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关系（通用6篇）
错位关系 篇1
一、引言
在我国教育教学活动中, 师生关系被长期视为一种主客体关系, 没有超越“主体—客体”的认识范畴。其中, 师生主客体论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控制, 而提倡人格平等、道德互促的复合主体论, 仍因认识范畴的局限, 在本质上忽视师生间的体验性、情感性。本世纪初出现了“主体间性”概念, 即师生双方不把对方看做一个对象, 其关系是“我—你”的关系, 它直接把师生交往还原为成人间的社会交往, 未免过于简化了。“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在师生关系的理论研究中引入“主体”“客体”“主体间性”等哲学术语, 能加深我们对该问题的理解, 但不应仅停留在对术语的移植层面, 而要立足于教育教学的根本和实际去下工夫。
二、现实错位的师生关系
(一) 异化的师生关系
“异化”本是德国古典哲学术语, 指在一定条件下, 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素质或力量。[1]师生关系的异化可以理解为扭曲了师生关系的本质, 最终变成教师和学生相互间的一种折磨。在当今强调知识本位的社会背景下, 学校在竞相追逐快速掌握固定的学科知识, 在这种教育教学活动中, 师生关系异化为人与物的关系, 即教师把学生当做“物”来塑造, 学生是加工厂中批量产出的“标准件”。师生关系主要围绕知识教学展开, 填鸭式教学随处可见。教师作为知识占有者灌输知识, 学生作为被动接受者洗耳恭听, 最大限度地复述别人的思想, 他们“用别人的眼睛去看, 用别人的脑筋去使自己变聪明”。[2]这样的师生关系是机械的、僵化的, 丝毫没有情感约定与人文关怀。
(二) 疏离的师生关系
班级授课是现今学校教育中的一种主要教学方式, 学生集体作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成了教育对象, 课堂中的师生交往离开了具体的学生, 教师只与一个印象中的整体交往。教师在课堂中往往叫不出学生的名字, 记不住学生的面貌, 这使得师生交往变成“个—群”模式。课上的教育世界等同于科学世界, 教师与学生没有生命的体验和交流, 师生关系疏远而分离。课下教师休息在办公室, 学生喧闹在教室中, 师生相互脱离, 更谈不上教师对学生的个别辅导与情感交流。经调查发现, 学生对师生交往的现状不甚满意。有52.6%的学生认为自己和老师的关系不是非常密切, 其中26.7%的学生认为老师并不关心或留意自己;有27.1%的学生认为老师喜欢自己, 而“不喜欢”和“说不清”的学生为26.3%、46.6%。[3]
(三) 变味的师生关系
在教育现实中, 存在着一些偏离了教育宗旨与教育责任的师生行为, 教师和学生之间似乎是无差别的。比如, 北京某中学一位学生在课堂上直呼教师的名字, 理由是:师生平等。既然教师能够直呼学生的名字, 学生反过来也可以直呼教师的名字;而且, 该学生还举例说, 国外的学生都是直呼教师的名字的, 他这么做就是要挑战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不平等的”“专制的”师生关系。又比如, 也是出于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的考虑, 一些青年教师热衷于和学生“交朋友”, 其中不少人干脆与学生“兄弟”“姐妹”相称, 个别教师甚至接受学生称自己为“老大”。[4]在这样所谓的“平等”“自由”之中, 师生双方角色都变了味道, 失去了原初的意义。平等绝不是“角色”上的平等, 自由也不是“由自”的恣意妄为,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认清良好师生关系的内涵。
三、师生关系的矫正
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遵循什么样的关系触及到了教育的本质, 反映出教育的基本理念。有关教育本质论目前在理论界尚存争议, 但无可厚非的是教育作为一个复杂系统, 有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同样, 师生共处于复杂的教育系统中, 其关系的构建也非靠单一因素便可决定。师生交往源于日常生活与学校生活, 因此师生关系具有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般性, 同时也具有学校教育的特殊性。矫正错位的师生关系, 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需要将“两种交往”统一起来, 融入权威、爱与尊重等要素。
(一) 工作性交往中的师生关系
师生间的工作性交往是师生双方都以其角色身份出现的交往。在这种交往中, 二者角色由教育部门和社会模式决定, 是静态性的师教生学观:教师是“教育者”, 其职责就是“教”;学生则是“受教育者”, 其任务就是“学”。[5]教师作为教育者在此阶段的重要表现是其“权威性”。
首先, 传统师生关系中的精华不可弃, 所谓“师严道尊”, 即只有教师“权威”, 才能教学相长。在现实教育中, 存在部分师生称兄道弟的现象, 这说明有些人对“平等”和“权威”内涵的认识还不清晰, 没有区别师生关系作为特殊的人际关系, 其独特性到底在何处?师生人格平等, 但其相互角色确实存在差异。师生双方在教育中的责任不同, 教师负有教育的责任, 学生负有学习的责任。当然, 教师在履行责任时也需要学习, 但教师的学习在目的、内容上都区别于学生的学习。而且教师在绝对年龄和一般学识上都长于学生, 所以, 如果说教师和学生有什么最大的不同的话, 还在于教师的权威。
其次, 教师的权威固然不能抛弃, 但也不能等同于传统权威, 教师要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树立起新型权威。新型的教师权威不是制度权威, 不是把权威集中化、绝对化, 不是忽视学生的主体性, 而是要求教师具备学识和人格上的权威。教师只有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才会赢得学生的认可, 增加教师的亲和力和信任度。教师对学生的思想道德也具有一定影响力, 他们若能以高尚的人格, 充满魅力的品行去打动学生, 引起其心灵认同, 那么这种影响将超过任何外在的权威。
(二) 情感性交往中的师生关系
师生间的“情感性交往”是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重要补充与发展, 这种交往是在规范的教育教学活动之外进行的日常自然式交往, 建立在教师对学生热爱与尊重的基础之上, 他们之间这种民主、合作的交往关系是一种相互认同的主体间关系。
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关键在教师, 因为教师是教育者, 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着引导作用。一般而言, 任何一个学生都愿意和老师接近, 希望能够和老师沟通交流。教师如果能够意识到学生的这种心理, 爱护并尊重学生, 师生间便会架起一座友好的桥梁。正如被誉为“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的特级教师李镇西曾说:“教师对学生真挚的爱, 这是我们感染学生的情感魅力。”[6]爱是一种无言的信息, 教师对学生的爱可以激起学生心灵的振荡。爱能使师生直面对方, 以真实的自我出现, 从而在真正的思想交锋与情感交流中共建和谐的关系。爱的对立面不是恨, 而是漠视。现今教学中教师常把学生视为“物”, 此时维持师生关系的只是知识的符号, 而不是知识以及知识以外的真实生活。这样的师生关系沦为一种教育的表演, 学生的内在生命价值被忽视了。
此外, 教师也要由爱而生出对学生的尊重。教师要尊重学生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 尊重学生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教师不仅与抽象形态的学生群交往, 更是在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交往。教师首先应在最基本的事情上就要做到尊重学生, 比如他们需要记住的不是一个个冰冷的学号, 而是学生的姓名, 更需要了解学生的个性。教师对学生的尊重有利于学生认识自我, 发展其独特天分。只有工作性和情感性交往统一融合, 才会形成融洽的师生关系。
参考文献
[1]赵红云.师生关系异化与回归浅析——教师身份在知识转型下的思考[J].教育科学, 2003 (19) .
[2]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125.
[3]史晓杰, 周全喜.从“平淡疏离”到“和谐融洽”师生关系的构建——以1010份中学生样本频数的分析为例[J].学术交流, 2007 (8) .
[4]石中英.“师生关系平等”的一点反思[J].中国教师, 2005 (7) .
[5]吴康宁.学生仅仅是“受教育者”吗[J].教育研究, 2003 (4) .
[6]李镇西.爱心与教育[M].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7:15.
错位关系 篇2
[关键词]RSI错位现象；资源丰度；游客规模；旅游收入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2—0081—04
[收稿日期]2006—04—17；[修订日期]2006—10—31
[作者简介]李连璞(1976－)，男，山东庆云人，西北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研究生，德州学院地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经济，E-mail：dzllp2003@163．com；曹明明(1960－)，男，陕西宝鸡人，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杨新军(1972－)，男，陕西扶风人，西北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旅游经济。
1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实现了从接待任务工作到事业型发展，到目前的产业化发展，旅游业已经形成相当的产业规模，先后被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列为支柱产业、先导产业和重点产业。国内旅游发展迅速，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004年，国内旅游总人数11．0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4710．71亿元(人民币)，分别比上年增长26．67％和36．85％。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如何扩大国内市场及增加国内旅游收入就成为区域旅游发展成败的关键，因此，研究国内旅游在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的映射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间国内旅游发展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旅游资源丰度相近的湖南和广东，2002年其国内旅游接待人次和国内旅游收入存在巨大的差异，湖南旅游接待国内游客0．57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226亿元，而广东则是0．77亿元和1012亿元，差异分析可以找出区域旅游发展的优势与劣势，具有实际意义。国内对区域旅游差异的研究已有相当基础，但大多是通过区域间要素比较的方法，并且对大尺度区域旅游系统的研究较少，代表性文献有保继刚(2002)采用入境游客接待量对中国28座重点旅游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地位的变化进行研究。
区域旅游资源、游客规模及旅游收入是旅游发展三大重要要素，旅游资源的丰度表征有多少优势旅游资源，解决了“有什么”的问题；旅游收入是衡量旅游地发展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说明对资源利用“怎么样”的问题；而游客规模是旅游资源和旅游收入的媒介，可以用来表征旅游经济效益的潜力和旅游资源的吸引力，3种要素的均值化数据则说明个体在总体中的相对地位。如果假设区域其他条件相同，则其个体内部要素间的数量关系应是函数关系，然而，区域条件的内在差异(如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社会经济条件、生态环境质量等)会使这种函数关系偏离甚至扭曲，造成个体内部要素之间的“错位”现象并表现出不同的组合类型，从而映射出区域之间的差异。由此，按要素关系一区域类型一区间比较的思路探讨区域之间的差异具有创新意义。
2数据收集与整理
2．1研究思路
本文以要素为切入点，以行政省域为单元，对国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于资料的不可获得性和区域差异的不可比性，港、澳、台没有被列入研究范围)进行比较研究，采用2002年国内旅游统计数据及A级景点作为数据基础，按要素关系一区域类型一区间比较的思路，寻找省域要素间的组合类型，对31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类型划分，从而比较区域间旅游发展的差异，并提出转化路径及实现途径。
2．2资料来源
以2003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为依据，从其“地方旅游业”部分摘取2002年国内旅游相关统计数字，包括接待国内游客数量和国内旅游收入两项指标，并对其进行均值化处理，将结果记入表1。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修订)(GB／T17775—2003)，笔者统计了中国31省(区、直辖市)2002年A级以上景区(点)，运用公式(1)对其进行丰度指数计算，并进行均值化处理，将其结果计人表1。
旅游资源的丰度指数：
R=2．5X1+1．5X2+0．75X3+0．25X4(1)
式中：R代表区域旅游资源丰度指数；X1、X2、X3、X4分别为4A、3A、2A、1A景区(点)的个数；2．5、1．5、0．75、0．25分别为4A级、3A级、2A级、1A级景区(点)的权重。
3RSI组合类型及转化路径
3．1 S—I组合关系
将表1中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国内游客规模(S)和国内旅游收入(Ⅰ)的均值化数据在笛卡儿坐标系中构建S—Ⅰ组合态势图(见图1)，平均值1作为临界点，对其进行区域类型划分。
图1显示：各行政单元的游客规模和旅游收入之间的组合关系存在差异，可以分为4个区域类型。
Ⅰ区：国内游客接待数量与国内旅游收入均超过平均值，包括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辽宁、湖北；
Ⅱ区：国内游客接待数量少于平均值，但国内旅游收入超过平均值，包括天津、福建；
Ⅲ区：国内游客接待数量超过平均值，但国内旅游收入低于平均值，包括河北、湖南、云南、广西；
Ⅳ区：国内游客接待数量及国内旅游收入均低于平均值，包括重庆、陕西、山西、安徽、江西、黑龙江、吉林、贵州、海南、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西藏。
笔者将4种组合类型定义为“规模一收入同步区”(Ⅰ区和Ⅳ区)和“规模一收入错位区”(Ⅱ区和Ⅲ区)两大主类，并进一步细分为4个亚区：强同步区(Ⅰ区)、弱同步区(Ⅳ区)、优等错位区(Ⅱ区)和劣等错位区(Ⅲ区)。
3．2R—S—Ⅰ组合类型
结合旅游资源丰度指数(R)，对上述类型进一步划分，原则上可以分为c21·c21·c218种类型：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强同步区(Ⅰ区)：北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辽宁；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弱同步区(Ⅳ区)：陕西、黑龙江；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优等错位区(Ⅱ区)：无；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劣等错位区(Ⅲ区)：河北、湖南、云南、广西；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强同步区(Ⅰ区)：上海、河南、湖北；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弱同步区(Ⅳ区)：重庆、山西、安徽、江西、吉林、贵州、海南、新疆、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西藏；
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优等错位区(Ⅱ区)：天津、福建；旅游资源丰度指数＜1+劣等错位区(Ⅲ区)：无。
剔除掉研究范围内的空缺类型，中国各省(区、直辖市)的国内旅游发展目前可以被分为6种类型(见表2)。
3．3类型特点及阶段转变路径
A型：属于旅游发展正常的区域，其三要素间有正相关关系，但旅游地发展的后劲不足。其优势地
B型：旅游发展不正常区域，其优势旅游资源没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同，旅游发展有后发优势，应以市场+产品为导向进行旅游资源整合，把资源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打造自身旅游形象，按照B—A、或B—C—A的路径转变。
C型：旅游发展较为正常，旅游地得到消费者认同，但引导消费或管理有问题，旅游发展前景广阔，旅游产品需要进一步拓展，培育消费点，尽快把数量优势转变为经济效益优势，极易向A型转变。
D型：虽属于旅游发展不正常区域，但这种“不正常”却是地方政府的最爱，其缺点是风险高，特别是河南和湖北，易向E型转变。今后旅游发展应以资源+形象为导向。
E型：旅游发展正常，三要素呈正相关关系，不易把旅游产业作为其支柱产业，旅游发展的风险高，如对旅游发展重视，易向D型或F型转变。旅游发展应以资源为导向，培育极品旅游资源，尽快扩大自身的知名度。
F型：此类旅游地资源等级低，游客数量少，但效益高，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较小，极易向E型转变。如果注意旅游的后续开发及无形旅游资源的挖掘，也会向A型转变。旅游发展应以资源为导向，挖掘区域隐形旅游资源进行深度开发。
4基本结论与讨论
(1)中国旅游目的地呈现多元化发展的局面。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受旅游地的地域条件、资源禀赋与发展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2)理想的“资源一游客数量一收入”之间应该是呈正相关的函数关系，而区位差异等扰动要素会使其变形甚至扭曲。研究结果证明“资源—游客数量—收入”之间存在错位现象。
(3)资源条件是旅游发展的基础，其赋存情况和质量影响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如A型；旅游资源并不是决定旅游业发展的关键、决定性因素，旅游业发展的复杂性会导致错位现象：资源条件好但旅游业发展水平不高，如B型和C型。而有些区域资源条件差但旅游业发展水平高，如D型。
(4)规模不等于效益。游客规模不能够成为衡量区域旅游发展水平的指标，旅游收入才是旅游发展的经济目标，如Ⅱ区和Ⅲ区，其旅游收入和接待游客数量之间存在错位现象。
(5)说明：笔者为研究的需要采用的是均值化数据，所以其地位关系是区间相对地位，而转化是相对于个体的自我提高和整体的总体提升。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吴巧红]
错位关系 篇3
一、错位的关怀
《推拿》让很多读者惊异于看到了一个与自己想象完全不同的“黑暗世界”, 这意味着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往往处在一种预定的思维模式之中。其实不只是阅读上, 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如此这般”的思维定势下, 对弱者施予给予错位的关怀。身处主流社会的健全人, 在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上, 不自觉地总是带着高人一等的姿态, 甚至用“关怀”“同情”“爱心”来装点自己的“罪行”, 实际上是在残忍地践踏残疾人毕生都在努力捍卫的尊严。
“自食其力”这个词通常被健全人用来表达对残疾人的一种美好品质的称赞, 也是他们对残疾人的所有要求和期许。然而, 它同时也隐含着一个预设的前提:健全人把残疾人当作这个社会的负担, 在他们的观念里大多数的残疾人是自己养活不了自己的, 而是要依附、攀附健全人的。但是作为残疾人, 他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词语中的不尊重。推拿房的老板沙复明对这个词深恶痛绝, 他认为这是一个荒谬、傲慢、自以为是的说法。盲人的愤慨不是没有来由的, 很多事实能够印证盲人心脏“剽悍的马力”和相当一部分的健全人无法自食其力。就拿沙复明来说, 在为事业奋斗的道路上开足了十二分马力, 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为代价捍卫盲人的尊严, 最终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推拿房, 成了半个老板。同时, 在这间推拿房里, 骨干都是盲人, 健全人反而成了给他们搭把手的配角。不过无论如何, 他们三个还是能够“自食其力”的健全人。更为甚者如王大夫的“活老鬼”弟弟和弟媳, 整日无所事事, 在家里坐吃山空, 是名副其实的两只吞噬父母和哥哥血汗钱的寄生虫, 还以自己的健全为不上进的借口。相较之下, 盲人比这样的“正常人”要正常得多。
社会中的慈善人士经常通过筹办慈善活动对弱势群体进行帮助, 然而慈善的光环下也忽略了他们真正需要的尊重。喜欢唱歌的都红是一个在音乐上非常有灵性的女孩儿, 可是音乐老师却让她弹钢琴, 因为弹钢琴对于盲人有很大难度, 这样才能凸显出学校和教育的成就。都红对此感到为难, 但还是因担心与音乐失之交臂而妥协去学习钢琴。真正让都红无法接受的屈辱发生在一场慈善晚会上:时刻秉承“特殊教育”理念的音乐老师要求都红在晚会上演奏比原先选择好的难度更大的曲子, 由于紧张, 都红发挥失常了, 她十分沮丧, 但这还只是对自己失常发挥的遗憾。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演出完毕后却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主持人也一再赞扬都红的表演。这时, 都红才发现观众欣赏的不是她的才华, 而是她对高难度的挑战给了他们施以同情的渠道。晚会主持人也无视都红情感的变化, 沉醉在自我营造的感人的氛围里, 一句一个“可怜的都红”, 屡屡强调她的“报答”“感恩”。下场时不顾都红的拒绝, 强行把她搀扶下去, 完成这场“慈善表演”。都红的经历揭示出所谓的“慈善演出”“爱心行动”, “说到底, 就是把残疾人拉出来让身体健全的人感动。”[1]健全人给予残疾人特殊对待, 或者残疾人之间相互同情, 这样的出发点或许是善意的, 但却忽视了对残疾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尊严。“《推拿》让我们想到, 在所谓‘主流社会’与残疾人之间, 或许一直有着观念和情感上的圆凿方枘”。[2]关怀准确地推到这些残疾人的穴位上, 还需真正理解残疾人的需求, 站在他们的角度感受这个世界, 这才是“同情”和关怀真正的含义所在, 慈善的光芒才会在这样的同情和关怀中普照, 人的尊严在彼此的理解和尊重中熠熠生辉。
二、错位的爱情
《推拿》中随处可见盲人之间爱情的描写, 然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一段段纠葛、错位的爱情, 包括小马和“嫂子”、沙复明和都红、都红和小马。
小马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大男孩儿, 带着一脸的稚气。然而在他稚气未脱的表情里却有着炎凉和沧桑, 这源于他是一个后天的盲人。九岁的一场车祸带走了小马的视力和母亲, 未经世事的孩子从绚烂多彩的世界瞬间坠入黑暗的深渊, 这其中经历的撕心裂肺的痛苦难以想象, 小马甚至选择过极端的自杀行为, 最后他选择了用沉默固执地拒绝与这个世界对话。“嫂子”是推拿中心的盲人对小孔的称呼, 因为大伙都管王大夫叫“大哥”。小孔的出现唤醒了小马全身的触觉, 在与她进一步的肢体接触中, 嫂子身上浓烈的女性气息, 或者说母性气息引爆了有恋母情结的小马的记忆和神经。“头发的气味铺天盖地。乳房。该有的都有。嫂子。蠢蠢欲动。窒息。”[3]毕飞宇在这里用了很多个短句的排列, 将小马极富跳跃性的心理活动表达得贴切、生动、真实, 小马无法控制地喜欢上了嫂子。然而, 嫂子小孔是断然无法接受小马的, 不仅因为她已名花有主, 更关键的是小马身上并不具有她所需要的稳重、可靠这样成熟的特征, 他不是她要找的人。小马和嫂子两个人感情方向是不同的, 小马没有理解到这点, 因此出现了他们之间交往的错位。
沙复明有一颗极其想融入主流社会的心, 他不顾一切地学习、赚钱, 为的是摆脱为别人生产的命运, 成为别人为自己生产的老板, 而且建立了“没有眼睛一辈子不恋爱”的信仰。美丽的都红的到来, 准确地说是电影导演对都红“美”的赞叹, 让沙复明坚守多年的信仰毫无防备地坍塌了, 都红的“美”让他近乎疯狂。沙复明的种种直接的肢体接触引起了都红内心的反感, 她讨厌这个社会的“荤”, 她是绝对不会嫁给一个“好色的人”的。偏偏这个“好色的人”是自己的老板, 她只能在“穷追猛打”之下装糊涂, 沙复明越发地觉得自己可恶, 觉得都红可怜。都红的独立坚强集中体现在她“不能欠”的人生观上, 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 在尊重她的同时又心疼她。这也就决定了都红绝对不能忍受任何的施舍, 她也断然不会依赖着谁, 在谁的保护下生活, 所以她不会躲在沙复明的羽翼下遮风避雨, 再一次离开了。沙复明和都红之间的错位, 同样来自于互相的不理解。即使在最后理解了沙复明的好心, 除了感谢她无法作出更多。
在沙复明猛烈的攻势下, 都红不为所动, 却对小马动了心。一方面是来自于一点小小的虚荣心, 她觉得自己的“美”和小马的“帅”般配, 另一方面, 都红对小马产生好感的原因或许正是小马的干净和纯粹。她一再拒绝沙复明, 显然是因为对他身上“哗啦啦”的荤气息感到反感, 虽然她后来意识到对他是误解了, 然而在此之前, 沙复明在都红的脑海里确实是以这样的形象存在。都红在意识到自己心里有小马了之后, 还对他主动出过一次手。两个来推拿的副教授客人对都红的漂亮大加赞赏, 都红在这个时候不停地摁电子计时钟, 提醒注意小马别人对自己的夸赞。小马开始毫无反应, 后来倒是有了回应, 他说:“都红, 你的时间感觉怎么这么差?”[4]这样显得“不解风情”的回答, 让我们看到小马和都红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错位, 也表明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理解的不易。正如沙复明不理解都红的内心一样, 都红也没理解到小马的心思, 天真的小马就更不可能理解到都红的言外之意了。所以在感情上, 她和小马之间出现了那样的错位现象。
三、错位的黑暗
伤害、疼痛是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母题, 《推拿》也沿用了这一传统, 实施“伤害”的武器恰恰是最普通、最平常的目光。在推拿房里, 老板可以是盲人, 推拿师可以是盲人, 唯有前台不能是盲人, 这就给了他们靠目光获得好处的机会。前台眼睛雪亮, 他们能一眼看出客人是富是穷, 客人的财富程度往往代表了他们给小费的水平, 而小费则是盲人推拿师的一项重要的收入, 所以前台怎样安排客人直接决定了推拿师收入的多少。盲人不得不通过给前台递上“一点小意思”来维持好与前台的关系, 以保障自己的生存, 前台们也借此“权力”心安理得地收受盲人的血汗钱。这样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一种伤害关系, 却长久地存在于推拿房中, 几乎成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让人读来不禁为人性的阴暗而汗颜。不只是前台, 连在“沙宗琪推拿中心”做饭的金大姐, 也有恃于盲人们看不见, 经常偏心给跟她亲近的杜莉多装饭菜。还有曾经给沙复明带来过一段惊鸿一瞥的爱情的小女孩向天纵, 只是为了与抢了她男朋友的女孩争宠, 他被利用了。更让读者感到唏嘘不已的是王大夫的弟弟欠了赌债自己躲起来, 却让盲人哥哥和年老的父母承受追债人的威胁和恐吓, 最终王大夫是用血的代价守护住了自己的血汗钱。还有慈善晚会上, 观众的目光集体“谋杀”了都红作为人的尊严。
盲人因眼睛看不见带来的局限, 让他们形成了敏感、多疑、胆怯的特点, 这些特点不断地堆砌在盲人与健全人之间的高墙之上, 加速了彼此的渐行渐远, 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此产生。张宗琪的多疑, 暴露出他内心深处的胆怯, 这种胆怯来自于童年时继母阴毒的威胁:要毒死他。他的胆怯近乎到了病态的地步, 只要是进到嘴里的东西, 必须先确定别人吃下了喝下了咽下了, 他才放心去吃。张宗琪的胆怯不仅让他在进食上时刻保持警惕, 一切“进嘴”的东西都让他害怕, 甚至在与女朋友接吻时也担心有毒, 成了彻底的怀疑主义者。《推拿》并不是一部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抬高盲人形象、贬斥主流社会的批判小说, 它反而是想通过真实地展现出盲人的日常生活, 让读者看到盲人们不仅有乐观、活泼、积极、自尊自爱的一面, 也有存在问题的一面。毕飞宇希望的是架起两个群体, 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真诚沟通和理解的桥梁, 以打破彼此的坚冰, 推倒横亘的高墙。
摘要：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以盲人推拿师为题材, 深入盲人的生活和心灵, 为读者展现出了一个日常、明朗、鲜活、有温度、有尊严的盲人世界。同时, 也通过描绘社会中普遍存在却总是被忽略的一系列误解和人际关系的错位现象, 呼吁人与人之间, 尤其是健全人对残疾人建立在心灵上的沟通和理解。
关键词：《推拿》,错位,理解
参考文献
[1][3][4]毕飞宇.推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56-57, 44, 16.
错位的双年展 篇4
对从来没有举办过国际建筑双年展的中国，9月16日～10月6日在北京举行的双年展，本应是国内建筑师、建筑系学生们最受欢迎和盼望的活动，然而事实和愿望完全相反。
9月16日，筹备三年之久的首届“中国建筑艺术双年展”历经波折后终于开幕。这次“中国展”邀请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知名建筑团体、建筑师、研究院校前往，安德鲁、伯纳德·屈米等世界级建筑大师的悉数登场，使它的首次亮相演变成了2004年建筑界最大的“英雄会”。
然而美好的开场竟和不少一线中国建筑师的冷淡反应，及来自国内业界众多质疑与反对声交错，共同形成本次建筑双年展中奇异的“景色”。
场内：错位的中外展区
本届双年展的展览部分有7大板块，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汇集了中外著名作品的A1板块是重头戏。从现场来看，外国建筑的展区里几个著名的大型作品都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力图比较完整地展示构思过程，阐释设计理念。3个国家馆尤见心思，不乏精致的布置安排，荷兰馆的“黑屋子”和“饥饿的盒子”别具一格，体现了艺术设计的创造性。
相比之下，中国建筑师的展区就显得过于平淡乏味，除了MAD、百子甲壹等少数几个展位下过一番功夫，能够显现参展者的想法和个人风格之外，大部分展位都是清一色地罗列设计成果，采取图片＋文字的大型展板配模型的简单陈列方式，甚至连展板上的图片都相当凌乱，显得过于粗糙草率。
无论如何，“双年展”对于中国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建筑师而言，与国外建筑大师同台展出是一个创造知名度的好机会。MAD是一家今年4月刚成立的事务所，负责人马岩松和他的合伙人为布置展位投入了大量精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的作品吸引了不少关注，再加上论坛的交流活动，一批国外策展人对他们表示出兴趣，也有外国杂志索要作品，他们已经开始筹划前往欧洲和日本展览。另一家工作室九三组也是第一次参加如此规模的建筑展，其参展的项目后因故撤展，但他们仍然坚持以个人名义继续参展，也是不想失去表现的机会。这次双年展上像他们这样首次参加高级别艺术展的中国建筑师为数不少，但并不是每位建筑师的作品都代表了国内建筑的最高水平。
双年展的真正主角无疑是国外建筑大师。他们的关注显然与中国巨大的建筑市场有关，但也并不仅止于此，在与外国建筑界合作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著明的自由建筑师艾未未认为：“外国建筑师确实很看重市场，对他们来说，中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土地。但大师们也抱着理想和学习的态度来到中国，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一直说，‘如果我们在一个项目过程中，不能学到和我们付出同样多的东西，这个项目是不值得做的。”
场外：错位的出身和失望的结果
这次双年展中，站在中国建筑界最前沿的建筑师多数缺席，这一现象很值得玩味。8月发生的“三大腕退展风波”已经暴露出中国建筑界对待这次双年展态度的分裂。
原本A1板块中国馆安排四川成都安仁建川博物馆聚落和广东东莞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两个集群项目，基本囊括了国内一大批知名建筑师。这两个项目由于当时资金不足而撤走，由此引发“退展风波”，不少建筑师受这些事情影响，不愿再参展。
三位展览的筹办人张永和、崔恺和单黛娜在退展的公开信中指出，主办、承办方未能解决资金问题是“一种对展览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将会对中国建筑界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策展人罗丽直言不讳双年展受到了“抵制”，她甚至用“抢救”来形容当时遭遇的危机。
由组委会工作不力追溯到对双年展整个操作流程、主办承办者能力和目的的怀疑也随之日益浮现。罗丽是承办方智慧达公司的法人代表，她告诉记者，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生，出于学以致用、推动文化发展的考虑，由她个人构想、发起了这次双年展，然后向文化部、建设部提出申请报批。她坦承当时公司尚未筹措到资金，文化部了解情况但仍然同意把整个项目交给了她。预算资金达4千万，政府不提供，而智慧达公司只是一家小公司，根本无力负担如此巨额的投入。资金成了困扰双年展的最大问题，最后只能采取整个展览的各部分接受不同房产公司赞助的方式，各自与这些公司相结合，设在他们的房产项目上。即便如此，智慧达公司最终仍将负债。
艾未未曾尖锐地指出：“以中国国家名义举办的双年展，是一个巨大的国家资源，谁有权力随便把这个资源给出去？”
品牌错位“红旗”落地 篇5
红旗轿车曾在2005年6月份的一次最有价值的品牌评估中，以54.56亿元的品牌价值雄踞轿车行业榜首，然而，耀眼的光环并没有给红旗带来骄人的业绩。
尴尬的处境
2007年8月，一汽轿车发布的半年年报显示，一汽上半年净利润1.3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净利润下降近60%。和我国汽车市场销售状况渐入佳境极不协调的是，红旗轿车的销量近年来逐年下降。从2002年到2005年，红旗销量由近2.7万辆减少到9000辆，2006年红旗和奔腾一共才销售了1万辆左右，2007年上半年，红旗品牌轿车不足1600台。
新红旗HQ3上市境况也不容乐观，2007年7月，北京一家红旗轿车的经销商反应，“好的时候，红旗HQ3每个月的销量有一两台。”
曾几何时，红旗曾是国人心中尊贵的“领袖车”，而今神秘的面纱揭去，红旗已经辉煌不在。在一汽轿车的一次展示会上，一位国家某部委机关采购官员直率地说：“我们现在基本不再考虑购买红旗车了，觉得它的档次不够。”
其实，这也反映了许多消费者的心声。
品牌的错位
红旗轿车从昔日的辉煌荣耀，变为今天的步履艰难，应该说有整个民族汽车工业弱势、自主研发和创新乏力等原因，然而更致命的硬伤还是品牌战略管理的失误，红旗品牌错位，偏离了自己品牌核心价值的主线。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红旗经不住诱惑，弃“官”从“民”，昔日的尊贵的“领袖车”今日自贬身价，服务于普通大众。为了短期利益，更是进入城市出租车市场，虽然提升了一定的销售量，但看着大街小巷陈旧的红旗出租车，谁还会想到它曾经是集尊贵、权力和地位于一身的“领袖车”呢?难怪红旗在许多人眼里成为低档货，其销量逐年下滑也就不足为奇了。
品牌高、低档之间的垂直延伸往往是死胡同, 红旗的失误其实早已被许多品牌失败的案例所证明。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曾把凯迪拉克品牌延伸到档次较低的汽车上去，取名凯迪拉克.雪马龙。然而，不仅凯迪拉克.雪马龙未能取得预期的销售业绩，而且过去购买凯迪拉克的顾客也渐渐失去了对它的兴趣，到80年代中期，凯迪拉克的销量显著下降。
为了避免陷入品牌垂直延伸的泥潭，国际成功的汽车公司的高档轿车都是以独立品牌出现的，同样是系出名门的劳斯莱斯轿车的成功经验值得红旗借鉴。劳斯莱斯轿车一百多年来一直维护自己尊贵的品牌形象，特别是成为英国皇室御驾后，劳斯莱斯公司对轿车购买者的身份及背景要求极严，后来条件虽然有所放松，但还是针对政府高官、贵族、富豪等高端人群。正因为如此，一辆技术含量并不超前、造型几十年不变的劳斯莱斯轿车却成为世人心中尊贵的终极标志，劳斯莱斯幻影LWB(元首级)进入中国，一辆车的价格高达1888万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丰田公司推出高档车取名雷克萨斯，菲亚特旗下的高档车是法拉利，福特旗下是林肯，大众旗下是奥迪和兰伯基尼，本田旗下是阿库拉，宝马收购劳斯莱斯依然保留它的独立性。这些国际汽车公司之所以要保持高档车品牌的独立性，就是为了保持其高档车尊贵血脉的纯正，避免受公司其它中档车品牌的稀释影响。
“错位”中产 误会连篇 篇6
误会一：干“好工作”，拿“低收入”的可怜人儿
提到律师，恐怕没有几个人不认为这是个“中产”的职业。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律师都是让人羡慕，收入丰厚的一个群体。但也有例外。
Waston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通过了据说通过率只有6％的全国司法考试，顺利获得律师从业资格。之前的3年里，他一直服务于一家国际著名的产权经纪公司北京办事处，担任法务助理。“很多人听到我们公司牌子，觉得很响，对我们羡慕得不得了。但实际上待遇并不怎么样。我每个月全部工资加补贴2000块，税后也就1700左右，除了房租所剩无几，连每天的交通费都要仔细斟酌。但在这里我就是看中它的牌子，混个资历。”Waston很有信心。
今年初，Waston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开始从事自己希冀已久的律师工作。本来以为生活状况可以凭此大幅改观的他又-次失望了。“没办法，律师这个行业看中人脉。真正能赚到钱的是一些打过不少官司的大律师，大部分律师都没什么钱……勉强中产，差不多吧，对生活的要求低一些。”Waston又把希望寄于未来“能打几场大官司”。结论：社会公众眼中的好工作：律师、跨国企业“白领”……，这些都应该是中产者生长的土壤。公众对他们的社会期待极高。但事实上，不少国际出名的大公司给予员工的待遇并不高，很多人把跻身其中当作“混个资历”而已。但无疑，这部分人还是很有希望的“准中产”。
误会二：被家庭负担所累的“伪中产”
大学毕业后，刘基来到深圳，服务于一家著名的外资上市公司。近10年过去，刘基成为公司的一名中层管理者，每月收入将近2万元。无论是职业还是收入，刘基的“中产”身份都毋容置疑。
但事实上，刘基至今住在深圳的一处农民房里，每月房租450块，每天上下班挤公车，吃最便宜的便当构成了刘基习以为常的生活。除了工作必需的西装、衬衣、公文包上点档次之外，刘基的所有用品也几乎处于当今生活水平的底线。他说，他每个月的全部开销必须控制在3000块以内。刘基的高工资干什么去了?
“养家。”说起家庭的负担，刘基也有点不好意思：“没办法，中国和国外不一样。外国人可以把父母抛给社会福利保险，中国人这么做就是不孝。再说也没有什么保险可以指望。”原来，出身于西北的刘基父亲在几年前做客运生意，一次意外的事故不仅让父亲息了重病，还导致车毁，欠下外债80余万，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每月都要靠药物来维持健康。而刘基的妻子是他在师范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回乡做了教师，收入很低。妻子的父母家也很困难，弟弟妹妹负担也很重，这些都指望着刘基的那点收入。
“作为一个儿子、丈夫，能有什么办法，我不指望体面的中产生活，就希望家里能尽快好起来。”刘基的妻子在今年暑假辞掉了家乡的工作，来到了深圳，至今还没找到新工作。
结论：或许刘基的事例过于极端。但无疑，中国社会的养老问题即将面临更大的考验，因为如今走入社会的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一男一女两个人除了负担自己的房子、生活等开销，还要负担双方四位老人的生活、医疗等费用。或许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已成为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最大障碍。
误会三：被“偏见”所累的私营企业主
“为何提到私营企业主，就会想到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这绝对是一种偏见。”陈荣威在珠三角地区经营者自己的小工厂他大专毕业后，一直热衷于各种继续教育。
“私营企业主绝对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有钱。每年有几十万纯利润就不错了，这个收入水平也只能算是中产。但社会看不起我们，觉得中产生活应该是优雅，有品味的，你们这些吃猪肉的私营企业小老板怎么能算中产?这是偏见。”30岁的陈荣威开一辆别克凯越轿车，在市区有自己的房子，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房、车都只是一个“中产的水平”。
陈荣威并不否认，他的很多私营企业老板朋友确实教育水平低，生活习惯不好，但如果就凭这些现象否认私营企业主的中产身份，“那我们算什么?这个社会里没有阶层符合我们的定位，我们成了‘空气’了。”陈荣威认为一些大的民营企业老板不能算中产，一些小的手工作坊老板也不能算中产，但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民营企业业者都应该算中产。“那些搞lT的，做网站的不都是算中产吗?他们也是民营企业家，只是和我们从事的行业不同，其他都一样。我们也受过教育，不都是大老粗，所以不能再漠视我们了。”这似乎是“陈荣威”们一个很好的佐证。
结论：民营企业主算不算中产一直存在着争议，更多的人倾向于把他们算作中国中产阶层的范畴。但偏见也确实存在，为何新经济领域的民营企业家都可以被称作中产，而其他行业的就会引发争议呢?这也是一个误会。
误会四：自称中产的老板、名人
“能不能冒昧地问你一下：你平均年收入大概有多少?”
一直侃侃而谈的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洪晃面对我这个问题，一下子卡壳了。
为了避免冷场，我马上补充说：“对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那我就选择不回答吧。”洪晃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洪晃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CEO”，但她手下的人都管她叫“老板”。不管她的身份究竟是该公司的出资人，还是领薪水的高管，也不管她收入到底有多少，她一口咬定自己是“中产”：“从收入上来讲，我可不就是中产嘛!”
不仅如此，用她的话说，她编的几本杂志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我们编的《乐》杂志，主要就是谈论中产阶级的吃喝玩乐。”
不过，洪晃又补充说，“收入是中产，并不意味着我也具有中产阶级心态。在意识形态上，我也许更认同无产阶级。虽然我们杂志的读者是中产阶级，但因为我搞的是创意产业，我必须比中产阶级超前一些，因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通常是保守的。”
结论：如果说中国白领更认同“小资”，那么，中国老板就更认同“中产”。中国没有人自称“精英”，中国更无人认领“大资”的帽子。或许，对于老板、名人来说，混迹于中产的群体之中能让他们更有安全感，不会那么吸引多社会关注的目光。因为这其中必然有邪恶的目光。
误会五：自称“打工者”的老总
李娜(化名)30岁出头，发型时尚，衣着亮丽，说话快人快语：“谈吧，你想知道什么?”如此单刀直
入，倒使作为提问者的我一时不知该问什么好，只好佯装细读她刚递给我的名片。
我很难把眼前这个新潮女性与名片上的职衔联系起来：李娜是一家著名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副总裁，专门负责该行最重要的一块业务一中国区跨国公司的银行生意，她的办公室位于上海浦东的标志性建筑物——金茂大厦之中；
我也很难把眼前这个年轻女性与她随后介绍的工作经历联系起来：她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圈内已经干了11年，数次跳槽——日资银行2年，泰资银行3年，英资银行5年，最近又跳到这家欧陆背景的银行，绝对应该属于这个圈子里的资深人士；只有李娜回答提问时的简洁和老练，以及李娜要求我勿透露其真实身份时的谨慎和周详，才遗留了一些有关她职位和资历的蛛丝马迹……
“职业经理人”大概是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物，他们不是老板，甚至也不一定拥有企业的股份，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固定的薪水和不固定的奖金，但他们并不一定就比老板寒酸。当然，“职业经理人”也分层次，据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职业经理人”的最上层，即跨国公司的CEO们，肯定要比中小企业的老板们阔绰、风光。
但这也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属于中产阶级?
“我现在年薪有50多万人民币，另外每年还有相当于三、四个月薪水的奖金。”李娜一边看着笔记本电脑，一边回答着我的提问，有时她还要接不时响铃的电话。“我在拿薪水的人中，收入也许属于中等偏高，但在驻华外资银行的中方雇员中，这就是一个中等的收入。”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李娜既未买房，也没买车，她尚未成家，住在父母那里，上班或购物就靠打车(坐出租车)，“我每月打车的费用，也就千把块钱，比养车的费用便宜。”她一边说着，一边签了张单子。
结论：如果老板是“中产”，老总(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编、副总编……)也是打工者，普通的白领“打工族”也是“中产”，这样一来，“中产阶级”成了一个“兼容并蓄”、“鱼龙混杂”的大杂烩，这样的“阶层”还有什么意义吗?
误会六：自称无产者的文化人
他穿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军装，戴着“红星闪闪”的军帽，两指夹着一根烟，双眼眯成一条线，略带娃娃气的圆脸努力作出远眺状，只有紧缩的眉头撑起的那副时尚眼镜和撸起袖子的手腕上露出的那块外国名表破坏了“时代氛围”：他应该不是那个年代的普通士兵。
他叫张广天，职业是编剧、导演兼音乐人。格瓦拉是张广天的偶像。2000年，他参与编剧并担任导演的一出戏，戏名就叫《切·格瓦拉》，当时那部戏在中国演得非常火，也演得非常有争议，他因此被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贴上了“新左派”的标签。
如今，张广天与我坐在北京中央电视台附近一家酒店“梅地亚中心”的大厅中，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随意地聊着。眼前的张广天，就像小说《纯爱谱》描述的那样，“一口烟黄的牙齿，圆脸，带着微笑”，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微笑着谈天说地、讥人讽世、开荤骂娘……
虽然张广天写的书写到了他过去的“无产阶级生活”，但他承认，他现在过的其实是“中产阶级生活”：“我是独立文化人，完全靠自己的文化产品养活自己，我的收入主要来自三大块：导演、音乐和写书，我的收入使我能够在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中过一份还算可以的生活。我每个月的家庭基本开销不少于1万元人民币，每年开销至少12万，这意味着我的收入肯定要超过这个数，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中产阶级收入标准，我肯定属于中产阶层。虽然从阶级定位来说，我肯定不是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有无产阶级生活，就像我不是格瓦拉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我不能排有关格瓦拉的戏、我拒绝‘新左派’标签并不意味着我不能研究左翼思想一样……”张广天语速极快，仿佛在追赶着增速更快的思绪，他一边与我聊天，一边不时地与远处、近处的熟人打招呼。
我这才注意到，“梅地亚中心”大厅其实颇为忙碌：酒店旋转门，转进旋出着一拨一拨行色匆匆、不知在奔忙着什么的人，大厅沙发上，正坐斜靠着一堆一堆窃窃私语、不知在策划着什么的人。张广天告诉我，这些人都是他的同行：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