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文化（精选8篇）
医生文化 篇1
《乡村医生》是卡夫卡生前所喜欢的为数不多的短篇作品之一, 著名日本动画导演山村浩二将其改编为影视版的《乡村医生》。日本动画家改编德语作家的作品, 从德语文化到日本文化, 跨越了两个不同的文化圈, 这中间涉及跨文化传播的因素。那么山村浩二以德语文本《乡村医生》为根据创作动画片时有没有加入日本文化的元素, 以及他有没有保留德语文化的痕迹呢?笔者试图从跨文化的视角一层层剥开这一传播过程, 弄清该过程中存在的跨文化因素。
1、动画片《乡村医生》简介
《乡村医生》写一个乡村医生冒着风雪深夜出诊, 最后却在严寒中流浪, 永远回不到家的故事。作品充满由现实因素与非现实因素、尘世物象与其荒诞属性交互叠加而造成的神秘气氛, 在现实的逻辑关系中表现出非理性特征。
卡夫卡还用《乡村医生》为自编小说命名, 并在他生前出版, 其中收录的有《皇帝的圣旨》, 《往事一页》等作品, 由此也可见《乡村医生》这部作品对他的重要性。另外, 这一点在他的日记中也有所体现。短暂的满足我尚还能从如《乡村医生》这样的作品中获得……但是幸福却只有当我能够将世界升华进入纯洁、真实、不变的境界时才会莅临。——摘自卡夫卡的日记[1]
山村浩二系日本动画导演, 1964 年6 月4 日出生于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风格多变是他动画作品的主要特征。山村浩二是当下日本独立动画的先锋, 日本实验动画相对于商业动画有着更高的艺术魅力。山村浩二的《头山》, 叩响了第75 届奥斯卡的大门, 又获得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专门的独立动画电影节——广岛国际动画电影节——的大奖。而他是继在第一届广岛国际动画电影节上获得最优秀奖的已故日本漫画之神手冢治虫以来, 第二个获得该项殊荣的日本人。[2]
卡夫卡是超现实主义文学巨匠, 山村浩二在在转译这篇小说时在其中加入了超现实主义元素, 突显了这种幽闭叙事的非真实性的梦境感。《乡村医生》又是典型的表现主义小说, 动画片《乡村医生》同时使用表现主义的手法转译了它的精髓, 像他《头山》一样注入了自己独到的观念。正是由于山村浩二对卡夫卡作品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解读, 并运用独到合适的表现方式, 才使得动画片《山村医生》成为原版小说的绝佳转译。
2、卡夫卡《乡村医生》在日本的传播
卡夫卡生前只发表了少量作品, 只在文学圈中享有声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知名度才有所提高。而开始形成研究卡夫卡的气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随后卡夫卡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 接着才形成了一股“卡夫卡热”。而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为什么被日本人接受, 而且为什么《乡村医生》以动画片的形式被日本人接受?
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在《传播是怎样运行的》一文中写道:“当我们从事传播的时候, 也就是在试图与他人共享信息—某个观点或者某个态度……传播至少有三个要素:信源、讯息和信宿。”[3]
传播学发展至今经历了不同的传播模式, 包括传统线性模式, 控制论模式和系统模式。总结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和得弗勒模式得出信息传播中的关键要素分别是信息发出者, 信息, 信息接受者和载体。
我们可以把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在日本的接受过程看成是一个信息传播过程, 并且套用传播模型。卡夫卡就是信息的发出者;《乡村医生》是传播的信息;动画片是信息的载体, 也就是传播方式;日本就是信息的接受者。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在日本以动画片的形式被接受应该与这四个方面有关系。
2.1 卡夫卡风格
荒诞在卡夫卡那里不仅是一种思维特征, 也是他的主要艺术特征。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整体荒诞而细节真实。所谓整体荒诞是指作品的中心事件的荒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变形记》中, 荒诞的情节尤为令人称奇。主人公推销员格里高尔 · 萨姆沙一天早上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人无缘无故, 不明不白就变成了虫子。
此外, 表现主义特别是超现实主义更把梦幻作为美学上的追求目标, 故而梦幻成为这一时期非理性的荒诞文学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书信、日记中都津津有味地记载着和谈论着梦的奇境。他谈到创作“是一只从黑暗中伸出的手”, 必须在“身心裸露”的情况下“一气呵成”。他的成名作之一, 短篇小说《判决》就是这一直觉状态的产物, 作者说它“是一个夜晚的幽灵”, 一致五个月后看校样时才弄清其中的人物关系。根据梦幻的特征去看卡夫卡的许多作品会更便于理解。如那个看不见而走不到的城堡, 在梦境中是完全可能的。这方面, 《乡村医生》尤为典型。[4]
2.2 原著《乡村医生》的特点
在《乡村医生》中, 我们发现, 卡夫卡经常面临某些事情时若即若离, 欲做又止。这矛盾“像磨盘一样研磨着”他。在乡村医生还没有出发去病人的家里时, 就已经面临了一个两难的选择:是响应急诊的铃声, 去尽一个医生治病救人的天职, 还是拯救自己以前忽略了的忠实的女仆罗莎于被侮辱?原本他决定即使放弃医生的职责也要救罗莎, 然而当他被飞驰的马车拉去病患者家里的时候, 似乎又把罗莎给忘记了;当他给病人做诊断时又突然想起了罗莎, 又焦急地想要回去救她;但当他要走的时候, 尽管心情急迫却没有拒绝病人家属的挽留。可以想见, 他的思想一直在救病人还是救罗莎之间摇摆, 但那无用的焦虑使他谁都救不成。
到最后他的这次出诊是徒劳的。在卡夫卡所经验和揭示的荒诞世界里, 有一幅图景是令人难忘的, 即人的努力与结局的无效之间的消解情景。
2.3 动画片
动画是通过对一系列单个画面连续逐格拍摄在胶片上, 在播放时所产生的运动视觉的技术, 这种视觉是通过胶片, 以一定速率放映的形式而体现出来的。动画是一种动态艺术, 是一系列相关画面每一格与前一格有所不同的变化。动画原本是无生命之物, 经过创作者的意念或手法, 而成为活生生的电影。[5]
在真人实拍的影片中, 故事越是贴近生活本身, 越真实, 就越能激发观众的热情。而动画电影却相反, 动画以无限的想象和丰富的表现力, 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幻想世界, 充溢着超现实主义的幻想或神话的色彩。它把观者带入超越想象世界的故事中, 成为补偿人类精神世界中象征性的一个幻想。[6]动画片更能表现超现实的体裁, 实现人们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许多梦幻。
而且动画片的两大特征是夸张和变形。夸张体现在情节夸张, 构思夸张, 造型夸张, 形态夸张, 动作夸张, 物理性夸张和速度夸张。变形体现在夸张弹性的变形, 夸张惯性的变形, 夸张力量变形和夸张情绪的变形。换句话说就是动画片善于用夸张变形 (抽象) 的事物表现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情景。
2.4 日本文化
卡夫卡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作家。然而他的作品在接受过程中并不曾是顺利和正面的。肯定或否定以及接受过程中采取的观点方法受制于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代的政治状况、社会发展、文化取向、思想潮流。接受过程反过来又反映出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接受能力、意识形态、思潮方向。[7]
谢莹莹在分析卡夫卡在世界各地的接受情况时指出, 卡夫卡文学作品在传播和接受过程受接受国文化影响。而日本文化的什么特性决定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在日本传播呢?
日本的文化特性与日本独特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由于日本“岛国”的自然特征, 孕育出日本对自然无比崇拜的民族本性。在与自然的抗争中, 培养了日本人对内狂欢和对外含蓄的矛盾性格;在不断地学习外来文明中, 日本文化保持着自我个性的同时, 也培养了吸收外来文化的习惯。矛盾性和杂糅性便成为日本文化的最主要特征。[8]
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 · 本尼迪克特曾经写过一本专门研究日本文化的著作《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 “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 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 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战刀和菊花是这幅画的一体两面。日本人极富攻击性又不冒犯人, 既穷兵黩武又有审美情趣, 既骄横又和蔼, 既僵化又善变, 既恭顺服从又顺应新潮。他们非常担心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 当别人没有察觉到他们的过失时, 他们又因愧疚而惴惴不安。他们的士兵既俯首帖耳, 绝对服从, 又桀骜不驯, 长有反骨。[9]从书中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日本人性格的两面性和复杂性, 也正是日本文化杂糅性和矛盾性造就了日本人具有如此的性格特点。
通过分析这四个方面, 我们就会清楚卡夫卡的《乡村医生》以动画片的形式在日本的传播过程。首先荒诞和梦幻是卡夫卡写作的风格, 用真人扮演的电影很难表现卡夫卡作品的灵魂和真谛。而动画片充满着超现实主义的幻想或神话的色彩, 动画片去演绎卡夫卡的作品, 恐怕没有比其更适合的了。此外《乡村医生》这部作品表现了医生在出诊过程中的无奈, 矛盾和徒劳, 而日本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矛盾性和杂糅性, 这部作品更能引起日本文化受众的共鸣。由以上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所以卡夫卡《乡村医生》以动画片的形式在日本传播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了。
可是卡夫卡是一个德语作家, 他的作品应该具有德语文化的印记。那么《乡村医生》以动画片的形式在日本再现以后, 还能保持原汁原味吗?它是不是会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呢?
3、跨文化视域看动画片《乡村医生》
“文化与传播是一体的, 恰如一种‘波粒二象性’——它的‘粒’是文化, 它的‘波’是传播”。[10]一部德语作品被转译为一部日本的动画片, 该转播过程从德语文化到日本文化, 跨越了两个不同的文化圈, 所以这部作品可能会发生一些不一样的反应。笔者试图一层层剥开这一跨文化传播过程。
3.1 跨文化视角
“文化”这一概念, 常常被人们使用, 但是人们并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许多不同学术背景的人都尝试给文化下一个定义, 但至今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儿笔者选取一个比较被大众接受的定义。
在文化人类学中, 文化主要是指那些既存在于人的行为中, 又存在于他的精神和物质产品中的构想、信念、观念和世界观所组成的系统。简单的说, 文化就是指人类生活的以及人类实现自我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和方法。[11]文学作品和动画都是社会中的人创造的艺术, 体现着人的主体性。人类在创造的过程中上必然受到所属文化的影响, 所以人所创造的艺术能够代表所属文化, 而且能够反映所属文化。
《乡村医生》是卡夫卡的得意之作。卡夫卡用它诉说故事, 表达感情, 这其中必定夹杂着卡夫卡的思想。每个人作为个人和有个性的人都会受着他所归属的、生活在其中的文化的影响。卡夫卡是一位德语作家, 所以他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表达都会受到德语文化的影响。那么我们可以间接的发现, 《乡村医生》这部作品中应该也包含德语文化的因素。
再次套用上面的传播模式, 可以把山村浩二看做是信息接受者。接受信息后, 山村浩二对《乡村医生》进行解码, 然后重新编码。在编码的过程中, 山村浩二对原著进行了再次创造, 以动画片的形式重新讲述了乡村医生的故事。山村浩二是一位日本的动画家, 他的行为和思想都会受日本文化的影响, 所以他对《乡村医生》的解读也应该有日本文化的元素。
一般来说, 人们并不能意识到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是受其文化影响的, 而在其他文化里的人们有着其他的、自己的看问题的方式、自己的价值观和规范。只有当两个不同的文化碰撞时, 通过比较才能发现文化影响的痕迹。我们作为中国文化圈里的人, 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当我们在观看山村浩二动画片《乡村医生》时, 相当于中国人看日本人改编的德国人作品的动画片, 这一行为跨越了三种不同的文化。而多重文化碰撞的过程能使跨文化的因素更好的显现。
3.2 日本文化因素
通过观察和研究, 山村浩二导演改编的《乡村医生》经过他的理解、诠释以及再创作, 有如下几处比较明显的带有日本文化因素的内容。
3.2.1 变化着的人脸
在表达卡夫卡原著中“我从未这样归家”“那混蛋马夫在我的房子里胡作非为”“罗莎成了他的牺牲品;我不愿再想下去了”这种思维的转换的时候, 在短片18 分05 秒处山村浩二通过能剧的一种艺术形式—能面, 即一系列面具化的人物性格和独白, 使得乡村医生的头不断变化, 从医生变为了马夫和罗莎, 这一夸张的表述使得医生内心矛盾的独白和担忧表露无遗, 使得接受者更好的领会原著的意图, 可以说非常完好的传达了原著的表述。
3.2.2 日本礼仪90°鞠躬
卡夫卡文本中介绍家人出现的时刻:“病人的父母急急忙忙地跑出房子;后面跟着病人的姐姐。”在短片的6 分22 秒处, 可以看见是父亲先大步地跑出房子, 紧跟着母亲和妹妹鞠躬走出房子, 恭恭敬敬地迎接乡村医生。在6 分30 秒处“他们几乎是把我抬下了车;他们语无伦次, 我什么都没明白”在原著针对此处的描写, 山村浩二演绎为了他们把乡村医生抬进了屋子, 伴随着一阵嘈杂的说话声音。至于乡村医生是否听得明白, 观众不得而知。在表达原著“母亲站在床边, 引导我过去”的时候, 在短片8 分35 秒处, 母亲弓着腰成90 度姿势, 伸出双手面向生病的孩子, 示意医生过去。较为丰富的还原了卡夫卡的描述, 同时也在表达敬意的思想上使用了日本90 度的鞠躬, 表达最隆重和真心的感谢。
日本人的鞠躬不同的角度表示不同的程度, 分为集中:
1、礼节性最高的90°的鞠躬, 表示特别的感谢, 特别的道歉。
2、45°的鞠躬, 一般用于初次见面, 也应用于饭店或商场等服务员对顾客的欢迎。
3、30°的鞠躬, 一般用于打招呼的时候, 比如早上遇到同事的时候, 也可以用于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之间。
另外, 日本人不但说话的时候用鞠躬来表示一种礼貌, 即使在接电话的时候, 也是一边点头一边说的。例如在电话里说“はい”的时候, 如果不点一下头, 会感觉很不舒服。[12]
3.2.3“能”或“能剧”中的配乐
山村浩二在给动画片配背景音乐时也是别出心裁。原著《乡村医生》描写的整个氛围给人一种幽闭和恐惧的感觉。在短篇中, 山村浩二多次借助日本传统能剧中奇诡的配乐很好地诠释了原著卡夫卡《乡村医生》的这一环境特点。
日本的能剧和狂言的产生可以追溯到8 世纪, 随后的发展又融入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 如杂技、歌曲、舞蹈和滑稽戏。今天, 它已经成为了日本最主要的传统戏剧。这类剧主要以日本传统文学作品为脚本, 在表演形式上辅以面具、服装、道具和舞蹈组成。[13]
山村浩二所改编的《乡村医生》有着明显的日本文化元素, 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属性。山村浩二的创作很好地体现了原作者卡夫卡的精神和思想, 同时也反映了日本文化。观赏者通过观看这部有着日本文化烙印的《乡村医生》也进行了无意识的跨文化体验和传播。
3.3 德语文化因素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 而且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很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它与中国文化也比较相近。所以笔者想通过对比短片中的事物形象与东方文化事物形象的不同, 间接找出西方文化的踪影, 进而推出山村浩二在塑造原著中的事物形象时仍保留的德语文化的痕迹。
3.3.1 人物形象
山村浩二在塑造《乡村医生》中的人物形象时, 结合日本动漫人物的画法的特征, 保留了西方人物的特点, 比如说高鼻梁, 黄头发, 络腮胡等等。从这些人物的外貌和面部特征, 明显的辨别出是西方文化的人物形象。
3.3.2 马车样式
传统马车的样式几乎都是单排二轮的车子, 且大多数带有棚子。而山村浩二在动画片中的塑造的马车是双排四轮的, 与东方文化中的马车不同, 所以笔者推测在塑造马车形象的时候, 山村浩二仍保留了德语文化的印记。
3.3.3 人物服饰
从动画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女仆穿着的黑色围裙以及披肩, 明显带有西方传统女士服装的特征。这种服饰与中国的女士的旗袍以及日本的和服都大不相同。很明显, 医生穿的是一身灰色的西服。西服, 起源于17 世纪的欧洲, 至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男士在各种场合的日常衣装。西服之所以长盛不衰, 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拥有深厚的西方文化内涵。
人物形象, 马车样式和人物形象是山村浩二改编过程中所保留的德语文化因素。因为这些东西处于文化冰山的最表层, 比较容易被观察到。
总结:
卡夫卡的《乡村医生》被日本的动画导演山村浩二拍摄成动画片, 并且拿下了动画片国际大奖, 这也是对山村浩二再解读《乡村医生》的认可。动画片《乡村医生》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 同时也有着日本元素。山村浩二作为一位来自日本的著名动画家, 从自身的角度对卡夫卡《乡村医生》进行了再次解读, 由接受者成功转换为传播者。
本文从跨文化角度对卡夫卡《乡村医生》的影视改编进行分析研究, 从传播学的角度理清了《乡村医生》以动画片的形式在日本传播的脉络, 并且挖掘出山村浩二在重新解读《乡村医生》时增添的日本文化因素以及保留德语文化的痕迹。最后, 希望本文能够启发读者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待和解读山村浩二改编的动画片《乡村医生》。
医生文化 篇2
2016最美乡村医生事迹记录一位八零后的乡村女医生，一直坚守在深山之中，在这艰苦条件下，用自己精湛的医术贴心为村民们尽心服务。以下这篇来自资料下载网整理的2016最美乡村医生事迹范文。
2016最美乡村医生事迹：
“人就算活150岁，如果没为别人做点有益的事，那也是虚度了年华。”钟晶，一个80后独生女，一个坚守在大山深处的乡村医生。xx年，她为了与在乡
镇工作的丈夫团聚，辞掉贵阳大医院的工作，来到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龙河村卫生室，做了一名乡村医生。不久，丈夫调入州府，她却仍然独自坚守。没有澡堂、时常停电、没有城市里五彩斑斓的时装和琳琅满目的零食，乡村的寂寞无边无际……但她一一承受，并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解除病痛。她的付出换回的，是乡村百姓无限的信任，以及来自网友的声声祝福，她是网民眼中“最美乡村女医生”。
劳动，是美丽的：贵州“最美乡村女医生”记事
她独自坚守在偏远大山中的村卫生室，用尽所学为当地老百姓解除病痛，把最美的青春留给了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网友称赞她为“最美乡村女医生”。
最近，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龙河村的乡村女医生、一个来自省城的“80后”钟晶成为网络红人。她的故事在网络多家论坛上流传。
五一节前，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来到大山深处的龙河村，走近这位甘于清贫寂寞、倾力治病救人的“最美丽”的劳动者。
记者到达时，临街的龙河村卫生室中，不少村民正在看病买药。一个温柔的声音不断叮嘱道：“老人家，这个药晚上睡觉时才吃。”“头痛粉吃多了不好，你要一盒我不能卖，但可以送一包给你吃。”
说话的就是钟晶。她出生于1982年，是个漂亮的贵阳姑娘，个子娇小，皮肤白皙，一双眼睛大而明亮。
xx年，她辞去贵阳长江医院的工作，跟随在乡镇工作的丈夫来到龙河村，为当地缺医少药的老百姓开起了村卫生室，这也是龙河村4000多名村民唯一能进行新农合报销的卫生室。
岂知两个月后，丈夫被调至黔西南州委工作。“走还是留?”她很纠结。她发现，由于贫穷闭塞，当地农村妇女大都缺乏基本的卫生保健知识，不少妇女患
妇科病后，找不到女性妇科医生，一直拖到病情恶化。龙河村还是个风湿病高发村，老人几乎都患有风湿病，一些村民40来岁就骨骼变形、直不起腰。而村民最缺乏的就是能够对症下药的好医生。
留下来为当地百姓治病!
下了决心的钟晶拿出2万元购买了理疗仪、治疗妇科等疾病的仪器，所有用具每周消毒一次，还按大医院要求设置了垃圾分类。龙场镇党委副书记孙志宏说，她的卫生室是镇里最正规的之一。
钟晶一家三代行医，她又托均为医生的外婆和母亲打听了一副治疗风湿的草药方。优秀乡村医生事迹48岁的龙庆昌患风湿病14年，多次外出求医花费上万元。“最后找到钟医生，20元6包药就好多了，介绍的几个朋友用药后也都有好转。”龙庆昌说。
村里不少苗族群众不懂汉语，她就靠打手势，或请懂汉语的苗族学生帮忙
翻译。2016年国庆节，钟晶还自掏腰包，请来贵阳的妇科专家为村民坐诊，她也趁机学习。“我为自己学有所用感到安心。”
早上7点20分钟晶就起床开门了，她在露天水管前洗漱完毕，不施粉黛就开始打扫卫生。不到20分钟，就有村民来输液。她来不及吃早餐，却关心病人是否饿肚子，并把豆浆分给病人喝。
“病人多时一天看上百人，一天只吃一顿饭，一直忙到晚上11点，有时脸也不洗，倒在床上一觉睡到天亮。”钟晶说。
但最初多数村民对这位年轻医生持怀疑态度，一天只有两三个病人。遇到不信任自己的病人，钟晶就先给他们配一天的药，仅两三元钱，告诉病人若有效再来。每个病人进门，她总是先端上一杯热水。
渐渐的，“钟医生医术高、态度好”的口碑越传越远，邻村的群众赶来找她看病，外地来的建筑工人也把这里当成
了“固定”医疗点。
医生文化 篇3
跨文化能力不仅指能在特定语境下正确利用语言形式来遣词造句进行交际, 更要求学习者对所学语言的社会规约和文化理念有一定的理解[2]。《实习医生格蕾》涉及的医疗场景数不胜数, 学生在观赏影片时不仅可以学习到鲜活生动的显性文化元素 (即英语语言的使用规则) , 还可以体会到语言中所承载的深层隐性文化元素, 从而提高自身跨文化能力。
1《实习医生格蕾》中显性文化元素的认知
对英文电影显性文化元素的认知, 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主要包括口语化表达和一些经典对白[3]。该剧中出现了大量的医学词汇和特定场景的口语表达, 只要勤于模仿并经常操练, 学生一定会在语言使用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1) 医学英语专业词汇的习得。如MR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为核磁共振成像, chief resident为总住院医师, page为 (通过扩音器、传呼机等) 呼叫, scrub up为 (医生在术前) 擦洗手和胳膊, pituitary gland为脑垂体, discharge paper为免责文件。
(2) 日常生活中的英语口语表达句子。如That is the gravy. (那是额外的奖励。) Lighten up. (放轻松。) It is very homework. (非常典型。) You are an ass. (你是个白痴。) I will get you covered. (我会罩着你。) My lips are sealed. (我守口如瓶。) Do not make a deal about it. (不要小题大做。)
2《实习医生格蕾》中隐性文化元素的移情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移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直接影响到跨文化交际的质量、效果和进程[4]。布鲁诺认为移情的字面意义是用自己的感觉去“体验”他人的感觉, 目的是实现一种“自我—你”的一致性[5]。
跨文化移情可视为交际主体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 为保证不同文化之间顺利沟通而进行的一种心理体验, 感情位移和认知转换, 即有意识地超越本民族语言文化定势的心理束缚, 是站在另一种文化模式中进行思维的心理倾向[6], 以求在不同文化群体的交际主体之间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医学英语教学中, 重视文化移情, 引导学生了解西方文化, 是提高其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减少或避免由文化差异引发的文化冲突, 最终达到双向顺利沟通的有效途径。只有自觉地进行文化移情, 在心理和情感等方面超越本土文化的羁绊, 才能有效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和谐相处, 减少文化摩擦[7], 适应职业和社会发展需要。《实习医生格蕾》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大集合, 只要认真思考比较, 一定会对提高学生跨文化移情能力有所帮助。
2.1 尊崇个体主义
中国人崇尚儒家理论, 注重统一, 强调事物的整体性。西方人偏好抽象思维, 注重差别和对立, 推崇具体和分析。两者间重要的差别表现在对“我们”的意识和对“我”的意识。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常常想的是“我们”, 想的是如何遵从社会规范, 从而与群体内成员保持一致。相反, 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人首先想的是“我”, 想的是个人的自主动机、个人的自由选择。
美国民族的多样性使其宗教信仰也呈现多元化。由于病人与医生的宗教信仰存在差异, 而导致对疾病理解、就医途径、治疗方式产生激烈冲突的情况屡见不鲜。剧中, 笃信犹太教的女孩Devo需要马上更换心脏瓣膜, 医生最终采用牛瓣膜为Devo进行了置换手术, 并在Devo做手术前请牧师为Devo做祈祷。这样做是因为犹太教的膳食法将猪、兔、马、驼、龟、蛇、虾、贝等食品视为不洁, 不得接触和食用, 并且祈祷是犹太教教徒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处不在的尊重病人、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 正是对西方文化中尊崇个体主义的最好诠释。
2.2 重沟通
西方文化属于弱交际环境文化, 而东方文化属于强交际环境文化。在跨文化沟通中, 强环境文化和弱环境文化存在沟通与沟通环境关系的问题。根据Hall的观点, 人们在强环境文化中交流时, 有较多的信息蕴涵在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中, 或内化于交流者自身;相对地, 语言本身负载较少的信息量[7]。这就是说, 在强环境文化中, 环境暗示比语言更能表达交流者的意思倾向。而在弱交际环境文化中, 只有少量的信息需要通过环境来表达, 大部分信息是通过言语本身来进行交流的。所以, 中国人往往含蓄内隐, 注重合作;而美国人往往活泼外显, 注重用沟通来减少分歧。
由于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背景, 美国医疗界对医护人员的沟通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医务人员除拥有过硬的专业技能外, 更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技巧。进行良好的医患沟通对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 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是成为合格医务人员的必要条件。剧中, 经常可以看到上级医生根据某些病人的特殊情况而开展有针对性的沟通技巧培训和讲座。例如, 当收治一位体重高达300磅的男性肠梗阻病人时, 主治医生对所有医护人员进行沟通技巧的培训, 强调严禁开玩笑。当神经外科专家Dr.Shepherd要为一名两岁的小女孩Jamine进行静脉输液和MRI治疗时, Dr.Shepherd风趣地将输液针头比喻成一只落在Jamine手臂上休息的蝴蝶, 而把MRI比喻成乘坐太空船旅行。医护人员对沟通能力的重视和对沟通技巧的灵活运用, 在该剧中展露无遗。
2.3 隐私观
隐私观是西方个人主义的直接产物。西方文化信奉个人尊严、尊重个人隐私, 对个人空间极端崇尚并且高度敏感。而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三大基本结构———绝对君主制、高度集权的官僚机构和宗法制, 从本质上来说, 都是与个人主义截然相反的。在群体价值取向的影响下, 中国人受到的教育和训练总是听话、服从、顺应。在这种趋同性驯化下, 个人隐私是不被尊崇的。
剧中, 医护人员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点滴小事都体现出对病人隐私权的尊重。不管时间多紧, 医生或医学生在初次与病人或其家属见面时, 都会进行自我介绍。如果需要旁观学习, 也一定会礼貌地先征得病人的同意。在给病人查体时, 绝对不允许另一个病人在场。即使不提病人的姓名, 医护人员也从不在有旁人的情况下讨论病人的病情。
一部好的英文影视作品不仅涵盖了地道的语音、语调、节奏、用词、句法等语言形式, 也反映了价值、思维、情感等隐性文化元素。在网络普及的今天, 如果教师能对《实习医生格蕾》等优秀的美剧善加利用, 将其引入医学英语的跨文化教学中, 将有利于学生直观地了解西方文化, 客观地认识和理解各具特色的多样性文化, 避免因文化偏见导致的跨文化冲突, 为学生未来职业发展中双向交流和沟通的实现插上腾飞的“翅膀”。
摘要：影视作品是对生活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艺术加工之后所凝结的精华, 是对现实社会的高度概括与总结。美剧《实习医生格蕾》是医学英语学习者宝贵的学习资源, 其纯正的口语表达和生动的场景, 都为医学英语的学习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同时, 作为展现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 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伦理道德和民族精神, 也对学生跨文化移情能力的培养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将该剧引入医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 有助于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关键词：美剧,《实习医生格蕾》,医学英语,跨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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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文化 篇4
1. 1 文献回顾
收受红包在医疗界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有研究对4000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发现54. 4% 的患者在住院时给医生送红包,而有过手术经历的患者几乎都在手术时送红包[1]。在中国,医疗过程中的红包等非正式支付行为被社会各界视为一种医德沦丧的行为[2]。为此,诸多学者对医疗界的红包盛行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
当前学界研究主要围绕以下维度展开研究的: 首先,有研究从社会史层面总体分析了晚清、民国至改革开放以来,医疗红包的功能沿革、演变过程,指出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的“二元医疗市场”中,红包实际上承载着再分配的功能[3]。其次,许多成果从医院、医生维度进行研究。其中,有研究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医疗界红包现象产生的原因及管理对策[4]; 还有研究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了医疗界红包盛行的现象,指出医生的人力资本是有产权的,但医生的人力资本产权没有被清晰界定到个体医生,因此会产生红包等现象[5]。再次,有研究者从医患关系的维度进行研究,指出医患关系需要彼此信任,但医患关系的特殊性却难以建立信任,信任的缺失导致医疗界红包盛行[6]。最后,有研究者从患者的维度,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资料,统计描述患者送红包的动机、状况以及社会属性特征等[7]。
已有研究从多个维度对医疗界红包现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提供了诸多的理论视角,对后续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但已有研究成果在以下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首先,从医院、医生和医患关系等维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多,有些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大部分研究缺乏数据支持,因此,相关结论仅是未被检验的理论假设; 其次,从患者维度进行实证研究的成果较多,但在理论的指导下实证分析患者送红包行为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成果较少。为此,本研究拟探讨医生关系、医生印象对城市居民送红包行为的具体影响。
1. 2 理论与研究假设
“礼物”的流动具有两种功能,一是表达性功能,亲戚、朋友等熟人圈子是通过“礼尚往来”而加以维护、发展的; 二是工具性功能,即送礼是为了实现某个功利性目标而进行的一种交易[8]。因此,根据功能来划分,礼物可以划分为“表达性礼物”和“功能性礼物”。笔者以为,医疗红包可被视为医疗实践领域中的“礼物流动”,因此,医疗红包也可以划分为“表达性红包”和“功能性红包”。
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如果给患者看病的医生是熟人或通过医院熟人介绍的,在医疗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医疗费用,还产生了“人情债”,按照中国人“报”和“礼尚往来”的惯习,在支付了正常的医疗费用后,很有可能通过“表达性红包”等方式还人情[9]。基于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下述实证假设:
假设1: 有医生熟人关系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可能要高于没有医生熟人关系的城市居民。
信任包括人际信任、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熟人社会”的弊端是过度重视人际信任、人格信任,而对公共制度缺乏必要信任。患者对医生印象表征着患者对医生人格的信任状况。如果患者对非亲非故的医生印象是负面的,意味着患者对医生的人格不信任。看病是关乎性命的大事,在医疗实践过程中,不信任医生的患者就更有可能通过送“工具性红包”等方式尝试“买”信任。基于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下述实证假设:
假设2: 对医生的印象是非负面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可能要低于对医生持负面印象的城市居民。
2 数据、变量与方法
2. 1 数据
中国居民医疗服务调查数据是2012年所做的一次针对中国15省市城乡居民有关医疗问题的抽样调查。抽样方式主要采取“PPS”抽样方法。一级抽样框为省、直辖市或自治区,通过随机数表的方式抽取15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然后从每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中抽取2个地级市或区,然后按照各个地级市的人口规模抽取具体的城区或县,再从每个城区或县抽取若干街道或村委会,然后再从各个街道或村委会中抽取具体的户,再用生日法抽取具体的成年家庭成员为受访者。本次抽样的样本容量为4783个,其中,城市居民为2190人。
2. 2 变量
本研究中的因变量是“有无送红包”,有过送红包行为的赋值为1,没有送红包的赋值为0。自变量有两个: 自变量“是否有医生熟人关系”,有医生熟人关系赋值为1,没有熟人关系赋值为0; 自变量“医生印象”为三分变量,正面印象赋值为3,印象一般赋值为2,负面印象赋值为1,引入模型时设置为以“负面印象”为参照项的虚拟变量。有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职业因素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把上述变量引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中各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2. 3 统计方法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是否送红包”是二分类变量。基于因变量的数学性质,本研究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数据,公式如下:
在该模型中,方程左边的logit[pr( y = 1) ]为优势比的logit形式,右边则为一个线性形式。其中β0为常量,为模型中的各自变量,βi为各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模型中的各控制变量,δj为各控制变量的偏回归系数。
3 统计结果
3. 1一般结果
表1表明,在有效样本中仅有23. 9% ( 514个) 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有过送红包的行为,76. 1% ( 1638个) 的居民在医疗实践中从来没有送过红包。在有效样本中,对医生持有正面印象的占58. 8% ( 1255个) ,印象一般的占30. 6% ( 653个) ,印象为负面的仅占10. 6% ( 225个) 。有医生熟 人关系的 占14. 1% ( 308) ,没有医生熟人关系的占85. 9% ( 1882个) 。
3. 2 医生关系、医生印象与城市居民的送红包行为
表2报告了在控制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等因素后,医生关系、医生形象两个自变量对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行为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性别、职业和月平均收入水平等变量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其他控制变量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从预测的角度看,男性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仅为女性的78. 5% ,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是体力工人的1. 82倍; 月平均收入水平每增加1个等级,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就增加6. 2% 。
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医生熟人关系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是没有医生熟人关系的居民的1. 464倍。对医生印象一般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仅是对医生持负面印象的居民的36% ; 对医生持正面印象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是对医生持负面印象的居民的55. 4% 。可见,本研究的假设1、假设2都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4 讨 论
4. 1 医疗实践中的送红包状况
有研究认为,医疗实践中的送红包行为较为普遍,达到52% 。但本研究的统计结果表明,在城市居民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频率仅为23. 9% ,要远低于该研究的统计结果。其原因在于该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住院患者,而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城市居民———很多居民可能没有住院经历。这说明,医疗实践中的送红包行为多发生在需要手术、住院的医患关系间。
4. 2 城市医患关系间的信任
医患关系间的信任主要来源于人际关系信任、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本研究表民,仅有14. 1% 的城市居民有医生熟人关系,这说明,人口流动频繁的城市,靠人际关系信任难以建立医患间的普遍信任。在人格信任维度方面,居民对医生的印象是反映居民对医生人格认知的重要指标。有58. 8% 的城市居民对医生有正面印象,仅有10. 6% 城市居民对医生有明确的负面印象。这说明,城市居民对医生人格还是有较为普遍的正面认知的,因此,城市居民对医生人格信任是在医患关系间建构普遍信任的重要突破口。
4. 3 移风易俗、医生操守、制度建设与医疗红包行为的遏制
本研究表明,医疗红包可以划分为表达感激之情或礼尚往来的“表达性红包”和“买”得信任的“工具性红包”。“表达性红包”的流行与中国“熟人社会”传统的情感表达习俗一脉相承,因此,要遏制“表达性红包”的盛行,需要通过移风易俗的方式改变中国人的物质性人情表达方式,倡导通过送花等精神性表达方式替代红包等物质性表达方式。
本研究和其他研究都表明,医患间的彼此不信任是医疗实践中“工具性红包”泛滥的重要原因。因此,建构医患关系间的信任是遏制医疗红包泛滥的重要途径。在人口流动频繁的城市社会,建构普遍的人际关系信任是难以实现的,但可以通过在提高医生待遇的基础上,倡导医生的职业操守,以进一步提高患者对医生的人格信任。另一方面,受“熟人社会”传统的影响,国人对医院公共制度的不信任是当前医患信任建构最为薄弱的环节。为此,可以加强医院的收费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患者最为关注的制度建设,以带动居民对医院总体制度的信任。
总之,在城市社会中,医患关系间的不信任是导致医疗红包盛行的重要原因。建构医患关系信任的途径主要有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通过弘扬医生职业精神、加强医院制度建设等途径可以增强医患间的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遏制“工具性红包”的盛行。
摘要：目的:定量研究医生关系、医生印象对城市居民送红包等非正式医疗支付行为的影响,以检验和发展相关理论。方法: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结果:有医生关系的城市居民在医疗实践中送红包的几率要显著高于没有医生关系的居民;对医生印象一般或有正面印象的城市居民送红包的几率要显著地低于对医生持负面印象的居民。结论:医患关系中的红包既是一种礼尚往来的“表达性红包”,也是一种“花钱买信任”的“工具性红包”,可以通过移风易俗、加强医生职业操守和医院制度建设来遏制医疗红包的盛行。
医生文化 篇5
关键词：医生,刻板印象,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
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其中医疗行业首当其冲。作为医疗行业的代表, 医生的形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异”。计划经济下, 医生在普通老百姓的心目中是“白衣天使”, 是妙手回春的医疗工作者。然而随着医疗行业走向市场化, 医患矛盾越来越尖锐, “白衣天使”变成了只认钱的“白眼狼”, 医生的形象在新闻媒体上不断负面化, 甚至医院的免费义诊活动和一些医生的网上义务咨询也被当成是动机不纯的表现。
医生的形象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出现不同的社会认知, 这一巨大反差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 大众传播媒介对医生的新闻报道以及报道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这一问题, 笔者选取了2015年1月1日到2016年1月1日一年的《新京报》对医生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 删除这些新闻中与“医生”无关联的部分, 最后共得到主题为“医生”的原创性新闻报道98篇。对这些报道样本, 笔者进行了具体的数据整理和内容分析。
二、媒体对“医生”的形象建构现状
(一) 数量不断上升的负面新闻报道
近年来, 医生群体在社会舆论中总体上呈负面评价, 甚至在一些患者眼中, 医生是坏人的代名词。新世纪以来兴起的民生新闻, 对以医生为主题的新闻越来越重视, 可能一个很小的新闻爆料, 就会引来一些新闻媒体的大肆报道和持续跟踪, 媒体对“医患矛盾”的关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演越烈的。[1]基于Web2.0的社会化媒体在近几年的发展, 使得普通网民掌握了话语权, 甚至这种话语权有时比传统媒体还要强大。“公民记者”的出现, 让任何一个医患事件在全民网络的“发酵”都可能引起爆炸性的社会反映。
2015年《新京报》对“医生”群体的报道中, 医生工作懈怠、收取不正当利益以及医患纠纷等主题的新闻占据最大的部分, 共有43篇 (44%) , 如1月29日《孕妇难产主刀医生迟到事后伪造病历被暂停执业》、3月20日《网传20余名医生殴打患者积水潭医院官微否认》、6月29日《北京朝阳医院医生遭患者殴打系患者加号未果施暴》等报道。在这些新闻报道中, 医生工作态度消极, 与患者起正面冲突, 医生工作懈怠, 滥用私权, 收取患者红包, 且投诉院方无当。这些很快被媒体感知, 媒体极力捕捉事情真相并试图放大医患矛盾, 通过话题渲染、新闻稿撰写、版面安排等吸引受众的眼球。事实已不再是事实, 而是故事化了的“事实”, 而往往“被设计”的新闻最能抓住受众的心。受众同情患者, 批判医生, 舆论也一边倒地站在患者方面, 媒体从而实现了自己向市场要利益的生存诉求。
(二) 出现明显分流的社会舆论
最近以来, 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以及国家对建设信息化社会的重视, 公民的知情权得到很大的保障。当一个社会事件最大程度地为公众所知的时候, 他们就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过去媒体不是很发达的时候, 公众的意见容易受到少数媒体舆论的影响和引导, 这会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理性。而现在, 社会意见的多元化使得社会出现更多理性的声音, 之前的“多元无知”、“一刀切”、“群氓”的时代已经过去, 医生行医对“医闹”进行正当防卫的报道屡见不鲜。
笔者在样本中, 统计出《新京报》共有27篇与此主题相关的报道 (28%) 。例如, 7月7日的《呵护医生群体职业认同感》、7月20日的《60万人签名抵制伤医过半医生曾遭遇暴力》、7月27日的《没必要过度解读“医生阿姨坏”》等新闻, 对医生正常行医时遇到患者及其家属无理取闹或者野蛮殴打的事件予以了客观报道。在受众的刻板印象中, 医生是高高在上能够掌握他人生死的强者, 患者是只能对医生言听计从而无从抗辩的弱者, 这种对医生和患者所处位置的“社会框架”, 让公众一看到与此相关的报道就心存抵触。报纸作为四大传统媒体之一, 是社会信息的提供者, 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 是社会环境的瞭望者, 公众正是利用报纸提供的信息对社会环境进行认知和判断, 并作出相应的反应, 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以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对医生群体的报道倾向的变化, 将极大地改善公众对医生群体乃至整个医疗行业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 也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媒体报道要求真实、准确、客观、公正, 基于这些报道理念下的媒体业务日常, 使得公众对医生群体形象的舆论得到分流。
(三) 逐渐重塑的医生群体正面形象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新媒体的发展也是如此。近些年, 微博、微信和客户端的发展, 使得用户之间的交流变得方便, 也让用户与发生的社会事件变得更近, 受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得到保障。虽然这有利于民主社会的建设, 但是与此同时, 网络暴力时有发生, 一些网络暴民在网络信息传播的匿名性下变成“狂热分子”。网民之间由于对社会事件意见不统一而相互谩骂、互相诋毁, 对一个未加证实的事件以讹传讹, 谣言肆虐。正是因为虚拟环境下的“法不责众”, 隐身于网络下的普通网民让网络空间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对“医生”群体的刻板印象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自身的专业性限制, 如新闻编辑队伍的业务能力、信息发布者的草根特质、新闻资源的匮乏等, 以新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的真实性、专业性和时效性得不到保障, 出现了诸如网络假新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问题, 并极大地危害着现实空间。而传统媒体所代表的官方舆论场, 对改善网络上的这些问题责无旁贷, 亟须利用自身的专业性和社会资源引导社会舆论, 使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年, 以《新京报》为代表的都市报, 逐渐认识到自身以往对“医生”群体报道的不足, 对于报道中出现的问题渐渐改善, 报道失衡的局面慢慢得到挽回。笔者从2015年《新京报》对“医生”群体的报道样本统计出, 医生“救死扶伤”、“乐于助人”两种品质的新闻都属于正面报道, 共有28篇 (29%) , 在篇数和版面安排上都较往年得到提升。在报道内容上, 医生在本职工作上兢兢业业、不辞辛苦地救治患者, 彰显了优秀的职业精神, 演绎了职业道德;在本职工作外, 遇到需要帮助的群众, 也利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帮助他人。这不仅有助于医生形象的改善, 也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起到示范作用。
可以看出, 大众传播媒介对医生形象的构建对于公众的社会认知和社会舆论的引导有重要影响。因此, 媒体在医生形象的改善上不可或缺, 这也对媒体的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大众传播效果
(一) 议程设置:媒体间不当竞争下的媒介环境
麦库姆斯和肖写于1972年的文章是最先研究议程设置的经验报告, 他们有力地证明了在特定的时空里, 选民关心和讨论的主要问题, 正是此间主要新闻媒介里突出的问题。[2]此后的学者把议程设置理论广泛运用于新闻业界, 认为报纸、电视等媒体都是在进行议程设置, 从而引发读者的关注而得以生存。报纸在文章的字体、字号、段落、版面位置以及配图等手段上来强调文章的重要程度, 读者也会根据编辑对文章的安排确认该事件的重要程度。因此, 受众通常把报纸上呈现的事件当做事实真相, 报纸议程设置的目的由此达到, 成功地将受众的关注点引导到自己想要引导的地方去。同样的道理, 电视也是一样, 只是电视所使用的手段是新闻的时长、时段安排以及播音员的播报等, 但是实现议程设置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近些年来, 医生群体形成负面形象是因为一些媒体大肆渲染医生态度恶劣、冷酷无情、消极工作, 并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关注, 而对医生的正常工作、正当防卫视而不见, 为了博取受众眼球以增加报纸发行量而进行片面宣传。受众从大众媒体那里获取信息, 容易将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当做真正的社会环境, 误以为所有的医生都是冷漠、敛财的。
(二) 沉默的螺旋:媒体失衡报道下的意见环境
德国女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最早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 她认为, “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 经大众传媒所提示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性、累积性和传播的广泛性, 容易被公众当作‘多数’或‘优势’意见所认知”。[3]
从该理论我们可以看到, 正是之前大众传媒对于医生服务态度恶劣、工作消极、为人冷漠的集中轰炸式报道, 使得媒体对医患矛盾所进行的议程设置以及给医生群体所贴的标签为广大受众所熟知, 而长时期的连续报道, 让少部分持不同意见的受众由于害怕被孤立而保持沉默, 最终, 社会公众的意见也就趋同于媒体的意见。
社会大部分的信息资源都由大众传播媒介所掌握, 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利用自己的信息资源优势, 报道自己认为值得报道的新闻。也就是说, 媒体除了报道信息外, 在引发和引导舆论方面的功能是很明显的。公众的意见趋同于媒体的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笔者在前文所提到的, 大众媒介对医生群体的片面报道, 让受众误以为媒体所营造的拟态环境是真正的社会环境。
四、“医生”形象设置:媒体应遵循客观性原则
笔者在前文中通过统计2015年《新京报》对医生形象的报道, 分析了媒体对医生形象的建构情况, 又使用大众传播学中的相关理论分析了媒体对这一形象建构的原因, 从中可以看出媒体对一个群体形象的建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媒体建构的医生形象和医生真实的形象相符合, 媒体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遵循客观性原则, 摒弃传统的“刻板成见”, 实事求是地向读者展示医生的形象。
(一) 媒体报道新闻时应当公正、客观
媒体应当遵循平衡性原则。这不但要求媒体在字数和篇幅上均衡呈现关于医生形象的正负面新闻, 而且要求作者用事实说话, 避免无中生有、添枝加叶, 避免使用带有明显态度倾向性的词语, 在一篇文章中要给医患双方同等的表达意见的权利, 编辑也要在版面安排上避免某一种新闻过于强势。
(二) 媒体要对“刻板印象”说不
媒体报道新闻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 这是包括新闻学界和业界在内公认的新闻黄金定律。新闻报道要不偏不倚, 不能带着对医生群体的“刻板成见”提前设置好议程。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中, 医生是掌握患者生命安全的强者, 患者是对医生言听计从的弱者。也许媒体一开始就是按照这种角色定位去设置议程的, 但这是不正确的, 医生和患者首先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势不两立的矛盾关系。现在的媒体依然比较关注这种矛盾, 并且在报道中过度渲染和包装。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2015年《新京报》关于医生群体形象报道的样本研究分析, 总结出医生群体在媒体建构中的负面形象居多, 但是一些媒体逐渐认识到以往报道的不足, 开始摒弃“刻板印象”, 转向客观公正的报道, 公众对医生形象的舆论认识也得到分流。之后, 笔者从大众传播学中的效果理论入手, 利用“议程设置”理论和“沉默的螺旋”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 发现媒体并不是无缘无故地设置议题和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的, 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渲染事实, 放大医生的负面形象, 吸引读者眼球。
媒体要改善这种状态就必须从新闻的本质出发, 坚持真实、全部、客观、公正的新闻黄金定律, 对“刻板印象”说不, 合理引导社会舆论, 让公众正确看待医生形象, 缓和医患矛盾,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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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全科医生 篇6
目前全英国共有3.2万名全科医生, 平均每一位全科医生负责2000人左右的保健工作。每一位参加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 (NHS) 的人都要选择在一位全科医生处登记, 全科医生有接受和拒绝的权利。16岁以上可以自由选择医生, 16岁以下由父母或者监护人选择医生。病人到全科医生处就诊是免费的, 但病人要缴纳一个处方费。
为了提高全科医生的地位, 英国政府1966年的《医生章程》鼓励发展全科医生集体办公的新形式。全科医生们组成团体, 以类似医院门诊的方式让各个医生分别负则小儿科、老年病、精神卫生等专门领域病人的就诊, 并提供化验、理疗、护理等原来单个医生无力提供的各种专门医疗服务。这种集体办公的组织形式改善了全科医生的服务质量。现在英国80%以上的全科医生采用集体办公的形式, 其中25%是地方上的保健中心集体为病人服务, 这样全科医生的行医方式与半个世纪前传统的个体医生行医方式有了根本的区别, 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门诊医生管理 篇7
管理方法
打破常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实行奖惩责任到人。过去门诊医生管理, 门诊部是通过对科室量化考核打分, 各科室所得分数乘以门诊考核所占比例与科室绩效挂钩。由于各科室绩效不统一, 且每月绩效不一样, 同样的得分, 奖惩金额相差过大, 科室难以将奖惩责任到人, 导致门诊管理效果不佳。2013年6月份以来, 本院打破常规, 将门诊绩效考核量化打分管理办法, 改为直接金额奖惩, 如每迟到、早退、空岗一次扣X元 (根据违反劳动纪律时间长短给予不同的扣款) ;门诊处方抽查直接到个人, 根据各科室门诊医生多少每月抽查1~3人次, 每人抽查相同的份数, 合格率100%, 给予一定的奖励, 合格率低于X%, 扣X元 (根据不同的合格率, 给予不同的扣款) 。门诊病历、诊断证明书写、门诊医疗投诉等方面, 均采用金额奖惩办法, 每月将奖惩金额经分管院领导签字后, 直接报财务科。同时门诊部每月将科室奖惩原因明细, 通过院OA网发到各科室, 科室严格遵照绩效管理办法, 奖惩到人。
实行科主任门诊管理量化考核, 充分发挥科主任的管理作用。科室的管理, 离不开科主任的支持, 需要科主任去传达信息, 落实科室人员奖惩, 对科室存在的问题带领大家一同整改。为充分调动科主任的门诊管理积极性, 制定了科主任门诊管理量化考评细则, 每月根据门诊检查情况对科主任进行量化打分, 年底根据科主任门诊管理量化考核得分, 评出门诊管理优秀科主任, 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见表1。
重视门诊日常督查, 严格落实专项检查。建立门诊日常巡查制度, 每天门诊工作人员对门诊医生劳动纪律进行督查, 同时将巡查中发现问题及时与相关科室进行沟通, 并做好登记。每周不定期检查门诊病历书写情况;每月由药学部人员随机抽取门诊处方进行检查;负责诊断证明盖章人员, 随时将诊断证明书写不规范情况做好登记。
定期总结反馈, 注重实效。每月将门诊检查情况汇总反馈到各科室, 每季度进行分析总结, 印制简报, 供大家相互借鉴学习。同时为增强实效, 每月组织召开门诊质量点评会, 对检查存在问题进行全面反馈, 在点评会上, 有些问题直接点评到科室及个人, 特别对整改效果不佳的科室及个人, 提出严厉批评, 并且不定期请院领导亲自参加点评会, 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效果
增强了门诊医生的责任意识, 提高了门诊医疗服务质量, 确保了门诊医疗安全。奖惩责任到人的绩效考核方案的制定及落实, 增强了门诊医生的工作责任心和自律性, 使门诊病历书写合格率由实施新绩效考核前65.71%, 提高到94.68%, 门诊处方合格率由87.19%, 提高到98.36%, 诊断证明书写合格率及患者身份识别落实率也明显提高, 医生上班迟到、早退、空岗现象基本杜绝, 医生服务意识及患者隐私保护执行意识增强, 使门诊医生逐步养成严谨的工作态度, 良好的工作习惯, 确保了门诊医疗安全, 提高了门诊患者满意度。
提高了科主任管理水平。科主任量化考核, 使科室门诊医生工作质量直接与科主任量化考核得分挂钩, 增强了科主任管理意识。科主任需加强门诊管理, 并将门诊部每次检查反馈问题, 组织科室人员认真学习, 并不断改进, 充分发挥了科主任门诊管理作用, 从而使科主任管理水平不断得到提升。
摘要：本文介绍门诊医生管理的做法和体会, 通过奖惩责任到人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科主任门诊管理量化考核、门诊日常督查及专项检查、门诊质量点评等管理方法, 增强了门诊医生的责任意识, 提高了门诊医疗服务质量, 确保了门诊医疗安全。
谈患者择医生 篇8
1择“真医”
张景岳说“医不贵于能愈病, 而贵于能愈难病;病不贵于能延医, 而贵于能延真医。天下事, 我能之, 人亦能之, 非难事业;天下病, 我能愈之, 人亦能之, 非难病也。唯其事之难也, 非常人之可知;病之难也, 非常医所能疗。故必有非常之人, 而后可为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医, 而后可疗非常之病。只是医之高下, 殊有相悬。譬之升高者, 上一层有一层之见, 而下一层者不得而知之。是以错节盘根, 必求利器, 《阳春白雪》和者为谁?夫如是, 是医之于医尚不能知, 而矫夫非医者!昧真中之有假, 执似是而实非, 则大毁任事之心, 见畿着宁袖手自珍, 其为害岂小哉!斯时也, 使主者不有定见, 能无不被其惑而致误事者, 癣矣!此浮言之当忌也。”医生贵于能治难病, 患者贵于能延请到良医, 只有医德医术高明之医, 才能治愈非一般之病, 而医德医术浅露之医, 弄虚作假, 似是而非, 掉弄口舌, 毁坏别人名声, 发现疾病征兆仍袖手旁观, 能不误事吗?所以患者选医生要选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 服务态度满意的医生, 不能只看年龄、职位、职称、亲近等。
2信“真医”
张景岳说病家任医非难也, 而难于临事不惑, 确有主张, 而不致朱紫混淆者之为更难也。倘不知此, 而遍听浮议, 广集群医, 则骐骥不多得, 何非冀北驽群!帷幄有神筹, 几见圯桥杰竖!危机之际, 奚堪庸妄之误投?疑似之秋, 岂可纷纭之错乱?一着之误, 此生付之矣。以故议多者无成, 医多者必败。患者选医生贵在专一, 要临事不惑, 遇事有主张, 不能胡乱投医, 临床上常见一些患者若病情变化、合并症出现, 就怀疑医生, 听信浮言, 找医院毛病, 或大吵大闹, 或广集院外医生, 影响治疗方案, 结果影响患者的治疗, 所以既然选择医生, 就要信任主管医生, 只有在主管医生的指导下遣方用药等, 才能更好的治疗疾病。
3辨 “真医”
张景岳说“ 任医如任将 , 皆安危所关, 欲以慎重与否观其仁, 而怯孺者实似之;颖悟与否观其智, 而狡诈者实似之;果敢与否观其勇, 而猛浪者实似之;浅深与否观其博, 而强辩者实似之。熟读几篇, 便见滔滔不竭, 道听数语, 谓非凿凿有凭?废四诊者, 犹暝行之瞎马;得稳当之名者, 有耽搁之误;昧经权之妙者, 无格致之明。有曰专门, 绝非通达, 不明理性, 何物神圣?又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者, 诚接物之要道, 于医则不可, 因人气血之难符。三人有嶷从其二同者, 谓决断之妙方, 于医则不可, 因愚智寡多之非类。凡此之法, 非征医之道, 而征医之难, 于斯益见。能会精神与相与之际, 点幽隐于玄暝之间者, 谓之真医, 唯是皮质之难窥, 心口之难辨, 守中者无言, 怀玉者不炫, 此知医之所以难也。故非熟察于平时, 不足以识其蕴涵, 不倾信于临事, 不足于尽其所长。使必待渴而穿井, 一旦有急, 不得已付之庸医之手, 是非计之得者。”患者选医生不难, 而难以选真医 , 只有在平时留意观察, 在工作中考察医生, 才能辨别出真医。目前患者选医生仍有一些误区, 如只选年长医生而不选年轻医生, 只选科主任不选普通医生, 只选熟悉医生不选陌生医生, 只选自己认为态度好医生等等, 致使选择变成相面, 造成医生的尴尬, 患者的无奈, 甚至存在医疗纠纷隐患。
4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