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思考解析

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思考解析（共8篇）

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思考解析 篇1

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思考

法学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但其相对自然科学来说，又是一门准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法学特别是司法理念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一些法律原则和法学理论都随着历史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是专政的工具，所处理的事务范围无非是打击敌人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在整个国家的动力结构中只是一个非常边缘化的角色，然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却将法院推到了权力的前沿，成为社会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当行政权力不再主导经济生活的时候，当法治的合理性、正当性得到越来越深刻的认同的时候，法院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深度进入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过程中，而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权力。

法院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便是这道防线的守门员，其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道德水准对社会正义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司法活动是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必须要求具有高深的法学理论知识，崇高人格和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理解力的法官群体来对法律进行准确的解释和适用，进而调整其作用的社会关系。法官除应具备国家公务员的任职条件外，还应当具备其它一些特殊的职业要求，即法官的被动性和中立性。但多年来，尤其是在“法官法”施行前，法官职业的特殊性却一直被忽略了。因此，在当今的中国，建设现代法官制度，走法官职业化之路，是时代迫切要求。

一、法官职业化进程的困难

1、全局性的问题。法官职业化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几年来在最高法院的推动下，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只是处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国家2002年确立了司法考试制度，并规定法官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择优选任，但至今未见出台有关的具体规定，司法考试制度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司法改革是一项全局性的宏大系统工程，它涉及宪法和法律的修改及相关部门利益的调整，法院体制创新的问题，因而最高司法机关是不能也不可能进行全局、全方位的司法改革。据互联网报道，2003年“非典”时期，中央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最高司法机关积极行动，但在讨论和论证时，部分法学专家出现了一些过激和敏感的言论，以致这次极不容易起动的改革在中央层面搁浅。因此我国的司法改革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2、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进行行政化管理的问题。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司法独立，这种独立不仅指司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单独存在，行使独立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支撑这种机制的一套知识体系亦是独立的，它具有自身运行的理念和逻辑，具有自家独立的语言系统。而在中国当今的司法体制之下，支撑法律规定司法独立的知识体系已基本形成，但在地方党政机关首长的思维体系中，司法独立的理念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在地方行政首长的眼中，法院只是为地方中心工作服务的工具，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政府可以强令法院违规实施破产，按照政府的意图强制实施拆迁。在地方党政首长的这种知识体系的支撑下，司法不可能展现自己独有的逻辑，造成地方政府对法院的行政化管理，司法权力地方化，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不听话的法院领导随时有受到指责的危险，不得不参加地方的招商引资和选优评差活动。在司法不能展现自己独有的逻辑的状况下，何谈司法独立和法官职业化，法官职业化只能是空想。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不能完全服从于法律。指望通过最高法院几次教育整顿便可以使法院院长及法官们秉公执行而不考虑地方领导的意志是徒劳的，这是要求他们在做超越人性的事。在法院管理行政化的体制下，法官职业化建设也就丧失了应具备的基础和条件。

3、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法院的地位问题。中央“十六”大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号召，而法治国家要求法院应居于社会关系调整过程的重要地位。我国的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相当边缘化的地位，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要演变成法律问题，这就意味着司法权的影响力不仅及于狭义的法律领域，而应是整个政治权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法院越来越多地对政府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对议会立法的合宪性作出判断，而我国的法院至今仍在夹缝中生存，“人财物”等重要生存环节依赖于同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过是地方党政机关的下属科局而已，并且不是重要的科局，这是因为法院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会给地方行政首长的政绩添光加彩。因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必须对法院的地位予以明确，地位明确之后，才可以引发全社会对法院地位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只有在人们认识到法院应成为整个国家政治权力格局中的重要力量之后，法官的职业化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其进程才能加快，效果才能明显。而中国的法院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处在国家权力结构的边缘地位，司法改革和法官职业化仍将处在缺少政治保证的环境之中。

二、法官职业化的改革

要实现司法公正，重要的问题仍在于制度，只要认真观察，我们就可以发现，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司法不公甚至司法腐败，多半是源于制度的缺陷，而非法官的个人品行。当今司法公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人们对所谓的司法腐败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可以说这为法官职业化注入了难得的契机和动力。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化制度，我们认为，下面的几个设想值得考虑。

1、改变目前司法权实际从属于地方的问题。在现行体制下，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与行政管辖范围完全重合，宪法规定法院院长以及法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财政也完全受制于地方，这直接导致地方法院对地方的严重依赖。甚至在中国还存在企业管理的法院，如铁路法院，森林法院，石油法院等。本来是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却变成了从属于并听命于地方或是企业的法院，于是地方法院各为其主，破坏了人们对法律统一性的依赖，司法的公信力明显下降，以至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该体制弊端的解决，部分学者和法院人士比较热衷于“法院重直领导”的改革方案，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误区，这种方案虽然改变了法院从属地方的缺陷，但却造成下级法院从属于上级法院的后果，而司法独立的本质应该是法院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每个法院从行政上应独立于它们的上级法院和地方机关，只有这样才是法院应具备的“人格”。“重直领导”说，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亦是值得研究的，在少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法官的待遇是相当高的，“重直后”，最高法院能否解决他们的高待遇问题，就是解决了，落后地区法院的法官待遇是否应同发达地区法官的待遇一致，这部分资金如何解决。所以这种方案是不可取的。最客观的方案就是在不与宪法和法律冲突的情况下，即在保证改革的合法性前提下，可以从制度上确保法官职业化的进程。在人事上，法院院长及法官的选任仍由地方组织部门和上级法院负责，然后履行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程序，但要对法官的员额加以严格的限制。同时以党的文件形式规定地方组织部门和人大不得以任何非法定的理由和非经法定程序对法官特别是法院院长进行调整、调动和交流，从而确保其法定的任期。在财政上，按照法官的待遇高于同级公务员的法律规定，及法院物质装备的实际需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法院经费数额，交由地方权力机关审议批准，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由行政机关给予严格的执行，即将法院的物质装备和经费在法律层面上给予保证，无需法院再耗费精力到行政机关去谋取。这种作法，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地方对法院的非正常控制。以上关于法院人事和财政问题的变革，不涉及法律的修改，操作也易行。只有在法院取得了基本的独立之后，法官的职业化和法官追求正义的热情与智慧便会被激活。法院和法官才取得了法律上独立的“人格”。法官职业化才能取得进行操作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2、尽快落实法官职级与待遇挂钩。法官的职级已经评定，但始终没有与待遇挂钩，法院法官的待遇仍然套用行政级别，“法官法”规定的法官待遇适当高于公务员的规定没有实现。因法官的待遇低下，造成法院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法院很难引进高层次和高素质的人才，再就是留不住现有的高层次人才。另外由于编制的限制高层次人才进不来，而现有的不符合“法官法”要求的法官又不想退出法院的两难境地，所以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最高院必须推动有关国家机关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不要因为法官整体的素质低，就不愿提升法官的待遇，这样将造成恶性循环，法官的整体素质随着人才的流失可能进一步降低，只有提高法官的待遇，才能吸引到高层次的人才，只有高层次、高素质人才，才能确保司法公正，素质低下的法官才能逐步丧失审判权或退出法院。在法官待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问题上，最高法院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最高院包括财政部为何不利用从提升法官待遇这个投入较少的手段，来换取司法公正这个最大的价值（回报）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法官高薪，才有法官的职业化。在不违背现行的财务制度的前提下，对各级法院可在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的过程中，对担任法官职务的法官给予相应的补贴，增强法官职业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3、改变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倾向。行政管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首长负责任，强调行政首长的个人权威，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在地方党政机关对法院进行行政化管理的模式下，法院的院长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迎合和服从地方首长的意志，特别是在工作中，法院院长的潜意识也在支配其为地方中心工作服务，这样就给法官的管理带来行政化的问题。法院为了地方的利益及地方党政首长个人意志的需要不得不以牺牲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司法权威为代价，来迎合地方党政机关，这就迫使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加强了对法官的控制。本来中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就不高，监控加强的结果就是法官权力的虚化和内心的失落，加之当事人及律师的鄙视使法官进一步失去责任心和荣誉感，愈加不思进取，不注重学习和提高素质，重大和疑难案件推给院长或审委会就算完成任务，即使事后证明案件判错了，法官也不担责，同时也为部分法官故意误导审委会提供了条件，审委会成了少部分法官逃避责任的有力稻草。由于法官的责任心不强，业务能力处于较低的状态，又导致对法官进行更加严厉监控的正当性。现在法院内部的错案追究制，人大的监督办法的出台，检察院法律监督力度的加强，正是法官管理行政化带来的直接后果。在这种形势下，法官的独立意识、中立意识和责任意识无法养成，从而无法形成追求公正司法的风气，法官的权威亦无法形成。没有法官的权威，就没有司法的权威，法院裁判的公信力可以说现在已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准，这就造成中国为何多年来不能产生著名法官、检察官、律师根本原因。纠其原因就是在当今的体制之下，中国法官没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所致。因此在改革时应对此问题引起重视，解决的途径就是加强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的职责，弱化审委会的职能，使法官真正成为行使司法权力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法官职业从大从化向职业化的转变。

4、尽快实行法官员额制。法官员额制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以前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和足够的重视。目前我国对法官按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以致法官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而法官员额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法官的数量由法律加以规定，法官的任命和罢免应依照、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赋予法官弹劾申辩权的制度。通过法官员额制，可为法官抵御非正常的干扰创造条件，法官员额制将从技术层面使法官被免除资格或调离审判岗位的随意性受到限制。由于没有实行法官员额制，造成法官地位不稳定，很容易使那些敢于抵制非法干扰的法官（包括院长）被调离审判岗位或被调离法院，从而使追求司法公正的个人努力变得苍白无力。另外，可以使被免除法官资格的法官获得一个申辩的权力，让那些非正常的干扰暴露在阳光之下，从而约束非法干预行为的实施，在法官和非法干扰之设立一道防火墙，确保法官能够以自己的学识、良心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公正地审理案件。现在各级法院在国家未来实行法官员额制的情况下，可进行法官助理制度的研究和探讨，并尽快实行法官助理制度，将审判权赋予少部分具有高尚人格和掌握高深法学知识，并对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理解力的法官，这对司法权威的树立，法院公信力的提升极具现实意义。

营口开发区法院

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思考解析 篇2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明确了教育信息化对教育发展的重要性,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年) 》指明了教育信息化的核心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并将“基本建成人人可享有优质教育资源的信息化学习环境”作为第一发展目标。这表明:数字教育资源是信息技术融合的重要基础, 没有数字教育资源的教育信息化, 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前武汉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核心工程是武汉教育云示范工程, 即国家教育资源公共管理服务平台规模化应用试点工程。武汉教育云的重点是数字教育资源的规模化应用。应用的前提是建设, 因此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就成为目前武汉教育云的先导工程和基础工程。

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因其涉及面广, 种类繁多,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涉及人力、财力、物力, 集合了机制建设、综合管理、技术规定、人员调配等综合因子, 需要高度的责任心和集体智慧, 其中更有很多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笔者有幸参与武汉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工程, 实施过程中面临些许困惑, 也有一些思考。

一、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途径及原则

开展数字教育资源建设, 开发、征集、采购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途径。资源开发是资源建设主体部门与具有开发资质和经验的公司合作, 根据师生需求, 针对现行教学内容开发适用资源;资源征集则是通过一定的途径, 面向学校和社会征集现有的或急需的资源;资源采购是通过政府程序, 购买经过专家成员审核、推荐的成品化、商品化资源。

武汉市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目前主要通过这三个渠道来开展。而无论是开发、征集还是采购, 都应有各自的实施原则。

(一) 资源开发的实施原则

1. 规范性原则

严格按照资源开发流程, 严格遵循相关技术规范, 尊重教育教学规律, 遵循制作要求, 科学规范地实施资源开发行为。

2. 适用性原则

所开发资源要针对现行教育教学内容, 符合现行教材版本和课程标准, 满足教育教学需要, 注重通用性和时效性。资源运行要综合考虑现有教育技术教学环境, 为教师所喜用和适用。

3. 经济性原则

资源开发要分步实施, 量力而行, 不进行脱离需要的开发, 不进行过度超前的开发, 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

(二) 资源征集的实施原则

1. 优质性原则

优质性是资源征集的首要原则。所征集的资源必须高质量、高水平, 能对数字教育资源建设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2. 适用性原则

所征集的资源必须符合教育教学需要, 一方面要吻合现行教育教学内容, 同时应具备时效性, 与教材版本同步。

3. 原创性原则

所征集资源必须为资源权属人原创, 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4. 规范性原则

所征集资源应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 在命名、格式、属性、标注等各方面符合技术要求, 保证资源管理及应用的规范化。

(三) 资源采购的实施原则

1. 规范性原则

所有数字教育资源的采购均需严格按照政府公开采购的流程处理, 遵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2. 优先性原则

优先选择资质好、开发能力强的资源开发商;优先选择用户面广、用户评价度高、教材相关度强的数字教育资源。

3. 针对性原则

所采购资源既要满足教育性, 又要注重学科性。对于重点学科和重点专题, 要进行科学合理的筛选, 突出数字教育资源特色。

4. 经济性原则

数字教育资源购置费用比较昂贵, 采购时要进行严格的成本核算和评估, 要避免相同内容资源的重复购置, 以确保采购经费使用效益达到最优化。

二、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分析

由于数字教育资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教育人员及资源开发人员对其理解都有一定差异, 各级建设理念不同, 实施途径不同, 制作人员素质各异, 会导致产生大量不同层次、不同属性的资源, 造成资源管理的混乱, 更造成使用上的不便。下面所述就是资源建设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一) 资源开发容易出现的问题

1. 机制缺乏带来的执行障碍

目前资源开发的一个重要模式是教企合作, 即教育系统与较有实力的资源开发商进行合作。这样的合作集合了教育人士的教育教学经验和企业良好的技术开发实力, 应该是强强联合。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教育主管部门由于历史原因, 从人事制度到财务制度上通常并没有支撑这种合作的配套机制, “教育话语”和“技术话语”对接存在偏差, 导致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从人力调配到经费调用上, 出现各种掣肘, 执行不顺畅, 使资源开发工作出现困难。

2. 学科教师遴选出现偏差

由于资源开发数量大, 种类多, 需要众多优秀的学科教师参与。而遴选教师, 目前最可行的渠道是通过市、区学科教研员面向全市广大一线骨干教师。但教研员囿于经验和认识水平, 往往只能从传统教学的经纬尺度来考量和筛选, 并不一定能完全客观评价一个教师在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水平, 导致挑选出来的部分教师, 由于缺乏信息素养和现代教育技术能力, 不能很好地胜任综合要求较高的数字资源的制作任务。

在武汉市资源开发的“教学微视频”项目中, 就出现了部分教师对微课形式的认识不到位, 以及信息素养不够而不得不中途退出的尴尬情形。

3. 合作开发公司对教学流程了解不够

资源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 专业性强, 工程量大, 往往需要通过招标等形式引入专业公司。但数字教育资源首先必须符合教育规律, 因此开发公司人员除专业资质水平、丰富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经验外, 还要充分了解教育知识和教学特性, 掌握教学流程, 即开发过程既要具备资源性, 又要注重教学性。如果只考虑公司设备器材的高档和视频制作的精美, 不充分考量公司的教育资源制作水平, 就会招来一些诸如婚庆类专业视频制作的公司, 只能制作一些视觉冲击力大, 但却无法满足教学需要的“高精度废品”。

4. 其它问题

在资源开发过程中, 场地、人员、安全等都是可能出现问题的因素。如拍课场地 (如普通教室) 灯光达不到一定的照度 (流明) , 隔音条件也无法达到理想的分贝, 电子白板等设备型号差异对教师的困扰, 开发人员对于新技术的认识和实践水平不够, 学生异地拍摄导致的影响正常学习及不安全因素等, 都是资源开发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二) 资源征集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1. 质量参差不齐

资源征集主要面向中小学一线教师, 征集来的资源源于课堂, 经过教学应用的磨砺, 适用性和针对性较强, 优势是接地气, 重课堂, 突出了教师需求。但一线教师大多日常工作繁重, 无暇钻研数字资源制作, 技术水平有限, 导致所制作的教学资源质量不尽人意, 精品如凤毛麟角。如主流课件只是简单的展示型PPT, 从交互性、易用性到精美度都不够, 一些教学设计缺乏个性, 大量课件素材来自于网络的下载复制等等, 使得应征资源的整体水平不高。

武汉市某区教育系统就曾经开展过面向全区中小学教师的资源征集活动, 结果征集来的大部分资源或品质不佳, 或过于陈旧, 而无法推广使用。

2. 碎片化严重

资源征集的离散性、非系列性, 使应征内容呈多样化, 如一张手机拍摄的图片, 一段录屏制作的教学微视频, 一篇日常教学的教案或论文, 一个演示文稿型的课件, 都有资格作为资源参加应征, 这也会导致征集来的资源过于零碎、琐屑, 碎片化严重, 而且个人作品的封装各行其是, 格式千差万别, 给后期审核、编目、入库带来困扰。

3. 版权不易甄别

不容回避的事实是, 由于网络的便捷性, 许多教师习惯了“拿来主义”, 从网上下载图片及音频素材、教学设计、教学课件, 有的直接借用, 有的则稍加改造, 为我所用。站在优秀者的肩头, 视野当然更高, 打造出来的作品当然更优秀, 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这些留有浓重改造痕迹的作品作为个人应征参加资源, “借用”与“盗用”则往往不太好界定, 审核时也不易甄别, 如果入库, 显然可能引起版权纠纷。

(三) 资源采购容易出现的问题

1. 适用性不够

目前政府采购日益规范, 规模化购买只能走招标渠道。而采购的对象多来自国内有一定规模和知名度的数字资源公司, 但由于各公司所容纳的教材版本兼容性不够, 对应的资源的零散无序, 加上资源公司的一些开发人员对于教学流程的把握往往有所欠缺, 导致买来的部分资源适用性、针对性不强。

2. 同质化严重

现有的主流资源制作工具相同, 开发方式类同, 呈现方法雷同, 导致从不同公司采购来的大量资源同质化严重, 没有地方特色, 没有学科个性。

3. 格式不一, 后期封装混乱

各公司由于自身利益考虑, 在资源封装上各有格式, 互不兼容, 数据接口也不一致, 这会导致采购后的入库问题, 难以正常导入资源管理平台, 即使入库后, 也不易查询和使用。

武汉市数字教育资源将通过武汉教育云资源管理平台进行管理, 前提是资源统一入库, 因此数据接口与格式的统一是必要条件。

三、优化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 科学规划, 完善机制, 严格遵循技术规范

有效开展资源建设, 首先必须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资源建设规律, 科学规划, 做好方案、计划等顶层设计, 完善相关机制, 避免低效建设、重复建设、无序建设。

要严格遵守资源建设国家标准, 严格奉行统一技术规范, 现行国家资源建设的技术标准为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技术标准委员会发布的《教育资源建设技术规范》及《CELTS-42基础教育教学资源元数据规范》, 在资源制作、封装、编目等各环节都必须依据上述技术规范。

要确保资源使用的技术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兼容性, 能够在常用教学终端 (包括PC、基于i OS/Android/Windows的平板电脑等) 流畅播放等。

(二) 注重专家引领, 学习先进地区资源建设经验

国内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先行先试, 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管理和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 有一批理念先进、专业水平突出的专家。武汉市数字资源建设要摆脱缺乏高位、整体设计, 及自发、零散、无序的状态, 就应聘请这方面的专家引领和把关, 并不断向这些先进地区学习好的做法, 避免没有把握地“摸着石头过河”, 多走弯路的情况。

(三) 注重特色资源、精品资源的开发

数字教育资源库, 都是在整合、淘汰前期存量资源的基础上, 根据教育发展的方向, 针对教育教学需要而逐步建立起来的。要在满足基本的教育教学应用的基础上, 出精品, 出新品, 出特色产品。如, 在翻转课程和慕课的影响力日渐扩大的今天, 优秀的微课资源越来越受到老师的重视和欢迎, 可以考虑加大微课资源的建设力度, 组织地区骨干力量, 开发出一批与学科内容吻合的系列性、共生性微课资源, 供学校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翻转课堂实践。另外, 各区、校有一批优秀的骨干教师队伍, 在教育教学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 部分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和知名度, 是地区资源建设的宝贵财富。通过挖掘和技术整合, 将这批教师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成果转变为优质数字资源, 可作为特色资源、精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加强审核, 严把质量关

要成立综合素质强、专业水平高的人员作为资源审核的过硬队伍。对于资源征集, 一方面严把质量关, 另一方面严把知识产权关。要有高度的职业精神, 具备“沙砾淘金”的耐心和“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激情, 精心挑选出原创的、优秀的资源作品。

关于医师职业精神建设的若干思考 篇3

关键词　医师职业精神　思考　发展建设

医师职业精神（medicalprofessionalism）是我国学者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且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个专用名词，具有群体性、系统性和历史性的特征。它是由美国内科学基金、ACP基金和欧洲内科医学联盟共同发起和倡议的，包涵三项基本原则（患者利益放在首位、患者自主及社会公平）和十条职业责任，宣传医师职业精神根本的、普遍的原则和价值。到目前为止，已有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在内的36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个国际医学组织认可和签署了该宣言。

2005年，我国医师协会正式加入推行医师职业精神活动，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尤其是各类医院针对重塑医师职业精神开展了一些教育实践活动。但事实上，在医疗系统近乎全民运动的努力尝试下，医师职业精神建设成果并不明显。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当前我们对医师职业精神建设问题的认识是否客观？我们的措施方法是否恰当合理？职业精神教育实践中还存在哪些偏差？

我们认为：医师职业精神是渐进式、螺旋式地上升与发展的，即便有反复，但总体上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向前推进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医师职业精神建设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道德文化水平的影响。

1　医师职业精神建设是时代发展的需求

我国传统医师职业道德体系伴随着优秀传统文化走过了几千年，从远古时代的同情互助到商周时期的友爱崇礼，直至秦汉以降方真正形成“医乃仁术”的医学执业核心理念。期间经历了漫长的萌芽、积累和发展阶段，最终形成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思想。传统医学中“望闻问切”与辨证论治的诊疗过程更是充满了人文关怀。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医学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西学东进背景中的中国医学开始重新“洗牌”。对患者的检查被冰冷的医疗仪器设备所替代，医疗实践中遵循的生物医学模式使病与人产生了分离，医师在临床中往往只关注“病”而忽略“人”。尤其是现行医疗体制的缺陷、社会呈现的多元的价值观、浮躁的心态、失衡的教育以及迅捷的信息交换等使部分社会矛盾转化为医患矛盾，致医疗纠纷增多甚至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医生被推上各种医疗争端和矛盾的风口浪尖。其结果是：医师越来越难以承担他们对患者和社会所肩负的责任，职业压力导致了职业倦怠，部分医生仁爱之心淡漠，精神境界退化，更有少数医务人员丧失了职业操守。在这种情况下，重申并重塑医师职业精神成为必然要求。

2　医师职业精神需要用发展的视角去评鉴

医学作为社会服务专业之一，承担着很大的社会责任。医师职业精神是社会赋予医务人员的崇高责任，是从业人员的执业规范，需要历代医者不懈努力并为之奋斗。发达国家对医师职业精神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期间经历了激烈的反商业主义，重塑传统职业道德的辩论。我国对医师职业精神的研究近几年才开始，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它表示关注，在医患关系、医学伦理、行业自律、利益冲突、薪酬支付、职业潜规则、药企影响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大力宣传医师职业精神，以期指导实践并唤起全体医师的积极参与，这是令人欣喜的进步。但这里，我们仍要强调，医师职业精神推崇的是医生作为一个行业群体对社会的承诺，注重的是职业团体所能发挥的作用，关注的是医学专业发展及其对社会发展应有的贡献。这种对专业的强调和理解与中国偏重个人美德的文化传统有所出入，也正是研究中国医师职业精神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不应忽视个人美德的培养，但更不能忽略医学专业或职业的社会责任与功能。虽然当下医务人员与职业精神的要求尚有距离，但绝大多数医者是坚持基本职业道德和操守的，医疗技术和诊治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3　医师职业精神需要用厚重的文化去滋养

当前医师职业精神建设不尽如人意，与长久以来重视科学精神，忽视人文精神熏陶的医学教育模式有关。虽然近几年来医疗卫生机构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类文化建设活动，但在实践形式上却存在不少误区，一是简单化，把很多文体活动等同于文化建设；二是表浅化，停留在追求活动的多和少，忽视本质内涵的建设；三是箩筐化，把文化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文化是一个无限美好的东西，它对医疗实践的意义重大，是平衡医学技术主义的重要砝码，是抵制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根本。当前，医学已发展为预防、治疗、保健、康复四位一体的格局，新世纪的医务人员，除了要有扎实的医学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人文素质。只有把道德教育、道德实践和文化传承情感培养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弥补医师人生经历的不足，才能切实提高医师的人文修养。因此，发掘优秀文化的内涵和精华，颂扬传统医德，构建仁爱、和谐的医疗文化，使人道主义内化于心，形成充满关心、同情和尊重的医疗环境，这必将对新世纪医学模式的转变、医患沟通的加强、医疗改革的推进和医师职业精神建设带来深远的影响。

4　医师职业精神需要他律和自律去规范

谈基层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 篇4

一、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现状和困难。

（一）人手少、任务重，审判任务的逐年增加与编制精减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由于确定法院的编制数往往根据辖区内案件数及案件标的等，基层法院的编制常常偏低。即使处理同样数量的案件，基层法院要比上级法院的工作量大，一审案件的工作量要二审案件的工作量大。这主要由几个因素造成：一是当事人中学历层次、文化素养低的多，法院取证、质证、庭审等工作难度加大。二是当事人中自然人、私营业主多，自然人财产的隐密性，住所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文书送达、执行等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三是涉及婚姻、家庭的案件多，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却常常最为烦琐，耗费审判人员大量的心血。四是新类型案件多，增加了审理的难度和工作量。各基层法院减编10后，原本就处于饱和状态的工作任务更加繁重。

（二）审判人员素质偏低，具体表现在：

1、学历层次低，法学理论功底较差，基层法院人员的来源大多为转业军人、社会招干、党政机关调入人员，由正规院校法律专业分配的大学生人数比例较少，硕士、博士生更是凤毛麟角。

2、部分人审判业务水平较差，虽经自学、函授、党校等学习和各类培训，一部分勤于学习、善于积累经验的人具备了一定的审判工作能力，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由于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学习持应付态度，使得他们的业务水平远远达不到现代审判工作对法官的要求。如驾驭庭审的水平、法律文书制作水平不高等。从某法院“文书看台”中的文书为例，很多文书说理不清、对证据的认定不合规则，错用和漏用法律条文等，文书中遣词造名、标点符号不符合规范、错别字等低级错误也时有出现。

3、司法理念的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很多人对法律的理解还停留在机械化、片面化的阶段，纠问式庭审、凭经验办案在一些人中仍然根深蒂固，4、职业道德修养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作为一名法官所应具备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敬业精神不够，个人人格修养不够，对当事人缺乏耐心、不文明办案等行为时有发生。所有这些，与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三）工作条件差，人员福利待遇不高基层法院的行政经费来源大多依赖诉讼费收入和少量的财政拨款，有限的经费，要应付各种行政办公费开支，还要负担法官及各类辅助人员的福利奖金等。由于经费紧张，基层法院要改善办公条件困难重重，法官及其他辅助人员待遇偏低，法官的培训、教育等经费得不到保障。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官的工资甚至得不到保证，有的法官被迫在下班后做小生意补贴家用。就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法官的办公条件和收与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相比仍然偏低。

二、几点建议

（一）给予基层法院一定的政策倾斜在全国法院系统，无论是法院的数量，法官的数量，还是每年审结的案件数，基层法院都占绝大多数，基层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整个法院系统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健所在。而与各上级法院相比，工作任务繁重、人员素质不高、工作条件较差等，这些制约着法官职业化进程的困难和矛盾在基层法院更加突出。因此，笔者建议，对基层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给予充分重视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一是适当增加人员编制，用于招录硕士、博士研究生等高素质的法律人才。二是合理确定法官的员额比例，目前全国各基层法院，在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比例确定问题上做了各种尝试，有111样式、121模式及131模式等，但无论采取何种模式，都应以适应各法院自身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以确保审判任务及法院各项工作的完成为前提，因此，鉴于基层法院的实际情况和各地区的差异，最高法院在确定法官的员额时应给予基层法院一定的宽松度。三是加大对基层法院法官的培训力度，在以往的各类培训体系中，给予基层法院法官的培训机会很少。从业务对口培训到在职研究生的培养，从外派交流到出国进修培训，往往自上而下，先满足上级法院的需要，轮到基层法院时，名额已是少之又少。建议，今后，培训工作多向基层法院法官倾斜一些，保障法官平等地受培训的权利。

（二）建立适合基层法院特色的法官管理体制笔者认为，现存法院机构体制有以下弊端：

一、有限的审判资源被浪费。庭室长大部分精力用于行政管理，办案数很少，作为业务骨干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二、给法官定额工作带来困难。庭室长占据了法官的名额，却只能审理很少量的案件，结果只能通过增加法官的数量来解决问题，这与法官职业化和法官员额制的宗旨有悖，而如果庭室长不任法官，使法官大部分业务骨干失去裁决权，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对当前法官文化建设的调研与思考 篇5

近年来，随着法官职业化的积极推进，法官文化这一崭新命题引起了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关注。全国法院在大力打造法院文化的过程中，把法官文化建设摆上重要位置，通过法官文化建设，提升法官群体素质和司法水平，推动法院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各级法院的共识。但结合工作开展情况，不难发现在法官文化建设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法官角色意识模糊。法官是区别于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它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特殊群体，其手中的审判权是国家法律和人民赋予的，法官本身是超然独立、学识丰富的、融高尚人格与社会正义为一体的楷模。现实中，一些法官不能正视自己的工作性质、特殊身份和社会影响，把自己混同于行政机关公职人员，言行、仪表缺乏法官角色感知，致使法官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

2、法官的知识结构单一。部分法官认为自己已具有法官资格，只要熟练掌握常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就能执行办案，存在“吃老本”思想。孰不知当今经济社会纷繁复杂，时代变革日新月异，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司法工作、司法标准对法官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法官不仅要对法律专业知识融会贯通，还应涉猎政治、哲学、时事、历史、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不断拓展知识层面，优化知识结构，顺应时代潮流。

3、法官文化建设形式化、片面化。实践中，少数法院缺乏对法官文化的全面理解和科学定位，认为法官文化不过是设立几个法官业余活动兴趣小组，组织几次书画展和活动竞赛，或是投资改善一下法官活动场所，把文化建设搞成“形象工程”，没将法官的行为文化、精神文化有机结合，导致对法官文化的实质性认识缺乏。

4、法官文化建设缺乏统一的、理性的价值目标。执法办案是人民法院、人民法官司法工作的第一要务，有的法庭只抓办案数量，忽视办案质量；只抓公正执法，忽视为民服务；只抓法官业务素质，忽视法官廉洁自律的约束和规制。造成法庭工作顾此失彼、徘徊不前，法官的司法方向茫然、价值观念不准确。

司法的公正与高效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永恒主题和基本价值目标。司法公正的实现，不仅需要有反映人类理性和良知的优秀法律和健全的司法体制，而且需要有高素质的法官去执行法律。司法活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官文化作用于整个诉讼进程的过程。一种合理的、符合现实社会发展的理性的法官文化，必然会对司法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司法公正和法律权威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而“法官文化”则主要是指在司法活动过程中，影响甚至决定法官行为的一系列司法思想、司法意识、司法理念、司法道德、司法规则等文化要素，简而言之，就是司法者的综合素质。它对于司法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对于司法活动的健康运行、对于司法人员的行为道德状况、对于推进法治化建设的进程，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随着审判任务的日趋繁重和新时期对法官提出的更高要求，法官文化建设的作用引起了各级法院决策者的高度重视，最高院把加强法院文化建设作为推动法院整体工作的抓手，对全国法院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具体要求和部署，其主旨就是打造法官文化，但目前，法官文化建设工作在全国基层法院尚处于初级阶段，在内容、方式、手段、机制方面尚须在探索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在此，笔者结合多年来抓法院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谈几点体会和思考。

一、是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倡导法院共有精神。法院要将凝聚富有现代司法气息和价值理念作为精神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以及“假如我是当事人”大讨论等专题教育活动，引导法官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经长期积淀和凝练，把全院干警认同的“公正、清廉、文明、敬业”作为法院的院训和法院精神，激励、鞭策着干警忠实履行司法职责。使之得到广泛认同，成为干警自觉作为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

二、是加强学识文化建设，努力锻造高素质法官群体。路北法院以培养专家型法官、创建学习型法院为导向，坚持学习制度，与高等政法院联合建立了法学教研实训基地，邀请专家教授法学基础和前沿理论做专题讲座，鼓励、支持法官在职攻读法律硕士学位，优化法官的知识结构；认真开展“法官教法官”活动，由本院资深法官传授裁判方法、调解技巧和法律文书制作等技能，提高了年轻法官的司法实务能力；不断丰富文化建设载体，多次举办了法官书画摄影作品展，并将法院互联网站作为展示法官风采的平台，陶冶法官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大兴调研之风，组织全院法官对多发性诉讼案件进行调查研究，精选案例评析、调研文章和裁判文书。供干警借鉴和交流，有效地提高了法官的辨法析理能力。

三、是加强行为文化建设，确保公正廉洁司法。坚持外在强制与内在引导相结合的方针，以激励为主、处罚为辅，奖励法官群体提升素质、追求卓越，在进步的愉悦和满足中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转变。完善党建、思想等文化阵地建设。成立了以中层正职以上领导干部为主的政治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季度集中学习两至三次；院党组每年召开两次民主生活会，查摆自己在党性党风党纪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注重廉政文化建设。结合典型案例适时开展廉政文化展，组织干警集中收看反腐倡廉教育片，做到警钟常鸣；每年召开一次干警家属恳谈会，发送“院党组致干警家属的一封信”和印有“廉政警句”的桌牌，倡导干警家属常吹“廉政枕边风”；开展廉政格言警句创作征集活动，并将“五个严禁”、法官不得有的十三种行为和廉政格言等制成桌卡，时刻提醒干警廉洁自律。同时高度重视司法礼仪建设。出台了《干警仪表及着装规范》，要求干警上班、开庭时一律着制式服装或法袍，业余活动穿戴要符合法官身份；实行了“首问负责制”，规范了文明用语，要求干警接待人民群众要态度亲和、文明礼貌，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强化法官职业角色的感知，引导法官自觉规范司法行为、言谈举止和人际交往，时时处处体现司法的威严。

法官定额制度若干问题浅探 篇6

法官定额制度，即从编制上确定未来法官数量的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分别提出“对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定编工作进行研究，在保证审判质量和效率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确定法官编制”、“实行法官定额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中指出，确定法官编制“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法官不搞审判和法官素质不高的问题。要通过对法官的定编，将具有较高素质、真正符合条件的审判人员确定为法官，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只能做其他工作，如作为法官助理，协助法官进行工作”。可见，实行法官定额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减少法官数量等措施，促进法官队伍精英化，提高法官队伍素质。这一举措符合当今国际先进司法理念和潮流，有其积极意义。然而，该制度的实施面临着许多亟待改革与完善的现实问题。

一、法官定额的合法性问题及与法院现状的冲突《法官法》第2条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亦即我们通常所言之“审判人员”。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说明》，定额后的法官是“具有较高素质、真正符合条件的审判人员”，由此可见法官法所规定的法官与定额后的法官显然不是同一概念，前者的范围远大于后者。因此，要使实行法官定额制度具有合法依据，对法官法予以修改则是必然要求。

由以上论述也可知，法官定额制度的实施必然要剥夺相当一部分现任法官的法官资格。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法官，一是现在审判岗位因法官定额而被通过某种程序免除法官职务的法官，如在竞争上岗中被淘汰;二是在法院综合部门工作因法官定额而失去原有的法官资格的法官。现任法官被免除法官资格，对其切身利益的影响是必然的，其产生消极抵触情绪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实行法官定额制度在法院内部引发矛盾不可避免，在一定时期内还可能对法院整体工作产生较大影响。由此，一个现实的课题摆到了我们面前，改革必然要牺牲部分人的利益，但如何使法官定额制度的实施在一定时期内产生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程度值得我们研究。

二、确定法官员额的若干相关因素考量实行法官定额制度，表现为法官人数保持基本不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全国范围内法官员额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也要求每一司法区域内法官人数不得随意增减。同时，这种稳定不仅仅是量的确定，质的稳定性则更为重要。因为实行法官定额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要求法官队伍中每一分子的素质趋于同化，形成相互认同的司法技能、法律心理和思维方式，而这一目标只有在相对稳定的法官群体内部才能实现。

那依什么标准来确定法官员额这一定数?笔者认为，从以上所述法官员额稳定性要求来看，确定法官员额的基本标准自然也应当是一个常量。因为一个波动性大的标准只能导致诉讼需要与可利用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经常性失衡。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在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审判工作量、辖区面积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在现有编制内，合理确定各级人民法院法官员额。”根据这一原则，从我国国情出发，笔者认为应以司法管辖区域单位面积人口数量为确定法官员额的基本标准。因为我国成功地实行了人口控制政策，从目前的状况看，某一司法管辖区域单位面积上的人口数量基本上是稳定的。而且从我国不同司法管辖区域看，诉讼规模与单位面积上人口数量大致成正比，亦即审判工作量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单位面积人口数量，虽然从九十年代以来，诉讼案件有逐年攀升的趋势，但从近年来的统计数字看，案件数量的增幅回落，案件数量趋于平稳，大起大落的现象已是少见。因此，以司法管辖区域单位面积人口数量为标准确定该区域法官员额能保持诉讼规模与司法资源之间的大致平衡。

此

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思考解析 篇7

一、从职教性与高教性的关系看: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立足职教性与发展高教性的有机统一

在我国, 高职教育属于高中后教育, 是以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所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职业教育, 它兼具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 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和职业教育的较高层次, “高教性”和“职教性”二者的有机统一是高职教育的基本特性。从类型视角出发,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 必然要强调其高教性, 按高等教育规律办学;从职业教育视角出发, 高职教育与职业教育同根同源, 根植于职业教育, 是由中职教育生成、发展而来, 是职业教育的较高层次, 因此, 必须彰显其职教性。

目前, 人们对高等职业教育属性的认识虽已基本达成共识, 然而在办学实践中, 贯彻、落实、体现高职教育的“高教性”与“职教性”的有机统一还有失偏颇。如有的高职院校认为高职教育的发展应以市场为导向、以“能力为中心”、“以应知应会为度”, 片面强调高职教育办学定位的职业性, 把高职院校办成技能培训机构, 这种观念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忽视高职教育的“高教性”, 导致高职教育“低层次”发展。这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眼前的一些生源和就业问题, 但最终导致降低高职教育的教育层次和教育质量, 影响到高职教育的生存水平与质量。另一种极端的表现则是, 片面彰显所谓的“高教性”, 沿袭本科教育模式, 照搬学科型人才培养方案, 其结果是把高职教育办成本科教育的压缩饼干。对于上述两种极端现象, 在高职教育办学实践中都应从根本上加以杜绝。从高职教育的办学主体大部分是中职学校升格而言, 应突出强调其办学层次的提升, 彰显其“高教性”;从相当一部分办学机构源于成人高校、高等专科学校而言, 应突出其“职教性”, 强调以职业教育为基点,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

综合现阶段基本状况, 立足于长远发展, 高职教育应立足“职教性”, 发展“高教性”, 即以职业教育为立足基础, 以高等教育为发展前景, 重点在职教特性, 打好职教基础, 并融入高教特性, 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从现阶段看, 高职之“职”不可缺位, 高职之“高”不可越位, 高职教育不可错位。从发展趋势看, 应强调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特殊类型, 属职业教育的较高层次, 本身是一个开放、发展、提升的一个完整有机的教育体系。

二、从办学主体多元化的体制机制出发:高等职业教育应是社会 (公益) 性和经济 (市场) 性的有机统一

高等职业教育既不同于义务制教育, 也不同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从事基础研究的普通高等教育, 它既是社会事业的重要部分, 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我国教育体系中,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的教育, 它是使人们能够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 顺利实现就业、摆脱贫困, 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促进社会公平, 实现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在社会发展中, 高职教育属于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可以繁荣经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消除贫困、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体面劳动, 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保障。因此, 高职教育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属于公共性事业, 必须坚持高职教育的公益性也即社会性。为此, 必须履行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 政府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制定政策、保障经费。高职教育理应当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投入、举办和支持, 而且应随着GDP的增加和财政收入的增加,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不断增加投入, 扩大事业, 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当作民生工程来抓。

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不同点还在于, 它与经济社会的联系最密切、服务最贴切、贡献最直接, 一大批高素质高技能职业人才的形成, 本身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包括岗位培训、职业资格鉴定等等, 它与企业的发展、核心竞争力的提升直接相关。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 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 职业教育的经济属性启示我们, 职业教育可以引入市场机制, 按经济规律办, 可以采用多种办学模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可以探索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社会力量整合机制的统一体, 可以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培养成本核算、实施成本分担、成本补偿;更可以鼓励和发动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高等职业教育;对于家长欢迎、考生喜欢的专业, 可以进行成本收费培养;更可以实施学校和考生双向选择, 以尊重考生志愿为主实行自主招生, 让其用随所学, 学随所愿。

正确认识高职教育是社会 (公益) 性和经济 (市场) 性的有机统一, 要求我们既要大力发展公办性质的高职教育, 也要鼓励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 在公办基础上或在公办同时引入民办民营机制, 在公办中鼓励私人 (企业) 参与, 提倡公中有私 (参与) , 私中有公 (补助) , 地区和行业 (企业) 共同举办, 办学主体多元化, 管理机制灵活多样。

三、从办学模式看: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政府主导条件下学校主动和企业合作的有机统一

无论是作为高等教育, 还是作为职业教育, 政府都应当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纳入政府工作职责, 在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 实现政府主导下的政产学研合作, 官产学研联动。所谓政府主导, 包括政府确立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针, 进行规模调控、定位引导, 出资举办高等职业教育, 建立财政拨款机制, 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产学合作等;所谓学校主动, 就是学校应主动探索高等职业教育规律, 并按照运行规律要求, 主动争取政府支持, 争取企业参与, 争取社会资源, 主动搭建政府支持和企业参与的平台;所谓企业参与, 是指企业应从内在要求、社会责任、发展需求等角度充分认识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积极甚至主动参与本地区、本行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建设。从现阶段情况看, 企业更应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参与职业教育。当前, 我国行业组织尚处于成长和发展的初级阶段, 企业支持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实力的提升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推进产学研结合、校企合作实践中, 各级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要通过政策鼓励、指导、引导行业企业参与发展职业教育, 构建学校主动、政府主导、行业参与、企业合作的高职教育办学机制, 应成为现阶段高职教育内涵建设的重要路径。

四、从办学功能定位看:高等职业教育应是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养与多层次、全方位社会服务的有机统一

高等职业教育属于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高等教育, 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 因此, 育人是高职教育的第一要务和基本职责, 必须贯彻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为此, 高职院校必须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注重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强化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培养, 促进学生知识、技能、职业素养协调发展, 努力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与此同时, 高等职业院校必须充分利用其自身各种资源和条件,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积极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服务。其中核心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多层次、多形式的继续教育和岗位培训, 形成立体化继续教育和培训体系, 为社会成员提供多样化学习;二是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和综合条件, 积极开展面向基层, 立足应用的科技开发服务, 形成科技咨询服务平台, 通过社会服务, 既赢得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 又谋求社会的强大支持。

五、从教学目标定位看: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学历教育与岗位培训的有机统一体

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 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高职院校必须按照现代高等教育的要求, 既重视学生基础知识的教学, 注重理论知识的相对系统性, 办学必须符合高等教育的规律, 教学必须达到高等教育的水准, 并注重学生的政治素养、道德素养、法律素养、人文素养、科学素养, 考虑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与此同时,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较高层次, 必须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人才, “下得去, 留得住, 用得上”是重要要求。为此, 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原则, 强调学以致用、学而能用, 教学与实践零距离, 毕业与上岗零过渡, 把岗位培训和从业资格证书的考核鉴定工作统一起来, 在规定的教学时间融入岗位培训的内容。目前, 实现高等学历教育与岗位培训最佳结合的有效途径之一是订单式人才培养。

无论采用何种培养方式, 都必须从高等职业教育特点出发, 充分考虑其岗位适应性问题, 即努力使学生首岗适应、多岗迁移、持续发展。

所谓首岗适应, 这是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区别于其他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重要特征, 它瞄准岗位, 熟悉职业, 具有较强的操作和动手能力。它通过取得岗位职业 (执业) 资格证书、通过校企订单培养来实现, 这是高职教育生命力、吸引力、竞争力所在。所谓多岗迁移, 这是作为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要瞄准岗位, 但不是首岗唯一, 要有多岗位迁移能力。所谓持续发展, 这是高等职业教育贯彻以人为本理念, 践行办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的要求, 也符合广大家长和学生的要求。它除了正确确定培养目标和定位, 科学选择教育内容和途径之外, 也必须注重教与学的方法, 注重授人以渔, 同时也要强调基础教学, 强调发展需要。

六、从学生招生体制和办法看: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基本规范和充分自主选择的有机统一

选择什么样的学生, 怎样选择学生, 怎样管理、引导和教育学生, 这是高等职业教育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重要内容, 也是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和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 选择适当的学生进入适当的专业和学校学习, 这也是贯彻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前提。由于高等职业教育体现着高教性和职教性的有机统一, 因此, 实现“基本规范+充分自主”, 并以此来选择确定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相当重要。

所谓“基本规范”, 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入学时有一个基本规范, 实施最基础意义的统考, 确立一个就读高等职业教育的最低门槛;二是入学后有一个基本规范, 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最低要求 (如基本课程和基本要求) 。

所谓“充分自主”, 一是在招生环节, 提倡和允许更多的自主招生, 应积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学校、更多的专业, 更大规模地实施“知识 (基本) +技能 (特长) ”的自主招生, 让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和专业, 也让学校录用更适合的学生;二是在学校培养环节方面, 在学校具备丰富教学资源的前提下, 提倡和鼓励学生自主选学, 淡化系部和专业, 更多地扩大选修课目, 采用学分累加、学分互认等办法培养“合格+特长”的学生, 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七、从教师素质队伍和构成看: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专职教师的双师素质和专兼结合双师团队的有机统一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起着关键和决定性作用。如何建设一支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十分重要。对此, 多数学校都将“数量充裕、结构合理、素质精良、专兼结合”作为建设目标要求, 但仅有这一要求是不够的, 理想的模式应当是:专职教师的双师素质与专兼结合教学团队的有机统一。

所谓专职教师的双师素质, 这主要是对高职院校的专职专业教师而言, 从拓展意义上讲, 也应该包括专业基础课程教师, 还可以包括基础课教师。专职专业课程教师应该在取得教师资格的前提下, 获得相关职业 (执业) 资格证, 在熟悉相关专业理论和知识的同时, 了解该专业实践发展和业务操作技能。挂职锻炼、岗位实习应形成制度, 教师考证、取得双证应该作为基本考核要求。至于专业基础课和基础课教师, 可以把了解相关专业作为基本要求。从这一意义上说, 高职院校教师的行业 (企业) 经历十分重要。

所谓专兼结合的双师教学团队, 主要是应当通过相对紧密和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来建立数量比较充裕、队伍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兼职教师的基本要求是:①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知识水平;②熟悉业务工作并熟练业务操作流程和技术;③具有从事相关职业和岗位的资格证书;④懂得教育教学基本规律, 具有一定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能力;⑤有一定的时间安排和健康的身体作为保证;⑥能满足教育教学和指导实践实训的要求。

兼职教师与专职教师要做到理念认同、文化相融、知识 (能力) 互补、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合、课堂教学和岗位实训连通, 真正做到专兼结合, 有利于综合发挥教学与育人的共同功效。应该说, 专职教师的双师素质和专兼结合的教学团队两者密不可分, 缺一不可, 应该融为一体。

八、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看, 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在大学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有机融合和建设上下功夫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经历30年初步发展和近十年快速发展后, 规模发展很快, 其院校数与在校生数已近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规模的快速扩张之后, 高职教育的内涵建设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应该看到, 在内涵建设中, 高职教育的文化建设刚刚起步, 且尚未形成自觉, 这是高职教育内涵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关节点所在, 而文化建设的重点在于如何使大学文化与企业文化在高职教育中有机融合。

以大学文化为魂, 突出高等教育应重视培育人文精神、强调人文教育与技术教育的融合, 坚持以人为本, 使高职业教育充满人文关怀, 培养学生探索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和态度, 从这一角度而言, 高等职业教育应坚持其“高教性”, 高职院校同样是文化机构, 教育也是一个文化过程。

不同点在于, 与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属性和培养目标相适应, 高职教育应坚持以行业 (企业) 文化为本, 自觉将行业 (企业) 文化或地方文化融入到学校文化建设中, 吸收到教学内容中, 渗透到日常教育活动中。这实际上就是要求高职教育做到:使产业文化进教育, 把产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特色文化和优良传统充实到教育体系之中;使企业文化进校园, 通过实物载体建设, 文化标志建设或建筑 (场馆、景点) 冠名等方式来进行;使工作文化进课堂, 把相应工作岗位所需要的文化理念、如制造业的精细、金融业的严谨、会计业的诚信等, 自觉地渗透到相关专业课程中去。

实现大学文化与行业 (企业) 文化的有机融合应成为高职教育的一种价值追求, 需要研究、探索、凝聚、积累, 更需要顶层设计、系统规划、不断推进。

九、从办学条件和教学保障看: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现代化的校园与广泛的校外实训基地的有机统一体

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学历教育, 应该也必须具有基本的符合要求的办学条件, 这至少应包括:①足够的校园占地, 与学校发展规模相适应;②足够的教学行政用房、实训用房、住宿用房, 与专业发展和师生规模相协调;③比较先进的图书信息资料和教学仪器设备, 能满足学生学习和实训等教学训练要求;④具有一定的公共文娱体育设施, 能满足学生开展文体活动和素质技能拓展的要求;⑤具有现代化的数字化校园网络体系, 满足现代教学和生活的要求;⑥有相对人文环保的教学生活环境, 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与此同时, 高等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践性和开放性, 因此, 它的教学条件除了自身的校园和建筑以外, 更重要的还要有资源整合问题, 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 不在产权, 但求实用。建立和形成一大批“理念认同, 功能互补”的校外实训基地, 在建设“校中厂”的同时, 建设一大批“厂中校”极具实践意义。当然, 校外实训基地应该做到设施先进, 相对稳定, 与时俱进, 并保证其具备足够的实训和教学功能。

十、从办学经费来源和构成看:高等职业教育应该是充裕的财政拨款和强大的自筹能力的有机统一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性特征, 以及对于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因此, 高等职业教育会有更多的成本消耗, 从而也应当有更多的经费投入。正因为如此, 支持和支撑高等职业教学内涵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必须有足够的经费保证, 而解决经费的科学有效办法应该是充裕的财政拨款和强大的自筹能力的统一。

所谓充裕的财政拨款, 就要求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应该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纳入本地区、本部门的重要议程, 要像抓GDP一样, 抓高等职业教育, 充分认识到抓职业教育不仅是做社会工作, 而且也是抓经济工作。在建立生均经费拨款机制的同时, 应建立具有较好鼓励和激励效应的有关内涵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的财政专项, 使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经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随着财政投入的增加而相应得到提高;如果能够把高等职业教育纳入到优先发展和优先拨款位置, 则更有意义。

所谓强大的自筹能力, 就要求高职院校充分利用自身各种优势, 实施开门、开放办学, 通过继续教育、岗位培训、技能鉴定、资格认证等途径, 通过科技研发服务, 通过承担横向科研课题等渠道, 在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 为学校带来可观的经济来源, 作为办学经费的重要补充。除了这些因素以外, 高职院校还应通过行业企业、校友个人等捐助 (资助) 办法, 扩大财务资金来源, 通过共建共享教学实训场馆增加资金来源。

诚然, 高等职业教育更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专业课程、师资队伍建设和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等问题, 由于这些问题前阶段已有诸多论述和文献, 本文不再赘述。前文所列十个问题, 是对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建设主要问题的思考;就另一角度而言, 这十个问题也反映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办学者、参与者以及研究者对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不同视角。只有当人们对这些问题拥有相对统一的认识时, 才能真正形成符合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类型特征, 同时, 这也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建设是一项更为系统的社会工程。

参考文献

[1]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Z].教高[2006]14号.

[2]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意见[Z].教高[2006]16号.

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思考解析 篇8

关键词：刑事诉讼 心证公开

对于审判公开而言，如果法官的心证过程不能进行公开，那么审判公开就仅限于形式上而已，称得上是真正的审判公开吗？由此引申出法官心证公开的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心证公开，只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鉴于心证公开作为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对于刑事诉讼而言，笔者将对心证公开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阐明己见。

一、 心证公开的含义

刑事诉讼中法官心证公开，就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就全案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包括对证据、案件事实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的过程、结论和理由，向当事人、有关机关、社会公众公开。

二、 心证公开在刑事诉讼中的必要性

1、 心证公开是实现司法民主公正的需要

司法具有独断性。“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义”。①公正是司法永恒的生命，心证公开过程事实上也是对证据重新衡量、评判以及对法律的再次诊释的过程，特别是在我国证据法制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审”和‘判”在一定程度上分离的情况下，心证公开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对当事人而言，法官坦承心证历程，以理服人，也更具有“定纷止争”的功效。

2、心证公开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现代法制要求各国法律、法规和政策都要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公开，不得搞暗箱操作。美国、日本、法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刑事诉讼法律均有相似的规定。所以心证公开不仅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需要，也是彰显我国司法文明及司法正义并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三、 司法实践中制约心证公开的因素

1、 法官心证公开缺乏制度保障

作为人类自然心理现象，法官的心证无处不在，事实的认定过程正是法官心证形成过程。“由于认知理论的混淆，反心证的危险也随之产生。本来反对心证和自由心证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司法偏断，结果反对的作用却是更加助长偏断。心證被否定了，确证偏见却经常发生”。②另一方面，法律也没有对法官心证以及公开的内容作出强制性规定。这样容易导致一种后果，就是法官倾向与公开有把握的案件的心证过程而对其他有疑问的或者真正需要公开心证过程的案件则置若罔闻。

2、法官缺少独立的裁量权

我国法官不独立，这对于心证公开的危害是毋庸置疑的。在很多情况下，其他人已经代替法官履行了事实认定功能，法官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围绕着强加给他的事实而组织证据。

3、 法官自身缺乏相应的法律素养

法官素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道德素质、法律素质、法官的社会阅历与文化修养。近些年，虽然法官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但是‘‘三盲”院长以及不懂法的法官依然屡见不鲜，足以说明法官的素质依然令人堪忧。

四、 心证公开的程序化设计

一、 完善庭前准备工作。在卷宗移送制度之下，接受并在庭前审查诉讼卷宗的法官，可能会受到诉讼卷宗的影响进而影响心证的形成，因此，应该限制法官对于诉讼卷宗内容的知悉，以免其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形成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③

二、 审理过程中的心证公开。审理过程中法官形成的心证不是最终的判决结果，不具有终局效力。法官公开其心证，应当采取讨论、研究的方式，谨慎而适时地说明自己的心证意见和理由、心证形成的过程，征求控辩双方的意见，进一步验证自己的心证。法律应当允许当事人可以对初步的心证提出补充材料，再行辩论。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新的辩论主张和证据，法官应当审慎地予以研究。

三、裁判过程中的心证公开。裁判中的心证为终局心证，是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的最终结果，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因此，裁判中的心证公开应当通过书面形式，体现在裁判文书中，为裁判文书中的重要部分。其公开应当明确彻底，不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并充分阐述得出心证的理由，力争使诉讼双方能够息诉服判。裁判过程中的心证公开，一般通过公开宣判过程和公开裁判文书两种方式来体现。

1、公开宣判过程

联合国以及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均对宣判过程公开予以了肯定，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和《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306条。因此，判决阶段不存在审判公开的例外情形，公开既可以通过允许公众旁听宣判的方式直接向公众公开，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报道等间接的方式向公众公开。

2、公开裁判文书

公开裁判文书，可以采取多种渠道，既可以在网上予以公开，也可以在报刊上予以公开，还可以将所有公开的裁判文书装订成册，在法院的窗口部门予以公开，供各届人士查阅.而以上渠道仅仅是形式上的公开，要做到裁判文书实质上的公开，就必须要将法官心证的过程和结果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详细地记录。实质性公开的裁判文书具体来说有三点：一、准确归纳、概括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清楚地阐释双方争议的焦点，对其双方观点是否采纳、对其主张是否支持作出详尽的说明；二、结合现有的证据，有层次地分析、说明法官内心确信的心证事实，完整反映举证、质证、认证的过程；三、准确、全面地引用法律法规，充分论证法律适用的理由，对法条进行详细的法理阐释，加强判决的说服力和当事人对裁判结论的可信度。

注释：

[1][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6页。

[2]张成敏：《案史西方经典与逻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页

[3][德]克劳斯·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30页

参考文献：

[1]龙宗智.证据法的理念、制度与方法[M].法律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

[2]徐胜.论刑事诉讼中的法官心证公开[D].优秀硕士论文

[3]张金明.刑事诉讼中的心证公开[D].优秀硕士论文

[4]廖中洪.“心证公开”若干问题研究[J].当代法学，200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