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员额制度研究

法官员额制度研究（共5篇）

法官员额制度研究 篇1

法官员额制度研究

论文提要: 现代社会精英是在民主政治、知识性和社会分工潮流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通过开放、流动的社会竞争机制形成的卓越阶层。现代法官群体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它在构筑经验主义、推动民主与法治，维护法律的统一实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造就精英型法官应通过建立法官员额制度保持法官员额精当适度。

本文共8147字，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我国法官员额制度确立之必要性．分析了我国法官群体存在的人数众多、构成非专业化、管理行政化、法官职业保障缺失等诸多问题，阐释建立法官员额制度的必要性；第二部分，法官员额制度之比较。列举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在法官选任制度、法官定额制度、法官辅助制度、法官审判效率等方面的特点，对比分析我国法官制度与国外法官制度之异同与优劣，提出外国法官制度对我国法官制度改革的可借鉴之处。第三部分，确立法官员额制度之制约性因素分析。我国法院的特定环境派生出了诸多影响法官员额制度推进的制约性因素，包括法院设臵、审级制度、诉讼程序设计等因素都制约着法官员额制度的建立与推进．这些阻碍法官员额制建立的深层次缘由，预示着这项改革的复杂性。第四部分，确立法官员额制度之构想。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法官员额制度的构想：首先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消除建立法官员额制度的障碍；然后先行建立起合理的诉讼制度、人事管理制度、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配套措施；进而规范法官范围、职责、选任、监督方式。以下正文：

一、建立法官员额制度之必要性

法官员额制度是指在法院现有编制内，根据审判工作量、法院所辖区面积人口、经济发展等因素，确定法院的法官员额，把真正符合条件的审判人员确定为法官，形成由法官、法官助理组成的新的审判运行机制。其应当涵盖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法官人数应当是相对固定的,这既包括全国范围内法官人数不得随意增减,也包括每一个司法区域内的法官人数应保持基本稳定。其次,对法官实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并不单纯是一个法官的编制调整问题,而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和推进。再次,法官员额的确定应科学、合理,既不能人数太多,又不能人数太少。人数太多,不仅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也不易建立完善的法官保障机制,甚至可能会因为缺乏竞争而造成法官素质的低下。人数太少,会使法官疲于奔命,审判质量和效率都会受到影响,最终影响司法审判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另外,法官员额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还有一些相关配套制度,这些制度相互联系,密 切配套,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是实现法官职业化和精英化系统工程的重要环节和前提条件。这项制度的建立，受法院设臵、人口总量、受案数量、辅助人员配臵、诉讼程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涉及我国法院体制的各个层面．但无论怎么说，研究这一法官管理制度，还要首先从法官群体的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一）法官所占人口比例大

1997年，英国全职法官仅有964名，其中l2名大法官，25名上诉审法官，95名高级法院法官，520名巡回法院法官，302名地区法官，此外还有大约2000名兼职法官：法官职数与人口的比例，英国为1：l1000，德国为l：40000：日本为1：33000；我国香港为l：43000 而我国国内法官人数约2l万，同人口的比例约为1：6200。

（二）构成非专业化

与法制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被忽视，法官选任门槛较低，缺乏专业化要求，使得许多没有法律学业背景的人成为法官，导致我国法院法官的业务素质整体处于较低水平．虽然近几年来，法院系统注重高学历的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引进，法官队伍的人员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化，但这一进程还不能令人满意。从现实看，我国法院的法官总体属于经验型法官，教育背景多样化，知识结构较为陈旧、单一。

（三）法官管理行政化色彩浓厚

我国法院长期混同于行政机关，自然也导致了法官管理的行政化。法官的级别按公务员的标准而定，法院在编的工作人员，不区分所从事的工作性质，都统一纳入行政等级体系之中。《法官法》规定的法官级别只徒具形式，法官完全按照相应的行政级别享受工资和其他待遇。行政化的上下级制度也延伸到法院的业务管理体制之中，各级法院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形成一个行政等级体系，实行首长负责制、请示汇报制和案件审批制等行政工作方式。一个案件要经过庭长、分管院长、院长审批或者审判委员会讨论，承办法官无法独立做出判断。实际上，法官管理的行政化不符合司法权运作的本质和规律。司法活动是高度专业化和个人化的活动，这就要求必须由直接参与案件审理的法官独立做出裁判，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法官的审判活动．这是与强调首长权威，命令服从的行政化管理模式格格不入的。

（四）法官职业保障缺失

从哲学和社会学意义看，与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主体一样，法官一方面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生活中的自然人。如果不在法律上为其设臵执行职务的保障，来抵御外界不当因素的影响，法官行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则难以保证。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官保障体制严重滞后，在《法官法》颁布以前，法官的保障体制上基本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官法》颁布以后，虽然规定了一些关于法官方面的保障措施，但都过于简单，只对法官的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做了概括式的规定，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致使中国法官在地位上仍是普通干部，地方上仍将其作为公务员管理：在职务保障上，缺乏强力的抗干扰制度，难以形成独立、公正的职业意识；在物质保障上，法官与供职法院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所在法院经费短缺，法官的办案经费甚至工资都无法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办案的公正与高效便会大打折扣。甚至难以保证法官队伍的整体稳定和执行职务的廉洁性。

在我国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有利于提高我国法官整体素质，实现法官的职业化和精英化，建立现代法官制度，为法官执行职务提供强有力保障。

二、法官员额制度之比较

（一）法官选任制度比较

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的遴选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司法部长和总统协商后提出候选人一联邦司法委员会对候选人司法能力进行审查一总统提名一参议院批准一总统任命。美国法律并没有对联邦法官的任职资格做出明确的规定，但严格的考察过程保证了法官具有良好的素质。英国大法官、上议院常任法官、上诉法院的法官、高等法院的法官，都是由首相和司法大臣提名，荚王任命．司法大臣可直接任命治安法官。英国法官必须从出庭律师中任命。德国法官的产生方式有选举式和任命式两种。联邦最高普通法院法官，由联邦司法部长与法官挑选委员会依法官选举法选举，并由联邦总统确定。联邦的各个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由各联邦部长同法官挑选委员会共同决定。各州法官由州司法部长同法官挑选委员会共同决定。在德国，法官资格要经两次考试合格才能取得。日本各级法院的法官一律实行任命制．其中，最高法院法官由内阁任命，天皇认证；下级法院的法官，由内阁按照最高法院院长提供的名单任命。日本法官选任制度极为重视候选法官的教育经历。

纵观四国法官选任制度，会发现有以下共同特点：一是任命法官的主体层次很高；二是具有严格的遴选程序；三是设定了较高的法官任职资格。

（二）法官额度与审判效率比较

从单个法官承办案件数来比较法官队伍数量。以美国为例：最高法院的法官平均办案数最多，I988年高达627．9件，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平均办案数量最低，但最低的年份也约为140．4件，法官年均办案数大约在300—400件左右。l996年，我国各级法院全年审结5，237，544件，平均每名法官21件。]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02年全国法官人均结案才上升到29件。我们再来比较两国法官的工作状态，美国法官很少超时工作，每年还有定期休假，我国法官兢兢业业，经常加班加点，如此大的反差，我们不能把其中的原因仅简单地归结到法官数量与素质的差距，更要把目光投向两国的诉讼制度。由于美国有包括证据开示、诉前和解、诉辩交易等在内的发达的审前程序，以及小额仲裁、债务登记等制度，绝大多数案件未经审理就已经终止。1995年，联邦法院共受理一审案件28万件，其中有1．7万件经过完整的庭审。依此推算，一个联邦法官每年只办理23件经过完整庭审的案件，其余348件则通过其他方式了结。由此可见，西方法官和中国法官实际审理的案件数并没那么大的差别，如果再考虑 中国还有40%以上的法官不办理案件、大部分民事案件采取三人合议制等因素，我国法官的实际工作量可能还要高于美国法官。所以我国法官制度改革，尤其是法官员额制度建立，必须以改革诉讼制度为前提，国外的很多做法都值得借鉴。在对我国法官的工作量有一个客观评价和估算的前提下，案件数量作为法官工作的直接量化形式，仍不失为测算法官员额的最基本依据。

（三）法官辅助人员制度比较

从英法德日四国的情况看，美国法院的辅助人员配备最为优越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有法院书记官、法庭助理、法庭传达员、法律助理和秘书、法庭书记员等10余种，且法官与辅助人员往往形成固定搭配，关系协调有序。在美国当事人的印象中，美国法官总是在一群助手的簇拥中。在德国，除正式辅助人员外，还有非职业法官。在20世纪80年代，德国就有8．2万名非职业法官，负责处理农业案及多数涉及公职人员、士兵和非政府专职人员的纪律处分和个人纠纷案件。在美国的43个州，大约有1300名非职业法官负责审理交通案和轻度犯罪案；尽管非职业法官要接受职业法官的安排和限制，但确实分流了大量案件，为职业法官减轻了工作压力。

在中国法院，法院主要由法官、书记员、执行员、司法行政人员和法警五类人员组成。但之间没有明确的岗位界限，法官可以从事审判辅助性工作，也可以从事司法行政工作，还可以转作法警。从法院的人员结构看，除法官外的人员均应列为辅助人员，应服务于法官的工作。但事实情况是，在法院的五类人员中，法官并不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甚至很多工作方面的协助需要听从于其他人员的安排和指挥。只有书记员才可称为法官真正意义上的助手，但由于书记员数量有限，流动性很强，法官与书记员之间也很难有固定的组合。此外，国外在审判业务量加大的情况下，一般通过增加法官辅助人员数量来缓解业务压力，从而保证了法官员额的相对稳定。

三、我国实行法官员额制度的制约性因素分析

（一）界定法官范围的法律依据混乱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7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按照需要可以设助理审判员，由本级人民法院任免。助理审判员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按组织法的本意，助理审判员只是法官的助手，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从任免程序看，助理审判员并非由人大任免，而是由法院任免，因此，不应列入法官范围。但《法官法》已将助理审判员列入了法官的范围，1998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已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和《评定法官等级实施办法》等文件对各级法院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评定了相应的法官等级，事实上确认了助 理审判员的法官地位。

（二）法院设臵与法官员额制度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确定法官员额必须综合考虑辖区人口和面积、审判工作量、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但我国目前法院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设臵，而不是直接考虑地区的面积、人口和案件数量。按行政区划设臵法院，会产生两个弊端。一是法院受地方制约，必然产生地方保护主义倾向，统一的司法权力被行政区所分割，地方法院成了地方上的法院，法官也成了地方上的法官，法官员额难以统筹分配。另一个弊端是，会造成法院之间受理数量及审判人员工作量的严重不平衡。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法院受理数量也是不均衡的，经济发达地区法院与边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法院在案件数量、标的金额和案件的复杂程度上相比有很大悬殊。法院之间的这种差别非常不利于审判资源的合理配臵，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浪费，也给法官定额制度的实施造成了困难，如果以全国法院人均审理案件数作为测算依据，也有相当一部分法院只需一两名法官，这种法院实无设臵的必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法院设臵已成为法官员额制度实施的制约性条件，不进行改革则法官员额制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三）诉讼程序与法官员额制度

1、案件分流机制不明

案件分流机制实际上是指针对不同的案件设计不同的程序，以避免简单案件适用复杂的诉讼程序，包括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分流、程序性事项与实质性问题分流等．从各国司法改革的既往经验看，案件分流机制是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的成功做法。如，英国和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便开始实行小额诉讼程序，有效缓解了“诉讼爆炸”的压力，德国目前仅仅以督促程序处理的案件就占基层法院全部案件的87％。我国民事、刑事诉讼诉法中，均有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情简单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但这一规定缺乏对案件类别的明确规定，致使在实践中，不少小额诉讼、案情简单的诉讼却往往进入普通程序审理，提高了诉讼成本，降 低了诉讼效率。我国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债权、债务关系清楚的纠纷可以不经诉讼程序，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向义务人发出支付令，这比简易程序更为方便，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比例并不高。繁简分流在法律上规定的不明确，简易程序在实践中的适用比例不高，给法官员额制的施行带来了困难，一方面，繁简分流不和加重了法院的工作量，必须有足够的法官来承担，法官员额难以精简；另一方面，由于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案件和适用普通程序处理案件所付出的工作量差别很大，在案件繁简分流不到位的情况下，无法依据案件数量确定法官的工作量，从而无法根据工作量计算出准确的法官额度。

2、审前程序缺失

在诉讼制度中设臵审前程序是当今大多数国家的选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诉讼法中都有关于审前程序的规定，如美国的“发现程序”、“诉答程序”、“审前会议”及刑事诉讼中的“诉辩交易”，日本的“准备诉状”、“争点和证据整理程序”等．设计各种前臵程序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在开庭之前使双方争议焦点和争议的事实公开化、明朗化，使诉讼当事人对诉讼的前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使得一部分案件在开庭之前通过和解、撤诉或其他方式了结。从而达到减少法官工作量的目的。而我国。虽然诉讼法规定的审理程序。大体也可分为审前准备和开庭审理两个阶段，但审前准备规则缺乏审前程序所应具备的功能内核，不具备明确争点、固定证据的制度机能，且准备内容对当事人及法院无实质性的约束力，不能保持审前程序的正当性和效率性，从而导致了诉讼的突袭以及效率的低下，形成了审前程序只具其名而无其实的现象。我国法院受理案件的绝大部分还必须经过完整而复杂的诉讼程序才能了结，审判负担重和诉讼效率低就在所难免。

四、我国确立法官员额制度之构想

（一）建立法官员额制度之相关制度改革

1、建立非地方化的法院体系

从我国单一制国家性质、维护司法权的统一、合理配臵审判资源出发，可在全国按人口和地区面积划分若干司法区，每区设立一个高级法院。这种管理模式可以在五十年代的大行政区历史中找到对应，那就是设在各大行政区的最高法院分院的建制。在高级法院以下仍设立两级法院，其设臵打破地区、县级行政区划，以人口、辖区面积、国民生产总值为主要依据。设立若干中级法院、基层法院。这样既能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又能解决目前法院间受案数量极不平衡的问题，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合理配臵。

2、改革我国现行诉讼模式和审判工作方式．

首先必须建立案件分流机制。从立法上对简易案件做出明确的界定，严格规制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适用范围，把相当一部分小额诉讼案件、简单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分离出来，进入简易程序审理。第二，建立审前准备程序．在案件进入庭审之前设臵的一系列程序，如庭前和解、证据开示等。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庭审效率，尽可能在开庭前明确双方争议焦点和争议事实；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庭前调解、和解和撤诉结案率，以减轻法官的工作量。第三，建立案件过滤机制，通过督促程序等，过滤掉大量无争议案件，可极大疏减法官的工作量．第四，改革内部运转机制。取消案件审批制度，还权于审判组织、还权于审判法官，提高审判效率；限制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改革审委会指导审判工作方式，审委会尽量以审判指导文件、审判参阅案例方式影响审判工作，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改革再审制度，限制提起再审的主体和案件范围，解决“无限再审”现象，避免审判资源浪费：改革执行机制，取消执行部门的裁决权(执 行部门不再配臵法官员额)，彻底实行“审执分开”，对案件执行中的争议事项，一律交原审判庭裁决．只有按照上述模式改革我国现行的诉讼体制，建立了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引入审前准备程序并优化了内部运行坏境，案件的数量与法官的工作量的计算才可能有科学的依据。

3、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

法官职业保障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法官员额制的根基。没有足够的职业保障，法官精英化无从谈起，审判的独立公正性也会大打折扣．我国《法官法》对法官的职业权利和职业收入做出了一些规定，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规定还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有些职业权利还没落实．在推进法官职业化的背景下，当前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职业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从制度上确保法官依法履行职权，维护司法公正。一是法官职业权利保障。通过建立法官司法豁免制度、加大对藐视法庭行为的惩处力度等，使法官能在审判工作中坚决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案件的干涉．二是法官职业地位保障。即法官一经任命，非因法定事由、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辞退或者给与纪律处分，从制度上保证法官地位和身份的稳定性。三是法官收入保障。建立独立的、高于政府公务员的法官工资制度，实行以薪养廉。鉴于各地经济状况不同，欠发达地区法官待遇难以保证的现实，可将法院经费收归中央或 省一级统一管理．四是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实行法官职业安全保险制度，预防和制止一切对法官的打击、报复、伤害等行为，维护法官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五是法官的职业教育保障。建立法官职业的专门培训体系和培训机构，配臵专项培训经费，确保法官不断接受在职教育。

（二）法官员额确定应考虑的因素

1、以从事审判工作为前提

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人员，行使审判权应当是法官的主要职责，但我国评定法官等级与审判案件无关，许多具有审判职称的人员一辈子都没审判过案件。

2、以受理案件数为基础

法官是审判案件的，确定法官员额时必须以案件数为基础。案件多的地区，法官员额应多；案件少的地区，法院员额应少；绝不能按法院级别确定一个平均数，有些学者在这方面犯了平均主义 的错误：国外法官员额以案件数为基础，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根据案件的数量多少各有1名到27名法官。、以辖区面积和人口补充

法官员额定编必须考虑到我国国情，即东西部在人口、地域、资源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如青海省格尔木市辖区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但只有汉、藏、蒙等民族人口l2万多，辖下县(区)基层法院可能案件很少，按沿海地区标准确定法官，则可能全院法官组成合议庭都困难，因而，确定法官员额应适当照顾广大的西部地区，每个法院至少3名法官。

法官员额制度研究 篇2

一、法官员额比例的提出

法官员额比例是根据我国修改后的《法官法》第五十条: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在人员编制内员额比例的办法。”的规定提出的。随着法院内部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法官职业化建设进程的逐步实施,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司法改革作出了重大部署。为落实中央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制定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 明确了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实践中, 上海在司法改革前, 法院系统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占队伍总数的49% , 试点后, 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分别占队伍总数的33% 、52% 。而中央更是规定39% 的法官员额是司法改革顶层设计要求。

二、法官员额比例改革———引发诸多疑惑和担忧

随着司法改革的试点与推行, 其中上海等试点法院系统因法官员额比例非常不平静, 各种舆论不断, 对39% 的法官员额比例的利弊存在各种不同声音, 提出种种质疑。

( 一) 法官员额比例就是论资排辈

现在年轻法官感到忧虑的是简单地论资排辈和“一刀切”。上海提出33% 的法官员额比例, 而各试点省份在确定法官员额时, 均不得超过39% 的法官员额比例。根据笔者调查,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现有政法专项编制294名, 其中院长、副院长, 专职委员、审委会委员、庭长、副庭长中具有审判资格的有99人, 占全院33. 67% , 上述人员除副庭长办少数案件外, 基本上不承办案件, 而全院具有审判资格的有158人, 占全院干警53. 74% 。如果该院按39% 的法官员额比例实施司法改革, 除上述副庭长以上的其他具有审判资格的办案主力将可能被排斥在法官员额比例之外, 不得不让年轻法官担忧。而全国其他法院的情况大同小异, 导致全国法院系统内部出现“改革焦虑症”。

( 二) 法官员额比例就是完全去行政化与老龄化

一部分人认为, 法官员额比例限制就是让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庭长办案, 减少行政官位, 让老法官跟年轻人一样办案, 一样绩效考核。事实上, 一些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庭长多年没办过案了, 现在真要他们办案, 不一定能办好, 能办好的, 不一定跟年轻法官一样能承受繁重的工作压力和负荷。有些上了五十岁的老法官也不愿意办案了, 不但精力跟不上, 而且业务水平也跟不上。而这些人往往不愿意放弃放弃手中案件审批权, 为维护既得利益, 也可能成为法官员额比例改革的阻力, 认为法官员额比例改革是“一招臭棋”、“一招险棋”。

( 三) 法官员额比例让大部分审执人员回归司法辅助人员

近日媒体热议在法官员额比例付诸实施后, 现有的20万法官中会有多少幸运者赶上司法改革的班车, 又有多少法官因员额比例而被过滤, 只得重新回到司辅人员系列或者无奈出走? 法官员额比例改革最让人忧戚者乃是“行政领导抢滩、办案法官退守”, 或者更形象地说乃是“拿手术刀的都是护士, 不拿手术刀的都是医生”。考诸中国的审判运行实际, 院长、副院长、庭长不办案是显见的事实, 副庭长很少办案也几乎成为惯例。真正在一线办案者却是那些助理审判员和相对年轻的审判员, 但正是这批人在未来的员额比例改革中极有可能丧失成为主审法官的机会, 而不幸成为法官员额比例改革的“误伤者”。如果真成如此之局面, 岂不正应了所谓“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式的怪诞?

在上述众多质疑中, 法官员额比例改革渐行渐近, 如何确定法官员额比例, 是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一个深层次问题, 对实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具有保障作用。

三、法官员额比例需摸清家底, 切勿盲人瞎马

法官员额比例如何确定, 精准调查是基础工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调查, 就找不准问题, 掌握不了真实数据、真实情况, 摸脑袋决策是法官员额比例改革的天敌。顶层设计者必须接地气、聚人气, 真调研, 多分析, 才能确定正确的法官员额比例。上海方案出台, 33% 的法官员额比例, 很多人认为上海的法官员额比例太低, 不可复制。与此同时, 由于部分年轻法官担忧职位不保, 离职潮的涌动成为近期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确定法官员额比例, 应以维持当地法院审判权的正常运行为前提, 一定要考虑地方实际, 法官员额的设置一定要考虑法官职业群体的年龄结构, 不同审级法院的要求, 让年轻的优秀法官留在法官队伍里面。在选择法官时, 不能简单地论资排辈, 而是要根据法官的业务水平、业务能力、职业品德来选拔, 不能搞“一刀切”。法官员额设置时不仅要参照当地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情况、案件数量这三个条件, 另外还应考虑包括经费装备、司法辅助人员的配置、交通环境条件等方面的因素, 这些都与法官员额比例的设置有一定关系。

四、法官员额比例需做精蛋糕, 去伪存真

法官员额比例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也是法官职业专业化、职业化和正规化的必然要求。改革的目的是要让最优秀的法官留下来。在任何一个国家, 法官的结构都是梯状式的, 有资深年龄的法官, 也有正当中间年龄段的法官, 还有一部分年轻的法官。现在好多基层法院, 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基层法院, 担任办案任务的主要还是一些年轻的法官, 他们现在是办案的主力, 这些都是办案的精英分子, 要让这部分人留在审判岗位上。对于一些老法官, 多年没有办过案的或者不会办案的从法官员额中剔除, 让其从事行政工作或进行分流, 亦可在征求其意见后让其提前退休。总之, 让能办案、办好案的同志留在审判岗位上, 让平时不办案、不会办案的同志进行分流, 确保留在审判岗位上的都是办案能手、办案精英。

五、法官员额比例需通过加减法做大蛋糕, 调动法院队伍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改革的本质是利益调整, 是利益的重新组合和分配, 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 推动改革的基本方式可以说是做加减法。我国实行对法官员额比例进行限制, 相对目前大部分法院50% 左右的法官员额比例现状来说, 像是在做减法。其实, 减法是为了提质, 提高战斗力, 现在的减是为了后面的加法, 从长期来看, 预期利益要大于受损利益。如何做好目前的减法, 我们在考虑法官员额比例时, 要充分征求全院干警的意见, 首先让全院干警作出合理的选择, 必要时进行心理疏导, 实现自愿选择退出一批, 近年办案绩效考核淘汰一批。另外, 规定法官员额比例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受案数量的增长逐渐提高, 不受法官员额比例39% 的限制, 让优秀的司法辅助人员参与竞争入额, 从而做大蛋糕, 形成稳定的预期, 防止法院人员大量流失, 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充分调动干警参与司法改革的积极性。

六、结语

法官员额比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是一个比值。法官员额比例改革应从实际出发, 加强调研, 掌握和运用好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 ( 含暂住人口) 、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等基础数据, 结合法院审级职能、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置、办案保障条件等因素, 科学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并且根据案件数量、人员结构的变化情况, 完善法官员额比例的动态调节机制。同时, 法官入额应综合考虑审判业绩、业务能力、理论水平和法律工作经历等因素, 确保优秀法官留在审判一线。1

注释

员额法官三年总结述职报告 篇3

本人*年*月出生，*县人，本科学历，党员。*年考入*县人民法院工作，先后任职于*法庭、立案庭、审管办，民三庭，现又回到*法庭，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工作。

十四年来，恪尽职守，勤恳工作，认真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审判员，办案标兵等荣誉称号。*年*月入额首批员额法官。现将本人三年来的履职情况报告如下，请评议。

一、主要成绩。

（一）认真学习，提高素质。自*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县人民法院工作以来，我始终秉持着努力上进、孜孜不倦的精神，一边认真细致地从事着书记员工作，一边努力向身边的法官前辈学习讨教，同时认真学习法律理论知识，不断提升自我。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了一名梦寐以求的法官，从此为我热爱的事业奉献着我的一生。

本人自办案以来，努力做到案件速审速结，不拖拉，同时审理每一个案件都耐心细致做调解工作，每一案件庭前、庭后都会耐心主持调解。*年*月，荣获县法院“办案标兵”称号。*年元月，我被组织安排到湖南大学进行业务知识培训学习。通过专业的学习培训，业务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

（二）努力工作，担当责任。

近三年来，本人所办案件数量逐年上升，*年结案*件，*年*件，*年结案*件。特别是*年本人被安排至*法庭主持速裁庭的工作后，至今已结案*余件。速裁庭的特色是以简便、快捷的方式保障公民的诉权，要求做到快审快结，本人迅速进入角色，又好又快办结一批案件。

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中，原告系第三次起诉离婚，双方诉争的有子女抚养权，共同财产有宅基地、公司股权、房产等，债务也争议极大，双方当事人矛盾尖锐、情绪难控。本人通过阅读案卷，仔细分析，认为该案仍有速裁的空间，于是迅速组织双方到庭调解，双方到庭后仍争执不下，最后我便多次分开做工作。虽已到达下班时间，但我仍没放弃，耐心倾听双方的诉求，了解矛盾焦点。详细解释相关法律规定，针对案情合理规劝，打开双方的心结，最终使得该案调解结案，快速化解了多年的矛盾积案。

（三）实践操守，砥砺德行。

我对自己要求是，要“持续地”以“同样的态度”来面对工作。从小事做起，重视细节，用心工作，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与精神。本人在工作中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所办每一案件做到公开审理，接受群众监督，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会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庭审。所有裁判文书均进行网上公示。办案过程中从未收受过任何请吃请喝，未收过任何礼金礼品，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自*年开始办案以来，未办过一起错案，所办案件无一投诉上访。

二、存在问题。

一是对审判业务学习不够深入，凭经验办案，尤其是对于理论前沿的问题，研究不深，掌握不透，知识更新不够，碰到疑难复杂问题有时存在畏难情绪；有时也会存在感情偏向，自己作为一名女性，更倾向于偏向妇女和儿童权益的保护。

二是对政治理论的学习还不够系统和全面，在自己平时办案任务重的时候，只顾一股脑投入办案当中，追求办案数，忽视了对政治理论方面的学习；

三、今后努力方向。

一是加强学习，及时更新法律知识。利用业余时间，通过专业书籍、法律公众号等渠道主动学习最新法律规定，做到在每一起案件审理前均能熟悉相关规定，以确保案件高质高效审结。

二是转变心态，耐心做好群众工作。

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思想，提升群众工作积极性，多换位思考，耐心、细致做好每一位来访群众的工作。

法官员额制度研究 篇4

如果说法院是司法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员额法官则无疑是这道防线的核心支撑。全社会对司法体制改革后现状缺乏了解，有的认为司改是变相提高法官经济待遇；有的认为员额法官权力太大，担心司法腐败；有的甚至对整个法官队伍存在偏见；而员额法官对自身的地位和待遇缺乏认同。带着对人民群众回应的关切，带着对员额法官现状的关注，10月10日至16日，我和市人大监察司法委、市人大法制委部分同志一道，深入到市中级人民法院和XX、XX、XX、XX等基层法院，通过面对面座谈、查阅资料、随机抽查部分员额法官案卷质量及发改率等方式，对全市法院员额法官队伍建设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全市法院员额法官队伍改革情况与现状

根据省高院的统一部署，市、县两级人民法院全面完成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工作。

目前，全市两级法院共有在职干警X人，其中员额法官X人、法官助理X人、司法警察X人、其他人员X人。员额法官占比为X

%。

全市员额法官中：男性X人，占X%；院、庭长为员额法官的X人，占X%；高级法官X人，占X%（其中二级高级法官X人，三级高级法官X人，四级高级法官X人），一级法官X人，二级法官X人，三级法官X人，四级法官X人；35岁以下员额法官X人，36至39岁X人，40至44岁X人，45至49岁X人，50岁以上X人；具有研究生学历员额法官X人，本科学历X人，大专学历X人。

纵观全市员额法官队伍结构，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一是精英化。法官学历绝大多数在本科以上，研究生和本科学历占X%，大专学历仅占X%。二是职业化。全市员额法官平均年龄47岁，平均法律工作经历超过20年，年富力强、经验丰富成为员额法官的主流。三是专业化。除审判委员会委员外，绝大部分员额法官相对稳定在民事审判、刑事审判或者行政审判岗位。

调研中，我们随机抽查了部分法院20%员额法官办案的结案率和发改率，总体上处于较好的水平。我们抽查了XX区法院X名员额法官，其结案率最高的为X%，最低X%，平均结案率为X%，发改率最高的为X%，有X名法官发改率为0,平均发改率为X%；XX县抽查员额法官结案率最高X%，最低X，发改率最高为X%，有X名法官发改率为0；XX县抽查员额结案率最高X%，最低X%，发改率最高为X%，有X名法官发改率为0；XX县结案率最高X%，最低X%，抽查X名员额法官X件案件，只有X件改判，全院办案质量很高。

二、全市员额法官队伍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明确了办案权责，司法责任制有效落实。

一是推进主审法官负责制。两级法院严格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院、庭长除加强对“四类案件”17种情形的事中监管，一律不再签发未参审案件文书。二是推行司法责任清单。XX年起至今，全市法院积极建立司法人员“责任清单”，厘清院长、庭长、合议庭、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等职权、责任，严格落实法官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实施法官办案痕迹化管理，突出法官在审判中的主体地位，对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实现法官权责的统一。三是推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通过办案情况通报，督促院、庭长常态化办案。截止XX年X月底，全市基层法院入额院领导共办理案件X件，人均办案数占全市基层法院人均办案数的X%，远远超过上级规定的入额院领导办案数量要求。

（二）规范了业务程序，案件质量管理机制不断完善。

一是全面深化司法公开。凡重大案件庭审“每案必录，每日必播”，截至XX年9月底，市、县两级法院共开展庭审视频直播X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文书X份，累计公开案件信息X条，全程接受当事人查询和监督。二是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建立健全了专业法官会议工作规则，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对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案件及法律适用统一问题咨询功能。如市中院、XX区、XX县等基层法院通过专业法官会议，对物业诉讼、开发商交房逾期违约等典型类案形成会议纪要，统一司法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三是发挥审判委员会新作用。细化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明确将专业法官会议作为提交审委会讨论案件的前置过滤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加强审判管理、统一裁判标准、研究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职能，切实发挥审委会对重大敏感和疑难复杂案件的把关作用。

（三）强化了内部监督，审判质效有效提升。

一是加强了院、庭长监督。坚持院、庭长有序放权与有效监督相统一，明确院庭长审判管理监督权责清单，细化院庭长对诉讼程序性事项的决定和审批权限。准确界定“四类案件”范围，明确涉及群体性案件、疑难复杂案件、类案冲突案件、违法审判等案件标准，确保院庭长行使职权精准监督管理。细化院庭长对“四类案件”行使监督权及启动事中监督管理程序及方式，监督过程全程留痕，避免监督管理缺位。XX县法院还规定发回重审的案件一律由院领导承办，通过亲自办案直接发现问题、纠正错误。二是加强了审判流程监督。XX年以来，全市法院全面开启信息化建设，建立审判监督流程“可视化管理”机制，由传统的“人盯人”微观管理向宏观监督指导管理转变，实现了案件审判流程信息全程公开，裁判文书签发修改全程记录在卷，依法公开的裁判文书全部网上公开，对案件审理过程及办公办案系统平台上全程留痕和公开，形成对法官审判权力的无形约束。三是加强了案卷评查。XX年以来，市中院组织对全市员额法官审（执）的X余件案件进行评查，以常规评查、重点评查和专项评查三种方式实现对员额法官案件评查全覆盖，及时通报评查结果，列明问题清单，督促落实整改，并将瑕疵案件纳入法官当年业绩考评。四是加强了业绩考评。全市法院实行量化、公开、动态的业绩管理机制，以办案和工作任务完成的质量、效率为依据进行业绩考评，强化法官责任。XX县制定了法官绩效考核和奖金分配实施细则，将绩效奖的60%与考评结果挂钩，XX县则将全部绩效奖与考评结果挂钩，在年底考评后统一发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干好干差一个样”的问题。

三、当前员额法官监督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1．员额法官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法官数量减少与案件数量剧增的突出矛盾，成为摆在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面前急迫的现实问题。一是员额法官比例偏低。法官员额制改革后，员额法官比例受限，司改时有X名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未能入额，按规定要求能办案的人数锐减。目前全市员额法官在法院干警队伍占比仅为X%，总体上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省高院对全省法院员额法官实行动态管理，依据各地案件数进行增减调整，近年来全市员额法官人数又被调减了X人，目前还有8名员额法官被抽调到XX市中院、XX铁路运输法院支援办案。二是案件数量急剧上升。由于社会矛盾问题交织、民众依法维权意识增强、基层治理调解作用弱化、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等诸多因素叠加，全市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呈现急剧上升的趋势。截止9月底，全市法院受理各类案件X件，同比上升X%，审结X件，同比上升X%；XX区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数突破1万件，同比上升X%，人均结案数X件，结案率X%，在全省一类法院排名第七。XX县人均结案近X件，XX县人均结案X件，XX县人均结案X件左右。员额法官“五加二”、“白加黑”加班阅卷、撰写文书已经成为常态。三是员额法官承担了大量的非审判事务。从调研情况看，很多员额法官在正常工作时间还要参加党委、政府各类会议，参与脱贫攻坚、息诉接访、交通劝导等非审判活动。四是审判辅助力量配备严重不足。按规定全市员额法官应当配备X名助理法官，目前由于政法编制不足等原因，仅配备X名，使得员额法官还要承担额外的审判辅助事务，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审判精力，影响了办案质效。

2．审判监督管理机制仍需完善。一是院、庭长监督责任虚化。员额法官依法独立办案，院、庭长虽然有监督职责，但权限范围不清，是否属于“四类案件”不易甄别，同时院、庭长本身也有办案职责和其他工作任务，监督存在空白和缺位。在XX、XX、XX、XX等基层法院座谈时，一些院、庭长表示，只要员额法官不主动报告,自己未收到投诉反映，一般不会主动履行监督职责，否则有干预办案之嫌。但是，倘若案件出现问题，院、庭长又难辞其咎。此两难困境亟需从制度机制上加以破解。二是审委会可能沦为避责机构。由于瑕疵差错案件评价标准还不够细化，追责机制不健全，员额法官不敢担当，在合议庭意见与专业法官会议意见一致或者无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仍然将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极大增加了审委会成员工作负担。某副院长在座谈时毫不讳言地说，目前该县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数大量增加，审委会成员本身也是员额法官，都有办案任务，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研究案情，审委会已经沦为一些个案避责的工具。三是纪检监察监督缺位、越位问题同时存在。一方面，日常监察流于形式，除了市中院派驻纪检组，其他基层法院均撤销了监察机构，只在县政法委派驻纪检组，法院仅保留一名监察专干，几乎形同虚设，日常监督弱化；另一方面，执纪没有细化标准，随意性较大，特别是对还没有审结、生效的案件，只要收到举报或反映，就一再要求法官反复说明情况，有时对生效裁判本身直接定性，并据此对法官进行追责，有的法官被立案之后，两年多未作结论，职级不能正常晋升。

3．员额法官职业保障存在差距。一是工资待遇有差距。改革后，一些未入额的法官辞职从事律师行业，并在本市执业，其年收入一般可以达到20—30万，为员额法官的两三倍。员额法官承担更重任务、更高要求、更严责任，其工资虽然有所提高，且退休时不能按法官等级标准计算退休待遇，与其期望尚有差距。如市中院原副院长舒冬菊（二高法官）退休后只按其行政职级计算退休费，退休后工资待遇锐减。二是管理机制不健全。退出机制缺失。有的员额法官由于脑溢血、中风或者其他身体原因不能办案，却考虑收入问题不愿退出员额。绩效导向欠优化。目前法官业绩考核注重解决“干好干差一个样”的问题，但未能解决“干多干少一个样”的矛盾，因此有的员额法官不愿多办案，怕干多错多，影响办案质效。晋升通道不畅。全省对员额法官实行动态管理，空缺员额优先安排XX市等案件数更多的法院，使得我市素质较高的法官助理难以及时递补，极大的挫伤了基层法院员额法官和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三是职业尊荣感不强。一方面社会上对于当过法官的律师无比亲睐和信任，这些律师不愁案源，收入丰厚，另一方面有的当事人对现任员额法官出于立场不同、利益对立等原因，动辄指责、谩骂甚至殴打，无理信访、反复举报的现象时有发生，即便有的构成诬告陷害，因其是一般居民或者普通农民身份没有追究任何责任，这对法官的履职积极性构成了双重打击。

四、意见和建议

1．突出问题导向，切实为员额法官减负。一是要争取员额法官比例政策倾斜。要勤汇报，多呼吁，请求省高院充分考虑辖区人口、经济发展程度、民族边远等综合因素，如XX县法院案件数虽然不多，但辖区面积X平方公里，交通不便，调处不易，办案周期长，要争取在确定员额比例时对我市进行适当倾斜。二是要让员额法官聚焦主责主业。各级党委、政府要支持法院工作，尽可能从非审判事务中解脱出来，依法独立开展审判工作。同时，两级法院要按照“1+1+1”标准，为一线员额法官配齐配好审判辅助力量，确保员额法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处理审判核心业务。三是要研究探索社会矛盾分类综合化解新举措。市、县两级法院要针对各类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的趋势，进行深入研究，找准矛盾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提出分类化解的意见措施，以工作汇报、司法建议等形式向党委汇报，同政府沟通，形成定纷止争合力，努力将矛盾消除在萌芽，把纠纷化解在基层。

2．坚持严管厚爱，加强员额法官队伍建设。严把“进口”，疏通“出口”。按照员额法官退出办法，对不适宜担任法官的要及时办理退出手续，对空缺的员额要及时进行遴选，保证法官质量，实现良性循环。加强对员额法官的教育培训。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促进法官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法治信仰，增强对员额法官的职业认同感与自豪感。形成监督的有效合力。作为任免机关，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不能缺位，应当通过履职评议、案卷评查等方式，加强对员额法官监督管理。两级法院应当进一步明确院、庭长监督主体和职权，建立健全“四类案件”在立案环节的甄别、报告、提示等机制，确保院、庭长监督落到实处。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员额法官的日常监督和廉政提醒，遵循司法规律建立健全员额法官容错纠错机制，对瑕疵错案的认定，应当充分尊重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意见，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得启动对员额法官的错案问责，进一步消除员额法官的畏惧顾虑，既支持员额法官依法独立办案，又严惩索贿受贿、以权谋私、枉法裁判等违法违纪行为。

中外法官制度(选) 篇5

陈昕炜

（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食工1104 110107808）

关键词：差异、司法考试、遴选、保障制度

摘要：

法官制度是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关于法官的选任资格、选任方式、任职期限、奖励惩处、物质待遇等方面的规章制度的总称。我国于1995年2月28日颁布的法官法共17章42条对此作了较全面规定。

一、司法考试制度

世界各国由于历史传统及国情的差异司法考试制度也各不相同。按照法律体系的特点划分，世界各国的法律模式可分两大类，即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职业一元化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横向一体化司法考试模式。严格地说，大陆法系国家有所谓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而英美法系国家则称为法律职业考试，实质上是律师资格考试。

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第22次会议再次审议法官法、检察官法，经过论通过的两个法律分别增加一项规定，即：国家对初任法官、初任检察 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制度，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共同制定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机关部门负责实施。至此，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便正式宣告建立，并决定在2 0 0 2年开始首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中国国家司法考试是一种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初任法官、检察官和从事律师职业必须而且只能从获得资格证书中择优选用。但通过考试者只是取得从事法律职业 资格。获得了准入条件，能否实际从事法律职业，还需要具备各种相关法律规定的其他一些条件，取得资格仅为从事法律职业的必要条件之一。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 人员，由司法部颁发证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

美国没有全国的律师资格考试，律师资格的授予和管理主要是各州的事。各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委员会负责组织本州的律师资格考试。考试一般在2月和7月以 闭卷形式进行，每次考试两天，第一天是综合法律考试，形式为选择判断题，第二天为本州法律考试，形式一般为问答和案例分析题。很多州都比较重视对业务技能 的测试，从业技能测试要求应试者在考试中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律师，去证明其对法规及其从业技能的精通程度。大多数考生都能在第一次考试中通过，第一次没通过 的，在第二次考试中一般也就通过了。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州律师协会要对申请人的精神状况和道德品质进行审查。审查合格后，申请人即由州最高法院发给律师 执业证书，即可执业。有相应执业经验的优秀律师才可能成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实际上没有差别，只是工作方式和服务对象不同。

英国虽然也是有律师考试而无法官或检察官的考试，但与美国相比又有自己的特点。它将考试分为第一次考试（基础法学阶段）和第二次考试（职业适合性阶 段）两个阶段，第一次考试也适用于欲充当事务律师者，在大学取得法学学位的可以免除。第二次考试则是所有考生都必须参加。英国的法官共分七类，除作为非职 业法官的治安法官外，其他六类法官基本上都来源于律师，且不同等级的法官有不同律师资历的要求。英国的检察官也主要来源于律师，而且只能在治安法院出庭，在刑事法院出庭和支持控诉则必须聘请大律师进行。

二、法官遴选制度

与美国法官群体的高素质和丰富的职业经验及其崇高的威望相对应，美国法官遴选制度侧重于不断强化法官的专业性和精英性特征，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官遴选资格和遴选程序。

首先，在法官遴选资格上，虽然美国的联邦法律和各州的法律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原则上，担任联邦法院的法官必须是：（1）美国公民；（2）在美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获得JD学位（在美国，任何大学本科毕业生都可以报考法学院，学习三年，修满学分，即授予JD学位，就是所谓的“法律职业博士”）；（3）经过严格的律师资格考试合格，取得律师资格，并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担任州法院的法官，特别是州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具有普通管辖权法院的法官，一般也应当具备上述条件。

其次，在法官的遴选程序上，美国的联邦法院法官与州法院法官是有区别的。联邦法院的法官遴选程序比较简单，主要通过行政命令产生。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法院系统内的法官，包括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上诉法院法官以及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都是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后，再由总统任命。州法院法官的遴选程序比较复杂，而且不同的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有的州法官由州长直接任命产生；有的州法官由州长提名，然后由州议会批准通过；还有的州法官是通过选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上述这些遴选方式难免会出现诸如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和导致许多优秀的法律专门人才落选的弊端。当前美国大多数州都采用了一种经过修改的新的遴选方案，即“密苏里方案”，因其首次在密苏里州实行而得名。这个方案规定，当法官出现空额时由特别提名委员会（由律师界推选三名律师，州长任命的三位公民和首席法官组成）提名三位候选人，州长从中择定一人为法官，其任期不得少于一年，在下届普选中由选民决定该法官是否留任。如果得到大多数选民的认可，该法官即可以连续任满一届；如果未获大多数选民的认可，则按同一程序选择另一人为法官。当他或她的任期届满时，无需对法官重新提名和任命，只要该法官提出书面申请，表示希望列入候选人名单，即由选民决定他或她是否留任，这些法官可以根据他们的工作成绩来接受选举的考验，而无需与其他候选人竞争。因此，自从密苏里州1940年开始实施“密苏里方案”以来，逐步削弱政党和政治的影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愈来愈多的州开始采纳这一方案。

中国法官遴选制度包括遴选资格和遴选程序两部分。

首先，在我国，对法官遴选资格的法律依据是《法官法》的第九条和第十一条，规定担任初任法官必须具有下列条件：（1）年满23周岁；（2）具有法律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并具有一到三年的法律工作经历；（3）德才兼备，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等。我国自从2001年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以来，从法官队伍“入口”处杜绝了不符合要求的人员进入司法领域，保证了司法队伍无论在法律专业素质上，还是在学历要求上大体有一个共同的基点。这对于提高法官的遴选资格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关于法官遴选程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有两种：一是选任制；二是任命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各级法院的院长由相应级别的人大选举产生；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产生，但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的选任权限在本院院长。就我国法官产生方式的实践来看，无论是经权力机关选举产生还是任命产生，法院在法官产生的过程中起不到主要作用，起实质性作用的是人事部门和党政部门。

三、法官保障制度

法官职业化是现代法治进程的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而作为法官职业化实现的前提条件，法官任职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同样十分必要。

法官任职保障制度主要是指法官在其任职期间，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免职、降职、辞退、调任或处分；同时，法官享有某些特定的职务豁免权等。纵观中 外法治发展历史，这一机制的确立完善与否，对法官权威性和司法独立审判根本要求的实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中外各国因为受法律渊源和国情体制等方面诸多因 素的影响，法官任职保障制度也呈现出自身特点和地域差异。法官任职保障制度始于十七世纪的英美法系的发源地英国，而后被美国及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接受采纳。一般说来，大多数国家主要都通过宪法为主的立法形式对法官 的任职保障作了明确规定，如法官原则上不可撤任、罢免：法官权力的终止、暂停必经法定程序；非有特定原因法官不可调任；法官享有职务豁免权等。

我国宪法没有就法官任职保障制度作出明确具体规定，只是对审判机 关独立行使审判权作了规定，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对法官任职保障制 度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得到体现。法官法第八条规定法官享有以下八项权利：１.履行法官职责应当具有的职权和工作条件；２.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 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３.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４.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５.人身、财产 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６.参加培训；７.提出申诉或者控告；８.辞职。１.关于法官的退休制度。

各国法官退休制度采取的方法大概可分为自愿退休和强制退休两种。如在美国，法官为终身职务，法官在达到一定年龄 时，可以自愿退休，但法律不得命令法官退休。退休后的法官被视为资深法官，仍然可以应法院的邀请参与一些案件的审理。不过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还是强制退休 方法，只是对法官退休年龄要求不一。如巴西、荷兰规定为７０岁，希腊规定为６５至６７岁

依法官等级不同而定，法国规定一般法官６５岁退休，首席法官７０岁退休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对法官退休年龄的规定通常没有男女性别上的年龄差异，而且其职务也不改变。

我国法官的退休制度虽然法官法第四十条规定：法官的退休制度，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我国至今尚未制订有关法官退休专门的法律规定，通常作法是参 照现行公务员有关管理规定执行的，即要求男性法官通常在６０岁、女性法官通常在５５岁实行强制退休。而且法官一经退休，其职务也相应不作保留，不能再参与 法院案件的审理活动。

２.法官任职的终止或暂停

这里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是法官原则上不被辞退、撤任、罢免，除非由于法律 规定的某种原因；其次是法官任职的终止、暂停，应该依合法程序和原则。如意大利宪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项规定：“法官是常任的。除非遵照最高司法委员会 根据法院组织法规定的理由并严守法院组织法规定的辩护保障所作出的决定，或征得本人同意，法官不得被免职”。日本宪法第六章第七十八条规定：“法官除依审 判决定因身心故障不能执行职务者外，非经正式弹劾不得罢免。”

一般情况下，国外法官任职的终止或暂停，除了辞职、自愿退休和强制退休外，还有辞退、撤任、罢免、停职等几种情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官任职的终止和暂停，均需要严格依法定程序和原则办理。如在美国罢免法官必须经过弹劾程序，而且必须认定该法官行为已构成犯罪。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则采用法院判决方式决定法官是否应该被撤任和罢免。这样做客观上 可以直到防止和减少行政干预的作用。

这方面，我国法官对此的规定有自身特色，也强调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终止法官任职；同时，明确法官可以对有关自己任职的决定提出申诉和控告。与国外做法不同的是，我国在法官任职终止或暂停的处理方式上，审判员以上的法官的免职依法定程序一般由 立法机关人大作出；而同样作为法官的助理审判员的免职，则由同级法院院长作出，并增加了与一般国家公务员处理无本质区别的降职和其它行政处理手段主要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纪律处分等内容。在法官法第十三条、第三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的《人民法院奖惩暂行办法》、《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等非法律性行政规章中对终止、暂停法官 任职的事由或程序作了规定。但客观上也存在一些免职事由规定不够详实的问题，如法官法第十三条第(七)项对免除法官职务的事由规定为：因其他原因需要免职的。这容易在具体操作中作扩大化解释，有学者建议对此作出法律上的明确界定。在程序的规定上，我们多以行政规章、纪律处分制度加以救济和规范，立法上对法官免职辞退等程序具体严格规定不多。

３.法官的调任和豁免权

法官职业对法律知识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有很高的要求。从这一要求出发，法官应该保持其职务的相对稳定，不应对现职法官作随意调动。国外法律通常规定除法院的组织或管辖地区发生变更等特定原因外，法官原则上不被调动。不少国家法官的调任与解职一样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对法官调任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由于体制和历史的原因，目前我国法官在法院部门间轮岗调任 较为频繁，法官从事本院党务、行政和后勤管理等非审判工作的人数仍然不少，还有少数法官由于种种原因被调往人大、党政及其它司法机关或其它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工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