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法官职业道德建设（通用12篇）

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篇1

一、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

法官职业道德是司法职业道德的一种, 是指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法官职业道德不仅规范法官个体的行为, 而且对人民法院的整体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的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一) 保障司法公正

要求法官在履行职责时, 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在审理案件保持中立, 自觉遵守回避制度, 谨言慎行, 避免因个人言行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怀疑。

(二) 提高司法效率

要求法官勤勉敬业, 全身心地致力于履行职责, 在保证审判质量的前提下, 尽力缩短办案周期, 节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诉讼成本。

(三) 保持清正廉洁

法官在履行职责时, 不得谋取任何不当利益, 不得参与可能导致公众对其廉洁形象产生不信任感的商业活动或者其他经济活动。法官不得兼任律师、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的法律顾问等职务;不得就未决案件给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供咨询意见和法律意见。

(四) 遵守司法礼仪

法官应当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的举止, 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 自觉维护人民法院的尊严和法官的良好形象。

(五) 加强自身修养

法官应当加强品德和业务修养, 具备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念, 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 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 娴熟的司法技能, 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

(六) 约束业外活动

法官必须杜绝与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和良好习惯相违反的, 可能影响法官形象和公正履行职责的不良嗜好和行为。如:法官应当谨慎出入社交场合, 谨慎交友, 慎重对待与当事人、律师以及可能影响法官形象的人员的接触和交往, 以免给公众造成不公正或者不廉洁的印象, 法官不得参加营利性社团组织或者可能借法官影响力营利的社团组织等。

二、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上个世纪后期, 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加大对法官的培训力度, 使法官的专业知识得到很大提高。自2001年国家建立司法考试制度以来, 部分在职法官和所有初任法官通过努力取得了法律职业资格,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审判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一系列相关制度接着出台, 对审判权利的运作加以细化, 法官的专业化程度已经达到空前的水准。然而, 就法院审理的许多案件看, 影响审判公正与效率的最重要问题已不是法律规则的适用问题, 而是法官的职业良知和工作责任心的问题。有的法官对案件的处理一拖再拖;有的法官在执行问题上不及时执行、不主动执行、不深入执行;有的法官官本位思想严重, 对待当事人态度生硬、蛮横;有的法官与社会上各类人等称兄道弟, 参与到有形无形的关系网中;有的法官热衷穿带名牌、消费高档烟酒等物品。极个别法官违法乱纪, 甚至因索贿受贿、徇私枉法等而不得不从审判岗位上离开。值得欣慰的是, 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近年来, 全国法院违纪违法的法官被查处的人数逐年下降, 但对目前的审判队伍而言, 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法律职业道德的建设

现代文明社会, 对人们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公正、廉洁、高效、文明”的法官职业道德实现主要依赖法官个体良心的作用, 即内心信念进行的。而法官的职业良心所表现的信念, 就是对公正司法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法官必须要有严于律己的精神, 才能勇于解剖自己, 达到自我完善。要慎微慎独, 即使在独处而无人监督的时候, 也能做到非常谨慎, 警钟长鸣。在各项审判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理念。因此, 搞好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是当前政法队伍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确保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的客观需要。我就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些见解和认识:

一是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激发法官心灵中各种奋发向上的积极因素, 坚定正确职业道德信念。形成道德信念, 是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通过建立和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加大在审判流程管理、公开审判、质量评查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管理力度, 实行优胜劣汰、宁精勿滥的管理体制, 大力培养和使用专家型、复合型人才。坚决疏通出口, 裁减那些不适合做审判工作的违法违纪、道德低下的人员。

二是加强法官的职业培训, 提高法官知识水平, 在实践中锻炼和考验。因此, 优秀的法官应当是集多种学科的“大家”, 同时要不断提高文化修养、法律素养, 增强审判业务素质, 在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 各种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 法官不仅需要更新知识, 更需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提高执法水平。这是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的知识保证。

三是必须坚持制度建设和物质保障齐头并进。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 人民法官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法官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范畴, 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和普通的行业道德。因此, 首先从制度层面上, 法官职业道德应当由国家立法加以解决, 但是目前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调整, 得不到社会层面的全面认同。其次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看, 法官一直被作为普通的国家工作人员管理, 没有职业特殊性, 工资、级别、待遇也没有体现法官的特殊性。必须改革司法制度和司法运行模式中“法官公务员化”的不合理设计, 全力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最后, 道德属意识形态范畴, 因而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物质基础, 法官职业道德的建设也离不开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当前, 法官的待遇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 法官待遇制度日益为各国的司法改革所关注。

四是注意发挥法院领导层面的示范带头作用。过去, 由于培养法官职业道德的工作难度大, 见效周期长, 成果表现不直接, 难以引起重视。“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作为院庭领导, 一定要不断地加强理论学习, 锻炼意志品质, 提高精神境界, 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优良品德去影响和激励法官, 带动和促进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全面发展。既要注重培养和宣传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廉洁奉公的先进典型, 又要毫不留情地严厉查处道德败坏、违法违纪的人和事, 充分发挥正反两方面典型的激励和警戒作用。

五是实行法官队伍精英政策。社会公众对法官的职业道德要求, 远远超出普通的道德标准。实践表明, 要树立全社会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 就必须保证执法活动公正廉洁, 案件裁判令人信服。因此, 我们培养高素质法官队伍必须走精英之路。唯有建立好高素质法官精英队伍才能使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成为一种自觉和自愿。

六是完善职业道德实施机制。首先是组织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 培养法官坚韧不拔、团结拼搏的意志品质;实行岗前职业道德培训和岗位职业道德教育, 培养法官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其次是借“创建精神文明单位”、“争创人民满意的好法院”等活动, 弘扬集体主义, 在法官群体中形成热爱集体、无私奉献和爱岗敬业、争当人民满意的好法官的崇高风尚。提高法官道德觉悟, 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 形成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德观念, 勤勉敬业, 团结协作, 把法官的个人理想与奋斗融入整个法官群体理想和奋斗之中。再次是充分发挥榜样的引导作用, 通过开展向先进典型的学习活动, 使广大法官见贤思齐, 学有榜样, 赶有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法官的职业化建设方面,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审判纪律》 (1998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2001年10月)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 (试行) 》、《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 (2003年6月) 、《法官行为规范 (试行) 》 (2005年11月)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可以看出, 相关部门对法官的职业道德的重视程度。但是, 法官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仅有法律和规范性的文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要从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解决, 只有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方法才能整体提升法官职业道德, 才能带来司法公正, 才能取得司法公信力, 才能迎来司法权威的春天。

摘要：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作为党的一项基本方略写入宪法。要实现依法治国, 就必须有政治素质好、道德水准高、业务知识熟、执法事业心强的执法者, 否则再好的法律也会因为执行不好而形同虚设。人民法官作为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是国家法律、法规的执行者, 行使国家审判权, 其职业道德素质如何, 直接制约着执法水平, 直接影响到人民法院形象的好坏和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因此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确保司法公正, 维护国家法治尊严至关重要。因此应规范和完善法官职业道德标准, 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 维护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 树立法律的公信力。

关键词：法官职业道德,司法,建设

参考文献

[1]樊崇义, 张品泽.论法官的职业道德—法官的道德约束[A].苏泽林主编, 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2]张文显.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尹忠显.法院工作规律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4]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 (修改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篇2

近些年，面对越来越多的纷繁复杂的各类案件，这就要求法官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和高水平的素质。因此法官职业化建设提上议程，法官职业化是法治国家对法官队伍建设的唯一选择，提出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面对严峻的形势，法官职业化建设在现实中却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在法官遴选方面，在我国现有体制下，许多基层法院地 法官都是由一些军队退伍人员任职，他们自身缺乏法律知识，没有审判经验，对法院审判程序不甚了解，缺乏最起码的职业素养，近几年我国虽然引入了司法考试，通过司法考试遴选优秀的人才进入法院系统，但大多数的人还是很难进入法院系统，这是与已有的体制相违背的。而且在人才分配方面，人才的分配在各地区极不均衡，造成了发达的地区人才济济，落后的地区缺乏人才。

其次，法官选任注重年轻化，我国法律规定年满23周岁即可担任法官，基本上大学本科毕业既具备了选热播法官的资格，从职业化的角度来看，这一规定是脱离现实的，过于年轻使得法官缺乏经验，容易造成案件误判错判，而西方国家的基层法官只有在年龄达到40岁以上才可以担任，充分维护了司法的公正，另一方面，中国法官退休过早，这是对人才的浪费。

面对诸多问题，我们应加快法官职业化建设，应规范看是制度，选拔优秀的人才进入法院系统，设立法官助理人制度，将优秀的法律人才补充道法院，同时加强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地区之间的法官职业水平差距缩小，建立地区同等的待遇制度，从而使得偏远的地方也可以吸引人才，同时建设和培养一批复合型法官＆和专家型法官，规范法庭秩序和提高法律的公正权威。

其次，对于法官的任期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适当延长，不要一刀切，对于那些经验丰富，身体健康的法官可以适当延长其任期，同时对于法官的任职年龄也应相应的提高，个各地区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标准，注重法官的知识素养和从业经验，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

根据我国的审阶制度的规定，基层法院无疑是处理各类案件最多的法院系统，因此基层法院应当侧重培养一批复合型的实用型的法官，尤其是人民法庭的法官应当尽可能更多的懂得各类纠纷案件相关法律知识和相关程序，以适应基层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利益。

浅谈法官职业安全保障 篇3

摘 要：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是法律的执杖者和司法公正的守护者。在我国，法官的职业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法官及其近亲属人身、财产权受侵害的现象普遍发生，直接影响到法官中立行使审判权。本文通过分析法官的定位、法官职业安全保障的法律根据和法官职业安全保障的意义，提出了加强法官职业保护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司法独立；司法改革

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依法保护法官的人身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增强法官职业荣誉，维护法官尊严和司法权威的保障制度。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是法官基本保障制度体系的基础，是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完善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目前，法院案多人少情况严重，法官职业收入远远低于律师等其他法律职业共同体，司法责任制改革加重了法官的职业责任，法官人身安全受当事人侵害的现象普遍发生，使法官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造成法官队伍人才流失，成为司法改革面临的严峻问题。2015年9月9日，湖北十堰4名法官在办公楼内被捅伤。2016年2月26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回龙观法庭年仅38岁的法官马彩云在住所楼下遭到当事人报复，枪击致死。一幕幕惨案，以血的事实昭告社会，加强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刻不容缓。

一、法官的定位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具有局限性，真正发挥法律的作用，离不开主体的职业素养、有效的法律体制和群众的尚法意识。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是法律的执杖者、捍卫者，是司法公正的传递者、守护者，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开拓者、领队者。法官具有主体性，作为纠纷的权威解决者，处于审判三角结构的中心位置，以依法中立裁判为己任。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司法独立原则作出了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院独立需要通过法官具体的独立执法活动来体现，法官具有在职权范围内，对案件依法独立作出判决、裁定、决定的权力，不受任何人、任何团体非法干涉。明确法官的定位，排除一切外部干扰因素，为法官判案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和条件，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一切危及法官安全，试图以恐吓、威胁法官影响案件结果的行为都是蔑视司法权威、挑战司法公正的行为，应当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有效制止。

二、法官职业安全保障的法律根据

我国《法官法》第八条规定，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身、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应当遵守法庭规则，对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或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对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法发〔2015〕13号）对加强法官的履职保障作出了规定，法官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依法履职遭受不实举报、诬告陷害，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消除不良影响，维护法官良好声誉；依法保护法官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法及时惩治在法庭内外恐吓、威胁、侮辱、跟踪、骚扰、伤害法官及其近亲属等违法犯罪行为；侵犯法官人格尊严，或者泄露依法不能公开的法官及其亲属隐私，干扰法官依法履职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加大对妨碍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诬告陷害法官、藐视法庭权威、严重扰乱审判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研究完善配套制度，推动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

从以上三部法律可以看出，我国对法官的人身保护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规定操作方法。在法庭上发生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情节较轻的，以罚款、拘留等强制手段予以处罚；对于情节较重的，根据刑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只规定了“扰乱法庭秩序罪”，并没有对法官进行专门、特殊保护的条款，实践中，对侵犯法官人身权益的行为只能依据普通法条进行处罚。除此之外，这三部法律没有提及对法官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进行保护，对于通过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法官近亲属，对法官心理、生活等方面造成压力，影响法官中立判案的行为，法官及其近亲属只能通过一般手段予以解决。

《意见》的出台，强调了对法官良好声誉的维护，将法官的近亲属列入法官安全保障的主体范圍，明确了对法官及其近亲属隐私的保护，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加大法官人身、财产保护力度的决心，对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的建立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三、法官职业安全保障的意义

落实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尊重法官权威，维护法官人身、财产安全，具有以下几方面重要意义：

1.缓解人才流失，壮大法官队伍

2015年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案多人少、人才流失问题突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一线法官年人均办案高达300多件。2016年的最高法院工作报告再次提及法院人员招聘困难、人才流失严重、法官短缺等问题。2010年至2014年间，北京法院系统已有500多人辞职调动离开法院，法官流失现象严重，且主要集中在基层法院，离开的法官大部分经验较丰富，能力较强，流失速度还在加剧。2014年上海法院系统共有105人离职，其中法官有86名（其中含17位审判长、43位硕士以上学历拥有者、63位年富力强的“70后”）。职业安全问题是人民法官关心的重大问题，是法官离职的重要原因之一。加强法官安全保障，赋予法官及其近亲属人身、财产特殊保护，严厉惩处侮辱、谩骂、诽谤法官行为和威胁法官及家人安全行为，为法官扫清依法履职的安全障碍，维护法官尊严和人身、财产安全，提升法官职业荣誉感，有利于稳住法官队伍军心，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法院系统，壮大法官队伍，为法院系统注入生机和活力。

2.维护司法权威，促进司法公正

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法官作为案件的审理者、裁判者，是法律的直接执杖人。法官应当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依法中立公正裁判的职业良知，但面对当事人的无理谩骂、威胁，法官仍要时刻保持理性、克制，也无疑是对法官保持中立用权的巨大考验。对法官尊严的践踏，对法官安全的威胁，是对法官权威的挑战，亦是对法院裁判权威、对司法权威的挑战。落实法官安全保障制度，是对法官尊严的维护，对法官中立裁判的庇护，亦是为司法公正保驾护航。

3.建立良性机制，推动司改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提高审判质效，促进司法公正，推动司法改革进程，离不开创新，离不开法院系统良性运行机制的建立。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司法需求与司法能力不足的矛盾，需要充分调动广大法官的积极性，不断创新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探寻多元化解方法，解决矛盾纠纷，让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提高人民的满意度。法官队伍是建立法院系统良性机制、推动司法改革的主力军。完善法官安全保障制度，有利于增强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为司法改革提供动力支持。

四、法官保护的措施

1.推进新罪入刑，完善法官的法律保护

为了保障法官的尊严，英美法系将“藐视法庭罪”作为一项非常严重的犯罪，对侮辱藐视法官、扰乱法庭秩序、干扰法庭执行责任人员履职的行为，处以严厉惩罚。英国、美国、中国香港地区都对“藐视法庭罪”作出了明确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例如法国、意大利、韩国，也将“藐视法庭罪”写入刑法中。我国《刑法》只规定了“扰乱法庭秩序罪”，建议将侮辱诽谤法官罪、暴力殴打法官罪等相关罪名写入刑法，并将法官近亲属的相关权益列入刑法保护范畴，通过推进新罪入刑，为法官群体提供刑法特殊保护依据，提高法官法律地位，维护法官独立审判权。同时完善诉讼法的规定，建立“藐视法庭罪”立案、侦查、审判的特殊配套制度，严厉打击侮辱法官、藐视法庭的行为。

2.建立联动机制，加强法官保护力度

一是打造专业的法官安全护卫队。健全针对法官保护的执勤执法规范，壮大司法警察队伍，完善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审理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加强公检法等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扩大法官及其近亲属安全保障的范围，为法官提供良好、安全的职业和生活环境。二是建立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建立法官风险报告制度、风险情报收集制度和风险防范处理制度，由法官和各部门共同发现、排除潜在风险，防止法官及其亲属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害。三是建立法官人身、财产安全保险制度。法官以定纷止争为职责，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为法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是充分利用市场资源，实现法官人身、财产安全风险由社会分担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增强法官抵御职业风险的能力，提升法官权利救济水平。

3.强化法官教育辅导，降低法官安全风险

一是提高法官安全意识和突发事件处理能力。编发安全指导手册、定期组织安全辅导讲座，为法官提供常规性的安全教育指导；聘请专业安全咨询师、分享涉法官安全典型案例，解决法官安全防范方面的疑难问题，提高法官风险防范和应急能力。二是提升法官职业素养。树立法官的权威，要求法官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外，还要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要有正直、正派的人格魅力。加强法官理论素养、综合素养、人格素养培训，保证法官在尊重当事人人格的前提下，综合法律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全面分析案情，作出中立、公正裁判，从而获得当事人的尊重，提高法官权威和司法权威，降低职业风险。三是增强法官心理调控能力。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往往心理脆弱敏感、情绪易偏激。法官掌握心理辅导知识，具备情绪调控能力，有助于平缓当事人的暴躁情绪，理性解决矛盾纠纷，提高案件处理效率，降低安全风险指数。

4.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民众法治意识

一是加强普法教育。以微博、微信、法治专栏、短片电影等形式，将纷繁复杂的法律条文与典型案例相结合，向公众普及基本的法律知识，帮助公众理解、分清道德与法的规范范围，避免将道德与法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相混同，减少對法官依法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困惑和误解。二是树立法官在人民心中的正面形象。英国法学家丹宁勋爵认为，公正必须来源于信任。法官失去人民的信任，法律也会因此而名誉扫地，国家的稳定将因此而动摇。提高法官的威信，不等同于将法官生活神秘化，与群众生活脱节。要积极宣传法官正面典型形象，将法官的生活平凡化、使命神圣化，加强人民群众对法官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建立法官与群众之间相互理解、沟通的桥梁，将每个陌路人转化为保护法官安全、保卫法官尊严的护卫兵。三是营造法治文化氛围。增强公众尊法守法意识、证据意识、公正意识，转变当事人思想，以证据呈现事实，将诉讼定义为维护公平正义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而不是维护当事人自己利益的工具和手段。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有利于避免因证据不足致使当事人对法律丧失信心的情况，防止守法者向激进的违法者倾斜，使公平正义进驻公众心中，为社会发展围起司法公正的绿色防护之林。

注释：

①“湖北十堰4名法官在办公楼内被捅伤”，载中国新闻网

②“北京昌平法院法官马彩云遭2名歹徒枪击殉职”，载中国法院网

③“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文实录）”，载人民网

④“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全文实录）”，载人民网

⑤“北京市高院院长：北京法院系统5年流失500余法官”，载中国新闻网

⑥“法院系统法官流失问题严峻：压力大待遇低是主因”，载观察者

⑦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3年9月30日

⑧[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参考文献：

[1][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2][美]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周泽民：《国外法官管理制度观察》，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5]马建华：《法官职业化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6]张文显：《法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姜明安：“正当法律程序：遏制腐败的屏障”，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

探讨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篇4

一、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一) 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需要

人们法官的责任是维护正义、打击犯罪、保护人民, 以及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序进行。应当根据“三个代表”的需要, 努力提供司法保障, 进而有利于发展先进文化与生产力, 以法律的方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法官在履行责任的过程中, 务必要有较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以人民与国家的利益作为视角, 积极地实现奉公廉洁、勤勉敬业、司法公正。缺少了职业道德建设, 就不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性, 这也跟“三个代表”的需要相背离。为此, “三个代表”思想的实施务必注重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二) 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是执行司法审判的实际要求

审判是法官代表国家解决纷争和惩罚犯罪, 其特点是法律权威性和国家强制性。法官的宣判和案件审理是法律与国家形象的体现。只有确保法官的权威性, 才可以确保司法的权威性, 而法官高尚的人格是法官权威的支撑。并且, 司法并非一味地套用法律条文, 存在差异的社会生活要求法官务必通过法律及其推理应用抽象和普遍的法律, 自由地裁量以处理法律案件。尤其是在法律不健全和不清晰的情况下, 法官具备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作为一把双刃剑的自由裁量权不但能够伸张正义, 而且也能够谋私, 倘若缺少了道德自律, 那么就会变成谋私的方式。为此, 法官务必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品行, 如此才可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 维护社会的正义。

(三) 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是建设法官队伍的关键性事项

在司法实践当中, 法官作风的体现重点是审判作风, 而法官道德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审判作风的好坏。针对法官的素质来讲, 道德素质是前提条件, 其跟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法官队伍建设中面临的一些问题都跟法官的职业道德有关, 像贪污受贿、违法办案、执法过松等。为此, 只有注重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才可以建设一支廉洁的法官队伍。

(四) 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是迎接入世的需要

世贸组织规则要求各个成员国的司法务必坚持统一、透明、公正的原则, 法官应当遵守国际惯例与世贸组织的规则。为此, 我们不但应当对世贸组织的规则进行快速了解, 而且还应当学习国外法官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 进而维护我国法官的良好司法形象。

二、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策略

(一) 强化人民法官的自我学习, 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素质

有效提高人民法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修养, 首先, 要定期组织全体人民法官进行思想政治上的学习, 可以对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等重要的思想, 不但可以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还能帮助他们坚定廉洁自律、刚正不阿、修身奉法、服务人民和忠于法律的道德信念, 并能解放他们的思想, 使他们能够做到大胆实践、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 进而为国家建设具有坚定政治、保证司法公正的高道德素质人民法官队伍。其次, 在人民法院日常的工作中渗透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可以将当下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事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 对全体法官展开有针对性的管理和教育。最后, 要多鼓励、支持人民法官进行更多专业的业务知识学习, 借此提升人民法官队伍的综合文化素养水平, 为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奠定最基本的文化基础。

(二) 适当提高人民法官的待遇, 保障其身份的稳定性

在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 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高, 加之我国正处在经济迅猛发展阶段和社会的转型阶段, 这造成案件纠纷数量的日益增加, 进而导致人民法官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也在持续增加。我国人民法官这一职业不是一种高收入的职业, 顶多算是公务员的干部级别, 非但不能兼职其他任何盈利性的工作, 也没有丰厚的退休金。由于人们法官的工资待遇和他们的生活、利益息息相关, 所以改善人民法官的福利待遇, 解决他们实际生活中的难处, 才能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拒绝物质上和利益上的诱惑。此外, 还能杜绝他们进行业外的其他经营活动, 维护自身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法官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能保障人民法官的职务是终身的、不可更换的, 就使得人民法官的职务是不稳定的、随时可更换的, 间接对其自身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也给人民法院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针对人民法官职业的特殊性, 要建立其身份的保障制度, 在人民法官的任职期内必须有充分的、正当的理由和法定的程序才能弹劾和罢免其职务,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消人民法官的顾虑。

(三) 考核与监督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

国家、各级法院要加强对人民法官遵守职业道德的监督和考核力度。首先, 要在对法官的考核项目中增加“职业道德”这一内容, 并将此项内容作为考核的重点, 让它逐渐成为经常化和制度化。同时, 职业道德考核还要紧密结合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和案件质量评查, 使得监督有据可依, 人民法官审判工作的特性, 往往在其办案的过程中和判决的结果上, 就会将其道德水准和司法水准体现出来。此外, 要建立完善的人民法官职业道德规范, 针对其职业操守、业务能力、个人品行和工作业绩等进行评鉴, 然后将结果公布于众。表扬那些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 处罚那些违法违纪的行为, 进而提升人民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

(四) 人民法官要严于律己

严于律己是对我国人民法官这一职业最基本的要求。法官只要能够严于律己就能做到廉洁奉公、洁身自好、经受得住诱惑, 约束自身其他的业外行为等。严格的监督记录虽然能正确引导法官, 但仅仅依靠外在的纪律是远远不够的, 关键还要看法官是否能自觉树立起正确的纪律观、利益观、权力观和地位观, 并能够始终坚持自重、自警、自励、自省、廉洁的底线。作为人民法官, 首先, 要无时无刻、自觉规范、约束自身的行为, 谨遵廉洁的司法规定, 拒绝案件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的贿赂。其次, 不能参与、从事营利性质的活动, 也不能在营利性组织、企业里兼职, 更不能在案件未解决、再审时, 给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提供任何咨询机会或意见。再次, 不能借法官身份、职务便利获得非正当利益、与案件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有非正常交往或者在办案执法中徇私舞弊等。最后, 要教育和监督家庭成员不得利用法官职权和地位获得非正当利益。

三、结语

总而言之, 国家注重建设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 如此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形象、党的形象、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和社会的正义与公平, 这是一项长期、重大、艰巨、深远, 有意义的任务。因此, 我国各级党组织、各人民法院、全体人民法官都要加强对此项任务的重视程度, 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 才能让全体人民法官在内心深处构建一道不为金钱美色所动、不为糖衣炮弹所迷惑的防腐堡垒, 并为了党和人民群众做到尽职尽责、不辱使命、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

摘要：人民法官是我国法律法规的重要执行者, 其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和义务, 在我国的人民群众中扮演着天秤的角色。人民法官职业道德水平、道德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执法水平的高低, 对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的整体形象也有直接的影响。因此, 国家要注重对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只有这样, 法院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法治的尊严和确保司法的公正程度。伴随着改革开放, 我国不断推进“依法、以德”治国的策略, 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已刻不容缓。为此, 本文对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阐述了笔者的一些观点。

关键词：法官,法院,职业道德,建设

参考文献

[1]高晓力.环保科技公司与大拇指公司股东出资纠纷案法律适用解读[J].中国审判, 2014 (7) .

[2]沈四宝.股东对公司管理者的选择权应受法律保护[J].中国审判, 2014 (7) .

[3]周强.发挥海事司法职能服务保障国家海洋战略在中国海事审判三十年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国审判, 2014 (9) .

[4]邵华, Susan Whiting.大调解与我国基层法院的功能——以湖南两个县的土地纠纷调查为例[J].政法论丛, 2012 (2) .

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篇5

作者：顾晓蓉 发布时间：2009-07-06 09:42:33

【摘要】：

法官是社会高度分工、司法进化的产物，担负着维护公平正义的重任，因此必须强化对这支队伍的管理。法官职业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官队伍建设的必然选择，对法治国家的生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从总体上来讲，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过程中，法官职业化并不现实地具有前述条件。近年来，大部分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法院招考本科法律毕业生因报名人数不够无法开考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最高法院招考高级法官也是应者无几，同时，基层法院还面临着经验丰富、资历深厚而年龄偏大的法官离休或退休，年青人员又很难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法官的现实问题。这种现象如任其发展，将严重的影响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步伐。要做好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工作，不仅需要对现行的法官职业化建设工作的基本理论问题和相关配套措施进行冷静分析和深刻反思，而且更应该深刻思考基层法官职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基层法院法官现状

我们的各级法院确实有一些高素质的法官，我们有些法院，特别是高级法院或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吸收了一批普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或硕士、博士毕业生，他们有着坚实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法学理论解决审判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法院的中坚和骨干。但遗憾的是达到这样标准的法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整体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优于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上级法院优于下级法院。

基层法院普遍存在干警学历层次偏低，人员素质不高等问题，与审判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不相适应，具体体现在：一是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的现代司法理念的尚未真正确立；二是法律知识及司法技能的滞后，知识更新较慢，法学理论水平不高，不能透彻理解新颁布法律、司法解释的精神；素质较为单一，大多数只能从事某一类案件的审理；调研能力不足，难以应对审判工作的新发展。基层法院的法官选任也面临较大压力，贫困地区的基层法院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明显不足，有的基层法院虽招录了较为优秀的法律毕业生，但因硬件设施落后、工作环境不佳、福利待遇较低等原因而留不住这些难得的人才。如笔者所在地区的某基层法院2008年拟从政法院校选拔的几名优秀毕业生到法院工作，但由于物质条件过于清苦等原因，拟选用的几名毕业生都以另有发展为由拒绝到该基层法院工作，基层法院无力吸引人才的现象实在令人堪忧。统一司法考试保证了法官准入标准的高起点，但从前几届司法考试的情况来看，基层法院通过率难如人意，东部发达地区的通过情况明显优于落后地区。另一方面，部分通过司法考试并有志于法院工作的人才又因进入渠道不畅通而不能及时补充到法官队伍中来。有人曾这样形容基层法院队伍的现状：该走的走不了，该来的来不了，来了的还要走。

那么除了一线法官外还有哪些人具有法官职务呢？目前在法院内部的档案、政工、后勤、办公室等部门存在一些“不办案的法官”，此外，集审判职业与行政职务于一身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由于职务所承担的行政管理、工作协调等行政事务相当繁重，办案数量极少。因此一线法官只占一个法院编制人数的一半左右，却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审判工作，难怪会不堪重负，法院还总感人手不足。

一方面是法院帐目庞大而待遇难以提高的财政难题，一方面是案件积压、办案法官不堪重负的现实困难，两者的矛盾已经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审判工作发展的瓶颈，影响了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繁重的工作和不相称的待遇造成的后果就是一线法官的大量流失。

特别是2002年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后，出现了一个怪圈，即通过公务员招考进法院工作的人，很难通过司法考试，不能任命为法官；已通过考试的人有些不愿意报考法院而宁愿当律师或因年龄偏大及其他原因无法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工作；已经在法院工作的人，则又被其他单位调走。法官流失现象不仅仅限于西部地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2005年政协分组讨论会上给出了一个惊人数字：近年来我国共流失法官1.6万人。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官待遇偏低，使业务人才流向其他领域。人才流失的后果就是法官群体的素质难以提高，审理案件的质量缺乏保证，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形成待遇低—人才流失—素质低的恶性循环。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的法官大多数已经是大专以上学历了，办案应该不成问题吧？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是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有的法院已经达到了80%或者90%以上。我们也习惯于用我们的法官通过参加了什么业余学习，获得了什么文凭，大专以上学历占法官总数的百分比来证明法官素质的提高。如果单从数字看，法官的素质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应当看到这些80%或90%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法官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其他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以后在职参加业大、自考、函授、刊授等毕业的，当然其中也有一少部分人通过这种方式的自学掌握一些法律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历教育的功利性。大部分人是为文凭而学习，而不是为知识而学习。审判实践中我们的一些法官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文凭，却弄不清复杂的法律关系，审起案子来是语无伦次，大白话充斥庭审，撰写的审理报告、判决书千篇一律，语言逻辑不清，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可见这种业余的学历教育对学员业务素质的提高是十分有限的，法官整体的业务素质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飞跃，文凭和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

本人将法官分为“办案的法官”和“不办案的法官”。“办案的法官”又分为行使不同类型审判权的法官，也就是所在审判庭的不同。几年前，法院当中是存在所谓热点部门的，如有一段时间经济庭是很热的部门，之后是刑事庭很吸引人，而执行庭（局）一直是很多人向往的部门。法官们争先恐后的要到热点部门工作，院领导很为难，于是曾经出台过热点部门的法官三年就要轮换的规定，主管领导也要随之轮换，说白了“便宜也不能总让一个人占呀”。“不办案法官”主要是综合部门、行政部门以及人事部门等，这类法官美其名曰是领导们要培养的对象，但事实上能够晋升的只是极少数，余下的多为年龄大而混日子的人。以上的分类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法官队伍内部，人为地造成了一种不平等，存在着对审判权可以获得各种利益的不正当追求。最终损害的还是当事人的利益。

二、基层法院人才流失的原因分析

（一）宏观原因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为人才流动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市场经济体制，实质是社会资源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和无形的智力资源最大效益化配置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最基本方式便是竞争。它通过竞争使各种社会资源向效益优势的领域流动和汇聚，以充分激活和发挥社会资源的潜能，从而达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最初在经济领域形成了有形物质资源的竞争，促进了物了加速流动。随着竞争的加剧，人的主体地位逐渐受到尊重，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的认识得到普遍认可，人才流动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自主择业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过去那些阻碍人才流动的樊篱逐步被撤除，住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化等一直拴着人才流动的锁链逐步被解除，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能力基本消失，而户籍制度改革又打破了阻碍人才流动的最后一道坚冰，人才流动日益简便，促进人才流动的社会条件基本成熟；

2、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形成了人才流动的内在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日益呈现多元化，最大程度实现自我价值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在这种意识支配下，每个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都会形成一定的预期，并将自己的预期与实际所得到的进行比较的权衡。当其预期与其实际所得差异很大时，他就会考虑更换职业、岗位或以其他方式去实现其心中的预期，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他的预期并不合理、不切实际，但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外界很难去改变。同时，人才流动本身也是人才增值的一种方式，通过流动，确实可以促进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一旦存在外在诱因，人才流动成为必然，3、地区、职业和单位的差异构成了人才流动的强力磁场。首先，在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历史基础、政策倾斜、地理环境等多方面困素的影响，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在财政、收入分配机制上，中央与地方实行分税制，经济发展状况又直接决定财政收入状况，而财政收入状况往往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种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的循环中，造成了各地区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其次，由于种职业和单位的性质不同和单位的工作人员取得报酬、个人发展的空间也有所不同，有的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经济发达地区、前景看好的和单位在人才竞争中具有压倒性优势，成为吸引人才流动的“低洼区”。

（二）微观原因

1、法官职业收入较低。我国法官法对法官工资保险福利作了专门规定，但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实际上成为无法兑现的“水中月”。从整体上看，法官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基本处在同一水平。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工资构成中的基本工资、津贴、福利则相差悬殊。即使在同一地区，法官的收入远远低于工商、税务、国土资源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收入，更难以与电力、电信、通讯、供水、金融等企业工作人员相比。与类似职业相比较，作为同属政法部门的政法委、公安机关，其警衔津贴大大高于法官津贴，并有财政保障，甚至在法院内部而言，行政级别相同的法官工资仍低于法警的工资，不是说法警的工作就不如法官重要，但客观的说就法院而言，审判工作是第一位的，而且法官的任职条件和任职难度也明显高于法院的法警。所以说国家对法官的素质要求高于其他职业，而在收入方面却低于其他职业，两者的反差极易造成法官心理的不平衡。在我市大多数基层法官，法官的月收入基本在2000元上下，个别县法官还达不到这一标准。经济的窘迫，促使一部分法官通过改变职业或岗位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养廉史。有一名法官，父母兄弟都在农村，微簿的收入除料理自己家庭外，还需不时接济农村的父母兄弟。当谈到转换职业的初衷时，他不免有些激动：“我就是奔钱才走的。我那千把元的工资，比不上一个小学未毕业的农民工。父母省衣缩食供我读大学，在我该回报父母的时候，我却常常为钱焦头烂额。当法官太寒碜了！”

2、法官政治待遇低。目前法院工作人员的级别仍然套用党政模式，法官等级虽然存在，但既未体现为经济待遇也未表现为政治待遇。相对于党政部门来说，因与政治待遇给予的机关或决定人距离太远，法院工作人员在职务上提升的机会太少，在政治方面发展的空间过于狭窄，在获取同等政治待遇上的能力处于天然的劣势。基层法院的一名法官，要解决副科级待遇，不仅要在工作上有突出的业绩，更重要的取决于天时人和，可谓“功夫在诗外”。而在党委、人大、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获取相应待遇的机会极多，一般只要担任内设机构正副职，即可解决副科乃至正科待遇。即使同为政法部门，公安机关派出所所长一经任命就可解决正科级待遇，而法庭庭长解决副科级待遇才刚提上日程。一些无法调往外地、又不愿冒辞职风险的30岁左右的法官，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往往乐于转往党政部门，以期取得相应的政治待遇。

3、法官缺乏身份保障。我国法官法第八条规定，法官“非因法官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尽管有关规定十分明确，但地方党政部门并不买账，违反法官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对法官免职、降职处分的情形时有发生。主要表现为：一是将法院作为一般行政服务部门，将法官视为一般公务员，列入当地行风评议、末位淘汰等范围，不尊重司法职业的规律和司法行为的特点，随意降、免、调法官。二是一些拥有监督权的机关，偏听偏信捕风捉影之类的指挥，轻率启动对法官的调查程序，大有不查倒法官誓不罢休之势，可最终结果证实，法官的行为并不违法，也无不当。三是机构改革中，地方人事部门无视法官法的规定，在法官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以执行精简人员政策为名，违背法官意愿，强行免除法官职务。这种集体性、政策性违反法官法的现象，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说明法官法在执行中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也印证了法院在现实政治框架中的较低地位，更表明了法官身体缺乏应有的保障。

4、法官承担过重的职责。“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说明了法官只对法律负责。然而，现实要求法官行使职权必须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否则，即使适用法律正确，也难逃其咎。由于社会效果的内容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往往成为外界干扰法官办案的正当理由，甚至成为某些人实现私利的合理根据。在此情形下，法官面对案件，除了考虑法律的规定外，还必须考虑双方当事人的接受程度乃至一些案件之外的背景因素。甚至在某些案件中，法律是否得到准确运用倒在其次，法官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作出裁判结果，这一点，上方面限制了优秀法律人才的个性发挥，使之难以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在整体上降低了法官职业在专业知识上的挑战性，法官的人才在现实的磨砺中逐渐平庸化。一位在职法官指出：目前的司法环境状况，无形中给法官增大了工作压力，而这种压力是无法通过自身努力去化解的。也许不断积累的压力，是法院人才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5、法院内部管理过于行政化。首先，我国长期以来将法官作为公务员、国家干部看待，在政治待遇、工作待遇上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模式，评价一名法官事业成功与否，主要以其职务和职级的升迁为标准，使得法官的价值取向于政治化。在法院难以得到升迁的情况下，转而谋求调往其他一些较易升迁部门的大有人在。其次，法官独立的观念未得到认可，法官在实际办案中难以体现应有的独立性。在职权行使上，法官不仅受到外部干扰，而且在内部请求审批过多。对一些疑难或影响较大的案件，层层审批成为必经程序，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几乎没有独立决定的权力。这样，法官只是一个案件承办人，无法作出真正体现自己意志的判决，也就无从体会到通过自主审判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心满足感和成就感。

6、法官职业入门条件提高。2001年修订的法官法，将担任法官的学历条件从大专提高到大学本科。在具体实务操作中，法院系统还加强了对调入人员的管理力度，除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中确定的“凡进必考”原则外，还出台了《关于加强任命法官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法官任职的审核程序进一步细化和严格。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一大批不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其他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复员转业军人被挡在法官职业外，形成了调入人数与流出人数“入不敷出”的表征；另一方面，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人员，其优良的素质为其挑选职业提供了资本，法院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法院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这是高素质人才进入法院少的深层原因。

三、对策

人才流动是任何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现象。人才的合理流动，既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目前基层法院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法院人才流动的状况，已超出了人才合理流动的范围，并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法院工作的发展，亟需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然而，解决基层法院人才流失的问题，必须密切结合中国实际，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尊重人才流分理处的合理诉求，体现司法职业特性，符合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目标。否则，人才流失的问题得不到根据解决，反而会衍生更多矛盾。

（一）大力推进司法体制和改革，凸显法院职业社会地位

一是切实提高法官职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司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理解、尊重和维护法官职业的地位和权威，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前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对这一点只有在全社会（包括领导决策机关）形成共识，才能正确定位改革目标，顺利推进改革进程。

二是强化职业保障。要切实完善制度，建立独立的专业性的法官考评管理委员会，明确限定调查、追究、罢免法官的法定事由，科学设置监督法官的程序，确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不因实现原因所致裁判错误而使法官受罚，实现对法官考核、任免、调查、追究、处分等事项的专业化、程序化、法治化，依法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免除法官行使职权的后顾之忧。三是合理提高法官薪酬。收入是一个人劳动价值的具体表现，没有合理的工资收入，要求法官始终如一地正确行使生杀予夺、万金归属的职责，那完全是违背人的基本需求的道义苛求。这种苛求，要么使法官走向腐败，要么使法官挂靴而去，更可能使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成为一句空话。在精简法官数量的基础上，合理提高法官经济待遇，确保法官享有与其身份、地位相符的尊荣，是留住人才、凝聚人才、吸引人才的基本措施。

四是淡化审判管理的行政色彩。在提高法官素质 同时，要深化审判组织改革，逐步扩大法官的审判权限，全面落实合议庭的独任审判员的职权；转变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职能，将工作重心从审批、讨论具体案件移向宏观指导和审判管理；遵循审判规律，改进监督管理方式，既保证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又切实防止司法恣意和司法腐败。

（二）强化激励机制，建立良好的用人环境

一是完善考核制度，实现考核的科学化和客观化。要根据法院工作的特点，按照审判工作的规律，结合法院工作任务和人员实际，科学确定考核指标和考核标准。实行日常考核与年考核相结合，吸收法官代表参与考核，定期公布考核结果，并以考核结果作为使用人才的依据。

二是完善竞争机制，形成正确的用人取向。要坚持“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择优选拔、择优使用各类人才。要通过竞争感到一种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破除人才使用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观念，使人才既看到希望，增强上进的动力，同时也感受到应有的压力，真正认识到靠水平、靠能力、靠业绩发展自我，在奋斗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对不胜任现职的人员，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对工作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法官，要大胆使用，委以重任，让他们在重点工作岗位上得到锻炼。

三是完善奖惩机制，真正体现人才的价值。在科学考核、合理使用的基础上，要根除平均主义思想，建立起完善的奖惩制度，实现奖勤罚懒，奖能罚庸，奖优罚劣，使人才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使人才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形成用人机制的良性循环。

（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一个和谐的人际环境，一个积极进取的团体，一个通畅的交流渠道，是一个良好的工作氛围应具备的基本因素。良好的工作氛围，在某种程度上比金钱更能留住和吸引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关键。当前，谈起政治思想工作，人们往往不能为然，认为政治思想工作是务虚，起不到实际作用。其实不然，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以感情留人的重要方式，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一是建立通畅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渠道。政工部门要经常性地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与谈心，及时了解他们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予以归纳，呈院领导或院党组决策时参考。在制订有关决策前，政工部门应以适宜的方式，征求法院工作人员的意见或建议，并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决策内容中，使他们真正成为法院的主体。

二是实行人文关怀。政工部门要及时了解掌握全院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思想状况、生活条件和家庭困难，对他们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对他们的缺点善意指出，对他们的困难尽力帮助，使他们形成强烈的集体感，感受集体的关怀与温暖。

三是加强法官文化建设。要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充分调动和发挥干部管理部门、行政管理部门、党支部青工妇组织的职能作用，和资深法官、高学历人员的资源优势以及先进人物的典范作用，教育、引导法官树立和培养正确的职业理念、职业思维、职业信仰、职业操守和职业价值观，坚定法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全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信念与追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立，对法官这一特殊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势在必行。据有关资料反映，至2000年，我国法院工作人员已达30万，其中有法官职务的25万，而基层法院法官占了其中绝大部分。虽然人员众多，但法官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整体素质却不高。笔者工作在基层法院，就基层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谈一点浅见。

一、从法官职业化内容谈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从八个方面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就基层法院的实际情况而言，笔者试就法官员额制度、法官助理制度、法官遴选制度这三个热点问题进行

阐述。

（一）关于法官员额制度的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是针对我国法官人数过多的现状所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精简法官人数，提高法官整体素质，从而强化司法权威。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笔者认为大致分为三步实施：第一步是精简人员。这一步至关重要，也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难度最大的。在基层法院推行该制度更不容易，由于基层法院受历史等原因制约，部分法官学历不高，不可能再参加司法考试另谋出路。所以操之过急可能给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带来隐患。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推行这一步时，要以稳字当头，合理安置分流人员，能供养的就尽量供养，力争避免淘汰（当然明显不适合继续在法院工作，又不符合供养条件的除外）。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但宁愿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也不能以牺牲工作秩序、改革成果为代价，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第二步是确定法官员额。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一，就是同一法院每年受理案件数也在变动，所以不能机械地参照国外或少数几个法院的试点来确定法官员额。故各法院在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时，应当结合各自实际情况，采取既考虑人口因素，也考虑审理案件数量两者相结合的标准，即综合考虑法官所占人口比例和法院审理案件数量的多少，并以法官工作量为主，同时还应考虑现有人员的状况。法院的硬件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如办公自动化、法庭数量、办公用车等问题都会影响办案效率，从而间接影响法官员额的确定。从我院情况看，管辖区域常住人口86.２万，2000年至2002年，平均每年审结案件6213件，其中民商事案件年平均3133件，刑事案件年平均390件，行政案件年平均23件，执行案件年平均2667件。如果以每名法官每年办结200件案件为参照量，就需要民事法官15名，刑事法官2名，行政案件法官1名，执行法官13名，全院至少共需要定法官员额31名，那么法官与人口比为1：27700。而我院现有法官资格（包括审判员、助理审判员）99人，从事审判、执行一线工作的84人，如果把这么多的法官减下去，基层法院审判压力可能难以想象。第三步任命法官。具体内容将在后面法官遴选

制度中加以阐述。

（二）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试行。设立法官助理之目的，是让法官从目前庞杂的审判辅助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核心审判工作，从而提高审判效率，确保司法公正。笔者认为，法官助理制度实际上是法官员额制度的辅助，与法官员额制度共同形成职业化建设的核心制度，即为审判工作的高效与公正提供制度保障。第一、法官助理的性质。从北京法官助理的试点中所反馈的信息看，法官助理与我国目前的“助理法官”（助理审判员）相差很大，前者不具有审判权，而后者属于法官系列，自然拥有审判权。法官助理顾名思义就是法官的助理，协助法官开展审判工作，服从法官的指挥。第二、法官助理的工作内容。这涉及到与法官之间的分工。目前我国法官（包括执行法官）承担着送达诉讼文书（包括起诉状副本、答辩状、传票、开庭通知书、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等等）、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指导诉讼、组织开庭和庭审、制作裁判文书、宣判、卷宗装订等审判工作中绝大部分事务，只有记录工作由书记员完成。繁杂的事务分散了法官的精力，也拖延了办案的效率。笔者设想，设立法官助理后，法官只负责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庭审和裁判，其它所有辅助性的工作全部由法官助理来完成，具体包括：送达诉讼文书；组织审前会议；根据法官签署的裁定或命令，对财产进行扣押、冻结、划拔、变卖以及强制执行；整理材料；装订卷宗；执行法官其他指挥事项等。第三、法官助理的任命。法官助理可以从在法院工作多年，并且具有相当法律知识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中择优任用。参照目前助理法官的任命方式，由法院院长对法官助理进行任命。第四、法官助理的管理。由法官助理完成所有辅助性工作，其权限相当大。为防止法官助理滥用权力，必须加强监督管理。笔者设想，借鉴大立案庭的模式，法官助理主要归口于立案庭，由立案庭庭长负责法官助理的管理和业务指导，但一旦法官助理所协助的案件进入庭审，又必须服从庭审法官的指挥。庭审法官在庭审中发现法官助理有滥用权力的可能，则责令法官助理重新进行工作，并将有关情况通报给立案庭庭长和法院纪监部门。二元式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加强对法官助理的监督。

（三）关于法官遴选制度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补充法官人选，必须经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统一测试、考核，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遴选。”修改后的法官法提高了初任法官的任职资格，规定了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按照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思维逻辑，此时的法官是指狭义上法官，即不包括目前的助理法官。所以一旦任命为法官，即为审判员，则不存在目前的助理审判员。基于此，笔者认为基层法院补充的法官人选，不仅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符合《法官法》的任职条件，还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具备优秀的政治品质和司法操守。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影响司法改革公正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法官的道德素质。当前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与部分法官道德素质低下有直接关系。只有具备高度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才能刚正不阿、公正有效地审理各类案件。第二、必须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司法的发展趋势要求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求法官具有较娴熟的法律知识和裁判技能，还要求法官具有广博的人文社会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复合型法官也是培养专家型法官的基础。第三、必须具有精湛的法律思维方式。现代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现代法官如不具备较强的法律思维方式，就理不清法律关系，造成机械执法，达不到法律公平与正义价值的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初步确立，社会主义法律体体系也初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必须用法律思维方式去思考、对待和解决社会各种司法现象和问题。第四、必须具有丰富的司法经验和较高的司法技能。法官不是任何人都能从事的职业，它不仅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娴熟的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纠纷的经验和技能。

二、从法院改革谈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 按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思路，笔者设想对法院现有人员可能最终形成六大系列管理方式，即：法官系列、法官助理系列、书记员系列、法警系列、执行系列和行政系列。在这六大系列形成之前，笔者设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

（一）建立大立案格局。如前所述，法官助理归口于立案庭管理，将庭审前大量的辅助性工作如送达诉讼文书、决定案件适用程序、组织审前会议、组织证据交换、安排开庭日期等工作由立案庭法官助理完成。出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强化相互制约之考虑，立案庭可以设置内勤组和外勤组，审前组和审中组。内勤组负责收案、登记和立案工作。外勤组负责诉讼文书送达工作。审前组负责指挥和监督审前程序，组织和监督当事人进行补充和变更诉讼请求，收集、提交和交换证据，整理争议焦点, 确定适用程序和开庭日期等庭前准备工作。审中组主要负责法官所交办事项。这样各组之间既分工又可相互监督，也排除法官先入为主的预断，避免先定后审的庭审形式化。

（二）建立法官专职制度。在各审判庭可以根据各法官的具体情况区分小额、简易案件主审法官和复杂案件主审法官，或根据案件案由的不同类别固定分别由某些法官来主审。案件由立案庭转交到各审判庭后，由审判庭庭长按已确定的分工范围来指定主审法官。法官专职化有利于案件的高效审理，也为司法公正提供了资源保障。法官专职化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培养专家型法官的要求。

（三）建立执行新格局。执行难是困绕全国各级法院的难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执行机构运作模式设置的不合理是其主要原因。当前，有的专家和学者提出，我国宪法规定，法院是审判机关，而执行不是诉讼程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专门机构执行法院的判决。现阶段，执行难严重影响了法院、法官的形象，法院受理的案件数又在飙升，法院不应再管执行。笔者认为，现阶段将执行案件剥离法院是不现实的，但将执行局由上级法院垂直领导是可行的。执行局的垂直领导有利于充分调动执行资源，在目前法院设置的格局下，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克服执行难问题，更有利于推进法

官职业化建设的进程。

来源:考试大-公开选拨领导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一方面，由于各自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经济、政治生活需要，其检察机关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基于检察机关在现实社会控制中所起作用的一致性及各国之间法文化融合的加强，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又具有某些共同的发展趋势。比较两大法系检察机关的差异，研究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我国检察体制问题的研究及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两大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的差异

两大法系在检察机关最显著的区别首先表现为其性质和职能范围。关于检察机关的性质，我国学者有的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机关是公诉的机关，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注：章武生、左卫民《中国司法制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根本区别。其实，这一结论不无商榷处，因为公诉职能仅仅是检察机关承担的诸多职能中的一种。如果说侦查职能，审判监督职能还可以视为公诉职能的必要准备和延伸的话，那么其所承担的监督和执行判决、干预民事诉讼、提供法律咨询（注：陈光中主编《外国刑事诉讼程序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等职能则是公诉职能这一界定无论如何也包容不了的。正如俄国法学家穆拉耶夫指出的那样：“检察机关„„这些公职人员的使命，按职务来说，主要地是使他们在司法方面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机关的代表。”（注：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检察制度参考资料》第三编，1980年版，第11页。）这里我们不妨逐一考察大陆法系各国对检察机关职能的规定。在法国，最高检察长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注：中国检察考察团《法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2期，第54页。）法国检察机关除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起诉、支持公诉和指挥刑事裁判的执行等职能外，还对下列事项行使广泛的监督权：“（1）监督司法辅助人员；（2）监督、检察书记员；（3）监视司法救助制度的营运；（4）监督户政官员；（5）对私立教育机构的监督；（6）对公立精神病院的监督；（7）对开设咖啡店、酒店等特种营业的资格审查；（8）对新闻、杂志等定期刊物进行审查，等等”（注：王然冀《当代中国检察学》，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德国检察机关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监督和保证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能”（注：中国检察考察团《德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1期，第55页。）。除对刑事诉讼的侦查、审判和执行有广泛监督以外，“对律师执法活动的合法性，也负有一定的监督职责。”（注：中国检察考察团《德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1期，第55页。）葡萄牙检察机关也具有比较广泛的监督职能，《葡萄牙检察署组织法》规定检察机关的权限有：“„„

7、监督司法官员的工作；在自身权限内，维护法庭的独立，并监督司法职能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

9、在监督司法职能依法进行时，依据宪法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可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

10、监督常规法律的合宪性。共和国检察长可请求宪法法院对任何违宪的规定进行宣布„„”（注：《葡萄牙〈检察署组织法〉简介》，《人民检察》1996年第4期，第58页。）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因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职责范围稍小，因而将其界定为“诉讼机关”似乎更为妥当，而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职能更加广泛，将其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较为合适，因为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法律均赋予了检察机关以广泛的法律监督权，英美法系国家则一般没有这种规定。

在组织体系方面，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检察机关的高度统一性，而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则表现出相当的松散性。美国检察体制具有“三级双轨、互相独立”（注：何家弘《论美国检察制度的特色》，《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4期，第24页。）的特征。所谓“双轨”是指美国的检察职能象审判职能一样由联邦和州两级分别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干扰；所谓“三级”，是指美国的检察机构建立在联邦，州和市镇这三个行政别上。而且，美国的检察机构无论是级别高低和规模大小，都是互相独立的。换言之，联邦、州和市镇检察机构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甚至没有监督和指导关系。英国在1985年《犯罪起诉法》颁布以前，其检察机构也具有英美法系检察机构的传统特色——分散性。英国没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检察机关体系，其中央不设司法部，也没有一个中央检察机关，中央检察职权分别由内政大臣、国王的法律官员和公诉处长三者分别行政。（注：程荣斌《检察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1页。）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大陆法系检察机关则具有高度统一性。法国“全国检察官内部实行一体化原则。上令下从，形成一个整体。司法部长有权指令追究某一案件。”（注：中国检察考察团《法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2期，第54页。）德国实行联邦制，其检察机关分联邦和州两个体系，虽然这两个体系之间互相独立，但在这两个体系内部则是一种严格的统一领导关系。

再次，两者的差异还表现在检察官裁量权的行使上。在传统上，英美法系检察机关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英国法律规定，即使犯罪已经得到证据充分证明，但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检察官也可以决定不予起诉。1951年，当时的检察总长肖克若斯（Shawcross）作了关于公共利益的经典性说明，它得到了此后历任检察总长的支持：“本国从未有过这一法规——我希望永远也不会有，即：受到嫌疑的刑事罪行必然自动地成为起诉的对象。”（注：英国《下议院辩论》第483 卷，第681 章，1951年1月29日。）检察机关可以根据下述广泛的理由而不予起诉：“a、法庭可能会罚交很小或象征性罚金；„„e、起诉可能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有很坏的影响；„„h、会伤害资讯来源、国际关系或国家安全的细节，可能会被公之于众。”（注：《The Code For Crown Prosecutors,1994》，1988年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考察团，第10—11页。）美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方面的权限也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决定是否起诉方面，检察官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几乎不受限制，如果检察官决定对一确已犯罪的案件不予追究，则无任何力量可以限止他。此外，关于不起诉的理由也无严格限制，检察官对不愿起诉的案件可以借口证据不足或检察署人手不足为由，而拒绝起诉。对于已经起诉的案件，在审判前，检察官也有权随时撤回公诉；对于不起诉或者撤回公诉，检察官也无须说明理由。与这种几乎不受限制的起诉裁量权相适应，美国检察官还有与被告一方进行辩诉交易的权利。（注：

柯宾《美国检察官的权限》，《人民检察》1994年第11期，第59页。）与此相反，大陆法系各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则小得多。在传统上，大陆法系国家采取起诉法定主义，犯罪行为符合法定条件就必须起诉。虽然大陆法系国家的近现代刑事诉讼程序采取了起诉便宜主义而赋予了检察官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不仅在条件上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在程度上也受到了由被害人方面启动的诸如“强制起诉”、“准起诉”等程序的制约。与英美国家相比，其自由裁量程序之狭小，是显而易见的。

最后，检察官制度的不同也是两大法系检察机关的显著区别之一。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检察官选任途径的不同。英美法系的检察官一般来自律师，而大陆法系的检察官则是国家作为“法律人”（或称法律家、法曹，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之一专门培养的，法学院的毕业生经过1至2次司法考试和一定期限的司法实习，便可自由选择是作检察官还是作法官、律师。

其二，检察官保障制度和社会地位不同。大陆法系检察官享有近似于法官的身份、经济和特权保障，因为大陆法系检察官和法官地位一样，俗称检察官为“站着的法官”，而审判官为“坐着的法官”；而英美法系检察官则是作为普通行政人员来管理的。法国和德国检察官实行单独的工资等级和标准，检察官和法官工资水平一致，其工资起点与较高级公务员工资起点相当。法国规定检察官的退休年龄为65岁，而普通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为60岁。与此相适应，大陆法系检察官的社会地位高于英美法系。其三，检察官队伍稳定程序不同。大陆法系检察官是专职培养的，且保障制度较好，社会地位较高，因而检察队伍比较稳定；而英美法系的检察官队伍则不然。英国虽自1986年起建立了统一的检察机构，但是对于检察官决定起诉的案件，他们只能在治安法院出庭支持公诉，在刑事法院、高等法院等则必须聘请大律师出庭支持公诉，因而出庭公诉人员固定性差。（注：《关于英国刑事诉讼的考察报告》，1988年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考察团，第15页。）美国检察官队伍流动性也非常大，其原因有两点：一是美国检察官薪水和社会地位比法官和私人律师都低，检察工作没有吸引力，检察人员往往只把检察工作作为以后从事其它工作积累经验和资本的“跳板”而不是将其作为永久性职业；二是美国检察官任期只有四年，与政党共进退；每新总统上台都会重新任命本党人员作为检察官来替换原来的检察人员，对整个检察系统实行“大换血”，从而极大地影响着检察官队伍的稳定性。

二、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差异成因之分析

每一事物的形成都是有其历史和现实基础的，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差异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究其成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检察制度产生发展方面的原因。检察制度最早产生于何国，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起源于法国；二是认为起源于英国；三是认为当代检察制度有两种不同的起源（中国除外）：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英国，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制度起源于法国。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更为准确。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概括而言，在英美法系国家，早期主要是美国受英国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其它国家的影响），后期则主要是英国受美国的影响，特别是英国1985年的《犯罪起诉法》受美国影响很大。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制度，也存在类似交互影响的情况。此外，两大法系这间也有相互借鉴。

法国的检察制度萌芽于十二世纪。当时法国领主权力很大，国王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为加强中央集权，国王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设立代理人。国王代理人在代理国王处理私人事务的同时，还负有在地方领主的土地上监督国王法律实施的职责。这种国王代理人，即为以后的检察官。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法国，检察官自产生之日起就承担有类似于现代的法律监督职能。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期，法国法律明确规定国王代理人承担以下监督事项：代理国王监督赎金的缴纳是否合理；监督没收财产及其它判决的执行。15世纪以后，检察官除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还行使以下监督职权：监督诉讼的提起及进程；监督地方官员是否竭尽职守；确保国库之收入；检查制度量衡；决定面包售价；监视图书馆和法科大学。（注：程荣斌《检察制度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0页。）与法国不同，英国的检察官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只是作为国王的法定代理人，向国王提供法律咨询和参与诉讼，而不承担法律监督职责。英国自1066年被威廉公爵征服时起，政治上就已实现统一，随后的法制统一任务，主要是依靠英王设置的王室法院的法官们进行巡回审判，通过判例法来实现的。这样，就无需国王代理人承担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任务，在王室法院设立之后，直到13世纪才设立的检察官就仅仅是国王的法律顾问，而不承担法律监督之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其次是源于法律渊源的不同。在法律渊源表现为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里，在法律上和诉讼理论上，判例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只能依据事实严格适用成文法，因而检察官肩负起保证制定法在全国统一实施的责任就成为必然，赋予检察官以法律监督权是成文法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而在法律渊源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法律体系是通过法官来创造和发展的，具有造法功能的法官在英美法系一直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在司法至上观念的支配下，法官在司法上的至上权威是不能容忍有更上位的监督者的。检察监督观念与这种法官的崇高社会地位相抵触，是不可能有生存的根基的。

再次是诉讼模式的差异。综观现代各国诉讼制度，虽然检察官在法庭审判阶段都承担公诉职能，但因诉讼模式的不同，其履行支持公诉职能的方式自然存在着差异，检察官作为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诉讼地位也不尽相同。英美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检察官是作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的，公诉人与被告人在法庭上诉讼地位对等。而大陆法系实行职权主义，不仅法官在法庭上不是消极地进行仲裁，而且公诉人在法庭上也是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诉讼职能的检察机关的代表，检察官在法庭上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官“在法庭审理阶段，充任国家公诉人，同时监督审判程序是否合法”（注：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诉讼地位的这种不同，决定了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作为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只负责提出其所指控的事实和证明该事实的证据，以达到对被告定罪的目的，而不承担提出有利于辩方的事实和证据的责任。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公诉人不但要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有罪和罪重的证据，同时还必须考虑对被告人无罪罪轻的有利的证据，以使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例如，德国检察机关“对判决的合法性负有监督职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检察官不仅是指控被告的公诉人，而且是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保护者，检察官负有全面收集证据，包括收集证明被告人有罪和无罪两方面的证据的义务。法律要求检察官遵守客观中立原则而不是对抗被告人。因而有人认为在检察机关与被告人关系上，检察机关是中立机构。另一方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检察官对证据及其认定的合法性，对判决的合法、公正性负有监督义务。”（注：中国检察考察团《德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1期，第55页。）

最后，是起诉传统方面的原因。大陆法系国家比较早地确定了公诉制度，犯罪被认为是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侵犯。“对每个犯罪行为，检察院、警官原则性地负有展开侦查的义务。有足够的行为嫌疑时，检察院必须提起公诉。”（注：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检察机关是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犯罪进行追诉的，没有法律的允许，不能随意处分自己的公诉权。虽然实行“起诉便宜主义”，但并非基于当事人处分主义，而是基于国家刑事政策方面的考虑。而英美法系国家传统上诉讼理论将刑事诉讼视为与民事诉讼并无本质不同的诉讼，检察官作为与民事诉讼原告地位相同的一方当事人，当然享有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自由。因而英美法系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远远大于大陆法系国家。

总之，特定的历史起源、成文法的法律传统、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共同决定了大陆法系检察官是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律监督者的一身二任的特殊角色，广泛的职权范围、高度集中的组织体系、法定的检察官培养渠道、对检察官良好的保障机制、检察官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检察队伍的稳定性，就成为大陆法系检察机关的必然特征。而与这种广泛的权限和崇高的社会地位相伴相生的防止权力滥用的必要性与起诉制度上的公诉传统相结合，又使得对检察官的裁量权进行严格限制成为必需。而英美法系则恰好相反，特定的历史和现实铸就了其检察官相对单一的诉讼角色及与这种诉讼角色相适应的职权范围的狭小、组织体系的松散、检察官保障机制的缺乏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低下，而当事人处分主义的诉讼理论决定了其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三、检察机关发展的一般趋势。

交通、通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全球化的深入，使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认识到：不同的检察制度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而自检察制度产生之日起，不同的检察制度之间就出现了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趋势。这里，既有同一法系不同国家检察制度之间的交互影响，也有不同法系检察制度间的相互借鉴和吸收。在相互影响中，出现了一些共同的发展趋势。

（一）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呈扩大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运行日趋复杂及维护国家和公益要求的因素的增加，各国政府均加强了对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干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实现社会控制的强有力的杠杆，其作用普遍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不仅在传统上检察机关职权范围较大的大陆法系如此，而且传统上检察机关职权范围较小的英美法系也逐渐加强了检察机关干预社会生活的作用。具体表现为：

其一、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大陆法系检察机关职权范围一直很广。“法国检察官在司法活动中，特别是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唯一介入全部司法程序的司法官员。

”（注：中国检察考察团《法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2期，第54页。）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的这种作用仍在继续加强。在传统上职权较小的英美法系的检察机关，其权力也由起诉阶段向两端即侦查阶段和执行阶段延伸，成为刑事诉讼中唯一的一个能参与各个阶段诉讼活动的机关。以英国为例，根据1985年《犯罪起诉法》的规定，检察机关获得了一定的对警察侦查行为的监督和建议权。这种监督和建议权表现在：（1）“为了防止警方对应该提起诉讼的案件不予提起诉讼，法律要求警察局长将本辖区内的每一严重犯罪通知检察官”（注：龙宗智《英国检察制度的重大改革》，《人民检察》1987年第6期，第31页。）（2）“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要给予警察必要的司法建议；指导警察收集和发现充分的，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注：程味秋《外国刑事诉讼法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美国检察机关的权力比英国大，有很大的侦查权和指挥侦查权。依据美国联邦法典第28篇有关条款的规定，总检察长“有权侦查政府官员的犯罪行为”。（注：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联邦检察官“对在其司法区内实施的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行为，有权要求进行或继续侦查。”（注：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地方检察机构的检察官“可以要求警察继续侦查”。（注：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助理检察官“在提起诉讼前调查犯罪事实，有些案件，首席检察官可派本署侦查员参与侦查。”（注：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93页。）美国检察机关还有监督狱务假释事宜，联邦总检察长有权监督司法行政管理、监狱和其它惩办机关。（注：程荣斌《检察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其二、检察机关的职能从刑事诉讼领域扩大到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在传统上，检察机关一般只参与刑事诉讼活动。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化和权利观念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检察机关开始比较广泛地干预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民事和行政诉讼。检察机关有权干预民事诉讼的国家很多，如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瑞典、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芬兰、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斯里兰卡、布隆迪、乌干达、突尼斯等国，都在法律或判例中确认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内容。英国法学家爱伦斯特·J·柯恩在《当事人》一书中写道，在民事诉讼中，“总检察长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是必要的当事人。在其余的案件中他有权发表意见。在有关慈善事业管理的诉讼中，总检察长作为王室代表，他是当然的当事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申请宣告合法的案件„„。”（注：《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第16卷第55页，转引自肖禾、杨志宏《外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两个特点》，《人民检察》1989年第6期，第23页。）在美国，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也享有广泛的权力。如美国第72任总检察官格里芬·B·贝尔这样写道，美国联邦政府检察官可以“对政府主要合同中所产生的民事欺诈行为提出诉讼„„。”（注：《美国司法部的机构与职能》第8页，转引自：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在行政诉讼方面，譬如在英国，凡是涉及公共权利和利益的诉讼，并要颁布训令或宣言加以保护的，必须有检察长参加。英国检察长在行政诉讼中既可能是原告人，也可能是被告人。检察机关在行政诉讼中享有提起诉讼、参与诉讼、在法庭上发表评论、提出意见、向上级法院或主管法院提出控诉、上诉或复审请求等的权力。

其三、检察机关的职能从诉讼领域扩展到社会事务的其它方面。近几十年来，随着政府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干预一般社会事务的职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如1981年12月30日公布施行的西班牙《检察部组织章程》规定，检察机关负责“为丧失能力或自己不能解决合法代理人的诉讼人，代理或提供保护，并促进建立民法规定的保护性机构及其它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和无人保护者的机构”。（注：《西班牙〈检察部组织章程〉简介》，《人民检察》1996年第7期，第59页。）葡萄牙检察署也有广泛的社会事务干预权，包括“„„

4、促进和协调预防犯罪的工作；

5、接受劳动者及其家属的非官方委托，维护其社会权利；„„

11、接受咨询；

12、法律规定的其它职权。”（注：《葡萄牙〈检察署组织法〉简介》，《人民检察》1996年第4期，第58页。）

（二）检察机关独立性增强

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中，检察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因而司法独立并不适用于检察机关。但鉴于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国外学者均认识到检察权与司法权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要想公正地实现司法权，公正妥当地行使检察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为要确保司法的独立，必须保证检察权对立法权及其它行政权的独立。”（注：［日］伊藤荣树《日本检察厅法逐条解释》，中国检察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为此，各国除了从人事制度上加强检察官的独立性和保障机制（关于这一点，将在其后阐述）以外，还从以下方面来保障检察的独立性。

其一，注重检察机构的独立性。这一点各国均如此。审检合署的大陆法系国家越来越强调检察机构应不受法院的影响，审检分署的国家则强调检察机关在执行业务时相对其主管机构应具有一定独立性。在这方面，英国做得最为彻底。英国1985年《犯罪起诉法》建立了自成一体，完全独立的检察机构。全部检察官属于国家系统中的官员，实行自上而下的负责制，最上层的检察机构通过总检察长向议会负责。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得以实现，英国检察系统实行财政独立，检察机关经费独立预算。这样就使检察机构完全摆脱了地方当局的控制和影响，也不受警方干涉。法国检察官受司法部长的指挥和领导，但为了保证其相对独立性，法律规定，最高检察长处于独立的法律地位，他不从属于司法部长，他与最高法院院长同为国家最高司法官，是国家司法的总代表，其主要职责是对国家整体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检察官承办案件时享有独立的公开指示权、表明个人态度权和拒绝停止追究指令权。（注：中国检察考察团《法国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4年第12期，第54页。）荷兰法律规定，司法部一般不具体干涉检察官办案，但它有权就某一案件是否提起诉讼，向检察官发出指令。（注：张仲芳《荷兰的检察制度》，《人民检察》1995年第4期，第57页?＃┢咸蜒馈都觳焓鹱橹ā饭娑ǎ?nbsp;“检察署独立于其它中央及地方政权机构，享有独立的地位。”（注：《葡萄牙〈检察署组织法〉简介》，《人民检察》1996年第4期，第58页。）

葡萄牙检察署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地方自治行政机构，各级各地的共和国检察官、检察长和总检察长助理，均分别隶属于上级，并向其报告工作，而与其所在地政府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或指导关系。1992年1月17 日公布的《俄罗斯联邦检察院法》（注：因俄罗斯传统上一直受大陆法系影响较大，因此笔者将其纳入两大法系加以比较。）确定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即联邦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国家权力机关、管理机关、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的干涉。（注：《俄罗斯联邦检察院法简介》，《人民检察》1996年第5期，第60页。）

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篇6

法官职业化呼声持续十余年后，终于在深圳“落地”。这是中国法官职业化改革的破冰之举，亦是中国司法改革其余各项可资借鉴的标本，更是中国司法审判去行政化的先导。剥去“官”的枷锁，法官们获得的是自尊、自觉、自律，并独立主宰“法”的整个世界。

2015年1月1日，王勇结束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干部处的使命，全身心投入到商事庭的审判工作中。作为深圳市法院系统法官职业化改革中，最后几名转岗的法官之一，王勇坐上商事庭法官席的这一刻，意味着此次改革初战告捷。

如今的深圳，法官成为综合管理类、行政执法类、专业技术类之外的第四类公务员。他们不再按照普通公务员序列晋升、奖惩，薪资待遇也与科、处、局等行政等级彻底脱钩。在改革的吸引下，深圳全市1132名具有法官资格的人员中，1072人选择法官岗位，占94.8%，不少人纠结挣扎过后，从干部处、公共关系处、监察室等岗位重回审判一线。仅在深圳中院，从司法行政岗位回流法官队伍的人员就有27名。

对于法官来说，剥去“官”的外衣，意味着他们将在审判中更加注重“法”的本职。

“法”大还是“官”大

过去，“官”职对于深圳中院的法官意义重大。因为行政级别直接决定法官的工资。

深圳中院民事庭的审判长翟墨，2002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就在深圳中院工作，2009年至今一直担任一线法官。12年中，翟墨花费7年从科员升到正科，之后，行政职级再没变过。与之相对应的，是工资的缓慢增长。

“大学毕业刚来时，一个月挣4000多块钱，深圳房价每平方米6000多块钱，一个半月能买一平方米。十几年过去了，我的工资涨到8000多，房价却升到35000，想买一平方米房得不吃不喝干4个多月。”翟墨认为，职级待遇方面的低回报、慢增长，与法官在工作中付出的努力不成比例。

其实，中国的法官并非没有单独的等级可循。1997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曾联合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将四级法院的法官分为12个级别。2011年7月，中组部、最高法院又印发了《法官职务序列设置暂行规定》，废止了1997年《暂行规定》，将全部法官等级与二级至二十五级的行政级别对应。

然而，由于新的《暂行规定》中没有法官评定与晋升的相应细则，2011年7月后，各地对法官等级的评定和晋升都被冻结，加之多年来，法官等级、薪资与专业水平没有必然关系，越来越多的法官认为，法官等级评定形同鸡肋，转而去追求行政职级的晋升。

于是，不少法官为了获得晋升，放弃专业，转岗去做与审判无关的行政工作。同时，审判程序在审判法官之外，还要围绕着行政级别运转，几乎不亲自审案的庭长、院长，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大量批案。翟墨认为，这种做法把结案时间拉长了约20%，而且只要合议庭的意见与领导不符，就要重新讨论、反复讨论。

一些法官开始把责任重大的棘手案件、疑难案件主动上交，以免自找麻烦。深圳中院知识产权庭的审判长蒋筱熙称之为“背靠大树好乘凉”。“在这样的案子里，有时当事人来法院上访闹得厉害，庭长还会亲自出面，替办案法官平息事态。”

如何平衡“法”与“官”？深圳中院想到了改革。

“法官职业化改革，表面看，是人员管理的去行政化;但最终目标是要解决审判权的去行政化。”深圳中院研究室主任袁银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2年起，深圳福田区法院启动了“审判长负责制”试点。由于人事问题没解决，审判长虽可独立裁判案件，但在身份、待遇上得不到与之匹配的提升，法官依然要往副庭长、庭长的行政队伍里挤，以此实现自我价值。与此同时，深圳盐田区法院也在进行全市法官职业化改革试点，其思路转变为：从解决“人”的工作的角度入手，再解决“权”的问题。

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和试验，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决定采用第二种思路。

2014年12月4日，当天是中国首个国家宪法日，深圳市中院举行升国旗和法官宣誓仪式。图/CFP

改革的基础

盐田区法院研究室主任张明军是盐田版方案的策划者之一，并亲自参与了深圳总体方案的设计。在张明军看来，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能够成形并付诸实施，仍然有些难以置信。

2014年1月，深圳市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深圳市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下称“深圳方案”）前，张明军心里依然打鼓，“主要是牵涉到的东西太多了，尽管之前每个细节都充分论证过，还是怕最后一刻出现变数。”

最终确定的深圳方案里，法官不仅从审判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中分离出来，成为单序列管理的第四类公务员，法官的待遇也平均提高了15%左右。同时，深圳法院系统对法官做出员额限制，规定中院的法官员额不超过政法编制人数的60%，基层法院则不超过65%。

这个看似只涉及法院内部人事调整的改革，实则牵一发动全身。除了深圳法院的积极推动外，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以及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财政委都参与其中，共同研究。在方案制定的一年时间里，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深圳市长许勤也多次参与讨论，广东高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与其他城市相比，深圳在法官职业化改革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并下发《关于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从那时起，深圳便开始在司法实践中持续推高法官的职业化程度。

深圳法官准入门槛之高，在全国名列前茅。在北京和上海，一名法科毕业生从书记员升任具有法官资格的助理审判员，平均3至5年，而在深圳则需7至10年。有的法学硕士进入深圳中院9年，依然是法官助理。

严格限制的法官准入制度，使得深圳法官的一线办案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法治周末》2012年底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基层法院有一线办案法官，占法官总数的50%至80%，中院以上，比例更低。而在深圳中院为例，职业化改革前331人具有法官资格，一线办案人数291人，比例超过87%。

这些因素，使得法官的业务素质都很高，而无需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强行摘掉一些法官的帽子，从而使得法官在选择今后要走行政级别序列还是法官职业序列时，没有出现过多人事波折，大家可以完全听从内心的意愿和自己的人生计划做出选择。

深圳的另一重优势是，其整套公务员分类改革已在2010年完成。借助香港的公务员薪级工资制度，深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公务员薪资体系，包含68个薪级，每个行政职级对应若干薪级点。这套薪资体系成功运转，因此成为此次法官职业化改革的薪资方案的基础。张明军认为，正是因为先有了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大框架，才使得制定法官薪级表时的各方争论，没有跑偏，而是成为让制度丰满起来的血肉。

在新的薪资制度中，虽然法官人均工资涨幅初始阶段只有10%至15%，但30年职业生涯结束时，法官们将比普通公务员多获得25%左右的待遇回报。

无论陈新哲、袁银平还是张明军，这些参与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们，都认为这次的改革没有阻力。“虽然法院、组织部门、人事、财政等等各方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甚至有争执，但这些并不是阻力。”张明军说。

地方法院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刍议 篇7

一、充分认识法院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所谓法官职业道德, 是指法官在履行司法职能的过程中或者从事与其有关的活动时, 在法官职业范围内逐渐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习俗的总和。最高人民法院就当前形势, 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将法官职业道德归纳为:保障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 保持清正廉洁, 遵守司法礼仪, 加强自身修养, 约束业外活动。在进行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时,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提出的“三个德化于”, 正是对法官职业道德的特点和核心要求。

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确保法律公正、维护国家的法治尊严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明、品德高尚的法官队伍来说是最重要的环节, 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 是人民法院履行宪法和法律职责的重要保障。群众对公正的期许完全寄托在法官身上,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 法官已成为正义的化身。

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 法律只是文字条文, 它的实现离不开人的因素, 不然只能是纸上谈兵。一个良好的制度约束的也只是法官的外在行为, 却无法控制法官的思想世界, 只有制度建设与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同步进行, 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的目标。

二、提高重视, 大力加强, 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要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人民法官队伍, 就必须大力加强对法官职业道德的建设。其中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政治理论上的引导和培养

正确的思想是正确行为的先导。没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信念, 就不会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行为。因此, 要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必须从政治理论上引导和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 确立法官忠于法律、刚正不阿、廉洁自律、修身奉法、服务人民的道德信念。

法院要长期坚持不懈地组织全体法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要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结合法院自身的业务工作, 把职业道德建设作为法院系统, 特别是地方法院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要认真分析法院系统曾经发生过的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 找出问题, 引以为戒,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管理。

2. 注重法官自身知识和修养的培养

修身是基础, 是最重要的, 不修身不足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在法院中, 要积极主动地在资金和时间上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法官继续深造;大力支持和鼓励在职法官学习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 尤其是专业的法律知识, 同时也应采取各种各样的、法官容易也乐意接受的形式对法官进行教育和培训, 不断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的文化水平, 为法官职业道德培养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3. 增加福利, 关心法官生活

地方法院的法官长期在基层工作, 工作量比较大, 案子又杂又多, 并且直接关系着群众的生活和利益, 不容忽视。在这过程中, 需要法官有高度的注意力, 这样就会产生更大的精神压力, 也会得罪很多人, 这给法官家庭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所以, 要想办法解决法官生活中的困难, 增加福利, 改善他们的待遇, 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4. 严格要求纪律, 建立健全制度和机构

要使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就要有严格的纪律, 树立自觉的纪律观念, 从而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的纪律, 对法官的秉公执法、清正廉洁、反腐拒变以及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都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从本质上来说, 法官职业道德是一种特殊职业的公德, 仅靠法官个人自律是远远不够的, 它需要具体的制度和专门的机构作保证。

浅论法官职业保障机制建设 篇8

一、基层法官断层流失的特点

在基层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中, 法官断档流失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根本原因在于法官职业保障机制的相对滞后。其特点具体表现为: (1) 具有审判资格和熟练审判工作经验者流失比较多。 (2) 流失人员中35岁以下年青人居多。 (3) 流失人员高学历居多。 (4) 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多。 (5) 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非司法系统流失多。种种状况的出现, 也许不能盲目的断定审判资源的枯竭, 但至少可以说明基层法官未能如《法官法》期望的那样, 提高全体法官的整体素质, 反之, 大量优秀法官断层流失。

二、基层法官断层流失的原因

笔者通过分析与总结, 认为法官流失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职业保障欠缺

1. 职业地位保障欠缺。法官的专业性强, 实际工作量大, 但其职绩、工资待遇等却与部分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存在较大的落差, 导致法官对于自身从事的职业神圣感、自豪感的灭失, 导致法律人才出现逆流现象①。2.职业权力保障欠缺。法官审理案件经常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 同时法官行使审判权还要受到当事人信访压力、社会舆论的干预等, 致职业权力得不到应有的保障。3.职业安全保障欠缺。随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增多, 有关侵害法官人身财产安全、阻碍法官履行职务行为的事件也呈上升态势, 法官承受着巨大的职业压力和风险。4.职业发展空间欠缺。我国司法体制机制存在的诸多的弊端与不足, 致使整个法院系统职业待遇普遍较低, 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职位职称晋升空间过于狭窄, 晋升速度慢, 基层法院法官想通过自身努力晋升到上一级法院的途径少、机会少。现实中, 大量一线办案法官干了几十年, 到退休时还只是个科员。

(二) 人事管理体制欠缺

1. 人员编制不足②。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 案件数量平均每年上升12%至15%, 该院业务部门法官近几年每年平均审结案件160-200余件, 但法院人员编制却多年未增加。加之不断有新的法律法规颁布实施, 审判实践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案件审理难度日益加剧, 法官承载的工作压力日趋繁重。2.法官考核机制不科学。法官既要接受法院内部的诸多不科学的质效考核③、严格的错案追究制, 还要随时准备好避免、应对当事人的投诉、信访, 即使法官在案件质量、工作作风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只要案件出现信访, 就难辞其咎, 法官不得不变得如履薄冰, 不敢依法大胆判案, 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三、基层法官职业保障机制建设的途径

建立和完善符合法治要求并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体系已成为落实法官职业保障的必选途径, 也是目前法院改革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逐步推进基层法官职业保障机制建设。

(一) 切实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

司法地方化是法官职业化的最大障碍, 是造成法官职业地位和职业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最根本原因, 同时也是导致法院和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工具化乃至司法腐败的主要原因。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主要应建立独立、统一的司法经费保障制度, 在法院组织体系、人、财、物管理体制方面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 进而从体制上保障法官的职业地位和职业权利。

(二) 逐步废除法院审判管理中的行政化, 还权于法官和合议庭

减少法院内设业务行政部门, 弱化法院审判职能内部行政性运作, 弱化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改变目前由庭长、分管院长签发法律文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 改变“判而不审, 审而不判”的违背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现象, 受制于人的裁判者是不可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 当然也就无法保证司法公正。要完善合议庭制度, 加强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职责, 逐步实现合议庭、独任法官负责制。

(三) 改变现行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建立符合司法要求的考核、考评机制

目前各地法院比较普遍地做法是对作出“错案”判决的法官, 一般采取通报批评, 扣发差旅费, 待岗学习, 在一定时间内剥夺评选先进、晋升晋级的资格的办法追究责任。这种对法官进行“错案”的简单认识和严厉的责任追究不但不符合诉讼规律, 而且与现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法官在断案时将提心吊胆, 担惊受怕。

(四) 完善法官职业教育保障制度, 提升法官综合素质

完善基层法官继续教育制度。不断完善继续教育内容, 始终做到三个结合, 即强化学历教育与岗位培训相结合, 增强理论素养与司法技能相结合, 提升审判业务素质与调查研究能力相结合;同时不断丰富教育培训方式方法, 灵活采用案例解析、座谈交流等互动教学方式, 不断增强培训的实际效果, 切实提高法官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 建立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 实行法官职业安全保险

笔者建议, 在基层法院为每名在职法官实行包括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内的职业安全保险, 以增强法官抵御职业风险的信心和勇气, 解决法官的后顾之忧, 切实保障法官职业安全。同时, 基层法院还应结合自身实际, 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预防和随时制止一切对法官进行打击报复等侵害法官人身、财产、住宅安全的行为, 依法维护法官的职业安全。

摘要：基层法院法官断层流失已成为当今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 由此严重地影响了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进程和法官队伍思想的稳定。基于对法官职业化的关注以及在基层法院工作的体会, 笔者对法官职业保障机制建设进行了一定探索, 以期为基层法官走职业化、精英化之路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基层法院,法官流失,职业化建设

注释

1何忠林.职业化背景下法官制度改革的思考[J].贵州法学, 2005 (2) .

2王秀红.法院人员编制紧张问题不容忽视[N].人民法院报, 2008-3

刑事法官职业伦理特点与构建 篇9

一、刑事法官职业特点

(一) 裁判方式严苛单一

民商事法官面对的案件多数与财产有关, 其更多的可以采取调解的方式来处理, 这种审判方式是在确保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才做出的, 因此民商事法官的审判方式较为灵活。而反观刑事类案件, 虽然在2013年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中第277条规定了数种情节较轻、可以适用和解程序的情形, 但是此条款主要针对双方自愿和解的情况, 而与民商事案件上的调解并非完全相同, 其最终可能达到双方谅解的可能性较民商事案件较小。并且大部分案件都难以适用和解程序, 法官只能根据案件的事实和经过质证的证据以及刑法的规定对案件作出明确而非妥协性的裁决。刑法是裁判的唯一标准,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受到严格限制。刑事审判只能严格遵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按照程序进行每一阶段的审理。但严苛单一的裁判方式并非裁判程序的简单化, 而是通过“程序保障”最大限度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公正,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 裁判结果影响较大

刑事法官对案件做出的最终裁判需要有很强的精确性, 同样的案件, 就可能面对无罪与有罪, 此罪与彼罪, 重罪与轻罪等判决的不同。而在民商事案件中, 争议与纠纷的焦点莫过于财产, 此时, 原被告方在争取符合自身要求的赔偿之前往往还要做诉讼成本上的衡量, 以确定在案件胜诉之后自己所需要投入成本小于可能获得财产。但生命与人身自由对于个人而言往往比财产更为可贵, 所以刑事法官所执掌的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相对于民商事法官而言更为重要, 对个人的影响也更大。这就会致使一些犯罪嫌疑人和关系人会不计成本的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刑事法官的判断, 使得案件最后的判决结果有利于犯罪嫌疑人。

(三) 独立审判颇受阻力

与民商事案件不同, 刑事案件所引起的社会反映较大, 刑事法官所受到的社会舆论压力也随之增大。其中, 容易引起社会关注的案件大体有三类:其一是公务员案件, 多牵涉到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行为, 对于这类案件, 社会公众往往期望对其实施更为严厉的制裁;其二是近年来出现的带有弱势色彩的个人的刑事类案件, 这些个人在案件中的行为常被认为是无奈之举, 所以往往能博得同情;其三是近些年出现的以民间借贷为主的经济类形式案件。随着社会的发展, 很多人认为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不应再由刑法规制, 并对民间经济人物抱有较为同情的态度。但刑法的裁判标准是严厉的, 是完全凭借合法证据对案件进行法律上的还原。然而公众的反应在很多情况下是很强烈的, 容易形成群体式的意见。审理这类案件的刑事法官不免会受社会舆论及公众意见的影响, 在心理上往往自觉不自觉的期望自己的审判能够满足社会最普遍的舆论。这样在法律与社会舆论之间寻求平衡点, 并非易事。

二、刑事法官的职业伦理

(一) 独立公正

法官承载着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和人民法官最迫切的期待和要求。对于刑事法官而言, 最重要的职业伦理应当是独立与公正。而从上述分析来看, 刑事案件很可能受到来自于案件内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有时是双方面的, 一方面来自于社会公众的舆论, 这些舆论往往倾向于同情弱者;另一方面, 来自于行政部门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 要始终确保刑事法官能够尊重法律, 保持公正的心态, 对控辩双方秉持平衡的心态。独立审判, 公正裁决, 始终将公平正义作为永恒的追求。

(二) 廉洁奉公

刑事法官的判决对于个人十分重要, 但正是这样的“权力”很有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进行最大的“努力”来影响法官。这种影响可能包括人情、金钱等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 法官就要避免这些充满诱惑的因素所造成的影响。普通的公务员或民商事法官受贿可能会使得一些人获得非法利益, 但并非都会触及刑法底线, 而刑事法官若不够廉洁, 则可能出现犯罪嫌疑人逃脱应有惩罚的结果。这种对法律底线赤裸裸的挑战的行为, 是有巨大危险性的。“公生明、廉生威”, 自古以来, 公正和廉洁就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没有廉洁就没有公正。刑事法官只有清廉如水, 才能永葆法官本色。

(三) 道高德重

“百行以德为先”, 对于优秀的刑事法官来说, 更是如此。一方面, 就当下法官职业的现状而言, 法官的收入并不高。与同年龄段的其他法律职业者相比, 法官的收入偏低, 易使其内心产生不平衡感。另一方面, 受外界各种因素, 如媒体, 舆论, 网络等的影响, 刑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得不考虑“综合效果”, 这些“自由裁量”的过程在外界的影响下易使其偏离道德的轨道。法官的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对职业道德的坚守很大部分来自于内心。在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的今天, 这种内心上对于法律的信仰显的更为重要。此时, 若没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 就难以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更难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谨言慎行, 不尚空谈, 不求显赫, 刑事法官应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将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作为长期任务而坚持。

三、刑事法官的职业伦理构建

(一) 建立健全责任机制

近年来, 冤案错案的出现致使公众对于法官产生了不信任感, 这主要归因于法官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所谓职责, 就是指在承担所在职位的工作任务之外还要承担该项工作的责任。因此, 要加强刑事法官职业伦理的培养, 就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责任制度。对于那些因为案件的审判违背了刑事法官的职业伦理而做出错误判决的法官进行责任追究制度, 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刑事法官对自身工作态度和职业道德的重视。

(二) 加强刑事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

在社会面临巨大变革的今天, 这种内心上对于法律的信仰显的更为重要。现有的司法系统多有对法官进行培训, 这些培训主要集中在纯粹的道德教育上, 缺失了对法律信仰本身的教育, 这反而使得法官对法律内在道德伦理的认识只停留在表面, 无法正确的应用到审判当中。所以在对法官所进行的教育中, 更加重视对于法律信仰本身上的教育, 完善教育内容, 把教育落到实处。一方面, 应当坚持对法律史学的教育, 读史使人明志, 对法史的学习可以使法官认识到法律的由来与渊源, 明白人类社会在刑事案件中对于公正与秩序的追求;另一方面, 应当加强对经典判例的学习, 为刑事案件的妥善处理积累足够的间接经验。

(三) 提高法官待遇

对法律职业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法官的待遇, 尤其是刑事法官的待遇相比于其他法律职业者而言并不丰厚。提高法官的待遇, 对于刑事法官职业道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提高待遇不仅仅是在生活上解决法官面临的现实问题, 更有利于减少法官内在的心理不平衡, 从而避免其在内心上受到社会中其他因素, 如金钱、社会知名度等欲望的影响, 避免对那些可能影响审判公正因素的追求, 从而使得其能够更加坚定的维护法律尤其是刑事法律的尊严。

刑事法官在刑事司法制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其能否坚守正确的职业伦理, 对于司法制度的良好运行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 要针对刑事法官本身所处的特殊环境, 确立正确的刑事法官职业伦理, 并建设完善的机制以促进其得到坚守。

参考文献

[1]刘东南.法官职业道德欠佳的原因分析与对策[J].警官论坛, 2009 (3) :34.

我国法官职业化思维的塑造 篇10

关键词：思维,职业化,法官独立

法官职业化思维具有法律思维的一般特性。法律思维最表象化的特点是注重缜密的逻辑思考与环环紧扣的推理过程。法律思维的核心内容在于规则性思考———提取事件要素、进行案件分析、预测可能结果等过程的核心依据都是相关法律规则, 即客观公正,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法官职业化思维的明显特质在于:第一, 程序性思维。审判程序作为交涉过程的制度化, 弥补实体法的功能缺陷。法官审判所追求的真实是程序中的真, 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与还原。第二, 中立性思维。法官处于等腰三角形的顶点, 不存在维护哪一方利益的问题。第三, 保守性思维。法官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 表现得较为稳妥, 甚至保守, 而不应当对法律作过为宽泛的自由解释。第四, 确定性思维。法官的确定性思维直接要求是判断结论总是非此即彼, 而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特点。

中国一直没有出现职业化法官, 在其审判过程中没有形成职业化的思维方式, 其思维特点明显背离于现代的法官职业化思维模式,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 我国传统法官在自我角色定位上就有失法官特性。他们把自己完全当作行政官 (俗称“父母官”) , 把诉讼案件当作行政事务, 把判决当作管理手段, 把解决纠纷结果当作合乎民意的政绩。而事实上也正如此, 历代所谓廷尉、大理、推官、判官等并不是专门的司法官员, 而是行政官员, 司法是行政的附属品。再者, 我国传统法官不能以法律为准绳, 而是司法依据多元化。一是传统法官具有听从上级的个别性指示, 命令即原则的行政性思维。二是以利弊权衡为中心的政治思维倾向明显, 不追求是与非的确定结论, 而追求利益的调和, 谋求“双赢”。三是法与情理之中, 看重后者, 有时不得不“屈法以伸情”。四是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80年代的判断书中曾出现过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其鲜明例证。另外, 我国法官程序意识淡薄。法官注重法律的内容、目的和效果, 轻视法律的形式、手段与过程;注重追求“客观真实”, 而不讲求以证据为基础的“法律真实”。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 “过程同样无关紧要, 要紧的是结果, 是社会的和道德上的效果。”同时, 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没有保持中立, 表现出过分的主动性。司法模式为典型的职权主义, 法官处于完全主导地位。

如何塑造我国法官的职业化思维, 如何使我国法官养成职业化的思维习惯, 这需要在主观与客观两大方面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 经过一个时间比较长的过程, 实现我国法官思维的职业化与现代化。主观方面在于法法律知识的体系化学习, 法律信仰的树立与司法理念的强化, 以及司法实践操作技能的加强;客观方面在于法官教育体制的变革, 法官保障制度, 特别是法官独立保障机制的建构, 以及社会整体法治风貌的形成。

体系化的法律知识是法官思维模式的基础, 是法官思维的“硬件”, 思维的最终结果在于完成法律规则与案件事实的匹配, 因此, 法律知识应为法官熟练掌握。法官应当明了现行法律的基本体系、基本权利义务关系及救济程序, 明确支撑部门法规的原则、规则、概念等基本理论知识。书本知识的习得与前辈的传授都很重要, 但更为重要的是, 法官应当在亲历亲为的法律实践中升华法律知识的运用, 能够透过法律条文看到其背后的宗旨要义与社会目的。“一个人即使具备了相当的法律知识, 甚至能够对法律条文倒背如流, 但如果对法律并无信仰, 也不具备法律思维, 根本不能成为法官。”i法律信仰是法官思维的最深层内核。只有法律成为法官内心的“圣经”时, 法官才能够心怀对法律的崇敬, 抵挡住一切诱惑, 刚正不阿地执行法律。正义、公正、理性、中立等司法理念要不断强化, 通过多种形式让法官随时感受到法律的神圣性与职业的使命感。“法官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法律思维, 一端连接着信仰和价值, 另一端连接着说理方法和解决纠纷的艺术。”ii在法律运用这门艺术中, 法官应当磨炼司法实践技能。“法官作为社会中的法律和秩序之含义的解释者, 就必须提供那些被忽略的因素, 纠正那些不确定性, 并通过自由决定的方法———‘科学的自由寻找’———使审判结果与正义相互和谐。”iii案件的审判过程就是对法律条文具体阐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 法官要剖析法律的逻辑结构, 自觉运用法律解释方法与法律推理方法, 还要作经验性与常识性的判断, 最终将法律事实还原为程序中的“真”, 取得抚平社会利益冲突的效果。

以上谈到的几方面的实现依赖于法官的良好素质, 而高素质的形成更需要良好外部环境的支持。首先, 所有特质都不可能天然形成, 而需要专门的培训与养成。法官教育是法官思维职业化的必由之路, 应当围绕着法官职业的特质, 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训练, 最终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当前我国法官教育体制在法律学科教育、法律职业教育与法律继续教育三大主要环节上都要着力进行有效地改革。再者, 从长远来看, 法官职业化思维塑造最为关键的一步是要以法官独立为核心, 构建现代法官制度, 从制度上切实保障法官独立办案。一是要明确在宪法中规定法官独立, 使法官独立原则上升到宪政高度;二是严格法官的任职资格与选任制度;三是强化法官的职业保障, 延长法官的任职期限, 甚至确立法官职业终身制;四是提高法官的任命等级, 克服司法权地方化;五是实现法官独立的经济保障;六是规范法官的惩戒制度。iv最后, 法治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法律职业人的贡献, 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一个充斥着“人治”、“专制”、“权力本位”等思想文化传统的社会环境里, 法官的法律思维不仅丧失了思维的源泉和交流的可能, 而且其语言、技能等品质也将在社会的大熔炉中被弱化甚至消解, 最终其职业性的法律思维也就无从谈起。v法官思维在根本上是对现实社会的应对, 法官思维的转型应当选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不能滞后, 也不能盲目超前。

参考文献

i康宝奇:《对法官职业化建设的理性思考与实践》, 载于《人民司法》2007年第2期, 第49页

ii谌洪果:《法律思维:一种思维方式上的检讨》, 载于《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 第14页

iii[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苏力译, 商务印书馆1998年, 第5页

iv参见邬凡敏:《以现代司法理念为视角:对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的分析与思考》, 载于《法律适用》2004年12月刊, 第49页

试论中国法官队伍素质建设 篇11

关键词：法官队伍素质建设；任职资格；遴选制度

中图分类号：D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23-02

一、中国法官队伍素质建设的实然状态

著名学者王利明指出：“司法改革千头万绪，核心还是人的素质问题。因此，法官队伍建设是重中之重。”法官队伍建设包括法官素质的提高、法官地位的保障、法官审判机制的完善、法官工作环境的独立等多方面内容，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今天，法官队伍素质的建设实属重中之重。

（一）法官队伍素质建设的历史回顾

1、在法官的遴选和任职资格

隋、唐以前主要是通过举荐选拔官吏，许多纨绔子弟成为了“法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将政治素质高而法律水平和专业素质未达标的人员吸纳进了审判系统。

79年至今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颁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颁布，法官来源进一步得到明确，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9条规定对法官资格予以了明确规定。

2、法官队伍的监督机制

法官就任后，在业务素质培养上，清朝以前都主要是通过奖惩、监督制度对法官素质进行間接性的提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对法官的考核、奖惩、培训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3、法官队伍再教育

我国法官的职前教育主要是，各高校承担着培养法律人的重任。对于法官的在职教育，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创办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和国家教委联合创办了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这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官素质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当前法官队伍素质建设的不足

基于对法官队伍素质建设历史性的回顾，笔者对于目前法官队伍建设的不足有以下几点认识：首先，法官来源鱼龙混杂，学历低是导致法官队伍素质低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法官来源同样较为凌乱，工、农、商、学、兵都可以成为法院工作人员甚至是法官。其次，法官队伍监督机制不够完善，法官自律系统没有充分建立。一是监督主体众多；二是监督权的行使不够规范；三是过多过泛的监督由于缺乏一定的规范性，往往有碍司法公正。再次，法官再教育具体实施步骤没有细化，再教育内容有待更新。一是基层法院培训机构和基地不健全；二是教育培训工作没有形成制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三是培训经费严重不足。

二、西方法官队伍素质建设概况

以下笔者试图从法官的遴选与任职资格、奖惩与监督、法官再教育等方面分析西方各国在此领域的发展状况，试图探究其精华以弥补中国法官队伍建设之不足：

（一）英美法德法官的任职资格及遴选制度

英美国家与法德国家产生法官的制度有三点基本的差别：第一，英美法官是从有相当实践经验的律师或其他法律工作者中选拔，而法德是从法学院的毕业生中直接选拔；第二，英美法官多数是行政当局任命产生，而法德是在通考合格者中择优选取；第三，英美不同级别的法官都是由行政当局直接任命，高级法官可能来自于低级法官，也可能来自于非法官职业，而法德的高级法官是从低级法官依年资和实绩逐渐晋升。

（二）英美法德国家法官队伍的监督制度

在英美法系国家，由于法官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不但任命的主体极高，就是在应当被弹劾时也要有繁琐的程序。

在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官的惩戒不但有弹劾，而且有惩戒。德国规定了法官应当受弹劾的事由和程序。一方面这样严格的处罚制度保障了法官的司法独立，另一方面对于法官的错误行为给予了有力惩处。

（三）美法德国家法官队伍的再教育制度

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注重这方面的工作。法国设立的国立法官学校，其任务之一就是负责对在职法官的培训。在德国，从1973年开始设立了德意志法官学院（theDeutscheRichterakademie），每年约有10%的法官和检察官在该学院学习。

三、完善我国法官队伍素质建设的几点思考

通过与西方国家法官队伍素质建设的比较，笔者通过仔细思考将值得借鉴的经验与中国实际情况做了有机结合，就此对我国现阶段法官队伍素质建设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任职门槛应小幅度提高

通过前两部分的论述，比较发现，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法官的任用资格的门槛较低。为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在查证多方资料的基础上，最终的结论是法官任职资格有必要提高，但就目前中国现状来看，不宜激进，将法官候选人的法律从业经验提高到6年较为合理。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法治蓝皮书》指出：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30年来增长了105.67倍；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30年增长了200多倍。西南政法大学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其研究生部毕业的1273人中有870人通过了司法考试。解廷民则表示：“虽然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据说去年本科生有500人通过司法考试，研究生的通过比例可以达到90%。”如此多的法科学子，在他们通过艰难的司法考试后，法官必然是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说是多数人的选择，6年的法律从业经验既可以使这些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在工作中历练自己实际运用法学知识的能力，又可以使他们在较为合理的时间内走进法院，成为法官中的一员，使法官队伍素质从根源上得到提高。

（二）建立法官自律组织，加强内部监督

在法院内部，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法官惩戒委员会，依照联合国《关于司法独立的基本原则》、司法独立第一次世界大会《司法独立世界宣言》的规定，法官惩戒机构应是永久性法庭或委员会，其组成为法官并且该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自律组织的建立既能避免多监督主体带来的困扰，又能达到审判纠错的高效。前文已经提及，目前对于法官的监督主体多种多样，监督方法不尽规范，法官自律组织的建立正是使法官监督体制规范化、系统化的重要举措。

在具体实施上，一方面对于担任自律组织的监督者们，必须要求是有多年司法经验的法律从业人士，这样可以保证纠错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另一方面，在实施手段上，要注意结合现代化技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如通过互联网建立全国法官纠错平台，实现良性互动，通过网络各级各地法院还可以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提高审判质量，为推进法治社会进程努力。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法官自律组织的建立重点不在于对法官的惩罚，而是希望通过对法官们的监督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实现真正的公平公正。在惩罚措施上，自律组织应有别于目前的行政式处罚，以教育为主，这样的想法主要基于法官审判独立的考虑，以免法官惧怕受到处罚而不敢对案件做出应有的判断。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官继续教育制度

现行《法官法》第24条规定：“对法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笔者建议在注重理论和业务两方面培训的同时，将部分精力放到培养法官职业思维方式上来，树立法官崇法型思维，去除思维道德主义；树立中立型思维，去除片面情感偏向；树立逻辑型思维，去除直觉模糊分析判断；树立独立性思维，去除请示上报现象。力求使法官在人格素养上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这也是司法独立与防治司法腐败的必由之路。

另外，基层法院培训机构和基地应进一步健全，基层法院在全国法院中所占数目最多，根据最高法院院长王胜俊的指示，近几年国家将把部分精力转移到加强基层法院建设上来，因此基层法院法官再教育培训机构也应成为建设工作中的重点。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作者简介：苏婧（1991-），女，内蒙赤峰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研究方向：法学。

参考文献：

[1]胡传省.司法公正的实现途径[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2]温树斌,魏斌.走向司法公正[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篇12

一、 推进我国法官职业化所存在的问题

1.法官学历层次偏低, 知识水平不一

《法官法》颁布前, 我国对法官的任职资格没有专门要求, 法官的来源多种多样, 这就造成了法官群体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合理和理论水平上的参差不齐, 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另外, 由于法官队伍地域分布不合理, 法官素质形成两极分化, 使得同一个案件在不同地区审理可能得到不同的判决结果, 不同地区的法官在对案件的判决上缺乏同感。这种状况违背了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损害了法制的统一性。

2.法官管理的行政化

司法行政化是法官职业化的一个严重障碍, 其根源在于传统的司法体制。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行使方式有着不同的区别。前者较多强调“自主性”, 即法院或法官在依法的前提下, 对案件要独立自主地作出裁判;后者则强调决策的指令性, 即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要服从上级机关或上司命令。对两者的差别, 德国学者作了精僻的概括:“如果一个公务员故意不执行上司要求他以特定方式处理某一事务的指示, 通常这就构成了失职, 而对法官来说情况恰好相反, 如果法官按照院长的指示去判案的话, 这种行为就构成了失职。”[1]可见, 法院的司法审判与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有着本质区别, 不能混淆。然而我国的现实状况是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混为一体, 难分难解, 法院在对审判工作的组织协调中仍较多地采用等级审批、首长负责的行政工作方式。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司法权的“行政格式化”。[2]司法权被行政化, 使得法官独立审判得不到保障, 必然造成司法审判权的歪曲和变形, 从而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我国司法权行政化的根源在于我国法院内部实行的行政化管理体制, 这种行政化管理体制严重损害了法官的独立性。

3.法官职能的地方化

我国实行多级行政管理体制, 从中央到省、市、县和乡分五级管理。每一级政权都设有权力机构、行政机关, 除了乡镇政权外, 其他各级都设有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加之现行的人事、财政体制也以分级管理即“块块管理”为主, 人民法院的产生、法官的任免, 司法人事、司法经费都在同级党委、政府的控制之下, 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完全视法院为其职能部门之一, 致使司法权出现地方化。

4.法官监督的形式化

目前监督法官的渠道较多, 在法院外部有人大的权力监督、组织人事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新闻媒体监督;在法院内部有上级法院的审级监督、本院的领导监督和本院纪检部门、审判监督庭的部门监督。但这种监督是外在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性质的监督, 缺少法官群体内平等民主的自我监督, 监督体系存在空白。外在监督方式不够科学, 违背审判规律, 对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往往产生干扰。一方面监督越位, 加重了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削弱了法官的独立审判能力, 妨碍了法官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监督缺位, 该管的事没有管或力度不够, 客观上为法官分担了责任, 留下了监督漏洞, 使个别违法法官可能因此而逃脱制裁。

二、推进我国法官职业化的改革对策

1.进行法院体制改革

笔者认为, 要真正实现法官独立, 必须正确对待党委的领导和监督, 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和约束, 从体制上加以改进和完善。具体而言, 在处理与党的领导关系上, 要继续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 这是我们做好一切事业的根本保证。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的国家司法机关, 法官队伍是以共产党员为主的队伍, 我国的法律充分地体现了党的信念与理想, 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因此, 由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受任何干扰地严格适用法律, 也就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 所以司法独立符合党的根本利益。司法独立与党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对司法实行直接的领导, 不意味着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要对党政领导的指示和命令言听计从。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是大政方针的、宏观的。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正确领导, 而不是只服从地方党委甚至某个人的领导。党对法院的领导可以通过法院党组织实现, 检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及职业道德培训, 而不应对具体裁判活动直接介入。

2.建立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

法官在人民大众心中作为正义的化身, 是中立而又公正的裁判者, 对其选拔和确定必须有严格的要求和程序。一般而言, 选任制度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法官的选任要注意的年龄、学历、素质、品行等, 二是关于法官的选任程序。担任法官不仅要具备法定的学历资格外, 还要经过严格的司法考试。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改革措施, 为建设法官职业化打下基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作为法律职业的统一准入制度, 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一项基础性制度, 关系到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选择方式的变革, 关系到法律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同业化和精英化, 有利于共同提高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标准, 为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律师队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法官的选任方式和程序也需改善。美国的法官主要产生于律师或法学教授;德国的法官主要来源于法院内部, 从候补法官或下级法官中产生。[3]我国现有法官有一定数量在担任法官以前没有从事法律工作, 也没有经过法律专业的学习, 并不符合《法官法》的任职条件。因此, 为达到法官职业化的目的, 应在全国法院严格执行《法官法》的规定, 根据任职条件对现有审判人员进行重新选任并报人大任命。还应建立上级法院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调的制度和从优秀律师、法学专业人员中选任法官的制度。

3.完善职业保障制度

法官的职业化最终就是要实现司法公正, 而司法独立是其前提, 要实现司法独立, 首先要保证法官的身份独立。身份独立是指法官的职位及法官的任职条件 (包括法官的任期、薪金、惩诫、任免、升级、调动及职业司法豁免权特别保障等) 应得到充分保障, 以确保法官个人不受行政机关的控制。尽管我们可以规定和要求法官无私无畏, 但仍必须给予一系列制度保障, 使其能真正无私无畏地开展工作。因此, 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是确保法官独立、公正审判的重要保证, 是我国实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法官又是活生生的个体, 也需要维持自己正常生活的经济基础。“如果国家不能确保法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仅从道义上强调‘廉洁奉公’, 一些法官便容易为了个人利益丧失法律原则, 一些法官把自己混同于一般人, 会把法官的职业作为‘饭碗’而不是神圣的事业, 司法公正和高效就难以实现。”[4]因此, 建立科学的法官经济保障制度, 对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具有重要意义。

4.完善教育与培训制度

(1) 构建包括初任法官的“职前培训”和在职法官“继续教育”在内的法官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现行的以在职法官培训为主的法官教育培训模式。今后的拟任法官必须从参加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并获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产生, 为法官队伍的同质化、专业化和基本的法律思维能力提供保证, 也为建立统一的“职前培训”奠定基础。在“继续教育”部分, 当前需要根据我国目前法官来源广泛、成分复杂、缺乏同质化等问题, 对在职法官进行“补课”, 以后再逐步过渡到以补充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为主的正常继续教育。

(2) 建立符合法官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改革现行的以法律知识教育为主的法官教育培训内容。应当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抽象与经验相统一、同一性与复合性相统一、专业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原则, 进行法官职业教育课程的设计。

(3) 完善法官职业教育培训的制度体系。改革现行的与职业化要求不统一的法官职业教育培训制度, 使之符合新时期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要求。这些制度至少应包括培训对象制度、培训管理制度、培训经费保障制度等。

参考文献

[1][德]傅德.德国的司法职业与司法标准[M]∥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19.

[2]胡夏冰, 冯仁强.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研究综述[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12.

[3]周道鸾.外国法院组织与法官制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