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形象（精选6篇）
医生形象 篇1
摘要：在近几年的媒体报道中, “医生”一词早已失去了其原始的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形象, 特别是在医疗行业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 其意义一定程度上已经被缺少医德的“庸医”所取代。笔者以《新京报》2015年对医生的新闻报道为样本, 着力探究医生形象在媒体建构中的表现以及媒体在报道时出现的问题, 并利用大众传播学相关原理, 诸如“沉默的螺旋”理论, 来分析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 对不恰当的媒体表现提出具体的改善意见。
关键词：医生,刻板印象,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其中医疗行业首当其冲。作为医疗行业的代表, 医生的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异”。计划经济下, 医生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是“白衣天使”, 是妙手回春的医疗工作者。然而随着医疗行业走向市场化, 医患矛盾越来越尖锐, “白衣天使”变成了只认钱的“白眼狼”, 医生的形象在新闻媒体上不断负面化, 甚至医院的免费义诊活动和一些医生的网上义务咨询也被当成是动机不纯的表现。
医生的形象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出现不同的社会认知, 这一巨大反差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 大众传播媒介对医生的新闻报道以及报道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 笔者选取了2015年1月1日到2016年1月1日一年的《新京报》对医生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 删除这些新闻中与“医生”无关联的部分, 最后共得到主题为“医生”的原创性新闻报道98篇。对这些报道样本, 笔者进行了具体的数据整理和内容分析。
二、媒体对“医生”的形象建构现状
(一) 数量不断上升的负面新闻报道
近年来, 医生群体在社会舆论中总体上呈负面评价, 甚至在一些患者眼中, 医生是坏人的代名词。新世纪以来兴起的民生新闻, 对以医生为主题的新闻越来越重视, 可能一个很小的新闻爆料, 就会引来一些新闻媒体的大肆报道和持续跟踪, 媒体对“医患矛盾”的关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演越烈的。[1]基于Web2.0的社会化媒体在近几年的发展, 使得普通网民掌握了话语权, 甚至这种话语权有时比传统媒体还要强大。“公民记者”的出现, 让任何一个医患事件在全民网络的“发酵”都可能引起爆炸性的社会反映。
2015年《新京报》对“医生”群体的报道中, 医生工作懈怠、收取不正当利益以及医患纠纷等主题的新闻占据最大的部分, 共有43篇 (44%) , 如1月29日《孕妇难产主刀医生迟到事后伪造病历被暂停执业》、3月20日《网传20余名医生殴打患者积水潭医院官微否认》、6月29日《北京朝阳医院医生遭患者殴打系患者加号未果施暴》等报道。在这些新闻报道中, 医生工作态度消极, 与患者起正面冲突, 医生工作懈怠, 滥用私权, 收取患者红包, 且投诉院方无当。这些很快被媒体感知, 媒体极力捕捉事情真相并试图放大医患矛盾, 通过话题渲染、新闻稿撰写、版面安排等吸引受众的眼球。事实已不再是事实, 而是故事化了的“事实”, 而往往“被设计”的新闻最能抓住受众的心。受众同情患者, 批判医生, 舆论也一边倒地站在患者方面, 媒体从而实现了自己向市场要利益的生存诉求。
(二) 出现明显分流的社会舆论
最近以来, 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以及国家对建设信息化社会的重视, 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很大的保障。当一个社会事件最大程度地为公众所知的时候, 他们就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过去媒体不是很发达的时候, 公众的意见容易受到少数媒体舆论的影响和引导, 这会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理性。而现在, 社会意见的多元化使得社会出现更多理性的声音, 之前的“多元无知”、“一刀切”、“群氓”的时代已经过去, 医生行医对“医闹”进行正当防卫的报道屡见不鲜。
笔者在样本中, 统计出《新京报》共有27篇与此主题相关的报道 (28%) 。例如, 7月7日的《呵护医生群体职业认同感》、7月20日的《60万人签名抵制伤医过半医生曾遭遇暴力》、7月27日的《没必要过度解读“医生阿姨坏”》等新闻, 对医生正常行医时遇到患者及其家属无理取闹或者野蛮殴打的事件予以了客观报道。在受众的刻板印象中, 医生是高高在上能够掌握他人生死的强者, 患者是只能对医生言听计从而无从抗辩的弱者, 这种对医生和患者所处位置的“社会框架”, 让公众一看到与此相关的报道就心存抵触。报纸作为四大传统媒体之一, 是社会信息的提供者, 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 是社会环境的瞭望者, 公众正是利用报纸提供的信息对社会环境进行认知和判断, 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对医生群体的报道倾向的变化, 将极大地改善公众对医生群体乃至整个医疗行业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 也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媒体报道要求真实、准确、客观、公正, 基于这些报道理念下的媒体业务日常, 使得公众对医生群体形象的舆论得到分流。
(三) 逐渐重塑的医生群体正面形象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新媒体的发展也是如此。近些年, 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的发展, 使得用户之间的交流变得方便, 也让用户与发生的社会事件变得更近, 受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得到保障。虽然这有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 但是与此同时, 网络暴力时有发生, 一些网络暴民在网络信息传播的匿名性下变成“狂热分子”。网民之间由于对社会事件意见不统一而相互谩骂、互相诋毁, 对一个未加证实的事件以讹传讹, 谣言肆虐。正是因为虚拟环境下的“法不责众”, 隐身于网络下的普通网民让网络空间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对“医生”群体的刻板印象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自身的专业性限制, 如新闻编辑队伍的业务能力、信息发布者的草根特质、新闻资源的匮乏等, 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的真实性、专业性和时效性得不到保障, 出现了诸如网络假新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问题, 并极大地危害着现实空间。而传统媒体所代表的官方舆论场, 对改善网络上的这些问题责无旁贷, 亟须利用自身的专业性和社会资源引导社会舆论, 使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年, 以《新京报》为代表的都市报, 逐渐认识到自身以往对“医生”群体报道的不足, 对于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渐渐改善, 报道失衡的局面慢慢得到挽回。笔者从2015年《新京报》对“医生”群体的报道样本统计出, 医生“救死扶伤”、“乐于助人”两种品质的新闻都属于正面报道, 共有28篇 (29%) , 在篇数和版面安排上都较往年得到提升。在报道内容上, 医生在本职工作上兢兢业业、不辞辛苦地救治患者, 彰显了优秀的职业精神, 演绎了职业道德;在本职工作外, 遇到需要帮助的群众, 也利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帮助他人。这不仅有助于医生形象的改善, 也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起到示范作用。
可以看出, 大众传播媒介对医生形象的构建对于公众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有重要影响。因此, 媒体在医生形象的改善上不可或缺, 这也对媒体的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大众传播效果
(一) 议程设置:媒体间不当竞争下的媒介环境
麦库姆斯和肖写于1972年的文章是最先研究议程设置的经验报告, 他们有力地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里, 选民关心和讨论的主要问题, 正是此间主要新闻媒介里突出的问题。[2]此后的学者把议程设置理论广泛运用于新闻业界, 认为报纸、电视等媒体都是在进行议程设置, 从而引发读者的关注而得以生存。报纸在文章的字体、字号、段落、版面位置以及配图等手段上来强调文章的重要程度, 读者也会根据编辑对文章的安排确认该事件的重要程度。因此, 受众通常把报纸上呈现的事件当做事实真相, 报纸议程设置的目的由此达到, 成功地将受众的关注点引导到自己想要引导的地方去。同样的道理, 电视也是一样, 只是电视所使用的手段是新闻的时长、时段安排以及播音员的播报等, 但是实现议程设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近些年来, 医生群体形成负面形象是因为一些媒体大肆渲染医生态度恶劣、冷酷无情、消极工作, 并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关注, 而对医生的正常工作、正当防卫视而不见, 为了博取受众眼球以增加报纸发行量而进行片面宣传。受众从大众媒体那里获取信息, 容易将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当做真正的社会环境, 误以为所有的医生都是冷漠、敛财的。
(二) 沉默的螺旋:媒体失衡报道下的意见环境
德国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最早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 她认为, “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 经大众传媒所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累积性和传播的广泛性, 容易被公众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3]
从该理论我们可以看到, 正是之前大众传媒对于医生服务态度恶劣、工作消极、为人冷漠的集中轰炸式报道, 使得媒体对医患矛盾所进行的议程设置以及给医生群体所贴的标签为广大受众所熟知, 而长时期的连续报道, 让少部分持不同意见的受众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保持沉默, 最终, 社会公众的意见也就趋同于媒体的意见。
社会大部分的信息资源都由大众传播媒介所掌握, 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利用自己的信息资源优势, 报道自己认为值得报道的新闻。也就是说, 媒体除了报道信息外, 在引发和引导舆论方面的功能是很明显的。公众的意见趋同于媒体的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笔者在前文所提到的, 大众媒介对医生群体的片面报道, 让受众误以为媒体所营造的拟态环境是真正的社会环境。
四、“医生”形象设置:媒体应遵循客观性原则
笔者在前文中通过统计2015年《新京报》对医生形象的报道, 分析了媒体对医生形象的建构情况, 又使用大众传播学中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媒体对这一形象建构的原因, 从中可以看出媒体对一个群体形象的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媒体建构的医生形象和医生真实的形象相符合, 媒体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遵循客观性原则, 摒弃传统的“刻板成见”, 实事求是地向读者展示医生的形象。
(一) 媒体报道新闻时应当公正、客观
媒体应当遵循平衡性原则。这不但要求媒体在字数和篇幅上均衡呈现关于医生形象的正负面新闻, 而且要求作者用事实说话, 避免无中生有、添枝加叶, 避免使用带有明显态度倾向性的词语, 在一篇文章中要给医患双方同等的表达意见的权利, 编辑也要在版面安排上避免某一种新闻过于强势。
(二) 媒体要对“刻板印象”说不
媒体报道新闻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 这是包括新闻学界和业界在内公认的新闻黄金定律。新闻报道要不偏不倚, 不能带着对医生群体的“刻板成见”提前设置好议程。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 医生是掌握患者生命安全的强者, 患者是对医生言听计从的弱者。也许媒体一开始就是按照这种角色定位去设置议程的, 但这是不正确的, 医生和患者首先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势不两立的矛盾关系。现在的媒体依然比较关注这种矛盾, 并且在报道中过度渲染和包装。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2015年《新京报》关于医生群体形象报道的样本研究分析, 总结出医生群体在媒体建构中的负面形象居多, 但是一些媒体逐渐认识到以往报道的不足, 开始摒弃“刻板印象”, 转向客观公正的报道, 公众对医生形象的舆论认识也得到分流。之后, 笔者从大众传播学中的效果理论入手, 利用“议程设置”理论和“沉默的螺旋”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 发现媒体并不是无缘无故地设置议题和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的, 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渲染事实, 放大医生的负面形象, 吸引读者眼球。
媒体要改善这种状态就必须从新闻的本质出发, 坚持真实、全部、客观、公正的新闻黄金定律, 对“刻板印象”说不, 合理引导社会舆论, 让公众正确看待医生形象, 缓和医患矛盾,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27-115.
[2]威尔伯 (美) .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10-25.
[3]王灵梅.如何坚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J].新闻传播, 2014 (07) :38-39.
对于日瓦戈医生形象的探讨 篇2
一、自我身份的认知
年轻的日瓦戈受到了良好的贵族式教育, 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在选择专业时他从重视实际的角度, 选择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管艺术和历史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 尤里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并未踌躇。他觉得, 正如天赋的乐观或者生就的郁闷不能成为一种职业一样, 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难以完成它的使命……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1]75然而无情的现实却一点点毁灭了他的一腔热忱。在以后的岁月中, 他曾靠着精湛的医术治病救人、养家糊口;他也曾因此被掳去当军医, 与亲人天各一方;为了不限制自己的自由, 一度放弃行医。当他面对血肉模糊、痛不欲生的伤员, 他对暴力深恶痛绝, 当他眼睁睁看着兄弟厮杀、手足相残, 此时的战争在他心中已经失去了意义。
如果说“医生”这个身份代表了日瓦戈应当履行的职务, 行医是他奉献社会的手段, 那么“诗人”这个身份则代表了他的精神实质与气质内涵。写诗作为紧紧跟随他一生的爱好, 不仅让他在窒息的环境中获得片刻自由呼吸的机会, 而且成为他生存的终极意义。
日瓦戈善于思考更善于写作, 还在中学的时候, 他就曾幻想过写散文, 写一本传记体的书, “书中就像埋藏炸药似的把他所见到的并经过反思的事情当中感触最深的东西加进去”[1]76。写作在日瓦戈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东西, “每个人生来都同浮士德一样, 渴望拥抱一切、感受一切和表达一切。”[1]337在履行职务 (即农业劳动或行医) 的同时, 酝酿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写一部科学著作或艺术作品是日瓦戈一直的追求, 犹如画家一生都在为一幅深思熟虑的巨作勾画草图。“灯光在白纸上投下一片悠闲的黄影, 在墨水瓶的瓶口上洒下了几滴金点”[1]505, 创作的过程让他感受到散发出甜蜜生活气息的宁静。他用手中的笔揭露暴力革命与道德人性的矛盾, 描写正义战争中的人的悲剧, 表达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对自然与乡土的向往……无论是宏观概括, 注视天地之变, 还是微观具体, 洞察秋毫之末, 他始终守护着自己的心灵家园, 并默默地用文字抒写自己的内心感悟。
在广泛的阅读和勤奋的创作中, 他形成了独到的文艺观:艺术是狭窄而集中的东西, “是作品中所运用的力量或者详尽分析过的真理的称谓”;“存在于《罪与罚》书页上的艺术, 比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罪行更能震撼人心”;艺术是永远为美服务的, “是一篇关于存在幸福的故事”[1]334等。这样的文艺观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 “他一生都幻想写出独到的作品来, 文字既流畅又含蓄, 形式既新颖又通俗;他一生都幻想形成一种淡雅朴实的风格, 读者和听众遇到他的作品时,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领悟了它们, 掌握住它们的内容;他一生都追求朴实无华的文风, 常常由于发觉自己离这种理想尚远而惶恐不安。”[1]510因此, 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 日瓦戈最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无邪, “普希金著名的四步韵脚仿佛成了俄国生活的测量单位和标尺”[1]337, 激发了人们对俄罗斯母亲深沉的爱, 让人们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 让日瓦戈在浮躁、动荡的时代环境中获得了灵魂的自由呼吸和生命的从容绽放。除了在文学领域形成了丰富、系统的个人见解, 诗人在精神信仰层面, 同样有着深刻而又独到的感悟。他曾劝慰病重的岳母:“在别人心中存在的人, 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 才是您的意识在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至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您曾经存在于他人身上, 还要在他人身上存在下去。至于日后将把这叫做怀念, 对您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将是构成未来成分的您了。”[1]79在日瓦戈看来, 肉体的死亡是不足为惧的, 精神上的不朽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因此, 在坦然的面对死亡的同时, 要更加热爱现实生活、敬畏生命。更重要的是, 在充分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上, 寻求精神的不朽, 以达到更高意义上的复活。“乐于接触的是地狱, 是衰变, 是解体, 是死亡, 但和它们一起乐于接触的还有春天, 还有悔恨失足的女人, 也还有生命。而且, 醒来也是必须的。应该苏醒并且站立起来。应该复活。”[1]242怀着这样的信念, 日瓦戈在其颠沛流离的一生中, 始终保持着自己精神上的独立, 不断探索生命真谛, 并以自己的原则为参照系, 审视着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灵魂。
二、人道主义情怀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 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一系列社会巨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身处其中的日瓦戈医生, 用哲学家式的冷静态度和人道主义情怀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深层思考。
虽然是出身于旧时代的贵族家庭, 但是日瓦戈却清醒地认识到黑暗腐朽的沙俄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并热切期待着社会的变革。十月革命之前, 日瓦戈在一次同拉拉的交谈中说:“这一个时期始终渴望能够生活的忠诚而有成效!我是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精神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到来之后, 日瓦戈直接抒发对它的赞赏:“革命是多么出色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既简单又开门见山, 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1]227甚至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1]212他毫无怨言地放弃财产、挪让房间, 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努力工作, 与妻子岳父一道坚持度过革命时期的困难日子, “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 并敬重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1]320
革命浪潮在扫荡旧的封建势力的同时, 也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接连不断的战争对俄罗斯大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到处都充斥着饥饿、暴行, 一切都混乱不堪, 民不聊生。无奈之下, 日瓦戈医生一家离开了莫斯科,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稍稍安稳下来, 日瓦戈又不幸被俘做了游击队的军医, 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在战争中一起流过血, 为捍卫共同事业而战斗过的阶级兄弟, 有的竟倒在了自己战友的枪下。后来妻子和孩子被驱逐出境, 永远离开了祖国, 他的情人拉拉被迫无奈去了远东……
极端的暴力冲突, 使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一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中跳入流血和哭号中, 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1]468。伴随而来的暴力不仅带来现实中的血腥, 更对人的思想意识进行规范遏制, “道德秩序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1]556。
善良的心灵和人道主义胸怀促使日瓦戈进行更深层的思索, 当他听因诺肯季讲流放中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 他觉得“这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1]556。那种“把对千篇一律感觉的模仿当成全人类的共性的虚伪行为的规律性和透明度”[1]555让他恼火。个人的生命、价值被混乱碾压、抑制的社会现实让日瓦戈深感困惑和不满, 窒息的环境下支离破碎的一切令他几近崩溃, 让他无法作出理性的、全面的判断;“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 最多几年, 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 像崇拜圣物一样。”[1]525
三、情感的选择
日瓦戈与妻子东尼娅青梅竹马, 她温柔贤惠、善良正直、对爱情忠贞不渝。“他爱东尼娅爱到崇拜的地步。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亲和她本人更竭力维护她的荣誉。为了维护她那受过刺激的尊严, 他会亲手撕碎触犯她尊严的人。”[1]358然而, 他自己正是触犯她尊严的那个人。
日瓦戈第一次见到拉拉就感悟到她的全部美丽与痛苦。之后他们在前线医院相识, 家庭的责任感让日瓦戈竭力不去爱她, 与她的交往“发乎情, 止乎礼”。然而, 与尤里亚金的再度相逢, 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与拉拉的交往让日瓦戈有种负罪感, 他谴责自己在东妮亚和家庭面前是个罪人, 但感情上又无力自拔。处在感情与理性的矛盾中无法抉择的他, 曾寄希望于外界的、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被迫参加游击队暂时缓解了日瓦戈内心深处的煎熬, 然而逃离游击队之后, 他的感情天平又重重地倾向拉拉一边。饱受了道德的折磨与责任感的煎熬, 日瓦戈最终听从了心灵的选择。他和拉拉来到荒僻的瓦雷金诺, 度过了一段世外桃源式的爱情生活, 但是政治生活的旋涡还在时时裹挟他们。最后为了拉拉的幸福, 日瓦戈主动从拉拉的生命中退出。二人的永久分离, 使日瓦戈的生命全线崩溃, 精神萎靡, “完全陷入对自己本人和世界上的一切漠不关心的状态中。”[1]537
如果说他与东妮亚的爱是相敬如宾, 受理智和道德支配的, 那么他与拉拉的爱却是契合心灵, 自然而然的。
日瓦戈和拉拉“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因此, 把人看的高于自然界, 对人的时髦的娇惯和崇拜从未吸引过他们。变为政策的虚假社会性原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可怜的家乡土产而已, 因此他们无法理解。”[1]576相似的精神理想、性格品质与生活追求让他们彼此深深吸引。如果说安季波夫与拉拉的婚姻是一段教条窒息人性、最终丧失自我的不幸历程, 那么, 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生活就是对个人尊严的尊重, 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脚下的大地, 头上的青天, 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这就是他们亲近并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1]576
东尼娅在给日瓦戈的信中这样评价她与拉拉的不同:“我应当真诚地承认, 她是个好人, 但我不想说昧良心的话, 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诞生于人世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单纯并寻找正确的出路, 而她却使它变得复杂, 把人引入歧途。”[1]483拉拉在少女时代因为生活的困窘, 经不住诱惑, 走过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后来她渴望远离肮脏腐朽的环境, 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以一般女性少有的坚强毅力, 独自承受巨大的不幸, 并凭借诚实的劳动, 挣脱了使她沉沦的罗网, 开始独立自由的新生活。崇尚真实人性的日瓦戈没有因为拉拉的失足而厌弃她, 反而因为她的缺陷、不幸, 爱的愈发热烈。
小说中有两处对于拉拉的象征性描写:一处是, 拉拉梦见自己被埋在泥土里, “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 左肩和右脚掌。从左边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1]56另一处是, 日瓦戈医生听了女巫的话后产生了幻觉, 看到利剑劈开拉拉的肩胛, 在敞开灵魂深处露出藏在那里的秘密。她所到过的陌生的城市, 陌生的街道, 陌生的住宅, 陌生的辽阔地方, 像卷成一团的带子一下子抖开了。这些描写显示在日瓦戈心中拉拉正如俄罗斯母亲, 对于“无可比拟的、历经苦难的, 顽固而又癫狂, 精神失常而又被人盲目溺爱, 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怪癖”的俄罗斯母亲, 他爱的那样深沉。这也使他与拉拉的爱, 达到了更深层、更自由的契合。
四、诗意地栖居
“晴朗的寒夜。有形的东西显得特别真切和完整。大地、空气、月亮和星星都凝聚在一起, 被严寒冻结在一起了。树影横投在林阴道上, 现出清晰的黑印, 仿佛雕成了凸形。总觉得各处老有黑影从小路上掠过。大星星挂在林中枝叶当中, 宛如一盏盏蓝色的云母灯笼。小的则有如点缀着夏天草地的野菊, 缀满整个天空。”[1]336这就是日瓦戈眼中的俄罗斯的寒夜, 有种静穆的伟大, 他对这土地充满依赖, 他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日瓦戈从童年时起就喜欢看夕阳残照下的树林, “在这种时刻, 他觉得自己仿佛也被光柱穿透了。仿佛活精灵的天赋像溪流一样涌进他的胸膛, 穿过整个身体, 化为一双羽翼从他肩肿骨下面飞出。”[1]402而在这一刻, 童年时代的原型, 以其全部原始力量在他身上觉醒了, 后来永远成为他的内心的面目。
以后的岁月里, 日瓦戈始终用一颗敏感的心和诗意的眼光, 与自然保持着亲密的接触、互动。那种亲切感与依赖感, 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是他与自然特有的秘密。“冬天的夜晚, 像一位同情一切的证人, 充满前所未有的同情。仿佛至今从所谓有过这样的黄昏, 而今天头一次, 为了安慰陷入孤独的人才变黑了似的。环绕着山峦的背对着地平线的树林, 仿佛不仅作为这一地带的景致生长在那里, 而是为了表示同情才从地里长出来安置在山峦上。医生几乎要挥手驱散这时刻的美景, 仿佛驱散一群纠缠人的同情者, 想对照在他身上的晚霞说:‘谢谢, 不用着照我。’”[1]552
日瓦戈从大自然中不仅能获得心灵的慰藉, 也获得了思考历史、观察人生的新视角。他曾多次把自己的理性思考注入森林的形象中, 试图用大自然变化的规律来演绎人类社会的进化, “在他看来, 历史有如植物王国的生活。冬天雪下的阔叶树林光裸的枝条干瘪可怜, 仿佛老年人赘疣上的汗毛。春天, 几天之间树林便完全改观了, 高人云霄, 可以在枝叶茂密的密林中迷路或躲藏。这种变化是运动的结果, 植物的运动比动物的运动急剧得多, 因为动物不像植物生长得那样快, 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 我们不能罩住它, 窥伺位置的移动。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 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 人类的历史。”[1]524
“出口处有一棵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楸树……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冬天的小鸟, 长了一身霜天黎明般的明亮羽毛的山雀, 落在花楸树上, 挑剔地、慢慢地啄食硕大的浆果, 然后仰起小脑袋, 伸长脖子, 费劲地把它们吞下去。在小鸟和花楸树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就像母亲解开了胸衣, 把乳房伸给婴儿一样。”[1]473这一场景深深感染了日瓦戈, 后来安季波夫自杀时喷溅在雪地上的雪珠让他联想到上冻的花楸果。自然对待在扭曲的生活中异化的人类, 就像对待小鸟一样, 敞开博大的胸怀予以接纳。在这里, 灵魂才能得到最终的永恒和安宁。
日瓦戈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承载他遗体的棺材“低狭的尾端像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1]566。这只独木舟就像圣经中的诺亚方舟, 它将载着这位孤独的求索者, 最终驶向复活的彼岸世界。就像当初把他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的船, “它跨过死亡的海洋来到生命的大地, 上面有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新的灵魂;它刚刚把这样一个灵魂送到了岸上, 如今抛锚停泊, 非常轻松地歇息下来”[1]121。
无论处在人生的那个阶段, 日瓦戈始终感受着自然赐予人的启示和灵性, 感受着自然对人的宽恕与包容, 感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宁静, 达到了一种诗意栖居的境界。
《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 反映了十月革命后国家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动荡局面, 折射了人性的尊严在走向极端的社会体系中被损害的屈辱, 再现了一代人的痛苦遭遇和心路历程。主人公日瓦戈在历史中融注着自我的生命, 对社会、历史、自然、死亡、自由等种种命题进行着哲理性探索和艺术性解答。在文化修养层面, 他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和力量, 继承了以普希金的光明坦荡和托尔斯泰的一丝不苟为特征的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精神。在人格操守方面, 他站在人性自由发展的立场, 以忧国忧民的浓烈情怀和对理想社会的高度责任感, 悲剧般庄严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这一蕴藉深厚的形象, 已经并将继续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深远启示。
参考文献
医生形象 篇3
自古以来中药和西药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当然这种区别也同样存在在中医与西医之间。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 医生是一个很传统的但是并不复杂的文学形象。大致上来说,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医生一般都具有一个较为正面的形象, 但是在诊治爱情引起的相关疾病中却鲜有成功的案例, 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人物形象, 虽然她从小就是一个身体孱弱的形象, 但是住在大观园中可以让黛玉有很好的物质条件治疗或者从中医角度来讲“调养”她的身体。从小说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黛玉在大观园中用的是当时最好的医生, 吃的是最难得到的药材做成的药, 但是, 但是在听到宝玉和宝钗成亲的消息后, 黛玉最终还是郁郁而终。从这个例子我们不难看出, 在中国古典的文学作品中, 医生是并不赋有能力来诊断和治疗爱情所引起的疾病的。
在西方古典文学中, 医生同样是一个传统又常规的文学形象, 特别是在古罗马以及古希腊的与爱情有关的文学作品中。同样的, 在西方古典文学作品中, 医生并不赋有诊断爱情疾病的能力, 而是一些在爱情问题上很有经验的人具备这样的诊断能力, 在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作品《变形记》中有很好的描写:“Por otra parte todo el mundo sabe que, por la común, existen grandes semejanzas entre algunas enfermedades y el mal de amores:palidez inconsciente, mirada lánguida, rodillas relajadas, ....Valiente ignorancia la de los médicos!Dios!” (另外所有人都知道, 真正的疾病和爱情疾病是很相似的:意识变得虚弱, 眼神变得憔悴, 膝盖变得无力...上帝啊!医生们真是无知啊!) [Apul.Met.10.2.22-34]
同样的, 医生形象无法诊断与治疗爱情疾病这个概念贯穿了整个《霍乱时期的爱情》, 从男主人公阿里萨开始出现生病症状的时候他的母亲 (因为阿里萨父亲的年轻时也有类似的经历) 就发现这些症状似曾相识, 但是由于时代与社会的特殊性, 母亲的还是担心阿里萨的得了霍乱, 因此, 还是去看了医生。虽然根据小说的描写最后也是这位医生确诊了阿里萨的所有霍乱症状都源于爱情,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做了很多必要的医疗检查, 幸运的是在检查后医生通过对阿里萨的家人性格了解以及与阿里萨的谈话确定了阿里萨各种不适的来源, “...para comprobar una vez más que los síntomas del amor son los mismos del cólera...” (为了再一次确认这些症状不是因为霍乱而是因为爱情...) [Márquez.El amor.Páguina 9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 医生最后能确诊阿里萨的爱情疾病并不是因为他高超的医术或者多年来取得的各种医学常识, 而是因为他本人的年纪来带的阅历以及对爱情深入的了解。
通过这样对医生的描述, 加西亚·马尔克斯想表达的是医生对爱情以及由爱情引发的疾病症状都是一无所知的, 当然, 也许上文例子中的无名医生并不能很好地向读者证明作者的这一观点。为了更好地证明这个观点, 我们可以使用小说中的男二号乌尔比诺作为例子。小说的一开头便告诉了我们乌比诺尔是一名在当地很有威望的医生, 在书中的第165页我们可以看出, 乌尔比诺对于霍乱这一疾病简直已经感兴趣到了着迷的程度, 在很多年中几乎把自己全部的经历都放在了研究霍乱中, 如文学评论家奥维耶 (oviedo1986:36) 多所说, 乌比尔诺医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一个典型的医生形象, 他“suele ser una figura que encarna un pricipio de racionalidad y modernidad en un mundo primitivo, domina por supersticiones y atávicos prejuicios;suele ser un producto de la cultura foránea que trata de cumplir una función cívica y culturizadora, que al mismo tiempo le da un aire de prestigio pero lo aísla de la comunidad:sus intereses científicos y técnicos parecen rarezas que inspiran desconfianza.” (他是一个为原始的、迷信的、落后的迷信的小镇带来理性与现代的形象;他是一个试图实现给小镇带来城市文明外来文化的产物, 在名望很高的同时他也在和大家渐渐疏远, 因为他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使他在这个小镇显得很古怪, 使大家都不信任他。)
乌比尔诺的一生和阿里萨的一生是很有对比性的, 两人都与霍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是有趣的事两人的方向却是完全不同的, 乌比尔诺医生研究霍乱是为了在医学层面上彻彻底底的治疗它, 而阿里萨, 只是确确实实的把霍乱疾病的各种症状当做爱情来看, 也是因此, 他变成一个霍乱症状的专家, 更有趣的是从接下来的继续描写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安排绝不是偶然。在小说第二张里重点描写了阿里萨从小在他母亲那里接受的“感性的教育” (la educación sentimental) 而在第三章则对比的描写了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学医时接受的“理性教育 (科学教育) ” (la educación científica) , 对于小说本身, 这部分描写的很大一部分功能是为了通过对比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主人公阿里萨的性格形成, 而对于本文来说这一部分可让我们明确的认识到乌比尔诺医生的性格, 正如阿里萨的母亲对于儿子的定义“un hijo concebido por amor y criado para el amor.Pág281” (一个因为爱受孕也因为爱而成长的儿子。) 而作为他的对比面, 乌比尔诺医生的性格已经跃然纸上。为了更好地理解俩位的性格, 书中更在第251页为我们清楚地描述了他们两位爱好的书籍, 一个是和爱还有激情完全没有关系的哲学与科学相关书籍, 而另一个是完完全全的爱情小说, 正如阿里萨自己亲口告诉他叔叔的一样“lo unico que me interesa es el amor.Pág 239” (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爱。)
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在小说中, 阿里萨可谓是一个爱情专家, 因此作为他的对比面---乌比尔诺医生, 虽然有广博深入的医学知识储有量, 但是却一点也不懂爱, 不懂爱情。也正如此, 他也不具有诊断爱情疾病的能力, 比如当费尔米娜因为和阿里萨的爱情而出现各种霍乱症状的时候, 当她的父亲带她去看医生的时候, 乌比尔诺仅仅是在运用自己博大的医学知识来诊断费尔米娜“El doctor Juvenal Urbino solía contar que no experimento ninguna emoción cuando conocióa la mujer con quein había de vivir hasta el día de la muerte.Rercordaba el camisión celeste con bordes de encaje, los ojos febriles, el largo cabellos suelto sobre los hombros, pero estaba tan obnubilado por irrupción de la peste en recinto colonial, que no se fijóen nada de lo mucho que ella de adolescente floral, sino en lo más infimo que pudiera tener de apestada.Ella fue más explícita:el joven médico de quien tanto había oído hablar a propósito del cólera le parecióun pedante incapaz de querer a nadie distino de símismo.El dignóstico fue una infección intestinal de origen alimenticio que cediócon un tratamiento sasero de tres días..Pág170” (乌比诺尔医生经常讲, 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个陪伴他一生的女人时他是没有特别的感觉的, 他只是记得她的天蓝色的带花边的大衬衣, 她那双看起来是发烧了的眼睛, 以及她那长长的垂在胸前的头发, 但是他实在是太关心小镇爆发不久的霍乱疾病了, 以至于完全没有注意到花一样年纪的她可能只是感冒了。而她却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情况, 她记得从这个年轻的医生身上除了听到了很多关于霍乱的事情也感受到了他是一个自大到不可能喜欢任何人的人。最后的诊断结果是, 她的肠道被蛔虫感染了, 在家休息三天就好了。) 但是从小说前后的各种细节描写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判断, 虽然费尔米娜拥有所有霍乱疾病的症状, 但是确实是因为和阿里萨初恋的结束而生病了。而乌比尔诺医生并没有诊断出来, 除了他本人对霍乱疾病的狂热之外, 还是因为作为在《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小说中, 乌比尔诺医生是不懂爱情的, 也是被定义为不具有诊断爱情疾病的能力的。
无论从加西亚·马尔克斯对无名医生的描写, 还是对乌比尔诺医生的人物塑造, 医生这一形象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中的形象基本是固定的---无法诊断爱情所引发的各种疾病, 而这一形象, 也很好的的吻合了古典中国和西方文学中的医生传统的形象。
参考文献
[1]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 cólera.García Márquez, G.Barcelona:Plaza y Janés Editores, 1997.
[2]“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 cólera de García Márquez”, Oviedo, J.M.Vuelta, 10:114 (1986 May) :33-38.
医生形象 篇4
然而, 近年来许多因素的负面影响, 致使我国医患关系日益紧张, 矛盾不断升级、恶化, 于是如何加强医生自身形象建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医患之间能不能和谐发展, 关系到和谐社会能不能建立, 是一个切实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
那么, 如何加强医生自身形象建设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加强提高自己, 以适应新时期的医疗环境,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推进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
1 把“医疗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今天, 医疗风险无处不在, 作为医生, 在日常的医疗实践中, 应该时时刻刻关注医疗安全问题, 有效地避免医疗事故、降低医疗风险,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只管诊治患者, 不顾医疗安全, 就像只管开车, 不顾交通安全那样, 必然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严重危害, 最终受到伤害和惩罚的是医生自己[1]。
所谓医疗安全, 应当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 能顺利完成各项预定的医疗任务, 防止出现差错和医疗事故; (2) 能满足患者及家属的合理要求, 防止出现抱怨、投诉等医患纠纷; (3) 能保护医疗人员的合法权益, 防止其受到侵犯或伤害。当前, 关注和保障医疗安全是医疗人员的一项迫切任务[1]。
在医疗实践活动中, 医疗安全问题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医疗行业的工作具有高风险性。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 一些疾病的诊治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加之经济利益的驱使, 使得部分医生在处理疾病的诊疗过程中, 忽略了其中存在的风险。其实, 医疗风险贯穿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全过程。不管多么简单的疾病, 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医务人员在一切诊疗活动中都必须牢牢绷紧医疗安全这根弦, 降低医疗风险, 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一方面, 要掌握医患沟通的技巧, 要勤于沟通, 善于沟通, 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另一方面, 在整个医疗实践中, 要从患者的利益和疾病的本身出发, 采取最优的治疗方案, 避免因经济利益的驱使, 而偏离了医治疾病的根本方向, 这恰恰会增加医疗的高风险, 降低了安全系数;其次, 对每一位患者、每一步诊疗操作, 都要按照诊疗规范的要求, 按规操作、依法行医;再者, 即使出现了医疗事故, 也不要慌了手脚, 要冷静地思考出现问题的原因, 是人为操作有问题, 还是因为仪器和机械故障、患者自身素质、缺少医患沟通、疾病发展的不可预知性等问题, 在做好与患者及家属解释工作的同时, 要尽快向上级医师及医院相关部门报告, 制订解决方案, 避免医患冲突。每一个医生都应该记住, 患者决不是实验室里的试管、烧瓶, 在下处方、医嘱时, 一定要慎之又慎。古人说:“用药如用刑”, 又说:“庸医杀人不用刀”。谨慎行得千里医, 小心使得万年船;乘帆医海, 安全为先。
2 把“加强人文修养和提高自身素质”放在第一位
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写道:“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 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 终身执行我职务。无论至于何处, 遇男或女, 贵人及奴婢, 我之唯一目的, 为病家谋幸福, 并检点吾身, 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这就是说, 一个好医生应该恪守医德, 具备一颗爱心, 一颗怜悯的心, 不论何时何地, 不论对男女、贵贱之人, 都应该尊重其生命、关爱其生命, 爱护其人, 一切从患者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 尽职尽责, 维护医学的神圣。要时刻检讨自己, 改正自身存在的缺点, 不做违法乱纪之事。这是其高尚品格的体现。
我国自古便有“济世救人, 仁爱为怀”的人本主义思想。医学的对象是人, 是关于人的科学, 医学的目的是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医生应该尊重患者的权利, 尊重生命的尊严。要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 需要医生努力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只有具备比较好的人文素质, 才能在医疗实践中, 给患者更多的人文关爱, 避免不必要的医患冲突。
在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卫生体制发生重大变化, 医疗环境、医患关系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下, 医生在更好地钻研业务、提高技术、改善服务态度的同时, 也应更加学习人文思想、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生的人文修养包括医生的品格和作风, 不仅是技术能力, 还有人格魅力。专业和技术的提高当然是必要的, 但不要把自己限定在一个狭窄的领域里, 我们要学习的更多:文学可以弥补人生经历之不足, 增加对人与社会的体察和理解;艺术可以激发人的想像, 给人以心境的和谐与美的熏陶, 伦理和法律是各种关系、语言和行为的界定[2]。培养医生的人文精神, 首先, 要培养医生的医德;其次, 医生要不断学习人文科学知识;第三, 医生在医疗实践中自觉养成人文关怀的习惯。
一个真正杰出的医生, 不但在学术医术上有很高的造诣, 而且要有睿智、广阔的人文视野, 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建立良好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 通过自己的言行行为使患者得到安慰, 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引导现代医学朝着更科学、更富有人性的方向发展, 建立当代社会健康新秩序[3]。一个好的临床医生不但要具备优秀的生物医学的知识和本领, 人文素质也是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医生的综合素质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它随着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处在不断变化之中[4]。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除了以上所说之外, 还应该恪守医德、良好的心理素质、正确的临床思维, 只有这样才能于医道无所滞碍, 尽善尽美。
3 把“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业务水平”放在第一位
临床科研水平的高低体现了一所医院或一个科室的综合实力和学术水平, 也是衡量一个医生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 临床科研能力的培养对医生, 尤其是年轻医生的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临床科研能力的培养是临床医学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临床实践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只要我们采取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借鉴国外的经验, 就能不断改善和加强医生临床科研能力的培养, 从而更好地促进临床医学发展。
一个好医生, 应该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科学知识积淀。知识越丰富, 思路越广阔, 解决问题时的应对方法才越多;另一方面应该有精湛的业务技术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能够在疾病初现端倪的早期即做出正确的诊断, 并给予适当的治疗, 让患者在取得相同治疗效果的前提下, 减少所担负的风险和成本。我们医生在掌握所学专业基本技术知识的同时, 还应该加强科技创新和对外学习交流。通过参加会议、学术讲座、访问等方式进行学习, 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 采取“走出去, 引进来”的方针, 全面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4 把“培养团队精神”放在第一位
团队精神是指一种团结一致, 互帮互助,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坚毅奋斗到底的精神。一个民族要发展要强盛, 必须要有一种民族精神作为支撑。同样, 作为一名医生、一个科室、一个医院要发展, 要提高, 也必须要有一种团队精神作为支撑。
医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从治疗、护理、检查, 甚至后勤保障等, 需要团队合作。希腊雅典Agia Olga医院Dervenis教授认为, 只有进行良好的团队合作, 才能完成对患者的综合、系统的治疗, 这也是对患者的负责。芬兰坦佩雷大学附属医院Nordback教授认为, 一个治疗组就是一个团队, 所以一个好的医生还必须有团队的领导力, 带领你的患者、你的团队成员, 相关部门的同事一起为完成患者的诊疗目标而共同努力。
因此, 我们临床医生在医疗活动中一定要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 它可以帮助我们完成繁重的临床诊治工作, 可以攻克技术难关, 可以取得骄人的成绩。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较好的协作能力和较强团队精神的高素质卫技人才。在临床诊疗及生活中加强医生自身团队精神的培养不仅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还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举措。
5 把医院的“声誉”放在第一位
医院的声誉是一种重要的无形资源。提高医院的声誉可以满足患者的情感需求。良好的医院声誉可以提高医院的信誉, 创造更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有利于提高医院的竞争力, 增强医院的实力与发展活力。我们医生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1) 牢固树立“声誉”意识, 认清良好的医院声誉是医院宝贵的无形资产, 积极地塑造医院的良好声誉形象。 (2) 要将服务意识、技术、态度、行为、艺术方面的要求内化为一种素质, 去赢得崇高的社会声誉[5]。自觉创造和维护医院的声誉是每个医生应有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也是其自身高尚人格的体现。
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除人类疾病我们义不容辞, 助健康之美我们责无旁贷。面对这一神圣的事业, 我们每一位医生只有“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 使每一天学有所得、学有所长、学有所进、学有所成。“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每一位医生都应该忠于神圣的医学事业, 切实贯彻谨慎行医、安全医疗;注重品格、加强修养;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团结协作、众志成城;院荣俱荣、院损俱损的全方位理念, 全面加强自身修养,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用我们的爱去驱散患者身心的乌云, 让患者在爱的阳光沐浴下, 燃起对生命的希望。这不仅是适应新时期新医疗环境的需要, 更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摘要：为了适应国家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需要, 缓解日益紧张的医患矛盾, 现就如何加强医生自身形象建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问题, 从五个方面进行综述, 让临床医生全面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加强自身形象建设, 以适应新时期新的医疗环境, 提高服务质量, 推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进程。
关键词：第一位,医生,形象,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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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郎景和.加强人文修养, 建立和谐医疗[J].中华妇科杂志, 2006, 4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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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乔海泉, 姜洪池.浅谈外科医生素质的培养[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04, 24 (1) :9.
浅谈新媒体环境下医生形象的塑造 篇5
一、目前的医生形象
新媒体环境下信源渠道增多,媒体对于医生报道的内容更为开放多元,不仅有对医生辛勤付出的积极性报道,也有对缺乏医德、违规乱纪的揭露性报道。媒体对医生塑造的形象具体表现为:
(一)工作任务重,压力大
由于我国医疗资源还不充裕,大部分医生工作任务重,他们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接待患者并完成诊断与答复患者疑惑等工作。这类新闻报道经常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上传播,工作量大且辛苦成为贴在医生职业的一个重要标签。例如,在2016年6月20日的新闻报道中,浙江省衢州江山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周珍从17日上午开始到18日清晨一直在上班工作,从未停歇,最终因为过度劳累,在接病人回到医院后昏倒在救护车旁。[1]
(二)富有爱心,热心助人
医生具有治病救人的职业技能,他们不但在工作中施展了这项技能,而且在生活中遇有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媒体在长时间的新闻宣传报道中将这种特殊技能与医生行为融为一体,“白衣天使”的形象展现于世人。
这种正面形象包含多方面,首先是医生群体发挥医术技能,在危急时刻救死扶伤。例如,凤凰网援引《广州日报》的报道,刚刚办完婚礼的中山六院胃肠外科陈春宇博士在回家的列车上听到寻找医生的广播,凭借医学知识使得发烧患儿的高烧得以控制,为下一步治疗获得了时间。除此之外,媒体通过正面报道塑造医生的形象还包括“良心医生拾金不昧职业精神传递正能量”[2]“34岁医生去世捐献器官救六人”[3]等,医生的正面形象得以全面展现。
(三)人身安全难以保障
医生不但需要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而且在医疗事件发生时,患者或者家属单方面采取简单化和粗暴化的处置,还使得医生可能被打伤甚至危及生命,人格尊严被侮辱等。这类报道近几年屡见不鲜,成为关于医生多极报道中的重要一极。比如2016年3月16日,《深圳商报》记者报道一名男婴在发烧送医后病亡,家属在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程序对亡婴鉴定的情况下,认为医生误诊导致其死亡。患者家属到医院拉横幅,烧纸钱,殴打医生,甚至逼迫医生下跪烧纸钱。医疗事件发生之时,患者家属情绪激动,容易采取极端行动,医生作为患者治疗的主导者,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对象。
(四)专业形象的矛盾性
在关于医生职业技能的报道中,由原有的专业技能精湛、医术高超的单一积极性报道转变为含有医生业务不精、消极工作的负面消息报道。这种正负两面交织的医生形象,对于外界对医生的评价甚至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都有消极影响。
从报道的内容看,对医生业务的报道包括对大众身体健康的指导性意见,在面对医疗难题时能够攻坚克难,挽救病人生命,但是为了吸引受众注意力,新闻更多地集中于一些新奇性、趣味性的报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由于负面性的新闻报道相比于正面报道而言更能夺人眼球,所以新闻媒体在新闻选择上会有意识地侧重。这就给外界营造了医生时而医术精湛时而业务不精的矛盾形象。
二、医生形象塑造
良好形象的确立并非是在短时间内依靠某一方面完成的,这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需要医生个体、医院、协会、媒体、政府等各方的努力。同时,对于突发性的事件,应该在事前有所预案,要做事件的主动发声者。
(一)面对突发事件及时回应民众关切
医生从事的是一种治病救人的工作,一旦发生医疗事故,传播更为迅速,影响更为恶劣。如果处置不当就会产生谣言,带来深层次影响。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谣言心理学》一书中,提出了谣言传播规律的公式,即R=i×a(R(Rumor)指谣言,i(important)指重要性,a(ambiguous)指暧昧性)。也就是说,谣言的流通量和事件对当事人的重要性以及证据的暧昧性成正比例发展。因此,相关责任方要利用“黄金四小时”定律,借助各种媒体渠道通报情况,避免谣言发生,在短期消除影响。传统观点认为,官方处置突发事件时,在事发24小时内发布权威消息,主导舆论是平息事件的关键。但是,新兴媒体崛起、渗透并深刻参与到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的“黄金24小时”法则渐显无力,面对新兴媒体,必须在四小时之内尽快发布信息,还原事件真相,引导舆论。
(二)媒体报道专业性
新闻媒体报道要体现新闻媒体的专业性。记者在争取独家新闻源、抢占发稿时间时,要恪守新闻准则,遵守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对于医疗新闻的报道,媒体应该挑选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记者参与其中。在医疗行业的报道中,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记者可以将医疗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信息,让受众更容易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等,避免因为知识的专业化而导致信息获得的不对等。新闻记者对医患纠纷事件的报道要注意多方意见的收集和表达,不仅是医生和病患双方,为增加报道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应该广泛吸取司法机关、律师、医疗专业协会、政府卫生部门以及高校专家等的意见。
(三)利用新媒体积极发声,塑造自我形象
喻国明教授指出:“以网络为代表的传播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传统人际关系中的‘熟人关系’在传播方式上得以重新崛起,它真正的社会效应是一种基于关系资源的建构所导致的‘社会资本’在社会成员间进行重新分配的重大‘关系革命’。”[4]因此,要面对新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让自己的声音为大众所接受。对于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医生群体而言,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是必需和紧迫的。这不仅是对医生个体的要求,也是对医院、行业协会等相关组织的呼吁。
微博作为新媒体矩阵中的代表者,功能日益多样,赋予了每个人发声的权利。新浪微博名人堂的数据显示,加V身份认证的名医有700多人。他们通过医疗常识科普、患者反馈、同行辩论、参与热点事件讨论等方式逐渐形成了医生的微博“小世界”,并通过专业的信息发布,释放长期被传统媒体占据的话语权。[5]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定期发布健康、饮食、生活等相关信息,不仅可以与患者沟通交流、互动,解答患者疑问,消除误会,也能向大众普及医学知识,拉近情感距离,使医生的形象更加立体化。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的公众了解社会、认知社会的渠道不再单一。这个时期的公众想要见到的已然不是偏激化、煽情化、极端化了的医生形象,更不是一味的正面典型、光荣事迹。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真实、客观、鲜活的现实形象。本文在对医生媒介形象进行分析后,得出我国医生媒介形象多面化的结论,同时探讨医生媒介形象建构的具体措施,最终以改善、和谐医生媒介形象为出发点,为建构健康的医生整体形象作出努力。
参考文献
[1]浙江江山市女医生劳累过度昏倒在救护车旁[EB/OL].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life/2016_06_20_364707.shtml,201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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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斯斯.34岁医生在上海捐器官救6人,去世前其治愈患者来探望大哭[EB/OL].http://www.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1485537,2016-06-18.
[4]喻国明.官博“管理革命”:立场、魅力、底线[J].人民论坛,2012(30):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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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陆文杰.连续工作20个小时儿科医生手术间隙靠墙补觉[N].现代快报,2016-06-25(F12).
[7]张亦萌.病亡男婴家属强迫医生下跪烧纸[N].深圳商报,2016-03-16(B09).
[8]成绍峰.网传我市医生手术中喝饮料引发网友热议[N].京九晚报,2016-06-24(4).
[9]李兴丽.苦痛的交流与信任感搭建——社交媒体上的医患互动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4.
医生形象 篇6
一、主体——客体
主体是叙事行为的发出者, 客体是主体要获得的目的。小说中万泉和一直想解决农村医疗问题, 所以万泉和就是主体行动元。小说的客体是“赤脚医生”, 万泉和通过“赤脚医生”这一角色与村民们产生联系。格雷马斯认为:“主体元”和“客体元”的关系语义赋值却似乎是一样的, 即“欲望”。即主体总是有一定欲望的, 若要实现欲望, 必须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小说中的万泉和一直想改善后窑村当时的医疗状况, 而后窑村最缺的就是“赤脚医生”, 万泉和就“主动”承担起了“赤脚医生”的重任。
万泉和是个可爱可敬的赤脚医生, 他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 他很笨, 智商比一般人都低;第二, 他很善良。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 他才会承担“赤脚医生”的重任, 成为小说的叙事主体。
第一, 万泉和很“笨”, 他的智力比普通人低。他爹万人寿就曾揭露他很笨, 说他五岁还口吃, 七岁还尿床, 小说的后来《皇帝内经》中夹着的一张纸告诉我们万泉和小时候重病留下脑膜炎的后遗症, 智力比一般人低。“笨”还体现在他很老实, 他想做的事情一样也做不成, 而不想做的事却总也推脱不掉。其实他的理想不是当医生, 而想做一位木匠, 但命运总是被别人操作。给他介绍的对象刘玉被人抢走, 后来还被刘玉欺骗, 义务抚养“哑巴”双胞胎。他自己没有医学功底, 父亲也没有传授医学知识, 在没人愿意给村民们看病时, 他还硬着头皮做了赤脚医生。而其他人呢?吴宝打针打得好, 后来犯了男女错误, 离开了后窑村;涂医生的医术肯定比万泉和高, 后来他回到了原单位——公社卫生院;马莉学医归来, 与万泉和合办“万马联合诊所”, 后来留下了几本治聋哑的医书也走了……这些人都比万泉和聪明, 医术也都比他强, 但他们没有一个能坚持下来, 只有万泉和这个“傻子”留到了最后。正常人都太“聪明了”, 他们不愿意麻烦, 而那些“傻子”, 不嫌麻烦, 毫无怨言地做正常人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 结果就是往往正常人做不到的事“傻子”却做到了。
第二, 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他的善良首先体现在他是个孝子。万泉和十几年如一日的照顾使万人寿最后站了起来。其次, 他的善体现在对别人无比宽容。他的对象刘玉给他戴绿帽子, 村民们为他抱不平, 他却原谅了刘玉。即使后来刘玉又骗了他, 他还是愿意给刘玉抚养双胞胎。他知道了白善花冒“柳二月”之名与他作假夫妻为的是拿“祖传秘方”, 他没有恨她, 还觉得自己家贫困没什么偷的对不住她。他给贫穷的病人看病不收医药费。在县医院还帮助陌生老农挂号, 陪他看病。正如曹雪华所认为的:他是至仁、至孝、至善的, 无论在事业、爱情、亲情, 还是在对待陌生的过客上, 他总是本着一颗赤子的心, 本着一颗自然而然‘自发’的心, 而这种自发的美与善, 是最本然的, 最真实的。正是因为他的善良, 使他坚守贫困落后的后窑村, 一个人给村民治病。其实他心里不想当医生, 他只是想改善当时农村的医疗状况, 他不愿看到村民们病了没人治才“主动”承担起了改善农村医疗状况的重任。
万泉和很傻很木讷, 所以他没有脑子去计较太多;也正是因为他笨, 他善良, 才做了正常人做不到的事, 当了“赤脚医生”, 才成了小说叙事的主体, 默默地改变着当时落后的农村医疗状况。
二、发出者——接受者
关于主体——客体、发出者——接受者这两组对立的行动元的关系, 格雷马斯认为:在一个角色的形式下, 往往会掩藏着合为一体的两个行动元。严孚良也有类似解读:接受者可能是主体, 即主动追求而获得, 也可能是被动地接受;发送者可能是客体, 如一个姑娘答应嫁给追求她的小伙子, 也可能出乎接受者意料地发送给接受者。通俗点说就是叙事的主体与接受者, 客体与发送者很可能是同一的。这部小说的发出者是落后的农村医疗状况, 通过村民愚昧的观念、生活习惯以及病人的治病过程反映了医疗的落后, 发出信息给万泉和, 万泉和接收了信息后承担了“赤脚医生”的重任, 试图改善后窑村的医疗状况。
小说中不论是村民们落后、愚昧的思想观念, 还是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都导致了他们的生存状况的艰难, 而病人的治疗过程更是农村医疗状况的直接反应。
村民们的思想观念很愚昧。他们认为:父亲会看病, 儿子也一定会看病, 他们认为会看病是可以遗传。万泉和小时候偶然猜对了一个孕妇怀的是龙凤胎, 就觉得万泉和是“鬼眼”, 甚至有个男人太相信万泉和的话了, 万泉和说她老婆肚子里的是弟弟, 结果生了个女孩, 就骂他老婆, 说她肚子有病, 把一个男孩变成丫头片子。真是荒唐可笑!他们这种愚蠢的观念下的生存状况会好到哪去?
万小弟肚子痛, 脸色发青, 父母带着他到医疗站看病。涂医生躲在自己的屋里不愿看病, 万泉和根据自己少有的经验诊断为胃消化不良。他开的药病人吃了没管用又回来了, 涂医生说是药效没有那么快上来让一家又回去了。万小弟再来时就已经快没气了。涂三江前所未有的惊慌失措, 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怠慢导致了万小弟明明是胆道蛔虫却被不懂医道的万泉和误诊为胃病, 耽误了治疗。万小弟不幸的背后反映了在农村对孩子生病的不重视, “在乡下小孩子肚子哇哇是很多的, 可能是蛔虫, 也可能受了凉, 吃了脏东西, 什么都有可能”, 同时也透露了农村的不良生活习惯, “有的时候, 他们身上什么地方害了疮, 就自己吐一口唾沫抹一抹。说, 馋唾不是药, 处处用得着。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 经过一代代人这么传下来, 他们的生存状态可想而知, 而三岁孩子万小弟毫无疑问就是当时落后农村医疗悲剧的代表。
万里梅在小说中是个典型的病人, 她治病的过程是当时的医疗状况的缩影。作为一个病人, 她隔三差五就要往合作医疗站跑, 一犯病就拿手捂着胸口喊。她的病治了好多年, 总也好不起来, 她吃的药比吃得米还多, 但没有治好。她千方百计地治病, 天天吃药, 经常挂水, 还是“心口痛”、“有气无力”、“发低烧”、“全身肿胖”。然而当她接受医生的建议, 放弃治疗回家“吃好吃的”后, 反而“病情每况愈上”、“神清气爽”了, 奇迹出现了:她的肝病天天吃橘子吃好了!这个人物的塑造很有戏剧性, 她的病不论是中医万人寿, 还是西医涂三江都没治好, 却被经常吃橘子这一偶然行为给治好了,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直接体现了农村医疗的落后, 强烈地讽刺了当时的农村医疗。
农村人的传统的治病观念, 恶劣的生活习惯以及落后的医疗状态在别人都适应了的时候, 却刺激了万泉和, 他动摇了, 他怀疑了, 然后以自己微弱的力量试图改善现状。
三、辅助者——反对者
“辅助者——反对者”这一对范畴是推动小说叙事必不可少的元素。这对辅助行动元的存在, 在格雷马斯看来有两个作用:辅助者的功能是有助于欲望的实现, 它利于交流, 如万小三和马莉;反对者的作用是制造障碍, 阻滞欲望的实现, 它妨碍交流, 如小说中的万人寿、涂三江、胡师娘等。
1、辅助者
小说中的辅助者有万小三子、马莉、裘二海、裘雪梅以及裘幸福等, 他们都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万泉和做“赤脚医生”。
万小三子很“鬼”, 有心计。他有计划地帮助万泉和扫除障碍做赤脚医生。他先设计诡计让万人寿同意万泉和学医, 接着他把辣椒粉拌在药里造成万人寿错诊, 让万人寿丢了脸、出了丑, 降低万人寿的威望, 再让他爹送纸对联赞美万泉和, 用以灭掉万人寿的威风。他抓住换届选举的机会威胁裘二海, 让裘二海同意万泉和做医生。万小三子长大后, 更是维护万泉和, 甚至为万泉和弄假的行医证。他的命运与万泉和的医生生涯紧密相联, 他的机智帮助万泉和一次次成为“赤脚医生”, 他的一次次跌倒也意味着万泉和医生生涯的一次次结束。但小说的结尾, 万小三子又爬起来了, “回归老本行”, 并做得“如鱼得水”, 他的回归给我们带来希望, 给农村医疗带来希望。
马莉是城里的孩子, 她有聪明狡猾、胆大的一面, 也有善良、知恩图报的一面, 她是支持万泉和做“赤脚医生”的另一中坚力量。她为了照顾万泉和的诊所, 可以住校而不去住校, 每天从家到公社, 再从公社回到家来回奔波。放学晚了就要走夜路了, 农村的夜路没有灯, 也没有人, 她一个女孩子却克服了困难, 利用闲暇时间帮助万泉和行医。马同志一家都搬回城里后, 马莉坚持留下来帮助万泉和。长大了, 她与万泉和合伙开了“万马联合诊所”。她和万泉和带着万里梅到市里的大医院看病, 并给她垫付医药费。西医药太贵成本太高, 诊所开不下去了, 马莉就改为研究中药。她和万泉和两个人都没有经验, 就以身试药。后来马莉虽然也走了, 但她并没放弃帮助万泉和, 还让女儿带回药品让万泉和试用。她从始至终都是万泉和成为“赤脚医生”的拥护者。
2、反对者
小说中的反对者有万人寿和胡师娘等人, 他们由于种种原因阻碍万泉和做赤脚医生。但不得不提出的是:“没有永远的敌人”, 在利益关系转化下, 反对者也可能转变为支持者, 比如涂三江。
万人寿对万泉和做的最多的事就是阻止他当医生。万人寿太骄傲了, 他心胸狭窄, 瞧不起自己儿子。老话说“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儿子会打洞”, 而万人寿却不让儿子当医生, 他常常骂万泉和笨, 三番五次阻止万泉和当医生, 甚至为了阻止儿子学医去送人参给裘二海家。
胡师娘很虚伪, 她是封建迷信的代表, 而赤脚医生万泉和是挡她财路的主要障碍。胡师娘用心歹毒, 非常记仇。她准备了万泉和的很多往年的黑材料想搞垮他。胡师娘报复万泉和, 诬陷裘发财进赌场的事就是万泉和闹的鬼。胡师娘与万泉和的对立代表了封建迷信与合作医疗的对决。
涂三江, 他与万泉和的父亲万人寿是死对头, “恨屋及乌”, 他反对万泉和做医生。万泉和跟着他学医, 他就经常借机挖苦、讽刺万泉和, 目的是报复死对头万人寿。当他与万人寿父子不存在利益冲突后, 他就变成了万泉和的辅助者。他救了差点被活埋了的万人寿, 为了让万人寿醒过来, 他甘愿屈服, 承认自己没本事;他帮助万泉和解开疑团, 揭露非法生产的假药特甘灵;他还向派出所提供了万人寿的手迹, 证明万泉和是无辜的。所以说辅助者和反对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换的。
分析完上述三组对立的行动元, 我们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反映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里:
文字描述如下:发送者发送信息给接受者, 主体追寻客体, 在追寻中得到了辅助者的帮助和遭到反对者的阻挠。即:落后的医疗现状发送需要“赤脚医生”的信息给万泉和, 迫于现状, 万泉和承担了“赤脚医生”的重任, 在万泉和做“赤脚医生”的过程中得到了万小三子和马莉等人的帮助, 遭到了万人寿、胡师娘等人的阻挠。
四、结语
后窑是一张网, 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在这张网里, 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各司其职, 才使得这部小说引人注目。在《赤脚医生万泉和》这个多维复杂的系统中, 我们把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作为分析小说角色关系的一个参照, 以便我们迅速地抓住小说的主要情节, 清晰地把握人物关系, 从而更好地分析、理解作品。
摘要：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讲述了赤脚医生万人寿在“文革”中倒下了, 他的儿子, 一个充满怜悯之心的“傻子”万泉和, 挑起了赤脚医生这个重担, 带领着乡亲们改善落后的农村医疗状况的故事。本文将引用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对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展开分析, 对小说中的角色进行划分, 使文章脉络更加清楚, 人物关系更加明了。
关键词：范小青,《赤脚医生万泉和》,人物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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