如可以为内部创业者提供资金、场所、专家库等便利条件, 通过多种形式降低内部创业者的成本, 提升内部创业者的技能和实力, 最终提高内部创业成功率。
对于内部创业者而言, 则是应该基于企业现有资源优势, 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和创新力, 巧妙调动内外部资源, 以敏锐的市场头脑和创新性的产品赢得消费者, 不断提升内部创业项目的成长, 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贡献才智, 为个人价值的实现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
摘要：从企业与内部创业者的交互行为入手, 通过运用演化博弈方法, 分析企业与内部创业者之间博弈行为的多样性及复杂性, 并寻求演化稳定策略 (ESS) 。演化博弈分析表明, 企业支持内部创业、内部创业者积极参与内部创业的条件下, 企业的内部创业更加稳定、效率更高。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分析 篇8
1 文献综述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体现了企业间竞争与合作的协调机制。Dietmar Harhoff, Joachim Henkel和Ericvon Hippel[1] ( 2003) 研究了企业间协同创新研发信息的披露对企业利润影响问题, 认为企业的研究创新对其发展重要产品和工艺创新有着重要作用, 企业间的联合创新及信息的公开化, 能够促使企业进步, 带来最终利润的增加。Michael Fritsch和GritFranke[2] ( 2004) 调查研究就了德国三大地区的知识溢出和研发创新活动, 首先利用生产函数估算了测试区域的差异对创新活动效率的影响, 其次从私人企业和公共研究机构的角度解释了溢出效应贡献差异化的原因。最终认为从企业媒介知识溢出角度来看, 研发协同的重要性相对较小。Xulia Gonzfilez, Jordi Jaumandreu和Consuelo Pzao[3] ( 2005) 通过对2000 家西班牙进行实证调研, 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成果的影响及企业主私人投入的影响度, 认为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的研发, 推动了企业间的协同创新。Cozzi Guido和Spinesi Luca[4] ( 2006) 通过对研发驱动增值理论的影响研究, 认为企业横向创新活动受到了创新本身属性的限制, 对此需要对企业间横向创新活动作出界定, 得出横向创新率低于人口增长率有利于增大改进质量的研发活动的结论。Rabah Amir, Jim J Jin和Michael Troege[5] ( 2008) 通过对成本过程研究的重要作用, 非最优模式的创新产出, 技术溢出的控制范畴与研发投入的成本函数间的协同关系, 研究认为生产成本的降低得益于研发投资, 企业应注重内部的协同合作。Gregory F. Nemet和Erin Baker[6] ( 2009) 应用专家抽样法及底层生产成本模型对企业研发费用及需求补贴做了研究, 认为研发的成功是企业技术开发达到合理成本范围的保障, 企业单方面的投入或者补贴进行的创新都很难达到控制成本的目标。案例表明, 企业运营成本的高低与相关合作中碳排放价格及模型中的主要参数有关, 企业应当进行协同创新以降低成本。Pedro de Faria, Francisco Lima和RuiSantos[7] ( 2010) 通过依据创新协作伙伴间的评估对公司进行了分类, 研究了协作企业间进行创新的重要性。应用禁止选择模型,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 认为具有较高技术水平, 创新投资能力, 重视技术知识水平溢出的企业, 更加注重企业间的协作关系。
国内学者袁锋, 陈晓剑和吴开亚[8] ( 2004) 认为企业技术水平的创新离不开研发的投入, 在产品差异化的背景下, 通过D’Aspremont和Jacquemin模型研究, 认为企业间的协同研发比企业间的竞争及寡头垄断更能促进成本的降低和利润水平的提升。许箫迪和王子龙[9] ( 2005) 认为经济的发展, 促使企业间的合作更加倾向于战略联盟。通过建立企业间协同创新模型的战略联盟协同关系, 认为战略联盟内企业间进行的协同创新动力及需求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战略联盟的形成过程及对模型求解表明, 随着时间的变化及任务或目标的完成, 战略联盟将逐步解体。易余胤、肖条军和盛昭瀚[10] ( 2005) 在演化博弈理论的基础上, 研究了互惠主义者及机会主义者两类企业在协作研发创新中机会主义的演化创新问题, 认为机会主义的存亡, 取决于企业对其识别度。信息对称条件下, 互惠有利于企业间的协作, 同时提出了监督预防机制的政策建议。郝生宾、于渤和吴伟伟[11] ( 2007) 认为企业的创新行为受到研发投入的影响, 产生渐进性及突破性两种创新类型, 企业进行创新时受到自身规模, 资金, 技术等的研制, 多采用合作模式。通过建立博弈模型, 研究了合作研发行为, 阐述了企业合作研发的调节, 并为该模式的实施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袁立科, 张宗益[12] ( 2008) 研究了Stackelberg寡头垄断竞争模式下, 企业间协同对研发投入, 利润水平等的影响, 认为研发投入水平的不同及信息的不对称性, 并不影响合作所带来的产业以润。知识的溢出度及研发效率参数的大小影响企业间研发合作的投入水平。高溢出度, 低研发效率参数有利于企业协同的开展。孙彩虹, 齐建国和于辉[13] ( 2009) 应用双寡头博弈模型, 研究了横向间企业在溢出水平, 创新率等的不对称模式下, 企业的利润, 研发投入及产出等所受到的影响, 运用数值模型对其进行分析比较后发现, 成本优势与创新效率优势的优劣, 并不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及产出水平, 但利润方面前者较高; 同时认为技术水平溢出越少, 企业利润越高。马如飞, 王嘉[14] ( 2011) 利用双寡头的微分博弈模型, 研究了两家横向企业的研发活动。在技术溢出及技术更新背景下研究了二者对企业研发战略的影响, 认为企业研发时期合作与竞争并存, 但在产出阶段竞争成为主要态势。
纵观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在企业协同创新研究方面, 目前在技术研发, 市场及供应链企业间的协同创新, 企业协同创新合作的成本效益, 阶段性的研发协作投入、决策模型等领域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关于协同创新演化路径的研究忽视了产业链间的关系, 在追求局部最优化的同时带来了决策上的矛盾。对于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相关研究关注度较低, 有价值的研究结果较少。研究对象上, 现有研究多注重企业间的协同创新活动, 忽视了竞争者及中介机构等影响协同创新的外部影响因素, 研究分析大多选取代表性企业, 忽视了产业链条的联系; 研究内容上, 现有成果多集中在成本、利润等方面。由于我国风电整机及单件技术水平落后于国外,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焦点多集中在技术领域, 技术的提升势必要增加资金投入及生产成本。因此, 需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待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积极意义; 研究方法上, 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理论方面的分析, 以制造业, 供应商等概念论述开展协同创新, 多学科交叉研究尚不深入; 研究领域上, 已有企业协同创新的研究, 集中在特征、内涵、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等问题上, 关于原始性创新如何协同问题及自主创新技术能力的协同问题研究较少。
2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演化博弈分析
2. 1 模型的假设与构建
演化博弈是一种博弈动态演化过程与博弈理论动态结合的理论, 研究对象不是单个参与者, 而是一个 “种群”。其关注的问题核心是由MaynardSmith和Price ( 1973) 提出的 “演化稳定策略 (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ies, ESS) ” 及其均衡, 定义为: 一个 ( 混合) 策略 σ∈△n -1 是一个演化稳定策略, 如果, 则:
设 σ 是一个成对随机匹配进行二元博弈G情况下的一个ESS。则
那么 ( σ, σ) 是G的一个完美均衡。稳定演化策略中, 假设种群中每个个体都采取一种纯策略S ( =1, 2, 3……) , t时间时, 种群中采取纯策略S的个体数为Ps ( t) , 总数为∑im= 1Pi ( t) 。t时间时使用纯策略S的比例为Xs ( t) = Ps ( t) /∑im= 1Pi ( t) , X ( t) = ( X1 ( t) , X2 ( t) , X3……) 可以视为一个混合策略, 将Xs ( t) 对t微分, 则:
假设纯策略S的增长率P's ( t) /Ps ( t) = E ( S, X ( t) ) , 则称E ( S, X) 为使用纯策略S的收益, 将其代入上式得, Xs ( t) = X5[E ( S, X) -E ( X, X) ]。
上式为演化博弈复制动态方程, E ( X, X) 表示策略X的期望收益。据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发布的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资料显示, 从机组制造企业装机容量这一统计数据分析, 华锐, 金风, 东汽三大企业已经瓜分我国风电市场50% 以上的份额。为简化及规范模型分析, 可将我国风电企业划分为A ( 核心企业) , B ( 中小企业) 两大类企业。
假设两类企业各有两种策略可以选择: S1: 参与协同创新, S2: 不参与协同创新, 组成策略集{ S1, S2} 。假设A类企业处于核心地位, 则其规模, 资本, 协同创新能力, 创新转化能力等高于B类企业, 则采取协同创新后A, B两类企业收益为PA, PB, 且PA> PB。协同创新过程中必然产生成本问题, 其成本分别为CA, CB, 假设协同创新对于两类企业具有相同的复杂性, 成本受创新资源获取代价, 成员协作能力等因素影响, A类企业各方面优于B类企业, 因此CA> CB。
假设企业协同创新成果转化收益因子为M, 理想状态下, M为1, 由于受市场, 模仿行为等因素影响, M难以达到最大化。因此, M越大, 企业协同创新的效果越好, 创新收益越高。企业性质的类似, 使得不协同的企业总能从协同企业那里获得模仿收益, 则令 α 为A类企业采取策略S2, B类企业采取策略时A类企业获得的模仿收益比率, β 为B类企业采取策略S2, A类企业采取策略S2, 时B类企业获得的模仿收益比率。当二者都不采取协同创新时, 则各自收益均为0。
基于上述假设, 建立风电企业协同创新支付矩阵如表1 所示。
2. 2 复制动态模型及其演化稳定策略
假设t时刻, A类企业中采取策略S1的比率为x, 则采取策略S2的比率为 ( 1 - x) ; B类企业中采取策略S1的比率为y, 则采取策略S2的比率为 ( 1 - y) 。设A类企业选择S1的期望支付为UAS1, 选择S2的期望支付为UAS2, 其平均期望支付为A。同理, 设B类企业选择S1的期望支付为UBS1, 选择S2的期望支付为UBS2, 其平均期望支付为B。
A类企业的支付矩阵行列式为:
则: UAS1= y ( MPA- CA) + ( 1 - y) [ ( 1 - β) PA-CA]
B两类企业的支付矩阵行列式为:
分别构造A, B两类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F ( A) , F ( B) :
当复制动态方程均为0时, 即F ( A) = 0, F ( B) =0, 达到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 得到演化博弈模型方程式的5 个均衡点E1 ( 0, 0) , E2 ( 0, 1) , E3 ( 1, 0) , E4 ( 1, 1) 和E5[CB- ( 1 - α) PB]/[M - 1 + α) PB-βPA], [CA- ( 1 - β) PA]/[M - 1 + β) PA- αPB]。
则Jacobi矩阵:
因为5 个点为均衡点, 则E5∈ ( 0, 1) , 首先将其余4 个平衡点带入Jacobi矩阵, 则:
E5内因子分别为表1 中支付矩阵- O ( BS1, AS2) 值表达式和- O ( AS1, BS2) 值表达式, 由于支付矩阵各因子表达式数值大于等于0, E5∈ ( 0, 1) , 所以E5点的分母必定小于0。若使得M - 1 + α < 0 及 ( M - 1+ β) < 0, 则[ ( 1 - α) PB- CB] > ( MPB- CB) , [ ( 1- β) PA- CA] > ( MPB- CB) 成立, 即对于A类企业, 表达式值0 ( AS1, BS2) < O ( AS1, BS2) ; 对于B类企业, 表达式值0 ( BS1, AS2) < O ( BS1, AS2) 。此说明A, B两类企业选择协同创新战略时, A型企业的收益小于B型企业不参与协同时的收益 ( 不协同的企业总能从协同企业那里获得模仿收益) 。E5∈ ( 0, 1) , 则MPA- CA< αPB, 同样对于A类企业, 表达式值O ( AS1, BS2) < O ( AS2, BS1) , 同理, 对于B类企业, 表达式值O ( BS1, AS2) < O ( BS2, BS1) 。该博弈大小值的比较, 说明了博弈方在得知对方采取协同创新战略时, 其会倾向于采取非协同战略以获得更高收益。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对于:
(1) J (0, 0) 矩阵, DetJ (0, 0) >0, TrJ0, 0>0
(2) J (0, 1) 矩阵, DetJ (0, 1) >0, TrJ0, 1<0
(3) J (1, 0) 矩阵, DetJ (1, 0) >0, TrJ1, 0<0
(4) J (1, 1) 矩阵, DetJ (1, 1) >0, TrJ1, 1>0
( 5) JE5矩阵, DetJE5) > 0, TrJE5< 0
因此, 点E2 ( 0, 1) , E3 ( 1, 0) 及点E5为演化稳定均衡点, E1 ( 0, 0) , E4 ( 1, 1) 为非稳定均衡点。其演化系统相位图如图1 所示。
如图1 所示, 系统演化均衡过程中, 演化进程由非稳定策略点向稳定策略点移动, 图中E5可与除E1 ( 0, 0) 及E4 ( 1, 1) 点重合的任意点。其所在位置受PA, PB, CA, CB及M大小制约, 该图不仅能够按照曲线箭头的指向进行演化, 同时其各演化区域大小随坐标变化而变化。即博弈前各假设制约因素的变化决定了博弈方选择博弈策略所得利益大小, 该结论为博弈方通过改变博弈策略以实现博弈利益最大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2. 3 模型结果分析
两大博弈主体在图1 中A, B, C, D四个区域进行动态演化, 各区域大小直观反应了博弈主体收益大小。A区域与C区域演化稳定策略点为E5, 分别扩大A、C两区域则演化点趋近非稳定策略点E4 ( 1, 1) 和E2 ( 0, 0) 。对于A区域, 收益 πA= MPA- CA; C区域收益 πC= 0; B区域的稳定策略点为E3 ( 1, 0) 点, 收益πB= PA- CA; D区域的稳定策略点为E2 ( 0, 1) , 收益 πD= ( 1 - α) PB- CB。由假设条件CA< CB, PA> PB, 0 < β < 1 可知 πB> πD, 分析A区域收益大小:
( I) πA> πB时, 由收益公式带入化简得, M > ( PA+ CB) / ( PA+ PB) , 最优策略为增加图1 中A区域面积。A区域面积的增大必然使得表1 中行列式值O ( AS1, BS2) > O ( AS2, BS1) , O ( BS1, BA) >O ( BS2, AS2) 。若使得上述不等式成立, 则:
( 1) 减少 α 及 β 值, α 为A类企业不参与协同创新, B类企业协同创新时, A类企业获得的模仿收益比率, β 为B类企业不参与协同创新, A类企业协同创新时获得的模仿收益比率。, 值的减少关键在于提升协同创新成果被模仿的难度, 加大模仿障碍壁垒, 减少模仿收益比率。企业协同创新的模仿受到模仿成本, 协同创新的成果类型 ( 制度或者技术创新等) , 企业间信息网络的保密度, 知识产权专利等影响。对于风电企业而言, 由于产品的相似性, 大大降低了同类企业的模仿难度; 现代市场知识溢出多、信息传播速度快等特点, 更不利于协同创新成果的保密。因此,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动态博弈中, 应当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 增加模仿障碍, 提高模仿成本, 防止协同创新成果外流, 成果多向技术性成果转化, 并注重专利权的维护。同时, 加大政府的参与度, 积极向政府申请相关扶持与协同保障政策, 取得资金, 政策支持, 降低协同成本, 加大非协同企业进入壁垒。
( 2) 减少CA, CB值, 增大M值, 即减少协同创新成本, 增大协同创新成果转化收益比例。成本的降低可以依靠协同企业间 “内化”效应, 将协同企业视为一个小型市场主体, 通过技术, 信息, 资源等共享, 既降低了创新技术成本、转化成本, 又增大了成果转化收益率。企业间协同, 类似于大型企业各个职能相似的子部门间合作, 通过促进合作, 实现横向一体化, 最大效用发挥整体效应, 促进企业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合作与资源共享, 提升企业“内化”效应。
( II) πA< πB时, M < ( PA+ CB) / ( PA+ PB) , 因为 πB> πD, 因此其最优策略为增加B区域面积, 可以看出, 随着B区域面积的扩张, E5点的x值减小, y值增大, 由E5坐标值可以推出, βPA> MPB- CB, 同时O ( AS1, BS1) > O ( AS2, BS1) 。若使得上述不等式成立, 则:
( 1) 同时增加 β 与CB值, 即增加B类企业不参加协同创新时的模仿收益比率, 并提升其参与协同创新的成本。两值增加, 提升了B类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壁垒, 迫使B类企业放弃协同, 追求创新模仿收益。创新成果的转化, 必定会造成一定量的知识外溢效应, 成果的扩散诱使其它企业进行模仿, 加之B类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壁垒及模仿收益比率提升, 使其更加倾向于选择无协同创新成本的非参与策略。
( 2) 减少 α与CA值, 即减少A类企业不参加协同创新时的模仿收益比率, 并减少其参与协同创新的成本。两值减少, 降低了A类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壁垒, 促进其积极参与协同创新, 追求协同创新成果的最大化。模仿行为收益减少, 弱化其不参与协同创新战略选择意向, 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有效刺激提升A类企业协同创新参与度, 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
上述两点策略的相关性表明, 二者策略应当同时采取。由于B类企业在模型演化中更加倾向于追求创新模仿收益, 不愿参与到协同创新中来, 这必定促使该类企业采用 “搭便车”行为, 挫伤了协同创新及创新行为的积极性, 降低了创新力。
3 协同创新企业间积极与消极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上述部分只是就风电企业间采取协同创新策略与否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风电企业采取协同创新行为时, 受 “机会主义”, 企业实力, 成本大小等因素影响, 必定出现积极与消极参与协同创新的倾向, 对此应当加以重视。
3. 1 复制动态模型及其演化稳定策略
假设A, B两类风电企业皆采用协同创新策略, 但是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态度。有策略集{ S1, S2} , S1: 积极参与协同创新, S2: 消极参与协同创新; 两类企业协同创新正常收益为P1, P2; 采用消极策略从而获得额外收益为V1, V2; 协同创新过程中成本为C1, C2。基于上述假设, 建立风电企业协同创新态度选择支付矩阵如表2 所示。
同样假设A类企业积极协同创新参与比率为x, 消极协同创新比率为 ( 1 - x) ; B类企业积极协同创新参与比率为y, 消极协同创新比率为 ( 1 - y) 。A类企业S1的期望支付为UAS1, S2的期望支付为UAS2, 平均期望支付为A; B类企业S1的期望支付为UBS1, S2的期望支付为UBS2, 平均期望支付为U珚B。支付矩阵行列式分别为:
则A类企业: UAS1= yP1+ ( 1 - y) P1, UAS2=y ( P1+ V1) + ( 1 - y) ( P1- C1) , A= xUAS1+ ( 1 -x) UAS2。复制动态方程: F ( A) = x ( 1 - x) [C1- ( C1+V1) y]。
B类企业: UBS1= xP2+ ( 1 - x) P2, UBS2= x ( P2+ V2) + ( 1 - x) ( P2- C2) , B= yUBS1+ ( 1 -y) UBS2。复制动态方程: F ( B) = y ( 1 - y) [C2- ( C+V) x]。
均衡点为E1 ( 0, 0) , E2 ( 0, 1) , E3 ( 1, 0) , E4 ( 1, 1) 和E5[C1/ ( C2+ V2) , C1/ ( C1+ V1) ]。则Jacobi矩阵:
带入平衡点, DetJ ( 0，0) = 0, TrJ0，0= 0;
因此, E2 ( 0, 1) , E3 ( 1, 0) 及点E5为演化稳定策略点, E1 ( 0, 0) , E4 ( 1, 1) 为非稳定均衡点, 复制动态演化相位图如图2 所示。
演化稳定与非稳定点可以在图2 中直观看出, 根据动态演化过程, 系统由最初状态向E2 ( 0, 1) , E3 ( 1, 0) 及E5点收敛。若初始状态落在图中D区域内, 其演化收敛点为E2 ( 0, 1) , 即A类企业采取消极态度进行协同创新, B类企业则采取积极态度; 若初始状态落在图中B区域内, 其演化收敛点为E3 ( 1, 0) , 即A类企业采取积极态度进行协同创新, B类企业则采取消极态度; 若初始状态落在图中A, C区域内, 则演化出现多样性, 演化方向为B, D两区域, 动态演化呈现复杂态势, 若初始状态发生在E5点附近, 整个演化的最终结果受其点微小变化影响。因此, 演化结果依赖初始状态。由于系统存在不稳定点E1 ( 0, 0) , E4 ( 1, 1) , 可以判定, 只要有一方选择消极协同创新, 则稳定均衡状态就不会存在, 系统演化是一个反复博弈的过程, 长期演化进程中, 积极与消极两种策略选择必将共存。
3. 2 模型结果分析
演化稳定策略点的解析, 表明该系统的演化进程及最终结果与额外收益V1, V2、协同创新成本C1, C2密切相关, 其大小与变化, 直接决定了图2 中各区域的面积及各初始状态稳定策略点趋近的指向。
( 1) 初始状态落在A区域时, 若扩大区域面积, 促使稳定策略点向E2 ( 0, 1) , E3 ( 1, 0) 及E4 ( 1, 1) 点渐进 ( E5∈ ( 0, 1) , 因此极端情况下可将E5点视为与该三点重合) , 根据模型可知, A区域面积的变化与协同创新成本C1, C2的大小相关, C1, C2值的提升引发A区域面积的扩张, 即高昂的初始协同创新成本提升了协同创新的门槛。由假设条件可知, 博弈双方均已参与协同创新, 若是A区域面积呈均衡化扩张 ( 趋近于E4 ( 1, 1) 点) , 由于成本高, 使得博弈双方在协同创新开始之初即倾向积极参与的态度, 为了弥补成本的损失, 其合作的动机更加强烈。但是博弈之初的成本门槛并不能有效遏制“搭便车”行为, 不能对机会主义有效监控, 其演化进程并不稳定, 并最终向E2 ( 0, 1) , E3 ( 1, 0) 趋近, 总有一方选择消极参与策略。
( 2) 初始状态落在C区域时, 动态演化进程向E1 ( 0, 0) , E2 ( 0, 1) 和E3 ( 1, 0) 点渐进, C区域面积的变化与额外收益V1, V2的大小相关, 即较高的消极参与协同创新的额外收益促使博弈双方倾向消极参与策略。双方在博弈进程中互相采取观望态度, 以期最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回报, 博弈成员更多的选择机会主义, 不利于博弈双方长期协同创新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同时C区域的扩张也可能渐进到E2 ( 0, 1) 和E3 ( 1, 0) 点处, 说明博弈过程中采取的监管, 防范, 均衡分配等策略有利于维护博弈双方协同的积极性。因此, 博弈稳定演化进程中要注重防范与及早发现向E2 ( 0, 0) 点渐进的趋势。
( 3) 将E5点进行简化, E5[1/[1 + ( V2/ C2) ], 1 /[1 + ( V1/ C1) ]], 可以看出图2 中各区域面积的大小受消极参与的额外收益与协同创新成本比值大小的影响。当V2/ C2> V1/ C1时, E5的x坐标值小于y坐标值, 则A区域向B区域延伸, 系统向E3 ( 1, 0) 点演化, 即B企业发现额外收益V2大于协同创新成本C2时, 容易采取消极协同创新策略; 当V2/ C2< V1/ C1时, A区域向D区域延伸, 系统E2 ( 0, 1) 向点演化, 即A企业发现额外收益V1大于协同创新成本C1时, 容易采取消极协同创新策略; 当V2/ C2= V1/ C1时, 则演化策略在E1 ( 0, 0) 与E4 ( 1, 1) 点之间连线的对角线上移动, 博弈双方采用的倾向策略不定, 因此需要积极引导。
4 对策建议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动态博弈, 必须以相关企业是否参与, 参与企业积极与消极策略倾向选择为依据, 通过改变收益, 成本等要素, 促进演化博弈稳定均衡发展, 提升风电企业协同创新能力, 加快风电企业发展步伐。从演化过程中看出, 风电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在博弈进程中选择不同的演化策略, 虽然存在最优结果, 但是考虑到现实性的资金, 成本, 机会主义行为影响,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市场仍是二元结构。因此, 应当协调各方利益, 促使二者之间产生良性互动, 达到协同创新资源最优配置。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水平的提升主要受协同创新成本、收益、成果转化比率及模仿者的模仿收益等因素影响。其路径选择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 正确识别协同创新机会, 企业间协同合作存在 “合作陷阱”, 选择正确的协同机会及控制协同企业数目很有必要。风电企业产品的类型性决定其技术、制度创新等易于模仿, 加之机会主义存在, 参与协同创新的企业并不是越多越好, 庞大的数量反而会限制各方发展, 但是数量太少也会流失协同创新资源。协同创新的机会随着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 自身发展制约因素的变化而变化, 企业应当正确识别。第二, 控制协同创新成本。协同创新成本主要存在形式是博弈各方的科研投入, 具有初始资本和创新优势的风电企业, 协同创新的积极性更高, 演化进程中, 这种优势可能会拉大各方的差距, 加重不具备初始资本和创新优势企业的成本负担, 创新成果尚未转化为收益之前, 其协同创新积极性下降。协同之初应当考虑各方情况, 均衡成本。第三, 提升协同创新成果可模仿性门槛。成果转化直观化为收益, 市场的模仿行为越盛行, 成果收益率越低, 模仿者收益越大, 协同创新行为越难以开展。加强成果不可模仿性的同时, 还要注重成果的专利保密, 建立健全协同企业间的监督机制, 防止知识外溢。我国风电企业发展瓶颈是技术问题, 这决定了协同创新行为的高科研投入, 成本影响最终收益, 因此对于科研投入, 风电企业应当积极向政府申请相关补助, 减少知识溢出率。
机会主义的存在影响并决定了风电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态度倾向。其根源在于: 第一, 我国风电企业发展瓶颈使得协同创新具有不确定性, 主要包括技术、市场、收益分配和制度等, 不确定性存在于协同创新每一个环节, 影响演化策略每一个步骤, 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才能更好防范机会主义。隐形资产属于企业无形资产, 以技术、制度等形式存在于企业, 共享隐形资产有利于实现企业协同创新效应, 带来的优势更加长久。第二,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之前, 必然存在信息不对称, 参与协同创新的企业只能根据有限信息量判断博弈双方, 往往出现误判合作者的情况, 机会主义合作者很难在合作之初被判别, 即使被判别出来, 机会主义者利用信息交换的滞后性与保留性, 仍可选择与博弈群中其它企业进行合作, 分享成果。参与协同的风电企业间应当构建完善的沟通机制, 互享各博弈方信息, 及时有效防范机会主义的产生。第三, 风电企业协同之初必然签订契约, 规范各方行为, 明确权利与义务。受情况的复杂性、环境多变性等因素影响, 契约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情况, 也不可能罗列清楚所有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特征, 同时契约行为并不具备法律效应, 只是对博弈双方的一种约束。机会主义的产生在司法途径上较难证实, 只能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减少协同方额外收益V1 和V2。由于同处一个协同机制, 协同创新成果更易于被模仿, 加大了机会主义倾向, 应当提升技术保密措施及其它风险防范措施。第四, 协同过程的成本投入属于沉没成本, 假设机会主义必将受到惩罚, 成本投入量越大, 则企业机会主义倾向顾虑越多, 迫使博弈双方投入到协同合作中, 实现帕累托最优化改进。利益与风险并存, 建立健全收益与风险均摊机制, 保证, 的对称性, 均摊风险, 兼顾各方实际投入, 以维护协同创新的稳定性。
摘要：通过建立博弈方各制约因素的动态博弈模型, 对复制动态方程及路径演化相图进行分析, 系统研究风电企业参与协同创新的博弈过程, 提出风电企业协同创新的策略集随制约因素变化而趋近不同稳定均衡点。风电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 在博弈进程中选择不同的演化策略, 虽然存在最优结果, 但是考虑到现实性的资金、成本、机会主义行为影响, 风电企业协同创新市场仍是二元结构。因此, 应当协调各方利益, 促使二者之间产生良性互动, 达到协同创新资源最优配置。
企业演化 篇9
一、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内外对绿色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绿色创新的动力机制。Porter (1991, 1995) [2]提出的“波特假说”认为绿色创新和企业盈利能够实现“双赢”, 市场驱动是主要力量。Mohr (2002) 应用实证模型对该假设进行了验证。OECD (2008) 认为由于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效应”, 企业难有动力开发新的环保产品和流程, 光靠市场拉动是不够的, 政府严格的环境规制是重要的驱动力。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经济手段能比环境规制更加有效地刺激绿色创新, 单纯的环境规制难以激励企业投资于清洁技术研发。田红娜等 (2012) [3]认为制造业的绿色创新工艺系统演化具有自组织特性。二是环境规制政策和各种激励制度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关于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力, 学者们意见不一致。Johnstone (2005) [4]在过程创新中观察到了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作用, Horbach (2008) [5]研究发现了规制对产品创新的负向影响。胡鞍钢 (2008) [6]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与环境绩效的关联性。常雪飞 (2009) 研究了产权对环境技术扩散的影响等。三是绿色创新对产业和企业竞争力的影响。Eiadat等 (2008) [7]的研究表明, 采纳绿色创新战略的企业能取得更好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金培 (2009) [8]实证研究了我国资源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
国内外对绿色创新的现有主流研究, 大多集中于绿色创新宏观或中观管理的某一个方面, 如绿色创新的支持政策、产业规划、公共管理、碳排放交易制度等, 相对缺少对企业内部绿色创新系统的本质结构与演化机理的研究, 容易造成“政策失灵”。在研究方法上多以静态标准和线性方法论为主, 容易忽略企业在绿色创新中学习、选择和进化等动态的具有复杂性的特征。本文从进化生物学的视角对企业层面绿色创新能力形成以及演化机理进行研究, 希望能为全面提高我国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和政府政策引导提供建设性意见。
二、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生物学特征分析
企业仿生学理论认为:企业也是一个生物体, 企业的发展和成长规律和自然界生物的成长规律类似,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生命周期和生态链等原理与机制都可以类比和移植到企业生态系统中, 从而为企业在实际的经营过程中的政策选择与战略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本部分借鉴纳尔逊、温特 (1982) [9]、杨忠直 (2003) [10]、肖曙光 (2007) [11]等研究文献, 结合绿色创新的特点, 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生物概念体系, 我们绘制了表1。
三、基于进化生物学的企业绿色创新的演化
(一) 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内涵。
目前国内外绿色创新的研究文献大多数集中在宏观和中观 (产业) 层面, 在微观的企业层面文献非常少, 对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没有明确的定义。笔者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 认为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坚持资源节约和减少环境损害的原则而产生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的组织和管理的系统综合创新能力。像自然界的生物一样, 企业的这种创新活力可以衰竭、休眠也可能激发。当企业受到外部刺激或外部生存环境发生突变时, 企业的这种潜能将被激发, 并将像生物一样发生进化。
(二) 企业绿色创新的演化过程。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 绿色创新在企业经营和发展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总的来看, 绿色创新演化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末端控制和治理阶段。这个阶段以“末端控制和事后治理为主”, 主要是利用物理的和化学的手段或技术对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进行处理, 或者只对产品的最后使用环节强调资源节约和环保。其创新主要表现为环境技术创新和设备创新。第二个阶段是过程控制阶段。这个阶段以“事前预防为主”, 强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在环境技术创新方面先后经历了无废工艺技术创新、废弃物减量化技术创新、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和污染预防技术创新等, 其创新主要表现为工艺技术创新和生产流程管理创新。第三个阶段是全面管理阶段。这个阶段强调“系统防治结合”, 产品从原料、设计、工艺、生产、营销、服务、报废回收等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创新管理, 其创新表现为制度、技术、管理和组织等全面的系统创新。第四个阶段是协同创新阶段。这个阶段是一种开放式的协同创新。创新边界将突破企业自身, 其将与利益相关者、产业生态链、社会资源等形成创新网络, 在知识、信息、组织、产业链等方面形成协同关系, 按照循环经济的原理, 不同产业间将形成物质闭环循环。这个阶段的绿色创新绩效将大幅提高。由于企业个体和产业的差异, 这四个阶段并不是严格按此顺序出现, 现实情况经常是四种状态同时交错出现。企业绿色创新的演化过程见图1。
(三) 企业绿色创新的演化机理。
1. 路径依赖。
物种进化一方面决定于基因的随机演变和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还决定于基因本身的等级序列控制。当物种进化时, 偶然性随机因素启动序列控制机制, 则产生各种样式的路径, 这些路径互不重合、互不干扰, 这就是路径依赖的本意[12]。North等经济学家将路径依赖引人新制度经济学和进化经济学当中。North指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8]。在一定的临界条件下, 环境的变动与系统内部的细微涨落将互相耦合并通过正反馈机制放大, 系统将从原来的稳态向新的稳态过渡和跃迁, 即正反馈机制是导致系统进化过程中路径依赖现象的主要原因。
企业在绿色创新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的现象。一项绿色创新技术或制度安排一旦出现, 就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现象, 使环境适合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不利于其它技术或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一种状态依存型的路径依赖[12]。例如:在太阳能光伏产业方面, 欧美企业走的是“核心技术控制+国内市场”的路径, 我国企业大部分走的是“核心技术引进+组装+大产能+出口”的路径, 这种状态的形成跟企业原有的技术创新能力高低、企业文化以及政府的引导政策等有关。路径经过自我强化后的结果可能是欧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越来越强, 我国企业越来越弱, 越来越依赖欧美。另一个是行为型的路径依赖, 是指不同的竞争主体在某种集合的环境中相互作用, 市场则根据它们体现出来的行为差异, 通过市场竞争绩效对其进行奖惩, 受到奖励的竞争者会以奖励作为投资, 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增长与生存能力, 并且形成关于成功的行为规则, 形成自我强化、报酬递增的机制[12]。例如:我国的格力电器公司长期注重产品的节能环保品质, 每年都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进行技术创新, 其推出的超变频等创新节能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领导地位, 市场竞争的良好绩效又加强了其绿色创新的投入和研发, 这种好的路径依赖使得其绿色创新能力越来越强。与之相反的是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企业, 可能形成恶性循环, 其绿色创新能力将越来越弱, 最后可能被市场淘汰。路径突破则意味着打破或重构既有的标准体系。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路径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 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 引入外生变量, 才能实现对原有方向的扭转。从企业绿色创新层面来看, 如:从外部聘请新的职业经理人对企业基因 (企业制度和文化) 重组, 或被兼并后母公司对其基因重组, 业务流程再造等。
2. 市场选择。
生物进化, 理论界目前有两种主要的观点, 其一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达尔文认为“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 以及那些有害变异的毁灭, 叫做自然选择, 或最适者生存”。第二是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和尼尔斯·埃尔德里奇提出的“间断平衡”进化理论。其认为某些生物进化过程不是渐变和最优化的结果, 而是由于环境等因素引起的突变导致的[12]。据此, 可以归纳出自然选择是在个体层次上发挥作用, 而生态、气候和地质的突变导致在层级水平上的物种选择 (层级选择) 。
绿色创新是市场选择或社会选择, 其选择机制类似于物种进化的自然选择和层级选择。在绿色创新过程中, 创新主体 (企业) 会根据不同的环境管理工具和政策, 结合自身资源和能力的实际, 采用不同的创新技术、创新战略及发展路径。企业绿色创新中的技术、工艺、产品、组织和管理等经过突变或重组而引起变异, 大量不同的变种被投放市场, 在那里, 它们受到了顾客和其他使用者的严格选择, 幸存的实体通过种群而被复制、扩散, 并逐渐成为特优类型和品种。在这种选择过程中, 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是两个关键的选择参数。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协作和竞争。过分地强调经济绩效, 忽略了环境绩效, 可能最先被淘汰;过分地强调环境绩效, 忽略了经济绩效, 长期来看企业将很难生存。只有两者的良好结合, 才可能被市场和社会所选择。这是绿色创新过程中个体的自然选择。但绿色创新进化过程不只是渐进的, 也可以是突变、革命的, 也就是说还存在着层级选择机制。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能源和环境问题, 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障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选择。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和潮汐能等新兴产业和新技术的出现, 就是一种层级选择的表现。生物进化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提高生存竞争的能力, 企业的绿色创新进化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和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因此, 在绿色创新的市场选择中, 需求的变化和社会对产品的要求和预期尤为重要。
3. 协同进化。
协同进化 (Co-evolution) 一词最早出现于Ehrlich&Raven的论文《蝴蝶与植物:关于共同演化的研究》 (1964) 之中。协同进化是指一个物种的性状作为对另一个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 而后一物种的这一性状本身又是作为对前一物种性状的反应而进化 (Jazen (1980) ) 。协同进化的研究内容极为广泛, 包括竞争物种间的协同进化、捕食者与猎物系统的协同进化、寄生物与寄主系统的协同进化等。从广义的概念来理解, 协同进化指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在进化过程中的某种依存关系[12]。例如:传粉昆虫与植物的关系 (昆虫获得食物, 而植物获得交配的机会) , 蚜虫与蚂蚁的关系 (蚜虫获得蚂蚁的保护, 蚂蚁获得食物———蚜虫的蜜露) , 昆虫和内共生菌的关系 (两者相互获得生活必需的特殊的营养物质) 。
在绿色创新的演化过程中, 也存在着和生物进化类似的协同进化机制。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上, 绿色创新是技术、工艺、产品、组织和管理等企业职能的系统综合创新, 是绿色创新技术基因组、绿色创新制度基因组、绿色创新管理基因组和绿色创新企业文化基因组等企业基因组的协同进化。一个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的绿色创新新产品, 其成功离不开企业正确的战略规划、研发投入、人力资源组织和培育、工艺的创新、营销开拓等。企业系统内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 系统有涨落的触发, 带有自组织特性。在中观的产业层面, 绿色创新存在着产业间的知识、技术、信息、组织等方面的协同进化。一个绿色创新新技术的出现离不开与之伴生的配套技术、共生技术的发展, 如果没有这种配套技术、共生技术的协同发展, 这项技术就不可能得到进化。在生态产业链中, 一个节点上的技术、知识、信息和组织等的进化会刺激和影响下一个节点的相关要素的创新和进化。知识的溢出效应、种群间的学习效应促进了产业之间的协同进化。在宏观的社会层面, 人文、社会、制度、认知等诸多要素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进化影响较大。绿色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践, 就是人类认知、人文、社会发展进化到一个新层次的体现。由于绿色创新的“双重外部性”, 绿色创新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制度和激励措施等。社会的生态文化、舆论、习俗、消费观念等对于绿色创新的市场选择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四、案例研究———以格力空调绿色创新的演化为例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空调企业, 已开发出包括家用空调、商用空调在内的20大类、400个系列、7, 000多个品种规格的产品, 自主研发的GMV数码多联一拖多机组、超低温数码多联中央空调、新型高效离心式大型中央空调、G10变频空调、超高效定速压缩机等一系列国际领先产品填补了行业空白, 成为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典范。目前, “低碳”和“环保”已经成为了全球家电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绿色创新能力的强弱是企业发展和生存的关键。格力将绿色发展战略植入公司发展战略中, 确定总体目标为“倡导绿色消费, 积极研制和生产绿色产品, 节能降耗, 不断改进环境行为, 对社会负责”。格力在此方面一直处于行业的前列, 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2012年格力的营业收入达到1, 000亿, 利润73.78亿。从1995年至今, 格力空调连续17年产销量、市场占有率位居中国空调行业第一, 2005年至今, 家用空调产销量连续7年位居世界第一。在国内, 格力是空调领域技术创新投入最多的企业, 每年科研投入达30多亿元。截止到2012年3月中旬, 格力共有员工8万人, 其中科研人员占到了5, 000多人, 博士、硕士研究生及专家400多人, 拥有技术专利超过5, 000项。[13]
格力空调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企业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大企业, 其发展史是企业的奋斗史, 也是中国空调行业绿色创新的演化史。纵观格力空调的发展轨迹, 其有着非常强的路径依赖特征。格力空调走的是一条“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专业化发展”的路径。格力电器自成立以来, 以“一个没有创新的企业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企业”为座右铭, 致力于技术创新, 把掌握空调的核心技术作为企业立足之本。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建成了行业内独一无二的技术研发体系。技术、质量和规模, 这三大竞争优势再加上其营销上的创新 (区域性销售公司的成立, 自建销售渠道等) , 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了良好的绩效, 这种良好的绩效又为其研发的大投入奠定了财务的基础, 这种正反馈机制使格力的综合绿色创新能力不断地得到加强, 在行业内一直处于领导者地位。
格力空调的绿色创新演化经历了四个阶段, 即萌芽阶段、过程控制阶段、全面创新管理阶段和协同创新阶段。其绿色创新的环节在不断地增加和完善, 萌芽阶段只注重省电功能, 过程控制阶段注重省电节能和降低噪声功能, 全面创新管理阶段的绿色创新注重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回收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创新, 协同创新阶段的绿色创新跨越了产业的界限, 综合了其他行业技术进行创新, 如:太阳能变频空调和互联网空调等。每一次绿色创新的飞跃都是在当时国际国内特定的经济环境、政策法律和市场竞争约束下发生的, 具有较强的市场选择和协同进化特征。近10多年来, 格力空调顺应了国家节能减排的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追求低碳健康环保的变化, 实现了绿色创新战略和企业发展战略的完美结合。例如:2012年12月12日, 格力就作出承诺到2015年12月, 格力承担减排HCFC-22 (氢氯氟烃物质) 2, 607吨 (共约3, 000吨) 的减排任务。格力空调绿色创新演化的具体情况见表2。
企业演化 篇10
煤矿的安全生产问题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 解决煤矿安全生产问题是当前煤炭生产的首要任务。我国对煤矿安全进行监管后, 我国煤矿的百万吨死亡率逐步从2010年的3.08下降到2015年的0.159。然而在实际过程中, 煤矿企业安全监管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而企业往往以利润最大化做为目标, 这就导致安全监管与利润增长的长期矛盾, 导致煤矿生产小事故依然频繁发生。为了减少煤炭企业发生安全事故的次数, 本研究明显是有必要的。
目前, 煤矿企业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大部分由可控因素造成, 只有加强对煤矿企业进行监管, 才能有效的进行事故的预防。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更多是人为因素造成的[1,2,3,4]。关于煤矿企业的生产安全监管方面, 有着众多的研究成果, 目前的研究有监管技术的改进[5]、监管指标的构建[6]、煤矿企业安全监管的博弈[7,8,9,10]。如贺超等通过对安全管理特点的分析建立了煤矿安全监管指标体系;在对于安全监管的实施上, 更多的关注于政府监管的实施, 如刘全龙将煤矿安全监管中涉及的三方:国家和地方的监管机构对于煤矿企业安全监管的博弈。然而要注意的是, 目前外在监管机构对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影响的研究较多, 而煤矿企业内部对安全管理控制方面的研究较少, 主要原因是外在监管的相关数据容易获得, 这就容易造成仅关注数据, 而安全管理最核心的部分往往容易忽视, 这就导致了大事故不犯、小事故频繁发生的怪像[11,12,13]。而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监管的研究, 需要对其监管与一线员工的操作的具体演化模式进行分析。本文试图分析安全管理人员对一线员工的监管, 对于双方策略的演化博弈的动态分析, 分析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与一线员工的互动, 探索如何达到安全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的均衡最优解。
1 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监管模型建立
演化博弈对于解决有限理性人之间的决策过程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14,15], 基于此, 本文进行了如下假设:
1.1 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监管模型的相关假设
模型假设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策略集是{检查, 不检查}, 一线员工的策略集是{违规, 不违规}。假设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的比例为x, 则不进行安全检查的比例为1-x。一线员工进行违规操作的比例为y, 则其选择不违规操作的比例为1-y。
1.2 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监管模型博弈的得益
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不进行安全监管的收益为π1, 一线员工合法操作的收益为π2。进行安全监管的成本为C1, 假设所有的违规行为都可以被发现, 违规行为发现后罚款为αR2, 若有违规行为未被发现, 则安全管理人员会被相关部门罚款T1。一线员工违规生产的额外收益为R2。为了符合实际, 假设C1<T1, α>1, 否则安全管理人员不会进行检查, 或者一线员工会违规操作。
1.3 博弈过程
煤矿企业安全监管决策是安全管理人员与一线员工进行的反复博弈的过程, 安全管理人员与一线员工分别根据当前策略的收益的大小向更佳策略转变, 安全管理人员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一线员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2 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监管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市场上有无数个煤矿企业, 每个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管理人员与一线员工进行博弈。通过对假设的总结, 可以得出博弈矩阵, 如表一所示。
安全管理人员检查的收益为:
安全管理人员不检查的收益为:
则安全管理人员的平均收益为:
将上述结果代入式 (1) 可知, 安全管理人员采用检查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一线员工合法操作的收益为:
一线员工违规操作的收益为:
则一线员工的平均收益为:
将上述结果代入式 (2) 可知, 一线员工采用合法操作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将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的复制动态方程联立, 就可以得到:
令两式同时等于0, 可得5个平衡点:F1 (0, 0) , F2 (0, 1) , F3 (1, 0) , F4 (1, 1) , , 则相应连续动力系统的雅可比矩阵为:
令p=tr (J) , q=det (J) ,
当均衡点为F1 (0, 0) 时, 矩阵为:
由于p1=αR2+T1-C1-αR2>0, q1=-αR2 (αR2+T1-C1) <0, 可知F1为不稳定平衡点, F1 (0, 0) 不是演化模型的ESS。
同理可以算出F2 (0, 1) , F3 (1, 0) , F4 (1, 1) 为稳定平衡点, 为该博弈的稳定平衡点, 是演化模型的ESS。
3 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监管模演化博弈模型的演化分析
通过这五个平衡点, 可以将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监管演化博弈模型区域分为四个象限:
第一个象限中, , 则, 可知此时x增加, y减少, 说明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倾向于加强检查, 一线员工倾向于违规操作。
第二象限中, , 此时, 可知此时x增加, y增加, 说明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倾向于加强检查, 一线员工倾向于合法操作。
第三象限中, 当时, , 可知此时x减少, y增加, 说明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倾向于减少检查, 一线员工倾向于违规操作。
第四象限中, 当时, , 可知此时x减少, y减少, 说明企业管理层安全监管检查倾向减少, 员工违法操作增加。
综上可知, 煤矿企业监管行为的演化趋势如图一所示。
为了便于理解, 分别对于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监管博弈的参数进行了赋值, 其中π1=10, π2=15, C1=3, α=3, R2=2, T1=4。分别对x (0) =0.2, y (0) =0.5和x (0) =0.9, y (0) =0.9两种情况进行了模拟, 模拟结果如图二所示。
由图二可以看出, 煤矿企业内部安全监管在演化过程中, 受到初始值的影响, 会围绕均衡点进行循环的变化。其初始状态越接近平衡点, 越稳定。
4 结论与建议
(1) 严格煤炭企业的监管检查。仅依赖于内部的管理, 我们发现很难达到预期的安全目标, 监管机构只有增加外部监管的力度, 从外部使企业内部安全监管维持在平衡点附近, 进而形成一定的制度。同时, 应该将难以监管的规模小和技术落后的煤矿企业进行关停, 减少事故的发生。
(2) 建立对于煤炭企业违规行为的动态惩罚机制。在煤矿监管的过程中, 如果单纯由煤矿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自身进行管理, 往往会陷入初期严格、后期松散的怪圈, 应该建立动态管理的制度, 适时的进行调整, 而非只依赖于原有的制度。
全球危机闭环演化 篇11
放大视角看2014年，核心关键词既不是美联储变脸，也不是乌克兰大乱，而是危机实现了闭环。从2008年开始，我们似乎经历了三次，甚至多次的危机。但实际上，危机只有一场，只不过这场危机的演化是个圆环，从一站到下一站，危机的震心转移和形式转化如同在圆环上移动一样逻辑顺畅。
危机演化的逻辑，涉及到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信用支点，另一个是木桶理论。金融无论体现为什么业态，无论使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其本质都是资金融通，即实现资金跨时序、跨主体的优化配置。而资金融通的支点，则是信用，没有金融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信任，资金融通就难以发生，即便发生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信用支点的崩坏，而2008年以来各类信用的接连崩坏决定了危机的不同表现形式。至于危机集中发生在哪个区域，则是由木桶理论决定的，木桶里的水总是会从最短板处流出，危机震心则总是会出现在信用支点最脆弱的区域。
从这两个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下危机演化的大逻辑，让2014的现实在历史中回归本位。危机的第一站是美国次贷危机，表现为微观信用的崩坏，银行间流动性枯竭，进而引发整个市场的信贷紧缩。作为一场流动性危机，风险短板主要在美国，因为大部分美国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由于摄入太多有毒资产而发生了腐坏。
微观信用发生崩坏之后，政府将宏观信用注入到市场中，欲激活市场流动性，这就是危机后一系列财政救助发生的过程，但任何信用用多了都会崩坏。在抵补微观信用缺失的过程中，宏观信用也逐渐透支直至崩坏。于是危机进入第二站，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实际上就是国家宏观信用崩坏的必然结果，而从债务风险分布看，欧洲是短板，于是危机重心从美国转移到了欧洲。接下来，在全球各国的宏观信用都或多或少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又开始使用货币信用来抵补宏观财政信用的缺失，表现为超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接连推出。而一旦宽松货币政策使用过度，货币信用也会发生崩坏，而货币信用的短板，是金融体系脆弱的新兴市场，于是危机进入第三站，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
实际上，危机第三站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了，印度、印尼和泰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都曾发生了本币大幅贬值并引发金融混乱的状况。而2014年，危机彻底实现了闭环，危机的闭环包含两层内涵：一方面，美国走过所有信用风险传递的全过程，终止了对货币信用的透支，重回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稳态路径。而美国微观信用在经受闭环考验之后又重新回到原点，实现了闭环之后的去风险，美元则由此真正强势起来。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依旧停靠在危机第三站，货币信用崩坏全面扩散，而之所以俄罗斯、墨西哥和巴西的本币崩坏最为严重，则是因为它们是新兴市场货币中的短板，这些资源型国家本币是自由浮动的，经济命脉却被借由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美元所把持，这使其货币信用最脆弱，最易受制于人，最易于被美国政策变化与美元走势所左右和冲击。
如此看来，2014年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危机演化的必然。2014年，危机实现了闭环，并由此造就了强势美元和新兴市场货币危机。那么接下来，2015年会怎样？实事求是地说，2015年的危机闭环影响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强，因为美国经济将实现二次领跑、美国加息周期也将开启。而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压力难以彻底化解、货币风险还将持续释放。所以，2015年，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特别是其金融体系和本币汇率，将面临危机闭环的更大挑战。
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从危机演化逻辑的分析看，夯实货币信用是关键。因此2015年，通过坚定不移的金融改革来夯实金融体系的能力建设，通过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来压制系统性信用风险上升的苗头，将是重中之重。
[编辑 冯红梅]
E-mail：fhm@chinacbr.com
企业演化 篇12
所谓企业创新网络,就是在创新过程中围绕企业形成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合作关系的总体结构[1]。在企业创新网络中,受到企业资源、能力、机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整个网络的网络主体规模,网络关系数量、结构因此不断变化,内涵逐渐丰富,从而使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呈现不同的特点。然而,在探讨这些主导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因素问题上,不同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Gulati(1998)认为在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中,初始条件即企业所嵌入其中的关系网络,从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企业建构新的网络关系的决策,甚至影响着企业创新网络进化的全过程[2]。在Hite和Hesterly(2001)的研究中,他们提出包括人际关系、双边经济互动和社会资本在内的社会性要素是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决定性要素[3]。与上述学者比较抽象的理论诠释不同,一些学者将网络能力的概念引入到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研究中来,认为企业的网络能力对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网络能力直接影响着网络合作关系成功的可能性和组织间信任和承诺水平[4]。
从资源观理论来看,企业加入企业创新网络的根本动因是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是企业运用“能力”追逐资源、组合资源以获取竞争优势的结果。因此,网络能力的概念的提出为研究企业创新网络演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网络能力与企业创新网络
1.1网络能力的内涵在企业创新网络的实践中,由于并不是拥有互补资源的企业之间就能建立起有效的关系网络,有些企业网络研究领域的学者注意到了嵌入到企业网络中企业拥有的某些特殊能力。例如网络能力(Ritter,2002)[5]、战略网络能力(Hagedoorn et.al,2006)[6]、关系能力(Collins&Hitt,2006)[7]等等。尽管这些学者提出的能力具有不同的名称,但都为企业所拥有。更为重要的是都是基于企业所嵌入的企业网络的特殊形态或特征,成为企业在网络环境下建立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的能力。唯有Kogut(2000)[8]提出了嵌入在企业间网络的组织拥有一种基于关系网络的能力,利用这种能力,企业能够获得经济租金并增加企业价值的观点,将资源观引入社会网络研究领域。
本文采用网络能力的说法,借鉴Kogut(2000)的研究成果,将其界定为网络中的企业所具有的集聚、整合和配置网络资源以提高网络绩效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能力,其本质就在于通过寻求和运用网络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
1.2网络能力与网络演化根据网络能力的定义,从其目标来看,企业网络能力是集聚、整合和配置网络资源以提高网络绩效和获得竞争优势;从其过程来看,能力填补了意图与结果之间的差距,网络能力保证了网络关系的成功构建,使得网络主体的资源需求得以实现。一般来说,可以用网络构想能力、网络角色管理能力和网络关系组合能力来概括企业的网络能力。网络构想能力主要是指企业对外部网络关系的战略识别能力和发展网络关系的规划能力。网络构想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发现加入新的网络组织的机会,消除企业“锁定”某一网络组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预见竞争者、主要顾客、供应商等关联因素影响企业自身战略的变化,找出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机会、资源和能力。因此企业的网络构想能力影响着网络关系的形成;角色管理能力主要指企业在网络组织中创造、维持企业的地位角色,同时与网络内其他成员组织合作完成具体的项目或任务的能力;而关系组合能力则着眼于把企业与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的网络关系看成是资源和能力的组合,通过组合来发挥协同效应,提高企业的能力,而不再是停留在按照合约来履行规定的职能。从网络演化的角度看,网络角色管理能力和关系组合能力影响着网络关系的发展、维护,并决定了关系解体的风险。
2模型设定
“虫口模型”由美国数学家May.R(1976)[9]在1976年提出,是无世代交叠单一生物种群系统演化的典型模型。模型假定有某种昆虫在不存在世代交叠的情况下,即每年夏天成虫产卵后全部死亡,第二年春天每个虫卵孵化出一个虫子。设第n年的虫子数目为Xn,则显然第n+1年的虫子数目Xn+1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设每只虫子产卵数,即增殖系数为α,则增殖数为αXn;另一方面,由于争夺有限的食物和生存空间导致虫子间互相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又会使虫口减少,设减少数与Xn2成正比,系数为β,则减少数为βXn2。因此第n+1的虫口数目为:
令Xn=αXn/β,则式(1)可化为:
式中:
Xn———第n年的虫口数;
Xn+1———第n+1年的虫口数;
λ———控制参量。
式中各参量的取值范围为:n∈[1,∞];Xn∈[0,1];λ∈[1,4]。
模型中,假定虫口环境所能支撑的虫口数量上限为N0,且N0叟1。第n年虫口数为Nn,则Nn=Nn/N0为第n年的相对虫口数。显然,1就是最大虫口数目,故Xn不能大于1。虫口模型要求λ∈[1,4]是因为在λ>4时会出现发散现象,方程就将失去意义。
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与生物种群的繁衍过程极具相似性。在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中,在网络能力的作用下,从两个或多企业建立网络关系开始,网络中的网络主体逐渐增加,网络关系日趋复杂和紧密,并伴随着网络主体的新老更替和网络关系的消亡、重建。因为更加具有网络竞争优势的企业会取代原有的网络主体,而特定网络关系则随着资源互补和系统性的消失而消亡,被新的网络关系所取代。同时,企业创新网络的规模也不会无限制增长,因为一方面规模的增长必将导致网络关系更加复杂,网络治理的难度也随之上升,从而降低网络效率;另一方面,在网络关系的不断重构中,具有更强的资源互补性和系统性的企业群落会形成更紧密地子网,最终为了实现更高的网络效率而脱离现有网络,从而衍生出新的企业创新网络[10]。
因此,可以用式(2)的虫口模型来模拟企业创新网络中网络关系和网络主体规模的演化。
式中Xn———第n年的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数量;Xn+1———第n+1年的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数量;λ———创新网络的集聚能力系数,反映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
从国内外企业创新网络的发展实践来看,在企业创新网络形成的初始时刻,网络能力主要存在于一个大的核心企业之中,核心企业利用这种网络能力聚集相关的网络主体,结成网络关系。例如丰田公司对丰田创新网络的聚集作用、惠普公司对于硅谷的聚集作用等等。因此,我们设定企业创新网络形成初始时刻的企业主体和网络关系为1。企业创新网络中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数量没有一个确定的值,但考虑到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无限扩大会导致网络治理效率的下降,甚至最终导致网络的消亡,我们不妨假设最大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数量为10000。这样,在虫口模型中N0=0.0001。
3仿真与分析
在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时,我们根据λ的不同输出五个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模拟图,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3.1当λ=1时,即企业创新网络的集聚能力系数较低时,企业创新网络演化过程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当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集聚能力系数较低时,企业创新网络几乎不能聚集一定数量的网络主体并形成一定数量的网络关系。这样的企业创新网络主要是由于萌芽时期的核心企业网络能力较差,聚集能力弱,就不能吸引外围企业加入到网络中来,则企业创新网络就会走向夭折。从更普遍的意义来说,在企业创新网络的整个演化过程中,网络集聚能力弱的企业网络将无法形成紧密的网络关系,网络结构也呈现松散的状态。因此企业创新网络的稳定性较差,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很容易因外来事件的干扰和破坏而走向解体。
3.2当λ=1.5、λ=2及λ=2.5时,随着企业创新网络集聚能力系数的提高,企业创新网络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
图2的仿真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强的情况下,随着集聚能力系数的提高,企业创新网络聚集网络主体和结成网络关系的速度和数量逐渐提高,最终都演化成一个稳定的企业网络。当然,这里所谓的“稳定”,并不是说企业网络中的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是静态的,而是指在大量企业的不断进出,网络关系不断建立、撤销、重构的动态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整体上的动态稳定。即:在网络主体的个体层面,网络是变动的;在网络整体层面,网络是稳定的。
3.3当λ=3即企业创新网络集聚能力系数的更高时,核心企业聚集网络主体和建立网络关系的速度更快、规模更高。企业创新网络演化过程如图3所示。
图3的仿真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网络集聚能力系数更强的条件下,核心企业能够迅速吸引大量企业加入企业创新网络,形成范围更广的网络关系,企业网络规模迅速扩大。由于大量的网络主体迅速形成企业网络,网络关系建立和重构的速度变快,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缺乏稳定性,随着集聚能力的进一步增大,极有可能形成分叉的阶段,有可能继续走向成熟,也有可能走向衰退。我们也可以从核心企业对企业创新网络的控制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振荡现象。一般而言,在企业创新网络中,企业的成长是借助网络环境和核心企业的优势逐步建立自身优势的动态过程,核心企业协调着网络中所有企业的创新活动[11]。而核心企业在确定合作项目、建立网络关系时,可能会选择一定数量的、特定的网络主体,从而造成网络关系随着核心企业合作项目的变化不断重构,从而在导致网络关系和网络主体的规模出现震荡现象。
3.4当λ=3.5即网络集聚能力系数很强时,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仿真结果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出,当λ=3.5时企业创新网络形成的规模比λ=3时的规模更大,形成的速度更快,但网络的震荡现象也更加明显,企业创新网络的稳定性更差。这说明当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集聚能力很强、或者说核心企业的网络能力很强时,一方面能够加快企业创新网络的形成速度,另一方面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迅速增加增强了企业创新网络的复杂性,提高了企业创新网络的治理难度。同时也说明核心企业对企业创新网络的高度控制使网络容易受到核心企业的高度影响。在λ=4时这种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图5)。
4结论
本研究从网络能力的角度构建了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仿真模型。仿真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企业创新网络的集聚能力尤其是核心企业的网络能力太弱或太强,对于企业创新网络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如果集聚能力过低,企业创新网络将失去聚集功能,网络关系和网络主体的规模成长缓慢,整个企业创新网络也将逐渐失去网络化创新功能而走向消亡。而集聚能力太强虽然会迅速提高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规模,但容易导致企业创新网络的高度震荡,网络的稳定性恶化,治理难度提高,创新效率也将随之下降。
同时,仿真结果对企业创新网络的实践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在构建企业创新网络时,应该围绕具有较强网络能力的核心企业,最好从具有产业相关新的产业集群出发来构建。以便快速集聚一定数量的网络主体,在网络主体间形成网络关系,促进网络创新活动的开展。但随着企业创新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应该通过政策协调实现企业间网络能力的相对平衡,以保证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相对稳定。
摘要：借助计算机仿真技术和虫口模型,从网络能力的视角刻画了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仿真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太弱则难以形成有效的企业网络,太强虽然有利于企业网络的形成,但也会带来网络稳定性差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应根据网络演化的进程适时协调网络能力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