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正社会工作研究

矫正社会工作研究（通用8篇）

矫正社会工作研究 篇1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十八大在司法改革再一次提到社区矫正，使得社区矫正一时之间成为热词。实施社区矫正目的是为了让罪犯改正错误的同时重新回归社会，而社会工作则是一项解决问题帮助他人的工作，二者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社区矫正的实施的效果的如何离不开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社工的专业性工作方法将有利于社区矫正目的的真正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多年来，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积极作用正在逐步显现。各地通过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和专业机构建设，在以司法人员为主导、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积极参与的模式下，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矫正活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随着社区矫正实践的不断深入，在开放的社区环境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如何继续有效地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做进一步探讨。笔者从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基本问题入手，对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关系进行了界定，指出了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必要性和实务的过程，解析了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问题，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提供思路。

目 录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基本问题

（一）社会工作的概念

（二）社区矫正的概念

（三）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关系界定

（四）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必要性

1、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社区矫正的契合性

2、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矫正中的不可替代性

3、社会工作实务程序为社区矫正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五）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过程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建设尚未完善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工作模式机制须待完善和优化

（三）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整体偏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四）经费和资金短缺致使很多介入工作开展受阻，操作比较困难

（五）社区矫正的岗位建制有待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介入受阻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现实路径

（一）推进社区矫正岗位设置，拓宽社会工作介入的路径

（二）推进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化建设 1.厘清职责，明确定位。2.建立矫正社工职业制度 3．健全社工介入机制

（三）以立法形式推动社工介入社区矫治法制化

（四）加大县区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投入

（五）完善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参与社区矫正的能力和水平1．完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2．提高社工薪酬待遇

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方式，在我国的发展不过数十年，依旧需要大量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才能逐步完善。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之一，而违法犯罪则危害着社会的治安与和谐。传统的刑罚方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违背了人道主义精神。而社区矫正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我国的社区矫正一开始借鉴国外的经验，着重于社区矫正的政治化及其立法，随着社区矫正的发展，社区矫正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社区矫正理论的缺乏成为当前的焦点。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共通性使得社会工作人员涉入社区矫正成为可能。为了扩大社会工作的影响力，本文结合当前的问题焦点，探讨了社会工作的介入方式。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基本问题

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治是以司法工作者为主导，社会工作者为参与力量，通过对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专业技巧的应用，对社区矫治活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和社区矫治工作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工作如何能更加有效的加入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在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中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明确二者的基本概念，界定二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工作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必要性和实务的过程等这些基本问题。

（一）社会工作的概念

社会工作，也简称社工，是指在专业价值观引导下、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作为专业的助人活动，它可以为工作对象提供物质帮助、给予心理支持、促进能力发展、维护其合法权益。服务、平等而不是利己、控制，是社会工作的基本要求。

社会工作的特质就是要改变服务对象的不利情况。因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身处困难境地，属于弱势和边缘群体，没有来自社会的平等对待和人本服务，其自身的潜能难以唤醒、社会功能难以修复，“赋权增能”和“助人自助”的目标就无法落到实处。社会工作起源于贫民救济或慈善事业，是伴随工业化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其发展路径为从国外到国内，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形成的、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并大力支持的新兴社会职业和专门学科。它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世纪50年代传入中国，1987年国家民政部在北京大学建立社会工作与管理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在国内正式实施；2000年上海浦东新区在医院、学校和社区设立社会工作站，成为我国社会工作进入实践的重要标志，2004年国家颁发的《国家职业标准——社会工作者（试行）》，成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重要象征，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已从教育领域逐步发展到实务领域，并在国家层面和全国范围开始推广。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站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发展战略目标，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工作的蓬勃迅速发展。

专门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称为社会工作者，它是在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的前提下，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机构和他人发挥自身潜能，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为职业的专业工作者，主要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从正式的社会工作学院毕业，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证书者；二是在有丰富社会工作经验的人指导下，能完成社会工作任务者；三是在社会工作的基层单位从事社会服务者。另外，广大的志愿者在社会工作中也是一个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在完成无需专业知识人员而且亟需大量一般性人员参与的重大社会工作，社会志愿者发挥的作用凸显非常重要而巨大。目前，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领域非常宽泛，已广泛运用到社区、学校、司法、医护等工作领域，特别是在社区矫正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社区矫正的对象为服刑人员，它是社会公众视野中“异类”，其自身的特殊标签和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把他们隔离在社会之外，也加剧了他们与社会的对立。关押犯人的监狱尽管也有帮助教育改造的职能，但由于服刑人员与社会的隔绝，在缺乏社会过度阶段的情况下，面对新的困境或诱惑，往往很可能重新犯罪。社区矫正的施行，是打破社会隔离的尝试。在开放的社区环境下，服刑人员与社会和家庭保持联结，形成了改造和教育同时进行的基点，这样的情形势必要求社会工作发挥独特的作用。

（二）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是指针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这五类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所实施的非监禁性矫正刑罚。社区矫正是全新的刑法方式，又称社区刑。社区矫正实施的最初原因是为缓解监狱罪犯过多而产生的压力。其目的是为通过政府、社会以及爱心人士的帮助，使矫正对象改正恶习，并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社区矫正罪犯又称为社区服刑人员，其中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是社区矫正罪犯的重点对象。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执行方式，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首先它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它是一种刑事制裁措施，刑罚的制裁性决定了社区矫正措施的惩罚性，必须落实具体的惩罚性措施，以实现刑罚的惩罚性，这是国家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的客观要求。其次它具有明确的恢复性。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一种方式，通过弱化监狱的封闭性、放宽罪犯自由度、增加罪犯与社会的联系，促使罪犯掌握生活技能与相关社会知识、塑造罪犯符合社会正常生活的信念和人格，摆脱犯罪“标签”的影响，最终促成罪犯回归社会，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由此可见，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难点不在惩罚性而在于恢复性上，它重在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犯在社区中实施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2004年,中央有关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文件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纳入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范围。2005年初,中央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有关文件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改革由司法部牵头,中央综治办、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国务院法制办、中央编办、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1个部门参与,共同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改革发展。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积极推行社区矫正。

2008年,中央有关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文件明确要求,积极探索多样化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工作。2011年,中央有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文件要求“建立完善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2014年,总书记在听取司法部工作汇报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社区矫正作为司法行政一项重点工作,科学谋划、深入推进,明确指出:“社区矫正已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相关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社区矫正工作取得的成绩,深刻阐述了事关社区矫正工作根本性、全局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社区矫正工作改革发展的目标要求、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既有理论上的引领,又有实践上的指导,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为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是做好新时期社区矫正工作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制定社区矫正法”,“优化司法职权配臵,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统一刑罚执行体制”。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先行试点,逐渐扩大试点范围；由点到面,全面试行,目前已发展到全面推进的新阶段。从2003年试点开始,社区矫正历经了首批试点、扩大试点、全面试行和全面推进四个重要发展阶段。社区矫正在国内十多年的试点工作也为我们积累了十分宝贵的实践经验。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全省许多地方正在继续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工作方法。

2011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和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等4部门联合制定印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对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从刑事立法精神上有力地回应了国际社会行刑社会化的要求。从立法上明确确立了行刑社会化理念，使得社会化行刑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是我国在行刑社会化发展中的一次里程碑；二是对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的有益探索。社区矫正的立法，贯彻落实了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充分体现了我国对犯罪分子“教育、感化、挽救”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政策；三是确立了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相辅相成的两大矫正体系。如果说以自由刑取代肉体刑是刑罚执行方式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社区矫正的实施，使刑罚执行方式由监禁刑向非监禁刑的发展就是刑罚执行方式第二次飞跃。社区矫正相对于监禁矫正来说有其巨大优越性，但这并不能取代监禁矫正，二者是具有相辅相成的统一辩证关系。从监禁矫正和社区矫正的特点来看，监禁矫正是为罪犯关上了社会的大门，而社区矫正是给罪犯打开了社会的大门。这一关一开之间，必须考虑到矫正的系统性和延续性，使两大矫正体系之间相衔接，通过二者相辅相成的共同作用，使得行刑资源得到合理的配臵，刑罚效能得以增强，行刑成本得以降低；四是进一步促进了刑罚配臵结构的合理化。社区矫正写入刑法是社区刑实施的立法依据，是与生命刑和自由刑并列的一种刑种，确促了刑罚结构的合理化。

有关研究指出，社区矫正的关键，不是将惩罚放在首位，而是将矫正作为最终追求。社区矫正不仅是一种落实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刑法执行工作，更是一种对犯罪人犯罪心理及行为恶习进行矫正的社会工作，即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与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只是前者为主后者为从。“法必须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这是法的人文关怀的实质蕴含”，刑罚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犯罪人员恢复社会功能，真正回归社会，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实现人性复归，成为善良的社会一员。传统的犯罪理论认为，犯罪人员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是构成犯罪行为的基本原因。而现在的调查研究显示，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不是构成犯罪的根本，而是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尤其是与社会联结的偏离、失衡和中断，致使他们的社会功能丧失或缺损才是根本所在。因此必须把监狱和犯罪者放在社会大环境中考虑，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应帮助他们回归社会，这是不仅社会的责任，更是是实施社区矫正的目标追求。

社区矫正是现代国际司法进步的产物。目前，社区矫正已被联合国有关规则、宣言所认同。如《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监禁替代措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都倡导尽可能避免监禁，将监禁作为最后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使用，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社会刑罚制度中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如今，社区矫正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

（三）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关系界定

随着社会工作的广泛开展和社区矫正的纵向推进，社区矫正和社会工作的关系越来越需要加以确定，全面理解把握二者的关系界定，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理论和实践探讨将提供有益帮助。

1、二者的工作性质不同

社区矫正是属于开放性的社区刑法活动，对罪犯具有一定的惩罚功能。社区矫正必须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严格性，其工作性质定位重在刑法性；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社会专业化的帮助救助功能。社会工作对服务对象，既要提供必需的救助和帮助，又要“赋权增能”，增强生存和个性发展能力，使其更有效地面对困难。社会工作者要具备专业的方法及理念，通过提供社会化的帮助和服务，来实现工作目标。

2、二者的工作主体不同

社会工作的工作主体是一切社会工作者，包括司法在内的社会所有领域。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是司法人员，包括司法人员中的社会工作者。两者在工作的理念资格和方法程序上存在不同。司法工作者具有执法资格，根据法律规定要完成刑罚执行任务，并开展法治思想教育和预防犯罪教育等。社区矫正中的社会工作者除一般性的社会志愿者外，要有一定的从业执法资格，用专业理念和方法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物质、心理和社会等帮助，扎实细致地做好这一特殊人群向社会的完美过度和回归工作。

3、二者的功能作用存在互补交叉

社区矫正的工作性质，要求社会工作者的力量跟进介入才能完成，而社会工作特有的助人理念及专业方法，为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在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的功能上实现了交叉互补的契合性。社区矫正的执法活动是在社区而不是在监狱，社区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的风险系数较高，必须要对罪犯服刑人员进行社会化改造。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运用专业资源，帮助社区服刑正确认识主观能力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社会的和谐和睦相处的支撑点，并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和个人发展平台，重塑其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四）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实务的必要性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也可称为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它是由专业人员或志愿人士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技术，为社区矫正对象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生活照顾等，使之消除犯罪心理结构，修正行为模式，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福利服务。社区矫正旨在实现矫正对象恢复社会功能、顺利回归社会的目标，恢复性和回归性是社区矫正的典型特点，强调了对矫正对象的帮扶及其最终回归社会的预期。社会工作其康复功能、发展功能、预防功能和平等、尊重的价值理念运用于社区矫正，是社区矫治的初衷，是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必要性的具体体现。

1.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社区矫正的契合性

“人是可以改造的”，这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基本理念。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同时也必须是遵从这一基本理念。这与社会工作 “人是具有潜能的”以及 “人是可改变的” 等专业价值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在实践中，社区矫正能汲取平等、尊重、同理等社会工作价值，尊重矫正对象的人格与权利，正视他们的需求，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开展矫正工作，有利于社区矫正的正常开展。

2．社会工作方法在社区矫正中的不可替代性

个案工作能够实现与社区服刑人员一对一互动，个性化地制定矫正方案和帮扶规划；小组工作使矫正对象在团体情境中与相似经历者相互支持、彼此促进、实现改变；社区工作方法旨在为矫正人员发掘社区和社会资源，构建个体再社会化的社会支持网络。3.社会工作实务程序为社区矫正提供专业技术支持

社会工作实务程序为社区矫正的开展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一般经历矫正关系建立、搜集和分析资料、矫正对象问题诊断、制定矫正方案、社区矫正介入、社区矫正结案评估与跟进几大步骤。另外，社区矫正可以吸取“动机式晤谈法”、“认知—行为治疗法”、“危机介入法”等社会工作实务技巧为矫正人员提供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咨询与治疗服务。

（五）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实务的过程

社会工作是利用各种资源达到助人自助目标的过程和专业。它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 它运用科学的知识和专业的方法, 帮助个人、群体和社区提高或恢复其社会功能运作的能力, 并创造有利于案主生活的一项专业活动, 运用专业方法对案主实施矫正。

1、与矫正对象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社会工作者要提前做好前期接案工作, 主动与矫正对象所在的司法所、矫正机构取得联系, 第一时间了解矫正对象生活状况与家庭背景等情况。在与司法工作人员对矫正对象进行首次面谈时, 向他说明社区服刑的重要性, 及违返社区矫正日常规范的严重后果。要求矫正对象在思想上十分重视社区矫正的各项规定，从而为以后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2、提高案主认知, 改善交友

针对矫正对象认知不全的问题, 组织该对象观看一些有意义的专题教育片, 鼓励该对象多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有意义的健康活动, 通过类似活动对该对象认知方面及交友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杜绝与社会不良青少年的往来, 帮助其以乐观向上的面貌面对现实生活。

3、与案主父母沟通, 改变教育方式

针对其父母在教育问题上缺乏有效的方式方法, 互相缺少沟通平台。因此, 通过个别教育及家访的形式, 构筑交流平台。一方面,引导、鼓励该矫正对象经常和父母进行交流, 另一方面, 指导其父母交流的技巧, 用最容易接受的方法(心理暗示)与其彼此交流, 来引导该对象走健康向上之路。

4、鼓励案主多学知识, 掌握一技之长

社会工作者鼓励该对象多参加一些有意义的活动, 使他能够掌握一技之长, 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不被社会所淘汰, 为今后的就业创造必要的条件。从实际了解的情况来看, 该对象自身也比较珍惜每次参加活动的机会, 也希望能学到一些有用的技能, 以便为将来的就业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通过以上社工的个案辅导, 该对象在三个月的个性化教育中, 能够自觉遵守社区矫正日常行为规范之缓刑的相关规定, 主动参加社区矫正集中教育、个别教育, 对自己所犯的罪刑有所悔意。并且在社工多次家访引导下, 家人对该对象的关注、管教有所增加, 缩小了与父母之间的距离,尚能听取父母的建议与批评。经社工的再三鼓励, 该对象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各项活动, 积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为将来的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结束个案辅导后, 社工还定期做好该对象的回访工作, 以便随时了解矫正对象的情况。而这些辅导对于司法所、社区民警来说是无法办到的, 他们除了对矫正对象具有执行惩罚功能之外, 在回应该对象的其他需求上, 比如成长问题、家庭问题、社交问题和就业问题等, 显得日益困难和乏力。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社区矫正非常需要社会工作专业的介入,以便能更好地促使矫正对象重新融入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自2003年以来,经过近13年的发展,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不断加强,各项制度不断完善,社区矫正教育管理不断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15年,全国新接收社区服刑人员46.4万人,解除矫正49.8万人(含符合条件特赦的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全国社区服刑人员在矫正期间再犯罪率一直处于0.2%的较低水平。但由于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和社会工作的思想基础比较薄弱、意识想观念相对滞后、发展起步时间较晚而且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工作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值得探讨研究。

（一）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尚未完善

社区矫正的立法滞后特别是社会工作的介入缺乏明确具体的制度和法律条文，是亟待解决的根本症结所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制定社区矫正法”。总书记对社区矫正工作已作出重要指示：“要持续跟踪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加快推进立法，理顺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水平”。截止2015年，我国法律还没有对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2012年1月颁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里仅提到“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这是我国目前社会工作者和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社会团长以及民间组织想要介入社区矫正唯一能够的依据的法律条文。法律没有规定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矫正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怎样的工作，如何开展工作，在开展工作中其行为又负有怎样的法律责任，该如何与国家司法机关配合、协作等一系列问题，没有法律依据的社会工作者们在介入社区矫正工作中，往往有着监管的责任却没有法律规定的相应的权力，从而导致服务对象不配合社工的工作，矫正工作开展困难，收效甚微。同时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另外一个难题是体制的问题。制度的不健全，体系的不成熟，使得社工即便能够介入社区矫正工作也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我国目前社区矫正体系中仅有部分一线工作者来自社会招募，绝大部分都是体制内或从体制内分离出来，行政色彩浓重。机制的不健全带来的是社工介入的困难和开展工作过程中的处处牵制，社工的专业工作方法难以实施，这直接造成我国社区矫正社工工作专业性的缺乏。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工作模式机制必须完善和优化 首先，社区矫正模式必须转变，形成以社会矫正为主的新模式。目前的社区矫正模式基本上是在社区矫正小组领导下，由司法局或下属的司法所具体执行。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司法执行。虽然能够保证对服刑人员的监管，也规定了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志愿者的参与，规定了释犯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的时间要求，但是司法机构与社区缺乏横向联系，社会力量参与明显不足。由于社区发挥作用的有限性，在具体执行中，社区矫正往往成为单纯的司法活动，与惩罚和矫正兼具的社区矫正目标产生了不小的距离，在这一模式下，社区矫正实质上成为司法矫正，其应有的帮助教育功能难以真正实施，直接影响到矫正对象刑满释放后重新回归社会的归属感和生存能力的培养及提升。其次，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运行机制需要完善。社区矫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统一，社区矫正的方法理应以社会工作的方法为主。但是在我国，社工大规模介入社区矫正工作的情况还不普遍，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基本上由从各监狱、教管所以及司法行政部门里抽调出来的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民警为主；专业的社工和社会志愿者十分稀少。因此如何让拥有专业知识的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了解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面临的困境。

（三）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整体偏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社会工作 社区矫正工作的重心在县级以下司法行政机关，但基层社区矫正机构队伍建设特别是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能力素质整体偏低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又一突出问题。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河南省还有7个省辖市、98个县（市区）没有成立社区矫正机构，分别占四成和八成，是全国唯一没有实现社区矫正机构全覆盖的省份。社区矫正机构建设的滞后和缺失，直接导致社区矫正中专业社工人员的引进和培育。社区矫正中的社工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们的服务对象和案主将是社区的服刑罪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对介入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要求和能力比普通社会工作者要高。从本质上来讲，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制度，如果没有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做支撑，缺少必要的职业资质，矫正的效果将很难有保证，自然也就达不到社区矫正的根本目的。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工除了要求有基本的社工专业知识外，还要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以及其他别的知识基础，有过一定的工作经验。我国的专业社工培养工作开展才几年时间，很多社会工作者都是刚从大学校门出来，在学校学习的都是些社工理论知识，真正实践的机会很少，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很多已经介入到了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中的社工们，在面谈、倾听、观察等些技巧上都显得不足，这也是许多地方社区矫正工作不录用、少录用社工专业工作者的原因。社工要想真正的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其本身的专业作用，还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四）经费资金短缺致使开展介入工作受阻，操作比较困难

专项经费保障不力，导致社区矫正工作特别是社会介入工作的开展已成为普遍性的重大难题。资料显示，2014年，河南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工作实施意见》，但落实情况很不到位。2015年，还有1个省辖市、42个县（市区）社会矫正经费未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全省县级社区矫正经费1500余万元，社区服刑人均300元，与文件规定人均1600元标准距离很大，社区矫正中社会工作经费更无法得到保障，本应承担大部分费用的政府机关在这方面的投入匮乏致使相关社工团体和民间组织的经费周转都面临困境。事实上，矫正社工的基本工作除了要为矫正对象提供专业的矫正服务，帮助其改正错误，重新融入社会之外还要“借助各种社会资源帮助罪犯及其家属解决因犯罪带来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困难，以促进罪犯的改造。”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没有充足的经费可供支出，矫正工作将难以开展下去，取得的效果也不如预期。也就是说，矫正经费能否做到充足、有效、及时地供给，也是关系社工能否能真正的介入社区矫正工作，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一个重要部分，值得我们去关注和重视。

（五）社区矫正的岗位建制有待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介入受阻 按照我国现有的状况，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归属问题存在很大问题，他们即不能归属于公务员系统也不能归属于事业单位系统，更不能归属于企业系统。这不仅意味着他们不能归属于社会职业的主流系统，而且意味着这些职业系统所能得到的相应利益他们也不能享有。这就使得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工作实践中面临非常尴尬的处境，很多社会工作的毕业生不愿意从事社区矫正这方面的工作，这样也造成人才流失严重。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现实路径

社区矫正工作意义重大，社会工作的介入任务繁重、任重道远，我们要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出发，正视问题困难，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攻坚克难，勇于探索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现实路径。

（一）推进社区矫正岗位设置，拓宽社会工作介入的路径 司法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和重视，加强与编制部门的沟通联络，尽快建立独立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并按辖区大小、监管社区服刑人员多少，合理配臵社区管理机构人员，特别是要设臵足够的专职社会工作人员岗位编制。安排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尝试性和探索性工作，从部分试点县（市、区）看，其作用不容低估，但也存在社会认知度和知晓率不高、缺乏制度性保障、工资待遇较低、队伍不稳定、专人不专用、专业化难实现等问题，社区矫正专业化任重而道远。下一步要明确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改进社区矫正的思维模式，将社区矫正定位为惩罚与康复、发展并重；推动社区矫正专职社工逐步向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根据其工作性质，确定为事业编制，由财政统一拨款，实行绩效工资；建立矫正社会工作者制度，改革人事制度，开发和设臵专门从事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者的岗位，使其成为与法官、检察官、律师一样的司法系统的职业之一；建立领导体系，设臵职能处室，加大宣传，着力构建专职社工人才队伍；加大选培力度，严把选人用人关，严把教育培训关，严把考核管理关，着力提高专职社工人才素质，全面优化环境，着力维护专职社工队伍稳定。要充分发挥社区岗位人员的作用，积极拓宽社会工作介入路径。协调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积极发挥乡镇办基层组织的作用，协助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困难帮扶、社区服务工作，促进社区服刑人员融入社会，回归社会。

（二）推进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化建设

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经验证明，职业化、专业化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职业制度建设，是决定社区矫正工作成败的关键。具体有以下几点：

1、厘清职责，明确定位。

目前，从我国试点城市情况看，社区矫正工作的普遍着眼点是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作为辅助工作人员，主要工作是协助执法人员从事社区矫正的监督和管理，如登记、信息平台和档案的管理，长此以往形成了社区矫正行政化、流程化严重。而“作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是：增能者、资源链接者、服务者、教育者”，社会工作者应该深入社区，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巧，定点或长期跟踪社区服刑人员，矫正他们的不良行为，避免他们重新犯罪，帮助他们完成再社会化，顺利回归社会。因此，社区矫正的三支人才队伍应厘清职责、明确分工，各有侧重，即司法行政人员的工作重点是监督和管理，而专职矫正工作者以教育和帮助为主，在帮矫中管理好社区服刑人员，志愿者在社区提供辅助性的服务。由此，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定位为真正意义上的“专职社会工作者”，为将来的向“司法社会工作”专业方向发展创造条件。

2、建立矫正社工职业制度

社区矫正在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进程中，与社会工作的理念、目标和过程有内在的统一性。目前，我国一方面社会需要大量的社会工作者，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低，产生如此反差是因为缺少社会工作者就业的岗位。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应改革我国的人事制度，开发和设臵专门从事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者的岗位。社会工作者要参加社会工作者资格证的考试，持证上岗，有编制，有职称，有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制度，使得社会工作者有职业发展的空间和动力。其次，不设机构设岗位。可以在司法局（所），只设岗位，不设机构，将社区矫正的专职工作者纳入到社会工作者的人才队伍中。民政部门可牵头与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合作，以政府购买的方式，统一招聘、培训、管理和晋级，再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将专职工作者分配到司法所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他们的工资、待遇有了保障，职业才有发展的空间。

3、健全社工介入机制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能否健康持续开展，关键要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运行机制。要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组织实施、指导管理，法院、检察院、公安等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行刑社会化是社区矫正的显著特征，必须要有社会工作者、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学校、单位的协助参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教育人改造人的独特优势。要创新活动平台和载体，动员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方面的专业人才，多形式、多渠道参与到社区服刑人员的行为矫正、心理疏导和帮困扶助，提高社区矫正的社会化参与程度。濮阳市华龙区司法局自2014年以来组织开展的“黄丝带行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黄丝带”寓意接纳、宽容、爱心和感恩。活动由司法机关牵头，由民政、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法律部门配合实施，针对社区服刑人员和安臵帮教对象持续开展关怀、帮扶、教育和救治，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河南省首例社区服刑人员黄某某就是“黄丝带行动”行动中的典型案例。黄某因寻衅滋事被判处缓刑，纳入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社区矫正管理，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帮扶教育，黄某某思想深处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极大改变，从一个暴力型罪犯转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进步青年，被当地政法部门认定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依法减刑四个月，成为全省首例。由于社会工作主要以直接提供服务为己任，现阶段应以基层社区矫正主管部门与社工机构的合作为重点，通过委托、购买或全额支持等形式，积极探索和完善以民间组织为主的社工机构介入社区矫正的运行机制。

（三）以立法形式推动社工介入社区矫治法制化

强化顶层设计，持续推进社区矫正立法建设，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保障。应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制定工作，通过立法“可以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社区矫正的性质、对象、经费来源等问题”。同时，为了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功能，使社区矫正真正成为与监禁刑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行刑方式，必须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增加社区服务刑，并规定由社会工作者对社区服务刑的规划、监督和评估职责。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应尽快走向法制化轨道。比较发达的西方各国均已制定一系列比较完备的社会工作法律体系，现今中国，社会工作立法基本上尚属空白，对社会工作者的规范也是刚刚起步，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法制化建设还任重而道远。省市党委政府及人大政协要密切跟踪《社区矫正法》立法进度，推动地方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的制定工作，为社区矫正提供法律保障；地方司法机关要共同研究制定《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形成覆盖社区矫正调查评估、交付接收、管理教育、考核奖惩、收监执行、解除矫正等重点执法环节的制度体系，以立法形式推动社工介入社区矫治法制化。

（四）加大县区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投入 社区矫正工作规范的开展离不开必要的场所设施保障。社区矫正中心作为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管理教育帮扶的平台，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工程，对保障社区矫正工作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全国已建成社区矫正中心等场所800多个，北京、江苏、山东、安徽、江西等省已全部建立了县级社区矫正中心，但还有多数省份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要求，如我们河南省就是其中之一。要多形式、多渠道推进县（市、区）社区中心建设，根据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特殊要求，逐步加强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介入装备及办公通信设备配备，建立省、市、县、乡四级联通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推进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向前发展。社区矫正经费是重要的社会资源，是社会支持网络的关键。当前，矫正经费短缺已日渐显露，直接影响着矫正工作的效果。从工作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巧为矫正对象提供人道的矫正服务，培养其有利于回归社会的动机，协助其接受矫正工作者的教育。同时，社会工作者要设法改善矫正对象 的生活环境，使矫正对象生活在更健康的社会环境中。要借助对社会资源的认识，帮助矫正对象及其家属运用各种社会和经济资源解决因矫正对象而带来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困难，以促进矫正对象的改造。由于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矫正工作时会有大量的经费发生。包括对矫正对象进行帮助、联络、解决生活、家庭问题 所需费用及社会工作者自身的交通费用等。没有经费的支出，往往会在关键时刻陷入僵局，工作难以开展。由于这部分经费是行刑工作的一部分，理应由政府而不是由社会团体支出，而且社团也没有这笔经费可供支出。因此，应该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全额保障制度，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经费、行政运行经费、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社区矫正经费动态增长机制。2006年，《财政部、司法部关于制定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公用经费保障标准的意见》已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公用经费保障范围。2009年7月，国家印发了《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对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强调要制定、完善和调整公用经费标准。“试点以来，虽然一些地区将社区矫正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但大部分省份仍主要靠政府临时性拨款或挤占其他业务经费，无法满足工作需要，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进 一步开展。”由此可见，“加大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力度，是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的基础性条件。”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工作，社区矫正经费应当由国家全 额保障。为此，各地政府必须加大工作力度，为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经费上的保障。

（五）完善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切实提高社工薪酬待遇 1．完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

社区矫正专职社工是指具备一定条件专门从事社区矫正事务的全日制专业人员，属编外聘用制人员，按照聘用制人员管理。社区矫正专职社工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司法所接收社区矫正人员，办理衔接手续;协助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基础性工作和日常管理工作;制定矫正个案工作计划，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参加社区服务，进行形势政策教育、法制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及犯罪心理矫正等;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为社区矫正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完成司法所交办的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工作任务。社区矫正的专业队伍由社区矫正的专职管理部门、专职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共同组成。社会工作者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目前，社会工作者的队伍建设还比较薄弱，要认真贯彻落实司法部制订出台的《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研究制定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发展规划，按照与社区服刑人员配备的比例为司法所安排社会工作者。

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党委、政府强化领导，需要有关部门通力合作，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因此，司法行政机关要抓住社区矫正在全国试行的机遇，切实做好牵头组织工作，认真履行指导管理的职责，按照“高起点谋划、高标准配臵、高效率运行”的工作思路，以“抓队伍、强素质、促保障”为突破口，建立起一支人员充足、素质较高、保障有力的社工队伍，为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积极争取党委、政府重视支持。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领导，努力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重要日程，确保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建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作，建立社区矫正衔接配合的长效机制。同时，在乡镇（街道）设立依托于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工作站，以便减少工作环节，提高运转效率，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各项政策、措施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

2．提高社工薪酬待遇

薪酬待遇是调动工作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的重要机制。要建立专业的社区矫正人才队伍，需要稳定的资金作保障。首先，政府在公共服务财政预算中调整收支结构，设立社会工作发展专项经费，全面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体制，政府逐步地由直接地“养机构、养人、办事”变为向机构（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民间组织）购买服务。其次，政府要形成一套完整的社会筹资制度，积极拓展社会资本进入社区矫正的领域，应增加社区矫正的专项经费支持的额度，提高专职工作者的薪酬标准，基本达到所在城市平均工资水平或与社区的专职社会工作者的收入相当。建议矫正社会工作者岗位与专业技术岗位待遇相同。社会工作者岗位分为高级、中级、初级、员级四个等级（即高级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员）。其中，高级社会工作师分三档，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五、六、七级；社会工作师分三档，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八、九、十级；助理社会工作师为二档，分别对应专业技术岗位十一、十二级；员级一档。晋升条件和年限各地可参照专业技术岗再结合社会工作岗位特点来制定相应的细则。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重要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牵涉到社会方方面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重在社会工作的介入和深化，全社会必须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高度，加强与社区矫正主管部门的协调配合，切实强化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机构队伍建设，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实现新跨越、迈向新台阶。

参考文献: [1]刘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7.[2]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7-10.[3]孙静琴，张培忠.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关系[J].2009，(4).[4]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10.[5]林兰芬，周劲松.试析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介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6，(6).[6]李伟梁.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过程分析[J].社会工作，2009，(8).后 记

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即将结束，论文的完成时一个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三年的求学使我懂得许多道理，积淀了丰富知识和经验，在论文即将完成之际非常感谢在论文的写作时给予帮助的老师和同学，最重要的是要衷心的感谢我的导师，他知识渊博，思路开阔，总站在知识的最前沿，在他的引导下，我认识了领导能力的重要性，极大的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也为本篇论文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论文撰写方面更是给予了方向性的指导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导师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认真勤奋的工作作风，以及宽容的生活态度将会一直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努力、勇往直前。最后再一次感谢所有在毕业论文写作中曾经帮助过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学，以及在写作中引用和参考的论著的作者。

矫正社会工作研究 篇2

一、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程序概述

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 在许多著作和规范性文件中也被称作审前调查、审前社会调查或人格调查等, 是指由专门机构对拟适用社区校正的人员的相关情况作专门调查和评估, 以供裁决时参考的制度。由于社会调查程序不仅发生在刑事案件的判决前, 也可能发生在刑事执行阶段, 比如假释前和暂予监外执行前, 因此称作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比审前社会调查更为合理。适用社区矫正还必须考虑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是否可以实现有效监管, 从这一角度出发社会调查的称谓比人格调查更为全面。

二、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程序现状及存在问题

( 一) 社会调查程序的立法现状

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 明确提出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 控辩双方可以提供书面调查报告并明确了调查的主题、内容以及调查时间。2011 年5 月1 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 八) 》规定适用缓刑、假释应当考虑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为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提供了实体性的法律依据。2012 年两院两部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建立了社会调查程序。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提请假释时, 应当附有社区矫正机构关于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调查评估报告。明确了假释案件需要社会调查。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8 条规定正式将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制度上升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一项正式法律制度, 但其法律依据是未成年人诉讼程序, 并非社区矫正方面的法律规范。

( 二) 社会调查在各地的司法实践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 年试点, 2009 年推广至全国试行。试点之初并未把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作为必要程序, 但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推进, 越来越多的省市认识到社会调查程序的重要意义, 通过积极尝试、探索, 相继出台了规范性文件, 将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作为一个重要的前置程序进行规定。

2014 年, 山东省出台的《山东省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工作规范 ( 暂行) 》, 规定调查评估的委托机关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 调查评估对象为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 委托机关向调查评估对象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发送《调查评估委托函》并附相关材料,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函之日起十日内向委托机关提交《调查评估意见书》。委托机关在调查评估时限内, 未收到《调查评估意见书》, 一般不得提前作出判决、裁定、决定, 特殊情况需要作出的应当告知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人民检察院对调查评估工作实施法律监督。

湖南省2014 年出台的《湖南省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办法》, 委托机关和调查评估对象与山东基本相同, 委托机关向被告人、罪犯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发出委托函并附相关材料, 应当同时抄送被告人、罪犯居住地县级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函之日起十日内完成调查评估, 对于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应当自收函之日起七日内完成调查评估工作。作出的调查评估意见书同时抄送当地县级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在委托期限届满前没有收到调查评估意见书的, 委托机关不得裁判或者向决定机关提交委托调查评估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对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工作依法实施法律监督, 发现违法情况应当及时提出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

( 三) 社会调查程序存在的问题

1. 我国的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程序未实现立法化。虽然《刑法》作出了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实体性规定, 但《刑事诉讼法》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外, 并没有相应的程序性规定, 社会调查并不是规定的必经程序, 因此, 各地制定的社会调查程序在适用对象、决定主体、启动社会调查的时间、调查结果的采信等的具体实践操作上不尽相同。一个是增加了法律适用的随意性, 另一个对于跨省、区、市的社会调查没有统一标准, 异地社会调查工作可能会遇到推诿、拖延等, 给委托机关决定适用社区矫正带来困难。

2. 受法院审限的限制, 判决前的社会调查时间普遍规定较短, 影响社会调查质量。目前, 对成年犯罪嫌疑人, 没有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委托社会调查的规定,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也仅开始探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 因此判决前社会调查程序一般是受人民法院委托而启动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二十日内审结, 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三年的, 可以延长至一个半月。审限短造成各地规定对判决前社会调查的时间一般在十日甚至更短, 司法行政机关囿于人员、工作情况的限制, 社会调查往往流于形式。如需要委托外省市司法行政机关调查, 则需要时间更长, 与法院审限的冲突更加严重。

3. 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程序的检察监督机制不健全。一方面, 检察机关对社会调查的监督工作研究还不够深入, 在认识上不够重视, 另一方面, 社会调查工作本身立法缺位,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省市制定的地方性文件对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 对具体的监督程序、方式、纠正方式等缺乏规定, 检察监督缺乏抓手和着力点。如果在社会调查中缺乏监督机制, 则难以保证调查评估的客观公正, 也容易滋生腐败。

三、完善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建议

( 一) 制定社区矫正法, 明晰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程序设计

社区矫正法已在推动制定中, 这将作为社会调查程序的法律基础。立法应当明确社会调查作为适用社区矫正前的必经程序, 调查对象为所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拟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拟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除未成年犯罪案件外, 判决前社会调查提前至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启动, 以保证社会调查的时间, 确保社会调查的质量。对于检察机关认为应当判处监禁刑而法院认为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 在审判阶段启动社会调查。

( 二) 构建社区矫正前社会调查程序检察监督机制

社区矫正的基本程序分为两个环节, 即决定和执行。每个环节还有各自的具体程序和步骤。社区矫正的决定是指确定对什么人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样的社区矫正计划的过程。社区矫正的执行是指具体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决定的活动。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则属于社区矫正决定环节的一个必要程序。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法律监督。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决定环节进行检察监督, 自然也应将社区矫正前的社会调查纳入监督范围。通过检察监督, 一是能够保证调查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 使有权机关准确适用社区矫正, 从源头上把好社区矫正的入口关。二是有利于交付执行监督, 防止漏管。交付执行环节一直是检察监督的重点。由于法律文书送达不到位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果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都没有收到法律文书, 罪犯又未能按时报到, 就会造成漏管。而如果在进行社会调查时对拟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做好备案登记工作, 后续跟踪监督其是否已纳入社区矫正, 则可防止漏管。三是可以提高群众接受社区矫正和社区矫正监督的意识, 提高社区矫正质量。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的监督活动中, 能使社区群众对社会调查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得到了解, 取得群众支持, 同时可使群众发现问题时知道向检察机关反映, 拓宽监督线索来源, 提升社区矫正效果。因此, 采取有效措施, 积极探索建立社区矫正适用前社会调查的检察监督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1. 建立通报制度。司法局在接到委托机关发出的委托调查函后, 及时将受委托调查的情况及调查人员组成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通知检察机关, 并将委托调查函及相关材料复印件送达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 司法局形成书面调查评估意见后, 在提交委托机关的同时应抄送刑事执行检察部门, 这样使检察机关能够及时介入, 对社会调查同步监督。

2. 建立申诉权利告知制度。调查人员在开展调查评估工作时, 应当告知被调查人, 对于调查过程中不当的调查行为、调查方式, 有权向检察机关举报、控告、申诉。检察机关应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和网址, 畅通被调查人及其他群众的举报渠道, 摸排违法犯罪线索。

3. 对重点监督对象的调查走访过程积极派员现场监督。检察机关应将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对社会有重大影响或社会关注度高的及未成年人案件的被告人或罪犯确定为重点监督对象, 积极派员至被告人或罪犯的居住地, 现场监督调查走访活动, 确保调查程序合法规范。

4. 对调查评估结果在书面审查基础上调查核实。检察机关应加强对司法局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书及所附调查笔录等材料进行审查。重点审查选取调查走访对象范围是否合理, 是否2 名工作人员调查, 调查笔录是否规范, 了解内容是否全面, 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调查评估结论是否客观公正。对于委托机关对调查评估意见有异议的, 被害人及其亲属态度与调查评估结论有重大分歧的, 调查期间收到投诉意见的, 通过实地走访、电话沟通等方式调查核实。

5. 有效行使监督建议权。检察机关对司法局出具的调查评估报告有异议的, 应及时向委托机关和司法局提出书面意见, 对于本地法院判决前委托的社会调查, 应同时将书面意见抄送本院公诉部门, 对于外地法院或监狱委托的调查评估, 应同时给委托地检察机关刑事执行检察部门抄送。发现调查评估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 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

参考文献

[1]吴宗宪.社区矫正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2 (1) .

[2]梅义征.社区矫正制度的移植、嵌入与重构[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 1 (1) .

[3]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 (1) .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研究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人员；职权；地位；队伍建设

一、我国若干社区矫正试点地区矫正工作主体的特点、不足及原因

（一）北京、上海等试点地区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特点

（1）北京建立了“专群结合”的模式。北京模式是指由北京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在社区矫正工作试点过程中创造出的一种符合国情、符合首都实际情况的工作模式，该模式是对原有的由公安机关作为执行主体的社会服务型工作的继承和完善。其特点为：第一、在实际工作中，“以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法院、检察、公安、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第二、重视专业矫正人员，具体是由司法所干部，抽调的监狱劳教警察组成专业的社区矫正人员执行矫正、管理、监督、教育工作。第三、在当地社区中选聘一些人员作为协管员，协助专业矫正人员进行与矫正有关的辅助性工作。第四、充分动用社会力量，一些法学家、知名学者、退休干部、高校学生都纷纷加入到社区矫正的队伍中，作为志愿者为被矫正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与北京模式相比较，上海的社区矫正工作更注重运用社区的力量，主要是在“政府主导推动下，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思路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的。上海市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探索出了社区矫正“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的适度分离运作模式，执法主体由监狱、公安系统的干警、司法所的干部组成，专职从事社区矫正执法工作。而工作主体则以面向社会招聘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为矫正的主体，以民间社会团体的形式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具体的社区矫正工作由这些与政府签订协议的社会非营利社团的工作人员去做。依据《小康社会：从目标到模式——2004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的理论，上海在2004年1月正式注册成立了“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并聘用了专业化的社工队伍，正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这些受雇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取得了社区服刑人员的广泛认可，他们主要提供一些有关教育、心理及政府政策信息咨询等帮教服务，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的设立标志着具有上海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模式的初步形成。同时，上海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也有大量志愿者人员的加入，志愿者主要是从事社会帮教工作，为被矫正者提供服务。

（二）我国若干试行社区矫正地区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不足、原因及启示

北京的社区矫正队伍在工作中主要依靠司法所干部、抽调的监狱劳教干警等人员担任专业的矫正工作，只强调了执行主体并无专业性的工作主体。由于这些人员平时的工作性质特殊，不熟悉未成年犯的生活环境，所以并不能够很好的和社区的有利因素结合。特别是监狱干警，他们常年从事的是监禁方式的监督、管理、教育，对于被矫正人员及其原本生活的社区并不了解，与社区有关组织未必能进行很好的沟通，社会资源得不到很好的利用。

上海在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构建方面的尝试是很前卫的，它积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突出了社区矫正应充分利用社区资源的本源性。社工队伍社会化运作的模式，整合了社会的各种人才，体现了社区矫正的内在要求与特色，有利于与被矫正人员进行互动沟通，可以帮助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但是上海主要靠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行政执法味道浓厚。未成年人本来就是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好奇心强烈，学习、效仿的能力也很强，上海在进行社区矫正工作中大量的吸收社会人士，其组成人员比较混杂，且素质参差不齐。这类人员通常只是短期的受雇于政府，并没有长期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职业规划，这种工作人员的不稳定性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任职与管理

（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组成

（1）专业的执法人员。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中必然应该有专业的执法人员從事一些宏观方面的工作，笔者将这类人员归入国家公务员队伍行列。这些人员都可称作社区矫正官员，他们都是国家公务人员。所以笔者建议应结合我国的政治体制，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专业执法人员定位为国家公务人员，视为监狱系统普通科员。将这类工作者归入监狱社区矫正办公室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小组，主要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程序性工作，所以对于专业执法人员的录用条件就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的规定来严格要求，按照《公务员法》第二十一条，对他们进行录用时应有严格的程序，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2）帮教人员。帮教人员担任社区矫正教育的中坚力量，是矫正成功与否的关键。对于帮教人员应采取公立学校在编教师的组织形式，以教师队伍为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条的规定，招聘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大专及以上学历，有教育教学能力并且取得中学教师资格的人员。因为他们并不是国家公务员，所以应当根据各地方教育部门和人事部门的招考要求，参加学校招聘教师的考试，按照各地方招聘简章要求的规定，一般考教育学、心理学、新课改、教育法规等内容，其他科目与技能视要求而定。

（3）志愿人员。各行各业的人员都可以为社区矫正工作出力尽责，共同维护社区安宁，促进社区繁荣发展和文明进步。志愿者是社会工作的主力军，我们鼓励社区力量积极的投入到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但是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志愿服务不能流于形式，就连志愿者人员也需要进行认真选择，并不是所有具有爱心、热心的人士都能对未成年犯进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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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素质要求

（1）执法人员，对于执法人员来说法律赋予了他们一定的权力。因为他们担任的是国家公务人员的角色，负责矫正工作的程序性以及矫正方案的制定等工作，所以对于这类人员的素质要求更严格。他们从事的是涉及未成年犯的工作，所以不能采取先统招再集中培训的方法，应当在报考公告中载明：报考人员应具备本科以上学历；有社会学、教育学、法学等专业知识；从事过社区矫正的个案经验；品德优秀身体健康；无犯罪前科等。除应具备一般刑事执法者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身体素质外，笔者认为要从事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工作还应具备以下素质：掌握在社区中执法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把握在社区中对未成年犯进行矫正的特点与规律；学会一般社会工作者具有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结合具体情况制定与改进符合未成年犯特点的矫正方案；学会不断提高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创新意识。

（2）帮教人员，帮教人员是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中坚力量，对他们的素质要求要高于志愿人员。在职业技能方面：要热爱社区矫正工作，具有奉献的精神，对待问题青少年能够给予尊重，用自己的坦诚去换取未成年犯的以诚相待。要求对所教学科具有系统的、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教学经验丰富，并做出显著成绩。善于根据未成年犯的特殊心理进行品德教育，并且有参与过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个案经验，懂得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的内容。能够综合的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法律的知识耐心的对待未成年犯提出的问题，不从事对未成年犯不利的行为。能够及时地与执法人员进行交流，向执法人员汇报被矫正对象的情况，与执法人员一起努力帮助未成年犯早日完成矫正，重归社会。

（3）志愿人员，志愿者在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是无偿的提供帮助，所以对于这类人员的素质要求相对于执法人员与帮教人员较低。但是他们也应时刻谨记未成年犯是个特殊的群体，需要的是帮助，是平等的对待而不是束缚与管教。要能保持工作的热情，具有高度的奉献精神。最好能有从事过社会公益事业的经验，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处理纠纷的能力、熟悉相关法律知识。能在工作中不断充实、增强自己并有不断创新的意识。

（二）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考核

考核是指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在工作业绩、政治思想素质等方面进行考察与评价，考核应当遵循：“公平公正、注重实绩、平时与定期相结合的原则”。帮助提高工作主体人员的工作水平、工作成绩、和工作质量，充分发挥工作人员的潜能和积极性，以求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效果的早日实现。

（1）专业执法人员，因其是国家公务人员，所以应当按照《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严格的考核。《公务员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主要分为两种，定期考核与平时考核。定期考核要以平时考核为基础，定期考核的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进行公布，并作为对其职务、级别、工资等进行调整的依据。

（2）帮教人员，因其是受雇于教育局的人员，受教育局的领导，所以对于帮教人员的考核主要由教育局来进行。可以参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重点在德、能、勤、绩四个方面，由教育局领导结合其工作性质与实际情况进行。同样，考核的结果也应作为对帮教人员进行奖励与惩戒的标准。

（3）志愿人员，志愿者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愿，并不是其职责所在。虽然他们并不属于哪一特定的机关或部门，但他们是在社区委员会进行登记的人员，所以对于志愿人员的考核就应当由当地的社区委员会进行，当然对于他们的考核相比较专业执法人员与教养人员，考核的要求會低很多，主要依照社区委员会制定的《社区志愿者协议》进行考核。将考核的结果作为测评志愿人员工作能力，及对其进行一定奖励的标准。

（三）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责任认定

（1）执法人员，执法人员是国家公务人员，所以对于执法人员的奖惩就应按照《公务员法》第八章与第九章的规定来进行。对于在工作中表现突出者、有杰出贡献者都应该给予一定的奖励。奖励坚持神精奖励与物质奖励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对于在工作中失职、违规违纪、侵害未成年犯合法权益者，视情节给予相应的惩处，并追究民事、刑事责任。惩戒是管理的必要手段，有利于约束工作主体的行为，保障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序进行。

（2）帮教人员，帮教人员的工作受教育局的领导，就应当遵守所属教育局对于人事考核、奖惩的规定。对于工作中表现出众，成绩优秀者，给予相当于本单位职员同样的奖励，也应当以精神奖励为主。同样地，若其在工作中有违规违纪的行为，可以酌情给予相应的处分，情节严重者教育局可以单方解除聘用合同，并追究其民事、刑事责任。

（3）志愿人员，志愿者虽是自愿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不隶属于国家行政的管理，但对于在工作中表现良好者，按照《社区志愿者协议》都应给予一定的奖励，带动其工作的积极性，更好的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帮助。当然若其不遵守《社区志愿者协议》的规定，给社区工作的开展带来不利者就应当将其剔除出志愿者名单，情节严重者追究其相应民事、刑事责任。

（四）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奖励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与帮教人员，专职于矫正工作。付出劳动的同时，理应获得相应的报酬，所以建立完善的薪酬制度，对于主体更好的开展工作也是很重要的。

（1）执法人员，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执法人员属于一般公务人员，其薪酬只需严格按照《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通常能够获得保障。当然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也应考虑具体情形，给予基本工资以外的津贴、补贴和奖金。

（2）帮教人员，帮教人员通过与教育局签订雇佣合同进行工作，所以对于他们的薪酬理应由教育局领导结合其工作量的大小、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灵活确定。薪酬过低或过高都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3）志愿人员，志愿者是无偿的提供帮助，所以不必给付其相应的劳动报酬。但是志愿者在进行工作的时候难免有必要的开支，那么当地政府、社区委员会应当对这一部分开支进行报销。对于志愿者虽然不需要支付相应的薪酬，但并不代表着对于工作表现突出者不能给予适量的补贴与奖励，如：通讯费、交通费、伙食费、津贴等。同时还需要政府与社区委员会制定科学合理的报销、补助费用制度，并严格执行，避免不法之人假借志愿工作之名寻求财富的捷径。

矫正社会工作研究 篇4

 矫正工作人员少，矫正对象活动范围广，易出现矫正对象脱管、失控现象。 相关信息资源不足，导致矫正工作中出现断层现象。 上下级机构间信息沟通不及时同步，导致信息不准确。

和为社区矫正解决方案通过一个信息集成共享的管理工作平台，实现对矫正对象的日常工作管理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信息化，从而有效的解决以上问题。

矫正工作平台

随着矫正工作的发展，对社区矫正提出了新要求：建立一个具有业务流程管理的工作平台以满足对矫正对象的管理。但建立这样一个工作平台却面临如下问题：

 矫正工作中诸多流程仍需手工进行，容易导致工作流程不规范。 法律文书送交不及时，发生漏管、脱管现象。

 上级机构与下属单位之间信息不同步，导致数据信息不准确。

和为矫正工作平台解决方案是为社区矫正专门定制的信息管理和业务流程管理平台。满足了基层单位对矫正对象的各类信息及各类业务的管理，同时也满足了上级单位对下属各单位的矫正数据和相关业务的管理，同时支持远程业务审批。

 规范流程

严格按照司法部最新管理条例标准设计开发，可帮助规范矫正工作流程。 联网审批

具备远程网络业务审批功能，快速处理审批业务。 数据同步

数据信息增量同步，杜绝信息延迟、信息不准确等现象。 安全性强

采用分类授权、权限校验、存取控制、定期备份等技术手段，保障信息的安全。

矫正信息管理 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对基础业务数据进行全面整合，最终实现上下级各单位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和动态监管。但诸多问题为工作的实现带来困难，如：

 基础数据不完整，查询完整信息仍需翻阅大量纸质材料。

 矫正对象活动范围广，而管理人员少，很难获得和集中矫正对象的第一手资料。 上下级之间数据信息不同步，造成领导无法及时获得准确信息。

和为矫正信息管理解决方案针对社区矫正的不同管理层次提供了不同产品，用来实现对矫正业务数据、矫正对象信息及各种业务数据信息的信息化管理。

 信息化管理

全面实现矫正对象基本情况的信息化管理，同时支持矫正对象动态信息管理。 数据实时同步

配备增量数据同步系统，实现上下级数据的实时汇总和交换。 多种分析

提供各分析条件自由组合及多维和标准OLAP数据分析，辅助领导决策。 安全性高

完整的数据自动备份和恢复策略，保障数据信息安全。

矫正人员实时监控

通过先进信息技术与高科技产品结合的实时监控报警手段，可有效的避免矫正人员脱管现象，实现监控工作人性化、增强日常管理高效化，同时有利于缓解监管人员不足的矛盾。但诸多问题给矫正人员实时监控工作带来了阻碍，如：

 矫正人员数量多、范围广且依赖人工管理。

 依赖于人工书面汇报，主管局无法准确及时的了解矫正人员的活动和改造情况。和为社区人员实时监控采用手机定位技术实现对矫正对象的实时定位，利用成熟的手机无线通信网络对矫正对象进行实时定位，并和矫正信管理实现无缝衔接，大大提高对矫正对象活动范围的监控能力。

 移动轨迹

在电子地图上实时直观地显示矫正对象的所在位置，支持历史移动轨迹显示。 各种报警

对矫正对象越界、矫正时间到期等情况报警。 人性管理

可给矫正对象批量发送通知、问候等各类短信。 联网审批

具备完善的联网审批功能，提高审批效率。 低成本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篇5

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承接社区矫正服务。全市各级民政与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培育发展承接社区矫正服务的社会组织，建立完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机制和渠道，并围绕社区矫正任务，探索开发专业服务岗位和项目，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矫正服务。自去年以来，各地通过组建司法行政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并借助孵化基地的平台功能，先后成立5家社区矫正工作协会、1个阳光社会事务所和1个“阳光中途之家”。

积极引导社会工作者开展社区矫正服务。充分运用社会管理理念，将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帮教工作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给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各级司法行政机构坚持从社会上通过考试、面试层层选拔的方式，从应聘者中公开录取文化程度高、精神面貌好、奉献意识牢、专业对口的优秀人员进入专职社工队伍。如我市沭阳县及时抓住教师转岗的有利时机，将教学经验丰富、收入稳定的45名教师充实到社区矫正岗位上，各地还吸纳一定数量的大学生村官充实到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岗位。目前，全市在职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213人。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者的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社区矫正的概念、社区矫正的适用人员、社区服刑人员的交付接收程序、社区矫正小组成员的组成及矫正小组成员的职责、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具体监管措施等方面，措施灵活、效果明显，达到以执法监管保稳定，以帮扶互动促和谐，以教育感化显真情的目的。

积极鼓励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积极引导志愿者参与到社区服刑人员帮教工作中，全市注册志愿者达到了2200余名。一是吸收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志愿者建立专业帮教志愿者队伍，开展心理测试、风险评估、心理辅导、心理危机干预等，如沭阳县积极发挥县脑科医院和县心理咨询协会的人才资源，定期让经验丰富的老专家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调适，并根据测试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辅导，在心理调适的同时进行行为矫治。自建立合作关系以来，共接待社区服刑人员心理咨询和心理调适120人次，为80名咨询对象解开了心理疙瘩，使他们能够以健康、平和、积极的心态接受教育管理，最终顺利回归社会、融入社会。泗洪县邀请聋哑学校老师对聋哑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先后为36人次上课140余课时，解决了聋哑社区服刑人员管理教育难题。二是组建社区矫正大学生村官志愿者队伍，依托专业特长，发挥大学生文化素养高、沟通表达强、活动方式新等优势，运用“朋辈教育”模式，通过个案帮教、心理辅导等形式参与青少年矫正人员帮扶教育。三是突出发挥“五老”志愿者的作用，通过实施挂钩结对帮教，采取生活上不嫌弃、思想上不放弃、政策上不歧视的原则，实施“一对一”、“多对一”的帮扶，大力加强对高风险和生活贫困等重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扶工作，确保每名重点人员都有人帮扶。如沭阳县社区服刑人员张某因犯滥伐林木罪被社区矫正。在刘集镇“五老”志愿者吴克贵、潘松立等人的“包带”帮教下，自主创建了旋板厂，现有工人24 人，固定资产80多万元，年创产值达170万元。据统计，近2年全市“五老志愿者” 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包带”帮教率达 87.5%，为有效促进社区服刑人员思想转化、顺利回归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

积极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积极整合村居（社区）等基层组织资源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村居（社区）司法行政服务站建设。工作站负责人从村居（社区）妇委会、调委会等组织和人员中确定，主要承担工作站的日常事务及配合协助乡镇（街道）社区矫正机构做好本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与帮扶工作。如：协助社区矫正机构了解本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思想、工作、生活，活动范围、社会交往等情况。目前，实现全市1467个村居（社区）矫正工作站全面覆盖，承担本地的社区矫正社区服务等活动。此外，通过搭建社区服刑人员与社区、社会不同人群间的互动交流平台，组织系列社区活动，让社区服刑人员走进社区，参与文艺表演、管理现场、维持秩序、发放礼品等活动，从而逐步熏陶社区服刑人员感悟人生，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

积极引进企业、社会组织等提供培训、帮扶等服务。利用全市100余家爱心企业把社区服刑人员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再就业培训体系，定期公布就业和培训信息，组织有接受能力和实际需求的社区服刑人员免费参加技能培训和专场用工招聘会，为有就业愿望的社区服刑人员和用人单位提供洽谈平台。如泗洪县联合县人社局、泗洪中等职业学校对全县部分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网络技能培训，共培训5期680多人次，有30人多名社区服刑人员到相关企业和单位当了网络管理员，有20多人开办网店。沭阳县司法局与该县虞美人瓜果专业合作社共同成立特殊人群过渡性安置基地，自基地成立以来，已为80余名“三无”等特殊人群解决临时就业问题。此外，还积极鼓励企业提供临时救助、过渡安置等服务，如宿豫区司法局在2011年和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的“阳光中途之家”，先后为8名社区服刑人员通过了临时救助、过渡性安置等服务。

一是借助青年志愿者力量，提升监管效率。建立由机关单位青年志愿者、大学生志愿者等13人组成的“社区矫正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协助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落实日常监管措施，参与社区矫正人员的调查评估、信息录入、信息核查、档案整理等工作，提升社区矫正监督管理效率，推动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

二是借助社会工作者力量，保证帮教质量。建立由4名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社区矫正社工服务队”，协助开展教育矫正，参与社区矫正人员心理矫治、制定矫正方案等工作。积极开展社区服务，对生活困难的社区服刑人员、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开展发放生活物资、一对一心理辅导等帮扶活动。

三是借助义务工作者力量，开展公益活动。建立由社会义务工作者和社区服刑人员等12人组成的“社区矫正义工服务队”，协助开展社会适应性帮扶工作。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邀请有多年慈善事业经验的老义工谈经历、说感受，激发社区服刑人员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主动性。

四是借助社区矫正协理员力量，进行结对帮扶。创新实施社区矫正协理员制度，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聘任社区内热心社区矫正工作、具备较高政治素质和较强群众工作能力的人，从事社区矫正辅助工作。目前共选聘社区矫正协理员109名，每名社区矫正协理员协助管理1-3名社区服刑人员，实现社区协理员村级全覆盖。

一是借力社会工作者力量，提升训诫教育水平。浦江县矫正办邀请监狱、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等相关部门具有丰富专业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组成社区矫正教育团，负责每月一期社区矫正集中训诫教育的授课。教育团成员需协助司法局制作符合社区服刑人员需求的学习教育课件，不定期应邀到司法所开展集中教育活动，并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纠正行为偏差、修复与家庭和社区关系等服务项目。邀请心理咨询师、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人力资源专家等组成社区矫正个性化服务团，针对社区服刑人员个性差异，主要在心理辅导、社会认知教育、法律服务、就业指导等方面开展“一帮一”、“多帮一”等个性化帮教服务。目前集中训诫教育已开展2期，集中教育开展45次，共760人次受教；开展法律服务157人次，指导就业65人次，提供心理咨询20人次。二是借力社会培训平台，拓展就业帮扶渠道。争取县委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的支持，已将社区服刑人员和归正人员“两类特殊群体”就业技能培训纳入县“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培训工程”计划，为其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目前共有450余人次完成了技能培训工作。联合县民政局等职能部门为想要自主创业的刑释解教人员提供经商渠道的政策和信息支持，切实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到目前，共有340余名刑释解教人员通过帮助实现就业创业。同时，在全县共建立15个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基地，主要为生活困难、需要就业帮助的刑释解教人员安排过渡性就业，共安排过渡性就业400余人次。

三是借力社会志愿者队伍，提高矫正监管效果。扩大志愿者队伍的选聘范围，积极动员组织青少年工作者、调解员、“五老”人员、妇女主任、村干部、新居民协管员等参与到社会志愿者队伍中，不断充实社区矫正工作站力量，目前全县共有社区矫正志愿者1180名。制定下发《浦江县社区矫正志愿者管理办法（试行）》，对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基本条件、工作职责、应终止社区矫正志愿者帮教协议的六种情形进行了细化规定。年底对优秀社区矫正志愿者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规定按以奖代补的方式给予一定奖励，不断激发其工作积极性。

始终坚持“衔接好、监督好、引导好”每一名社区矫正对象为工作思路，既加强专职执法队伍建设，也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形成了专业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矫正小组、群众组织等多股社会力量参与的格局，杜绝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现象发生。

一是借力基层自治组织发挥本地优势。积极整合村（居）等基层组织资源和社会力量。村委会配合协助司法所做好本辖区内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与帮扶工作；

二是成立社区矫正小组实施个性化矫正方案。对每一个矫正人员及时成立矫正小组。明确并细化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区服刑人员家属、村干部社会管理网格成员各自的职责，充分发挥矫正小组网络化监管作用。及时掌握社区服刑人员详实动态，并制定或调整矫正计划和方案，确保方案同步、措施灵活、效果明显，达到以执法监管保稳定，以帮扶互动促和谐，以教育感化显真情的目的；

三是把社区矫正帮扶工作落到实处。日常管理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要不定时地入村到户，深入家访。与社区服刑人员面对面谈话，掌握其思想动向，妥善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引导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减少压力，增强信心；

四是动员企事业单位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对在职在岗的社区矫正人员，在社会调查评估时首先必须与单位有关领导、同事进行座谈，调查情况，征求社区矫正意见，且至少有一名领导必须作为矫正对象保证人，单位同意协助司法所进行监管教育，做到互相配合，互通信息。

一直以来，社区矫正面临人手少、任务重、专业力量薄弱等瓶颈。近日，北仑区政法委牵头，区司法局等多部门协同，在北仑新碶街道探索特殊人群服务机制改革，率先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并由政府购买此项服务。经过3个月试点运行，目前颇有成效。

去“标签化”

被矫正人员，往往被贴上罪犯标签，要顺利地融入社会，比常人更为艰难。

1990年出生的小王是一个河南到北仑打工的小伙子，学历不高，在一次纠纷中他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最近，他按时参加新碶街道“红领之家”社会服务工作室组织的法制教育、心理知识等讲座。他说：“上课后，受到了不少教育，让我受益最大的就是面对现实接受矫正。”如今，他开了一家汽配店，一家人共同经营，生活步入正轨。

新碶街道“红领之家”一直从事公益事业，在北仑当地有较高的知名度。今年9月，成立“红领之家”社会服务工作室，配合司法所对社区服刑人员每月进行法制教育和组织公益劳动。作为试点区域，目前新碶街道共有社区矫正对象122名。

“红领之家”负责人陈军浩表示，以社会志愿组织的形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社区服刑人员是平等的主动的，可淡化由政府组织的强制特征，更大程度传递正能量。

由“管”到“帮” 在以往的社区矫正中，“管”的成分往往占得比较大，被矫正人员也容易产生逆反情绪。为此，北仑试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参与矫正工作，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协议中，“红领之家”社会服务工作室需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每人每月2小时以上法制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每人每月2小时以上社区服务活动和社会公益劳动，以及落实每名社区服刑人员与两名志愿者结对，志愿者可采取“一对多”等多种帮扶方式。

今年18岁的小金因偷盗手机被判拘役五个月，缓刑八个月，被学校开除后，他显得更为孤僻。芝兰社区党总支书记黄伟君主动对他及家长开展心理辅导。每次帮教谈话，黄伟君刻意营造轻松、融洽的氛围，以友善、尊重、真诚的态度跟小金及他母亲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经过几次辅导，小金开始学会与人正常交往。

北仑区司法局副局长刘德方认为，社区矫正人员、归正人员、吸毒人员、重性精神病人等四类特殊人群是比较容易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人群，也是需要给予特殊关爱的重点人群。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力量，可以使得社区矫正由单纯的“管制”，到量身定做的“帮扶”，帮助矫正人员走出阴影，在阳光下生活。

培养感恩社会之心 日前，“红领之家”提出项目菜单式服务，激发主动性，每月制订活动、学习菜单，特殊人群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时间安排等，进行自主选择、申报活动；同时，把特殊人群的义务劳动融入敬老、护绿等志愿服务活动中，逐渐培养他们感恩社会、回报社会之心。

有关法律人士认为，社区矫正，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需要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比如，社会组织具有心理、教育等方面专业人才优势，他们以兼职的形式参与活动，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可大大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社区矫正工作汇报 篇6

xx镇司法所在镇党委、政府和县司法局的领导和业务指导下，严格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社区矫正流程（试行）》的要求，加强对矫正对象的教育矫正。今年我镇社区矫正已做了大量工作，现将具体工作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基本情况

今年5月份以来我所共接待社区矫正对象6名，其中1人属保外就医人员，5人属缓刑人员。根据上级要求，我所为每一个社区矫正对象建立个人档案，并且每周最少一次电话与矫正对象沟通，充分了解其即时思想动态；每月组织不少于2次不少于12小时的公益性劳动，并每月组织到司法所学习有关法律法规2小时；每个社区矫正对象每个月一次书面汇报思想动态；司法所还和每个矫正对象的家属签订矫正工作监护协议书；矫正对象有事外出还需提前向司法所做好书面请示报告；司法所每月不定期派人员会同帮教志愿者深入矫正对象所在村屯了解矫正对象的情况，发现问题加以解决。

二、工作基本做法

1、在上级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确保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正确方向下，把将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2、以主管领导亲自抓，所长负总责，明确责任到人、分工负责。根据矫正对象所居住村屯的情况，调动矫正对象所在的村治调会参与，增强矫正工作的社会效果，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序开展。

3、根据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因人施教，力争社区矫

正工作切合实际。如我所矫正对象xxx，他是与邻居建房发生口角从而引发斗殴被判刑，并被上级安排到我所接受社区矫正。2011年6月7日，其发现做活鱼生意的器材被人为破坏后，主动报告司法所表明情况，司法所联合派出所人员到现场实地调查，使这件事得到圆满解决，村民群众也通过此事对我所的社区矫正工作肯定以及认可。经过司法所的多方努力和引导，社区矫正对象中除一人因病保外就医外，其余三人均有了正当职业，如邓剑昌在街道做起活鱼生意；另外两人在当地建筑队就业。

三、社区矫正工作存在问题

xx司法所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与上级领导部门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存在问题：工作人员少，业务水平有待提高，矫正工作没有经费，希望上级今后进一步加大力度，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支持。

四、对社区矫正工作建议

1、增加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组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对优秀兄弟单位进行考察学习。

2、希望上级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作为社区矫正工作专项经费，确保工作顺利进行开展。

xx司法所

矫正社会工作研究 篇7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2003年司法部在6省市实行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始,2006年社区矫正试点范围扩大至18个省(市),到2009年的全面试运行,以及后续的正式全面实施,已经有十多年的历程。期间,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2012年3月1日施行以来,对于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的管理,起到明显的成效,对推进司法改革向纵深推进产生积极影响。但由于社区矫正工作总体来说尚属起步阶段,从基层实践层面看还存在着发展极不平衡、体制不健全、人员编制定位模糊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不能认真研究解决这些难点与问题,不仅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在司法实践中达到更好的效果,而且关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必须认真研究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本文结合国外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开展社区矫正几十年的成熟做法,拟从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社会工作者所直接面临的切身问题来进行分析与解决。

(一)

从实际调查了解的情况看,扎实有效的社区矫正工作确实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事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者群体也同样面临着地位不明、编制模糊、待遇过低、力量薄弱、缺乏专业素质、思想不稳定等诸多问题。主要的问题及原因在于:

一是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尚缺乏非常明确的法律规范,相关的制度也不健全。虽然社区矫正立法工作在我国已经开始,但是因为法律的相对滞后性,我国法律并没有对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仅仅是在2012年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里提到“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这是我国目前社会工作者和相关社会团体以及民间组织想要介入社区矫正唯一能够依据的法律条文。法律没有规定社会工作者在介入社区矫正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身份定位如何,权利与职责范围,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等等;同时,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矫正的还面临体制问题,即机构不明确,制度不健全,体系不成熟,使得社会工作者即便能够介入社区矫正工作也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机制的不健全和行政色彩的浓重所带来的是社会工作者介入的困难和开展工作过程中的种种羁绊。

二是社区矫正队伍面临人员编制严重不足、工作经费严重欠缺、整体专业素质不高等现实问题。《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在社区矫正机构的组织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而我国许多县区的司法行政机关的社区矫正机构级别较低,不利于工作开展;基层直接从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力量严重不足,一些司法所甚至没有专门编制或不是正式编制,即便有几个编制,却要承担几百甚至上千人的管理与矫正工作;所需经费大多缺口较大,相关的经费支出很多地方都未纳入到地方财政预算,本应承担大部分费用的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投入匮乏,致使相关机构、社工团体和民间组织的经费周转都面临困境,对于一些必备的监控设备等现代化器材配备不足。同时,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工作一般都是由基层司法所承担,其中仅有部分一线工作者来自社会招募,绝大部分都是体制内或从体制内分离出来,社区矫正工作者基本上由从各监狱、教管所以及司法行政部门里抽调出来的民警为主,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十分稀少;加上由于身份不清、待遇较下、任务繁重等原因,致使从事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不稳定,社会工作的专业工作方法难以实施,这直接造成我国社区矫正中社会工作专业性的缺乏,导致社区矫正工作效果大打折扣。

三是目前我国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总体偏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工作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培养工作也起步较晚。而社区矫正又是有别于其他普通社会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所接触的都是罪犯,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介入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要求和能力比普通社会工作者要更高。从本质上来讲,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制度,如果没有与之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做支撑,缺少必要的职业资质,矫正的效果将难有保证,自然也就达不到社区矫正的根本目的。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工人员除了要求有基本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外,还要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以及其他别的知识基础,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我国的专业社工培养工作开展时间还不长,很多社会工作者都是刚从大学校门出来,在学校学习的都是社工理论知识,真正实践的机会很少,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很多已经介入到了社区矫正社会工作中的社工人员,在面谈、倾听、观察等具体技巧、方法上都显得不足;这也是许多地方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招录中没有要求社工专业条件的原因。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要想真正的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其本身的专业作用,还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实践能力,才能胜任工作要求。

四是对于社会矫正工作而言,社会的关注和参与度较低,社会工作志愿者队伍缺口较大。事实上,参与社会矫正社工人员的基本工作除了要为矫正对象提供专业的矫正服务,帮助其改正错误,重新融入社会之外,还要“借助各种社会资源帮助罪犯及其家属解决因犯罪带来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困难,以促进罪犯的改造。”这些工作都需要社会的参与和志愿者的支持,没有足够人员的支撑,矫正工作将难以开展下去。由于这项工作与犯罪人员打交道,且不适宜报道、宣传,没有相应的公益回报,加之引导不够,致使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参与热情不高。从实际的情况看,即便是基层司法所有几个专职人员,却同时承担几百甚至是上千人的矫正工作,根本无法达到应用的效果。

(二)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和谐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社区工作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社区服务的内容不断扩展、要求不断提高等,而社会工作者的定位亦随之做出了调整。尤其是由于社区矫正是司法工作的一部分,必须赋予从事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者以合理的身份、明确的职责。因此,从社会工作者的视角抓紧研究解决其面临的诸多问题,明晰身份职责和工作定位,保证相应权利与待遇,完善体制机制,充实专业队伍,提高整体素质,是进一步做好社会矫正工作的现实选择。

一是进一步提高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通过立法和完善体制机制来解决根本问题。由于长期受重刑观念的影响,过分依赖监禁刑,忽视非监禁刑,社会对社区矫正的认识还很不够,对矫正概念、内容、意义知之甚少。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转变观念,要通过多种形式广泛的宣传社区矫正工作,使全社会认识到社区矫正是国家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刑方式文明化、人道化的重要表现,对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使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社区矫正制度写进刑法典中,并出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这标志着中国的刑罚制度向现代刑罚文明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刑罚制度与国际接轨。但社区矫正毕竟是一项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以便遵照。我国香港地区由于其特殊情况,其专门由社会福利署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在几十年前就建立了社区矫正制度,制订了相关立法,单行的社区矫正法律规范主要有《社会服务令》、《感化(缓刑)令》等,社会服务又称社区服务或者公益劳动,是指由法院判令罪犯在特定的期限内无偿地完成一定时数的于社会有益的工作与服务,以此视为对自身行为的补偿并替代其他判决,或者在其他处罚之外判令犯罪人从事有益于社会的无报酬工作;缓刑监督又称感化,也是一种非监禁性的刑罚方式,也是动员社区力量协助罪犯改过自新的一项康复计划。因此,社区矫正工作在具备刑事基本法律依据后,还需制订一系列具体的实施细则和要求,明确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操作事项,构建起一套比较完备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才能确保社区矫正工作有序推进。一些地方相继出台了地方性条例或细则,做出一些补充说明和操作要求,对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起到规范和促进作用。现急需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应的法规和条例,从法律层面明确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矫正中的主体地位、职责和更为明晰的操作细则、规范,才能使社区矫正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二是落实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编制问题,将相关费用纳入财政预算。从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几十年的国外实践看,加、美、日等国在刑罚当中社区矫正适用量大,比例大都占据一半以上,如2000年加拿大服刑人员总数是152146人,其中监禁为30790人,占服刑人员总数的20.24%;美国服刑人员总数是6498562人,其中监禁人数为1933503人,占29.75%;日本服刑人员总数为129260人,监禁61242人,占47.38%。可以预见,我国更为人性化的刑罚适用范围会逐步扩大,社区矫正人数和比例必然会逐渐增加。一些地方将社区矫正工作立户列编,有机构、有专职人员、有场地,或直接给司法所增加专职工作人员,实践看效果很好。因而,建议在省、市、县(区)、街道四级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挂靠同级司法机构,纳入机构编制和预算,根据社区规模配备专职人员,稳定社区矫正工作专职人员队伍,享受司法系统人员待遇。而且从实践看,加拿大社区矫正局每年拿出总支出11%的经费,就监管了41%的假释犯人,在监狱关押矫治59%的罪犯需要89%的经费。从这组数字对比中也说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需要大量的经费支出,却是比监狱关押矫治成本低很多的刑罚手段。矫正经费能否做到充足、有效、及时,也是关系到社区矫正工作能否真正到位,以及社区矫正工作能否更专业化、现代化,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关注、重视。

三是建立专兼相结合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队伍。社区矫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统一,社区矫正的方法理应以社会工作的方法为主。而且,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风险评估、制订个性方案、心理矫正辅导、教育培训等,相关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素养和良好政治素质。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必须有一支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执法队伍作为组织保障。因而,建议每年通过公务员招考、军转干部安置等形式,选拔录用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充实到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之中,并对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培训,逐步建立一支以司法行政机关执法工作者为核心、社会工作者为辅助、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同时,以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为主体,发展大量的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充分依靠社会力量来开展工作,以提高社区矫正服务的质量。可以广泛借鉴我国香港地区的经验,香港地区的社区矫正既是法律事务,更是一种社会服务工作。香港社会服务组织发展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仅是社会福利的发送者,而且成为社会权利的倡导者和助人自助的增能者。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倡导并为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的建设,积极吸收热心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团体人员、社区服务人员、高校教师学生、社区服刑人员的亲属和原工作单位人员为志愿者,积极参加与社区矫正工作,努力增强矫正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管教力、亲和力、说服力。

四是广泛动员企业、社会机构、社会团体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从我国香港地区看,其社会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由非政府机构履行许多社会服务职能,通过政府部门与非政府机构的相互合作,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政府及时转型,实现管理社会上的专业化分工。香港社会福利署几十年来一直向“善导会”这个非政府机构提供经费,保证了善导会持续地为释囚和市民服务,并不断发展壮大,优化服务效果。我们应该很好借鉴香港地区的政府不包办、精细化管理、讲成本核算的做法,通过资金支持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政策扶持等形式,引导和鼓励企业、社会机构、社会团体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同时,参与社区矫正的社会机构、社会团体也可以借鉴香港善导会的成功做法。香港囚犯矫正社会化分工程度较高,分为以监狱为主的设施矫正和以善导会为主的非设施矫正两大系统。香港善导会社会工作的高度成熟体现在他们服务触角的延伸性、渗透性和服务内容的多样性、细密性。香港善导会为释囚服务的工作始于囚犯投入监狱之时,持续到释囚回归社会后的所有时间,只要释囚需要,这种服务对他就是终身的,从囚犯收监后的心理疏导和适应监狱生活的辅导,到服刑期间与监狱职员一起协助囚犯制定其服刑计划,定期到惩教署的各个监管场所进行探访,直至为在囚人员提供释前辅导,帮囚犯联系将来就业的企业,告知囚犯释放后,生活困难时利用香港善导会资源的方法等。这种流程模式既覆盖了监前、监中、监后的全过程,也因符合囚犯的基本需要而容易接受和较为有效。这种成熟的社会机构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做法,值得我们的政府管理者和社会机构认真研究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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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昱,费梅苹.社区矫正事务过程分析[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篇8

关键词：社区矫正；宜昌市；提出建议

社区矫正制度并非我国的首创，它是一个“舶来品”，它是西方国家首先推行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目的是以非监禁的方式实行对罪犯人格的改造，其体现了对罪犯的人道化和社会化的矫正精神，社区矫正比监狱矫正有着更大的优越性，因此已成为了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行刑方式，也是世界各国刑罚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离形成完善的制度还有很大距离，再加上我国国情复杂、群众对社区矫正制度不了解等因素，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发展迅速，但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自2003年“两院两部”颁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湖北省作为全国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开始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宜昌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始于2005年1月31日，于伍家岗、西陵区等地率先试点，宜昌市是全省首批7个社区矫正试点之一，自试点以来，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优异成绩，截至2013年8月底，全市社区矫正重新犯罪率远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社区矫正工作考核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省第一。

（一）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健全

宜昌市严格按照2012年颁布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市司法局负责指导全市的司法行政工作，成立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专项指导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各区司法局负责本辖区的司法行政事务，自2013年4月10日宜都市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成立以来，各县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逐步成立，进一步加强了本辖区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直接由当地司法所负责。另一方面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也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宜昌市司法局于2012年底制定了《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操作规范》，比较全方位有重点地指导了全市的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目前司法局正在大力推行“E”通信息平台的发展，通过发放定位手机获取服刑人员GPS位置的形式大大加强了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管理，通过“E”通平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能够实时了解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具体位置，检查矫正人员是否有越境脱管的现象，并且可以对社区矫正人员通过短信电话高效率地下派工作和任务。

（二）宜昌市社区矫正对象的规模比较大。

截至2014年2月，宜昌市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累计一共8346人，解除服刑人员一共5670人，现有的服刑人员一共2676人。在现有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中，主要以男性为主并集中在18-45岁，其中汉族、农村户口、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比例偏高。在性别层面上，男性有2404人，女性有272人，男性在社区矫正对象比例上达到89.8%；在年龄层面上（如图1所示），未成年人数为71人，十八到四十五周岁的有1811人，四十六到六十周岁的有693人，六十周岁以上的有101人，十八到四十五周岁的人占的比例为67.7%，未成年人占的比例为3%，未成年人的比例相对较少；在户籍层面上，城镇户口的矫正对象有747人，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有1929人，农村户口的矫正对象占总矫正对象的72%，几乎是城镇户口比例的两倍。

二、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以来，虽然各方面的工作取得比较良好的成绩，但由于国内关于社区矫正的立法还不是很完善，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各方面上都需要自己来摸索和探究，再加上宜昌是一个二线城市，经济发展不充分，地区的发展差别较大，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在具体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依然不少。针对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关于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发展中的不足。

（一）社区矫正工作缺乏相关经费支持。

宜昌市在社区矫正工作的经费保障制度建设上还是走在全省各地的前列的，截至2013年底，全市13个县（市、区）已有12个县（市、区）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共计74万余元。但是在经费的问题上还是存在两点不足：第一，经费的数量太少，部分地区的社区矫正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投入仍然不足，许多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经费明显缺乏，经费的缺少也导致社区工作者的工资偏低，影响了社区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第二，经费的分配不合理，区域的经费额差别较大，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区经费较充裕，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费则相对缺乏，社区矫正经费的分配和实际需要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二）社区工作人员短缺且素质参差不齐。

新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而制度的工作队伍建设尤为重要，社区矫正制度作为一种非监禁的新兴行刑制度，因其工作的性质而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要求比较高，一般要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有着广泛的教育学、心理、法学等专业背景。宜昌市社区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发展较快，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短缺严重，据了解，目前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共有200多人，这与全市一共2600多名的现有社区矫正人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这200多名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还包括众多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人员，这说明实际上工作在一线的工作人员面临着较大的人手压力。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跟不上，现在工作在一线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都只经过简单的培训，没有进行过专业知识的学习。

（三）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不足。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行刑方式，相对于传统的监狱矫正，它是直接把对犯人的矫正搬进了居民的社区，所以如果不做好社区矫正制度的宣传工作，将可能引起群众对社区矫正的误会。所以社区矫正的宣传普法工作相当重要。宜昌市从社区矫正试点以来已经有八个年头，但社区矫正对广大的群众来说依然是一个陌生词，几乎接近80%的人不知道或者不了解社区矫正，而同样也高达83%的人表示社区服刑人员会影响社区的安全，这些数据都很明显表明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充分或者宣传效果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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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完善宜昌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对社区矫正经费投入和创新经费保障制度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不断推进，经费投入与需求的矛盾问题就越来越突出，所以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经费的投入和创新发展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现有的社区矫正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政府的预算，而问题就恰恰出现在这里，因为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注定了各地社区矫正经费水平的不一样，而且我国社区矫正还明显地存在着不发达地区的社区矫正对象占的比例较多的现象，所以针对这点，我国就有学者提出了实行“省级财政经费为主，县级财政经费为辅”的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制度，也就是说在社区矫正经费的组成中，主要的经费由省级财政部门提供，次要的经费由当地县级的财政部门提供。

（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增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素质

社区矫正工作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目前来看，社区矫正队伍的建设主要存在数量少、质量不高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社区矫正工作尚未形成良好完善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制度。对此，笔者以宜昌为例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统一社会工作者的招聘标准，提高工作者的待遇和工资水平，提高工作者的地位。第二，加强对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积极鼓励和引导工作者参加心理咨询师等证件的培训和考试，加强与当地高校的联系，促进工作者的再学习能力的提高，同时社区矫正机构应增加对参加培训人员的补贴；第三是鼓励社会人士的参与，增加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数量。

（三）大力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

一个新的制度的实行必须要有群众基础，如果一个新的制度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就好像一棵新生的树没有扎根的土壤一样。在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似乎还不为群众所了解，甚至还有所误解，这固然与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实行时间较短有关，但更多的是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做得不足。针对这点，社区矫正的宣传工作需要做到全方位、多层次和有针对性。多以活动的形式展开社区矫正的宣传，除了一般的常规宣传外，还可以定期组织一些群众普法活动，请律师或大学教师为社区群众做普法的专题讲座，还可以以传单、法制小册子的形式挨家挨户地派发宣传。

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由于实行时间较短，且本身的国情复杂，故在实践中问题层出不穷，除上述的经费、队伍建设、宣传等现时比较突出的问题外，社区矫正还存在着立法不够健全、矫正对象评估机制不完善、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重视不够等众多问题。笔者认为，现时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应该在借鉴西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大力并坚持推进现在的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发掘未发现的问题，努力探讨和完善各项制度，笔者也相信，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建设下，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拥有自己的成熟的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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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慧慧. 对社区矫正理论基础的比较研究. 2013.

作者简介：林晓军（1992-），男，广东阳江人，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学生。

李琼俐（1994-），女，湖北宜昌人，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2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