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研究（共12篇）
演化研究 篇1
一、旅游的功能界定
旅游的定义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旅游研究人员的难题。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来为旅游下定义。然而有许多与旅游相关的特性是相当明显的, 如旅游的功能, 旅游功能的综合性、广泛性是其他产业所不能比拟的。旅游功能指的是旅游发展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的有利作用。
本人认为旅游的功能从总体上主要体现为4个方面:政治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生活功能。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也是旅游功能的演化过程, 从最初的政治功能、外事功能、到后来的经济功能、产业功能等综合功能发展至社会功能、文化功能以及生活功能。
二、我国旅游功能的演化过程
1. 政治功能
旅游是一种与人类历史相伴随的活动, 就整个世界而言, 人类有意识的外出旅行活动应始于原始社会末期, 并在奴隶社会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奴隶社会中, 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剩余物, 全部被奴隶主所占有, 除了用于祭祀活动外, 还要供奴隶主及其家庭成员外出巡视和游历时挥霍, 旅游活动高度集中于皇室、贵族、官僚、僧侣等特权阶级。
从古代的旅游活动可以看出, 旅游最先具有的功能是政治功能, 在古代很多旅游活动本身是一种政治活动, 如皇帝出游、宗教活动、封禅仪式等。普通人民对其持有一种既向往又敬而远之的态度。
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中, 政治功能自产生之始就一直伴随着旅游的发展, 到改革开放以前, 旅游业作为中国外交事业的延伸和补充, 还扮演着政治性的角色。时至今日, 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对外交往中, 也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和外交敏感性。当前, 国内旅游管理部门与学者紧随国家政治和政策, 把旅游演变成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活动, 诸如“旅游扶贫”、“西部开发、旅游先行”、“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年”、“城乡和谐旅游年”等。
2. 外事功能
旅游的外事功能与政治功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各国之间交往频繁, 出现了旅游的外事功能。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就关注旅游对外接待工作。
旅游的外交功能是外事功能的主要体现。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 旅游服务于国家对外战略的功能日益彰显, 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之后, 旅游业对外战略更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旅游对外交往的功能日益显现出来, 旅行活动更加自觉地带有国家意识和集体色彩, 旅游决策更多地考虑了国家对外政策的发展与走向。
近年来, 旅游外交的内涵急剧增加, 旅游外交的规模与层次逐渐升级。从官方《旅游年鉴》收入的大事看, 1996年~2005年间我国旅游对外交往活动逐年增多, 而且政府性旅游对外活动分量越来越大, 主动性也越来越强。国家领导人出访, 很多都有一项重要成果, 就是把出访的这个国家开辟成为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的目的地, 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外交工具, 在中外双边或多边关系中, 旅游业已经充当了重要角色。
3. 经济功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纯民间意义上的旅游活动不断壮大, 旅游业渐渐由官方外交的附属转变成社会性的经济产业。旅游本身是一种消费性质活动, 经济功能也成为现代旅游迅速发展的根源。1998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旅游是经济发展增长点”的角色定位。2005年全国旅游行业人均实现利税0.76万元, 人均实现利润0.21万元。
现代旅游是一种大规模、广范围的活动, 涉及众多产业部门和企业。产业部门和企业的介入就必然促生经济功能。旅游的经济功能体现在创汇和创收两方面, 发展入境旅游可以创汇, 发展国内旅游可以创收。游不但吸引客流, 同时也吸引商流, 很多旅游者在旅游的过程中发现了商机, 他们就从旅游者转换成生意人和投资者。经济目标成为旅游发展首当其冲的目标, 旅游发展最终能够实现富民又富国的效应。如今, 旅游是一项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经济活动。
旅游发展一小步, 国民经济增长一大步, 旅游业的发展, 不仅影响一个城市的成长, 更是一个国家腾飞发展的延伸。旅游业直接收入每增加1元, 商业、饮食、交通等第三产业产值就增加4.3元;旅游业直接收入每增加1美元, 利用外资额就相应增加5美元~9美元;旅游业直接就业者没增加1人, 全社会的就业机会就增加3个~5个。
4. 产业功能
旅游的经济功能促使其产业功能的产生, 20世纪后半叶, 即二战以后, 旅游业获得了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发展环境, 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据世界旅游业组织提供的资料表明, 1992年全球旅游业收入已超过了石油业和汽车工业, 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
1991年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 把旅游业明确定为产业;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旅游业定为第三产业的重点。随后, 在一些地方旅游业迅速提升为第三产业的支柱产业、地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早在1992年, 海南就提出要把旅游业建设成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湖南提出把旅游业建成第三产业的带头产业和支柱产业;天津旅游工作会议提出了“大旅游、大产业”的旅游发展方向。当前我国31个省级区域其中有28个提出把旅游作为支柱产业。
5. 社会功能
旅游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活动, 属于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活动”, 可以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一般认为旅游的社会功能指教育和社会认知功能, 这是针对旅游活动本身而言, 而对于整个旅游业而言, 其社会功能是强大的。旅游业社会功能的发展, 使得社会发生了转变。如,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 使一个城市本身发展成为一个景区、城市的居民变成旅游经营者。社区旅游、购物旅游、旅游地产等的出现是旅游社会功能的新发展。旅游与社会的结合渗透到社会的很多领域, 很多社会公益性的宣传与活动也与旅游相结合。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工业旅游、农业旅游也相继出现。从1990年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收取门票开展工业旅游以来, 国内开展工业旅游新增企业数量稳步增加, 旅游房地产是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相互融合的一种新兴产业形态, 也是发扎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现代旅游的社会功能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6. 综合功能
旅游的综合功能与旅游的产业功能和社会功能是统一的, 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度高、综合性强、拉动力大的特点, 决定了旅游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能产生十分巨大的作用。据世界旅游组织分析, 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作用比例是1∶7, 从20世纪60年代起, 世界上许多国家, 尤其是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均把旅游业作为与工业、外贸、金融、房地产并驾齐驱的重要支柱, 推动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因为旅游有强大的综合作用, 可以带动其方面的发展, 如发展旅游可以带动交通的发展, 提高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 带动创业、就业, 增加税收。有人说:“政府像一个大的旅游企业, 书记相当于董事长, 市长相当于经理, 而旅游局是一个营销部门。”
7. 文化功能
旅游的文化功能是隐蔽或者伴随旅游所有的功能的变化而变化的, 旅游走到如今, 越来越强调文化、美学、特征、地域性。如民俗旅游、民居旅游、红色旅游等。
旅游是人员的空间移动, 而且是人们离开常住地到达旅游目的地的移动, 这一过程必然引起文化的交流。伴随着旅游活动的产生和开展, 旅游者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也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到旅游接待地, 旅游目的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会有明显的改变。现代社会也往往通过旅游促进文化交流。
8. 生活功能
旅游的生活功能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旅游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生活, 成为生活得的一个部分, 生活的一种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 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将最终会转化成一种生活。
如第二居所 (别墅) , 当人们的收入状况和生活模式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第一居所和第二居所的分立就具有了条件, 第一居所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现实居住需求。而在第二居所, 人们不但要有生活, 还要有度假;不但要活得现实, 还要活得有理想;不但要生活有档次, 还要生活有品质。实质意义上的别墅, 不仅仅是建筑概念,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一种将生活与休闲、梦想与现实结合的现实载体。第二居所的选择往往有旅游的因素在里面, 当生活的品质达到一定的高度时, 旅游就成了生活本身。旅游的生活功能是旅游功能的最高发展阶段, 是旅游功能的最高追求, 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宗旨。
当前我国旅游业摆脱了原始的政治功能, 现阶段处在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交叉阶段, 有一部分胜过功能的影子, 旅游的生活功能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
三、研究旅游功能演变的意义
旅游功能的演化过程是旅游业发展过程的写照, 研究旅游业功能的演变过程, 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旅游发展脉络, 真正理解旅游业发展的功能。旅游功能的演变过程中不同的功能引发了不同的竞争方式、折射出经济的发展、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历程、体现了不同阶段的文化追求也反映出不同的生活质量。
1. 不同的功能导致不同的竞争方式
由于旅游功能的阶段不同, 旅游业竞争的内涵也不一样, 关于旅游业竞争力的研究主题也有差异。
(1) 资源的竞争
旅游发展的初期阶段旅游竞争的焦点是旅资源的竞争,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 旅游资源的品级、品位直接决定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层级。如上个世纪的50年代, 人们常常趋向于资源禀赋丰度高、名大、质佳的旅游景点, 提到旅游人们想到的是桂林山水、北京长城、黄山、庐山等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点, 而其他地方旅游发展缓慢。
(2) 区位的竞争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业的竞争逐渐由资源的竞争发展到区位的竞争, 交通是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的重要因素, 也是目的地及景区发展旅游业的基础条件, 交通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 一个景区的发展, 因为舟车劳顿是旅游者出游过程中最耗费精力、最不愿意付出的成本, 如果可进入性较好, 游客的到达率就会大大提高;反之, 则容易使游客路过而不进, 或者二次消费率过低。交通是改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进入市场的关键, 因此一个城市能否成为旅游城市, 交通便利是其最重要的因素。如, 江西庐山, 由于临近长江, 靠近京九铁路线, 庐山的旅游率先发展起来, 而同样自然资源优厚的三清山、井冈山等由于区位不占优势后来才得到发展。
(3) 产品的竞争
产品的竞争实际上是成本的竞争, 价格的竞争。在旅游产品之中最具竞争力的是旅游线路, 旅游线路是旅行社为旅游者服务的旅游产品。人们外出旅游时, 往往受到金钱和时间的限制, 在有限的资金和闲暇的条件下, 旅游者总是希望游览更多的景点, 感知更多丰富的信息, 获得更大的收益, 但又不能太过紧张疲劳。因此, 合理的旅游线路游的设计是旅游产品竞争的焦点。
(4) 管理的竞争
旅游景区的管理是一个综合系统的管理, 游客出游需要有满足其食、住、行、游、购、娱的综合保障, 而作为旅游终极目标的旅游景点, 实现自己的功能同样离不开其它相关行业和部门的保障和配合, 也离不开诸如社会的、经济的、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旅游景点的管理不只是售票大门以内的管理, 而是一个大的综合系统的管理。
旅游景点是旅游业的支柱产业之一, 其建设规模与发展速度, 管理水平的好坏, 都直接影响着旅游业的健康发展。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市场的扩大,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也越来越多, 旅游管理需要考虑的因素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难。
(5) 政府的竞争
由于旅游业具有强大的综合产业功能, 旅游业成为政府抓经济、社会发展的抓手。一个地方旅游产业发展状况如何, 不仅仅是旅游管理部门的责任, 更是这个地方政府管理水平和行政能力的反应。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政府抓旅游手段的竞争, 是政府的理念的竞争。
(6) 服务的竞争
旅游产品是典型的服务性产品。旅游中也涉及到许多的有形实体部分, 如交通工具、餐饮食品、客房、旅游度假区等, 但这些只不过是服务的载体, 旅游的本质是服务消费, 是游客花费金钱、消耗一定时间和精力所购买的一种“经历”。旅游服务涵盖旅游的六大要素——吃、住、行、游、购、娱, 是许多单项服务的综合。旅游服务质量强调的是整体服务质量, 具有综合服务的特性。服务的竞争是一种软实力的竞争, 目前服务的竞争在又标准化的基础上, 要求人性化、特色化、精细化等。
服务性竞争是继资源性竞争的一个过渡阶段, 知识经济时代的旅游业进入深层次竞争阶段, 旅游业从传统的资源性竞争、服务性竞争转化为新的竞争方式:文化的竞争。
(7) 文化的竞争
文化的竞争是旅游深层次的竞争, 是一种氛围、整体性、感觉和综合体验的竞争。旅游是人员的空间移动, 而且是人们离开往常住地到达旅游目的地的移动, 这一过程必然引起文化的交流。旅游的本质是文化, 旅游活动在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是旅游资源的主要内涵, 如, 红色旅游的兴起, 是旅游产品竞争和文化竞争产生的一种专项特色旅游。
(8) 品质的竞争
随着旅游业竞争深入, 继资源、服务性竞争、文化竞争之后旅游业的竞争将是品质的竞争。旅游品质的竞争是从综合各种竞争焦点的基础上, 达到一种精彩、精炼、精细、精美的品质。旅游产业体系形成过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提高旅游产业的品质是旅游市场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产业品质主要包括资源价值、营销成效、基础设施、发展环境、从业素质、安全保障、服务品质、权益维护等。
品质的竞争既要求旅游行业有突出的品质, 又对旅游者的综合素质有较高的要求。
2. 不同的功能折射出经济、社会的发展
旅游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只有当经济和社会因素达到一定水平, 旅游才能随之产生和发展。旅游业是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 是具有高敏感度的行业。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 任何一个社会事件、经济事件的发生都会影响旅游业的发展。经济滑坡会导致旅游业滑坡, 如当前的次贷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的旅游市场。
旅游的政治、外事功能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 而经济、产业等综合社会功能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后, 国家的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的状况, 文化、生活功能的兴起则是社会进步的深刻要求。所以, 旅游功能的演进折射出社会的发展进程。
旅游功能的演进过程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旅游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新的切入点, 这无论是对旅游业本身的发展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以及旅游业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都具有一定启发和带动作用。
3. 不同的功能阶段体现不同的文化追求
当旅游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功能阶段, 旅游活动的主体是皇室、贵族、官僚等特权阶级, 很多旅游活动的本身是一种仪式、宗教活动等, 人们对其既向往而又敬而远之。解放初期, 旅游进一步发展, 当时旅游具有了一种“面子”功能, 对于旅游目的地人们注重的是“到此一游”。当旅游转变到经济功能时, 旅游业进一步发展, 居民旅游的数量逐渐增加, 这一阶段人们注重于“到过”, 注重于“去过哪些地方”“拍了多少张照片”, 而不注重旅游过程中的文物古迹、名川大山, 不注重文化对自己的感染和熏陶, 是一种粗放型的文化追求, 是注重于表象的文化, 忽略了本质的东西。
当旅游发展到文化功能和生活功能的时候, 文化将成为最重要的旅游资源, 旅游者注重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教育、认知功能等, 旅游本身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一种学习的方式, 真正实现“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4. 不同的功能反映出不同的生活质量
旅游进入生活阶段, 人们越来越注重旅游的可进入性、可停留性, 注重体验、阅历、感觉。以体验式旅游为例, 体验式旅游是在体验经济大背景下快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旅游模式。从体验经济的视角来看旅游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可以发现, 以观光为主流的旅游产品, 将逐渐让位于新、奇、特的参与性旅游产品。
旅游成为生活本身, 旅游的喜怒哀乐变成了生活的喜怒哀乐。
四、结语
旅游业是我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晴雨表, 是研究中国发展历程的载体、参照物;是中国发展的缩影。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方式、内容、方法有很多, 目的是揭示旅游产业的规律, 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在中国旅游业发展历程中, 旅游功能的演化具有特殊的发展规律, 可以折射出旅游业的发展规律, 而科学地认识旅游业发展的客观规律, 清醒地认识旅游业的客观规律, 对于指导旅游业的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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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研究 篇2
通过模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关键是海洋经济中“成本与收益①孰大孰小”，表象上表现为α、β、λ、L等值的大小。
（一）参数变动对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变迁的作用
1、α值的大小。α为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导致的损失率。若α值偏大，相对于固定的产业规模，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时的损失值则大；反之，则小。α值的大小是与海洋产业的技术水平、海洋资源的多寡紧密相关的，技术水平高、海洋资源匮乏时α值较高。较高的α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独立”发展策略。
2、β值的大小。β为该产业与相关产业组的关联度，β值越大，加入相关产业组获得的额外收益也就越大；反之，越小。较高的β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3、λ值的大小。λ为海洋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λ值越大，海洋产业越有动力与其他产业联合；反之，则反是。λ的大小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各海洋产业各得其所，相安无事，λ值较小；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增的海洋产业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均会导致矛盾的增多。较高的λ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4、L为相关产业组的发展水平，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越高，海洋产业加入进去获得的额外收益越高；反之，越少。较高的L值促使海洋产业偏向于选择“联合”发展策略。
（二）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演化机制
1、建国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行业分散管理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在海洋领域的主要政策是恢复和发展传统海洋产业。在开发利用海洋技术水平有限的前提下，海洋产业进行联合发展的协同效益很小。同时，如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则意味着要出让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海洋产业来说，这些成本将是巨大的。因此，联合发展获得的额外效益远远小于出让活动领域等造成的损失，即。同时，由于海洋开发与利用水平低下，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矛盾并不突出，这意味着λ值也很小，即—1。此时，海洋产业之间没有联合的动力，各海洋产业独立发展，与此相适应，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一种分散管理的特征。
2、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由分散向统一迈进阶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末，海洋经济在曲折中求发展。历经十年“_”，海洋经济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各个海洋产业的发展并未因此停滞。海洋渔业、盐业、海洋港口与交通运输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各主要的海洋产业开始扩展活动区域，产业间的交叉活动领域随之增多（β值变大），矛盾也随之显现出来（λ值变大）。此时，如果海洋产业选择“联合”发展策略，由于协同效应产业获得的额外收益将增加（值变大）。但由于渔业、盐业、港口与交通运输业“三足鼎立”局势未变，并且各海洋产业技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升（α变大），各海洋产业出让技术，活动领域、遵守法律法规等成本增加，这一时期，海洋产业联合发展的成本依然大于联合发展的收益，即。随着海洋产业间矛盾的深入，交叉领域的海洋活动逐步受到政府的重视，在政府的协调组织下，海洋产业间的联合崭露头角。
3、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末——综合管理体制初见端倪
20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末是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大量国外先进管理方法及科学技术，海洋意识以及海洋开发技术都有了很大提高。一些新兴的海洋产业，如，海洋油气业、海洋化工业、海水综合利用等产业也迅速崛起，海洋资源开发与管理的主体也随之繁杂起来。各行为主体在同一个流动的海洋区域内活动，关联度随之增加（β值变大），致使海洋经济发展在空前高涨的同时，海洋产业之间的矛盾急剧增加（λ值变大）。此时，如果海洋产业选择“联合”发展策略，由于协同效应产业获得的额外收益将增加（值变大）。同时，由于共同的活动领域范围的扩大以及海洋产业作业领域的层次性，海洋产业选择“联合”策略时出让的领域的成本会有所降低。相反，海洋产业之间关联度的提高使产业间协同效应增大。此时，在一定的海域内，在矛盾突出的海洋产业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协调机制来协同产业间的发展是可行的。1988年1月27日海南省建省筹备组与国家海洋局商定，成立海南省海洋局，统筹管理行政区划内的所有与海洋经济有关的活动。自此开始，截止到1991年，我国16个沿海省(区、市)海洋管理机构已全部建立，标志着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从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4、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以“条块”为特征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
21世纪以来，我国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逐步完善。随着综合管理机构的建立，产业间联合带来的协同效应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国家海洋局的统管职能进一步强化，中国海监总队的成立为海洋经济综合管理体制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
但由于我国海岸线绵长曲折，要想对整个国家实施统一的综合管理是有一定难度的。此时，海洋区域管理应运而生。我国的区域海洋经济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省级政府阶层，这与我国固有的行政区划有很大关联。在固守海洋产业“条形”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在国家海洋局统一调控、政策法规总的约束下，各省市彰显各自特色，结合自身条件，建立起适合本省市海洋经济发展的管理体制。截止20底，我国已有16个沿海省（区、市）成立了主管海洋和渔业的管理机构，综合管理地方海洋产业活动。从区域的角度看，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国家——省——市——县自上而下四级海洋经济管理体制。整体上，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呈现出“条形”的行业管理和“块状”的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混合管理模式。
三、结论
我国海洋条件优越、资源丰富，海洋经济发展迅速，已达到世界中级水平（L较大），传统海洋产业已经形成规模经济，新兴海洋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α值较大），海洋产业种类增加。但同时，各产业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时空交叉严重（β值较大），海洋产业总体技术水平较低（技术水平低下，在统一的工作领域势必造成矛盾加剧，即λ值较大），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相对落后等问题严重。随着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海洋产业之间的矛盾加剧，我国海洋经济管理体制走综合管理的道路已确定无疑的。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完善的海洋经济信息管理系统，充分了解海洋经济的发展局势；建立健全的海洋经济综合管理的协调组织机构，从全局的角度解决跨行业问题；建立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
注释：
①本文将影响海洋经济管理体制的因素简单缩减为“成本”与“收益”是有一定原因的，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潜在利润大于创新成本，即有利可图”，本文实证部分牵涉到了加入产业组后成本高低的比较，这也可以认为是“有利可图”的一种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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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集聚度演化趋势实证研究 篇3
要素资源动态配置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索罗和斯旺（Solow and Swan，1956）以及威廉姆森（Wiliamson，1956）对要素流动性与区域经济均衡问题进行过相关研究，他们持有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环境中要素的完全流动能够促使区域间经济增长水平最终实现均衡；缪尔达尔（Myrdal，1957）和赫希曼（Hirschman，1958）则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市场力量促使要素的区域集中，从而导致区域经济不均衡状况的加剧，需要国家的干预以实现区域经济均衡。
随着金融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金融、金融集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1973）和肖（Edward S. Shaw，1973）研究了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联系，认为区域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Paul Romer（1986）的研究将金融系统作为了影响经济的重要变量；Lucas（1988）、Sergio Rebelo（1991）等也做了类似的理论描述；Greenwood（1990）认为金融机构及其网络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相互影响；Levine（1992）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金融机构网络规模与经济规模相适应；Clarke、Xu & Zou使用1960－1995年30多年91个国家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区域收入差异化的相关性；David（1998）运用多国金融流动数据建立金融资本流动影响因素分析模型，解释了信息地理分布与金融市场交易的关系；Clark（2003）运用世界银行等来源的数据实证分析全球金融流动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Leyshon & Thrift（1997）研究了货币区域流动问题及其对商业活动的影响，Martin（1998）做了类似研究；Portes & Rey （2000）分析了股权资本的区域流动问题，并认为诸如市场间距离、市场效率等交易费用问题是其重要影响因素；Gehrig（1998）研究了金融集聚所形成的金融中心区域与信息处理的关系，认为金融中介密集区也是金融业务集中的区域；Hau（1999）分析了信息对金融区域分布的影响作用；Pandit（2001）认為金融流动性促使金融集聚从而导致金融中心的形成；Gras（1922）从城市发展阶段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聚与金融集聚问题，并认为金融集聚具有更高的集中程度；Kindleberge（1974）分析认为金融集聚与金融中心通过提高金融资源区域配置效率减少了交易成本；Pak（1999）认为金融中介的集聚能够通过金融基础资源共享取得规模收益；Porteous（1999）认为金融集聚产生了外部性收益，尤其是信息生产领域里的外部收益；Bossone（2003）研究认为金融机构通过接入金融交易活动降低了信息成本，并与金融交易各方分享收益，金融集聚能够有助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以及信息生产和共享；Dodd （1994）认为可以通过货币的信息承载功能进行区域金融经济的分析；Naresh & Gary （2001）对金融中介机构的区域集聚进行了研究，从供需两方面解释了金融集聚产生的推动力量；Gehrig（1998）则对于信息和监管对不同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的不同影响进行了分别论述，指出信息需求强烈的金融机构趋于集聚，而对监管较为敏感的金融机构则趋于分散。
国内学者进行金融与区域经济关系研究开始较晚，但近年来也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杜朝运（2007）分析了区域金融与经济发展协调的模型；陶君道和高新才（2007）、宋艳伟和李恒炜（2007）分别对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刘慧（2007）、石红英（2007）分别从区域金融生态、金融制度环境等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王建威、赖发亮和何国钦（2006），何建明、田银华和张德常（2007），吴竞择和韩芳（2007）对金融资源的区域问题进行了研究；温涛（2005）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姚耀军（2005）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杨俊（2006）认为金融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白钦先(2002)从金融资源稀缺性角度论述了金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随着金融集聚及区域金融中心在国内的逐步显现，又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刘红、叶耀明（2007）对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并从交易费用视角对金融集聚进行了分析；黄解宇、杨再斌（2006）从理论与实践系统分析了金融集聚与金融中心的形成；刘军、黄解宇、曹利军（2007）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机制；陈琦、 田岗（2006）通过金融发展指数分析区域金融差异化以及金融、经济集聚；连建辉等(2005)对区域金融集聚所产生的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防范、金融效率提升等外部性收益进行了总结，认为这些都是推动金融集聚的重要因素；潘英丽(2003)认为金融集聚在获得外部经济的同时也会产生外部不经济，主要体现在成本、竞争等方面；张凤超(2003)在“金融地域运动”分析基础上总结了金融集聚的若干层次，包括支点、增长极和中心等。
关于组合预测分析方法的研究与应用。Bates & Granger（1969）最早提出了组合预测的分析方法。国内在研究和应用组合预测分析方法方面也有较多成果孙元和吕宁（2007）运用组合分析法对地方财政预算收入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李曦（2007）分析了组合预测方法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应用；熊崇俊、宁宣熙和潘颖莉（2006）建立了基于熵概念的组合预测模型；姜明辉和袁绪川（2008）运用组合预测方法分析个人信用；谭华、谢赤、孙柏、储慧斌和闫瑞增（2007）运用组合预测方法分析证券市场。
现有文献研究有些涉及要素流动性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有些涉及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有些研究分析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问题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有些研究了金融集聚产生的原因、机理，有些分析了区域金融系统运行状况问题，但有关区域金融集聚度演化趋势预测的文献尚未见到。因此，本文将运用组合预测模型分析区域金融集聚度演化趋势。
一、组合预测模型的建立
我们首先分别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数回归模型对区域金融集聚度进行单一模型预测；其次，将在单一模型预测基础上建立组合预测模型。
（一）单一预测模型的选择。我们选择线性回归模型对数回归模型作为对区域金融集聚度进行预测的2种单一预测模型分别对区域金融集聚度进行预测分析。
1.线性回归模型。我们将建立如下形式的线性回归模型：
Y1＝α1X＋β1，α1、β1为模型参数。
2.对数回归模型。我们将建立如下形式的对数回归模型：
Y2＝α2Ln（X）＋β2，α2、β2为模型参数。
（二）组合预测模型的构建。在上述线性回归模型对数回归模型2种单一预测模型预测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建立组合预测模型。建立组合预测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对所选用的各单一预测进行综合处理得到一个精确度更高的预测结果。建立组合预测模型的基本方式是通过采用相应的处理技术计算各单一预测在组合预测中的权重。组合预测模型形式如下：
Y3＝P1*Y1＋P2*Y2，P1为Y1在组合预测模型中的权重、P2为Y2在组合预测模型中的权重。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与数据
1.样本。我们选取武汉金融集聚区为分析样本，以武汉市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占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比重表示武汉市金融集聚区金融集聚度。
2.数据。我们以中国经济信息网提供的相关2004-2005年度数据进行分析。数据见下表1：
3.散点图。根据表1数据绘制散点图如下图1：
（二）单一预测模型分析
1.线性回归模型分析
Y1＝0.0278X－55.049，R2＝0.7751
2.对数回归模型
Y2＝55.563Ln（X）－421.82，R2＝0.7756
（三）组合预测模型分析
基于对单一预测模型的分析建立组合预测模型如下：
Y3＝0.1Y1＋0.7Y2
单一预测模型与组合预测模型拟合值、2005年度预测值及实际值见下表2：
三、基本结论
根据各单一模型及组合模型对2005年度预测值的比较，组合预测模型具有由于各单一预测模型的预测值，因而组合预测模型提高了模型预测精确度。
本研究得到“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8q228）”的资助
量子演化算法的改进研究 篇4
量子演化算法 (Quantum-Inspired Evolutionary Algorithm QEA) 是由量子计算理论和演化算法相结合产生的, 利用量子比特进行量子染色体编码, 并利用量子门进行量子更新的一种概率搜索算法。量子染色体的概念由KukHyun Han等人第一次引入[1,2], 而由于量子比特的叠加性、纠缠性和相干性, 由其组成的量子染色体与经典演化算法的染色体相比, 具有种群规模小、迭代次数少、多样性好、收敛速度快等优点, 将其应用于背包求解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 如传统的量子演化算法易陷入局部最优、运算效率不高等。为了更好地将量子特性融入演化算法中, 进一步提高量子演化算法的效率, 本文将对传统的量子演化算法进行改进研究。
1 量子染色体
量子演化算法中量子染色体的编码方式采用的是根据量子态叠加原理而设计的一种量子染色体编码。在此定义了量子染色体中第i个量子比特表示形式为[3]:
其中, αi2表示量子比特几率幅处于|0>态的概率, 而βi2表示量子比特几率幅处于|1>态的概率。且αi与βi之间满足αi2+βi2=1。相应地, 一个含k位的第i个量子基因可以表示为:
其中, αi2和βi2分别以一定的概率取到0的状态和1的状态。
则一个量子染色体可以表示为下式[4]:
其中, k为每个量子基因所使用的量子位数。
2 量子演化算法更新
根据量子比特的特性来设计更新算子, 一般是利用量子门作用量子个体的各叠加态, 使其相互干涉, 相位发生改变, 从而改变各基态的概率[5]。与传统的逻辑门一样, 量子门也可以分为很多种。下面分别对其作以必要分析。
2.1 量子非门
量子非门是一种满足酉性的单量子比特门, 由一个2觹2的矩阵表示, 其对量子染色体的更新过程为:
上式中, (αi, βi) T为更新前的量子位, (α'i, β'i) T为更新后的量子位。因此, 量子非门可以用来实现量子染色体的变异操作, 当算法停滞, 可实现量子染色体中量子态矢量的几率幅值的对换, 增加量子染色体的多样性, 防止算法陷入局部最优。
2.2 量子旋转门
量子旋转门也是由一个2觹2的矩阵表示的一位门, 是量子演化算法中最主要的更新操作。通过改变量子旋转角的大小和方向来实现量子位更新, 操作过程由下式表示:
如图1所示。图中 (αi, βi) T表示第i位量子旋转前的几率幅值, (α'i, β'i) T表示该量子旋转后的几率幅值。量子旋转门UR (θ) 的作用是利用量子旋转角θ来改变量子几率幅值。θ表示旋转角大小, θ角的符号表示旋转方向, 正方向表示逆时针方向旋转, 负方向表示顺时针方向旋转。θ角太大, 进化容易进入早熟或者不收敛;θ角太小, 进化容易陷入停滞状态, 一般推荐θ角范围在0.001π到0.05π之间[6,7]。
3 量子演化算法的改进
量子演化算法的更新算子是算法中最重要的操作, 其中设计是算法最主要的部分, 也是算法性能好坏的关键因素。相对于传统演化算法的遗传操作, 量子演化算法中的量子更新算子都是作用于量子染色体上, 而由于其所处的叠加态和纠缠态, 无法使用传统的选择、交叉和变异等操作方式。因此, 算法在更新过程中很容易失去种群的多样性, 陷入局部最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 本文对传统的量子演化算法进行改进。
3.1 全干扰交叉算子
在传统的演化算法中, 交叉算子是实现演化过程更新的最主要操作之一, 可以有效地增加种群的多样性, 也可以加快算法的收敛速度。在量子演化算法中, 因量子染色体本身具有并行性, 所以前期的很多量子演化算法都没有使用交叉操作。因为对量子位的交叉操作很容易破坏量子染色体的结构, 可能使算法性能下降;但是如果没有交叉操作, 根据算法的演化特点, 又很容易出现极端化的量子几率幅, 从而陷入局部最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本文设计了一种全干扰的量子交叉算子, 针对测量[8]后的经典染色体进行全干扰交叉, 这样既不会破坏量子染色体固有的并行性, 又可以增加测量后染色体的多样性, 而后影响量子染色体进化方向, 加快算法的收敛速度, 有效地防止“早熟”。
3.2 量子变异
在量子演化算法中, 因量子染色体固有的并行性, 一般情况下, 变异操作比较少用甚至不用。只有在种群陷入停滞或早熟时, 才会使用量子非门作为变异算子, 对量子染色体的几率幅进行操作。
本文设计的量子变异算子为:设定变异概率, 利用公式 (4) 量子非门分别对量子染色体的某几个量子位逐个进行操作, 使其几率幅值进行对换, 实现量子个体的变异操作。其目的是改变量子染色体的叠加状态, 使量子个体在测量时取0和1的概率发生改变, 促进量子搜索跳出局部最优解空间, 增加搜索广度, 增强算法的寻优能力。
3.3 改进的量子演化算法分析
通过对改进的量子演化算法实验分析, 改进的量子演化算法在寻优过程中不易陷入局部最优解, 寻找到最优解的成功率远高于传统算法, 求解结果明显优于传统的量子演化算法。从计算的迭代次数来看, 改进的量子演化算法所需要的迭代次数也远远小于传统的演化算法[9,10], 而且算法所用的种群规模非常小;然而在计算时间上, 本算法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可能是因为该算法的的仿真平台是在经典计算机上运行的, 还不能充分体现出量子计算的并行特性;另外, 和设计平台的选择及仿真程序的设计也有关系, 本算法选择的实验平台是Matlab运行平台, 该平台的运行效率较低, 且本例中算法的停机条件选用预先设定迭代次数方式, 直接影响着算法的执行时间, 在这一点上则有待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3.4 改进量子演化算法流程
量子演化算法的算法流程如下:
(1) 令t=0, 生成初始量子染色体种群Q (t) ;
(2) 对初始种群进行测量, 得到状态p (t) , 即经典染色体;
(3) 对每个测量后的经典状态计算适应度;
(4) 记录其最佳量子个体、经典个体及其适应度值;
(5) 当不满足停机条件;
{
t=t+1;
利用量子旋转门操作对量子个体进行更新;
设定概率触发器启动量子变异;
对新种群Q (t) 进行测量, 得到状态p (t) ;
对状态p (t) 进行全干扰交叉;
对每个经典状态计算适应度;
记录最佳量子个体、经典个体及其适应度值;
｝
量子算法演化流程如图2所示。
4 结束语
本文在对传统量子演化算法的研究基础上, 根据其特点, 从两个方面对量子演化算法进行改进:
(1) 因量子染色体的量子位处于叠加态和纠缠态, 无法使用传统的交叉方式对量子位进行操作, 本文设计了针对测量后的经典染色体进行全干扰交叉;
(2) 本文设计了概率触发器启动量子非门进行量子变异。改进的量子演化算比起先前的算法具有更好的寻优能力, 更稳定的收敛度。
摘要：从两个方面对量子演化算法进行改进: (1) 因量子染色体的量子位处于叠加态和纠缠态, 无法使用传统的交叉方式对量子位进行操作, 设计了针对测量后的经典染色体进行全干扰交叉, 这样既不会破坏量子染色体的固有的并行性, 又可以增加测量后染色体的多样性, 继而影响量子染色体进化方向, 加快算法的收敛速度, 有效地防止“早熟”; (2) 设计了概率触发器启动量子非门进行量子变异。实验表明, 改进的量子演化算法比起先前的算法具有更好的寻优能力, 更稳定的收敛度。
关键词：量子演化算法,全干扰交叉,量子变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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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研究 篇5
【摘要】：区域可持续发展强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以获取区域持久的、稳定的发展能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生态的可持续性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考察历史时期区域环境变迁和演化的轨迹、揭示区域不可持续发展的原因、探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意义重大。湖(泊)群与人类文明起源、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探讨湖(泊)群地区发展的基本理论、通过湖(泊)群地区演化过程分析找出规律、提出湖(泊)群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丰富湖(泊)群地区研究的内涵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范畴、指导湖(泊)群地区的合理开发，从更大范围上促进区域的全面发展。江汉湖群位于湖北省境内，是整个长江中下游淡水湖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质历史时期，江汉湖群经过了复杂的演化过程；在近代，江汉湖群演化又深深打上了人类的烙印。江汉湖群所在区一江汉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经济发达地区，在我国空间经济布局上有重要地位。同时该地区又是我国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研究江汉湖群的历史演化和近代变迁，揭示江汉湖群演化过程和规律，剖析影响江汉湖群演化的因素与机制，探讨湖群演化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把握湖群演化的趋势、恢复和重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使江汉湖群区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文共分五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研究的意义和研究区范围、研究目标、研究框架与技术线路、研究内容等问
题。文章指出江汉湖群演化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可以丰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指导江汉湖区的发展，并为其他地区发展提供参考。运用RS／GIS手段，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准确界定了江汉湖群区的范围。研究目标是探讨湖(泊)群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通过湖(泊)群地区演化过程分析找出规律、提出湖(泊)群地区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丰富湖(泊)群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范畴、为湖(泊)群地区的合理开发提供参考。研究框架与技术线路是，在环境变迁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探讨江汉湖群演化的过程与规律，科学评价江汉湖群区的资源，分析江汉湖群区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探讨江汉湖_区生态环境优化的对策，研究江汉湖区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途径和基本方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综述与研究进展、江汉湖群演化过程和规律、江汉湖区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典型地区案例分析。第二章为理论综述与研究进展。首先阐述了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历史背景和主要成果，揭示了二者的相互关系。然后探讨了湖群环境变迁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研究进展，考察了江汉湖群演化和湖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文章认为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领域，指出环境变迁过程和规律的研究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认识、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应用研究是该领域的重点问题。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关系极为密切，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两种动态过程，人类活动是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的纽带和中间环节，优化调控环
境变迁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核心。湖(泊)群环境变迁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研究是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对此十分重视。江汉湖群区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方面:对江汉湖群和湖泊的综合研究、演化研究、对湖区环境地质与化学特征方面的研究、对湖群和湖泊地区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讲，江汉湖群和湖泊地区研究成果众多，但多从某一侧面进行研究，把湖群和湖泊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是比较少的。第三章为江汉湖群演化过程和规律。在探讨江汉湖群演化的地质背景与沉积证据的基础上，揭示了地质构造运动及地貌沉积与湖泊发育的关系，着重剖析了全新世江汉湖群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运用RS/Gls等方法对近50年来江汉湖群的演化进行了定量研究，分析了江汉湖群演化的原因与成因类型。文章认为地质基础及构造运动提供了江汉湖群发育的先决条件，气候变迁、海平面变化及人类活动促进了江汉湖群的演化，现代江汉湖群基本格局主要是全新世以来演变的结果。文章进一步指出:①在江汉平原地区，白至一第三纪发育了大量的咸水湖。②从新第三纪开始，江汉平原由内陆盆地盐湖沉积为主转变为外流盆地河湖沉积为主，淡水湖泊开始出现。③更新世特别是晚更新世以来的环境变迁对现代江汉湖群形成演化有重大影响。④现代江汉湖群是全新世以来湖群演变的产物，早全新世为湖群与湖泊兴起期，中全新世为湖群与湖泊的扩张期，晚全新世为湖群与湖泊演化的波动和衰退期。⑤江汉湖群演化及环境变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构造运动、气候及海平面变化、河网水系变化、烷田开发与围湖
垦殖、水利工程、长江中上游生态环境建设等都直接作用于江汉湖群。地质历史时期湖群的演化受到构造运动与气候的影响作用巨大，全新世则气候因子占据主导地位，近现代变化(尤其是近五百年来的变化)主【关键词】：江汉湖群湖区湖区PRED系统区域可持续发展环境变迁湖泊-流域综合治理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4 【分类号】：P343.3 【目录】：第一章绪论15-20
一、研究意义15-16
二、研究设计16-20第二章理论综述与研究进展20-37第一节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述评20-30
一、环境变迁研究概述20-2
4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概述24-28
三、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28-30第二节湖群环境变迁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述评30-33第三节江汉湖群演化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述评33-37第三章江汉湖群演化过程和规律37-98第一节江汉湖群演化的地质背景与沉积证据37-
43一、第三纪以前的地质构造发育与地貌沉积37-38
二、第四纪以来的地质构造发育与地貌沉积38-
42三、构造发育及地貌沉积与湖泊发育关联分析42-43第二节全新世江汉湖群的演化43-
51一、早全新世(距今10000-7500年)湖群环境变迁与湖泊兴起44-4
5二、中全新世(距今7500-3000年)湖群环境变迁与湖泊扩张45-46
三、晚全新世(距今3000年)以来湖群环境变迁与湖泊演化46-51第三节近50多年来江汉湖群
演化定量分析51-8
2一、信息源52-
53二、研究方法53-56
三、研究结果56-82第四节江汉湖群演化的原因与成因类型82-98
一、影响江汉湖群演化的原因82-96
二、江汉湖泊成因类型96-98第四章江汉湖区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98-154第一节江汉湖群演化与湖区资源环境发展的内在关联98-10
5一、江汉湖群演化与湖区资源98-10
3二、江汉湖群演化与湖区环境103-10
4三、江汉湖群演化-湖区资源环境-湖区发展互动机理104-105第二节江汉湖区资源开发与利用105-130
一、江汉湖区土地资源开发与利用105-118
二、江汉湖区湖泊资源开发与利用118-130第三节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130-140
一、洪涝灾害131-136
二、湖泊水体污染与富营养化136-139
三、泥沙淤积和沼泽化139-140
四、血吸虫疫病140第四节湖区PRED系统优化调控与可持续发展140-1
54一、湖区PRED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140-146
二、江汉湖区PRED系统优化调控与可持续发展对策146-154第五章典型地区案例分析154-175第一节武汉市城市湖泊演化发展与开发利用和保护154-16
3一、武汉市自然地理背景与河流湖泊现状154-156
二、武汉市城市湖泊演化156-159
三、武汉市城市湖泊主要环境问题159-160
四、武汉市城市湖泊永续利用与综合治理160-163第二节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163-17
5一、研究区概况与问题提出的背景163-16
4二、湖泊-流域地区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诠释164-16
5三、湖泊-流域地区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域外借鉴165-168
四、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构想168-175结论175-182参考文献
182-191后记191
演化研究 篇6
【摘要】利用城市地理学中首位度、位序规模相关方法及经济学中赫芬达尔指数对2006-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及其演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处于由首位型结构向集中型结构转变，中间梯度的入境旅游市场数量正在增加，但尚未达到相关指数的理想值。2009年为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重要转折点。在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方面，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经历了先集聚后分散的演化过程。基于上述分析，文章对新疆入境旅游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
doi：10.3969/j.issn.1007-0087.2016.01.010
入境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区域旅游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其发展有利于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均衡，提升区域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已成为区域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之一[1]。区域入境旅游规模的特征及演化研究，有助于明确区域入境旅游分布的特点，认识区域入境旅游发展趋势，为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优化规模结构，推动区域入境旅游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2]。
新疆作为我国占地面积最大和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省区，旅游业发展十分迅猛[3]。在新疆长达54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新疆周边的国家是最多的，有蒙古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8个邻邦。因此，为新疆入境旅游带来了先天的有利条件。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境地，一方面拥有深厚多元的文化，一方面又拥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吸引着中外游客的到来。据新疆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人数达到147.95万人次，入境旅游收入58502万美元，分别比2000年入境旅游人数增长了610%、入境旅游收入增长了516.2%，新疆入境旅游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
因此对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过程和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新疆入境旅游供求关系的空间规模结构及其变化，为新疆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同时也能为我国其他省份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研究较为宏观，主要从政策和影响因素方面。Akira Sos-hiroda 分析了日本从1859-2003年入境旅游政策演变对不同城市入境旅游规模的影响和差异[4]，Yahua Zhang 等人运用重力模型以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为研究对象，发现限制性的航空政策阻碍两个国家城市间旅游流的往来[5]，Joanne Connell 等对新西兰旅游发展策略分析发现政府颁布的旅游政策对区域旅游规模发展会产生显著的影响[6]，Yang Yang 等人运用空间增长回归模型以中国342个地级市2002-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当地的经济增长是影响入境旅游规模增长的最主要因素[7]。
国内学者对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结构特征。全华等人对江苏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演变趋势进行SSM分析，同时结合相应的Shift-Share分析图表，给出不同结构状态下的江苏省入境旅游营销策略[8]。陈勇等以中国入境旅游大省广东省为例，利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对我国的入境旅游市场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9]。（2）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影响因素。如陈刚强、徐学强探讨了1999-2008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影响因素主要包含：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对外经济开放度、市场发展和基础设施[10]。宣国富认为入境旅游规模结构类型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城市职能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等[11]。（3）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区域差异特征。学者们主要从国家层面、省域层面和跨区域层面入境旅游规模的差异。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入境旅游规模的研究主要从地理学的视角切入，主要运用一些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而结合经济学中相关研究方法的较少。目前已有一些国内学者运用经济学中的赫芬达尔指数法对区域旅游规模开展研究，但是结合首位度分析法和位序-规模法并借助赫芬达尔指数法同时研究区域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的还很少见[12]。鉴于此，本文从新疆入境旅游市场出发，借助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方法、赫芬达尔指数对入境旅游市场规模动态化分析，以期把握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阶段特征及未来演化趋势，从而对新疆入境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首位度分析法。美国学者马克·杰斐逊于1939年对美国以及欧洲诸多国家城市规模的分布研究发现，大部分国家最大城市是第二位城市人口的2倍以上，提出了城市首位律，后来又发展到4、11城市指数，该规律已成为衡量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一个重要指标；本文用于反映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的规模等级结构。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P1，P2，P3… P11为不同入境旅游市场旅游人数规模从大到小排序。正常的2城市指数、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应该分为2，1和1的理想状态。
2.位序-规模分析。对一个区域（或客体），设定一个入境旅游人次r来度量，测度结果是与r有关的入境旅游市场的数量N（r），当r值改变时，N（r）也相应发生变化，r由小到大时，N（r）不断减小。若N（r）与r成幂函数关系，则
则表明入境旅游人次规模分布为分形。把不同入境旅游市场和入境目的地旅游人数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并给其序号（k=1，2，…，n），用系统等级规模分布的pareto形式，经变换可以得到Zipf维数公式，即
经推到可得 ，其中：K为入境旅游市场等级序号，P（k）为与序号K想对应的入境旅游市场的人次；P1为首位入境旅游市场的旅游人次；q为Zipf指数。
当q>1即D<1时，入境旅游市场规模分布集中，入境旅游规模分布差异大，首位入境旅游市场垄断性较强，中间位序的入境旅游市场较少；当q<1即D>1时，入境旅游市场规模分布分散，入境旅游规模分布均衡，中间位序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较多。一般来说，也可以根据q指数的大小，将旅游规模结构分为三类：首位型（q≥1.2）、集中型（0.85
3.赫芬达尔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及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是经济学中用来衡量市场力量分化程度和市场垄断程度的重要指标，目前已有学者将其用于分析入境旅游的总体差异[12]，在此用于反映入境旅游市场的空间离散程度，其公式为：
其中：H是赫芬达尔指数，Pi为某客源市场来新疆人数占新疆入境旅游总规模数的百分比，本研究中n取11，因为排名在11位以后的城市或客源市场入境旅游人数较少。H值越接近1，表明区域集聚程度越高，少数客源市场的旅游规模垄断性强；H值越接近0，表明区域集聚程度越低，11个客源市场之间的竞争越激烈。
（二）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易获取原则和连续性原则，本文选取2006-2013年主要客源市场来疆人次数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新疆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局官方网站统计信息（http：//www.xjtj.gov.cn）。
三、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特征分析
（一）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区域结构
在新疆入境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来自亚洲的旅游者占新疆入境旅游者的56.39%，其中亚洲的旅游者中75%左右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其次是欧洲，所占比重为37.32%，欧洲游客中80%左右来自独联体；北美洲、大洋洲所占比重分别为4.13%、1.29%（如表1所示）。北美是世界上旅游业最发达地区之一，但由于距离新疆过远，来疆旅游在途中时间长，旅费开支大，吸引的游客量有限且主要是美国游客；大洋洲市场与北美市场相似，由于空间距离较远，主要由于资源禀赋差异吸引澳大利亚一部分游客；非洲由于经济落后等原因，来疆的旅游者最少，仅为0.1%。
表1 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区域结构（单位：%）
客源地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
200633.610.0858.514.801.37
200732.930.0961.413.451.18
200845.340.1447.274.751.67
200937.690.2451.187.482.26
201071.620.0823.153.521.00
201176.660.0619.073.130.69
201276.370.0619.123.031.06
201376.910.0618.842.851.05
平均56.390.1037.324.131.29
（二）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地结构
2006-2013年新疆接待入境旅游客源地人数最多的是独联体，占到了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地总人数的22.16%，独联体游客是新疆第一大客源市场，主要以边境购物旅游为主体；其次是蒙古、巴基斯坦、日本、美国、韩国，分别是3.85%、3.27%、3.02%、2.38%、1.89%。蒙古和巴基斯坦是新疆重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其距离新疆较近，与独联体相似，主要以边境购物旅游为主体。日本、美国、韩国也是新疆重要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其经济发达程度较高，以丝绸之路、佛教文化为纽带加之三地社会环境、自然景观、民族风情、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对旅游者产生较强的吸引力，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与新疆有着宗教信仰上的联系，所以穆斯林旅游市场开发潜力较大。
表2 2006-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客源地接待总人数及市场占有率
序号客源地接待总人数（人）平均市场占有率（%）序号客源地接待总人数（人）平均市场占有率（%）
1印度100380.1612德国593130.92
2印度尼西亚96880.1513法国722971.12
3日本1954343.0214意大利218020.34
4马来西亚467680.7215西班牙122790.19
5蒙古2487593.8516瑞典135780.21
6菲律宾46080.0717瑞士199580.31
7新加坡494630.7718独联体143263222.16
8韩国1220991.8919加拿大450030.70
9泰国244920.3820美国1540912.38
10巴基斯坦2112763.2721澳大利亚478820.74
11英国663161.0322新西兰143610.22
（三）新疆入境旅游市场首位度分析
依据上述给出的首位度分析公式，可算出2006-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S2、S4、S11值（如图1所示）。整体上，新疆入境旅游市场S2、S4、S11均远高于理想值2、1、1。2006-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整体呈下降趋势，首位度趋势减弱，独联体的垄断地位逐渐减弱，说明入境旅游市场尚未形成较大的空间差异，随着西部大开发及援疆工作的推进，使得其他客源市场，尤其是对美国、日本、韩国等吸引力增强，使得新疆入境旅游市场S2、S4、S11值呈现出整体下降，并趋于稳定，越来越接近理想值，降低了独联体的垄断地位。
图1 新疆入境旅游市场首位度指数（2006-2013年）
（四）新疆入境旅游市场位序规模分析
2006-2013年，R2值接近于1（2009年除外），线性拟合状况较好，表明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符合位序规模分布，除2009年以外，q值全部大于1.2，表明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是典型的首位型。这主要是因为入境旅游市场的地域距离和目的地入境旅游的发展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旅游目的地会优先吸引距离其相对较近的入境旅游市场，独联体、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等距新疆较近，来疆人次数主要集中在以上入境客源市场，其次美国、日本、韩国这几个主要客源大国来疆人次次之。q值变化可以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从2006年到2009年处于下降阶段，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首位度下降，2006、2007年q值高达1.590、1.583，在这两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表现出强首位型，独联体占有垄断地位，2008年、2009年出现了明显的梯度下降，与2009年达到最低值1.139，说明结构正在从首位型向集中型转变；2010年到2013年处于稳定阶段，q值略大于1.2，说明在这期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仍属于首位型，但首位型程度降低。整体而言，q值在下降，新疆如今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正在优化过程中（如表3所示）。
表3 新疆入境旅游市场位序规模分析拟合方程及参数（2006-2013年）
时间q拟合方程R2
20061.590y=-1.590x+11.708R2=0.983
20071.583y=-1.583x+11.649R2=0.928
20081.306y=-1.306x+11.256R2=0.948
20091.139y=-1.139x+11.120R2=0.875
20101.271y=-1.271x+12.029R2=0.983
20111.367y=-1.367x+12.044R2=0.958
20121.274y=-1.274x+12.123R2=0.977
20131.291y=-1.291x+12.186R2=0.978
从2006-2013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数据可以看出，独联体一直是新疆最大客源市场，且其位于拟合直线上（如图2所示）（此处仅以图2说明，其它年份对数散点图可以从表3推出），带动作用明显，中间层次规模入境旅游市场数目少、发展快，但是低层次规模的入境旅游市场数目多，发展迟缓，可见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还需要继续优化。2006年独联体所占入境旅游市场的比例高达49.24%，中间层次规模的入境旅游市场数目较少，有蒙古、巴基斯坦、美国、日本、韩国，低层次规模的入境旅游市场数目较较多，主要有英国、马来西亚、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16个国家，所占入境旅游市场比例更少。2006年以后，q值开始不断下降，首位入境旅游市场垄断地位有所降低，2013年独联体所占入境旅游市场的比例降至15.43%。
图2 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双对数散点图（2013年）
（五）基于赫芬达尔指数的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特征分析
通过公式结合2006-2013年新疆主要客源市场入境人数，可计算出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赫芬达尔指数（如图3所示）。新疆入境旅游市场H值处于较低水平，变化趋势呈现先下降后稳定，2006-2009年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这期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垄断性变弱，客源主要来自独联体，与入境旅游市场位序规模q值走势一致；2010-2013年趋于稳定，独联体的垄断性减弱，各个主要客源市场的入境游客人次说不断趋向平衡，呈现出良性发展趋势。
上述分析表明，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经历了由首位型向集中型演变的过程。首位度指数、q值和赫芬达尔指数走向趋势一致，整体垄断趋势降低。
图3 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赫芬达尔指数（2006-2013年）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正在不断优化当中。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正处于由首位型结构向集中型结构转变。新疆入境旅游市场中的独联体的垄断性在减弱，中间层次蒙古、日本、巴基斯坦、美国、韩国入境旅游市场发展速度较快，所占入境市场比例在增大，但客源市场数量仍然较少。低层次入境旅游市场英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6个国家发展迟缓，所占入境市场比例有小幅度上升，但是客源市场数量仍然较多。
2.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的重要转折点是2009年。2006-2009年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为首位型结构，位序规模阶梯分布明显，2009年降到最低，呈现集中型结构，2009-2013趋于稳定，首位客源地独联体的垄断性下降，各个主要客源市场的入境游客人次不断趋向平衡，呈现出良性发展趋势。
3.在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演化方面，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经历了先集聚后分散的演化过程。在本文考察期间内，新疆入境旅游市场从集聚向分散不断演化，并逐渐趋于稳定，2006-2013年期间，其首位度指数、位序规模q值与赫芬达尔指数H的变化走向趋势一致，共同验证了新疆入境旅游市场演化的过程。
（二）建议
通过对新疆入境旅游市场研究分析，新疆应该在以下方面加强入境旅游建设：首先，抓住历史性机遇，促进新疆旅游业跨越式发展，促使新疆入境旅游业实现一个新的飞跃。其次，在入境旅游市场方面，增强独联体及周边国家的带动作用，要强化东南亚市场的宣传，同时也要克服距离障碍，增强在欧美市场的宣传，最终实现中间层次入境旅游市场的增加。一方面要从分利用蒙古、哈萨克斯坦的地缘优势，加强对日本、韩国、美国等中间层次的入境旅游市场的宣传，扩大新疆在以上区域的旅游影响力，实现这些入境旅游市场快速由中间层次向更高层次突破，缩小与首位入境旅游市场的差距；另一方面要克服远距离地区在地理区位上的不利因素，加强在欧美及大洋洲国家的宣传，根据不同区域游客的喜好，制定出不同的旅游营销战略，实现低层次入境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第三，进一步完善以丝绸之路为主的旅游产品，同时开发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系列旅游产品。第四，准确定位，提高入境旅游者的旅游消费。不断完善餐饮、住宿、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以迎合不同入境旅游市场的旅游者，提高游客的满意度；推出精品旅游线路同时做好景点设施的配套、环境卫生的整洁、服务质量的保障等；打造出地域性、文化性、参与性、观赏性和体验性的娱乐活动，增强旅游吸引力。
五、结束语
本文对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的研究仅限于2006-2013年的数据，缺乏对更长时间段的分析，所得的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文章中未对影响旅游规模结构的因素进行深入的探讨，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可能会受到客源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文化习俗等的影响。构建新疆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结构影响因子模型，进一步深入分析入境旅游市场规模的影响因素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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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olution of the Scale Structure around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Xinjiang Province
ZHANG Shufang1； HAN Chun-xian2
（1.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China；
2.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rimary index， rank-scale analysis methods and the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used in Economic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volution and the scale structure of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Xinjia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3.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the scale structure of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Xinjiang Province was continuing optimizing. The inbound tourism markets were all in the status of changing from the typical primate distribution to the transition type. The number of the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the intermediate gradient was increasing. （2） The year of 2009 was the key turning point of the evolution. （3） In term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cale structure of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Xinjiang Province， the inbound tourism market gathered first and then scattered.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d som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 Xinjiang Province.
联盟组合混沌演化模型研究 篇7
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大数据为企业预测和把握产业方向、市场规律提供了重要信息,而同时信息混杂的大数据又给企业带来了大量决策噪音与失真信息等,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诸多挑战。在这样数字化的商业生态环境中,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不依赖于合作而进行技术创新。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使由不同创新主体合作构建的联盟成为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实际商业情境中,企业很少依赖于单个联盟,而是同期建立多个联盟来满足获取资源、 削减成本、降低风险、实现扩张 等战略目 标。Gulati[1]在九十年代就指出,企业在不断地构建自身的联盟,康宁、摩托罗拉、IBM、HP等公司同时拥有数百个联盟。Lavie[2]研究发现,美国软件行业在1990年仅有32%上市企业建立了联盟,平均每家企业拥有4个联盟;而到2000年,该行业中上市企业拥有联盟的比例高达95%,且平均每家企业拥有的联盟数量跃升至32个,部分企业的联盟数量超过50个。企业与外部组织机构建立多个以自身为核心的联盟组织,这些联盟组织的集合即为联盟组合(Alliance Portfolio)[2,3],它包括了一个核心企业以及与其直接联结的伙伴集合。
联盟组合不仅集合了单个联盟的资源,还集聚了特殊的网络资源。通过联盟网络中合作伙伴间的学习效应、溢出效应、协作效应和互补效应,联盟组合中各个成员企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联接互动会影响联盟组合的整体价值,使之超出任一单个联盟价值的简单相加。通过构建联盟组合,中石化集团、华为等企业在技术创新、经济收益及风险控制等方面的显著成效,但是联盟组合演化过程的不稳定性和高失败率是阻碍联盟 组合取得 更大成功 的壁垒。Heimeriks, Klijn et al.[4]对192家企业共涉及3 477家联盟的问卷调研发现,46%的管理者认为联盟失败率维持在40%以上(其中27%的管理者认为联盟失败率超出60%)。同时,波音公司在787梦幻客机项目上的失败也使我们认识到探究联盟组合演化过程的重要性。 联盟组合的不稳定性和高失败率凸显了其复杂性和无序状态,然而复杂中存在规律,无序中隐含秩序,可以运用混沌理论分析联盟组合演化过程的机制,本文将联盟组合作为复杂系统,在分析其分形和混沌特性的基础上,建立联盟组合演化模型,为企业把握联盟组合动态演化规律,利用其优势进行技术创新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参考。
2研究评述
联盟组合是指以核心企业为中心,所有与其具有联盟关系企业的集合。既有研究认为,企业构建联盟组合可以获取联盟伙伴 有价值资源[5],减少交易成本[6]、降低管理风险,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7],并且通过联盟 关系进行 组织学习[8],改进自身 的竞争地 位[9]。在联盟组合构型与企业的关系研究中,学者们运用资源基础观、社会网络、基础经济理论等理论对联盟组合的规模、宽度、广度和密度等构型特征与核心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得出了不甚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尚未完全打开联盟组合这个复杂组织系统的“黑箱”。
由于联盟组合结构是动态变化的[2],核心企业通过联盟组合所获取网络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网络资源的效率以及核心企业在联盟组合中地位的稳定性都会影响联盟组合结构的变化。因此需要剖析联盟组合的演化过程,企业才能掌握管理联盟组合的复杂任务的能力,以此最大化获取联盟组合的合作利益,创造竞争优势。
混沌是指在确定性系统中出现的一种貌似无规则的、随机的现象,它不等同于无序和混乱,也不是具有周期性或是对称性的有序态,而是系统中产生的一种复杂的、貌似无规则却又有一定规律性的运动,呈现出“混沌中存 在着有序,有序中存 在着混沌”[10]。 李天岩和Yorke在1975年率先在数学文献中引入 “混沌”,提出了著 名的Li-Yoke定理[11]。McBride将混沌理论定义为对确定性非线性动力系统中不稳定非周期行为的定性研究[12]。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混沌理论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在气象学、生物医学、 地质学、经济管理等学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诸如雪花的形状、生物的体态特征、河流山川的形成、金融股市的周期等都蕴含着混沌现象。
在经济管理领域,刘景江[13]利用不连续生长曲线、吸引子、吸子盆、匹配图景、分形和非线性发展模式等复杂系统理论与方法探讨了企业组织创新的系统行为及其复杂性;蒋军锋[14]建立时间过程与层次分解相统一的技术创新网络结构演变模型,分析了技术创新网络结构在不同观察尺度下的遗传与变异特性。韩蓉,林润辉[15]分析了知识创新的混沌特性,建立基于创新能力的知识创新的混沌动力学模型。韩亚品,胡珑瑛[16]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和混沌理论,分析了创新网络中组织间信任的复杂性、初值敏感性、分岔行为及内随机性等混沌特性,建立了创新网络中组织间信任演化模型。混沌理论在经济系统的演化及创新管理等方面有着成熟的应用,但目前尚未有对联盟组合演化的混沌现象进行研究。
3混沌演化的基础:复杂性与分形
3.1联盟组合的复杂特性研究
联盟组合是一个多个联盟组成的,具有各种正负反馈结构和非线性作用相互“耦合”、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系统。对于成员企业个体来说,联盟组合是具有协作特性的整体。虽然联盟成员具有个体的诸多差异性,但这些成员的运行规则却具有相似性,单个联盟子系统独立完成自身的那部分功能,并以核心企业为中心,通过相互间的联盟联接关系,集成化的发挥整体功能。联盟组合的主体企业都具有某种资源或专业技术能力,同时还具有嵌套在联盟组合内的协调成员间相互关系的能力,这使得单个联盟在平行分布式的运作过程中,在关系上表现出了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相互交织形态,而联盟组合的复杂特性正是通过这些联盟主体直接的非线性联结关系中突现出来的,从而使联盟组合的结构或功能具备了超越各单个联盟部分特性累加起来的超单元特性,呈现出了涌现性质的耦合行为。
联盟组合的演化过程是企业改变环境的适应性行为,核心企业可以随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战略目标的需求,有选择的修正联盟组合,构建补充新的联盟关系,淘汰失去存在价值的对象关系,即核心企业可以影响其所嵌入的组织间空间,而组织间空间的改变也会影响联盟组合与企业发展。企业可以采取适应战略(形成多重平行研发联盟)、塑造战略(如形成探索联盟联合)、稳定战略(如形成利用型联盟) 和混合战略 (结合多种 类型的联 盟)来影响外 部环境[3]:当企业采取适应型联盟战略时,其联盟组合往往表现出联盟数量多、多样化程度高、冗余性较低、弱联系为主的构型特征;当企业采取塑造型联盟战略时,其联盟组合往往表现出联盟数量少、多样化程度较低、冗余性较高、强联系稍偏多的构型特征;当企业采取稳定型联盟战略时,其联盟组合则会呈现联盟数量少、多样化程度低、高冗余性、强联系为主的构型特征。
可见联盟组合对所有成员的开放性是联盟组合复杂性的重要根源,核心企业与战略合作伙伴的动态关系是联盟组合复杂性的重要表现。由于外部环境 (市场、技术)改变、核心企业的战略调整、战略伙伴的机会主义等因素,会导致联盟组合内部的各个联盟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远离彼此间平衡的态势,从而不断产生出创新和变迁的力量,使联盟的稳定性处于远离平衡态的不断变动之中。在内部和外部要素的作用下,联盟组合成为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动力学系统,自组织地产生出复杂性,能够产生出分岔、突变、 混沌等行为。
3.2联盟组合的分形研究
分形的概念是由数学家Mandelbrot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17],联盟组合不仅是混沌系统,同时也是分形体,分形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自相似性,它是指某种结构或过程的特征从不同空间或时间尺度上看都是相似的,即局域结构与整体相似。
联盟组合作为分形体首先表现为复杂结构的层面结构分形。联盟组合是由多个联盟系统组成的,每个联盟系统又由许多子系统构成,都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功能与行为。在图1中,可以看到,节点企业B至O是核心企业A的联结伙伴,他们一起构成了核心企业的联盟组合。而核心企业的联盟伙伴也有自己的自我中心网络,如图中的F、K、M,除有焦点公司作为伙伴外,还构建了以自己为中心的联盟关系;并且I和J的联结关系将F与K的联盟联系在一起。 构成联盟组合的联盟在结构层次上显示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整个联盟组合呈现出良好的结构性和自相似性,表现出结构分形。
图1 联盟组合的结构
联盟组合系统作为分形体还表现为复杂的过程分形。联盟组合的演化是复杂的系统化过程,存在多极企业主体间的相互作用,这些非线性相互作用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关系,企业间的相互作用突出地体现了他们的竞争与合作,并且合作与竞争是以信息交流、 知识外溢为核心。
最后,联盟组合还表现为功能分形。联盟组合系统的功能就是其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性质、能力和功效。在层次结构与合理的运行机制下,联盟组合的功能受到其环境和结构的影响,并与环境之间产生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是核心企业与其联盟伙伴相对稳定的联系方式、组织秩序及时空形式的外在表现形式。从组成联盟组合的节点企业来看,联盟组合的资源禀赋包括核心企业和结盟伙伴投入联盟组合的共享资源、核心企业的非共享资源和伙伴的非共享资源[18]。从联盟组合内节点间的关系来看,可以将联盟层组合的结构特征分为关系强度和关系类型等。关系越强,联盟组合绩效越高, 强关系有助于创造关系租金,还可以促进伙伴之间的沟通、信任、冲突解决等[19];其次是关系类型。现有文献常用“直接”和“间接”来区分关系,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既可以产生协同,又可能导致冲突[3],拥有不同关系类型或者不同职能联盟的联盟组合在资本市场上会有更高的收益[20]。大量的企业通过相互的关系联接,组成了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复杂网络,伴随着结构分形及过程分形,联盟组合运行的结果就是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组织绩效(经济绩效、创新绩效等)。
4联盟组合的混沌演化模型
4.1联盟组合的形成机理
联盟组合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由于市场不完全和市场信息不对称,企业必须通过一定的战略行为,扩大自身的竞争优势或弥补竞争劣势,以获得较高收益。而组织资源的异质性使企业不能摆脱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联盟组合则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种战略行为来重构这种依赖关系。
联盟组合是核心企业建立多个联盟以响应外部环境(政治、技术、经济、制度)变化来达到特定目标而形成的网络。
核心企业的自发组合与被组合过程是联盟组合的形成方式。核心企业自发组合的过程即是主动搜寻并联结外部伙伴,此过程体现了核心企业的战略动机及主动性活动;外部组织以同样的方式邀约到核心企业成为自己的战略伙伴,此过程对核心企业而言是被动的,是一种被组合的过程,体现出外部组织的战略动机及其主动性活动。两种活动过程交织的总体结果,构成了核心企业联盟组合中的所有联结。在这两种活动过程中,由于主体间存在战略、文化、价值观、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性,企业主体必然会调整自身的结构及运行规则,来适应其它企业主体以及外界环境的变化。这种调整的结果客观上导致了主体逐步完善自身,最终完全融入环境。
图2 联盟组合的形成
联盟组合演化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核心企业与各个联盟之间、以及各个联盟相互之间的创新协作关系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规模逐渐稳定,整个联盟组合变成一个网络价值链群。从混沌理论来看,当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改变时,联盟组合内部的结构和秩序就会发生突然变化,呈现出不稳定的特点,从稳定的平衡态到达远离平衡态的分岔点,它可能走向毁灭性混沌,表现为联盟组合内部的联盟关系的破裂,甚至整体联盟组合失败,也可能跃迁到下一个具有更高复杂性水平的状态,进入一个新的生命周期,形成规模更大、联盟关系更复杂的网络结构(图3)。在演化过程中,联盟组合要不断地经历四个状态:平衡态、近平衡态、远离平衡态和毁灭性混沌态[21]。在平衡态、近平衡态或非平衡态的线性区域时,联盟组合的演化具有确定性;除此之外,系统的演化将出现分岔,特别是表现出混沌和内在随机性。联盟组合的演化是遵循 “有序→分岔→混沌→突变→跃迁到新的高级有序” 的过程,反映了联盟组合中的企业对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的适应性行为。
4.2混沌演化模型的构建
在联盟组合演化过程中,核心企业会根据其战略需求陆续构建多个联盟,新建立的联盟会将其自身结构、文化、能力融入到整个联盟组合当中,而联盟组合中原有的联盟也会对自身结构、文化、能力进行改变, 以适应当前环境的变化。设联盟组合在第n阶段的演化状态为Pn,以反映它内在的稳定程度。那么,第n阶段的演化状态Pn,第n+1阶段演化状态Pn+1存在如下关系[22,23]:
联盟组合的演化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的制约,如外部环境中政府政策、市场变化等;内部动力中如企业技术能力、联盟关系、联盟组合治理能力等,以 σ表示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假设联盟组合演化的最大状态为Pmax,其演化状态Pn与Pn+1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由不动点线性部分的Jacobian行列式可知联盟组合演化状态的稳定性取决于参数μ,随着控制参数产的变化,联盟组合的状态会从平衡态、近平衡态、远离平衡态、经过不断分岔进入倍增周期状态,并进入混沌。为清晰地表现联盟组合演化过程和取值随参数μ的变化情况,取μ∈(1,4)区间,用maltab2012绘制模型的Logistic迭代图。通过图中Logistic迭代的极限形态可看到模型的分岔特性。
μ∈[0,1)时,存在稳定的不动点,即没有Xn的解。联盟组合处于资源、技术、能力的匮乏阶段,缺乏生存环境,不具备相应的结构与机制,并可能会对初始的联盟关系建立起遏制作用。
μ=1时,出现越临界值分岔,此时的Xn结构出现不稳定。μ∈(1,3)时,联盟组合处于生成阶段,随着资源的投入,联盟组合稳定发展。当μ =3时,演化过程出现分岔,使Xn周期变为周期2。随着μ值继续增加,发生霍夫 (Hopf)分岔,演化过程不再稳定,依次出现 周期4解、周期8解、周期16解 ……[24],Xn的取值不会重复出现以前出现过的值, 联盟组合的演化过程呈现混沌状态。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联盟组合演化进入混沌状态后,可能走向毁灭性混沌,联盟组合内部的联盟关系的破裂,甚至整体联盟组合失败,也可能跃迁到下一个具有更高复杂性水平的状态,形成规模更大、联盟关系更复杂的网络结构。联盟组合演化出现混沌是内部动力和外部要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产生,它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将联盟组合演化的混沌区域分为良性临界点和恶性临界点,在良性临界点附近,量变积累到质变,进入混沌区以后,联盟组合从低级向高级水平跃升,企业间联接关系更复杂,联盟组合的组织结构的弹性越大,应对创新需求和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越强,联盟组合的组织结构更稳定;在恶性临界点附近,系统内外环境的不利因素诱发蝴蝶效应,导致联盟组合内部企业主体间合作不顺利,系统运行效率低下,甚至造成联盟组合解体失败。
联盟组合具有作为复杂系统的混沌特性,混沌理论的蝴蝶效应描述了这一特点:系统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如果起始状态稍微有一点改变,随着联盟组合的演化,这种变化将受到系统非线性反馈过程的不断放大,并最终导致系统行为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可以通过调节控制参数影响联盟组合的演化过程,影响联盟组合演化的控制参数包括外部因素和联盟组合的内部动力。
联盟组合是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将其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又输出给环境,同时联盟组合的活动又受到环境对其行为反馈的影响。影响联盟组合演化外部环境因素可以分为:政府政策、技术条件、市场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这些环境要素主要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联盟组合,引导其演化符合环境的要求。
联盟组合演化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偏差,偏差即为涨落。由于目标利益与实际利益的偏差,联盟组合内各个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不断推动系统的运行,由此产生随机涨落,由于蝴蝶效应的存在,使各种涨落不断地通过非线性作用放大形成巨涨落,当涨落达到某一阈值时,联盟组合远离平衡态,并失去在原有状态的稳定性。联盟组合内部引发潮落的动力来源主要有:联盟组合内的联接关系,联盟伙伴的资源与能力以及联盟组合的治理机制。
1)联盟组合内的联接关系影响着企业间的资源交流。企业间的紧密联接能够提高信息交换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网络成员之间形成信任和承诺,共同规范制约投机行为[25]。信任和承诺是企业成功构建联盟组合的重要因素[26,27],并且信任对联盟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形成联盟组合内部的经济一体化,共同规范制约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联盟组合的稳定。
2)联盟伙伴的资源与能力影响着联盟组合的整体绩效,与优秀的伙伴构建联盟关系是形成高绩效联盟组合的重要途径。拥有良好地位、资源优势以及丰富经验的联盟伙伴可以增加企业获取联盟收益的可能性[28,29]。
3)联盟组合的治理机制是核心企业与其伙伴之间互动的规则及规范,它约定了核心企业与其伙伴之间交易、交换、分享以及共同开发的行为遵守准则,是联盟组合的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伙伴间缺乏合作以及伙伴的投机行为是造成联盟高失败率的最主要原因[30],因此完善的治理机制可以尽量消除伙伴间的投机行为、激励伙伴共同进行价值及创新、提高联盟决策效率,达到联盟组合稳定演化的目的。
联盟组合运行分岔进入混沌状态时,意味着联盟组合面临诸多发展道路可以选择,不同的内部动力将把联盟组合推进到不同的发展轨道和前进方向。当联盟组合的规模不断扩大,主体企业间联系越加复杂,技术创新能力提高时,联盟组合很有可能演化进入一种不稳定的混沌状态,此时可以通过控制合理的内部动力参数,使得联盟组合状态进入更好的发展轨道和模式。
5结论与展望
联盟组合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和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组织形式,上述研究表明:1联盟组合是一个动态演化的系统,混沌与分形是其复杂性特征的重要反映,这为我们从非稳定、非均衡的角度研究联盟组合的构型、功能、演化及系统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思路;2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的微小变化将影响到联盟组合演化的最终结果,混沌状态的产生是其走向新的有序、新的稳定态的一种契机,是联盟组合质变的一个必然过程;3在混沌区可以分为良性混沌临界点和恶性混沌临界点,前者有利于联盟组合演化至更高水平以及保持联盟网络结构的稳定性,后者要进行混沌控制。联盟组合的混沌演化规律对管理者的能力和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学会在混沌状态下实施动态控制和管理。
技术群落演化的动力机制研究 篇8
生物之间存在捕食、寄生、竞争、共生等关系[1]。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所有生物组成生物群落,生物群落经历从不稳定到稳定再到不稳定最终达到新稳定的过程。同样的,技术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技术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和共生关系,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所有技术组成技术群落。技术群落的演化类比生物群落的演化规律,分为生长期(不稳定)、成熟期(稳定)、衰退期(不稳定)、替代期(新的稳定),其演化规律是技术群落内部和外部的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群落中的内生动力和外存动力在不同阶段其种类相似,但其作用效果存在差异,这是因为技术群落中资源是有限的。同一生态位,个体的数量决定其竞争的激烈程度,生态位重叠度低时,群落主要显现共生所带来的优势;生态位重叠度高时,对各种资源的竞争过于激烈易引发对相关技术资源的过度竞争,不利于技术群落的健康发展。
技术群落演进的动力可分为内生动力和外存动力[2]。内生动力是技术群落内部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主要由技术、技术种群间的竞争和共生引起;外存动力是因技术群落与所处的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这两种动力的共同作用,促进了技术群落的形成并推动了技术群落的发展[3]。分析技术之间、技术种群之间、技术群落之间以及技术群落各层次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技术群落的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机制:一方面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技术群落发展的规律,优化技术群落的结构;另一方面技术群落的发展离不开“新鲜血液(新技术)”的注入,研究技术群落演进机制有利于发掘推动技术创新的动力。现有文献中很多涉及群落,但以技术群落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却不多。大多数文献都以企业群落为研究对象,研究企业群落的形成和生长机制以及获利模式。对技术、技术种群、技术群落等微观方面研究一直较为欠缺,是我国一直以来难以转变“世界加工厂”局面的原因之一。
1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
国外对技术间以及技术与环境间的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马歇尔的经济“外部效应”理论,其中“技术外溢”揭示了技术对其它相关技术的产生和进化的促进和对周围环境的影响。Saviotti(1984)强调要将技术置于技术系统中来分析,相互联系的技术应该看成一个技术系统或技术群落,这个系统或群落的特征以及组成要素是随时间变化的[4]。Stuart(1995)利用技术生态位(niche)理论以半导体产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技术的演化和相互之间的竞争,使用专利数据测定技术的生态位,认为同一生态位技术的竞争更加激烈,可通过技术差异化来实现生态位的分离,降低技术生态位的重叠度[5]。Gediminas(2007)为了彰显出的多重技术间的动态且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认为最好把技术进化看作一个包含所有相关技术的一个动态系统[6]。Björn(2011)认为技术之间存在除竞争以外的关系,它们是共生、中立、寄生、共栖、偏害共生,并详细描述了技术间这五种关系互动的模式[7]。
国内对技术群落的研究起步较晚,最初群落被作为集群的概念引入,后来研究者发现集群中的个体并不是简单地聚集在一起而是和生物群落一样彼此之间存在着竞争和共生等相互作用,集群的结构和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与生物群落相似的演化规律,学术界于是把技术集群的现象称为技术的群落性分布。
程林章(1989)指出技术分布具有与生物分布相类似的群落性,并指出技术的这种分布特征能够产生协同效应、连锁诱导效应和扩散效应[8]。李子和(1999)通过对高新技术群落的研究从宏观上定义了高新技术群落的结构和组成,认为高新技术群落是由高校等相关研究机构,企业等技术孵化器,并以服务保障为主导的支撑体系;他还认为技术群落的结构决定其功能,提出通过优化技术群落的结构来优化高新技术群落的设想[9]。刘友金等(2004)通过对创新技术群落进行行为生态学分析,提出了分析技术创新群落的方法与构想[10]。罗发友等(2004)探讨了技术群落形成和演化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利用技术生态的观点通过类比生物群落和技术创新群落的形成与演化的行为,得出了技术创新群落形成与演化的四阶段的CLC模型和其行为生态学机制[11]。黄鲁成(2009)对专利技术进行了生态学描述,提出了技术的个体、技术种群以及技术群落的概念,认为技术群落具有层次性、动态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并简单分析了技术群落演化的动力[2]。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分析可知:一方面大多数文献集中在群落带来的核心竞争力和新技术,忽略了分析推动技术群落向着符合市场需求和人们需要的方向健康快速发展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学者们分析群落时多把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宏观着手,分析企业间、企业与相关科研机构、企业与环境中的资源(如资金、交通、市场等)的关系,很少学者从微观技术层面来分析技术群落的运行和演化机制。
2 技术群落
群落( community )最初指的是生物群落( biosensors )。生物群落指生活在一定的自然区域内,相互之间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各种生物的总和,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所有物种的集合[12]。参照技术与生物相似的规律性(如表1),引入技术群落这一概念。技术群落是彼此间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所有技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总体,这些技术群落中的技术通过竞争或共生,与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就会形成具有各种复杂的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的联系。一个自然而稳定的群落能够最充分地利用资源协调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2]。
技术群落具有许多特征[2]:首先,技术群落在组成结构上至少分三层,即技术元、技术个体和技术种群,其中技术种群包括相关子种群(如图1),群落的这种层次特征体现了技术群落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规律;其次,技术群落并不是技术的简单聚集,其结构和组成要素是动态变化的,技术群落中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技术群落获得演进的内在动力,是群落最终得以进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技术群落包含的技术种群和技术个体,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技术群落中所有的技术个体、种群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使得群落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具有整体性的特征。这也是能够对技术群落整体演进的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可行性的基本保证。
技术群落的形成与演化具有四种群落行为特征[11]:一是互惠共生,处于共生的双方,互相都能从对方得到某种生存上的利益。二是协同竞争,协同与竞争矛盾的双方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引导、相互转化的对立统一过程,竞争导致协同,协同引导竞争。群落中要素通过竞争而实现生态位分离,通过协同而实现彼此间的联系和共同进化,最终使技术群落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三是领域共占,是共生的一种,不仅指空间的共占也是指群落中的要素资源、信息等的共享,在同一技术群落中的技术往往共享技术平台、实验条件、资料等。四是结网群居,技术间在功能上互补或配套、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形成的紧密的技术关系网,其存在方式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3 技术群落演进动力的来源
技术群落演进动力包括推动技术群落形成和发展的一切因素。根据动力的来源可以把动力分为技术群落内部相互作用产生的内部动力;技术群落受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产生的促进技术群落发展的外存动力。
新技术的产生初期,由于对新技术认识的不完全和辅助技术的不完善,新技术生长缓慢,随着技术生长瓶颈被克服,技术生长加速,最后到达顶峰然后开始下降,技术的演化轨迹为“S”型[13]。技术种群作为技术个体的集合,其增长的轨迹也可以用“S”型曲线来刻画。种群间的竞争与协同机制正是因为种群内或种群间个体竞争与协同,种群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正是种群内与种群间的个体竞争与协同的结果。同理,我们也可用“S”型曲线来刻画技术群落的演进轨迹。
3.1 内生动力
内生动力是技术群落内部各要素因竞争和共生而产生的推动技术群落演进的力量。技术群落中的内在相互作用无论是趋利共生、竞争协同等都可以归结竞争与共生,各种不同类型的竞争和共生形式的共同作用产生技术群落的内生动力。
3.1.1 竞争。
在群落中每一项技术/技术种群都有其不同的生态位,处于相同生态位上的技术/技术种群便会产生生态位重叠,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空间的有限性等限制性因素,相同生态位的技术/技术种群会因为生态位重叠产生竞争。技术群落通过内部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保留生命力顽强、适应能力强的技术/技术种群,去除因不利于群落健康稳定发展的技术和技术种群。通过技术群落内部的竞争,一方面可以实现技术群落组织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可以防止资源的浪费,使技术群落中的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运用,防止技术群落中的资源因为不合理利用而枯竭。
3.1.2 共生。
共生的范围非常广,既包括两者之间互为共存的互惠共生也包括一者可以单独存在但两者互相结合更显优势的原始共生。共生的技术既有功能上互补的,也有一种技术是另一种技术的辅助技术或相互之间各为辅助技术的,共生可以使得两种技术共同进步。技术之间还可以通过资源共享、技术外溢等产生共生的关系,通过互利共生实现技术间的相互促进升级,保证技术群落中的技术不落后于群落外的技术,促进群落中的技术创新,最终保证技术群落的健康发展。
3.2 外存动力
外存动力是外界环境变化对技术群落演化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力量,技术群落需要经常有“新血液(新技术)”的注入才能稳定发展,群落的演化和技术升级与创新息息相关。知识、信息、智因、技术元等技术生态因子对技术的升级与创新有重要的影响,技术平台、实验条件、研发资源、技术资料来源等生境因子也对技术开发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技术群落与相关技术群落中的相关技术之间的竞争和共生的关系,同样对技术群落的演化产生一定的推动力量。其它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对技术群落的发展有驱动或抑制的作用。外界环境中所有引导技术群落发展的推动力都属于外存动力的范畴(如图2)。
4 技术群落演化过程
在技术群落形成之前,存在促进群落的形成力量,例如市场的引导力和优势技术的吸聚力,都是比较典型的技术群落形成动力[3]。技术群落形成后推动群落演进的动力称为发展动力。两者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
4.1 形成动力
生物群落的形成有三种形成方式分别是: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自发形成,无人类参与的原始群落,如荒漠、原始森林等;另外有在人的干预下形成并由人控制的人工群落如人工湖群落、人工海洋馆群落等;还有一种是两者的力量共同引导的群落,如草原群落、自然湖泊群落等。技术群落的形成与生物群落的形成方式类似,可分为自发形成的自发型技术群落、市场引导型技术群落和两者共同作用的混合型技术群落。它们的形成动力各不相同,自发的技术群落形成动力主要是特殊资源和重大新技术的出现而产生的吸聚力;市场引导型的技术群落主要是市场需求的推动力;混合型技术群落主要是二力的结合。其中,自发型技术群落发展最缓慢并且在现实中较少。一般自发型群落一旦形成,市场需求和人类的期望等因素便会掺杂其中引导其发展。
4.2 发展动力
罗发友(2004)等提出了技术创新群落形成与演化的四阶段CLC模型,把技术群落从形成到被替代分为四阶段: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与更替期[11]。技术群落演进的不同时期,内外部作用力的作用结果各不相同。
在技术群落成长期由于技术的数量较少,技术种群中技术的密度、群落中种群的密度较小,群落中种群间、个体间竞争不太激烈显现出的是共生所带来的推动力,这种技术群落存在模式既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技术也有利于新技术的产生。成熟期是技术/技术种群的数量达到饱和的时期,该时期技术间对各种资源的竞争加剧,共生力与竞争力基本持平;在该时期,任何来自技术群落外界的干扰或群落内部的变化都会打破这一平衡;在衰退期时,技术群落中的技术/技术种群数量达到饱和线以上,资源争夺更加激烈,相同生态位的重叠度超过技术群落能够承受的水平,竞争的程度大于共生的程度,群落因为资源的枯竭和技术/技术种群的过度竞争而日渐衰落直至技术群落被新的群落替代。
5 结论
技术个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技术群落具有层次性、动态性和整体性并具有与生物群落类似的群落行为特征。技术群落的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来源于群落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共生,群落的演化同时受到群落外部相关因素的影响。竞争使得技术群落实现优胜劣汰的过程,优化技术群落的组成结构;共生使得技术得到升级和创新,增强技术群落的生命力。技术群落的形成方式有三种,自发型、市场引导型和混合型,三种形式下技术群落的结构存在差异。技术群落演化规律是内生动力和外存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摘要：技术与生物具有相似的“存在规律”,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技术组成技术群落。技术群落从不稳定到稳定再变为不稳定最后形成新的稳定的往复循环过程,其演进的动力来源于技术群落内部各要素间的竞争和共生以及技术平台、研发资源等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分析技术群落演化动力的来源及其作用机制,有利于准确把握技术群落演化的规律,引导技术群落向符合市场需求和人类期望的方向发展。
地质灾害能量链式演化规律研究 篇9
关键词：地震灾害,能量链,演化过程,介质载体
地震是人类面临的重大灾害之一。我国对于结构抗震设计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许多抗震设计方法,但对于已建成建筑或拟建建筑的抗震加固设计的有效化实施仍处于瓶颈阶段,并未实现抗震加固设 计 (如阻尼器 的设置)的高效化 实施。 从地震能量致灾演化的本质角度对地震能量的致灾机理进行研究,结合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进行理论探索,分析能量链演化各阶段对地基土及结构构件的变形影响,为地震作用下薄弱环节的探索提供帮助。
1能量链的演化
地震灾害能量环链效应关系,是描绘和反应多灾害能量致灾演绎行径的重要表征,在能量致灾演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是研究灾害能量致灾演绎的关键。从自然灾害单一能量致灾规律研 究基础提升到对灾害能量致灾叠合演化过程的研究。灾害能量致灾叠合演化主要通过灾害能量环链关系的演化、“质点—环链—面—体”之间的演化关系、灾体之间综合循环演化以及能量破坏体的激进变形演化来实现其演化行径和特征显示,而能量致灾演化规律将具有普适性,适合分析多种灾害的成因。
1.1地震能量“质点—环链—面—体”关系演化
地震能量链的演化符合突变理论原理,虽然地震能量在介质载体中传播规律具有复杂性,但能量链的演化却显现出能量致灾过程的 规律性。在地震能量传播过程中,伴随着能量的聚集、耗散、耦合等量变过程,能量将实现链式演化关系,各阶段具有量变演化与质变演化,整个灾害的致灾过程也具有量变与质变演化关系。整个能量链的演化是认识地震灾害的诱发与实现灾害隔断的基础。
1.2地震能量致灾综合循环关系的演化
地震能量演化过程存在能量的叠交,能量在介质载体中演绎形成无数能量极值点。当无数能量极值点在某一区域介质中继续演化形成能量环链, 无数能量环链之间叠合演化最终形成能量破坏面、 能量破坏体。能量破坏体在不断的演化激进变形, 将以某种形态的综合破坏作用于地面及基础设施; 破坏作用之后,能量中的部分能量继续作用在介质载体中,并循环演化,体现了灾害能量的破坏性、循环演化等特点。
2链式演化与介质载体的形态变化关系
从能量角度探究地震灾害诱发的本质原因,对于人类认清地震、预防地震、减少灾难具有较大的意义。首先,地震的爆发主要以能量或者波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地震灾害诱发的各个环节中,地震能量总是存在于复杂的传递过程中,地震能量在介质载体中不断演化,其演化形态与介质载体的物质形态转化具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灾害的诱发主要以能量的形式拓展,而能量的演化过程离不开介质载体的物质传输。
从动力学角度来分析地震灾害诱因与介质载体的关系,地震灾害爆发的形式主要是地层的剧烈运动,而能量在介质载体中复杂的传递过程,使得介质粒子不断地吸收能量,当地层能量的大小超过地层介质粒子间的摩擦力时,介质粒子将发生相对间的位移,粒子位移从开始至结束整个过程存在能量的传递与耗散,使得介质载体位移不断扩大,即地壳运动的不断扩大。
介质载体粒子不断吸收能量,并引起地层的开裂,当某一区域的介质粒子产生局部集中位移,使位移达到了地壳破裂的程度,则导致地壳从开裂扩展到破裂,介质位移形成了一条或若干条滑动面, 当滑动面上的介质粒子继续吸收能量,使位移进一步扩展,整个地壳将发生剧烈运动,导致地震破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灾害产生的实质是能量演化引起介质载体不断运动的结果。
介质载体粒子的波动不会一直进行,但地震能量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地震能量在介质载体中不断演化,当地震爆发停止时,能量演变仍在进行,只不过介质载体粒子的位移暂时处于平衡消逝状态。在灾害诱发至爆发结束的整个环节中,介质载体对能量的吸收与耗散也是分阶段交互演化的。介质载体位移与地震能量破坏力的作用共存于一体,即破坏力作用于结构,使结构构件产生破坏的同时也在耗散能量,破坏力的产生与能量的耗散同时产生、同时消逝。此时,地震灾害爆发后,灾变能量又将继续在介质载体中聚集与储存,为下一灾害的孕育提供了演化的启蒙条件,即在自然界中各灾害存在恶性循环的关系。
另一方面,地震灾害爆发后,地震能量 作用通过介质载体作用于基础设施,此过程介质粒子与结构构件同时吸收地震能量,并以介质粒子位移与构件变形等方式耗散能量,直至灾害爆发,此灾害发展阶段能量演化突然结束,但介质载体不会因能量演化结束而消 失,而是恢复 其中性态 存在于自 然界,这正好体现了介质载体的物质中性性质和物质不灭关系。
3能量链演化致灾行径分析
地震灾害能量在介质载体传输演化过程中表 现出能量链式阶段性,能量链演化各阶段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延续性。链式演化过程体现了灾害诱发的必然,地震能量各阶段演化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孕育、中期发展、晚期爆发三个阶段,各阶段地震能量演化形态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也不相同,但整个阶 段的能量 演化体态 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主要从能量演化影响程度、灾变速率、演化强度及演变时间四个指标参数来反应地震能量演化阶段的形态特征。
3.1地震能量演化早期孕育阶段的形态表现特征
地震能量在介质载体传输初期对介质粒子的 扰动较小,这就决定了能量演化的早期孕育要经过漫长的阶段,并表现出 能量致灾 演化一般 速度较慢、影响强度较小的特点。由于介质载体形式多种多样,能量在不同类型介质中传输演化形 态不一, 能量传输演化可以由固体介质向液体介质传输,也可由液体介质向气体介质传输,或者能量演化到一定程度,可以导致“介质扰动”现象,即地震能量可在固态、液态及气态介质中演化传输或引起体态转化,但这种介质质变现象在地震能量演化早期孕育阶段具有微弱潜存性,且不易显示出来,介质扰动的阶段性特征如表1所示。
3.2地震能量演化中期发展阶段的形态表现特征
地震能量中期阶段又称地震灾害潜存阶段,该阶段介于早期能量演化传输孕育与晚期能量演化积聚爆发之间的阶段,该阶段能量演化由能量质点向能量链、能量链向能量面阶段演化,这种演化过程在此阶段表现很强烈,伴随着能量的快速聚集, 能量聚集也表现出对介质载体的扰动程度,即体现介质载体向破坏断面的演化。该阶段对于地震能量演化的影响较明显,以介质载体出现的各种奇异现象为标志,比如地质岩体出现错位、大气圈层变化及震前区域出现动物行为异常等现象,种种现象均能体现地震能量在中期演化的影响程度大、演化速率大、演绎时间较短及表现形式明显等特点。
3.3地震能量演化晚期爆发阶段的形态表现特征
地震能量在介质载体中传输演化至晚期,能量演化由能量破坏链向能量破坏面过渡、能量破坏面进一步演化为能量破坏体,同时在破坏状态处于临界状态时,还伴随着能量破坏体的继续演化,其能量演化形态将产生复杂变化,可能发生静动态的转化,此阶段能量大量聚集,演变程度较剧烈。地震能量在介质载体传输演化过程中对介质载体的扰动很猛烈、波及范围很大,其演化程度越厉害,波及区域就越大,即造成地震的影响区域就越大。该过程是地震能量在介质载体中演化的最后一个阶段, 影响最强烈,演变速率及强度最大,时间最短,体现在该阶段地震爆发的瞬时性、破坏性,能量演化各阶段的特征如图1所示。
4结束语
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研究 篇10
对软件体系结构(SA)的研究如今已经受到软件研究学者的普遍关注,SA已发展成为软件工程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在软件过程研究领域,Osterweil提出的“软件过程也是软件”[1]很好地阐明了软件过程与软件之间的关系。软件过程同软件本身一样,是由人们开发出来的,软件过程同样具有其体系结构。提出SEPA的概念是为了从整体上了解软件演化过程,控制演化过程中复杂性,支持演化过程的开发和复用,提高过程质量。正如SA对于软件开发的重要意义一样,SEPA作为软件演化过程的高级抽象,体现了最根本的过程设计思路,在明确了整个过程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同时,也限定了各部分之间的交互方式。SEPA影响着软件演化过程设计开发中的资源配置和开发团队的组织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活动,关系着最终过程产品的质量。
1 相关工作
在软件演化过程以及软件体系结构研究领域,许多专家学者已取得了很多成果。Lehman和Aoyama等人对软件演化过程作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软件演化过程的理论及实践方法[2,3,4];在软件演化过程的设计方法以及过程改进方面,一些学者也作了大量研究[5]。在软件体系结构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献[6]总结了SA的发展历史;文献[7,8]总结了这十年间的SA研究与实践进展。也有一些学者讨论了过程与体系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文献[9]提出了一种基于体系结构的软件过程模型。
目前在过程体系结构研究领域,尤其是对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在国内外暂时还找不到相关文献。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简称SEPA)的概念,并对SEPA的描述工具、风格以及设计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提出了一种基于SEPA的软件演化过程设计方法。
2 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SEPA
本文借鉴了目前对于软件体系结构比较有影响力的定义[10,11],对于SEPA给出了如下定义: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SEPA)是由构成软件演化过程的过程构件、反映这些构件间相互作用的过程连接件,以及指导构件和连接件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约束关系共同组成。过程构件是以过程包的形式存在的对外界透明的过程单元,它通过一组端口与外界交互;过程连接件是用来建立构件间的交互以及支配这些交互规则的体系结构构造模块;约束关系确定了构件与连接件之间的连接关系。
定义1 演化过程构件 是一个四元组Com={Porti,Porto,Imp,Desc},其中Porti是输入端口,Porto是输出端口。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分别体现着Com执行的开始和结束,是Com与外界交互的唯一接口。Imp是构件的实现,对应着一个Petri网形式的软件过程模型。Desc是对Com的描述。Porti= {ID,Cons},Porto= {ID,Cons},其中ID为端口标识,Cons是端口附着条件。
定义2 过程连接件 是一个三元组Con={Interface,Imp,Style},其中Interface为Con的接口集合,Imp为连接件的实现,Style是连接件的类型。Interface= {If1,If2,…,Ifn},Ifi= {ID,Type},其中ID为接口标识,Type是接口类型,表示Ifi是输入接口或者输出接口。Style∈{SERIAL,SYNCHRO,MUTEX},表明了连接件所代表的连接语义(串行、同步和互斥)。
定义3 约束关系 R={<port,intf>|port∈{Com.Porti,Com.Porto}∧intf∈Con.Interface∧port与intf连接在一起}。
定义4 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 是一个三元组SEPA =<G,L,Y>,G是演化过程构件集合,L是过程连接件集合,Y是约束关系集合。
SEPA把整个软件演化过程看作是由不同的过程构件和连接件连接在一起形成的拓扑结构。一个过程构件通常被看作是一个软件演化子过程。可以看出,SEPA作为软件演化过程的总体蓝图体现出了演化过程的结构特性,即软件的演化过程是由若干以构件形态存在的子演化过程及其交互构成的。SEPA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软件演化过程的一个全局的模型和总体的视图。
3 SEPA描述工具
3.1 图形描述工具
使用图形来描述SEPA的优点是简单直观,下面给出一种用图形来表示SEPA的方法。图1(a),(b)分别表示的是演化过程构件体和构件的端口(图1(b)上方是输出端口,下方是输入端口)。输入和输出端口确定了过程构件执行的方向。图1(c)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构件。
(a)构件体 (b)端口 (c)一个完整的构件
图2表示过程连接件的输出和输入接口(上方是输出接口,下方是输入接口)。图2(b)、2(c)和2(d)分别表示三种类型的连接件(串行、同步和互斥连接件),其所代表的语义是连接件的输入输出和接口所连接的构件之间需要串行、同步或互斥的执行。一个串行连接件只允许拥有一个输入接口和输出接口,而同步和互斥连接件拥有一个输入接口和多个输出接口,或者多个输入接口和一个输出接口。构件与连接件进行连接时总是构件的输入端口与连接件的输出接口相连,构件的输出端口与连接件的输入接口相连。图3表示一个包含四个过程构件和两个连接件的体系结构,图中用虚线表示约束关系。
(a)接口 (b)串行连接件 (c)同步连接件 (d)互斥连接件
3.2 演化过程体系结构描述语言EPADL
描述演化过程体系结构是研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的前提。为了支持体系结构的设计和过程的开发,形式化的建模符号系统是必须的。EPADL(Evolution Process Architecture Description Language)不但是形式化描述SEPA的基本工具,而且也是对SEPA进行求精、分析和验证的前提和基础。
定义5 EPADL 一种软件演化过程体系结构描述语言,其语法规则用BNF范式描述:
4 体系结构风格
体系结构的风格可以理解为描述某一特定应用领域中系统组织方式的惯用模式。在软件体系结构研究领域中对体系结构风格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重点,一个工程领域的成熟往往以其设计模式和风格的成熟为标志[12]。SEPA由于具有过程的特性,例如过程构件的执行总是有始有终,构件执行的方向总是向前推进等特点,因此SEPA的风格与管道和过滤器风格最相似。管道和过滤器风格中构件被称为过滤器,它把特定的输入转换为输出,连接件被称为管道,起到传递信息流的作用。管道和过滤器风格如图4所示。
5 基于SEPA的软件演化过程设计
基于SEPA的软件演化过程是用Petri网来进行描述的。定义6给出了它的定义。
定义6 软件演化过程模型 是一个四元组P=<C,A,F,M>。C为一个有限条件集合,A为一个有限活动集合,C∩A=ϕ。F⊆(C×A)∪(A×C)称为流关系。M∈C为初始标记。
用Petri网描述工具对SEPA中的构件和连接件进行实现,并按照构件间的逻辑关系使用连接件进行拼接后就得到完整的软件演化过程模型。构件的获得方式可以是从构件库中直接提取,或是按照实际需要自行设计得到。
连接件体现了演化过程中各构件间(即子过程之间)的执行关系。为了保证拼接后模型的正确性,即拼接后的Petri网过程模型能够正确点火执行,在连接件的实现中引入了虚活动va和虚条件vc,它们没有实际意义,仅用来传递token。一个连接件被实现为一个Petri网模型片段,图5是对图2(b)、(c)、(d)所表示的连接件的内部实现。
过程构件分为两种:原子构件和复合构件。原子构件是组成复合构件的最小构件单元,往往代表演化过程中的独立活动。一个原子构件由两个端口虚条件和一个活动构成,如图6(a)所示。复合构件可以由若干原子构件与连接件拼接而成,也可以由若干复合构件与连接件拼接而成,如图6(b)、(c)、(d)、(e)分别表示包含顺序、分支、同步和重复结构原子构件的复合构件(带斜线的构件表示原子构件)。
6 结束语及未来工作
SEPA是对软件演化过程的总体描述,是指导设计软件演化过程的蓝图。本文全面地阐述了SEPA有关的概念、研究目的、SEPA与演化过程的关系、SEPA的风格和视图等,提出了一些描述SEPA的方法,并对SEPA背景下的演化过程设计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对过程构件的实现采用自底向上的组合拼接方式降低了分层实现的复杂性,采用统一的Petri网描述工具保证了接口的一致性。目前对软件过程体系结构的研究还比较少,本文立足于对演化过程的体系结构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创新性。
未来的研究工作包括:SEPA建模辅助工具的设计、SEPA中的反馈研究、演化过程构件库的设计以及构件的分类、比较和提取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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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研究 篇11
关键词：石油储层压裂；相空间重构；混沌特性
1 概述
油气井压裂石油储层裂缝演化与常规岩体压裂单一裂缝扩展具有很大的差别，基于这一特殊性，石油储层压裂所形成的裂缝通常呈现出网状形态，这种复杂的网状裂缝称为缝网。分形几何学能够较为准确的对这种复杂缝网进行描述。而与分形相伴随的便是混沌理论，一些学者在对石油储层材料微裂纹和微孔洞演化的研究中观察到其具有混沌特征，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基于混沌理论研究石油储层压裂裂缝扩展行为，可清晰地揭示石油储层压裂过程不同压裂阶段裂缝的演化行为。本文通过对单一裂缝系统演化模型的研究，分析石油储层裂缝演化的本质特征，并建立复杂缝网体系下裂缝的演化规律，对煤岩压裂裂缝系统进行相空间重构，确定性检验、关联维数、Lyapunov指数和Kolmogorov熵计算，从定性方面和定量方面两方面揭示煤岩裂缝的混沌特性。
2 石油储层压裂裂缝演化的基本模型及相空间重构
假设在初始状态下，岩石储层内天然裂缝条数为 ，射孔孔眼附近裂缝条数为 ，加载过程中，释放出的能量可促使新的微裂缝产生，微裂缝以虫口模型形式演化。当流体净压力加载第i阶段时形成的微裂缝总数为：
ni=F1（n0+m0）+·（N-n0-m0）（1）
式中：D为损伤变量。
使用C-C法进行相空间重构，对于石油储层裂缝系统的时间序列δ1，δ2，…，δi，…，δN，重构成如下相空间：
Xi=[δi，δi+k，δi+2k，…，δi+（m-1）k]T （i=1，2，…，N-（m-1）k）Xi∈Rm（2）
式中：k为延迟时间指数，m为嵌入维数。
3 石油储层裂缝演化实例验证
3.1 时间序列的确定性检验。石油储层压裂裂缝演化时间序列的复杂性有外在随机因素，也有其自身的内在确定性动力学机制因素。因此，必须对裂缝演化时间序列的确定性进行检验。假设Y0为Rm中固定向量，Y1，Y2，…，Yi表示相空间中l个邻近点，Z1，Z2，…，Zi是与之相对应的映射值。其传递向量定义为：
Vi=Yi-Zi（i=0，1，…，l）（3）
传递误差为：
Eerror=（4）
式中：…为Euclidean距离；〈V〉为传递向量的数学期望。
3.2 关联维数的计算。关联维数是混沌时间序列非线性分析中很常见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用时间序列按式重构相空间 ，对于分形结构因其自相似性特性，故在 的某个区间内存在下面的标度关系：
C（m，r）∝rγ （5）
将其与分维的定义相比，可知（5）式中指数γ是一种维数。实际上，γ逼近关联维数。D2定义为：
D2=（6）
重构微裂缝数目、裂缝尖端周向应力和轴向应力时间序列的相空间，选取延迟时间分别为τ=3τs、τ=1τs和τ=1τs，嵌入维m=1，2，…，12，这样可以观察随着嵌入维数的变化，关联维数的变化趋势。计算C（m，r），绘制InC（m，r）～Inr曲线。如图1所示；
图1微裂缝数目时间序列InC（m，r）～Inr曲线
从图1可以看到曲线InC（m，r）～Inr中存在明显的直线段，随着 m的增大，直线段斜率增大。当m?5时，各曲线直线段趋于互平行且逐渐密集，直线段斜率几乎不再变化，能够认为趋于定值，这个值就是表征这几个序列的关联维数。
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的结构研究 篇12
产业集群是一种优越的产业组织形式, 产业集群通过共享基础设施和市场及技术信息, 创造良好的产业软环境, 形成完善的创新体系, 培养挑剔的客户群体, 从而促进产业迅速的发展, 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形成区域品牌和区域产品的强大竞争能力。
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阿尔弗雷德·韦伯 (Alfred Weber) 的工业区位理论认为, 集中在同一区域内企业的内在分工、协作以及区域资源利用率的提高, 能够带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节约和“企业外在性经济”, 从而吸引更多企业集中到这一特定区域发展, 其结果导致了产业集聚发展, 形成产业集群[1]。由科斯 (Ronald Coase) 提出、威廉姆森 (O.Williamson) 等人发展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 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 构成市场与组织间的转换关系。产业集聚有助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改变小数目条件、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提高信息的对称性, 从而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提高合作效率[2,3]。迈克尔·波特 (M.Porter) 则从竞争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产业集群问题, 他认为, 产业集群由独立的、非正式联系的企业及相关机构形成, 是对有组织价值链的替代, 是一种能在效率、效益及柔韧性方面创造竞争优势的空间组织形式[4]。而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理中均未涉及其内部结构中的主要矛盾, 系统科学认为, 结构决定功能, 因此对产业集群内部结构的研究是揭示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 以及产业集群的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出宏观表象的一种新视角。
1 产业集群中的结构
产业集群是在特定区域相同或相关行业中相互竞争和合作的企业群体。这些企业生存在共同的外部环境中, 它们共享区域的交通、通讯、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 共享地方的自然资源, 从而降低成本, 形成规模效益递增效应。同时这些企业共同创造着地方的产业环境, 推进地方的市场化程度, 影响着地方的产业政策、融资政策。嵌入地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共同形成巨大的地方卖方市场, 吸引着众多的客户群体并激发客户的深层次需求, 从而培养挑剔型客户。同时推动地方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拉动创新投入和应用型研究成果的出现, 并使得创新成果快速商品化, 通过知识溢出效应非线性地使技术快速传播。这些由产业集群创造的软环境反过来又会给产业集群提供发展和高级化的沃土,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综合产业集群不同发展阶段形成和发展的条件, 大致可以归纳为3类: (1) 基本要素条件, 包括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劳动力资源等; (2) 核心要素条件, 包括企业数量、市场体系、制度支持等; (3) 高端要素条件, 包括文化创新、技术创新和社会资本等[5]。
1.1 基本要素条件阶段
基本要素条件阶段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初级阶段, 在这个阶段只是企业的简单集聚, 还不能叫做严格意义上的产业集群。由于在某些区域拥有独特的自然资源、较好的资本资源或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或者某些地区提供优越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投资政策, 吸引一些企业为了追求低成本, 从而在该地区纷纷投资。这类企业多为资源型企业或来料加工型的企业, 企业之间多为竞争关系, 彼此之间很少合作, 技术含量较低或者没有核心技术, 当地市场需求不旺盛或者根本没有市场需求, 因此其产品往往销往外地。因此这一阶段的结构最为简单。
1.2 核心要素条件阶段
核心要素条件阶段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中级阶段, 由于基本要素阶段企业的集聚, 使得区域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同时随着投资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快速增长, 教育、医疗、购物、娱乐等生活设施不断建设, 吸引企业数量不断增多, 同时随着交通和通讯的便利使得技术含量较高的下游企业纷纷在区域投资, 形成了产业链条, 由于产品的多样化和技术含量的提高, 吸引更多的客户, 形成了地方市场, 随之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随着市场发育的不断成熟, 出现了规范行业规则, 协调企业间利益, 促进企业协作的行业协会, 这些行业协会代表企业要求, 促进有利于行业发展的政策和制度的形成。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 为产业集群的优化升级创造条件。在这个阶段企业分工细化, 企业之间的合作加强, 信息流动快, 知识溢出效应明显。
2.3 高端要素条件阶段
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 人力资本、土地、厂房租金、生活设施等要素的价格呈现递增趋势, 因此带动生产成本递增, 此时企业的最佳选择是在享受集群效应的前提下降低成本。于是很多企业纷纷将加工基地移出集群区域, 而将公司决策中心、研发中心、信息中心等设在集群区域。由于企业内部这种软功能和硬功能的地区分离, 使得集群内部更注重于技术研发、知识获得、信息搜集和加工、产业发展软环境的构建以及各种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建立和应用。在这个阶段, 金融、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管理咨询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因此在产业集群的高端要素阶段, 集群内部经济变“软”变“轻”, 而集群的功能变得更加强大, 辐射能力更强, 带动地区整体产业结构升级。
2 结构决定功能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物质系统的结构是与功能紧密相连的。功能和结构是对应的, 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功能。结构是功能的基础, 物质的结构决定其功能, 功能体现了结构, 并对结构有反作用。结构深藏于内, 功能表现于外, 结构是相对稳定的, 功能是与结构相对应的但也是易于变化的。可以通过功能来推测结构, 当认识了结构以后, 又能预测其功能[6]。产业集群的结构包括企业、政府、协会、客户、科研机构、科技及信息服务公司等等。
企业是具有适应性的主体, 它能够与环境及其它主体进行交互作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认为, 主体在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 不断地“学习”或“积累经验”, 并根据学到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整个宏观系统的演化或进化, 包括新层次的产生、分化和多样性的出现, 新的、聚合而成的、更大的主体的出现等等, 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派生出来的[7]。
政府是产业集群环境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产业政策的制定, 产业市场的规范, 创新体系的形成, 产业成果转化的推动, 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地方基础教育的发展, 文化和价值观的引导, 诚信体系的建立等等这些有利于产业集群形成和成长的环境无不依靠政府的投入, 因此政府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是规范、服务和引导, 而不是干预其经营和运作。
行业协会是行业自律和企业群体利益的代言人, 同时也是行业获得信息, 技术交流和知识溢出的重要场所。行业协会是企业和政府之间沟通的纽带, 政府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对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通过促进行业协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 使得研究成果快速市场化, 企业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向政府争取适于自己发展的政策环境。行业协会也是众多同行集聚的地方, 因此信息的便捷性、知识的溢出性、社会网络的广泛性是其它要素所不能替代的。
挑剔的客户群体是产业集群不断培养的结果, 同时也是产业集群创新动机的源泉, 这里的客户群体中包括集群内部中间产品的需求厂商。经济学认为, 资源的希缺性和需求的无限性推动着整个经济向前发展。由于集群内部同业间的竞争, 使得产业集群在质量和功能及性价比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也正是集群效应给客户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使得客户对产品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谁能满足客户的苛刻要求, 谁就能够占领市场得到发展, 否则就会失去市场, 因此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 具有较强的创新动力, 正是这种较强的创新动力带动产业的快速发展。
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科技和信息服务公司共同形成了产业集群的创新体系。创新体系是产业集群的生命力所在, 只有不断创新的产业集群才有更好的成长性, 否则将会失去生机, 不断萎缩。企业是市场的供给者同时也是市场信息最敏感的接收者, 因此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企业将从需求拉动方面进行创新行为, 而研究机构和高校如果不与企业合作, 多为科研推动性创新。当然, 产业集群创新的高效率要求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转, 在政府的促动下, 企业和科研机构、高校相互合作, 充分发挥企业和科研机构、高校的优势, 同时科技和信息公司不但为集群提供较先进的技术信息、需求信息和管理理念, 同时也有助于科研机构、高校的科研成果快速的进入市场, 完成科技成果的商品化。
3 我国产业集群形成和演化中的借鉴
在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发形成;另一类是由政府引资和扶持而成, 如沈阳铁西区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在第一大类中有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于一个地区具有某种资源, 于是许多投资者为了获得廉价资源, 降低成本纷纷而至, 如辽宁大石桥的镁制品产业集群;第二种情况是由于某个地区因为某些机遇已经形成了一类产品的市场, 众多厂家为了获得这个较大的市场资源而来该地区投资建厂, 从而形成集群效应, 如广东顺德的小家电产业集群。
在一个地区具有某种资源情况下, 在产业集群形成的初期, 企业成为集群中的主导因素, 众多企业的投资吸引了较多的客户资源, 因而形成了围绕这种资源相关产品的市场, 此时政府应该规范这个市场, 鼓励行业协会的形成, 建立诚信、守法、规范的市场环境, 为产业集群的发展营造较好的软环境。并积极在资源的深加工方面招商引资, 从而通过延长产业链条, 引导产业集群的升级。
在一个地区由于某种机遇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某类产品市场的情况下, 由于企业追寻市场资源而来, 因此市场需求是产业集群的主导力量。这种情况下的客户已经是较为成熟的客户群体, 而且对某些厂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忠诚程度, 其它厂商的进入需要在成本、质量、功能、品种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这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本身既是量的累积又是质的提升, 他们的加盟使得客户具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有利于客户挑剔性的培养。客户群体挑剔性的增强进一步刺激产业集群的升级。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应该配合产业协会积极举办产品展示会, 产品信息发布会、行业交流会等活动, 吸引更多的客户群体, 同时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展示的机会和接收集群外部行业信息的机会。此外, 政府应该发挥创新体系中的组织协调作用, 将企业的技术难题、技术需求和科研机构、高校的研究能力相结合, 将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研究方向引向集群的市场需求, 从而使得集群更充满活力和竞争能力, 促进集群的良性发展。
对于由政府引资作用形成的产业集群, 政府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这种产业集群中, 往往在一开始集群中存在几个重要的企业, 在产业集群起步阶段, 政府应该保持优惠的产业政策, 给集群中的企业创造宽松的成长环境, 同时继续吸引更多的企业来集群中落户。政府应该对集群加大宣传力度, 为集群内的企业吸引更多的客户群体。对于这类产业集群, 原地产业基础较弱, 也就是在技术工人和科研人员方面比较缺乏, 因此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人才市场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人才吸引政策, 同时鼓励地方高校设立和产业集群密切相关的专业和研究方向, 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本的支持。
4 结 论
产业集群是一种开放系统, 这个系统具有自组织能力。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内部的主要矛盾和系统的演化方向。在产业集群的结构中主要包括:产业关联度较大的企业群体, 政府机构, 挑剔型的客户群体, 代表企业群体的行业协会, 由政府、企业、研究机构、高校、行业协会、信息和科技服务公司共同形成的创新体系, 以及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硬环境和制度软环境。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起步阶段的主导力量各有不同, 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 来引导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和集群的优化升级。
摘要：运用系统科学理论, 分别对产业集群基本要素条件阶段、核心要素条件阶段和高端要素条件阶段的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 对资源形成的产业集群, 应该通过延长产业链条, 引导产业集群的升级;对由于某类产品市场形成的产业集群, 应该加强地方创新体系的形成, 加强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对于由政府引资作用形成的产业集群, 应该加大力度培养挑剔的客户群体, 加强人力资本供给。
关键词：产业集群,结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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