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的听证制度

美国国会的听证制度（精选9篇）

美国国会的听证制度 篇1

摘要：立法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重要支柱性制度, 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 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现代法制建设, 也符合保障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 建立服务型政府这一发展趋势。虽然立法听证本是保证立法民主化, 充分听取各方面特别是广大民众意见的一个好形式, 对于促进法制化进程有着巨大作用。但是, 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还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制度, 立法听证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与理想功效之间差距很大, 许多听证会现在却流于形式、走过场, 立法听证遭遇了许多困境和窘迫。

关键词：听证,立法听证,民主,困境

听证制度作为正当法律程序的一部分, 最初在英国只适用于司法审判领域, 体现为公平和救济原则。后来, 这一制度从英国传到美国, 美国又把它移植到立法和行政中, 作为增加立法和行政民主化以及有关当局广泛获取信息的主要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听证制度又传到日本和拉丁美洲一些受美国影响较大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 随着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 西方社会加强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事务的呼声越来越高, 听证制度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 成为司法、立法和行政领域中一项行之有效的民主程序。

正是因为它体现着民主的精神, 立法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随着民主精神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健全完善的, 有论者甚至认为, 其最初甚至可以在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有关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中找到它的影子, 它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司法听证到立法听证的过程。最初在英国、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中确立了听证制度, 如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就包含着听证程序;随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 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的事务的呼声高涨, 立法听证制度便应运而生, 受到普遍认同, 特别是二战之后, 日本和拉美等一些国家相应实行了立法听证。对立法听证制度的作用, 美国学者d.杜鲁门的阐释最为精辟:一是从政策和技术上就法案的条款、名词等作出正确的解释;二是作为传播手段向公众灌输法案的内容;三是通过听证会这一安全阀为公众提供缓和冲突及解除困扰的手段。

作为一种程序性民主, 立法听证是指立法机关在制定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益的法律时, 赋予利益相关人表达自身利益的权利和机会, 并将这种利益表达作为立法依据或参考的制度形式和实践。这是因为, 立法是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同利益群体间利益的平衡与倾斜的公共决策问题, 立法决策的结果往往是一个各方利益平衡和妥协的方案, 所以, 其决策过程必然是一个各方利益协商与协调的过程, 而立法听证程序则在制度上为各种利益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群体利益的场所和机会。在听证会上, 听证参加人可以基于其代表的利益群体之利益, 通过阐述自己的观点、反驳他人的主张, 使决策者充分了解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 从而为立法者的最终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在当代法治国家, 听证制度已经成为公民参与立法的一种“日常化”的渠道, 它不仅能促使当权者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 而且能给予每个人参与立法的可能, 从而使人们都有同样的途径进入到宪法所建立的政治秩序中。在西方立法实践中, 议会立法必须由议会下辖的不同事务委员会或法案委员会举行听证会, 通过立法听证会广开言路、集思广益, 立法机构在听证意见的基础上对法案作出取舍, 已达到各种权利和利益的平衡。

我国的司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 第一次规定听证制度始于1996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 而立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又延迟了几年时间, 直到2000年颁布实施的《立法法》才得以正式确立。

听证制度在我国是个舶来品, 是西方民主政治和宪政文化在异域的衍生。但是这个舶来品在我国似乎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 许多听证会流于形式、走过场, 会议组织者在会前想达到的目的都达到了, 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基本不听或者根本不考虑, 参加会议的市民代表成了“聋子耳朵”——一个陪衬而已, 听证会开成了座谈会, 没有不同观点意见的激烈辩论和陈述, 更没有利益双方的博弈, 听证会只是立法权力机关的舞台, 完全成了内部会议。对于立法听证遭遇的窘迫, 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大多都是归于听证制度法律规定的不完善, 但笔者在这里却不十分认同。

首先, 听证法律制度在西方国家十分发达, 并具有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 国内要想适用, 完全可以借鉴并进行本土化的改良。但是制度的完善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立法听证制度所面临的窘迫。我国立法由于受旧观念以及历史习惯的影响, 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部门和立法者普遍还带着浓厚的长官意识和官僚主义思想, 认为立法只是职能部门的事, 与社会公众无关, 于是在立法时不愿意听证, 对立法听证告知义务履行不到位, 习惯于“暗箱操作”的“关门立法”。观念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 而是在长期的立法实践过程中养成的, 想要改变这种习惯和观念, 绝非一日之功, 仅仅寄托于制度和法律的完善是不切实际的, 也许制度的不完善只是对于这种习惯的一个托词和借口。

其次, 立法听证无论是作为一种立法的民主方式还是一种程序制度, 都要求立法主体在立法活动中广泛听取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因此公众参与是立法听证的核心。在立法过程中将公众意见作为决策的依据或者参考, 使所立之法尽可能的合乎民意, 发挥良法功能。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其核心地位不言而喻, 这与其固有的价值和功能意义紧密相关。但是, 在我国立法听证当中, 公众参与意识极弱, 公众参与缺乏自主性和积极性, 公民自愿参与不足。公民怠于行使参与立法的权利, 怕出头、随大众, 是公众的普遍心理。而且, 我国的公众参与是政府主导立法下的公众参与, 政府权力制约公众参与的过程性因素几乎贯穿在整个立法过程中, 使公众没有自主权, 丧失主动性, 并对政府权力产生惧怕, 不敢与政府博弈。

再者, 听证制度是在西方民主政治大的环境下孕育和发展起来的,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 众多利益集团的并存是人类个性和主体性的直接体现, 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立法的实质是对各种利益关系的界定、分配和协调。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 民主政治就是程序政治。甚至有人认为立法机关是各种利益的天然聚集场所, “立法者的选举程序创造了一个立法市场, 在其中, 立法者向那些在金钱和投票上有利于他们获胜的人们‘出售’立法保护”。“立法程序是有特殊利益间的交易所决定的。……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是以总成交的买卖。”因此, 如何把立法活动控制在人们所能容忍和接受的限度之内, 便成为法治国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 现代民主国家均规定立法听证制度, 是因为它更符合民主政治的本性。作为一种程序民主的重要运行机制, 立法听证制度的核心是以一种较为完善的形式正义来确保实质正义, 用公平正当的程序来确保产生公正的结果。但在中国, 虽然我们也强调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重, 但真正能够落实的正义有多少?公权力和私权利从未发生过碰撞, 又何以来的平等博弈?权力的不均衡是导致正义缺失的根本原因, 而立法听证制度所遭遇窘迫的最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综上所述, 尽管立法听证制度正遭遇着重重困难和窘境, 但我们对当下立法听证制度也应满怀期待与信任。毕竟立法听证是民主政治的体现, 是公众表达民意的一个有效途径。在我国立法听证是新生事物, 因此它的发展与完善, 也就注定了需要有一个自我实践的过程。正如学者周旺生所说:“作为一种民主立法制度, 立法听证的出现和效果, 是同一定条件相关联的。从根本上说, 它的走向还取决于中国经济、政治、法治的全局性状况。”我相信, 我国社会法治的进步、民智的提升以及参与空间的逐步扩大, 一定能够促使我们重新思索和正确认识立法听证制度的意义与作用, 从而使立法听证的制度设置得以不断深化与完善, 并能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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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苗连营.立法程序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

[3]汪全胜.立法听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4]彭宗超, 薛澜, 阚珂.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5]王惠玲.我国立法型听证的现状及对策[J].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 2006, (5) .

美国国会的听证制度 篇2

丁雪华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江阴 214405

摘要：行政听证制度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基本要素—听证主持人制度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听证主持人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为我国听证主持人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行政许可听证 听证主持人 完善

听证主持人是指负责听证活动的组织工作的调节和控制，使听证活动按法定程序合法完成，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员。听证能否顺利进行、程序是否公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我国《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该条款明确规定行政许可听证主持人和行政许可审查决定人相分离，遵循了职能分离原则，体现了自然公正的程序规则。

听证主持人回避是控制其公正性的重要措施。回避在理论上分为有因回避和无因回避两种。有因回避又称附理由的回避，是指存在法定理由的情况下，听证主持人才回避；无因回避又称强制回避或不附理由的回避，是指无须任何理由，即可要求听证主持人回避。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3款规定：“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主持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可见，我国的行政许可听证只规定了有因回避一种情形。

一、听证主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

《行政许可法》的有关条文规定了听证主持人制度中的职能分离原则、回避原则等内容，但对听证主持人的法律地位、任职资格、职权等方面却未作出规定。有部分规章和地方法规在《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对任职资格、职权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有一定的突破，但诸多规定仍存在着很大差异和冲突。目前，听证主持人制度存在着以下方面的问题：

1．人数不统一

关于听证主持人的人数，《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明确，各规章和地方法规也呈现出多种规定：有的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明确规定由1名听证主持人组织听证，如《海关行政许可听证办法》第28条规定：“海关行政许可听证实施部门应当指定1名听证主持人负责组织听证活动。„„”；有的为了突出听证活动的准司法性，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听证主持人的人数，如《湖南省实施行政许可听证规定》第7条规定：“听证主持人由1或者2至3人担任。由2人或者3人担任的，应当确定1人为首席听证主持人。”；但更多的是与《行政许可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规定。2．任职资格

听证会是否有序进行以及是否有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的能力素质。鉴于听证主持人地位的重要性，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的立法惯例都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作了明确规定，如在美国要想成为行政法官，一般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拥有律师资格且有一定行政工作经验；二是通过文官事务委员会的考试。而我国《行政许可法》却没有相关的规定，大多数规章和地方法规与《行政许可法》一样没有相关的规定，只有少部分规章和地方法规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作出了规定：有的只是概括性的规定，如《湖南省实施行政许可听证规定》第7条规定：“听证主持人应当具备必要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专业知识。”；有的虽然对听证主持人应当符合的条件作出具体的列举，但实际上由于条文比较抽象而缺乏具体的管理规定，如《吉林省行政许可听证实施办法》第8条规定：“听证主持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听证组织机关工作人员；

（二）熟悉听证规定，具有一定组织能力，能够胜任听证主持人工作；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3．听证主持人缺乏独立性

学者们普遍认为，听证主持人在法律地位上应具有相对性，如其不能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势必难以客观公正地评判是非，整个听证将徒具公正的面纱而实为骗人的闹剧。

《行政许可法》及11部地方法规规定听证主持人由“行政机关指定”，9部部门规章规定了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但对主持人的任用程序皆未提及。实际操作中，听证代表及外界媒体对于听证组织机关如何选任听证主持人是一概不知，行政机关指定听证主持人一事就成了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宜。而且，规定“由非本案的调查人员担任”实质上指定的始终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担任主持人一[1]职，如“西上六电磁辐射听证会”的主持人是北京环保局法规处处长，而“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听证会”的主持人则是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无论是利害关系人还是行政许可听证事项的申请人均对听证主持人的身份产生了不信任甚至抵触情绪。设想一位来自同一行政主体的法制机制，甚至是同属该行政主体内部同一职能（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工作人员担任听证会主持人，他们无独立的行政主体地位，与审查行政许可申请人处于同一行政机关，不能避免单方面接触，而且与组织听证的行政机关是行政隶属关系，福利待遇受行政机关控制，职务升降由行政机关决定，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利益关系，这些都难免使广大公众对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产生质疑。

要确保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地位，还必须赋予听证主持人明确的职权。依据是否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可以将听证主持人的职权分为实体性权力和程序性权力。程序性权力是听证主持人享有的支配和控制听证程序的权力，实体性权力是指对当事人实体性的权利义务作出配置或产生影响的权力。我国《行政许可法》并未具体列举听证主持人的职权，只有零星的规定，大部分规章和法规都明确了听证主持人的程序性权力，而对实体性权力——建议权及其效力问题则未触及。

4．回避规定不完整

听证主持人的回避制度来源于司法审判，也是避免偏私的需要。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主持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该规定比较笼统，在实践中常常会面临下列问题：

回避事由模糊。何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如何界定？部分规章和法规对回避事由做了列举，但呈多样化，各有特色。

回避程序不完善。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回避的时间，申请回避提出的方式等一系列程序问题也有待于统一规定，便于具体操作。

回避方式单一。回避的方式有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两种，而我国《行政许可法》只规定了申请回避的一种方式。

二、听证主持人制度的完善

1．规范听证主持人的人数

笔者认为，鉴于对公正性与效率的双重考虑，可以采取原则上1人担任听证主持人，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可以指定1-2名听证员协助听证主持人进行工作。听证员的回避事由与听证主持人完全相同。听证员在听证过程中的工作应当由听证主持人安排。

2．确立听证主持人的选任制度

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稳定、合格的听证主持人是保证听证有序进行的基础，因此听证主持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条件——任职资格。《行政许可法》未有此类规定，地方法规、规章的规定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笔者认为，鉴于听证主持人这一特殊岗位的要求，有必要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作统一规定，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

（1）学识条件：听证主持人应具备法律方面的素养和一般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应具有法律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2）业务条件：听证主持人应具备一定的相关法制工作经验，一般要求从事法制工作达一定的年限；

（3）能力条件：鉴于听证主持人的重要地位，应具备较强的领导和管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判断能力，能对整个听证会有全局的把握和控制，对妨碍听证会正常进行的情况进行处理，必要时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从而使听证会高效有序地进行；

（4）品行条件：听证主持人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并且还应具备认真、仔细、踏实、果断和理性的工作作风。

由于我国的听证制度发展时间比较短，统一设立专职的听证主持人，并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条件尚不成熟，因此，笔者认为，可分两步逐渐实现听证主持人的专职化：

第一步：可借鉴国外经验，改变当前多数机关中没有固定听证主持人，只是在具体案件中由行政机关临时指派非本案调查人员的其他工作人员主持听证的做法。具体操作是：在行政许可机关内部设专门机构，独立负责组织行政许可听证的主持工作，其地位和行使行政调查权的机构或人员平等，独立行使各自职权，互不隶属。由于我国大多数行政机关内部设有法制机构，机构内有专门人员负责本机关法制事务及其他事项，为了造成不必要的机构臃肿，可由法制机构来负责组织本机关行政许可听证的主持工作，通过采用资格化考试来录用符合以上四个条件的合格人员担任主持人。录用考试可参照公务员招录考试模式，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笔试和面试内容应针对上述四个方面来设计。而且，对于主持人的成员还要进行定期培训，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具体一场许可听证会的主持人不再由行政许可机关指定，而是由法制机构根据一定的程序进行随机抽取，将抽取过程和结果记录在案，并及时公告，若主持人符合回避条件，可再随机抽取。当然，应明确规定最多可抽取的次数，若无特殊情况，一般规定最多可抽取2次，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提高效率。

第二步：建立专职的听证主持人。各地区成立统一的听证主持人员管理机构，由听证机构对听证主持人直接管理，采用听证主持人资格全国统考制度和听证主持人的资格取得制度，听证机构对其任免、工资、晋级等管理都要相对独立于行政管辖和行政级别，听证主持人对听证机构直接负责，服从听证机构直接负责人的领导，并接受其监督。

3．明确规定听证主持人的职权

赋予听证主持人明确的职权，是其相对独立地位的表现，也是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

主持人的程序性权力，各国的行政程序法都作了相似的规定，我国可参照国外规定并结合本国国情对听证主持人的程序性权力作出具体的规定，包括：决定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核实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及其权限；主持听证，维持听证秩序；就听证事项询问听证参加人；听取听证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接收并审核有关证据，要求听证参加人提供或补充证据；决定听证的延期、中止或终止等程序事项；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其他职权。

对于听证主持人的实体性权力，各国的规定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听证主持人无决定权和建议权，只有主持听证的程序性权力，在听证笔录上签名，并对听证记录的真实性负责。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68、69条规定，听证主持人负责对听证秩序的维持，并在听证记录上签名，听证主持人没有建议权，行政机关作决定要综合全面反映行政程序的结果。一种是听证主持人有建议权，以日本为代表。如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4条第3项规定：“主持人于听证终结后，应尽速作成报告书，载明当事人等对不利益处分原因之事实所为之主张，有无理由之意见。并连同第1项之笔录，向行政机关提出。”第26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不利益处分之决定时，应充分参酌记载于第24条第1项笔录内容及同条第3项报告书中主持人之意见。”可见，日本听证主持人有建议权且具有参考的效力。而最典型的是美国，它规定听证主持人有决定权或建议性决定权，并且依据正式程序裁决事项的不同性质，赋予听证主持人不同的权力。

各国对此问题的规定存在迥然不同，不难发现，凡是具有较强独立性地位的主持人，法律一般允许其作出行政决定，反之，行政决定由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2]因此，笔者认为，决定权应属于行政机关首长，这是由行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应赋予听证主持人决定建议权，因为主持人参与了听证的全过程，听取了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所有质证及所有证人证言和相关证据，赋予其决定建议权，既可减少行政首长的工作量，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保障行政许可决定的科学性与公正性。鉴于我国目前听证主持人独立性不足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对于听证主持人是否有建议权及其效力问题也可分两步走：

第一步：由于未实行专职主持人制度，听证主持人的素质能力、独立性等方面均受到一定的约束，建议赋予听证主持人建议权，但该建议只是行政许可机关作出的一个参考，没有法律效力。

第二步：实行专职主持人制度后，可赋予听证主持人的建议权，并且有法律约束力。若行政机关不予采纳，必须说明理由，当事人认为理由不充分的可以据此提起诉讼。

4．明确规定“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

禁止单方面接触不仅是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道德问题。[3]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是从具体程序上保障听证主持人独立性的法律制度。单方面接触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他方不在场的情况下，和听证主持人或对案件有裁决权的人单方面讨论争论中的案件。单方面接触会极大地损害对方当事人的权益，破坏正当程序裁决的基本原则，这样作出的裁决将被法院撤消。

禁止单方面接触是保障听证主持人公正听证而作出的基本要求。在我国，由于听证主持人和许可调查人员同在一个行政机关，难免有单独的接触，从而不可避免产生偏私，不利于听证的公正进行，所以我国非常有必要确立听证主持人的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明确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单方面接触制度，可以借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并参照我国《法官法》中禁止单方面接触的做法，明确规定“禁止单方面接触的期间从听证通知书发出之时起至听证决定做出前；禁止单方面接触的范围包括调查人员、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明确规定违反该制度的法律后果。

5．完善回避制度

当出现与听证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存在个人偏见时，听证主持人应回避。回避制度和职能分离制度一样，都是来源于自然公正原则。职能分离制度是解决主持人偏私问题的基础性的和宏观、抽象的制度；回避制度则是在职能分离基础上，进一步避免在具体案件中出现偏私主持人的微观、具体的措施。[4]这里的利害关系主要指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还包括感情利益和精神利益，这种利害关系不限于听证主持人本身的切身利益，还包括其配偶或者直系血亲的利益。借鉴各国关于听证主持人的回避规则，我国听证主持人的回避制度可规定如下：

主持人回避的事由：（1）是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人员或其亲属；（2）是行政许可的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其亲属；（3）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4)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听证的人员。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回避的时间：从法律权利的角度看，只要在听证程序结束前，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发现听证主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都有权提出回避的要求。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回避的方式：规章和地方法规中，有的规定申请回避应采用书面形式，有的则规定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采用口头或书面形式申请回避。笔者认为，为避免实践中做法的不统一，法律应明确规定申请回避的方式为书面形式。理由有二：一是要规范申请回避的行为；二是书面申请也是与听证案件有关的一项书面凭证。

听证主持人回避的决定主体，应是选任者。若选任者驳回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并记录在案。

另外，还应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除了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主持人回避外，主持人也可以自行要求回避。

参考文献：

[1] 杨海坤、刘泽林：《关于行政听证制度的讨论》，载《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

[2] 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3]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4] 丁保河：《论我国的听证主持人制度》，载《理论学刊》2004年第4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

姓名：丁雪华

出生日期：1976.11 工作单位：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学位：法学硕士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行政法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214400）

完善行政听证制度的对策探索 篇3

一、我国听证制度实施现状及对相对人权益影响的分析

(一) 听证制度适用范围窄, 相对人表达利益诉求范围小。

目前, 世界各国听证制度适用范围在兼顾公正与效率的前提下正在不断扩大。例如:德国的《行政程序法》第28条第1款规定:“干涉当事人权利的行政决定之前, 应给予当事人对决策有关之重要事实表示意见的机会。”日本的《行政程序法》第 2条规定:“只要不利处分都要适用行政听证以及辩明程序。”相比之下, 我国对听证制度适用范围的规定过于单一、缺乏弹性, 具体行政行为的听证范围仅仅能够包含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立法领域, 远远不能满足保障公民权益和各市场主体权益的需要。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范围不全面, 行政立法听证流于形式, 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 又人为地缩小了听证范围。《立法法》只解决了我国行政立法即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制定过程的听证, 而对于除行政立法以外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定的其他抽象性行政行为, 则没有现行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听证范围,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听证的一大缺陷。我国听证制度的实施情况严重滞后于政府管理公共事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与领域的不断延伸的现状, 狭小的适用范围从根本上阻碍了相对人权益的实现, 不明确的适用范围无形中扩大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造成很大影响。

(二) 听证会主持人资格界定不清晰。

1.主持人身份不中立, 偏袒现象不可避免。

无论是《立法法》或者《价格法》, 都没有对听证会主持人作出规定。只有《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规定了听证主持人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 但非本案调查人员的范围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现实中, 我国听证主持人主要采用以行政机关首长或行政机关首长指定的人员来担任。这难以避免他们与具体办案人员的接触而受到影响, 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听证主持人偏袒一方现象的发生, 难以客观公正地主持听证会, 从而直接影响听证的中立性。

2.主持人素质低, 影响听证效率。

听证会在某种程度上与司法庭审相似, 听证主持人自身素质与能力水平将直接影响听证会的效果, 这一点也为实践所证明。而我国只在《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中对听证主持人制度作了规定, 但内容简单, 没有涉及到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等制度, 导致主持人在驾驭听证的进程中显露出力不从心, 影响听证程序的正常实施。

(三) 对听证笔录的效力规定不足。

“不听白不听, 听了也白听”, 生动地描述了笔录约束力不足的后果。我国除了《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两部法律以外, 都没有对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作出明确规定。《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仅规定, 听证应当制作笔录, 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没有规定听证笔录及听证过程中收集的其他材料的证据效力。《行政处罚法》对“听证笔录”的规定如此简单, 容易使人误认为听证笔录对于行政处罚决定可有可无。由于法律没有对听证笔录的内容和法律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 一些地方的听证流于形式, 走过场, 听而不证, 各地频繁举行的各种价格听证会就是很好的例子。

(四) 听证程序不规范导致结果不公正。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了行政程序的核心, 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的公正保证结果的公正。在行政程序上, 公民不仅有资格请示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决策, 而且也有权要求参与和监督行政决策的过程。在公共事业价格管制方面, 美国进行管制的主体是独立的行政委员会, 该行政委员会下设有反映消费者意见的听证会组织。除此之外, 关于听证会代表, 特别是消费者代表的产生机制, 美国也有具体的规定。美国的消费者协会、相关的行业协会等组织选举出具有专业知识的代表, 而这些行业协会在广大消费者中具有较大的影响, 选出的代表能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这保证了听证的民主性, 并大大减少了政府决策推行的阻力。与美国相比, 我国的听证实施过程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听证结果与现实民意反差强烈;二是听证会单方面的意志强加现象严重;三是“听而不证”。四是听证代表缺乏代表性。

(五) 听证方式单一。

行政听证制度可分为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两种模式, 源于美国行政法。美国行政立法的正式听证, 又称“审判式听证”, 其显著特点是准司法性, 即行政立法主体仿照法院审判程序进行提交证据和反询问证人的听证。经过正式听证而形成的规章, 听证笔录是其惟一的决定基础。与此相适应, 法院对正式听证的审查采用的是严格的“实质证据”标准, 换言之, 如果听证笔录中存有不支持规章的重要证据, 则该规章即为违法规章而应当予以撤销。美国行政立法活动的非正式听证, 又称“公告与评论式听证”, 其显著特点是书面形式的广泛征询意见, 即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书面方式, 对制定中的规章提出意见、观点或者资料。与此相适应, 法院对非正式听证的审查采用的是较为宽松的“恣意专断”标准, 换言之, 只有在行政立法出现恣意、专断、滥用裁量或者其他违法情形时才予以撤销。我国主要是采用的是正式听证这种模式。

二、完善听证制度的基本对策

(一) 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范围。

结合我国程序民主建设的发展, 有步骤地扩大听证范围, 最终在一切可能侵害个人合法权益和“合法期待”的不利行政行为运行领域, 按照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均衡的原则, 听证成本不大于听证效益的原则, 都可以考虑适用听证程序。在未来城市规划、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重大产业政策制定等方面都应该向公众公开信息, 同时取得相对人的意见, 以便更好地保护相对人的利益。

(二) 明确主持人的资格条件, 提升主持人的素质。

1.明确规定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权限。

要保证听证主持人的中立性与独立性, 就要从根本上避免行政听证活动中听证主持人与申请方关系的模糊不清, 应该委任与听证双方都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员作为听证会主持人, 最大限度地保证听证主持人的中立性与独立性。我国行政听证主持人至少应具有如下职权:决定听证会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决定听证程序的进程, 决定是否中止、延期;接受双方证据, 排除不重要的证据;决定听证员、书记员是否回避;维持听证程序, 对违反听证纪律的行为予以制止或者作出相应的处理;听证结束后制作听证报告书, 提出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和意见, 听证主持人全面、直观地参与了听证过程, 会对案件形成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可以帮助决策者多角度地进行思考, 从而作出科学、合理的行政决定。

2.明确规定其任职资格和条件。

听证主持人应具备较强的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业务素质体现在:一是听证主持人有较强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二是听证主持人应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丰富的行政管理工作经验。道德素质体现在:听证主持人应当具有刚正不阿的品德, 不为金钱、利益所惑, 秉公而断。因此法律必须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和条件作严格的规定。

(三) 完善案卷排他性原则, 明确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

“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只能以听证案卷为依据, 听证案卷所记载的各种事实、证据材料都应当具有排他性的法律效力, 任何未经行政程序认定的事实及证据都不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正式听证的核心, 如果没有这一原则, 询问就会成为骗局。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规定:“证言的记录, 证物连同裁决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和申请书, 构成行政机关做出裁决的唯一案卷。”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在将来出台的《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规定“行政决定必须基于听证笔录做出”, 充分尊重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只有这样, 听证中的各方才会认真对待听证会, 并积极地行使陈述、质证和辩论的权利, 才会对行政机关的裁决权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

(四) 规范听证程序, 维护相对人权益。

为了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实现, 听证代表要充分代表相对人的权益, 因此代表选取环节不得隐瞒, 不得暗箱操作, 由中立机关从报名者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公民参加听证会。听证制度要真正体现听证会所要听证的公共决策民主, 必须开展细致而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听证代表和其他有关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使其发言更全面, 更符合实际。

(五) 丰富听证方式。

完善听证制度的当务之急, 一是要完善现行的正式听证, 二是要适当引入非正式听证, 并将二者结合。正式听证执行程序更规范, 内容也更完整, 也更能够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但是在执行中往往成本比较高, 不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在美国行政机关的大部分裁决都属于非正式裁决, 在具体实施中根据事件的性质采用不同的程序。在我国一些部门的行政听证法中仅是对正式听证作了规定, 和正式听证相比非正式听证在执行程序上更灵活, 也更容易方便快捷地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它不仅将行政部门从本来就繁重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还大大降低了行政成本。因此, 在客观、公正地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行政立法的基础上, 采取正式的听证程序体现行政立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用非正式听证适度代替正式听证, 能够大大提高听证制度的效率。总的来说, 二者如何运用关键还是依据客观实际而定,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发挥二者的优势。

摘要：听证制度的法律基础是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 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相对人权益的表达与诉求, 以促进行政活动的公正性和相对人权益的保障。本文就当前政府听证制度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对相对人权益的实现造成的阻碍进行了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听证制度的实施路径。

关键词：听证制度,听证笔录,听证方式,听证程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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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玉, 樊圣军.论我国行政听政制度的完善[J].行政与法, 2006, 3

听证制度研究 篇4

摘要：在行政立法大量涌现的今天，听证作为程序正义的体现，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性。西方国家在行政立法听证上已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而在我国，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建设起步晚、发展还不完善。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听证制度存在的缺陷，并且对完善我国听证制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行政立法听证公民参与完善

著名的行政学家赫伯特﹒西蒙所言“决策是行政的心脏”①。因此, 政府行政管理就必须对公共领域的治道变革,近年来,人们在政府运作方式和公共决策体制领域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 其中之一就是在公共政策领域引入听证制度。公共政策中的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社会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重要程序设计, 它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过程相关利益主体的平等参与, 从而保证政府正确行使公共权力, 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笔者就以听证制度的形成过程为切入点来浅析我国听证制度。国公共管理中日益受到广泛重视。然而在中国由于长期实行集权体制，并深受大陆法系传统法制的影响，使得我国行政听证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这需要我们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

一、听证制度概况

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及若干设想 篇5

(一)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

自然公正原则是一项十分古老的道德和法律原则,从广义上讲,它指的是“自然的是非观”。英国皇家法院以自然公正为原则,监督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时,可以要求其以公平权力作为其工作准则。自然公正原则可以适用于一切行使权力的团体或个人,包括行政裁决机构和某些社会团体,它的适用范围很广,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所以称之为自然公正原则。早期的英国法院认为,在行使行政程序过程中,只有带有司法性质的行为才能称之为司法性行为,但是复杂的是如何判定政府机关其行为是司法性行为还是纯单纯行政的,由于不同法官的理解不同,因此对自然公正原则的使用方式也不相同。英国法院从20世纪60年代后规定,行政机关通过不利公民权利的行为是司法性行为,这也是18世纪以来英国法院认可的自然公正原则的适用范围。

(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

普通法系中美英两国是最重要的。从历史上看,美法源于英法体系。正当的法律程序可以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中应用。根据美最高法院认定,正当法律程序可以用于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正当法律程序”在美是一个没有明确界定的概念,是一个实体和程序上的综合概念。实体是美国制定的法律,假如这些法律与公平正义原则相悖,则该法无效。正当法律指出当事人拥有要求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剥夺公民生命、财产或自由时,而且行政机关必须听其的意见。行政法学界所探讨的正当法律程序,是指在程序上必须具有的正当法律程序而言。美行政听证制度变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传统理论讲,受正当法律程序保护的人或物,其权力只是普通法律法规所指保护的利益,一直被国家视为特权并且被排除。如今,由于许多判例的发生使曾经的这些“特权”变成了今日法律上的权利。在今天的美国,“正当的法律程序,仅要求某种方式的听证,不要求其必须有某一种听证的方式,程序灵活。任何一种听证形式都应该包含一切正当法律程序的核心内容,即所有当事人都拥有得到通知和提出辩护的权利,当事人是否具备这两项权利是公正程序和不公正程序最突出的区别。”

(三)大陆法系的法治国理论与依法行政原理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国自然公正原则不是相类似的。和使用英美普通法的国家比较,大陆法系国家更注重实体法的相关规定,从而忽视了程序法律的构建。大陆法系典型的国家是德国,它的法律体系经历了从形式上到实质上的法治国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从德国早期的法治国理论可知,其法律上行政原理认为: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只要在形式上按照法律规定即可,如果在行使行政权力时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行政当事人造成利益损害,除了要求行政机关纠正自身错误以外,只要允许行政当事人提起相应的行政诉讼就可以达到法治主义的目的。

二、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行政听证制度有几十年。我国起步较晚,所以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

(一)听证适用范围狭窄

我国当前听证范围仅限于行政处罚、行政许可、价格听证、行政法法规制定等领域。与政府机关管理公共事物的范围比,我国的听证适用范围过小,不能满足日常所需。因此,应该从行证许可、行政处罚、价格听证等领域扩展到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例如,在行政执法领域,除了常见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行为之外,行政收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裁决等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听证的适用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扩展。

(二)相关立法滞后

虽然行政立法在我国取得很多成就,但仍然比较落后。尤其是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滞后,表现在不仅全国范围内缺少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法典,而且在地方也很少有相关的行政程序法律文件,部分已存在的和行政程序有关的法律文件,多数也只是以实体性内容为主。在现存的法律法规中,只有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和价格法对听证程序做出了明文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关于行政听证制度的相关立法严重滞后,而且现在已经实施的相关立法欠缺规范,造成听证制度的应用存在很大障碍。而且,听证制度需要法律化、明确化,只有这样,听证制度才能发挥起作用。

(三)听证参与人范围有待扩大

使与案件有关系的人员参与听证,可以使听证更为全面公正。而我国现有的行政处罚法规对听证程序参与人的规定只限于事件当事人,只有行政许可法中规定的案件利害关系人可以参加听证的制度,所以,需要进一步扩大听证参与人的范围。

(四)听证主持人资格不明确

行政处罚法对主持人资格有如下规定:“听证必须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来进行主持”。体现了主持人和调查人员职责分离的原则,更为公正,是我国司法的进步。但是,由于该条款对主持人资格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没有明确指出具备何种资格才可以担任听证主持人。在现阶段实际的行政执法过程中,部分行政机关已经设立了专职人员支持听证以应对日益繁重的听证任务。而对于听证案件较少的行政机关,一般会安排非本案调查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由于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没有限定听证主持人的资格,也没有设立专职主持人,从而容易导致不称职的听证主持人参与听证,影响听证程序的正常进程。总而言之,我国行政机关中现有的听证主持人专业素质不高、独立性较弱,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我国的听证主持人制度的内部职能分离制度仍需要完善。例如,《行政处罚法》中的“非本案调查人员”包含范围太大,既可以是机关领导,也可以是负责案件调查部门中其他的工作人员。如果这样,本案的听证主持人将不能保证听证过程中的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当事人大部分希望有专人担任这个职位,认为这样比较公正。但实际专职人员会不可避免地与调查人员进行接触,可能会导致受到调查人员的影响。

三、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若干设想

关于如何完善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涉及,由于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处于初创阶段,存在许多的不足之处,因此本章主要讨论完善我国的行政听证制度的一些设想。

(一)拓展听证范围

听证程序适用的范围,应该优先想到该如何平衡当事各方的利益。如何平衡由于听证所带来的人财物的消耗和效益的综合。具体而言,要确定某个行为是不是会对案件的公正性产生影响。我国的听证程序主要适用于:一是法律适用应该包括于听证内容之中。二是听证程序的内容应该包括当事方人身自由的听证。这是行政程序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加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必然结果。三是扩大听证的适用范围。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方面都应采取听证来保证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

(二)完善我国听证中的立法制度

听证制度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分别是分散化的和集中化。公平、公正和公开理念是行政听证制度的核心精神,而分散化的立法模式很难保证行政听证具有统一的精神,而且极易造成各类法律之间产生重复和冲突现象,不能够充分发挥相互协调和配合的作用。因此,我国应该重点加强完善行政听证制度的集中立法。此外,还有一些补充:首先,建立健全统一的正当程序保护制度。将其写出宪法,并具体化,作为指导思想。其次,明确区分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一方面是要深入探究非正式听证的实际应用;另一方面要积极健全和完善现行的正式听证制度,对听证的原则、步骤、方法、具体程序和作听证中的主体、参与者做出详尽的规定,使听证制度有法可依。

(三)扩大听证参与人的范围

现如今,多数国家采用了行政听证参加制度,可以将这种参加制度分成辅助当事人参加和对立当事人参加两种类型。参加人可以主动提出申请参加听证,听证主持人认为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与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参加听证。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听证程序中并没有对行政机关以外的任何利害关系人是否参加听证做出规定,对此,许多学者建议,可以在听证的过程中加上另外的一项主要内容,使行政听证三方及三方以上参与的法律行为。从而保证听证程序的实际效果。

(四)健全和完善听证主持人制度

我国也应该强调听证主持人的资格审查。首先应该制定出相关的标准,按照规定挑选出符合要求的听证主持人;对不同行业要求作出有针对性的培训。其中最重要的是其独立性,不受案件中所在行政机关的干涉和影响。由独立的部门负责,以期保证听证的公平、公正、合法有效。

行政听证制度是我国立法过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它在保障行政双方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要想对行政听证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全面认识和了解行政听证制度在推进行政执法公平公正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对国内外行政听证的基本理论和精髓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其立法实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我国在推进行政听证制度合理有序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本文认为必须从行政听证制度所存在问题的根源来探究解决的办法。随着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步伐加快,行政听证制度必然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因而我国应该深刻认识到健全与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行政听证制度的健全与完善作为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行政听证制度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听证程序的立法工作,拓宽听证范围,完善听证主持人制度,提高听证人员的素质,保证听证主持人以中立客观的地位参与听证,保证听证活动的公平和公正。

合法性视角下听证制度的功能 篇6

一、听证制度的起源及其内涵

听证制度源于西方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听证一词出现于司法领域。20世纪开始，为避免经济危机、适应生产高度社会化的需要，国家开始强有力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行政权急剧膨胀，导致侵害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现象日益突出和严重。于是在法官的努力下司法领域的听证程序被应用于行政领域，又逐渐扩展到了立法领域。1946年美国颁布了《联邦行政程序法》是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行政听证程序。随后，欧洲各国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纷纷效仿。

听证的法理基础来源于三个原则：一是自然公正原则。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这是英美普通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二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美国于联邦宪法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宪法修正案第14条又规定：“任何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三是法治原则。最初行政权发动对相对人造成利益损害，除了行政机关自身纠正以外，只要允许行政相对人提起诉讼即可达到法治主义的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司法救济型的事后手段，而更需要事前或事中的救济保障人们的权利。

听证是指政府组织在做出直接涉及公众或公民利益的公共决策时，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社会各方及有关专家的意见以实现良好治理的一种必要的规范性程序设计。在我国听证制度主要包括行政听证、立法听证和价格听证。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就是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运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根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实质是通过程序正义以期达到结果的正义。不存在任何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公平或者公正的程序，只要这种程序被人们恰当的遵守，其结果就被确认为公平或公正的。这一论述认为结果正义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程序正义，虽过分夸大程序的作用，但对程序价值的理解还是值得肯定。

二、听证制度的公共决策功能

公共政策体现的是公共利益，制订公共政策的官员必须放弃个人和部门的利益诉求，没有相关制度约束是难以实现的。由此产生了公共政策目标偏离。听证制度可以有效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将当事人、利益相关方及专家等集中起来表达各自的意见，政府则作为裁判综合考虑各方意见，依据听证报告做出最后决策。听证制度的公共决策功能有以下6点：

1、公平公正

政府和个人在公共决策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其利益时常与公众利益发生偏离。虽然人们可以通过司法救济来改变政府的不当行为，但是司法程序较为复杂，耗时费力。因此通过听证制度实现信息公开，确保各方表达利益表达等可以保证人们和政府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是一种事前或事中手段，各国的实践表明其成本由政府来承担，对公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

2、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让普通公众通过听证会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听证制度真正让普通百姓影响甚至决定公共决策，改变过去公共决策仅由有关官员说了算的局面。通过扩大公众参与，也可以实现政府与公众的直接沟通和互动, 增进相互的合作。公众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随着人们民主意识的不断加强客观上也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决策模式。

3、公开透明

以往公共决策给人们的感觉就是神秘的，更多的是以暗箱方式操作。政府和普通公民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而公共决策事实上关系到广大人群的切身利益，人们有权利了解相关信息。听证制度则要求除了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是不便公共公开的事项通过听证会的形式向大众公开。加上媒体的关注报道，使公共事务处在一种阳光的状态下，接受公民和社会的监督。

4、理性选择

这是听证的工具性价值。通过听取当事人、专家及其他人的意见达到理性决策。理性决策的前提是信息的充分获得。政府的信息是有限的，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难免应接不暇，通过听证这一形式可以获得信息。国外的听证会注重发挥专家的作用，目的在于能获得更多专业的信息达到理性决策的目的，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5、合法规范

听证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法律规范不断完善的表现，通过对程序的规范达到实体的规范。其意义在于将实体法中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具体化，是公民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同时听证制度也符合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这一制度有助于将决策纳入规范的程序中，提高公共决策的合法性。

6、提高效率

初看之下增加一个决策环节会导致成本增加，实际上听证制度却有效的降低了决策成本，提高了决策效率。听证的成本是召开听证会所需的一切资源，而它的收益则是多方面的。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降低决策执行成本、减少了原本政府决策收集、处理信息的成本。同时听证会相互辩论的过程调节社会矛盾，以一种非暴力的方式达成一致。

三、听证制度提升了政治体制的合法性

中国政府在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由此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中国政权政治合法性的源泉。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了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腐败等问题，加上人们对政府不断增长的期望无不使政府合法性受到挑战。如何获得更深层次的合法性成为政府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听证制度是政府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1、法律层面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合法性字面的意思就是合乎法律，这也是合法性最基本的要求。听证制度是实现宪法赋予人民监督权、参政权、知情权的有效途径，符合宪法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精神。同时听证制度的建立促使我国出台了多部相关的法律。1996年通过的《行政处罚法》、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完善了我国了法律体系，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

2、价值层面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是政治世界的根本性问题，任何制度探讨到根本都不能回避是否正义这一问题。对正义重要性的认识自主就有，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首要政治原则就是正义由正义衍生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折，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听证制度的本质就是一种程序正义，在现实世界中要达到结果正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程序正义的价值就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一个正义程序所达成的结果即使不是正义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听证制度体现了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人们具有理性的精神，这种理性引导人们去追求善，而这种善可以被理解为正义。

3、心理层面

韦伯认为合法性就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服从愿望。而听证制度无疑会提升被统治的服从愿望。听证制度保障了公民的参政权和知情权，参政权使公民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由于听证制度规定听证会后的报告将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这事实上就给予了公民间接决策的权利。从实践来看，最后的方案也基本与听证会所提出的建议相符。那么对公民来说，决定是自己做出，就没有不服从自己决定的理由。同时，在完全知情的条件下人们也更容易理解政府政策的意图，这种理解就是产生认同的基础。

4、政治层面

政治学家杰克曼把合法性看成是一个民族国家政治能力的核心和生命。所谓政治能力，是指不借助物质暴力解决竞争性的利益团体之间冲突的能力。听证制度无疑是政治能力的体现，它给不同的利益群体一个辩论的舞台，使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平等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最后综合考虑各方的意见，达成一个另各方都比较满意的方案。这无疑是一个协商的过程，通过非暴力的手段达成一致，可以将矛盾消除在协商的过程中。从实践效果来看，该制度比较有效，虽然在听证过程中会有激烈的争辩，但是最后的结果总是另人满意的。

四、听证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培养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

无限权力向有限权力的过渡是政治历史的必然规律之一。对权力的自发限制向对权力的自觉控制的发展是政治历史发展的另一条必然规律。听证制度在司法、行政、立法多个领域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保障了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正是法治核心精神的体现，也是法治的逻辑起点和终点。它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政府权利的限制。听证制度要求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广泛听取当事人、利益相关人员、专家等的意见，并且将最后的听证报告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媒体的介入使政府处于监督之下，有利于防止腐败和权力滥用。二是保障公民的人权。听证制度直接保障了公民的参政权、知情权和平等权，使公民能了解公共事务和政府的相关信息，并在此基础上表达自身的观点借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订。通过这一程序间接地又使公民的其它权利得以不受侵犯。

听证制度有利于培养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现阶段我国民众参政能力还有待提高，因此培养公民的公共意识成为实现民主的要务。听证制度要求公民参与公共决策，通过这一过程培养人们理性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从实践的情况来看，公众对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公共决策较感兴趣，愿意积极参于并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人们的公共意识和参政水平必然会有较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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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的听证制度 篇7

一、我国现行价格听证代表制度的缺陷

(一) 听证代表的产生方面

我国目前尚无听证代表产生的统一程序性规范。2009年针对实践中价格听证代表产生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国家发改委《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政府价格听证代表的人员构成及消费者比例、产生方式作了原则性规定, 各地出台的实施细则对这些原则性规定作了一些细化, 但均缺乏实质性的硬性规定,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对价格听证代表的产生拥有很大的操作灵活性。因此, 我国政府价格听证在听证代表在产生方面, 存在代表结构不合理、产生方式不具体、产生程序不透明、代表产生受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制约等问题。

(二) 听证代表权利的行使方面

我国听证代表的权利, 来源于公众对政府公共决策的参与权。我国听证代表的权利, 包括听证代表的调查提问权、知情权、发言权、建议权、监督权。我国《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价格听证代表的权利作了规定, 但结合实践来看, 还存在听证范围设置不科学、听证公告内容程序不全面、代表准备时间过短、代表发言时间受到限制、代表权利行使受个人能力和思想素养、政府体制局限等问题。

(三) 听证代表义务的履行方面

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实行以来, 对听证代表义务专门研究的较少。《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既是听证代表享受的权利, 同时也是每个听证代表应该履行的法定义务, 包括调查了解听证事项义务、亲自出席听证会义务、发表意见说明理由义务、保守有关秘密义务、遵守听证会纪律义务等。但在实践工作中, 听证代表实际义务过多, 义务履行受到自身能力条件限制、个人思想素养、社会体制、地方经济文件发展程度等条件制约, 义务履行缺乏相应保障。

(四) 听证权利受侵害的救济机制方面

《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此只有原则性说明, 无硬性规定, 未根据实践情况细化完善说明相关机制。实践中, 价格部门部分工作人员对侵犯听证代表权利已习以为常, 已感觉不到不妥, 只要自己工作方便、省事就行, 最主要是这样做也没有导致对自己不利的后果。公众不清楚代表产生过程, 也不清楚自己的权利, 只看到价格听证会的结果是全体听证代表均同意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决策方案, 所以, 没人举报投诉, 也不知举报投诉什么, 这就是价格主管部门价格听证要达到的目标。因此, 规范人的行为并采取措施补救其错误行为是我国价格代表听证制度建设最关键的环节。但实际上我们从各地政府的做法看, 我国政府价格听证代表制度监督机制不健全, 代表意见欠缺相应回应机制, 违反法定听证程序的法律后果、听证权利受侵害后的救济机制不完善。

二、我国价格听证会代表制度的完善

通过对我国现行价格听证会代表制度操作中的的缺陷分析, 可以看出, 我国价格听证代表制度存在违规操作或不适应现实需要的地方。因此, 建议从以下六个方面规范、完善我国价格听证代表制度。

(一) 改革听证代表遴选机制

一是明确代表资格标准。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应当具备一定的资格。专家代表应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并具有相应的技术职称, 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较大影响, 并且理性、公正;其他代表应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或利益关系, 热心于公益事业, 具有代表行为能力, 如擅长表达、擅长调查研究、有较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能够代表某一方面利益群体的利益;同时, 在审查代表资格时注重其背景调查, 确认其代表的公正性。听证实施前, 组织听证的部门要严格按标准来选拔代表, 而不能凭主观随意决定。

二是改革代表遴选方法。改变由价格主管部门直接选聘代表的方法, 让市民自主报名, 即在价格主管部门作出举办听证会决定之后, 向社会发布公告, 该项定调价的利害相关人都可以自愿提出参加申请, 如果人数太多, 可以通过利益团体 (如消费者协会、个体工商业者协会等) 或有关单位 (如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消费者协会、街道社区等单位、团体、组织) 提出, 由这些单位、团体、组织接受公众报名, 依据代表资格条件进行选择后向听证组织部门推荐。最后由听证会组织者依据代表资格条件和名额进行理性筛选, 确定听证代表。

三是建立听证代表库。在对代表进行科学、理性遴选的基础上, 价格主管部门要建立既有固定代表又有临时代表的听证代表库。政府部门代表和经济、技术、法律等有关方面的专家代表要相对固定, 要使这些代表通过不断参与听证, 提高参与能力, 从而提高听证会的价值。而消费者代表和经营者代表则要根据听证内容需要临时确定, 增强听证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价格听证代表管理具体操作上, 可借鉴英国听证代表库管理模式, 以及我国政府招投标评标专家库管理模式, 实行电脑匹配, 电脑选取、定期培训。

(二) 完善听证公开程序

一是代表遴选程序公开。在代表遴选的过程中, 要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 做好三个步骤的公示工作。在报名阶段, 要将听证方案所涉及的利害关系方、代表的资格标准、代表报名的时间、地点、期限、代表的名额分配等情况以书面形式向社会公告, 方便有代表能力的热心人士自愿报名参与价格决策。拟定候选代表阶段, 要认真统计自愿报名的社会代表和有关部门推荐的代表情况, 依据代表资格标准和名额比例进行初步筛选, 拟定候选代表名单, 并要将代表报名统计情况、候选代表名单和个人信息等情况以书面形式向社会公示, 便于利害关系人了解情况, 提出意见。确定正式代表阶段, 要指定专门机构受理利害关系人对候选代表提出的异议, 对合理异议充分采纳, 并及时调整, 对不合理异议认真做好说明解释工作。正式代表确定后要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

二是听证内容公开。要进一步完备公告内容, 首先要将听证代表名单和联系方式、听证方案等有关资料的详细情况 (依《保密法》需要保密的事项除外) 全部向社会公告, 方便消费者及时将有关意见向听证代表反映, 建立公众与代表之间的互动联系。其次要延长公告期限, 建议至少应在举行听证会的20日 (情况较为复杂的至少应在30日以上) 前公告听证方案、听证时间、地点等有关事项, 让代表有充分时间就听证方案进行调研, 查阅有关资料, 准备发言材料。再次要改革公告方式, 要通过报刊、电视、电台或委托居委会发放公告等形式向社会各界广泛告知听证内容, 并设立专线电话, 及时听取广大市民对听证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三是听证会过程公开。我国价格听证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因此, 除依法应予保密的事项外, 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 除了正式代表参加现场听证外, 还应制造条件让场外公众能够间接参加听证, 如通过听证会在本地区现场直播的方式, 将听证会展现在本地广大公众面前, 一方面可以方便不能参加现场听证的公众了解听证情况, 会后提出意见;另一方面也能增进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责任心。

(三) 完善说明理由制度和回应机制

一是完善说明理由制度。建议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的价格决策文书中, 参照具体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 将价格决策的事实理由和自由裁量的理由同时予以具体说明。如果在价格决策文件的正文中不便表述, 可以以附件的形式, 与公文正文一并向社会公布。

二是完善代表意见回应机制。价格主管部门不仅要将价格决策结果向社会公布的决策理由专门送达听证代表, 还要将价格主管部门对听证代表意见的取舍情况和理由向代表作一个充分的说明, 让代表感到自己付出的劳动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从而提高他们继续参与价格听证的热情, 增强他们对价格决策的满意度。

(四) 完善听证代表权利的行使

一是建立听证目录动态管理机制, 合理确定听证范围。省级价格听证目录可在规定省听证目录基础上, 要求市、县在本级权限范围内出台本级价格听证目录, 避免市县级规避应听证而不听证行为。同时可定期开展调查,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对《价格听证目录》的意见, 根据社会各界的合理化建议定期修订《价格听证目录》, 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听证的具体范围。

二是优化听证代表组成结构。《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对消费者五分之二的比例规定是合适的。对其他代表的构成, 注重内部各类型比例搭配;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均应有不同类型代表参加, 确保听证代表分布于各个阶层;对同类价格听证会, 其代表构成应当统一。在注重听证代表类型化构成的同时还应提高消费者代表的参与能力。要保证消费者的利益得到充分表达, 必须鼓励和发育各种中间组织如消费者协会、弱者保护团体、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团体等参与到听证的过程中, 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对抗经营者。应有计划地发展能真正代表消费者利益的专业性的消费者协会, 必要时, 政府还应给予一定的资助。近期可考虑让各行业协会作为消费者一方参加与其利益相关的价格听证会, 以提高消费者方面的实力。此外, 适当限定听证代表最基本的资格条件底线, 建立代表培训制度。在正式代表确定后要及时组织培训, 提高代表参与价格听证的能力, 确保听证时能有的放矢, 提出中肯意见, 真正发挥代表的作用。

三是明确听证代表法定权利。听证前, 应给予听证代表充分的准备时间, 听证代表应当有权向听证组织机关和经营者查阅听证之需的有关资料;政府有关部门应给代表配备调研证, 代表有权针对问题展开实地考察, 深入调查研究, 全面收集信息, 相关企业应对他们的调研提供方便。听证过程中, 应给予听证代表足够的发言时间, 发言次数不应受到限制;除与听证事项无关的内容外, 不得任意限制代表的发言内容;代表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听证结束后, 代表有权获取听证结论, 并有权要求听证组织部门就最终决策予以说明。由于组织听证的费用由政府纳入财政预算, 代表参加听证的合理费用支出有权从听证组织部门获得补偿。同时, 权利受到侵犯后有权获得法律救济, 对侵犯和阻碍代表正当行使权利的行为应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对限制了代表权利的听证结果应归于无效。

四是建立听证前听证代表调研制度。一是建立由价格主管部门组织的听证代表调研制度。具体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价格听证会相关材料送达听证代表后, 集体组织听证代表到价格申请者现场走访调查, 了解其生产经营、成本费用等情况, 走访调查消费者、其他利益相关各方。二是建立听证代表事前主动调研制度。即各听证代表在收到听证材料后, 主动自觉至相关单位调查走访。同时听证代表要多花时间、多花精力去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等各方面的意见, 及时保持与所代理的利益群体的联系, 与相关人及时沟通, 并及时反馈信息, 自觉地多获取公共政策听证相关信息, 以获得充公的发言权。不论哪种方式, 价格主管部门均应建立相应的听证代表社会调查记录制度, 特别是对列入代表库的听证代表, 以保证听证代表能充分行使公众赋予的听证权利。

五是加强听证引导和宣传, 形成价格听证的良好环境。一方面应通过会议、文件等形式, 统一政府各相关部门对价格听证的认识;另一方面, 应积极宣传, 完善价格政务信息公开制度, 促进公众正确理解和积极参与价格听证工作。

(五) 保障听证代表义务的履行

听证代表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相互转化性, 完善价格听证代表权利的行使, 就是保证听证代表义务的履行, 但听证代表的某些权利可以不行使, 但义务却必须履行, 所以应完善听证代表义务规定, 并为代表的义务履行提供相应保障。

一是完善听证代表义务的相关规定。《政府价格听证办法》对听证代表的义务规定不多, 但在实践中, 听证代表被规定遵守的义务比法定要多。因此, 各地用于价格听证具体操作的实施细则应明确细化听证代表的义务, 在包括听证纪律和听证注意事项、发言时间、发言顺序等, 明确各地在实践中不得超出实施细则规定范围, 以规范各地对听证代表义务的规定。

二是保障听证代表义务的履行。一要从物质上予以保障。借鉴英美等国做法, 给予听证代表调查时享有在交通、调查、食宿等方面的物质保障权, 相关费用由财政支付。二要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比照我国政府招投标评标专家管理办法, 对进入代表库的价格听证代表进行定期价格政策和知识培训, 临时电脑选取通知代表参加价格听证, 以杜绝听证代表在事前接到参会通知后与价格申请人见面或收受价格申请人礼品行为发生。

(六) 完善救济机制, 健全听证监督机制

一是完善侵害听证权利的救济机制。在确定价格听证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与责任时, 应综合考虑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两个因素, 进一步明确价格听证程序违法的后果、责任和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对于严重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 如价格主管部门让价格申请者聘请听证代表等, 应当宣布价格听证无效;对于诸如未向代表寄送听证相关材料、对采纳不采纳听证代表意见不说明理由等违反程序规定的行为应当视为轻微违法行为, 可允许补正;而对于损害利害关系人财产利益的行为, 应当建立赔偿制度, 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赔偿因不当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

在设计听证代表和利害关系人权利救济机制方面, 对价格主管部门拒绝公众举行听证的要求, 不采纳利害关系人就听证代表资格提出的异议, 侵害听证代表的调查权、发言权等听证权利, 听证代表不服有关部门有疑义听证报告的答复, 听证代表或其他与价格决策事项有利害关系的人不服最终价格决策等, 应规定听证代表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以救济自己的权益。

二是加强专门监督, 强化责任追究制。应建立健全专门监督和媒体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 对价格主管部门履行价格听证程序的行为进行全程监督, 尤其要对有碍代表行使权利的行为进行重点监督, 保障代表充分而有效地参与价格听证。建立专门监督制度。建议由纪委设立行政听证监督小组, 专门行使监督听证活动的职能, 听证监督小组组长由纪委分管领导担任, 小组成员可由党委纪检部门工作人员、听证组织部门纪检工作人员、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审计部门工作人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等人员组成。这样做的意义在于:1、这些人员中前四类人员都是国家公职人员, 参加听证活动监督为公务活动, 并不需要各听证组织部门额外支付薪金, 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也无需听证组织部门再支付酬金, 因而能避免诸如从价格部门获取报酬为价格部门说话等不公正的嫌疑。2、合乎我国国情。就我国国情而言, 设立完全独立的听证委员会来组织行政听证是不现实的, 但组建行政听证监督小组既简便又灵活, 其成员为临时抽调组成, 既不增加机构, 也不增加人员编制, 从而不会加重财政负担。在具体操作上, 如价格听证, 在价格集体审议委员会作出价格听证决定后, 迅速主动向听证监督小组组长报告, 听证监督小组派员全程监督听证活动中价格主管部门遵守听证程序的情况, 发现违反听证程序规定的行为应及时责令纠正, 确保价格听证程序规范、合法, 为最终科学、合理制定价格决策奠定基础。

三是加强新闻媒体监督。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强大的舆论监督功能, 改变由价格部门撰稿新闻媒体发稿的传统报道模式, 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 不得限制报刊、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参与价格听证全过程, 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外, 新闻媒体有权就听证活动事前、事中、事后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报道, 从而将听证活动置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

摘要：听证代表制度是价格听证制度的重要环节, 其完善与否决定着价格听证的实际效果。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政府价格听证会听证代表制度的分析, 指出其存在的缺陷, 并提出完善我国政府价格听证代表制度的措施。

关键词：价格,听证代表,缺陷,完善

参考文献

[1]邹东升, 杨睿宇.检视、比较与借鉴-价格听证代表制度考量[J].新视野, 2007, (03) .

[2]薛刚凌, 殷志诚.公听代表人制度研究[J].法商研究, 2003, (02) .

[3]石若坤.价格听证中消费者代表作用的现实思考[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06, (02) .

[4]胡峻.关于听证代表的几个问题探析[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3, (04) .43-44.

美国国会的听证制度 篇8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精髓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灵魂，也是进行科学决策的首要原则。邓小平指出：“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和现实，才能够正确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他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行政决策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它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选择活动。这个选择正确与否，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否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因此，政府决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决策从实际出发，首先要做到从决策对象的实际出发。任何决策都有一个对象问题，都是针对特定问题进行的决策。决策对象的客观规律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最根本的实际。只有符合决策对象规律，才谈得上决策的科学化问题。因此，决策者实事求是地对待决策对象，是提高决策正确程度的根本要求。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策，即把全党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它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使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基础的一环就是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

深入而正确的调查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也是做出决策的前提。毛泽东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因此，在做出决策以前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如果不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而是放在开会、讨论，或者关起门来冥思苦想上，那就“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1941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江泽民进一步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

现代社会，经验决策已转向科学决策，仅凭个人、主要是领导者个人的经验、智慧来决策已不适应整个社会的发展，要在现代社会的舞台上做出科学的决策，就必须要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依靠调研机构、依靠群众、专家和集体的智慧，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决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了解情况的手段和方法越来越丰富，政府机关进行决策，其智囊团、调研机构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些机构、人员呈给决策者的已经是第二手、第三手甚至是经过多次修改的资料，与基本情况有着或多或少的差距，所以直接听取民众的意见，尤其是对一些涉及群众重大利益的问题进行决策时，直接听听群众的声音，决策者可能会获得更多的启示。所以在行政决策领域中引入听证制度，使决策方、决策相对方、决策相关方聚集起来，就是为了决策者可以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为决策者提供一种更便捷的方式，既省去了许多奔走讲解的时间，提高了效率，同时又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对行政客体的规律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行政决策的科学性自然能够体现出来。科学决策要求民主化、科学化，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就是民众直接参与的扩大化，民主的体现，之所以在行政决策中引入听证制度，采用把代议转化为直接参与的这样一种形式，就是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够深入调查研究，从而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

二、群众路线是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宗旨

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活动，社会领域中各种力量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社会发展，而一定的历史主体就是社会发展动力体系的载体。所以说必须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必须充分相信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创造性。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主角。

在行政决策中坚持群众史观，群众路线是行政决策的生命线，离开了群众路线，决策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决定了人民群众是决策的主体，行政决策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决策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在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群众路线可以帮助决策者正确认识行政决策的方向、全面把握决策信息。任何决策都有一定的目标和指向，总是为了回答或解决一定的问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无论针对什么问题的决策，其根本目标和方向都是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任何决策都必须以“为人民服务”和“向人民负责”为最高的价值取向。既然我们的决策活动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那么在决策过程中贯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顺理成章的。同时遵循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及时捕捉到大量信息，倾听到实践的呼声，才能更正确、更全面地分析、处理信息，从而使决策有足够的客观依据，使之更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正是群众路线在行政决策领域的体现，只有把群众路线作为它的宗旨，才能确保听证制度初衷的实现，实现决策民主，让人民群众真正参与决策，确保行政决策的科学化。

听证制度在我国虽然是舶来品，但经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其实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切从实际出发，群众路线等经典理论，也符合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因此，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决策领域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摘要：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还处于成熟发展的时期, 它在适用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令人疑惑其存在合理性的问题, 本文深入探析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得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发掘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群众路线的哲学本质。

关键词：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本质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0-91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地方立法听证制度研究 篇9

立法听证是指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 积极获取与立法有关的信息、听取与立法有关的建议, 通过邀请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有关当事人以及与法律法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到会, 通过会议的形式为立法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的一种制度。

听证制度最先应用于欧洲大陆的英国, 再逐渐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 并为欧洲大陆以外的美日等国所引用, 最终在其国内成为立法中较为完善、最有效果的一项立法制度。在此过程中, 立法听证制度也逐渐引起我国立法机关的重视, 并最终被引入我国, 确立了立法听证制度。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 我国是一个人民主权国家, 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我国实行人民民主原则和依法治国原则, 这是我国引进这项制度的政治基础; 其次, 建立立法听证制度, 有利于推进立法民主化, 充分反映了民情、民意, 有利于广聚民智, 这是它的民主基础; 再次, 我国受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利益多元化等多种宏观因素的影响, 迫切需要一种民主的、全方位的立法模式来协调各方利益群体, 这是它的现实基础; 最后, 立法听证制度体现的立法决策民主化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题中之意, 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立法程序保障。

1999 年9 月9 日, 广东省颁布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 ( 修订草案) 》成为我国首条通过立法听证程序而产生的地方性法规。2000 年我国正式通过了《立法法》, 其中第三十六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 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1]《立法法》第一次将立法听证作为一项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做了规定。

二、我国地方立法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听证制度在我国还出于初级阶段, 因为其在我国适用的时间还不长, 所以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存在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

( 一) 听证的依据存在问题

从最初通过有关部门和学者大量的调研到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广泛的适用, 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完全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其并不存在具体的法律依据。自2000 年我国《立法法》颁布以后, 我国立法听证制度才有了基本的法律基础和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立法法》赋予了听证制度基本的法律依据, 但此法律依据还过于单薄, 并没有对立法听证制度各方面做一个详尽、确切的规定, 因此立法听证的依据还存在很多存在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立法法》中对于立法听证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 缺乏详细、明确、有效的规定, 也不像《价格法》那样对价格听证有刚性的规定[2]; 其次是在国家中西部的市、县、自治县等地区还没有为立法听证会制定专门的立法听证制度规范, 而东部发达地区很多城市即使制定了制度规范, 一次性或者暂行性的规范占了大多数; 最后是立法听证在现实生活中进行的次数较少, 因为其是一种选择性的立法程序, 进行听证的成本较高, 所以很多立法听证都成为了地方开门立法的装饰品。

( 二) 听证的范围存在问题

我国《立法法》第三十六条规定,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 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3]。但是对于哪些立法活动可以听证, 哪些立法活动必须听证, 哪些立法活动不用听证, 《立法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 立法听证的范围标准如何掌握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 三) 听证参与人的确定及其权利保障存在问题

民主性、公正性、广泛性是立法听证的基本原则, 地方立法听证的参加人主要是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有关当事人以及与法律法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但在实际在操作过程中, 立法部门为了保障部门利益以及立法部门的主观倾向, 听证参与人的民主性、广泛性始终得不到有效保障。而在听证参与人的权利保障方面, 地方立法听证规则中基本没有做出明确、有效的规定, 少量的主要涉及到质证、辩论等程序性事项, 以致地方听证组织的随意性和主导性过强。

( 四) 听证的效能问题

在立法听证的操作过程中, 组织者往往居于权威地位, 部门代表主导性过强, 有关利益相关人的表达形式相当于“汇报”, 意思表示要么过于僵硬, 要么带有严重的情绪化色彩, 其意志和意思表示往往缺乏理性化。而立法部门相对的听证人则处于被动地位, 因为基于其较低的法律地位, 听证意见自然不能等同或高于代表的意见, 由此使得听证效能极其低下。

三、地方立法听证制度的完善

( 一) 完善地方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地方立法机关应该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前提下, 依据《立法法》的指导, 再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地方需要的立法听证规则, 在必要可行的情况下, 这些规则也可以上升为法律、法规, 进一步巩固听证的法律基础。此外, 随着立法听证的广泛应用, 听证已经成为立法和其他行政过程中一种有效的民主参与形式, 除了《立法法》外, 还可以制定如《听证法》等法律, 将听证以法律的具体形式固定下来, 并留足适当的空间以适应地方的多样性。

( 二) 进一步明确听证的范围。听证在立法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准司法程序, 因其工作量大, 程序性强, 占用资源多, 也不能适用所有法律、法规的制定, 而多数地方政府也因此有意回避, 立法阶段尽量不予举行, 因此立法听证更应以明确的形式固定下来。根据“需要”和“可能需要”的原则, 笔者认为以下法案应该举行听证会: 1. 法案内容对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长远影响的; 2. 法案内容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 3. 法案内容没有上位法依据或者上位法依据不明确的; 4. 法案内容涉及社会不同层面, 且相互之间存在严重利益冲突, 需要广泛听取意见, 加强协调合作的; 5. 其他有必要举行立法听证的。

( 三) 立法听证是法治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公开、公正、公平也是其基本原则, 在听证过程中, 参与人的参与不光是形式的参与, 也应是实质的参与, 不同参与人的不同参与意见应该得到同等的考虑, 而不应主观形成主导意见, 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形式来进行听证。在听证过程中, 支持意见应予以考虑, 反对意见更应得到重点对待, 对持反对意见者应允许其优先发言, 在之后的过程中, 对其意见采纳的应优先公开, 不采纳的应优先予以做出合理解释。

( 四) 立法听证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 而在听证会过程中各方的利益诉求、提供的专业知识、地方性知识等对听证影响的大小决定了听证会的成功与否。因此, 听证过程中必须予以参与者同等的参与地位和参与权利, 对于听证结果, 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应当以听证报告为依据, 没有采纳的意见应当予以说明[4], 对听证结果和解释说明都应当予以公告。

四、结语

总之, 立法听证制度为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表达诉求提供了途径, 也是地方政府开门立法的重要表现, 立法机关在听取意见, 搜集信息的同时也广泛的集中了民智, 把各种有效的意见和建议吸收到法规中来, 转化为立法成果。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2]黎赐锦, 郑毅生, 汤黎明.关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听证制度的专题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3) :138.

[3]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