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

中国医生（共12篇）

中国医生 篇1

《中国现代医生》杂志是卫生部主管、中国医学科学院主办的国家级医疗卫生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 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解放军医学图书馆CMCC/CMCI, 国内统一刊号:CN11-5603/R, 国际刊号:ISSN1673-9701, 邮发代号:80-611,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脱订者可直接通过发行部订阅。每月出版3期, 每期定价15元, 全年540元。国内外公开发行, 主要登载国内外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者在医药科研领域中所取得的新理论、新成果、新经验、新技术、新方法。主要栏目设有:论著、调查与实验研究, 综述、基础研究、药物与临床、临床研究、中医中药、临床护理、健康教育、卫生政策与管理、误诊误治、个案报道、卫生研究、健康研究、医学教育、检验与临床、临床麻醉、病理与临床、临床探讨、技术与方法、法医论坛等。凭订阅单复印件投稿, 同等条件优先录用。欢迎各医药单位、院校、厂家刊登产品和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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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 篇2

时代需要英雄，时代也产生英雄。《中国医生》顺应时代，见证时代，书写时代及时代里的平民英雄。疫情没有硝烟，危险却堪比硝烟，没有医护人员、广大干部、志愿者和老百姓，这仗我们不会这么快结束。回顾抗疫，展望未来，伟大的抗疫精神必定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鼓舞人心。疫情已然过去，仍要居安思危，谨遵防疫规定，保护自身健康。同时，愿全社会关心那些疫情下受伤的人，也希望他们站起来更加坚强，祝愿世界更好!

感谢《中国医生》，感谢疫情中无私奉献、坚守岗位、配合防疫的人们!

中国医生观后心得模板2

很多患者不理解医生，一大原因是他们认为医生太“冷漠”了，这边家属为了病人心急如焚，但医生却“事不关己”，显得“敷衍”，冷漠又冷血。

但医生是真的是冷漠吗?

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提问，医生应该跟每个患者成为朋友，急他们之所急，悲他们之所悲吗?

在以前的`宣传中，我们似乎一直在倡导医生这么做，要跟每个患者成为朋友云云，让对患者有求必应云云。可在实际操作中，这并不可能，要知道我国每天就诊的人数超过万，每个医生每天要面对的病人太多。医生再博爱再有同理心，他的情感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无法面面俱到地照顾到所有病人和家属的全部情绪。我们不能以圣人和超人的标准来要求医生。

南京鼓楼医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魏嘉，有个罹患胃癌晚期的病人，才二十几岁，特别年轻也特别乐观，这让魏嘉最挂心也最揪心，所以一直尽量为她多做点什么。但纪录片最后，魏嘉提到，以前有前辈建议她，“特别是对肿瘤科医生来说，不要跟病人做朋友，因为你跟他投入私人的感情越多，有可能你后面会自责、失落、伤心，会更难过，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医生也害怕伤心。他们并非拒绝付出情感，而是需要克制情感，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来来往往的患者，而死亡每天都在医院里发生。魏嘉虽然并未听从前辈的话，她还是对这个乐观的患者上心，但这也非意味着那些没能成为她朋友的患者被她怠慢了。专业是本分，朋友是情分。

南京鼓楼医院烧伤科住院医生徐晔，25岁就博士毕业，工作三年后遇到自己职业生涯“难以跨越的沟壑”。一名全身95%重度烧伤的老年患者，他的家里人为了给他看病，拿出家里现有的全部积蓄，但依然凑不够高昂的医疗费用，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植皮手术，总体花费得100多万。徐晔帮患者争取到了2万元的援助基金，尽力劝说患者家属坚持治疗，因为患者出院离世的可能性极大。但患者家属还是强行出院了。徐晔赶到时，面对空荡荡的床位还是有一丝失落，他是真心希望患者得到救治，却也知道家属面临的困境。

挽救美国家庭的中国医生 篇3

受屈患者

1998年秋。41岁的副主任医师瑞文作为医疗骨干被派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医院进修精神康复专业。这家医院位于美国西部塔科马市。是华盛顿州两家公立医院中的一所，收治的病人以精神病患者为主。有着1800多个床位的规模，环境很是清幽。

有一天，瑞文来到精神病重症病区，刚走到女病室门口，一位30岁左右的女人冲了上来拦住了他：“Doctor，I didn’t have mental disorder。”(医生，我没有精神病。)瑞文颇感惊讶，到医院进修以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病人，因为在这里，一般病人与医生见了面最多简单地打个招呼，很少有主动要求交谈的。“你叫什么?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我叫基尼，是被丈夫强迫送人精神病院的。”瑞文通过与这位女病人的初步交谈后，并没有发现异常。“难道是误诊?”出于职业的敏感和学术问题的探讨，瑞文决定搞清其来龙去脉。

在端文耐心的询问下，基尼缓缓讲述了10多年前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原来，基尼家住离塔科马市30多英里的西雅图。14岁那年的一个周末，父母因快餐店的生意忙，让她晚上放学自己搭车回家。不料那计程车司机是个淫棍，基尼被他强暴了。从此她的心里留下了怕与异性接触的阴影，30岁那年，经父母再三劝说，她与搞房产开发的里查德相恋，里查德大她10岁，性格很温和，待基尼就像大哥哥一样，什么事情都顺从她的意志，基尼也以为找到了理想的伴侣。1998年1月，基尼与里查德携手步人教堂。完成了他们的婚姻。然而接下来却遇到了尴尬事，当晚里查德欲与她亲热，她脑海里突然蹦出14岁时那惊恐的一幕，吓得大哭大叫，甚至用指甲和牙齿将丈夫划伤。事后基尼虽然认识到错了，但一旦要做起爱来她依然感到恶心，里查德认为她患有精神病，终于有一天，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基尼强行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基尼压根儿就不承认自己有病。与医生和护士经常发生争吵，并要求院方准许她出院。可医生根本就不理睬基尼说的话，更加认为基尼患病很重，还将她送人了重症病房。无奈，基尼只好求助于法律，她在人院3个月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她回到正常人群里，由于医生坚持说她有病，她的官司败诉，因而她感到特苦闷。就在这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她见到了陌生的中国医生瑞文，于是她冒险一搏，渴望命运能有转机。

重获“自由”

瑞文通过几天与基尼的交谈，发现她的情况不是重症精神病，应该属一种心理障碍。只要消除了心理障碍，基尼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瑞文制定了一整套的心理治疗方案。首先的疗程就是让基尼正视已发生过的事实，消除她的恐惧心理，彻底放下包袱。瑞文开导基尼：“从前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老放在心里只会使自己痛苦。人不能总生活在回忆中，何况这本是痛苦的回忆，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坦然一点，找回全新的自己呢?”这些话是以前所有的美国医生从来没有说过的，这番话在基尼听来分外亲切，终于打开了基尼尘封多时的心灵。

之后，瑞文每天下午都会来到重症病区给基尼进行心理治疗，交谈多了，基尼逐渐恢复了自信，微笑渐渐绽放在她的脸上。终于，通过一个半月的三个疗程，基尼的心理障碍已经消除。瑞文觉得应该让基尼回到正常人中间去了。

1999年5月，基尼再次提出要求出院的诉讼请求。在法庭上，基尼的诊治医生仍坚持说基尼患有严重精神病，还需长期治疗。瑞文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证明基尼只是精神障碍，而且症状已经消失，完全可以回归社会。法官在听完双方唇枪舌剑的陈述后，不禁好奇地问瑞文：“基尼来医院也有很长时间了，别的医生都认为她有病，凭什么你这个进修医生偏偏说不呢?”瑞文交上去一摞基尼的病情记录和心理治疗档案后从容地说：“我之所以说基尼没有病，不是因为我比其他医生出色，而是因为我用心在观察她的病情，深入到她的内心世界帮她找到了病根。”这番话令法官对这位中国医生刮目相看。

在经过几轮辩论和取证后，法官终于采信了瑞文的意见，认定基尼没有重症精神病，宣布可以出院。闻听这一判决，基尼不禁喜极而泣，紧紧地握住了瑞文的手，感谢他让自己恢复了自由。

痴情如火

出院后，基尼并没有回到与里查德共筑的爱巢，因为她不能容忍丈夫视她为精神病人。她在靠近医院的地方租了间小屋，准备过一段时间向里查德提出离婚。基尼深知，这次出院要是没有瑞文的帮助，她这辈子可能都会在医院里度过。她被瑞文的人格魅力和积极务实的做人态度倾倒，不知不觉竟喜欢上了瑞文。为了报答瑞文的“救命之恩”，她三天两头地跑到医院找瑞文，有时还到瑞文的寝室给他叠被子，打扫房间。瑞文只当基尼是“受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人，也没怎么在意，可久而久之，他却发现基尼的热情奔放“别有用意”，和天下所有陷入爱河的女人一样那么痴情。

打这以后，瑞文有意疏远基尼，有时甚至整天呆在工作室里。一周过去了，一天清晨。瑞文刚起床打开窗户，突然见到基尼就站在他住的楼下，正翘首望着他的窗户。晨风中，基尼的倩影尽收眼底，她的头发有些蓬乱，发上还沾着露水，脸上写满了憔悴。瑞文急急地跑下楼，基尼迎面扑了上来：“瑞医生，你好狠心呀，你知道吗，我在这儿已整整站了一夜!”瑞文心想，是该约个时间与基尼彻底长谈一次了!“今天晚上，我请你吃中式快餐，怎么样?”基尼一听，喜出望外，连声“0K”。

酒过三巡，两人都喝得略有醉意，基尼的脸更是白里透红，充满了妩媚。此时她含情脉脉地望着瑞文，趁他不注意，把一个吻印在了他的额头。就在这一瞬间，瑞文的酒醒了大半，他推开酒杯，站起身来，十分严肃地对基尼说：“我知道你喜欢我，我非常感谢。可我们都是结了婚的人，我有一个深爱我的太太和儿子，不可能再移情别恋，你答应我，我们永远做朋友，好吗?”

基尼听到此话，犹如五雷轰顶，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酒瓶子也摔碎了，瑞文知道基尼是醉了。

回归家庭

一个星期过去了，基尼都没有在瑞文的视线里出现，这反倒让瑞文寝食难安。解铃还须系铃人，瑞文决定说服里查德接回基尼，让里查德的爱去温暖基尼，感化基尼。

瑞文以心理医生的名义，给里查德打了电话。里查德立即应约而来，两个异国的男子开始了一次坦诚的交谈。瑞文拿着基尼在精神病医院里的一些资料和医院法庭的判决书，讲述了基尼被强迫送入医院后的精神状态和目前的情形。里查德在看过资料后，沉默了片刻，对瑞文说：“其实我是很爱基尼的，只是每当我和她亲热时，她都又哭又闹的，我实在是受不了才将她送入医院。”

“那你有没有想过基尼为什么会这样?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不知道……”于是瑞文就将基尼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告诉了里查德。里查德听完惊呆了，他还是头一次得知妻子以前不幸的遭遇。在瑞文的指点下，里查德决定立即去向基尼赔罪，把基尼接回家，然后再从零开始。

当晚，里查德买了28支红玫瑰，敲开了基尼的门。基尼见是里查德来了，那被关在精神病院一幕幕屈辱的往事又涌上心头，她头也未抬，把里查德轰出门外。瑞文对里查德说：“你如果真心爱她，就不要泄气，心诚终究会感动基尼的。”

里查德又一连去了几趟基尼的出租屋，一次比一次效果好。第四次，在里查德忏悔以后，基尼终于展开了笑颜，跟着里查德回到了久违的家。

瑞文回国后，仍与基尼夫妻俩保持着联系。前不久，从美国还传来一个消息——基尼快要做妈妈了，里查德和基尼已为未来的孩子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德尼瑞”，以感谢瑞文的真情相助。

《中国现代医生》杂志征订启事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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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观后感 篇5

今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电影院观看《中国医生》，看完后我深受感动。

印象最深刻的是金银潭医院的张院长，他自己得了渐冻症，不顾自己的安危救治病人。有一次，他在开会时候向全体医生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要加强防范意识，减少病人的死亡率。”会议结束后，他马不停蹄的去诊治奄奄一息的张先生。张先生的各项指标也曾慢慢变好，可惜他最后还是死了。看到这里我想到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在病魔面前也是无能为力。另外一个情节是，金仔的老婆怀孕还生病，金仔同时也住院了，对他们的打击真是雪上加霜，幸亏文主任不顾一切安危，成功的挽救了他们一家人的生命。电影里医生和护士手握“钢枪”，与病魔举行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这部电影让我明白了医生和护士舍己救人，无私奉献的品质，同时也看见了中国人在危难时刻总是相互团结，一方危难，八方支援，最后疫情得到了良好的控制。以后我也要认真学习，把这种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精神用在学习上。

中国医生看非洲妇女的生育 篇6

为不育而来就诊的病人除来自赞比亚外，还来自坦桑尼亚、马拉维、津巴布韦、安哥拉等赞比亚周边国家。虽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不同的病人却有着相似的经历和遭遇。苏珊·奇卢瓦特地从南方省赶到首都卢萨卡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们哭诉说：“医生，求求您给我个孩子吧，为了要孩子，我到英国、南非以及赞比亚的好多医院求过医。这次是丈夫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怀不上，等待我的只有离婚。反正他早已有了新欢，哪里还在乎我这不能生育的女人呢?”

还有的妇女被打得鼻青脸肿地跑来，让我们劝说她丈夫也做个检查，看毛病究竟在谁，因她自己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还好，在非洲，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他们一般都很尊重医生，在科学事实面前，有些丈夫不得不放弃离婚的念头。

非洲的结核、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非常普遍，有些妇女明知自己患的是不治之症，也知道受孕对母体和胎儿的影响，却非要医生给她们做不育症的治疗。问其原因，回答竟是：“孩子能否存活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证明我有生育能力，丈夫就不好同我离婚，我以后的生活才有保障。”拳拳慈母心连动物都有，难道能说这些妇女没有母爱吗?

还有好多女孩子，为证明自己具有生育能力，将来容易找到丈夫，便在十四五岁就当起了妈妈，而且越穷生育得越早。卫生条件差、营养跟不上，致使好多小母亲患有严重贫血、盆腔炎等疾病，继发不育的情况也多是当年的小母亲。

她们能否真的如愿以偿呢?反正在非洲，单身母亲很多很多，因继发不育而被遗弃的现象也非常普遍。据说，在非洲某些国家和地区，男人不愁找不到女人，只有女人发愁找不到或守不住男人。

《中国现代医生》杂志征订启事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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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医生的发展与作用 篇8

1.1 乡村医生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赤脚医生发展阶段 (1952-1985) :中国乡村医生的前身——“赤脚医生”最初是一支由不脱产的村级卫生人员组成的, 直接为广大农民提供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的农村卫生队伍, 在闲暇时还要从事劳动生产[1]。1952年, 卫生部《关于县以下卫生基层组织的组织系统、编制及任务的规定》中规定, 自然村设卫生室, 配有卫生员, 不脱离生产, 主要职责是办理全村预防接种、妇幼保健、传染病隔离和报告、环境卫生指导、卫生宣传及简易医疗和急救工作。其中提及不脱产的“半农半医”卫生人员实际上是乡村医生的雏形。

1967年12月, 赤脚医生发源地的上海川沙县在所发文件中首次称半农半医卫生员为“赤脚医生”。1968年夏, 《文汇报》发表了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 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 其中首次提到“赤脚医生”这个名词, 称其为“不拿工资, 帮助种地, 亦工亦农, 赤脚行医”;该报告由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赤脚医生”之称从此传播全国[2]。在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初, 全国所有生产大队普遍建立卫生室, 实行合作医疗, 使“赤脚医生”队伍迅速壮大。到1980年, 全国93.7%生产大队有赤脚医生。“赤脚医生”总数达146.3万人[3]。

第二阶段为乡村医生发展阶段 (1985-1998) :在文革和文革前, 乡村医生行医一直处于半农半医的状态。直至1980年代中期才正式由赤脚医生更名为乡村医生。1981年, 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规定, “凡经考核合格, 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 发给乡村医生证书”。1985年1月, 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决定将“赤脚医生”改为“乡村医生”。

第三阶段为向执业医师过渡阶段 (1998-) :1998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执业医师法》, 在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向村民提供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的乡村医生, 符合本法有关规定, 可以依法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这一规定明确了乡村医生的性质和职责, 即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 承担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同时也明确了乡村医生管理的基本法则, 即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要按照执业医师法进行管理。鉴于乡村医生本身是医师队伍的一部分, 因此, 执业医师法规定的医师的权利和义务、执业规则等对乡村医生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1.2 乡村医生的发展规模

1980年代以来, 以集体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制度大部分已停办, 大部分乡村医生靠个人医疗业务收入解决报酬;但总体上乡村医生规模仍持续增加。在进入21世纪后, 乡村医生数量一度有所下降, 之后又出现上升趋势 (图1) , 从1980年至2007年28年间, 乡村医生年平均增长1.39%。1980年全国有乡村医生607 879人。2008年末, 全国61.3万个村卫生室中共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达93.8万人;其中, 乡村医生89.4万人, 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06人[3]。乡村医生中具有执业 (助理) 医师资格达12.0万人。

2 乡村医生的国际影响与评价

历史上, 中国的赤脚医生曾作为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和初级卫生保健的旗帜, 中国赤脚医生作为农村基层卫生工作成功典范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成为国际上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村卫生发展与改革的典型范例。中国乡村医生在农村居民基本卫生保健服务提供和健康保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对国际初级卫生保健理念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世界卫生组织文件中曾表示, 初级卫生保健理念的形成和提出主要是受中国赤脚医生和农村基层卫生保健模式的启迪。

世界银行专家曾专门对中国的赤脚医生进行研究, 运用相关调查数据, 分析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的演变过程。研究了乡村医生这一带有私人企业性质的卫生服务提供者的优点和弱点, 以及对其所提供卫生服务的支付方式。此研究还指出中国由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了赤脚医生到1980年代乡村医生的这种卫生保健模式, 快速并且持续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健康状态。该报告认为:当时中国在健康促进方面取得的成就远大于在社会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 原因主要为在广大农村地区采用了赤脚医生作为公共卫生服务的提供者, 在20世纪50—70年代为世界树立了一个初级卫生保健的楷模;但在1980年代初期,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诸如分散经营和私有化、原有的称谓发生了变化, “赤脚医生”更名为“乡村医生”。但政府未建立相应的规章和建立相应的模式来规范其医疗服务。该研究对中国农村卫生服务的质量和筹资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了提高乡村医生医疗技术质量和支付其劳动报酬的方法。该报告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指出应根据21世纪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对这些问题作出答案[4]。

David M.Lampton认为, 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卫生保健系统的两个革新:一是赤脚医生;二是资助农村合作医疗的方法。包括这两个因素在内的一些变化影响最大的人群是医生, 他们感到在这种医疗体制下过多劳动和报酬过少。虽然对农民健康来说, 这明显是一个提高, 但医生对此并不满意, 同样的不满也存在于农民中, 每一个群体都在寻求一个能够维护自己利益的体系[5]。文章最后在结论中评价说中国在辅助医生 (paramedical-personnel) 的利用和训练方面有着大量的经验:表明了作者对中国卫生服务体系的赞赏;同时希望美国能借鉴中国的医学教育和医学院校的准入制度上的经验和政府与卫生服务筹资之间的关系。

许多国家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经验, 将中国赤脚医生和初级卫生保健模式作为发展本国卫生体系的样板。Geert M.van Etten等在一项对坦桑尼亚的卫生政策中认为, 坦桑尼亚在建立社会主义之后, 就把卫生工作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 采取了诸如强化农村卫生队伍的训练:在农村建立卫生服务体系, 采取了类似于中国的赤脚医生的基层卫生人员来提供卫生保健服务, 以及使流动医疗卫生队到偏远地区行医等方法来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6]。S.B.Rifkin提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引起了世界医疗卫生界的极大兴趣, 世界各国的医疗人员和卫生政策制定者们均想从中能借鉴和学习中国的经验[7]。

Clayton等认为赤脚医生15年以前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视为一个典范的模式。当时广泛报道关于中国的这种创新模式, 而这种中国模式为当时80%的中国农民提供了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中国的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体制对农民的健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事实上, 正是由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WHO、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健康组织将中国的这种卫生保健模式当作一个范例进行广泛宣传, 并作为WHO“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 (Health for All by the year 2000) 策略形成启示内容之一[8]。

3 乡村医生在建立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作用

自诞生的50余年来, 乡村医生在农村防病治病、保护农民健康和农村生产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80年代后,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 农村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乡村医生的报酬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乡村医生的职能并没有改变, 乡村医生制度依然呈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作为农村卫生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医生队伍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

3.1 乡村医生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第一线的卫士和农民健康的守门人

中国农村三级医疗预防网络由县级医疗机构、乡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组成, 乡村医生作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最底层的村卫生室功能和任务的主要承担者, 长期工作在网络的第一线, 直接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保健、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服务, 在这个网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村三级服务网络提供的医疗服务中, 乡村医生提供的服务占60%～70%。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机构调查结果显示, 农村53.5%的患者在村级卫生机构就医看病。在我国农村地区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 承担这—重任的显然非乡村医生莫属。乡村医生将是农村地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明显提高的主要承担者, 是农村居民健康的保护神。

3.2 乡村医生是农村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中坚力量

我国百万乡村医生是提供农村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的中坚力量。他们作为农村公共卫生技术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农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的“网底”的卫士, 直接为广大农民提供预防保健、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在农村计划免疫、卫生防疫、健康教育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既是贯彻和落实政府的卫生政策的具体执行者, 又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包括疾病预防与控制、慢性病管理、常见病诊疗前沿第一线的服务提供者。

3.3 乡村医生是农村初级卫生保健的主要承担者

从服务职能上看, 乡村医生所提供的服务涵盖初级卫生保健8项任务, 包括承担着农民的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基本药物的提供、卫生宣传等工作。作为最基层的医疗卫生人员, 乡村医生承担农村基本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服务, 以及人口登记、基层卫生信息上报等工作, 更加有效地保证广大农民的健康。

3.4 乡村医生是缓解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和减轻农村居民医药费用负担的保护神

中国的乡村医生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 学会和积累了大量的运用中草药以及土方、土药、针灸等治疗疾病的方式, 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发掘、利用中草药, 实行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 是乡村医生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同时, 这些中医药大多为就地取材, 经济价廉, 治疗方式简便易行, 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医疗费用水平, 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历史上, 正是由于建立了这种乡村医生制度, 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低收入、高产出、穷国办大卫生的农村卫生发展道路,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目前, 缓解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减轻农村居民医药费用负担, 仍需要发挥乡村医生重要的作用。

3.5 乡村医生是发展和建设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重要力量

历史上, 中国的乡村医生制度与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相伴而生, 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同是农业合作化的产物。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目前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形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程中, 乡村医生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乡村医生不仅直接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所保障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还承担了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宣传、管理等方面职责。

回顾乡村医生发展的历史, 展望乡村医生制度发展的未来, 我们不仅珍视乡村医生的历史贡献, 更加坚定乡村医生发展前景的信心。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在国际上, 中国的乡村医生的发展模式与策略仍将会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村卫生人力资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对于我国, 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进程中, 完善和发展乡村医生制度, 确立乡村医生建立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职能与地位, 进一步发挥乡村医生在保护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和发展制度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重现乡村医生的辉煌, 将是历史的必然。

摘要：中国乡村医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 是中国基层卫生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份, 曾被称为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的乡村医生不仅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农村卫生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农村卫生服务提供和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中一支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在当前, 我国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进程中, 也将是农村地区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主力军, 在保护农村居民健康和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乡村医生,赤脚医生,作用

参考文献

[1]卫生部卫生人才中心.中国乡村医生历史回顾与展望[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2]李长明, 王斌.我国乡村医生存在的历史意义和发展的现实局限 (一) [J].中国乡村医生杂志.2001 (1) :3-4.

[3]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8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R].2009.

[4]Willy De Geyndt, Xiyan Zhao, and Shunli Liu.FromBarefoot DoctortO Village Doctor Rural China[R].WorldBankTechnical paper 187.1999.

[5]David M.Lampton Public Health and Politics in China'spast two decades[J].Health Services Reports, 1972, 87 (10) :895-904.

[6]Geert M.van Etten.Alanagh M.Raikes.Training for ruralhealth in Tanzania[R].

[7]S.B.Rifkin.Public health in China-Is the experiencerelevant to other less developed nations[R].

中国医生 篇9

初到非洲行医, 大吃一惊

2011年底, 北京安贞医院要组建中国第23批援助几内亚的医疗队, 42岁的普外科医生曹广主动请战。至于在那个神秘的非洲小国要面对什么, 曹广并没在意。他说, “既然是去援助, 条件艰苦是肯定的, 别的我也没多想, 觉得‘非典’、地震都报名了, 这次也没啥大不了的。”当时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后来自己会在几内亚遭遇可怕的埃博拉病毒的威胁。

此后, 曹广和援几医疗队的另外18名成员, 接受了8个月的法语培训后, 与2012年8月15日登上了飞机, 两天之后, 就到达了阴雨绵绵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曹广了解到, 地处西非的几内亚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面积24.5万平方公里, 人口1120万, 主要由富尔贝族等20多个部族组成。官方语言为法语。该国经济以农业和矿业为主, 工业基础薄弱。粮食不能自给, 铝钒土、咖啡、可可和橡胶是主要经济支柱。当地条件似乎比曹广想象的要好一些。

“天很蓝, 空气很好, 气候比北京要舒服一些, 虽然下雨潮湿, 但是没有桑拿天, 蚊虫也比预想的要少。市区看起来还不错, 虽然街道坑洼脏乱, 堆满垃圾, 但至少还有街道。路上车也很多, 有些车很破旧, 但是奔驰、宝马也都有, 原来还以为几内亚很穷, 路上不会有车呢, 但是交通设施非常简陋。”初到几内亚的曹广还带着不少新鲜感。

当时, 由中国政府援建的中几友好医院刚开业4个月, 曹广和同事们要在这里工作两年。它坐落于科纳克里市东南部的一座山顶上, 是当地条件较好的三所公立医院之一。医院并不大, 只有两栋白色小楼和几间蓝顶的平房。曹广在普外科, 科里有两个几内亚医生, 科主任盖斯姆是他的搭档, 还有一个小医生负责写病历。

幸好盖斯姆在中国留过学, 中文说得不错, 两人的沟通交流才没有成为问题。曹广发现, 虽然它是几内亚最好的几所医院之一, 但医疗设备和条件还不及国内的区县级医院。尽管他对这种落差早有准备, 但见到真实情况后还是很吃惊。“几内亚的电力供应很不稳定, 一到雨季就经常停电, 所以发电机是必备的, 但好几次手术室都停电了, 有一次我们甚至是在手机电筒的照射下才完成了手术, 幸好那只是个并不复杂的小手术。医生没有手术衣, 光膀子上阵、穿自己衣服上手术的都有, 有时候手套破了还在手术。手术器械也不齐全, 每个医生只有一套手术器械, 病人少的时候还可以, 病人多了, 要连续进行多台手术, 器械不够, 消毒完成要马上拿出来用, 还烫手, 后来我还帮忙补充了一批。药物缺乏, 很多麻醉药物都没有, 还要我们的麻醉师自己准备。”

曹广在几内亚做的第一台手术就被惊住了:那是一台最普通的阑尾切除术。手术基本完成后, 当地医生开始给患者冲洗伤口。“腹腔内的伤口, 直接用街上买来的矿泉水冲洗, 按照规范, 冲洗伤口必须使用生理盐水啊。”曹广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冲洗脑子里的伤口都用矿泉水!”这在国内绝对见不着, 他禁不住想找手机把这场面拍下来。

这台手术完成后, 曹广很认真地对几内亚医生说, “请你记住, 今后手术中绝对不允许用矿泉水冲洗伤口, 必须用生理盐水!”在强制要求使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前, 普外科至少有一半的住院患者都会出现伤口感染;这之后, 这个比例很快下降到5%以内。

接诊几内亚首例埃博拉患者

普外科医生盖斯姆, 毕业于上海一所著名医科院校, 曾经在中国生活10年, 同曹广年龄相仿。曹广刚来到这里时, 能感觉到对方并不尊重他。但一次手术后, 这位几内亚人算彻底“服了”。

曹广还记得那台手术是切除腮腺瘤, 患者是个40多岁的男士, 手术采取局部麻醉, 也就是说在手术过程中患者的意识是清楚的。麻醉后手术开始, 盖斯姆在手术台上操作, 曹广站在一边。刚开始,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就在手术即将结束时, 患者的脖子突然开始喷血, 很快, 血就流了一片。盖斯姆一下子就慌了, 手开始哆嗦, 怎么也找不到止血点。这时候, 手术台上的患者说话了, “大夫, 别着急, 我相信你。”患者的安慰并没有稳住盖斯姆, 他还是手忙脚乱。

曹广没说话, 站到了主刀的位置, 一下子就找到了止血的位置。这台手术之后, 曹广明显感到对方对他尊重了。盖斯姆也意识到, 如果没有曹广在旁边, 这个患者就活不下来了, 中国医生确实很厉害。

在几内亚, 住院的患者中大约有60%都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但他们住院从来不查HIV, 这样外科医生就会面临很大风险。医术精湛的曹广没想到, 他在第一台手术中就被针扎伤了。主要是当地医院都有个很奇怪的习惯:手术时护士不上台, 也没有人清点纱布器械。当时虽然手被扎很紧张, 但他还是坚持做完手术, 所幸后来检查发现这名患者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 曹广才稍微放下心来。

这之后曹广提出硬性规定, 患者进行手术前都必须抽血化验。这一要求很快在中几友好医院被贯彻下来。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不久后曹广又被扎了手, 这回他真生气了。“他们的手术操作极不规范, 一到手术的时候, 各种器械满天飞, 摆放和取用都很混乱。所以后来我要求对方必须把手术器械摆放利索, 否则我就在旁边站着, 什么时候弄好了我才上手术台。”曹广说, 这样一来二去, 慢慢就顺溜了, 手术台也干净了。

曹广一点一点地纠正几内亚医护人员存在的各种问题, 使其业务水平提高很快。他还坚持每天查房, 这在几内亚非常罕见, 病人很高兴。

在几内亚, 很多人是攒了很长时间的钱才进医院的, 通常他们的疾病已经非常严重。有一次, 一位60多岁的老人腹部有一个大肿瘤, 他一直在用法语问曹广, “我这个病动手术能治好吗?”老人说, 他是一名动物饲养员, 有3个老婆和13个孩子 (在几内亚, 男人可以娶妻四房, 最后一房可以随意休换。) 。然后用特别无助的眼神一直盯着这位中国大夫。

后来, 经过手术治疗病人痊愈出院后, 还特意给曹广送来一份礼物, 用草编织了一个漂亮挎包。对此, 曹广既高兴又得意:“黑人给别人送礼物是很少见的, 我的同事都很羡慕, 说他们治疗了那么多病人, 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礼物。”

今年3月17日, 厄运却从天而降。这天早上, 盖斯姆给他介绍了一个特殊病人。患者是个44岁的黑人, 两天前急诊住院时出现了发热、恶心、呕吐伴消化道出血等症状。由于医院里没有消化内科, 急诊的值班医生就把患者收到了普外科。很快, 这名黑人出现结膜充血和皮肤广泛出血点, 但诊断一直不能明确。盖斯姆说, “以前很少见到这样的病例。”

当时曹广翻开患者的眼睑, 发现瞳孔异常, 考虑有脑出血, 建议CT检查。结果果然有颅内出血。结果还没来得及治疗, 患者就去世了。曹广清楚地记得, 这名黑人死亡当天左眼白眼球已完全消失, 红得像兔子的眼睛。更让人费解的是, 他的左臀部肌肉注射点, 不予压迫居然会有鲜血不断地缓慢溢出。“这个现象在我当医生以来, 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3月24日, 曹广刚从手术台上下来就看到一条短信, “埃博拉、爆发、出血热”短信里的几个法语单词让他有点发蒙, 于是立刻打电话向翻译求证, 翻译告诉他, 这是几内亚政府向民众发送的手机短信, 通报几内亚出现的疫情。曹广说, 短信措辞并没有多么严厉, 然而他很警觉, 虽然他对埃博拉并没有太多的理论了解, 大学的课堂里也只提到过三五分钟, 但对它的感官认识却不少:“恐怖电影里的描述是, 通过简单接触就可以传播, 没有任何针对性药物, 病毒在人体内长驱直入迅速致死, 尤其是那些病人在临死前七窍流血的惨状, 真让人毛骨悚然。”

曹广几乎立刻想到了一周前得怪病的那位黑人, 于是开始怀疑他是因感染埃博拉病毒死亡。紧接着, 曹广又想到手术的时候, 跟他搭档的两名黑人医生都说自己很累, 不舒服, 也不想吃东西, 还有一个说有点发烧。

曹广突然紧张起来, 患者住院的两天时间, 他的搭档盖斯姆跟对方接触很多。而他自己也曾为那名黑人体检, 徒手翻开过他的眼睑, 隔了很长时间才去洗手, 自己会不会也出问题?曹广马上提醒盖斯姆要好好给病房消毒, 不料盖斯姆对此有点不屑一顾, 反问他:你怎么知道那人感染了埃博拉?曹广有些生气地说, “你怎么就知道他没有感染?”两人不欢而散。

结果, 那名黑人患者不久就被证实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而将尸体接回老家举行安葬仪式的四位家属, 也相继发病。于是, 接触过患者的医护人员很快被隔离, 曹广也是其中之一。“那天是3月27日, 当时我正在打兵乓球, 医疗队队长走过来告诉我要隔离观察21天, 这也是已经预料到的事情。”

曹广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可怕, 盖斯姆很快就出现了发热、呕吐、乏力等埃博拉出血热的典型症状, 经检测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盖斯姆3月17日第一次接触患者, 4月1日也不治身亡。

疑似感染被隔离, 在北京的太太被吓出了病

曹广隔离在自己的宿舍里, 并没有完全封闭, 只是尽量减少跟他人接触。埃博拉疫情在几内亚爆发后, 中国医疗队成了最危险的一群人, 出于安全考虑, 医疗队不再到医院办公, 驻地门诊也只对排除病毒感染症状的华人开放。曹广的每日三餐则由队员专门送到宿舍里, 他说:“队长带头, 几个队友固定给我送饭, 他们特别担心我出问题, 因为感染埃博拉胃口不好, 他们每次看到我能吃能喝就特别高兴。”

尽管曹广身上还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 但依然承担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有点扛不住, 隔离初期就忍不住跟老婆说了, 结果太太因为紧张和担忧却病倒了, 发烧、头痛、吃不下饭。她却笑着对老公说, “我在这边替你生病, 你在那边就不会生病了。”

几内亚跟北京有8小时的时差, 曹广的父母后来得知儿子被隔离, 每天早上5点都会守在电脑前, 等着他测量自己临睡前的体温。哪怕晚报了一分钟、或者体温比昨天稍高了一点, 都会让老人整天心神不宁。

外界的坏消息接踵而至, 中几友好医院对所有出现症状的医护人员进行病毒检查, 结果证明普外科接触过患者的3名当地医护人员全部为埃博拉病毒阳性, 胃镜室、放射科各一名黑人医生, 还有一名门诊护士, 也因为曾参与过患者的检查和抢救感染了病毒。

这个消息让曹广的情绪瞬间跌到谷底。“我能想象到他们会多么无助。”作为一名外科医生, 外形高大粗犷的曹广平时性情粗放, 早已见惯了生死, 但是现在, 他开始不自觉地观察身体上所有细微的变化:早上起来洗脸时, 要在镜子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出现了那种跟患者相仿的眼结膜出血;白天的一点点头晕就会开始紧张, 即便体温刚到36.9℃, 也会开始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身上起了小疹子, 都要联想这是不是因为病毒感染造成的。

而他的生活节奏和习惯也随着隔离而完全改变。“平时只有渴了才会想起喝水, 现在每天强迫自己多喝水;医院给我们配备的维生素, 平时我连看都不看, 现在却规定自己必须按时吃下以提高免疫力。”曹广说。

几内亚的疫情一直在蔓延, 中几友好医院几名感染埃博拉的黑人医护人员相继去世, 其中还包括曹广的护士卡马拉。他心里难过极了, 这种场景, 让他突然想起了2003年那场可怕的北京非典, “可这埃博拉出血热要比非典凶残100倍呀!”

但幸运的是, 这位“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躲过了一劫。4月7日, 曹广与第一例埃博拉患者接触满21天;4月14日, 他与被感染的医护搭档接触满21天。安全度过了两个21天的隔离期后, 终于解除了被病毒感染的威胁。

紧接着, 除几内亚外, 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等西非4国也先后出现埃博拉出血热暴发。曹广说, 今年是埃博拉出血热疫情最严重的一次。疫情发生后, 尽管西方国家的医生纷纷撤走, 但中国医疗队还是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 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 顽强坚守在抗“埃”一线。

曹广介绍说, 埃博拉这个陌生的怪物很凶险:第一个病人意外感染之后, 病毒会通过患者的体液进行传播, 通过直接接触患者的血液、唾液、尿液、粪便等分泌物, 甚至通过飞沫、呕吐物、汗液都可以传播。一旦这些传染物质侵入到人体内, 因为没有治疗方法和预防疫苗, 没有血清疗法, 伴随着的就是很高的感染风险和致死率。

因此医疗队迅速制定了相关防控措施。要求接触感染性疾病患者时要加强个人防护, 包括戴口罩、手套, 勤洗手, 注意接触部位的消毒。尤其接诊疑似病例时, 要隔离处理, 穿防护服、戴护目镜, 并尽可能减少接触。

除加强自我防护外, 医疗队还考虑到人们对传染性疾病的隔离、防护意识不足, 因此他们还积极为当地人以及大批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传授防护知识。

具体防范措施包括, 对房间和办公室消毒, 减少人员外出和外来接待。外出佩戴手套和口罩, 归来车辆和人员完全消毒等。由于措施得当, 几内亚数万名中方员工和当地雇员至今无一人感染埃博拉。

中国医生 篇10

百优解是礼来公司的用于治疗抑郁症的产品。2010年, 百优解中国上市15周年;2010年, 百优解推出新的形象。“激活内在动力”不仅是百优解的受体药理学特色, 今天更赋予了情感的内涵:“最爱”是内在的源动力。

百优解作为一款抗抑郁的药物, 在2010年初提出了“最爱”的概念, 最爱指的是每个人内心动力的源泉, 当失去心中“最爱”的时候, 也就失去了内在的源动力, 失去了希望, 生活将处于低动力的状态。

现代社会中, 越来越多的人群由于种种的原因失去了心中的“最爱”。人群中, 当孩子失去“最爱”, 也许生命将从此灰暗;当忙碌的白领由于压力过大等种种原因而失去心中的“最爱”, 从此抑郁, 轻生, 也许生命将从此黯然失色;当孤独的老人独自坐在轮椅之上, 也许生命的长度对于他们已毫无意义。现代生活的快节奏, 让越来越多的人群失去了心中的“最爱”。变成了低动力人群。

寻回我们心中的“最爱”, 激活内在动力, 已然成为了一种社会的使命!

项目策划

1、公关目标

1) 精神科医生的最爱之一是他们的职业荣誉感, 在帮助他人找回笑容的行动下, 感召更多人行动起来帮助他人。

2) “最爱路线”不同于以往的学术活动, 更多地是期待全社会能够关注低动力人群, 找回自己的“最爱”。

3) 我们也期待着“最爱路线”汇集起强大的品牌精神力量, 使百优解成为抗抑郁文化的象征。

2、目标受众

目标受众分两个层次:首要层次是社会群体中的低动力人群, 其次是全国各地的精神科专家以及学者。

公关策略

从2010年开始, 百优解将启动最爱路线—精神科医生爱心中国行活动, 活动将从云南开始第一程, 接下来分别将经过广西、贵州、四川等更多的省市, 一年一度的最爱路线每次历程五日, 2010的最爱路线前往了昆明市戒毒所、楚雄明德希望小学、大理州第二人民医院进行一系列活动;2011年的最爱路线在广西, 走过了南宁市儿童福利院、广西脑科医院、荔浦县养老院这三个地方。通过在不同的群体中进行一些列的公益活动, 让更多的人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全国各地的温暖和关怀, 同时也让精神科的专家及学者能够在给予处方之外更多的人文关怀、医生的天职不仅仅局限于开处方, 更多的是爱的奉献和唤起社会对于弱势群体, 尤其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关注及关爱。

传播策略

传播策略分为预热期、跟踪器以及持续期。

第一部曲预热期:传播目标是为活动造势, 将以医生专访的形式, 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城市低动力人群以及患病人群的生活现状和治疗状况。

第二部曲跟踪器:传播目标为引爆活动, 将以平面媒体连载和医生专访形式,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此次活动, 扩大活动效应, 唤起公众对低动力人群的关注, 更希望借助此次活动可以让更多的人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共同寻回心中最爱、激活内在动力。

第三部曲持续期:传播目标为扩大报道, 将以后续软文报道形式, 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城市低动力人群的广泛程度, 并呼吁公众积极生活、远离低动力, 维护自己的最爱。

项目评估

百优解最爱路线开创了处方药传播新方式, 弱势群体在感知中体会百优解和礼来公司的人文关怀。精神科医生从活动中提升了职业荣誉感。他们以活动为平台为慈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唤起了社会公众对于弱势群体以及低动力人群的关注以及关爱。

于活动参与者的全国专家, 从情感层面上体验产品的诉求。

于活动的所经之处及其人群, 真切体会品牌的关怀度和真正的从中有所收获。

中国式家庭医生亟待破题 篇11

人才缺口极大

不少医疗行业人士都愿意给家庭医生加上定语，比如“中国式”家庭医生或者家庭医生式服务，因为与欧美的私人医生不同，我国家庭医生服务对象是辖区内的签约居民，定期对他们进行健康评估，提供有针对性的基本医疗服务。按规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原则上应当采取团队服务形式，主要由家庭医生（全科医生）、社区护士、公卫医师等组成，但根据目前试点家庭医生的城市情况来看，全科医生短缺制约政策落地。

根据意见，2016年，将在200个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鼓励其他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开展试点。“我实在很难想象，到2020年能够实现家庭医生全覆盖，因为社区基层的家庭医生不仅数量少，流动性还大，”海淀区一家社区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把医生留在基层，我们努力帮助外地医生落户，但拿到户口就走的情况在过去几年中时常出现。”

早在2010年，北京就在全国率先推行家庭医生式服务模式。但现实推行中，医疗人才短缺，成为“家庭医生”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长期从事医疗卫生信息技术服务的北京安网沐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余立新介绍，该公司曾做过调研，发现以甘家口社区为例，该社区有15万左右居民，还有3万外来人口，但只有数十名社区医生，其中全科医生只有30人。

“按照北京市的相关规定，每个家庭医生团队可以负责600户家庭，每户以2.5个人来算，可以服务1500人，这样一天的工作量都非常大，如果未来要覆盖更多数人群，则可能会导致服务质量下降，但要想在几年间增加几十万家庭医生则较为困难，预计未来国家还会进一步出台细化政策。”前述海淀社区医院负责人说。

8万封顶薪酬将成历史

其实，人才短缺的背后，收入少是重要原因。不少业内人士反映，长期以来，家庭医生式服务没有一套完整的价格体系，虽然医疗保险可支付药费，但并未将家庭医生提供的健康管理和咨询服务纳入付费范围。另外，以北京为例，不少区都规定，社区家庭医生的年收入不能超过8万元，这样的薪酬封顶制，让很多医生缺乏工作积极性。“对于家庭医生来说，干得越多，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再加上没有激励机制，谁也不愿意多出力。”隆福医院副院长王元利表示。

对此，意见明确要建立签约服务激励机制，合理确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绩效工资总量，使家庭医生通过提供优质签约服务等合理提高收入水平。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支结余部分可按规定提取奖励基金。二级以上医院要在绩效工资分配上向参与签约服务的医师倾斜。由此家庭医生8万元封顶薪酬将成历史。

王元利认为，有了上述激励机制，可以调动医生积极性，另外，因为家庭医生属于国家明确鼓励的发展方式，所以各区政府也更有底气支持这一服务新模式。据透露，东城区计划在17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尝试，以打包的形式购买家庭医生服务，如果区政府能够加大资金扶植力度，则可以大大缓解家庭医生长期遭遇的“财”荒。

20多万家民营医疗机构受刺激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家庭医生新政中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非政府办医疗卫生机构（含个体诊所）提供签约服务，并享受同样的收付费政策，且随着全科医生人才队伍的发展，逐步形成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签约服务队伍。“这一表态对全国20多万家民营医疗机构是一大利好。”北京市非公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锡银表示。

据分析，我国现有超过20万家民营医疗机构，但在医疗市场上占比仅为10%左右，绝大部分医疗服务还是由公立机构提供，这也造成了社会办医资源闲置等问题，接下来，随着家庭医生政策的推行，给了民营医疗机构走入家庭的机会，但家庭医疗服务有自身的特殊性，还需要政府部门对行业加以引导和规范。

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也称，家庭医生这个平台是各类资源聚集的枢纽，这意味着民间力量也可以开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公立机构平等竞争。社区家庭医生服务还可以有很多延伸服务，比如健康管理、老年护理、个性化需求等，不仅如此，“利用互联网医疗技术、健康商业保险、社会健康管理机构等创新更多服务组织模式，这些机构也都可以在平台上服务”。

中国医生 篇12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卫生法学会会长、解放军第150 医院院长高春芳教授就如何解决“我国儿科医生极为短缺”这一话题,接受了本刊“两会”特派记者的采访。

现状“:千儿半医”

高春芳委员首先介绍说:“《2015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 的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1 千名儿童只有0.43 位儿科医生, 也就是说每2300 名儿童患者才能配备1 位儿科医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千儿半医’的出处。 ”

“ 这种情况以河南省最为严重, 平均每5000 名儿童才有一个医生。 ”高春芳委员继续说,“我国儿科医生总量不足、 结构不合理、医疗资源短缺的局面,必将继续造成儿科医生不断‘逃离’而青黄不接,其后果实在令人担忧! ”

高春芳委员继续分析说,当前国际儿科医生与患者的通行标准是“千人一名”,也就是一千名患者拥有一名儿科医生,但在我国还远远达不到此标准。 目前,全国儿童专科医院仅有68 家, 为1.3 万家医院总数的0.52%;全国共有儿科床位258224 张,仅占全国总床位数的6.4%。 截至2014 年,我国儿科床位缺口约9 万张, 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缺口至少为10 万人,儿科执业(助理)医师中有23% 为助理医师, 本科以上学历仅占33%。 远低于临床执业(助理)医师中本科以上学历49.1%的比例。

“儿科医生的缺编和结构上的不合理,其结果就是走进儿科医生超负荷运转、儿童看病难得不到解决的恶性循环怪圈。 ”高春芳委员继续分析说,“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栏目报道: 某儿童医院门诊大厅1500 至2000 人次流量,9 个专家站每天都是排得满满的,3 个急诊医生轮班倒,3 天一个夜班,从下午17 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 点,接诊100 多个患儿,整夜不能睡觉;而综合医院的儿科住院医生晚上12 点以前都没离开过病房, 有时甚至通宵;此外据我了解, 上海某医院入冬后,接诊患儿增加近20%, 无奈贴出告示:‘儿科急诊内科等候时间需要6 小时,有高烧的小朋友请先服用退烧药。 ’广州一家三甲医院也无奈告知, 因儿科医生严重短缺,被迫限制急诊儿科服务,只收治危重患儿;南京某三甲医院的儿科曾经宣布停诊,其原因是该院唯一一名儿科医生病休假。另外有调查显示:很多医院儿科医生根本不敢休假。 ”

“这些资料说明:我国儿科医师短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高春芳委员归结说。

原因:五大因素

那么,我国儿科医生紧缺的原因是什么呢? 高春芳委员认为,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因素———

一是儿科医学自身因素。儿科是一个专业性、特殊性、实践性较强的独立专科。由于儿科患者病情复杂、变化快,病情一旦加重就会危及生命,而患儿年龄小、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病情,医生完全凭借自己的经验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因此,儿科医生俗称“哑医”。儿科医学的特殊性,造成医生身心压力大,人员流失也比较严重。

二是患儿父母因素。由于家长缺乏基本的医疗常识,无法对孩子的病情做出正确判断,一旦儿童身体不适, 第一选择就是送医治疗,直接增加了儿科医生的工作量。我国儿童多为独生子女,送医时陪护人员较多,导致儿科诊室内经常人满为患, 易使患儿家长情绪焦躁,且儿童疾病具有病情复杂的特点,部分患儿的病情会出现难以控制、病症无法确诊的情况。医务人员在接诊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家长的抱怨、指责、不理解、不信任等负面情绪。 部分家长不信任医生,只追求良好的治疗效果, 一旦出现问题,就将责任完全推给医院与医生,甚至采取过激手段。儿科医生在嘈杂环境下完成高强度工作,精神与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三是待遇较低。 目前,社会上流行顺口溜:“金眼科, 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其原因就是风险大, 地位及待遇低。 儿科在医院地位很尴尬,因为用药量少,检查也少,收费相对要低,造成儿科创收少,在医院中“不受待见”, 这会直接影响到科室医生的绩效收入,使这一职业失去吸引力。 尤其是男医学生,一般都不会考虑选择儿科。

四是专科教育缺失。儿科医生的减少也与我国招生政策有关。儿科本科专业从1983 年开始设立,但1998 年7 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却取消了儿科学专业;次年,多数医学院校停招儿科专业, 被合并进了其他专业。儿科医生培养机制的变化致使儿科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分布失衡,加大了供需矛盾,进而加大了儿科诊疗的医患矛盾和儿科医生的职业风险等。 为此,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 年通知, 将为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人员开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 那么,这会不会变相降低儿科医师执业门槛?同时,也引发了部分家长担忧。

五是人才基数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停办儿科专业的问题逐步凸显,儿科专业人员出现断层。 从职业教育层面,社会普遍轻视职教使儿科尚未形成与当今社会经济需要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体系和相应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基层儿科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来源于院校、职教毕业生从业后再教育人员,由于基层普遍存在儿科培训经费不足甚至缺失问题,使医疗卫生人员基本上集聚于大内科、大外科,造成卫生、保健等基本儿科卫生人员结构不合理,进一步导致儿科专业从业人数短缺。

建议:多措并举

针对上述“五大因素”,高春芳委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的放矢地提出了五项建议———

首先, 要设立儿科培养基地。国家儿科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远期目标,政府应加大投入。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建立儿科培养基地,专门培养基层在职儿科医生,以提高基层儿科医生的诊疗水平。

其次,要广泛恢复儿科医学专业。国家虽已做出恢复儿科专业的决定,但是,希望根据区域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广泛恢复,而不是几所院校的恢复。 同时,根据医学院的资源和社会需求招生,增加儿科本科和研究生数量。

第三, 要大幅度提高儿科待遇。 面对市场经济, 儿科是难以“自负盈亏”的,所以,政府应该有政策倾斜, 对儿科医生在工资、晋升、 深造上给予提高财政扶持力度,同时提高儿科服务价格。

第四,要在二级医院设立小儿专科。 目前,三级以上医院基本上都有儿科;而我国农村儿童比例高于城市, 多数县级医院没有儿科;因此, 二级医院应该设立儿科,为广大农村儿童服务。

第五,要合理优化配置。 鼓励儿童专科医院在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开设门诊部, 或者向二级医院、社区医院输出品牌和管理,让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最后,还要加强儿科基本常识的普及。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又将引来生育小高峰,儿科必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因此,各级政府、社区要加强儿科基本常识的普及, 包括常见病的预防与处理,让父母学会预防疾病, 处理小病,以缓解医院和医生的压力。

高春芳委员最后强调:“‘二孩’政策已经开始实施,未来,儿科患者的治疗、 儿童健康保护等问题,必将日益严峻,因此,我国儿科医生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只有正视现实、多措并举, 才能尽快改善这一被动局面,切实保障我国两亿多儿童的生命健康安全,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话题延伸·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副院长孙丰源———“五管齐下”缓解儿科“患多医少”难题

据调研,我国儿科医师数量的缺口约为20 万, 这已经成为儿童就医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各医疗机构为解决儿童看病困难,开展了多项举措,如新建儿童医院,改善就医环境,优化就医流程,延长应诊时间等。尽管如此,由于儿童患病的特殊性,仍然使儿童就医难上加难。每位儿科医师每天面对百名以上小患者的情况已是常态, 加上儿童患者问诊困难,检查不易配合, 治疗不易配合,又要在限定时间内处理完善,谈何容易?! 长期超负荷运转也严重威胁着儿科医生的身体健康,不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解决医院儿科“患多医少”的窘境,是贯彻我国生育二孩政策的顺利执行,做好儿童医疗服务的关键。 为此建议:一要增加医学院校儿科专业的招生数量。建议教育部加快制定招生政策,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医科院校儿科专业扩大招生,并建立一系列培养激励机制,在招生,奖、助学金政策上给予优惠, 加快儿科医生的培养,为医疗机构儿科输送后备医生。二要加强政府投入。建议各地政府对目前儿科“患多医少”的现状充分认识, 面对今后可能规模更大的儿童就诊高峰,未雨绸缪,提早准备,增加有效的政府投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扩大医院儿科的规模,改善医院的硬件条件, 优化就医流程。三要加强儿科医生的专业化培训。四要适当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和鼓励医生转岗。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不利局面,要适当提高儿科医务人员的待遇, 体现真正的劳动价值;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医生可向儿科转岗,以政策导向的作用发展和稳定儿科队伍。五要提高基层单位儿科的医疗水平。目前我国儿科资源分布不均,导致我国儿科医疗服务能力不均匀。应建立儿科专业的各种形式的医联体,三级医院与基层单位服务并轨、联动,做好双向转诊,使儿科医生的医疗水平趋于“平等化”,最大限度提高全体儿科医生的医疗服务,使儿科患者分散就近医疗,缓解“看病难”。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医疗资源应进一步下沉,充实到基层

大医院的挂号难和儿科医生短缺等问题,说明医改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分级就诊制度需要逐步落实,公立三甲大医院的医疗资源应该进一步下沉, 充实到基层医院去。 医改、公立医院的改革应该先开刀。 大医院不开刀,老百姓的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徐钧健———儿科行业收入基准线应由政府尽快设定

在儿科“看病难”的背后,儿科招生难、医护人员大量流失、儿科规模被压缩等问题近些年逐渐浮出水面。儿科是主要依靠技术性劳动提供服务的科室,劳动价值扭曲的表现就是儿科医生工作辛苦却收入低。吸引力的丧失必然造成儿科招生难,医护人员大量流失。 而且, 儿科的经济效益始终垫底,在一些医院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下,儿科规模被压缩到极点。

鉴于以上因素,我建议应当提高儿科医护人员收入水平。对此可采取以下两个具体方案: 第一,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儿科医生收入的水平线,在综合、客观评价国内各行业收入平均线基础上,设定儿科医疗行业收入基准线,在儿科医疗服务市场化运作收益不足以维持这一基准的,由政府财政对人头费进行补偿;第二,在收支两条线的框架下,参照公务人员分配办法, 实行国家统一薪金制度+20%左右绩效奖励的分配方式。

目前我国总量巨大的医疗资源被集中配置到少数中心城市,少数中心城市的资源又被配置到少数医院,甚至更加集中配置到少数“中心”。这种过度集中化的资源配置,造成了儿科医疗需求向少数医疗机构过度集中的群体性行为,一旦遭遇大范围医疗需求,就形成了供需的严重失衡。因此我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还建议,实行“政府+市场+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 政府投资以均衡化为原则,重点向贫困、 落后医疗教育和服务机构倾斜; 市场投资以效益化为原则,向高效、专业化机构集聚;鼓励社会慈善投资向公益性机构集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要建立儿科医生规范培养的长效机制

破解儿科困境既要有权宜之计快速补短板,又要深刻解析形成困境的根源,从医学教育、医疗体制入手, 形成长远可行的战略规划,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因此,我们要完善儿科医疗风险保障制度,增加儿科岗位津贴,改变儿科医生任务重、风险高、待遇差的现状,特别要为选择到基层医院儿科工作的医师提供可靠的福利和成才保障。

儿科与其他科室不同,医生除了学习专业学科知识,还要学会与不会说话的孩子的相处之道。设立儿科人才培育专项基金,建立儿科医生规范培养的长效机制,在政策引领下, 增加全社会的力量和投入, 多方共建儿科医生培养基地,包括引入民营资本等。 因此,第一要建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医学人才培养的供需平衡体系。 改善现有不合理的儿科医护的待遇,稳定现有队伍, 不断吸引新的人才补充。 第二建议建立儿科医生规范培养的长效机制。 第三建议尽快形成信息化、链接式的儿科医疗服务网络体系,提升儿童医疗的社区基本保障能力, 小病不出社区, 同时加强重症诊疗中心建设。这样便可以有效地对儿科诊疗的需求进行分流。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外科主任刘迎龙———鼓励儿科医生开办私人诊所

我建议允许在职儿科医生开办私人诊所, 以缓解儿科看病难。儿科缺人啊! 先不说其他因素,你知道儿科医生待遇低到什么程度?以我所在的小儿心脏外科为例:一台先心病患儿手术需要3 到4 个小时,需要10 个左右的医护人员,他们从早上9 点开始手术到晚上七八点,可以做三四台手术,每台手术800 到1000 元, 而一个进口手术补片的价格是1.1 万元,一台手术费用不到一个补片的1/10,还要十来个人分,年青医生谁愿意干这活儿?

儿科医生有着职业风险高、医患矛盾多、工作时间长、负荷重等特点,这导致医学院校毕业生不愿意从事儿科。 我曾经到基层调研,有一个医院26 年没有人应聘儿科医生,只有两位年迈的老人在应付着门诊。尽管我所在的科室患者很多,医生收入还算可以,但依然有流失。 据我调研,其他医院儿科医生流失比较普遍,儿科看病怎么能不难?!

鉴于上述情况我建议,支持副主任医师级别以上的儿科医生开设私人诊所, 或挂靠在社区卫生机构开办工作室, 利用休息时间为孩子们诊疗,晚上和周末都可以坐诊。这件事政府应当大力支持。 因为这种形式可以充分发挥现有儿科骨干医师的积极性。 如果他们能在家附近开设个人诊所, 在休息时间照顾社区联系范围内的患儿, 基本可以解决绝大部分儿童的常见病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北京、 上海、广州、杭州、重庆等大城市,效果会更好。而且儿科医生下到社区,既有利于患儿就近治疗, 还有助于医患之间的沟通;病情如有变化,可及时转入大医院治疗, 起到双向转诊的作用。政府部门应该鼓励这种做法,比如30 元的诊疗费,政府再配套补贴30 元,而且,这笔收入还应该免税。

另外我还建议国家要出台一些配套政策,如与医保接轨、医生所开处方予以报销等等。这样才有利于促使儿童常见病例向基层诊所流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妇联副主席郑珊———应给儿科青年医师增发专项津贴

儿科操作精细度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缓解儿童医疗日益加剧的困境,解决儿科医生“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的根本问题,应适当上调儿科医疗服务价格,改变目前严重偏低的不合理价格体系势在必行。薪酬待遇问题是核心问题,建议直接给儿科规范化培养基地的青年医师增发专项医护津贴,以吸引选择儿科的青年人才。 此外,还要加大对儿科医疗事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儿童专科病床日常运营补给,增加儿童保健和儿科疾病的专项研究基金,加大对儿科诊疗大型专用设备无偿支出,在学科建设上体现儿科事业的重要性和保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