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圈

关系圈（精选6篇）

关系圈 篇1

所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湘鄂情精心编织的朋友圈, 其背后神秘的政商关系既成就了湘鄂情的浪漫和火爆, 也促成了湘鄂情的苦涩和衰败。

5月1 5日, *S T云网 (原“湘鄂情”) 一则题为《第三十八次风险提示公告》的信息披露称:公司目前面临1.1亿元信托贷款违约的风险, 而公司实际控制人孟凯2014年“十一”长假后境外未归, 目前尚无明确回国意向。

说得直白一点, 就是公司欠了一屁股债, 老板跑路了。

疯狂的“湘鄂情”

可是, 谁能想到, 半年多前, 孟凯还忙碌地坐在董事长的转椅上, 神情自若。老板桌上同时放着4部手机, 通过微信、短信、电话、电子邮件与朋友圈中好友不停地联系。

英雄不问出处。1969年出生于武汉的孟凯, 18岁时顶替父亲进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做了车间工人。可是没多久, “不安分”的孟凯就厌倦了这种“一眼可以看到老”的人生轨迹, 单调的工作, 满身的油污, 让他难得安下心来在一般人很看重的国有企业里“混”。

1988年孟凯辞职, 只身南下深圳。40平方米的餐馆起家时, 只有4张桌子, 炉灶是自己砌的, 空调买的是二手货, 他一人身兼服务员、采购员和收银员, 甚至还见缝插针跑运输, 用跑运输赚来的钱维持餐馆的开销。

转眼到了1994年, 孟凯依旧没搞出什么名堂来。这期间, 他最大的业绩就是认识了湖南妹子周长玲, 并相恋结婚。婚后, 在陪妻子回故乡长沙的一次探亲中, 孟凯突然间来了灵感, 开一家兼具湘鄂口味的菜馆。他和妻子两人, 一个是湖北人, 一个是湖南人, 在他俩苦心经营之下, 1997年, 第一家命名为“湘鄂情”的酒楼在蛇口开张, 营业面积1000平方米, 可同时容纳300人就餐。

1998年, 刚刚捞得第一桶金的孟凯趁热打铁, 在蛇口东滨路又开了一家可同时容纳千人的大餐厅。此后, 湘鄂情搞起了连锁店, 每家店的设计, 孟凯都要和设计师沟通, 将湘、鄂的元素融合起来渗透到设计当中, 甚至自己亲自动手设计。于是, 湘鄂情赢得了极好的口碑, 家家店前排起了长队, 甚至有香港客人专程跑过来吃。

生意做大了, 孟凯的心路也“野了”。与很多中国商人都有“皇城根”情结一样, 要把生意做到北京去, 孟凯也不例外。1999年9月14日, 孟凯以200万资本注册成立北京湘鄂情酒楼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次, 他没有把湘鄂情的深圳模式复制过来, 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走高端, 介于一餐上万元的极端和上不了台面的街头小吃之间, 招待亲朋好友既有面子又花费不太昂贵。这个高档的市场空隙被孟凯抓住了。

饭店有特色还得有人脉。恰好孟凯生性豪爽, 喜欢广交朋友。孟凯的朋友曾说过, “只要是孟凯想交的朋友就一定能交到。”很快, 孟凯在京城慢慢搭建起了一张盘根错节的人脉网络, 其中不乏掌握签单大权的政府官员。酒店积聚了人气, 门口车水马龙。

在北京站稳脚跟的孟凯, 逐步明确了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全国的战略思路。2001年, 他先后在长沙、深圳分别开设了两家面积为8000、6000平米的店面。湘鄂情扩张的速度快了, 资金流成了问题, 借用外力成了他必然的选择, 这一次, 他将眼光投向了此前从未涉足的资本市场。

2009年11月, 湘鄂情在深交所挂牌上市, 一夜之间, 资本市场的神奇力量让孟凯从“小老板”摇身一变为“民营餐饮企业第一股”拥有者。此后, 湘鄂情业绩连年飙升, 2012年上涨到13.63亿元, 是2006年的4倍多。2009年, 孟凯身价已达35.6亿。

政商关系侵淫“湘鄂情”

孟凯的朋友圈中有一干官员, 这是他生意场上重要的人脉资源。一时间位于北京西城区月坛“部委街”上的湘鄂情车水马龙, 其中不乏公款吃喝买单, 以至于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点了湘鄂情的名, 画外音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 湘鄂情这样的高档餐饮场合, 成了八项规定落实情况的晴雨表。”落实八项规定, 狠刹公款吃喝风, 湘鄂情靠灰色链条建立起来的政商关系顷刻间失去润滑作用, 短短几个月, 湘鄂情里的饭局数量锐减, 生意难做, 不得已而转型改行。

灰暗的政商关系还把湘鄂情推向股市的风口浪尖。孟凯的堂兄孟庆偿, 这位曾任中国水产 (集团) 总公司副总经理、中水渔业董事的市场大亨, 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官至湖北省地级市鄂州市副市长, 此人很有神通, 穿梭于“湘鄂朋友圈”, 在孟凯以800万行贿国企金健米业前董事长梁宋模的案件中, 涉嫌充当掮客, 进行利益输送, 致使梁宋模投桃报李, 违规主导对湘鄂情几次资本运作, 给国有资产造成巨大损失。有媒体指出, 孟庆偿在梁宋模受贿案中充当掮客也获得了不菲的“中介”收入。

扭曲的政商关系并没有将湘鄂情带来持久繁华, 倒是一点繁华落尽, 露出了赤裸的身躯。在经历了商标贱卖、更名换“马甲”、转型失败之后, 湘鄂情已成了“薄情郎”, 老板一走了之, 留下的是一地鸡毛。湘鄂情的替身中科云网已经在股市戴上小红帽, 并赫然列证监会调查名单中, 命悬一线。

继2013年中报业绩预亏2.4亿元之后, 湘鄂情公告, 宣布关停旗下位于北京、上海等地的8家门店的经营, 湘鄂情认为, 这些门店处于持续亏损状态, 且扭亏前景不明, 因此决定停止营业。两年前, 有媒体记者采访湘鄂情副董事长訚肃, 对于公司面临的困境, 他显得很无奈。他告诉记者, 酒店已转向做大众化餐饮, 十多元的菜品随处可见, 而最贵的也不过是108元的剁椒鱼头。为了生路, 湘鄂情甚至不惜放下身段, 在武汉承包一些工厂的食堂, 为员工提供盒饭, 这在以前完全是不屑一顾的。

湘鄂情式的教训

当下, A股火爆, 但也有隐忧, 其中之一就是上市公司通过灰色链条搞利益输送, 已经常态化。有的通过关联交易、关联公司获利, 有的通过确定能获厚利的股权投资成为巨富, 有的通过贱卖贵买上市公司资产洗劫财富, 在这样阴暗的利益输送通道中, 某些上市公司成了不用高管负责的公共垃圾筐, 变成一个现金输血站。而曾经为国企脱困、为中国股市做出贡献的上亿股民, 他们的利益却得不到保障。

在中国, 密切的政商关系曾是商业润滑剂, 如今随着市场秩序的整饬, 灰暗的政商关系已经成了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曾经在其《中国与美国》一书中, 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 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 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在绵延数百年的商业河流中, 政商博弈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要么企业屈服于政要, 要么企业被政要扼杀。湘鄂情也难逃这样的逻辑。于是, 无论是通过政界人脉关系把餐饮做得如烈火烹油, 还是通过政界官员充当掮客, 在资本市场搞利益输送, 制造虚假繁荣, 让A股泡沫泛起, 都说明中国企业的一个致命弱点, 就是试图依托密切的政商关系求得市场资源, 追逐最大的商业利润, 而自己并无独立尊严。

遗憾的是, 这样的逻辑眼下已经行不通了, 无论是反腐风暴, 还是市场秩序匡正, 都在把企业逼上阳关大道, 别指望类似“湘鄂朋友圈”背后的政商关系, 还是老老实实地苦练内功, 精心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拿出过硬的产品, 才是人间正道, 才有独立的品格力量和尊严。

关系圈 篇2

13个巡视点5个被指“圈子文化”, 26家央企五大突出腐败问题之一即为“圈子文化”。近两年中央巡视清单和大量案例表明, 相当一部分落马官员的腐败均存在“圈子腐败”。

然而, 无数事实表明, 真正的“护身符”, 不是“哪条线”“某圈子”“谁的人”, 而是心中那把遵纪守法的戒尺。

“攀亲”搞圈子, 巡视清单直指“圈子文化”

“有菜有酒多兄弟, 遇难何处见一人?当你手中没有了权力, 还会有人给你送钱, 还会有人来关心你吗?可惜, 我明白得太晚了。”四川省成都市卫生局原局长周光荣落马后忏悔道。

近年来中国各地在加大力度“打虎拍蝇”的同时, 也将打击腐败的重点瞄准这些不正常的“关系网”。

“齐头并进”编“政商圈”:一些不法商人成“座上宾”, “朋友”一路相随。2015年7月, 山西国投董事长上官永清被查, 一个“山西汾酒会”的政商圈子渐渐浮出水面。“汾酒会”是对以晋官为主的经常在固定会场参加聚会的一个群体的称谓。据披露, 该“会”总人数近40人, 目前很大一部分已被调查。

官员“权力寻租”的欲望是形成官商“小圈子”的重要原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李松峰表示:“从实质上看, ‘小圈子’是双方权益交换的媒介。通过这个圈子, 一些官员私售权力, 商人奉送钱财, 各取所需。”

“民俗异化”衍生“圈子文化”:少数领导干部将贪腐披上 “ 民俗外衣” , 利用 “ 攀亲” 手段搞 “ 小圈子”。四川青神县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泽利与一名开发商老板“认干亲”, 先后收受开发商所送财物180多万元, 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攻守同盟”形成“对抗圈”:2014年9月26日, 中央纪委网站首次在对中央网信办副局级干部高剑云的双开通报中使用了“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 对抗组织调查”的表述。党的十八大以来, 纪检部门的公开通报中, 至少有20名被查官员存在“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类似行为。

即便在基层, 也有官员陷入“圈子文化”无法自拔, 少数官员被老板“朋友”抬着“轿子”送上法庭。陕西省安康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周建明收受的大部分贿赂都是在工程竞标完成后来自“朋友”的“感谢”。

“人际圈”沦为“以腐为荣”的畸形生态圈

一边是中央三令五申, 党内不容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另一边是少数领导干部仍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 都离不开利与私, 公权与私利结盟, 政治上互相依靠, 经济上互为利用。

——“一轴多圈”形成“利益”板结:2015年11月13日, 中央纪委网站公布消息显示, 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去年以来, 证监系统上下多名官员被查, 其中至少7人, 依附于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的“朋友圈”。串案干部上下勾连、左右同谋形成利益板结, 在板块内和平共处、“利益”共享。

——多样“人情”掩护核心“利益”:朋友圈、同乡圈、同行圈……不少党员干部喜欢在“圈子”中来回穿梭、乐此不疲。在江西萍乡市腐败窝案中, 萍乡市政协原主席晏德文与原常务副市长孙家群有“师徒关系”, 孙的提拔曾得到晏的诸多关照;市委原秘书长张学民与晏德文有同学关系, 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为他们共同的“利”提供便利条件。

— — 借 “ 关系” 损 “ 公” 肥“私”:江苏省南京市检察机关日前向社会通报, 一名刚刚年满50岁的企业领导干部, 因“朋友义气”, 不顾国家利益, 为“朋友”担保欠下巨额高利贷, 挪用公款补资金窟窿, 沦为贪污“硕鼠”, 锒铛入狱。

湖南省委党校党建研究部主任龚永爱分析说, 在这个“圈”内, 众人尊奉共同的“权威”, 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 层级之间抱团不断输送 “ 利益”, 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甚至“交易价格”, 这是吸引少数官员不断陷入“圈子”最重要的原因, 逐渐将“人际圈”沦为“以腐败为荣”的畸形生态圈。

划出不可触碰的“底线”, 铲除腐败生存土壤

“圈子文化”滋生腐败, 人民群众早已深恶痛绝, 对如何改变也最为急切。

党的十八大以来, 反腐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干部选拔任用突出对“一言堂”“一支笔”的限制作用;通过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等措施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完善行贿罪的财产刑刑罚规定, 让官员背后的腐败“圈子”无处遁形。

党的纪律越织越密。2015年10月, 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围绕党纪要求, 订立党员领导干部能够看得见、够得着的高标准, 开列“负面清单”, 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不可触碰的“底线”。

专家认为, 让干部升迁程序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 才能避免“圈子”滋生裙带关系, 避免互相提携的出现。甘肃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曹建民提出, 铲除腐败生存土壤的“权与利”, 真正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制度机制, 让拉帮结伙、投机取巧者丧失存在的空间和发展的机会。

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表示, 通过“横下一条心”的“破”, 把反腐利剑举起来, 减少腐败存量, 遏制腐败增量, 清除“共腐关系圈”;通过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立”, 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从严治党的基础来强化。

微信朋友圈下人际关系的研究 篇3

传播学教授郭庆光认为:“人际传播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信息传播系统。它大致分为两种方式:一是面对面的传播,另一种是借助某种有形的物质媒介的传播。”

微信是腾讯公司在2011年推出的一款手机应用,目前用户已经超过了3亿,其中海外的用户量高达7 000万,使微信变成全亚洲最大用户群体的移动通讯软件。根据腾讯官方网页,对微信的定义为一种简便的生活方式,可以群聊,可以群聊,仅耗少量流量,适合大部分智能手机。因此,可以界定微信传播即是微信主体之间借助网络媒介的微信平台进行的一种非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信息交流活动,以及微信主体之间的心里交感和行为交往的过程“微信传播”拓展了传统的人际交往关系,成为日常人际传播在网络媒介环境中的一种延伸。

2 微信人际传播活动特点

2.1 传播主体:地位平等,传播的内容具有真实性

微信区别于其他的即时通讯的就是微信用户者的发布的内容较为真实性。基于这种真实性,使得微信传播者的内容更加精确。将现实生活中的交际能力直接转移到移动互联网上,从而使得沟通方式更加直接与方便,也使人们一些原有的“弱关系链接”向“强关系链接”转变。

2.2 传播介质:交往中介的多符号化

人们的交往与交流都是通过符号来完成,传统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介的符号比较单一,但人们却借助微信实现了信息之间的传递与共享。与传统媒介相比,微信以文字、图像(虚拟表情)、图片、音频、视频、超链接等出现,方式更加丰富多样。

2.3 传播内容:一定程度上的交流私密性

微信传播中,内容上存有极大的私密性。它存在于一对一的交流,其他用户无法观看,除非你拥有双方的微信号。与微博、QQ空间等媒介平台相比,微信在公开了用户信息的前提下,又一定程度保护了用户的私密性,避免了在社交过程中陷入单向传播的误区。

3 微信对大学生人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3.1 新交际圈的无限延伸

与传统的沟通方式相比,微信最具吸引力之一的就是:它拥有丰富多样的信息传递手段,不仅是文字、图像等,更兼备“查看附近的人”“摇一摇”“漂流瓶”“朋友圈”等功能。这种功能,使微信用户能够突破狭隘的传播交友方式,结交新朋友,产生新的朋友圈。

3.2“社交依赖症”

微信朋友圈的构建与现实中的社交网络一样,都是处于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的人在朋友圈下扩展交友圈,有时在朋友圈中也会出现冲突,而冲突的解决或许会进一步增加了解,也可能直接终止关系。构建圈子的过程与通过信息的交往同步,而信息互动更多地体现在交往者精神的“在场”与肉身“缺席”,即这是一种想象的互动。

2013年7月22日早晨,微信由于系统故障,出现大范围停用,大面积用户无法正常接收与发送消息,也无法更新朋友圈动态。这次的大面积故障事故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恐慌。这就是新媒体时代人际传播移动互联网化所引发的“社交依赖症”。“虚拟社交依赖症”在以前多指因沉迷于虚拟的网络社交游戏而引发的症状。然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设备如手机的智能化使社交逐步向移动化发展,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通过移动互联网设备同他人进行沟通。微信等具备社交媒体属性的应用出现之后,许多用户将自己的社会关系从现实移植到了移动设备的软件当中,当此类软件出现故障时,人们便和自己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断裂。因此,微信等应用虽然使人际传播或社交更加方便快捷,但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社交同时也存在着风险。

3.3 骚扰、隐私窥探

性骚扰和隐私窥探也逐渐演变成一种现实的冲突。然而,微信中的性骚扰与实际生活中的性骚扰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微信是通过视频、语言上进行性骚扰,从而将其发展到实际生活中。不仅如此,微信也成为性骚扰事件曝光的重要平台。

4 微信对人际关系的思考

4.1 提升网民素养,打造更文明的话语空间

面对大众传媒的混杂性,提升网民的自身素养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在新媒体的兴起下,媒介手段的方便化,使得更多人出现在同一个交友圈中,语言的冲突、不文明成为导致关系破裂的罪魁祸首。因而,在微信的平台下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要发展友善的人际效益,最重要的则是提升网民素养,提升网民的道德修养,齐心协力打造文明、开放的话语空间,培养和谐友善的朋友圈网络。

4.2 培养多方面的社交群体生活

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冲击下,“社交依赖症”越来越严重,针对这样的现象,网民应提升自我意识,拒绝做“媒介傀儡”,坚持传统社交活动,丰富社交生活。

摘要：本文以微信为媒介,通过数据分析、案例分析,研究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人际传播的发展状况。微信使人际关系得到扩张网络人际传播进一步发展,通过朋友圈照片、视频、音频等传播,进一步完善人际传播网络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新兴媒体,微信,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1]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郭庆光.传播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关系圈 篇4

2007年12月, 武汉城市圈被批准成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 (简称“两型社会”) 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谓“两型社会”是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其中, 资源节约型社会, 是指在生产、建设、流通、分配、消费等领域, 通过法律、经济、技术管理、宣传教育等综合性措施, 动员和激励全社会节约资源和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生产率和单位资源的人口承载力, 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满足人们日益增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投资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社会投资活动中, 政府的公共投资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共投资是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十五”计划纲要指出, “近期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带动投资促进消费”, 强调,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今后五年十年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为此, 需要扩大公共投资规模, 优化公共投资结构, 充分发挥公共投资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合理布局生产力、促进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综合国内外研究, 研究公共投资问题的主要学派有:亚当·斯密的公共投资理论、凯恩斯主义的公共投资理论、货币主义的公共投资理论、供给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的公共投资理论等。不同学派的公共投资理论,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诸多学者对于公共投资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 但是真正意义上系统地阐述公共投资问题应该是从凯恩斯开始的。凯恩斯理论摈弃了健全财政原则, 不再一味地追求财政年度收支平衡, 更加强调公共投资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

公共投资从广义上讲是政府的公共部门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部分准公共物品过程中发生的公共支出。在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关注于政府投资与私人部门投资的总体, 到20世纪80年代增长理论兴起后, 随着西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迅速扩张, 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政府公共投资与私人部门投资相分离。本文研究的公共投资是剔除私人部门投资后的政府公共投资, 国内关于公共投资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探讨整个国家的公共投资或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很少有对特定的地区进行实证分析的, 由于“两型社会”的建设的要求就更需要对公共投资进行合理分配, 优化产业结构, 本文将针对武汉城市圈的实际情况, 对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为“两型社会”的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二、模型、数据及结果分析

关于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研究方法中主要有三种方法, 分别是生产函数法、行为方法 (以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来分析公共资本对产出的影响) 、向量自回归VAR法, 本文借鉴生产函数法, 即剔除私人投资、劳动力和技术革新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而单独将公共投资作为总产出的解释变量来分析。本文从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总的影响和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的各个组成部分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为《湖北统计年鉴》和湖北统计局网站。利用各年度财政支出来代替政府的公共投资, 虽然财政支出的总额中还包括了部分经营企业的赢利性拨款, 但经营企业的赢利性拨款所占比例并不大, 因此, 财政支出中的几个部分基本代表了政府为社会公共设施、基本建设的支出。

(一) 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分析

本文对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依照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 拟使用以下回归模型:

(1) 式中, GDP代表武汉城市圈总产出, a为常数;PI表示武汉城市圈的公共投资额, u为干扰项。采用数据为2001-2008年的GDP数据, 2001-2008年的公共投资总额, 均为当年数据, 是否采用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对二者关系并无影响。数据见表1, 回归分析使用软件Eviews5.0。

数据来源:《湖北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局网

由图1、图2可直观判断出GDP与PI基本可用线性关系来解释, 利用OLS分析方法得以下结果:

在该回归模型中, 模型可决系数为0.9772,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734, 说明该回归拟合度较好;模型方程通过F检验合格, 常数项和解释变量也均通过了显著水平为95%的检验。该回归结果表明公共投资的增长对GDP的增加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根据生产函数的形式可知b为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 即公共投资增加1%, GDP就会增加1.13%。但要注意的是上述模型已经剔除了私人资本和劳动力等其他产出的重要要素, 故弹性系数只具有相对意义而不是绝对数额上的意义。

(二) 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结构分析

公共投资结构指一定制度安排下公共投资各项目之间质的经济联系和量的比例关系, 它是各项目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具有特定功能和作用的有机整体。优化地方公共投资结构是地方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 它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 提高区域经济运行效率。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其结构密切相关, 因为地方公共投资的不同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就地方公共投资结构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 基本建设拨款主要包括对工业、建筑业、能源交通、邮电业、商业和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的地方所属企业的生产投资, 城市公共工程设施及社会文教部门的固定支出投资;企业挖潜改造支出主要包括拨给地方所属企业用于挖潜、技术革新和改造等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文教科学卫生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主要是为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服务;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支出主要包括用于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的各项补助。本文中分别用X2, X3, X4和X5代表基本建设支出, 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支持农业生产的事业支出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 数据见表2。构建以下模型:

(2) 式中, θ为常值, u为干扰项。利用Eviews5.0软件分析结果如下:

回归方程如下:

数据来源:《湖北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局网

由分析结果可知, 可决系数为0.9897, 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759, 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很高。F检验通过, 其中, lnX4、lnX5两项通过了95%水平下的t检验, 而lnX2、lnX3两项t检验不显著。这表明武汉城市圈的公共投资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和支持农业生产的事业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 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相对弹性分别为0.8512和0.0076;而基本建设支出和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其中, 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大, 相对弹性高达0.85。基本建设投资和企业挖潜改造支出没有通过t检验, 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文教科学和卫生事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巨大, 反映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等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三、结论及建议

一个城市的公共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跟该城市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因地区不同而不同。故而本文从武汉城市圈入手来分析公共投资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使用武汉城市圈财政支出中公共投资部分数据对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和GDP做实证分析, 可知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 说明武汉城市圈目前还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阶段, 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 根据实证分析我们知道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而在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各构成部分中, 基本建设支出和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对经济增长推动不够明显, 甚至出现系数为负。基本建设支出推动作用不明显主要是因为投资结构不合理, 基本建设投资效益不高, 存在基本建设资源浪费, 另外基础建设投资时滞过长, 短期内难以显现出成果。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仅是直接地为城市发展提供保障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也间接地影响城市的形象, 这是一种外在的标签。企业挖潜改造是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消耗、挖掘潜力、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企业挖潜改造支出推动作用不明显, 说明城市圈对企业挖潜改造的重视不够, 需要加大对企业挖潜改造的支出。

第二, 支持农业生产的事业支出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显著, 其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尤为突出, 说明知识和技术的巨大作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科教对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文教支出的产出弹性会逐渐增加, 增加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也会越来越强。正如索洛所说, 发展中国家要更多地研究如何在现有工业基础上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和教育进程, 不应把本国地经济发展仅仅依赖于资本的增加上。如果政府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支出, 必将改善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 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率。

摘要：文章通过对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和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得出: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的作用巨大。其中: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明显, 积极作用最为显著;农业生产的事业支出次之, 而基本建设支出和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对经济增长推动不够明显。文章据此提出对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的建议, 以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构效益。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公共投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王威.公共投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J].当代经济管理, 2008 (2) .

[2]、范九利, 白暴力, 潘泉.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进展——生产函数法综述[J].当代经济科学, 2004 (3) .

[3]、毛东俊.政府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J].理论研究, 2006 (12) .

[4]、后小仙, 丰景春.我国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 2007 (5) .

关系圈 篇5

一、武汉产业二次转移的诱因

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武汉作为中部特大中心城市, 是承接国内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重要一极, 做好东部产业的承接工作是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 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同时, 武汉作为武汉城市圈的核心龙头城市, 对圈内其他城市具有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 必须遵循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 向圈内其他城市进行产业二次转移。

1. 地区发展战略的要求。

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的重点, 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和城乡建设的四个“一体化”。其中, 产业一体化是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这一战略要求营造一体化产业发展环境;完善圈域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优化产业资源配置, 发挥中心城市和优势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武汉向圈内其他城市的产业二次转移正是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根本途径。

2. 圈内生产要素禀赋的流动。

产业转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经济发展规律。武汉作为城市圈的核心, 吸引了大量经济资源的聚集, 要素禀赋比例也随之发生变化, 挤压效应逐步显现, 部分企业日益感受营运成本的上升。其结果是, 迫使一部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提高劳动力素质, 提升经济的要素竞争优势;另一部分企业则需重新考虑企业选址问题, 向成本更低的圈内其他城市转移, 继续谋求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从产业转入地来看, 承接相对于本地区有发展潜力的产业, 有利于带动该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 为形成要素禀赋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3.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需要。

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 产业二次转移, 客观上为圈内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有助于缩小武汉城市圈内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武汉的产业向圈内其他城市的转移, 可以大量吸纳就业, 将城市圈的就业问题实现内部消化, 加快其他城市经济发展步伐。

4. 市场竞争的压力。

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要求公司能够选择具有长期盈利能力的产业, 采取措施保持有利的竞争地位, 适时对企业的产业方向进行调整。因此, 武汉企业在适应竞争环境的过程中, 积极推进产业转移, 不仅有利于企业开拓新的发展空间, 而且也有利于企业在本地的发展和成长。企业一方面调整产品生产经营结构, 使产品更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 为了节约生产成本, 扩大企业知名度, 企业会将产品或部件的生产地转移到圈内其他城市。

二、产业二次转移与武汉城市圈产业融合的关系

伴随技术革新的不断发展和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兼并重组活动, 产业的边界正趋于模糊化, 全新的融合型产业体系开始形成。武汉城市圈产业融合是社会生产力进步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必然趋势。将产业融合这一新的产业发展范式与城市圈区域经济的发展结合, 就必然产生产业在空间上的变动的要求。产业转移是产业融合在空间上的体现。因此, 产业二次转移是促进武汉城市圈产业融合的重要战略选择。

1. 产业二次转移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流动, 为产业融合提供要素保障。

一方面, 产业二次转移可以有效解决武汉经济发展中资源稀缺的难题。资源稀缺是制约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 将部分产业向圈内其他城市转移, 可以保证武汉能够更加顺利地获得原材料, 又能较好克服劳动力价格、地价上涨过快, 企业交易成本提高, 利润下降等诸多不利因素;另一方面, 产业二次转移的重心就是向圈内其他城市注入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目前, 圈内其他城市资本、技术、知识等高等要素短缺, 产业二次转移能够通过大量的资本、技术和其他无形要素的转移, 使这些城市迅速积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 为区域产业融合创造条件。

2. 产业二次转移有利于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的优化, 促进产业融合的发展。

在武汉市的产业二次转移过程中, 武汉向圈内其他城市转出的产业一般都是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对于武汉而言是早已达到成熟阶段的产业, 而在圈内城市尚处于成长阶段或是急需的。这类产业的转移对武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着积极作用, 能够使其获得自身增长的动力。城市圈内通过龙头城市武汉向其他城市的产业二次转移, 充分发挥产业的前向关联效应、后向关联效应和旁侧关联效应。充分利用产业的关联带动作用是产业二次转移的重要功能, 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圈内其他城市的产业优化。

3. 产业二次转移有利于延长技术生命周期, 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强化产业融合。

产业融合是建立在技术革新基础之上的, 产业二次转移必然带来新技术的传播与交流。武汉作为中部特大中心城市,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林立, 科研力量雄厚, 技术创新能力强。随着科学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 武汉将在本地已经处于成熟阶段的技术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传播到圈内还需要此技术的其他城市, 使技术继续发挥作用, 可延长依靠该技术获取利润和报酬的期限。武汉城市圈内城市可以利用产业二次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关键技术进行模仿、消化、吸收, 拉动技术进步, 促进产业融合, 并带来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产业转移是区域之间实现经济合作和产业融合的重要形式。对于武汉城市圈而言, 为了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 缩小经济发展差距和缓解市场竞争压力, 有必要通过产业二次转移来推进圈内产业融合。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产业二次转移,产业融合

参考文献

[1]钱纳里等:发展的格局:1950-1970[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9

关系圈 篇6

1 模型的构建

1.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以2006年至2008年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环境、经济状况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选取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EI=0.25×生物丰度指数+0.2×植被覆盖指数+0.2×水网密度指数+0.2×土地退化指数+0.15×环境质量指数)作为反映环境的变量,选取人均GDP作为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其中:EI的数据来源于各年的《湖北省环境质量状况公报》[2],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3]。

1.2 建立模型

对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构建如下环境—经济模型:

LnEIit=αi+βLnGDPit+εit (1)

考虑到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对原始数据取自然对数,EIit表示第i个城市第t年的生态环境状况指数,GDPit表示第i个城市第t年的人均GDP。

2 实证分析

2.1 相关检验

面板数据模型有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变系数模型,其中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又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首先需要通过相关检验判断样本数据究竟符合哪种面板数据模型形式,以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一般通过F检验判断选用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或变系数模型,再通过豪斯曼检验判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2.1.1 F检验

F检验的统计量如下:

undefined

undefined

其中,S1、S2、S3分别表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为截面数,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T为时期数。

当F2的值大于等于给定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时,继续检验计算F1,反之,则采用不变系数模型。

当F1的值大于等于给定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时,则采用变系数模型;反之,则采用变截距模型。

利用Eviews6.0软件可以计算出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分别为:S1=0.030 81,S2=0.102 151,S3=1.867 966,由N=9,k=1,T=3,根据式(2)可以计算出F2=53.665 71,大于其临界值F0.05(16,8)=3.201 634,所以拒绝不变系数模型,继续计算F1。根据式(3)可以计算出F1=2.604 954,小于其临界值F0.05(8,8)=3.438 101,因此,选取变截距模型。

2.1.2 Hausman检验

根据对个体影响处理形式的不同,变截距模型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究竟应将模型中的个体影响设定为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一般的做法是:先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然后检验该模型是否满足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如果满足就将模型确定为随机效应的形式,反之则将模型确定为固定效应的形式。对于如何检验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之间是否相关,豪斯曼(1978年)提出了Hausman检验,该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其检验统计量为:

undefined

其中,b为固定效应模型中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undefined为随机效应模型中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undefined为两类模型中回归系数估计结果之差的方差,k为模型中解释变量的个数。

利用Eviews6.0软件可以计算出W=0.0446 58,其对应的p值为0.832 6,由于W统计量小于其临界值χundefined (1)=3.841,因此无法拒绝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原假设,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2.2 估计结果与分析

通过上述的F检验和Hausman检验,最终建立武汉城市圈环境—经济的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模型的形式为:

LnEIit=a+βLnGDPit+vi+εit (5)

其中,a为截距项中的常数项部分,vi为截距项中的随机变量部分,代表个体的随机影响。

利用Eviews6.0软件,可以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如下,各城市的随机效应vi的估计结果见表1:

LnEIit=4.693229-0.058279LnGDPit+vi

t=(9.598 574) (-1.144605)

从表1的结果可见,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是咸宁,其次是黄石和仙桃,而生态环境保护较差的城市有潜江、天门、孝感等。这一结果与现实情况较为吻合:咸宁不仅资源丰富而且生态优美,素以“山青、水秀、桂香、竹翠、泉温、洞奇”的旅游风光享誉盛名,特别是蕴藏丰富的温泉资源使其旅游业发展迅速,正发展为一座旅游休闲城;黄石襟江环湖,山川形胜,素有“半城山色半城湖”之美誉;仙桃市是湖北的重要轻工业基地,以轻纺城、生态城、休闲城为城市特色,是湖北县域城市中第一个荣获“国家卫生城市”的城市。而潜江市的经济发展以工业为主,而且其工业中化工成分占据主导,化工产业是其工业发展的支柱,这使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污染较为严重;天门市和孝感市的经济也是以工业发展为主,天门市的支柱产业主要是机械制造和医药化工,孝感市的支柱产业主要是汽车机电、盐磷化工、金属制品等,这使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3 结论

本文利用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2006-2008年的环境、经济数据对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对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武汉城市圈各城市存在个体差异而无结构变化。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本文最终建立了环境—经济的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这表明虽然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存在差异,但这个差异不属于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可以用截距项的差别进行反映。

2)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环境与经济关系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由表1的结果可知,一些城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较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而另一些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其中,以旅游业、轻工业为产业主导的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较好,而以重工业、化工业为产业主导的城市生态环境较为恶化。

3)武汉城市圈需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发展之道。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回归系数为-0.058 279,即其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为了实现其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发展,首先应加大环境治理的强度,由“先污染,后治理”向“边发展,边治理”转变;其次加大对污染产业的技术改造,推行清洁生产;再次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具有高产出、低消耗、低污染的绿色产业。

参考文献

[1]朱新玲,黎鹏,城市圈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J].环境经济,2010(1).

[2]湖北省环保局.湖北省环境质量状况公报[EB/OL].http://www.hbepb.gov.cn.

[3]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