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官助理制度研究（精选7篇）
美国法官助理制度研究 篇1
关于建立法官助理制度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观念的逐渐深入人心，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司法机关乃至社会各界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当前人民法院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在做好审判机制改革的同时，进行推进创新，以切实解决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把握司法改革这一历史性的机遇。近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法官助理制度将准备在全国法院实施，该项制度的推行奏响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前奏曲，同时，对于缓解基层法院在审判工作中面临的各种压力与矛盾、提高工作效率也将起到促进的作用。本文通过询问法院工作人员和互联网络调查等方式针对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和具体实施方法进行了调查研究，并拟对基层法院法官助理制度的构建作一初步探讨。
一、法官助理及法官助理制度概述
1、法官助理和法官助理制度的概念
何谓法官助理，笔者根据法学基础理论并通过此次调研活动结合国内外的相关经验可得出如下概念：所谓法官助理就是法院内部通过选任产生的，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协助法官处理包括调查、取证、送达等程序性事务的相对独立的个人。法官助理制度则是各级法院内部建立的具体规范法官助理的选任、职责分工、奖惩等的一系列管理制度。
2、法官助理制度的特点
法官助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官、书记员，它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1)法官助理具有相对独立性。法官助理对法官有协助工作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其将隶属于法官领导，相反，两者之间应当是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同样，法官助理与书记员之间也存在这种分权制衡的关系。(2)法官助理有明确的职责分工。过去的“审书制度”容易产生权责不明的弊端，法官助理制度的建立使三者之间的职责分工更加明确。
二、法官助理制度的管理体制
1、法官助理的来源。
国外的法官助理一般来源于高等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其能直接参与审判过程中实务性的操作实质上是得益于法学院的.高度专业性、职业性的训练;纵观我国高等法学教学情况，则多数缺乏针对性，毕业生多是在纸上能侃侃而谈而实际操作能力差(绝非针对毕业生能力)。
笔者认为，要求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方式适应法院的改革在短期内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现阶段，如希望法官助理在聘用后立即切入工作，来源可考虑以下方面：(1)原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法官员额确定后，不在法官员额范围之内，且自身愿意担任法官助理的人员;(2)法院中现有已经通过初任审判员考试或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尚未任命为法官的人员;(3)目前不具备担任法官助理所要求的学历，但具有丰富的审判经验，经考核合格的优秀在编书记员;(4)向社会公开招募最低限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或确实操作能力优秀者。
目前正属于司法改革的过渡时期，法官助理的来源多样化能弥补专业性法律人才的短期缺乏。
2、法官助理的职权。
有的观点认为，法官助理在庭前可以对案件进行简单调解，出具调解书，对所调
[1][2][3]
美国法官助理制度研究 篇2
我国在1999 年、2002 年、2003 年、2004 年、2008 年等出台过关于加强法官助理的制度建设的相关文件, 到2014 年,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 法官助理制度改革正在试点和推行。虽然法官助理制度改革历经多年, 但一直未取得实质成果, 仍需要从我国法官队伍实际状况、未来的发展目标等进一步研究探索。
( 一) 法官队伍构成缺乏规范
1. 基层法院法官素质参差不齐
我国法官的素质参差不齐与我国法院体制的变革有着紧密联系。文化大革命之后, 我国的法院工作重新恢复, 一些不具备法学专业知识的人员被推向法官职位从事审判工作;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 案件数量不断增多, 由于政策的原因, 一些不具备法学专业知识的军队转业军人也进入到法官队伍中, 导致我国目前法官队伍中非专业人士与专业人士相混合, 各种知识结构的人员都可以而且事实上成为了法官, 形成了一种法官大众化的局面。
2. 专业化、精英化法官的缺乏
我国法官数量并不少, 但是专业化、精英化的法官却相当缺乏。法官人数至少占法院工作人员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但是“具备法官资格, 却不在审判工作岗位, 而是从事党务、人事、司法行政或后勤工作的人员为数不少”, 平均比例为15% 左右。此外, 部分法官在从事法官岗位并获取丰富的审判实务经验之后会调往行政岗位担任行政领导, 而不再从事审判实务, 如此便造成了有经验的法官的流失。
3. 法官人员组织结构混乱
我国长期以来, 法院人员的组织结构形成了“审判员———书记员”的“一审一书”模式。大量的事务性工作由一位法官和一位书记员共同完成。这种传统的“师徒模式”模糊了法院工作的界限, 在案件数量多, 审判业务繁重的情况下, 审判事务与辅助事务相混合, 造成实践中审判经验及法律专业知识相对薄弱的书记员并不是单纯的完成审判辅助性工作, 大量的与审判有关的事务性工作都由书记员独立完成。
( 二) 诉讼实践与诉讼目标相差甚远
1. 司法行政化严重
我国司法行政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法官是按照公务员录用标准来选拔和任用的, 不是相对独立的司法官员, 具有行政角色, 造成审判与行政的混淆, 使法官从产生的那刻起就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二是法官内部级别待遇行政化, 上下级法院形成实质的行政管理和领导关系。这种传统的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人员管理模式给司法独立与公正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急需改变法院人员的管理模式, 去除行政化的管理色彩。
2. 司法地方化严重
所谓司法地方化是指司法权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党政机关。我国法官的工资收入、法院其他财政支出是由地方政府预算并支付, 相关财物均由地方政府管理, 类似于其他行政部门。法官从经济上受制于地方政府, 政府可以完全掌握法院的经济命脉, 形成法官“听命”于法院, 法院“听命”于地方政府的局面。这种附庸于政府的司法权始终难以让法官消除物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从而独立办案, 因而需要在制度设计中保障法院的财政独立, 摆脱地方政府、地方财政的束缚, 间接实现法官独立办案, 实现司法独立。
二、法官助理制度运行的困境及成因
( 一) 谁来做法官助理?
从外部统一招聘“外援型”法官助理, 每年毕业生基数大, 就业压力大, 来源可以保证, 但是刚毕业的学生缺乏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 尤其是缺乏调解经验, 书生气过浓, 需要一定时间适应助理岗位工作。即便是一段时间后完全适应了该职位的工作任务, 又会离职去寻找新的工作。招聘合同制的法官助理, 以协助解决行政机关日常工作中遇到的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问题。人民法院招聘法官助理, 招聘人员应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及学历基础。然而这类法官助理由于无编制, 待遇有差异, 致使难以招到法律素养好的法官助理。将人民法院内部部分法官转岗为法官助理的“内生型”法官助理, 既能保证未来的法官助理的法律素养, 又能保证其对人民法院内部工作的熟悉程度, 便于案件在不同工序之间的高效运转。然而, 现有法官难以接受降格为法官助理。
( 二) 现有法官如何裁减?
法官助理制度需要一部分法官退居至法官助理岗位, 一部分法官推举为职业法官。这一举措不仅会让退居的法官助理存在心里上的障碍, 还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职业化意见》第29 点指出: “确定法官员额后, 一些不能继续担任法官但符合法官助理条件的人员可以担任法官助理。”《试点意见》进一步提出了“老人老办法”和“新人新政策”两个原则: 转任法官助理的现职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法律职务不变、待遇不变; 对于书记员和新入职的干部, 则不再任命为助理审判员, 如果法官员额出现空缺直接提请人大任命审判员。尽管如此, 对于本质上属于对现有权力的一种剥夺的措施事实上还是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 三) 法官助理的具体职责如何确定?
传统的审判工作一般是由法官与书记员共同配合完成, 而增加法官助理岗位之后, 三者需明确具体职责, 这也是法官助理改革能否切实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实践中部分法官助理被当作书记员来同等看待, 并不能发挥其专业性的特点, 而另一个极端则是部分正式法官过度依赖于法官助理, 甚至将部分案件的判决意见与判决书制作都全权交由法官助理单独完成, 将自己的审判任务过多地转嫁于法官助理的身上, 亦是不合理的。而且截至目前, 并无相关规定来细致地对法官助理的工作内容进行归纳总结, 仅为法院内部自己设定相关工作范畴, 这样就导致法官助理的工作很难以明确的考核项目标准来加以衡量,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工作热情及积极性造成消极影响。
三、法官助理制度改革的策略
( 一) 完善法官助理的管理
1. 正确定位法官助理
法官助理辅助法官的裁判工作, 具备审判辅助人员的性质, 具有较强的法律专业性, 需要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 兼具一定的行政属性和司法属性。此外法官助理作为未来法官人选的重要来源之一, 要在法官助理职位上积累法律经验、法律逻辑, 所以与普通公务员相比, 需要进行额外的法律知识考试。法官助理要致力于推进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专业化, 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水平, 推进法治化建设。
2. 重视法官助理的职责定位
法官助理既然作为法官的辅助人员, 那么其权限不宜设置过于宽泛, 一些实体性权力不宜享有, 例如其仅能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意见交换、组织双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之前进行证据交换、主持一定范围内的调解工作、整理刑事案卷、校对判决书等, 而涉及实体性的判决内容则仅能是由合议庭给出, 法官助理仅能够协助执行。
3. 提高法官助理的职业保障
法官助理的待遇是略低于正式法官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那么如何在目前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予以法官助理相关物质以及内心的保障, 今后大批法官助理将步入工作岗位, 不能单纯指望国家财政来额外对其进行照顾, 若要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来支援, 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可以从法院内部资源配置入手, 一定程度上予以法官助理必要的独立权限, 提升其内心自我认同感, 而在其待遇方面, 可以根据其办案量的多少来重新进行法院内部工资调整, 在出差补贴、年假福利等方面要保证一视同仁, 避免其产生过大的心理落差。同时要建立完善的法官助理职务晋升体制, 让法官助理有可期待的职业晋升出路。
( 二) 建立完善的配套制度
1. 法官员额制
法官员额制是法官助理制度的基础, 也是实现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条件, 修改后的《法官法》中规定了最高人民法院会同各级法院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 制定法院法官在人员编制内员额比例的办法, 建立精英型的法官群体。根据我国法院的人员现状, 实行法官员额制度, 意味着法官必须“少而精”, 这就要围绕法官设置审判辅助人员来协助法官完成审判工作。法官员额制度与法官助理制度紧密联系, 互为条件。通过确定法官的员额比例, 法官职业化有了前提保障; 通过确定法官员额, 明确了法官职位, 给法官助理制度发展创造了制度条件。
2. 法官遴选制度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的法官遴选制度, 2008 年发布的《公开选拔出任法官、检察官任职人选暂行办法》较为具体的规定了法官遴选的方式, 提出拟任职位的资格和条件, 并且规定了选拔人员的程序。这一办法弥补了我国之前法官遴选制度的不足, 对提高法官司法能力有着重要意义。2014 年公布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提出要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 作为省以下法院人员省级统管之后的法官遴选机构, 目前多省份已经成立法官遴选委员会, 云南省于2015 年8 月20 日成立了由专门委员和专家委员组成的法官遴选委员会。这一机构的设立有助于法官的专业能力、道德水准、职业操守等全面的素质保障。遴选制度的设置, 使优秀的法官助理能通过法官遴选晋升为法官, 进行案件的审判, 这有利于激励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 避免人才的流失。
3. 书记员单列制度
我国在1999 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书记员单列制度的, 对书记员的录用、培训、晋级等进行单独管理, 从而改变书记员向法官晋升的传统做法。2003 年发布《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 ( 试行) 》规定对新招收的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合同制管理, 书记员不再向法官发展。推行书记员单独序列, 明确其与法官助理职责的区分, 理顺书记员与法官助理的关系, 才能使书记员制度与法官助理制度紧密衔接, 实现法院人员分类管理、职业专门化, 为法官助理制度推行创造条件。
4. 财政统筹制度
2014 年6 月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中规定了“经费上收省级管理时, 要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使各地办公经费、办案经费和人员收入不低于现有水平”。即法院财政由省级统筹, 要求司法人员的收入不仅不能低于现有水平, 还要考虑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改革对于政法经费和司法人员待遇的重视也为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提供了可能性。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奋斗目标,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法官助理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系着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 是实现司法人员分类划管理的重要制度之一, 考量我国的法官队伍现状、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 研究我国法官助理制度, 从完善法院人员分类划管理、法官助理的定位与工作职责、法官助理的选任和管理等方面, 提出完善我国法官助理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法官助理,改革路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参考文献
[1]刘晨.法院改革中制度移植的反思——从“法官助理回归助理审判员”想开去[J].法治论坛, 2009 (3) .
[2]杨玉兰.法官助理制度的实践与探索[J].人民司法, 2007 (7) .
美国研究制定大法官回避制度 篇3
百名法学教授在公开信中请求：通过立法，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纳入《美国法官行为规范》的约束范畴，并制定具体程序，确保大法官遵守规范要求。大法官在驳回回避动议时，需通过书面意见予以说明，且拒绝的行为是可以由最高法院加以审查的。
目前，众议员克里斯·墨菲和安东尼·韦纳正以此公开信为基础，着手制定相关议案。
根据“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程序原则，当自身在诉讼中存在利益冲突时，法官应选择回避，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在美国，联邦及州法院的法官也都遵守此规则，并由《美国法官行为规范》加以规制。当事人如果认为参加审理的法官存在利益冲突，可以提出动议，请求法官回避，法院必须给予回复。若法官拒绝回避，当事人还可以据此提出上诉。
在2009年卡珀顿诉马西煤炭公司案中，卡珀顿认为西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法官布伦特·本杰明和自己起诉的马西煤炭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因为马西煤炭公司曾耗费巨资帮助本杰明竞选州最高法院法官。卡珀顿因此提出动议，请求本杰明法官回避该案。本杰明法官拒绝回避，并判决卡伯顿败诉。最终，最高法院终审确认本杰明法官“有存在司法偏见的可能性”，应予回避，因而裁定马西煤炭公司败诉。
卡珀顿案凸显了法官回避制度的重要性，最高法院也通过此案对下级法院法官规定了更高的要求。但卡伯顿案之后，人们发现作出该判决的大法官们自己却不适用现有回避规定。虽然当事人可以提出请求大法官回避的动议，但大法官可以直接回绝而无需说明。由于最高法院是终审法院，当事人也无法就拒绝请求审查。
据此，人们有理由认为，大法官也应以相同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07位法学教授的公开信也反映了法学界的共识。如果众议员墨菲和韦纳的议案最后获得通过，则大法官们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己决定是否回避了。
就目前最高法院形势而言，墨菲和韦纳的议案对保守派大法官影响更大，首当其冲的或许当属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
托马斯大法官最近深陷家庭收入申报问题困扰。他的妻子弗吉娅·托马斯是一名保守派政治团体的说客，与保守派利益团体关系紧密。最近媒体曝光称，托马斯大法官在过去几年中未申报弗吉娅的70万美元收入。除了税务问题外，外界更认为由于弗吉娅是政治说客，和保守派利益团体有直接利益关系，托马斯也应在相关案件中予以回避。（文/钟志军）
3月21日，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麦考伊堡的92岁老太太史托丁格(Helen Staudinger)向邻居男子索吻，被拒绝后，竟愤而持枪朝对方的房子开枪。罪名是意图以致命武器重伤害他人及朝住宅开枪。22日法官裁定1.5万美元保释金，且下令她交保后不得接近贝特纳150米内。贝特纳说：“当时如果我的头再偏一点，子弹很可能打中我的后脑勺。”
印度一名警察为了领取“英勇警察”奖章，竟开枪将自己打伤，谎称是因公受伤。这名警察叫拉古鲁，在印度拉贾斯坦省服务。日前他声称，他到一名政客家中执勤时，遭到6名歹徒开枪射击，身体有3处被击中，导致他腹部和肩膀受伤。警方抵达现场调查时，发现现场有3个使用过的弹夹，都来自拉古鲁自己佩带的警用手枪。目前，拉古鲁正在医院养伤，一旦出院，警方将以“不当使用武器”罪名，将他逮捕。
美国法官助理制度研究 篇4
对话美国夏威夷首席法官Shackley F.Raffetto 就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无法杜绝犯罪和腐败，但是，美国的司法系统是解决这些纠纷和问题的保证。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起源于英国。时至今日，这种比美国国家历史还要长久的审判制度，它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对刑事审判案的判决作用和后果，并不总是受到好评，原因是它曾经数次出现过放走坏人和冤枉好人的审判结果。学术界甚至对此有些争论，认为这种制度没有必要在当今的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再实施了。法律心理学教授彼得·J·梵克彭（Peter J.van Koppen）就曾撰文：“陪审团庭审—„反对‟”，认为陪审团庭审比法官庭审（由一位或多位法官作出裁决的庭审）更加复杂；陪审团庭审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辩诉交易中，这种制度下处理的案件大都没有人来真正评估证据，缺乏公众监督，而且检方的权力过大。
同时，也有相反的观点，法学教授尼尔·维德马（Neil Vidmar）与瓦莱丽·汉斯（Valerie Hans）共同撰写的《美国陪审团及其裁决》（American Juries: The Verdict）一书，则认为：人们在当过陪审员后，不仅会对司法体制有更高的评价，而且会更积极地参与公民事务，也更乐意参加社区志愿服务。事实有力地说明不仅陪审团成员是胜任的裁断者，而且陪审团制度还是一个重要的民主机制。
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实施，初衷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减少“人为”的因素对案子审判的干扰。从司法实践来看，今天，在实施陪审团庭审制度国家的大多数公民还是愿意选择有陪审团的庭审方式，因为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无缺的制度，而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制度的设计才是最现实和理性的态度。当然，这并不代表陪审团制度适用于其他国家。美国大法官Raffetto先生有数十年的专业法官的生涯，对陪审团审判制度有他的专业见解。
陪审团制度的问题
《南风窗》：美国陪审团成立之初到今天已经超过200年的历史了，从现实的司法实践中我们也看到：陪审团庭审制度错综复杂、费用高昂，导致大多数被告不得不接受以隐秘方式达成的辩诉交易，这是否违背了它当初成立的初衷？
Raffetto：的确，与只有一位法官庭审的案件相比，陪审团庭审的成本比较高。但是，它并不复杂，事实上还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因为这200多年来，已经有成千上万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履行了陪审员的职责，如果这套系统太复杂的话是不可能持续到今天的。陪审团庭审制实施的初衷就是希望广大的普通公民能够成功参与其中。因此，在公民参与司法公正的过程中，由此产生很强的法制观念和规则，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为此付出额外的成本是值得的。
请记住：被告人是有权利选择陪审团庭审的，他们往往不希望被一个法官判决，而是希望通过陪审团庭审的方式来选择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审判。很少有人希望只有一个法官的审判，所以被告认为陪审团制度是最公平和公正的。只有少数非普通的案件是由一个法官单独审判判决。大多数被告人不是因为不相信法官的审判是公正的，而是他们更愿意相信这些普通的陪审团成员会公平判决。
有关辩诉交易，我不认为是由此导致被告人被迫接受。事实上，他们之所以同意这种方式，通常是因为警察的调查证明了他们的罪行，被告人和他们的律师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通常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认罪，这样比起通过审判最后被判有罪来讲，显然是对被告人更有利，从效率的角度来看，也是比较快的。其次，辩诉交易方式并非是秘密进行的，它是通过法官的严格审查后，方可生效。至于对被告来说，一切在法庭里是公开的，他们的整个细节，包括写认罪协议，都不是秘不可宣的，任何人(包括媒体)想看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到。媒体可以去法院，要求法院的书记员提供庭审文件并可复印，也可刊登在媒体上。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是在公开法庭进行的，任何公民都可来法院听庭审，媒体也可拍照。判决前，法庭允许被告人采用辩诉交易方式，然后在公开法庭庭审。审查对被告的指控，被告可能的抗辩（确保被告人理解），特别是被告对辩诉交易的各个方面的了解，愿意接受它作为他的最有利的选择，以及这是出于自愿和理解。
如果法官发现被告人似乎并不是全部了解辩诉交易的条款，他会要求被告人慎重地重新考虑是否决定要这样做。又或者法官发现被告人并不了解所提出的条款，那么法官有权利拒绝辩诉交易，他会把案子发回法庭重审。因此，这不会出现秘密交易或者仓促决定的行为。被告采用辩诉交易，完全是他自己认为这是对他最有利，而不是被迫接受的。尽管我们有很多案子，每个人都希望是通过法院的审判来了结案子，但是法院也不会因此就强迫被告人采用辩诉交易。只有在案子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被告人才会被关押在监狱里直到审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她会被保释。除非他/她有其他犯罪行为违反保释条件。在面对非常严重的案子，如谋杀，那么被告常常会留在监狱直到审判，主要原因是因为被告对公众是非常危险的。
陪审团需不需要专业背景
《南风窗》：陪审团成员都是普通的非法律人士的公民，一般都没有太多的法律背景和专业知识，依靠常识来判断超出其专业水平的复杂的法律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他们的审判是合法、公平、公正的？
Raffetto：陪审团的作用是决定案件的真相是什么，通过聆听和观察证人的证言和审查案子所有的照片或物证、提出的证据（例如药品、枪支或者其他与犯罪相关的物证）。然后，法官会向陪审员宣读与判决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条款，并且复印后发给陪审员。例如，非法持有违禁药品罪名的法律定义：被告人持有任何数量的非法毒品等。一些法律条文的介绍，协助陪审团了解他们的工作。同时，在庭审前和庭审过程中，法院都会帮助陪审团成员充分了解他们的工作，没有哪位陪审员会对庭审工作和自己的角色不了解。如果他们中有人对自己的工作还有问题的话，法院会鼓励他们向法官询问，法官的工作就是保证陪审员能够胜任这一角色。法官的主要职责是确保陪审团了解他们的工作，即使在他们进入陪审团室讨论和决定案子的时候也不例外。这时陪审员有任何法律上的疑问，他们可以请求法官澄清和回答他们的问题。最后做出裁定有罪或者无罪，必须是12位陪审团成员意见全部一致。然而，也会出现陪审团不能全部达成一致的裁定意见的情况出现，这种状况我们称之为“悬而不决”，通常这种情况是比较罕见的。在我过去的法官生涯里，我审了超过200单官司，只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案子，陪审团表明他们无法履行陪审团的审判工作。
陪审团的工作，审判的案子，是不是超出了他们的经验？我们最终能够判断别人是否说实话？其实这只是普通民众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在法庭，学习法律，学习犯罪事实的法律定义，如果他们实在不明白也没大碍，他们可以问法官任何问题，法官会解答直到他们真的理解为止，更何况法官的职责是照顾陪审团并协助其履行工作。
《南风窗》：为什么不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参与陪审团？
Raffetto：人们拥有法律的专业背景知识自然是能够胜任陪审员这个工作，我们对非法律专业背景的人也没有太多的限制。因为陪审团的作用是判定案件的事实，法官会给陪审团适用该案件的正确的法律条文。事实上，如果陪审员因为某些原因有一些法律培训，如参加法学院或是执业律师，这种背景反而会导致他们只会按照法官的意思来审判，等到案子结束后，所有的呈堂证供已经很清楚是什么案子了。有些公民是可以免去担任陪审员的义务，比如消防员、医生和其他已经通过法院批准免于担任陪审员的人，除此之外，一旦法院有要求，其他人都必须担任陪审员。法官和律师常常被召集为陪审服务，普通的公民如果身体健康，能够自主地坐在法庭内聆听案件情况，并且能够公平、公正地审判案子，他就是一个合适的陪审员。任何时候，法律都是讲证据的，一切判决的标准都是以证据为准绳。我们如何确保陪审团的律师不会误导其他陪审员？律师如果这么做，就是违反法律和律师的道德规则，一旦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他陪审员会向法官报告。所以，陪审团的陪审员都是对自己的陪审工作非常严肃认真的，他们深知由于他们做出的判决使一些人因罪入狱，而另一些人却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社会需要的。
如何看“辛普森案”
《南风窗》：当年辛普森无罪释放，请你从你的从业经验来谈谈这个著名的案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审判结果？这个案子的陪审团是怎么庭审的？
Raffetto：对此，我只谈自己个人的看法。这是很久以前的案子了。虽然我没有看完案子庭审的全部过程，但我想说，辛普森是有罪的，他应该被绳之以法。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是位年轻人，他对辩护律师和整个审判都失去了掌控，使得这个案子变成了有关种族的问题，而不是针对辛普森的犯罪事实或者他是否无辜的事实。这位法官允许电视直播法庭的审判过程，这也许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辛普森的辩护律师是一位经验丰富、善于攻击控方弱点、懂得掌握主动时机的傲慢的人。他们的行动也许误导了陪审团的陪审员。
然而，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所有的社会都是有一个系统来解决社会中发生的纠纷，希望他们的社会系统是文明的。有时，犯错是在所难免的。发生误判和不公正时，这种情况令人感到悲哀。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不出现这样的状况。人们怀疑法官或陪审团是否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地审理案件，这里没有实证的方法来检验大家的怀疑。
在我看来，公民是可以通过美国的陪审团审判制度获得真正的好处，即使花费比较多也是值得的。因为，公民通过参与陪审团的审判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他们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法制是强大的。总的说来，通过这种制度，让美国公民了解到，美国的法制是可以惩治犯罪和腐败的。就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无法杜绝犯罪和腐败，但是，美国的司法系统是解决这些纠纷和问题的保证。
美国的军事法官和军事审判
《南风窗》：我了解到你曾经当过军队的军事法官，美国军队的法律制度在军队起到什么作用？
Raffetto：我在美国海军服役了3年，之后我成了一位律师。我加入美国海军军法团并成为法官。军中律师的职责是向指挥官提供军事法律的建议，例如：军舰和军机出海、出航时，我要告诉长官相关的海洋法和国际法。同时也提供法律服务和军事司法的建议，以及军人在服役期间的违法犯罪的军法审判。基本上，军人犯罪的案审（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与普通的公民犯罪庭审程序并无太大的差别。现役军人无论男女，一旦触犯军法都会被指控犯罪。比如，军人无故旷工，这就是违反了美国军事审判统一法典里的法律。这与普通公民无故旷工的后果不一样，普通人这样做顶多被老板责备或者严重的被炒掉。但是，军人就会被提交军事法庭，被指控军事犯罪。
其他的犯罪例子是：在军事行动中故意走失、背叛或者帮助敌人等。美国的军方委员会官员一般是由将军或者是上将担任，由他领导军事法庭的工作。军人犯罪后交由军事律师审查后，军事法官可以在军事法庭开庭，案件继续审判。同样，军人被告可以有权选择陪审团庭审方式，陪审员在军中被称为成员，他们一般是由被告所在的部队的战友担任，被告所在部队的指挥官决定谁可担任陪审团里的陪审员。军人的陪审团陪审制度与普通公民是一样的，一样可以与军事法庭达成辩诉交易。
法官助理工作总结 篇5
这一年，我开始接触在别人看来“高大上”同时又“很难做”的破产业务。破产案件的审理有其特殊性，有着“不像办案像办事、不像开庭像开会”的独特工作方式。这种特殊性让刚参加工作的我一开始感到无所适从。
在我的想象中，法官应该是身着法袍、手持法槌，天天坐在审判席上庄严肃穆开庭的形象，但破产团队法官们更多的时候要么在听取管理人汇报工作，要么联系当事人倾听各利益主体诉求，要么到企业进行现场勘验，甚至连坐在法庭上时也不是在开庭，而是在召开听证会或者债权人会议。他们的工作少了些法庭上的仪式感，却丝毫没有减轻身负的使命感。他们的案件数量虽然并不多，但每一件案件都需要为各项繁琐的事务付出艰辛努力。
这一年里，在与团队就案情的日常讨论中，在与当事人的沟通交流中，在给管理人的答疑解惑中，我慢慢熟悉了破产案件的工作流程。
这一年里，我见证也参与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破产会议，小到两三个管理人员来汇报案件进展，大到数百人参加的债权人会议，我体会到，要做好破产审判工作，就必须做一个法律和生活的“行家里手”。破产审判涉及到破产法、公司法、劳动法、婚姻法、税法等等不同的法学领域，因此需要广博的法律知识和高深的法学修养；与此同时，破产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林林总总，大到政策法规的领会把握，小到人情世故的体验揣摩，没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强大的人生智慧，就不可能胜任破产审判工作。
这一年，破产团队见证了我的成长，同时我也见证了破产团队的成熟。依托新型审判团队建设，破产团队建立了由3名资深法官、4名青年法官助理和2名书记员组成的“3+4+2”新型审判团队，专业化审判力量持续加强。这一年，破产团队受理破产案件29件，结案16件，受理执转破案件12件，受理数量持续增加，破产审判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一年，在大量案件审理过程中，破产团队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问题与困难。有债务人不愿提出破产申请或不配合工作、债权人不理解等问题，有法律法规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相关问题如何操作处理的问题，有“无产可破”案件管理人报酬无法保障导致管理人履职积极性不高等问题。针对这一系列问题，破产团队积极探索、深入研究、逐项推进，形成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建立了诸多规章制度。4月，会同市司法局积极推动市破产管理人协会建立援助资金制度， “无产可破”案件管理人可以申请援助资金用于破产管理工作，为他们解除了后顾之忧；5月，牵头出台了《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实施细则》，为执转破案件制定了工作流程，推动了全市相关工作的规范化；9月，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出台了《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指引（试行）》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财产网络拍卖规程（试行）》。这一年，破产审判规范性文件相继出台，相关制度不断完善，多措并举推动破产审判工作提质增效，为破产企业的有序退出提供了保障。
这一年，在破产团队我深刻感受到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真实含义，感受到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感受到了勇于担当的责任与勇气。破产法尤其是重整制度法律规定得较为粗略，实践操作亦有差异，对法律没有涵盖的问题如何处理，对规定不详的问题如何理解执行，都需要破产法官们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创新解决。比如实践中破产企业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财产处置，对那些存在产权瑕疵的财产、违章建筑、无手续财产应如何处置以实现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如何让各债权人获得最大程度的清偿比例，法律都未具体规定，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进行处理。在处置山东省汽车工业总公司的破产财产时，破产团队通过与管理人的集体研讨，创造性地将破产企业名下的划拨土地办理了协议出让手续，将不得列入破产财产的划拨地变更为出让地，实现了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开创了破产企业划拨土地补办协议出让事宜在济南市的先例。在处理济南群康食品公司破产清算案时，在全省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启动破产清算程序转合并破产和解程序。采用“瘦身式和解”的思路，充分挖掘企业自身资产潜力，通过保留企业核心资产、剥离非主营资产清偿债务，创新清偿方式，在清偿债权总额75%的主清偿方案条件下，创新设置了可供债权人选择的小额债权本金清偿和以房抵债全额清偿的辅助方案，三种不同清偿方式适应不同债权人的需求，以期合并和解协议得到各类债权人的认可。在不失公允的前提下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最终取得了债权人、企业、职工多方共赢的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些办法都是法官们在实践中不断探讨总结出的经验，同时也体现出破产法官们是在解决问题、服务社会而不是回避问题、逃避责任，是在切切实实实事，帮助困境企业“涅槃重生”。
我当助理这一年！济南中院民二庭破产金融审判团队法官助理蒋名蕾我当助理这一年！济南中院民二庭破产金融审判团队法官助理蒋名蕾
这一年，我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满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带着好奇心，带着对陌生事物的新鲜感完成了好多个第一次。第一次旁听庭审，第一次参加债权人会议，第一次接访当事人，第一次送达法律文书……其中，第一次跟随老法官接访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一次我们接待的是几十户购买了房地产破产企业商品房的业主。因房地产企业深陷股东纠纷导致经营困难，项目在建工程被法院多轮查封，有的购房业主首付款交完十多年仍无法交房或过户，眼看房价飞涨，交了钱却拿不到房子，购房户们心急如焚，遂向辖区基层法院申请该公司破产清算，并向我院上访反映诉求。当我跟着老法官来到接访大厅时，几十户情绪激动的购房业主一拥而上，将我们重重包围，你一言我一语都急于表达自己的诉求，场面一度十分混乱。刚从校门走出来的我还是第一次见此情形，顿时感觉到我只不过就是一个毫无经验、掌控不了局势的`年轻小姑娘，一股无力感难以抑制地泛上心头。但我惊喜地发现同行的老法官不慌不忙、从容镇定，声音洪亮地让业主们推荐两名代表到接待室接谈，短短几句话就牢牢稳定住了购房户的情绪，控制住了混乱的局面。在跟业主代表谈话时，老法官耐心听取他们的情况反映，站在他们的角度进行引导说服，谈的都是老百姓的心声，摆的都是浅显易懂的道理，并详细告知他们作为申请人应当提交的材料及可以走的法律程序，一下子就拉近了与购房户们的距离，让他们满意离去。之后破产团队积极协调基层法院受理了这些购房业主的破产清算申请，保障了所有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获得公平受偿的权利。事后购房业主们专程到我院送来锦旗表示感谢。看到当事人脸上灿烂笑容的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破产审判工作的价值与意义。
这一年，我深刻体会到说话是一门艺术。良言一句三冬暖，当我们面对当事人时，我们必须学会换位思考，切实体会当事人那种焦急迫切的心情，进而静下心来倾听，耐心加以解答。善于与当事人沟通交流有利于案件的妥善处理。破产案件涉及的利益群体较多，我常常看到一些破产企业职工或业主怒气冲冲的来，最后却都能得到满意答复后离开。这其中与法官们的耐心解答、积极为其解决困难密不可分。破产工作事无巨细、事务性较强，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管是接待当事人还是去破产企业调研，都需要与当事人沟通交流。如何既能保守工作秘密又能安抚好当事人情绪、令当事人满意，如何耐心细致对待当事人、克服畏难情绪，如何通过沟通交流迅速了解把握实际工作情况，还需要我不断向同事前辈们学习。
这一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留给我的关键词是：深刻。深刻感受到了法官们的办案能力，深刻感受到了法院工作的严肃性，深刻感受到了司法改革进程的大步推进。第一年的工作经历往往会对以后的职业生涯产生重要影响，庭长严谨细致的工作风格，前辈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将影响着我以后的工作态度。作为一名破产法官，一定要秉持依法、创新、担当精神，以帮助困难企业走出困境、促使失败企业规范退出为己任；同时也要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变通能力，以维护好当事人利益、解决好衍生社会问题为职责。这一年，是我走上破产审判法官助理工作岗位的第一年，对于像我一样还在试用期内的公务员来说是漫长的，但对于我们整个职业生涯来说，一年时间又非常短暂。我常常想，在我工作十年二十年后我是否依然能够像刚入职时一样，满怀热情地开始一天的工作，能否像第一次接待当事人时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衷心希望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始终保持刚入职时的工作激情，始终记得第一次佩戴法徽时激动的心情，记得年少时对法官职业的憧憬和向往，记得心中的法治梦想，珍惜这份职业，善待这份职业，做好这份职业，做一名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有情怀的司法工作者！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愚公移山，贵在坚持！作为一名法官助理，我一定要静得下心、沉得住气，把的住舵、扬的起帆，练好基本功，做好辅助人。作为破产审判战线上的一名新兵，我一定要学习好破产业务，弘扬好破产理念，树立职业荣誉感，从审查好每一份卷宗材料、草拟好每一份裁判文书做起，发挥好法官助理的作用，认真协助法官办好每一件破产案件！
法官逐级选任制度研究 篇6
法官逐级选任制度改革作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成为各级法院面临的改革课题，法官逐级选任制度研究。在2002年7月召开的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上，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了建设高素质职业化法官队伍的目标，并下发了《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第28条规定：“在确定法官员额的前提下，上级人民法院法官职位出现缺额，逐步做到主要从下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中择优选任”。这一规定为各级人民法院开展法官逐级选任工作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官逐级选任的实践2001年，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改革法院进人渠道，从基层法院公开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到中级法院工作，对法官逐级选任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经报宜宾市委同意，市委组织部与市中级法院联合下发了《从基层法院公开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通知下发后，全市法院共有133人报名，106人通过资格审查，根据考试和面试的总成绩，经市委组织部和市中级法院联合派员到基层法院考察，确定了10名同志到市中级法院工作。宜宾中院推出的法官逐级选任制度改革举措，在市级机关和法院系统引起了广泛反响，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开创了由下级法院遴选法官的先河。一批德才兼备、实绩突出、勇于开拓、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初步建立起能上能下、竞争择优、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用人激励机制。法官逐级选任制度的特点逐级选任法官是提高法官素质的首要环节。法官职业化至少应当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法官必须由具有职业素养的人担任，二是法官必须以专司审判为职业，三是法官必须实行专门的职业管理。后两者的实现，以前者为基础，因此，作为法官遴选主要方式之一的法官逐级选任制度的实施，是确保法官素质的前提和基础。上级法院法官缺位时，主要从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审判专业素质的法官中遴选，一方面是为了确保所遴选的人员从一开始就具有良好素质、较高条件，另一方面是通过规范法官准入程序，把住法院“门槛”，改变过去存在的不合格人员大量进入法院、担任法官的不正常现象。法官逐级选任能建立起能上能下、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有利于法官的培养和成长。法官逐级选任制度的实施，打破了干部选拔任用上的论资排辈、终身制等陈规旧习，既能够使优秀的年轻干部尽快走上上级法院审判岗位或领导岗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又能够使干部保持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加强学习和锻炼，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有利于增强法官队伍的活力。从基层法院逐级选拔法官到上级法院工作是合理配置审判专业人才的迫切需要。这种选拔方式使法官队伍引入竞争激励机制，使法官队伍充满生机和活力，基层法院广大干部“看到了希望，感到了压力”，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比学赶超、力争上游蔚然成风。法官逐级选拔的程序组织和动员。宜宾中院从基层选任法官工作是在市委领导下开展的，由市委组织部与市中级法院共同组织实施，成立了由市委组织部、纪委、政法委、人事局和中级法院的领导组成的公选领导组，为法官逐级选任工作的实施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宜宾中院十分注重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围绕法官逐级选任改革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引导广大干部从大局出发，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积极支持和参与法官选任制度改革。同时，要求基层法院要充分认识法官逐级选任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做好宣传发动，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同志参与公开选拔，接受组织挑选，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阻挠。明确选拔条件。首要的是政治条件，法官的政治业务素质是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基本保证，要求报考者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忠诚党的事业，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及各项方针政策，遵守宪法和法律，严守审判纪律，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优良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职业道德风尚，调查报告《法官逐级选任制度研究》。其次是学历和工作经历条件，要求报考者应具有法学本科以上学历、基础理论扎实，学习（或工作）成绩优良，有一定的审判专业知识，有较强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再次是年龄条件，报考者除须符合《法官法》规定的年满23周岁的条件外，还应当有一定年限的工作经历，以其丰富学识和较高专业水平胜任法官工作。最后，要求报考者身体健康且需具备《法官法》规定的其他条件。科学组织考试。考试分为书面考试和面试两部分。书面考试内容分为公共科目测试和专业科目测试。公共科目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历史及国情国力等知识，考试的重点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专业科目内容包括各科实体法和程序法及其他常用法律、法规。为防止产生泄密和保证考试的公平进行，出卷、印卷、阅卷都在完全封闭状态下进行，严格保密。书面考试结束后，取考试成绩的前5名参加面试。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方式进行，主要测试应试者的岗位知识、逻辑思维、语言表达、组织领导和应变能力。精心组织考察。依据笔试和面试成绩总分，每个职位取前两名应试者列为考察对象。各考察组根据各自的考察任务，制定周密的考察工作计划，统筹安排。在实施考察过程中，注意工作方法，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做到了“九个必须”：组织意见必须要有；纪检等相关部门必须要到；考察预告必须要贴；考察对象以往的考察材料必须要看；考察对象必须要谈；谈话的面必须要广；考察对象在5年内调换过的工作单位必须要去；个人档案材料必须要查；家庭必须要访。选拔监督。法官逐级选任实行“五公开”：即公开选拔条件，公开选拔职位，公开选拔程序，向本人公开考试成绩，公开选拔结果。在整个公开选拔过程中，除必须保密的事项外，对每个阶段的进展情况和干部群众关心的问题，以及公开选拔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环节，都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接受监督。推进法官逐级选任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必须认清形势和坚定信念。法官职业化的目标宏伟而远大，进程艰苦而漫长，法官逐级选任制度的改革和推行也会遇到各种困难，但人民法院的改革只要符合“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只要符合公正与效率的要求，只要符合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就要大胆探索，积极推进，不断深化，在改革中谋进取，在改革中求发展。我国加入WTO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给人民法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人民法院既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要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必须建设一支职业化的高素质法官队伍，必须建立一套能够确保司法公正和高效的法官用人和管理机制，而法官逐级选任制度改革是职业化改革的首要环节，我们必须积极探索法官逐级选任的新路子、新方法，坚持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推进法官逐级选任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法官逐级选任工作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推进法官逐级选任改革能否真正取得实效，关键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深刻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和重大意义，是否能够在法官逐级选任工作中认真实践和全面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要求。必须争取党委、人大和上级法院的领导、重视和指导。党的领导是法官职业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法官逐级选任工作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必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做法都必须坚决反对。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对法院司法工作负有监督的权力，法官的任命和罢免由人大常委会进行，法官逐级选任改革离不了人大的支持。法官职业化改革由上级法院具体指导实施并有计划推进，法官的选任工作应当符合上级法院的要求，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法官逐级选任的每一项改革方案从策划酝酿到具体实施，都应主动向党委、人大和上级法院汇报，争取支持，虚心听取意见。
司法和法官独立的美国之路 篇7
殖民地时期的这一经历，影响到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中制宪者的考虑。为此，宪法明确司法权与立法和行政权平行独立，建立最高法院，确定法官终身任职、其酬金不得减少。由于宪法只是建立了最高法院，其他低级法院则由国会来建立。所以，1789年，美国第一届国会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并通过了《司法法》，建立起地区和巡回（后来改为上诉）两级法院。该法的率先通过，不能不归功于首任总统华盛顿的远见卓识。他当时就认识到：“我深信对司法部门的恰当管理是良好政府的最牢固的支柱。应把首先筹建司法部门视为我国的幸福及其政治制度稳定的必不可少之事”。（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著、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5页）
司法部门形式上的独立虽然确立起来了，但其权力与威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华盛顿任命了首批6位大法官，但只有4人来报到，其他两位嫌“官小”拒绝履任。在最初的10年里，仅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就换了3位，而且，其中两位还被国会临时抓差去做了外交特使。第一任首席大法官杰伊任职6年（1789-1795），其中最后一年基本上是在英国做特使。回国后不久，他就被选为纽约州长，媒体称之为“高升”。此外，这一时期的法官流动性很大，专业化程度不高。法官的任命往往是根据他们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而不是他们是否拥有法律专长，因此，许多法官甚至没有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不少是独立战争大陆军的退伍军官，“复转军人进法院”的现象相当普遍。法官的权威与其说是来自他对法律的掌握和理解，毋宁说是来自他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法官们不仅被看做是政府的成员，而且与政治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联邦派大法官马歇尔的巧妙判决，既避开了政敌杰弗逊总统的进攻锋芒，又迂回建立了司法（违宪）审查权。但在法律逻辑之外，此案因为党派而生，也为政治而定。作为民主原则最忠实的信徒，杰弗逊深深地感到了司法审查权对民主的潜在威胁：“根据马歇尔这一假设，宪法只不过是司法部门任意摆弄的掌中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弄成不同的样子和形式”。（Bernard Schwartz, A History of the Supreme Cou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3.）对于马歇尔个人的个人成见，更重要的是对共和制的不同理解，促使杰弗逊决定对最高法院采取反击措施。在杰弗逊看来，由非民选的大法官来决定国会立法的合宪与否，“将会把我们置于寡头政治的专制之下”。（Albert Jeremiah Beveridge, The life of John Marshall, vol.2, p.144.）
为此，基于宪法授予国会对法官的弹劾权，杰弗逊及其国会中的支持者决定先从小法官开刀。联邦地方法院一个叫皮克林的法官成为第一个牺牲品。此公嗜酒如命，神经错乱，胡乱断案， 1804年他成为第一个被国会弹劾免职的联邦法官。杰弗逊派的第二个目标是大法官蔡斯。此公虽然忝列《独立宣言》签字名单，但对它的起草人（杰弗逊）却大为不恭，公开抨击杰弗逊，并断言如果杰弗逊当选总统，“我们的共和政府将沦为暴民政治，变成可能有的政体中最坏的一种。”（莫里森等前引书，第149页）在联邦派亚当斯执政期间，他对共和派的“迫害”不遗余力。杰弗逊上台后，他依仗着终身俸禄的保障，依然我行我素，在法庭上借题发挥，猛烈抨击杰弗逊本人和国会。既然蔡斯出于政治原因抨击共和派，那么，共和派以牙还牙，出于同样考虑弹劾蔡斯也就不足为奇了。1804年众议院提出弹劾蔡斯案。杰弗逊极为开心：“现在我们已经逮到了这条大鱼，让我们把眼睛再盯住这个鱼群”。（Charles Warren, The Supreme Court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vol.1,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25, pp. 294-295.）这个“鱼群”自然是整个最高法院。
明眼人终于明白，杰弗逊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最终的目的是把马歇尔拉下马。联邦派参议员约翰•昆西•亚当斯告诉赋闲在家的老爸（前总统）：“对蔡斯法官的攻击无疑是为另一场迫害铺平道路，它终将一鼓作气把最高法院一扫而空”。（Bernard Schwartz, p.57）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的弹劾程序，众议院相当于检察官提出起诉，参议院相当于法官作出判决。当时参议院中25位是杰弗逊共和派，只有9位是联邦派。但是，不少杰弗逊派最终还是被蔡斯的辩护律师卢瑟•马丁说服了：“我们的财产、自由和生命只能靠独立法官才能够确保”，（Albert Jeremiah Beveridge, vol. 2, p.227.）法治的信仰终于胜过了党派的考虑。显然，他们认为问题还没有严重到马歇尔法院会成为“寡头政治”的程度。共和派没有能够争取到定罪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数，蔡斯逃过一劫。
蔡斯案的意义在于，它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先例，阻止了对弹劾权的宽泛解释，最终避免了基于政治原因而将法官免职的潜在危险，由此支持了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1805年以后，美国一共出现过11起弹劾联邦法院法官的案子（6次定罪，3次未遂和2次涉案法官在参议院审讯前辞职），但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政治原因而弹劾的案子。相比较美国两百余年间累计多达数千人的联邦法官群体，这个比例说明了法官洁身自好已经蔚然成风。
随着美国政治的成熟、体制的完备，法官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少地直接和主动地卷入政治事务。但是，司法独立能否持续，更多地取决于民选的国会和总统的配合和支持。美国内战期间，为了笼络西海岸的民心，团结一致反对南方的分裂势力，1863年国会立法在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地区增设联邦第十司法巡回区，将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增至10人，全然不顾因此可能形成的5比5的投票僵局。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共和党一党独大，控制了国会，他们既不满意林肯的继承人安德鲁•约翰逊对南方温和的惩罚政策，又对最高法院“同情”南方叛乱者的判决不满。1866年共和党国会通过了《最高法院缩减法》，将大法官人数减少至7人，封杀了约翰逊总统的两次提名机会。三年后，在内战英雄格兰特入主白宫时，国会像变戏法一样，又通过法律将大法官人数恢复至9人。
通过增减大法官人数来影响最高法院的裁决，不仅国会干过，总统也尝试过。重建时候是国会与白宫的“府院之争”间接地危及司法独立，70年后，最高法院的一着不慎，引火烧身，引发总统对最高法院的反击。1929-1933年，美国陷入了空前绝后的大萧条。新总统罗斯福大刀阔斧，推行改革，联邦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和经济，史称“新政”。最高法院有五位大法官因循守旧，团结一致，裁决众多新政立法违宪。罗斯福认为，年迈的大法官是在用马车时代的规则来限制汽车时代的交通。1936年，在获得连任后，罗斯福提出了“法院填塞计划”，建议将大法官人数从9人增加到15人。他想通过这种“掺沙子”的办法，把新政的支持者送上法官席。
此案一出，美国朝野哗然，引发了举国上下长达163天的大辩论。支持者认为民主优先，最高法院抗拒民意，咎由自取；反对者强调法律至上，最高法院判决有根有据，何错之有？罗斯福填塞计划得逞之际，就是美国法治寿终正寝之时！一百多年来，凭借着美国宪法的神圣外衣，最高法院以宪法“圣旨”代言人自居，已在民众中建立起极高的尊严与威望。因此，即使是罗斯福如日中天的声望，也无法让民众相信其“填塞计划”的合理性。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法院内部的中间派开始偏向开明派，认可联邦和州政府干预市场，规制经济，罗斯福第二任期里以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政立法转危为安。最高法院的及时转变进一步让民众相信，罗斯福触及最高法院的任何立法计划毫无必要。“填塞计划”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