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关系

医生关系（精选7篇）

医生关系 篇1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1 文献回顾

收受红包在医疗界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有研究对4000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发现54. 4% 的患者在住院时给医生送红包,而有过手术经历的患者几乎都在手术时送红包[1]。在中国,医疗过程中的红包等非正式支付行为被社会各界视为一种医德沦丧的行为[2]。为此,诸多学者对医疗界的红包盛行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

当前学界研究主要围绕以下维度展开研究的: 首先,有研究从社会史层面总体分析了晚清、民国至改革开放以来,医疗红包的功能沿革、演变过程,指出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的“二元医疗市场”中,红包实际上承载着再分配的功能[3]。其次,许多成果从医院、医生维度进行研究。其中,有研究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医疗界红包现象产生的原因及管理对策[4]; 还有研究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了医疗界红包盛行的现象,指出医生的人力资本是有产权的,但医生的人力资本产权没有被清晰界定到个体医生,因此会产生红包等现象[5]。再次,有研究者从医患关系的维度进行研究,指出医患关系需要彼此信任,但医患关系的特殊性却难以建立信任,信任的缺失导致医疗界红包盛行[6]。最后,有研究者从患者的维度,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统计描述患者送红包的动机、状况以及社会属性特征等[7]。

已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对医疗界红包现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提供了诸多的理论视角,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但已有研究成果在以下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从医院、医生和医患关系等维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多,有些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大部分研究缺乏数据支持,因此,相关结论仅是未被检验的理论假设; 其次,从患者维度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较多,但在理论的指导下实证分析患者送红包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成果较少。为此,本研究拟探讨医生关系、医生印象对城市居民送红包行为的具体影响。

1. 2 理论与研究假设

“礼物”的流动具有两种功能,一是表达性功能,亲戚、朋友等熟人圈子是通过“礼尚往来”而加以维护、发展的; 二是工具性功能,即送礼是为了实现某个功利性目标而进行的一种交易[8]。因此,根据功能来划分,礼物可以划分为“表达性礼物”和“功能性礼物”。笔者以为,医疗红包可被视为医疗实践领域中的“礼物流动”,因此,医疗红包也可以划分为“表达性红包”和“功能性红包”。

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如果给患者看病的医生是熟人或通过医院熟人介绍的,在医疗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医疗费用,还产生了“人情债”,按照中国人“报”和“礼尚往来”的惯习,在支付了正常的医疗费用后,很有可能通过“表达性红包”等方式还人情[9]。基于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下述实证假设:

假设1: 有医生熟人关系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可能要高于没有医生熟人关系的城市居民。

信任包括人际信任、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熟人社会”的弊端是过度重视人际信任、人格信任,而对公共制度缺乏必要信任。患者对医生印象表征着患者对医生人格的信任状况。如果患者对非亲非故的医生印象是负面的,意味着患者对医生的人格不信任。看病是关乎性命的大事,在医疗实践过程中,不信任医生的患者就更有可能通过送“工具性红包”等方式尝试“买”信任。基于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下述实证假设:

假设2: 对医生的印象是非负面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可能要低于对医生持负面印象的城市居民。

2 数据、变量与方法

2. 1 数据

中国居民医疗服务调查数据是2012年所做的一次针对中国15省市城乡居民有关医疗问题的抽样调查。抽样方式主要采取“PPS”抽样方法。一级抽样框为省、直辖市或自治区,通过随机数表的方式抽取15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然后从每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中抽取2个地级市或区,然后按照各个地级市的人口规模抽取具体的城区或县,再从每个城区或县抽取若干街道或村委会,然后再从各个街道或村委会中抽取具体的户,再用生日法抽取具体的成年家庭成员为受访者。本次抽样的样本容量为4783个,其中,城市居民为2190人。

2. 2 变量

本研究中的因变量是“有无送红包”,有过送红包行为的赋值为1,没有送红包的赋值为0。自变量有两个: 自变量“是否有医生熟人关系”,有医生熟人关系赋值为1,没有熟人关系赋值为0; 自变量“医生印象”为三分变量,正面印象赋值为3,印象一般赋值为2,负面印象赋值为1,引入模型时设置为以“负面印象”为参照项的虚拟变量。有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职业因素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把上述变量引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各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2. 3 统计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是否送红包”是二分类变量。基于因变量的数学性质,本研究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数据,公式如下:

在该模型中,方程左边的logit[pr( y = 1) ]为优势比的logit形式,右边则为一个线性形式。其中β0为常量,为模型中的各自变量,βi为各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模型中的各控制变量,δj为各控制变量的偏回归系数。

3 统计结果

3. 1一般结果

表1表明,在有效样本中仅有23. 9% ( 514个) 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有过送红包的行为,76. 1% ( 1638个) 的居民在医疗实践中从来没有送过红包。在有效样本中,对医生持有正面印象的占58. 8% ( 1255个) ,印象一般的占30. 6% ( 653个) ,印象为负面的仅占10. 6% ( 225个) 。有医生熟 人关系的 占14. 1% ( 308) ,没有医生熟人关系的占85. 9% ( 1882个) 。

3. 2 医生关系、医生印象与城市居民的送红包行为

表2报告了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等因素后,医生关系、医生形象两个自变量对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行为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性别、职业和月平均收入水平等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从预测的角度看,男性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仅为女性的78. 5% ,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是体力工人的1. 82倍; 月平均收入水平每增加1个等级,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就增加6. 2% 。

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医生熟人关系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是没有医生熟人关系的居民的1. 464倍。对医生印象一般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仅是对医生持负面印象的居民的36% ; 对医生持正面印象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是对医生持负面印象的居民的55. 4% 。可见,本研究的假设1、假设2都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4 讨 论

4. 1 医疗实践中的送红包状况

有研究认为,医疗实践中的送红包行为较为普遍,达到52% 。但本研究的统计结果表明,在城市居民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频率仅为23. 9% ,要远低于该研究的统计结果。其原因在于该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住院患者,而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城市居民———很多居民可能没有住院经历。这说明,医疗实践中的送红包行为多发生在需要手术、住院的医患关系间。

4. 2 城市医患关系间的信任

医患关系间的信任主要来源于人际关系信任、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本研究表民,仅有14. 1% 的城市居民有医生熟人关系,这说明,人口流动频繁的城市,靠人际关系信任难以建立医患间的普遍信任。在人格信任维度方面,居民对医生的印象是反映居民对医生人格认知的重要指标。有58. 8% 的城市居民对医生有正面印象,仅有10. 6% 城市居民对医生有明确的负面印象。这说明,城市居民对医生人格还是有较为普遍的正面认知的,因此,城市居民对医生人格信任是在医患关系间建构普遍信任的重要突破口。

4. 3 移风易俗、医生操守、制度建设与医疗红包行为的遏制

本研究表明,医疗红包可以划分为表达感激之情或礼尚往来的“表达性红包”和“买”得信任的“工具性红包”。“表达性红包”的流行与中国“熟人社会”传统的情感表达习俗一脉相承,因此,要遏制“表达性红包”的盛行,需要通过移风易俗的方式改变中国人的物质性人情表达方式,倡导通过送花等精神性表达方式替代红包等物质性表达方式。

本研究和其他研究都表明,医患间的彼此不信任是医疗实践中“工具性红包”泛滥的重要原因。因此,建构医患关系间的信任是遏制医疗红包泛滥的重要途径。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城市社会,建构普遍的人际关系信任是难以实现的,但可以通过在提高医生待遇的基础上,倡导医生的职业操守,以进一步提高患者对医生的人格信任。另一方面,受“熟人社会”传统的影响,国人对医院公共制度的不信任是当前医患信任建构最为薄弱的环节。为此,可以加强医院的收费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患者最为关注的制度建设,以带动居民对医院总体制度的信任。

总之,在城市社会中,医患关系间的不信任是导致医疗红包盛行的重要原因。建构医患关系信任的途径主要有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通过弘扬医生职业精神、加强医院制度建设等途径可以增强医患间的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遏制“工具性红包”的盛行。

摘要：目的:定量研究医生关系、医生印象对城市居民送红包等非正式医疗支付行为的影响,以检验和发展相关理论。方法: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结果:有医生关系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要显著高于没有医生关系的居民;对医生印象一般或有正面印象的城市居民送红包的几率要显著地低于对医生持负面印象的居民。结论:医患关系中的红包既是一种礼尚往来的“表达性红包”,也是一种“花钱买信任”的“工具性红包”,可以通过移风易俗、加强医生职业操守和医院制度建设来遏制医疗红包的盛行。

关键词：城市居民,医生关系,医生印象,医疗红包,Logistic回归分析

医生关系 篇2

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在多数网友眼里，目前医患关系仍然紧张，但对于医生的工作状态，网友们表示了相当的同情。在评价医生现在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时，有47.2%的网友表示身边的医生压力大，很多人想转行，另有46.7%的网友虽然认为医生收入很高，但也承认压力与收入成正比。

面对医生的压力，52.2%的网友认为，自己在就诊时更看重医生的负责程度，远高于看重服务态度的网友（14.5%），同时选择“医术”的网友数量为26.8%。

尽管有57.9%的网友认为，医生医好自己的病是职责所在，但也有25.8%的网友称，如果医生出诊时态度良好，自己可能会针对医生、医院及其他病人做一些回馈。另有16.2%的网友声称，无论医生态度如何，在病好之后，自己会想办法回馈医护人员。

目前看病到底难不难？在接受调查的网友当中，有86.8%的网友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其中医护人员冷漠、难沟通（27.1%），开大处方、虚开化验单（23.3%）和医护人员索要红包（11.7）排在就医最不满意原因的前三位。

调查中，66%的网友自称曾与医护人员产生过矛盾。是什么造成了医患关系的对立，乃至医患冲突？49.2%网友认为，患者及家属未得到正确对待是主要原因。另有12.9%网友也认为医院的责任更大——“医院与患者沟通不够”是他们选择的选项。而近三成网友则认为，患者方不理性，以及“医闹”是医患冲突的主要原因。不过，调查结果中，有55.8%的网友认为，医疗单位的腐败现象造成了医患关系的不和谐，而仅有11.8%的网友认为医患之间的信任度有所降低。

面对调查结果，医生如何进行自我改善？

在本次调查当中，52.2%的网友认为，自己在就诊时更看重医生的负责程度，远高于“医术”（26.8%）与“服务态度”（14.5%）。那么我们的医生您此刻可以想一下，对待患者您是否是一个负责人的医生？对于当前的医疗纠纷与医疗事故，有多少是由于缺乏责任心导致？

而在“目前看病到底难不难”的调查中，有86.8%的网友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其中医护人员冷漠、难沟通（27.1%）排在就医最不满意原因的首位。有许多患者反映，排队几小时，看病就2、3分钟，而且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医生态度依然十分冷漠，让人无法接受。对此，或许许多医生会解释称，每天看的病人实在太多了，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沟通与态度热忱。但我想说的是，给予患者一个简单的微笑与一句贴心的问候，这最简单的应该做到了吧？

医患关系的恶化，诚然有患者的原因，但医生的不负责任与冷漠、难沟通也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在《读者》上曾读到这样一篇文章，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讲的是清晨退潮后沙滩下留下了很多很多来不及游回大海的小鱼，随时可能被升起的太阳烤成鱼干。一个小孩开始了他的解救行动，奋力把一条条小鱼抛向大海，重回大海的鱼儿又欢快的游了起来，但沙滩上的小鱼实在太多了，小孩的力量实在有限。这时旁边的父亲对小孩说：“孩子，算了吧，你不可能让所有的小鱼都重回大海的。”小孩却镇定的回答：“我能救下一条就是一条！”的确，作为一名医生，不可能解救天下所有苍生，救治所有疾病，但这不能成为医者逃避责任的借口。每一名患者的身后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小社会。因为你的努力，可以改变这名患者、这个家庭、这个家族很多人的生命轨迹，重聚团圆，重温天伦；反之，你也会让很多人承受痛苦，郁闷终身。

医生关系 篇3

伤医案件 医患关系，缺乏信任

不难发现，三级医院、地区性中心医院成医疗纠纷重灾区。这类医院诊疗量大、疑难险症多，一旦治疗效果与患者预期不符，容易出现矛盾；还有一些患者排两三个小时队，医生三五分钟就打发了，心存不满，却没看到有些医生一天看几十个号，连水都不敢喝！

恶性伤医事件的背后，是医患信任关系的降低。据一项华东地区30家医院医患关系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0%的患者信任医生。

不少市民和网友对近年来频频发生的伤医事件感到愤怒。网友“蓝衣飘飘”就表示：“以后医生还敢专心看病吗？这样只会增加社会对医院的不信任感。”市民陈先生说，谁来为医务人员主持公道？医务人员每天都在尽力挽救他人的性命，谁又来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

据近日公布的最新医师执业状况调查，中国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无独有偶，在今年护士节前夕媒体联合省市十余家医院开展的问卷调查中，针对频频发生的伤医事件，不少被调查的医生护士有些心灰意冷，并坚决表示：“一定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走上从医这条道路。”还有些医生护士想离职。

探究原因 患者委屈，沟通不够

事实上，很多无辜医生受害恰恰说明了有些人行凶时已无理智。一些病患常年奔波寻医问诊，委屈和愤懑压在心口，有时医生一个小小的苛责或是一个小动作都可能引发不满情绪，进而演化为暴力伤医。

与此同时，误诊误操作、诊疗费用高、医务人员服务态度差等原因也是“导火索”。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项数据显示，委员会成立两年多来，医院有责案件为1800多件，超半数医疗纠纷中医院存在过失。

医疗资源供求失衡也是医患矛盾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大医院繁重的诊疗任务难免影响医疗质量。

由于医疗资源极其缺乏且过于集中，这让许多医生身心疲惫，对患者的提问和疑虑难免敷衍。而医患矛盾最直接的原因恰是沟通不够。一项针对综合性医院医疗投诉的分析显示：70%以上的医疗纠纷与医患沟通不到位有关，仅有20%左右的案例与医疗技术有关。一项对长沙城区12家医院2007年度医疗纠纷情况进行的专门调查显示，由医方原因和患方原因所致医疗纠纷分别为49.07%和50.93%。

应对举措 配备保安，加强服务

近日，国家卫计委联合公安部紧急发布《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指导意见》，医院要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的标准配备。

用安保甚至警力维护医院秩序的做法并非首次。初衷毋庸多论，但安保警力入院究竟有多大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和谐医患关系，各医院都在想办法练内功：在湖南省人民医院等多家三级医院，都有一条明确规定，患者医疗费用超标，该科室将受到扣罚。这意味着，患者花钱与医生收入有可能成反比；湖南省肿瘤医院引进文明服务评价管理系统作为新医患沟通平台，以信息化手段拓展医患沟通渠道，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则坚持“医院开放日”，让普通市民更多地了解医院；长沙市中心医院曾组织医生护士以患者身份前往市内省部级大医院看病，并将看病中的种种感受投射到自己接下来的实际工作中，通过换位思考的办法让患者就医更舒心。

在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都表示，如何进一步加强医患间的沟通，社会各界仍需继续努力。一方面，患者需要更多地增长健康知识，理解并配合医生的诊疗行为；另一方面，医院也要多练内功，通过更多的人性化举措让患者看病更舒适和顺畅。

公安部：坚决制止暴力犯罪

据记者从公安部获悉，针对近期发生的多起侵害医务人员案件的情况，公安部专门下发通知提出要求，并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会议，就贯彻落实两部委《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的指导意见》做出部署。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始终坚持“零容忍”，依法严厉打击各种侵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遏制侵害医务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对正在实施的暴力犯罪，将采取果断措施，依法坚决制止。

这位负责人说，公安机关对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维护医院正常秩序的态度是鲜明和坚决的。针对当前医疗纠纷和医患矛盾仍较突出的情况，建议各级各类医院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各类矛盾纠纷，增进医患沟通，畅通投诉渠道，妥善解决患者有关诉求。

同时，进一步健全医患纠纷调处机制，公开、公平妥善化解矛盾，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更多地关心、支持卫生事业，理解、关爱医务工作者，全社会共同努力，积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创造良好医疗环境。

（长沙晚报）

医生焦虑与职业紧张的关系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于2011年10—11月随机抽取辽宁省某市4所综合医院工作1年以上的540名医生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完成有效问卷492名,有效回收率为91.1%。

1.2 方法

1.2.1 一般情况调查

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已婚/单身),职务(医生/科主任),每周工作时间(≤40 h/>40 h)。

1.2.2 焦虑的测量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6](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SAS由20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按1~4级评分。将20个条目得分相加得粗分,粗分乘以1.25得标准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3。

1.2.3 职业紧张的测量

采用工作内容问卷(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 JCQ)及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ffort-Reward Imbalance Questionnaire, ERI)测量职业紧张[7]。JCQ共包括22个条目,评定技术自主(6个条目)、决策自主(3个条目)、心理要求(5个条目)、上级支持(4个条目)和同事支持(4个条目)5个维度。ERI 包括23个条目,由 3个维度构成:外在付出(6个条目)、回报(11个条目)、内在投入(6个条目)。本研究中,JCQ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831。ERI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03。

1.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医生焦虑的单因素分析采用t检验、方差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医生焦虑与职业紧张的关系。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492名医生焦虑分值为46.35±10.69。平均年龄为(40.3±8.9)岁;其中男性232人,占47.2%;女性260人,占52.8%。已婚343人,占69.7%。担任科主任40人,占8.1%。每周工作时间>40 h有257人,占52.3%。

2.2 医生焦虑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男医生焦虑总得分为46.57±12.54,女医生为47.03±8.91,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龄及每周工作时间比较,焦虑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和P<0.01)。其中≤30岁组及每周工作时间>40 h的医生焦虑分值较高。见表1。

注:各年龄组比较,P<0.05;每周工作时间比较,P<0.01。

2.3 医生焦虑与职业紧张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按照多元线性回归标准化系数的顺序,调整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务及每周工作时间后,回报、外在付出、心理要求、同事支持及技术自主与医生焦虑密切相关(P<0.05)。见表2。

注:aP<0.05,bP<0.0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辽宁省某市医生焦虑分值为46.35±10.69,高于其他医院医生的焦虑分值[8,9],表明辽宁省某市医生发生焦虑的危险性较高,应当引起医院管理部门的关注。另外。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医生中,≤30岁组、未婚及每周工作时间>40 h的医生焦虑分值较高,这是因为此年龄段正处于事业的起步期,对事业的期望较高,导致工作上的付出增加;婚姻关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和谐的婚姻关系中,配偶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工作负荷过大及情感上的孤独感,加上工作时间过长、因此更容易导致的心理问题。建议医院管理者应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特别要关注青年医生的焦虑症状,减少工作负荷,使青年医生处于良好的工作环境中。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回报和外在付出为医生焦虑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说明医生回报越小及外在付出越大时,焦虑症状越明显。原因是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模式的转变,社会对医生的工作要求也随之增加,使得医生必须不断学习及更新专业知识及技术,医疗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生工作的高技术、高付出及高风险性,使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医生的福利待遇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当医生所付出的精力和投入与回报之间不平衡时,就容易造成焦虑的发生。同时研究发现,心理要求、同事支持和技术自主与焦虑密切相关。说明心理要求越低,人际关系、个人独立性及参与决策的程度越低,越容易增加焦虑的发生。

因此,管理者应该合理降低医生的工作强度及工作量,建立合理的报酬激励措施,经常举办心理学知识(包括焦虑)讲座,在医生中普及基本的心理学知识以加强医生的自我调节能力,医院管理者应该尽量给医生更多的工作自主权,从而有效地降低医生职业紧张,减少焦虑的发生。

摘要：目的 探讨医生焦虑与职业紧张的关系,降低医生焦虑程度,提高其生命质量。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于2011年11—12月随机抽取辽宁省某市4所综合医院的540名医生进行问卷调查。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测量焦虑,工作内容问卷(JCQ)及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RI)测量职业紧张,多元回归分析,探讨医生焦虑与职业紧张的关系。结果 该市医生焦虑总分为46.35±10.69。按照多元线性回归标准化系数的顺序,调整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务及每周工作时间后,回报(β=-0.201)、外在付出(β=0.169)、心理要求(β=0.143)、同事支持(β=0.115)及技术自主(β=-0.098)与医生焦虑密切相关。结论 医生职业紧张对焦虑有预测作用。应降低职业紧张,保护和增进医生的身心健康,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关键词：焦虑,职业紧张,医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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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接顺,张新龙.努力提高医疗质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7,27(4):277-278.

[3]尹文强,王振东,范艳存,等.医生工作倦怠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8,24(3):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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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假,陆英智,成义仁,等.神经精神病学辞典[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231-262.

[7]杨文杰,李健.工作场所中社会心理因素的测量-两种职业紧张检测模式的应用[J].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2004,22(6):42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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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关系 篇5

场景一 排队时间太长受不了

11月18日7时，哈市某眼科医院门诊前，当日有专家门诊。两行长长的队伍中，六七十岁的老人占多数。由于还没到上班时间，已经排了一段时间的患者们开始有些焦躁了。队伍前面的一位大姐跟把门的保安“低眉顺眼”地商量道：“大哥，我知道还没到开门的时间，但你看我爸都70多岁的人了，能不能让他先进去坐会儿，站这么长时间老人受不了啊！”后面的几位陪老人看病的家属听了后，随声附和着“是啊，是啊，让老人进去坐会儿吧。”

保安叹口气说：“这也不能轻易放人进去啊，你说放你进去，放不放他进去？放一个人进去，后面的人一窝蜂的都想进去。我也没啥办法。”

半个小时后，排队的人还在增加。保安让几位年岁大的老人先进到门里坐着，陪同的家属仍在外面等着。

8时大门打开，大伙儿也顾不上挂号的顺序了，前推后拥一股脑地“冲”进了门。此时专家也到了，看到专家，大伙儿似乎更着急了，门前的人挤得越来越多。保安大声喊着：“按顺序来！”但毫无效果。保安拦住了一个往里冲的家属，那人道：“大哥，我天没亮就过来排号了，我妈岁数大了，让她进去吧，行个方便。”保安说：“你就是进去了也看不上，都得按顺序来！眼睛不好的都是岁数大的人，这里都是岁数大的人，我见过太多岁数大的人了。”

场景二 两小时入院手续办到“崩溃”

哈市市民张女士有一次在医院“迷路”的经历，本是陪朋友来看急诊，没想到诊断是让朋友立刻住院，朋友行动不便，小张便去办住院手续，“办个住院手续整整花了我两个小时，最后我竟然‘迷路’了。”据小张称，交费窗口不在一个地方，前前后后她大概跑了七八个地方，“前楼，后楼，楼中楼，把我彻底跑蒙圈了。”一直好脾气的小张，在交完所有费用后，跟老公彻底发了顿飚，“很崩溃的感觉。”小张说。

重复性的排队、交费、排号，之后是漫长的等待，是大多数被访患者和家属不满意的地方。

12月4日，哈市市民王女士陪同父亲去某大型综合医院做CT，王女士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看到的一幕：排CT的患者很多，当叫到一位老人的号时，老人走得慢了些，CT室的小护士就不高兴了，“能不能快点？没看见还有这么多人排着吗？”老人的儿子一时气愤跟这位小护士吵了起来。“医护人员能不能考虑一下患者的心情，凭什么这样说话？”王女士说。“凭什么这样说话？你这么跟你家老人说话吗？！“能不能有个‘正常’的态度和礼貌？”患者们说。”

场景三 医生留给患者选择题

哈市某医院妇科。

“子宫肌瘤，可以保守治疗，也可以手术。”医生说。

“保守治疗是什么？”患者田女士。

“保守治疗就是服用药物，1个月后看看能否控制。”医生。

“那我是保守治疗还是选择手术呢？”田女士。

“手术也有20%的失败几率。”医生。

“那你的建议是啥？”田女士。

“我把治疗方案都告诉你了，还是要你来选择。”医生。

医生关系 篇6

1 社区医疗模式下的医患关系

1.1 社区卫生服务概述

社区卫生服务是一项以人为中心,家庭为单位,社区为范围,社区人群的卫生需求为导向,集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卫生服务[2],其中包括公共卫生、基层医疗保健和社区内其他特需

(1)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重庆400016

#通讯作者

卫生服务。在这种模式中全科医生承担了更多的职责。

1.2 全科医生的职责范围

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的主要执行者,全科医生对当事人负有“长期照顾”的责任。全科医生需随时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对其主观和客观的、即刻与长期的卫生需求做出及时的评价和反应:在疾病尚未发生时,根据对个体情况的了解提供适宜的健康咨询,对个体进行健康知识的普及教育,引导个体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的产生;在疾病尚未分化时,及时做出早期诊断与适当的干预,并根据实际情况请专科医生会诊,逆转患者健康向疾病发展的过程;在疾病确诊时,根据患者的综合情况制订治疗计划,尽量减少并发症和后遗症及残障的产生,并给患者提供康复和善终服务。在这种新型卫生服务模式中,医患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

1.3 社区医患关系的特点

1.3.1 稳固性。全科医生服务于社区,他的服务对象是固定的,不具备流动性。

他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不会随疾病的消除而解除,反而会通过不断的跟踪巡诊、家庭咨询等医疗活动得到长时间的维持和延续。全科医生在家庭背景中照顾个人,在社区背景中照顾家庭。在社区中,全科医生的工作方式、态度及能力会影响社区的每个居民,社区居民由此而产生的对社区卫生服务的整体评价和反应也会影响全科医生的工作。因此,在医疗活动中,社区中全体居民和医生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1.3.2 互动性增强。

保护人群健康、提高生命质量是全科医生追求的目标[3]。在给个体提供服务时,全科医生需要综合生理、心理、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等各种影响健康的因索来考虑个体的问题,只有充分了解个体的特征、生活、工作及社会背景,才能给个体提供合适的帮助和照顾。因此,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和密切互动在社区医疗活动中十分重要[4]。在提供社区卫生服务的过程中,全科医生不是旁观者和指挥者,而是作为与病人处于平等地位的医患互动公式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

1.3.3 情感化。

显然,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使全科医生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其中包括对疾病的治疗,生活上的照顾及心理上的调节。这种紧密联系使医患之间形成朋友式的互信互助关系,情感化增强。

2 新型关系对全科医生的人文要求

2.1 新的服务意识

首先,社区医疗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卫生服务[5]。在医疗活动中,全科医生与服务对象是两个交互的主体,发挥着同等的作用。不仅个体需要配合全科医生的建议与安排,全科医生也要重视个体的主观感受和身心需求。健康的促成是医患双方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全科医生必须建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其次,全科医生在家庭环境中照顾个体。因此,全科医生不仅要了解个体,还要对个体家庭的环境、背景、条件、结构和功能进行了解和评价,掌握个体健康问题的根源,通过家庭干预或家庭咨询寻求解决个人健康问题的策略,与家庭一起制订治疗计划,在有效控制和解决病人的健康问题的基础上,使家庭重建新的平衡生活[6]。因此,全科医生还应建立起主动进行家庭评估与干预的意识。

2.2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全科医生的工作遵循“照顾”的模式。个体健康时期、疾病早期乃至经专科诊疗后无法治愈的各种病患的长期照顾都在全科医生的职责范围内。因此,责任心是社区居民健康生活的保障。此外,全科医生在提供卫生服务的同时,还要兼顾医疗服务的公平性、经济性与可及性,提高医疗服务效率,节约医疗卫生成本,带来社会效益,体现公益性。全科医生负责基层卫生工作但责任重大,一个合格的全科医生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3 丰富的人文情感

社区卫生服务是“以人为本”的医学服务,人文关怀(humanistic care)是全科医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人文关怀源于丰富的人文情感,这种情感让全科医生具备深厚的同情心,细腻的感受,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较强的理解力,能及时把握患者的精神状态和活动,体验患者的痛苦,对患者在心理和精神上进行关怀让患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的宽慰。这是“以人为本”的根本体现,是社区医疗服务取得理想效果的重要条件。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说:作为医生,应该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不是人道主义的医生,无论他医术多高明都不是一个够格的医生。

归根结底,新型社区医患关系不仅要求全科医生积累广博的医学知识,还要具备深厚的人文素质。

3 对全科医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3.1 将人文精神贯穿到培养过程中

人文素质的养成绝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首先应该营造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学习氛围。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们应该始终把人文精神贯穿其中,在传授医学理论的同时,兼顾医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熏陶与感染,将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培养融为一体,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他们发展为一个德艺双馨的社区医师。

3.2 加强人文知识教育

人文素质的提高离不开人文知识的学习。因为全科医生面临的是疾病和生活交织的问题,这些问题分布在医学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接合的边缘,所以,人文知识是全科医生服务于社区的基础。医学院校可以通过开设人文社科类讲座或选修课的方式,将医学理论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相结合来培养医学生宽厚的人文社科知识底蕴,从而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提升他们的情感智慧,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使医学生建立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理念[7],树立高度的责任心,做社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

3.3 强化社区教学实践

医学人文精神覆盖了社区医疗活动的一切环节,其核心在于把医学知识转变成为提升人们生命质量的力量[8]。因此,人文素质的培养不能脱离医学实践。社区是全科医生最终工作的岗位所在,社区教学实践是把全科医生培养目标落到实处的重要保证。全科医学教育在重视系统性、理论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实用性,要把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医学院校应增加全科医学生社区实践的相关课程,并选择经营状况良好、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先进,有一定病源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实践基地。让医学生在医学实践中培养人文素质,丰富人文情感,树立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在将来的医疗活动中,将医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融为一体,使全科医学更好地造福社区人群。

培养优秀的全科医学人才是我国卫生人力开发与建设的主流方向。在当前的社区医疗模式下,医患关系正呈现出新的特征。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全科医生不仅需要具备全面的医学理论知识和娴熟的临床技能,还应具备深厚的人文素质。因此,在全科医生的培训过程中,不仅要强化全科医生的专业培训,还应重视他们的人文素质教育,以适应新的医患关系,更好地实现社区卫生服务“六位一体”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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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关系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10年9月-10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辽宁省内7所三级和二级甲等医院的1000名医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72份,有效率为87.2%。

1.2 测量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

包括性别、年龄(小于30,30至40,大于40)、婚姻状况(未婚,已婚)和教育背景(大专及以下,大学,硕士及以上)。

1.2.2 组织支持感量表(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POS):

采用Eisenberger编制的问卷[1],共9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计分。本次调查中,POS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6。

1.2.3 心理资本测量问卷(Psychologica Capital Questionnaire,PCQ):

医生心理资本的测量问卷来源于《心理资本:打造人的竞争优势》附录中的中文版PCQ问卷[5]。该量表共24个条目,包括四个维度: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6级计分。本次调查中,PCQ的Cronbach’sα为0.908。四个维度(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的Cronbach’sα系数依次为0.880,0.878,0.699,0.499。除乐观维度外,心理资本的总量表及各维度的信度均达到了可信的标准,因而采用心理资本进行调查结果是可信的。

1.2.4 工作绩效问卷(Job Performance):

采用Motowidlo&Scotter(1994)的绩效模型[6]。整个问卷共16个项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6级计分。本次调查中,工作绩效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49。

1.2.5 抑郁倾向:

采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编制的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CES-D是广泛使用的一种抑郁倾向筛检工具,本研究应用由张明园编译的中文版问卷[7],对调查对象的抑郁倾向进行问卷调查。该量表共20个条目,分别调查20项症状,每个条目采用Likert4级评分。得分<16视为无抑郁倾向,得分≥16视为有抑郁倾向,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高。本次调查中,CES-D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07。

1.3 统计分析

采用E p i d a t a 3.0进行数据的录入,应用Amos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应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其中,多元分层回归分析采用温忠麟提出的调节效应检验步骤[8],将组织支持感、心理资本和工作绩效问卷的各维度进行中心化(即减去均值)并控制人口学变量后进行检验。

2 结果

2.1 人口统计学基本情况

调查的8 7 2名医生中,男占42.7%、女占57.3%;小于30岁占32.3%;30至40岁占37.0%;大于等于40岁占30.7%;单身占28.0%,已婚占7 2.0%;学历大专及以下占10.9%、大学占55.4%、硕士及以上占33.8%。

2.2 量表的效度分析

本次调查所采用的量表均为国际通用的量表,效度已经得到了验证。但是心理资本量表在国内应用较少,所以本研究对心理资本问卷的效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心理资本问卷的四因素模型优于单因素模型,并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注:a表示P<0.05,b表示P<0.01

注:a表示P<0.05,b表示P<0.01,c表示P<0.001

注:a表示P<0.05,b表示P<0.01,c表示P<0.001

2.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

医生组织支持感均分为37.95±10.89分,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维度的均分为4.31±0.86分,希望维度的均分为4.06±0.87分,韧性维度的均分为4.0 9±0.6 9分,乐观维度的均分为3.94±0.62分,工作绩效总分均分为73.66±11.74分,抑郁倾向总分均分为19.11±10.13分。相关分析表明组织支持感、心理资本的各个维度与工作绩效皆成显著正相关,与抑郁倾向皆成显著负相关,结果见表2。

2.4 医生组织支持感、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的多元分层回归分析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组织支持感对因变量工作绩效的影响,验证心理资本各个维度在组织支持感对工作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第一步是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放入回归模型中;第二步将自变量组织支持感放入回归模型中;第三步将中介变量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放入回归模型中,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结果见表3。

由表3可见,在排除控制变量的影响后,组织支持感对医生工作绩效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6.8%;把中介变量引入方程后,心理资本的自我效能维度和韧性维度对预测工作绩效做出了新的贡献,解释变异量增加了26.2%,并且在组织支持感和工作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了不完全中介作用,使组织支持感的回归系数由0.262下降到0.086。

2.5 医生组织支持感、心理资本对抑郁倾向的多元分层回归分析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组织支持感对因变量抑郁倾向的影响,验证心理资本各个维度在组织支持感对抑郁倾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第一步是将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放入回归模型中;第二步将自变量组织支持感放入回归模型中;第三步将中介变量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自我效能、希望、韧性、乐观)放入回归模型中,检验中介效应是否存在。结果见表4。

由表4可见,在排除控制变量的影响后,组织支持感对抑郁倾向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13.3%;把中介变量引入方程后,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对预测抑郁倾向做出了新的贡献,解释变异量增加了15.4%,并且在组织支持感和工作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了不完全中介作用,使组织支持感的回归系数由-0.366下降到-0.204。

2.6 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构及路径系数

根据模型拟合原则对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心理资本在组织支持感与抑郁倾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的假设模型进行拟合[9]。结果显示,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效果指标分别为: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038,比较拟合系数(CFI)=0.934,非标准拟合指数(TLI)=0.929,增量拟合系数(IFI)=0.934,χ2/df=2.239,表明本研究所建构的模型拟合效果良好。为进一步探讨组织支持感、心理资本与工作绩效和抑郁倾向关系,采用路径分析验证三者之间关系,简化模型的路径图如图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组织支持感、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与工作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抑郁倾向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分层回归结果显示,组织支持感与心理资本对工作绩效和抑郁倾向均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并且自我效能和韧性两个维度在组织支持感与工作绩效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在组织支持感与抑郁倾向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0,11]。表明组织支持感变量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医生的工作绩效和抑郁倾向,还可通过心理资本,进而间接影响工作绩效和抑郁倾向。组织支持感和心理资本是影响医生的工作绩效和抑郁倾向十分重要的组织行为变量。医院将创造支持性的组织环境和心理资本投资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切入点,提升医生组织支持感,增加医生心理资本存量,改善心理资本质量,既能提高医生的工作效率绩效,也能降低医生的抑郁倾向的发生率,增加医院的管理效能。

本文在研究组织支持感与工作绩效和抑郁倾向关系的基础上引入心理资本变量并探究其中介效应,丰富了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工作绩效理论和关注医生心理健康的途径研究,为促进医院的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实践提供了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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