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路径演化

产业路径演化（共7篇）

产业路径演化 篇1

任何组织目标的达成、系统的运作及其功能的实现, 都需要对该组织进行有效的治理。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混合性中间组织, 实为一把“双刃剑”, 既是竞争优势的源泉, 也是其风险的根源。因此, 产业集群治理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之一。

现有的集群治理研究主要是运用全球价值链治理和网络治理分析方法。全球价值链分析重点研究全球企业的权威力量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可能影响路径, 而对集群本地产业网络关注不够, 其权力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对全球领导企业的权力分析, 而忽略了对发展中国家集群多元化的权力配置关系的研究。网络治理偏重于对集群产业网络中企业关系治理的研究, 多采用静态分析方法从交易和契约角度重点分析网络结点间的关系及其治理, 对集群产业网络及其治理产生的动因和演化方面研究不足。由于现有网络治理研究中, 网络中主体间的关系纽带又往往是外生的, 其分析对象又为同质的中小企业, 因而对集群治理模式的解释力明显不足。

集群治理本质上乃是对集群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协调。一些学者提出根据治理者的差异对治理模式进行分类, 这样的分类方法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处于社会经济转轨时期、面临着复杂多元治理结构的国家与地区是十分具有解释力的。但现有研究对于治理主导者模式的区分依据、形成与演化的机理等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的匮乏及其研究方法存在的不足, 为本研究提供了拓展的空间。

基于权力配置关系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与集群产业网络治理都是对集群利益相关者的协调, 两种分析殊途同归。本文拟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 尝试将这两条研究思路整合在一起, 揭示网络权力配置、产业网络关系与主导型集群治理模式耦合互动及其演化关系, 寻求产业集群有效的治理模式。

一、权力配置:基于治理主体主导型视角的集群治理模式分类

(一) 集群的权力配置

Emerson (1962) 将权力 (power) 看做是组织中的一个人或组织 (施动者) 影响另一个人或组织 (受动者) 的能力。它不仅包括前者对后者有形的权力影响, 还包括后者对前者无形的认同与接受。易明 (2010) 则扩大了网络权力的主体范围, 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研究不仅包括其重要的核心主体———集群企业, 还应该把各种代理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地方政府等主体都纳入权力配置的分析范围。本文采用这种较为宽泛的权力范围观点。

根据权力来源的不同, 我们把集群网络权力分成企业权力、行业协会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在产业集群中, 企业权力取决于各类企业在网络中所拥有的特定要素的质量和数量, 其中“要素”可以归结为资源和能力, 一般可通过资源的稀缺程度、重要性和可替代性等进行衡量。行业协会是以同行业企业为主体, 根据国家法规政策规定而组成的, 具有自愿性、非营利性和自律性特点的行业管理组织, 是联系政府与企业的纽带。行业协会治理权力来自于三个方面:社会契约、法律授权以及政府委托。地方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认可, 是人民权力的让渡, 是地方政府进行政治统治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

可见, 集群经济主体的权力存在明显的差异, 其权力的配置不仅取决于不同组织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及其具有的能力的差异, 是由集群治理主体所占有的关键性资源和能力所决定, 也与各主体的属性、位置、功能等方面的差异相关。作为一种开放式网络组织, 产业集群的权力配置关系不会局限于集群内部, 也不会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环境的变化, 集群网络的扩展及其网络间关系的调整, 不仅网络权力配置的边界会发生变化, 经济主体间权力配置比例、结构也会随着发生变化。

(二) 集群权力配置与主导型集群治理模式划分

产业集群治理结构是基于集群权力配置关系的集群治理主体之间的竞合互动的博弈关系, 权力配置关系及其作用是决定集群治理结构及其演化的关键因素, 是划分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重要基础与依据。在网络权力关系中, 经济主体间的依赖程度并非是对等的。根据治理主体主导型的差异, 可以将集群分为五种典型的治理模式类型———中小企业自治型、龙头企业主导型、行业协会主导型、地方政府主导型和多元协作型。当然, 在具体的经济生活中, 除了占主导地位的治理主体的领导作用外, 其他行为主体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只有各种权力主体紧密合作、积极参与才能实现集群外部性经济效应, 进而实现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上述基于治理主体主导型的五种治理模式并非单纯的基于正式制度与权力基础的经济治理模式, 而是体现基于社会网络与经济网络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混合型治理模式。这五种治理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 具有不同的约束力和灵活度。与Oliver等 (2004) 提出的强制型、自愿型、目标型和框架规则型四种治理模式对照可以发现, 龙头企业主导型和地方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分别与目标型和强制型治理相类似;中小企业自治型和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则分别与自愿型与框架规则型相类似;而行业协会主导型的治理模式则近似处于目标型和框架规则型治理的中间区域。

二、权力配置、产业网络关系与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机理

(一) 治理结构:权力配置与集群产业网络关系的耦合互动演化

集群治理结构的形成、演进是权力配置关系与产业网络耦合互动演化的过程。借鉴黄守坤等 (2005) 构建的产业网络模型, 可以建立一个权力配置与集群产业网络的关系模型 (见图1) , 借以展示集群治理结构是如何在权力配置关系与产业网络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中形成与演化的。

在由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组成的一个产业网络的上方, 存在着一组对集群运行与治理有影响力的组织者, 这些组织者有些聚集于集群产业网络内, 有些则于群外通过纵向经济权力对集群施加影响, 并有“自组织”和“他组织”之分, 由此, 形成了一定的权力配置关系集合。

产业网络自组织形态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市场的自组织, 它是通过企业的自发力量来推动集群的产生与演进。在开放式网络权力结构中, 集群的企业治理者不仅包括群内企业, 还包括群外各类相关领导企业。各层次企业组织者的权力序阶由高到低依次为全球经济中心区领导企业、区域经济中心区领导企业与集群领导企业, 存在着自上而下的权力流向。企业网络权力配置对产业网络进而对集群治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主要包括:

1. 企业权力配置取向引发企业聚散, 影响着产业网络空间结构、规模与演进路径。

本地自发发展而成的或者异地进入的大企业凭借其强大的市场与技术经济权力能引发企业集聚的向心力, 驱动网络成员集聚在自己周围, 促使其它配套企业继续加入, 促使产业网络的发展与壮大;反之, 部分领导企业的迁出则可能导致整个产业网络的解体。

2. 企业权力配置影响产业网络的价值结构。

企业根据自身实力分别占据价值链不同环节。高层次领导企业占据价值链高端环节, 并通过基于网络权力的治理不断压缩处于低价值链环节企业的利润, 这会影响集群网络结构的企业构成与发展。

3. 各类企业的互动及其力量此消彼长也影响着产业网络与治理结构。

部分网络成员的实力通过适应行为得到增强, 不仅会引发产业网络关系的变化, 甚至可能出现领导公司与网络成员协同治理的倾向。

当存在“市场失灵”, 自组织不能使产业网络得到有效运作, 企业间的关系出现恶性竞争、关联缺少等问题时, 就需要其他经济主体来协调企业间竞争与合作关系。包括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在内的集群管理组织者作为“他组织”就会参与到集群管理组织活动中, 并对产业网络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发挥重要的作用。

反过来, 产业网络也影响着权力配置以及相对应的治理模式。产业集群网络不仅反映着各节点的位置关系与链接关系, 还影响着集群主体的行为方式, 对原有企业权力配置结构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效应, 并进而固化原有治理结构。随着产业网络向复合式、高级化方向演进, 网络的权力配置关系也由单维指向性的单线式关联向多维指向性的网络式关联方向演化, 并引发治理模式的调整。发展较好的本土产业网络能产生良好的区位影响力, 其根植性提升将对各类企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从而有利于提升本土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权力位次。

总之, 产业网络中各层次企业组织者与管理组织者各主体的权力博弈, 形成了在各治理主体内部、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内外部环境之间一定的治理结构。权力配置关系与产业网络的耦合互动, 决定着治理结构演变的方向和进程, 影响着治理的能力与方式。而治理结构的动态演化, 既是行为主体间的长期重复博弈的结果, 同时又起到规范各行为主体的行为、推动产业网络的发展与走向的重要作用。

(二) 权力配置、产业网络关系与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机理

权力配置与集群产业网络关系的耦合互动形成一定的治理结构, 而治理结构又进一步影响产业集群各主体的行为, 并影响集群治理的绩效, 它们的各自变化和相互作用主导着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方向。图2展示了集群治理模式演化的内在机理。

集群治理的目标是增加租金, 而产业集群治理选择及其演化的动力也源于对集群租金的获取。有效的治理结构及其模式就是在权威治理主体的领导与其他主体成员的积极配合下, 制约、疏导集群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促使集群竞合活动有序开展, 进而增加集群“租金”。

在集群环境的动态变化过程中, 一方面, 虽然权力配置结构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 但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掌握及企业间资源的依赖关系处于变化过程中, 企业实力会有此消彼长的变化, 相应地, 网络权力配置结构就会出现动态的调整;另一方面, 集群产业网络也具有动态性特征。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 集群产业网络的节点不断丰富, 集群参与者需及时调整和改变自身以及相互间的联结关系。权力配置关系、产业网络这种互动及其动态演变会引起集群治理结构及其模式的相应调整。

面对治理结构及其调整变化, 产业集群行为主体, 包括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地方政府与行业协会等都会有相应的反应行为。尽管集群环境、权力关系、产业网络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但如果管理组织者仍能有效进行治理, 企业机会主义得到有效遏制, 企业行为主体往往表现为积极的接受、配合行为, 管理组织行为与企业行为有效互动, 通过“治理结构———行为主体———治理绩效”的关系传导机制, 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升级, 并通过反馈效应强化、优化原有的治理结构与模式。这表明现有治理结构仍是合理的, 只要通过一定的微调就能适应动态的调整。

而随着环境、权力关系、产业网络的变化, 现有治理结构出现问题, 集群机会主义盛行, 集群相关行为主体就会产生“革新”甚至“革命”的行为。随着这种变革力量的不断汇集与实力的加强, 脱颖而出的新领导者一旦形成对原领导者的压倒性权力, 就有可能联合其他集群主体, 形成新的治理结构与模式, 产业集群就完成了一次治理模式的蜕变。新生的治理结构如果能达成集群租金持续增加的目标, 产业集群新治理结构就可得以固化;反之, 新生的治理结构如果无法达成租金增加的目标, 其结构就会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 有可能“复辟”回原有的结构, 或者“滑行”到其它更复杂的多元的治理结构状态。

三、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分布及其演化路径

(一) 产业集群治理模式分布

根据本文的研究重点, 建立一个以行业集中度为横坐标、本地产业链完整度为纵坐标的坐标系, 用以从静态的角度刻画在集群产业网络、权力配置的背景下, 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分布态势 (见图3) , 并为接下来从动态视角分析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提供思路。

行业集中度是反映集群整体结构的一个指标, 透露着权力配置特别是大企业的权力程度;本地产业链完整度则反映集群产业网络发育程度, 反映企业间的关联及其个体企业的行为特征, 地方的社会关系渗透其中。在经济与社会网络的共同影响之下, 结构和行为两个要素的结合形成了一定的集群结构。我们以行业集中度和本地产业完整度为维度, 将产业集群分成四种类型。对应于不同的组织结构类型, 各经济主体的地位也有所不同。理论上, 可以选择最优的主导型治理类型, 即令其集群“租金”最大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模式。

1. Ⅰ型为低行业集中度、低本地产业链完整度的集群类型。

这是一种较为低级的、松散的集群组织形式, 往往对应着两种治理模式。一种是如浙江一带的产业集群, 在发展过程的初期, 地方政府往往较少干预市场, 中小企业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集群治理的主体, 如果有效果就会形成中小企业自治型集群治理 (图3用a表示) 。经典的马歇尔产业区模型比较符合这一治理特征, 例如早期的意大利产业区、南美巴西、智利等国的制造业集群。当面对共同问题时, 如果集群成员之间缺乏合作、信任的意识与氛围, 地方行业协会权力偏弱导致协调能力差, 则地方政府不仅要成为引导者, 更要责无旁贷地成为集群治理的领导者, 就形成了另一种治理模式———地方政府主导型治理 (图3用b表示) 。

2. Ⅱ型为低行业集中度、高本地产业链完整度的集群类型。

虽然集群仍然缺乏大企业, 但集群中的企业相互合作, 相互依赖, 关联性较强, 基于社会网络的行业协会发挥集群主导作用, 形成行业协会主导型治理 (图3用c表示) 就变得水到渠成。浙江永康的休闲运动车集群就属于这种类型。

3. Ⅲ型为高行业集中度、低本地产业链完整度的集群类型。

一方面, 集群内部中小企业技术与市场能力较弱, 企业之间的关联性较弱, 企业体系发展不完整, 迫切需要大企业的领导与支持;另一方面龙头企业依据其对资源、市场、技术等关键资源的掌控, 不仅赢得了在集群产业网络中的核心地位, 还可以利用其权威力量, 整合集群产业网络, 协调集群价值链关系, 推进集群有效运作, 由此, 形成龙头企业主导型治理 (图3用d表示) 。龙头企业不仅使整个集群的租金得到提升, 也扩大了自身的垄断租金。浙江乐清低压电器集群属于这种类型。

4. Ⅳ型为高行业集中度、高本地产业链完整度的集群类型。

这是一种高级阶段的集群组织形式, 往往对应着两种治理模式。如果企业间关联性很强, 集群成员之间的联合行为比较多, 往往容易形成大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多元协作型治理 (图3用e表示) 的格局。当然, 多协作联合治理并不等于各治理主体的治理地位都是均衡的, 实际上它是龙头企业主导型治理、行业协会主导型治理与地方政府主导型治理的混合模式。发达国家的高端集群属于此类。如果治理者的权力地位出现明显的不均衡, 而龙头企业又发挥较好的治理作用, 有可能会转化为龙头企业主导型治理。

(二) 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

伴随着集群产业网络的演变与权力配置关系的调整, 集群的治理模式也随之调整。我们将产业集群演变分为三种典型的过程, 针对这三种演进过程, 可以归纳、演绎出来五种对应的产业集群治理模式演化路径:

1. 产业集群演变过程1:

Ⅰ→Ⅱ→Ⅳ。产业集群演变分为两个阶段: (1) 从Ⅰ型到Ⅱ型; (2) 从Ⅱ到Ⅳ型。对应于“Ⅰ→Ⅱ→Ⅳ”的集群演进, 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如下:一是“中小企业自治型→行业协会主导型→龙头企业主导型→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演化路径。内生型集群发展初期往往属于中小企业自治型治理模式, 随着企业间关联性的不断提升与社会网络的不断扩展, 行业协会就会取代中小企业, 发挥主导型治理的作用。当集群出现龙头企业后, 就可能转化为龙头企业领导型治理。随着集群的不断发展, 各种治理主体会呈现均衡发展的态势, 则会转化为多元协作型治理。二是“地方政府主导型→行业协会主导型→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演化路径。外生型产业集群发展初期, 地方政府往往扮演促使企业扎堆、企业集群关联的主要推动者角色, 出现地方政府主导型治理。随着集群日渐成熟, 地方政府的治理角色逐步转向引导型, 向行业协会主导型治理转变, 并最后向多元协作型治理演进。无论是哪一种演变, 都使得本土产业网络更趋完整, 功能更趋完善, 有利于集群整体效率的提升。

2. 产业集群演变过程2:

Ⅰ→Ⅲ→Ⅳ。产业集群演变分为两个阶段: (1) 从Ⅰ型到Ⅲ型; (2) 从Ⅲ到Ⅳ型。伴随着产业集群的演变, 对应于“Ⅰ→Ⅲ→Ⅳ”的集群演进, 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变路径主要有两种:一是“中小企业自治型→龙头企业主导型→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演化路径。内生型集群的演变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伴随着这种演化, 本土龙头企业及其领导 (其他主体协作) 的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位次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极有利于集群的升级。二是“地方政府主导型→龙头企业主导型→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演化路径。基于政府推动的外生型集群治理模式演变往往具有这样的特点。多元治理不仅增强了集群的根植性, 也对全球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权力结构形成有利于本土企业升级的影响。

3. 产业集群演变过程3:

Ⅰ→Ⅳ。面对行业集中度与完善本地产业链同步进行的产业集群演变, 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表现为“中小企业自治型→多元协作型”。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领导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组织领导力量都分别得到了加强, 可能会形成多元领导者博弈的复杂状况, 一旦这种博弈达到均衡, 就会形成多元协作型的治理。例如, 智利葡萄酒业集群在二十世纪末经历了从原先中小企业自治型治理模式向多元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过渡。

四、结论

本文结合理论演绎和经验归纳两种方法, 提出并论述了治理主体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划分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价值链治理分析和网络治理分析思路加以整合, 采用综合的方法, 首次提出集群治理结构的形成过程是权力配置关系与产业网络协同演化过程的观点, 并基于“治理结构-经济主体-治理绩效”的分析思路, 构建了集群治理模式的演化模型, 揭示了集群治理的演化机理及其路径, 填补了产业集群治理理论的研究空白, 为地方政府制定与实施集群治理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理论依据。

通过对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类型及演化机理、路径的分析, 本文得到如下主要结论:在集群内部一定的权力配置与产业网络关系组合下, 可能有多种治理模式可供选择, 其从“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路径也存在多种可能。实际上, 我们无法简单地评说各种治理主体主导型治理模式的优劣, 需要根据集群的实际情况来采用或评价具体的治理模式。集群租金多寡是治理模式的选择或评判的重要标准。当现有治理主导力量能促成集群组织的健康发展, 实现租金增加目标, 就是有效的治理模式, 就具有合理性;反之, 就有向其它更合理的治理结构与模式演化的动力与必要。

参考文献

[1]Richard, M.Emerson.Power Dependence Relation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2 (27) :31-41.

[2]易明.产业集群治理结构与网络权力关系配置[J].宏观经济研究, 2010 (3) :42-47.

[3]Oliver Treib et al.Modes of Governance, Old and New:A Note Towards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C].Conference Paper, Kick-off Workshop of NEW-GOV Cluster One, Brussels, 2004, 12.

[4]黄守坤, 李文彬.产业网络及其演变模式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 2005 (4) :53-60.

产业路径演化 篇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以专业镇和科技园区为主要载体,发展形成大量的产业集群,对产业和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到2010年,经广东省科技厅认定的省级专业镇达309个,覆盖了广东20%以上的建制镇,地区生产总值(GDP)超过1.2万亿元,占全省28%;同时拥有省级高新区20个,其中珠三角9市均为国家级高新区,2010年全省高新区营业总收入超过1.5万亿元,并在信息、通讯、软件、生物医药等领域形成了产业集群。但总体上看,这些产业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还不显著,企业扎堆并没有形成创新资源的集聚和创新网络的成长,集群及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随着劳动力、环保、能源、土地资源等成本的不断提高,广东产业集群传统的低成本优势迅速弱化,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这在2008年前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加快自主创新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广东产业集群及其企业如何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塑造新的竞争优势备受关注。美国硅谷、“第三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在产业集聚区中,集群及其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有赖于区域创新网络的生成及良性运行。产业集群内的企业与区域内外的教育和研究机构、公共机构等主体利用结成的网络进行创新,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创新优势的获得至为关键[1]。在当前外部技术和市场条件瞬息万变的情况下,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加,创新网络的构建能够形成一种高效灵活的创新模式和互动机制,支撑集群及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同时,创新网络是一个动态的生长和发展过程,集群及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生成发展,必然受到其所在创新网络的演化路径的影响。

2 创新网络与集群发展

2.1 网络式技术创新范式

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经历着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传统的创新理论倾向于把技术创新作为单个企业或企业家的内部及个体行为,同时认为创新过程是一个“基础科学→应用研究→开发设计→批量制造→市场销售”的单向的、线性推进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和区域创新系统理论的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野逐步从单个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和互动,导致了技术创新的“网络化范式”、“非线性范式”的兴起,即转而强调创新是一种区域内各个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区域内的企业与基础研究机构之间、生产商和用户之间,以及企业和更广的制度环境之间[2]。创新的非线性模式表明:创新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完整的价值实现过程,这个过程由多个层次(包括国际的、地区的和产业的、企业的等)和多个环节(包括科学发现、技术开发、工程设计、组织管理、市场营销等)构成,有多个内外的行为主体(包括大学、研发机构、企业、政府、客户和消费者、供应商等)的参与;创新交互的效率就取决于创新交互过程中各层次、各环节和各参与主体间的关联畅通与否[3]。由此,在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框架下,形成了区域创新网络的理论分支。区域创新系统由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共同构成。区域创新网络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各个行为主体(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相对稳定的、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总和[4]。创新网络的形成和运行还受到所处创新环境(如制度、文化因素等)的影响。

2.2 集群中的创新网络

在产业集群中,区域和网络两大因素并存,集群创新具有非线性、网络化创新模式的特征。实际上,约瑟夫·熊彼特(J.A. Schumpeter)在提出创新理论(1912年)的同时,曾经提醒这样一种事实:“创新不是孤立事件,不是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趋于结成集群,鱼贯而出……创新不是随意地均匀分布于整个经济系统中,而是趋于在某些部门及其周围环境中聚集” [5]。这种网络式创新,能够有效提升产业集群及其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关研究[6][7]发现,创新网络的成效与创新主体的空间分布有很大关系,创新网络经常趋向于本地化,而且地方化的创新网络比正式的跨国技术联盟更能持久。由此,对于某一区域内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研究,自然与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企业技术创新理论从关注企业个体创新向关注集群创新的转变(图1)。

企业在集群中的技术创新行为,与分散独立的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比较,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明显的优势。企业空间集聚促进了企业(及其与相关机构)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联结形成了一种支撑技术活动的创新网络,并通过网络结构获得创新资源和要素,提高了技术创新效率和能力。集群内中小企业在相互联系中不断进行知识技术的交流和学习,促进了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的互动,进而有效推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新产业区的持续发展[8]。卡斯蒂拉、格兰诺维特在对硅谷的研究中强调集群及其网络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性,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在公司、个人之间传递信息和技术,并有助于产生创新;在硅谷,合适的时间推出合适的产品对于公司在急剧变化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至关紧要;社会关系网络让人们能够调动资本,迅速发现相关可靠的信息,并与合适的投资出路相联系,从而加强上述能力[9]。

3 集群创新网络的演进路径

3.1 创新网络的生成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介于市场和科层之间的网络化、中间性组织方式,其独特的竞争优势已经被广泛认同。对发达国家和地区成功集群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群同时是一个高效运行的区域创新网络,即区域创新网络和产业集群网络往往重合为一体,由此其产业集群表现出很强的创新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例如广东的产业集群而言,将集群网络等同于的创新网络的观点却不能成立。这与广东产业集群及创新网络的发展起点、生成条件及路径密切相关。在集群发展条件方面,广东的产业集群和发达国家如美国硅谷高技术产业集群有天壤之别,表1仅就其创始人群和竞争优势来源差异进行比较。

这两类集群也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美国硅谷等属于高端创新型集群,而广东的集群多属于低成本生产型集群。这与改革开放后中国及广东的经济和集群发展路径有关。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从承接香港加工业转移起步,发展出一大批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集群;20世纪90年代又承接国际和我国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逐渐发展出规模庞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但均以加工生产为主。其它地区抓住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物资极度短缺的机遇,发展集体及非公有制经济(乡镇企业),形成了一大批日用品类产业集群,比如中山沙溪服装、佛山家电和陶瓷等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聚区域的企业,以低成本竞争战略为主,依靠低价格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源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而在技术、人才、知识等方面的积累少。基于这种现实,广东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成路径。

一是依附于集群的关联网络而生长。企业集聚首先形成了以生产制造(以产品工序分工为基础)、市场营销(以专业市场为纽带)为主要功能的集群网络,而在相当长时间内,以技术创新为功能导向的创新网络并没有成型。即在集群中,创新网络的生长要滞后于生产网络和市场网络(图2)。直到2000年,广东全省研究开发与试验(R&D)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距离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2.5%以上的水平差距很大。反映在产业集群中,广东的专业镇及其中小企业群体发展初期大多处于无研发机构、无科技人员、无创新活动、无创新成果的状态。随着企业发展和创新机构的进入,集群的创新网络逐渐生成。在此过程中,集群已经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网络提供了重要的基础。集群的生产分工网络促进了产品、工艺等技术信息的流动,集群的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这些都为企业之间开展创新合作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二是技术创新要素的外部植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使得大量生产型企业在广东集聚,但外资企业的研发机构和创新资源仍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集聚并没有伴随着创新资源和要素的转移集聚。为建立创新网络,广东的产业集群就不得不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同时,嫁接国内的技术要素,从集群外部引入科研机构和创新资源。外部的技术资源,主要来自于省内、国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因此,在广东产业集群发展进程中,常常表现出产业外向度高、技术内向度高的独特现象:即产业以外向型为主,原料、设备和市场不在国内,但由于跨国公司及发达国家的技术控制,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却不得不依赖于国内的科研机构和技术力量作为支撑。在产业集群发展早期,来自国内中大城市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以“星期六工程师”的兼职身份为乡镇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工艺改进等服务,这就是集群的技术内向获取的一个具体表现。2006年以来,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省联合开展省部院产学研合作,到2010年已经有组织地引导全国310所高校、330多个科研机构的人才、技术和成果进入广东专业镇、高新区及企业,进一步强化了集群的技术内向获取的趋势。

三是公共创新平台的支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技术实力较弱,加上技术具有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在社会诚信程度较低环境下,模仿抄袭等“搭便车”行为常见,这些都直接制约了创新网络的生成。以2000年广东省科技厅启动实施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为标志,地方政府牵头组织建设公共创新平台,成为促进创新网络生成的重要推手。这种公共创新平台的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由区镇政府财政投入建设,克服了单个企业无法承担的财力和创新风险问题;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政府背景的公共创新机构仍然具有最佳的公信力,能够促成企业与平台之间迅速建立创新网络联系;非营利性定位的公共创新平台,能够面向集群众多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性、低价位的技术服务,克服了“搭便车”行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因此,在集群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种政府主导的公共创新平台,能够适应市场机制和社会信任机制不完善的特定环境,进而成为集群创新网络生成的支架和晶核。例如,中山市小榄镇政府于1999年投入300万元成立汉信现代设计制造技术服务中心,并于2000年组建生产力促进中心,为锁具和五金产业集群提供综合性技术服务,到2010年已拥有43个服务实体,专业化服务团队500多人,具备了技术创新、质量检测、信息网络、人才培训等功能,与集群内企业形成“轴轮式”的创新网络,累计服务企业6248家,完成服务合同3万多份,设计新产品800多个,制作快速首板、模具1.5万件,完成技术检测1.28万批次。

3.2 创新网络的升级

一是创新网络结构的演进。首先是创新网络内部结构的优化。创新网络的结构特性体现在网络的密度、强度、互惠性、对象多样化等方面。随着集群发展,企业与有关机构的创新合作逐步增加,接触的频率迅速提高,社会资本不断积累,在集群内部犹如“蜘蛛织网”般形成日益密集的技术合作网络,以及更强的网络互动。 其次是创新网络外部联系的扩展。随着交通、通讯、网络等技术的发展应用,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省部院产学研合作的开展,广东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逐步跨越集群地理边界,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及全球创新网络之中。这种外部联结机制的建立,能够带来更加高级的技术、先进的理念和新鲜的信息,可以降低创新网络的自我封闭程度和技术锁定风险。对于后发展地区的集群而言,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创新型集群建立跨地域的外部网络联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例如我国台湾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都是借助海外留学科技人员形成跨国技术团队(Transnational Technical Communities),建立起与美国硅谷的技术和产业紧密型的联系[10],从而形成了国际化的开放式创新网络。

二是公共创新平台的提升。2000年以来,广东在专业镇等集群中建立的公共创新平台,为创新网络的生成提供了初始条件。但随着集群和企业的发展壮大,原有公共创新平台的规模、实力和水平等逐渐跟不上企业创新发展的需求。部分具有较强经济和科技实力的企业,逐步减少了对这些平台的依赖程度,甚至不再保留技术合作关系。由此,集群的公共创新平台也面临提升问题,需要实现从“小平台”向“大平台”、从单个平台向“平台网络”的转变,就是在过去区镇建立小型公共创新平台的基础上,充分整合利用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实力,面向广东产业集群建立大型公共创新平台,增强集聚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能力以及开展技术攻关、促进技术转移扩散的能力。同时在专业领域相关的公共创新平台之间建立资源共享、网络合作机制,为全省相关产业集群及其中小企业提供综合性科技服务。

三是创新型企业家的引领。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企业家是创新的灵魂,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只是其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动机源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在产业集群中,企业主(投资经营者)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家庭作坊和小商户的小业主,其在广东产业集群中可能占据大多数;第二类是少数的可以真正称之为企业家的投资者、经营管理者。这两类人的利益诉求和行为是有明显差异的(表2)。企业家队伍的成长,是促进集群创新网络发展、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创新型企业家,具有标杆和引领作用,会成为其他企业和企业家模仿赶超的对象。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逐渐出现一批具有超凡的创新动力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甚至成为地方网络中的核心人物和推动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动力[11]。因此,应利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及税收减免、自政府采购主创新产品、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抵扣等政策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环境,帮助创新型企业家成长,带动产业集群及创新网络的升级。

资料来源:改编自:李钟文、威廉·米勒等(2002).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人民出版社: 103-123.

综上所述,创新网络生成及升级对于提升集群及其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创新网络演化路径上,广东产业集群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显著差异。对于集群创新网络的生成及升级路径和机制,本文仅述其概要,仍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阐明的问题。

摘要：创新网络的构建能够形成一种高效灵活的创新模式和互动机制,支撑产业集群及其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论文基于网络化的技术创新范式,在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基础上,研究了东产业集群的创新网络生成条件、演化路径和升级方向。

关键词：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创新网络,演化,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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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钟文,威廉.米勒等.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ANNA LEE SAXENIAN.The Silicon-Hsinchu Connection:Technical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J].Berkeley Planning Journal,2001(15):3-31.

产业路径演化 篇3

1 主要理论综述

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出现高新技术研发企业及科技创新组织空间集聚的现象,而跨国公司和大型综合性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研发活动的选址也初露端倪,国外关于研发产业的分析和研究由此逐步深入。欧美学者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和系统开发过程中强调了“研发产业从知识的生产和加工环节揭示了科学知识对于增长的作用路径及内在机理”[2]; 同时发现“隐形知识” 只有通过直接性和实质性的交流才能实现创新化的迸发及技术性的知识显性产出[3]。很多学者认为科技研发密集型产业不仅仅涵盖计算机、信息通讯及软件领域,生物医药、科学仪器、半导体等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3]。在另外一方面,一直推崇和研究的 “研发密集产业”相关的概念被理论界认为是研发产业概念的最初范本和雏形[4]。2001 年,美国缅因州科学资金会长期支持与资助完成的 “缅因州用于R&D的公共投资评估报告”( Public Investment Evaluation Report for R&D in Maine) 才在全球范围内权威化和专业性地提出和界定了 “研发产业”的相关概念[5]。

研发产业固有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密集的特点,决定了其具有显性化的空间集散特征。国内外很多学者经过文献分析和产业调研指出: “集聚集群是研发产业及技术企业重要的区位特征”,通过研究发现,长期进行定制化生产及构建外包承接业务的研发企业的技术能级提升效能较高,比生产标准化的企业更能促进产业化的关联及衍生。欧美及日本学者通过多学科领域,对于研发产业集聚根据自身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6]。我国经济管理及地理学者从各个视角和不同方面对于研发产业及其集聚集群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揭示了我国R&D产业的客观规律及集聚的地域差异,为我国研发产业集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而对于研发产业集聚对于区域空间的重构研究,从文献分析及相关检索上看,国内学者只有刘曙华[7]进行部分研究,研发产业集聚重构区域空间的演化路径、动力因素、作用机制及内在机理等诸多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和分析空间,亟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区域重构开展了相关研究和论述,但是对于区域空间重构至今没有明确和权威的定义及释解。经过相关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文献综述分析,本文认为区域空间重构是指各类活动在区域内及区域之间变动导致的区域结构的演化,包括产业空间、土地利用空间、城市交通空间、就业空间、居住空间、社交生活空间及电子信息网络空间等方面的演化,各种空间及关系的错综交互就形成一个科学与智能化的区域生态系统圈。

2 研发产业集聚的空间形态及表现

研发产业作为新兴战略性服务产业,其空间集聚过程和演化形式既具有一般产业集聚的空间共性特征,又因研发活动外部化等驱动因素所致而具有空间分布特殊性。研发产业集聚过程中有两类主体:一是产业部门及企业自发性开展的研发活动,通过自身的产品属性、市场定位及科研配套进行研发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即内部研发; 二是产业部门及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公共研究机构及专业性的科学研究组织进行的转包、合作方式的科研活动,以购买、并购、众包等形式从外部化获取技术资源的方式,即外部研发。外部研发即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公共研究机构及专业性的科学研究组织纵向化的研发活动,也包括与企业间合作的横向化的研发活动[5]。内部研发活动的空间布局及地理区位主要根据产业部门及企业的战略发展、市场定位及本土化需求进行选址,一般在空间形态上主要分布于各类产业科技园和各类功能区集聚集群; 而外部研发活动的空间布局及地理区位对于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政府决策等因素密切相关,一般在空间形态趋向于知识密集型和创新技术型集聚集群区。研发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其他相关产业集聚特征较为相似的是: 点状空间、环状空间、面状空间、线状空间、扇形状空间等形态都是研发产业空间集聚的表现形式。借助研发网点、科研机构分支、公共研发服务平台等为链接载体,以不同形态的布局分布形成研发产业网络结构。

在地域空间响应及区域空间联系上,研发产业集聚集群表现为各类研发资源及技术要素在空间上的集中和汇聚。研发要素的积聚形成集聚经济和规模效应的同时,也不断驱动研发产业集聚成型[7]。随着研发集聚效能的不断释放,在空间结构上全球化及本土化的研发网络在区域上不断叠加和交叉,形成研发集聚的节点区域和次节点区域。如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的研发机构和研发组织分支96% 集聚在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区域、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区域及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区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丰裕的人力知识资本、完善的信息通讯资源及创新技术化的文化环境等因素促使这3 个区域高效承接世界范围内的研发产业分工细化的高端业务,已经融入国际化的研发产业服务体系中,并成为我国及其重要的研发节点区域,辐射带动我国研发产业水平的提升。

3 研发产业集聚的动力因素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资源世界流动步伐的加速,研发资源集聚和积累一定程度后,能够支撑规模化和效能化研发市场,整体化的研发产业便逐步形成。全球性的跨国公司基于整合科技资源的框架下,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佳的研发产业的配置区,相关科技资源的相互融通及技术知识的纵贯联系促使全球化的研发产业在地域空间范围内不断集聚集群。同时,各国基于本土化的研发战略、工业制造业能级提升及产业创新驱动的现实需求,也不断加速本国研发产业及技术企业集聚发展。研发产业的发展影响因素主要受到人力资本、资金资本、技术创新能力、政策宏观政策及研发产业链配套及服务等多个因素的驱动影响。研发机构及企业出于多重因素的考量,在地理空间范围内形成产业共融、联动创新及共享资源的空间产业集聚的创新网络结构。具体而言,研发产业集聚的动力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地区科研资源核心要素集聚能力。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辐射能级对于研发机构的综合吸引力影响较大。地区科研资源核心要素集聚能力包括资金投入能力、人力资本储备能力及信息通讯发达程度、科技政策与服务管理水平等多个要素。地区科研资源核心要素集聚能力也意味着本区域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合、地理布局及城市综合配置方面就有先发竞争优势,是研发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是促进研发产业形成空间集聚效应和产业效能,促使研发产业演化过程中在空间地域形成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响应互动机制关键动力因素。

( 2) 消费市场的空间尺度。较大的研发消费市场可以有效吸引更多的国内外的研发资金和投资,多元化及全方位的消费市场的客观存在是研发产业集聚的内在动因,也是不断激发更多研发企业进驻研发集聚区联动发展的推动因子[7]。另外,研发产业消费市场的需求规模性和延伸空间性对于研发产业的集聚发展意义重大,消费市场各类情报信息的及时获取、市场研发知识外溢的信息共享对于研发产业科学调配资源功效显著。濒临研发消费市场可以促使行业内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及大学科研院所信息得以无缝化对接,降低研发成本,切实提高研发效能。

( 3) 政策制度推动。政府通过制定宏观产业发展政策及具体化产业制度来推动相关产业的资金投入、政策优惠、土地供给、配套设施构建等方面的扶持力度,加速产业的快速提升及总量规模,可以迅速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我国正在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及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过程需要科技创新的充分融动和技术突破,研发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对于产业结构深化转型作用非凡,我国研发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园等相关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研发产业载体的完善和集聚效应的形成。

( 4) 研发企业类别及研发功能空间整合性。研发产业对于人力、知识、资金及技术等生产性要求禀赋度高,研发产业不同企业类别对于空间区位的选择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对于商贸金融、战略咨询及证券财经等以资金流向空间性大的研发业务企业主要集聚城市核心功能区和中心商务区,而对于生物医药、信息通讯、计算机软件等以技术资源和人力知识资本为主的技术研究企业主要选择智力资源及技术禀赋高的区域进行集聚发展[8]。另外,研发产业具有典型的自我强化和向心集聚的功能,研发产业集聚集群区一旦形成,具有强烈的辐射吸引性和向心集聚力,引导和承接其他研发结构及企业、服务业务进驻跟进,进一步增强研发产业的整体化和集约化的空间集聚格局形成。

4 研发产业集聚对于区域空间重构的演化路径及作用机理

4. 1 研发产业集聚对于区域空间重构的演化路径

研发产业集聚的演化路径在区域经济中主要表现从内部化( 规模经济) 到多方联动( 分工经济)的转换、从协调创新( 产业分工) 到制造与研发分离( 模块化经济) 的转变过程,每个环节的变更对于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方式的演化都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世界联动一体化的纵深发展,贯穿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产业彰显着产业经济动态化的创造元素及现代经济创新性的运作方式,随着研发产业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导致的产业融合与技术辐射效应,研发资源的优化配置及研发规模的迅速提升需要精细化的业务分工及专业化的流程再造,研发递增报酬源源不断来自于研发内部的专业生产及产业系统联动创新式的社会分工[9]。研发产业规模经济及分工经济导致传统化的区域经济格局和研发业态发生内部质变,生产要素的重新流动和全新配置促使研发产业与传统工业制造业在地域空间和地理格局上正式分离,研发模块化经济的形成从内部机理上是研发企业管理模式和能级提升的必然产物,在外部形式上是对区域空间结构重构的重要驱动力。研发产业集聚框架下的模块化经济在研发资源分工整合、地域空间技术生产要素重组及研发企业区域联动创新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是研发产业链创新完善的重要发展流程环节。同时,研发企业和技术组织基于提升核心竞争力、控制生产成本等方面的考量,在市场定位及区域空间布局方面接近研发消费市场和研发资源集聚区,在研发产业集聚区同其他研发企业相互 “技术竞争” 与“研发合作”,通过技术创新和集聚区联动协作的方式实现增加研发收益、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目标,从而进一步在区域空间范围内形成研发资源流动态势。

研发产业集聚对于区域空间重构的演化路径是一个由企业研发内部化进而外部化的整合性过程,研发资源调配及研发系统管理经过横向的精细化分工及纵向化的专业生产,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及创造能级提升。随着区域经济和空间市场竞争的加剧,研发企业单一化的技术创新及知识外溢难以满足研发宏观市场的客观需求,开放式研发平台资源共享、共担研发风险下的优势互补、研发技术信息及客户关系的聚拢及合作契约式的联动研发是研发企业在区域空间获得长足发展的必由之路。高校和科研院所、政府研发机构也是研发企业合作研发的关键对象,可以促使研发资源的协同互补、相互依存,实现基础研究与实验实训、发明专利设计及科研成果转化、研发外包与内部转换的科学契合,促使研发产业链网络框架的完善再造及整体性研发能力的提升[10]。研发企业与其他组织机构横向交流和纵向沟通在空间区域内形成协调联动及区域响应机制,加速空间区域内部经济结构的重构步伐。

研发产业主体演化过程与研发企业的区域市场竞争及地理空间博弈具有同步性及一致性,研发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空间结构变化遵循国际研发产业地域格局变化的一般规律。全球产业价值链系统分工视角下的研发产业和制造业相关环节的效能化及科学化分离,促使制造业向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升级再造存在固有的内在机理,工业制造企业全方位和整体化的产业价值链过程主要包括基本生产过程( 生产经营、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物流配送、综合后勤服务等) 和辅助性生产过程( 科技研发、产品创意、流程策划、战略管理等) 两个部分组成,这两个部分日益形成联创机制相互制约与发展,而社会生产力发展提升及传统行业的产能提高关键依赖于研发产业的快速发展[11]。20 世纪初,德国拜耳为了抗衡美国在化工领域的霸主地位,设立化工基础研究实验室进行研发制造与技术创新,开创工业研究先河,成就如今在国际生物医药、材料科技以及作物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而美国爱迪生门罗公园工业研究实验室( Monroe Edison Park Industrial Research Laboratory) 的大量发明创造及研发成果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功突围,成为促使研发业极大提高传统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效能( 效果、效率、效益)的典范案例。为了更好促进研发产业的辐射带动效应,政府在宏观政策和制度安排方面不断推动研发企业与政府研发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密切合作,研发企业在城市区域及地域空间内同其他研发组织形成空间上的研发联盟,提升研发整体效能、增强科研成果转化率及缩短研发周期[12],20 世纪50 年代以后,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特别重视研发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发合作及分离研发,通过战略联盟及研发分工化的形式提升研发综合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研发产业以空间地域为发展载体,这些空间载体作为研发产业人才流、资金流、知识要素及物资等要素的空间节点,不断导致研发企业及组织集聚发展。美国的硅谷( Silicon Valley) 最早是研发企业同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的产学研一体化联盟逐步形成如今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摇篮及世界研发行业集聚的象征; 而以伦敦为核心的研发城市群,巴黎、法兰克福、慕尼黑为三角基点的欧洲研发城市集聚区,日本东京、横滨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研发集聚,带都是研发产业在空间博弈、区域内集聚及空间联盟集群发展的典范研发城市集聚区。

4. 2研发产业集聚对于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机理

研发产业集聚是研发技术资源及相关生产要素在地域空间内优化配置的过程,研发产业的集聚集群也是研发投资集中的空间经济梯度格局和城市极化效应的直接反映,研发产业高密集度及规模化地集聚在全球化及国际化的中心大城市,推动了城市研发节点区域及次节点区域的形成,导致城市内部功能发生变化[13]。同时,研发投资空间分布与区域化的经济发展层次密切相关,与城市群发展的成熟度及完善性在空间上呈现耦合性,研发产业密集带形成发展的过程也是城市内部核心功能扩宽、相关产业结构空间变换、各类资源要素重组及区域空间内部重构的过程。

( 1) 研发产业集聚导致区域地理实体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区域指向的变更。研发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以不同空间区域及地理实体为空间载体,地理实体空间结构是研发产业内在结构机理和外在运行机制演化的存在基础,城市不同的地域空间及地理格局对于研发产业集聚进程影响程度不同[14]。但是随着研发集聚效能的充分发挥及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研发节点区域通过资金流、物资流、人才流及知识外溢效应等方式对于城市其他产业群、制造基地、专业服务功能区、城市基础建设及交通运输系统等方面产生动态化的持续影响; 城市研发节点区域及次节点区域极大地提升了研发科研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及推动企业间知识溢出的效能,促使区域内组织易于获取相关的创新资源及知识信息,提升区域化整体能级水平和创新实力,加速区域空间结构各类创新要素及硬件资源的自由流动和组合,研发创新驱动区域内的经济密度、知识要素、投资密度提升的同时,也促使区域内的交通运输系统、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及相关人才居住生活等配套设施的跟进,加速区域地理实体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区域指向的变更[15]。日本国内3 500 多家具有影响力的研发企业主要集聚在东京都、大阪及名古屋区域,特别是以东京都为核心区位的关东区域集聚日本众多世界专业性的研发机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研发节点区域。日本汽车机械、电子电器、化工材料、生物制药及工业制造等研发机构基于关东、中部及近畿区域丰裕的研发资源而集中发展,而随着研发产业在这些区域的逐步发展和成熟,研发集聚促使东京城市圈及周边区域的产业链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整体带动城市圈内都、道、府、县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导致各类要素资源有机配置,加速推动东京都、大阪及名古屋区域的交通运输体系、情报信息网络、土木建筑、商务金融等方面的建设,也不断提高日本本土在全球分工战略体系框架下处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及研发集聚产业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区域。

( 2) 研发产业集散的时空过程导致产业资源的整合和空间重组。随着研发集聚经济效用的充分释放和研发节点区域及次节点区域不断外延及衍生,研发产业的空间布局由城市核心区域及中心地段向城市郊区、外围分散集聚,形成城市核心区域集聚—都市外围分散—郊区再次集聚的多功能的集聚模式[16]。研发产业在城市核心区域集聚到一定规模时,规模效应和集聚经济在市场多样化需求、外部环境负面约束及资源要素紧张等方面的压力下效能逐步降低,部分研发企业机构基于竞争力提升、产学研战略、专业化分工及成本管控等内容考量,选择都市外围及郊区空间进行联动发展,经过循环因果式模式的推动形成再次集聚的空间格局。研发产业集散的时空过程也是生产要素和产业资源重新调配与重组的过程,促使产业之间有效融合关联,创新资源及研发要素结构优化和重组配置,推动研发产业企业进一步强化交流和联动,全方位推动中心城区研发产业活动与城市外围区域空间协同创新、地域联动[17]。上海作为我国长三角城市圈及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的龙头城市,研发产业集聚起初在上海呈现的地域空间格局为依附核心城区的产业园及商务园、大学科教园等进行布局,主要集中在静安区、长宁区、杨浦区、徐汇区等中心城区; 而后逐步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多核心式的布局方式,研发节点区域从中心城区转移到闵行区( 紫竹科学园区、虹桥区域) 、浦东新区( 张江高新区、金桥开发区、临港科技创新城) 、奉贤区( 生物科技园、海港开发区) 、青浦区( 青浦工业园、张江青浦园)等外环区域集散发展,形成核心区集聚—外围分散—再次集聚的多功能的空间结构。而深圳市在21 世纪初就提出构建珠三角创新体系的宏伟战略,丰富的研发资源优势及优厚的技术扶持政策促使深圳研发产业高密度集聚南山区及福田区的地域格局迅速形成,研发机构与企业在地域空间内与周边中国科学院、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科研院所形成联动研发创新机制,加速研发产业在市中心的集聚发展; 随着研发业集聚南山区及福田区的同时,市场营运压力及本地要素成本的递增,促使诸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研发机构外迁至深圳外围区域及珠三角其他城市,甚至将研发产业链延伸至长三角及环渤海区域,形成真正意义的研发业扩散升级的过程,带动产业资源的优化整合和地域空间重组[18]。

( 3) 研发产业集聚加速产业结构空间联动性、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及研发联盟的空间响应机制。研发产业作为人力资本、技术资金高密集的新型战略产业,对于传统工业制造业及其他产业的能级提升、创新驱动具有关键推动力,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空间经济实体加速创能活力的重要突破口[19]。通过研发产业的辐射带动、技术创新及转型升级能力,不断渗透到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可有效促进产业融合关联、区域创新能级提升及区域经济的革新创造,优化区域空间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高端发展。同时,研发产业集聚可以加速区域研发联盟的形成发展,区域研发联盟可以高速推进地域空间产业集群升级,促进区域产业价值链高效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服务体系。区域研发联盟在区域创新整体化效能、区域主导产业的创新优化及空间产业技术系统形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辐射力及推动力,是区域创新驱动、科研资源优势共享及区域联动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20]。美国的研发产业在各个地区集聚情况差异较大,俄亥俄州区域、圣地亚哥及多伦多区域都是汽车机械、材料科学、能源电子、信息通讯、文化创意等方面的研发集聚地,为了更好地强化协同及资源互补,20 世纪80 年代,俄亥俄东北研发技术联盟( Northeast Ohio R & D Technology Alliance) 、多伦多空间研发联盟( Toronto spa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lliance) 及圣地亚哥地域技术联盟( Santiago reg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lliance) 先后形成,促进了科技创新领域的区域协作及研发资源的地域共享。我国长三角区域是研发产业的重要集聚集群地,2007 年沪浙苏皖三省一市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制定长三角科技合作3 年行动计划( 2008—2010 年) ,正式成立长三角区域研发联盟,通过重点加强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生物医药、数字媒体核心技术及产品开发等研发领域的区域协作,共同创建长三角科技创新中心区、科技资源共享区、生态和谐宜居区、科技产业创造区[21]。长三角区域研发联盟全方位利用科技存量资源及各自技术平台优势,在研发产业空间联动及区域科技创新形成互通协作机制,增强技术要素及科技资源的充分流动,促使长三角空间区域范围内共享研发红利及技术成果,通过长期的科技融通和技术联动全面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级和地域空间响应程度,如图1 所示。

低碳标准演化路径与应对 篇4

低碳经济问题的提出有两个大的背景:一个是环境背景, 一个是经济背景。然而, 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国在这个问题上立场的逐步清晰, 低碳经济的环境属性正在被淡化。从低碳经济提出的经济背景及各国的立场来看, 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低碳经济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发达国家对低碳经济的倡导并非是其环境道德使然, 认为是单纯为了应对全球变暖问题显然是以偏概全, 背后是能源使用技术、经济发展的世界支配权争夺。低碳经济的本质是国际间进行利益博弈与协调的一种策略, 因为归根到底, 这个市场是人为“设计”出来的, 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一个环境保护手段。要警惕低碳经济的发展会演化出低碳标准, 而这一标准对中国经济安全, 特别是贸易安全的影响将是全面的, 要清晰地看到低碳经济本身的政治与外交策略性。

低碳经济问题提出的大的经济背景是日本、欧洲等国家经济发展迟缓、对能源问题的高度依赖, 日本、欧盟、美国等国家纷纷将高能耗产业向亚洲等国家转移。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平成萧条”和产业的空洞化;而英国更是从能源安全的角度认识到低碳经济势在必行, 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 按目前的消费模式, 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美国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布什政府的策略, 重新重视并着力强化低碳经济, 其真实目的在于扩大美国的出口贸易。

奥巴马政府希望美国出口翻一倍,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等国家受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 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基本上处于饱和状态。能够帮助奥巴马政府实现这一承诺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印度。美国向中国出口为每年800亿美元左右, 还有很大的潜力。而美国又对中国出口产品目录设置很严, 禁止很多产品对华出口, 因此, 美国寄希望于碳税问题上的要挟以换来贸易上的利益。在这一点上, 与持续进行的中美汇率谈判的目标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 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在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大量化石能源, 而俄罗斯也通过出口石油与天然气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发展资本, 且通过石油与天然气输出, 俄罗斯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欧盟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欧盟和美国发现:与其控制能源占有和输出不如控制能源的清洁使用技术。这一策略付诸实施的前提是:国际普遍认可低碳经济模式并据此制定相应的产业低碳标准。而一旦出现全球性的低碳生产标准, 中国各产业势必受其制约并影响到出口领域。

目前, 从各国在低碳经济发展问题上的谈判立场、国内政策制定的情况来看, 在可预期的未来, 由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联合提出减碳标准或低碳标准的可能性正在提高。且这种变化随着CDM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即清洁发展机制) 的逐步淡出而愈加明显。更为重要的是, 这一标准的制定开始向贸易标准靠拢, 也就是说, 未来国际上的低碳标准将很可能与贸易标准捆绑在一起。而一旦低碳标准与贸易标准结合到一起, 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可以这样说, 低碳标准将成为中国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的最大挑战。随着低碳经济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借助于低碳标准对中国经济进行施压, 这种发展态势越来越明显。

二、低碳标准演化路径

对未来全球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的判断, 只能基于现实的观察并根据历史上类似组织的发展路径来进行推演。从低碳经济提出的经济背景、各国政府的立场原则以及对低碳经济本质的分析来看, 低碳经济本身具有很强的策略性, 是一种国际间协调的策略工具。而这种工具发挥作用有赖于标准的建立, 一旦标准建立, 必然会出现赢家通吃 (winner-forall) 的现象, 国际上这种事例屡见不鲜。因此, 对于中国目前而言, 需要研讨低碳经济可能的演化路径并进行针对性的布局。

本文认为低碳经济演进路径如下: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双边与多边协定—低碳标准 (包括生产与消费标准) —具有约束力的多边低碳合作组织, 其最终的演进方向是贸易。各个步骤之间相互关联, 但在实现时间上可能会并行出现。具体的, 通过利益的驱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体加入, 实现多数派独裁国际结构, 从而压制组织外国家和政体。在这个过程中, 小国必然采取免费搭车的策略, 而联盟内收益的分配来源于联盟外国家的损失。

(一) 低碳标准确立

低碳标准可以大致上分为低碳消费标准与低碳生产标准, 对于前者, 主要涉及消费模式的选择。例如, 倡导居民选择环保产品、购买低能耗的家电等等。消费标准现在基本上涉及到了各种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标准, 下一步关注的重点是生产标准, 即生产一件产品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当量。Jotzo和Pezzey (2005) 、Philibert (2005) 、Pizer (2005) 、Kolstad (2006) 等人提出以单位产品排放量的形式 (如生产每吨钢铁的排放量) 来衡量一国的减排努力, 实际上就是提出的一种低碳生产标准。一旦这种低碳生产形成标准, 将会立即转变成为一种贸易保护手段。除了可以借口环境保护为由开征“碳关税”外, 低碳标准也可以变成非关税壁垒。

例如, 如果欧盟或美国规定冰箱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总量标准, 即冰箱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 (包括上游材料所耗碳当量) , 超出这个标准将拒绝进口。此时中国的冰箱企业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冰箱企业只能采取“逆推”的方式, 要求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厂商提供低碳标准下的产品。这种市场“逆推”的结果无非有三种:一是出口受到大面积阻滞;二是在短时间内, 由于基础产业 (钢材等) 不能很快适应低碳技术, 冰箱企业只能通过进口发达国家低碳技术生产的原材料, 然后出口;三是由于短期内国内技术还未能适应低碳生产的需要, 为了满足出口的要求, 势必要求我们进一步扩大技术进口。其结果将进一步使中国出口陷入“悲惨增长”的局面, 继续陷入高价买技术, 然后生产全球过剩产品的泥潭中。

(二) 区域合作协议、框架以及各种低碳基金规模化出现

这个趋势已经比较明显, 而目前这些合作框架、各种基金安排都会成为日后国际间正式制度安排的基础。Murase (2002a) 建议2012年后的未来体系需要包括诸如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南非和尼日利亚等关键国家和集团。

哥本哈根会谈充分暴露了目前国际上对待低碳经济问题的不同立场和政策, 矛盾冲突出现的同时, 区域合作的机会与可能也在增强。在多边合作方面, 中国是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的正式成员, 是八国集团和五个主要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对话以及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会议的参与者;在双边方面, 中国与欧盟、印度、巴西、南非、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机制。

从目前的国际态势来看, 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巴西、日本、澳大利亚、东南亚各国之间合作大于竞争。因为, 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金砖四国”在应对发达国家策略性利用低碳经济这一“大棒”方面, 利益相似, 都有动机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以增强其在低碳经济国际间对话中的能力。而且这几个国家属于重化型产业结构, 碳排放的密度较高。而且,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远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进程, 重化型产业结构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因此,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关系到“金砖四国”的切身利益。

因此, “金砖四国”可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之外, 设立低碳经济发展互助基金、探讨技术转让协议、合作减排交易机制等问题, 从整体上提升参与全球低碳问题对话的能力。此外, 目前中日的合作主要集中在CDM领域, 应该突破这一合作框架, 由企业间的合作变为国家间的战略合作。

(三) 依托WTO相关规定, 行贸易保护之实

尽管在目前征收碳关税并不符合WTO关于贸易自由化的相关规则, 但在低碳态势下, 以环境保护为名, 通过修改WTO的相关规定, 行贸易保护之实, 这成为近期需要重视的一种发展倾向。WTO中多边国际环境协议及有些发达国家的环境法规中, 已经要求出口国的产品生产加工过程应符合特定的环境保护标准。如果达不到这些环境保护的要求, 则允许进口国对这类产品的进口加以限制。

在过去20年, 无论是GATT还是WTO, 总的指导思想是实现贸易自由化, 而在环境问题上的限制较少,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环境标准的制定问题, 但环境问题正在逐步被重视。发达国家已经开始在贸易领域磋商制定包含“碳关税”条款的国内法案, 并提出应该结合低碳标准来修改相应的WTO规则, 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四) 全球性低碳减排合作框架

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建立全球性、带有强制性的低碳减排合作组织, 其作用、组织架构和谈判进程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 (WTO) 。Kanie (2006) 认为尽管目前《京都议定书》依然是世界减排体系的核心, 但最终还是需要建立一个有广泛国家参与的网络体系。Murase (2005) 提出:应该仿效WTO/GATT体系制订实现排放目标的框架。而Esty (2001) 、Murase (2002b) 则呼吁建立一个自身包含争议解决机制的新制度——世界环境组织, 以此规范和协调各国之间的减排以及因减排而导致的贸易争端问题。

从长期来看,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中国足够的重视, 要防止被边缘化。从低碳减排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分析, 类似组织的建立不可能没有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 任何纯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协定或组织不可能有效地完成全球低碳减排的目标。尽管目前还不能肯定这类全球性、带有强制约束性组织一定会在哪个时间建立, 但从国家层面而言, 积极准备和应对是必要的, 积极建立和参与多边框架合作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应对。

三、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应对低碳标准

当前, 应对低碳标准的核心原则和步骤可概括为:接受、学习、参与。应该看到低碳标准特别是低碳生产标准与出口标准的确立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过多讨论于事无益, 要在干中学, 而不是观察中学。因为, 终究这些标准还是与技术紧密联系的。而参与标准, 包括两个步骤:首先, 对于企业而言要积极开展碳足迹核查并进行碳标签的申请和注册。对出口导向型企业而言, 这一点尤为重要;其次, 中国政策在积极倡导并建设国际低碳合作组织的同时, 要积极参与低碳标准的制定, 以免再次被动。从目前各种低碳合作组织,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低碳合作组织的发展来看, 中国的主导性和影响正在逐步增强, 需要进一步把这种影响以标准和规则的形势固化下来。总体来看, 政府和企业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未雨绸缪, 积极应对。

(一) 不承诺进行结构性减排

尽管, 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谈上已经承诺了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但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却不能轻易给出减排的结构性承诺, 即不承诺某一行业的具体减排总量与时间表, 特别是那些涉及到中国出口比重较大的行业。欧美各国正在积极地进行能源使用标准的设定, 避开这些标准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出口影响的一个主导性策略就是:不承诺进行结构性减排。因为, 如果承诺减排产业结构, 那么即使总量绝对减排, 但仍然在具体产业上不能实现减排承诺, 同样会受到碳关税的威胁。

特别是在工业生产领域, 中国没有义务, 也不可能现在给出具体的减排目标与时间表。因为, 中国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 刚刚建立起了化石能源工业生产体系, 甚至许多在建工程都是这一生产技术体系的延伸, 不可能跨技术体系进行减排, 即不能以高技术体系为基准来衡量低生产技术体系国家的减排。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也认为应该允许发展中国家从一个体系向另一个体系转变并据此设定与之相适应的减排规划。

(二) 加快区域减排体系建设

当前, 如何使中国企业建立可观测、可计量、可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档案,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因碳排放而起的贸易争端, 是应对低碳标准的关键。例如, 在一个可预期的未来时间, 如果欧盟国家以中国某企业生产产品高碳为由拒绝进口或征收碳关税, 此时企业就应该拿出在此之前的减排证据以应对。而要做到这一点, 单纯的行政命令与指引难以取得全面的效果, 关键还是要通过市场的手段, 激励微观主体自主选择。

从目前国际上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的实践来看, 利用市场并付诸相对严格的规制激励机制促进减排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欧洲和美国都已经建立成型的碳市场, 许多发展中经济体 (韩国、印尼、肯尼亚等) 也提出了建设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时间表。考虑到我国各省市在减排成本、产业结构、能源依赖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客观存在的差异, 笔者认为应该首先在国内设立区域性强制减排规划, 区域内企业需要遵循强制减排的原则, 不足者从区域外企业购买以补偿其超额排放量。这项制度安排的优点在于: (1) 可自我实施, 具有持续性, 执行成本低, 国家只需要控制减排总量、减排的额度分配控制即可; (2) 可观测、可控制、可计量, 透明度高; (3) 用市场手段代替纯行政手段, 可最大限度降低减排的经济与环境成本; (4) 有利于平衡各地区、各产业间的发展, 同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总的来看, 这一区域交易制度满足国际上公认的低碳管理政策四原则:环境效应、成本效应、分配效应和制度可行性。此外, 这一机制比较灵活的一点是:可以在省市一级上合作, 也可以在一个行业内进行。因此, 无论从管理目标还是监管上相对容易操作, 政策性成本以及对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较碳税而言, 相对较低。特别是对那些目前对能源依赖相当严重的省市或行业而言, 此种政策能够大大降低其产业结构升级的转换成本。

(三) 积极进行碳足迹核查与碳标签认证

碳标签认证实质上就是对产品或服务全生命周期 (LCA) 碳足迹的计算, 本质上就是一种低碳标准, 包括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两个环节。2007年3月, 英国试行推出全球第一批标示碳标签的产品。随后, 日本、美国、德国也推出了自己的碳足迹核证标准与碳标签认证体系。到目前为止, 已有14个国家与地区推出或即将推出碳标签制度 (共计19种) 。

目前, 国际上影响较大的碳足迹核查标准主要有:英国标准协会制定并于2008年11月正式公布的PAS 2050标准 (《产品与服务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评估规范》) ;德国产品碳足迹测量方法以ISO14040/44为基础并参考PAS 2050;而美国则由不同的机构推出了三种碳标签制度, 这三种碳标签制度均以全生命周期测量为主导方法。

众多碳标签体系事实上对中国产品的出口构成了一张“壁垒网”, 中国很多出口导向型企业已经感受到了这张“出口壁垒网”的束缚。因此, 应该一方面集中力量设计本国的碳标签认证体系, 一方面要对出口目标国的低碳认证体系进行研究, 指导企业主动进行对象国低碳标签的认证。对于中国企业而言, 尽快参与到出口对象国的碳标签产品认证体系是唯一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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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计川.须警惕低碳标准向贸易标准演变[OL].人民网, http://finance.people.com.cn/GB/71364/153588/13134292.html/2010-11.

[3]宗计川.低碳标准的警钟为谁而鸣[J].低碳经济, 2011 (, 6) .

[4]Esty, D.C.Bridging the Trade-environment Divide[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 (3) :113-130.

[5]Murase, S.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It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Aspects:Case of the Kyoto Protocol[Z].Jurisuto, 2002a, 1232:71-78 (in Japanese) .

[6]Murase, S.Conflict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Z].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ssaloniki.Thesaurus Acroasium, 2002b, XXXI:297-340.

[7]Jotzo, F.and J.C.V.Pezzey.Optimal Intensity Targets for Emissions Trading under Uncertainty (Draft) [Z].Canberra, Australia: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05.

[8]Murase, S.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Climate Change Issues[J].Manches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5, 2 (2) :18-38.

[9]Pizer, W.A.The Case for Intensity Targets[J].Climate Policy, 2005, 5 (4) :455-462.

[10]Kanie, N.Leadership and Domestic Policy in Multilateral Diplomacy:The Case of the Netherlands[J].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2006, 8 (2) :339-365.

大学生创业扶持机制的演化路径 篇5

1 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力量和师资能力

1.1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提高教师学术素养

创业教育的教师要具备比较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同时还需具备较高的学术素养。高校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应该由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专业的教师组成,这样才能满足广大学生对各专业范围的需求,提高学生创业创新水平。学生要掌握专业技能技术,这是创新创业教育展开的第一步,然后再展开更高层次的创业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当前创业的形势,最终成功创业。我国各高校的教师团体无论是在教学水平,还是在专业素养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高校需要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一支专业的、优秀的创业教师队伍。创业大学生与社会创业者性质也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创新是大学生创业的关键因素,因此想要实现创业教育的逐步提高,应该培养大学生的创业素养和创新精神。可以从高校内选择一些具有创新性的工程项目,让具备一定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的教师负责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起到一个良好的引导作用,在教师的逐步引导下,学生在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间接形成了创业意识。

1.2 促使教师接受锻炼,分享创业知识内容

高校也是一个小社会,立足于高校既可以满足部分学生创业实践的需求,又可以让学生提前感受社会创业。但创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高校层面上来讲,高校创业教育教学与教学实践都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高校不但要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较为广阔的组织平台,而且需要深度挖掘教师队伍中适合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工作者,为创新创业教师提供更多产学合作交流的机会。安排创新创业教师到企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创业的艰辛和掌握创业的流程。在创业教师完成实践之后,与想要创业的大学生分享创新创业的流程和所需要具备的知识,这样有利于帮助学生解决在创业中所遇到的各方面问题,进一步加强学生创业成功的自信心。

1.3 展开创业交流会议,转变传统教学观念

定期或者不定期展开创业集训和交流研讨会,高校各级领导都需要重视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和发展情况,尤其是很多思想传统的教师和专任教师应及时转变自身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定期组织创新创业教师队伍参加创业宣传以及交流研讨活动,引导其他教师主动关心和重视创新创业,推进创新创业教师之间互相帮助和互相促进,共同解决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定期展开创业活动,创业教育工作部门负责搜集当代创新教育的最新理论知识和学生创业成功例子以及创新创业的最新方法和内容等,提高创新创业教师队伍的能力。根据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情况,广泛开展一系列的指导竞赛工作,比如“挑战杯”创业竞赛。“挑战杯”是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全国性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业类竞赛,是一项具有广泛号召力的创业竞赛活动,高校可以组织创新创业教育教师队伍和广大具有创业意识的学生积极参与到“挑战杯”中,这样既可以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也可以与其他高校共同交流创业知识。在竞赛过程中,高校应该将学生的每次竞争评比都作为一次集训,鼓励更多的创新创业团队教师参与到创新创业竞赛项目中,在学生所选定的创业项目中,发现并及时解决问题,提高自身的指导能力和学术素养。

1.4 壮大创业教师队伍,配备专业指导教师

重视吸纳更多的优秀教师参与到创新创业教师队伍中[1]。通过建立创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小组,吸引一些年轻教师主动参与其中。在吸纳年轻教师过程中,首先需要考虑年轻创业教师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要选择那些有志于长期从事创业指导的青年教师。从我国当前各所高等学校所建立的创新创业教师队伍来讲,创新创业团队的教师人数不容乐观,通常是一位创业教师负责带领多名创业学生,甚至负责带上百名创业学生,一旦该教师工作调动,就会导致创新创业活动陷入停滞,因此一定要为创新创业团队配备至少两名专业的创业导师,专业的创业导师具有更加扎实的创业理论和学术素养,能满足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的多方面学习需求。如果有教师在中途退出创新创业教师团队,创新创业导师也能担负起更多的任务和责任,保证创新创业教育团队活动的正常开展,总结各方面创新创业知识,弥补创业师资队伍稳定性的不足。

1.5 参与创业理论研究,大力宣传创业课题

创新创业教师与普通学科教师所担负的职责是有明显区别的,创新创业教师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到创业理论研究中。同时高校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资源情况,选择性建立创业教育专项研究课题,有针对性地搜集更多创业教育的内容和信息。另外地方政府或者上级主管机构在发布与创新创业教育有关的课题时,需要着重进行宣传,唯有宣传工作做到位了,才能引导更多教师积极申报创业项目。通过产学合作研究方式,可指定相关学科或者相关创业项目由指定教师负责和管理[2]。引导创新创业教育团队通过深入研究和探讨政府所采用的产业规划措施,结合团队的各方面优势,进一步掌握各学科专业知识的重点,促使自身在发展中能够真正与政府规划和高校规划融合,这样不但可以帮助创新创业教师了解各学科的研究主题,而且也能减少项目经费。

2 加大创业扶持力度,营造良好创业环境

2.1 建立健全的创业扶持机制

高校所在地政府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作用,构建起高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服务平台,加大力度构建大学生创业动态分析管理机制,定期预测和分析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在确定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后,理清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大学生创业机会之间的关系,为大学生成功创业奠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政府应不断整合各种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建立大学生创业园区,为大学生创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政府应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并且给予一定的创业资金,建立健全的联保、质押、抵押等融资渠道,建立相关的大学生创业基金或者创新创业互动基金平台等,联合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保证大学生具有充足的创业资金。不断加强大学生创业指导服务,重点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和创业机构的发展和监理,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全方面的服务,比如咨询服务、法律服务、信息服务、融资服务等,使大学生创业遇到的问题都能在第一时间得以解决,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稳定有序地展开创业活动。

2.2 落实大学生创业相关政策

政府依据国家鼓励大学生创业的各项政策法规,并且结合高校所在地的社会发展情况,发布与大学生创业相关的细则规定,帮助愿意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成功创业,保证落实每项大学生创业政策。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社会转型方向,建立全方位的创业服务体系,比如创业咨询、创业许可、创业培训、税收优惠等,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和政策优惠力度,保证符合创业条件的大学生都能得到相应的创业指导和相关政策优惠。当代大学生更加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应结合大学生这一心理特征,促使他们主动加入到创新创业队伍中,培养大学生对创业的兴趣,引导他们基本了解创业需求、创业形式以及创业政策等,在了解与创新创业相关的体系内容后,创新创业教师继续引导他们深度掌握创业知识,既需要培养他们的创业意识,也需要培养他们承担创业失败的风险意识。

2.3 引导社会各界尊重创业

政府要充分运用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宣传创新创业。可以借助微信、微博、QQ等交流工具帮助大学生充分了解与创新创业相关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法律法规,无论是从舆论导向上还是社会宣传或者价值理念上,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支持创业、鼓励创业、尊重创业的大环境。同时创业教师应经常向学生们宣传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成功范例,引导大学生以他们为榜样,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创业信心,以更加自信的心态融入社会,体验创业的乐趣。社会各界都应该尊重创业,无论大学生是否创业成功,都需要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支持,并大力支持他们的自主创业行为,为营造和谐向上的创业环境而不断努力。

3 完善创业教育培养模式

3.1 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

高校需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加强培养和训练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我国很多高校都开设与创新创业相关的课程,并且配备专业的创业指导教师,鼓励大学生在创业指导教师的引导下,展开创业探索和研究,进一步提高大学生适应社会和自主创业的能力。不断进行创业机制深化改革[3],将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将创业相关课程从辅修课程设置成主修课程,使大学生时时刻刻都能接受到与创业有关的知识,在耳濡目染中喜欢上创业。高校可定期开展与创业相关的活动,比如大学生创业规划大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创业讨论交流会等,在这些活动中,可邀请一些自主创业成功者参与活动,促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创业,进一步丰富自身的创业知识。

3.2 建立创业合作交流平台

高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创业合作交流平台,针对大学生的职业需求和专业特点,进一步满足他们对创业的需求。设置大学生创业服务平台,鼓励大学生在校期间主动参与到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创新等社会实践中,支持大学生在校期间参与专业资格考试和职业培训以及创新发明等,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创业能力和创业水平。另外,高校可通过宣传栏、官方网站、展览板等途径,大力宣传各项自主创业优惠政策,比如提供小额贷款、税收减免、创业基金等,无论是在创业技术方面,还是在创业资金方面,给予大学生创业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3.3 合理设置创业课程

高校应密切关注和分析当前国家就业机制最新动态,合理设置创业课程,完善创业课程内容。高校在设置创业课程时,应该重视课程的实用性,同时结合课程设置的灵活性,针对当前市场发展情况和学生需求调整课程内容。帮助大学生科学规划自身的创业生涯,根据每一位大学生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定位未来发展方向,最大程度保证他们在毕业之后能够成功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培养大学生敢于创新和敢于创业的精神,高校可以在各大校园媒体上宣传成功创业的典型,比如校园广播站、高校官网、LED大屏幕等,展开创新创业交流会或者大学生创业报告会等,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培养创业精神。定期或者不定期邀请创业成功人士到校内开展座谈会,与大学生分享创业中的点点滴滴,引导大学生要做好承受创业失败和创业风险的思想准备。

3.4 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氛围是大学生成功创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高校应营造“以人为本”的创业环境,促使大学生充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为创业营造出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业的校园文化氛围,建立严谨、活波、开放、向上的校园创业模式,使大学生有足够的精力探索和研究自主创业;另外需改善高校创业教育的硬件环境,重点建设创业实训基地和产学研究基地,鼓励大学生主动应用自身的研究成果,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热情,加强他们成功创业的信心。

4 结语

我国各高校建立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想要引导更多的大学生自主创业和保证他们能够成功创业,需要高校、政府、企业的共同努力和合作解决我国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参考文献

[1]西凤茹,代凤美,唐志丹.大学生创业倾向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J].现代教育管理,2012(3):89-92.

[2]林刚,张正彦.论校园文化视阈下大学生创业文化环境及其优化路径[J].教育探索,2012(2):149-152.

产业路径演化 篇6

企业之间的竞争是商业模式的竞争, 乃至是相关企业之间商业模式组合集群的竞争, 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价值链已经让位于价值网络之间的竞争。商业模式是企业家将商业机会逻辑化, 最终演变为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 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 并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通俗地讲, 商业模式就是公司赚钱的方法。对于商业模式的理解, 可以着眼于行业, 也可以聚焦于一个企业。不过, 对个别企业商业模式的研究或许更会引起企业家的关注。商业模式内涵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包含了一系列要素及其关系的概念性工具, 阐明特定实体的商业逻辑。有的着眼于商业模式系统的各种资源, 例如, 资金、人力资源、作业方式、品牌和知识产权、企业所处的环境、创新力等。商业模式由客户价值、盈利方式、企业资源和能力构成了三维立体模式。“客户价值主张”可以简单地说向客户提供什么, “资源和生产过程”可以理解为如何提供客户价值, “盈利方式”可以理解为利益相关者价值的实现方式。判断一个商业的成功与否, 主要看是否为客户提供的独特价值;是否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是否可持续发展[1]。

无论是初创企业还是成熟企业, 商业模式都是企业成功的根本。商业模式描述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价值创造活动系统与连接机制, 但是, 追求可持续竞争优势很可能需要从商业模式开始。而当前, 商业模式研究多关注“结果”导向, 即聚焦于成型或成熟的商业模式, 而对其形成过程之关注则显得相对不足, 其实这个方面的研究更具有实战价值, 即研究如何将新技术、新思想转化为价值, 进而创造组织绩效。这个思路是更多地注重时间维度方面商业模式的演化。一个商业模式, 从创意到模式成型, 需要经过若干次试错的过程。商业模式成型过程会受到外在环境与内在因素的影响, 在理论上有无穷种演化路径。可能是成功的、平庸的、糟糕的、中途夭折的等, 因此, 对新商业模式的成型过程与动态测评进行研究, 将有助于人们在探索与创新中获取一个竞争力强的商业模式。

2 商业模式成型的标志

商业模式成型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过程, 也可以理解为结果, 或者阶段性结果, 可见, 商业模式成型是过程与结果的交替统一, 这也是不少学者研究的基本看法。李东教授等提出了商业模式容器模型 (2010) , 认为商业模式蓝图成型与规则成型阶段是商业模式成型的两个阶段, 成型发端于对特定问题所形成的解决方案, 而各板块蓝图层面的成型, 起始于经营决策人员对特定问题针对性方案的设计。在现实中, 任何一种新的外部市场机会、政策法律调整、经济文化等因素变化, 企业内部的改变, 诸如产品研发、技术创新等原因, 均会成为导致新商业模式成型的驱动因素。蓝图方案成型的基本推动力量是企业管理层的智慧和经验。商业模式规则层面的成型总体上讲有三类途径:第一, 转换。企业直接套用某个已经存在的规则。第二, 借势。这是一种间接推动规则成型的典型方式, 这是指通过影响管制部门, 形成于己有利的规则。第三, 创造。企业依靠自身的力量, 导入新的信念或改变消费行为, 形成新的商业模式[2]。也有学者认为, 商业模式成型的机理, 就像一个加工厂, 有输入、加工与输出, 这个过程的中间环节非常关键, 是资源与能力之整合, 是形成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节点。输入量可以是人、财、物这些量的变化, 如人才、技术、融资量等背景要素的改变, 也可推断商业模式的质量, 或者说是高效能商业模式形成的基础。而输出变量值, 如市场份额、市值、企业利润、用户数的变化, 并以此判断商业模式是否有成效,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判断。不过, 商业模式成型需要过程和时间。一个新商业模式的成型基本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是识别目标顾客;二是描绘有利可图的工作模式;三是学习调整, 执行与演化蓝图模式。商业模式的生命周期大致包括酝酿阶段、实验学习阶段、培育阶段与复制创新阶段。李永发 (2015) 以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为例, 对其商业模式成型的三个阶段进行了纵向的案例研究。研究认为, 商业模式成型是一个复杂过程, 在不同路径下, 会形成不同的商业模式, 在商业模式成型的不同阶段, 其任务应有所不同, 商业模式成型标志的主导逻辑在于:识别顾客需求并定义顾客价值;设计盈利模式获取企业价值。两种价值的实现依赖于可重复的标准活动系统, 就是成型的商业模式[3]。

3 商业模式演化的动因

变是绝对的, 不变是相对的。同样, 商业模式的演化与创新是企业赢得核心竞争力, 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外因与内因的不断交替变化, 是商业模式演化的基本原因。商业模式演化的动力可以划分为五个方面:一是技术推动;二是市场需求的拉动;三是竞争的逼迫;四是企业家推动;五是系统的观点[4]。可见, 商业模式演化的动因有来自内部的, 企业家追求利益的本质决定其会主动适应环境, 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 也有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 正如马克思认为, 出于对利润的追逐与外在竞争的压力, 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促进商业模式演化的因素当然也有来自内外综合作用的结果, 例如, 系统的观点。

徐蕾 (2015) 从设计驱动创新的角度来解析商业模式演化的动因, 她选取了国内一家有40多年成长历史的浙商企业——万事利为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 该企业设计驱动创新的路径是递进的, 即沿着流程一产品一功能一文化设计的形式演进。从时间维度看, 该企业创业期的商业模式是采用制造业传统商业模式, 面料加工与自产自销, 之后增加OEM业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 万事利进入积累期, 该时期的商业模式开始向价值链上下游进行拓展, 万事利发展成为集“染色一织布一印花一砂洗一服装”为一体的企业, 形成价值链拓展型的商业模式。进入发展期以后, 拓展丝绸功能属性, 成立丝绸礼品公司, 设立销售部、采购部, 成为产品功能设计创新的一大跨越。该阶段的商业模式的重心是延伸丝绸产业链, 扩大产品涵盖面, 注重全球化人力资源管理与管理团队建设, 加大研发投入, 构筑销售网络。成熟期以后, 万事利实施文化设计创新, 推出“丝绸生活”概念, 成立“浙江丝绸文化研究会”, 牵手众多文化遗产传承人和艺术院校, 着手成立中国丝绸艺术研究所, 建设强大的丝绸科技队伍及设计研发团队。在该阶段, 万事利转型成文化创意产业, 这种文化设计创新大大提升了企业竞争力。该阶段的商业模式转型升级为“传统产业+文化创意+高科技=新兴产业”的新路子, 整合资源, 开始了“从品牌出发, 以文化落脚”的价值网络型创新商业模式[5]。

可见, 企业的商业模式的演化动因是企业战略与企业发展历程的综合反映, 从传统模式到价值链拓展, 到混合创新型模式再到价值网络创新型模式演化, 其商业模式演绎的逻辑是设计驱动创新的变化的折射。

4 关于商业模式演化研究的述评

商业模式演化的内在动力一定是利益驱动, 不论是经济利益, 还是社会利益, 甚至是企业家兴趣使然, 皆为利往。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比较多, 有关于传统产业的, 也有关于新兴互联网企业的, 有侧重过程, 也有关注结果。张鹏, 王欣 (2015) 认为, 无论是互联网产业, 还是传统产业都已经处于平台化过程之中, 平台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存在于现实和虚拟空间的场所, 它以促进双边和多边的客户完成交易为主要手段, 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当市场处于“自然”和“自发”组织状态时, 资源配置机制依靠的是“看不见的手”, 而平台的出现标志着市场发展进人到更为高级的阶段, 以“显性市场”为存在方式。要素、利益和规则是市场属性的基础, 也是市场理论的研究基石。同样, 商业模式的演化也要以这三个方面为基础, 任何阶段的商业模式的变化都会经历要素流交换、利益流交换和规则流交换这三大由低到高的阶段。作者依此思路来研究平台商业模式的演化过程。所谓平台商业模式是指:“在市场化过程中, 平台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通过要素流、信息流与规则流促使平台各参与方完成交易并控制的全过程, 最终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一个平台组织的发展状况需要观察是何种模式在平台组织中占据主导地位, 并对其盈利的持续增长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依此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级阶段, 平台要素流商业模式, 这是一种最基本模式, 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模式。这种商业模式发展, 与商品本身包含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紧密相关, 同时也与市场供给双方的力量相关。在现实平台组织中, 大型连锁超市对供货方实行“进场费”策略是此类平台商业模式的体现。在互联网的电商领域也引入了要素流商业模式, 例如, 由京东挑起的与当当、苏宁之间“电商混战”都是这种模式的变相和升级。二是中级阶段, 平台信息流商业模式。信息流商业模式一般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电商, 电商从本质上分析, 就是平台在信息流平台商业模式的一种成功应用。三是高级阶段, 平台规则流商业模式。以规则流交换作为其平台基本盈利的一种模式, 这也是平台商业模式最高阶段,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社交规则。平台在市场具化过程中通过要素流、信息流与规则流促使平台各参与方完成交易, 实现最终盈利的全过程。未来平台商业模式的演化, 基础是要素流商业模式, 主导是信息流商业模式, 目标是规则流商业模式, 这是三者发展和演化的轨迹[6]。

夏清华、娄汇阳 (2014) 从组织结构对商业模式演化的影响的视角, 指出商业模式存在演化的刚性, 由于商业模式具有系统性, 使其有维持现有结构稳定的惯性, 他们将商业模式刚性分为主观刚性和客观刚性两个维度, 通过跨案例分析, 构建了一个商业模式刚性的演化模型, 该模型表明, 商业模式刚性会增强或者减弱原有的商业模式的竞争力, 某一维度的减弱可能同时伴随着其他维度的增强, 商业模式刚性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副产品”, 分析组织认知、结构、资源等系统要素对企业商业模式的影响, 揭示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对管理者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如何共赢、动态平衡, 以及调和多种商业模式之间的矛盾具有借鉴意义[7]。

龚丽敏、江诗松 (2012) 认为, 集群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成长的重要推手, 是主要的引擎, 也是产业发展的中流砥。商业模式这一新兴理念对集群龙头企业成长的解释力也日益明显。通过对温州低压电器龙头企业正泰集团25 年成长过程的纵向案例研究, 发现集群龙头企业在起步、调整和扩张的不同阶段, 价值主张、价值创造和价值系统整合三个维度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且与集群发展情况相适应[8]。

荆浩 (2014) 指出, 分析大数据时代商业模式时, 从营运、经济与战略等方面来剖析它们分别创造的低成本优势、经济价值与差异化的效能, 不过, 这三个方面显然有交集, 严格来讲, 这样的分类还是不够科学。展望未来, 企业利用大数据转变商业模式, 提升竟争优势是企业实现大数据综合价值的必然选择。不过, 大数据目前还是新兴领域, 系统性不够。未来基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商业模式演化的研究, 可能会在围绕商业模式原理的设计与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等方面展开[9]。

曾楚宏等 (2008) 以价值链理论为基础, 提出了衡量商业模式特征的三个维度变量, 并以此为标准, 将现有的商业模式分为四种类型:聚焦型商业模式、协调型商业模式、核心型商业模式与一体化型商业模式。具体的企业采用的商业模式类型不是一成不变的, 会表现出规律性的演化趋势。具体来说, 在产业初创阶段, 以聚焦型为主;进入产业成长期逐渐演化为一体化型商业模式;成熟期阶段, 企业主要采用协调型商业模式;产业的衰退期则转而采用核心型商业模式。这种分类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分析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不过, 不同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采取不同的商业模式演化规律, 显得有些不合逻辑, 既然不同企业的不同时期的商业模式会不同, 那么, 同一家企业的商业模式的演化规律不会太雷同, 因为, 企业有规模与性质的不同, 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有利于赢得核心竞争力才是硬道理[10]。

5 关于商业模式演化的成效评测研究简述

商业模式成型与演化的成效如何需要对其效能进行评测, 这是商业模式研究的一个热点, 也是一个难点。罗小鹏、刘莉 (2012) 对腾讯公司生命周期三个阶段的商业模式演变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 腾讯在创业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商业模式具有独特的演变路径和鲜明的特征, 其成功经验为我国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借鉴。2010年底, 腾讯实施开放平台战略, 100亿元的产业基金投资互联网企业, 实现用户、公司和伙伴的“三赢”。在具体分析生命周期三个阶段时, 作者运用蛛网模型从价值内容、目标顾客、网络形态、成本管理、收入模式、隔绝机制、伙伴关系与业务定位等八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 给出且有说服力的结论。商业模式创新是决定企业绩效的重要举措, 具有战略管理意义, 需要整合各种创新要素并使之相互协同, 才能取得良好效果。腾讯的实践表明, 商业模式创新的基本目的是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整合资源力是赢得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手段, 这就要求企业家具有良好的商业模式设计能力, 整合有价值的资源, 构建独特的商业模式, 降低成本并构筑防御壁垒等, 这是获取商业模式创新绩效的关键。企业应根据产业演变趋势及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创新, 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新商业模式, 推动商业模式不断演变。贴近用户并吸引用户, 快速放大用户的“规模效应”, 实现用户价值是互联网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经验[11]。

黄玲玲等 (2012) 从商业模式的九个方面, 即价值主张 (Value Proposition) 、客户细分 (Customer Segments) 、客户关系 (Customer Relationships) 、核心资源 (Core Resources) 关键业务 (Key Activities) 、分配渠道 (Distribution Channels) 、重要合作 (Key Partnerships) 、收人来源 (Revenue Streams) 、成本结构 (Cost Structure) , 选择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经过筛选, 采用了88家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的2002~2010年度数据, 用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笔者得出结论:政府政策调控下, 房地产公司的收入来源和成本结构发生了显著差异。2004~2009年之间成本结构均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2008年之后随着宏观政策的调整, 房地产公司的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加速。这些统计分析的结果将有助于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公司进行相关商业模式调整。这个研究方法具有借鉴价值, 依此方法, 选取2013~2015年的相关数据也同样有助于目前的房地产公司进行商业模式的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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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永发, 李东.新商业模式成型过程与动态测评[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 (12) .

[4]刘延杰.双重商业模式形成机理、冲突类型及演化路径研究[D].东南大学, 2012 (7) .

[5]徐蕾.基于设计驱动型创新的浙商商业模式演化研究——以万事利为例[J].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5 (1) .

[6]张鹏, 王欣.平台商业模式演化的理论分析——基于平台组织理论视角[J].西部财会, 2015 (7) .

[7]夏清华, 娄汇阳.商业模式刚性:组成结构及其演化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 2014 (8) .

[8]龚丽敏, 江诗松.产业集群龙头企业的成长演化:商业模式视角[J].科研管理, 2012 (7) .

[9]荆浩.大数据时代商业模式创新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7) .

[10]曾楚宏, 朱仁宏, 李孔岳.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商业模式分类及其演化规律[J].财经科学, 2008 (6) .

[11]罗小鹏, 刘莉.互联网企业发展过程中商业模式的演变——基于腾讯的案例研究[J].经济管理, 2012 (2) .

产业路径演化 篇7

2010年11月4日,美国重启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 E2),这引起了世界资本市场剧烈的反映。在本次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的时期,美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这无疑对金融危机的的发展态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体系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K rugm an)于1979年首创的。该理论是在黄金本位制度崩溃后,随着世界各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而采纳浮动汇率制度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当前货币危机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许多西方学者都使用该模型来解释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机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货币危机模型按照其研究的重点不同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探寻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矛盾关系,即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二是危机预期模型,其研究的重点在于强调危机的自我促进(又称为自我实现)的性质,即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三是道德风险模型,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金融资产泡沫同金融机构道德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即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以上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结论都明确地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急剧逆转的根本原因。国内已有的综述货币危机模型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但它们缺乏系统、全面地阐述每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形成的假设前提及其基本原理,在研究每一代危机的困境方面涉足更少。因此,本文试图在作者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高晨伟、王选华,2010)进一步来弥补该领域的不足,全面地研究三代模型的演化路径、理论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以便对现代金融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进行全面把握,并为研究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提供理论帮助。

二、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逻辑

(一)模型的假设前提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定前提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将内部均衡视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二是外汇市场信息完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国内外资本可完全替代,且投资者进行理性决策;三是政府发行货币不受限制;四是外汇储备规模有限,可以持续耗尽,但购买外汇的本国货币规模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得到;五是外汇市场实行固定汇率。

(二)模型的理论体系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研究了外汇市场的投机攻击同国家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K rugm an在1979年所构建的国际收支危机模型假设前提之一就是完全预见能力的存在(即外汇市场的信息完全),在这种假设前提下,产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国政府所实施的扩张性经济政策同固定汇率之间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性最终会导致理性的投机攻击产生。其理论逻辑在于:扩张性经济政策→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影子汇率↑→本币贬值。这时,公众会减持本币数量,增加对外币的持有,通过调整其资产结构来降低本币与外币未来收益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社会公众理性投机的持续攻击下,政府不断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货币,已有的外汇储备会随之而耗尽,固定汇率逐渐丧失。后来,弗拉德和加尔伯(Flood and G arber,1984)认为,由于国内的信贷过程和投机攻击随着时间的变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K rugm an模型中的完全预见能力假设不成立,他们对K rugm an模型进行了改进和简化,简化模型称为K-F-G模型。在K-F-G模型中,所有的经济变量都是动态变化的,且是一个具有线性结构的国际收支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为:Mst=Pt[a-b.Ret](1)

模型(1)的约束条件为:

在简化模型中,各变量的经济涵义在于Mst代表国内货币存量,Pt代表物价水平,Ret代表预期通货膨胀率,Rst代表即期汇率(直接标价法),Dct表示国内信贷量,Eft代表换算成本币以后的外汇储备,Dct'代表国内信贷对时间t的导数,Pt'代表物价水平对时间t的导数。由于国内货币存量Mst随时间t不停变化,因此模型(1)是一个实际货币需求函数。而从表达式可以看出,货币存量Mst与价格水平Pt成正相关关系。是个完全预见性假设,因为预期通货膨胀率Ret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率完全相等。Pt=Rst表示汇率同国内的物价水平相等,因为这里的假设前提是以购买力平价来决定汇率水平的高低,同时假定国外的物价水平固定不变,这样就可以将国外的物价水平标准化为1,从而等于国内的物价水平。

Mst=Dct+Eft的涵义是国内货币存量Mst为国内的信贷总量Dct与该国的外汇储备Eft之和。Dct'=μ(μ>0)是国内信贷量对时间t的导数,其经济涵义在于:政府通过增加信贷规模来弥补因实施扩张性经济政策而发生的财政赤字,且信贷规模增加的速度μ恒定。

当货币当局使用固定汇率时,表明即期汇率Rst是一个固定值,并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设固定汇率为,这时Rst'=0,因此

从模型(3)可以看出,外汇储备以与国内信贷量增长相同的恒定速度μ而均匀递减,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汇储备逐渐耗尽,这时固定汇率发生崩溃。假设外汇储备的最低额度为0,当外汇市场不存在理性冲击时,固定汇率制度可以支撑一段时间,所支撑的期限可以通过汇率的递减规律计算出来,计算过程为:

设外汇储备的初始存量为Ef0,而递减速度为μ,则固定汇率的维持时间。随着时间推移,当时间到达t>T时,外汇储备已经耗尽,即Ef0=0,这时货币当局就会放弃固定汇率而选择浮动汇率,结果就会使物价Pt和汇率Rst上下自由浮动。它们的浮动规律表现为:随着货币当局发行货币量的增加,物价和汇率相应地逐渐向上攀升,通货膨胀率随之上升,而实际货币需求在短期内下降。这时投机者会在外汇储备枯竭前发动攻击,通过购买大量的外汇储备而提前导致固定汇率失效,外汇储备枯竭。这时,从整个国家层面来看,资本流动方向会发生突然逆转,大量的资本会发生外流。因此,国际资本流动发生突然逆转的理论逻辑为:实施固定汇率制度→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资本逆转流向国外。而投机者攻击固定汇率的具体时间可以测算出来,过程如下:

设固定汇率失效时外汇市场出现的均衡浮动汇率为影子汇率Rst,投机者购买全部外汇储备的时刻为T*,在t>T*的任何时刻,Ef=0,这时有。又因为Mst=a.Rst-b.Rst',所以有:a.Rst-b.Rst'=Dct

解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结果如下:;所以,在t>T*的任何时刻,外汇影子价格Rst

由可知,国内信贷量Dct以恒定的速度μ增长,在任何时刻t,Dct的规模等于最初信贷存量Dc0与信贷增量μt之和,也即:Dct=Dc0+μt,所以有:

模型(5)告诉我们,任何时刻汇率的影子价格均以固定的速度随时间t的增加而上升。投机者攻击的精确时间,一般认为是当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两条曲线相交的时刻如(图1)所示。

从模型(6)可以知道,货币当局维持固定汇率的时间与外汇储备的初始存量成正相关关系,而与外汇储备的递减速度(或国内信贷增长速度)μ成负相关关系。当投机者发生攻击时,外汇储备的存量为:

三、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逻辑

(一)货币危机预期模型——O bstfeld模型其假设前提与基本原理是:

(1)O bstfeld模型的假设前提。由O bstfeld(1994)所建立的货币危机预期模型,其假设前提包括:国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外汇市场信息充分;外汇储备不构成货币汇率的约束条件,因为政府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很容易筹集到外汇储备资金;政府将内部均衡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政府对固定汇率制度的坚持与否主要取决于制度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如果坚持固定汇率带来的收益小于成本,政府就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让货币发生贬值;公众(或私人部门)的预期会改变政府对固定汇率制度的选择。从假设条件来看,危机预期模型所揭示的政府决策行为具有非线性特征,而正是这种特征会产生多重均衡的出现。政府的非现线性决策可以用以下两种逻辑来说明:逻辑一:公众对货币贬值预期上升→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工资上涨→政府为减少失业让货币贬值→恶化政府对失业和通胀的权衡;逻辑二: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利息增加→政府债务增加→预期通货膨胀政策出现。逻辑一和逻辑二都体现了公众预期的自我实现性,这种自我实现正是通过预期改变政府决策体现出来。根据逻辑一,可以推导出自我实现货币危机爆发的基本原理:即高失业率→货币贬值预期上升→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固定汇率成本上升→放弃固定汇率→货币危机爆发。

(2)O bstfeld模型的基本原理。首先,忽略放弃固定汇率对政府声誉损失模型。根据货币危机预期模型的假设前提,排除放弃固定汇率导致货币贬值造成的政府声誉损失,而只考虑贬值对政府预算约束预期的影响。这时,政府的损失可以利用如下函数表示:

在模型(7)中,L表示放弃固定汇率给政府带来的经济损失,T表示税率,ω表示货币的贬值率,θ表示政府对货币贬值率和税率的偏好常数。从模型(7)可以看出,政府不会选择过高的税率和货币贬值率,因为这二者的提高都会对政府带来损失,且政府的预算约束存在跨期特征,并受利率高低的影响,其影响程度随利率的提高而加深,因为利率提高使政府在上一时期借款后下一时期的还款成本会提高。在跨期预算约束条件下,政府始终设法让损失降到最低,而这种损失的高低又归结为利率水平。因此,可以通过政府的最小化损失函数来求出政府的反应函数,如下所示:ω=F(i),Lim.L=M in[L(T,ω,)](8),当利率水平处于某一确定的位置时,政府所选择的最优货币贬值率为ω。

除了政府反应函数以外,外汇市场也存在对汇率变化的反应,市场反应函数可以表示为如下模型:ω*=f(i);可以通过利率平价条件给出ω*的具体表达式,如下所示:,表示国际市场利率。

通过向模型ω=f(i)添加一定参数,政府反应函数表现为一条向右上方成递减速度倾斜的曲线,而市场反应函数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直线。可以通过曲线来描述政府损失函数、政反应函数和市场反应函数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3)所示。

在(图3)中,L1、L2分别表示政府反应曲线和市场反应曲线,A、B两点表示政府反应和市场反应达到均衡。其经济涵义在于:当公众预期货币贬值较低时,市场利率i1较低,政府愿意选择较低的贬值率ω1,当对货币贬值率预期较高时,市场利率i2较高,政府会选择较高的货币贬值率ω2。因此,公众对货币的贬值预期最终会自我实现。

其次,考虑放弃固定汇率给政府声誉带来损失的模型。当将放弃固定汇率给政府声誉造成的损失纳入考虑范畴时,政府的损失函数又可以变为如下形式:

在模型(10)中,用C表示货币发生贬值给政府声誉带来的损失,也即政府放弃固定汇率所支付的声誉成本,而γ是一个在规定范围内取值的系数,γ∈(0,1)。分下列几种情况展开讨论:(1)当国内不存在货币贬值时,ω=0,这时政府没有声誉损失,即γ=0;(2)当国内货币发生贬值时,ω≠0,即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声誉受到损失,这时γ=1。

(二)货币危机预期模型——金融恐慌模型

金融恐慌模型是货币危机预期模型的另一个理论模型,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戴蒙德和戴维格(D ouglas.W.D iam ond and Philip.H D ybvig,1983)首先提出来的银行挤兑模型,又被一些学者称为D-D模型。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银行挤兑模型的基本原理,许多学者采用保罗·克鲁格曼(1998a)对该模型的简化形式。

(1)D-D模型的假设条件。模型有四个假设条件:银行的存贷款业务遵循大数定律,存贷款业务按照一定储蓄进行;假设存在三个时期T(T=0,1,2),银行客户均在T=0时刻向银行存款,当取款发生在T=1,2时刻时,假定对应的回报分别为1+R,(1+H)2(H≥R);按照提款时期将存款者共分为两类:类型1(T=1时期提款消费)和类型2(T=2时期提款消费);银行不知道存款者的类型,只有本人知道。

(2)D-D模型的基本原理。首先,一般模型推理。假设存在一种跨3个时期的模型(T=0,1,2),在T=0时期有两类投资项目:第一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1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R,第二类项目约定只有在第2时期获得的报酬才为(1+H)2,且项目回报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时期越长,回报率越高,即假定H>R。因此,如果第二类项目的报酬要想提前到第1期取得,只有以价格P来计算报酬,且P<1+R。再假设投资者也有两种类型:两类投资者在初期(T=0)均只有1个单位资源,但是他们的消费预期不同,第一类投资者会在第1时期消费,第2类投资者会在第2时期进行消费,假定两类消费者均追求消费效用的最大化。因此,如果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类型,他们就会选择与自己相对应的投资类型:第1期消费的投资者选择第1类投资,第2期消费的投资者选择第2类投资。但是,假设在投资初期(T=0),两类投资者均不知道自己的类型,只有等到第1期期末才知道自己的类型,这时两类投资者如果发生消费与投资类型错位,他们都要发生损失:如果第2类消费者选择了第1类投资,他面临的损失为L1=(1+H)2-(1+R)2=(H-R)(H+R+2),如果第1类消费者选择了第2类投资,其损失为L1=(1+R)-P。其次,一般模型的应用。假设有一家银行并不知道投资者的类型,但是清楚两类投资者的长期比例关系:假定第一类投资者占两类投资者的比例为λ,相应地第二类投资者的比例则为1-λ,这时银行将两类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将既定的资源按照λ:(1-λ)的结构对两类投资项目进行分配,这样就可以满足所有的投资者获得自己的预期收益,即第1类、第2类投资者分别获得1+R和(1+H)2的报酬。因此,银行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创造流动性的中介机构,即将非流动资产转为流动性资产,最终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不过,银行为了消除所有投资者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满足他们预期收益的时候,自身却面临遭遇“挤兑”的风险。原因在于:假设社会出现不确定性因素,如战争、政治变革、经济危机以及其他预期会发生的重大事件等,在第1期期末所有第2类投资者要求提前支付存款,这时银行就遭遇破产的危险,因为存款人之间、存款人和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从而会出现当较多的存款人到银行取款时,很容易导致其他存款人参与进来。当银行发生挤兑现象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属于类型2的存款者预期银行的信用支付能力有限,也会提前要求支付存款,从而削弱了银行的整体信用能力,该银行就会出现信用危机。此外,一个银行的信用危机会动摇其他银行的信用能力,造成流动性恶化,这种现象被西方学者称为“传染效应”。当某个银行或某一个地区的存款人出现挤兑现象时,其传染效应可以迅速演变成大范围的金融动荡,而挤兑风暴可能会渗透到整个银行系统,从而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在金融恐慌面前,银行为了保全自身,往往会通过增加储备来改变存款人对银行的信用能力预期,让存款人对银行的信用支付能力充满信心。但是,银行的这种行为往往会适得其反,甚至会加速整个银行体系的危机到来。因为某一银行为了增加储备资金,其途径主要是变现T=2时期的资产,而实现变现的方式主要是提前收回贷款、银行系统外借款、同业拆借以及出售债务等等。当所有的银行都采用同样的方式解决信用支付能力时,大量的银行资产进入资产市场,从而会导致银行资产价格过低,银行损失重大,当银行所获取的净资产低于需要在T=1时期支付的债务时,银行就面临破产的危机。

四、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演进

(一)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

从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来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通过建立开放的小国经济模型来研究以劳动和资本作为投入要素的单商品生产,且国内商品对进口商品具有不完全替代性;假定收入不存在剩余,即企业将收入全部用于投资,工人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并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研究投入—产出的基本工具;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都在开放条件下运行;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融资不存在国内障碍,被允许任意借债经营,其投资规模受最优化条件约束,即:,在约束条件中,Rtd、Rtf、Rt分别表示国内、国外资本投资回报率和国内价格水平;假定国际市场的资金供给方对国内企业附加了约束条件,其融资规模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净财富水平和融资能力。

(二)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

K rugm an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部分:(1)金融过度(financialexcess)和道德风险(M oral hazard)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诱因。K rugm an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中介存在金融过度行为,这种行为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原理在于: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封闭状态时,随着国内企业的投资需求膨胀,国内资金逐渐耗尽,而又无法从国际市场筹集资金,这时企业膨胀的投资需求不会导致实际投资过度行为发生,而只会引起国内银行利率的上升;相反,当国内金融机构处于开放状态时,它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获取资金支持,这时金融中介机构会摆脱道德约束,将大量资金流向证券和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过度积累,形成金融过度和金融泡沫,恶化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当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受到外部力量的冲击时,金融泡沫破灭,货币危机爆发。(2)“亲缘政治”加深了金融过度的程度。这种“亲缘政治”表现在政府同企业和银行之间形成的裙带关系,并为这些机构提供隐性担保,从而催化了企业和银行敢于从事道德冒险的经济活动,由此形成的不良资产就成为政府的“隐性赤字”。然而,东南亚国家潜在的隐性赤字却表现为“良好”的财政状况,最终导致货币危机到来时政府无能为力的困境。正是这种“亲缘政治”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东南亚国家时刻处于危机爆发的风险之中。(3)东南亚爆发的货币危机主要在于企业的经营行为。因为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主要根源于:国内货币贬值→银行利率提高→企业销售收入急剧下降→企业资产负债恶化→企业财务状况崩溃。这时,即使想通过改善银行经营活动(比如将面临困境的银行实施重组)来扭转企业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这种设想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将金融环境得到改善,那种财务状况已经急剧恶化的企业也无法得到改变。因此,企业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的主因并不在于银行经营活动的改变。(4)在小国经济模型中,共有三个均衡存在。其中中间均衡具有不确定性。这时,其他两个均衡可以不予考虑:即当=时的高水平均衡和低水平均衡。当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时,国内企业无法在国内筹集到资金,因为资金所有者认为企业没有得到担保,贷放资金会承受较大风险,不会向企业发放贷款。这样,国内的实际汇率面临贬值的风险,加速了企业破产的进程,从而又印证了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所做决定的合理性,最终形成了拒绝贷款→实际汇率贬值→企业破产→继续拒绝贷款……的恶性循环。因此,资金所有者拒绝向企业贷款的行为具有预期自我实现的特征。(5)政府对于是否维持汇率的稳定性并没有固定的决策模式。因为在作出决策时它面临两难境地:当作出稳定汇率的决策时,另外一种导致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会随之出现。如当企业的财务杠杆效应十分明显,所负债的金额又较大时,如果政府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其维护成本较高,因为这样势必会导致企业减少生产,从而加速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货币危机随时爆发。

五、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现实困境

(一)货币危机模型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

到目前为止,货币危机模型还属于一种不断发展的理论,同传统的经济理论相比还远未成熟。比如,第一代危机模型所推导的投机攻击时间仅仅是在严格假设和高度抽象的条件下,从理论层面来论证确定的投机攻击时间,而在现实实践中并不能准确判断投机攻击时间点的发生;第二代模型虽然将心理预期视为货币危机的变量,对现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所强调的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多重均衡的出现,各种均衡之间随着预期的变化而不断转移,这种均衡转移的过程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三代危机模型将道德风险和亲缘政治等社会因素作为危机的控制变量,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危机爆发的影响程度如何来实施计量,从目前研究的现状来看还没有涉及。

(二)危机模型的封闭性无法扩展对现实的解释

从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体系来看,都是在分析个别案例的条件下形成一种只是局限于特殊现象的解释,而无法建立预测模型。因此,这种封闭的特性决定了三代模型的理论局限。对于货币危机来说,导致其爆发的诱因较多,如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制度因素等等,因此,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后都有其特殊原因,如果仅仅是从局部范围来进行原因分析,每一次货币危机爆发都会提出一种新的理论,且这种理论无法逐渐成熟,因为当下一次危机爆发后引起经济学者对原因的寻找又会掩盖前一次理论的发展。如此循环下去,最后留下的仅仅是讨论货币危机爆发的零碎的理论片段。

(三)危机模型研究方法上的“形而上学”

从三代危机模型寻找到的危机爆发原因来看,都是对危机现实表面原因的描述。当然,西方学者所描述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公众心理预期、金融体制的脆弱等等看上去的确符合当时的危机表象。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寻找这些原因其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因为那将涉及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思考。从历次爆发的货币危机来看,其主要原因均可以归结为市场的缺陷,而市场缺陷其根源又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视角考察,货币危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失败的象征。因为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的“万能性”,用“最小的政府、最大的市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定“良方”,想必这样的逻辑正是货币危机爆发的真正诱因。因此,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在各自局限的范围解释独特的危机现象,而使用这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来寻找货币危机爆发的原因,最终很难建立一套能全面防范、治理和预测各种货币危机的理论体系。

六、结论

从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演化逻辑及其现实困境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虽然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已经成为解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主流理论,但它们共同面临的现实困境则充分暴露了危机模型的局限性,即无法建立统一的理论体系来对金融危机进行解释、防范、治理和预测。全球金融危机还未完全过去,如何对此次危机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是当前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当前金融危机的现象来看,政府缺乏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是导致危机爆发的主因,这是区别以前货币危机的重要特征。因此,在既有的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逻辑框架内无法对此次危机作出合理的解释。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危机的出现是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其自身无法解决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因此,如果要建立一套能解释所有金融危机爆发诱因的危机理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框架下,从分析社会制度本身出发,将决定金融危机的本质要素分离出来,通过引入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管制职能来约束危机爆发的基础——自由市场盲目地、自动地调节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统一的逻辑框架下将所有的金融危机纳入解释范畴。至于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下建立统一的金融危机理论,这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摘要：本文系统地回顾了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条件和基本原理,并就历代货币危机模型的理论逻辑进行了系统分析。每一代模型都在其局部范围内解释了危机爆发的原因,在理论的形成和实践的指导方面具有现实意义。但三代模型所研究的导致危机爆发的原因都仅仅是对危机现象的表面描述,没有追寻危机原因背后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西方学者只能就每次危机作出现象的解释,很难建立一套能全面预防、治理和预测各种货币危机的理论体系,因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全面考察。

关键词：货币危机模型,演化路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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