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职业法官的定位与遴选

试论中国职业法官的定位与遴选（通用8篇）

试论中国职业法官的定位与遴选 篇1

2003年10月6日晚上，苏力教授在武汉大学珞珈山第一会议室作了一场题为“中国法官教育培养和遴选的几个问题”的讲座，场面照例是人山人海，火暴异常。我早早过去，非常幸运地抢到一个位置坐下来，望着前面后面那许多站着的兄弟姐妹们，我感觉自己很舒服了，虽然因为人多之缘故，空气显得有些混浊闷热。

下面是讲座的大概内容。

一、对法官素质要求的两种模式。

普通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理想法官是包公式的集各种优秀品质于一身的超人，他正直无私，不畏强权，不受利诱，扶弱除奸，智慧超群，无所不能，并且权高位重，不受束缚。这种理想型的法官正如柏拉图所谓的“哲人王”，是人治思想在人们心中的反映。被压迫惯了的孤弱的老百姓总希望有这么一位救世主式的超人法官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而现实是，这样的理想型的法官是不存在的，至少是几百年几千年才能出来一个的。现实中的法官也是凡人，拥有凡人的种种欲求，“争名于朝，夺利于市”，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一有贪污受贿的机会并且可以逃避惩罚的话，便要贪污受贿。希望法官个个具备理想型法官的素质，这是绝无可能的。中国有21万的法官，他们与你我一样，都是凡人，中国司法制度的设计及改革措施必须是基于这样的凡人法官的基础上。制度的改革必须基于现实的条件，理想型的法官是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一项运行成功的制度，必然是基于凡人的特性来设计的，将制度的良好运行寄希望于超凡入圣的人，必然是会失败的。须知是制度在运行，而不是人在运行制度。在良好的制度下，人们可以不管是谁呆在上面，人们只关心规则是怎样的，而失败的制度差不多总有这么一个特性：人们关心的不是规则是怎样的，却总是责怪为什么没有一个“圣人”呆在上面，而总是小人得志？拥有几千年人治传统的中国，这样的心理实在是根深蒂固。

二、中国法官素质不足的深层原因从80年代初到现在，中国的司法制度可以分两个阶段，其分界点是1991年4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诉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条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规则推翻了以往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至少是推翻了“以事实为依据”这前半句，因为谁主张谁举证意味着法院不再负有追究真实事实是怎样的责任，适用法律只是根据当事人证据所证明了的事实。这条民事的诉讼规则的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算过分，它是中国司法制度现代化的起点，它导致中国司法制度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律师制度的逐渐形成（因为谁主张谁举证必然刺激当事人对律师的强烈需求，有需求就有了供应，进而需要规则的调整），法院审判更加程序化，当事人权利意识更加增强等等。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司法制度的这些变化呢？这要从中国的经济体制变化上找原因。

三、统一司法考试真的可以使法官的素质得到提高吗？

统一司法考试提高了进入法院、检察院以及律师行业的门槛，但是，是否门槛提高了，高素质的人才便会进入法院当法官呢？事实恰恰是相反的，统一司法考试虽然有助于法律从业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但对法院来说却要面临比以往更糟糕的局面。首先，法院更难招到人才了。因为司法考试提高的进入法律行业的门槛，法院招收法官时，他面临的选择更少了，具有当法官资格的人必须先通过司法考试，还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位，法院不能再招复员军人了，虽然还能够在普通院校招到法学专业毕业生，但这些毕业生也必须先通过司法考试才能当法官，而过了司法考试的人一般不会选择当法官，他们只会选择报酬更高的律师，中国律师的收入至少是法官收入的两三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甘心当法官的人还有几个呢？其次，法院更难留住人才了。法院里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几乎都是毫不犹豫的选择辞职，因为律师的收入比法官高得实在是太多，又有几个人能够在面对如此巨大的利差时，而不心动呢？法院一方面招不到高素质的法律人才，另一方面，本院内的较高水平的人才又流向了律师行业，在这样的局面下，法官的素质怎能提高？再次，孔雀东南飞现象更严重了。通过司法考试的人，能够在律师行业混下去的，不会选择做法官；能够在东南发达地区从事法律行业的，不会选择在西北落后地区从事法律行业。所以统一司法考试加剧了这样两个趋势：在整体上，律师的素质比法官素质要高很多，东南地区法律人才的素质比西北地区的法律人才的素质也要高很多。

那么要如何才能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呢？一个根本的措施是提高法官的待遇，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才择主而侍”，法官待遇提高了，人才便会不请自来。但是在现阶段，大幅度地提高法官的待遇还不是很可行，一方面是中国法官太多了（21万），财政负担过重；另一方面，法官的高待遇应与其付出的工作相适应，美国法官一天处理好几个案件，而中国法官好几天处理一个案件，中国法官能够要求与美国法官同等待遇吗？

四、法官助理制度缘何不能推行下去？

根据最高法院99年的法院改革五年纲要，法官助理制度本是在高级法院中实行的，但是在实际的试点实验中，却在初级、中级的法院也推行了法官助理制度。但这项制度最终没有推行下去，原因何在？这项制度也算是移植自美国，但在中国，其目的与功用已完全不同。在中国，因为法官数量已经是极其庞大，如果真要给每位法官配备两名法官助理的话，那法院的编制将膨胀到令人无法再忍受的地步。最高法院想出了一个既可以实行法官助理制度，又不增加法院编制的好办法，那就是将法院中一部分法官降为法官助理，充当其它法官的法官助理，这样不会增加法院的编制，也不会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又减少了法官的数量，但法院处理案件的能力并没有下降，因为原来是法官的那些法官助理仍留在法院工作。这个办法真是一箭多雕啊！只要法官的数量大幅减少，国家就有能力大幅提高法官的待遇（因为法官助理的待遇就不用提高了，省下一大笔钱呐），只要法官的待遇一提高，优秀人才自然会来竞争法官的职业，到时，就不愁法官的素质提不高。所以最高法院准备推行“有中国特色的法官助理制度”，其真正目的也许是想借以减少中国法官的数量，在减少法官数量的基础上，再大幅提高法官的待遇，从而使中国法官的待遇与国际接轨。稍稍有些常识的人都能明白，法官的待遇若不能提高，那么法官的素质也别想提高。问题的关键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如何有效提高法官的待遇，“有中国特色的法官助理制度”似乎找到了这么一条捷径。

然而经过几年的试点，这项制度在中国法院中无法推行下去。原因似乎有这么几个方面：其

一、谁当法官，谁当法官助理？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长官在各种好处面前总是要占据先机，若要将法院中一部分法官降为法官助理，那么依什么标准来划分法官与法官助理呢？学历？资历？业务能力？我们知道无论依据什么标准，法院中院长、副院长、党委领导、庭长等等带有“官职”的人一定不会被降格为法官助理，尽管他们不一定要从事实际的审判工作，但他们一定要每人占据一个法官名额，于是一个法院中剩下的可供普通法官争夺的法官名额就不多了，于是许多从事实际审判工作乃至是法院中业务骨干的原法官就不得不屈居法官助理职位了。法院法官的待遇原本就不高，人才难留，现在若是连一个法官的名份也难以保留，而只能充当法官助理，这就只会加剧原本已经十分严重的法院人才流失现象。其

二、利益牵扯太大，阻力重重。既然最高法院实行“有中国特色的法官助理制度”真正目的是为了减少法院法官的数量，为以后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打下铺垫，那么法官们对这种事关切身利益的“阴毒的迂回策略”必然是十分敏感的，他们不会看不出这其中的奥妙所在。尽管现在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待遇并没有差别，但从长远计，当法官助理则意味着以后的高薪与你无缘了，国家会大幅度提高法官的待遇，但法官助理则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的。在这种情况下，谁要让我当法官助理，我就跟谁急！

五、上下级法院法官流动制度的隐患及解决办法《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32条：“改革法官来源渠道。逐步建立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从下级人民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任以及从律师和高层次的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的制度。对经公开招考合格的法律院校的毕业生和其他人员，应首先充实到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庭5年之后从下级人民法院和社会的高层次法律人才中选任法官。使法官来源和选任真正形成良性循环，保证实现法官队伍高素质的要求。”根据该条，最高法院希望在上下级法院间进行人才流动，实践中有两种做法，一是最高法院、高级法院的一部分法官从中级、基层法院的法官中选任，借此激励下级法院的法官们努力工作以争取上调的机会，同时也可使选调上来的上级法院法官具备更丰富的审判经验。二是上级法官将其法官下派到下级法院中工作一定期限（两年或一年），既是支援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也为上级法院锻炼人才。这样一项制度，其目的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运行起来却有诸多的隐患，负面的作用不可忽视。首先，下级法官上调的机会给了下级法官“胡罗卜的诱惑”，这种诱惑对司法独立是不利的。由于上调的决定权掌握在上级法院的院长或政治部主任手中，这使得下级法官不敢坚持已见而违背上级法院的指示或意图，并且在这种上调机会的诱惑下，他们会千方百计地与上级法院的领导人物建立良好关系，倒把争取出色的工作业绩放到了一边。其次，上级法院法官下调到下级法院工作一定期限，由于其工作的期限并不长，一般是一两年，这些被下放的法官们知道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到上级法院工作的，他们也不会尽心尽力地为地方法院工作并争取干出一番业绩来，他们会继续维护或积极培养自己与上级法院领导良好的私人关系，以争取早日回来上级法院。

那么要如何杜绝或缓解这其中的种种隐患呢？一个简便的办法是：法官要得到上调到上一级法院工作的机会必须先在下一级法院工作满十年；下放到下一级法院工作法官也必须在下一级法院工作满十年才能重新调回原法院工作。十年是一个较长的期限，十年间，上级法院的领导也许可以换好几届，十年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也会有公论，十年要占据一个人一生中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或者至少是五分之一多。这就足以断绝下级法官种种机会主义的念头，比如，培养与上级法院领导良好的私人关系借以争取上调的机会，再比如，投机取巧搞形象工程以标榜业绩等等。

六、延长法官退休年龄的构想中国法院如今困境良多：一方面招不到优秀人才，另一方面优秀人才又大量外流；法官素质饱受责难，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官僚意识浓厚，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没有成长之土壤；而且短期内法官的待遇还是不可能大幅提升。面对如此众多的困境，有魄力的改革者也不禁要束手无策了，更何况中国的司法制度病症虽表现在司法界，病因却与政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激进彻底的改革建议不能在中国适用，因为这些改革建议都忽视了现实条件的种种限制，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那么有没有一个既考虑到现实种种条件的限制的、可行的，又能缓解以上病症的改革措施呢？那就是延长法官的退休年龄，将法官的退休年龄从现在的六十岁提高到七十岁。理由如下：

其一，成本很小。依照现在的退休制度，法官在六十岁退休后，仍然要拿70的工资，将其退休年龄提高到七十岁，不过是多发了十年30的工资，却换来法官整整十年的工作服务。其二，老龄法官符合法官的职业特点。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官都是年纪较大的人才能担任的，法官是一种老龄人的职业。阅尽世事沧桑的老人，经验丰富，在驾驭法律的权衡之术方面能力更强。另外，老龄法官因为年老力衰，他们会更加注重审判案件的程序，自愿维护司法消极性、被动性的特点。其三，老龄法官更有可能坚持法官独立的原则。老龄法官因为年纪大了，升迁已经无望，他就不再有谋求升迁的欲望，从而也不会顾虑种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既能抵制住大棒的压迫、也可以禁受住胡罗卜的诱惑；另一方面，老龄法官经验丰富，资历阅历都非年轻人可比，其在法院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因以上种种原因，老龄法官会更加重视法官的自尊、良心、荣誉，不能容忍任何人干预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其四，将法官的退休年龄提高到七十岁，有助于缓解法院人才外流现象。因为更长的工作年限，是社会对一个人价值的承认，做律师很少有人做到七十岁的。

试论中国职业法官的定位与遴选 篇2

为贯彻落实司法体制改革重大部署，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官管理制度，促进我市法官遴选工作机制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江西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江西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江西省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试点方案》、《江西省法官遴选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法官遴选”是指按照统一的条件、标准、程序在试点法院遴选员额内法官。本办法适用于本院在编的具有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职务的人员，其中，院领导的入额遴选实施办法另行规定。

二、基本原则

法官遴选工作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遵循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

三、遴选组织

我院将在省高院的指导下，组成法官选任工作办公室，由该办公室负责法官入额工作的宣传发布、组织实施等工作。试点和首批入额遴选结束后，由政治部承担遴选日常工作。

四、员额限定

省高院在总员额内对全省各级法院法官员额进行统一动态管理。我院首批遴选法官员额51个，可预留部分员额用于今后补缺遴选。

五、遴选基本条件

（一）首批员额内法官从本院符合条件的现有法官中遴选，应当具备下列资格条件：

1、中央政法专项编制，经公务员登记；

2、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或者已经具备法官职务；

3、审判员以及任职满3年的助理审判员（在其他单位担任法官、检察官的经历合并计算）；

4、年龄满28周岁；

5、近三年公务员年度考核均为称职以上；

6、具备与改革后办案要求、司法责任相适应的审判工作能力、作风和司法廉洁职业操守；

7、身体健康，能胜任审判业务工作；

8、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规定的其他要求。以上资格条件的时间计算至2016年4月30日。

（二）具有下列情形的人员不能参加遴选：

1、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尚在影响期内的；

2、因接受审计、纪律审查、涉嫌犯罪正在被调查或者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

3、因身体健康状况原因无法胜任法官岗位的；

4、配偶、子女、父母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从事律师职业，且在遴选时未退出律师职业的；

5、其他不宜参加法官遴选情形的人员。

首批遴选未入额的法官，在过渡期内出现员额空缺的，符合条件者可优先遴选为员额内法官。该补缺遴选同样适用上述规定。

六、遴选程序 法官入额遴选按照本人申请、资格审查、考试考核、组织考察和廉政考察等程序进行。根据省高院的规定，中院除了院长以外其他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入额遴选一律采取“考试+考核”的方式进行，其中，考试占30分，考核占70分。院长按照本人申请、考核的方式确定入额，院长的考核办法另行规定。

（一）入额申请与承诺

符合条件的申请入额人员自愿报名，填写《江西省员额内法官选任报名表》，并在《江西省法官入额承诺书》上签字。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报名表》和《承诺书》的，视为自动放弃入额资格。

入额后，未践行法官岗位承诺或考核不合格的，退出法官员额。

（二）资格审查

报名截止后，由本院法官选任工作办公室依照入额条件的规定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报院党组同意后，报省高院政治部审查，报名和资格审查情况将在全院公布。

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准予参加遴选考试。

（三）考试

考试采用笔试、开卷方式，主要测试政治素质和审判业务能力。考试工作由省高院统一组织实施，将在本市开设集中考点。

（四）考核方式

被考核人应提交个人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应写明被考核人基本情况，是否存在不能参加遴选的情形。包括任职资历年限，近三年来的办案数量，案件质量和办案效率以及案件处理效果等情况。未承办案件的被考核人应写明近三年来的具体工作情况。考核将在被考核人述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面考核。

考核由能力测评（民主推荐）、业绩考核、任职资历和加分项目 构成。能力测评（民主推荐）重点考察被测评人员是否能胜任员额内法官的要求，占25分；业绩考核重点对申请入额人员的办案数量、水平、审判质效等进行考核，占30分；任职资历由申请入额人员的职级、法律工作经历和审判工作经历构成，占15分。加分项目不设基本分，以5分封顶。

1、能力测评（民主推荐）

由全院在编干警参加民主测评会，对参选人员进行测评。由法官选任工作办公室统一印制《首批员额内法官遴选综合素养测评表》，参加测评人员根据测评项目和要点，包括政治素养、职业操守、司法作风、司法技能和司法调研水平等方面综合能力，按照“优秀”、“胜任”、“基本胜任”和“不胜任”四个等次对被测评对象给出评价，分值分别为21-25分、11-20分、1-10分和0分。综合素养民主测评区分院领导、中层正职、其他干部统计分数，根据院领导、中层正职、其他干部的测评分值分别占40%、30%、30%的比例权重计分。

具体计算方式为：院领导测评得分总和/参加测评院领导人数*0.4+中层正职测评得分总和/参加测评中层正职人数*0.3+其他干部测评得分总和/其他干部人数*0.3。

政治部会同纪检监察部门，对测评结果进行汇总统计。

2、业绩考核

（1）对于现在在办案一线岗位工作且连续办案时间满3年的审判员：采用案件考察的方式进行业绩考核。

①办案数量（10分）

被考核人近三年来（2013-2015年度），按年度统计其结案数，结案数量达到其所在部门同期法官人均结案数的平均值的70%，得 10分，每超过1件，加0.5分，加满2分为止；每低于1件，扣0.5分，扣满2分为止。近三年因工作调动未连续在一线办案，但近五年累计办案时间达到三年的，可往前统计2012年的办案数据。

办案数量的最后得分取近三年来每年得分的平均值。办案数以办案系统内的录入数据为准。②案件质量和效率（15分）

要求被考核人近三年来办案质量无差错，办案过程中未被追究错案责任且案件抽查结果经所在法院审委会确认，未被认定为质量不合格，案件均能在审限内审结。

被考核人三年来上诉案件无被省高院发回、改判的，得5分，二审案件因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程序等方面存在问题被发回、改判的，每1件扣0.1分。

被考核人三年来生效案件无被再审发回、改判的，得5分，再审案件因事实认定、适用法律、程序等方面存在问题被发回、改判的，每1件扣0.2分。

被考核人近三年来无差错案件和未超审限的，得5分；有超审限案件的，超过总办案数的10%以上，每超1件扣0.1分，扣满1.5分为止；有差错案件的，按照构成差错的等级酌情扣分，重大差错案件每一件扣2分。

③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5分）

被考核人近三年经手办理的案件未引起不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案件办理未起到好的法律效果，引发重大社会负面效果的，每一件扣1分。

办案一线岗位是指刑事庭、民事庭、行政庭、少年庭。对于在一线办案岗位工作的审判员审判业绩考核得分高于30 分的以30分计。

（2）对于现在在非办案一线岗位工作的及在一线岗位办案年限未满3年的审判员：采用工作考察的方式进行业绩考核。

①部门负责人对被考核人进行评查（15分）

由各审判业务部门（立案、刑、民、少、行、审监、执行）和综合审判业务部门（研究室、审管办）的负责人参考近三年来被考核人个人的考核结果，按照平时所掌握的被考核人的工作能力、工作责任心、工作态度、学习能力、办事效率、办案能力（潜力）等情况进行综合测评。测评按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级量化打分，分值分别为11-15分、6-10分、1-5分、0分。

②院领导评查（15分）

院领导对被考核人近三年来的业绩情况，按照上述方式进行打分。

业绩考核得分计算方式为：①项测评总分/参加打分部门负责人人数+②项测评总分/参加打分院领导人数。

非一线办案岗位包括：立案一、二庭、审监庭、执行局、研究室、审管办、政治部、办公室、行装处、技术处、宣传处、机关党委、老干处。

部门负责人的审判业绩及工作业绩由院领导参照工作评查的方式进行考核。按优秀（21-30分）、称职（11-20分）、基本称职（1-10分）和不称职（0分）四个等级量化打分，最终考核得分计算方式为：得分总和/参加考核院领导人数。

对于采用工作考察方式进行业绩考核的人员，在近3年内承办了案件，其所办理案件的质效和办案效果同样纳入考核范围。

3、任职资历 ①法律工作经历：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满20年的，得6分；15年以上不满20年的，得5.5分；10年以上不满15年，得5分；10年以下得4.5分。

②审判工作经历：在审判一线从事审判工作或审判研究、管理工作累计年限满20年的，得6分；15年以上不满20年的，得5.5分；10年以上不满15年，得5分；10年以下得4.5分。

③职级：副处级及以上得3分；正科级得2.8分；副科级得2.6分；科员级得2.4分。

具有在职法硕学历（学位）的得1分；具有全日制法学（法律）研究生学历的得1.5分。

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含律师资格考试）的，得1分。任职资历考量得分以15分封顶。

被考核人任职资历年限统计至2016年4月30日。

4、加分事项

参加考核人员在近三年工作期间（2013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具有下列情形的，可在业绩考核中予以加分：

（1）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市级（不含本院）审判业务类荣誉称号和奖项的，依次加1.5分、1分、0.5分，因其他工作获得荣誉的，依次加1分、0.5分、0.2分；

（2）年度考核优秀的，每年/次加0.5分；

（3）荣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的，分别加1.5分、1分、0.5分。

（4）妥善办理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的，加0.5分/件，重大社会影响以列入本院大要案化解案件范围为准，其他的需经院司改办研究确认；（5）发表与审判工作有关的论文文章的，国家级加0.5分/篇，省级加0.3分/篇。

（6）起草重要规范性司法文件的，每次/回加0.3分； 加分事项由个人在述职报告中提出，经分管院领导审核后，由本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最终研究确定。

同一工作获得不同层级奖项的，按最高分值计分，不重复计算，加分以5分封顶。

（五）推荐候选人

对参加遴选的人员，根据考试、考核及廉政考察结果分别统计出成绩，进行总成绩排名后，院党组将召开党组会，考虑每一项的得分情况，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根据省院确定的1:1.2的比例差额研究提出入额法官拟任人选名单（须排序）并公示，公示期满后将名单附相关材料报省高院遴选办公室审核。

研究提出拟任人员名单前，需征求本院纪检监察部门意见。被推荐人选违法、违纪情况经纪检监察部门查实的，不列入推荐名单。

（六）审议与任命

1、省高院将候选人名单及相关材料报送遴选委员会，由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确定拟任人选。

2、遴选委员会做出决定后，院党组在一定范围内公示遴选结果，按照法律程序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

浅议法官角色与职业本质 篇3

法官的社会角色、职业本质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只有首先对法官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何种角色正确定位，才能正确理解法官的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长期以来，我们对法官社会角色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存在误区。解放初期，法院属于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与此相适应，法官也就与行政人员一样，统称国家干部。直到现在，“公检法一家”，仍然是流行的大众话语。

在我国，由于一直将法院视为专政工具，因此法官的装束，向来与军人、警察大致相同-佩肩章，戴大沿帽。这种着装方式，直到法院系统开始启用“式”法袍，才成为历史。“2000式”法袍的启用，不同于前几次的换装，它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意味着对法官社会角色的认识在观念上有了质的变化。也许，相当一部分人并未意识到这点，仍然认为这只不过是简单的服装改变而已。在当今中国社会，各行各业配备制服、不断翻新制服花样的`现象，实在是太平常了。法院系统从开始启用法袍，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这也很正常。况且，法院与检察院、公安、武警、边防统属“政法战线”的组织体制，至今尚未改变，而“公检法一家”仍然为官方所认同。因此，我们还不能乐观地认为，人们对法官的社会角色和职业本色的认识已经彻底走出了以往的误区。

有人类社会，就有争端、纠纷;有争端、纠纷，就必然有解决争端、纠纷的裁决者。职业化的法官阶层形成的时间比较晚，它是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形成的。但是，作为争端裁决者的“法官”，早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出现。我们可以设想-在没有法院和法官的古代社会，当人与人之间发生争端、纠纷时，最早是采取“以牙还牙”的私力救济方式自行加以解决的。“以牙还牙”的私力救济方式必然导致“环环相报”，使纠纷永无休止，破坏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秩序。后来，为最终解决争端，当事人不得不选择他们一致认为是信得过的、不带偏见的、中立的第三者充当裁决者，将争端交由裁决者来了断。这种裁决者就是现代法官的雏形。

断定裁决者是否公正无私、能否主持公道，其标准是抽象的，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这种抽象的价值判断标准只有转化一种较为具体的事实判断标准，才具有可操作性，才能为当事人所认可。那么这种可操作的标准，应当是什么?那就是裁决者必须与争端的双方当事人保持中立。争端的当事人将其争端交由他人来定夺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裁判者必须是中立的第三方。因为只有当裁决者是“局外人”时，他才能超然于争端双方的利益之外，做到不偏袒任何一方的裁决。假如裁决者与争端的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他充当这一角色不合适。就象足球比赛的裁判一样，如果他从属比赛的其中一支球队，其地位和角色就不是中立的，也就难以做到不偏不倚、公正裁判。由此可见，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应当是，保持中立，不徇私情。

一提到法官的装束，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法官在法庭上头戴假发的情形。有的学者在探讨西方国家的法官为何要头戴白色假发时，指出这是因为法官应当以长者形象示人。审判是一项判断性的工作。判断需要借鉴生活、借鉴历史，需要深谙世理。法官要做到明辨是非、曲直，当然应当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经验。法官的装束与社会潮流不合，甚至显得有点“稀奇古怪”，还有其特别的隐喻。它表明法官对世俗社会要有一定程度的隔绝和超脱。这就是对法官行为规范的最基本要求。在社会关系比较简单的原始社会，裁决者(最早期的“法官”)并不是职业化的，他们只是在有争端的情况下才临时充当裁决者。那时候，一般只要求“法官”在处理纠纷时保持中立，也就是与争端双方当事人保持“等距离”，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争端繁多复杂，职业化法官随之出现。法官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只有保持独立性，不从属于任何阶层和社会力量，才能为全社会主持公道。所以，法官的独立性，是在中立性的基础上对法官整体提出的更进一步要求。此外，当今社会是一个高度信息化、思想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意识形态不断向法官“渗透”。法官只有对世俗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超脱，才能免受外界影响，确保其裁判案件时做到意志自由和独立判断。

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困难与出路 篇4

法院改革由审判方式改革(如加大当事人举证责任、改变庭审方式等)开始推进至审判组织改革(如还权于合议庭、独任庭，审判长选任制等)，由于改革仅在低层面上推进，而未注意到系统改革的跟进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带来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最高法院提出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应时出台，这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问题，属于诸项改革的关键之处，属“点睛之笔”。因为“在各项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作为基层法院，也面临法院职业化问题，法官职业化将有可能解决目前法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不实行法官职业化，基层法院的改革将受到瓶颈制约。同时作为全国法院中数量最多、法官人数最多的法院，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不推进，也会影响全国法院整体法官职业化建设步伐。笔者作为基层法院的一员法官，对此也倍加关注。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积极意义和实现途径论著颇多，我不再多作论述。现就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所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以及解决困难的途径，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所面临的困难1、法官员额少与案件数量多矛盾。根据最高院的意见，法官员额将根据审判任务量、辖区人口和面积、经济发展水平等各种因素在现有编制内合理确定。法官职业化实质和目标是法官的精英化，法官员额的确定，意味着法官数量的减少。这意味着目前在法院档案、政工、后勤等部门的“不办案法官”将不再有法官名义(这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也意味着目前在一线审判部门审理案件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中，为数不少的人员将不再有审理案件的.权限。这将进一步加剧人少案多的矛盾。以我院20民商事案件审理为例，年案件数是4733件，审判员(包括助理审判员)共33人，人均办案144件。如以现有审判人员1/2至1/3确定法官员额，人均办案将为288至432件，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数量也是比较高的，法官办案压力可想而知。

即使如此，集审判职务与行政职务于一身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以业务素质论，他们也是法官中的精英)，将占据大部分法官员额(在基层法院的话，如给予20―30个法官员额，可能已全部占据)。但目前此类人员办案数量极少，他们担当的职务所面临的行政管理、工件协调等行政事务相当繁重，此将使法官员额少与案件数量多的矛盾更加突出。目前取消院、庭长设置不现实，减轻他们的行政事务也不现实，不让他们占据法官员额更不现实，这是确定法官员额所面临的客观现实困难。

2、法官遴选困难。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步骤是抬高“职业准入”门槛，可能作为高级法院、中级法院相对容易达到，而基层法院则比较困难。法官遴选无非两条路径，一是从内部，一是从外部。从内部而言，近年来基层法院由于编制原因进人极少(如我院自1995年以来，只进了3个法律专业本科生)，内部人员多数年龄偏大，几年后法官员额出现空缺，可遴选对象有限。从外部而言，基层法院法官待遇低，法官地位不尊荣(在外人眼中法官即是公务员)，对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律人员吸引力不强。即使能遴选到，人员素质也会相对偏低，不能“来之即战”，法院还要投入大量精力、财力培训，此将失去法官遴选的价值。

3、法官职业化与目前基层法院司法任务有矛盾。基层法院目前解决的纠纷数量多，但案件相对简单，多集中在几大类型，以民事案件为例(民事案件无疑为基层法院案件大头)，多集中在婚姻类、侵权类、债务类案件。基层法院法官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事实认定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而事实问题认定主要有赖于法官的社会经验、人生阅历和司法技巧、技能的掌握，而非法学理论水平的高低。根据学者朱苏力的实证分析，基层法院大部分案件并不需要所谓职业化法官审理，提供给专业型、复合型、精英型法官施展才能空间不大。

4、法官职业化与社会对基层法官的要求有矛盾。法官职业化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离社会和民众现象，而这与当今社会和群众对基层法官的要求相反，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群众，都要求法官多充当“法律咨询人”的角色，要亲近社会、贴近民众。

二、解决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困难的出路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其面临的问题很多，涉及司法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经费保障等多个层次，很多问题不是凭法院一家所能解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在此过程中无所作为，相反，法院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形成科学系统的改革思路，从自身角度积极推进，以内部改革来促进

试论中国职业法官的定位与遴选 篇5

——在《关于保障律师依法履职的若干意见》

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天津市律师协会会长 杨玉芙

尊敬的张勇副院长、魏东副局长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今天，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天津市司法局在这里共同举行《关于保障律师依法履职的若干意见》会签仪式。首先，我代表天津市律师协会，代表天津市全体执业律师，对于多年来关心、支持律师工作的各位领导、各位法官、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 多年来，天津市高院、天津市司法局的领导，非常关心和支持天津律师事业的发展，非常注重律师执业权利的维护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市高院多次深入市律师协会进行调研、座谈，与广大律师进行交流、共同探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的各项问题。今天市高院与市司法共同签署的《关于保障律师依法履职的若干意见》是进一步贯彻中央有关部署，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在充分研究，征求律师意见，多次修改的基础上完成的，其制定着眼于律师工作实际，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履职，充分发挥了律师在诉讼中的作用，对维护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公平、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律师执业权益需要良好的司法环境，《意见》以推动法官与律师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正当交往、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在司法活动中依法履行各自职责，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为目标，尊重律师接受委托代理的辩护权利，贯彻立案登记制，规定了对律师阅卷权、知情权、调查取证权和人身安全等权利的保障措施；规定了律师免安检，建立更衣室，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方便律师参与诉讼的具体举措；规定了联席会议制度、业务交流机制、相互监督机制等，建立了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工作机制。

—3— 《意见》充分体现了近期召开的全国律师工作会议精神，也是深入贯彻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的最新政策措施，起草过程中充分听取和吸纳了律师协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制度设计与时俱进，办法措施有力到位，权利保障实实在在，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贯穿到了律师执业活动中的各个环节。这充分体现了改革创新的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性与实践性。我相信，《意见》的签署和实施，必将对天津律师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效果。

—4— 在各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同时，我们也将做好内部的管理工作。律师协会将依照章程的规定，在切实履行保障会员执业权利的同时，严格规范会员的执业行为，不断加强对会员执业的规范管理，着力加强律师队伍的素质建设，提高律师执业水平。让我们乘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东风，全面贯彻全国律师工作会议的精神，全面落实《意见》的各项规定，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律师工作改革发展，共同为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努力！

谢谢大家！

法官的职业道德（范文模版） 篇6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身体健康。特定条件 年满23岁

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2年，其中担任高级法院、最高法院法官，应从事法律工作满3年；

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1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2年。限制条件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任职回避

法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同时担任下列职务：

1.同一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 2.同一法院院长、副院长和审判员、助理审判员； 3.同一审判庭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 4.上下相邻两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2法官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 忠诚司法事业

1.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2.坚持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3.热受司法事业，珍惜法官荣誉，坚持职业操守，认真履行法官职责。

4.维护国家利益，遵守政治纪律，保守国家秘密，不从事或参与有损国家利益和司法权威的活动，不发表有损国家利益和司法权威的言论。

保证司法公正 维护司法独立

外部独立：独立于司法体系外的其他国家权力、其他影响

内部独立：应尊重其他法官审判职权，排除法院内部对法官独立审判的干涉 内心独立：法官要有独立意识，自觉作出裁判 确保公平公正

法官应坚持事实为根据，法律为准绳，合理行使裁量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

实体公正是目的，程序公正是保障。提高司法效率

严守时限；充分考虑效率因素；监督当事人及时完成诉讼 公开审判

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同时避免司法审判受到外界的不当影响

遵守回避制度

1.既要遵循诉讼法关于回避事由的规定，同时，还应考虑其他虽然不会影响公正裁判、但可能引起公众合理怀疑的情况，还要考虑认为自己可能无法确保自己公正的情况。保持中立地位

1.应当平等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得以其言语和行为表现出任何歧视，并有义务制止和纠正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员的任何歧视性言行。

2.法官应注意到由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居住地等因素而可能产生的差别。3.禁止法官的单方接触。任职回避

法院领导干部和在法院业务岗位的法官，其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为当事人提供诉讼代理或者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应当实行任职回避。抵制人情案关系案

1.法官应尊重其他法官审判权，除履行职责或通过正当程序外，不过问、不干预、不评论其他法官正在审理的案件。

2.法院领导和上级法院工作人员，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向审判组织和人员过问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得向审判组织和人员批转涉案材料。

3.根据职责需要提出指导意见时，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或由承办人记录在案，并由承办人将相关文字资料存入案件副卷备查。确保司法廉洁

不得接受诉讼当事人的钱物和其他利益。

不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不利用职务便利或者法官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不违反规定与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不正当交往，不在执法办案中徇私舞弊。据此，法官对于诉讼当事人的任何利益都应当拒绝接受 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

法官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不在企业及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法律顾问等职务。不论这种兼职或咨询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都在禁止之列。

不得为他人经济活动提供担保；不得利用职务影响买卖股票和向他人推荐股票 不得以其身份谋取特殊利益。

1.法官应妥善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不利用法官身份寻求特殊利益。

2.法官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教育督促家庭成员不利用法官的职权、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坚持司法为民 司法便民

法官应当认真执行司法便民规定，努力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必要的诉讼便利，尽可能降低其诉讼成本。

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1.法官应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避免盛气凌人、“冷硬横推”等不良作风； 2.尊重律师，依法保障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权利。3.尊重并礼貌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4.法官应当认真、耐心地听取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发表意见；除非因维护法庭秩序和庭审的需要，开庭时不得随意打断或者制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发言。维护司法形象

坚持文明司法遵守司法礼仪

1.按照有关规定穿着法官袍或者法官制服、佩戴徽章，并保持整洁； 2.准时出庭，不缺席、迟到、早退，不随意进出； 3.集中精力，专注庭审，不做与审判活动无关的事；

4.使用规范、准确、文明的语言，不得对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有任何不公的训诫和不恰当的言辞。加强自身修养

法官应当培育高尚道德操守和健康生活情趣：

1.法官应当加强修养，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忠实地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法官应当具备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念，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

3.法官有权利并有义务接受教育培训，具备审判工作所必需的知识和专业能力。

4.法官在日常生活中，应当严格自律，行为检点，培养高尚的道德操守，成为遵守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的楷模。约束业外活动

法官不参加不适当的司法外活动，而且在参加适当的职务外活动时应当尽量避免该行为与司法职责相冲突，以维护法官职业形象和司法尊严，增加社会对司法的信任。根据《基本准则》的规定，主要包括。

1.法官从事各种职务外活动，应当避免使公众对法官的公正司法和清正廉洁产生合理怀疑，避免影响法官职责的正常履行，避免对人民法院的公信力产生不良影响。法官可以参加有助于法制建设和司法改革的学术研究和其他社会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应当以符合法律规定、不妨碍司法公正和维护司法权威、不影响审判工作为前提。

2.法官必须杜绝与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和良好习惯相违背的，可能影响法官形象和公正履行职责的不良嗜好和行为。

3.法官应当谨慎出入社交场合，谨慎交友，慎重对待与当事人、律师以及可能影响法官形象的人员的接触和交往，以免给公众造成不公正或者不廉洁的印象，并避免在履行职责时可能产生的困扰和尴尬，特别是严禁乘警车、穿制服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维护司法形象 约束业外活动

4.法官发表文章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时，应当保持谨慎的态度，不得针对具体案件和当事人进行不适当的评论，避免因言语不当使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5.法官在职务外活动中，不得披露或者使用非公开的审判信息和在审判过程中获得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其他非公开的信息。检察制度

1检察制度的历史 检察制度的雏形

13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英国检察官是由为国王办理财产诉讼的律师演变而来 法国检察官是由封建庄园的管家演变而来 现代检察制度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

受三权分立学说影响，出现了侦控与审判完全分离的制度，“不告不理”原则得到重新确认。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检察机关多隶属于行政机关，任务主要是刑事诉讼，不承担法律监督职能

2我国检察制度的特征

独立的宪法地位 检察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下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国家机关 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与纯粹将检察机关定位为公诉机关的国家不同，我国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的力度上比较大，包括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等。实行检察一体化原则

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工作。

各级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

最高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上级检察院领导下级检察院工作。3检察制度的基本原则 检察权统一行使

又称检察一体原则，是指各级检察机关、检察官依法构成统一的整体，在行使职权、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实行“上命下从”，即根据上级检察机关、检察官的指示和命令进行工作。检察权独立行使原则

是指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原则

试论中国职业法官的定位与遴选 篇7

实现司法公正，是法官的使命;提高法官素质，是司法改革的基石。衡量一个法官是否完成了司法公正的使命，标准就是看他是否严格按照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来处理各种案件;法官要想完成司法公正的使命，就必须具有较高的素质，法官素质是蕴于法官独立中的价值判断。

法官素质是指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员应具备的政治和业务各个方面的素质，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法官素质的全部内涵。法官的素质包括那些要素?衡量法官素质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尽管各国的实践不同，在法律或惯例的基础上形成的标准也不同，但是概括而言，各国都把法官候选人是否具有优良素质作为惟一的选拔标准，并力图缩小甚至排除其他非素质因素，如性别、种族、地位、宗教信仰、政治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各国也没有对优良素质的具体标准形成一致的意见。我认为，现代法官的素质标准是由现代法律的发展以及现代法治对法官的要求所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人们可能提出不同的法官素质标准，即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人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官素质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在现阶段，作为一名法官必须具备如下素质：

一、 崇尚法律的精神和信念。

今天的社会是法律统治的世界，是法治社会。从亚里士多德的“良好的法律是最好的统治”到马克思的“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从西方的法律契约自由精神到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经昭示：一个国家在治理社会时，必须把法律奉为治国之法宝或自由的保障，崇法必须也必将会成为国家或公民的一种精神和信念;没有这样的信仰，依法治国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所谓崇法，就是要有一种捍卫正义和公平的精神，具备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当事人尽心办事、全力负责的信念，崇尚法律、相信法律、敬重法律。我认为，目前中国的法律状况，主要问题不是法律欠缺，而是法律得不到公正的实施和遵守，法律制度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尊严与威望。法律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法律是否体现了应有的正义和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特别是法官是否具有崇法的精神和信念;具有这种精神和信念的人，必然对法律也充满着无限爱心和敬意，甚至把法律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或可以献身的事业，因而法律所体现的尊严和权威就非常理想。特殊的职业必须选择特殊的人才胜任，在我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法官是否崇尚法律，法律是否至高无上并受到他的尊重，这是衡量中国社会是法治还是人治的尺子，针对中国的法律传统，最为重要的是要真正培养、造就一批合格、正直、有法律精神、崇尚法律的法官。

二、 优良的法律职业能力和专业适应能力。

法律职业能力是指从事司法工作所必须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法律实践经验、洞察力、判断力、写作能力、交往能力等专业技能。

专业知识是从事法律工作的起码要求，是职业能力的基础。在法律高度发达和复杂化的现代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春秋决讼”之类的故事重演。

法律实践是职业法律家的真正摇篮，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教育背景或者法律专业知识，如果没有一定时间的法律实践，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职业法律家。法律是社会生活规律的反应，只有通过使用法律的实践才能深刻体会法律的内在理念和精神，使专业知识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并生动起来，才能把专业知识转化为专业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实践经验是一个人理解案件事实真相、掌握案件事实的实质以及找到解决纠纷的合理方式的必要条件;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书生所难以想象的，案情的发展往往有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多种可能性，只有那些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且善于从实践中学习的人，才能成为职业法律家。

专业技能是法官把法律应用于裁决案件或解决社会纠纷的能力，也可以称为“专业适应能力”。它大致可以分为天赋的能力和学得的能力，其中学得的能力是主要方面，是经过长期训练获得的，是专业适应性的重要表现。与专业知识相比，专业技能是天赋、学习和实践等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学习的结果;专业技能是一个人能否持续地从事法律工作的决定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知识背景或文化素养。

三、良好的品性和德行。

所谓司法品性，是指从事司法工作所必备的守法、公正、廉洁等道德品质和博爱、耐心等性格特征。

法律是外化的道德，违法就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法官作为执法者，身穿国家制服，代表国家形象，必须处处严于律己，带头守法，以法律的准绳要求自己，正所谓，先正己、后才能正人。法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法者的自觉守法来张扬的，法律应有的尊严和威信也体现在法官的带头守法中。作为法官，除了一手拿着宝剑以制裁罪恶，更重要的一手是要握着天平以教育人民、弘扬正气。所以法官的守法观念、言传身教就特别重要。

法官道德品质的要求包含着社会公德的要求，如果一个人不能恪守社会公德的要求，就不完全具备法官的道德品质。“公正”、“廉洁”等道德规范，同司法也有特别紧密地联系，是司法工作中特别敏感、特别重要的道德规范，法官必须模范遵守。

法官的性格特征是司法工作对法官性格、倾向和态度的特殊要求，如博爱、耐心、宽恕、人权意识等性格特征。虽然法官的性格特征与天生的性格倾向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是通过长期的道德修养形成的个性特征。

四、 护法的胆识与使命。

任何法律的实施，都不可避免的碰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我国权与法、法与情的争斗是常有之事。法官按其使命来说是要献身于法律正义的，作为正义的守护神，他随时要和各种公然藐视法律的不法行为抗争，甚至必要时付出生命。为什么在我国同是一部法律，同是一个案件，在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地区，却会有不同的结论，除了立法中弹性高、法规不明确的客观因素外，另一原因，法官没有护法的胆识和责任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在法律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要面面俱到、没有遗漏，以便法官可以“照单请客”、“对号入座”这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法律是有限的，而社会生活和事实却是无限的，“有限的

”法律和“无限的”事实之间，“稳定的”法律和“多变的”现实之间、“滞后的”法律和“超前的”社会之间是中外法学家探讨至今都无法解决的难题，只要社会发展一天，法律存在一天，这样的矛盾或差距就会存在一天。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的漏洞是必然存在的，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可能奏效的。解决这一弊端的可行出路还得要倡导法官要有护法的勇气与精神，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法律受到其他外部压力的影响和冲击的情况下，法官坚定的法律信念、坚实的法律精神和正确的法律意识就起很大作用。护法而且是忠实的护法这是解决我国法律危机的最好矫正剂，法官勇于护法这是时代的要求，是职责的使然。

法官素质并非天生，而是通过统一的严格的教育培训并在长期司法实践的锻炼中逐步养成的。提高法官素质，应该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

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对于提高法官素质，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法官队伍，确保“公正与效率”的实现，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不具备法律专门知识和职业道德的人进入法院，给法官素质的提高造成人为的困难。因此，必须彻底转变观念，提高对法官职业特点的认识，树立职业化人才兴院的思想，把那些符合法官条件的优秀的法律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把法官队伍建设成一支高素质的德才兼备的职业化群体。

二、改革教育培训制度，搞好法官素质教育。

1、 加强对法官审判技能的培训。

我国目前把法官培训的重点放在法律、法规的培训上，而没有把审判技能的培训放在首要位置。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官培训内容是多方面的，但重点是审判技能的培训。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应加强法官审判技能的培训，提高法官巧妙运用法律的能力，提高他们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各类复杂案件的能力。

近年来，全国法院加大投入，不断举办各种业务培训班，对提高法官队伍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短期培训，对于提高法官职业化素质还远不够。法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司法活动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因此，要改革现职法官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健全与法官选任相配套的法官职业专门培训体系，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培训制度。要处理好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的关系、重点突出与整体推进的关系，做到有的放矢。教育培训的目标是要着力于从整体上、根本上提高法官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努力建设一支符合“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方针，能够保持与时俱进、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高素质的职业化法官。

2、 导入终身教育理念，提高法官专业素质。

终身教育就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再教育再培训，使之不断适应职业和未来发展需要，该理念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和采纳，我国注册会计师、律师等行业也广泛采用。我国法官法对法官接受终身再教育做出了明确规定，过去法官靠一纸文凭享用一生，削弱了各方面接受再教育再培训的动力。法官当前接触的案件数量越来越多，难度越来越大，只有不断接受教育，提高内在素质，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才能准确裁断各类案件。对法官的教育培训应构建以终生教育理念为总指导思想的运行机制，使法官视学习和提高技能为内在自觉行动乃至生活方式之一，以实现专家化的培养目标。

三、建立法官职业保障机制。

1、 建立法官的职业权力保障制度。

要建立法官的职业权力保障制度。法官行使审判权，往往涉及到方方面面，涉及到当事人的利益，涉及到部门、地区间的利益，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干扰，甚至出现“以暴抗法”、“以权压法”。有的法官在暴力抗法下被打伤打死，法律天平在干扰中失衡。因此，要进行司法体制深层次的改革，建立法官职业权力保障制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从制度上和机制上确保法官在党的领导下和人大的监督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

2、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首先要转变观念，要坚持中央关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指导思想，切实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先”，营造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其次是要建立有利于发挥人才效能的用人机制，逐步提高法官的工资待遇，并建立各种激励约束机制，创造良好的环境，用良好的机制和环境吸引人才，努力实现法官人才资源的优先开发与积累。

四、改进法官遴选机制，提高法官人品道德素质。

法官之所以能够担当维护社会正义和良知的角色，不仅在于法官具有优秀的法律专业知识，还在于法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品和道德素质。为了保证法官的综合素质，各国在明确规定外在的法官资格标准之外还设计了复杂、公开、吸收社会各界和政府机构广泛参与的法官遴选机制，力图通过选举、听证、任命等各种方法，确保候选人不仅具有表面的专业知识和素质，而且具有优秀的品德、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广博的知识结构等深层的内在素质。

法官的人品道德标准主要靠法官任命制度的设计和实施来保障。我国法官法虽然提高了法官业务素质标准，但是并没有就如何保证法官的人品道德素质提出可行方案或措施。鉴于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更多的集中在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等司法道德问题上，法官的业务素质与人品道德素质相比，后者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设计和改进法官的遴选机制，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我国法官遴选机制可以进行如下改进：

1、 提高人大常委会在法官任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在，虽然从法律上来看，法官的任命由人大常委会决定，但事实上，人大的任命只是走过场而已，人大常委会对法官候选人的情况了解仅仅限于法院提供的材料，对于其专业素质，特别是品德才能等综合素质的了解极其表面和肤浅，难以真正行使法官任命权。因此人大常委会内部应当设立专门委员会承担起对法官的任命前期审查、听证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向常委会提出建设性意见。

2、 通过遴选制度为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提供保障。

法官由同级人大任命，法院又对同级人大负责，这就使得法官的来源具有极大的地域限制和行政限制，极易造成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的地位无法保障。在设计法官遴选制度时，要考虑如何通过遴选制度来保障法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如由上一级人大考察任命下一级法院的法官。

3、 增强法官任命制度的公开性和公正性。

法官的任命或选举应该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代表参加，听取法律专家对候选人的专业、执业、人品、能力等综合素质进行评价。对拟任命法官的有关情况应当通过媒体或其他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4、 完善社会对法官工作的评价机制。

一定程度的公众评价和工作汇报能够起到剔除个别通过了任命审查而又不合格的法官的作用;公众、法院或人大专门委员会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比如任内工作考核、升迁考核等方法，对于法官的工作进行评价。但在设计这种程序时要注意保证司法和法官的独立性，防止出现对于独立司法权的干预。

总之，法官的专业、道德和工作素质必须提高，我们要在已经实行了统一司法考试的基础上，及时进行法官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培训制度、法官遴选制度、考核升迁制度、弹劾

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思考解析 篇8

法学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但其相对自然科学来说，又是一门准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法学特别是司法理念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些法律原则和法学理论都随着历史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是专政的工具，所处理的事务范围无非是打击敌人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在整个国家的动力结构中只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角色，然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却将法院推到了权力的前沿，成为社会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当行政权力不再主导经济生活的时候，当法治的合理性、正当性得到越来越深刻的认同的时候，法院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深度进入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过程中，而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权力。

法院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员，其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水准对社会正义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活动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必须要求具有高深的法学理论知识，崇高人格和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理解力的法官群体来对法律进行准确的解释和适用，进而调整其作用的社会关系。法官除应具备国家公务员的任职条件外，还应当具备其它一些特殊的职业要求，即法官的被动性和中立性。但多年来，尤其是在“法官法”施行前，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却一直被忽略了。因此，在当今的中国，建设现代法官制度，走法官职业化之路，是时代迫切要求。

一、法官职业化进程的困难

1、全局性的问题。法官职业化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几年来在最高法院的推动下，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是处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国家2002年确立了司法考试制度，并规定法官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择优选任，但至今未见出台有关的具体规定，司法考试制度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司法改革是一项全局性的宏大系统工程，它涉及宪法和法律的修改及相关部门利益的调整，法院体制创新的问题，因而最高司法机关是不能也不可能进行全局、全方位的司法改革。据互联网报道，2003年“非典”时期，中央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最高司法机关积极行动，但在讨论和论证时，部分法学专家出现了一些过激和敏感的言论，以致这次极不容易起动的改革在中央层面搁浅。因此我国的司法改革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2、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进行行政化管理的问题。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司法独立，这种独立不仅指司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单独存在，行使独立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支撑这种机制的一套知识体系亦是独立的，它具有自身运行的理念和逻辑，具有自家独立的语言系统。而在中国当今的司法体制之下，支撑法律规定司法独立的知识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在地方党政机关首长的思维体系中，司法独立的理念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在地方行政首长的眼中，法院只是为地方中心工作服务的工具，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可以强令法院违规实施破产，按照政府的意图强制实施拆迁。在地方党政首长的这种知识体系的支撑下，司法不可能展现自己独有的逻辑，造成地方政府对法院的行政化管理，司法权力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不听话的法院领导随时有受到指责的危险，不得不参加地方的招商引资和选优评差活动。在司法不能展现自己独有的逻辑的状况下，何谈司法独立和法官职业化，法官职业化只能是空想。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不能完全服从于法律。指望通过最高法院几次教育整顿便可以使法院院长及法官们秉公执行而不考虑地方领导的意志是徒劳的，这是要求他们在做超越人性的事。在法院管理行政化的体制下，法官职业化建设也就丧失了应具备的基础和条件。

3、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院的地位问题。中央“十六”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号召，而法治国家要求法院应居于社会关系调整过程的重要地位。我国的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当边缘化的地位，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要演变成法律问题，这就意味着司法权的影响力不仅及于狭义的法律领域，而应是整个政治权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法院越来越多地对政府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议会立法的合宪性作出判断，而我国的法院至今仍在夹缝中生存，“人财物”等重要生存环节依赖于同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过是地方党政机关的下属科局而已，并且不是重要的科局，这是因为法院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会给地方行政首长的政绩添光加彩。因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必须对法院的地位予以明确，地位明确之后，才可以引发全社会对法院地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只有在人们认识到法院应成为整个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之后，法官的职业化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其进程才能加快，效果才能明显。而中国的法院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处在国家权力结构的边缘地位，司法改革和法官职业化仍将处在缺少政治保证的环境之中。

二、法官职业化的改革

要实现司法公正，重要的问题仍在于制度，只要认真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多半是源于制度的缺陷，而非法官的个人品行。当今司法公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人们对所谓的司法腐败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可以说这为法官职业化注入了难得的契机和动力。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化制度，我们认为，下面的几个设想值得考虑。

1、改变目前司法权实际从属于地方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与行政管辖范围完全重合，宪法规定法院院长以及法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财政也完全受制于地方，这直接导致地方法院对地方的严重依赖。甚至在中国还存在企业管理的法院，如铁路法院，森林法院，石油法院等。本来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却变成了从属于并听命于地方或是企业的法院，于是地方法院各为其主，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统一性的依赖，司法的公信力明显下降，以至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该体制弊端的解决，部分学者和法院人士比较热衷于“法院重直领导”的改革方案，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误区，这种方案虽然改变了法院从属地方的缺陷，但却造成下级法院从属于上级法院的后果，而司法独立的本质应该是法院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每个法院从行政上应独立于它们的上级法院和地方机关，只有这样才是法院应具备的“人格”。“重直领导”说，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亦是值得研究的，在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法官的待遇是相当高的，“重直后”，最高法院能否解决他们的高待遇问题，就是解决了，落后地区法院的法官待遇是否应同发达地区法官的待遇一致，这部分资金如何解决。所以这种方案是不可取的。最客观的方案就是在不与宪法和法律冲突的情况下，即在保证改革的合法性前提下，可以从制度上确保法官职业化的进程。在人事上，法院院长及法官的选任仍由地方组织部门和上级法院负责，然后履行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程序，但要对法官的员额加以严格的限制。同时以党的文件形式规定地方组织部门和人大不得以任何非法定的理由和非经法定程序对法官特别是法院院长进行调整、调动和交流，从而确保其法定的任期。在财政上，按照法官的待遇高于同级公务员的法律规定，及法院物质装备的实际需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法院经费数额，交由地方权力机关审议批准，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由行政机关给予严格的执行，即将法院的物质装备和经费在法律层面上给予保证，无需法院再耗费精力到行政机关去谋取。这种作法，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地方对法院的非正常控制。以上关于法院人事和财政问题的变革，不涉及法律的修改，操作也易行。只有在法院取得了基本的独立之后，法官的职业化和法官追求正义的热情与智慧便会被激活。法院和法官才取得了法律上独立的“人格”。法官职业化才能取得进行操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2、尽快落实法官职级与待遇挂钩。法官的职级已经评定，但始终没有与待遇挂钩，法院法官的待遇仍然套用行政级别，“法官法”规定的法官待遇适当高于公务员的规定没有实现。因法官的待遇低下，造成法院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法院很难引进高层次和高素质的人才，再就是留不住现有的高层次人才。另外由于编制的限制高层次人才进不来，而现有的不符合“法官法”要求的法官又不想退出法院的两难境地，所以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最高院必须推动有关国家机关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要因为法官整体的素质低，就不愿提升法官的待遇，这样将造成恶性循环，法官的整体素质随着人才的流失可能进一步降低，只有提高法官的待遇，才能吸引到高层次的人才，只有高层次、高素质人才，才能确保司法公正，素质低下的法官才能逐步丧失审判权或退出法院。在法官待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问题上，最高法院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最高院包括财政部为何不利用从提升法官待遇这个投入较少的手段，来换取司法公正这个最大的价值（回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法官高薪，才有法官的职业化。在不违背现行的财务制度的前提下，对各级法院可在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过程中，对担任法官职务的法官给予相应的补贴，增强法官职业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3、改变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倾向。行政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首长负责任，强调行政首长的个人权威，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在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进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下，法院的院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迎合和服从地方首长的意志，特别是在工作中，法院院长的潜意识也在支配其为地方中心工作服务，这样就给法官的管理带来行政化的问题。法院为了地方的利益及地方党政首长个人意志的需要不得不以牺牲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司法权威为代价，来迎合地方党政机关，这就迫使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加强了对法官的控制。本来中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就不高，监控加强的结果就是法官权力的虚化和内心的失落，加之当事人及律师的鄙视使法官进一步失去责任心和荣誉感，愈加不思进取，不注重学习和提高素质，重大和疑难案件推给院长或审委会就算完成任务，即使事后证明案件判错了，法官也不担责，同时也为部分法官故意误导审委会提供了条件，审委会成了少部分法官逃避责任的有力稻草。由于法官的责任心不强，业务能力处于较低的状态，又导致对法官进行更加严厉监控的正当性。现在法院内部的错案追究制，人大的监督办法的出台，检察院法律监督力度的加强，正是法官管理行政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在这种形势下，法官的独立意识、中立意识和责任意识无法养成，从而无法形成追求公正司法的风气，法官的权威亦无法形成。没有法官的权威，就没有司法的权威，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可以说现在已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准，这就造成中国为何多年来不能产生著名法官、检察官、律师根本原因。纠其原因就是在当今的体制之下，中国法官没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所致。因此在改革时应对此问题引起重视，解决的途径就是加强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的职责，弱化审委会的职能，使法官真正成为行使司法权力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法官职业从大从化向职业化的转变。

4、尽快实行法官员额制。法官员额制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以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和足够的重视。目前我国对法官按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以致法官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而法官员额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法官的数量由法律加以规定，法官的任命和罢免应依照、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赋予法官弹劾申辩权的制度。通过法官员额制，可为法官抵御非正常的干扰创造条件，法官员额制将从技术层面使法官被免除资格或调离审判岗位的随意性受到限制。由于没有实行法官员额制，造成法官地位不稳定，很容易使那些敢于抵制非法干扰的法官（包括院长）被调离审判岗位或被调离法院，从而使追求司法公正的个人努力变得苍白无力。另外，可以使被免除法官资格的法官获得一个申辩的权力，让那些非正常的干扰暴露在阳光之下，从而约束非法干预行为的实施，在法官和非法干扰之设立一道防火墙，确保法官能够以自己的学识、良心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公正地审理案件。现在各级法院在国家未来实行法官员额制的情况下，可进行法官助理制度的研究和探讨，并尽快实行法官助理制度，将审判权赋予少部分具有高尚人格和掌握高深法学知识，并对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理解力的法官，这对司法权威的树立，法院公信力的提升极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