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场域

关系场域（共7篇）

关系场域 篇1

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 具体可以包含很多诸如教学、伦理、法律和情感等很多方面。师生关系是学校最基本教学活动得以进行的基础。

在我国, 教育的特殊性之一是长期的伦理道德观影响和客观国情所在。目前我国教育中的师生关系虽然不再强调教育主客体, 即以谁为中心的问题, 但在实践中, 甚至在强调“人本主义”的大学阶段, 很多教师还在以自己为教学的主体, 很多情况下还会出现损害或牺牲大学生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学原理告诉我们, 教育过程中只有正确认识学生的合法权益, 才能实现现代教育的基本要求。

本文主要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为视角, 对高校中的师生关系进行重新认识, 同时借助法律制度来规范师生关系, 以期对高校教育带来一些建设性思考。

高校师生关系的现状

1. 功利型教学关系———应试教育的延续

师生关系的基础和核心就是教与学的关系, 是师生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形成的联系, 离开任何一方, 这种关系就无法结成。同样的, 偏重任何一方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传统的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教学关系在大学阶段普遍延续, 很自然形成了教师的话语霸权;对大多数学生来讲, 形成了以接受为主的学习方式和以通过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机制。这也牺牲了学生主动思考行为,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当然学生也自然地延续了被动接受和服从教师的固有行为。这样师生关系也自然演化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2. 传统“尊卑型”伦理道德关系

在我国, 师生关系毋庸置疑的遵从传统我国长久以来的社会道德规范以及伦理文化。中国传统的“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和“尊师重道”的训诫, 对师生关系作了最明确的尊卑划定。长久遵从的以“教师为教学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也规定了教师与学生的伦理关系也必然会使教师的知识权威而来的统治和学生的被统治关系顺理成章。虽然大学生在高校中更多体会到的是教师对他们的“平等对待”, 但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看来这只是教师的“屈尊策略”[1]

因为对教师来讲, 任何的强迫和惩罚显然对自我意识强烈的大学生都是不明智的, 只有隐秘的精神控制, 才更有可能达到统治的目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改革, 学生的自我意识不断提升, 高校中很多教师和学生形成对抗和冲突的案例说明, 教师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3.易遭误解的法律关系

高校教师与大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其实就是指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在双方教与学等其他过程中所产生和形成的各种权利与义务关系。

一方面, 基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教学过程中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一方面, 教师与学生之间首先存在着行政法律关系。但教育过程中, 行政管理主体———教师只在教育过程中发挥行政管理作用, 离开这个前提, 教师的行政管理无效。而作为被管理者, 学生不是“被管教者”, 因此在违反教育法律法规时, 不用接受罚款的形式, 却必须接受纪律的处罚。但很多教师显然不管学生是否真正触犯相关教育管理规范, 就对学生进行包括金钱方面的处罚, 这非常值得我们警觉。

另一方面, 民事法律关系上, 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特殊性。虽然《宪法》规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完全民事行为人, 大学生更享有完全的的权力, 除此之外, 在教育过程中, 大学生还享有特殊的权利。学生有权要求教师在学业成绩和品行评价上获得公正的平等机会;学生对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 有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法律却没有赋予教师对学生的行为向有关部门申诉或提起诉讼的权利。

因此, 我们一定既要注意双方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性, 又要注意双方所处法律地位的差异性;既讲民主平等, 又讲互尊互爱, 这样, 教师与学生才能构建真正平等、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

“场域———惯习”理论对师生关系的诠释

1.场域含义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或一个构型。”[2]一个场域的网络或构型总是不同的位置由其在争夺各种权力和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场域总是各种力量进行角逐的地方。也就是说, 在场域中, 行动者总会争夺各种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不同形式资本 (主要为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 , 在教育场域中, 最主要的是文化资本的争夺, 因为教育者正是通过对知识的组织, 控制和评价等形式力图实现对受教育者的支配。

理论上, 每一种场域中对应一个权威, 场域实际正是一种权力格局下的关系类型。在这样的一个场域中, 核心的原则是由相应的权威类型来界定。但在这种核心原则下, 还会存在或渗入其他场域的核心原则, 并成为此中场域中的非正式运作原则。而一个场域中的斗争无疑是在某个权威的场域中, 通过正式的原则和非正式的原则共同运作之后获得平息或解决。

2. 场域与师生关系

学校场域是“场域的一个下属概念, 其中囊括多元的物质, 制度和文化结构, 还包含人与物、精神与制度以及学校与国家, 学校与教师, 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等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3]而作为体现师生最基础和主要关系的教学场域更是次级的场域结构, 符合场域的原则, 往往会有和谐也有斗争的存在。

福柯认为, 知识就是权力。在教学场域中, 大学学生已经掌握一些知识, 但教师对知识的占领仍会居于优势地位。虽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渠道更加便利, 也更加对教师知识权威提出挑战, 但鉴于我们长久的“先教后学”的教学方式存在, 教师仍然由于掌控文化资本, 掌控组织知识的方式, 因此享有话语霸权, 享有权力, 在场域中同学生易形成对立的关系。

在学校中也存在学生与教师形成的伦理道德场域, 这个场域奉行学生以“服从“为主的伦理道德, 无疑是因为长久以来社会的习俗, 也同时因为教学场域的运作原则影响到了这个场域的原则, 使这两种场域的原则因为一致性, 都最终导向教师方面, 使教师在场域中加强了自身的权威, 而加强了教师与学生的对立。

同样, 虽然根据宪法规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国家为保护学生的权益, 也在法律中强调了学生的权力。教师和学生也根据高校中教师与学生的法律, 享有不同的权力。但学校法律场域中, 权力的一方———学生在很多情况下,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权益, 这是因为法律中制度化的权威与教学场域中教师权威以及伦理道德场域中教师权威相互纠缠并存, 但在权力的较量中, 最终因为教学场域的基础性、重要性, 使得教学场域的权威和运作原则最终发生主要效力, 并与其他原则同时运作, 易导致在学校中, 学生的法律权益被侵占或教师去侵犯学生的权益而不自知。当然还有惯习这个因素在起着作用。

3. 惯习及高校师生关系

惯习被布尔迪厄称为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 它简直是人身上的“第二天性”, 因为历史的养成, 因此人们对它毫不警醒。布尔迪厄认为惯习是一种持久的, 可转移的禀性系统。它在潜意识层次发挥作用。他说:“惯习这一方案将他们的特殊影响归结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它们在意识和语言之下, 内省研究或者意愿控制之上发挥作用。”[4]它还包括个人的知识, 和对世界的认识。对个人来说, 学习的每个阶段的惯习都是可变化的, 对不同时代的人惯习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对教师来讲, 个人的发展并不依靠个人的意愿而是受到学校场域中已有的传统和惯习的制约。因为在现代社会, 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体制既体现现代社会的工业精神, 又使学校场域的教学活动严密的按照预先的计划进行, 教师只能更多的在已有的岗位上进行惯常化的教学。而对学生而言, 长久规训的生活, 长期因为文化资本缺失而自然处于“被统治”地位和传统文化的熏陶, 每天由于老师的行为固化自己的反应, 由此形成了双方固有的, 习惯的, 自动化的模式, 很难改变。

综上所述,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出现权利不对等, 既是客观的存在又是我们所认识到的一个突出问题。但如果我们一切从清醒认识出发, 作为教师, 在学校场域中, 首先以人为本, 加强法律法制教育;在教学中, 注意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 注意多研究新的对话式教学, 才可能引导学生建立新的积极的情景应对模式, 彼此形成新的惯习, 教育实践才能真正往前推动, 更能从真正意义上建立“和谐”的新式校园。

参考文献

[1][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33-134.[1][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33-134.

[2][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90.[2][法]布尔迪厄, [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190.

[3]李旭, 我国学校场域中教育公平失真及影响因素[J].现代教育管理, 2010, 1.[3]李旭, 我国学校场域中教育公平失真及影响因素[J].现代教育管理, 2010, 1.

[4]P.Bourdieur.Distinction [M].London:Routlege and Kegan Paul, 1984:466转引自李全生, 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4.[4]P.Bourdieur.Distinction [M].London:Routlege and Kegan Paul, 1984:466转引自李全生, 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4.

关系场域 篇2

管理的本质是什么？是管而不理吗？现在的企业管理只停留在“管”的层面，叫做管理制度，用来管人们的行为准则，他们从来就不“理”，因为企业要用“管”的控制方法来维护实现财富的流程，以此来实现企业的价值。

在今天的制造业就不一样了，今天企业管理的困惑就是“理”人心的问题，孩子们不再是过去想象的穷人，他们有梦想，有追求，好自由，控制性的管理只会带来了人工的短缺，甚至是断缺！一些企业家总是埋怨员工的素质或是埋怨社会环境因素，我的认为，他们是缺乏了对员工管理的“理”，企业家要学会理人心，理梦想，理自我价值的实现！

管理的第二层面就是管理艺术，所谓艺术就需要老板的影响力和引导力，亲和力和格局。这种管理方法更适合在创意和咨询媒体行业，哪些需要大脑智慧产出成果的大师们，他们不需要你的控制就能下出很大的鹅蛋，如果伴随着音乐的催产，他们会下得更多更大。而控制式的管理就是他们的死敌，哪里有控制哪里就有反抗，就会独立和逃避！

如果你具备管理艺术才华的老板，你就得通他们的性，你得懂得提供一个平台，懂得培养一个生命，甚至，你就是一个跟他们一样“疯”的艺术家。你影响他们的思维，你引导他们的方向，你的愿景才会成为他们的愿景！你就是企业的魂！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场域管理，场域管理就是人性以及人性场的管理，它既是物的空间也是心的疆域，它既是细微到针尖，又能空域至无边无际的宇宙力量，它既是实相，又无无相。例如，宗教的场域管理，这种没有管理的管理却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没有管理的管理，没有制度的制度，那就是企业的神圣。

企业的神圣在哪？就在他们的场域里，在他们心能到的地方，到他们关心到的地方，场域无处不在，你激活他们的梦想，你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梦想！那么，他们经受的苦难就是朝圣之路，他们征服苦难就是离神圣更近一步！

在战争年代，为什么人们送儿送女上前线，明知有可能有去无回，却一生不悔？那是因为他们相信“乱世出英豪”，他们信仰“人类的使命感”，他们崇拜“他们要成为的偶像和英雄”。那在那样的战争场域，什么是制度？没有制度，只有使命！其管理不仅是人，而是一个雄心的领域！

宗教和战争的制度就是他们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仪式。这种仪式不是来源于一个组织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一个环境控制，而是为了整个人类行为准则！

人性的崛起既是国家的崛起，人性的崛起又是国家的灭亡！

看看所有的历史帝国的推翻，有哪一个不是因为人性的崛起而力挽狂澜，风云瞬变？ 各位老板，你还在为员工的失职而责备吗？你还在为你的控制系统觉得不完善吗？如果你还停在“控制”思维层面，你将是南辕北辙，你将苦不堪言。你一天不改变思维的角度，你将为你的“制度”付出更多的成本和精力！

场域的还原 篇3

关山月美术馆是以关山月先生捐赠的813件代表性作品及其他重要的学术文献为主要馆藏和学术研究方向的美术馆，从2002年开始将学术研究方向定位于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每年举办一次学术研究专题展。相继举办了关山月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欧洲写生、西南西北写生、北京写生等学术专题展，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2012年关山月诞辰100周年时举办的“山月丹青——关山月艺术陈列展”以及今年在此展基础上举办的长期陈列展。本文即将由这个展览生发开去，就展览策划及陈列过程中所涉及的场域还原问题以及陈列展策划中的学术尺度问题进行探讨。

一、展览规划：藏品研究的总主题与展览陈列的分课题

不管策展人如何努力，冀望通过展览来再现对象的在场，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展览只是对象的一个片段，是无法全面客观地再现对象的在场的。这必然涉及展览规划的问题，即藏品研究的总主题与展览陈列的分课题之间的关系问题。关山月美术馆迄今藏有关山月作品821件，包括中国画作品595幅（分山水、花鸟、人物三个品类）、速写185幅，书法41幅以及手稿、书信、画册、剪报、录像等其他文献，可谓目前研究关山月艺术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一个机构。从理论层面来看，若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关山月，这821件代表作品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每一件作品及文献都有其背后的故事，都会从一个侧面构成对过往的一种再现。但从操作的层面来看，将这些作品及文献同时陈列是不可能的，这就涉及了策展规划中如何从一个点或几个连续的点中折射出面，以及立足于面的浅层再现与立足于点的深层再现之间关系的问题。关山月美术馆从2002年开始系统规划关山月的系列学术研究和展览项目，2002年举办了“人文关怀——关山月人物画学术专题展”，对关山月的人物画进行了专题研讨；2003年举办了“激情岁月——关山月毛泽东诗意和革命圣地题材作品专题展”，对关山月的花鸟画和革命圣地题材的山水画进行了专题研讨；2004年举办了“建设新中国——关山月20世纪50-60年代中期作品专题展”，对关山月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山水画进行了专题研讨；2005年举办了“借古开今——关山月敦煌临画学术专题展”，对关山月敦煌写生作品进行了研讨；2006年举办了“风神籍写生——关山月艺术陈列展”，对关山月一生的写生作品及其“不动便没有画”的创作理念进行了研讨；2007年举办了“关老与关山月美术馆”文献展，梳理了关山月与关山月美术馆之间的关系。2008年美术馆装修改造，举办了关山月作品的外地巡展。2009年举办了“异域行旅——关山月国外写生专题展”，对关山月海外写生的作品进行了系统梳理；2011年举办的“夙结敦煌缘——关山月临摹敦煌壁画展”和“笔墨当随时代——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生平陈列展”，主要是对关山月的艺术生平通过文献的形式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正是在对这些点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2012年纪念关山月诞辰100周年的“山月丹青——关山月艺术展”。在展览陈列的内容方面，除关山月各艺术发展阶段的重要作品、生平文献以外，此前这些学术专题展的录像、照片、方案以及出版物等文献也是展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便很好地解决了陈列展点和面之间关系的问题，使主题展和专题展相互佐证，互为补充，从而更加立体而全面地实现了对象的再现。

二、 展览策划：场域的集体再现与对象的个体再现

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认为，场域实际上是一个心物场。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physical field），心物场含有自我（Ego）和环境（environment）的两极化，这两极的每一部分各有它自己的组织（organization）。环境又可以分为地理环境和行为环境（geographicaland behavioural environments）两个方面。地理环境是现实的环境，行为环境是意想中的环境。在考夫卡看来，行为产生于行为的环境，受行为环境的调节。但是，行为环境在受地理环境调节的同时，以自我为核心的心理场也在运作着，它表明有机体的心理活动是一个由自我一行为环境-地理环境等进行动力交互作用的场。所以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

展览策划是展览陈列的先期学术基础，展览策划的学术取向决定着展览陈列的整体基调。出于场域还原的客观性要求，展览策划需要考虑两个层面的场域结构问题，一是对象发生的历史场域还原，二是对象陈列的现实场域限定。二者均与人的认知相联系，受知觉差异性的影响。前者关乎策展人的学术取向，后者关乎观众的知识结构和知觉经验。前者是后者对象发生的底色，后者是前者学术阐释的具体对象化。关于二者之间在展览陈列方面的关系，目前比较成立的一种观点是，强策展和弱策展相结合，即在场域的设定上强调一种基于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集体再现，在对象的关照上保持一种尽可能客观的个体再现，二者相结合，既通过场域的设定给观众一种历史的提示，又通过个体的朴素再现给观众预留足够的自我认知和判断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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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学术方向，概括地说就是将关山月的艺术放置到20世纪中国美术的总体学术框架中进行考察，通过对20世纪中国整个大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考察，以及对包括傅抱石、宋文治、陆俨少、李可染、庞薰琹等和关山月同时代或在创作中与关山月有过密切交往，与关山月在创作方法、艺术行走路线上有过重叠或相关性的艺术家的研究，从而构成一个关山月艺术发生的历史场域，提示他与曾经的社会历史之间的客观关系，再现他的在场。因此每年的关山月艺术研究陈列展都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个是为期一年的关山月专题研究陈列，一个是为期一个月的与关山月研究专题相关的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学术专题展。比如2003年的“激情岁月——毛泽东诗意与革命圣地题材中国画学术专题展”、2004年的“建设新中国——20世纪50-6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题材中国画学术专题展”以及2010年的“异域行旅——国外写生专题展”，在对关山月艺术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都对他这一专题作品产生的时代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其它艺术家的创作进行了研究和展示；2013的“西南西北写生专题展”在研究和展示的基础上，更对这些艺术家西南西北写生的线路通过比较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再现。2012年的“傅抱石艺术展”则是从关山月与之共同创作的《江山如此多娇》以及二人的东北写生作为切入点，对于关山月的一批表现东北矿区的作品进行了研究。这些展览对于关山月而言，显然构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历史场域再现，而以个体形式再现出来的关山月便也在这样的底色上生动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集体性的历史场域是策展人根据自身对社会历史的认知，围绕关山月的艺术发生和发展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一个网络，因此必然受到策展人自身学术倾向的影响，这就出现了第一重场域还原的问题。此外，观众对于社会历史的认知也是不相同的，由此围绕策展人设定的原初的历史场域，又构成了一种动态的不确定的新场域，从而导致“再遮蔽”与误读在所难免，此时以个案研究形式呈现的关山月个体再现就成为尽可能规避这种误读的关键。因此，在关山月个案的研究陈列中，策展人尽量以事实和文献说明问题，以静态的文献陈列或不加修饰的影像播放为观众提供必要的线索提示，而极少给出结论性的评价引导。这样就以场域的集体再现和对象的个体再现，形成了一种二者之间相互印证、生发的关系和学术系统，从而使课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立体。

三、 展览陈列：知识生产与公共教育

从当代美术馆发展的历史使命来看，美术博物馆应该跨越以作品的展示和现象的总结为主体的发展阶段，而承担起“知识生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知识生产是一个集研究、收藏、展示、推广、教育、服务于一身的系统实践，各环节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对于展览陈列而言，就是要在前期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展示，实现美术馆教育和公共服务的功能，其间既涉及学术理念的阐释、学术问题的提出，也涉及展览本身公众参与的可能性，以及在与公众的互动中生发出新的问题及精神产品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在展览陈列中考虑到文献内容的可读性、观展路线的科学性，以及对当下新兴媒介的合理利用等多个方面的问题。

今年的关山月长期陈列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关山月生平、关山月美术馆历年关山月艺术研究回溯及成果，以及“南风北采——关山月北京写生作品学术专题展”。其中关山月生平和关山月美术馆历年关山月艺术研究的回溯及成果是展览的长期陈列部分，可以持续3-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直到有新的研究证实其内容需要更新完善，或者在陈列方式上需要进行必要的更新。而“南风北采——关山月北京写生作品学术专题展”部分则是展览的动态陈列部分，每年可根据不同的选题更换内容。

“关山月长期陈列展”的内容除27件关山月北京写生的作品外，大部分是关山月生平和关山月研究的相关文献，包括关山月年表、书房（复制）、绘画工具、印章、手稿、书信、藏品以及关山月艺术研究学术专题展出版物、图片、影像和关山月北京写生的相关文献等。其中一类可以称作直接文献，即作品、工具、印章、手稿、书信等与关山月产生直接关系的文献，带着关山月的气息与体温，可以让观众从对关山月及其作品背后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脉络的认识中，直接感受到关山月艺术的总体取向。另外一类可以称作是间接文献，即与关山月写生活动相关的，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文献，但并不一定与关山月的艺术创作产生直接的联系。“南风北采——关山月北京写生作品学术专题展”是以关山月在北京写生的地点，以及这些地点在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意义作用为线索，展开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考察。为此，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关于这些写生地点的地图、以这些地点为发生地的社会事件的报道以及报道的刊物、今天在写生地点实地拍摄的照片，以及其他艺术家以同样地点为题材的创作等文献资料，以此为关山月此系列艺术的发生还原了一个社会文化认知的场域，并通过这些与普通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拉近了关山月艺术与观者之间的距离，增强了展览的可读性。同时，以往关山月研究课题的成果和相关文献也在此次的北京写生展和整个关山月艺术研究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文关系，从而使关山月的再现更具全面性和完整性。

对于一个陈列展而言，如何让观众能够一进展厅即被吸引，在观展的过程中，一步步加深对展览、对展览对象的了解，并在走出展厅的时候能够对展览、对展览对象留下深刻的印象至关重要，这就涉及了观展路线以及公众可以参与的互动环节的设定。“关山月艺术长期陈列展”由于涉及到关山月生平、关山月研究学术脉络和成果、关山月北京写生作品几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在展览场地的分配和观展路线上做了相对周密的安排，既根据内容有相对的分区，各部分之间也在内容上保持一定的呼应关系。首先将关山月生平和关山月研究两个长期陈列部分的文献放置在展厅的中央位置，采用玻璃等透明材质制作文献架上展示的立面，并将研究脉络以及关山月生平等文字内容在这些立面空间进行展示。和这一架上内容呼应的是与其成90°角平面展台或展柜中陈列的实物文献，与立面空间的文字形成一种对应关系。这样既保证了这两块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场域，又因为使用了玻璃等透明材料，而避免了立面空间对整个展览空间的野蛮分割，保持各版块在空间关系上的联系。周边的恒温恒湿展柜里则是关山月北京写生的作品，为突出北京在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在设计上采用了红墙的“红”作为主要基调，在内容上由北京城区图和以图表的形式呈现的不同艺术家北京写生的比较研究拉开帷幕，每一件写生作品配合实景照片、写生地图、报刊上发表的关于写生地的实事评论文章等文献资料进行呈现，从而为每一件展品提供了一个解读的知识系统，并提示了一种在公众的解读中形成新的知识系统的可能。此外为了强化展览公共教育的功能，在观展路线的最后，还象征性地还原了一个关山月写生的现实场景，观众可以在长椅上坐下来，拿起画夹和画笔，体会一下关山月写生的情境。由此更进一步从第三者参与的角度完成了场域的还原。

那么怎样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可能多地向观者传达更多的对象信息，从而让观者更深入地解读展览对象呢？同时又是怎样才能使展览陈列更加贴近当下人的观看和阅读习惯，从而使展览更符合当下观众的文化需求呢？又是怎样才能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不在现场的观众以及撤展以后仍旧能够领略到这个展览的魅力呢？这就涉及了数字媒介的合理利用。在关山月长期陈列展中，比较综合地利用了数字化的媒介手段。首先是展览数字化，即制作了360°数字化展厅，以满足不同地域人群观展的需求，同时也做到了让展览永不落幕。其次是在展览中充分利用二维码，将作品信息数字化，以此突破作品说明牌的限制，利于观众对作品及其他展览对象进行深入的解读。第三是展览对象与观众之间的数字互动，即通过触摸屏等数字媒介，以互动的形式，让观众对观看的对象产生一种切身的体会，并在这种切身的感受中拉近与对象的距离。如“山月丹青——关山月艺术展”中《山村跃进图》手卷的数字赏玩，包括时代音画、历史故事、横向比较、画面小知识、绘画技法、互动游戏等交互体验项目，“关山月长期陈列展”中写生地图、实景照片与写生作品的互动转换等，都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此外，还搭建了专门的关山月与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专题网页，以此突破现实展览场地的限制，更加深入全面地实现关山月艺术以及系列学术课题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脉络的再现。

从“现象总结”到“知识生产”，是美术馆由展览陈列馆向当代美术博物馆转变的一个质的飞跃，而“知识生产”在机制和功能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展览策划和陈列的过程中强化学术思维和问题意识，通过展览来呈现学术研究成果，阐释学术理念。同时通过展览陈列及其与公众互动的环节，实现知识的转化与再生产。在这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展览是一个网络复杂的知识系统，展览陈列则是这一系统得以实践和应用的有效途径。因此展览陈列不应是一个静态的对象，其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动态的，随着展览这个知识系统的不断完善以及知识结构的改变而不断调整。

（作者单位：《中国版画》杂志社）

从场域视角解读教育的本质 篇4

一、场域理论

场域是行动者进行权力再生产实践活动的关系空间。布迪厄曾这样讲道:“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 , 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 。”[1]布迪厄强调“场域”是行动者在特定的、客观的位置关系上凭借权力、资本建立的各个具有自身逻辑性和相对独立的“领域”, 每个“场域”被看成是一种“结构关系化的社会空间”, 占有特定资本的行动者通过种种斗争和策略来“强加一种对他们自身的产物最为有利的等级化原则”, [2]获取支配此场域内外的各项权力和收益。

资本是行动者在场域关系网中发挥实践效力的砝码利器。布迪厄认为资本是进入特定场域的入场券, 是权力的等价物, “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 既是斗争的武器, 又是争夺的关键, 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 运用影响, 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3]布迪厄反复强调资本只有投资于一个特定的场域的客观关系系统中, 才能获取支配场域进行生产的工具和规则, 最终占有利润。

惯习是行动者在场域内部特定位置下重塑再生产实践时获取的一整套持续、内化的社会性情倾向系统。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人们依据自身的社会地位在重塑实践活动中加以内化所获取的一种有关社会世界的心智结构图式。”[4]此种心智结构图式和性情倾向既来源于实践, 在特定场域空间里发生实践效力, 又在充满创造性和生成性建构过程中进行重塑与反思, 具有很强的实践感。此外, 行动者运用惯习时, 必须要在确定的、特定的结构关系中也就是特定场域环境中才能发挥实践效力。

场域、资本、惯习和实践的关系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即“场域+[ (资本) (惯习) ]=实践”, [5]场域是一个具有自身逻辑的动态的关系系统, 特定资本既是构建场域的前提条件, 又是行动者进入场域, 获取相应惯习和运用惯习进行创造性实践活动并加以反思的入场券。在一定场域关系中, 资本和惯习的乘数效应决定了其实践活动的效果, 当这个乘数效应达到了行动者可拥有的最佳权力结构, 会促使场域关系进行新的规则变革或重构, 使行动者自身和实践活动得到最大利益的展现。

二、教育实践活动的构成要素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影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场域理论来看, 狭义的教育学实践活动的场所就是学校;主体是教育管理者, 施教者以及学习者;文化知识就是文化资本;教学活动是教育实践活动主体的惯习。

学校场域位置。学校是一个场域, 一个由教育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教育管理者管理教师和学生, 教师又管理学生, 通过管理和传授知识的结构关系维系着学校的声誉、教学质量以及相关利益。学校作为社会的一个次级场域, 主要通过教育质量和政策资源来谋取它的社会地位和位置关系。

隐形资本。国家制定的教育方针政策通过教材和教师的传授最终潜移默化影响学生。学生所获知识是一种隐形的资本, 即文化资本。通常经济学家会忽略这样一种投资资本, 仅把学校的教育活动视为公益事业。

教学活动惯习。学校的教学活动是一种惯习, 学生获取知识, 最终形成一定的心智图式来影响学生行为。教育目的的实现主要是以学生的惯习行为来呈现。教师教育学生, 传授给学生知识, 这样一种教学实践活动是学校场域里最关键的结构关系。

因此, 传授知识和教学行为对学校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教育质量是维系一个学校社会地位的根本所在。

三、教育的本质一种社会再生产活动

学校作为一个场域, 运用文化资本进行教育行动, 文化资本是学校参与社会竞争的重要资本, 同时也是学校进入社会场域的入场券。教育行动是获取更多文化资本的主要途径, 本质上而言, 学校通过教育活动获取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源来参与社会竞争, 占据更多的社会地位, 获取更多财富, 这是学校在社会场域中进行再次生产的隐形途径。同时, 学校传授的知识本身可以直接用于社会再生产, 比如高校的有些科研技术成果可以直接用于生产, 直接创造财富。因此, 教育活动的再生产特质是双重性的, 同时又是隐性的, 我们称之为符号暴力。符号暴力是学校进行再生产活动的惯用行为, 在知识经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 学校的符号暴力行为, 学校的再生产特性越来越受到关注。社会上的行业团体, 政府以及企业都纷纷走进学校, 和学校建立合作关系, 共谋发展, 共同获取更大利益。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一个分析工具, 无疑为教育事业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同时指导了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

摘要：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一种分析工具, 场域、资本和惯习构成了场域理论的分析框架。教育的本质就是一种通过学校的教育行动来进行社会再生产的实践活动, 这对于当今教育有深刻指导意义。

关键词：场域,教育,本质

参考文献

[1][3]〔法〕皮埃尔·布迪厄, 〔美〕华康德著.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33-134、135.

[2]〔法〕皮埃尔·布迪厄, 〔美〕华康德著.李猛等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139.

[4]Bourdieu, P.Social and symbolic Powerr.Sociological Theory, (1989) :7 (1) , 14-25.

关系场域 篇5

四

司法劳动具有各种各样的效果。形式化和系统化的工作在一个旨在为后来的判决树立典范的形式中，确立了一个范例性质的判决(例如上诉案件的判决)，那么就会使得规范摆脱了特定情形下的偶然性。这种形式同时也培育了特定的司法思想和司法行动建立在其上的先例的逻辑，并使这种逻辑获得了权威性。它不断地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

它提供了这样一种保证：没有出现将会推翻司法秩序之根基的革命，未来将会类似于已经逝去的;必要的转型变化和适应措施将会在与过去保持一致的语言中被设想出来，并被表达出来。因此，司法劳动已经包含在这种保守的逻辑中，它作为维持符号秩序的一个主要的源泉，通过其另一个功能性特征而其作用。[60]因此，通过将系统化和形式化强加于司法判决和给这些判决提供基础和正当化论证的规则，司法劳动为社会世界的观点打上了普适性的印记(这种印记是最完美地体现了符号的效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种社会世界的观点与支配权力的观点之间并没有表现出巨大的分歧。从这个立场出发，司法劳动就有能力走向所谓的实践的普适化，也就是说，司法劳动在实践以前受制于某一局部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行动或表达的过程中，走向了一般化。正如Jacque Ellul所说的那样：

法律(laws)在一开始是陌生的，是从外面拿来适用的。通过不断地经验法律，它才慢慢地被人们认可为有用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才变成了集体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而这个集体是已经通过法律循序渐进地形成的。只有人们同意通过这些法律形成社会的时候，这些法律才变成了“法”(the law)。……尽管在特定时间里的某种约束下实施的一套规则，并没有离开社会本身。相当数量的法律习惯和道德习惯已经被创造出来了。[61]

显然，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普遍化的效果是生产符号支配的.机制之一，无疑也是最有力的一个机制，或者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一种社会秩序中的合法性强加。当法律规范从现存官方规则的符号支配风格中制造出实践原则时，即在一整套形式上保持一致的官方的和(依照定义乃)社会的规则中制造出实践原则时，它就倾向予以确信无疑的方式指出所有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方式，而不考虑任何身份和生活风格方面的不同。普遍化效果也可以称之为正常化的效果，它的作用在于提高社会权威的效果，这种权威已经由合法的文化和控制这种文化的人们在行使。它由此补充了法律约束的实践权力。[62]通过将恒常性(即经常这样做)转换为规则(即必须这样做)，将事实上的常态转换为法律上的常态，将源于努力支持认可和情感所形成的简单的家族忠诚(信任)转换为一整套由制度和强制约束的家族法，司法制度推进了一种本体论上的荣耀。由此，司法制度普遍地有助于强加一种常态的表象，依照这种表象，与此不同的惯行就会表现为一种偏离、反常、其实是不正常、病态(尤其是医学制度介入到司法制度中，并支撑着司法制度)。因此，家族法作为“普遍”规范而认可和确认的家族惯行，是在一套用来调整管理家族单位之根本关系(尤其是代际关系)的社会制度中，在支配阶级的道德先锋的努力推动下而慢慢地发展起来的。正如Remi Lenoir所证实的那样，家族法已经极大地加速了家庭模式的一般化，这种家庭模式在某些社会世界(和地理世界)的部分中，尤其是在农民和匠人中间，与小企业及其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社会障碍是相互冲突的。[63]

在家族法的例子中，人们已经广泛地体会和认识到了将一种生活模式加以普遍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是支配群体的种族中心主义体现出来的效果之一。它也是对法律之普遍

我在搜寻场域特征 篇6

只有在定义被彻底扩展的条件下，艺术以及与艺术相关的活动才有可能证明艺术是现在唯一的演化—革命的力量。只有艺术才能终止一个衰老的在死亡线上垂死挣扎的社会制度的压制性影响：终止这种压制性影响是为了创建一个作为艺术品的社会有机体。

这个最现代的艺术学科——社会雕塑/社会建筑——只有当每个活着的人成为社会有机体的创造者、雕塑家或者建筑师时才能付诸实施。只有在那时，激浪派以及偶发派的行动艺术（action art）关于介入（participation）的坚决主张才能实现；只有在那时，民主才能被完全领悟。只有艺术的概念彻底变革到这个程度后，艺术才能变成一种政治生产力，传达给每个人并塑造历史。

但是所有这些，而且很多是尚未被探索的，已率先构成了我们意识的一部分：洞察力需要进入到客观联系当中。我们必须查究（知识理论）自由个体的生产潜力（创造力）的源起时刻。于是我们到达了人类将自己首先感受为精神性存在（spiritual being）的时刻，到达了他的至高成就（艺术品），他的活跃思维，他的强烈情感，他的积极意愿以及他们的较高形式都可以被理解为雕塑的生产工具的时刻，与分成为雕塑元素——无限的——运动的——有限的（参见雕塑理论）这种分离式的雕塑概念相对应，然后并一致认为这塑造着通往未来的世界权利的内容。

艺术的概念与生俱有，它变革的不仅是历史性的资产阶级的知识概念（唯物主义、实证主义），还有宗教活动。

人人都是艺术家——从他自由的状态——以他直接感受到的自由的立场来看——每个人都会在未来社会秩序的总体艺术作品里学会判定其他立场。文化领域（自由）、法律构建（民主）以及经济领域上（社会主义）的自我判定和介入。自我管理以及地方分权（三重结构）出现了：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第五国际诞生了。

交流产生于交互关系之中：从来不是师生之间授与学的单方向关系。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因此交流游移在任何时间以及任何地点，在任何可想到的内外部环境中，在所有程度的能力之间，在工作场所、机构、街道、工作圈子、研究小组、学校——大师/学生，传送者/接受者关系之中摇摆。获得这种交流的方式是多方面的，与个人和集体的不同才能相对应。公民投票直接民主组织就是这样一个团体。它在寻求开创大量相似的工作团体或者信息中心，并努力使它们变成全球性合作团体。

（约瑟夫·博伊斯，“我在搜寻场域特征”[1973]，参见卡琳·库尼[CarinKuoni]编，《给西方人的赋活计划：约瑟夫·博伊斯在美国》[Energy Plan for the Western Man： Joseph Beuys in America]，纽约：Four Walls Eight Windows出版社，1990）

最文化场域下的商务满足 篇7

酒店于5月29日新开业，楼高45层，拥有304间豪华客房和套房。除了选址上的用心，服务更是温馨细致。一踏进佰翔汇馨威斯汀酒店的大堂，主动礼宾服务加上温暖的问候，随着威斯汀品牌标志性的淡淡白茶香味迎面袭来；房间里洗衣袋、便签纸、储物袋都被印上大自然中最具灵性的动物、植物的印纹；明亮的浴室一定安排在宽大的外飘窗旁边；著名的天梦之床由不同质感的床单层层包裹，讲究舒适的肌肤触感；外出归来，惊喜发现自己凌乱的私人化妆品被精心摆放整齐。这些都让旅行中的人有了回家的放松感。

酒店除了延续品牌原本的特色，其创新的“机场+酒店”服务使得厦门佰翔汇馨威斯汀成为全球威斯汀酒店中最具特色的酒店之一。客人离店时，可在酒店大堂通过自助值机办理登记手续，总台旁的液晶电视还实时播放航班信息，这样，大堂瞬间变身为舒适豪华版的候机大厅。

另外，酒店的活力，就像酒店餐厅菜单上随处可见的活力美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