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演化

能力演化（通用10篇）

能力演化 篇1

在快速变化的复杂环境中,企业要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企业就必须持续地对顾客进行监测并能快速有效地对顾客需求的变化做出响应。而企业的客户响应能力(customer response capabilities)正是指企业对顾客变化及时响应,并通过快速有效的行动来满足顾客需求的能力。

早期关于顾客响应能力的研究提出客户响应能力由客户响应专长(customer response expertise)客户响应速度(customer responses speed)构成。[1]客户响应专长是指企业能够有效地对感知到的顾客需求进行满足的程度。而顾客响应速度则是指企业对顾客需求做出响应的快捷程度。对客户响应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响应速度慢或延迟响应会使企业无法及时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做出反应,感知到顾客的需求却没有足够的专长去满足也不能带来企业的成功。

对企业而言,客户响应专长和客户响应速度都是与企业与客户的相关信息、客户知识的管理紧密联系,二者都是建立在企业对客户知识的快速获取、准确理解、不断创新、综合应用基础上的。客户知识管理过程改善了企业对顾客需求的理解能力,从而企业能够以有效的行动对客户的需求做出快速而专业的响应;其次,客户知识管理活动能够有效地降低由于对客户快速响应所带来风险。[2]

一、企业能力的知识观

组织能力是知识的集成[3],组织可以向包括客户、伙伴和竞争者等学习,获取有关的战略性信息和知识;也可以在组织内部的功能和层次之间转换知识,为企业的战略形成和实施提供基础[4]。Bierly & Chakrabarti(1996)的研究发现,企业间的组织绩效差异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同的知识库和不同的发展和配置知识的能力。[5]而从资源观的来看,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资源的异质性,而且之中异质性所能带来产品的差异性是顾客导向的,即企业所拥有的包括有形资源和知识、能力等无形资源的异质性是竞争优势的来源。核心能力理论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核心能力是企业拥有而竞争对手所不具备的差异性显著的特殊资源,并进一步认为这种差异性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所以能够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但是从对核心能力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核心能力能够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以顾客需求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外部环境在短期内是不变的。只有这样核心能力顾客导向的显著差异性才得以继续存在。显然,在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这一假设很难成立。所以,在动态环境下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基本模式己经从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转向持续地获取一系列暂时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理论的提出,为企业持续地获取一系列暂时的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解释。

动态能力是“企业对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能力进行整合、构建或者重置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6]它反映了企业在既定路径和市场位置约束下,获取新竞争优势的一种综合能力。Zollo and Winter(2002)认为,在动态能力的构建过程中,知识的相互转化具有重要的作用。[7]基于上述认识,假设企业的客户响应能力是动态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客户知识管理对客户响应能力的影响能够直接传递到企业的动态能力。

二、知识管理理论的“内容(content)”观和“过程(process)”观

达文波特(Thomas H. Davenport)和普鲁萨克(Lawrence Prusak)把知识定义为“知识是结构性经验、价值观念、关联信息及专家见识的流动组合知识为评估和吸纳新的经验和信息提供了一种构架。知识产生并运用于知者的大脑里。在组织机构里知识往往不仅仅存在于文件或文库中,也根植于组织机构的日常工作、程序、惯例及规范之中”。[8]

关于知识管理的文献众多,但从对知识管理过程的认识视角来看,基本可分为“内容(content)”观和“过程(process)”观两类。这两大流派对知识管理核心问题的认识存在一些差异。

知识管理的“内容”观主要关注不同类型知识的分类(categorization)和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问题。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在知识分类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关于隐性(tacit)知识和显性(explicit)知识的区分(Polanyi,1962)。[9]然而,基于“内容”观的知识管理研究绝大多数集中于企业的内部分析,而没有从组织间的角度关注其相互间的依赖性,如知识创造理论(Nonaka,1994,Nonaka & Takeuchi,1995)。[10][11]“内容”观理论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其静态性和天然的自我保护性,这就使得新知识的创造的开发性收到了限制,忽略了知识创造的认识过程和具体行为。在知识管理的“过程”观研究中,较早的文献是组织理论中关于组织学习的论述。在日趋复杂的全球化市场环境下,企业在提高组织绩效的努力中,普遍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常常是与组织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大量战略变化方面的文献和组织学习和组织演化方面的文献都共同关注着组织学习。大量的文献把知识看作是一种战略性资产,并且都关注知识相关能力的积累和内化流程的提升。

三、客户知识能力及其知识管理活动

市场导向强调,当企业面对动荡多变的市场需求和营销环境时,要保证顾客满意,就必须跟踪和预见市场需求的变化并作出快速的反应。而要做到这一点,企业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客户知识能力,以保证比竞争对手更快地获得市场信息,更准确地理解顾客需求(创造顾客知识),并且更有效地将客户知识整合到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之中,从而将其转化成具有更优异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一)客户知识能力

Li, T.,& Calantone, R. G. (1998)首次定义了“市场知识能力”。[12]他们认为,市场知识能力是“创造和整合市场知识的流程”,而流程则是一系列的公司活动。由于其研究重点是市场知识能力对新产品优势的影响,因此他们把市场知识能力区分为三个流程:( 1)顾客知识流程,指建立顾客知识,即有关顾客对新产品的现实和潜在需要的知识的一系列公司活动。( 2)竞争者知识流程,指建立有关竞争者的产品和战略的认识和理解的一系列公司活动。(3)营销与研发交互作用流程,指营销部门与研发部门之间沟通和协作的流程。Gold,Malhotra and Segars(2001)认为评估一个组织的知识管理能力,应该从组织的能力观点看知识管理,它包括两个部分:其一,基础建设:科技、结构、文化 ;其二,流程管理能力:知识取得流程、知识转换流程、知识应用流程、知识保护流程。[13]

客户知识不会自动产生,它必须依赖组织的客户知识管理能力,当组织与客户互动时,这项能力协助组织内所有成员共同整合客户知识、转移客户知识并且分享客户知识,产生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以达到企业满足客户的目的。

对于企业的客户知识,笔者认为可分为四种类型:(1)关于客户的知识(Knowledge about customers);(2)来自客户的知识(Knowledge from customers);(3)客户需要的知识(Knowledge for customers);(4)与客户共同创造的知识(Knowledge from cooperation)。

客户知识可以说主要是系统化的客户信息,而客户知识能力(customer knowledge competence)是对客户知识产生、集成、流程化和惯例化一系列活动效果进行评价的一种企业能力。客户知识能力可以初步定义为,企业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创造、集成、应用客户知识于企业运营流程为客户创造新价值的整合力。不同于客户知识,客户知识能力具有不可模仿性和不可移动性特征。不可模仿性,是因为企业创造和整合客户知识的流程是嵌入在组织具体的业务流程中的,从企业外部是难以观察的;不可移动性,是指客户知识能力相关的企业流程是在企业内部创造的,是无法从市场购买获得的。

由此可见,客户知识能力实际上就是通过获得和解释市场信息以创造顾客知识,并将其与其它的组织知识(如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等)进行整合,应用于顾客价值创造过程的一种企业能力。客户知识能力是表征企业对客户知识这一特殊战略资源的创造、整合和利用的综合能力。集中体现在客户知识获取——主要是客户信息的获取等与客户的沟通能力,客户知识集成——客户信息知识的表达、分类、传播等技术能力,客户知识利用和创新——主要体现在客户知识的贡献、利用、流程化、惯例化等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能力。

(二)客户知识管理活动

客户知识能力可简化地理解为是企业客户知识管理的能力,具体体现在客户知识管理能力的各项活动中。

客户知识管理综合知识管理中“内容”观和“过程”观的思想,把客户知识管理活动划分为四个方面:(1)知识表达、获取;(2)知识分类、共享;(3)知识利用、创新;(4)知识管理的流程优化。前三个流程是对具体客户知识的获取、加工和利用,第四项知识管理活动是指客户知识管理的整个流程及其优化,这一流程的存在使得客户知识管理活动得以成功完成,能够有效地将与客户一起不断加工、提炼的知识应用和集成到企业的业务流程中去。客户知识管理流程本身也是知识的载体,这一流程的不断进化表现出企业客户知识能力的发展。如图1所示。

四、客户知识能力推动客户响应能力演化

客户知识管理不是简单地获取顾客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利用,而是企业的相关部门和人员(研发人员、销售经理、导购人员等)在与客户的交流和共同作用中,不断交流信息、共享知识从而创新知识、利用知识的螺旋动态上升过程,如图1所示。

(一)知识的获取表达

企业相关部门人员和顾客的第一次接触和交流,在企业诉求产品、介绍企业,客户描述对产品等的认识、偏好、竞争者信息时,企业可以获得关于顾客的以下知识:偏好;企业产品与竞争对手产品在顾客所关注特性方面的差异;行业发展趋势的认识。同时客户可以从企业这里获取所需要的关于产品和企业的信息和知识。

(二)知识的分类、共享

对于有初步认识的顾客,企业可以根据关于顾客知识的分析和理解,有针对性的与特定的顾客共享选择性的顾客需要的知识。同时在这一交流和共同作用的过程中,企业可以从客户那里获取关于对企业产品的评价,顾客的学习过程和结果,顾客偏好的变化(顾客知识积累可能引起的)以及顾客购买的驱动因素等来自顾客的知识。

(三)知识的利用、创新

在对于忠诚顾客和流失顾客的回访、交流中,企业可以通过获取顾客对产品的试用、使用体验感受(肯定、建议和抱怨等);偏好的变化;特殊需求(特别是核心客户或意见领袖提出要求)等与顾客共同创造的知识来设计概念产品,创新消费观念。并把这些对顾客需求变化、建议、抱怨、特殊要求具体化、产品化的知识传递给顾客,再次进行知识的共同创新。

(四)知识管理流程及其优化——知识到能力的转换

总结上述三个“内容”化的知识管理过程来分析客户知识管理的“流程”化内容。在前三个过程中,企业在同客户的交流和作用中不断地与顾客共享知识,获取新知识,创造新知识。随着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企业对客户认识更深入,对客户知识的理解能力和应用能力逐步增强,从而能更有效地把顾客的需求具体化、产品化,从而提高企业对顾客的响应专长。随着关于客户知识和来自顾客知识的积累和应用,企业对顾客需求、消费偏好、购买决策驱动因素等信息的变化更敏感、反应更迅速,从而提高了企业客户的响应速度。所以,通过客户知识管理,企业可有效地提高客户响应能力。客户响应能力会随着企业客户知识管理能力增强而提高,而客户响应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会进一步促进客户知识管理流程的优化,形成良性循环。

客户知识管理影响客户响应能力这一过程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和客户学习机制。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知识和能力都是学习的结果。企业和客户只有形成自学习机制,把客户知识管理内化到企业的业务流程中,形成稳定的组织惯例,才能持续地提高企业的客户响应能力,从而促进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五、结语

客户知识管理不是简单地获取顾客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利用,而是企业的相关部门和人员(研发人员、销售经理、导购人员等)在与客户的交流和共同作用中,不断交流信息、共享知识从而创新知识、利用知识的螺旋动态上升过程。综合知识管理中“对象观”和“过程观”的观点,从客户知识管理活动的角度对客户响应能力的演化进行分析,得出企业的客户知识能力对客户响应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摘要：在动态变化的复杂环境中,客户快速响应能力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客户响应能力的形成来源于对企业客户知识的管理。综合采用知识管理中“对象观”和“过程观”的观点,深入分析客户知识管理对客户响应能力演化的促进机理,并研究企业的客户知识能力对客户响应能力提升的保障作用。

关键词：客户响应能力,演化,客户知识能力,促进机理

能力演化 篇2

关键词:企业竞争优势企业竞争力企业核心能力演化

中图分类号:F4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5(b)-0196-02

企业竞争优势、竞争力与核心能力是目前企业管理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尤其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如何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并升华为企业核心能力一直是理论界与学术界重点研究的内容。文献[1]讨论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演进与创新突破,但对于如何由企业竞争优势上升为企业核心能力则缺乏进一步的研究。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对比分析企业竞争优势、竞争力与核心能力这三个概念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企业竞争优势演化到企业核心能力的路径。

1 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竞争优势一般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处在同一市场中,面对类似顾客与市场,其中一个企业能够赢得更高的现实或潜在利润或市场占有率时,这个企业就拥有某种竞争优势。也有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就是指一个企业在有效的“可竞争性市场”上向消费者提供具有某种价值的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或胜过其他竞争对手,并且能够在一定时期之内创造超额利润或高于所在产业平均水平盈利率的属性或能力[2]。

战略管理理论对竞争优势的认识分为两个阶段:竞争优势外生论和内生论。竞争优势外生论强调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外部产业结构和市场机会,竞争优势内生论则试图从企业内部寻找竞争优势源泉。

1.1 竞争优势外生论

竞争优势外生论其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个别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的原因是市场结构导致的产业进入和退出障碍、政府保护与限制以及产品的差异化。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将S─C─P理论应用于其所建立的竞争战略理论中,该理论提出:竞争战略就是企业在某一产业里,针对决定产业竞争的各种影响力建立一个有利可图的和持之以恒的地位。波特特别强调“产业结构分析是建立竞争战略的基础”,“理解产业结构永远是战略分析的起点”。根据外部竞争优势的来源,竞争优势的外部理论主要有分为下面三类:①从企业外部市场结构中寻求企业竞争优势,②从企业外部集群(集聚)與区位环境中寻求企业竞争优势,③从企业生态系统中为企业寻求竞争优势。

1.2 竞争优势的内生论

最早尝试从企业内部对竞争优势进行解释的是以资源为基础的企业观点,简称“资源基础论”。它认为企业是由一系列资源所组成的集合,企业的竞争优势源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企业同时拥有多种资源,并非所有资源都可以成为企业竞争优势源泉,只有那些市场供给稀缺、企业独有资源才能使其获取超额收益。可是,拥有相同资源的企业可能表现为巨大的绩效差异,这种巨大的绩效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1990年,普拉哈拉德和哈默首次提出“核心能力”的概念,认为: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源能够发挥多大的效用完全取决于企业开发、配置和保护资源的能力,所以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能力[3]。他在其核心能力理论中指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能力是组织的集体学习能力和集体知识,尤其是如何协调各种生产技能以及如何将多种技术、市场趋势和开发活动相结合的知识。根据竞争优势内部理论,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以下三种:①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的资源与能力,②企业的竞争优势依赖于企业的创新,③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内部化优势。

1.3 竞争优势与企业竞争力

不论竞争优势外生论或是竞争优势内生论必须首先考虑企业存在于市场的目的是为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而存在。离开市场或产品、服务,谈论竞争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让市场中起决定作用的顾客认知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企业才能真正获得生存和发展空间。其次竞争优势是企业竞争力的外在表现,而企业的资源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内在属性[4]。因此,企业外部竞争优势与企业内部竞争优势都是企业竞争力在不同角度的表现。

2 企业竞争力及其测度

2.1 企业竞争力的概念

企业竞争力是一个有明确直观含义但同时又难以准确定义的综合概念,是静态的,更是动态发展的概念,是一个具有多层次含义的概念。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形态下有不同侧重点。企业竞争力强调企业运用资源如何去获得在市场中优势的支撑资源或能力,它往往是通过一系列竞争业绩指标来反映。

2.2 企业竞争力测度

在企业竞争力评价研究中,不少文献往往将竞争力与核心能力这两个概念混同,其研究结果往往是企业在某一方面核心能力强或者综合核心能力强之类的结论,而回避了企业核心能力识别的目的是要找到核心能力是什么这个最重要的目标。我们必须去认识什么是企业核心能力。

3 企业核心能力、企业核心产品及企业核心能力识别

3.1 企业核心能力

企业核心能力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成为全球企业管理热门话题之一。目前尚无权威而准确定义。定义中认同度最高的是C.K.PRAHALAD与GARY HAMEL的界定:“企业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

为有效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核心能力,1994年美国管理学者对核心能力本质特征作了7个方面的界定:即核心能力是知识与技能的综合;具有应变力和进一步利用、扩展的空间;有限数目;在价值链上具有独特的杠杆作用;企业可以控制或者主导的领域;顾客长期认为重要的因素;根植于企业的系统等。1995年美国管理学者从竞争优势可保持性的角度提出了它的四项标准,即核心能力必须是很少企业拥有的,有价值的能力,是竞争对手不可替代,难于模仿与学习的能力,因此,核心能力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收获的优势的“核心”。

3.2 企业核心产品

要正确认识核心能力还必须理解核心产品的概念。核心产品是核心能力的载体,它是一种或几种核心能力的物质体现,也是核心能力的市场体现。核心产品是最终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系核心能力与最终产品的纽带。企业为了维持核心能力领域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在核心产品生产上维持尽可能大的制造份额。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公司最终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份额不同于其在核心产品生产上的制造份额。

可以这样说,市场竞争表面上是企业产品竞争,进一步则是企业竞争力的比较,而最深层次的竞争则是核心能力的竞争。

3.3 企业核心能力识别是一个非结构化问题决策

企业间最深层次的竞争是核心能力竞争,而核心能力物化结果则是核心产品,那么如何去识别企业核心能力呢？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按照决策问题的复杂程度,管理决策可以分为三种,即结构化决策、半结构化决策和非结构化决策。结构化决策可以利用或可以建立适当的模型产生决策方案,并且可以从这些方案中得到最优(或满意)的解。半结构化决策也可以通过建立适当的模型得到．但不可能从这些方案中得到最佳方案。非结构化决策不可能通过建立适当的模型而得到。企业核心能力这个课题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识别是一个非结构化问题决策。

3.4 企业核心能力识别的本质是核心能力挖掘

从国外关于企业核心能力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对企业核心能力的研究具有明显事后追溯特征,加之企业之间竞争又很复杂,核心能力识别并不容易。首先,有必要先讨论一下“识别”或“评价”的含义,“识别”或“评价”通常是人们事先提出一个关于研究对象的假设或标准,然后用这些假设或标准去衡量/比对现实对象,进而得出衡量比较的结果,是一种事后验证,带有较强印证性。所谓挖掘,是在众多数据源中抽取人们感兴趣的知识,这些知识在挖掘出来之前是隐含、未知和潜在的,它们通过挖掘而被识别,可以说,挖掘就是对未知的有用的识别。因而,与识别相比,挖掘的重点在于探索,在于对蕴涵、未知、有潜在应用价值、非平凡的模式的提取。

3.5 企业竞争力与企业核心能力的比较

企业核心能力是竞争力的支撑力量,通常存在于竞争力的“知识”层面的最里层。核心能力界定为竞争力的原生性因素。因此,竞争力和核心能力,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这二者之间区别主要表现在:

(1)從可比较性看。决定和影响竞争力的大多数因素在各企业之间具有可比较性和很大程度的可计量性;核心能力往往是难以直接比较和难以进行直接计量。

(2)从可交易性看。竞争力许多因素是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或者可通过模仿其他企业而形成;而核心能力则通常是指企业具有不可交易和不可模仿的独特优势。

(3)从存在性上看。每个企业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未必都具有核心能力。竞争力因素相对广泛,而核心能力因素则非常集中。

(4)从影响的时间看。企业成败兴衰取决于自身竞争力强弱,而竞争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企业核心能力,核心能力可以成为竞争力中最具有长远性和决定性影响的内在因素。

(5)从介入深度看。核心能力体现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发展整个过程,渗透到企业机体各个部分和环节,形成组织内部沟通具有的独特观念和技巧,并且能够转化为整个企业具有内在一致性行为。

(6)从市场表现来看,竞争力通常表现为支持企业在某一种产品上获得超出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核心能力表现为支持企业在几种产品上表现出超出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这些产品之间是能力相关的。

(7)核心能力和竞争力在企业发展中可能会有共同表现。因此,如何去构建企业的核心能力,获得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将是企业共同关注的焦点。

4 从企业竞争优势到企业核心能力的演化

企业核心能力存在于企业可以控制或者主导领域,但在企业价值链诸多活动环节中,并非所有环节在创造价值中都起同等作用,那些起关键作用的特定环节,我们称之为战略环节。企业核心能力建立、培育也与之相对应,并不会均等地分散在所有环节,而是围绕战略环节建立、培育,并发挥作用。当企业专业化战略转向相关多角战略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已经建立、培育的核心能力是围绕什么战略环节形成的,新业务的战略环节是否能与这一战略环节一致。多角化战略的整合优势尽管很诱人,但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新业务与原业务的战略环节一致或相似;原有核心能力对新业务战略环节有很强的兼容性。因此在核心能力的建立、培育过程中,就要明确企业所注重的战略环节。

竞争优势理论的研究是不断深入和完善的。理论界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认识是动态的,认知和实践的重心不断向企业内迁移。企业所拥有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可以整合集成的多种竞争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群。具体地说,企业竞争优势群包含以下四个由外向内、由浅及深的竞争优势:

(1)市场结构层次。这一层次的竞争优势源于企业外部,好的市场结构就可能促成企业的高回报,企业凭借有利的市场结构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实现外生性竞争优势。

(2)核心资源层次。核心资源层是企业内生性竞争优势的一种,一般表现为土地、资本、技术设备、人力资源等,这一点在资源型行业中表现较为明显。

(3)知识资本层次。企业知识存量就是企业当前运用有形资源的能力,可称其为知识资本或智力资本。企业智力资本一般可分成三部分:人才资本、(内部)结构资本和市场资本。

(4)组织学习能力层次。企业旧有竞争优势迅速被新的竞争优势所取代,一切市场力量、资源控制,甚至是知识带来的竞争优势都变得不可信任,组织的学习能力成为唯一永久有效的能力和竞争优势源泉。

当企业建立一个自内向外的竞争优势群时,不但竞争优势的力量是非线性叠加,而且是竞争对手难以破译、模仿和追赶:①竞争优势群的内部关系复杂,难以破译、模仿;②竞争优势群具有集成优势,难以追赶。

从企业竞争优势群的发展历程看,分为如下5个阶段:

(1)外生性竞争优势阶段。企业起初生存发展必须依赖于外生性竞争优势,如旺盛的市场需求、市场的高速成长、地方政府的行政支持、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都是一家企业生存之根本、外生性优势的来源。

(2)内生性竞争优势阶段。企业最初的成功促成了企业的发展,利润和资金量的增加使企业可以利用财务杠杆获得更多的资金,庞大的资金使其能够大量获取人才、土地、设备、矿产等有形资源,核心资源优势逐步形成。

(3)核心能力规划阶段。庞大而重要的核心资源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同时也使企业经常面临一些资源使用方面的难题。此时,管理层开始寻求构建核心能力,即整合配置和运用各类资源的知识。

(4)核心能力形成阶段。知识的沉淀与使用让知识型员工受到重视,知识创新、知识共享、知识应用在企业中普遍盛行,组织持续创新和学习的能力构成了企业最可靠持久的竞争优势。

(5)核心能力升华阶段。由于知识资本和组织学习能力的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效果和效率都得到提升,走向良性循环,实现强者恒强。

5 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企业竞争优势、企业竞争力与企业核心能力作为三个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在企业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企业战略管理而言,要提高企业竞争优势,增强企业竞争力,就必须构建企业的核心能力。特别是对于那些还没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企业而言,如何通过构建企业核心能力的过程来提高企业竞争力将至关重要。就目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深远影响看,要使中国企业真正拥有与国际企业列强同台竞技的能,国内企业构建企业的核心能力的道路可谓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周权雄,周任重.论企业竞争优势的动态演进与创新突破[J].改革与战略,2009.

[2]卜金涛.企业竞争优势群的构成与生成路径[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4.

[3]李兴旺.企业核心能力:借助价值链形成竞争优势[J].现代财经,2002.

能力演化 篇3

所谓企业创新网络,就是在创新过程中围绕企业形成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合作关系的总体结构[1]。在企业创新网络中,受到企业资源、能力、机会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整个网络的网络主体规模,网络关系数量、结构因此不断变化,内涵逐渐丰富,从而使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呈现不同的特点。然而,在探讨这些主导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因素问题上,不同学者的观点并不一致。Gulati(1998)认为在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中,初始条件即企业所嵌入其中的关系网络,从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企业建构新的网络关系的决策,甚至影响着企业创新网络进化的全过程[2]。在Hite和Hesterly(2001)的研究中,他们提出包括人际关系、双边经济互动和社会资本在内的社会性要素是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决定性要素[3]。与上述学者比较抽象的理论诠释不同,一些学者将网络能力的概念引入到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研究中来,认为企业的网络能力对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网络能力直接影响着网络合作关系成功的可能性和组织间信任和承诺水平[4]。

从资源观理论来看,企业加入企业创新网络的根本动因是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是企业运用“能力”追逐资源、组合资源以获取竞争优势的结果。因此,网络能力的概念的提出为研究企业创新网络演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1网络能力与企业创新网络

1.1网络能力的内涵在企业创新网络的实践中,由于并不是拥有互补资源的企业之间就能建立起有效的关系网络,有些企业网络研究领域的学者注意到了嵌入到企业网络中企业拥有的某些特殊能力。例如网络能力(Ritter,2002)[5]、战略网络能力(Hagedoorn et.al,2006)[6]、关系能力(Collins&Hitt,2006)[7]等等。尽管这些学者提出的能力具有不同的名称,但都为企业所拥有。更为重要的是都是基于企业所嵌入的企业网络的特殊形态或特征,成为企业在网络环境下建立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的能力。唯有Kogut(2000)[8]提出了嵌入在企业间网络的组织拥有一种基于关系网络的能力,利用这种能力,企业能够获得经济租金并增加企业价值的观点,将资源观引入社会网络研究领域。

本文采用网络能力的说法,借鉴Kogut(2000)的研究成果,将其界定为网络中的企业所具有的集聚、整合和配置网络资源以提高网络绩效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能力,其本质就在于通过寻求和运用网络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

1.2网络能力与网络演化根据网络能力的定义,从其目标来看,企业网络能力是集聚、整合和配置网络资源以提高网络绩效和获得竞争优势;从其过程来看,能力填补了意图与结果之间的差距,网络能力保证了网络关系的成功构建,使得网络主体的资源需求得以实现。一般来说,可以用网络构想能力、网络角色管理能力和网络关系组合能力来概括企业的网络能力。网络构想能力主要是指企业对外部网络关系的战略识别能力和发展网络关系的规划能力。网络构想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发现加入新的网络组织的机会,消除企业“锁定”某一网络组织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还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预见竞争者、主要顾客、供应商等关联因素影响企业自身战略的变化,找出有利于企业自身发展的机会、资源和能力。因此企业的网络构想能力影响着网络关系的形成;角色管理能力主要指企业在网络组织中创造、维持企业的地位角色,同时与网络内其他成员组织合作完成具体的项目或任务的能力;而关系组合能力则着眼于把企业与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的网络关系看成是资源和能力的组合,通过组合来发挥协同效应,提高企业的能力,而不再是停留在按照合约来履行规定的职能。从网络演化的角度看,网络角色管理能力和关系组合能力影响着网络关系的发展、维护,并决定了关系解体的风险。

2模型设定

“虫口模型”由美国数学家May.R(1976)[9]在1976年提出,是无世代交叠单一生物种群系统演化的典型模型。模型假定有某种昆虫在不存在世代交叠的情况下,即每年夏天成虫产卵后全部死亡,第二年春天每个虫卵孵化出一个虫子。设第n年的虫子数目为Xn,则显然第n+1年的虫子数目Xn+1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设每只虫子产卵数,即增殖系数为α,则增殖数为αXn;另一方面,由于争夺有限的食物和生存空间导致虫子间互相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又会使虫口减少,设减少数与Xn2成正比,系数为β,则减少数为βXn2。因此第n+1的虫口数目为:

令Xn=αXn/β,则式(1)可化为:

式中:

Xn———第n年的虫口数;

Xn+1———第n+1年的虫口数;

λ———控制参量。

式中各参量的取值范围为:n∈[1,∞];Xn∈[0,1];λ∈[1,4]。

模型中,假定虫口环境所能支撑的虫口数量上限为N0,且N0叟1。第n年虫口数为Nn,则Nn=Nn/N0为第n年的相对虫口数。显然,1就是最大虫口数目,故Xn不能大于1。虫口模型要求λ∈[1,4]是因为在λ>4时会出现发散现象,方程就将失去意义。

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与生物种群的繁衍过程极具相似性。在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中,在网络能力的作用下,从两个或多企业建立网络关系开始,网络中的网络主体逐渐增加,网络关系日趋复杂和紧密,并伴随着网络主体的新老更替和网络关系的消亡、重建。因为更加具有网络竞争优势的企业会取代原有的网络主体,而特定网络关系则随着资源互补和系统性的消失而消亡,被新的网络关系所取代。同时,企业创新网络的规模也不会无限制增长,因为一方面规模的增长必将导致网络关系更加复杂,网络治理的难度也随之上升,从而降低网络效率;另一方面,在网络关系的不断重构中,具有更强的资源互补性和系统性的企业群落会形成更紧密地子网,最终为了实现更高的网络效率而脱离现有网络,从而衍生出新的企业创新网络[10]。

因此,可以用式(2)的虫口模型来模拟企业创新网络中网络关系和网络主体规模的演化。

式中Xn———第n年的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数量;Xn+1———第n+1年的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数量;λ———创新网络的集聚能力系数,反映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

从国内外企业创新网络的发展实践来看,在企业创新网络形成的初始时刻,网络能力主要存在于一个大的核心企业之中,核心企业利用这种网络能力聚集相关的网络主体,结成网络关系。例如丰田公司对丰田创新网络的聚集作用、惠普公司对于硅谷的聚集作用等等。因此,我们设定企业创新网络形成初始时刻的企业主体和网络关系为1。企业创新网络中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数量没有一个确定的值,但考虑到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无限扩大会导致网络治理效率的下降,甚至最终导致网络的消亡,我们不妨假设最大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数量为10000。这样,在虫口模型中N0=0.0001。

3仿真与分析

在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时,我们根据λ的不同输出五个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模拟图,下面分别进行分析。

3.1当λ=1时,即企业创新网络的集聚能力系数较低时,企业创新网络演化过程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当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集聚能力系数较低时,企业创新网络几乎不能聚集一定数量的网络主体并形成一定数量的网络关系。这样的企业创新网络主要是由于萌芽时期的核心企业网络能力较差,聚集能力弱,就不能吸引外围企业加入到网络中来,则企业创新网络就会走向夭折。从更普遍的意义来说,在企业创新网络的整个演化过程中,网络集聚能力弱的企业网络将无法形成紧密的网络关系,网络结构也呈现松散的状态。因此企业创新网络的稳定性较差,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很容易因外来事件的干扰和破坏而走向解体。

3.2当λ=1.5、λ=2及λ=2.5时,随着企业创新网络集聚能力系数的提高,企业创新网络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

图2的仿真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强的情况下,随着集聚能力系数的提高,企业创新网络聚集网络主体和结成网络关系的速度和数量逐渐提高,最终都演化成一个稳定的企业网络。当然,这里所谓的“稳定”,并不是说企业网络中的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是静态的,而是指在大量企业的不断进出,网络关系不断建立、撤销、重构的动态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整体上的动态稳定。即:在网络主体的个体层面,网络是变动的;在网络整体层面,网络是稳定的。

3.3当λ=3即企业创新网络集聚能力系数的更高时,核心企业聚集网络主体和建立网络关系的速度更快、规模更高。企业创新网络演化过程如图3所示。

图3的仿真结果表明,在企业创新网络集聚能力系数更强的条件下,核心企业能够迅速吸引大量企业加入企业创新网络,形成范围更广的网络关系,企业网络规模迅速扩大。由于大量的网络主体迅速形成企业网络,网络关系建立和重构的速度变快,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缺乏稳定性,随着集聚能力的进一步增大,极有可能形成分叉的阶段,有可能继续走向成熟,也有可能走向衰退。我们也可以从核心企业对企业创新网络的控制的角度来分析这种振荡现象。一般而言,在企业创新网络中,企业的成长是借助网络环境和核心企业的优势逐步建立自身优势的动态过程,核心企业协调着网络中所有企业的创新活动[11]。而核心企业在确定合作项目、建立网络关系时,可能会选择一定数量的、特定的网络主体,从而造成网络关系随着核心企业合作项目的变化不断重构,从而在导致网络关系和网络主体的规模出现震荡现象。

3.4当λ=3.5即网络集聚能力系数很强时,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仿真结果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出,当λ=3.5时企业创新网络形成的规模比λ=3时的规模更大,形成的速度更快,但网络的震荡现象也更加明显,企业创新网络的稳定性更差。这说明当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集聚能力很强、或者说核心企业的网络能力很强时,一方面能够加快企业创新网络的形成速度,另一方面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迅速增加增强了企业创新网络的复杂性,提高了企业创新网络的治理难度。同时也说明核心企业对企业创新网络的高度控制使网络容易受到核心企业的高度影响。在λ=4时这种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图5)。

4结论

本研究从网络能力的角度构建了企业创新网络演化的仿真模型。仿真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企业创新网络的集聚能力尤其是核心企业的网络能力太弱或太强,对于企业创新网络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如果集聚能力过低,企业创新网络将失去聚集功能,网络关系和网络主体的规模成长缓慢,整个企业创新网络也将逐渐失去网络化创新功能而走向消亡。而集聚能力太强虽然会迅速提高网络主体和网络关系的规模,但容易导致企业创新网络的高度震荡,网络的稳定性恶化,治理难度提高,创新效率也将随之下降。

同时,仿真结果对企业创新网络的实践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在构建企业创新网络时,应该围绕具有较强网络能力的核心企业,最好从具有产业相关新的产业集群出发来构建。以便快速集聚一定数量的网络主体,在网络主体间形成网络关系,促进网络创新活动的开展。但随着企业创新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应该通过政策协调实现企业间网络能力的相对平衡,以保证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结构和网络关系的相对稳定。

摘要：借助计算机仿真技术和虫口模型,从网络能力的视角刻画了企业创新网络的演化过程。仿真结果表明企业创新网络的网络能力太弱则难以形成有效的企业网络,太强虽然有利于企业网络的形成,但也会带来网络稳定性差的问题。因此在实践中应根据网络演化的进程适时协调网络能力的平衡。

动物演化之谜 篇4

沼泽世界

一亿年后的世界，气候温暖潮湿。

二氧化碳产生严重的温室效应，在地球两极冰帽融化，海平面比现在高出150米，淹没大部分陆地后形成一片片巨大火的沼泽

在沼泽里，演化发挥得淋漓尽致。

巨龟由今天的陆龟演化而来，它跟今天的大象一般大。巨龟和陆龟有着相似的地方：巨龟也有壳，虽然几乎退化了；有一个很多层皮肤叠在一起的长脖子；还有覆盖着鳞片的头部。但也有更多不同的地方：巨龟的4只脚原本像陆龟一样位于身体的侧面，现在变成在身体的正下方(图1)。

这片广大的沼泽是陆地与海洋相接之处，也是陆地上的动物和水里的动物相遇的地方。

在地面上有些东西巨龟还没见过：比如一群沼泽章角。

沼泽章鱼长得像现在的章鱼，它们的确是现在章鱼的后代。

因为环境温暖潮湿，沼泽章鱼可以更长时间地待在陆地上，但被巨龟踩到的风险也增加了。

不过，沼泽章鱼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它的口器有致命的剧毒，可以置掠食者于死地。沼泽章鱼的这种绝招是从它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剧毒成为生活在未来世界动物的防卫武器，沼泽章鱼得以面对来自陆地的挑战。

沼泽章鱼已经适应陆地环境，能够自在地移动，这是沼泽章鱼最重要的演化之一。

沼泽章鱼学会了在空气中呼吸。它的体腔内侧有一层富含微血管的内膜，就像人类的肺一样。凭借这层内膜，沼泽章鱼可以在潮湿的空气中呼吸。

为在陆地上移动，它们有4只触腕变成了步行腕，可以用来拖着身体横越泥滩。

沼泽章鱼从水里爬上陆地主要是为养育后代。这里有一种低矮的植物，它的叶子围绕根部形成一个大“盘子”，“盘子”里常年积水，沼泽章鱼将自己的宝宝放在里面喂养，细心地看护着它们。

沼泽章鱼为何选择这种植物把自己的孩子养在里面呢?除了安全因素，这些植物还能提供小章鱼需要的一种细菌。章鱼吃下的这种细菌，成为章鱼体内剧毒的来源。这是一种共生关系，提供细菌的植物将它的开花时间调整到和章鱼育婴的时间同步，这就意味着植物开花授粉可以顺利进行而不会有任何食草动物来打扰，因为在这些植物的周围有正育婴的沼泽章鱼守护着(图2)。

放电鱼是有办法杀死沼泽章鱼的少数生物之一。放电鱼身长超过4米，它可以放出高达1000伏特的强大电流。

面对如此强大的电流，沼泽章鱼完全没有机会进行反击。

既然有像放电鱼这种危险的生物躲在混浊的水里，对于沼泽章鱼来说，陆地似乎要更安全一些。

不过陆地上也有麻烦，成年巨龟往往给它们带来麻烦。沼泽章鱼根本杀死不了成年巨龟，沼泽章鱼只能杀死幼年巨龟，它对成年巨龟只能避而远之。

对巨龟来说，沼泽章鱼的育婴植物只是路边的一丛小草。一不小心，育婴植物就被毁坏了。

沼泽章鱼必须时刻提高警惕，一旦出现危险，沼泽章鱼妈妈立即将宝宝带往另一个庇护所＿沼泽上的一根枝条。远离巨龟的大脚和放电鱼。

浅海世界

一亿年后的世界，大片的陆地被海水淹没后，形成绵延数千公里的温暖的浅海。

在这片浅海里，演化不受任何约束。

幽灵水母可以长到10米。

幽灵水母由僧帽水母演化而来，成为漂浮在海洋中最大的生物。它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由无数个微小的水母个体集结而成，每个个体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些负责捕食，有些负责消化，有些负责移动，有些构成身体，有些形成风帆，使幽灵水母得以在海面乘风破浪地巡航，去找寻食物最丰盛的地点(图3)。

在这片温暖的浅海中，高耸的奇特植物构造从坚硬的石灰岩中窜出来将海床覆盖，取代珊瑚构成了礁石。

那么珊瑚到哪去了呢?海洋发生剧变，珊瑚消失并不意外。过去红藻曾经是非常重要的造礁物种，当珊瑚消失后，红藻再次铺天盖地掌管一切。

红藻吸引了众多的礁岩蛞蝓。

幽灵水母被数量众多的礁岩蛞蝓吸引到礁石区来觅食，那么它是怎么捕捉到这些灵活的生物呢?

在幽灵水母身体的下方有一些钟型口器。这些口器悬挂在能够伸缩的触手下，触手伸长时能探到礁石缝隙里寻找食物。不过，这个口器不只用来进食，它的边缘还镶嵌了一圈眼睛一样的器官，用来四处搜寻猎物，把口器从正上方对准猎物(图4)。

幽灵水母捕食的只是礁岩蛞蝓的幼体，而捕食别人的幼体通常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尤其是幽灵水母只不过是一团手无寸铁的漂浮物，根本毫无防御能力。

每当幽灵水母捕食礁岩蛞蝓幼体时，成体的礁岩蛞蝓马上展开反击。

礁岩蛞蝓能够长到3米长，重达1吨以上。跟他们的祖先海蛞蝓一样，礁岩蛞蝓也是肉食动物，它看起来制服幽灵水母轻而易举。

不过幽灵水母是有备而来的。

幽灵水母带了一群保镖，它们遭到攻击时，这群保镖便会蜂拥而上，誓死抵抗。

它们不断地螫咬礁岩蛞蝓，迫使礁岩蛞蝓放弃眼前的食物，帮助幽灵水母逃过劫难。

幽灵水母的随身保镖叫细腿海蛛，长约1米，它们寄生在幽灵水母身上的钟型洞穴里，幽灵水母将捕捉到的食物经由管道送进这些洞穴，让它们分享。

在这个拥挤的浅海中，拥有紧密的伙伴关系，交换彼此的需求，向来都是聪明的求生法门。

幽灵水母用食物换来了保镖的随身保护，但有一种威胁它却无可奈何，那就是巨大的风暴。

狂风呼啸着卷起滔天大浪，漂浮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的幽灵水母看起来很无助。它唯一能做的就是降低它的风帆，等待风暴平息。但巨浪和狂风时常把它们撕成碎片。

这架复杂的航海机器看似末日到了，但只要碎片中有一片仍然拥有全部的功能，这个碎片就可以重新长成幽灵水母。

所以风暴并没有摧毁幽灵水母，反而帮助繁殖出更多的幽灵水母。

南极世界

一亿年后的世界，有一片充满生机的巨大雨林。这片森林覆盖着曾经被称为南极大陆的土地。

今天，南极大陆被掩盖在厚达数千米的冰层底下。

一亿年后，南极大陆已经远离南极点，向北移动到达一个更温暖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南极大陆始终维持封闭的环境。因此各种生物抵达这块大陆的唯一办法就是靠长途传播。这意味着只有像鸟类或那些拥有小而轻的种子的植物才能够成功登陆，最终形成南极大陆极不寻常的生态系统。

鸟类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已经更加适应南方热带的环境。

振翅鸟是由今天在海面上漫游的

海燕演化形成的一个新的鸟类家族。

振翅鸟的体形很小，但却是敏捷的森林专家。它们演化出不同的品种，共同生活在这片热带雨林中。有些鸟利用长长的翅膀俯瞰森林，有些鸟利用宽广的翅膀邀游海岸，有些鸟的翅膀短而圆，可以在树林中快速穿梭飞行(图5)。不过，有些虫子已经演化得很大，大到捕虫鸟都无法对付。相反它可以吃掉鸟类。隼蝇就是这样的例子。

隼蝇是一种巨大的黄蜂。它有一双可在空中拦截并刺穿鸟类的前腿，一对用来咀嚼猎物的颚，以及一根带有剧毒的刺(图6)。

并不是所有鸟类都对巨大的隼蝇束手无策，喷火鸟是另一种拥有致命武器的振翅鸟。

喷火鸟发展出一套惊人的对抗猎食者的方法，它会从鼻孔喷出炙热的有害液体。

喷火鸟拥有双鼻，两个分隔的空腔各储存一种化学物质，当受到攻击时，它会将两种化学物质挤进鼻咽管中一个特别的反应腔。这两种化学物质立即发生剧烈反应，生成有害液体从鼻孔喷向来犯者。

喷火鸟的这种防御方式主要依赖雨林中的喷火树。喷火鸟从喷火树的花上吸取的不是花蜜，而是具有高度反应力的化学物质。两种化学物质不能共存于一朵花中，不然是会爆炸的。因此这种树发展出各有一种化学物质的雄花和雌花。喷火鸟轮流拜访这两种花时，这株植物的授粉已经完成(图7)。

这片雨林如同战场，动植物们必须彼此竞争来保持领先局面。演化的力量就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被发挥到极限。

高原世界

一亿年后，有一片高原绵延数千公里，高原上有海拔超过12000米的山峰，比今天的喜马拉雅山还高。

(8)翱翔在高原的蓝色巨鸟

这是因为澳洲大陆在往北飘移的途中撞上现在的东亚，接着，又撞上北美洲和亚洲北部，将这片高原继续推高。

高原上空气稀薄，气候异常寒冷，冰雪终年覆盖着山头。对生物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地方。

然而，有一种鸟每年都会迁徙到这片高原，它们就是翼展足有3米长的巨大的蓝色追风鸟(图8)。

蓝色追风鸟在南方的低地度过寒冬。到了夏天，它飞行数千公里重又来到这个环境恶劣的高原上繁育后代。

蓝色追风鸟有两对翅膀。因为它大部分时间都在空中飞翔，很少像现在的鸟类一样使用双腿行走。它的双腿已转变成飞行器。当它只使用一对翅膀也就是它的前翼飞行时，就跟现在的鸟一样。而当它将同样长有羽毛的双腿前后摆动时，双腿就变成了另一对翅膀，能够轻易地飞得更快更远。

蓝色追风鸟拥有鹤一般的长脖子，脖子两侧长有一对称为头翼的小翼，在飞行时帮助支撑头部。

飞到山顶，蓝色追风鸟遇到了一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靠的是它羽毛的颜色。

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鸟类依靠特殊的羽毛反射紫外光，使得蓝色追风鸟的羽毛呈现出奇特的荧光蓝色。高海拔地区的紫外光很强，这对它是个威胁也是个机会。

蓝色追风鸟羽毛的颜色是用来保护它们避免紫外线伤害的，如果没有这项特殊的功能，它们会遭受到紫外线的严重伤害。

蓝色追风鸟羽毛的颜色还带给它另一个好处：能够以不同方式反射紫外光，蓝色追风鸟可以通过辨别同类中不同个体反射的紫外光来相互沟通。

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加上带来严重伤害的紫外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似乎不太容易养育下一代，蓝色追风鸟为何偏偏选择这片高原呢?

一面巨大的蜘蛛网横跨在30米宽的深谷中。

在高原的各条深谷里都有上百个由银蜘蛛结成的巨大的网。这些蜘蛛凭借反射紫外光来保护自己，因此它们看起来是银色的(图9)。

跟现在那些用来捕虫的蜘蛛网不同，银蜘蛛结的大网是用来捕捉草树种子的。

草树从竹子演化而来。每年夏天有几个星期，草树的种子会飞满天空，如同现在的蒲公英。

在夏天，银蜘蛛一天可以收集多达10万颗种子，收集起来的种子被运送到岩石壁上的裂缝里储藏。

除了银蜘蛛，岩壁裂缝里还生活着一种小型的生性害羞的啮齿动物：波格鼠。

一亿年后，大部分哺乳类动物都灭绝了，仅存一些由社会性鼠类演化而来的小型的啮齿类动物。波格鼠是最后一种哺乳类动物。

波格鼠终生生活在幽暗的洞穴里，靠银蜘蛛照顾。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银蜘蛛似乎对波格鼠完全不理不睬。波格鼠躲在阴暗中，依靠偷吃银蜘蛛收集来的种子生存(图10)。

既然收集种子那么辛苦，银蜘蛛怎么会放任波格鼠把种子偷走呢?

事实上，银蜘蛛是在用这些种子来豢养波格鼠，然后把波格鼠当成食物。

波格鼠的生殖能力很强，它们生出的许多幼鼠成为银蜘蛛的食粮。

波格鼠是银蜘蛛唯一的食物来源。银蜘蛛收集大量的草树种子，波格鼠则将草树种子转化成血肉供蜘蛛食用。

但豢养波格鼠还有另一个更隐秘的目的：那就是蛛后。

蛛后以波格鼠的血为食，以增加体内的雌性荷尔蒙来活化自己的生殖系统。

数量众多的银蜘蛛是蓝色追风鸟的丰盛大餐，也是它们从大老远的地方飞来这片高原繁殖后代的原因。这里有充足的食物，没有天敌，是蓝色追风鸟生儿育女的理想天堂。

然而，未来的地球将进入一个火山活动渐趋剧烈的时期，火山喷出的大量硫让大气和海洋酸化，造成地球生命的大灭绝。到那时，食物链瓦解，整个生态系统崩溃，生命犹如风中残烛般飘摇。

能力演化 篇5

关键词：企业孵化器,能力演化,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

1 模型构建

1.1 存量流量图

企业孵化能力演化存量流量图是寻找在企业孵化过程中影响企业孵化器能力的重要因素。存量流量图所表达的效果和承载的信息量较因果回路图更加准确直观。企业孵化能力演化存量流量图由两个状态变量、六个速率变量和十八个辅助变量构成, 共计有二十六个变量。

在这个模型中, 有两个影响因子对企业孵化器能力起到重要的作用, 是出孵率和外生增长率。这两个影响因子对企业孵化器能力综合作用, 影响着企业孵化器能力的发展。

1.2 出孵率的影响

出孵率的影响因素有正常出孵率、正常出孵率的改变以及正常出孵率改变的时间。在这三个影响因素中正常出孵率和正常出孵率的改变占到了较大的比重。我们将展开对这两项影响因素的研究, 找都其对企业孵化器能力的影响。

1.3 入孵增长率的影响

入孵增长率的影响因素有外生增长率和增长开始时间。在这两项影响因素里, 外生增长率占到了较大的比重。外生增长率包括科技、资金、管理方法等外生因素。我们将展开对这项影响因素的研究, 找都其对企业孵化器能力的影响。

2 模型仿真

通过企业孵化器能力演化存量流量图的分析, 以及各变量之间函数关系的确立, 本文将影响企业孵化器能力的影响因素做了进一步的仿真模拟, 以实现用系统动力学模型找到最重要的几个影响因子, 并利用其影响企业孵化器能力的作用方向, 找到提高企业孵化器能力的方法。仿真之前, 我们先将模型调试后进行了测试, 依托国家级项目、项目组进行了企业孵化器能力改变跟踪调查, 模型范围结构均与企业孵化器能力改变参考的变量以及因果关系符合。

出孵率的分析与仿真:

本文首先研究了正常出孵率对企业孵化器能力影响。首先保持其他重要影响因子不变, 将外生增长率设为0.2, 正常能力衰退率设为0.2, 正常能力衰退的改变设为0, 其他一切时间开始值都设为0。

(1) 正常出孵率的分析与仿真。影响因子出孵率包含了两个变量, 分别是正常出孵率和正常出孵率的改变。首先将正常出孵率的改变固定为0, 研究此时正常出孵率对企业孵化器能力影响。为了观察正常出孵率的影响, 先对正常出孵率取四个模式, 分别为0, 0.5, 1, 2, 在这四种模式下观测企业孵化器能力的仿真图。

当正常出孵率逐步增大时, 企业孵化器能力却随之降低。当正常出孵率为0时, 企业孵化器能力呈指数增长, 当正常出孵率达到最大值2时, 企业孵化器能力的增长趋势却趋于平缓。

(2) 正常出孵率的改变分析与仿真。在出孵率影响因子中, 正常出孵率的改变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时, 先将正常出孵率设定为0.5并保持不变, 研究此时的正常出孵率的改变对企业孵化能力的影响, 同时也找到平均能力和能力衰退速率的变化规律。为了观察正常出孵率的改变的影响, 先对正常出孵率的改变取四个模式, 分别为-0.5, 0, 0.5, 1, 在这四种模式下观测企业孵化器能力的仿真图。

随着正常出孵率的改变增加, 企业孵化器能力不断减小, 当正常出孵率的改变为最小值-0.5时, 企业孵化器能力呈指数增长;当正常出孵率的改变达到最大值1时, 企业孵化器能力曲线趋于平缓保持稳定。

3 结论对策

提高科技创新与管理技术等外生增长率是提高企业孵化器能力的重要途径。较强的管理能力不仅能够降低管理风险和孵化风险, 而且能够帮助在孵企业健全管理制度、培养管理人才、提高经营水平。

借助政府政策以及高校研究所的支持保持出孵率的稳定。政府在税收等政策的支持对于企业孵化器能力的提升很重要, 高校、研究所对于企业孵化器的人才和技术支持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企业孵化器能力的模型模拟了在企业孵化器能力改变的这一动态过程中, 各个影响因素对于能力的改变起到的作用, 为以后企业孵化器能力的提升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基础。后续的过程可以引入更多的外生增长率, 单独定量的研究可以以及管理培训等方式对孵化器能力的影响。

参考文献

[1]Wulung R B S, Takahashi K, Morikawa K.An interactive multiobjective incubatee selection model incorporating incubator manager orientation[J].Operational Research, 2014, 14 (3) :409-438.

能力演化 篇6

为什么面对压力和机会时,有些组织会“锁定”在现有路径中,有些组织却能够成功转型? 组织路径强化、变革和创新的内部驱力和机制是什么? 内部演化动力不足时如何进行外部干预? 为揭示组织路径依赖的差异及其演化可能, 需在时间框架上从 “历史—现实”向“历史—现实—未来”拓展,从构成路径依赖的微观基础入手, 识别路径演化的主导动力和互动机制, 分析保持历史持续性和应对变化的适应性之间的动态关系, 加深对组织演化中同质性和异质性现象的理解。

一、组织路径依赖的内涵和微观基础

(一)内涵拓展

路径依赖的理论内核是组织的现实选择, 是历史路径的函数。 但无论“过程说”将其等同于不可逆的过程,导向越陷越深、不可逆转的逻辑终点,使路径依赖导致选择性丧失这一关系存在着同义反复和“历史决定论”的质疑;还是“状态说”视之为“非此即彼”的状态隐含着丧失内部改进的可能,且无法描述各历史约束之间的差异,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限制了理论的实践价值。 为解决理论同一性“结果”与实践多元演化方向的悖论,Garud等(2010)干脆提出用路径创造替代路径依赖, 用组织能动性解释非唯一的演化方向。 但这种替代是以忽视历史约束这一重要变量、丧失理论内核价值为代价的,同时,路径创造和依赖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反映路径塑造和演化“镜像”的两面,因此并不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

为提高理论包容性和实践价值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两分法, 将路径依赖理解为在历史起点和自我强化机制推动下, 组织路径从低到高稳定程度的一个连续性变量, 衡量组织在演化过程中特定时点嵌入在特定路径中的特定状态。 在此基础上,剖析路径依赖状态的微观基础,识别路径模式和程度的差别。

(二)维度构成:资源、认知和行为

经济学、 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反映出路径依赖具有多维特征(Sydow and Koch,2009)。 以此为基础,本文以重要性和显示性为标准,以组织中资源专用性、 认知主导程度和行为惯例三个维度特征刻画组织路径依赖的特征。

1. 资源维度。 组织资源是路径发展和变化的基础, 资源专用性会限定运营投入的市场用途和转化效率,影响不同用途中的资源价值,产生转换成本。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是内部还是外部资源,无论是稀缺还是冗余,是先天禀赋还是后天培育的资源。 因此,资源专用性会通过影响资源利用方式和效率,反映组织在现有路径上的嵌入程度, 专用性越高转换用途的价值损失越大,直至资源刚性。

2. 认知维度。 组织获取的知识和信息只能基于认知框架提供的参照系统被观察、感知和理解。 认知特征会指引搜寻活动的方向, 评价新知识新技术的价值,是组织感知环境和进行决策的前提条件。 认知模式反映组织认知图式的多样化和不可逆程度(Thrane et al.,2010), 成员之间认知共享程度很高、少有差异化认识且主导性解释总能压倒竞争性解释时,组织认知的路径依赖程度就非常高,“认知锚定”直至主导认知完全排他。 相反,多样化认知意味着在更大的搜寻和选择范围中寻求解决方案。 认知主导性会影响各类组织创新、 扩散、 模仿等战略选择,Spender认为,很多产业内部的战略一致性现象,是由于产业内对主导模式的扩散和共享, 影响了业内企业的战略制定过程。

3.行为维度。 行为惯例反映组织中主体行为和互动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基于规则和习惯, 反映行为的保留和变化特征。 共享对习惯的态度、行为期望和实践活动模式会在群体内部形成一致性行为规范,降低个体不确定性,协调合作活动,作为“路标”保证成员行为和社会互动的效率。 惯例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外部条件变化时仍倾向于保持。 越高嵌入在组织技术结构、层级和文化中,规范性会越强,任何偏离会作为破坏规矩或带来混乱受到抑制甚至惩罚,使探索性的“即兴”发挥和试错行为消失。

综上所述, 组织资源维度以专用性/通用性程度或转换用途的难易和成本衡量、 认知维度以现有认知的主导程度和排他性衡量、行为维度以惯例强度、行为的多元化和探索性衡量, 一起描述组织现阶段的路径依赖状态和主要特征。 由于企业须同时具备利用和探索的双元能力才能在动态环境中维持竞争地位,因此,其最优战略既非高度柔性,也非高度效率, 而是能在自身历史一致性和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之间获得平衡,实现动态匹配。 从这一角度看,与尚未形成主导模式的低效和高惯性路径的刚性相比, 与环境共演时中度路径依赖状态最具保持选择性的演化潜力。

二、组织路径演化的动力和主导模式

路径强化的核心动力来自于跨期收益和自我强化,不同的强化动力来源通过“时序性反应”形成不同的路径演化主导模式。

(一)经济动力:资源推动模式

强化还是转换资源投入模式是组织经济理性的表现,经济收益产生得越快越高,经济推动力越强,越能形成“资源推动”的主导模式。 对路径强化而言,持续性投资的经济动力是投入产出的跨期规模经济, 即期投入对后期成本和收益的长期正向影响激发了自增强机制。 资源专用性增加提高的运营效率、形成的进入壁垒、 市场扩张和需求增加会带来更高的长期市场价值。

(二)社会动力:认知拉动模式

虽然经济利益算计是推动组织路径强化的根本力量,但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表明,路径强化受到的影响更复杂。 特定情况下,组织代理人的风险规避、情感反应、政治过程(获取和维持权力,互惠谈判等)等社会动力会替代经济利益,形成“认知拉动”的主导模式。

1. 代理者导向。 代理人导向决定现有路径是否会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拓展复制到各种组织情境中。 (1)时间导向。 组织是以习惯和经验为导向,或是以当前决策、任务和可用资源为导向,还是基于预期和持续实践的价值观为导向。 (2)风险偏好。 对偏离的感知风险使风险规避的组织会保留既有模式,成员也以从众行为规避个人风险。 (3) 适应性期望效应。 组织对偏离期望模式的容忍度低时,主导认知的权威性会使成员为保证自身的组织合法性实施期望行为。

2.代理人动机。 组织代理人的寻租动机也会影响主导认知。 认为改变会伤害自身利益时,代理人更可能通过拥有的权力巩固现有认知、阻碍改变。 当这种动机影响了组织对各种选择的相对价值判断, 就会出现禀赋效应,即使面对负面反馈,也倾向于“合理化”自身行为(self-justification),质疑和阻止改变。

(三)外部环境动力:行为驱动模式

反馈机制的功能是向组织传递是否需要调整的重要信号,但当环境复杂性和反馈时滞增加时,这一外部机制失效。

1. 复杂性。 当环境动态变动频繁、各种力量关系错杂,反馈信息会非常复杂。 受认知能力的限制,组织难以有效地分析这些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外部信息、预测发展趋势时,行为模式成为实际上的主要演化动力。 复杂环境增加的风险感知,使有些组织为减少混乱和失控, 更依赖惯例和强化规范增加行为的可预测性; 而另一些组织为避免决策失误鼓励多元化探索。

2. 时滞。 从决策到绩效之间的时间差也会削弱反馈的作用,增加评价偏误的可能性,阻碍组织学习和适应性改进。 其影响同样可以体现为看似完全不同的组织行为: 或低估投入到探索性行为中的未来价值;或高估终止时序决策的沉淀成本。

当环境复杂性和时滞特征与组织有限理性交互,更会弱化组织正确归因和自我修正的能力,加剧现有行动模式对演化方向的影响。 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动态环境中,有些成功企业在惯性影响下“一动不如一静”,拖迟改变,直至丧失主动性。

三、路径依赖的发展和组织演化能力

(一)多维互动:协同强化和动态制衡

除主导模式外,组织资源、认知和行动间的互动关系是解释差异化演化的另一个关键。 学者以推断维度间关系为协同强化来解释同一性演化结果1,却忽略了动态制衡的可能性及其孕育的多元化方向。

1. 当资源专用性作为核心推动现有认知形成主导地位、增强行为惯例的规范性时,形成资源推动的协同演化。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由独特的资源禀赋诱发主体形成特定认知和行为方式的现象。 但资源投入也可成为一种制衡力量, 比如当组织嵌入的社会网络能提供开放多元的资源获取途径, 就能阻碍认知锚定的形成,为探索性行为提供土壤。

2. 组织认知也可成为拉动行为和资源演化的主导力量。 作为主体能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组织的主导性认知, 拉动资源投入和利用方式重复成功实践,强化行为惯例,就形成认知拉动的协同演化。但如果组织代理人保持着对认知锚定的警惕, 未形成对其他认知的排斥反应, 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偏离甚至质疑时, 就能制衡单一的资源积累和利用方式,诱发多元化行为,保留演化选择性。

3. 行为惯例对组织认知和资源的主导影响。 在缺乏知识和既有经验不再适用的特定情境下, 行为主导的路径演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能接受和容忍多元化行为的组织更可能保持演化选择性,“摸着石头过河”成为驱动演化的主要方式。 以多元化行为为先导引发资源和认知改变, 成为复杂环境中路径创造的主要来源。

(二)组织内生演化能力:“对冲”机制

能否以相对较低地代价, 在自身历史的一致性和环境适应性之间实现平衡反映出组织的内生演化能力。 为保持路径选择的能动性,可有意识地在组织资源、认知和行为间建立动态制衡关系,对主导模式建立“对冲”机制,阻碍高阶路径依赖的形成。 如对认知拉动强化的主导模式, 可建立开放的资源投入体系减少形成高度资源专用性的风险, 避免形成过度依附的利益群体,导致认知能力退化。 对资源推动强化的主导模式,可建立开放的组织文化,避免因认知锚定加剧投资风险。 行为驱动模式也是如此。 Pent-land等(2012)对组织行为模式的研究发现,同时存在保留和变化的行为惯例(即中等水平的行为惯例)可诱发内生性变革, 一定程度的内部行为改变可带来持续的主导模式转换。

(三)高度路径依赖的外部干预

一旦形成高度路径依赖的协同关系, 组织依靠内部力量无法打破现有路径,被“锁定”。 这时若能选择适当的干预方式, 就可通过外部动力激活内部力量,实现干预效果(Beyer,2010)。干预路径有两条:一是可借鉴“对冲”思路,通过其他维度间接输入制衡力量。 二是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针对主导模式直接干预(具体如表一所示)。 这时,高度资源专用性是演化的硬约束,最难“解锁”。 对组织认知干预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打破现有认知的主导性地位,或渐进产生替代性认知, 在争夺主导性地位的过程中改变。 干预组织行为须激活成员的自主“意识”,尝试新行为模式。

四、结语

能力演化 篇7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世界各国都意识到知识创新的重要性, 并以此为核心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2006年初, 我国明确提出要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 产学研合作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企业和大学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 不断寻求着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途径。然而, 我国目前的产学研合作缺乏产业技术层面的战略合作, 合作目标短期化, 缺乏中长期合作的创新目标[1]。随着技术创新速度的加快以及创新复杂性的日益增加, 这种点对点的合作方式已难以适应技术重大创新的需要, 产学研合作的形式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产学研合作是一种独特的、混合性的跨组织关系[2], 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的有效性。现有的一些研究已经分析了产学研合作模式的选择问题[3,4,5], 并探讨了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演化[6], 但是, 目前的研究只是探讨了合作模式选择的若干维度及合作模式的演变路径, 尚未对产学研合作模式发生演化的内在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无法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

本文从吸收能力的视角分析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演化过程, 提出基于吸收能力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演化的理论框架, 并通过对宝钢和上海交大的产学研合作进行案例研究, 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这一研究对于如何根据企业的吸收能力选择产学研合作模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基于吸收能力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演化之理论框架

吸收能力 (absorptive capacity) 是企业识别外部新知识的价值, 并通过企业知识整合和应用, 取得商业成果的能力。吸收能力是企业的基本学习过程, 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7]。知识吸收能力的发展建立在成员各自吸收能力的先前投资上, 具有累积性和路径依赖性, 由知识分享和内部沟通的组织能力决定。企业吸收能力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知识转移的效率。随着用户需求的多样化和技术创新日趋复杂, 同时受到内部资源的约束, 企业难以在每个技术领域都进行自主开发,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触角伸向外部知识源。从外部知识源不断获取知识, 并将这些知识整合到自身的知识系统之中, 是企业保持技术创新优势的重要途径。企业的吸收能力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 即企业原有的知识体系及努力程度。此外, Lane和Lubatkin (1998)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还提出了“相对吸收能力”的概念, 认为同一家企业相对不同学习对象的吸收能力存在差异。相对吸收能力取决于企业之间知识基础、组织结构与薪资政策、组织问题的相似性[8]。

产学研合作指的是知识物化 (对应产业发展) 、知识传播 (对应教学工作) 和知识发现 (对应科研工作) 三个环节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而形成的一个整体过程[9]。产学研合作模式在总体特征上是对产学研的基本合作主体之间以及基本主体与政府、社会中介机构、私人基金会等组织之间不同合作方式、合作类型的标识[4]。从本质上看, 产学研过程中的合作模式是一种结构功能模式, 反映了产学研合作的关系。作为一种跨组织的合作关系, 产学研合作关系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而作为合作关系在产学研实践中的具体表现, 产学研合作模式也必然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 从而使合作模式的运用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

根据Bonaccorsi和Piccaluga (1994) 的研究, 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性质最终由以下三个因素决定:大学或科研机构参与合作的组织资源、合作协议的时间长度、合作关系正式化的程度[10]。因此, 我们可以从这三个维度考量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稳定性, 即大学或科研机构参与合作的组织资源越多、合作协议的时间越长、合作关系越正式, 则产学研合作模式越稳定。并据此将产学研合作模式划分为三种类型:松散型合作、紧密型合作以及依赖型合作 (如表1所示) 。

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合作进行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学习大学、科研机构的新知识, 从而开发出新产品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一方面, 吸收能力越强的企业越能有效识别所需新知识的情况, 并加以吸收和利用;另一方面, 吸收能力越强的企业会倾向于以一种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来和大学、科研机构合作进行创新的活动[11]。可见, 企业吸收能力的不同, 产学研合作模式也会有所差异。本文采用Cohen和Levinthal (1990) 的分析, 将吸收能力划分为两个维度, 认为产学研合作模式是随着企业原有的知识体系及努力程度的变化而逐渐演变的。在企业吸收能力的二维空间内, 产学研合作有着多种合作关系和合作模式的具体表现, 吸收能力与产学研合作模式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如图1所示。

当原有的知识体系比较薄弱、又不愿付出过多的努力时, 企业为了避免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一般选择在技术开发已经趋于成熟的技术创新后端进行合作, 此时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的关系较为松散, 多选择基于个人之间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的合作模式, 如技术转移、委托研究等。在该阶段, 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进行合作的目标一般短期化, 不考虑长期的战略合作, 大学、科研机构也不愿投入过多资源, 产学研合作模式稳定性较差, 一旦出现风险诱因, 产学研合作的关系就会中止。

随着双方合作的次数增多, 在已有的成功合作基础之上, 企业对大学、科研机构的知识进行了一定的积累, 更容易理解从大学、科研机构所获取的新知识, 且具备了一定的利用外部知识进行创新的能力。由于从获取的新知识中获得了部分收益, 企业合作的愿望提高, 更愿意付出努力以增进双方的合作关系, 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也愿意投入更多资源进行合作, 双方合作的时间逐渐变长, 合作关系日趋正式化。在该阶段, 多选择基于正式协议及合作周期更长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如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人才等, 合作双方有机会在同一地点进行研发活动, 这为合作双方提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的目标逐步从注重短期利益转向企业发展战略, 产学研合作的稳定性随之增强。

之后, 企业原有的知识体系有了更多的积累, 努力程度不断提高, 将更愿意在技术周期的早期阶段参与产学研合作, 资源参与程度提高, 此时企业高层开始参与产学研合作, 使得产学研合作成为企业的一种战略行为;相应地, 大学和科研机构投入的组织资源也不断增加, 双方合作关系转变为相互依赖的关系。双方合作的时间加长, 合作关系正式化, 形成了战略联盟的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双方联合进行技术攻关、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人才。在该阶段, 产学研合作的稳定性极高, 不易受到外界风险诱因的影响。

3 宝钢—上海交大产学研合作的发展历程

宝钢是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钢铁精品生产基地和钢铁工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基地, 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特大型钢铁企业, 是中国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中首批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技术创新是宝钢发展壮大的原动力。宝钢建立技术创新体系的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第二阶段, 在全面消化掌握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二次创新;第三阶段, 也就是现阶段, 立足于走“开放式自主集成创新”之路。产学研合作贯穿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始终[12]。

汽车钢板是宝钢的主导战略产品, 它的发展带动了宝钢冷轧薄钢板技术的进步。随着产品创新速度不断加快, 宝钢越来越重视汽车板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和生产。汽车板技术能够促进钢铁产业与汽车产业上下游之间技术的衔接, 对汽车车身制造缺陷进行早期的预测和控制, 实现钢铁企业的汽车板新品种与汽车制造企业的新车型同步开发, 使汽车制造企业实现用材的合理优化。上世纪80年代, 钢铁业和汽车制造业之间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钢铁企业对汽车企业采取按照“牌号供货”的方式, 而汽车企业也没有意识到汽车板产品具有个性化的特征, 缺乏针对个性产品的工艺和设计, 造成生产周期长、制造成本居高不下。

作为世界一流的企业, 宝钢力图在汽车板产品上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然而, 宝钢意识到, 尽管宝钢自身拥有较为强大的研发能力, 但在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时要想快速缩短中国钢铁行业与世界的差距, 就必须选择开放式自主集成创新的战略[13], 寻求与外部技术知识源的合作, 尤其是加强与大学在基础性和前瞻性研究领域的联系。在外部竞争压力和内在发展需求的强烈推动下, 2000年, 宝钢和上海交通大学携手成立了“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通大学汽车板使用技术联合研究室”, 开始了双方在汽车板设计、制造以及应用领域的紧密合作。

随着合作的逐步深入, 双方在人才培养方面进一步达成了共识, 即培养企业发展所需的创新型人才, 倡导“先期介入式”工程教育。2004年9月, 上海交大聘请32位宝钢的高级技术与管理人员担任了首批交大兼职研究生导师, 双方决定联合培养研究生, 采用“双导师制”, 即大学与企业各有一位导师, 从此揭开了宝钢与上海交大产学研合作新的一页。这种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模式, 在当时既是校企合作的创新, 也是研究生培养的创新。到2006年首批双方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毕业之时, 宝钢与上海交大首创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被国内的校企合作所广泛采纳。2006年10月, 为了深化双方的合作, 加快产学研合作的步伐, 在前期成功合作的基础之上, 宝钢与上海交大又签署了科研合作补充协议、联合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协议、毕业生培养与选拔协议, 双方不断积极探索“企业先期介入”模式, 共同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2008年7月, 宝钢与上海交大在良好合作的基础上, 签署了新一轮的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 将产学研合作推向更高的层次。

多年来, 围绕着宝钢和上海交大的战略发展需求, 宝钢和上海交大在技术攻关、产品开发、人才培养等方面密切合作, 完成了一批国家863、上海市科委资助的科研项目, 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 解决了车身覆盖件冲压成形仿真分析关键技术, 在控制大型关键覆盖件冲压成形废品率, 推动高强度钢板在轻量化车身中的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合作项目“高等级汽车板品种、生产及使用技术研究”获得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车身覆盖件精益成形技术研究及应用”获得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 宝钢—上海交大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演变路径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工业化时间较短,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历史不长, 尚不能承担起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 必须要借助外部知识资源才能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走产学研合作之路, 实施开发式自主集成创新, 是宝钢能够在短期内跻身世界一流钢铁企业的重要原因。

回顾宝钢和上海交大的合作历程, 不难看出, 宝钢—上海交大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从最初基于单个项目的合作到全方位战略联盟合作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根据合作模式的演化特征, 我们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松散型合作阶段、紧密型合作阶段、依赖型合作阶段 (如图2所示) 。

在合作的初始阶段, 由于宝钢对于未来的收益尚不确定, 对大学的知识了解不深, 吸收能力较弱, 此时往往是单个科研项目的合作, 合作关系较为松散, 即松散型的合作, 合作双方基本上是点对点的联系。当宝钢有研发需求时, 会寻求上海交大某个研究所或某位研究人员的合作以解决技术难题;上海交大在该阶段参与合作的资源并不多, 合作协议的时间很短, 一旦合作项目完成, 合作关系也随之结束。此外, 双方的合作关系多是非正式、个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松散的关系使得合作各方知识共享仅限于正式的、显性的知识。

随着合作的深入, 在已有的成功合作基础之上, 宝钢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知识作为新知识的基础, 也能够利用外部知识源进行创新, 进一步获取了相关方法技巧, 吸收能力逐步增强, 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在该阶段, 上海交大参与合作的资源逐步增多, 合作协议的时间变长, 合作模式转变为紧密型合作, 如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人才等, 双方的合作关系逐步趋于正式化。

随着合作继续深入, 宝钢的吸收能力进一步增强。此时, 合作转变为依赖型合作, 即合作渠道、合作范围、合作方式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 双方成为全面合作的战略联盟关系, 包括成立校企合作委员会、联合进行重大产业科技项目攻关、联合申报国家和区域重点计划项目、共建实验室、联合培养人才、互聘教授、定期举办学术年会等, 产学研合作形成了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5 结语

近年来, 在政府政策的鼓励之下, 我国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依然存在, 多数产学研合作仍然以科技项目委托的方式进行, 产学研合作的组织形式松散, 无法满足企业和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宝钢和上海交大通过产学研合作的途径, 逐步构建起国有大型骨干企业和一流大学的战略联盟关系, 对实现宝钢的技术创新、提升宝钢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揭示了产学研合作模式演化的内在原因在于企业吸收能力的变化, 并结合宝钢—上海交大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演变路径对上述理论进行了检验。该结论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我国企业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产学研合作模式也具有指导意义。

摘要：分析了企业吸收能力与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关系, 提出了基于吸收能力的产学研合作模式演化路径。并以宝钢和上海交通大学产学研合作为案例, 对宝钢和上海交大产学研合作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 探讨了双方合作模式的演化过程。研究表明, 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 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企业吸收能力的提高逐步发生演化。

基于独立演化系统的演化硬件实验 篇8

关键词：演化硬件,外部演化,DSP

1 概述

演化硬件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可重构硬件和演化机制。其工作原理是采用遗传算法对演化硬件的结构进行编码作为遗传个体,实现对电路性能(适应度)的评估和电路拓扑的进化。个体电路适应度评估一般把电路的功能:传递函数或传输特性曲线、功耗、占用芯片面积、时延、串扰等,作为进化算法的主要目标函数,评估方式分内部进化和外部进化两种。

外部进化是离线式评估,不受器件具体型号的结构(如虚拟FPGA/FPTA)和进化实验平台资源的限制。其缺点是软件仿真的计算量大、仿真时间长,电路仿真性能与实际情况之间可能有较大误差(尤其对模拟电路或存在多约束条件时)。外部进化方式适于研究阶段,探索进化方法,可进化硬件的新型结构与模型。内部进化为在线评估,评估速度快,利用了器件的真实特性(如温度、功耗、局部故障等),能实现系统在线自适应和自修复,是仿生硬件工程应用的基础。个体测试评估方法需要兼顾硬件进化速度和功能评价精确性两个方面,所以需要设计合适的外部演化系统实现外部演化。本文设计的独立演化系统属于一种外部演化系统。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第2部分介绍了独立演化系统的构成,第3部分介绍了系统的软件设计,第4部分进行了下载测试实验。第5部分总结了结果。

2 组成

从对演化硬件的研究中我们知道:除了需要具有重构能力的硬件,也需要能实现进化的机制。即:不仅要实现对硬件的重新编码,而且要能够运行遗传算法。所以围绕遗传算法的实现,可以将该系统分解为几个部分:1)遗传运算;2)编码下载;3)功能测试;4)结果保存。由DSP实验系统来实现则需要使用到:A/D、D/A、SCI、数字输出、等模块。

其中D/A模块用来产生测试个体电路的波形。本文用到的实验系统安装有TLC7226数模转换芯片,能提供8位精度,0～5V的测试波形。波形的产生可以由运行在DSP中的程序轻松管理,只需改变定时器模块的设置,即可改变产生波形的频率。而改变输出寄存器的值即可改变输出波形的幅度及相位。

A/D模块用来采集电路输出,作为计算个体电路适应度的依据。实验系统采用的TMS320LF2407A处理器带有内置采样/保持的10位模数转换模块。能提供16个模拟输入通道,可由软件立即启动转换,每次转换仅需500nS。经过适当配置,可以在测试波输入电路的同时,对电路响应进行采样。保证了个体电路适应度测试的精确度。

SCI模块用来与PC通信。PC机在这个系统中并不参与进化,其作用是直观显示进化结果,为分析电路功能提供依据。由于该过程只在演化结束之后进行,所以不会影响到演化的速度。

数字输出模块用来为FPTA下载配置信息。这些端口按功能可分为3组:配置数据、时钟信号、地址选择。TMS320LF2407A处理器有多达44个可由用户自定义的数字输入/输出管脚,本文设计的方案使用了其中的10个。

3 软件设计

演化算法用C语言在CCS中编译实现,嵌入到main函数中。整个流程由main函数控制,如图1。程序原理如下:

N最大演化代数

FIT目标适应度

n当前演化代数

在下载染色体(配置位串)时,DSP综合实验系统的激励(D/A)输出被禁止,只有当配置完成之后激励信号才会重新发出。既保证了器件的安全,也保证了测试的精确度。

某染色体下载功能函数按如下结构:

/*循环下载染色体,每个染色体有n个基因(对应n个细胞),每个基因包含有8组8位数据(共53位)*/

4 下载测试实验

该演化体统实现了由DSP控制的内部演化,不仅有速度快,精度高的优点,而且演化算法可更新升级,测试波形也可任意选择。接口规范、统一,可为新开发的FPTA芯片提供实验支持。演化系统结构如图2。

放大器是模拟电路中的基础电路之一,同时在模拟演化电路中也是研究得较多的电路,所以本次实验针对一次放大器的外部演化结果进行了下载测试。针对放大器已经有很多不同的演化方法。本文是基于Hereboy算法的演化。以正弦输入的放大器演化为例,采用的输入的测试信号Ui幅值为10mv,频率为1KHz,而目标增益设为G0,则输入信号与电路目标响应U0(t)的表达式分别如公式(1)和公式(2)所示。

经多次实验最优解对应的染色体为00111010010010010001111111111001001111011000,将此染色体下载到细胞中后用形同参数的正弦波测试,发现无法得到与外部演化相同的输出。经分析后认为,原因是晶体管参数与仿真试验PSPICE中所设参数有别。并且外部演化得到的电路配置结果与常规设计也有一定区别,在外部演化中出现的最优解有可能只是瞬时最优解,在实际的试验中无法复制。

5 总结与展望

由于平台性能所限,进一步提高演化速度仍有空间,同时选用更高精度的D/A和A/D芯片能更好的实现功能评价,从而更好的解释外部演化与内部演化的差异。在与PC机通信方面可以选择更及时的信息反馈,则可以在PC屏幕直观显示电路配置,当然此功能需要编写PC显示程序相配合。

参考文献

[1]陈俊,王友仁.基于FPTA的动态可重构模拟电路研究[J].测控技术,2006,25(4):77-80.

[2]朱开阳,王友仁.基于可重构模拟细胞阵列的进化电路研究[J].计算机测量与控制,2005,(10):1102-1104.

[3]王友仁,姚睿,朱开阳,黄三傲.仿生硬件理论与技术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分析[J].中国科学基金,2008,18(5):273-237.

[4]王友仁,崔坚,朱开阳,姚睿.仿生物态模拟型硬件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4,36(5):595-599.

[5]徐阳,王友仁.硬件演化原理及实现方法研究[J].计算机测量与控制,2003,11(5):385-388.

[6]Stoica A,Zebulum R S,Ferguson M I.Evolving Circuits in Seconds:Experiments with a Stand-Alone Board-Level Evolvable System[C]//Proceedings of the 2002 NASA/DOD Conference on Evolvable Hardware.

手机电商混沌演化 篇9

有数据显示，早在2005年，日本通过手机上网销售的产品金额达到1500亿日元，而通过手机上网完成的包括股票交易等在内的服务费则达到了880亿日元。这个数据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在的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手机电子商务的潜力还远未被发掘出来。因为不论从手机持有量还是收入增长速度来说，中国都远超日本。

国内企业对手机电子商务的热情早已显现。淘宝网在2008年2月份推出了手机版淘宝网。而在淘宝之前，易趣与TOM合作已经推出了其手机版网站。到现在，当当网、卓越网，京东网等大型电子商务网站都推出了手机电子商务业务。据淘宝网近期公布的数字，手机版淘宝网日访问量已经超过3000万，日交易笔数超过10万，市场已经初具规模。

当前手机电子商务产业链也已基本成型。这条产业链包括了企业、商家、电子商务提供商。电信运营商等主体在内的商务系统，还包括了起支持作用的终端厂商、金融及支付服务商、物流商和其它类型服务提供商。体系内的各个主体通过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进行交互联系，承担提供接口、应用和服务的角色。

但是目前这个市场还没有从培育期进入成熟期，还有众多不利于该市场发展的消极因素存在。

运营商之于手机电子商务，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运营商带领下，中国开始步入3G时代，手机电子商务也从概念走向实践。但是当前中国3G资费过高也限制了用户的手机上网能力，削弱了用户的手机购物需求。

而且运营商在手机电子商务的发展中还存在错位的问题。自2007年开始，中国移动部分省级子公司开始探索开展移动电子商务，其中广东移动率先推出了自己的移动电子商务平台——移动商城。后中国移动推出了e100移动商城，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网上商城也已宣布开业。这些商城与手机版的淘宝网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

但是与淘宝网竞争，运营商在消费者认知度、物流能力甚至产业链能力上，都有不小的差距。目前移动商城在商品数、用户数、交易额等指标较之淘宝还相去甚远。

运营商应当把经营的重点放在提供增值服务方面。通过为淘宝网等传统电子商务网站提供良好的网络环境，先培育起整个市场，然后利用提供手机积分、手机话费、专用账户以及手机银行等各种支付服务以及手机搜索等增值服务来获得盈利。况且用户上网购物还可以给运营商带来资费收入。

运营商还可以提供独特的产品来避开与淘宝网的竞争，例如通过提供手机应用程序等终端软件来获利。根本上说，运营商应当着眼整体，立足长远，而不是斤斤计较眼前的利益。

成熟的手机电子商务市场应当是一个分工明确、竞争有序的市场，而不是现在这样重复建设、零和博弈的市场。预计将来手机电子商务的版图还会进一步的调整。

业内观点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张周平：传统电子商务模式已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融合“全网”概念韵电子商务模式，或将成为中小企业开展移动电子商务的解决方案之一。当然新的电子商务模式需要从电信运营商、电子商务技术提供商，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和众多中小企业的积极参与和全面融入。

能力演化 篇10

关键词：食品安全,供应链,演化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食品安全意识的逐步提高和食品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食品供应链的组织形式呈现出日益紧密化或一体化的趋势。其中的纵向协作作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保障食品质量安全以及提高竞争力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成为食品供应链管理理论的焦点问题。所谓纵向协作(Vertical Coordination)指的是,能够更加紧密地连接食品生产或加工各连续阶段的任何类型的正式或非正式安排的一个连续体(Davis,1957),包括市场交易、契约、战略联盟和纵向一体化等多种形式。近期国内外的研究主要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对食品供应链中多种纵向协作模式(如:市场机制、契约、战略联盟、准完全一体化和完全一体化等)对食品安全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结论。Hobbs等(2000)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为基础,综合能力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的观点,提出了一个解释农产品供应链中的纵向协作紧密化的概念框架。Vetter等(2002)的研究指出,纵向一体化可以作为一个解决消费者事前和事后都无法识别产品质量特征的信任品市场上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的有效途径;而政府多部门的监管则不利于供应链的一体化。Raynaud等(2002)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农产品供应链的治理结构与质量信号之间的关系。

从食品供应链的组织形式或治理结构的角度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进行的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夏英等(2001)从质量标准体系和供应链综合管理的角度讨论了食品安全保障问题。卫龙宝等(2004)在对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这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集中研究了这种合作组织对农产品质量控制的具体措施,进而得出我国现存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对农产品质量控制具有重要作用。张云华等(2004)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等理论从交易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消费者需求与企业质量声誉角度分析了安全食品供给中纵向契约协作必要性。并认为食品质量安全涉及从农产品生产、加工到销售整个过程各个阶段的质量控制,为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就必须实行食品供给链的纵向契约协作或所有权一体化。胡定寰等(2006)认为通过“超市+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模式对整个农产品供应链上进行食品安全管理,可以有效地提高食品安全的管理水平。周德翼等(2008)探讨了食品安全政府部门的一体化监管与供应链一体化的关系。

然而,极少有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对食品安全管理与供应链组织形式(治理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将运用演化博弈论等相关理论,构建一个复制动态过程的演化模型,分析食品供应链中组织的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及共生演化过程,探讨如何诱导我国食品安全水平从现阶段的低质量均衡演化到高质量均衡的途径。

二、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食品供应链的组织形式有多种形态,它涉及食品原材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等诸多环节,且每一个环节都影响着最终产品的质量安全。为了分析的具体和方便,本文以我国蔬菜产业为背景,取蔬菜供应链中的生产环节为主要分析对象。在生产环节中主要是生鲜蔬菜生产者与其下游经销商之间进行博弈,这里的生产者指的是农户,而经销商指的是收购蔬菜的贩销大户、加工企业或批发商等(1)。蔬菜供应链中的其他环节的情况类似,都存在参与方之间的相互博弈。针对蔬菜供应链中的生产环节,假设存在一个大规模的个体群,其中有两类数量相等的交易者———生产者和经销商,他们之间进行互动和交易,且分别有两种策略———“诚信”和“背叛”。其中,生产者的“诚信”策略指的是农户按生产操作规范生产安全和高质量的蔬菜;“背叛”策略指的是农户采取使用违禁农药和不遵守操作规范等机会主义行为生产农药残留超标的不安全蔬菜。相应的经销商的“诚信”策略指相信农户生产的蔬菜是安全和高质量的,并按高价格收购;“背叛”策略指不相信农户,无论农户生产的蔬菜的质量高低,一律按低价格收购。其单次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其中,a>b>c>d,a+b<2b,a-b>c-d,该博弈是一个囚徒困境,其占优策略均衡为(背叛,背叛),这是一个低效率的非合作的纳什均衡。为了研究动态演化过程,令生产者中采取“诚信”策略的比例为p,经销商中采取“诚信”策略的比例为q,并且他们不调整自己的策略(2)。接下来,引入生产者与经销商之间契约关系紧密程度或一体化程度的测度s(s∈[0,1])(3),其定义如下:如果在引入s之前,个体群中的一个采取“诚信”的生产者与一个采取同样策略的经销商进行交易的概率为q,那么引入s后的概率为s+(1-s)q;相应地,引入s后,一个采取“诚信”策略的生产者与一个采取“背叛”策略的经销商博弈的概率为(1-s)(1-q),一个采取“背叛”的生产者与采取同样策略的经销商博弈的概率为s+(1-s)(1-q)。生产者与经销商之间的关系越密切,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越高,同类型的生产者与经销商之间交易的概率就越大。对于经销商与生产者交易的概率的情况同上面的类似。其具体含义如下:当s=0时,生产者与经销商之间的交易就是自由匿名的市场交易,即他们之间随机进行配对博弈。例如当某种蔬菜到了收获的季节,经销商就到蔬菜生产相对集中的地方随机地收购,或到产地批发市场进行现货自由交易。当s在0与1之间时,联系生产者和经销商之间关系的形态有多种。当s较小而接近0时,对应于“经销商+基地+农户”,例如我国目前很多专门的蔬菜生产基地(山东寿光蔬菜生产基地和武汉双柳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等),当蔬菜成熟时,经销商就直接到生产基地采购,随着交易频率的提高,他们相互逐渐熟悉,形成某种惠顾关系和达成某种隐形契约。此后,经销商就直接与他所熟悉的农户进行交易。当s较大而接近1时,对应于较严格的显性契约,如“公司+农户”形式,经销商与农户签订正式的合同,使其成为合同农户。但由于双方都存在违约的可能,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只是相对稳定而已。当s=1时,对应于完全一体化和公司形式,使农户与经销商成为一体,农户成为公司的内部员工。简而言之,随着s的增大,契约关系越紧密,交易频率增加,同类型博弈方进行交易的概率也随之增加。

令πc(q,s)和πd(q,s)分别为个体群中采取“诚信”和“背叛”策略的生产者的预期支付,具体形式如下:

同样地,令Vc(q,s)和Vd(q,s)分别为个体群中采取“诚信”和“背叛”策略的经销商的预期支付,具体形式如下:

接下来将要研究的动态系统涉及博弈双方行为策略的所有组合,即p∈[0,1]和q∈[0,1]定义的状态空间,并且将研究p和q随时间变化的运动。在这一过程的模型中,用支付衡量采取不同策略的两类参与者繁殖成功的程度,即适应度(4)。根据演化博弈论的相关理论,建立复制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方程如下:

令上面两个预期支付相等,等到均衡水平

这两个均衡是否稳定,取决于支付矩阵及s的值。由于p和q的情况相同,故仅分析q的情况。对于q来说,因前面假设a>b>c>d,a+b<2b,a-b>c-d,所以满足复制动态的稳定性条件,图1说明了当q*是一个稳定的内部均衡时的情况。实线显示出的支付保证了一个稳定的均衡,在存在契约关系的情况下,生产者中采取“诚信”的比例可以达到q*;但是,当不存在契约关系时,生产者将普遍采取“背叛”策略。

根据p*或q*=1,可以得到s=(a-b)/(a-c);根据p*或q*=0,可以得到s=(c-d)/(b-d)。然后,根据上述的分析和下面的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图2),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互动及运动方向。当时,任意给定的一个初始值,其最终演化的均衡为(1,1),即点C,且是稳定的;当(c-d)/(b-d)<s<(a-b)/(a-c)时,稳定的均衡为(p*,q*),即点A,这里的p*,q*∈(0,1),即某一水平的诚信交易得以维持,成为一个均衡;当s<(c-d)/(b-d)时,稳定的均衡为(0,0),即点B,意味着以普遍的背叛为结果。由此可见:s的值对均衡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决定了最终的演化的方向及路径。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上述的分析与讨论,并结合对我国蔬菜产业的调查(5),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建议:

(一)食品供应链的组织结构(治理结构)与食品安全水平是相互影响作用而共生演化的。

一方面,供应链中各环节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越紧密,一体化程度越高,他们之间的诚信合作水平越高,最终食品安全的水平就越高。另一方面,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高,反过来也促进了食品供应链的一体化。此外,食品供应链的一体化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监管效率和效果;有利于社会声誉机制作用的发挥。从笔者对浙江、山东、湖北和广东等地的调研来看,越是对质量要求严,一体化的程度就越高。反之,完全的市场化随机采购,则完全没有安全的保障。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蔬菜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上呈现出如下的梯度:完全一体化(公司返租、合伙制)优于“公司+农户”,优于“公司+小农户”,优于蔬菜生产基地,优于散户生产。目前我国食品安全供应链中各环节的参与主体的数量众多,规模小,相互连接非常松散,严重制约着食品安全水平的提高。因此,应该利用各种契约关系,将各相关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推进食品行业的产业化和一体化。

(二)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核心是一个演化的问题:

如何从低质量低效率的均衡演化到高质量高效率的均衡。如上述分析:当s较小,即供应链中各环节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契约关系比较松散时,无论如何也无法演化到较高水平的均衡;当s超过一个临界值,而初始状态并不理想时,也就是即使供应链中诚信参与主体较少时,只要他们之间有比较紧密的契约关系将他们联系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化,最终会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诚信合作,从而达到一个高质量高效率的均衡。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为:规模小而分散,且行业协会等生产经营者的组织不发达。一个超强的政府监管部门要面对大量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监管成本极高;而分散农户的用药行为又正好是蔬菜农药残留控制的难点和重点。一个社会越是组织化和结构化,越是利用社会的组织和网络来管理,交易成本越低;而组织化的社会,将会形成重复博弈和信誉机制,增强整个社会的信用,一个以信誉为基础的社会的管理成本更低。

因此,突破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现阶段的低质量均衡的初始步骤在于积极引导分散的小农户自愿形成组织,建立健全各类合作组织或协会,培育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使社会组织化和结构化,利用组织的信用和社会关系网络来约束个体的行为,控制机会主义行为。此外,我国政府往往出台一些法规政策后,当短期的效果不明显时,就匆忙重新出台另外一些新的法规政策,没有注重制度的持续性、连续性以及长期效果,没有把微观主体的适应性反应纳入考虑。政府应该从长远和演化的角度来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

(三)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元治理机制的共同作用。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知道,博弈支付、博弈的初始条件和博弈规则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最终的诚信水平,即食品安全的水平。因此,合理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应该是利益相关者自我激励、自我组织、多层次、多组织以信誉为基础的公私结合的治理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建立竞争性的认证市场,认证企业对食品供应链进行认证监督;政府系统的监管职能集中到一个部门,内部实行行政监督,并对认证企业、食品供应链、媒体进行监管;新闻媒体对政府和企业进行监管,新闻媒体内部实行竞争;农户相互组织起来,通过加工企业和供应商等形成供应链,供应链内部构成质量管理体系;媒体、供应商、零售商和农户等组成行业或社区协会,进行内部声誉管理。消费者根据认证信息、政府监管信息、媒体信息选择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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