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共12篇）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 篇1
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 使得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熊彼特开辟了用“演化”方法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发展的先河, 他把创新看作经济变化过程的本质, 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他的很多观点都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 以致他去世之后数年内, 他对其他经济学家观点的有见地的评论被记住, 但是他自己的观点却被人们遗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放缓, 熊彼特的思想和著作才被重视起来:演化经济学领域内的专业文献逐渐增多;一个以熊彼特名字命名的专业团体——国际熊彼特协会成立;1991年专业期刊——《演化经济学杂志》问世等等。这一系列现象表明, 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回顾自熊彼特以来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研究, 力争重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轨迹, 以期对未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熊彼特的演化理论
熊彼特的著作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和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复合体。他是一个多元方法论者, 相信用不同的方法能够解决不同的问题。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了解到动态观, 从经济历史学了解到历史的特殊性 (关于技术、产业、制度等) , 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那里学习了微观基础方法, 即通过个体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演化。演化经济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出现, 要归功于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竞争
熊彼特深受马克思的动态观的影响, 同时借鉴了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演化是由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驱动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引进新的、更有效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那些成功引入新的、有效技术的企业竞争地位得到提高, 而那些失败的企业将无利可图, 最终退出市场。这意味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提高将会齐头并进。”熊彼特采用了这一观点, 并使其成为他解释动态演化的核心。熊彼特认为: “这种类型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本质, 它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竞争, 而是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类型的竞争, 它并没有消减企业利润和组织新企业出现, 而是决定了它们的基础和活力” (Schumpeter, 1943) 。显而易见, 熊彼特通过引入一个更加广泛的创新概念扩展了马克思的观点。除了马克思提到的新机器 (即工艺创新) , 熊彼特的观点中还包括了新产品开发、原料或中间产品的新类型、新市场建立、商业组织的新形式出现等等 (Schumpeter, 1934, 1943) 。熊彼特认为, 创新和模仿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经济增长。一个成功的创新被大量模仿者追随, 这意味出现该创新的产业在一段时间内将迅速成长, 同时对相关领域也会产生影响, 一个创新很可能会诱导其他创新出现 (Schumpeter, 1939) 。但是, 熊彼特同时也指出, 这种集群增长迟早要放缓, 直到下一个成功创新的出现。届时将会出现集群循环发展的趋势, 这种循环模式可能会导致“商业周期”长度的不同。
(二) 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通过发展创新是如何建造的理论, 熊彼特脱离了马克思。他提出了创新的定义, 他认为创新是现存资源、设备等等的“新组合” (Schumpeter, 1934) 。这种“组合”被他贴上了“企业家职能”的标签。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 执行“企业家职能”非常艰巨, 因为现有的知识、习惯、信念必须发生作用, “惯例”之外的每一步都异常困难 (Schumpeter, 1934)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 个人、团体、社会层面存在很多要素, 使成功创新成为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问题不在于新思路的多少, 而在于如何成功地执行。熊彼特认为, 超常的管理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这种“特殊品质”与企业家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 创业的成功是与经济回报相联系的, 那些成功的人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他还指出了成功企业家的心理属性, 例如“建立一个私人王国的梦想”、“建立属于自己的朝代”, 或“想要战斗的冲动, 证明自己比别人强”最终“获得快乐”等等。他认为其中隐含的意义就是, 在创业原则上, 受其他“社会安排”的影响要比受其所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影响大的多。熊彼特指出, 如何做到这一点已经超出了他研究的范围, 但是“并非无法解决, 至少可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 通过对创业心理的详细观察来得出结论”。
20世纪40年代末, 他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创业史跨学科研究中心。这期间, 他在论文里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演化中企业家职能的宏观的、历史的观点: “企业家职能不需要用自然人表现, 尤其是单个的自然人。每一个社会环境都有满足企业家职能的方法……其次, 企业家职能往往是充满着合作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以下观点显然非常重要:没有个人的联合就不可能造就企业的个性” (Schumpeter, 1949/1989) 。比较熊彼特早期的观点, 该观点显然更加全面, 但是他却没有像发展单个企业家精神理论那样发展联合企业家精神理论。相反, 他提出在经济演化过程中, 理解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历史和理论方法相结合, 正如他同期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详细累积分析历史案例是揭示这些事情的最好方法, 这为理论家们提供了战略假定和驱逐口号” (Schumpeter, 1947/1989) 。从他坚持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这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
(三) 资本主义演化:从竞争到托拉斯
熊彼特的早期著作经常被攻击为典型的“赞颂”企业家个人。尽管他极力否认, 但是他在这些著作中确实主要强调了企业家个人, 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企业家精神”和大企业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建议, 应该对两种资本主义制度加以区分, 即“竞争的”和“托拉斯的”资本主义, 前者反映了传统的企业家领导动态, 他在早期著作中进行了分析;后者则指的是一个新兴的体系, 创新主要是受到“大企业”的照顾, 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Schumpeter, 1939) 。尽管他经常呼吁历史工作和案例研究, 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创新如何在大企业中开展进行深入研究。
熊彼特指出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演化可能会影响政治和宏观经济的性质, 同时他的观点在维持和发展民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熊彼特并不认为大企业对于竞争来说是一种威胁, 例如, 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指出, 尽管经济份额往往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企业中, 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强大到在一个国家内称霸。他进一步指出: “即使在大企业的世界里, 也不断地有新企业上位, 旧企业退出。创新仍然主要出现在‘年轻’企业中。与此同时, ‘老’企业普遍显示出一个症状, 我们委婉地称之为保守主义。”因此, 在熊彼特的观点中, 是期望企业之间的技术竞争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
(四) 熊彼特的贡献
熊彼特是公认的最具影响力的演化经济学家。通过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 他把演化的视角引入到技术、组织和制度的共同演化中, 并且运用早期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来进行微观分析。他最成功的工作之一是发展了创新的概念, 他认为创新在经济和社会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 是专门的个体与“一切如常”的惰性社会环境之间的斗争。在竞争理论中他认为, 竞争不仅从时间上看是一个动态过程, 而且从内部结构上看也是一个演进的动态过程, 从内容上看则是一个创新的竞争过程。熊彼特的这种关于竞争的分析, 将创新内生化于经济增长中, 把经济增长过程描述为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过程, 这成为了演化经济学的一个主题。
然而, 熊彼特的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忽视了一个现象, 即创新在其他团体和组织中是不断扩散的, 这意味着创新理论必须包括组织层面, 尽管熊彼特后来承认了这一点, 并且强调有必要对大公司中的“合作型”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研究, 但是没有进行过多的纠正。熊彼特研究的另一个缺点是, 他忽视了持续学习 (小创新) 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作用。
二、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
熊彼特去世后的几十年, 曾经是演化经济学研究的低谷。经济学家们逐渐采纳了熊彼特崇尚的正式的、数学平衡的方法, 但是发现该方法对理解经济演化的价值并不大。尽管几乎没有人明确表示在做演化基础方面的工作, 演化思想却很快出现在应用研究中。演化经济学应用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上, 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技术、增长和贸易的动态
20世纪60年代, 一些学者 (Posner, 1961;Hirsch, 1965;Vernon, 1966) 发现, 国际贸易的实际模式似乎偏离了预测的均衡, 而正是创新不断地破坏了这种均衡。这些学者认为, 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不是某种特定的自然或人为资产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分配, 而是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之间的互动。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在关注创新、技术扩散、各部门和各产业之间的贸易。
对熊彼特思想的研究最早开始于苏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中心 (SPRU) , 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1965年, 由Christopher Freeman领导。随后的几十年中, 科学政策研究中心 (SPRU) 试图对技术、增长和贸易动态 (Dosi和Soete, 1983; Fagerberg, 1988;Dosi, Pavitt和Soete, 1990) 开展更全面的理论研究, 同时基于研发和专利统计方面的数据开展实证研究 (Pavitt, 1982; Soete, 1981, 1987) 。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熊彼特定义的创新, 认为创新是经济变革的推动力。创新被视为专业化模式、贸易和经济运行之间的长期差异背后的主要因素。一些相关的“传统”因素被降级到次要地位、或被假定为只具有短期性质。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 应用研究大受欢迎, 其中的一些有了强烈的“演化”味道。经济史学家Gerschenkron (1962) 研究欧洲经济追赶过程时提出, 对于先驱者, 增长应该被看作是内源性与路径依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于后来者, 为了适应这一动态不得不在政治、制度、经济方面有所改变。在他看来, 政治和经济的追赶对企业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包括Abramovitz的关于跨国增长的长期运行分析 (Abramovitz, 1979, 1986, 1994) , Cornwall (1977) 提出的内生增长和“转型”过程及配置资源的能力 (投资) 等等。还有一种研究暗含了更多的凯恩斯主义的味道, 该研究主要用国际市场的需求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进出口增长。但是, Kaldor (1981) 指出, 这种弹性并不是真正的外生因素, 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需要重点考虑。
虽然这些学者多次强调了创新, 他们建立的模型和实证研究却并没有明确地将创新 (或研发) 包含在内。为了纠正这一错误, Fagerberg (1987) 提出了一个基于熊彼特思想的实证模型, 包含了创新、模仿以及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商业性技术开发。他认为这个模型是非线性的, “社会能力”低的落后国家有“被困”的风险。另外, 学者们也在尝试运用交叉学科进行研究, 不断地提出创新、增长和贸易方面的新见解。
(二) 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长波互动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一系列的“工业革命”, 特别是技术和体制变革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重要的创新不是随机发生的, 而是往往聚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和特定的经济部门中, 这通常会引起一个不连续的“长波”增长模式。这个观点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在随后的几十年未受到关注。然而, 随着20世纪70年代大萧条来临, 该理论再次流行起来。Men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创新克服大萧条的僵局》中, 采用了与熊彼特一样的观点, 即根本性创新会以集群形式出现, 它们会引起长期的持续增长。同时, Mensch还指出, 由于对新事物的抵触增强, 主导产业进一步增长的潜力渐渐缺失, 随之整体增长放缓, 最终, 萧条出现了。萧条的影响之一是削弱了公众信任旧格局反对新事物的想法。Mensch认为, 这种对西方经济历史的解释与创新活动中观察的高峰和衰退是一致的。
然而, 这种解释遭到了Freeman, Clark和Soete (1982) 的质疑。尽管这些学者承认创新是以集群形式出现的, 并且发生在繁荣和衰退期, 他们批评Mensch研究中隐含的假设因果关系, 认为对经济影响而言, 重要的不是根本性创新, 而是创新扩散, 其往往会推迟十年以上, 直到盈利能力更清晰, 或相关社会发生变化。Freeman等学者还特别强调了系统创新的视角, 创新扩散过程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机械的过程, 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影响过程。
在创新过程中, 技术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 并且诱发其他相关的创新。这种“技术系统”并不一定导致“长波”, 但如果一个系统非常大, 持续时间长, 或者几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在一起 (Freeman, Clark和Soete, 1982) , 就有可能导致长波。Perez建议 (1983, 1985) , 用演化的视角来解释这种几个系统共同发生作用, 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关注。Perez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关键“因素”的出现, 以普遍适用及成本迅速下降为特征, 并且可以用在许多经济部门, 从而产生广泛影响。
通过不断的试验和纠错, 管理和组织新技术的“常规”方式出现了。Perez使用术语“新技术风格”或者“新技术经济范式”来形容这些管理和组织经济生活的新方式。然而, 新的管理和组织风格, 很可能与现有经济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相冲突, 这可能会大大延迟新关键因素的扩散, 减缓经济增长。因此, Freeman等 (2001) 建议, 从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政治五个不同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演化, 每个体系都有自己的动态, 这为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铺平了道路。
Freeman等学者的研究为演化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 它开辟了创新的系统研究, 并且将其应用到历史进程中, 使人们对技术体系更新换代的动态有了更好的理解。第二, 首次尝试将技术动态与社会、组织和制度特点联系起来, 尽管熊彼特倾向于将这些作为约束条件。Freeman指出, 社会、组织和制度因素实际上使创新成为可能, 并且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时间变化的。最后, 创新系统方法为创新政策和技术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创新系统间差异及识别政策影响行为者的有利工具。
(三) 创新系统
20世纪80年代, 随着学者们对“长波”研究的兴趣逐渐消退, 很多学者开始接受熊彼特提出的“创新过程和技术扩散都有很强的系统性特征”的观点, 同时, 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的特点是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 (Dosi, 1988) 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通过创新应用领域的研究发现 (Kline和Rosenberg, 1986) , 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倾向于形成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网络 (而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 一系列关于创新扩散、社会、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系统性关系研究开始出现。尽管一些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可能是全球相关的, 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多数与国家或区域紧密关联。因此, 将社会性、制度性和政治性的因素进行整合, 创新扩散的维度自然就形成了。
可见, 这类文献的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技术和该技术领域的动态演化联系起来。这些文献重点关注国家层面的“国家创新系统”, 将其定义为“公共制度的网络, 内部各部门之间相互作用, 对创新进行开始、引进、修改和扩散” (Freeman, 1987) 。在实践层面, 这些研究大多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 确定和描述影响R&D和创新的行为主体、机构和制度。不过, 根据Freeman (1995) 的研究, 第一个使用“国家创新系统”一词的学者是Lundvall (1988, 1992) 。在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中, Freeman和Nelson采用了宏观的观点, 并且重点强调了R&D的国家参与行为。相比较而言, Lundvall的观点则更加“微观”, 主要研究“学习”是如何在经济系统内发生的。尽管熊彼特提出创新应该被视为一个不同来源的新知识的组合 (Lundvall, 1992) , Lundvall则认为没有理由只强调“大创新”, “小”的根本性创新的积累作用同样也很大。此外, 熊彼特主要强调执行新组合的人和经济环境的反馈, Lundvall则特别强调了不同组合中各种知识的作用。Lundvall认为, 这些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企业和其周围环境之间, 特别是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因此, 按照Lundvall的观点, 一个经济系统的特点就是企业、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密集程度和持久关系。
为什么这些创新系统是国家性的呢?Lundvall给出了至少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历史性的。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随着时间缓慢进行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业和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紧密结合在一起, 就像很多发达国家那样, 那么该国创新动态具有国家性的概率会很高。第二个理由与文化、语言和制度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方便了企业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 所以对学习有积极的影响。虽然有很多国家的实例能够验证这两点, 但是也存在不少相反的例子。例如, 一些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相邻国家的经济连结成一体, 还有些国家可能是多语言的, 有文化分歧的, 或是一个联邦结构, 在体制和政策上允许相当大的差异等等。显而易见, 创新是否具有国家性是由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决定的。实际上, Fagerberg (1995) 在这种“一体化”方面作过研究, 发现各国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例如日本、北欧国家非常适合这一理论, 但是一些欧洲国家 (特别是澳大利亚、法国和英国) 却不适合。
这就引出了如何定义系统边界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学者指出, 系统边界不能假定为遵循国家边界 (Carlsson和Stankiewicz, 1991;Cooke等, 1997;Edquist, 1997) , 学者们普遍认为创新系统的领域会因技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此, 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技术系统”这一概念, 将其定义为“一个特殊的经济或产业领域的主体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网络, 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基础下, 参与一代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他们的研究更加强调行为主体的“经济竞争力”, 经济竞争力是“稀缺资源的不公分布”, 关键取决于扩大“经济机会集”的能力, 发挥将已有网络转变为一个全面的“技术系统”的潜能。他们认为, 这样的系统经常会具有空间维度, 有时是国家的, 但经常是区域的。
创新系统的研究快速发展并产生了很大影响, 颠覆了“创新线性模型” (基于“生产函数”的研究) , 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学者们拥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 将研究重点放在 (创新) 系统内各种代理商、组织、机构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以及经济系统将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各种行为主体整合创建新技术时的交互能力方面。尽管有这些优点, 创新系统的研究只是理论假设和实证总结的混合体, 尚未形成理论或方法, 在系统实证工作方面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要对系统如何工作进行更加精确的理论分析。一个可能的方法就是与更加正式的演化理论进行学科交叉, 这正是下文中将要详细介绍的内容。
三、演化模型
建立经济演化模型的尝试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Nelson和Winter的研究, 他们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进行了总结, 这部书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著作。Nelson、Winter与熊彼特研究的共同点是将技术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 企业将利润用于新技术或设备的再投资, 成功者将获得高额利润回报, 并且比其他企业发展得快, 而那些失败者将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另外,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也与熊彼特有着重要的区别。第一, Nelson和Winter认清了生物演化理论和他们自己的演化理论之间的区别, 公开反对将生物学分析用于他们自己的理论, 或者是用于建立一个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演化理论。而熊彼特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理论运用到经济学中。第二, 在早期Simon等人的基础上, Nelson和Winter基于“程序性”或“有界性”的想法增加了对企业行为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第三, Nelson和Winter允许企业行为 (战略) 及行业特点的多样化, 允许企业技术活动及实际活动产出之间存在明显差距 (他们认为其中存在很大的随机因素) 。最后, 他们淡化了经济演化中主要间断点的重要性, 尽管熊彼特认为这点很重要。可以说,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更具有“渐进”的意味。
(一) 建立演化的认知基础: “有界性”或“程序性”
为了建立研究的微观基础, Nelson和Winter接受了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观点, 认为人类根本无法预料行动的所有可能结果, 这个世界太复杂, 信息量过大, 人类的认知能力 (甚至大型计算机) 太有限。按照该观点, 人类实际能够做的就是选择简单的并且要求较低的决策类型, 采用所谓的“满意度”的行为。“满意度”行为即只要一个行为规则导致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行为主体就将坚持这个规则, 直至行为主体开始寻找其他出路。
这个方法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被利用。Cyert和March (1963) 在他们的《企业行为理论》一书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的决策。Alchian (1950) 在他的经典论文《不确定性, 演化和经济理论》中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分析。Nelson和Winter (1982) 遵循Alchian的观点, 将“有界性”视角应用于企业的行为分析。一般来说, Nelson和Winter往往将企业 (或组织) 看作是相当“保守” (抵制变化) 的 (Nelson和Winter, 1982) 。
企业假定遵守既定的规则 (或“日常活动”) 。日常活动决定行为 (与环境冲击联系在一起) , 这是遗传的, 也是可选择的。不过, 尽管Nelson和Winter强调了惯性, 日常规则仍然可能改变。根据Cyert和March (1963) 的观点, Nelson和Winter (1982) 试图引入一个规则的层次体系, 其中较高层次的规则控制较低层次的规则, 并采用了“搜寻”和“规则引导”、“规则变化过程”等术语 (Nelson和Winter, 1982) 。
(二) Nelson和Winter模型
尽管大多数企业满足于他们自己做事的方式, 一些企业还是无时不刻地寻找新的、更加有效的规则。寻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并不能保证找到比原来更加有效的规则。相比之下, 只有发现更大的优势, 企业才可能应用新的规则。企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寻找, 从退出 (创新) 中开发新规则或者应用已有的规则 (模仿) 。创新比模仿需求更强烈, 同时也更有价值。这两种方式下都存在搜寻成本, 其中最典型的是R&D费用, 成本随着搜寻难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到一个更好的规则取决于企业R&D的投入和其他的搜寻成本。
企业在搜寻过程中的投入取决于搜寻规则的特点、企业的能力、以及投资的意愿。企业的搜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利润, Nelson和Winter的模型中假设这些投资来自于企业的留利。大企业能够比小企业投入更多的R&D资金, 因此能够找到更好的规则。大企业能够更容易地引入新的、更好的规则, 因为他们有较高的生产量 (新规则可以应用) 。因此, Nelson和Winter认为大企业更有优势。为了抵消这一趋势, 他们假设, 大企业 (更具市场力量) 具有更高的利润指标。最终大企业会“遏制”小企业的发展。Winter提出保持竞争的另一种方法是, 允许“外界”的企业进入。同时, Nelson和Winter的模型通过模拟动态研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其中用了很多关键的参数来反映不同国家、工业、企业和时期内的不同假设;并且, 列出了不同的模拟数列, 其中一个使用Solow (1957) 的数据来研究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 能够很好地校准及重现历史数据。
Nelson和Winter为演化经济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Nelson和Winter运用“惯例”、“搜寻”、“演化环境”、“创新”等演化思想的概念, 取代了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概念体系, 把经济的演化过程描述为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
第二, 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 特别是企业内部知识的作用。Nelson和Winter分析了日常活动、技巧、“组织记忆”、隐性及显性知识, 这些是学术界公认的贡献;同时, 也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 Nelson和Winter对模型进行了改进, 通过主要的分析方法阐释了演化的核心机制:演化动态的核心是规则, 选择过程会提高群体的平均能力, 即使没有新的注入, 既定环境中行为主体的表现会同样优秀。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演化动态的模型, 例如, Iwai (1984) , Conlisk (1989) , Metcalfe (1994, 1998) 和Andersen (2001) 等。
第四, Nelson和Winter的研究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制度”的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动态。在《技术制度变迁中的熊彼特式的竞争》一文中, Winter (1984) 提出了模型的一个新视角, 即解释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及“惯例”两种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将这两种区别模式化时, Winter允许新企业的进入 (很大程度上需要外部知识) 以及企业创新战略的 (小的, 适应性的) 转变。他提出, 这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是外部和内部技术 (或知识) 哪个起主要作用的差异。前者 (导致大量的加入者) 在“企业家精神”制度中起主要作用, 后者 (有利于产业集中和进入壁垒) “规则”制度起很大的作用。
(三) 其他演化模型
其他的演化模型以各种形式扩展考虑了创新的要素, 例如产品创新、需求、劳动力市场、某些生产部门、优质资本、金融部门、学习等。Saviotti (1996) 在Pasinetti (1981) 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 纳入了产品创新和需求。继Silverberg之后, Possas等 (2001) 提出了在模型中如何增加新投资。Dosi和Orsenigi (1988) 将“干中学”来补充Nelson和Winter提出的搜寻过程。Silverberg和Verspagen (1994) 提出的关于创新和学习的代表性研究是, 在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允许企业改变他们的R&D战略。这表现为连续的“发展阶段”, 以不同的市场结构组合、R&D强度和增长为特征。Silverberg和Lehnert (1993, 1994) 强调了投资时机 (优质资本) 对演化模型的重要性。
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演化结果通常是不确定的, 可能出现很多不同的结果, 最后实现哪种结果 (被选择) 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包括初始条件) 。特别是如Arthur (1994) 所说, 收益增加时, 初始条件中无论是R&D投资差异、干中学, 还是外部网络等因素, 均可以导致长期结果的差异。任何技术、企业开始时得到的初步优势, 收益增加时, 这些优势也随之而逐步增强, 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或逐出市场。即使技术、位置较佳的企业也有可能会发生失去竞争优势, 被逐出市场的结果。因此, 即使收益递增, 也无法确定市场力量“选择”方案在任何意义上是不是“最佳”的。
虽然Arthur用来证明其观点的一些实例被证实是有争议的, 但他的一个正确的观点是, 强调了收益增加时的多个平衡点、初始条件和历史条件的重要性, 最优性观点一般不会在演化经济学中起作用。此外, 如Andersen (1994) 的观点, 只要不存在变化, 行为主体“将永远持续一个特定 (最优—次优) 的行为”。因此, 按照Andersen所说, 不需过多解释可能“锁定”的一个特定路径以及这种路径依赖过程如何变化。
(四) 演化模型的贡献
经济演化模型有什么贡献呢?虽然经济演化模型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 但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演化模型才开始出现。由Nelson和Winter于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一个里程碑。在随后的几年中, 该领域的文献有了新的增长。但是, 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在美国主流经济学期刊上, 该领域的学者们还是认为, 他们的工作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因此, 结果就是演化模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尽管对主流的、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来说 (尤其在美国) 并不受欢迎。但是, 这些经济演化模型文献帮助澄清了演化的几个问题。
第一, 明确了演化研究的重点是理解经济现象的“种群思想”。它有别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 旨在通过推断整个群体内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 来了解宏观现象。演化经济学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经济互动的行为。可以说, 我们观察到的很多经济现象可能会比参考所谓的“代表性行为主体”的特点, 更好地帮助理解这种互动的进程。
第二, 有助于表明经济演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表明, 多样性是演化模型增长的来源。但是, 选择降低了多样性。因此, 除非系统内有新的多样性注入, (内生) 增长将会消失, 系统将趋于静止状态。这在本质上是对“锁定”和“路径依赖”等备受争议的现象的解释。如果没有新变化, 或者选择变得“太强大”, 建立变化则“太弱”, 该系统将被锁定到特定的路径或状态。因此, 新变化即创新的建立对经济的演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 揭示了与新变化密切相关的问题, 即行为主体如何思考、学习和行动。Nelson和Winter最早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作出了贡献。他们运用“过程合理性”和“行为满意度”, 从最初研究个人行为, 到研究整个企业的行为。企业的行为, 包括搜寻新的或改进的规则, 以及基于惯例的规则。并且按照他们的说法, 企业行为的惯例理论实际上是为解释产业演化服务的。但是, 这些有目的的行为是否会因为内部成员的怀疑, 而存在对“规则打破者”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 新变化的一个重要资源可能被忽视。这将是今后演化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课题。
四、结束语
本文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为主线, 对熊彼特以来的演化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重要的文献作了回顾。演化经济学与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之间既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也是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出,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论点:第一, 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是经济更具活力的根本保障;第二, 演化过程具有国家性特点;第三, 规律性创新的作用, 即一个重要的创新打开了“机会”之窗, 并导致了创新集群的产生, 与之相关的是演化过程中学习的重要作用, 以及创新环境在诱导、改进和选择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第四, 行为主体在演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演化经济学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 但是近几年的发展趋势已表明, 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动态演化的思想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认可, 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摘要：过去的几十年,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本文从技术竞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资本主义的演化三个方面回顾了熊彼特的演化思想, 并以此为基础分别对应用领域的演化研究、演化模型研究等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总结和评述。
关键词：熊彼特,创新,演化,演化模型,动态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 篇2
[摘要]对农业经营组织演化的经济学机理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
研究表明：农业生产特性使得公司化和集体化模式面临高监督和组织协调成本，中国农村土地安排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农业家庭经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农业家庭经营本身难以克服农业资本和技术服务约束、市场准入困难和市场风险威胁，农业经营正在经历一个组织化的过程。
“公司+农户”在克服市场进入障碍和降低市场风险的同时，面临着由于合同不完全性、不公平性和机会主义导致的合约不稳定窘境;农户合作社通过农户之间的合作，能够克服农户资本和技术服务农业生产约束，通过组织化农户与企业签定合约，提升了契约稳定性，但传统的农户合作存在“搭便车”等内在缺陷，限制了服务的规模，必须进行内部制度创新，向新一代合作社演化。
农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技术变化，必然会引起农业组织本身的变化，农业经营组织演化的经济因素和演化方向，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农业家庭经营;纵向协作;农户合作社;新一代合作社
一、引 言
20世纪70年代末，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市场化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产品市场供给逐渐从总量短缺转向结构性过剩。
农业家庭经营面临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迫使农户通过市场营销合作和纵向协作经营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农业组织化的模式众多，大致经历了从1984年山东诸城最早出现的“公司+农户”，到1994年山东莱阳最先创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业经营组织化，成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客观要求和发展市场农业的必然选择，引起了国内学者广泛的理论探讨。
例如钱忠好[1]、杨明洪[2]分析了交易费用对农业组织演化的影响;周立群和曹利群[3][4]对组织模式选择与契约稳定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刘凤芹[5]、生秀东[6]等考察了组织演进与农产品市场风险间的关系。
尽管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不同，但都强调交易费用在组织演化中的作用。
然而，农业经营组织化是一个动态或演化的过程，从农业家庭独立经营到“公司+农户”模式、从“公司+农户”模式到“公司+合作社+农户”、从农户传统合作再到新一代合作社，组织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向前发展，现有研究对于农业经营组织演化的内在逻辑缺乏系统分析，组织演化决定因素的研究尚显不足，包括农业家庭经营的合理性及其困境、企业与农户间纵向协作的制度逻辑和农户专业合作组织的演化趋势。
研究农业经营组织化的制度逻辑，对我国农村培育和健全各类农业产业组织，特别是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鉴于此，试图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农业经营组织演化逻辑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探讨农业经营组织演化的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动态耦合过程。
二、农业家庭经营的合理性及困境
(一)农业家庭经营的合理性
农业的家庭经营形式之所以普遍存在，而且长盛不衰，其根本原因在于家庭经营与农业的产业特点相适应。
农业生产自然约束下的生产结果不确定性和农业生产地域分散性，使得公司化与集体化的经营模式安排面临高监督和组织协调成本。
而农业家庭经营具有如下优势，包括：(1)各成员都可平等享受最终的劳动成果，存在努力工作的激励;(2)成员交流比较密切，行为容易被观察，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3)成员之间存在情感关系，约束了机会主义行为;(4)成员普遍具有对家庭组织发展的忠诚(Valentinov, )。
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的规模受户均土地资源禀赋和农地流转进程两个方面的约束。
根据国土资源部调查统计，我国农业耕地资源不断减少，耕地总面积为19.51亿亩，减少为18.26亿亩。
19全国乡村户数为23,437.6万户，为25,222.6万户，净增加1,785万户，增长了7.6%。
耕地资源的不断减少、乡村户数的不断增加，加剧了户均耕地不断缩小的趋势。
年，我国户均耕地为8.32亩，20为7.74亩，减少了7.0%。
中国的户均耕地规模狭小，抑制了农业生产规模效率的发展，农户规模扩张缺乏现实基础。
但无论如何，农业家庭经营仍是土地资源约束下的合理选择。
当前，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甚至缺失的情况下，农村耕地被赋予了社会保障的功能，表现在最低生活保障功能、养老保障功能、医疗保障功能和失业保障功能四个方面。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导致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大都以兼业转移为主，限制了土地的自由流转。
耕地流转的速度和集中速度、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和转移数量，构成了通过耕地流转的途径来实现农业生产规模扩张的制约因素。
农业家庭经营的格局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二)转型期中国农业家庭经营的困境
农业经营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系列复杂活动。
农业家庭经营的外部环境变化使农业家庭经营面临着资本约束、技术服务约束、市场进入障碍和市场风险约束等困境。
第一，资本约束。
为迎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变化，种植高附加值农产品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但这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部分小农由于现金约束而无法实施这类种植计划。
而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受政策定位、经营规模小、资金实力和资产质量低等因素影响难以与农户实现有效的对接，而且往往因农户贷款数额小且比较分散，不积极甚至不愿意发放小额农业贷款，即使是近年来兴起的旨在帮助穷人的小额信贷服务，也倾向于将贷款拨给那些有非农经营项目和可以按时分期还款的农户。
因此，资本约束阻碍了那些缺乏资金的小农种植结构转变。
第二，技术服务约束。
农业的生产过程十分复杂，教育程度低下的农民需要技术指导，包括灌溉技术、耕作技术、施肥施药技术和管理技术等。
现阶段我国农技推广机构的推广职能已经不同程度的弱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存在着投资不足、体制不合理、推广方式方法落后、人员知识断层与知识老化等问题。
更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及周期性，农户对生产中的服务(例如机耕、灌溉服务)需求具有刚性特征，以致农户在此类服务购买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高昂的交易成本。
第三，市场进入障碍。
随着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农户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的经营主体，单个农户参与市场的交易费用极为高昂，包括搜寻和信息费用、契约签订的谈判费用、以及监督费用和合约义务的履行费用。
搜寻和信息费用产生是由于交易前农户需要搜寻合适的交易对象，这个搜寻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费用;谈判和决策费用是在签约时农户就合约条款谈判和协商而必须支付的费用;监督费用和合约义务的履行费用是由于农户保护自身权利和执行合约条款而产生的费用。
第四，农业市场风险约束。
农业的经营风险主要来自生产和销售环节，期货市场能够转移农产品的销售价格风险，而农业保险可以转移农业的生产风险。
然而，目前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主体发育不充分、风险监管力度不够、上市品种也不多(目前只有7个农产品交易品种)，农户难以利用期货市场防范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风险。
现行的大多数农业保险模式实际上也只能对具有一定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的专业户、农场、农业龙头企业等提供风险服务，一般农户事实上被排除在农业保险的对象之外。
三、农业经营组织化：一个经济解释
狭义的农业组织化就是农户组建或参与协会、农会、合作组织等团队化组织的过程。
从广义上理解，农业组织化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与制度来协调社会经济分工，从而使之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的发展过程。
从目前来看，农业经营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公司+农户”、“专业市场+农户”、“专业协会+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大户+农户”等。
这些形式可以分为公司与农户之间的纵向协作和农户相互之间的横向联合两类。
为便于分析，下面仅就“公司+农户”(纵向协作)与农户合作社(横向联合)进行解释，结论并不失一般性。
(一)“公司+农户”纵向协作关系
“公司+农户”模式作为农产品产销一体化的组织形态，把农业生产与产品加工、运销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外部的市场交换通过契约的方式，内化为一体化流程，通过各自的比较优势，组成一个经济共同体。
通过“公司+农户”模式，企业发挥了农户缺失的企业行为能力，农户则成为企业的“生产车间”。
从合同类型来看，公司与农户签订的种植合同主要分为销售合同和生产合同。
销售合同是企业在产品种植初期预先支付保证金，收获时按市场价格或保护价收购;生产合同是企业控制投入要素和数量，要求农户采用指定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如种植密度、种植时间、收获时间和交付时间等。
销售合同的签订，有助于农户克服市场进入障碍和降低经营风险。
生产合同的签订，理论上讲不仅能克服农户的市场进入障碍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还可以解决农户的资本约束和技术服务约束。
企业事先向农户提供生产性要素，等产品交付时再扣除要素成本，缓解了部分小农的资本压力;在生产过程中，企业还会向农户提供技术服务，指导农户如何提高产量和产品质量。
但从目前来看，农户与企业签订的主要是产品销售合同，生产合同则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众多分散的农户种植规模较小，增加了企业直接与单个农户签订合约的交易成本，使得企业不太愿意签订生产合同。
“公司+农户”模式降低了农户市场进入障碍和市场风险，部分克服了农户资本和技术服务约束，但“公司+农户”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最典型的就是违约现象频频发生。
据估计，当前全国各种农业合同的履约率不足20%，有80%以上最终未能兑现。
违约行为不仅来自合同的不完全性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更重要的可能是源于农户不对称的市场弱势导致的合同条款的不公平性。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存在与生俱有的四个缺陷：(1)农户与企业的主体地位不对称、责权利不对等;(2)企业与众多农户签约面临着巨额的交易成本;(3)企业与农户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4)企业与农户之间缺乏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
这种组织形态的不足，使得一旦政策或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就很容易出现分离或不合作行为。
同时，因为交易量小，法律对此的约束也很有限。
不对称的市场弱势和境况类似的同业者，构成了生产者进行某种专业性集体行动的动力或倾向，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二)农户专业合作组织横向联合
在“公司+农户”模式内部，农户自身的签约弱势地位，加上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迫使农户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组建农户合作社，提高自身组织化程度。
农户合作社的发展，改变了单个农户的弱势地位，提升谈判地位，可以增强合同条款的公平性，遏制企业在合同执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周立群、曹利群,;生秀东,2007);同时，农业专业合作社通过社员资格认定的甄别机制和内部成员相互监督的约束机制，能够制止农户在合同执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企业与农户签约的交易成本。
因此，农户合作社的存在，能够增强合同关系的稳定性，从而减少违约行为。
农户合作社除了在“公司+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中生成，也可能是以“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出现。
合作社能够以较低的`费用向农户提供产前的生产资料供应、产中的机耕、技术服务等，将精力集中用于农业生产，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农户合作主要是向社员提供市场和生产服务，解决农业家庭经营的资本约束、技术服务约束、市场进入障碍和抵御风险能力不足等困境。
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农户合作社普遍存在规模小、覆盖面窄、稳定性差、对社员的服务能力弱等缺陷。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很多，譬如我国农户合作社的发展历史不长、农业专业化程度不高等，而农户合作社的治理问题则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大量研究指出，传统的农户合作制度存在内在缺陷，譬如“搭便车”、短视和投资组合失灵等问题。
这是因为，合作社根据社员的惠顾额而非投资进行最终的盈余返还，造成了剩余索取权不完整，削弱了社员对合作社的投资激励;投资激励的降低也会促使社员在短期内争取最大回报，行为的短期化会制约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股份的非交易性意味着社员不能根据风险偏好及时调整投资组合，剩余控制权不足，导致社员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风险和收益的权衡来影响和引导合作社的行动。
从发达国家农户合作社的发展经验来看，组织治理的缺陷限制了传统的农户合作的服务规模，必须进行内部制度创新，向新一代合作社演化。
新一代合作社实行加入和退出的限制，加入时必须预先购买交易股权，合作社剩余分享按交易股权的数量返还，有助于激发社员的投资热情，约束内部成员的“搭便车”激励;新一代合作社以契约关系联结社员，允许个人股份在合作社内部自由转让，有助于克服社员对合作社投资的短期化;交易股权的可转让性，可以起到协调众多社员价值取向的作用，增强社员行动的一致性，促进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四、结论与讨论
农业生产的自然依赖和分散性，使劳动计量和监督十分困难，公司化和集体化组织模式安排面临高监督和组织协调成本，加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农业耕地被赋予社会保障的功能，决定了农业家庭经营是土地资源约束下的合理选择。
农业家庭超小规模经营的特征使其面临资本约束、技术服务约束、市场准入障碍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足等困境。
“公司+农户”模式虽然有助于农户解决市场进入障碍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足，但无法克服农户的资本约束和技术服务约束，并且由于合同的不完全性、不公平性和机会主义使得“公司+农户”的合约稳定性较弱。
农户合作社不仅能够提高农户的市场地位，遏制合同执行中的机会主义，增强“企业+农户”合同关系的稳定性，还能够克服农户的资本约束和技术服务约束。
然而，传统的农户合作存在“搭便车”等内在缺陷，限制了对社员服务的规模，必须进行内部制度创新，向新一代合作社演化。
不同的农业经营组织具有其存在的经济合理性，不存在一种组织形态对另一种组织形态的简单替代，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演进是农业生产特性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外部环境的变化，未来中国农业组织形式的演化，仍然是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应该给予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钱忠好. 节约交易费用: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关键[J]. 中国农村经济,(8)：62-66.
[2]杨明洪.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演进:基于内生交易费用的理论解释[J]. 中国农村经济,(10)：11-15.
[3]周立群,曹利群. 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演变与创新――山东省莱阳市农业产业化调查报告[J]. 经济研究,2001(1)：69-75.
[4]周立群,曹利群. 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契约选择为例[J]. 经济研究,2002(1)：14-19.
[5]刘凤芹. 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以订单农业为例[J]. 经济研究,(4)：22-30.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 篇3
关键词：工程地质 思考 辩证关系 环境
中图分类号：TU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116-01
1、引言
19世纪中叶，国外的地质工作者开始对工程地质条件进行系统理论研究，逐步形成了工程地质学的学科体系[1]。工程地质学是研究与工程建设、人类活动有关的各种地质作用与环境，研究工程与地质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产生的有关问题的科学[2]。工程地质学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就是工程地质条件与工程建筑之间的运动和发展，其实质就是各类工程地质问题，工程地质问题的提出、分析和解决是工程地质学的主旋律，构成了其的基本的矛盾运动，并有力地推动了其发展。
2、工程地质问题的回顾
2.1.1 学科性质
传统工程地质的核心任务就是查明工程地质条件，结合工程作出相关的工程地质评价[2]；从工程学角度来看，工程地质学科必须深化到工程中去，将查明条件、评价评判再往前延伸，开展工程设计和施工工程地质。因此，从工程地质学科特性来说应是地质学与工程的交叉结合，它和基础地质学不同，具有理学和工学的双重特性，这就决定了工程地质问题是工程地质学永恒的主题。
2.1.2 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与工程建设及人类工程活动相伴生，工程地质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工程建设的需求和发展。经过40多年的工程实践和理论创新，工程地质学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步入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行列。从引进苏联工程地质学理论和方法开始，经过50年成千上万项工程的多方实践和理论创新，使我国的工程地质学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积累大量经验，获得突破性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具有我国自己特色的工程地质学体系。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等的兴建，标志着中国工程地质实践的广度、深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反映了中国工程地质发展的历程及与其相匹配的工程地质水平。
工程地质人员通过对工程地质问题的分析解决，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它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和概括。因此，思维方式的发展反映了工程地质学科的进步和发展历程。工程地质思维主要经历了以下几种形式:地质演化思维、地质结构思维、地质工程(岩土工程)思维、环境工程地质思维、工程地质系统思维[3]。这些思维的发展体现着工程地质工作者在长期的工作中所总结出来的优秀经验，同时体现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辩证过程。
从工程地质学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过程是人类对自然的一个认识过程，从被动到主动，从主动到拓展，逐步完善使得地质工程发展更加趋向于完美。
3、工程地质问题的发展
3.1.1 工程地质问题的提出基于学科知识领域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基本问题、基本理论和研究前沿等，并由此构成一门学科的知识领域。因此，在研究事物的某一层面时，对象的内核与外延的界定必然涉及相应学科的知识领域，并使学科功能得到一定的体现。
一个现象或问题的产生可能有多个原因，各自依赖于一定的学科知识，因此就有相应的解决方法。以滑坡为例，滑坡的破坏可能是由于斜坡岩土体强度不够、可能是由于河流冲刷坡脚使斜坡形状发生变化，也有可能是由于斜坡内应力状态发生变化所致。相应地，对这些滑坡的研究需要运用滑坡动力学、地震工程学、工程地质学及岩体力学等学科知识，并因此提出不同的抗滑减灾措施，使各个学科的研究目标得以实现
3.1.2 工程地质问题的界定体现学科的发展
工程地质条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一定的生命特征，有其产生演化特性因此工程地质学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体现的是一种发展的思维而不是定势思维。传统工程地质学中，工程地质条件通常包括区域构造地质、地形地貌、地层岩性、物理力学性质、地下水、动力地质现象等方面，显然无法包容制约工程建设活动的各类因素，工程地质环境代替工程地质条件，可理解为地质环境与工程环境的迭加与复合，是当代工程地质学的研究对象。环境工程地质不仅要研究工程活动中地质环境对工程安全的影响，而且要研究工程活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地质环境，使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保持良好的协调关系。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这是工程地质人员以发展的眼光在不断变化的工程中总结的规律也是宝贵的经验。
基于工程地质条件环境化、活性化思想提出的工程地质问题称为具有环境化、活性化思想的工程地质问题[3]。由于问题的提出基于学科的知识领域，因此对这类工程地质问题的界定就必然反映出工程地质学科的发展水平。目前，我国在水土保持、水库运用管理、库坝联合运用以及加高淤积水库大坝的勘察研究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提出了研究水库淤积问题的主要工程地质任务，并总结出“蓄清排混”的运用规律。
水库泥沙淤积问题的界定反映出在水库工程地质工作中考虑水库建设与地质环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工程地质条件环境化的思想。
4、结束语
工程地质问题是地质学科和工程学科的交叉点，工程地质学通过这一交叉点不断和边缘以外的学科结合、交织和渗透，从而改进内涵、扩大外延，促进学科发展，并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方式，因此，工程地质问题是工程地质学发展的源动力。具有环境化、活性化思想的工程地质问题的提出基于本学科的知识领域，因此，对这类工程地质问题以工程地质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全面研究工程建设与地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保护环境，保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工程地质学的主要特征，表明工程地质学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参考文献：
[1]陈礼仪,黄润秋.地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地质教育，2005 ,(4) : 34-38
[2]李智毅,杨裕云.工程地质学概论[M].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7
谈乔家大院旅游演化发展规律 篇4
随着旅游业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晋商文化作为山西省人文旅游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旅游者广泛的关注。以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为代表的大院旅游也日益成为山西省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乔家大院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规模较大的民居建筑之一,它集明清建筑之精华,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从1986年作为民俗博物馆对外开放开始,经历了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到4A景区的历史性飞跃,又在2014年11月完成了4A至5A级景区的完美升级,正式成为我国目前186家5A级景区中的一家,步入高级别景区的阶段。在这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乔家大院旅游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
本文基于旅游发展演化规律的理论探讨,将乔家大院旅游的演化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初始阶段、发展阶段、高潮阶段、巩固阶段和提升阶段,并对推动乔家大院旅游演化的原因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此类晋商文化旅游区的发展规律。
二、乔家大院演化过程
从旅游的角度探讨乔家大院的旅游演化过程,本文认为乔家大院旅游演化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初始阶段(1965年——1989年)
侵华战争时期,乔氏家族举家迁走,只留下少数人看家护院;解放后,乔家大院先后成为祁县政府的办公地,人民医院和粮食仓库,1965年乔家大院被评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开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中共祁县县委党校占用;1984年9月祁县编制委员会下发文件利用乔家大院成立祁县民俗博物馆和文物管理所,开始搬迁占用单位,并对乔家大院进行全面整修、维护保养。民俗博物馆筹建工作从1985年开始,1986年11月1日祁县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后乔家大院旅游人数逐年增长,当年接待游客1万人次,接下来三年接待游客量分别为5万人次、7万人次和8万人次。客源群体主要来自山西省内,游览时间不长,当天就能回到客源地。就旅游配套设施来说,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内没有供游客休息的地方,景区周边没有住宿设施,只有几家家庭式小餐馆。
(二)发展阶段(1990年——2000年)
很多人开始了解乔家大院都是因为一部享誉国内外的影视作品《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于1990年开拍,1991年9月10日在国内上映,该影片由国人所熟知的国际明星巩俐担任主演,影片情节跌宕起伏、层层深入,引人入胜,艺术价值颇高。1991年该影片在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银狮奖,享誉国际,各大媒体纷纷对《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国际大奖进行宣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领导也开始重视乔家大院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并赋予乔家大院多项荣誉,接待了多位国家和地方领导,这一时期,乔家大院旅游景区的各旅游要素都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旅游吸引物增多,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也得到改善。
(三)高潮阶段(2001年——2006年)
让乔家大院再次吸引举国上下目光的是同名电视剧《乔家大院》。2003年,受“非典”的影响,乔家大院的游客接待量下降,出现负增长。为了重新吸引游客的到来,祁县政府有关部门与景区投资方合作拍摄了以乔家大院为背景的电视剧。2006年它作为开年独播大剧在央视一套黄金剧场的播出,该电视剧一经播出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创下了当年央视的收视纪录高达8.97%,收视成绩稳坐全国收视率冠军宝座,并位居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公布的2006年内地电视剧收视率前十强。
电视剧筹备开拍当年就吸引了众多游客,从2004年开始到2006年,乔家大院旅游接待人数分别为77.20万、83.32万、130.26万,呈现直线上升趋势;政府方面,2001年6月2日乔家大院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并被旅游局评定为4A景区,2006年12月17日乔家大院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名单》。
(四)巩固阶段(2007年——2011年初)
《乔家大院》电视剧播出后的形成的影视效应对景区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2007年开始景区陆续邀请中央电视台,中国爱乐乐团等媒体,吸引如口子窖等白酒品牌企业,对乔家大院景区做出了宣传。并于2008年12月,被评为“中国最美十大民居建建筑”之一。
2007年6月,祁县政府又一次进行乔家大院景区的旅游开发,出台了《山西祁县乔家堡民俗文化旅游区规划方案》,成立以县长李丁夫为主导的乔家大院景区建设工作领导组和景区建设工程指挥部,在他的领导下,乔家大院景区开始了“德兴堂”的恢复工程。之后,乔家大院经营权转让的风波再次让乔家大院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五)提升阶段(2011年底——今天)
为全面带动和推进祁县景区的健康发展,提升祁县旅游业服务的整体质量,祁县县委、县政府在2011年12月8日正式拉开了乔家大院文化园区申报5A级景区的序幕。经过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推介营销力度,对景区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建设和完善等努力,对乔家大院景区整体形象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最终于2014年11月28日,祁县乔家大院文化园区入选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继五台山旅游区、大同云冈石窟景区、皇城相府景区、介休绵山风景区后山西省第五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乔家大院上升为5A景区,不对其自身提升有着重要意义,更对景区所在区域的旅游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他的发展推动全县旅游产业迈向一个新的高度,最终达到提升整个晋中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全市经济发展的目的。
三、乔家大院发展演化规律
通过上述对于乔家大院演化过程的分析,本文认为乔家大院旅游的演化过程受到影视作品宣传、政府政策扶持、晋商文化研究和景区自身工作等四项因素的影响,它们共同推动了乔家大院旅游的演化发展。
(一)影视作品宣传
影视作品对于旅游的宣传作用最为显著,因为影视作品的音效画面能够使观看者形成更加直观的印象,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乔家大院旅游人数两次大的井喷式发展分别为1990年和2006年前后。即1990年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上映和得奖,2006年前后乔家大院同名电视剧开拍并播出,这一系列宣传营销为乔家大院带来大量的游客,使得乔家大院旅游人数持续上升。此外,余秋雨的散文《抱槐山西》和朱秀海的小说《乔家大院》都对其旅游宣传起到了正向的促进作用。
(二)政府政策扶持
2006年山西省旅游局和省内各大旅行社整合旅游资源,按照地域和主题进行划分向世人推车六条精品旅游线路,当时恰逢电视剧《乔家大院》热播,因而以乔家大院为代表的晋商大院民俗游成为游客到山西旅游的必选线路之一。
山西省对于文化旅游的重视和提倡,为乔家大院为代表的晋商文化旅游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加大了政府对晋商文化旅游景点的投资力度和政策保障,同时也促使乔家大院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深度挖掘大院文化内涵,拓展了旅游展示内容。
(三)晋商文化研究
纵览晋商研究的历程,国内外有关晋商的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的创新业绩已经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一些赞成实业救国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晋商文化遗产的整理,开始出版相关著述。孔祥毅教授的《金融贸易史论》和《百年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协调》(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商业史学会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的《明清商业史研究》、张正明研究员的《晋商兴衰史》和《晋商与经营文化》、王尚义等的《明清晋商与货币金融史略》、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穆雯英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
乔家大院作为晋商文化走进旅游业的载体,成为了晋中地区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和巨大舞台。
(四)景区自身工作
景区从1986年对外开放以来进行了主题定位和宣传营销等一系列建设,促使景区接待设施水平的快速提升。在开放旅游以来,乔家大院文化园区陆续实施大规模基础改造工作,实施了周边地区整村搬迁工程,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改善了当地村民居住条件。此外,增添公共服务设施,提高景区内部服务和管理水平,对员工分期分批集中培训,并在进行相关考核测试合格后上岗,制作《乔家大院文化园区职工手册》,加强管理,规范服务,发放《旅游景区游客意见调查表》,对游客意见调查情况及时通报,并做出游客满意度分析报告,及时整改、改进提高。
乔家大院的旅游发展是影视作品宣传、政府政策扶持、晋商文化研究和景区自身工作四方面作用下发生的必然结果,其中影视媒体对乔家大院的宣传推广,它是促使当地旅游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当地旅游业发展高峰最主要的因素;政府对当地旅游业的认可和扶持,一方面为乔家大院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当地旅游业发展的有力保障;国内对于晋商文化的研究和推崇对乔家大院旅游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景区自身的建设和提升也是不容忽视的主观原因。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通过对乔家大院旅游发展规律的分析和探讨,希望能够为其他晋商文化旅游景区发展建设提供的经验本文总结为以下四点:第一,影视作品积极宣传,鲜活形象淋漓展现;第二,政府举措鼓励发展,政策实施保障发展;第三,晋商文化不懈研究,平台展现推进旅游;第四,招商引资基础改造,服务管理提升水平。
在对乔家大院及一般晋商文化旅游景区发展的探讨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游客视角的旅游吸引力系统构建,演化规律中因素的发挥和效果评价,晋商文化景区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发展等问题。
我们还需要在景区演化规律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帮助景区摸索其形成的客观规律,为景区可持续发展搭建更宽阔的桥梁。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 篇5
【摘要】：区域可持续发展强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以获取区域持久的、稳定的发展能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生态的可持续性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考察历史时期区域环境变迁和演化的轨迹、揭示区域不可持续发展的原因、探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意义重大。湖(泊)群与人类文明起源、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探讨湖(泊)群地区发展的基本理论、通过湖(泊)群地区演化过程分析找出规律、提出湖(泊)群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丰富湖(泊)群地区研究的内涵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范畴、指导湖(泊)群地区的合理开发，从更大范围上促进区域的全面发展。江汉湖群位于湖北省境内，是整个长江中下游淡水湖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质历史时期，江汉湖群经过了复杂的演化过程；在近代，江汉湖群演化又深深打上了人类的烙印。江汉湖群所在区一江汉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经济发达地区，在我国空间经济布局上有重要地位。同时该地区又是我国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研究江汉湖群的历史演化和近代变迁，揭示江汉湖群演化过程和规律，剖析影响江汉湖群演化的因素与机制，探讨湖群演化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关联，有助于把握湖群演化的趋势、恢复和重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使江汉湖群区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全文共分五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阐述了研究的意义和研究区范围、研究目标、研究框架与技术线路、研究内容等问
题。文章指出江汉湖群演化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研究可以丰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内涵、指导江汉湖区的发展，并为其他地区发展提供参考。运用RS／GIS手段，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准确界定了江汉湖群区的范围。研究目标是探讨湖(泊)群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通过湖(泊)群地区演化过程分析找出规律、提出湖(泊)群地区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丰富湖(泊)群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范畴、为湖(泊)群地区的合理开发提供参考。研究框架与技术线路是，在环境变迁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探讨江汉湖群演化的过程与规律，科学评价江汉湖群区的资源，分析江汉湖群区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探讨江汉湖_区生态环境优化的对策，研究江汉湖区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途径和基本方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综述与研究进展、江汉湖群演化过程和规律、江汉湖区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典型地区案例分析。第二章为理论综述与研究进展。首先阐述了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历史背景和主要成果，揭示了二者的相互关系。然后探讨了湖群环境变迁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与研究进展，考察了江汉湖群演化和湖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文章认为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国内外普遍关心的领域，指出环境变迁过程和规律的研究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认识、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应用研究是该领域的重点问题。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关系极为密切，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两种动态过程，人类活动是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相互作用的纽带和中间环节，优化调控环
境变迁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核心。湖(泊)群环境变迁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研究是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对此十分重视。江汉湖群区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以下方面:对江汉湖群和湖泊的综合研究、演化研究、对湖区环境地质与化学特征方面的研究、对湖群和湖泊地区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讲，江汉湖群和湖泊地区研究成果众多，但多从某一侧面进行研究，把湖群和湖泊地区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研究是比较少的。第三章为江汉湖群演化过程和规律。在探讨江汉湖群演化的地质背景与沉积证据的基础上，揭示了地质构造运动及地貌沉积与湖泊发育的关系，着重剖析了全新世江汉湖群的演化过程和规律，运用RS/Gls等方法对近50年来江汉湖群的演化进行了定量研究，分析了江汉湖群演化的原因与成因类型。文章认为地质基础及构造运动提供了江汉湖群发育的先决条件，气候变迁、海平面变化及人类活动促进了江汉湖群的演化，现代江汉湖群基本格局主要是全新世以来演变的结果。文章进一步指出:①在江汉平原地区，白至一第三纪发育了大量的咸水湖。②从新第三纪开始，江汉平原由内陆盆地盐湖沉积为主转变为外流盆地河湖沉积为主，淡水湖泊开始出现。③更新世特别是晚更新世以来的环境变迁对现代江汉湖群形成演化有重大影响。④现代江汉湖群是全新世以来湖群演变的产物，早全新世为湖群与湖泊兴起期，中全新世为湖群与湖泊的扩张期，晚全新世为湖群与湖泊演化的波动和衰退期。⑤江汉湖群演化及环境变迁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构造运动、气候及海平面变化、河网水系变化、烷田开发与围湖
垦殖、水利工程、长江中上游生态环境建设等都直接作用于江汉湖群。地质历史时期湖群的演化受到构造运动与气候的影响作用巨大，全新世则气候因子占据主导地位，近现代变化(尤其是近五百年来的变化)主【关键词】：江汉湖群湖区湖区PRED系统区域可持续发展环境变迁湖泊-流域综合治理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4 【分类号】：P343.3 【目录】：第一章绪论15-20
一、研究意义15-16
二、研究设计16-20第二章理论综述与研究进展20-37第一节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述评20-30
一、环境变迁研究概述20-2
4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概述24-28
三、环境变迁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系28-30第二节湖群环境变迁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述评30-33第三节江汉湖群演化与湖区可持续发展研究述评33-37第三章江汉湖群演化过程和规律37-98第一节江汉湖群演化的地质背景与沉积证据37-
43一、第三纪以前的地质构造发育与地貌沉积37-38
二、第四纪以来的地质构造发育与地貌沉积38-
42三、构造发育及地貌沉积与湖泊发育关联分析42-43第二节全新世江汉湖群的演化43-
51一、早全新世(距今10000-7500年)湖群环境变迁与湖泊兴起44-4
5二、中全新世(距今7500-3000年)湖群环境变迁与湖泊扩张45-46
三、晚全新世(距今3000年)以来湖群环境变迁与湖泊演化46-51第三节近50多年来江汉湖群
演化定量分析51-8
2一、信息源52-
53二、研究方法53-56
三、研究结果56-82第四节江汉湖群演化的原因与成因类型82-98
一、影响江汉湖群演化的原因82-96
二、江汉湖泊成因类型96-98第四章江汉湖区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98-154第一节江汉湖群演化与湖区资源环境发展的内在关联98-10
5一、江汉湖群演化与湖区资源98-10
3二、江汉湖群演化与湖区环境103-10
4三、江汉湖群演化-湖区资源环境-湖区发展互动机理104-105第二节江汉湖区资源开发与利用105-130
一、江汉湖区土地资源开发与利用105-118
二、江汉湖区湖泊资源开发与利用118-130第三节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130-140
一、洪涝灾害131-136
二、湖泊水体污染与富营养化136-139
三、泥沙淤积和沼泽化139-140
四、血吸虫疫病140第四节湖区PRED系统优化调控与可持续发展140-1
54一、湖区PRED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140-146
二、江汉湖区PRED系统优化调控与可持续发展对策146-154第五章典型地区案例分析154-175第一节武汉市城市湖泊演化发展与开发利用和保护154-16
3一、武汉市自然地理背景与河流湖泊现状154-156
二、武汉市城市湖泊演化156-159
三、武汉市城市湖泊主要环境问题159-160
四、武汉市城市湖泊永续利用与综合治理160-163第二节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163-17
5一、研究区概况与问题提出的背景163-16
4二、湖泊-流域地区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诠释164-16
5三、湖泊-流域地区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域外借鉴165-168
四、汉江中下游湖泊-流域地区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构想168-175结论175-182参考文献
182-191后记191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 篇6
摘 要：低多边形风格是继扁平化风格之后，最近两三年流行的一种的设计风格。低多边形最早起源于三维游戏中的计算机建模，早期的低多边形只是一种迫于技术压力形成的一种视觉效果，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提高，早期的低多边形早已淡出视线。从2011年开始，一些数字艺术重新“复活”了这种艺术风格，只是内涵和本质早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本文通过分析数位数字艺术家的低多边形风格作品，从低多边形的风格发展的轨迹预见低多边形风格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低多边形（low poly）；低多边形风格的演变
低多边形（low poly）风格，是继扁平化设计后，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一种设计风格，但严格意义上讲算是一种“复古”的风格。这种低多边形美学起源于早期的3D游戏，几经数字艺术家们不断的探索，现如今的“低多边形风格”在内涵和本质上以与早期的低多边形大相径庭（如图1）。低多边形艺术风格，是一种以“多边形”作为元素来承载并传达视觉信息的数字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的特点是简化、抽象；模型多表现为多边形的块面，模型上少用纹理或者材质，而是使用色彩的单元格着色。一般情况下主色调和辅色调搭配，以邻近色为主，也有其他的着色方式，通过明度、阴影来调整空间感和体积感，并配上柔和全局光照明，高度的渲染，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柔光的效果。
早期的“低多边”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计算机三维建模，由于当时的游戏引擎和硬件的处理能力不强，而三维游戏的渲染有是实时渲染，所以想要使游戏画面得到更好的视觉效果，数字艺术家就必须考虑模型的精度和帧率的关系。在计算机游戏中，如果帧率（FPS）小于30的话，游戏画面就不流畅。所以在同等的引擎和硬件条件下，数字艺术家为保证游戏画面基本的流畅度，就必须降低游戏中模型的精度，模型精度降低了模型上自然就能显现出“多边形”的痕迹，游戏画面中的有机物就显得格外的生硬。当时低多边形的特征主要为：锐利的轮廓、露骨的几何模型、低分辨率的纹理材质和普遍生硬的细节。
在摩尔定律的影响下，数字技术的发展每两年翻一倍，计算机处理图像的速度基本上每两年翻一番。这也意味着三维游戏的画面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无数艺术家开始在“仿真”的道路上不断的进步。例如，1996年PC版的Quake（雷神之锤），作为世界上第一款真3D实时演算的FPS游戏在PC游戏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该游戏中的角色模型，由200个多边形构成（如图2）。到了2009年，Uncharted2（神秘海域）中的主角Nathan Drake，其模型包含了将近37000个多边形，更多的面数塑造出了更为逼真的视觉效果。
传统美术领域的发展印证了一个规律：比起学院派画家对于现实世界的完美的“描摹”，拥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更具有深刻的意义。例如，作为印象主义的代表作《日出·印象》最早受到学院派画家的嘲讽，认为画面粗糙，过于随便。但现实是，这些新的艺术形式并没有在学院派的压力之下消声匿迹，而是以更多样的艺术表现丰富着人们的视觉，并深受人们的喜爱和追捧。正如毕加索所说的：“艺术的本质就是化繁为简。”，绘画还原到本质就是色彩、线条、几何形体。数字艺术现在也似乎经历了同样的历程，数字艺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的美学观和审美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11年，通过一些前卫的设计网站，有着强烈创新意识的数字艺术家向人们展示了他们的作品。乍看之下，画面中的有机体都回归了为最简单的几何形体，似乎之前的低多边形美学回归了，作品中带有深深的怀旧情怀，然后细细品味，却发现又和之前多边形不同。画面中有机体的简化为有边线的几何体，之前附着在几何形上的粗糙的纹理贴图不见了，取而代之采用邻近色的色调，画面中采用了先进的光照技术，整体画面非常柔和、细腻。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Timothy J.Reynolds，这一位来自美国密尔沃基（Milwaukee）的3D插画家，是一位具有怀旧情结的数字艺术家，小时候的乐高玩具、最早期的3D游戏都对他后来的数字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篇对他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早在2006年，他在一家建筑学校接触到3D软件Sketchup（建筑草图大师），就开始计划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艺术创作。Sketchup作为一款易于使用的3D设计软件，其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这里的简单是指设计师通过该软件通过一个图形就可以方便的生成三维模型，但缺点是Sketchup生成的模型曲面较少，生成的模型接近于早期三维软件中的“低多边形模型”。从Timothy J.Reynolds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Sketchup绘制三维模型的影子。2012年，Timothy J.Reynolds的三维插画作品在以前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变化，开始对画面中的有机体继续简化，有机体表面的几何形也简化成为最为基础的三角形，虽然数量上有所增加，但画面仍然给人一种简约、干净的感觉。
随着数字艺术的发展，改变了很多数字艺术的审美观和美学观，新的艺术风格也开始显露出来。2013到2014年“低多边形风格”风格迅速走红，并影响了大批的数字艺术家。就三维设计领域而言，来自德国的数字艺术家Jona Dinges，把这种风格用于游戏的人物设定中，使用了Zbrush等软件，设计了大批“低多边形风格”游戏角色。画面中的人物像是被“雕塑”过一样，人物的表面充满了“低多边形”中的基础图形：三角形有着较为锐利的边缘，颜色基本采用邻近色，光照柔和，充分利用阴影。虽然没有细致入微地刻画细节，（下转第页）（上接第页）但仍然把人物角色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来自巴西的游戏角色设计师Rodrigo Oliveira，也有自己对低多边形风格的理解。在他的游戏人物设计中，可以更清晰地感觉到他设计的人物模型具有早期低多边形模型的特点，就是最大化地减少模型的面数，不同的地方在于很少用到纹理贴图，单元形的着色也相对简单。Rodrigo Oliveira与Jona Dinges的人物设计不同的是模型的棱角更分明，面数更少，人物形象更加简约，单元形的着色更加的简单，不太强调单元形之间的过度，块面感更强。在Rodrigo Oliveira最新参与的一项关于《好奇探险队》游戏的人物设计中，除了延续自己之前的风格外，强调最少的面表现人物，还在人物模型的边缘上加上了黑线描边的处理。来自纽约的数字艺术家、3D插画师JR Schmidt的把多边形艺术风格应用到他的海报设计中，在他的作品中的风景多由各种各样的三角形构成，与Timothy J.Reynolds最初形成的低多边形风格不同的是：单元形的用色。JR Schmid的单元格着色，虽然使用的也是同类色，但色彩的明度差别很大，所以物体的表面的棱角看起来更加的锐利，高光明显，有一种玻璃的质感。整个画面像是被Photoshop软件中的“锐化”工具锐化过一样。
除了数字艺术家对于多边形的使用、多边形风格在单元格上色有不同的理解以外，有些作品乍看起来，并没有一般多边形风格的那种棱角分明的模型，但仍然属于多边形风格的作品。例如，来自澳大利亚的数字艺术家Jeremy Kool，用自己的理解丰富了低多边形风格的内涵。与一般的低多边形风格作品中使用“低多边形”强调模型厚重的转折面不同，Jeremy Kool强调的块面边缘纤细的折纸效果，并且在材质的使用中加入了纸等的天然材质的纹理。他曾经做了一款在IOS和Android平台上都能使用的儿童使用的互动阅读应用，名为《paper fox》，整个作品全由三维软件完成，但渲染后的作品确有强烈的手工折纸的感觉，即让用户觉得非常有新鲜感，又拉近了作品和用户的距离。这种类型的作品虽然不同于一般低多边形风格，三维效果十足，但也属于低多边形风格的一种，因为它同样具有“抽象、极简”的本质。Timothy J.Reynolds也曾尝试过这种类型的创作。来自斯洛伐克的Katarina Macurova是一位受低多边形风格影响的艺术家，作为一位插画家，毕业后就开始旅行，在旅行过程中寻找灵感，她深受墨西哥艺术中对色彩喜好的影响，因此她的作品中对于单元格着色不像一般的低多边风格那样为了追求画面的柔和感，多选用邻近色，而是选用了非常鲜艳的颜色红、绿、蓝等浓郁的色彩，色彩的饱和度也相对较高。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将景深应用到她的作品中。景深是指相机对焦前后相对清晰的成像范围。在光学中，尤其是录像或摄影，是一个在描述空间中可以清晰成像的距离范围。就是说在一定景深范围内清晰度不同，越靠近焦点的位置清晰度越强。Katarina Macurova在作品对于景深的应用，加强了作品中模型的空间感。在低多边形风格的模型制作中，模型的外表上看起来不是那么棱角分明，而是稍显圆润。但是低多边形风格的模型的极简化处理才是其精髓。例如，在《我们就是上帝》（Godus）手机游戏中的场景设计，虽然场景中模型的边缘很圆润，有点手工黏土作品的感觉。场景中的地形都由简化的模型叠加组成，上色的基调也简单明快，仍然具有低多边形风格的特征。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 篇7
文献综述
1.耦合协调度已被广泛应用在相关经济领域
方叶林等以大陆地区31 个省份10 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耦合协调度研究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得出中东部地区需要进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资金、技术投入,以利用生态环境促进旅游业发展。[1]朱江丽等运用耦合协调度,研究“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水平,得出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途径,以达到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的目标。[2]刘浩等研究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认为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度与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研究期内环渤海地区的城市基本处于同步发展状态,滞后发展城市数目很少。[3]钱丽等构建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研究我国区域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4]
2.关于“四化”发展问题的研究
徐维祥等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后得出,近年来我国“四化”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但地区间的差异依然很明显,建议加强推动信息化与其他“三化”的融合,从而促进“四化”发展。[5]周振等采用几何平均数法及HR评价模型,研究“四化”协调发展格局,得出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阻碍了“四化”同步发展水平。[6]胡艳兴等运用地理加权回归、重心转移等方法,分析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协调发展现状,得出我国“四化”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较为严峻。[7]
现有文献大多侧重于对省市层面“四化”的研究,或“两化”与“三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很少有对“四化”发展全面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因此,基于2001 年、2005 年、2010 年、2013 年全国28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时间维度对我国“四化”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数据来源
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对个别缺失的经济数据,采用回归填补法补齐。为消除量纲及数值大小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对数据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即数据都在(0,1)范围内,构建我国“四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各个指标的权重由熵权法计算得出(具体结果见表1)。所用面板数据库共包含289 个地级城市的数据资料,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四化”发展研究方法———耦合协调模型
根据“四化”发展水平的内涵,构建“四化”发展水平指数。工业化发展水平指数用I表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数用A表示,城镇化发展水平指数用U表示,信息化发展水平指数用F表示。计算公式分别为:
其中,αi、βi、δi、λi表示各个指标的权重,gi、ni、ci、xi分别表示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各个指标经过极差标准化后得出的无量纲值。将4 项指数等权加和求其平均值,即可得到“四化”综合发展指数T:
耦合度,指两者或两者以上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及相互依赖程度。引入物理学中的耦合度模型并将其进一步修正,得到“四化”发展耦合度测算模型:
综合考虑“四化”综合发展指数T和“四化”耦合度C,构建“四化”协调发展模型:
我国“四化”圈层结构的特征
1.地级市“四化”子系统发展水平测度
(1)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快速提高。至2013 年,鄂尔多斯地区最高(0.7361),最低为定西(0.0754),全部城市标准差为0.0876。除了金昌、攀枝花等少数资源型城市工业化发展水平较高以外,其他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低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区丘陵区,与地区经济发展格局基本一致。
(2) 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截至2013 年,农业现代化指数均值提高到0.3085。在289 个地级城市中,高于均值的城市有262 个。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主要分布在京津翼、“长三角”、东南沿海地区,与“胡焕庸线”沿线区域的低发展水平城市群有明显的格局区别。
(3)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不高。至2013 年,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为深圳(0.9787),最低为毕节(0.055),全部地级城市平均值为0.2406,标准差为0.1298。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及部分内陆地区,低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山地丘陵区及中部传统农区,绥化、庆阳、铜仁、平凉、陇南等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水平仍然很低。
(4)至2013 年,高于信息化发展指数均值的城市数量,由2001 年的80 个增加到94 个。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东南沿海及京津都市圈,西南山地丘陵区及中部传统农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仍然很低。
2.地级市“四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圈层结构时空演化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得全国289 个地级城市的“四化”耦合发展指数和“四化”协调发展指数。其中,2013 年耦合度最高为肇庆的0.979,最低为榆林的0.4335。全部城市平均值为0.867,标准差为0.0714。“四化”耦合度相对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华北及部分内陆地区,相对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部传统农区。由于耦合度无法说明该城市是高发展水平下的耦合,还是低发展水平下的耦合,因此引入“四化”协调指数来描述“四化”之间的协调程度。
综合考虑各城市的协调发展水平,对“四化”协调度进行类型划分[8](见表3、图2)。2013 年,严重失调城市有1 个(毕节);中度失调城市有17 个,主要分布在甘肃地区;轻度失调城市有84 个,分布在西南地区;濒临失调城市的数量最多,为108 个,主要分布在黑河、腾冲沿线;勉强协调城市有48 个,分布范围很广,以东部沿海城市为主;另外还有26 个初级协调城市、4 个中级协调城市以及1 个良好协调城市(深圳)。总体而言,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这三类城市的数量逐年减少,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城市的数量呈增加趋势,而中级协调城市、良好协调城市及优质协调城市的数量依然屈指可数,表明我国“四化”总体协调水平不高。另外,利用Arc Gis10.2,将“四化”协调度分类得出:2001—2013年,濒临失调城市从50 个增加到108 个,勉强协调城市从20 个增加到48 个,初级协调城市数目也有所增加,由此形成的“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圈层结构日渐显化。2001 年“,四化”协调发展高水平区域仅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北京和天津等个别城市。至2013年,随着“长三角”、“珠三角”的“四化”协调发展圈层结构空间规模扩张,山东半岛、辽宁、大连等地也开始显现与周边城市组成“四化”协调发展圈层结构的特点。
我国“四化”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演化影响因素分析
1.建立计量回归模型
根据已有研究,结合我国“四化”数据客观性、可获得性原则,主要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信息化水平、金融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对我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建立计量回归模型:
其中,“四化”协调水平D作为被解释变量,i和t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β0代表截距项,β1至 β5表示待估参数,Xit代表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EDU代表受教育程度,INF代表信息化水平,FIN代表金融因素,STR代表产业结构。
2.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eviews8.0 进行回归分析,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最终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
(1)人均GDP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有正向推动作用,回归系数为0.153。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指标,科学稳健的人均GDP增速有利于我国“四化”的发展。
(2)每万人大学生数代表的教育水平,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04,表明高等教育是推动“四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3)信息化水平回归系数为0.124,与“四化”协调发展正相关。因此,建立一个优质的信息化社会,能推动“四化”,进而促进国家的发展。
(4)金融机构人均人民币贷款余额代表的金融因素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甚至与“四化”协调发展存在负向关系,可能受当前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特征的影响。另外,金融分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因此,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任重而道远。
(5)产业结构与“四化”协调发展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回归系数为0.216,表明在当前我国经济结构面临重要转型期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有利于我国“四化”的协调发展。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工业化高水平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东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西南山区丘陵区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区域格局以“胡焕庸线”为界,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京津翼、“长三角”、东南沿海地区,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沿线;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且东部的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但铜仁、平凉、陇南等中小城市的城镇化水平仍然很低;近年来信息化发展速度很快,“珠三角”、“长三角”、京津都市圈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很高,而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地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仍然很低。
(2)我国“四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城市的数目有所减少,濒临协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城市的数目逐渐增加,“四化”圈层结构日渐显化。至2013 年,随着“长三角”和“珠三角”“四化”协调发展圈层结构规模的扩张,山东半岛、辽宁等地也开始显现“四化”协调发展的圈层结构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信息化水平、产业结构,对“四化”协调发展有着正向推动作用,金融因素与“四化”协调发展存在负向关系。
2.建议
(1)在互联网发展迅猛的同时,我国应把握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发展的机遇,推动信息化建设,促进“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
(2)利用东部地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先行优势,带动中西部城市“四化”发展。
(3)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视力度并给予金融支持,以提高“四化”整体协调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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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可演化发展的互联网架构 篇8
XIA在保留了目前互联网一些关键功能, 如互联网成功的“窄腰”设计, 但它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
第一, 互联网体系结构和协议只对主机到主机的通信进行优化, 而XI-A支持多种方式的通信。
第二, 目前互联网“窄腰”是固定的, 但支持XIA的主体类型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展。
第三, XIA保证了特定主机在通讯中的内在安全性。在不需要访问外部数据库、信息或配置的前提下, 确保能跟正确的对象通讯。
XIA的三大支柱
1、主体
与基于IP的互联网相比, XIA可通过使用主要类型来加强应用程序和网络之间的“协议”。应用程序可以使用不同的主要类型来直接表达他们想使用的特定网络功能的目的。各主要类型定义了自己的协议, 指示路由器用主要类型的方式处理数据包。XIA支持开放式的主要类型, 从经常用的 (“主机”) 到那些当前研究流行的 (“内容”或“服务”) 。新的应用程序或协议可能会任意定义一个新的主要类型, 并使用这个新的主要类型让他们的数据包能随时找到目的地和来源。
2、备用选项
XIA的一个关键目标是使其能够无缝地引入新的功能, 同时避免“自展问题”。经验表明, 在要求应用程序使用新的数据格式的方式下配置新功能, 这需要主机栈对它进行适当处理, 并要求所有的网络路由器依据这个新的信息来转发数据包。要在相同的时间内完成这些操作是不可行的。在XIA, 网络架构有一个内置机制, 使新的功能分段地配置, 而关键的挑战是如何才能使一个传统的路由器处理新的而且是未能识别的主体类型。XIA引进一个概念———备用选项。当路由器不能对初始通讯目的进行操作时, 备用选项就可以允许通讯的各方制定一个可选的行为来继续进行。
3、内部安全标识符
众所周知, 网络地址 (IP) 难以确保安全性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 安全性并非优先设计考虑的因素。XIA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尽可能地在不影响表达的情况下, 构建核心架构的安全性。为了满足这些要求, 我们要求在XIA的源和目标标识符是内在安全的, 也就是说, 要在一个主要的特定类型中的相关联通性实体内进行加密。这允许通信实体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其传输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例如, 基于主机的通信的关键要求是在各自主机进行身份验证, 然而在内容检索中则是要确保所获得数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XIA中的主机标识符是主机公钥的哈希值, 在AIP (Accountable Internet Protocol, 可解释的互联网协议) 中, 内容标识符则是内容的哈希值。这有助于确保端点和路由器之间的协议的达成。
多个主要类型的表达
要定义XIA与网络之间独特的“协议”, 每个类型的主体必须定义下面几点:
1、与该主要类型通讯时的语义;
2、独特的XIA标识符 (XID) 类型和生成XID和把这些XID映射到任何通信的内部安全属性里面的方法。
3、任何主要类型特定的跳转处理和必须协调一致的数据包的路由选择。
第一个定义帮助定义与特定主体的类型相关的通讯目的。一般而言, 当一个新的沟通方式或模式在现有类型下不能高效表达时, 考虑增加一个新的主要类型是有意义的。例如, 无论是主机还是内容主体, 都不可能是非常合适地表达在地域内与所有节点进行通讯的愿望, 因此, 需要定义一个“地域性群播”的主要类型来满足这个通讯需要。
第二个定义是用来在网络运行时生成内在安全地址。我们把内在安全性定义为不依靠外部信息也能验证特定类型的安全属性。因此, XID是来自与某些加密方法下的相关主体, 例如, 使用主体公共密钥的哈希值或内容的哈希值。这样就可以验证一个主要类型所支持的每个操作。
第三个定义提出了用于处理特定类型的网络内优化的正确性的要求。许多网络内优化可以在每个路由器进行本地化处理。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它满足主要类型相关联的语义, 每个路由器都可以自主处理数据包。这种类型处理的例子有网络内的内容高速缓存和对“任播”的支持等。
支持演化发展
XIA必须为新功能的增量部署进行铺路。否则, 网络很难演变, 可表达性也被限制在已有的主要类型中。
XIA支持新的主要类型增量部署的方法是通过一个备用的概念来实现的。当应用所表达的意图不被系统所理解时, 该应用程序要求指定可替代的、备用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例如, 当使用内容标识符检索内容时 (如图1 (a) ) , 主机标识符可以被当作备用选项。接收这个数据包的路由器将首先尝试根据主要目的 (内容标识符) 来操作, 但是如果他们不支持主要内容类型, 或者不知道内容标识符的路径, 这时就会根据主机标识符进行返回。当本地域名支持这个内容主要类型, 它可能会为内容的传递提供网络内优化。在图1 (b) 中, 通过理解在路由器层面的内容请求, 它可以服务直接来自本地网络内的高速缓存请求。
获取备用选项:虽然获取XIA备用选项可以被看作是终端主机或应用程序的附加工作, 但是在实践中, 它可以通过应用程序, 与名称解析或其它机制一起来完成。例如, 一个名称服务器可以提供备用主机来服务。这些备用主机由最初注册服务名称的服务提供商提供。同样地, Web服务器既提供内容标识符, 也可以提供一个备用的主机或使内容可以被重新检索的服务。这个过程不会比现在的基于主机的通信需要更多的记录。因此,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认为获取和维护备用信息的成本是很低的, 但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需要进一步研究。
备用信息的编码:进行编码前, 列出几个把多个标识符编码到XIA数据包报头的选项。其中一个数据包报头中表示备用的方法, 是把备用信息进行编码列成多个目的地址字段, 作为一个可选的目的地 (图2 (a) ) 。另外一个方法是, 把表示原有目的和后备标识符的有向非环图进行编码, 作为可选的路径 (图2 (b) ) 。
案例分析
1、支持移动性和应急处理
现今的互联网所提供的服务, 要求网络的两个终端都必须要同时连接到互联网来进行有效的通信。这对应用程序来说是具有局限性的, 因为网络中断在移动场景中是很常见的。与互联网不同的是, 像DTN (delay-tolerant network, 延迟容忍网络) 这种网络架构它能处理中断, 但它不能在两端点连接的情况下进行优化。由于存在着复杂的跳转行为, 如存储交接, 即使在良好的连通性下DTN也只能进行次优的处理。
在XIA中, 我们可以通过将主机的主要类型和服务的主要类型相结合来解决这一问题, 假设有一项DTN“服务”:当移动主机从网络上断开后暂时存储数据, 等重新连接后再次传输数据。订阅了这项服务手机用户可以在网络连接的情况下使用, 但可能由于通信路径的原因, 如不走直线路径而取得次优的性能。此外, 该服务也可能会根据为用户存储的流量收取费用。因此, 移动主机更希望在网络断开时使用这项服务。
XIA支持这样的解决方案:通过对主要目的和备用选项的选择, 可以在正常情况下使用基于主机的通信, 在通信间断时使用基于服务的通信。发往移动主机的数据包会将移动主机的标识符作为主要目的, 将DTN服务的标识符作为备用选项。如果主机无法连接网络, 那么它会使用备用数据包并把这个数据包发送到DTN服务。一旦移动主机再次连接, 它可以采用PUSH/PULL机制来重新接收来自DTN服务的数据包。
该处理方式对于两个移动终端的通信 (例如, 两个移动用户之间的直接会话) 其效果是极其明显的。当今的互联网限制了只有当两个终端都在同一时间连接到网络时才能通信。但是, XIA就能在直接会话和当一终端断开时类似电子邮件通信这两种模式之间进行无缝切换。
2、无缝组播
组播为减少一对多或多对一的通信带宽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然而, 目前由于本地组播已经在本地网络和跨区域进行了部署, 广域组播则由于可扩展性、配置费用、网络管理等原因没有被广泛采用。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叠加层的解决方案, 如终端系统组播, 它规避了上述原因在广域网环境中被广泛配置。但在这些基于主机的通信中实现多播功能最终会产生巨大的系统开销, 如会员管理, 叠加网络的建设和维护, 组播在核心网到终端系统的发送等产生的开销。
XIA使组播应用程序能够轻松地平衡不同的安装应用和部分组播配置, 包括本地组播。第一个关键点是, 在XIA中组播目的 (为了简单化, 其专注于单点对多点的传播) 可以用一个带有组播会话的新的主要类型来表达。这个新的主要类型表达能够在本地不支持组播的情况下切换到基于服务的组播, 使组播的有限配置发挥充分的作用。这可以通过指定组播地址作为主要目的, 组播服务识别符作为备用选项来实现。当本地组播在一个网域中出现, 那些在网域内的参与者将受到本地组播的服务。
另一个关键点是, 当一个带有组播目的的数据包到达不支持此主要类型的网络时, 这个数据包就被退回到组播服务的处理器, 确保数据包被传递到所有收件人或邻近网域。XIA能够轻松构建一个基于服务的混合的组播系统和本地组播支持的网络平台。这也是通过指定组播地址作为主要目的, 指定一个组播服务标识符作为备用选项来实现。组播服务通过到达每个子网络的路径往下分发数据包, 其中一些会直接分配到组播网络的根节点。
总结
XIA架构的设计始于一个前提, 即如今互联网受限于IP地址下默认协议的专一性和固定性, 特别是基于主机的寻址、开放式信任假设和缺乏安全保障等缺陷。XIA架构是建立在内部安全原则的概念上, 该概念允许应用程序正式表达通讯目的, 并确保其目的正确实现。由于随着时间的发展引进新的主要类型的能力不断提高, 人们更清晰地认识架构发展的关键需求, 并通过在增量配置中使用备用选项满足这些需求。安全内容的检索、中断容忍通信和组播, 是体现XIA架构价值的代表性例子。
参考文献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 篇9
当前陆地资源的开采已趋近饱和,面对资源制约和经济发展瓶颈,世界各国开始更加重视海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我国亦不断加快海洋开发的步伐,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沿海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海洋产业得到快速发展。2009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32 277.6亿元,是2001年4 133.5亿元的近8倍,海洋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2.6%提高到2009年的9.6%。海洋自然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可持续性发展和竞争优势的提升必须依赖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传统的开发方式必然导致资源的过度依赖和环境的破坏,因此,对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导向因素进行分析,判断其竞争优势形成是属于生产要素推动型、投资推动型还是创新推动型,呈现其演化过程,对于提升我国海洋产业的竞争优势,促进其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回顾
竞争优势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张伯伦(E.Chamberlain)提出。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认为竞争优势由产业结构决定,建立了分析产业和竞争对手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著名的竞争优势分析五要素模型。基于钻石理论模型,学者们展开了相关的实证研究(王德章,赵大伟等;曹敬敬等)。Day在论述维持竞争优势的战略类型时提出了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概念。肖海林、彭星阎构建并探讨了以产业平台、制度平台、核心能力和市场权力为核心要素的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四面体结构模型和分析框架,揭示了可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构成、层次关系和竞争优势得以“可持续”的机制。薛求知、孔德洋将对各种竞争优势来源的阐述进行归纳,认为企业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所处的产业环境、所用和控制的异质资源以及企业创新。王核成、孟艳芬通过建构竞争优势的结构和层次模型,提出了竞争优势演进模型。薛俊强把产业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和演变划分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理论、新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三个阶段。胡颖、李文溥认为,出口贸易结构变化反映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变化,它决定了竞争力优势在产业间的转移以及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势。张倩男、赵玉林指出科技创新对产业竞争优势形成和提升具有重大作用,认为科技创新是产业竞争优势演化的内部诱因。郑宏星、顾冬梅的研究表明,产业竞争规则决定产业生产方式、产业竞争优势与产业组织形式,产业组织形式选择是企业适应竞争规则变迁、赢得竞争优势的演进适应系统。张红、孙宇等运用新创企业竞争优势来源的三维分析框架,发现TCL国际电工高速成长中的竞争优势来自于社会资本、营销网络与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战略等多种力量的组合。
2 模型构建、指标选择及数据获取
2.1 模型构建
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函数)为基础,在研究中把经济增长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率与要素投入增长率之和,提出了第一代增长模型,试图用资本积累解释经济增长。该模型描述了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引起产出的增长,其基本形式为:
Y(t)=A(t)·f(L,K)=A(t)K(t)αL(t)β,0<α,β<1 (1)
其中Y(t)代表产出水平,A(t)代表技术水平,L和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生产函数基本形式为CD函数。大量的计量研究表明,资本积累最多只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20%,其余80%无法得到解释,索罗将其归于“劳动的有效性”或技术进步。索洛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资本投入数量增长因素之后,所有其它因素的总和,都可以认为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在索洛模型中,技术水平也就是“劳动有效性”这一变量被当做外生变量、被看做是给定的,且模型并不能说明“劳动的有效性”是什么,具有明显不完善性。
既然资本积累解释不了长期经济增长,第二代增长模型就从技术进步入手,强调知识积累和发明创造。与索罗模型不同的是,第二代模型不再把技术进步、知识积累看作神秘的外部力量,而是经济增长本身的结果,同时又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保罗·罗默((Romer)为代表。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表明,知识累积和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科技已经成为除劳动力和资本这两大传统要素之外更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远远超过传统要素。在罗默的模型中,除了列入资本和劳动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外,还引入了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两个要素。罗默模型根据假定的不同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其中一个最基本的简化形式为假定社会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产品生产部门,一个是使知识存量增加的研发部门。劳动力中aL的比例被用于研发部门,1-aL比例被用于产品生产部门;资本存量ak的比例被用于研发部门,其余用于产品生产部门。此时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CD函数的产出模型为:
Y(t)=A(t)[(1-ak)K(t)]α[(1-aL)L(t)]1-α,0<α<1 (2)
其中,A(t)不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取决于用于研究的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以及技术水平。假定生产函数为一般化的CD函数,则知识的增长可以表述为(其中B为转移参数):
在本研究中,对于海洋产业的发展而言,由于其自然条件及开发条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其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过程中,科技创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生变量。因此,论文以C-D生产函数为基础,借鉴索洛模型和罗默模型,构建出一个简单的海洋产业竞争优势评价模型,其形式如(4)式所示。
Y(t)=AK(t)αL(t)βR(t)γ (4)
其中,Y(t)表示产业竞争优势,K(t)表示资本投入,L(t)表示劳动力投入(代表传统生产要素),R(t)表示科技创新投入,A代表制度等其他影响因素,α、β和γ分别表示资本、劳动(生产要素)和创新投入对竞争优势的弹性大小,即影响系数,均为0到1之间的常数。
可见,通过比较α、β和γ值得大小,就可以初步对产业竞争优势的推动因素做出判断。若α值最大,说明海洋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由资本投入推动形成;β值最大,说明海洋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由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形成;γ值最大,说明海洋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由科技创新投入推动而获得。
2.2 指标选择和数据获取
我国对海洋产业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的统计机制并不成熟,经济统计数据也不完善,并且面临统计分类方法及统计口径的不断调整,因此,在选择产业竞争优势、资本投入、生产要素投入和科技创新投入的具体代表指标时面临很大的困难和局限,样本容量也十分有限。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相近指标来进行实证分析。
产品销售额、盈利水平、产品出口竞争力、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等是常见的衡量产业竞争优势的指标,由于相应数据缺失,考虑到总产值水平亦能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这里我们选择海洋产业总产值来替代这一指标;资本的投入我们粗略地用相应沿海省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替代;劳动力的投入我们取沿海省市的涉海从业人员指标来表示;考虑到科技课题的立项数往往与R&D投入正相关,结合统计年鉴的统计项目和数据的连续性,科技创新的投入我们选择海洋科研机构科技课题情况指标来表示。
研究通过对历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的查阅和整理,用我国11个沿海省市2002—2009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涉海从业人员、海洋科研机构科技课题数作为解释变量,以海洋产业总产值作为被解释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法)对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对数处理可以避免模型的异方差,且并不会影响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对指标的原始数据都取其自然对数,建立双对数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具体形式如(5)式所示。
LnY=a+αLnK+βLnL+γLnR (5)
3 实证分析结果及分析
运用SPSS17.0软件对上述模型及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各回归方程的R2值基本都在0.6以上,大部分达0.7以上,2009年更高达0.876,说明模型可以解释60%～70%以上的影响因素。
计算结果显示,在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发展和提升过程中,创新投入的贡献基本都在0.5以上,少数年份甚至高达0.6以上,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主导因素呈现出从生产要素推动向创新推动的演进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正是海洋产业发展高技术含量特性的体现,表明我国海洋产业发展的情况良好,总体呈现出良好的演进态势,基本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资本投入在海洋产业竞争优势演进过程中的作用值得关注。从2002年到2005年四年间,资本投入对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呈现出副作用,这与我们在衡量指标的选取上比较粗糙有一定的关系。囿于数据的缺乏,我们只能以沿海省市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代表海洋产业的资本投入,这种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计量分析的结果也可以说比较粗糙。但与此同时,该数据的计算结果也表明在2002到2005年间沿海省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没有帮助,甚至有阻碍其提升的反作用,这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在这一时期沿海各省市对海洋产业的资本投入表现为不足,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过多的资本投入到对产业发展和竞争优势提升并没有实质性帮助的行业,比如房地产行业等。自2006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投入对海洋产业发展的贡献开始显现,并在2007年达到0.309,超过了生产要素的推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国沿海省市对海洋产业的重视不断加强,资本投入有所增加并取得了正向的贡献。
生产要素的贡献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但相对比较稳定。2002年到2005年间,生产要素投入对海洋产业竞争优势提升的贡献率相对较高,某些年份甚至表现出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推动性,说明在这一时期我国海洋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劳动力投入,其开发方式也主要基于传统开发方式。随后几年中,尽管竞争优势的推动因素从生产要素推动转向了创新推动,但生产要素的贡献依然较为稳定,近两年甚至总体上超过了资本投入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我国海洋产业的发展是创新导向的海洋新兴产业和劳动力密集的传统海洋产业并行发展的态势。涉海从业人员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及海洋技术研究人员对海洋产业竞争优势提升的贡献不容小觑。
4 结论及不足
(1)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演化呈现出跨越式演化路径。根据波特的观点,发达国家竞争优势的演化,经过了生产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和富裕导向四个阶段,但对于后发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经济和技术的赶超,就应着力于选择跨越式的演化路径。就我国海洋产业的发展来说,由于其起步较晚,相关经济和技术条件以及产业发展基础起点也就较高,更具备跨越式演进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在该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生产要素导向向创新导向的跨越是很正常的。
(2)科技创新在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和演化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当前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总体呈现出以创新为主要导向,总体情况良好。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进一步加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以推进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提升的良性演化态势,促使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
(3)囿于数据的不可得性和不完善性,本研究过程及方法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比如样本容量明显偏少,指标选择仅为尽可能相似替代,研究结论较为粗糙,数据挖掘不够,缺少省市之间演化过程的比较等等,在以后的研究中,基于我国海洋统计机制的健全和统计资料管理的完善,这些不足有可能得到逐一完善。
摘要：基于CD函数和内生增长模型,构建出一个简化的产业竞争优势演化评价模型,对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的演化过程进行计量分析,判断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得到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呈现出跨越式演化路径,经历了从生产要素推动向创新推动的演进过程,科技创新投入在提升我国海洋产业竞争优势过程中具有重要贡献等结论。
关键词：产业竞争优势,演化路径,内生增长模型,海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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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 篇10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变
起源于17世纪初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在未来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基于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以下笔者将着重分析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分流、复兴。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政治与经济量大领域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这种思想早在古希腊城邦学中就已经存在。其实,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合理的调整经济、做好政治工作,才能真正促进城市发展。就像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雅典的收入》中阐述的一样,城邦国家经济问题的存在,需要借助政治的力量来协调和解决。于1662年威廉配第出版的《赋税法》中说阐述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但是威廉配第并没有在《赋税法》中完整的、详细的阐述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直到1776年才被创立,源于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
(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
对于经济学的独立划分,约翰穆勒应当算是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是将“公权”和“私权”划分开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应当天然的分开,政府职责是负责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受此影响经济学的研究就越加独立。穆勒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分为个人理性的假设和对市场交换的研究。真正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分离,是于1871年的边际革命,也就是利用边际效用论代替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在此之后政治经济学逐渐走向边际化,而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的《经济学原理》真正将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分离出来。
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就相当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流。古典经济学理论构筑,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的,与此同时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批判地集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同时延伸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进而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演化政治经济学是从凡勃仑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学科》开始的。的确,凡勃仑阐述的是演化经济学内容,但是其实质就是演化政治经济学。
(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再次复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应当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将经济、政治分属于不同学科。但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市场调节作用受到质疑,此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调整了市场,纠正了市场缺陷,因此经济人士和政治人士纷纷认识到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在此之后积极进行经济学研究,也是某种程度上将经济学推向政治经济学。
20世纪40年代,因国家问题,通过经济学的运用得到了解决,同时提出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有事起选择机制和宪法设计的性质上。此时可以显现出,经济学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了政治,这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60~70年代,政治经济学开始复兴,一些学者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的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以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为特征,但是其不同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进行政治与经济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借助现代经济学的技术工具去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二、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
(一)政治经济学概述
1. 政治经济学概述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概述,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明,我国学者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提出的不同的阐述,如黄新华认为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等问题。而李增刚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至少把政治、制度、法律等因素排除在外,并采用经济学的假设、原理及工具分析政治、法律、意识形态等因素范围。虽然,对政治经济学的阐述不同,但所表达的政治经济学本意是一样的,即:(1)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政治和经济的整合为前提,在此前提之下经济方面的研究考虑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等因素驱动下个人选择问题,而政治方面的研究是考虑权利约束、国家制度、个体权利冲突下集体选择问题。(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虽然比较广,但是从分支的研究特点来看,主要包括政治的经济学和经济的政治学,前者是以政治为研究对象进行经济分析,后者是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经济发展对政治因素的影响。(3)政治经济学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来分析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经过深入的研究可以了解国家与经济、经济主体与经济结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关制度制定,可以为政治与经济模型重构奠定基础。
2.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包括:政治主体行为自身利益与有限理性并存。也就是假设经济人,其目的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在政治经济学中出于对经济人自利的考虑,会对公民的政治主张、政治制定者的行为,甚至是国家行为予以分析;稳定偏好,假定个人偏好稳定,那么在政治经济学中,个人偏好是一种可以自然显现的信息,政策制定者不仅能够掌握这一信息还能对其加以利用,这就意味着政治主体被设定为缺乏调整偏好动机的特征。
(2)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包括,个人主义方法论,也就是个人主义方法始终贯穿于政治经济学,基于个人层面,依据个人的个性、目标、信念等对社会现象予以阐述。逻辑实证主义,是以以上假设为前提,进行逻辑推演,得出结论,证实假设是否成立。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古典理论,但其在政治经济学中依旧可以科学、合理地应用。
(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1.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内涵
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内涵阐述,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在上文的分析中,已经说明演化经济学中,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长期存在,使演化经济学倾向于经济领域中市场过程的研究和经济与政治整合的研究。但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重点倾向于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方向,所以研究对象为经济和政治整合研究,研究方法是以演化经济学和演化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为基础,借助相关方法和手段以展开深入的研究。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中“演化”的含义。出于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考虑,在此借助何梦笔所研究结论来理解“演化”:其一,基于政治经济的不确定,关注政治经济知识的出现与扩散。其二,重点强调政治变迁的冲突和非均衡的作用,以关注政治经济主体与组织之间的动态竞争;其三,借助多层次等级选择理论,多元分析演化力量作用对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其四,多层次分析演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应用的工具,进而确定其研究对个体行动的约束。
2. 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征
(1)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对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政治主体行为呈异质性并以有限认知为基础。也就是认定政治主体的行为是受认知模式所影响的,在个体学习或环境的变化下,政治主体的行为将发生一定变化;偏好的动态变化及政治观点的形成。也就是政治主体的偏好具有动态性,可能因为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及其他实体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政治主体的偏好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了政治观点。
(2)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注重群体思考,同时个体思考优势重要的演化分析核心特征,所以,应当基于个人主义,对个体的异质行为进行重点分析,进而明确个体的独特政治观点。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批判实在论,也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逻辑实证主义进行批判,将社会定义为经验和时间的构成,进而重新定义经济行为及理解经济主体的政治观点。
(三)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烟花政治经济学的理解,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
1. 理论框架特征比较
基于以上对政治经济学和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概述和理解,在对两者进行理论框架方面比较中,设置了表一来比较说明两者的理论框架特征。
2.相关概念的比较
两者相关概念的比较,包括利益集团和战略集团的概述,在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利益集团的概述是以实现成员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视利益集团为企业,组织者为企业家,集团成员为消费者,如此通过利益集团的成立,目的在于为成员提供服务。战略集团则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制定一系列战略,以赢得利益。在演化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战略集团的概述,是政治个体组成,进行集体行动,进而发挥作用;对利益集团的概述,则是回归到个人成员上,从经济角度分析个体层面。对于政治企业家的概述,新政治经济学,将其视为利益集团的组织者,负责集体行动,在新演化政治经济理论中,政治企业家则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集体行动。
三、新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应用
基于以上内容的分析,将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经济学综合应用,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相同,为实现两者综合应用提供的理论支持是相同的。但是两者之间存诸多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两者综合应用效果,对此应当同均衡分析法和演化分析法,对两者进行调和,也就是提出两者综合应用假设,在此基础上设定核心概念、解释逻辑等,进而使两者可以综合应用。基于此,利用均衡分析和演化分析调和两者之间的差异,使其两者可以有效的应用。
四、结语
综合以上内容的分析,确定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在理论框架、相关概念阐述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不能够综合应用,只要合理的调和两者,就能够使两者综合应用,为推动国家政治与经济良好发展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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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演化之谜 篇11
新生代的后期以人类的进化为主要标志。在这个时期，哺乳动物也有很大进化，大量的老物种灭绝新物种诞生，在欧洲及邻近的亚洲部分地域生存的119个物种中只有6个在新生代早期生存过。特别是在距今200万年地球上出现的大冰川期，发生了大规模喜冷和喜暖动植物群的交替现象，大型陆生哺乳动物发生了大规模灭绝（图1）。其后人类的狩猎活动也成为动物大规模灭绝的原因之一，在北美因此而绝灭的大型哺乳动物就有70％。
(1)美国动画大片《冰河世纪》表现了这个时期动物们的故事
现在看看新生代晚期的剑齿虎、爱尔兰麋鹿、渡渡鸟、猛犸象和塔斯马尼亚虎是怎样灭绝的吧。
复原沥青坑中的剑齿虎
美国洛杉矶市中心的兰乔·拉·布雷沥青坑是世界上最大的史前生物化石埋藏场，古生物学家在这里发现了400多万种的动物样本。然而，更令兰乔·拉·布雷地区名声大噪的是:2000多具剑齿虎骨骼被发掘出来得以复原。
动物进化史上大名鼎鼎的剑齿虎最早出现在距今3500万年前，到11000年前剑齿虎仍然统治着洛杉矶平原树木丛生的肥沃谷地，这种顶级食肉动物没有遇到过任何对手（图2）。
（2）最令剑齿虎声名远扬的是它那对短剑一般的巨大犬齿
剑齿虎肩高1米，肩部肌肉发达，后腿较短，尾巴短小（图3）。剑齿虎体重相当于现代狮子的两倍，庞大的块头使它每顿可以吞下大约30公斤肉。它头骨上有大块的肌肉，能释放出很大的力量，让它完成强劲有力的一咬，只需一口就能切断野牛的颈部血管和气管。但是，剑齿虎躯干沉重，腿又短，不擅长距离奔跑，所以进行良好的伪装，对猎物进行偷袭成为它猎取食物的本能。然而，即使是凶悍的杀手，面对形体庞大的野牛特别是野牛群，一只剑齿虎也很难得手（图4）。当猎物充足，而且有许多掩蔽点可以保证剑齿虎潜伏发起攻击时，它们的家族就会兴旺起来。
（3）一切构造都是为了释放它那巨大犬齿的威力
（4）剑齿虎是社会性动物，它们常常集体行猎，受伤严重的个体可以分享群体捕杀的猎物，并且受到群体其它成员的保护
剑齿虎作为顶级掠食者的风光延续了100万年，最终还是走向了灭绝。冰河世纪末期气候变暖变热，植被沙漠化使剑齿虎惯用的埋伏偷袭战略反而成了致命弱点，在开阔的地面它们很少有地方可以藏身;在偷袭技巧难以奏效时，剑齿虎必须追赶猎物，但它的速度又处于劣势;野牛总是保持完整的群落，用数量保障自己的安全。这些使得剑齿虎的生存机会变得渺茫，它无法适应新的环境，曾经居于食物链顶端的超级猎手只能走向终点。
饥饿的剑齿虎不得不放弃了它们的孩子，不再交配繁殖。它们依靠腐肉苟延存活，腐肉的气味把它吸引到了危险的沥青湖边。古生物学家推测，10000年前，一只只焦渴难耐的动物靠近这片沥青湖。由于它们个头大、份量重，它们的脚便陷入湖中。它们越挣扎，下陷的速度就越快，一会儿工夫就沉入坑中，随后面临而痛苦的死亡过程。沥青是自然界中最好的防腐剂，即使最小的骨骼遗骸也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爱尔兰麋鹿的美丽皇冠
爱尔兰麋鹿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鹿角。鹿角硕大而精美，重约有40公斤，尖角之间的距离可达3.7米(图5)。庞大的鹿角每年都要脱落并重新长出。
（5）鹿角就像身姿雄伟的爱尔兰麋鹿头顶上的皇冠
爱尔兰麋鹿的食物主要是草。冰河世纪末期，爱尔兰是一片空旷草原，草场富含钙质，完全可以满足鹿角生长的需要。
爱尔兰麋鹿交配时，雌鹿是根据雄鹿鹿角的大小来挑选配偶的，雄鹿的鹿角越大被雌鹿选中的机会就越大。雄性爱尔兰麋鹿站在那里，巨大的掌形鹿角在开阔的草原上就像镜子一样放出光芒，吸引着愿意交配的雌鹿。这样的交配使鹿角大的雄性爱尔兰麋鹿的基因得以遗传（图6）。
（6）3个工作人员把巨大的鹿角抬进博物馆
巨大的鹿角还是爱尔兰麋鹿的武器。在交配季节，雄鹿们相互挑战，争夺交配权。在战斗中雄鹿的目标是把对手甩倒，用鹿角上的非常长的攻击刺刺向对手的躯体侧面或颈部（图7）。
（7）为了赢得雌鹿的青睐，为了证明自己是雄性中的佼佼者，雄鹿之间用美丽的鹿角进行的打斗常常显得野蛮而血腥
爱尔兰麋鹿已经习惯了在冰河世纪末期的草原上生活，种群数量曾经非常庞大。然而，10600年前的化石记录表明，爱尔兰麋鹿突然消失了。
10600年前，全球上升的气温融化了巨大的极地冰帽，寒冷的水流涌入大西洋，水温下降了8℃。从热带地区北上的墨西哥湾暖流受到了拦截，爱尔兰的温度一下子降到了冰点。这一剧烈的气候变化持续了1000年，植被因此而凋零。
在极度寒冷时期，爱尔兰麋鹿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由于交配选择的原因，它不得不保持巨大的体型和巨大的角；而另一方面，自然选择要求它的体型和鹿角都向较小的方向发展，这样幸存下来的几率才能更高一些。不幸的是，由于气候的突然变化，爱尔兰麋鹿无法迅速完成适应性的进化发展，已经繁衍兴盛了数万年的爱尔兰麋鹿最终走向了灭绝。
扼杀猛犸象的第三只手
1996年，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城发现了7头猛犸象的1200多块骨头，这是一个猛犸象家族的墓地。
猛犸象又名毛象，冰河时期一直生活在北半球，距今300万年～1万年前。它身躯高大，身高一般5米，体重10吨左右，一对长而粗壮的象牙强烈地向上向后弯曲并旋卷。它的头骨短，头颅和顶脊是身体的最高点，身上长满了长毛。猛犸象以草和灌木叶子为生，每天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咀嚼草叶以维持它们巨大身体的需要（图8）。
（8）猛犸象的寿命可达70年
猛犸象也是一种非常社会化的动物，所有家族成员通过集体力量相互保护。虽然成年猛犸象是坚不可摧的战车，但是它们的幼仔则需要至少15年时间才能发育完善，根本无力抵抗冰河时期最强大的捕猎者剑齿虎。幼象遇到危险，整个猛犸象群就会迅速行动起来，形成一道强大的防御墙（图9）。
（9)只要集体作战，猛犸象群便无所畏惧，就算最凶猛的捕猎者照样要惧它三分
猛犸象和今天的大象拥有共同的祖先，不过这两个种类在500万年前就各立门户。大象幸存下来，而猛犸象却走向了灭绝。
提到猛犸象的灭绝，一个重要理论指出罪魁祸首是气候变化。
数百万年来，猛犸象在冰河时期的荒原上繁衍兴盛。冰河末期气候变暖，猛犸象被迫向北方迁移，活动区域缩小，草场植物减少，使猛犸象得不到足够的食物，面临死亡。但是，气候变化不可能杀死所有的猛犸象。
没有人知道人类第一次踏足美洲大陆的准确时间，但是考古遗址表明12000年前，人类的身影已经遍布从加拿大极地地区到美洲南端的广阔区域。人类与猛犸象同期进化，开始还能和平相处，但当人类进化到了新人阶段，学会使用火攻和集体协同作战，捕杀成群的动物和大型动物就成为可能。猛犸象曾是石器时代人类的重要狩猎对象，在欧洲的许多人类洞穴遗址的洞壁上，常常可以看到早期人类绘制的猛犸象画像。在猛犸象的墓地，古生物学家也发现了人类的痕迹。在迁徙到美洲的早期居民中，最著名的就是克劳维斯人，他们已经有了新的工具（图10）。人类的到来直接导致了猛犸群体数量的急剧下降。
（10）克劳维斯石制箭头
但是不久，新的研究结果对此提出了质疑。在北美洲地区的1500处猛犸象遗址中，只有60处可以找到人类活动的痕迹，其中存在克劳维斯人捕猎证据的仅有12处，但是克劳维斯人主要猎杀马、骆驼和麝鼠、鸭子等一些较小的动物，他们的食谱非常丰富。如果克劳维斯人能够依靠那些唾手可得的动物为生，他们为什么要冒险猎杀巨大的猛犸象呢？这一简单的推理表明人类大规模猎杀猛犸象群的行动不太可能。
然而，一种新的观点还是将猛犸象灭绝的原因指向了人类，不过是间接的。病毒学家发现一种致命的疾病能够突破物种的界限，疾病也可能引发猛犸象的灭绝。这种疾病的病毒很容易从一个寄主身上跳到另一个寄主身上，然后扩大传染的范围。病毒学家们过去认为病毒不能杀死它的寄主，但是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旦疾病突破物种的界限之后，病毒侵袭到从未感染过这种疾病的种群时，这个种群对于这种病毒就没有免疫能力，所以很快就会毁灭。北美洲猛犸象种群很可能就是被一种疾病逼向了毁灭（图11）。现在已经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疾病能够造成物种的灭绝，这使人类对于猛犸象等大型哺乳动物灭绝原因的研究向前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11）克劳维斯人迁徙时把狗引入了北美洲，恶性疾病很可能通过跳蚤从狗身上传播到猛犸象身上
安逸的渡渡鸟
荷兰水手1507年在毛里求斯岛上发现了渡渡鸟，然而到1681年，这个岛上再也没有发现活的渡渡鸟了。1865年在岛上出土了全世界仅存的渡渡鸟遗骨。
渡渡鸟体型比最大的火鸡还大，比火鸡结实，羽毛也很厚，脖子又长又弯，姿态优美，站得也比火鸡要直，有2.5 英尺高。它们的身体很重，所以用来支撑身体的双腿非常粗壮。由于翅膀慢慢退化，它们不能飞，胸部肌肉变得又长又窄，全身的重量大部分都集中在了腹部和臀部（图12）。它是鸡类家族中的一种，仅产于毛里求斯，由于岛上没有天敌，因此它们安逸地在树林中建窝孵卵,繁殖后代。
（12）肥大的体型使它步履蹒跚,再加上一张大大的嘴巴,使它的样子显得有些丑陋
在毛里求斯，森林里面长满了乌木树和棕榈树，一年四季都会结出很多果子，落满了地面，这就是渡渡鸟的食物。此外，齿叶葵、露兜树、酒瓶椰子树也是渡渡鸟的食物来源。
毛里求斯是一座火山岛，岛上的土壤都呈酸性，缺少钙元素。因此在繁殖季节，为了给后代提供充足的营养，渡渡鸟对钙的需求量会大大增加，要食用大量的蜗牛壳补充钙质。
1662年一位德国人因为轮船失事漂到了毛里求斯。他在岛上寻找食物，但没有发现一只渡渡鸟。他四处游荡，无意间来到了旁边的一座小岛之上，遇到了最后一批幸存的渡渡鸟（图13）。渡渡鸟怎么到了这里？
（13）这座在涨潮时成为孤岛的地方是渡渡鸟最后的避难所
在早期荷兰人居住地找到了成千上万根外来动物的骨头，荷兰人从欧洲带来了山羊、猪，其中一些动物摆脱了人类的控制，变成了野生动物。渡渡鸟不得不和这些新来的定居者展开竞争，然而渡渡鸟的竞争力十分低下。
百万年来，渡渡鸟一直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进化发展，没有任何捕食者会威胁它们的存在，因此它们繁殖的速度很慢，平均每隔一年才产下一只后代。由于无法飞行，渡渡鸟一直在地面养育自己的后代。猪的到来对于同样生活在地面的渡渡鸟所造成的影响是毁灭性的（图14）。渡渡鸟不得不迁往周围的几座小岛。狭小的环境、匮乏的食物，使渡渡鸟面临灭亡的绝境。这也许才是渡渡鸟灭绝的真正原因，是渡渡鸟自己把自己推向了灭绝的边缘。
（14）野猪不仅会和渡渡鸟争抢食物，而且还使渡渡鸟的交配和繁殖等活动无法正常进行
人类导致塔斯马尼亚虎的灭绝
1930年，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农夫威尔夫·巴蒂与一头奇特的动物狭路相逢。巴蒂不知道，他这一枪不仅结束了一头动物的生命，还为一个物种画上了句号，这就是塔斯马尼亚虎。
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大利亚南部海岸线以外200公里处。塔斯马尼亚虎身体像狼，骨骼结构与狗非常相似。它前半身显得相当灵活，后半身灵活性比较差，身上有育儿袋，这足以证明塔斯马尼亚虎是从袋鼠这样的跳跃类动物进化来的。巨大的嘴是它最厉害的武器，善于进行战斗和杀戮。它的尾根很粗，后半身长着像老虎一样很粗的条纹（图15）。
（15）这是它的明显特征，并由此而得名
塔斯马尼亚虎是一种喜欢独来独往的肉食动物，每天都在自己的领地上追捕猎物。它最喜欢吃小袋鼠、树鼠和大袋鼠，能连续几个小时追着猎物不放，穿越丛林、河流和山谷，超强的体力让它最终能困住猎物。但是它的厄运来了。
1803年英国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处罚罪犯的殖民地。到19世纪80年代，塔斯马尼亚岛上大片的沼泽地都被改造成了草场，岛上又出现了数百万的绵羊，塔斯马尼亚虎的野生家园遭到了现代人的入侵。农民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羊被肢解，认定是塔斯马尼亚虎所为，要求政府消灭塔斯马尼亚虎。1888年政府发出悬赏，每杀死一头塔斯马尼亚虎奖赏1英镑，平均每年要猎杀100只。无知的人们并不清楚作为食物链最顶端的掠食动物的数量不可能太多，也许不超过3000只。在政府发布悬赏命令的那些年当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塔斯马尼亚虎被猎杀了。
1909年，猎杀塔斯马尼亚虎的数量突然锐减，从以前每年100头骤降到只猎杀了１头。数量急剧下降表明，人们的捕猎行为不是他们灭绝的唯一原因，某种比人类可怕得多的因素出现了。唯一的解释是某种疾病。狗也把犬瘟热传给了塔斯马尼亚虎。
可是有袋类动物身上一直都有类似的病毒，它们并没有因此灭绝。这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人们猎杀和塔斯马尼亚虎栖息地的缩小，这种疾病不会对塔斯马尼亚虎数量造成任何影响。正是在人类的杀戮下，塔斯马尼亚虎的群体数量极为脆弱，这种疾病最终为它的灭绝敲响了丧钟（图16）。
（16）这是一种在不久前才灭绝的动物，甚至有电影胶片记录下了它的样子，专家确认胶片中的是一种非常奇特而高级的动物，绝非低等动物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 篇12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技术变迁,技术创新
演化一词译自英文单词“Evolution”, 国内也有译作进化、天演等。我国著名科技哲学专家吕乃基 (2009) 指出演化不是进化, 演化不仅包括进化还包括退化, 这里的退化不是消极和被动的, 而是演化不可或缺的部分[1]。当通过“创新”这一名词把多个学科比如经济学、管理学、生物学、组织行为学等之间类似但是不同的范畴联接起来时, 就会将这几种不同的知识体系进行交互, 围绕着“创新”产生新的语义, 从而为创新研究产生新的方法论, 乃至突破、加快创新研究进展。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 本质是概念性的。因此来自于其他学科的隐喻为技术、创新研究的一些新生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该隐喻路线用于技术变迁一般过程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一是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关于S曲线的隐喻;二是进化生物学隐喻;三是复杂系统演化的隐喻。
一、基于S型增长曲线的隐喻
( 一) S型增长曲线的缘起
一般认为, S型增长曲线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 (Gabriel Tarde) 提出, 他在《模仿律》一书中描述了关于新思想的采纳率与时间的关系, 即:新思想起初进展较慢, 接下来以急速和匀加速扩散, 然后发展趋于减慢, 直至最后停止[2]。在塔尔德之后, S曲线被引申到许多领域, 如生态学中关于人口增长速度与密度的关系、城市化率和时间的关系等。在经济管理领域, 毋庸置疑, 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应用S曲线众所周知最成功的例子。
S曲线现如今成为技术管理的重要方法和手段。Foster (1986) 利用S曲线解释一个通用的现象:根本性的技术创新通常由新进入者研发及引进, 而不是由当前产业的渐进技术领先者所为, 他认为技术领先者趋于强化成熟技术而未能及时发现利用新的、颠覆性的技术, 因此导致其丧失该产业的主导地位[3]。
但是S曲线有很多缺陷, 比如不能判断何时到达技术极限、决定技术命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无法进行新技术预言以及难以处理新技术和成熟技术等。
( 二) A—U模型
在技术变迁领域厄特巴克 (Utterback) 利用S曲线提出他与合作者埃伯纳西 (Abernathy) 共同命名的工业创新动态模型A—U模型[4]。在该模型中, 他将创新分为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 而将产品周期分为流动阶段、转换阶段和特性阶段。在流动阶段, 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均处于上升趋势, 但是产品创新比工艺创新更强;在转换阶段, 产品创新逐渐减少, 而工艺创新持续增加直至超越产品创新, 创新活动步入主导设计阶段;在特性阶段, 工艺创新多于产品创新, 主导设计使得产品设计、生产程序和工艺标准化。
A-U创新模型解释了产业发展与创新模式之间的演化关系, 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然而该创新模型没有考虑到行业以及国家的差异性, 当产品生命周期较长时, 产品的变化较小, 创新活动侧重于工艺创新, 则不能使用该模型来进行解释;同时, 该模型在对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中以技术转移等方式开始的创新活动进行解释时, 也不能反映该产业发展演变规律。因此, A-U模型适合于反映发达国家以原创性技术活动推动的、产品相对比较单一的产业演化规律。
( 三) 逆A—U模型
A—U模型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原始创新为主的背景下提出的, 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开始的创新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 逆A—U模型被提出[5]。该模型与A—U模型观点相悖, 认为工艺创新先于产品创新处于优势地位, 然后产品创新才扭转情势超越工艺创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 在技术创新方面积累较少, 初期只能以引进技术为主, 生产标准化、无差异化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吸收、消化技术, 以此为基础开展渐进性创新乃至突破性创新, 此时产品创新被不断激发直至逐步超越工艺创新, 进入产业稳定发展阶段。
( 四) 技术范式与技术轨道
Dosi (1982) 通过与库恩 (Kuhh) 科学范式 ( 科学研究程序) 相类比, 提出“技术范式” ( 技术研究程序) 的概念, 将技术范式定义为基于自然科学和材料科学引申出来的一种解决技术问题的模型和模式。而技术轨道是在技术范式的基础上解决一般问题活动的模式。技术轨道是由范式决定的“一般”问题解决活动, 可以看作是由相关范式定义的技术变量中的多个均衡的移动。技术进步可以定义为这些均衡的提高。技术轨道包括一系列的可能技术方向, 其外部边界由技术范式自身本质确定[6]。
将技术轨道理论用于解释不发达国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优势”以及应用于技术跟随和技术超越等领域问题是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
二、基于生物进化理论隐喻
基于S曲线的技术创新演化还基本停留在线性思维层次, 而通过隐喻进化生物学的诸如竞争、选择、淘汰、突变等概念, 催生了演化经济学的形成, 一些崭新的演化分析方法如自组织理论、复杂系统、演化博弈等对于技术创新这类不能由主流经济学所解释的现象进行解释。在技术系统中有无数个我们熟知的类似于生物进化的现象。大量不同的变种 ( 产品或技术等) 被投入环境 ( 市场) 中, 经过其他竞争者或环境 ( 竞争对手、市场、顾客) 等的严格选择。幸存者被保留下来并通过种群被复制、扩散, 并逐渐成为优势种群[7]。技术系统中还有大量诸如此类的类比、映射, 但是将整个生物进化全盘隐喻为技术进化的不可取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技术创新演化是具有拉马克式的特征, 这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却被认为是异端。纳尔逊和温特被认为是熊彼特主义的回归的同时, 还创造性借用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自然选择”的基本思想以及西蒙“有限理性”学说, 形成了演化经济学独具一派的“新熊彼特主义学派”。
纳尔逊和温特的研究中突出了技术创新是一个长期演进的历史过程的思想。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学说主要是考察经济变迁, 不是将技术变迁一般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因此, 他们对技术变迁一般过程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具体。乔治 ˙ 巴萨拉 (George Basalla) 在其专著《技术发展简史》中构建技术发展的进化假说, 他同样隐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以人工制品作为研究基本单位, 技术进化的结果是人工制品的多样性, 新人工制品是旧人工制品的继承和发展, 类似于生物界的遗传、变异和选择等进化现象[8]。齐曼 (2002) 同样以人工制品作为基因类似物构建基于生物进化论的技术变迁过程, 他认为新奇的人工制品以新物种的变异和选择一样的方式涌现, 技术的变化如同基因那样发生变化, 社会环境以拉马克式或达尔文式对技术基因的变化起选择作用[9]。
三、基于复杂系统演化的隐喻
复杂系统是由大量的以非线性关系联接的模块组成, 除了具有层级性、可分解性及快速演化[10]的特点之外, 还具有突发特性[11]。美国技术史专家休斯 (Hughes) 认为:“技术系统包含着那些混乱的、复杂的、解决问题的成份, 他们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 也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因此, 可以说技术系统是一种复杂系统, 可以用复杂系统的思维来研究技术系统
复杂系统是模块的集合, 而系统架构是复杂系统中模块间组合的方式。系统架构会影响复杂系统的结构、功能等, 因此系统架构理论有助于复杂系统的设计和管理, 并且架构理论通过形成主导设计影响复杂系统的演化[12]。架构理论目前不仅应用于产品领域, 在组织、产业等层次的架构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
Henderson和Clark (1990) 最早提出架构创新的理念[13]。他们认为对于创新传统分类方式 ( 即将创新分为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 是不完全的且易引起误导。他提出了架构创新, 即不改变产品的部件而改变部件联接方式的创新方式。他们将创新通过两种维度进行分类。纵向维度基于产品组件 ( 模块) 之间联接方式的创新, 而横向基于组件内部的创新。因此, 创新将被分别被归为四种方式:渐进性创新、模块创新、架构创新以及突破性创新。突破性创新建立一种新的主导设计, 在新的架构中组件联接的核心设计理念。渐进性创新是在原有的设计基础上的加强和拓展。模块创新是个体模块的发展和进化, 但是核心设计理念以及模块间的联接方式未曾改变。架构创新改变模块间联接方式但是核心设计理念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