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的考评

论法官的考评（通用8篇）

论法官的考评 篇1

试论法官业务素质考评及案件质量评查体系的构建

7月，最高法院召开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指明了大力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明确指出：“法官必须具有特殊而鲜明的职业素质和专业特征”。在新形势下，如何对法官的职业素质特别是业务素质进行全面考评，增强法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提高其业务水平，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建立法官业务素质考评及案件质量评查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长期以来，法院对法官的管理一直参照国家公务员沿用行政化模式，一般只是每年年底进行一次例行考核，按照“德、能、勤、绩”的标准评定为“优秀、称职、不称职”等三个等次。但是，由于我们的考核内容往往偏重于定性分析，考核标准趋向概念化、抽象化，对法官的评价往往较为笼统，给人的感觉较为模糊，不能体现法官的真正水平和相互间的素质差异。

由于缺乏一整套系统化、科学化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平时考查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法官素质考评体系，在具体操作上，往往是你好我好大家称职，在评先评优时或投票选举，或领导拍板，有的部门甚至搞平衡照顾、轮流“坐庄”，导致考核部门对每个法官的真实水平了解不多、不准，评选出来的优秀因而也缺乏很强的说服力。在现行的`法官考核机制下，法官个体的工作好坏难以体现，能力高低无从区分，一方面使勤于钻研业务、工作责任心强的法官难于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业务带头人，久而久之可能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上进心;另一方面，个别业务能力不强、责任心较差的人由于缺乏应有的鞭策机制，继续抱着混一天算一天的思想，不思进取，应付工作，拖了法官队伍建设的后腿。因此，突破公务员考核的传统模式，建立健全具有法官职业特点的考核体系，是法院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大势所趋，也是法院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核是管理体制中的监督和验证系统，没有完善有效的考核，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管理。特别是在法院改革全面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合议庭功能的强化、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选任、法官助理制度的施行以及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制度的建立，都要求对法官的管理必须建立起一套能够反映其业绩和综合能力的考核体系，实现“优胜劣汰”，保证法官队伍的高素质。法官考核重在经常，只有坚持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建立起完善的考核机制，干部部门才能多渠道、全方位、及时准确地掌握法官的基本情况，为法官的管理和任用提供依据。

法官工作的专业性较强，虽然各项具体的审判业务有所不同，但仍具有相对的可比性，通过对办案质量、效率及办案效果的比较，能够反映出法官的素质高低、能力大小以及业绩水平。同时，办公自动化进程的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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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官的考评 篇2

关键词：法官,法律思维,完善路径

我国是法治国家, 作为法治必要条件的法律思维的价值意义愈显突出, 近年来对法官思维研究越来越突出, 司法实务中我们通常会看到同样的事实和证据, 不同的法院和审判人员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判决是什么影响法官的决定呢?法官到底该如何思考呢?

一、法官思维概述

(一) 法官思维界定

法律思维是指职业法律群体依据法律的品格对人的思想走向进行概括归纳所构成的一种思维定势, 是受法律意识和操作方法影响的一种了解社会现象的方式。法官思维不等于法律思维, 它只是法律思维的一种, 指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 以中立的思维和公平的法律寻觅, 对具体的法律争议, 依认知规律与案件事实, 以法律文本为准则, 采用多种法律方法、技术, 通过正当程序, 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思维。

(二) 法官思维的特征

独立性。这首先意味着法官可以完全自主地对法律问题做出判断。独立是指法官地位意义上的独立。审判思维必须在独立的环境中展开, 即“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 应该以法律规范为前提, 在法定范围内进行裁判。其次指法官因发表言论而免于追溯。

中立性。这是针对法官的地位而言的, 法官始终处于中立裁判者地位, 法官处于诉讼过程这一等腰三角形的顶点, 仅负责主持整个诉讼活动。法官中立性的角色定位, 决定着法官在思维时也应恪守中立, 不受非正当的影响。

被动性。即程序的启动须有人来打开, 分权制衡及司法分立的理念也要求法官行使审判权以不告不理为原则。

二、法官思维现状分析

(一) 自身素质偏低, 难以形成职业化共同思维

法律的专业性要求法律人用专业知识进行独立思维。目前我国法官队伍良莠不齐。据统计:1979年到1998年法官文化水平大大“提高”, 所谓的“高学历”者部分是通过非正式途径速成的, 如此自然难以形成统一的法律思维。

(二) 重实体轻程序

司法体制官僚化决定了法官审理更关注实体而非程序。查清事实几乎成了法官的全部工作, 在他们看来审判结果比过程更重要, 程序只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 为了得到真相, 可以适当牺牲程序。这样的背景下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现象, 这种错误观念导致现实社会中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三) 法官思维行政化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社会矛盾凸显, 司法环境复杂。行政化司法管理体系导致法官思维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 因此当务之急是去除行政化, 树立法官中立、独立的司法理念。其次, 繁重的审判工作使法官没有时间钻研新理论, 裁决时只简单地按法律条款字面意思, 缺乏系统化全局化考虑。

三、完善措施

(一) 客观方面

1. 改革现行法院管理制度

司法体制上的管理要体现本部门的直接领导, 法院必须拥有独立人事权, 不能将人事权交给其他机关, 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长期混为一谈, 这种错误倾向导致法官的独立性思维严重丧失, 易形成对领导的依附性思维。故需保证法院内部独立, 将行政和审判工作完全分开, 保证法官与领导在审判上的平等地位。

财政上可配备独立财产管理体制, 实行中央垂直管理, 借鉴类税务、工商等单位的模式, 由国家财政部统一拨款, 保证各级法院经费, 使其在经济上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 为法官思维的培养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2. 健全法官职业保障

职业地位上, 法官一经依法选举或任命后, 不得随意被免职, 工作方面的变动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职业收入上, 充实法官生活保障, 安定人心, 避免人才流失;职业安全上, 保障法官不受报复地行使审判权, 避免其中惧怕成分的产生。

3. 改革教育体制, 形成职业化思维

一要加强法官岗前培训。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存在较多弊端, 多而不精, 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所以我们须从源头出发, 在法学院内开展法官思维任前培训;另外, 调整现有的法学课程, 增加法律思维、职业技能等课程;同时结合法院职业培训, 保证法官思维判断的形成。二要注重日常培训和继续教育。加强理论与实践训练, 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 培养理性思维。

(二) 主观方面

树立法律信仰。法官要系统全面地理解司法理念的内涵, 自觉遵守司法客观规律, 依法裁判;不断反思违法的思想、行为, 深化对司法理念的理解, 严格坚守法律至上的理念;坚持以司法理念思维方式开展审判活动, 以影响公众思维, 传播司法理念, 树立法律权威。

主动学习, 提高技能。法律的专业性要求法官加强自身学习, 熟练掌握专业理论, 站在条文背后揣摩立法目的, 找到法律理论的支撑点, 形成稳定的法律知识为背景的先见。在实践中更新、补充、升华法律知识, 并从中反思和重新认识法律预设以此促进法律思维的更好形成。司法实践可以帮助法官有意识地强化法律方法, 增进思想深度, 培养法外看法的习惯, 法官还可以通过研习法律领域之外的其他方法与技巧, 提高自己的全面性思维。

参考文献

[1]孙笑侠.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J].法学研究, 2001 (6)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1:76.

论审判中法官思维的塑造 篇3

关键词：思维；法律思维；法官思维

一、思维、法律思维与法官思维的内涵

“思维”的含义是什么?从哲学视角来看，思维是人的一种精神实践活动。在我国，《辞海》对思维的解释为：一是理性认识的过程，即思考，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二是相对于存在而言，指意识、精神。”在英语中，thinking(思维)源于拉丁语tongere，它是指运用智能寻求问题答案或寻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人脑的活动。

何谓法律思维?从政治学意义上来说，利用公共权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大致有四种：政治思维、经济思维、道德思维，法律思维。政治思维考虑的核心因素是利弊权衡；经济思维考虑的是投入与产出之比；道德思维考虑的道德上的正当化，而法律思维考虑的核心因素是合法性，是法官在审判活动中运用法律知识寻求法律真理，解决法律问题，达到法治目的的一项精神活动。

法官思维则是法律思维在司法裁判领域的应用，是两者相互作用的一种职业思考问题的方式，其以中立的思维视角针对具体争诉案件。按照司法认知的规律引导双方当事人进行诉讼对抗。

二、影响法官思维一些因素的分析

1、法官知识结构对法官思维的影响

法官在进行法律思维前必须具有一定量的“前见”。从知识层面上看，法官要掌握系统的法律知识，要具有一定的知识理性。从经验层次上看，法官要对法律生活的有一定的体验，如经历的法学教育，参加的审判等。法律思维的结构主要表现为主体借助法律知识和观念建构起来的概念框架。因此，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多寡，对法官思维具有直接影响。

2、法治精神对法官思维的影响

对法律竭精忠诚是法官的天职。法官视法律为最高规范，相信法律是各种规范中的最高规范，并用法律规范自已的行为，评判别人的行为。法官要深刻领会法律精神，并在疑难案件中，既尊重法律意义的固定性，又能贯彻法律精神。

三、当前我国法官思维方式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各级人民法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树立了司法中立、司法公正、审判独立等现代司法理念，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官思维方式的进步。但是，由于司法传统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法官职业仍然存在很多问题：1、混淆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片面追客观性。有些法官以发现客观真实为借口，运用手中的权力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2、轻视形式过程，实质性思维倾向严重。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更多地听凭直觉与经验，对事实和法律任意解释。3、把程序单纯作为工具，忽视其独立性。虽然我国的程序立法已基本完备，完全无视程序、藐视程序的现象已经少见，但中国法律文化中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仍然影响着我们当代法官。

四、塑造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官职业思维模式

没有思想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制度上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审判工作，在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和充满变量的社会生活时必须抛弃那些明显不适应新形势要求，违背司法活动规律的思维方式，建立新型的思维方式。

1、塑造多向维度的法官思维

在法官思维中，主体要按照自己已有的知识来观察、分析、解决法律问题。但由于作为社会调整器的法律，已经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产生了大量的交叉学科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单靠法律知识，还需要所涉及的相关学科知识。此时，建立多向维度的法官思维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法律规定或规则自相矛盾，法律目的或价值取向相互冲突时，法官的多维度思维可促使其根据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对法律价值进行判断，从而实现法律秩序的和谐，维护法制统一。

2、夯实以司法公正为价值追求的法官思维

法官被喻为正义的化身，追求司法公正是其理应的价值追求。法官思维是抽象的法律思维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所以，法官思维是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按照法官职业的独特视角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法官虽然与其他法律职业思维有所区别，但在追求公平与正义上却是一致的。就司法公正而言，人们推崇的公正有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之分，相应的公正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冲突的。我们应遵循什么样的选择规则呢?首先，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程序公正不仅是实体公正的保障，而且还具有自身的法治价值，那就是能够吸收公众的不满，为司法赢得信赖的基础。其次，形式合理性优于实体合理性。法律是一个高度抽象化的公共理性。为了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我们往往要以牺牲实体合理性为代价。尽管有时为了矫正形式法治的一些缺陷出现了含有特殊关照意旨的实质法治，但形式法治仍然是现代法治的主导型式，实质法治只是对前者的矫正和补充，远未达到取代前者的程度。

法院是社会司法救济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的法律思维与其他法律人相比，具有全面复杂的思维体系。法官作为法律的实现者，其理性思维不仅是法官职能要求，更是社会理性的需要。因此，塑造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官职业思维模式，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辞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4392

[2]王军伟，试论职业法官思维的构成及特性，http：//www.FindLaw.cn.

[3]郑成良，法律思维方式的基本规则，http：//tieba.baidu.com/f?Kz=259581764

[4]吕忠梅，职业化视野下的法官特质研究，中国法学，2003，(6)：20

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篇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整个司法实务界和学术界都引起了广泛反响。如何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分别在全国多个省、市部署开展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检务公开等试点，司法体制改革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作为法官而言，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伴随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审者判、判者审”将最终实现，更加明确的审判责任追究制定将会建立。法院内部的行政化 管理模式将会削弱，院长、庭长对案件的干预和裁决将越来越小，审判权将真正还权于合议庭、还权于法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会变大，而法官为自由裁量权所承 担的司法风险也将随之加大。法官自由裁量权对于保障案件的审判公正与效率、实现司法公正、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不当行使必然导致司法专横、严重损害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正义。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建立法官自由裁量权正确运行机制，规范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意义深远又十分必要。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概念及价值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概念。

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对其概念的表述亦有多种。《布莱克法律辞典》将法官自由裁量解释为法官或法庭自由斟酌的行为，意味着法官或法庭对法律规则或原则的界限予以厘定。因此，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当没有法律规定或法律条文规定得不够明确具体时，法官可以根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依据职权对案件作出符合法律原则和精神的公平、正义、合理裁量的权力。

（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价值。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积极作用，它的存在对于保障案件的审判公正与效率、实现司法公正、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有其消极的作用，自由裁量权如果不受制约，容易引起法官滥用权力，造成审判的不公正。

1、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积极价值。

一方面克服成文法的需要。任何法律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社会时刻都在发生变化，而由于立法者认识的局限性以及法律对于社会现实而言具有滞后性。我国现阶段立法并不完善，存在许多法律漏洞和规则空缺，这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填补，法官自由裁量权无疑是很好地填补了这个空缺。另一方面可以协调法律价值冲突。法律存在许多价值，但是在具体案件中这些价值不一定都得到保障，甚至有时候这些价值之间会存在冲突，这时候法律应该保障那个价值的实现，这就需要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进行取舍。

2、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消极价值。

第一、使案件裁判的随意性过大。我国法律规定中的弹性条款过多，自由裁量的范围广阔，导致自由裁量权在操作上难度过大，这给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恣意使用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和监督，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对案件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力，自由裁量的随意性增强。第二、易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如果法官在案件中有了自己的私利，司法自由裁量权就有可能成为以权谋私、枉法裁判的工具，极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法官作为实现自己目的和利益的工具和手段，最终偏离了法律的公平正义。

二．影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因素。1．司法权是否独立。

司法独立原则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遵循的基本法律准则，司法不独立，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裁量权。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 但在司法实践中中，由于我国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法官制度、审判制度的现有特点，司法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实现，这就影响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公正行使。2．法官审判权是否独立。

审判独立已成为现代法制国家所普遍确认的一项原则，审判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确保法官审判独立是使其公正行使自由载量权的前提和保障。然而在实践中，我国法官的独立地位得不到落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常受到外部和内部的压力和干涉，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法官不能超然地处于中立地位，客观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3．法官的素质的高低。

由于司法活动的专业性及活动对象的复杂性，这就要求司法工作者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专业水平。但在中国当代司法实践中，由于长期忽视司法工作的专业性以及专业技能的要求，法官的专业水平并不高，事实上不具备运用自由裁量权所需要的法律知识、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所以要使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按照法律的要求来运行，还必须尽快提高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9月，《人民法院组织法》通过，确立了审判的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人民法院进入按照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进行审判活动的新阶段。此时，法官对案件适用法律的自由裁量权较大。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步伐加快，1982年宪法、1983年修改后的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重新确立了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刑事、民事及行政审判，均从法律原则的规定上给法官判案留有一定的余地。随着近年来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写进党章，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也逐步深入，法官的地位日益中立和独立。

（二）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问题。

我国构建现代法律体系的时间不长，法律的完备性仍有较大的欠缺，具体的法律条文不够精确，在适用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因此，目前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较为宽泛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法制建设虽然已取得长足的进步，法官的整体素质及其裁判行为的规范性迅速提高，把握自由裁量尺度的能力也在不断地增强，但应当看到，我国仍十分欠缺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专门规范，司法实践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还是有许多问题。1．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由于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较大，在适用过程中受到的制约和监督较少，自由裁量权难免会被滥用，这对司法权威产生出极坏的影响。我国目前法官自由裁量权运行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同案不同判”现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势必对公民的权利产生损害，也违背公正、平等的原则，违背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初衷，使自由裁量权沦为一些害群之马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和工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也将只是空话。2．法官自由裁量权使用不透明。

权力的行使应该是公开的，公开的权力能让社会公众监督其行使，这样能有效防止权利的滥用，由于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作过程透明度较低，使用过程不公开，当事人无法全面了解在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的适用情况，这就让自由裁量权失去监督和制约，处于暗箱操作状态，极有可能被用来谋取私利。

3.法官素质不高。

现代司法是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活动，这就要求法官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更要求其具备娴熟、高超的司法技术，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的整体知识结构和法理思维能力仍然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法官很少了解什么是自由裁量权、在什么情况下行使自由裁量权、如何合理地自由裁量、自由裁量时承担的角色性质等问题，或是不知或是知之甚少。四．完善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措施。

对于法官自由裁量权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世界各国无不加以规范。总地来说有以下几种方法：

1.科学设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边界。

任何权力都应该有其运行边界，都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否则就将走向反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是如此，一方面我们承认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实现案件处理上的个别正义，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警惕权力被滥用，损害法律的安全价值，造成更多案件处理上的不公正。

2．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立法。（1）完善立法技术。

自由裁量权是因为立法之不足而产生的，因此在承认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要尽量减少自由裁量权的比重和运用，就必须提高立法技术，力求使得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减少法律空白或者冲突。如何加强立法工作，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是阻却自由裁量权滥用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2）加强立法科学化，合理化。

自由裁量权是因为立法之不足而产生的，在承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前提下，要尽量减少自由裁量权的比重和运用，就必须加强立法工作的科学化、合理化。因此，加强立法的科学化、合理化，减少法律漏洞，缩小法律适用与具体现实的差距，这是对对立法工作的要求，有利于减少法律的漏洞、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

3．进一步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

审判监督程序不是案件审理的必经程序，但却是最终的司法救济途径，是中国审判程序的一项重要的补救手段。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可以上诉到二审法院。但是在二审法院的审理并不能完全保证审理的公正性，枉法裁判、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同样可能存在。因此，再审程序的存在是有必要性的，它在控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进一步提高我国法官的整体素质。

现代司法是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活动，它不仅要求法官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更要求其具备娴熟、高超的司法技术，特别是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更是对其各种能力的考量，提升法官各项素质将是其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前提，而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应该从以下着手：一方面，严格法官准入制度，当前推行的司法资格统一考试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它能确保进入司法系统的人员从一开始就具有良好的条件、较高的素质；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对法官继续教育制度，不断提高法官的法学理论水平，使其对法律知识有广泛的涉猎和深刻的理解；同时不断增强法官的审判实践经验和技能，提高驾驭审判活动的能力。

五、结语。

论法官的考评 篇5

摘要：美国当代著名的法理学家德沃金曾意味深长地宣称，“在法律帝国里，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正是法律帝国的王侯。” 毫无疑问，法官若要有效地发挥上述的作用，就必须具备足够的权威。法官的权威是司法得以有效运作的基础和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法律的代言人”的法官具有权威，实际上表明了法律的权威性。尤其在当今社会，“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重心主要转移到国家或权威的力量之上。在国家或权威这一要素中，司法的作用愈显突出，社会治理过程对司法的仰赖空前加重。1通观西方许多发达的法治国家，无一不具有一群享有权威的法官。梅利曼先生曾这样描述普通法系国家里的法官们：“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伟人，甚至有慈父般的尊严。”2在这里，人们不仅仅在理智的层面上认同并接受法官，而且在情感的层面上尊重并信任法官。这与我国的法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基于上述考虑，在中国司法改革正逐渐深入的现阶段，很有必要围绕“法官权威”这一主题进行认真的探讨。本文试图从法官权威的概念、现状及解决方式等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 法官权威； 法官素养； 职业保障；

一、法官权威的含义

所谓法官权威就是指法官所拥有的一种品质和属性，即法官所具有的能够使人们服从其命令的一种力量。同时，法官权威也表明着法官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一种命令和服从关系。在我国法学著作中，往往侧重于前一层含义。一般习惯上将法官权威理解为“法官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法官权威的这两层含义并不矛盾，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法官权威关系中，法官是权威主体。而法官权威的内容（或表现形式）则是多方面的。其中服从法官的命令是其最主要的内容。在这里，法官的命令主要表现为判决（以及裁定、决定）的形式。当然法官的命令还有其他的形式，例如法官在法庭上行使指挥权时所作出的口头命令。这里需要指出的，除服从法官的命令外，尊敬法官的一些非命令性的行为也是法官权威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法官进入审判席时，法庭中全体人员要起立行注目礼等。理解法官权威的含义，可以从权威的对象、领域及强度三个角度出发，具体而言：所谓权威对象是指在权威关系中处于服从地位的一方。在法治社会，法官权威的对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二是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于当事人来说，法官依法作出的判决具有权威性。判决一旦作出，必须对争议双方产生严格的拘束力，当事人对已经生效的终审判决必须自觉履行。对于行政机关、立法机关、社会团体和其他个人等来说，他们也必须要尊重和服从法官依法作出的判决。当然，律师和检察官也是法官权威的主要对象之一.所谓权威的领域是指权威对象的行为受权威主体控制的特定范围或领域。众所周知，权威是一个闭合系统。权威主体往往只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内具有权威。正如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所说的：“每个有权威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权力范围，超出这个范围，他就是一个平常的人，别人不再服从他。”3在法治社会，法官权威的领域只限于审判领域。法官只在该领域内是至高无上的，而在其他领域（例如政治、行政、立法、道德或国际关系等）里，社会不允许法官独享权威。所谓权威的强度是指在特定领域内权威主体能使权威对象产生遵从行为的范围极限。在法治社会，法官权威也是一种有限制的权威。法官权威被限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行使。也就是说，只有在遵从法律规定的各种条件，法官所作出的判决才会具有权威性。法官的司法活动方式是有限的。例如，首先法官的司法权的被动性，不告不理是现代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次，法官必须针对具体案件进行审判，不能对一般原则进行宣判。再次法官必须以审判的方式进行，法庭是它的活动场所。四是各种程序规则为法官权威的行使设臵了空间和时间的范围。

二、法官权威的现状及成因（自身原因，制度原因，外部环境）

那么在目前法官权威的现状怎么样呢，个人认为具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法官权威未能充分树立，且程下降趋势；

二、法官权威已经影响到法官这一职业的尊荣感并逐渐影响到民事审判的正常运行；

三、法官权威成为许多法官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缩影，成为困扰法官工作生活及心理的重要因素。作为一名基层法官，笔者对此深有感触。我们先从简单的几个对话或几个场景来看一下，一当事人问法官，我这个案子怎么执行，法官回答到，我们已经对他采取了司法拘留，他也没有财产可供执行，所以暂时没有办法，如果你不能提供被执行人的相关财产线索，则本案的执行可能要告一段落。当事人答到：“哦，这样啊，我前段时间已经叫追债公司帮我追回来了，就不需要你们执行了，我这样做没有违法吧？”法官顿时无语，不知如何作答。再来看一个场景，一离婚案件，由于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感情却以破裂且被告坚决不同意离婚，法庭遂判决不准予双方离婚，就在法庭进行宣判时，原告对该判决极为不满，当庭将判决书撕毁，法官欲采取惩治措施，法官环视四周，只有自己和我书记员两个“文弱书生”在场，而当事人亲属众多，只能隐忍作罢。再来看一个，某法官为某一执行案需要跨境进行执行，该法官带领庭里三位同志跨境进行执行，由于当事人拒不配合也不愿履行判决书中的金钱给付义务，于是四位执行法官将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带回所在地法院，在该当事人履行义务后，所在地法院的一法官突然问到；“这个被执行人是你们从XX地方强制带过来吗？真是不错啊，我们当地法院都很少敢到那边强制带人”。听后，四位法官顿时冒出一身冷汗。从这几个简单的对话或者场景，可以看到法官权威的现状不容乐观，在很多的区域，法官权威几乎名存实亡。

那么导致法官权威受损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原因呢，个人认为，法官的权威受损，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法官自身的原因。就法官自身而言，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法官的素质不高。虽然我国的法官素质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实行统一司法考试之后，法官专业素质有长足进步，但是相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要求，当前的法官素质还不够理想。一批造成重大影响冤假错案的产生导致民众对法院的公正性及准确性产生了怀疑，特别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赵作海案、佘祥林案、以及浙江叔侄强奸案”产生，给法院的形象几乎造成毁灭性的的打击。当然这些案件可能不光是法院的原因，但对法院造成的不利影响确实不可估量。再者，执行难与司法腐败也是影响法官权威重要内因。因此，作为法官也应当在办案的过程中，真正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贯彻进去。保证案件审理的准确性，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对法官权威的树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就外部原因而言，法院的日常运转依然离不开地方财政，所以法院的司法活动不可避免的受地方行政权力的干预，没有独立的经费保障何谈“司法独立”。同事许多当事人“信访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观念根深蒂固，也给法官带来许多的困扰。这些在某些行政案件中显得尤为突出，在这些些行政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的压力可想而知，先抛开事实及法律根据本身不说，如果判行政机关败诉，则行政机关那“不好交代”；如果判行政相对人人败诉，则行政相对人则认为此举系“官官相护”，不由分说的选择上访。在这些因素的面前，法官的权威则荡然无存。

三、如何保障和提高法官权威

第一、狠抓案件执行力度，提高法院生效裁判的“兑现”率，防止司法白条。造成执行难的原因错综复杂，用一两句话根本说不清道不明。有些法院在汇报材料动辄称执结率达90%以上，众所周知，这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但许多法院却乐此不疲。这样的汇报材料不但不能让他人觉得你的工作成绩有多么出色，反而会让当事人产生困惑为什么执结率这么高的，自己的案件却迟迟执行不了。这样的报告无异是给自己设臵了一道坎，让自己陷

4入泥潭。所以面对现状，我们必须从务实的角度出发，敢于承认目前执结率低，执行难的现状，积极寻找破解执行难的方法，循序渐进的解决执行过程中碰到的各个难题，减少执行的障碍，提高判决“兑现率”。

第二、加强法官职业保障，防止司法腐败，提高司法公信力。腐败为人们所深恶痛绝，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司法领域中确实存在一定的腐败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司法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法官职业保障，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但是理性来看，将腐败现象与职业保障对立起来并不是明智之识。因为腐败的原因非常复杂，从一定程度而言，职业保障不足也可能是司法腐败的重要诱因之一，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也说明了加强法官职业保障的急迫性。当然提高待遇也未必能完全解决司法腐败问题，现实中也确实存在少数“高薪仍然腐败”的人，但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提高职业待遇对于减少腐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司法领域内高薪养廉的可行性已经为各国实践所证实。5因此，加强法官职业保障应当与防止司法腐败同时进行。再者，当前时而出现有些案件引发了民意和媒体舆论批评的压力，这种压力往往由承办案件的法官个人来承担，而不是由相应的制度来回应和化解。在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过程中，司法公正不仅要依靠法官个人的坚守，更需要一种完善的制度安排，制度化的职业保障显然比个人意志更有力量维护司法权的运行。

第三、提高法官职业素养。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及司法独立意识，对提高法官的权威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恪守司法独立意识；法官的权威地位除了宪法和法律层次的保障之外，法官自身的独立意识也尤为关键。再完美的分权制度也无法避免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干涉，毕竟现实社会错综复杂。很多时候，这些非制度性的干涉又由于某些法官天生的懦弱、胆怯等性格缺陷而造成对司法审判的不利影响。这也就要 6求法官强化自身的独立意识，强化法官的身份意识，在恪守独立维护权威的意识指导下排除由于自身的性格缺陷而产生的非制度性干扰，彻底的贯彻司法独立原则维护自己的权威。72、卫道精神；法官在很多时候不仅仅要面对事实和法律问题，还有面对一些当时看起来似乎有正义基础的情形，比如：民意，民意在很多时候并不能总是必然的和法官意识中的公正相吻合，而且，常常会出现矛盾的情形，在波动起伏的民意和稳定的法律规则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法官应该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很多时候民意可能是民主光环掩盖下的一种极端的社会情绪。社会情绪会随着社会心理和社会氛围的变化而出现剧烈的动荡，但是法律规则却是以连续性和稳定性为生命的，法官在一定时期内坚持法律的原则很可能成为防止社会不良情绪发酵成极端社会情绪的堤坝，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许就需要法官以忍受一时的社会指责甚至低回为代价，这些情况下，法官的卫道精神对推动法律职业的尊严维护司法权威大有裨益。

3、超常的道德要求；法官不能把自己等同与普通人，道德的高低似乎本不应成为衡量个人职业的标准，但是法官的确是个例外，因为法官职业的背后包含了太多的人们对于公平和正义的期待，虽然这些公平和正义并不必然和法官的道德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人们还是出于心理的惯性宁愿相信一个道德高尚的法官做出的判决是公平的，这样的社会心理自然而然的要求法官应该具备超常的道德，所以法官的道德水准不能不说是一个关系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8。

第四、对妨害司法活动及拒不协助法院办案的组织和个人严格依法处理。前文已经列举了许多妨害司法活动的现象及表现方式，对于这些行为，法官或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放任之，或因想处理却苦于人员不足、程序复杂而无奈放任、或因对方财大气粗而畏惧之，种种原因导致许多当事人在面对法官的时候有恃无恐，轻辄不予配合、消极面对，重辄对法官进行谩骂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在执行过程中，诸如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协助被 执行人转移财产，协助执行单位拒不协助的情况比比皆是。对于上述种种，一方面国家要加强立法，比如将藐视法庭罪写入刑法，同时简化案件办理程序，防止出现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罪虽已早设立却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不予立案而难以操作的现状。另一方面，对于不予配合的单位或个人敢于进行处理。不因其他因素进行放纵，从而形成自觉配合自觉协助的良好秩序。

第五、明确的法律或者宪法地位。具有权威性的宪法或法律地位在几乎所有的成熟法治国家，无论是成文法还是非成文法国家都存在这一明显的标志，即都在宪法或者宪法性文件或者其他基本法律或者法律文件上明确了法官的地位，一般都没有直接规定最高或权威的字样，多数是从对法官的保障上入手来体现法官地位的有尊严的特殊地位，并通过对法庭秩序的维护以及法庭庄严气氛的营造（这些都有相应的法律或者法规加以确定）更加在形式上加深了法官的权威意识。如，有的国家规定蔑视法庭罪，可以不经程序直接由法官宣告获罪并立即执行。9另外通过对法庭仪式的强调更加渲染了以法官的权威为中心意识的法庭威严，这些形式上庄重和审判结果一起成为塑造公众法律信仰和敬畏法官的良好心理的关键因素。实际上，许多国家将国家最高司法人员的任命和国家元首紧密的联系起来都反映了立法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公众对法官地位的崇敬。

参见顾培东：《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第4页。哈贝马斯也有相似的论述：“随着法律手段干预之幅度、范围和微细性的扩张，它导致了一种向社会生活的不断„司法主宰化‟（juridification）迈进的总体运动。而这便是所谓„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参见郑戈：《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吗？》，《北大法律评论》第一卷第一辑，第13页。参见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等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4 贺卫方在《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一文中写到：“在表层上，司法独立是一种制度设计，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实在不过是一种力量对比所引出的后果而已。”见贺卫方：《司法理念、制度和技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5转引自郭道辉：《实行司法独立与遏制司法腐败》，载信春鹰、李林主编：《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678参见《共话法官职业道德》，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5月28日。

孙笑侠：《论法律人的职业素养》，《法律科学》2001年第4期，第8页。

“道德”和“伦理”在一定词源涵义上，可以视为同义异词，都是指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符合一定的标准和次序，从而使社会生活变得和谐而有秩序。但严格意义上又有所区别。道德侧重指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伦理侧重指人们这种关系的道理。通常认为司法“职业道德”的概念比司法“职业伦理”在内涵上要广泛。前者包括法律家的职业行为规范、道德品质以及调整法律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参见沈忠俊等编著：《司法道德新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论法官的考评 篇6

实现司法公正，是法官的使命;提高法官素质，是司法改革的基石。衡量一个法官是否完成了司法公正的使命，标准就是看他是否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来处理各种案件;法官要想完成司法公正的使命，就必须具有较高的素质，法官素质是蕴于法官独立中的价值判断。

法官素质是指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员应具备的政治和业务各个方面的素质，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法官素质的全部内涵。法官的素质包括那些要素?衡量法官素质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尽管各国的实践不同，在法律或惯例的基础上形成的标准也不同，但是概括而言，各国都把法官候选人是否具有优良素质作为惟一的选拔标准，并力图缩小甚至排除其他非素质因素，如性别、种族、地位、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各国也没有对优良素质的具体标准形成一致的意见。我认为，现代法官的素质标准是由现代法律的发展以及现代法治对法官的要求所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人们可能提出不同的法官素质标准，即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人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官素质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在现阶段，作为一名法官必须具备如下素质：

一、 崇尚法律的精神和信念。

今天的社会是法律统治的世界，是法治社会。从亚里士多德的“良好的法律是最好的统治”到马克思的“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从西方的法律契约自由精神到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经昭示：一个国家在治理社会时，必须把法律奉为治国之法宝或自由的保障，崇法必须也必将会成为国家或公民的一种精神和信念;没有这样的信仰，依法治国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所谓崇法，就是要有一种捍卫正义和公平的精神，具备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当事人尽心办事、全力负责的信念，崇尚法律、相信法律、敬重法律。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法律状况，主要问题不是法律欠缺，而是法律得不到公正的实施和遵守，法律制度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尊严与威望。法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法律是否体现了应有的正义和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特别是法官是否具有崇法的精神和信念;具有这种精神和信念的人，必然对法律也充满着无限爱心和敬意，甚至把法律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或可以献身的事业，因而法律所体现的尊严和权威就非常理想。特殊的职业必须选择特殊的人才胜任，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法官是否崇尚法律，法律是否至高无上并受到他的尊重，这是衡量中国社会是法治还是人治的尺子，针对中国的法律传统，最为重要的是要真正培养、造就一批合格、正直、有法律精神、崇尚法律的法官。

二、 优良的法律职业能力和专业适应能力。

法律职业能力是指从事司法工作所必须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法律实践经验、洞察力、判断力、写作能力、交往能力等专业技能。

专业知识是从事法律工作的起码要求，是职业能力的基础。在法律高度发达和复杂化的现代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春秋决讼”之类的故事重演。

法律实践是职业法律家的真正摇篮，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或者法律专业知识，如果没有一定时间的法律实践，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职业法律家。法律是社会生活规律的反应，只有通过使用法律的实践才能深刻体会法律的内在理念和精神，使专业知识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并生动起来，才能把专业知识转化为专业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实践经验是一个人理解案件事实真相、掌握案件事实的实质以及找到解决纠纷的合理方式的必要条件;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书生所难以想象的，案情的发展往往有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多种可能性，只有那些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且善于从实践中学习的人，才能成为职业法律家。

专业技能是法官把法律应用于裁决案件或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也可以称为“专业适应能力”。它大致可以分为天赋的能力和学得的能力，其中学得的能力是主要方面，是经过长期训练获得的，是专业适应性的重要表现。与专业知识相比，专业技能是天赋、学习和实践等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学习的结果;专业技能是一个人能否持续地从事法律工作的决定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知识背景或文化素养。

三、良好的品性和德行。

所谓司法品性，是指从事司法工作所必备的守法、公正、廉洁等道德品质和博爱、耐心等性格特征。

法律是外化的道德，违法就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法官作为执法者，身穿国家制服，代表国家形象，必须处处严于律己，带头守法，以法律的准绳要求自己，正所谓，先正己、后才能正人。法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法者的自觉守法来张扬的，法律应有的尊严和威信也体现在法官的带头守法中。作为法官，除了一手拿着宝剑以制裁罪恶，更重要的一手是要握着天平以教育人民、弘扬正气。所以法官的守法观念、言传身教就特别重要。

法官道德品质的要求包含着社会公德的要求，如果一个人不能恪守社会公德的要求，就不完全具备法官的道德品质。“公正”、“廉洁”等道德规范，同司法也有特别紧密地联系，是司法工作中特别敏感、特别重要的道德规范，法官必须模范遵守。

法官的性格特征是司法工作对法官性格、倾向和态度的特殊要求，如博爱、耐心、宽恕、人权意识等性格特征。虽然法官的性格特征与天生的性格倾向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是通过长期的道德修养形成的个性特征。

四、 护法的胆识与使命。

任何法律的实施，都不可避免的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我国权与法、法与情的争斗是常有之事。法官按其使命来说是要献身于法律正义的，作为正义的守护神，他随时要和各种公然藐视法律的不法行为抗争，甚至必要时付出生命。为什么在我国同是一部法律，同是一个案件，在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地区，却会有不同的结论，除了立法中弹性高、法规不明确的客观因素外，另一原因，法官没有护法的胆识和责任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法律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要面面俱到、没有遗漏，以便法官可以“照单请客”、“对号入座”这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法律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和事实却是无限的，“有限的

”法律和“无限的”事实之间，“稳定的”法律和“多变的”现实之间、“滞后的”法律和“超前的”社会之间是中外法学家探讨至今都无法解决的难题，只要社会发展一天，法律存在一天，这样的矛盾或差距就会存在一天。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的漏洞是必然存在的，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可能奏效的。解决这一弊端的可行出路还得要倡导法官要有护法的勇气与精神，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法律受到其他外部压力的影响和冲击的情况下，法官坚定的法律信念、坚实的法律精神和正确的法律意识就起很大作用。护法而且是忠实的护法这是解决我国法律危机的最好矫正剂，法官勇于护法这是时代的要求，是职责的使然。

法官素质并非天生，而是通过统一的严格的教育培训并在长期司法实践的锻炼中逐步养成的。提高法官素质，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

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对于提高法官素质，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法官队伍，确保“公正与效率”的实现，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不具备法律专门知识和职业道德的人进入法院，给法官素质的提高造成人为的困难。因此，必须彻底转变观念，提高对法官职业特点的认识，树立职业化人才兴院的思想，把那些符合法官条件的优秀的法律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把法官队伍建设成一支高素质的德才兼备的职业化群体。

二、改革教育培训制度，搞好法官素质教育。

1、 加强对法官审判技能的培训。

我国目前把法官培训的重点放在法律、法规的培训上，而没有把审判技能的培训放在首要位置。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官培训内容是多方面的，但重点是审判技能的培训。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应加强法官审判技能的培训，提高法官巧妙运用法律的能力，提高他们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各类复杂案件的能力。

近年来，全国法院加大投入，不断举办各种业务培训班，对提高法官队伍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短期培训，对于提高法官职业化素质还远不够。法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司法活动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因此，要改革现职法官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健全与法官选任相配套的法官职业专门培训体系，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培训制度。要处理好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的关系、重点突出与整体推进的关系，做到有的放矢。教育培训的目标是要着力于从整体上、根本上提高法官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努力建设一支符合“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能够保持与时俱进、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高素质的职业化法官。

2、 导入终身教育理念，提高法官专业素质。

终身教育就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再教育再培训，使之不断适应职业和未来发展需要，该理念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采纳，我国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行业也广泛采用。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接受终身再教育做出了明确规定，过去法官靠一纸文凭享用一生，削弱了各方面接受再教育再培训的动力。法官当前接触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只有不断接受教育，提高内在素质，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准确裁断各类案件。对法官的教育培训应构建以终生教育理念为总指导思想的运行机制，使法官视学习和提高技能为内在自觉行动乃至生活方式之一，以实现专家化的培养目标。

三、建立法官职业保障机制。

1、 建立法官的职业权力保障制度。

要建立法官的职业权力保障制度。法官行使审判权，往往涉及到方方面面，涉及到当事人的利益，涉及到部门、地区间的利益，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干扰，甚至出现“以暴抗法”、“以权压法”。有的法官在暴力抗法下被打伤打死，法律天平在干扰中失衡。因此，要进行司法体制深层次的改革，建立法官职业权力保障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从制度上和机制上确保法官在党的领导下和人大的监督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

2、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首先要转变观念，要坚持中央关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指导思想，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先”，营造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其次是要建立有利于发挥人才效能的用人机制，逐步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并建立各种激励约束机制，创造良好的环境，用良好的机制和环境吸引人才，努力实现法官人才资源的优先开发与积累。

四、改进法官遴选机制，提高法官人品道德素质。

法官之所以能够担当维护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角色，不仅在于法官具有优秀的法律专业知识，还在于法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品和道德素质。为了保证法官的综合素质，各国在明确规定外在的法官资格标准之外还设计了复杂、公开、吸收社会各界和政府机构广泛参与的法官遴选机制，力图通过选举、听证、任命等各种方法，确保候选人不仅具有表面的专业知识和素质，而且具有优秀的品德、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广博的知识结构等深层的内在素质。

法官的人品道德标准主要靠法官任命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来保障。我国法官法虽然提高了法官业务素质标准，但是并没有就如何保证法官的人品道德素质提出可行方案或措施。鉴于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更多的集中在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等司法道德问题上，法官的业务素质与人品道德素质相比，后者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设计和改进法官的遴选机制，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我国法官遴选机制可以进行如下改进：

1、 提高人大常委会在法官任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在，虽然从法律上来看，法官的任命由人大常委会决定，但事实上，人大的任命只是走过场而已，人大常委会对法官候选人的情况了解仅仅限于法院提供的材料，对于其专业素质，特别是品德才能等综合素质的了解极其表面和肤浅，难以真正行使法官任命权。因此人大常委会内部应当设立专门委员会承担起对法官的任命前期审查、听证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向常委会提出建设性意见。

2、 通过遴选制度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供保障。

法官由同级人大任命，法院又对同级人大负责，这就使得法官的来源具有极大的地域限制和行政限制，极易造成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地位无法保障。在设计法官遴选制度时，要考虑如何通过遴选制度来保障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如由上一级人大考察任命下一级法院的法官。

3、 增强法官任命制度的公开性和公正性。

法官的任命或选举应该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代表参加，听取法律专家对候选人的专业、执业、人品、能力等综合素质进行评价。对拟任命法官的有关情况应当通过媒体或其他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4、 完善社会对法官工作的评价机制。

一定程度的公众评价和工作汇报能够起到剔除个别通过了任命审查而又不合格的法官的作用;公众、法院或人大专门委员会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比如任内工作考核、升迁考核等方法，对于法官的工作进行评价。但在设计这种程序时要注意保证司法和法官的独立性，防止出现对于独立司法权的干预。

总之，法官的专业、道德和工作素质必须提高，我们要在已经实行了统一司法考试的基础上，及时进行法官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培训制度、法官遴选制度、考核升迁制度、弹劾

论法官人身安全保障 篇7

一、中国法官人身伤害现状统计

笔者通过检索互联网、报纸、杂志、实地访查等方式收集了2000年1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期间法官遭受人身侵害的实例,共298件,并进行了一系列分析。

(一)发生频率

15年来,法官遭受人身伤害的年发生数量,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年平均发生20件,年发案数量较高。2000年1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的年发案量依次是20,15,14,27,27,59,67,7,6,4,3,3,4,10,9,19,4件。第二,年发案量多少不均衡。2006年最多,达67件,2010和2011年最少,只有3件。第三,从总体趋势来看,2006年以前发案量较高,2007年以后走低。2013年以后,法官伤害案件作为司法重大问题再次暴露出来,报道发案量再次提升。

(二)发生地域

15年来各省法官人身伤害发案数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共156件,中部地区共80件,西部地区共62件。东部地区占据了半数还多。由此看出:经济社会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法官伤害案件比西部地区要多。原因可能是:第一,经济发达的地方,法院案件多,故随之伤害法官的事件也较多。第二,经济发达的地方,信息传播速度较快,一旦发生法官人身伤害事件,很快就进入公众视野。

(三)加害人

从加害人的身份来看,有农村居民、政府人员、企业人员等,其中农村居民占绝大多数。很多农村居民的法制观念较为淡薄,信仰暴力,漠视法律权威。且农村居民往往聚众而住,因此通常有人振臂一呼,亲朋好友便云集而上,易形成伤害法官的群体性事件。此外,政府人员、妇女作为伤害人的事件也不在少数。

从加害人的人数来看,最多的有300余人。加害人只有1人的,有61件,占20.46%。加害人在5人以上,人数众多的,有175件,占58.72%。加害人人数众多的案件,主要发生于农村。这些人的关系有的是夫妻、兄弟姐妹、父子母子上阵,有的全家出动,还有的是全村包围。

(四)受害人

从统计来看,受害人都是法院工作人员,但有些是法官,有些是法警等不具有法官职称的人员。其中,领导型法官伤害的案件有35起,剩下的263起案件没有提及受害人是否是院、庭长等领导型法官。受害人为审判法官的,有19件,受害人为执行法官的,有279件。由此可见,执行相对于审判,其发生法官伤害的频率远远要高,大概是14.68倍。

(五)加害方式

从掌握的资料来看,加害方式发生的次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殴打140起,围攻92起,推搡、撕扯抓扯57起,谩骂30起,刀砍25起,用嘴咬23起,投掷物品(煤炉铁块、砖头、瓦片、啤酒瓶、凳子、秤砣、玻璃等)22起,用烟灰缸、长刀等威胁11起,哄闹10起,泼汽油9起,非法拘禁、扣押9起,侮辱5起,掐脖子4起,爆炸4起,扇耳光3起,泼硫酸3起,泼粪水3起,用石灰粉袭击2起,枪击2起,放狗咬2起,汽车碾轧2起,还有喷不明气体、叉铁麦钩劈、泼滚烫开水各1起。

(六)事由

引发加害法官事件发生的事由主要是:(1)阻碍执行,195件,发生的领域包括:土地纠纷;清偿债务;腾房;拆迁;补偿金、赡养费、工伤补偿费、劳动报酬;离婚财产分割;拘留;行政处罚;查询、扣押、冻结。如不执行腾房、腾地义务或者还款义务而围攻、抓扯、殴打法官。(2)对判决不满,75件。(3)对审判不满,9件。(4)其他,1件。

(七)伤害结果

伤害结果的类型及发生次数:当场死亡的9件,受伤事后死亡的2件,重伤35件,轻伤或轻微伤158件,被困37件。其中,法官被困时间有长有短,最长的被困25小时,最短的也有1个多小时。

(八)处理结果

处理结果主要有以下四类:罚款、拘留、有期徒刑和死刑。几乎没有看到受害法官被补偿的例子,唯一一个是法官被追记,如2003年5月1日发生在云南曲靖的一例案件,法官王光环被胡正良砍杀后死亡,2003年2月3日王光环被省高院追记一等功,3月31日被省政府追认为烈士。

二、保障法官人身安全对策建议

(一)完善立法

司法没有权威性,无疑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阻碍,完善立法势在必行。第一,制定统一的《强制执行法》。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执行法典,各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过于简单、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不能满足新形势下执行工作的开展。于是,执行法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害怕出错,顾虑增多,“执行难”相继出现。因此,需要制定一部完备的《强制执行法》,对执行做出具体而又详细的规定。第二,修改《刑法》相关条文,在妨害司法一章中设立暴力抗法的相关罪名。借鉴英美法系优秀的经验,将“藐视法庭罪”引入刑法,增设殴打法官罪、侮辱法官罪、诽谤法官罪、哄闹法庭罪等[1]。具体而言,就“藐视法庭罪”,缩小其本来的范围,通过列举法规定此罪的主体、对象及适用,结合中国司法实践,保障法官人身安全。第三,完善法官保险制度。搜集的案件中对于法官受到严重侵害后的补偿并未提及,有也是极少数。因此,法官的后续保障制度急需加强。我国可以进行司法解释规定法官这一特殊群体所拥有的特殊险别,即“暴力抗法专项险”,仅限于法官享有。也可以参照福建浦城法院的做法,在全国成立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2],对遭受伤害的法官给予一定补偿。

(二)法官正视自我

与其他职业相比,法官往往更容易受到侵害,而且很容易成为社会攻击、波动民情的因素。对于说情、请客、送礼等世俗情谊就需要法官正视自我,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不断提升审判水平,提高综合素养。

1.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首先,法官要“防患于未然”,了解双方当事人的思想波动,分析身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以便做好应急措施。其次,法官要学会细心谨慎、察言观色。无论是在接待当事人还是审判过程中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最后,法官要做好保密工作。若因工作需要可以告知当事人办公室电话,但是手机号码、家庭电话、家庭住址等应注意保密,尤其是法院内部系统的通讯录要防止泄露。

法官在心理意识上自我保护还不够,需要相应的硬件设施予以配合。首先,法官可以穿着防弹衣、防刺服,随身携带录音电话、录音笔。为自己和家人安全,家中住宅安装防弹窗和报警设备,汽车上要安装GPS定位系统和防弹玻璃。其次,对于自己审判的特别重大案件可预先申请法院院长派员给予特殊保护,比如24小时持续保护、贴身保护等。当然,这样的特殊保护并不是让法官肆意妄为,需要一定的审查、核实加以辅助。

2.提高法官综合素质。由于法官职业的专业性与特殊性,要求法官必须不断地更新、充实法律知识,不断加强学习司法技能,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第一,提升法官职业的准入门槛。近年来,《法官法》虽做出努力,但相当数量的基层法院法官文化水平不达标,他们中有政府部门调入的官员,有考进法院的中小学教师,还有复员转业军人[3],法律素养普遍偏低,审判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依据理想的法官标准和《法官法》的要求,将法官的职业准入门槛适当提高到法本水平必不可少。

第二,强制性教育制度。现在法官趋于年轻化,实践经验和实务能力总体欠缺,于是,组织法官定时定点学习培训十分重要。比如组织法官开展案情大讨论、法律文书评比等活动,注重结合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及时补充新知识。同时开展新老法官互帮互助活动,让整个法院都沉浸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

第三,杜绝司法腐败。一方面,确立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案随人走”;另一方面,确立职业豁免制,即法官在执行职务时只要行为正当,有法有据,就不要害怕说错话、做错事。保障法官消除后顾之忧,杜绝一切贪污腐败行为。同时,法官也要洁身自好、清正廉洁,不参与任何娱乐性质的活动,将暴力抗法扼杀在摇篮中。

(三)集中社会力量

完全消除社会上的暴力抗法行为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从司法实践中发现突出问题、探求解决方案,最终通过社会大众的努力,最大限度地保护法官权益。

1.提高全民法治观念。全国定期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同时,法院可以庭前释法判后答疑,消除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属的质疑,进一步化解社会矛盾。另外,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专门的法律课堂,从小树立学生的法律意识。统计显示,农村居民暴力抗法占绝大多数,因此,首先就是要充实农村人员的知识储备,逐渐提高他们的法治意识。如定点开设法律咨询中心、巡回法庭、法律书屋等,对村民进行心理辅导,让他们依法办事,通过个体的努力带动全村人民的进步。

2.强化舆论监督机制。媒体作为信息的疏导者、舆论的引领者,报道事实真相是天职。面对法官遭受人身伤害的海量讯息,媒体要做的不光是信息的简单对接,更应该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对出现的事件苗头具有推断力,及时、全面地分析和指导。[4]同时,媒体不能只做半拉子的事,“抓住了芝麻,忘记了西瓜”,需要有始有终,将每一个事件报道完整。另外,媒体在面对经济利诱、恶性施压的情况下,不屈服、不躲避,坚定职业操守。保障媒体独立的新闻监督权,舆论才能不有失偏颇,法官的人身安全才能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摘要：北京昌平马彩云法官被杀案再一次把公众的视线拉回法官人身安全保障这一现实问题上,根据现有的数据,2000年迄今共有298起法官人身遭受伤害的案件发生。完善立法、加强法官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全民法治观念已迫在眉睫。

关键词：法官,人身安全,自我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郑丽微,周海敏.论执行法官权益保障及路径设计[J].法制与社会,2013(7):129.

[2]淑英,芬刚.法官缘何频频受伤害[N].中国改革报,2005-08-29(4).

[3]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20.

论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探索与完善 篇8

关键词：社区法官；工作机制；诉调对接；能动司法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072-03

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是法院主动将司法资源下沉至基层，在辖区内的社区建立社区法官工作室，指定法官进驻社区，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制度。法院派驻社区的在职法官称为“社区法官”，“社区法官”与“退休法官”、“社区法官助理”共同负责社区法官工作室的运行。自2002年青岛市北法院首创“社区巡回法官”工作制度以来，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探索已经过了十个年头。该制度使得法院与相关职能部门在职能上深度融合，形成工作合力，在社区搭建起矛盾纠纷化解的工作平台，把司法服务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和基层社区，探索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一、构建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理论基础

（一）契合能动司法的工作理念

美国法学家诺内特将法律分为回应型法、自治型法、压制型法3类。回应型法注重于法律、政策以及社会公认的准则引导，其功能是调整而非裁判，强调司法应在实质意义上回应社会需求，摆脱形式主义的束缚[1]。当前我国能动司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将社会目标的实现作为司法的基本方向；二是把多重社会价值以及多元社会规则作为司法考量的重要依据；三是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四是司法工作更加突出便民、利民[2]。社区法官工作机制就是要法官改变以往的办案方式，变“坐堂问案”为“主动服务”，要求法官走出法庭，走进社区，拉近法官与群众的距离，改变传统的当事人到法院打官司的单一矛盾化解方式，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使得法院与社区（村）的基层组织共建法律服务网络，促使矛盾化解在基层萌芽状态。社区法官制度契合了当下能动司法的工作理念，生动诠释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宗旨，是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打造“无讼社区”的必然要求。

（二）适应社区协同主义的要求

德国学者贝特曼（Bettermann）于1972年首先在民事诉讼理论中使用协同主义的概念。随后德国学者瓦塞曼（Rudolf Wassermann）系统诠释了协同主义的概念，他强调民事诉讼应当由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强调当事人与司法机关的协同关系，要求所有诉讼参与者协同诉讼，共同化解矛盾纠纷[3]。在基层社区矛盾日益多发的背景下，吸收和借鉴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理论，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纠纷。社区协同主义是强调法官、基层自治组织与当事人间的协同关系，要求各纠纷相关方相互配合，尽早化解纠纷。社区协同主义的纠纷化解理念是创建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理论基础，充分体现了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功能性质，是对社区法官制度的应然模式的理想思考。

（三）有利于实现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中的“诉”代表法院的司法程序，“调”代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调解程序。诉调对接的本质是实现矛盾的司法化解与司法外化解的有效衔接，实现法院与社会调解组织职能上的良性互动、作用上的优势互补[4]。当前，司法机关应当加大对民间调解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力度，促使民间调解走上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内容专业化的良性轨道。经过实践的探索，我们发现社区法官工作机制创造性地发展了诉调对接机制，将司法资源下移，使法官深入社区、贴近群众从而实现了从技术性法官到社会性法官的转变；社区法官工作机制注重培育社区矛盾自我消解的能力，实现了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到依靠民间力量转变；通过派驻社区法官工作室，加大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力度，丰富了调解主体、规范了调解程序、提升了调解能力，提供了带有准司法性质的法律服务，实现了由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到具有普适性法律效力的正规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变。

二、和谐社会语境下该制度的价值分析

（一）有利于和谐社区的构建

社区法官参与和指导社会矛盾的化解是现代管理理念和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满足了传统治理和乡土社会的需求，交替体现基层社区的特殊需要。社区法官工作制度具有两个突出优点：其一能够充分依托乡土优势为社区服务。社区法官助理全部来自基层社区，他们或是社区干部或是有威信的长者，熟悉乡村的风土人情，便于开展工作；二是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官的专业优势，助推矛盾化解。社区法官依靠自身扎实的法律知识，搭建起法院与基层群众交流互动的平台，延伸了司法的触角，提升了影响力，有效降低了纠纷成诉率，使得纠纷化解更具权威性，有利于和谐社区的构建。

（二）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当代中国法律人普遍认同的法律文化大体上是舶来品，而广大民众尤其是基层群众认可的法律文化则是传统的，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张力导致当前我国司法改革举步维艰。”[5]在现代法治理念下，司法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一定的法律规则和程序，公正、权威、高效、终局地化解纠纷。然而社会公众在思想上尚不能完全接受法治意义上的程序公正理念，法律与习惯与情理时常发生冲突，加之司法部门权威不足，司法工作人员威信不高，“案结事不了”的现象经常发生。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推行亲民路线，社区法官经常深入基层社区与一线干部群众沟通交流，有利于了解社情民意，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增强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认同，法官在社区深入人心，司法公信力也在无形中得到有效提升[6]。endprint

三、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具体设计

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出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公正、高效地化解矛盾纠纷，降低司法成本，方便群众诉讼，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宗旨理念。当前，构建社区法官工作机制需要明确社区法官的工作模式、社区法官的选任、社区法官的工作职责等。

（一）工作模式

当前我国社区法官工作模式主要有3类：一是以山东青岛市北区法院为代表的法官巡回开庭进社区，便利群众诉讼，这种方式在全国比较多见；二是以江西上饶两级法院和河南省法院做法为代表的聘请社会热心公益、熟悉法律且具有较高威信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作为法院司法协助员或社会法官，配合法院开展司法辅助工作或者作为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诉讼；三是以上海杨浦法院为代表的“青年法官巡回审判+退休法官进驻社区”模式[7]。

借鉴以上社区法官工作模式，笔者认为应当建立“法官驻点巡回审判+退休法官进社区+社区法官助理协理”的工作模式。“法官驻点巡回审判”是指法院派驻在职法官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区法官工作室开展上门立案、巡回审判、指导人民调解、接受法律咨询等工作，为群众提供司法服务；“退休法官进社区”是指人民法院聘任的退休法官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进驻社区与社区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参与纠纷的排查和矛盾化解工作；“社区法官助理”是指法院聘任的热心公益、熟知法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威信较高的社区干部以及社会贤达人士作为法院的“社区法官助理”，积极配合社区法官开展司法辅助工作或者作为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诉讼，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3类主体中，退休法官与社区法官助理驻在“社区法官工作室”工作，法院在编法官定期或不定期到工作室开展巡回审判、指导人民调解、接受法律咨询等工作。

（二）人员配备

社区法官的选任是指对派驻社区的在职法官的选任。法官个人权威是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正常运行的保障，社区法官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中人格化法官为核心类型，其表现关乎人民群众对法院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因此必须科学选配社区法官。社区法官应当具有以下条件：一是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熟练的调解技能；二是熟知民事法律规定，能够满足群众的法律需求；三是要有群众观念，乐于群众工作；四是善于沟通，能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信服的态度、认可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五是要有大局意识，司法工作中能主动服务于工作大局[8]。通过与各乡镇、街道签署《共建和谐社区协议书》，每个社区法官分包几个社区，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到“社区法官工作室”开展工作。退休法官及其他退休司法干部选任主要是聘请优秀的法院退休工作人员及其他司法干部，他们进驻社区，长期在社区工作。

社区法官助理是在社区法官及退休法官和司法干部的指导下负责民间纠纷调处并协助法官完成各项司法辅助工作的人员。社区法官助理是社区法官工作制度中三类主体之一，社区法官助理的选任事关社区法官工作模式的运行，因此科学选配社区法官助理至关重要。社区法官助理主要是选择那些热心公益、熟知法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干部、基层调解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威信的社会贤达人士。为了丰富社区法官助理法律知识，提升工作能力，应当对社区法官助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由社区法官亲自指导，社区法官助理直接协助法官调处案件，培育法律素养与锻炼调解技能，提高纠纷化解能力，经培训考核合格之后颁发“社区法官助理”聘书，正式上岗，协助社区法官开展纠纷调处工作。社区法官助理制度使得诉讼与调解相互衔接，通过助理调解，法官指导，调判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有效调处纠纷，化解社区矛盾。

（三）职权划分

社区法官主要承担以下工作职责：（1）定期到社区法官工作室开展巡回审判、指导人民调解、接受法律咨询等工作，积极调处社区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2）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深入社区群众中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积极配合当地政府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事件，为事件的处理提供法律意见；（3）积极指导社区法官助理开展工作，通过跟班学习、联合调解、审查确认调解协议等方式提高社区法官助理调解水平和业务技能，灌输自愿、公正、合法调解的理念；（4）积极到社区开办法制讲座，开展送法下基层、进企业等活动，为群众提供细致周到的法律服务；（5）指导社区的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工作，提升社区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促进社区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9]。

社区法官助理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1）处理社区法官工作室的日常事物，对要求解决矛盾纠纷的当事人进行登记、预处理以及预约社区法官；（2）接受社区法官委托，协同调解成诉的民事纠纷；（3）负责处理简单民间纠纷，在社区法官指导下，积极运用各种社区资源化解矛盾；（4）提请社区法官及时对纠纷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5）协助社区法官开展文书送达、案件调查、传唤当事人等司法辅助工作；（6）指导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工作。

四、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

一是确立相关配套制度措施。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实施需要与之配套的制度、程序或措施，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两便原则以及新设置的小额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口头起诉，法官可以利用节假日或者午间、夜间时间进行审判，判决书可以口头宣布，由书记员记载入卷，经当事人同意可以不受举证时限、审判程序的限制等等，从而赋予社区法官运用更加灵活、简便的司法程序的权利，降低诉讼成本。同时，要注意诉讼和调解的对接，避免调解阶段投入司法成本的浪费[10]。

二是明确社区法官的受案范围。国外治安法官一般受理小额民事案件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我国虽然也明确规定了人民法庭可以审理刑事自诉案件与民事案件，但在标的额和案件类型上没有特别区分。在社区法官的探索实践中，有必要明确社区中最常见的与群众联系密切的婚姻家庭案件、抚养、赡养、抚育、收养、继承、相邻关系、小额民间借贷、争议不大的人身以及财产损害赔偿等纠纷适用调解前置的程序，由社区法官室工作人员进行前置调解；同时还应赋予社区法官助理协助法院查询当事人、送达文书、协助执行等工作职权。

三是建立符合司法规律与国情的管理模式。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是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的延伸，对于社区法官应当实行双重管理，一方面接受法院的业务指导与工作考核，另一方面深入基层社区与社区干部一道参与综合治理。为规范管理，结合社区法官工作的开展情况，应及时制定《社区法官工作规则》《社区法官矛盾调处制度》等具体工作制度，建议将社区法官工作制度运行所需的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给予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81.

〔2〕顾培东.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0，（4）：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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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思达.当代中国日常法律工作的意涵变迁（1979 -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7，（2）：9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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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高越强，曹书瑜.社区法官工作模式的探索与完善[N].人民法院报，2012-4-25（8）.

〔8〕〔9〕高一飞，梁振彪.能动与协同：社区法官制度的东莞模式[J].现代法学，2011，（6）：18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