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演化（通用10篇）
产业演化 篇1
当今世界,信息和知识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服务业产业化发展程度和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信息化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服务产业链规模逐渐增大,2007年全球软件与信息服务业规模达到9400亿美元,同比增长7.4%(资料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产品司资料)。近十年来,以软件为主的印度信息服务产业每年以大于30%的速度增长,据印度全国软件和服务公司联合会发布的产业数据表明,2006年其软件产业收入已达303亿美元,迅速成为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大国。近年来,我国信息服务市场一直保持至少20%以上的高增长态势。根据商务部第一次全国服务外包工作座谈会,我国2007年软件与信息服务业规模已达到5800亿元。但是,我国信息服务业整体处于国际信息服务产业链的中下游,还存在着产业链结构不合理、“链核”转化能力差和链间协作程度低等突出问题,这将极大地制约和阻碍我国信息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和产业升级。因此,认真地梳理、挖掘、探索和研究我国信息服务业产业链的动力机制与演化规律,构建与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成熟的和稳定的信息服务产业链,无疑将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以及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协调发展。
1. 文献梳理
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信息服务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Ramy (1997)[1]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信息服务外包模式;Penniman (1997)[2]从战略角度研究了信息服务业生存和管理的四大要素;Alice (1997)[3]提出了支持通信能力和认知能力的系统设计的战略,强调信息系统在以用户为中心的学习环境的应用;国内学者凌美秀(2005)[4]从产业链角度分析了信息服务业的产业构成及其各个环节;徐冬芳、邓飞其(2003)[5]基于技术与应用角度探讨了新技术形势下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的战略和对策并提出相应的赢利模式。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学者Sarah (2004)[6]使用eVALUEd工具箱研究了一个电子信息服务业定性评价,填补了评价中定性方法的不足;高建山、郑艳玲(2008)[7]运用SWOT方法对河北省信息服务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作详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战略选择;徐建平等(2005)[8]综合运用信息服务业理论、大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来探讨信息服务业协调发展的大系统控制途径;何绍华、扬帆(2005)[9]介绍了多种适合信息服务业的绩效评估方法及其步骤。综上所述,当前信息服务研究主要集中于其模式、策略及工作开展,而涉及到其演化、发展及理论前沿性的研究很少,尤其对产业链演进历程与演进动力的探求不足且缺乏创新方面的研究。事实上,不了解信息服务业产业链的演进动力及其长期内的演化规律,就无法进行全面深刻的预期,更难以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与策略。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信息服务业发展历程和现状的剖析,密切关注环境、产业与集群、商务和技术等新变化和不断涌现出的新事物,融入信息服务产业链功能网链结构,探讨了信息服务产业链的演化规律和发展趋势,构建了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信息服务业的创新战略。
2. 信息服务产业链问题透析
2.1 我国现代信息服务产业链发展模式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服务业作为信息产业中的软产业,成为继IT制造业后又一个新经济增长点。目前,对信息服务业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信息服务业是利用计算机和通信网络等现代科学技术对信息进行生产、收集、处理、加工、存储、传输、检索和利用,并以信息产品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专门行业的综合体。主要分为三大类,即:信息传输服务业、IT服务业和信息资源产业。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重点向信息服务业转移,信息服务业的规模效应日益显现,产业内部所有相关业务形成了一个基于服务,融合产品、技术等众多因素的庞大产业链,即信息服务产业链,它由围绕信息服务或者信息产品的生产、对信息进行收集、组织、管理、发布、传输以及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等诸多环节构成。信息服务产业链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信息服务产业链包括进行信息产品生产或提供信息服务的所有利益主体的集合,涉及相关产业之间的关系;狭义是指主要关注信息服务产业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关系[10]。信息服务业的产业链条依照信息的流动规律进行组合、聚集,由IT服务、信息传输服务、信息内容服务和信息用户等四个主要环节构成,各环节之间是相互联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如图1所示。
随着信息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和渗透性不断增强,信息服务业将不断演化和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行业、一个产业的问题,它关系到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信息服务业可根据信息产业发展的历史阶段分为传统信息服务业和现代信息服务业。传统信息服务业一般指在计算机广泛应用以前发展起来的信息服务业,主要是以文献信息为主体的信息服务和咨询服务,现在大量用户可直接上网检索所需信息,从而削弱了传统信息机构作为信息资源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开创了由传统模式到现代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创新之路。现代信息服务产业链模式共有以下四种:
①基于标准纽带的联盟化产业发展模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社会分工越来越明朗,分工的深化促进了产业联盟的形成与发展,同时,联盟的发展又会促进分工的演进。信息服务产业联盟是指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现代服务业聚集体。信息服务联盟化产业发展模式是以标准为纽带,采用联盟的机制将各厂商的产品和技术高效组合,解决了单一厂商技术不配套、标准不统一、市场知名度低的局面,依靠联合的力量将信息服务产业推向了发展的新高点。例如: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经济圈必须依靠经济一体化的平台实现共荣,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火车头和发动机,而信息一体化又是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因素,产业联盟又是实现信息一体化的前提。
②基于技术集成和经验溢出的互助型产业发展模式:互助型发展模式(也称为以大带小型模式)是指在现代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中,居于行业龙头地位的大型企业,采取市场化的合作机制,遵循产业内在规律,在其周边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将小型企业的创新性技术集成到大企业的技术和产品中来,将大企业的行业经验溢出到中小企业中去,形成大小企业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例如:国家农业部总结基层农业信息服务工作,探索出来的打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技术集成服务,通过建设“三电合一”平台,综合利用电脑、电话、电视等信息传输技术载体开展信息服务。
③基于可持续和稳固经济的循环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信息服务业循环产业集群以其减少环境污染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优势正在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实现快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模式,然而在发展中仍存在着稳定性不足、结构刚性、创新性不足等障碍。从耗散结构论的视角看,自组织结构的形成是循环产业集群稳定运行的条件,再结合分析其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基础上,可知政府、社区、行业组织、中介机构等“他组织”调动集群内自组织机制能促进循环产业集群的稳定运行,因此,我们要打破产业集群锁定状态,防止集群走向衰落,就要达到集群的本地化与全球化相融合。
④基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型发展模式:指的是我国从事信息服务的企业与国际开源社区和开源企业紧密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真正的消化、吃透技术的内涵,吸收为自己成长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我国自己的新产品和新服务,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掌握自主知识产权。
现代信息服务业的四种模式揭示了我国正经历从传统向现代信息服务业的变革转型,同时也说明了正在进行的从被动信息服务正向主动信息服务进化的蜕变过程。
2.2 信息服务产业链问题透析
(1)信息服务产业链结构不合理
由于信息技术的制高点基本掌握在美、日、西欧等几个发达国家手中,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整个信息服务产业链的核心价值受其控制,我国处于国际信息服务产业链的中下游,附加值较高的部分被跨国公司垄断。我国IT服务业产业链结构简单,规模小,难以实现与设备制造业匹配的互动发展。在分布上中小型信息服务企业占绝大部分,大型企业很少,且大都分布在北京和一些东南沿海省市,造成了产业链结构的不合理和分布不均的现象。
(2)信息服务产业链面临“链核”转化问题
信息服务产业链一般由网络设备提供商、内容提供商、服务提供商、系统集成商、终端制造商和消费者群体等结点构成。目前,网络运营商掌握了最重要的客户和网络资源,是产业链上的核心。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网络运营商的运营能力还比较薄弱,业务创新能力不足和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因长期处于垄断地位,运营商带有处于国家保护之下的产业固有的惰性,资源配置效率低,应对国际形势能力不强;同时还应看到,消费者环节趋于成熟,产业链发展前景巨大。因此,信息服务产业链将面临着核心的转化,消费者需求将成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重要问题,也就成为整个信息服务产业链上的核心问题。
(3)信息服务业各产业链间元素协作程度低
信息服务产业链正逐步走向成熟,但整体协作意识都比较差。如IT服务产业链:国内IT服务企业发展规模不等,服务意识和协作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较小规模的产业协作和战略联盟频频出现,大规模的产业协作与联盟发展缓慢。随着几大国产软件商如北大方正和东软的崛起,这种局面正得到改善。再如信息内容服务产业链:整体存在着信息结构分散、人才分散、资源分散、提供的真正符合用户个性化的产品较少等缺陷。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产业链间和产业链内的协作和相互制约就显得非常重要。
(4)信息服务产业链上缺乏高端人才
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支高素质、复合型的既熟悉专门业务,又精通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工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营销人才的队伍。长期以来,复合型、实用型高端人才短缺是制约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软件企业纷纷裁员,这为我国引进国际高端人才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5)信息服务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滞后
发展信息服务业,优化产业链结构、加快从传统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平台建设是关键。能够建成高质量、高标准的信息服务平台,对于服务业信息化的实施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尚缺少为信息服务企业和用户提供信息交流、公告发布、技术培训、市场推广、人才、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综合服务平台,导致企业没有适当的途径快速获得最新政策法规、行业资讯,发布产品信息较为困难,交易市场过于传统,经营成本过高。产业主管部门也由于缺乏有效的途径和平台,使得产业运行监管较困难,同时无法为企事业单位提供支持服务。
3. 信息服务产业链演化动力机制
3.1 内生动力机制——内部生成和触发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网络化的今天,信息服务产业化成为信息服务发展的大势所趋,信息服务业由此应运而生。信息技术推动技术创新,进而推动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因而技术创新是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的主发动机。信息技术创新成果的不断出现,主要不是由市场需求产生的,而是由技术的重大出现或发明进而间接满足了市场上存在的某些需求或在市场上创造新需求,从而推动信息服务业由传统模式到现代模式的演变。在信息服务产业链的演化过程中,现正由以生产为中心的业务导向型(技术创新触发)向以产品为中心的消费导向型(消费需求触发)转变。可以说,信息服务产业链条中每个环节共同协调发展,最终推动了整个产业不断成熟和完善。
3.2 自增强机制——核心资源驱动力机制
社会对信息需求的扩张加上信息技术的推动将会促进中国信息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信息服务产业链的演化主要受以下几方面主驱动力影响:第一,管理资源:①实现兼并合作,走联合发展之路。把我国信息服务企业个体力量联合起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规模化经营,增强自身发展能力。②实施品牌战略。品牌的建立取决于企业能否给用户提供全新的信息服务产品,并迅速占领市场。第二,技术资源: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探索网络信息服务的新技术途径,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新需求。一方面要加强网络信息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要做好数据库的维护工作,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第三,人才资源:网络信息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一支高素质、复合型的既熟悉专门业务,又精通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工程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营销人才的队伍。为此,需要网络信息服务业自身和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提高人员的综合素质来提高我国网络信息服务业的整体水平。第四,服务资源:①实现精品服务。网络信息时代,一方面是信息爆炸,另一方面是有价值的信息精品难找,形成了信息孤岛。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稀缺就会带来升值,因此信息服务业要想获利,就应当去生产精品、收集精品、提供精品服务。②提供个性化服务。在消费者个性化增强的时代,提供个性化服务成为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关键是用户需求信息的获取。如有一些实验系统采用自适应的办法,动态地从用户使用信息资源的记录中获取真正的信息需求,然后通过推送技术将信息传送到用户的计算机中。
3.3 信息服务产业链演化的外生动力机制
(1)需求牵引机制
一是重视现有用户的应用需求。由于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信息技术的复杂程度日益加深,分工日益细化,促进了信息服务产业链整合与创新的过程。随之,产业链的变化,引起了各环节利润分配的差异。企业用户的商业需求和大众消费者的使用需求与体验需求成为信息服务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核心。应用创新使得信息服务业与社会的每个层面更接近,辨别用户的应用需求并用创新的形式加以满足的能力成为信息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二是培育和发展农村信息服务业体系的新需求。随着农村经济和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农民的信息化需求非常热切,农村信息化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后信息广泛交流带来的便利,把当今先进的信息技术与落后的农业生产相结合,这不仅为信息服务产业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而且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具有重要意义。
(2)政策驱动机制
政府政策在促进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全民数字能力、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我国制定相关政策。如:为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2006:年8月国家信息产业部发布《信息产业科技发展“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中长期规划纲要》指出我国将在集成电路、软件、网络和信息安全、农业信息化平台、信息产业和信息化技术服务平台等13个信息产业重大项目进行集中攻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软件业和信息服务业造成重大影响,在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中,扩大了软件服务企业享受政策优惠的范围,特别强调要为信息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4. 信息服务产业链演化规律
4.1 信息服务产业链演化规律
Mansfield在1961年对4个行业12种技术扩散进行研究,创造性地将“传染原理”和logistic生长曲线运用于技术扩散建模过程中并提出S型扩散曲线。模型假设行业中能够采用新技术的总用户数量为n,在t时刻已使用新技术的用户数为m,潜在用户在了解新技术后就会使用新技术且新技术信息的传播率是一个常数b,由此通过一个微分方程来定量研究创新扩散过程,得到新技术累计采用数量随时间推移成S曲线,其重要特征:一是函数随着时间的增加直至无穷大而趋于常数,常数是函数的饱和值;二是增长曲线具有一个拐点。在拐点之前,函数值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在拐点之后,函数值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逐渐趋于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许多指标的增长过程具有这两个特征。
根据信息服务业产业发展的内外动力机制分析,信息服务产业链的演化发展在技术的推动下呈现出S型轨迹,如下图2所示。t表示时间,Lm表示技术指标的增长极限值,假设技术指标的净相对增长率为(1-L/Lm),即净相对增长率随L增加而减少,且当L(t)趋近于Lm时,技术指标的净增长率接近于零。根据逻辑增长曲线,函数表示为:
,其中,r为常系数。
解此微分方程得到:
根据上式知:当t→+∞时,L(t)—Lm,即到达技术指标增长极限值。
当0
可知:当L
根据以上分析,得到S型曲线图如图2所示。
在演化初期阶段,由于技术水平限制扩散速度缓慢,随着时间的增长,扩散速度逐渐加快,形成一个拐点。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扩散速度逐渐减慢,并达到一个稳定值即。一个产业链生命周期的S型曲线,是一条类似于产品生命周期的曲线。新的技术产生于曲线的底部,而技术非常不完善,各项指标性能也极不稳定,这项新技术在市场上没有引起较大的关注,此时的S型曲线呈缓慢上升趋势。在中期,技术扩散程度加大、消费者增加以及市场规模迅速扩大,S型曲线呈现快速上升趋势。随之,技术更加成熟,加之市场促销策略的完善,与技术相关产品的销售大幅增长,该行业不断发展壮大。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S型曲线在拐点后快速上升,直至接近增长极限值。此时,S型曲线达到顶点,趋于水平状态。信息服务业技术扩散速度的快慢正好反应了新产品扩散程度的S型曲线特征,S型曲线反应了信息服务业在技术基础上的发展轨迹。
4.2 信息服务产业链链点间关系分析
作为功能型网链结构,信息服务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同样不是孤立的,应注重链间各个节点相互间的关系。因此,在分析信息服务业的演化规律时应该秉持一种协同理念。信息服务产业链中各主体间信息传输关系如下图3所示。信息服务业的三大主体:信息传输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资源服务业是信息服务产业发展的“底座”,用户是信息服务业最终指向的终端,是其服务的对象所指;信息传输贯穿于三大主体之间,每个环节之间信息与资源的流动都离不开信息的传输,信息在信息服务产业链前行时呈环形递增趋势,这与前文得出的S型曲线演化规律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历程,探讨信息服务产业的演化过程及规律,有助于今后信息服务产业及信息服务产业链的演化、发展和升级有规可循。本文在全球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比传统和现代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模式,从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一—触发机制、核心资源驱动力,外生动力——需求牵引和政策驱动分析信息服务产业的演化,对信息服务业演化过程中各个链接点的关系进行动态均衡分析,得出信息服务产业的演化在每个发展阶段遵循S型曲线发展的轨迹。
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知识扩散、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得出了信息服务产业未来发展的新规律——跳跃式的发展,其根本性创新也将成为其发展的源动力。探寻信息服务产业的演化规律和创新,对今后我国这一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参考文献
[1]Ramy Elitzur.Game theory as a tool for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services out sourcing.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1997(1):45
[2]Penniman W.St rategic positioning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1997(4):11-14
[3]Alice Robbin.Extending theory for user-centered information services:Diagnosing and learning from error in complex statistical data.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1997(2)
[4]凌美秀.产业链视角下国内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定位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05(4):72-75.
[5]徐冬芳,邓飞其.信息服务业发展战略与赢利模式的研究[J].技术应用,2003(12):96-97.
[6]Sarah McNicol.The eVALUEd toolkits. VINE,2004(4):172
[7]高建山,郑艳玲.基于SWOT分析的河北信息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J].情报杂志,2008(6):97-99.
[8]徐建平,汤兵勇,熊励.信息服务业大系统的协调发展控制模型研究[J].情报杂志,2005(12):27-28.
[9]何绍华,扬帆.我国信息服务业的绩效评估方法研究[J].情报科学,2005(4):485-488.
[10]卢明华,李国平.从产业链角度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J].中国科技论坛,2004(4):18-22.96.
产业演化 篇2
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演化的CA模拟分析
本文采用研究复杂性问题的.研究思路,从微观机制着手分析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演化过程.文章建立了产业集群技术创新演化的CA模型,并结合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对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演化进行计算机模拟实验.
作 者：蔡彬清 陈国宏 李关娟 CAI Bin-qing CHEN Guo-hong LI Mei-juan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福建,福州,350002刊 名：中国管理科学 ISTIC PKU CSSCI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年，卷(期)：13(z1)分类号：C931关键词：产业集群 技术创新 复杂性 CA 模拟实验
产业演化 篇3
关键词：产业集群；演化；组织生态学
一、 组织生态学理论关于企业集群演化的理论回顾
旧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T． Veblen）最早把达尔文进化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他指出，“问题不是事物如何在静态中自我稳定，而是它们如何不断地生长和变化”。凡勃伦对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演进范式，这说明凡勃伦试图用一种系统的、动态的和整体的分析结构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结构。马歇尔（A． Marshall）也比较早地用进化论思想解释了企业存在问题。他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经济学不过是“广义生物学的一部分”，生物学发现了“适者生存”原则，因此经济学家在研究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企业组织时，可以把它与高等动物机体上所发现的许多奥妙进行对比。他认为，技能、知识和协调的增加推动了企业的进化。在凡勃伦和马歇尔之后，多个西方经济学流派对企业进化问题都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研究和论述，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两个学派是演化经济学和组织生态学。
在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Hannan M T．和John Freeman在1977年创立了组织种群生态学。组织种群生态学认为在种群内一直在出现新的组织，因此组织种群不断地进行着变化。种群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变种、选择和保留，这三个过程带来新组织形式在组织种群内的建立。
Singh在1990年出版了名著《组织演化：新方向》，他认为组织生态学的中心任务是“对社会环境如何决定（企业）组织形态的产生与消亡率、组织的创建与死亡率以及组织形态的变化率进行调查”，并对组织生态学的内涵作了调整，把组织转换（Transformation）看成组织生态学分析的结果。1992年Hannan和Carroll对组织种群动力学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将行业的种群演化视为合法化（Legitimation）和竞争（Competition）两个生态过程，通过对这两个生态过程对企业种群在不同进化阶段种群密度（Density）的影响建立了种群密度依赖公式，用来解释企业种群的演化过程。1994年Baum和Singh编辑了《组织进化动力学》，书中重要讨论了企业组织进化的层级本质，并把组织进化分为四个层次，即组织内进化（Intra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组织进化（Organizational Evolution）、种群进化（Population Evolution）和群落进化（Community Evolution）。Aldrich（1999）在《组织进化》一书中从组织进化的角度对组织生态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2000年，Olav Sorenson在合法化和竞争的基础上又提出选择（Slection）和组织学习（Leaning）两个生态过程。通过选择可以淘汰适应度比较低的企业个体，而组织学习则可以提高整个种群的平均适应度，这样可以更准确地解释企业种群的进化过程。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个生态过程，其他因素也会对企业种群的进化造成影响。在这方面许多学者进行了实证分析。例如Hannan M．T研究了欧洲汽车种群的进化过程，证明地理环境对种群的合法化与竞争存在不同影响，这可以对产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作出合理的解释。Gregory N． Price对美国黑人拥有的商业银行进入行业问题进行了分析，结果证明了国家政策、黑人出生率以及城市黑人人口比例等因素对银行业种群的进化有影响，而且前者具有比较大的影响。Murray B． Low等人研究了企业种群的起源以及企业组织个体在种群进化的不同阶段的进入问题。
以上研究均在组织生态学理论基础上开展的研究，大部分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支持组织生态学理论。尽管有人曾研究行业子种群之间的竞争和相互作用，但是其研究的对象均是同一个种群，或是种群内企业个体，而种群之间的协同演化的研究尚未见报道。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借助组织生态学理论，研究不同但又存在某种关系的种群间协同演化的规律，探讨任何一个种群渐进的演进对相关种群演化的影响以及相关种群间演化的相互促进作用。
二、 基于组织生态学理论的产业集群演化研究——以台湾自行车产业集群的演化为例
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环境是主宰生物群落命运的绝对力量，因此生存在相同环境下而彼此条件类似的生物群落，在面临着相同的环境限制与压力时，自然会采取相似的生存手段，致使彼此的形式趋于相同。这种现象在企业组织中同样存在，一般学者将这种组织趋向与环境契合的过程称为“同形”（Isomorphism），根据Buchko（19910的看法，环境将组织推向同形的力量，主要可概分为“竞争”与“制度”两大类。前者来源于环境中有限的资源诱发了激烈的竞争，各个组织为了争取相同的资源，会修正其习性（策略），以求最有效地取得资源。经过激烈的竞争之后，具有生存特性的组织得以留存，反之则被淘汰，所以，生存的厂商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即企业的同质性。在此，“市场”扮演着自然淘汰机制的角色。但是，竞争力量并不能完全地解释所有的组织同形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来自制度环境中的压力，才是迫使组织同形的主因，依照DiMaggio和Powell（1983）研究指出，来自制度环境的同形力量有二。即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和强制同形（Cocercive Isomorphism）。
1． 模仿同形（Mimetic Isomorphism）这种力量源自于组织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规避行为。当组织面对的环境呈现高度的变动率与不确定性时，经理人员不能确定什么是适当的策略。于是只好假定成功竞争者的策略，在此环境下至少是“有效的”，而决意加以抄袭，这种于生态学于称为“拟态行为”的举动，一方面规避了风险，一方面还能避免对手建立优势。由此可知，模仿同形未必是为了改善绩效而来，其实这更可能是一种对不确定性与无力感的回应而已。
2． 强制同形（Cocercive Isomorphism）组织所依赖的客户、厂商或社会机构，特别是政府对组织有许多期待或规范，组织为了取得正当性，并配合上、下游的要求，必须逐渐同形。
环境是一个动态现象，因此，组织应该经常审视不确定环境下的策略要求，更重要的是，种群间具有相互依赖的现象，因此，其他种群的环境改变后，会影响该种群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该种群的变异将会对本种群形成选择压力，本种群如果不同时进行共同演化则可能被逐出生存环境。最近几年来，台湾产业快速移向大陆，此种现象尤其明显：许多中心厂在零件厂移往大陆后，不得不随之移向大陆，否则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便是种群间共同演化的最有力的实证。
台湾自行车产业主要集中在台湾的中部以大肚山为中心，南倚彰化，北靠台中，形成一个上中下游紧密结合的自行车产业聚落，这个聚落是全世界最大的，外籍人士称之为“台湾自行车村”。台湾的自行车产业20世纪50年代后崛起，历经装配生产、推动零组件的国产化、小厂纷立充斥、扩大输出、产业转型、产业升级与外移、产业国际化等七个阶段。经过四十多年努力，由于不断在设计、制造、管理、销售成本控制力求精进达到国际水准，至20世纪90年代更执全球自行车业之牛耳。
但是最近几年来，台湾许多产业快速移向大陆，其中以自行车产业集群的迁移尤其明显，回顾台湾自行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将是产业集群演进动力因素分析的最好例证。自行车产业是属于精密装配的工业，每辆自行车需要一百二十余种主、次要零件进行组装，故自行车的生态系中有两大共生种群，任何一家成车厂均需结合多家零件厂，方能完成最终产品。在1958年~1969年间，因为台湾自行车需求量增加，许多小厂以低廉低质的产品模仿，使仿制车充斥市面，此为模仿同形的力量。
在1975年~1977年间，因为美国政府公布CPSC的自行车安全标准，从严要求品质，故台湾也拟定了地区标准，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制度，品质分等，不合格厂商禁止出口等政策，结果，成车厂开始重视品质，对零件厂的要求提高，零件厂若不能达到标准，就转向日本进口，此为制度同形的力量结果。
1980年之后，成车产品不断在创新，车材朝向“轻量化”的特色发展。台湾两大自行车企业巨头巨大与美利达两家公司开发出铝合金与碳纤维复合材料，在其带领下，其他成车厂也开始进口或生产铬钼合金、铝合金或碳纤维的登山车、变速车及多功能车，同时，零件种群也在设计、结构改良上配合成长。1982年，台湾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将自行车成车业列为主要扶持行业之一，相关专家轮流驻厂，改进成车厂的生产技术并加强质量管理，使各成车厂在管理上一致成长。1984年，巨大、旭光、太平洋与四十家零件厂登录为中心与卫星工厂体系，接受政府指导。其他如美利达、功学社、正道等厂虽未登录，但也推动中卫体系，派员指导重要的配套厂，引入同样来自日本的中卫制度，使厂商间指导与评价体系的模式大同小异。此时是模仿、规范、依赖同形的力量，共同推进演进。
1990年过后，零件种群纷纷前往大陆深圳设厂，部分成车厂也跟随与之前往聚集。1992年，巨大在江苏昆山投资设立捷安特公司，又掀起台湾零件种群的第四次跨海热潮，其他成车厂也紧随跟进，进入江苏地区。依赖与模仿同形的力量，主导了迁徙、适应的演化。
在生态观点下，个体的力量很弱，所以，组织个体在面对环境压力时，除了选择一种最有利于本身生命延续的生存利基与生命繁衍策略外，别无掌控自身命运的能力。在生物界中，物种为了提高生存的几率，便出现许多集体行为的现象，这种联合相关个体，以群体力量来对抗环境的选择，逐成为生态观点下的另一项重要的策略演化观。
三、 结语
综上所述，从大历史观点的来看，单一个体很难对抗大环境的挑战，但如果跟一大群体合作，就有可能回应环境的需要，共同演化强调集群内的每一个企业都应成群体中的个体，当环境改变，总会有人开始变，如果能跟上这种蜕变的步伐，就能跟得上时代的要求，当环境越不确定的时候，组织越要随着相关组织做适当的变化。为此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路径为个体——种群——集群，它在根本上是由其内在机理所决定的，但又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就要求内外条件相匹配一致。为此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适宜的政策和措施。
参考文献：
1．喻卫斌，崔海潮．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机理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5（3）．
2．陈金波．企业进化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华东经济管理，2005，19（6）．
作者简介：王发明，管理学博士，山东工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对产业集群演化的认识 篇4
产业集群, 是指在某特定领域中, 一群在地理上临近、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和相关法人机构, 以彼此的共通性和互补性相联接的现象 (迈克尔·波特) 。而产业集群演化则是其在经济社会中演变的过程, 国内外对此都有诸多研究。
克鲁格曼 (1991) 认为产业集群的成长过程如同生物一般, 存在某种生命周期形态。一个典型的集群成长周期大体包括集群形成、持续增长、饱和与转型、衰退、解体或复兴成长等五个阶段。迈克尔·波特 (1998) 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 即诞生、发展、衰亡。蔡宁 (2003) 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诞生、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陶一山和姚海琳 (2006) 将集群演化分为三个阶段:地理集聚但未形成产业分工联系的集群、地理集聚并形成产业分工联系的产业集群、空间扩展但有产业分工联系的产业集群。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学习, 认识到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命周期理论, 把集群发展看作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 而忽视了产业集群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中断甚至终止情况。就如同生物进化理论, 也存在突变和自然选择。只是在产业集群中, 单个的企业被视为有机体, 产业被视为群体, 盈利性被视为适应, 惯例被视为基因, 而创新被视为突变 (杰克.J.弗罗门) 。以下就这一观点进行讨论。
一、产业集群演化产生变化的原因
(一) 制度因素
本质上讲, 制度是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 也就是从微观上解释了制度变更对产业集群演化的影响。一是通过激励机制影响个人的努力程度, 进而影响产业集群演化的速度和质量;二是通过产生不同的交易费用、交易风险, 从而产生不同的区域产出率;三是通过影响产业集群的贸易和专业化范围, 进而影响或改变产业集群演化的广度和深度, 乃至于方向;四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寻求经济机会的自由度, 一旦制度发生变化, 经济主体向有利产业集群集聚, 必将影响到产业集群的演化。
(二) 技术因素
在产业组织中, 技术可以分为企业内和企业外两个层面。企业内的技术是内生的, 受到企业人才、管理、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但企业外的技术却不是外生的, 而是众多企业技术的群体演化的结果。作为群体中的一个企业来说, 更多的是受到企业外技术, 也就是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技术对产业集群演化的影响机理可解释为:一是技术进步能够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成本和效率, 即影响到企业的生存竞争能力;二是技术先进的集群能够吸引其他区域的企业向其靠拢, 这两方面的作用都促成了产业集群演化的变化。
(三) 信息因素
在当今社会, 信息已经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资源。由于产业集群受到地域、行业、技术等因素的限制, 如果不能及时的得到各种信息, 将大大阻碍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 信息技术的进步与否将对产业集群的演化产生根本性影响。主要原因如下:
1. 信息技术能够提高产业集群的管理现代化水平, 进而提高效率、增强应变能力和竞争实力。
2. 信息化手段的应用, 拓展了企业的网络空间和联系能力, 有助于企业内部的联系和管理并提高经营水平。
3. 信息技术拓宽了产业集群的演化方式。
信息技术的进步, 一方面促进了产业分工更加细化, 另一方面也促使了产业趋向一种融合。这种“双面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产业集群空间的基本属性, 这些都无疑将成为影响产业集群演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产业集群演化产生变化的机制
(一) 突变机制
从本质上讲, 产业集群演化产生突变的根源有两方面, 即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其中外在原因来自于不确定性, 这是由于经济主体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 如当企业不知道产出的分布情况时, 便会做出相应的调整, 其行为结果就会发生变化。而且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企业的行为选择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有着随机性的特点, 这就在微观上对产业集群的演化产生了变化影响;而内在原因则来源于创新, 创新使企业能够自动调整, 以便适应新环境或获得更好的盈利机会。这里的创新包括制度、技术、信息三方面的创新, 也包括对其他企业创新的模仿。由于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是企业内在的、可控的, 所以这又使得企业的行为选择和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带着稳定性的特点。
由此看来, 外部环境和创新给企业带来了随机和稳定双重影响, 企业只有不断地“模仿”“创新”“适应性调节”和“试错”才能在这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中生存下来。而企业在调整过程中又会带来新的创新和环境变化, 进而又引起了企业的另一番调整, 正是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循环的过程构成了产业集群演化的突变机制。
(二) 选择机制
产业集群的演化如同生物界的进化一样, 既有突变机制, 也有选择机制, 但是在选择过程中, 并不是第三方来选择集群, 而是由集群中的企业自己选择, 具有主动性, 例如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竞争策略, 也可以部分地选择他的生存环境等等。但是由于产业集群中具有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和信息不对称现象, 企业在做决策时往往面临着一篮子可选择行为, 而且企业对于每种行为的结果或收益往往并不知情, 所以其选择行为具有随机性。
因此, 即使面临相同的情况, 由于企业自身资本、技术或所处环境的不同, 为了获得更好的盈利, 不同企业会做出不同的决策, 从而逐渐改变了目前的产业结构,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形会不断循环往复, 使产业结构不断变化, 进而使产业集群的演化更具可变性。总之, 正是由于企业这种具有一定随机性的选择, 部分导致了产业集群在演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可变性。
三、产业集群演化产生变化的例证:以彩电业为例
(一) 彩电业发展的突变机制
我国彩电业起步于改革开放和转轨经济初期,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各方面都处在重大变革之中。
从外部来说, 一是政府政策的不断变化,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从政府严格管制到市场调节, 彩电业因此从低迷到繁荣产生了巨大变化;二是消费者的购买力不断变化,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消费者购买力不断增强, 为彩电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会;三是近年来外来冲击不断变大, 尤其是加入WTO以后, 外资企业和国外产品不断涌入, 各个企业不得不做出巨大调整。
从内部来说, 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企业改革, 这为企业能够灵活快捷的适应环境变化提供了前提;二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 使得彩电业不断更新换代, 也不断的提高了消费者的需求, 进而促使彩电业不断做出调整;三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让国内企业能够及时的了解并掌握全国乃至全球的有利信息, 以便及时做出调整。
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 我国彩电业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 如:在国家放开管制后, 企业间竞争加大, 长虹电子集团率先展开价格战, 导致了彩电业格局的重大变化;再者,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 使得技术落后、更新缓慢的企业不断被淘汰, 同样导致彩电业的格局变化。
(二) 彩电业发展的选择机制
正如前面分析的, 彩电企业面临着众多的变化, 但是彩电企业为了生存在不同时期也采取了不同的决策, 并产生了不同的选择结果。
第一, 在政府管制时期, 彩电企业的决策是“以不变应万变”, 因为这一时期一切都是由政府决定, 企业没有动力去创新、去扩大规模或扩大销路。也是这种“不变”的决策导致企业不能顺应市场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 而产生“时而供过于求, 时而供不应求”以及技术更新缓慢的现象。
第二, 在价格战时期, 彩电企业采取的是跟进决策, 即别人降价我也降。根据博弈论的观点, 降价是所有企业的最优选择, 所以跟进降价策略成为这一阶段彩电产业集群演化的稳定策略。这样一来, 生存下来的企业则是成本低、效益好的企业。
第三, 在技术快速发展时期, 彩电企业选择的是“以技术推动竞争”的策略。因为经过价格战后, 企业发现降价并不能提高效益, 相反, 技术创新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能够通过不断的刺激消费者的需求, 达到以供给拉动需求的目的。因此, 这一时期, 只有那些不断参与技术创新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分析, 产业集群在演化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突变, 这些突变可能是来自于制度、技术和信息的变化, 也可能是来自于自身的不同选择, 或者是两者的相互作用。所以产业集群的演化虽然是有周期性的, 但并非是连续不断的, 在演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出现变化。因此, 在这提出的政策建议不是为了通过某种方式来延长产业集群演化期的某个阶段的长度, 而是更好的利用其变化机制来发展产业。
(一) 充分发挥政府制度的调节作用
首先, 政府要保证法律制度的一致性、公平性与强制性, 在经济社会中建立起行为活动的准则, 以此达到事前激励与约束的目的。
其次, 政府还应完善在产权保护、信息平台搭建、中介组织发展等方面的非正式制度, 发展并完善以信任为核心的集群文化、准则与规范, 保证交易限制、集体惩罚等集群治理规则的效率。
最后, 在制度变迁方面, 要做到全面考察、深入研究, 引导产业集群向良好方向发展, 避免产业剧烈动荡, 同时及时介绍和推广其他产业集群的成功经验, 以便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
(二) 鼓励技术创新
在产业集群中, 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自主创新与模仿引进两方面来实现, 但是在经济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 应该做好以下两方面:
一是当购置先进的关键的技术设备时, 要注重与本地技术能力的结合, 实现产品、企业, 乃至整个产业的升级;二是要以技术设备引进为依托, 大胆引入外部技术资源和各类技术与管理人才, 提升产业经济的技术人才结构与层次。此外, 只有推进自身产业的技术创新, 使之升级换代, 提高生产效率, 提升产品层次和质量, 树立自己的品牌, 才是产业集群的发展之道, 不然难以逃脱靠“苦力”谋生存的命运。
(三) 加大对产业集群信息化的扶持
对产业集群信息化的扶持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采取多种途径, 加快信息化和信息资源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以便于信息在产业集群中传播;二是要积极推进产业集群中介服务平台的建设, 因为通过中介服务机构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能够进一步增强产业集群系统的信息获得和处理能力, 更加快捷地实现自我协调, 提高协同水平, 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集群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魏厚凯.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2]冯素玲, 后小仙.当代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综述.经济纵横, 2007 (7) .
[3]王军.产业组织演化:理论与实证.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8.
[4]段存广.产业集群演化与生命周期研究述评.当代经济管理, 2010 (8) .
产业演化 篇5
关键词 房地产产业链；相依结构；危机传染效应；RVine Copula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 言
在实体经济层面，我国房地产产业链较长，房地产业与其上下游关联产业较多，行业带动效应明显，总体上看，房地产业与其上下游行业之间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依性特征.因此，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也曾一度被国务院视为支柱行业.近几年来，受国内外因素影响，我国房地产业景气程度呈持续下降态势，行业投资增速明显下滑，这意味着我国房地产业已经过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进入转型期.与此同时，房地产业衰退导致相关产业相继进入衰退期，进而拖累国民经济增长.当前，我国政府为了防止房地产产业链整体性衰退进一步恶化，正在转变之前一贯抑制房价增长及消费需求的宏观调控思路，进而采取税收、融资政策等更为市场化的调节手段来防范过度调控而导致全产业链出现整体衰退的系统性风险，进而起到“保增长”的稳定作用.在资本市场上，政府监管者也开始逐步放开对房地产业上市公司在增发、融资等方面的限制，希望通过资本市场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学界对实体经济层面上房地产与相关产业的相依性及其在金融危机中的变化等方面研究较为成熟，但对资本市场层面上房地产产业链的相依性结构及其在金融危机中的结构演化特征则研究较少.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基本资本市场层面研究我国房地产产业链间相依结构及其危机传染效应，无论是对政府监管层还是投资者，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实体经济层面上房地产业与相关行业的联动性，其研究结论大体相同，均认为我国实体经济中，房地产业与诸多行业之间存在紧密的联动性，而且房地产业的行业带动效应明显（刘水杏，2004；王国军和刘水杏，2004；魏巍贤和原鹏飞，2009；王媚媚，2009；何云，2014）[1-5].在资本市场层面，唐莉和张永娟（2006）[6]结合股票市场上5个行业指数（房地产业、金属非金属、金融保险、电子和上证房地产业）的数据，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这5个行业之间的联动性，进而通过脉冲响应方法来测度房地产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冲击响应.其研究结果显示：在资本市场层面上也存在显著的房地产产业联动性，而且房地产价格波动对上游产业的冲击程度大于下游产业.刘琼芳和张宗益（2011）[7]基于二元 Copula 模型研究了房地产业和金融业间的相依结构，其研究结论表明两者存在非对称、非线性的相依性结构；针对刘琼芳和张宗益（2011）[7]所采用静态二元Copula模型无法刻画行业间动态相依性的局限.江红莉等人（2013）[8]通过构建动态SJC Copula模型来研究银行业与房地产业间的动态相依性，其研究表明，这两个行业存在非对称、非线性的动态上（下）尾相依性；由于我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向来是频繁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的行业，两者之间的联动性势必会随着相关调控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可能出现结构突变特征.而江红莉等人（2013）[8]的研究依然无法进一步挖掘这两个行业之间动态相依性的结构突变特征.随后，钟明等人（2013）[9]在同样构建动态SJC Copula模型来刻画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之间非对称、非线性动态相依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出了这些动态相依性走势中存在的多个突变点，而且这些突变点的发生往往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
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在实体经济层面上，大部分学者采用了投入产出法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房地产与相关产业的线性关联性（刘水杏，2004a，2004b；魏巍贤和原鹏飞，2009；王媚媚，2009；何云，2014）[1-5]；而在资本市场层面上，学者主要采用两种方法来分析房地产产业链上的联动性：一是向量自回归方法（唐莉和张永娟，2006）[6]；二是静态/动态二元Copula模型（刘琼芳和张宗益，2011；江红莉等人，2013；钟明等人，2013）[7-9].从方法的优缺点及其适用范围来看，投入产出法只适用于实体经济层面，且存在几个局限：一是受限于投入产出表的更新滞后，导致分析时效性较差；二是该方法默认行业间的联动性是静态而线性的，与实际不符，进而无法刻画出不同行业间的动态联动性.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由于建模要求较高，所需数据复杂，进而限制其应用范围.静态/动态二元Copula模型只能充分刻画房地产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动态相依结构，尤其是尾部相依性，但却无法对多个行业同时进行高维建模，不仅面临“维度诅咒”，而且传统的二元Copula在高维情况下也存在参数估计困难.而实际上，我国房地产产业链长，关联产业多，只有同时对房地产产业链上多个关联行业同时进行建模分析，最终研究结果才可能贴近实际.对此，本文基于资本市场层面，采用新近发展起来的RVine Copula模型来对房地产及其相关行业（共9个行业：房地产、钢铁、有色金属、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建筑装饰、机械设备、银行和非银金融）进行建模分析，通过构建高维Copula模型来深入刻画房地产与其产品链和资金链上相关行业之间的相依结构特征以及这些相依结构在外部金融危机冲击时出现的变化.本文之所以采用RVine Copula模型，主要在于：第一、该模型克服了二元Copula模型面临的“维度诅咒”问题，可以灵活构建高维Copula模型；第二、该类模型的分解规则相比CVine Copula和DVine Copula更符合变量间的实际情况；越来越多的实证表明：RVine Copula所构建高维Copula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其他传统Copula模型.相比现有研究，本文的特色在于：第一、首次引入RVine Copula模型来对我国资本市场上房地产产业链相依结构进行建模分析；第二、从产品链和资金链上来选择房地产的关联行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由此所构建的高维Copula模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三、通过对比金融危机前后房地产产业链相依结构演化及其相依性水平的变化，进而深入刻画金融危机对房地产与相关产业间相依性的冲击，突显出危机传染效应；第四、通过模型评价指标来比较RVine Copula模型与其他代表性Copula模型的拟合效果，进一步检验了本文所采用模型的合理性和稳健性.
2 实证研究
2.1 数据选取与处理
在房地产相关行业选择方面， 本文从产品链上选择了与房地产业存在密切产品供求关系的6个行业：钢铁业（GT）、有色金属（YSYS）、家用电器（JYDQ）、建筑材料（JZCL）、建筑装饰（JZZS）、机械设备（JXSB）；同时选择从资金链上与房地产业存在融资需求服务的2个行业：银行（YH）和非银金融（FYJR），一共9个行业来代表房地产产业链.这9个行业指数均来自申银万国一级行业指数，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研究时期为2000年1月5日至2015年3月31日.同时为了刻画2007年次贷危机及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是否对房地产产业链间相依结构产生影响.根据危机发生时点，选择三个子时期：危机发生前时期（200501～200707）、危机发生期间（200708～200908）、危机发生后时期（200909～201112）.样本数据全部为复权后的日指数收盘价，共3684个样本数据，每个行业共有3683个收益率数据，其计算公式为：
本文所有的数据分析、模型参数估计均用 R3.12编程来实现.图1给出这9个行业指数在研究时期内的市场表现，表1给出9个行业收益率系列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检验.
从表1可知，9个行业指数收益系列中除了银行业和非银金融业出现右偏外，其余7个行业指数收益系列均出现左偏；所有行业都呈现出尖峰的分布特征.从正态分布检验（JB检验）结果来看，所有行业收益系列的JB统计值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所有行业收益系列均不服从正态分布.在系列自相关方面，从Q（2）和Q（4）统计值来看，除了银行业和非银金融业在5%的置信水平接受原假设（不存在自相关）外，其他7个行业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拒绝原假设，也即存在显著的自相关现象.同时，ARCHLM 检验证明所有行业的收益率序列都有明显的 ARCH 效应.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从ADF统计量（带有常数项，但不含有时间趋势项）来看，所有行业指数收益系列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序列不存在单位根现象，是平稳系列.总体上看，这9个行业指数收益率系列均是有偏、尖峰的平稳时间系列.从行业间的线性Pearson相关性来看，各行业间均间均存在较高的正相关关系，所有相关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其中机械设备与建筑材料、建筑装饰业之间的相关性最高，分别为0.89、0.88；而银行与家用电器业之间的相关性最低，但也达到0.61.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Q（2）和Q（4）是系列自相关滞后2阶、4阶的统计量，ARCH-LM是ARCH效应的检验统计量，单位根检验（ADF）的检验方程中含截距项，不含时间趋势项，最优滞后阶数根据AIC自动选取.
2.2 实证模型
2.2.1 边缘分布模型
针对上述9个行指数收益存在的自相关、条件异方差、有偏、厚尾、尖峰等特征，同时考虑其波动聚集和非对称性.本文引入AR（1）-GJR（1，1）-SkT（v，λ）模型来对这三种行业指数收益率的分布特征进行刻画，该边缘分布模型的公式为
2.2.2 RVine Copula模型
Bedford 和 Cooke（2001） [-10]引入一种称为正则藤（RVine）的图形建模方法，其中包括了一般化的RVine结构和两种特定结构：CVine和DVine.由于后两种藤结构的组合形式简单易懂，近10年来已被广泛应用.图2和图3分别展示了6维情况下的CVine、DVine和RVine结构.图2左侧子图为六维CVine的结构分解图，共有5棵树，每棵树有一个主节点，该主节点连接到其他节点上，由此形成的每条边对应一个PairCopula.
2.2.3 实证结果
2.2.3.1 边缘分布参数估计
针对各行业指数收益率系列存在的自相关、有偏、波动聚集、尖峰和厚尾等特征.本文采用AR（1）-GJR（1，1）-SkT（v，λ）来进行刻画，从而构建各行业的边缘分布函数.通过R3.12软件编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的KS统计量及其概率值是根据估计得到条件边缘分布，对原序列做概率积分变换，再运用KS检验方法检验变换后序列是否服从（0，1）均匀分布得到的.这些KS统计量及其渐近显著性的概率值均表明：这系列序列均接受原假设：变换后序列服从（0，1）均匀分布.同时对变换后的各序列做自相关检验，Q（1）和Q（2）-的统计结果也表明：变换后的各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基于BDS的独立性检验结果也表明，变化后的新系列均接受原假设（系列是独立的）.这些都说明AR（1）-GJR（1，1）-SkT（v，λ）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各序列的条件边缘分布，用它来描述各收益率的条件边缘分布是充分的.同时变换后的新系列适合用于RVine Copula模型的构建.
2.2.3.2 各个时期的RVine Copula结构及其估计结果
由于同一维度下的RVM矩阵构成并非是唯一确定的，对于维度d的RVine Copula模型来说，存在2d-1-个RVM矩阵，这里借鉴Brechmann（2010）[12]提出的最大生成树方法来确定RVM.其核心思路是基于最强相依关系对构建RVine Copula模型的重要性原则来构造每两个节点间的相依性性绝对值之和达到最大的第一棵树.也即，可以通过解决如下的最优化问题来确定RVine Copula树结构中的每个边，其中δi，j-代表每两个节点之间的相依性的绝对值.
本文将在第一棵树中寻找房地产产业链上9个行业间两两相依性绝对值之和最大的结构，主要通过采用最大生成树MSTPRIM算法来对变量间的相依结构进行自动选择.在树结构矩阵RVM中，有关该矩阵的结构说明这里不再重复，可详见相关文献.在确定好RVM后，面临RVine Copula结构内部Copula类型的选取，由于备选的Copula类型多达31种，为了全面系统优选出合适的Copula类型，这里同样借鉴学术界常用的原则：似然函数值LL最大、AIC和BIC值最小的原则来进行确定.这里参考了Aas等人（2009）[13]提出的算法，用R语言编程来完成RVine Copula结构内部Copula类型的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工作.由于样本数据维度为9，根据Pair Copula的分解原理，将有9×9-1/2=36个Copula类型待确定.经过分析，具体结果见后面的矩阵C和矩阵P.每个时期对应的树结构矩阵RVM、Copula类型选择矩阵C及参数估计结果矩阵P如下所示.由于文章篇幅限制，这里只给出各个时期第一棵树和第二棵树的结构及其相依性估计结果（见图4和图5）.
在RVine结构中，第一颗树的每条边代表无条件相依性，而从第二棵树开始，每条边都是包含了某一条件下的相依性.显然，在每棵树中，无条件相依性水平要大于有条件的相依性.从第一棵树来看，在整个研究时期内，机械设备业在整个房地产产业链上起到了唯一枢纽中心的连接作用，该行业分别与钢铁、有色金属、家用电器、建筑材料和建筑装饰业之间存在显著的非对称、厚尾相依结构，其中各自的相依性分别达到0.57、0.62、0.63、0.69、0.69，这些相依结构均合适用SBB1模型进行刻画.而房地产业与建筑装饰业、非银金融业之间存在对称的厚尾相依结构，分别合适用t模型和SBB1进行刻画，其上下尾相依性分别为0.62和0.51；相比之下，银行与其他产业联系较少，只与非银金融业之间存在对称、厚尾的相依结构，相依性为0.63，同样适合t模型进行描述.由此可见，在实体经济层面上，房地产业在其产业链上能起到承上启下的核心连接作用，但在资本市场层面中，房地产业却不具备这样的连接作用.
在金融危机前期，机械设备业和建筑材料业在整个房地产产业链中起到中心枢纽的连接作用，而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对称、厚尾相依结构，适合用SBB1模型进行描述，其相依性达到0.67；其中，机械设备业分别与有色金属、建筑装饰和非银金融业之间存在对称、厚尾的相依结构，其相依性分别为0.62、0.84和0.47；同样，建筑材料业分别与钢铁、家用电器、房地产业存在密切的相依关系，两两间的相依性结构均适用SBB1模型进行刻画，其相依性水平依次为0.54、0.65、0.6，这说明建筑材料业与这三个行业之间存在非对称、厚尾的相依结构.而房地产业同样只与建筑材料和银行业之间存在对称、厚尾的相依性结构，其相依性分别为0.6和0.44；
在金融危机发生期间，房地产产业链相依结构相比金融危机发生前期，最大的变化就是建筑材料业的中心枢纽地位消失了，而机械设备业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中心枢纽地位，该行业与5个行业（钢铁、有色金属、家用电器、房地产、建筑材料和建筑装饰）之间存在对称、厚尾的相依结构，各自的相依性依次为0.6、0.57、0.64、0.54、0.7和0.7，而且大部分相依结构合适用SBB1模型来进行刻画.房地产业同样只与两个行业（机械设备和银行业）存在显著的相依关系，其相依性分别为0.54和0.52.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期，相比金融危机发生时期，房地产产业链相依结构又出现了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建筑装饰业起到中心枢纽的连接作用，并和机械设备业形成两大中心枢纽，而且两者存在显著的相依性，达到0.73，合适用BB1模型进行刻画.机械行业与3个行业（有色金属、家用电器和建筑材料）存在相依关系，相依性水平分别为0.57、0.63和0.64；与此同时，建筑装饰业与3个行业（钢铁、房地产和非银金融）存在对称、厚尾的相依结构，各自的相依性依次为0.58、0.6和0.55；银行与非银金融业之间存在对称和厚尾的相依性结构，其相依性水平达到0.62.
从不同时期RVine中的第一棵树相依性水平之和的对比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前的相依性之和为6.11，金融危机发生期间达到6.45，而金融危机发生后期为6.42，显然，金融危机的发生显著增强了房地产产业链间的相依性总体水平；其中最明显的是房地产与银行业之间的相依性由金融危机发生前的0.44提升到金融危机期间的0.56，而且两者的相依结构特征保持不变.从房地产产业链相依结构在金融危机前后的演化可以看出：第一、机械设备业始终起到最核心的枢纽地位，这种地位在金融危机期间得到强化；第二、金融危机的发生显著削弱了建筑材料和建筑装饰业在房地产产业链上的中心枢纽作用；第三、房地产业在整个产业链上并没有起到像实体经济层面上那样显著的中心作用，但其与银行或非银金融业之间保持稳定的相依结构，而且与银行之间的相依性因金融危机的发生得以显著增强；第四、房地产产业链间的相依结构普遍呈现出对称、厚尾的特征，而且大部分用SBB1模型的建模效果最好.
从第二棵树来看，在整个时期和金融危机发生前期，由机械设备业和建筑材料业所组合的节点在房地产产业链中起到中心枢纽的作用；在金融危机过程中，由机械设备业和建筑装饰业组合的节点起到中心枢纽作用，而金融危机结束后，房地产产业链出现两个中心枢纽，分别由机械设备业和建筑装饰业的组合点、建筑装饰业和非银金融业的组合点构成.相比第一棵树，第二棵树的相依性水平有所下降，下降的原因在于剔除了在研究范围内相关行业影响的净相依性.比如，在图5中的（a）子图中，建筑材料业和建筑装饰业在剔除机械设备业的影响后，其净相依性为0.27；建筑材料和非银金融业在剔除房地产业的影响后，其净相依性为0.2；钢铁和有色金融业在剔除机械设备业的影响后，其净相依性为0.24.到了第三棵树，节点间的相依性水平将进一步下降，这是因为每个节点之间的相依性需要剔除两个行业的影响；依次类推，到第八棵树中，节点间的相依性在剔除6个行业的影响后，将显得非常微弱.
2.2.3.3 RVine Copula建模效果比较
为了突出基于RVine Copula方法对房地产产业链相依结构进行建模分析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这里采用常见的CVine Copula和DVine Copula同样对整个时期内房地产产业链间的相依结构进行建模分析，然后采用Vuong（1989）[14]提出一种基于似然比率的检验方法来严格比较基于这三种方法进行建模的拟合效果.
3 结 论
本文采用RVine Copula方法对我国房地产产业链（由钢铁、有色金属、家用电器、房地产、建筑材料、建筑装饰、银行、非银金融和机械设备，共9个行业组成）上行业间的相依结构进行建模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对房地产产业链相依结构的冲击影响，最后通过与CVine Copula和DVine Copula进行建模效果对比，来检验基于RVine Copula建模分析的合理性，具体结论如下：第一、房地产产业链上各行业间普遍存在对称、厚尾的相依结构，行业间相依性水平较高，一般适合用Survival ClaytonGumbel、Student t模型来进行刻画；第二、在整个研究时期内，机械设备业在整个房地产产业链上起到了枢纽中心的连接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强化了该行业的连接作用；与此相反，金融危机的发生也显著削弱了建筑材料和建筑装饰业在房地产产业链上的中心枢纽作用；而房地产业并没有像实体经济层面那样起到中心连接作用，只与银行或非银金融业间存在稳定的相依结构，但金融危机的冲击增强了房地产与银行业之间的相依性；金融危机期间和金融危机后，整个房地产产业链的相依性水平都比金融危机发生前期要高，外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较为显著；第三、房地产产业链上行业间非条件相依性要显著大于其条件相依性，而行业间的条件相依性测度行业间剔除其他行业影响后的净相依性；随着条件行业的增加，各行业间的条件相依性水平大幅下降，到了第5棵树时，行业间的净相依性水平就很微弱了.这说明，在房地产产业链上，当同时考虑4个及以上的行业指数时，行业间的条件相依性就表现出相互独立的特征；第四、RVine Copula方法在对我国房地产产业链间相依结构进行建模分析的效果要明显优于CVine Copula和DVine Copula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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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产业演化机制研究 篇6
矿产资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当今社会95%的能源和80%的工业原材料来源于矿产资源。矿产资源产业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等生产活动创造了产值, 上交税金,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在社会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矿产资源产业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据统计, 2012年我国矿产资源产业总产值达到322 956.3亿元, 占当年GDP值的68.2%。然而, 我国矿产资源产业现在存在一系列问题, 如资源储备不足、浪费严重、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严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矿产资源产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非常多, 对文献进行综合研究表明, 国外学者对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对策及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路径;国内学者对矿产资源产业发展问题高度关注, 从矿产资源开发的生产过程、产业组织、系统协调、政策环境等方面开展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对策。这些研究对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但由于对矿产资源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不够充分, 导致相关政策措施作用不明显[1]。本文认为矿产资源产业是一个复杂系统, 其发展涉及到产业环境、产业组织结构、各微观主体行为, 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分析矿产资源产业动态变化规律是探寻矿产资源产业转型升级路径和制定矿产资源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 因此, 研究矿产资源产业演化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理论基础
2.1 产业演化理论
产业演化理论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凡勃伦首次提出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2], 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诞生。熊彼特提出创新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 经济发展是非均衡和有质变的, 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发挥着核心作用等观点[3], 使演化经济学得到较为系统地发展。在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影响下, Nelson和Winter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 奠定了演化经济理论的基石[4]。此后, 演化经济学获得了快速发展。在演化经济学发展过程中, 产业演化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其基本观点简要归纳如下:
(1) 产业是一个复杂经济系统。产业是由不同的、具有自适应性的产业主体组成, 产业演化是产业主体在微观层次上不断交互作用的结果。可以说, 产业演化实际上是一个产业主体交互机制作用下的宏观现象涌现。企业行为的多样性及企业在遗传、变异、选择及学习等机制下的行为选择机制决定了产业演化具有复杂性、自适应性[5,6], 产业演化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自组织过程。
(2) 产业演化受产业系统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产业演化的影响因素很多, 如需求与供给、技术与制度、资源与环境、企业家等。总的来说, 从宏观视角来看, 产业演化动力是组织与环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共同演化机制[7,8,9,10];从微观视角来看, 产业演化动力是企业间在科技创新、生产组织、市场开发、生产要素等方面的竞争与合作机制。总之, 产业演化是基于竞争与协同的自组织机制和基于环境适宜的他组织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11]。
(3) 产业技术创新是产业演化路径的关键因素。产业演化路径同样受产业内外多因素的影响, 如技术创新、制度环境、市场需求、产业组织结构等, 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决定产业演化的过程。但产业演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产业技术及技术组合的动态性, 产业技术创新决定着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方向。
(4) 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产业系统演化具有初始状态的敏感性、“历史偶然因素”作用性, 同时产业组织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机制, 即产业组织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作用下会产生路径依赖特性。
2.2 资源环境经济学
美国经济学家哈罗德·霍德林于1931年发表了《可耗尽资源的经济学》, 标志着资源经济学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 随着资源环境保护运动、生态理论以及增长极限理论、零增长理论等理论和思潮的影响, 资源经济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 西方经济学开始研究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随之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及生态经济学。1972年, 英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把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综合起来加以研究, 从此资源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趋于融合。目前, 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及其利用过程中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及如何通过制度的安排和管理的调整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环境保护。资源环境经济学的主要观点简要归纳如下:
(1) 资源环境具有稀缺性, 是企业活动的重要资产。经济活动依赖于资源、依赖于环境, 经济活动必然产生资源环境成本, 并成为企业经济活动决策的重要内容。
(2) 某些创新可以延缓资源的耗竭和防范环境质量的退化。技术创新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通过技术创新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技术工艺水平, 从而提高资源集约利用和减少环境破坏。
(3) 市场机制在资源环境方面的作用能力是有限的。资源开发利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环境保护具有显著外部性, 此外还有信息不对称性, 这些特性弱化了市场机制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企业经济活动的作用, 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政府政策干预是必要的。
(4) 可持续发展应作为处理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伦理准则和一般要求。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拥有并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直接关系当代人以及后代人的生存权利和福利水平, 对于资源环境配置和保护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进行。
资源环境经济学对微观主体行为分析具有重要指导。企业是产业构成的基本单元, 企业的行为及互动过程是产业动态的微观基础。矿产资源产业由资源型企业构成, 资源型企业在进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都直接面临着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 要尽可能地处理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12]。在这种背景下的企业行为对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及发展能力都会带来影响。
3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影响因素分析
矿产资源产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大系统, 它除了具有一般系统演化的特征之外, 还有其独特的演化机制和路径。总体而言, 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是产业外部环境因素与产业内部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下面具体分析内外要素对矿产资源产业演进的影响。
3.1 内部要素对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作用机制
(1) 矿产资源储量水平。矿产资源是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基础, 矿产资源的种类、质量、分布和储量决定了矿产资源产业在一个区域的地位、作用及生产方式。由于矿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 其储量对矿产资源产业的影响很大, 甚至有学者认为矿产资源产业将随着矿产资源的耗竭而终结。矿产资源的储量变化也会影响产业的生产方式, 随着矿产资源储量的快速消耗, 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资源耗竭对企业的影响而改变生产方式, 从过去的粗放式生产向集约化生产转换。可见, 矿产资源的储量对矿产资源产业持续性、对产业内企业的行为都有重要的影响。
(2)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技术创新包括相关技术的科学理论创新、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生产工艺的改进、劳动者和管理者素质的提高以及管理决策水平的提高等。矿产资源产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产业, 由于矿产资源埋在地下, 地质结构和组分复杂, 矿产资源的勘探、开采、加工都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探矿阶段, 要有突破传统的成矿理论, 要创新探矿方法、探矿技术、探矿设备, 才能降低探矿风险、降低探矿成本;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 也要依靠科技进步, 提高采、选、冶回收率, 使更多的贫矿、难选 (冶) 矿和伴生矿得到充分开发利用, 提高矿产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效益。因此, 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对矿产资源产业的组织结构、产业效率有重要影响。
(3) 产业生产经营能力。目前对产业生产经营能力还没有定义, 本文指从事某一产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组织管理水平的总和。产业生产经营能力决定了产业生产活动的效率。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利用过程中, 要进行钻探、基建、开采、洗选、冶炼、加工等生产活动, 生产经营能力的好坏对矿产资源型企业的效益有直接影响, 对整个矿产资源产业效率效益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此外, 对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解决、生产组织水平提升、新技术新装备的推广应用、管理水平提高等都有直接的影响。
(4) 产业议价能力。产业议价能力指资源型企业对矿 (加工) 产品的定价权。对资源型企业而言, 其产品是工业的原材料, 需要是客观存在的, 但产品价格会随市场需求变化而波动, 而价格上升和下降的幅度对于资源型企业的效益有直接的影响。因此, 资源型企业对矿产品价格的调控能力对矿产资源产业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
3.2 外部要素对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作用机制
(1) 市场环境。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市场环境, 这里的市场环境包括市场需求状况、对外开放程度、融资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是产业运行的基础, 市场需求是推动产业成长与演化的根本动力, 市场需求的容量、稳定性和变化趋势决定着产业的稳定性和发展方向[13];市场越开放, 国内国外企业竞争与合作越充分, 产业组织结构就越易合理化, 进而影响产业发展;随着公众环保意识加强, 矿产资源型企业必须要加大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加强环境保护;此外, 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条件直接影响资源型企业的生产成本, 影响着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总之, 市场环境越好, 市场机制越能发挥资源配置功能, 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网络会越密集, 企业之间的联动创新越易形成, 从而极大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也影响着产业发展方向。
(2) 科技环境。矿产资源产业是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 产业技术进步对矿产资源产业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而矿产资源产业技术进步是整个社会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 良好的科技环境是矿产资源产业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前提。科技进步促进矿产资源产业科技创新, 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空间逐步扩大、种类不断增多、布局不断改变、综合利用率不断提高[14], 影响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进程。
(3) 生态环境。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而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使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逼近极限, 在公众环境意识和政府环境规制越来越强的背景下,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强约束条件。
(4) 制度环境。制度环境主要包括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政府行为。由于矿产资源产业是基础产业, 一些矿产品又是国家战略物质, 因此, 政府对矿产资源产业高度关注并制定相关政策, 这些政策直接影响着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 如国家的能源政策对石油、煤炭企业影响深远, 国家资源集约利用战略与相关政策对企业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有很大的推动, 从而影响矿产资源产业创新的重点和发展的方向。
4 矿产资源演化动力机制分析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知, 矿产资源产业系统演化受内外诸多要素的影响, 系统内部产业技术创新是矿产资源产业系统序变量, 正是产业技术创新影响着矿产资源产业的演化, 使矿产资源产业从无序到有序、从简单到复杂。矿产资源产业系统的外部环境因素很多, 这些因素对矿产资源产业演化都可能造成影响, 其中, 制度 (政策) 是关键因素, 对产业系统其他外部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因此, 矿产资源产业的演化可以描述为制度作用于产业技术创新活动、产业技术创新推动整个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从复杂系统视角来看, 产业系统外部因素是产业系统演化的涨落因子, 产业系统内部因素中产业技术创新是关键因素, 是影响产业演化的序变量。这样,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总体框架如图1所示。
图中, 虚线部分包括市场需求、对外开发、基础设施、公众意识、融资环境、技术进步、生态环境以及相关的法律政策, 它们是产业演化的外因;资源禀赋变化、产业技术创新、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经营管理方式、产业议价能力改善是产业演化的内因;产业技术创新是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是矿产资源产业自组织演化的序参量;矿产资源产业内部的竞争与协作、学习与创新是产业演化的源动力。当矿产资源产业的瞬时状态变量 (如资源利用技术水平、资源消耗强度、生态环境压力等) 对于宏观状态变量偏离时, 便产生涨落现象。当涨落低于状态变量的临界水平时, 不会引起系统结构的变化, 原有产业系统得以维系;当涨落高于产业状态变量的临界水平时, 就会造成原有系统结构失稳, 通过突变形成更高层级的产业系统。
在不同的情境下, 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有不同的动力机制。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 随着我国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及国家可持续战略的实施, 资源型企业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对企业效益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 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需要处理好矿产经济与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的问题, 也就是说需要处理好矿产资源开发与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冲突问题。因此, 在资源环境强约束条件下, 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用图2来表示。
其中, 矿产资源产业受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强制约束, 资源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与资源禀赋、环境约束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政府根据需求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来影响资源型企业的行为, 进而对资源型产业进行调控;政府能用各种工具, 如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来调控资源品价格, 对企业的成本、收益、利润会造成影响;成本、收益、利润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生产等行为;企业行为的变化及企业之间的互动进而影响矿产资源产业的产出规模、产出结构及产业组织结构;产业技术创新是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关键因素, 围绕这一主线, 运用政策调节各方行为, 推动矿产资源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5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路径选择机制
前面分析了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动力机制, 但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方向及具体路径如何, 受矿产资源产业演化路径选择机制作用的影响。矿产资源产业演化路径有三种导向, 具体分析如下。
5.1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路径的价值导向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基本活动单位, 利润最大化是其基本准则, 资源型企业也是如此, 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指引下, 通过竞争与合作, 开展相关活动。正是企业的逐利行为决定了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价值导向。矿产资源产业演化路径的价值导向的基本表现是产业发展模式的变化, 具体体现为产业链的延伸、产业价值链结构的变化。矿产资源产业是由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资源型企业组成, 资源型企业为了充分利用资源、改善产品结构、安置相关人员、减少环境破坏、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必然要进行产业链的延伸, 由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内在的经济技术联系, 企业的这些经营活动必然导致整个矿产资源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即产业链条的延长与产业价值链重心的后移;同时, 矿产资源产业在产业链延伸过程中, 通过产业整合, 产业结构由低加工度化、低附加值化向高加工度化、高附加值化转化, 使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成为整个产业链的中心, 导致矿产资源产业组织结构、价值结构、技术结构的优化[15]。
5.2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路径的技术导向
影响产业演化路径的内在因素是产业技术创新,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更是受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矿产资源产业发展一直面临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因此, 矿产资源产业技术发展也主要集中在资源集约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 这方面的技术统称为绿色技术, 如替代技术、再利用技术、减量技术、零排放技术以及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术等。绿色技术创新有助于创新主体在一定时期内掌握和控制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核心技术, 获得产品成本和质量控制方面的优势, 赢得竞争优势, 并在初期处于完全独占性垄断地位, 获得超额利润, 因而对产业技术结构、组织结构都带来直接影响。此外, 绿色技术创新还能够带动一批资源新产品、新材料的诞生, 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5.3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系统在某一时期的演化方向受到上一时期的演化轨迹的影响。产业演化也存在一种惯性力量, 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效应, 是指矿产资源产业范式长期被锁定在某一条固定的路径中, 并通过关联性反应对产业演化带来影响。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特征, 总体上受到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影响。具体而言,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受到产业内部的企业组织结构、产业的发展战略、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及产业内部的企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因范式缺少变革, 致使产业停滞或因资源耗竭而衰亡;二是产业发展范式的改变阻力很大;三是范式长期置身于某一固定轨道, 如遇外部环境的较大变化, 产业难以适应, 结果可能导致产业衰亡。具体来说,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表现为区域要素禀赋、市场环境、企业素质、行政区划、价值链低端位置、产业升级成本等要素对矿产资源产业范式变迁的影响。
6 结论及建议
通过前面的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及相关建议:
(1) 矿产资源产业是由相互作用的经济元组成的复杂经济系统。矿产资源产业作为复杂经济系统, 由各种行为主体构成, 各行为主体通过竞争与合作, 使矿产资源产业由无序走向有序、由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 体现为矿产资源产业组织结构、产业规模、产业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因此, 自组织机制是矿产资源产业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 在矿产资源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始终把握产业自组织机制的核心地位。
(2) 矿产资源产业演化受产业系统内外因素的影响, 内部因素包括资源储备水平、产业技术水平、产业人力资源水平、产业生产水平、产业议价能力等, 外部因素包括相关政策、政府行为、科学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对外开放、基础设施水平、生态环境、公众意识等, 其中, 矿产资源产业系统内部关键因素是产业技术创新, 它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序变量;产业系统外部关键因素是相关法律政策, 矿产资源产业发展是在资源环境约束下产业技术进步与制度变革协同演进的过程。
(3) 矿产资源产业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产业演化是一个自组织过程, 产业组织个体的行为是以寻求特定环境适应性为目的, 通过适应性过程与外部环境之间以一种稳定有序的方式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而获得发展, 因此营造矿产资源产业自组织演化的环境应该是政府努力的方向。
(4) 矿产资源产业发展需要政策干预。矿产资源产业的演化是在外界环境的影响下, 产业系统的微观主体适应性行为及企业间互动行为的结果, 其发展受利益驱动机制和生态平衡机制的作用。政府在产业演化过程中, 要通过各种政策调整利益驱动机制和生态平衡机制的关系以调整企业行为, 特别是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资源环境保护行为, 以保持产业系统的协调持续发展。
(5) 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理想模式是建立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循环经济为形式的产业集群。这样的产业集群具有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以资源环境保护为目的, 解决了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二是以技术创新为基础, 才能解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难题, 并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三是与高技术制造业联动发展, 才能更好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这样以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减少环境破坏为目的, 以终端市场需求为导向, 立足提升产品附加值, 不断在维持和扩大生产能力的同时提高产业效率, 保护资源和环境。
摘要：矿产资源产业演化机制是制定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关键理论问题。基于产业演化理论和资源环境经济学, 对矿产资源产业演化机制进行分析, 认为矿产资源产业是由相互作用的经济元组成的复杂经济系统, 其演化受产业系统内外因素的影响;矿产资源产业演进本质上是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技术进步及相应制度变革协同演进的过程;矿产资源产业的良性发展需要一个有利发展其自组织性环境;矿产资源产业发展需要政策干预;矿产资源产业发展的理想模式是建立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循环经济为形式的产业集群。
基于新兴产业演化的投资价值发现 篇7
马云和孙正义几十分钟的会面,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方式造就了今天的阿里巴巴。对于一个新兴产业,面对高速的成长性和前景的不确定性,在缺乏先例参照的背景下,如何进行投资决策?这是每个投资者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试图从产业链成长,即产业纵向演化和横向演化相互作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搞清楚产业形成、发展演化的内在机制,把握住投资的“机会之窗”,对处于特定阶段上的企业价值变化,做出符合产业发展逻辑的科学预测,使投资者能根据产业演化规律,掌握先机,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1.1 关于产业演化动力结构的研究
根据系统演化动力来源的不同,可以对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分工是产业链演化的根本动力。杨公仆等[1]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分工使产业中产品形成活动被有效分割,分割的次数越多,产业链就越长。该观点的核心是认为,处于产业形成期的企业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不断突破从规模经济到规模不经济、从范围经济到范围不经济的约束,经由纵向和横向的专业化分工产生企业间的关联,关联促成了产业链的成长。
另一种观点认为产业链演化的动力来自于社会分工、市场交易与产业链成长三者间的循环互动。基于该观点,吴金明和邵昶[2]提出了关于产业链成长机理的蛛网模型。彭祝斌[3]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进一步推导出产业链成长的数理分析模型,认为企业参与分工的积极性取决于交易的效率,市场交易效率的高低是社会分工的前提条件。
上述两种观点都是从产业链系统内部各组分之间的合作、竞争来剖析其演化动力,但系统演化的动力也有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因素,作为产业演化的环境诱导因素,作用十分重要。如熊勇清等[4]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成长环境,施卓宏和朱海玲[5]构建了基于钻石模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评价体系,Lau[6]认为不同的导向又会造成演化方向的差异,市场导向强调适应变化、利用变化,而技术导向则强调制造变化、制造差异等。
1.2 关于产业演化轨迹特征的研究
从产业组织视角考察产业演化轨迹,有观点认为产业链本质上是生产的纵向分工结构。演化过程中会依次形成三个演进阶段:纵向一体化、纵向契约和纵向分离。前两个阶段是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其中包含的产品链、价值链和知识链是线性结构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模块化阶段,产业链呈网状结构的发展趋势。Argyres[7]通过美国汽车工业的实证研究,也指出模块化伴随着垂直拆分会影响创新战略选择。
吴贵生和王毅[8]则通过分析技术成长的演变特征,指出在任何一个大的产业演化过程中存在着“机会之窗”,在这个阶段投资,会有更大的成功可能性。还指出“机会之窗”会在不同的子产业上进行迁移。“机会之窗”实质上是由于技术发展不连续、不均衡引发的市场竞争的非均衡状态。
综上所述,目前的产业演化理论,为我们正确认识产业纵向演化和横向演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但对于投资决策而言,还有不完备的地方。如果认同企业是“经济人”的假设,那么它的行为一定是目的和手段的结合。分工只是企业参与产业链演化的手段,目的依然是利润。因此,仅仅对演化的动力来源、技术轨迹及其产业组织形态进行研究,仍然不足以形成完善的投资决策。本文的目的就是要从新兴产业演化的过程中,找出“机会之窗“的出现时机和表现形式。
2 新兴产业演化的机理分析
2.1 产业演化的市场和技术条件
社会分工是推动产业演化的基本动力,但分工推动演化需要相应的市场和技术条件。系统科学研究指出生命系统、社会系统和机器系统都离不开目的性。托姆[9]认为系统从暂态向定态的演化过程,就是系统寻找目的的过程。产业系统同样如此,企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一方面企业需要不断应对市场变化去实现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企业需要分解产成品直至零部件,运用布莱恩·阿瑟[10]提出的技术递归性结构原理,自下而上地进行技术创新,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和性能的最优化。
在产业层面,推动产业演化的市场和技术条件,更多的是通过企业间交叉影响而形成的,呈现出动态迁移性。因为每一事件均非独立发生,均有其历史背景,且是与其他因素互动影响着。例如,消费者对某种新产品的需求存有强烈的偏好,将会引发产业资源向该产品的研发、生产聚集,可能促进相关企业的成功,成功效应又可能引发更高水平的研发突破。通过相互影响分析,就可以动态把握推动社会分工形成的市场和技术条件,在演化过程中的迁移轨迹,捕捉创新突破的准确时点。正如芮明杰和袁安照[11]指出的,要把握产业发展的先机,需从现有需求演化进行搜索,从现有技术进步可能进行搜索,从产业更替来把握产业变换的时机。
2.2 产业演化的机制和路径
2.2.1 产业演化的资源聚集机制
一粒种子在土壤里发芽,一部分破土而出成为茎,另一部分深埋地下,向下发展成为根须。处于新兴产业中的初创企业就如这粒种子,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原先存在于企业内部的不同生产经营环节都有可能独立而出,成为新产业链上的一环,但到底是哪一个环节能进行新的生长?是在需求和供给机制共同作用下,可以最大限度聚集内外部创新资源的环节,能率先实现有效的产业分工。这种资源聚集度并不是预先赋予企业的,而是特定环节上的企业从其环境中接收到了资源的位置信息,依据这种信息通过创新机制来确定其聚集程度的,并根据所处环境的改变而进行调整。
2.2.2 产业演化的路径选择
新兴产业链上某一环节的演化路径不是唯一的。不同的路径代表着不同的技术解决方法和未来。正如普利高津[12]指出:“分岔是系统各部分与系统及其环境之间的内禀差别的表现”。在新兴产业横向演化的研究中,我们已知在竞争相同市场资源的企业之间,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企业将被市场所选择。但是,进入产业纵向演化环境后,产业系统将如何选择?首先,从路径选择的内在条件来看,某一环节的变化一定要被来自其他环节的变化所容纳,即不再是竞争力的单一选择标准,而是强调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协同力标准,竞争胜负将由创新企业凭借自身竞争和协同的综合能力决定;其次,从路径选择的外部影响因素来看,在没有外部诱导因素作用下,企业完全依靠综合实力获得市场认可,可以称为自发突破选择。如果环境中有某种外部力量,迫使产业系统对某种创新企业产生偏好,则系统将在外部力量诱导下做出选择,这种情形称为诱导突破选择。例如,微软并非最富竞争力的系统软件生产商,但它一方面凭借与硬件制造商IBM公司的良好协同,另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公开自己的DOS技术,通过外力诱导大量应用软件开发商使用其系统,最终成就了微软在该领域的市场霸主地位。
2.3 产业演化中企业成长性迁移的投资意义
产业链各环节上企业所提供的价值量各不相同,因此地位也不相同。产业的演化过程,也是相关企业价值和地位不断调整和再平衡的过程。表面上会出现“微笑曲线”所描述的现象,即利润从价值链的中间环节(制造)分别转向上游环节(研发、融资)和下游环节(服务、营运),但本质上正如“机会之窗”原理所阐明的那样,成长性迁移是技术创新不连续所引发的市场竞争非均衡状态在子产业之间转移的结果。产业演化中的成长性迁移,对从投资角度研究产业演化,作用尤其重要。因为投资决策从静态方面,需要比较投资对象之间的收益性差别。从动态方面,还要跟踪投资对象成长性的变化,适时调整投资的对象或力度。
3 产业演化的动力系统模型
3.1 演化动力系统模型构建
3.1.1 第一种类型
假设A为新兴产业中的一家创新型企业,它的成长演化服从Logistic规律。记x(t)是企业A的销售收入,r是销售收入的平均增长率,N是市场对A的销售增长的最大容量。则企业A增长的动力学方程为:
其中,x/N表示企业A对有限市场占有的饱和程度,其对企业销售的进一步增长具有阻滞作用。取企业A的相关参数,r=0.35,N=2,模拟结果如图1所示。以太阳能产业为例,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估算,到2030年全球将建立4 700千兆瓦的新发电能力,目前太阳能发电不到全球发电量的0.15%,这意味着太阳能业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太阳能电池所需要的多晶硅生产能力是有限的,这制约着产业的增长,如果上游配套产品生产技术得不到突破,交叉影响的作用终将导致下游太阳能电池厂商的增长速度趋于放慢。
3.1.2 第二种类型
随着企业A的成长,企业将逐步进入规模不经济阶段,从自身利益考虑,企业A会接受产业链分工,摆脱部分非核心生产环节。另一方面,A的成长已经为其上下游环节提供了适宜的配套产品市场。此时,通过产业链成长的资源聚集机制,汇集技术、资本、人力等要素,原产业链将以A为起点,在其上下游突破延伸,出现由A激活的产业链纵向延伸突破的第二种类型。理论上,只要在上下游产品市场可容纳的范围内,能够被激活的企业数量不限,但为研究方便,只取两家上游企业分别为B1和B2,它们的成长演化服从Logistic规律。记x1(t)、x2(t)分别是企业B1和B2的销售收入,r1、r2分别是B1和B2销售收入的平均增长率,N1、N2分别是市场对B1和B2销售增长的最大容量。则企业B1和B2增长的动力学方程分别为:
其中,系数α表示企业B2的竞争效应对企业B1的影响。同理,企业B1的存在也影响了企业B2的增长,β表示企业B1的竞争效应对企业B2影响。非线性动力方程(2)、(3)中,系数α、β量化了企业B1和B2之间的竞争效应。根据对上述非线性动力方程所做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可知,只有当α<1,β<1时,系统演化趋向稳定的结点或稳定的焦点,表明在竞争中企业B1和B2都有较弱的方面,可以达到共存的平衡状态。取r1=0.35,r2=0.3,N1=0.6,N2=0.4,α=0.5,β=0.4,模拟结果如图2,B1、B2处于共存状态。
因为A的发展为上游企业的诞生创造了市场空间,由此激活了企业B1、B2,成为A的专业服务提供商。随着横向专业化的深入,B1、B2可能发展成为面向社会的独立的服务供应商,成长性迁移使一个新的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产业环节形成了,这就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机会之窗”。
根据Bloomberg数据显示,随着对太阳能电池的强劲需求,多晶硅价格节节攀升,激活了上游电池部件多晶硅生产商的经营,行业排名第三位的可再生能源公司(REC NO)2006 年的经营利润率高达37.2%,是英特尔17.5% 的经营利润率的一倍多。表明在成长性迁移作用下,产业的高成长性已从电池制造环节转移到上游的多晶硅开发制造环节,投资者也应将资产配置逐步转到该环节,才能分享到产业持续成长的收益。
3.1.3 第三种类型
企业A与向上延伸产生的企业B1和B2共处一条产业链的两个环节,协同发展、互利共生,出现产业纵向反馈激活的第三种类型。上下游企业相互之间的依存和互利关系,有利于三家企业的共同成长。这种产业演化的协同观是区别于片面的竞争观的。新兴产业的成长是围绕着产业链展开的竞争、协同共同作用的结果。B1和B2作为整体共同对企业A的增长产生有利影响,引入协同系数γ,量化协同效应的影响。同理,企业A的存在也促进了企业B1和B2的增长,引入协同系数φ,表示企业A对企业B1、B2整体即(xB*,NB)的协同增长效应。企业A和企业B1、B2共同构成的上游环节B协同增长的动力学方程为:
对(4)、(5)进行无量纲化变换,可得如下模型:
其中:
模型(6)、(7)的平衡态(μ1*,μ2*)有四个点如下:
对上述模型进行局部稳定性分析可以验证(0,0),(1,0),(0,1)都不稳定。只有当0<γф<1时,平衡态中的最后一个点是稳定的,且μ1*> 0,μ2*> 0,即x*> N,xB*> NB,表示在协同效应作用下,企业A的销售量,企业B1和B2的销售总量都超过了各自原先的市场容纳量。取B1、B2对A的协同作用系数ф=0.03,其它参数不变,模拟结果如图3,反映出在下游企业B1、B2的协同作用支持下,已处于低速成长的企业A得以突破市场容量的限制,呈现新的加速成长趋势,由图3中的虚线表示,表明对A的新的投资机会开始显现(企业B1、B2的增长图形略)。
接上例,上游多晶硅生产商应该以更快的速度发展,这对整个太阳能产业是有益的,否则难以支持整个产业年均30%~40%的增长速度。只有当多晶硅生产环节处于小规模供应过剩状态时,太阳能电池价格才能有所下降,从而增加太阳能发电的竞争力。所以,当观察到多晶硅生产的快速扩张后,理性的投资者可以考虑对下游的太阳能电池制造环节进行收购兼并,快速扩大产能,利用多晶硅价格可能下降的有利时机,增加电池销售,扩大市场占有率。
3.1.4 第四种类型
企业B1和B2是产业链上,为争夺相同市场资源而进行横向竞争的一对企业,它们将根据各自竞争力的大小,展现出不同的演化趋势。但是,如果将横向演化纳入纵向演化中一起研究,我们发现决定企业前途的是竞争效应和协同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表现为横向竞争共存和转轨分化两种形式。综合上述演化特点,在第四种类型中,对于B1的增长,应在(1-x1/N1)中减去横向竞争效应αx2/N1的影响之后,再减去A与B2之间的协同效应对B1的影响。同理可得到关于企业B2的第四种类型的演化方程。B1、B2演化的动力学方程如下:
其中ρ表示企业A和B2之间的协同系数,σ表示企业A和B1之间的协同系数。
对(8)、(9)进行整理可得如下模型:
对于形如(10)、(11)的模型,可以参照第二阶段的研究结论进行如下分析:
1)当α<1,β<1时,表明企业B1和B2都有较弱的方面,双方处于共存的平衡状态。但考虑企业A与企业B1、B2之间的协同效应σ、ρ(ρ、σ都是正常数)后,企业B1与企业B2的演化趋势将改变。
当ρ<1-α,σ>1-β时,有α+ρ<1,β+σ>1,表明B1胜出,反之B2胜出。共存的局面被打破。
2)当α<1,β>1时,表明横向竞争中企业B1强于企业B2,但考虑企业A与企业B1、B2之间的协同效应后,企业B1、B2的演化趋势将改变。
当ρ>1-α时,有α+ρ>1,β+σ>1,表明原来处于弱势的B2虽不能转败为胜,但双方之间的竞争格局,需经历一段时间后才能明朗。
3)当α>1,β<1时,表明横向竞争中企业B2强于企业B1,考虑企业A与企业B1、B2之间的协同效应后,企业B1、B2的演化趋势也将改变。
当σ>1-β时,有α+ρ>1,β+σ>1,表明原来处于弱势的B1虽不能转败为胜,但双方同样可以共存一段时间。
4)当α>1,β>1时,表明在横向竞争中企业B1、B2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此时B1、B2与企业A之间的协同效应无论怎样提高,α+ρ>1,β+σ>1始终成立,表明双方需要共存较长一段时间。
取企业A和B2之间的协同系数ρ=0.2,企业A和B1之间的协同系数σ=1,则α+ρ<1,β+σ>1,其它参数不变,模拟B1、B2的第(1)种状态如图4,企业B1胜出,B2失败。表明在没有环境诱导因素存在的条件下,经过企业间协同和竞争的综合作用,产业链自发成长突破选择的结果是保留B1,淘汰B2(其它三种状态的模拟图示略)。产业链成长路径的选择,意味着决策者在投资时机和投资方式方面必须做出决断,对可能胜出的企业需要及时介入,对可能失败的企业需要及时退出。
仍以太阳能产业发展为例。为下游太阳能电池配套的除多晶硅电池组件外,还有另一种技术模式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相比多晶硅技术可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据美国能源部预测,薄膜太阳能的市场份额将会从目前的6%上升至20%。作为一种低成本多用途的电池组件产品,凭借着良好的协同和竞争力,对多晶硅技术生产商已构成了严重威胁。例如第一太阳能公司(FSLR)利用碲化镉工艺生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成本低价格有竞争力,销售增长迅猛。虽然目前还不足以淘汰传统多晶硅生产厂商,但市场已通过自发突破选择产业演化的未来路径,投资者必须在两种路径中选择取舍,只有正确的选择才能保证在未来跟上产业演化的步伐。
3.2 数值仿真结果分析
由上述四种类型的仿真运算和实例分析,我们能发现一个明显的循环反馈成长链。创新型企业A的成长激活产业链上的二代企业B1、B2,它们的渐进成长又反向再次激活企业A,使其突破了原先的成长瓶颈制约。企业A与企业B1、B2在产业链上展开的协同演化,在竞争和协同的综合作用下,又使原本处于共存状态的B1、B2的演化趋势出现了逆转,最终B1胜出,B2淘汰,产业未来的演化将沿着A—B1的路径进行下去。在每种类型的过渡中,由于成长性迁移的作用,新被激活的企业可能保持一段高成长的过程,它们就是投资者应该关注的投资对象。虽然新兴产业千变万化,但离不开四种基本的演化类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整个演化就是四种类型循环交替出现的过程。当然,并不是每家企业都能完整地经历所有的演化类型,但只要把握四种类型的基本特征,就可以捕捉到产业成长过程中的投资“机会之窗”。
4 新兴产业发展史上的例证
人类生活水平的每一次提高,都有新兴产业突破的贡献,期间诸多企业此起彼伏,将人类的生活体验引向巅峰。比如,电视从黑白、彩色、背投、等离子到目前的液晶显示;手机从模拟、数字、半智能到目前的触摸屏智能机,期间各类企业在技术渐变和突变的交替中或迎来快速增长或惨遭淘汰。尤其是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演化的缩影,同样有力地证明了四种演化类型的基本特征。图5揭示的演化过程,以计算机整机制造为开端,向上下游延伸,经过不同技术路线、不同管理模式的竞争和协同,最终形成了以龙头企业为代表,以实线连接的一条贯通硬件、软件、互联网应用的产业成长链。在纵向专业化推动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又包含着企业间的横向专业化竞争,每个节点上新生的企业,由于技术创新和专业化分工,面临需求增加而供给暂时由其相对垄断的有利局面,因此可能获得比原有的前向或后向企业更快的增长速度。演化中的成长性迁移,使人们可以循着产业演化的主流成长链,在裂变的关键节点上实施介入或退出,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
5 结论与进一步的工作
本文以产业链成长为为切入点,围绕着产业纵向演化和横向演化的过程,构建了一个关于新兴产业演化的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投资的先机,是循着产业演化的主流成长链而顺序出现的,它决定了投资的方向和序列;作为投资对象的初创企业,其价值在纵向协同和横向竞争的进程中,呈现出特有的生命周期性,它决定了投资的方式和时机。特别是产业的横向专业化,它为产业演化提供了多种路径选择,为产业纵向演化质的飞跃积蓄了市场和技术支撑,为投资者决策的多样性提供了机遇和挑战。
发展新兴产业是当前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举措之一,通过这个分析框架,有利于投资者寻找发现投资新兴产业的“机会之窗”,有利于推动萌芽状态的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对形成新的社会生活、生产结构具有现实意义。当然,研究中根据新兴产业演化初期的阶段性特征,做了适当的简化处理,以利于问题分析,但难免有不完备之处,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完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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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演化 篇8
现有的集群治理研究主要是运用全球价值链治理和网络治理分析方法。全球价值链分析重点研究全球企业的权威力量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可能影响路径, 而对集群本地产业网络关注不够, 其权力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对全球领导企业的权力分析, 而忽略了对发展中国家集群多元化的权力配置关系的研究。网络治理偏重于对集群产业网络中企业关系治理的研究, 多采用静态分析方法从交易和契约角度重点分析网络结点间的关系及其治理, 对集群产业网络及其治理产生的动因和演化方面研究不足。由于现有网络治理研究中, 网络中主体间的关系纽带又往往是外生的, 其分析对象又为同质的中小企业, 因而对集群治理模式的解释力明显不足。
集群治理本质上乃是对集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协调。一些学者提出根据治理者的差异对治理模式进行分类, 这样的分类方法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处于社会经济转轨时期、面临着复杂多元治理结构的国家与地区是十分具有解释力的。但现有研究对于治理主导者模式的区分依据、形成与演化的机理等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的匮乏及其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 为本研究提供了拓展的空间。
基于权力配置关系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与集群产业网络治理都是对集群利益相关者的协调, 两种分析殊途同归。本文拟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 尝试将这两条研究思路整合在一起, 揭示网络权力配置、产业网络关系与主导型集群治理模式耦合互动及其演化关系, 寻求产业集群有效的治理模式。
一、权力配置:基于治理主体主导型视角的集群治理模式分类
(一) 集群的权力配置
Emerson (1962) 将权力 (power) 看做是组织中的一个人或组织 (施动者) 影响另一个人或组织 (受动者) 的能力。它不仅包括前者对后者有形的权力影响, 还包括后者对前者无形的认同与接受。易明 (2010) 则扩大了网络权力的主体范围, 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研究不仅包括其重要的核心主体———集群企业, 还应该把各种代理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等主体都纳入权力配置的分析范围。本文采用这种较为宽泛的权力范围观点。
根据权力来源的不同, 我们把集群网络权力分成企业权力、行业协会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在产业集群中, 企业权力取决于各类企业在网络中所拥有的特定要素的质量和数量, 其中“要素”可以归结为资源和能力, 一般可通过资源的稀缺程度、重要性和可替代性等进行衡量。行业协会是以同行业企业为主体, 根据国家法规政策规定而组成的, 具有自愿性、非营利性和自律性特点的行业管理组织, 是联系政府与企业的纽带。行业协会治理权力来自于三个方面:社会契约、法律授权以及政府委托。地方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认可, 是人民权力的让渡, 是地方政府进行政治统治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
可见, 集群经济主体的权力存在明显的差异, 其权力的配置不仅取决于不同组织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及其具有的能力的差异, 是由集群治理主体所占有的关键性资源和能力所决定, 也与各主体的属性、位置、功能等方面的差异相关。作为一种开放式网络组织, 产业集群的权力配置关系不会局限于集群内部, 也不会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环境的变化, 集群网络的扩展及其网络间关系的调整, 不仅网络权力配置的边界会发生变化, 经济主体间权力配置比例、结构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二) 集群权力配置与主导型集群治理模式划分
产业集群治理结构是基于集群权力配置关系的集群治理主体之间的竞合互动的博弈关系, 权力配置关系及其作用是决定集群治理结构及其演化的关键因素, 是划分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重要基础与依据。在网络权力关系中, 经济主体间的依赖程度并非是对等的。根据治理主体主导型的差异, 可以将集群分为五种典型的治理模式类型———中小企业自治型、龙头企业主导型、行业协会主导型、地方政府主导型和多元协作型。当然, 在具体的经济生活中, 除了占主导地位的治理主体的领导作用外, 其他行为主体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只有各种权力主体紧密合作、积极参与才能实现集群外部性经济效应, 进而实现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上述基于治理主体主导型的五种治理模式并非单纯的基于正式制度与权力基础的经济治理模式, 而是体现基于社会网络与经济网络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混合型治理模式。这五种治理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 具有不同的约束力和灵活度。与Oliver等 (2004) 提出的强制型、自愿型、目标型和框架规则型四种治理模式对照可以发现, 龙头企业主导型和地方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分别与目标型和强制型治理相类似;中小企业自治型和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则分别与自愿型与框架规则型相类似;而行业协会主导型的治理模式则近似处于目标型和框架规则型治理的中间区域。
二、权力配置、产业网络关系与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机理
(一) 治理结构:权力配置与集群产业网络关系的耦合互动演化
集群治理结构的形成、演进是权力配置关系与产业网络耦合互动演化的过程。借鉴黄守坤等 (2005) 构建的产业网络模型, 可以建立一个权力配置与集群产业网络的关系模型 (见图1) , 借以展示集群治理结构是如何在权力配置关系与产业网络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中形成与演化的。
在由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组成的一个产业网络的上方, 存在着一组对集群运行与治理有影响力的组织者, 这些组织者有些聚集于集群产业网络内, 有些则于群外通过纵向经济权力对集群施加影响, 并有“自组织”和“他组织”之分, 由此, 形成了一定的权力配置关系集合。
产业网络自组织形态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市场的自组织, 它是通过企业的自发力量来推动集群的产生与演进。在开放式网络权力结构中, 集群的企业治理者不仅包括群内企业, 还包括群外各类相关领导企业。各层次企业组织者的权力序阶由高到低依次为全球经济中心区领导企业、区域经济中心区领导企业与集群领导企业, 存在着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向。企业网络权力配置对产业网络进而对集群治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主要包括:
1. 企业权力配置取向引发企业聚散, 影响着产业网络空间结构、规模与演进路径。
本地自发发展而成的或者异地进入的大企业凭借其强大的市场与技术经济权力能引发企业集聚的向心力, 驱动网络成员集聚在自己周围, 促使其它配套企业继续加入, 促使产业网络的发展与壮大;反之, 部分领导企业的迁出则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网络的解体。
2. 企业权力配置影响产业网络的价值结构。
企业根据自身实力分别占据价值链不同环节。高层次领导企业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 并通过基于网络权力的治理不断压缩处于低价值链环节企业的利润, 这会影响集群网络结构的企业构成与发展。
3. 各类企业的互动及其力量此消彼长也影响着产业网络与治理结构。
部分网络成员的实力通过适应行为得到增强, 不仅会引发产业网络关系的变化, 甚至可能出现领导公司与网络成员协同治理的倾向。
当存在“市场失灵”, 自组织不能使产业网络得到有效运作, 企业间的关系出现恶性竞争、关联缺少等问题时, 就需要其他经济主体来协调企业间竞争与合作关系。包括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在内的集群管理组织者作为“他组织”就会参与到集群管理组织活动中, 并对产业网络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发挥重要的作用。
反过来, 产业网络也影响着权力配置以及相对应的治理模式。产业集群网络不仅反映着各节点的位置关系与链接关系, 还影响着集群主体的行为方式, 对原有企业权力配置结构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效应, 并进而固化原有治理结构。随着产业网络向复合式、高级化方向演进, 网络的权力配置关系也由单维指向性的单线式关联向多维指向性的网络式关联方向演化, 并引发治理模式的调整。发展较好的本土产业网络能产生良好的区位影响力, 其根植性提升将对各类企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从而有利于提升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权力位次。
总之, 产业网络中各层次企业组织者与管理组织者各主体的权力博弈, 形成了在各治理主体内部、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内外部环境之间一定的治理结构。权力配置关系与产业网络的耦合互动, 决定着治理结构演变的方向和进程, 影响着治理的能力与方式。而治理结构的动态演化, 既是行为主体间的长期重复博弈的结果, 同时又起到规范各行为主体的行为、推动产业网络的发展与走向的重要作用。
(二) 权力配置、产业网络关系与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机理
权力配置与集群产业网络关系的耦合互动形成一定的治理结构, 而治理结构又进一步影响产业集群各主体的行为, 并影响集群治理的绩效, 它们的各自变化和相互作用主导着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方向。图2展示了集群治理模式演化的内在机理。
集群治理的目标是增加租金, 而产业集群治理选择及其演化的动力也源于对集群租金的获取。有效的治理结构及其模式就是在权威治理主体的领导与其他主体成员的积极配合下, 制约、疏导集群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促使集群竞合活动有序开展, 进而增加集群“租金”。
在集群环境的动态变化过程中, 一方面, 虽然权力配置结构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 但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掌握及企业间资源的依赖关系处于变化过程中, 企业实力会有此消彼长的变化, 相应地, 网络权力配置结构就会出现动态的调整;另一方面, 集群产业网络也具有动态性特征。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 集群产业网络的节点不断丰富, 集群参与者需及时调整和改变自身以及相互间的联结关系。权力配置关系、产业网络这种互动及其动态演变会引起集群治理结构及其模式的相应调整。
面对治理结构及其调整变化, 产业集群行为主体, 包括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地方政府与行业协会等都会有相应的反应行为。尽管集群环境、权力关系、产业网络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但如果管理组织者仍能有效进行治理, 企业机会主义得到有效遏制, 企业行为主体往往表现为积极的接受、配合行为, 管理组织行为与企业行为有效互动, 通过“治理结构———行为主体———治理绩效”的关系传导机制, 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升级, 并通过反馈效应强化、优化原有的治理结构与模式。这表明现有治理结构仍是合理的, 只要通过一定的微调就能适应动态的调整。
而随着环境、权力关系、产业网络的变化, 现有治理结构出现问题, 集群机会主义盛行, 集群相关行为主体就会产生“革新”甚至“革命”的行为。随着这种变革力量的不断汇集与实力的加强, 脱颖而出的新领导者一旦形成对原领导者的压倒性权力, 就有可能联合其他集群主体, 形成新的治理结构与模式, 产业集群就完成了一次治理模式的蜕变。新生的治理结构如果能达成集群租金持续增加的目标, 产业集群新治理结构就可得以固化;反之, 新生的治理结构如果无法达成租金增加的目标, 其结构就会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 有可能“复辟”回原有的结构, 或者“滑行”到其它更复杂的多元的治理结构状态。
三、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分布及其演化路径
(一) 产业集群治理模式分布
根据本文的研究重点, 建立一个以行业集中度为横坐标、本地产业链完整度为纵坐标的坐标系, 用以从静态的角度刻画在集群产业网络、权力配置的背景下, 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分布态势 (见图3) , 并为接下来从动态视角分析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提供思路。
行业集中度是反映集群整体结构的一个指标, 透露着权力配置特别是大企业的权力程度;本地产业链完整度则反映集群产业网络发育程度, 反映企业间的关联及其个体企业的行为特征, 地方的社会关系渗透其中。在经济与社会网络的共同影响之下, 结构和行为两个要素的结合形成了一定的集群结构。我们以行业集中度和本地产业完整度为维度, 将产业集群分成四种类型。对应于不同的组织结构类型, 各经济主体的地位也有所不同。理论上, 可以选择最优的主导型治理类型, 即令其集群“租金”最大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模式。
1. Ⅰ型为低行业集中度、低本地产业链完整度的集群类型。
这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松散的集群组织形式, 往往对应着两种治理模式。一种是如浙江一带的产业集群, 在发展过程的初期, 地方政府往往较少干预市场, 中小企业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集群治理的主体, 如果有效果就会形成中小企业自治型集群治理 (图3用a表示) 。经典的马歇尔产业区模型比较符合这一治理特征, 例如早期的意大利产业区、南美巴西、智利等国的制造业集群。当面对共同问题时, 如果集群成员之间缺乏合作、信任的意识与氛围, 地方行业协会权力偏弱导致协调能力差, 则地方政府不仅要成为引导者, 更要责无旁贷地成为集群治理的领导者, 就形成了另一种治理模式———地方政府主导型治理 (图3用b表示) 。
2. Ⅱ型为低行业集中度、高本地产业链完整度的集群类型。
虽然集群仍然缺乏大企业, 但集群中的企业相互合作, 相互依赖, 关联性较强, 基于社会网络的行业协会发挥集群主导作用, 形成行业协会主导型治理 (图3用c表示) 就变得水到渠成。浙江永康的休闲运动车集群就属于这种类型。
3. Ⅲ型为高行业集中度、低本地产业链完整度的集群类型。
一方面, 集群内部中小企业技术与市场能力较弱, 企业之间的关联性较弱, 企业体系发展不完整, 迫切需要大企业的领导与支持;另一方面龙头企业依据其对资源、市场、技术等关键资源的掌控, 不仅赢得了在集群产业网络中的核心地位, 还可以利用其权威力量, 整合集群产业网络, 协调集群价值链关系, 推进集群有效运作, 由此, 形成龙头企业主导型治理 (图3用d表示) 。龙头企业不仅使整个集群的租金得到提升, 也扩大了自身的垄断租金。浙江乐清低压电器集群属于这种类型。
4. Ⅳ型为高行业集中度、高本地产业链完整度的集群类型。
这是一种高级阶段的集群组织形式, 往往对应着两种治理模式。如果企业间关联性很强, 集群成员之间的联合行为比较多, 往往容易形成大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多元协作型治理 (图3用e表示) 的格局。当然, 多协作联合治理并不等于各治理主体的治理地位都是均衡的, 实际上它是龙头企业主导型治理、行业协会主导型治理与地方政府主导型治理的混合模式。发达国家的高端集群属于此类。如果治理者的权力地位出现明显的不均衡, 而龙头企业又发挥较好的治理作用, 有可能会转化为龙头企业主导型治理。
(二) 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
伴随着集群产业网络的演变与权力配置关系的调整, 集群的治理模式也随之调整。我们将产业集群演变分为三种典型的过程, 针对这三种演进过程, 可以归纳、演绎出来五种对应的产业集群治理模式演化路径:
1. 产业集群演变过程1:
Ⅰ→Ⅱ→Ⅳ。产业集群演变分为两个阶段: (1) 从Ⅰ型到Ⅱ型; (2) 从Ⅱ到Ⅳ型。对应于“Ⅰ→Ⅱ→Ⅳ”的集群演进, 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如下:一是“中小企业自治型→行业协会主导型→龙头企业主导型→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演化路径。内生型集群发展初期往往属于中小企业自治型治理模式, 随着企业间关联性的不断提升与社会网络的不断扩展, 行业协会就会取代中小企业, 发挥主导型治理的作用。当集群出现龙头企业后, 就可能转化为龙头企业领导型治理。随着集群的不断发展, 各种治理主体会呈现均衡发展的态势, 则会转化为多元协作型治理。二是“地方政府主导型→行业协会主导型→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演化路径。外生型产业集群发展初期, 地方政府往往扮演促使企业扎堆、企业集群关联的主要推动者角色, 出现地方政府主导型治理。随着集群日渐成熟, 地方政府的治理角色逐步转向引导型, 向行业协会主导型治理转变, 并最后向多元协作型治理演进。无论是哪一种演变, 都使得本土产业网络更趋完整, 功能更趋完善, 有利于集群整体效率的提升。
2. 产业集群演变过程2:
Ⅰ→Ⅲ→Ⅳ。产业集群演变分为两个阶段: (1) 从Ⅰ型到Ⅲ型; (2) 从Ⅲ到Ⅳ型。伴随着产业集群的演变, 对应于“Ⅰ→Ⅲ→Ⅳ”的集群演进, 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变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小企业自治型→龙头企业主导型→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演化路径。内生型集群的演变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伴随着这种演化, 本土龙头企业及其领导 (其他主体协作) 的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位次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极有利于集群的升级。二是“地方政府主导型→龙头企业主导型→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演化路径。基于政府推动的外生型集群治理模式演变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多元治理不仅增强了集群的根植性, 也对全球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权力结构形成有利于本土企业升级的影响。
3. 产业集群演变过程3:
Ⅰ→Ⅳ。面对行业集中度与完善本地产业链同步进行的产业集群演变, 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表现为“中小企业自治型→多元协作型”。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领导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组织领导力量都分别得到了加强, 可能会形成多元领导者博弈的复杂状况, 一旦这种博弈达到均衡, 就会形成多元协作型的治理。例如, 智利葡萄酒业集群在二十世纪末经历了从原先中小企业自治型治理模式向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过渡。
四、结论
本文结合理论演绎和经验归纳两种方法, 提出并论述了治理主体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划分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价值链治理分析和网络治理分析思路加以整合, 采用综合的方法, 首次提出集群治理结构的形成过程是权力配置关系与产业网络协同演化过程的观点, 并基于“治理结构-经济主体-治理绩效”的分析思路, 构建了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模型, 揭示了集群治理的演化机理及其路径, 填补了产业集群治理理论的研究空白, 为地方政府制定与实施集群治理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理论依据。
通过对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类型及演化机理、路径的分析, 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在集群内部一定的权力配置与产业网络关系组合下, 可能有多种治理模式可供选择, 其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路径也存在多种可能。实际上, 我们无法简单地评说各种治理主体主导型治理模式的优劣, 需要根据集群的实际情况来采用或评价具体的治理模式。集群租金多寡是治理模式的选择或评判的重要标准。当现有治理主导力量能促成集群组织的健康发展, 实现租金增加目标, 就是有效的治理模式, 就具有合理性;反之, 就有向其它更合理的治理结构与模式演化的动力与必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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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liver Treib et al.Modes of Governance, Old and New:A Note Towards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C].Conference Paper, Kick-off Workshop of NEW-GOV Cluster One, Brussels, 2004, 12.
产业演化 篇9
关键词：产业组织,范式,演化
1 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1.1 主流产业组织理论
1.1.1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的SCP范式。
1959年贝恩的《产业组织》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哈佛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的正式形成, 也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的主流研究框架的形成, 并且对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按照SCP即“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分析, 行业集中度的企业总是倾向提高价格, 以便谋取垄断利润, 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所以必须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 限制垄断的发展, 保持适度竞争。SCP范式为为早期产业组织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否定增加了对现实状况的解释力。
1.1.2 新产业组织理论。
新产业组织理论比之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而言, 引入了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可竞争市场理论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突破和创新。该理论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和以纳什均衡为主要特征的企业行为看作是外生变量, 突破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 并引入博弈论, 用理论分析取代数理统计研究企业行为, 其核心问题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中的市场、产业和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 研究制约和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的现实因素和条件, 最终为政府制定旨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和指导。
1.2 非主流产业组织理论
1.2.1 芝加哥学派产业组织理论。
以施蒂格勒、德姆塞茨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通过对哈佛学派的批判, 强调市场效率的重要性, 认为在高度集中的市场上长期出现高利润是大型企业高效率经营产生的结果, 因为企业规模扩大和集中度的提高完全可能是由技术因素或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决定的, 并不是单纯为了获得垄断利润。因此芝加哥学派提出产业组织问题还是应通过完全竞争理论而不是垄断竞争理论说明。
1.2.2 新制度学派。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以科斯、德姆塞茨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和代理理论为基础, 把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重心从市场结构转向企业行为, 使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了企业内部, 形成了以企业内部产权安排和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 激励经济主体从事生产性活动, 从而实现良好的市场绩效, 促使资源优化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1.2.3 新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
新奥地利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是奈特式的不确定性概念, 即不确定性使得完全竞争模型无法用来解释现实的市场经济。因此, 新奥地利学派致力于个人有目的的行为的逻辑分析, 突出企业家在市场中的作用, 他们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使其在竞争中获取垄断租金, 以此降低市场的非均衡现象, 而市场的不均衡就是信息不完全造成的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利润机会的丧失。
2 产业组织研究范式的演化及评价
2.1 结构主义范式20世纪30—50年代, 以梅森和贝恩为主要
代表的哈佛学派建立了完整的SCP范式, 这种范式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 认为SCP是一种具有单向传递作用的线性框架。然而SCP范式不能与微观经济理论很好的融合, 它对大型企业的行为以及产业集中趋势不能给出理论上有力的解释;并且, 它的静态、单向的研究框架导致该范式对统计结果的解释相互矛盾;另外, SCP范式还面临一系列的计量难题, 实证研究中过分依赖于主观的统计数据, 而且还经常求助于不准确的替代数据, 使得该范式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2.2 芝加哥学派对SCP范式的修改芝加哥学派以市场行为主
体总是在既定的均衡条件下使其行为最优化为出发点, 来解释市场结构与绩效的关系, 强调用严格的理论分析对经验进行证明。该学派认为, 行业集中并不意味着必然存在垄断行为, 更不意味着必然的行业低效率, 结果是市场绩效和行为决定了市场结构。
鉴于此, 芝加哥学派提出产业组织问题还是应该通过完全竞争理论而不是垄断竞争理论来加以说明。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竞争过程是一种“生存检验”过程, 大企业的高利润是适者生存的进化机制选择的结果, 因此不应对企业的规模进行干涉, 因为垄断的形成在一定条件下正是效率的体现。从以上看, 虽然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片面强调市场结构提出了批判, 在企业规模和产品差异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企业效率的异质性, 但是仅从生产的规模经济出发来解释大企业的效率过于简单, 而且在研究方法上又回到了新古典的价格理论, 偏重对均衡的分析, 这不能不说是对经济现实的偏离。
2.3 新产业组织理论对SCP范式的创新新产业组织理论在研究特定产业内厂商的进入退出问题上, 极大地创新了SCP范式。
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对进入退出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景泰的各种基本假设和逻辑上的,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唯一原则决定厂商必须作出进入或退出的决策。而鲍默尔等人则提出了“进退无障碍理论”, 克服了传统SCP范式中市场结构与厂商行为的单向逻辑关系, 更强调潜在竞争者对在位厂商的影响。鲍默尔等人提出的成本函数的次可加性概念, 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增进功能提供了理论解释。
2.4 新制度学派对SCP范式的拓展以威廉姆森、阿尔钦等人
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在产业行为分析中引入交易费用理论, 改变了传统SCP范式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逻辑, 对深入剖析由企业内部产权结构和组织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企业行为及市场绩效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他们认为由于市场交易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有限理性的约束, 必然引发经济人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 因此企业替代市场的制度安排可以使交易费用大大降低。尽管企业管理费用的存在且边际递增限制着企业规模的无限扩张, 但由边际交易费用和边际管理费用相等这一均衡点决定的企业边界必然大于零交易费用假定下的完全竞争模型中的企业规模, 这个企业规模是由资源配置需求决定的。
3 小结
综上所述, 产业组织理论是一门新兴的应用经济学理论, 其核心问题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中的市场、产业和市场中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 研究制约和发挥价格机制作用的现实因素和条件, 最终为政府制定旨在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
虽然产业组织理论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成为了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尽管有大量新模型与结论出现, 但是新产业组织理论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另外, 新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些假设前提不符合现实, 一些模型经不起实证检验。因此, 产业组织理论还需要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与实证产业组织理论进行更好的结合, 形成一个产业组织理论的完整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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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大慰.产业组织:竞争与规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8:25-27.
论产业技术演化的动力机制与规律 篇10
就我国经济整体发展而言, 长期以来, 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缓慢, 经济结构调整难以到位,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产业创新或产业技术创新研究理论和成果的指导。从系统的实践观看, 产业创新或产业技术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与企业创新体系的联结枢纽, 是国家自主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平台。因此, 快速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 首要的是产业技术观念创新:对产业技术的发展机理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 为解决自主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技术短缺提供理论指导。
一 产业技术及其形态转化
产业技术通常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术语, 具有多重含义, 不仅指工农业生产技术、商业流通技术、服务技术, 还包括科教文卫、工商税务、公检法等众多行业技术。本文依研究需要, 并联系人工自然的概念, 给产业技术以技术哲学上的界说。
(一) 产业技术的哲学内涵
产业概念的经济学意义, 是指为国民经济提供产品或劳务的部门的总称, 它表明一个经济部门所具有的经济活动特征。而哲学意义上的产业, 是与创造人工自然活动密切相关又蕴涵了经济学含义的一个极为广泛的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确切地说, 是天然自然向人工自然转化以及人的社会性的发展, 是生产生活资料与社会性生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 “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时, ……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1]亦从“偶尔制造工具”到“经常的、系统的制造工具”, 使个别的、偶然的、不自觉的人工自然创建成为“常规性”生产过程, 就转变成为普遍的、必然的、自觉的人工自然创建。基于此意, 产业可定义为使自然物 (广义) 的社会性建构或自然物的社会化实践过程。因此, 持续地创生和构建人工自然并稳定地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的活动领域均属于产业的范畴。于是, 哲学意义上的产业技术是指在产业活动中应用着的现实技术, 是创生和构建人工自然的直接现实的生产力。它不仅包括生产技术和服务技术, 还包括像水坝、公路、铁路等这样的基础工程设施, 亦它是产业活动中持续应用的技术体系。因此, 产业与产业技术是不可分离的统一整体, 只能抽象地加以区分, 在实际中, 产业与产业技术是创造人工自然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产业是产业技术运用的领域, 产业技术是产业活动的手段和条件, 二者相依相存, 产业的发展与产业技术的发展具有一致性。不过, 产业是标志人工自然的外延和量, 产业技术是标志其内涵和质, 因而, 有时产业的增长与产业技术的提高并不同步。
当把产业和产业技术理解为创造人工自然的领域和手段及其过程, 产业和产业技术的分类也应联系起来考察, 产业的分类标准和产业技术的分类标准应遵守统一原则, 即以它们所创建、保持、改变的人工自然的一般过程、方式、特征、性质、条件等为依据, 来划分产业和产业技术的大类。一般将产业分为广义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相应地, 产业技术也划分为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和服务技术, 每一类产业技术再根据技术过程和技术效率还可进一步详细分类。
(二) 产业技术的构成单元 (要素)
产业技术是技术系统中的一类, 但产业技术的要素不同于一般技术的要素, 即不再是实体、智能、工艺、程序、知识等一般性技术要素, 产业技术的要素是按照产业活动目的和技术规律构成的生产技术或服务技术。生产技术或服务技术作为产业技术的构成单元, 其要义是:①产业技术是有明确特定目的性的“技术的系统”。其构成单元的种类和数量是取决于产业目的和生产技术水平。一般而言, 产业是程序化运营, 其过程分为几个阶段, 就有多少相对独立的单元技术, 每一个单元技术只完成产业目标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 这些单元技术协同作用才能实现产业目的。如农业产业技术是由翻耕技术、播种技术、施肥技术、除草技术、收割技术、脱粒技术、以及灌溉技术等单元技术组成, 获取粮食的目标是由这些技术的协同作用而实现的。②作为产业技术的单元技术, 必须具有独立性、依赖性和互补性。独立性反映了每一单元技术也是一个技术系统, 有着独特的固定功能, 在其自身的技术过程内, 实现着与其他单元技术不同的目的。依赖性是指每一单元技术互为前提, 一个阶段的单元技术以上一个阶段的单元技术为前提, 以下一阶段的单元技术为指归。如, 播种的前提是翻耕, 播种的目标是收割。互补性是指每一环节的单元技术只能完成产业目标的一部分或一方面, 任一独立单元技术都不足以达到产业目的, 只有这些单元技术组成的整体, 即产业技术系统才能实现产业目的, 生产出完整的产品或提供完整的服务。[2]③作为产业技术的构成单元生产技术所具有的创建人工自然或改变人工自然的性能, 是作为产业技术系统的一部分参与创建或改变人工自然的活动才有的, 脱离了产业技术系统是不能创建人工自然或改变人工自然, 只能改变自然物的形态。因此, 生产技术与产业技术的区别不仅在于其各自的技术功能和技术过程的差异, 还在于其技术目的或技术应用结果所服务的社会需要方面上。生产技术所服务的对象是产业技术系统内部的需要, 离开了产业技术系统, 生产技术过程的结果即生产技术所改变的人工自然就没有社会性使用价值, 不能服务于人类需要, 只有由生产技术组成的产业技术才能服务于其他产业或社会需要, 产业技术才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技术系统。
(三) 产业技术与一般技术的形态转化
人类为了能与天然自然界相区别, 必须能够发展出改变和控制生存环境的技术系统, 即必须创建使人类足以生存下去的人工自然, 因而首要的活动就是持续地生产生活必需品, 优先发展稳定的产业技术系统, 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产业活动顺利进行, 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得以生存与发展。产业技术是现实中应用着的发挥特定产业功能的系统化技术, 是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 是由一般技术转化而成的。一般技术是技术形态的抽象, 是所有技术都有的技术本质。产业技术与一般技术之间, 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 产业技术是一般技术中的一类经过某种形态改变, 使其性能发生转变, 转化为产业技术或加入到产业过程中。如实验室技术转化成生产技术而过渡到产业技术形态。同时, 当产业技术由于某种原因退出了产业过程, 也就又变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般技术, 而不再是现实性的产业技术。
从一般技术过渡到产业技术, 是技术形态演化, 其实质是技术性能的转变。一般技术经过经济、社会条件的选择, 进入生产劳动过程, 转化为生产技术。生产技术是现实技术, 具有一定的生产力效应, 但要想满足社会经济的可行性, 或说为社会提供满意服务 (产品和劳务) , 仅靠一项生产技术是不能完成的, 需要多种生产技术相匹配才能完成。多种现实生产技术结合成系统化技术成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即转为产业技术。因此, 一般技术不是技术活动或技术发展的归宿, 应用中的现实技术才是技术演变的终点。未投入使用的一般技术仍然是未完成的技术, 只有成为产业技术或其他应用着的技术, 技术的形态转化过程才结束, 产业技术是技术演化的完善形态。“作为技术演化的中间形态的生产技术只是体现了技术本身的功能, 而作为终极形态的产业技术既体现了技术本身的功能, 又体现了技术的社会功能”, [3]成为了现实生产力。
二 产业技术演化的动力机制
产业技术作为创建人工自然的技术系统, 其演化动力源于产业技术系统与外部环境作用的外部动力以及产业技术系统内部的作用的内部动力。产业技术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形成了产业技术演化的交促互补性动力机制, 即外部动力是内部动力的动力条件和原始动因, 通过诱导、唤起、驱动或转化成内部动力因素来实现推动产业技术进化的动力效能, 而内部动力借助于外部动力作为自身的能量或有序之源, 与外部动力产生有效的动力响应和动力循环, 推动产业技术不断演进。
(一) 产业技术演化的外部动力
产业技术演化的外部动力, 是产业技术系统运行的外部环境对其功能所提出的要求和限定, 是环境对产业技术的选择性作用。
1.人类社会化存在方式的演进推动着产业技术发展。
人类的存在从天然自然进入人工自然, 直接生活在人工自然中, 是靠对人工自然创造。因此, 人工自然的创造和保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亦人类为了创造和保持人工自然, 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和更好地生存, 必须拥有和发展创造人工自然的产业技术系统。而人工自然的创造和保持又是依据人类的生存发展要求进行的。也就是说, 人类的存在方式在规定着人工自然进行的一切活动, 这首先规定着创造和保持人工自然的产业技术。产业技术是服务于人类的, 它的产生、发展、衰退是取决于人类社会化存在方式的演进。人类的社会化存在方式由顺应自然走向控制自然再到协调自然的变更, 演化出一系列的产业技术, 其中主要包括“采取产业技术”、“制造产业技术”和“绿色产业技术”等几大系列。采取产业技术是指包括向自然采集、采掘、开采等人工自然起始和立足的人工化技术;制造产业技术是在采取基础上创造和制作满足人类生存的彻底意义上的人工自然技术系统;绿色产业技术是指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反思过去的生存方式而提出的适应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业技术。产业技术的存在与发展是建立在人类的社会化存在方式基础上的, 人类的社会化存在方式每向前发展就推动着产业技术向前进化。因此, 人类社会化存在方式的演进是推动产业技术发展的根本性动力。
2.社会需要的无限性与产业技术的有限性生产力的矛盾推动产业技术。
“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这种生产是双重结构社会实践系统, 即社会性需要与社会生产力相互结合的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人类生存对人工自然的需要, 是以社会性需要的形式体现的, 又是以社会性生产活动实现的, 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解决人类物质生活所需要的各类人工自然物。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中, 不断地创建人工自然, 不断地满足需要, 表现为社会生产力与社会需要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社会需要是由质和量构成的, 且每种具体需要都有其特定质和特定量的规定, 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的统一维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需要的质在提高, 量在增加, 表现出社会需要的无限性和超前性。而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决定了可能创造的人工自然即有限的质和量, 决定了社会需要的阈限。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实体要素水平主要取决于产业技术的水平。因此, 社会需要的无限性和超前性, 与产业技术在一定历史时期满足社会需要能力的有限性和适用性是矛盾的。亦需要的层次性对产业技术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需要的高级化规定了产业技术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需要的多样性要求形成能提供多品种、多规格、多功能的产品的产业技术结构, 这些矛盾即要求将社会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 转化为生产力系统中提高生产力要素的动因, 进而推动产业技术不断创新, 以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
3.社会分工对产业技术的促进。
社会分工将社会劳动分类将劳动过程分作, 形成了专门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生产单位和生产过程内部的不同作业环节, 即有了不同的产业分工和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从事不同产业的群体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的各种需要, 要相互交换劳动产品, 这种交换活动促生了市场竞争。一方面是追逐超额利润的竞争。分工产生的交换需要, 使产业活动以商品生产的方式来组织。产业部门特别是生产同类产品的生产者, 都竭力使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 以求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 获得尽可能多的盈利。因此, 谁能率先采用先进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 使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从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 这个产业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每个产业都在追逐超额利润, 都在采用先进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结果必然推动了产业技术发展, 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是利润趋于平均化的竞争。在现实社会生产中, 各个产业部门由于产品性质和技术水平的不同, 资本的有机构成和资本的周转速度是各不相同的。但为了达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 遵循商品价值规律, 各部门的差别利润率会通过部门之间的竞争而趋向平均化。首先是部门内部各个产业之间的竞争使商品的个别价值平均化为社会价值;其次是部门之间的竞争使不同部门的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这是为争得有利的资源配置环境, 使资本流向利润高的部门, 即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投向社会市场所需的利润高的产业部门。资本在部门之间的转移, 一是充实和提高了现有的产业技术;二是进行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创造差异性劳务, 这些都会推进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社会分工也使产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之间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 一个产业的发展会引起关联产业的变化和发展, 即落后的产业技术不能与相关产业技术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时, 或者通过技术创新使产业技术水平得到提高, 或者为同类功能的新型产业技术所取代, 进而促进了产业技术的发展。
脑力劳动分工对产业技术发展的影响。在社会分工中,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是社会职能的一次大分工, 脑力劳动作为社会生产劳动总体的一部分, 既有同直接生产相分离, 又是同生产结合在一起, 是社会生产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脑力劳动者的主要部分是知识分子, 其中与社会生产紧密关联的是从事教育、管理、科研等工作的知识分子, 尤其是近代及以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对产业技术进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19世纪开始的许多重大技术发明, 都是先从实验室里产生, 然后再转化为产业技术, 科研开发走到了生产的前面。今天, 科研开发活动对技术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 技术开发几乎形成了一个新的提供“技术”的产业。
(二) 产业技术演化的内在动力
产业技术演化的内在动力是产业技术系统内部的关系和性质以及在人的自觉支配下, 谋求内部动因与外部动力协调、持续、稳定的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内驱力。
1.技术功能极限的跃进——产业技术的演进动力。
技术的特质就是具有为人提供服务的功能, 没有服务功能的技术或功能弱的技术人们是不会选择的。故技术功能上的缺陷成为技术不断改进的动力。
任何技术都不是完善的, 都有其功能的上限。“依据一定技术原理所形成的任何一项技术都不可能是万能的, 它都有其固有的功能极限”。[5]现实中应用着的产业技术, 理论上讲, 同类产品具有同类功能, 但在实际使用中, 因产品的形状、性能、规格的微小差别, 都会造成使用上的较大差别, 不可能达到其理论上的功能极限, 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如常用的刀子和锤子就有上百种, 所以如此, 因为每一种都只适合少数个别场合的使用。马克思在19世纪就惊异于英国的“伯明翰生产出约500种不同的锤, 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 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6]对此, 马克思的解释是, “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 是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6]这种“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 即技术的功能缺点, 是人们在使用中通过经验发现的。因此, 技术的功能缺点同使用者 (人) 的经验判断结合起来, 才构成技术改进的动力。人们使用技术的“经验发现”, 不仅是发现了技术在使用中存在的功能缺点, 更主要的是寻找和积累了改进和提高技术功能的“经验”, 即保证技术改进和提高取得成功的必要技术资源。这一方面是产业技术系统内部结构的完善:首先是系统各要素的内涵得到充实和提高。如系统的动力要素由人的骨骼系统进到水力系统、机械系统、电力系统, 再发展到核能系统;其次是要素之间的联系由简单、松散、不稳定、间断、低速控制进到复杂、紧密、稳定、连续、高速自动精确控制。要素的充实、提高和关联度的完善, 使技术系统向有机整体不断发展, 这种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功能必然优于以往结构的功能。另一方面是产业技术系统体系的完善。产业技术功能的演进, 不仅取决于其系统内部的要素条件, 还受制于系统体系的整体条件, 即保证和实现要素条件改进和重构的前提和手段 (环境条件) 。在这些条件中, 仪器、设备、材料等物质性技术能力和科学知识是最为显著的。现代的很多先进技术是直接建筑在科学理论之上的, 如核能技术、遗传工程技术等, 传统技术也在科学化。对于技术发展的物质条件, 正如拉普所说, “一个获得的见解、程序和设计都会扩充已有的技术储备, 从而成为将来的技术革新所要依据的技术能力和技术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传授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必须通过教育和训练, 但技术发展的物质状况, 却无需任何中间环节, 它物化在最新式的仪器设备的形式中”。[7]已有的物质技术能力储备决定着技术改进和发明成功的可能性。
产业技术系统的功能经过一系列的要素条件和环境条件的积累、更新, 由部分的功能改良、改进及相对较大突破的积累实现了系统整体功能的跃进, 即由局部的质变积累为体系质变。
同时反映出技术系统发展并非是独立于社会的“自主性”和“自动性”, 而是技术与人有机结合的“自律”与“自动”统一沿着渐进式和跳跃式交替的具体功能发展途径演进, 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地扩展。
2.技术问题的连锁性——产业技术的扩张动力。
产业技术的扩张动力是源于技术问题的连锁性和技术之间的关联性所产生的促进产业技术演化速度和规模的内在动力。
所谓技术问题是指产业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如, 技术效率低、各要素 (生产技术) 之间功能不匹配、技术设备寿命短、工艺稳定性差、产品性能达不到要求、生产成本高等等。每个技术问题都是产业技术改进的动力, 每个技术问题的解决都使产业技术有所发展。但当这些技术问题以某种方式连续地出现而形成连续性问题时, 问题的出现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就形成了“技术问题→解决→新技术问题”的连锁发展形式, 推动了产业技术发展。一方面是, 如果技术问题产生的速度快, 解决得也快, 那么技术发展的速度也就加快。同时还会促使新的产业技术形成。例如近代蒸汽机热效率低和体积大的缺点, 促使发明家们研制内燃机, 等等。另一方面是, 由于产业技术应用所引发的许多问题, 要求由更多的其他技术来解决, 这种状况引发了新技术的发明应用, 从而引致新的产业技术的产生。例如, 环保技术、核废料处理技术、计算机信息加密技术和防病毒技术等, 都是处理人类所不期望的那部分人工自然应运而生的。随着人工自然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相应的产业技术会进一步扩展。
产业技术的发展到了近代, 不仅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 更主要的是技术的关联性增大。欧洲工业化过程得以发生的种种技术创新不是孤立的现象, 从一开始它们就以许多互惠互补的方式全面地联系在一起, 亦产业技术间的关联性增强。产业技术之间的关联性, 使不同类型的技术在互相补充的形式中向前发展, 推动了产业技术不断进步, 每当某一产业领域有技术上的突破时, 就会造成技术体系的自我扩张, 引发的技术创新都会直接和间接地促成产业技术创新。纺纱技术与织布技术之间的相互促进, 引起了对机器的需求, 机器又产生了对动力技术和钢铁技术的需求, 钢铁技术的改进为铺路架桥、建造高层建筑创造了必要条件, 各种动力机又使煤炭石油等能源得到利用, 既以技术问题连锁形式又以技术间的关联性促进了纺织工业、机器、钢铁、桥梁道路、建筑、运输业等一系列产业技术的快速发展。
三 产业技术演化的规律性特征
由产业技术演化的动力机制, 并纵观科学技术发展史, 可以发现产业技术在其演化进程中, 展现出以下一些普遍性规律特征。
(一) 产业技术演化的结构跃迁性
产业技术也有形成、产生、发展、退化的演化过程, 从而表现出“开始孕育→快速发展→成熟完善→稳定并趋于退化”[8]的产业技术演化周期。产业技术演化周期首先表现为产业技术结构跃迁。
产业技术结构跃迁是指产业技术系统内部的技术构成单元 (要素) , 因充实、提高和扩充, 并经过整合、重组、再造而耦合成新结构的演化规律性。它是为达到产业技术结构优化和功能更新之目的, 而使不同的单元技术 (要素) 按照一定的功能要求和数量关系建立起来的有内在联系的规律。这是从要素结合的微观层面反映产业技术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产业技术结构跃迁是系统内部要素的完善与整合的有机统一, 表现为结构的更替、转型和更新。具体而言, 要素的内涵得到充实、提高和扩充后, 主体要素 (单元技术) 和非主体要素 (单元技术) 变换主体地位, 要素之间的关联度增强;同时再应用先进的技术来更新改造落后的技术及其结构, 使产业技术结构水平由低而高, 由无到有的演进。其演进的一般模式是:初级结构→要素优化→重构→高级结构……。产业技术是动态开放系统, 系统结构是动态变化的, 是稳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因此, 初级结构与高级结构都是相对的。一般来说, 初级结构较为简单, 功能也较低。随着技术能力的提高, 科学知识的发展, 要素得到充实、提高与扩充, 使得原来的结构变为不稳定, 于是发生结构的重构, 即利用已有的技术资源来整合、重组和新构各要素:变更层次整合融入新要素;调整要素的数量关系、时空关系和关联度来消除结构的不完善性, 进而重构高功能的新结构, 完成了产业技术结构跃迁的一个周期。这种周期性结构跃迁在产业技术演化进程中的不断出现, 推动了产业技术的不断发展。
(二) 产业技术演化的体系更替性
产业技术体系是众多产业技术因关联性形成的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具有综合功能的产业技术群。
产业技术体系形成的关联性产业是在一定时期内以某种主体技术为核心组合起来的相关系列产业。因此, 主体技术的存在和发展规定着技术体系中众多其他产业技术的形成和发展, 决定着技术体系的整体性质与技术体系变更与否。换言之, 技术体系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主体技术, 当主体技术的发展和利用达到功能极限时, 产业技术体系也接近其应有的功能极限, 此产业技术体系也就不再发展了, 此时的功能极限以一种巨大的动力来推动技术体系进行转型或更新。“技术进步的实质就是不断地转移自身的极限”。[9]主体技术的功能极限导致了技术体系的功能极限, 进而使产业技术的发展表现为“破坏”原有的技术体系, 从而以一种新的主体技术为支撑点来重构一个新的技术体系, 这种进化形式亦产业技术体系更替规律。这是从体系变更的中观层次揭示了产业技术整体发展水平的规律性特征。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 出现过多次性质不同的技术体系更替和更新, 即石器技术体系、金属技术体系、手工业技术体系、机器技术体系、蒸汽技术体系、电力技术体系、微电子技术体系、生物技术体系等。
(三) 产业技术演化的时空波动性
产业技术演化的时空波动性是指随着时间推移, 空间变动, 产业技术发展的非平衡性从一个时空转移到另一个时空, 形成了在一定的时空中某个地区或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高、进步快、成果多, 而其他地区或国家的产业技术的水平低、进步慢、成果少的波动规律。这是从时空变迁的宏观向度揭示产业技术演进的规律性特征。
就世界范围看, 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改造的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序和空间中进行的, 并受到社会环境、生产力 (经济) 水平、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因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产业技术发展水平是不同的, 总是存在有的地区或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先进, 而有些地区或国家则相对落后, 即表现出在一定的时空中, 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产业技术发展的非平衡性, 且这种非平衡性并不总是固定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 而是变动的、转移的, 亦产业技术演进在时序和空间上不一致。从时序看, 产业技术的更替和转型, 一个时序高过另一个时序;从空间看, 不同先进程度的产业技术依时序在不同的地区、国家出现, 也呈波动式。产业技术发展非平衡的时空波动性, 历史轨迹是:在古代, 巴比伦、埃及、印度和希腊、罗马, 曾先后成为世界产业技术先进的地区或国家。中国在3世纪到13世纪一直保持世界产业技术的高水平;到了近代, 保持产业技术高水平的地区或国家依次为, 意大利 (1540~1610) 、英国 (1660~1730) 、法国 (1770~1830) 、德国 (1810~1920) 、美国 (1920年至今) , 上世纪80年代, 日本的产业技术也呈现出高水平发展态势。
产业技术发展非平衡的时空波动性, 是由多原因决定的。产业技术本身的积累、社会条件、经济条件、自然条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国家政策倾斜等方面的因素, 共同作用造成了各地区或国家的产业技术发展的速度、规模、水平上的差异, 而各种因素对产业技术的作用, 是个别的、不规则的, 但从时空变迁的宏观向度看, 正是这些个别的、偶然的、不规则的作用反映了产业技术的宏观演进是由此时到彼时, 由此地到彼地的周期性波动规律, 即展示出产业技术整体发展是在发展非平衡的时空波动中演进。
总之, 创生和构建人工自然的产业技术的演进, 是不断适应环境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所形成的交促互补性动力机制为之;并由于要素的扩充、主体技术的更新、社会空间的不均质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展现出产业技术发展的一些普遍性规律特征。
摘要：产业技术是产业活动中应用着的现实技术, 是创生和构建人工自然的主要手段。产业活动是创造人工自然或使自然界人工化的过程。产业技术既是创造人工自然的系统, 又是人工自然的一部分, 是与人工自然一同演化发展, 演化的动力源于外内部环境的选择性及人的自觉支配作用, 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交促互补推动着产业技术演进, 并展现出结构跃迁性、体系更替性、发展非平衡波动性等一些普遍性规律特征。
关键词：产业技术,人工自然,演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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