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员额制探讨

2024-07-10

法官员额制探讨（精选5篇）

法官员额制探讨篇1

修正后的法官法第五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各级人民法字的法官在人员编制员额的办法。”这一规定符合我国司法工作实际和国际惯例，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的意义

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是在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官职业准入制度、在职法官继续教育制度、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以及监督制约制度等各个方面。而首当其冲的是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确定法官员额比例不仅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应有内容，也是进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前提条件。

首先，法官的职业化意味着法官在职业上必须具有独特的知识、技能、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模式，也意味着法官的资格有严格的标准，即并非人人都能当法官。法官职业化的命题实际上隐含着法官精英化的概念。一般而言，法官精英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法官的素质要提高；二是法官的数量要精。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官的职业定位始终处于模糊状态，法官的职业特性被忽略，使得一些不具备法律专门知识和职业道德的人进入到法官行列，导致目前法官队伍是多质弱。因此，只有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将具有较高素质、真正符合法官条件的审判人员确定为法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法官素质不高的问题。

其次，只有确定了法官员额比例，才能为法官的职业保障创造条件。法官的职业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身份方面的保障，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保障。就身份保障而言，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后，法官一经任用，除非正常工作调动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就经济保障而言，法官作为社会纠纷的终局裁决者，是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理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获得充分的物质保障，但由于经济条件制约和法官职位模糊不清，在目前情况下，全面提高法官的物质待遇不太现实。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适当减少法官数量，提高法官素质，才能使社会提高对法官职业重要性和崇高感的认同，使逐步提高法官待遇成为可能，真正实行“以俸养廉”，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献身审判事业。

再次，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可以明确法官职位，与建立法官助理制度、实行书记官单独序列等改革措施相配套。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没有对法官员额作出限制，导致法官职位泛滥，有很多人被任命为法官却不从事审判工作，实际上是行法官之名而无法官之实，法官资格实际上成了法院内部平衡利益、安抚老弱的一种待遇。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明确法官职位，根据各地审判量，确定法官员额，对于符合法官条件的，可以任命为法官，不能胜任审判工作的，改做法官助理或者其他工作。

纵观世界各国的司法制度，法官的员额都有一定的限制。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发展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法官制度，逐步实现法官队伍的专业化、精英化。而适当精简法官数量，着重提高法官素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二、我国现有法官比例状况分析

要确定法官员额比例，首先应弄清我国现有法官比例状况。现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法官人数太多，因而素质不高且效率低下。有人做过一些比较：如在中国，8328人中便有1名法官，而英国11万人口中只有1名全职法官，日本每万人中也只有0.23名法官。从结果看，中国的法官按占人口比例计算是英国的十几倍，是日本的5倍多。有人据此还做进一步的统计：中国法官人均年办案数仅为21件?一说33件?，比美国联邦法官的人均年办案数少15倍。而对如此庞大的法官人群和如此低下的工作效率，不少人认为应当压缩中国的法官人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法官人数有3万人足矣。然而，中国法官人数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呢﹖中国实际有多少法官﹖应该有多少法官﹖许多人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一些统计数据和用以作为参照系的其他国家的数据也都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下面就我国法官人数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从法官的概念看，依据法官法规定，法官是指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根据这一规定，法官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官就其身份特征而言必须是审判人员，二是法官就其职责而言，还必须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从立法对法官概念的界定来看，并不包括那些为解决某种职级待遇但并不行使审判权的人员。由于我国法院干部目前仍按行政干部序列管理，法官职级套用行政干部的职级，但法官的级别相对同级行政机关非领导岗位的公务员级别要高一些。因此，为解决法院内部一些非审判人员的级别待遇问题，几乎每个法院都将一部分非审判岗位的工作人员任命为法官，而这些法官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审理过案件?据最高院统计，目前全国法院共有在编干警30余万人，其中法官21万，而在这21万审判人员中真正意义上的法官人数不足15万人。

从法官岗位分布情况看，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的规定，我国法院的法官按其岗位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员主要包括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多为院、庭长兼任?。这类人员大约占各级法院在审判岗位工作的法官人数的20％左右。这部分法官除了担负部分审判职责外，主要承担各级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责，如分案，审批案件等，这些人办案极少甚至基本不办案件。随着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的审判改革，一些法院正在逐步取消院、庭长分案和审批案件的制度，但院、庭长还没有完全从管理职能中解脱出来。有人曾对辽宁、广东、上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及海南省的九个省市十个中级法院的院、庭长从1998到2000年三年审理案件的情况做过调查，发现只有二个法院有准确的统计，其中一个法院的院庭长三年审结的案件占全院审结案件比例平均为4％；另一个法院的情况更糟，平均不足2％?而其余的法院对院庭长办案人情况甚至无法统计。虽然上述二个法院的情况可能并不代表全国法院一般情况?实际情况是低等级法院的院、庭长亲审案件比高等级法院的院、庭长多?，但院、庭长审理的案件比一般审判人员要少得多毕竟也是事实。第二类人员即执行员，按照《法官法》的规定，我国的执行员参照法官序列管理的。这与前面提到的英国、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英国，执行官是行政官员而非司法官；而日本的执行官虽由法院任命，但执行官和法官也并非同一序列管理，执行官人数是不包括在法官人数中的。而从我国法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各级法院的执行员必须由具有法官资格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提任。但执行员所负责的工作主要是生效裁判的执行，与审判工作基本无关。从上述十个法院的情况来看，执行人员占审判人员?不包括在非审判岗位工作的审判人员数?的比例平均为19.8％。按这个比例折算，我国目前的15万法官中至少有2.97万人在从事执行工作，实际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只有12.03万人。第三类人员才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官，这类人员主要包括分布在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庭以及立案庭、审判监督庭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他们的职责相对单纯，即负责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的审判；这类人员只占法官总数的60％左右，约9万余人?但他们却承担了几乎绝大部分案件的审理工作。

从法官审理案件情况看，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各级法院2001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590万余件，执结当事人依法申请执行的案件254万余件。这两项合计844万余件。而全国各级法院的法官按15万计算，人均年结案数为56.27件。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各级法院每年受理的按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以及大量的减刑、假释案件。加上这些，全国法院审判人员年人均结案数应当超过60件。如果再考虑占审判人员20％的院、庭长基本不承担具体案件审理工作的情况，我国法院审判人员年人均办案数将超过70件。

下面我们不妨再同有关国家的情况作一些比较。如1990年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总数为266，783件，其中民事案件217，879件、刑事案件48，904件。而当年美国联邦地方的法官人数为575名，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为464件。这个数字为中国法官年人均办案数的7.7倍?以中国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60件计算?。然而，由于中美间的诉讼程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两组数字之间并无直接的可比性。美国民事诉讼的庭前程序中的一些制度对于庭前解决纠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证据开示、动议申请等。实际上，在美国州法院或联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在庭前即被以撤回、驳回、不予受理或和解的方式了结，只有不超过10％的案件进入庭审。在刑事诉讼中，也有90％以上的案件是通过诉辩交易程序了结的。在刑事被告通过诉辩交易认罪的基础上定罪的案件并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庭审进行审理，真正需要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也不会超过10％。如果以实际审理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10％计算，美国联邦地方法官1990年人均实际审理的案件只有46件。而中国法院在不包括执行人员和不考虑执行案件的情况下，2000年中国法官人均审理的一审案件数47件。由此来看，中国法官和美国法官的年人均实际审理的案件数是比较接近的。日本的情况相对特殊，日本作为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其诉讼程序与英美大相径庭，而与我国的情况比较接近，即法院受理的绝大部分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据统计，日本1999年的法官人数为2，949人，而1998年日本地方裁判所受理的一审民、刑案件共22.7万件，年人均审理案件数为77件。这个数字高出我国法官年人均审理一审案件数的63％。如果考虑到我国占法官人数大约20％的院庭长极少审理案件这个因素，中日两国法官个人审理案件的绝对数应该差距不大。况且，日本法官不堪重负的情况也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案件审理期限过长，诉讼效率低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法院，也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据日本最高裁判所统计，1998年，全日本地方裁判所审理的一审民事案件平均期限为9.3个月，刑事案件的平均期限为3.1个月。分别超过我国同类案件的法定审限3.3个月和1.6个月。自1999年7月日本开始的第三次司法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正是法官人数太少所导致的诉讼效率低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其一，中国的法官按其占人口比例计算，人数并不算多。中国法官人数与每一万人口之比为1.1.如果不包括占法官人数近20％的执行人员，中国每万人中才有0.88名法官。而根据1997年的统计数，美国为1.16，德国是2.56，法国是0.84.而英国如果加上治安法院庞大的治安法官队伍?约2.5万人?，按占人口比例计算，应该是2，000多人中就有一名法官；至于日本的情况，如果加上日本法院的执行官，调查官的人口，应该也超过每万人中0.23个法官这个比例。况且，日本目前正在试图改变这种法官人数太少状况。其二，中国法官人均审理和执行案件量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较，虽不能算是饱和，但也并非人浮于事。同西方国家法官审理案件的情况相比，我国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无休止的请示汇报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调查取证等等，考虑到这因素，我国法官每年人均审理或执结60件案件也实在不能算是效率低下了。

三、合理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

（一）合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应考虑的几个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官人数是法官整体素质的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一般说来，法官人数太多，通常反映出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有人曾做过这样的推论：法官素质不高必然产生效率低下导致案件积压，故而要么牺牲质量求数量，要么增加法官人数，即所谓“质不够，量来凑”。从逻辑上说，这种推论不无道理。同时，由于人数过多而产生的人浮于事和不负责任也往往使得本来就不高的法官素质更加趋于恶化。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法官人数愈少整体素质就愈高。在法官人数少于一个合理的数量时，法官受理案件的量会超出正常的负荷，形成疲于应付，无暇顾及其他局面。这样不仅案件质量不保，而且使得法官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学习和研究来提高甚至维持自身的业务水准。因此，法官人数太少同样也可能产生整体素质下降的后果。可见，法官人数和法官素质之间存在一个互动的关系。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必须根据我国现有法官状况，综合考虑下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法官岗位分布是确定法官员额首先应考虑的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到，目前我国法官的人数不是太多，而主要问题是法官岗位分布和职责划分不合理。有人曾做过调查，目前我国法院具有审判职称而在非审判岗位工作的人员约占法官总数的15％。再加上执行工作人员?我国法院执行人员必须要具有审判职称?的数量，这个比例占到了30％。也就是说，目前真正在审判岗位上的法官实际只占法官总数的70％。而在国外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执行官是不包含在法官序列之内的。因此，确定法官员额，必须明确法官概念，严格限定法官岗位分布，即所谓法官，必须是分布在各审判业务庭并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这是确定法官员额的一个前提条件。2?在我国，所有案件的审理几乎是由职业法官来完成，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很好地推行，有些地方已名存实亡。而在国外，是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来共同完成案件的审理。如英国一直保留非职业化的治安官制度。据统计，英国在2000年共有30400名兼职外行治安官或太平绅士，有96名全职有薪俸的治安官和146名兼职有薪俸的市区外治安官。治安官的数量大大多于职业法官的数量。在德国，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组成混合庭审理案件。在美国，有相当多的案件并非由职业法官而是由一般公民参与宣判。3?当前，我国法院受理的案件绝大部分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诉讼法设置的简易程序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庭前撤诉和不予受理的案件数量更是微乎其微，这与英美国家的诉讼程序大相径庭。4?法院现有审判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审判辅助系统?笔者曾主张将法院工作群体设置为六个序列，即法官序列、执行官序列、法官助理序列、书记官序列、公务员序列、法警序列。除法官序列、执行官序列外，其他四个序列辅助前两个序列。?没有建立。法院后勤行政工作人员过多，法官审理一个案件从庭前准备程序到裁判文书的送达等全过程仍要包揽一切，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5?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法官尤其是院、庭长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常常忙于一些行政性事务，以及案件的请示、汇报和法官审理案件来自外界非正常因素的干扰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法官的办案效率。6?由于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审级制度的制约，各地法院和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并不均等，案件的难易程度也不平衡，这是确定法官员额也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7?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新的民事、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大量出现，司法作为纠纷的最终救济手段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尤其是新类型案件大幅度上升，处理难度也增大。从全国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看，1978年审结50多万件，到1998年就审结了539万余件，是1978年的10倍。从案件的结构来看，1978年受理的刑事案件占32％，民事案件占68％；到1998年，受理案件的结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刑事案件只占10％，民事案件占61％，经济纠纷案件占27％，行政案件占2％。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不仅在数量上骤增，而且在种类上趋于多样化、复杂化。近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大量新类型案件如证券、期货、融资、租赁、破产以及各种类型的涉外案件，无论在审理的难度还是案件的复杂程度上都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所受理的案件。

（二）合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

合理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除了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外，还必须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的标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归纳起来无外乎二个标准：一是法官与人口比例：二是审理案件数量。从法官占人口的比例看，笔者认为，每一万人中确定一名法官比较合理，那么，按中国现有13亿人口计算，约需13万法官。实际上，根据案件数量确定法官员额似乎更合理。以近三年全国法院平均每年审理的案件数为例，近三年全国法院平均每年审结各类案件约为5930707件，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法院审结的案件中约有70％在基层法院，因此每年全国基层法院审结案件数约为5930707*70％＝4151494件，按每个基层法院法官人均结案70件计算，那么，基层法院需法官员额约为6万人；中级以上法院法官按年人均结案40件计算，则约需法官4万人。两项相加，需法官员额为10万人。综上，无论从法官占我国人口的比例，还是根据审理案件数量计算，我国需法官的数量都应在10万人左右?并不是象有人所说“中国法官人数有3万人足矣”?。这个数量实际是现有法官数量去掉非审判岗位上的法官和执行官的数量，即现有在审判岗位上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的数量。所以说，我国法院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法官人数太多而主要是法官岗位分布和职责划分的不合理。

法官员额制探讨篇2

一、实践分析之员额比例

法官员额制改革的第一步是确定员额比例, 中国幅员辽阔, 经济状况和发展状况都极其不平衡, 因此确定统一的员额比例基本不可能, 但是如果完全放任地方法院自主决定, 则又会导致各地区之间员额数量差距过大, 甚至可能导致员额制度名存实亡, 因此在中国现阶段宜采相对确定的方式, 即在给定范围和给定参考确定方式的基础上赋予各级法院, 尤其是高级中级法院结合本地区实际确定辖区内地方法院员额数量的权力。在实践之中确立员额数量的基础数据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辖区案件数量, 第二是法官工作量, 第三是审判辅助人员配置状况。依据三类基础数据, 结合本地区实际需要, 各地法院可以自主确定各地的员额比例。从实践中来看, 最先确定的员额比例是上海市确立的33% , 员额比例最少的为江西的30% , 而广东、湖北、海南等省均统一定为39% 。最高法院采取了界定上限的做法, 将员额比例的上限定为39% , 要求各下级法院不得超过最高比例, 在最高比例之下可以自主决定本地区实际。同时, 在第一轮遴选时还必须留有余地, 即不能完全占用全部的员额比例, 为未来新晋的优秀法官提供空间。

在实践中, 重庆市制定的法院系统司法改革试点方案还另外规定司法行政人员不能超过15% , 这也意味着在重庆各级法院, 近半数的现在编法院工作人员将从事审判辅助工作, 这将大大减轻入额法官的负担, 有助于法官集中精力于案件之上, 集中精力于庭审之上, 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从而彻底改变中国法院法官人数多却仍然负担重的怪像。未来在司法改革推进过程当中, 各地法院也应当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 确定司法行政人员和审判辅助人员的比例, 这不仅是法官员额制的必然要求, 也是落实司法责任制、以审判为中心等司法改革所制定的其他目标的必由之路。

二、实践分析之过渡政策

如上文所述, 最高法院确定的法官员额制比例上限为39% , 而截至2015 年年底, 我国现有法官数量为19. 6 万人, 约占全国法院总人数的58% , 这意味着在此轮法院系统改革之中, 至少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法官将被淘汰。员额制的初衷是将法院在职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类, 精简法官队伍, 提高法官待遇, 促进法官队伍的职业化与专业化, 三类人员毋庸置疑存在待遇上的极大区别, 结合中国庞大的法官基数, 这部分法官应该如何进行过渡是司法改革在实践中的又一大难题。在2015 年7 月1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 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强调, 对具有法官、检察官身份而不能进入员额的, 过渡期内身份不变、原有待遇不变, 这是国家在过渡期内以追求稳定为第一目标的体现。在此基础之上, 各地区制定的过渡方案各有不同, 作为全国最先开始司法改革的试点区, 上海市确定的是以遵循法官自主志愿为主的过渡方案, 上海市法院系统法官数量占法院工作人员51% , 从事一线审判工作的法官大约为42% , 而上海市确定的法官员额比例是33% , 在第一轮司法改革中遴选的法官数量控制在26% 左右。上海市法院每个法官平均每年要处理近150个案件, 任务量相对较重, 因此在员额制改革中部分年纪较大的法官自愿不入额, 而很多刚毕业的年轻法官, 办案资历浅, 也自愿选择了成为法官助理, 因此员额制改革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上海目前大体报名入额的法官不超过30% 。而对于剩下的报名法官再进行遴选, 相对来说被剔除的法官数量就要少的多, 而对于被剔除的法官, 在过渡阶段依然保留原有待遇, 只是具体工作发生了变化。

2016 年1 月15 日, 宁波市江北区法院员额法官宣誓入职, 成为浙江省首批入额的法官, 浙江省所制定的过渡方案为五年过渡期, 地方各级法院对员额法官在五年过渡期内将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机制。通过设定各种标准, 建立更科学的考评机制等手段, 保持员额的“有进有出”, 以促进员额制法官更好履行自己的职责。

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 在过渡期内应把握两个要点, 第一为坚持双向选择机制, 第二为坚持动态管理机制。所谓双向选择, 即在选拔之前明确告知法院在职工作人员员额法官的权利与义务, 权力与职责以及可能面对的工作压力, 首先应是员额法官自己选择进行报名, 尊重法官的个人意愿, 然后才是对于报名法官按照订立的标准进行遴选。所谓坚持动态管理, 即打破法官终身制, 不受员额资历的拘束, 设定科学的考评机制, 在每一个考评周期内实行末位淘汰, 同时新晋法官通过考评也可二次入额。

三、实践分析之入额方法

在明确了员额比例和过渡时期的过渡方法之后, 如何确定入额法官, 如何订立遴选标准, 成为实践当中最难解决的问题。由于各种历史遗留原因以及中国目前法院的人员结构多与行政级别挂钩, 试点法院大多数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入额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多元化。在实践之中, 最先进行员额制试点的上海市法院采取的是申请报名、法官岗位承诺、入额基本条件审查、业绩考核 ( 案件评查、工作评查、民主测评) 与书面考核相结合的流程, 其中书面考核主要内容为分专业方向的案例分析和裁判文书的撰写以及不分专业内容方向的法律基础知识考核, 既全面考察法官应对实务的技能和法律专业素养, 同时也充分考虑了实务经验丰富但是学历有所欠缺的优秀法官的实际情况。

总结各地区实践经验, 考核方法虽然各有不同, 但是总体来说, 坚持实践方面考核与理论方面考核适当的区别对待在现阶段中国实际之下是需要的, 对于不同类型的法官考核方式也应当有所侧重, 比如对待实务经验丰富但是理论不足的法官, 在理论上做过多要求显然不切实际, 对刚毕业的大学生在实务上做过多要求同样强人所难。当然, 对于最基本的廉政考核等应当坚持一票否决制, 不满足最基本条件的即使有各种其他理由也不能进入员额法官队伍, 这是应当遵守的底线所在。

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工作, 法官员额制从一个司法改革提出的宏伟目标成为了试点法院所面临的实际变化, 这之间已经面临了诸多实践问题, 再到未来员额制改革最终落实在每个法院, 这中间还有很漫长的一段路要走, 只有不断总结, 不断研究, 才能真正将目标落实到实际, 真正实现中国司法公平公正的雄关漫道第一步。

参考文献

[1]丰霏.法官员额制的改革目标和策略[J].当代法学, 2015 (05) .

[2]胡道才.推进法官员额制改革的两个基础问题[J].唯实, 2014 (11) .

法官员额制改革篇3

法官员额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纯粹性上，即法官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承担相应的职责。而合理的法官占比（数量）、法官的纯粹性（能力与职责等）、司法资源配置（与案件数量的匹配）等都是法官员额制的意义或者效应，不能算作法官员额制的核心价值。员额制的核心价值在于建立职业化的法官队伍，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人力资源方面的保证，给人民法院公正司法带来新的机制保障，也为奉献在司法岗位上的每一个人带来美好的职业愿景。

当下司法体制的四项改革中，员额制改革成为重点和难点。一些人质疑、误解与迷茫，将其说成“不符合中国国情”且必将面临失败与危险。而在我看来，员额制改革是这场改革的牛鼻子，必改不可。

过去，在非分类管理的情况下，许多法官追求的是行政级别，而不是法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许多干警虽有法官头衔，但不从事审判工作。也有些虽拥有法官身份，却被动地从事着非审判以外的调研、宣传、管理工作。这种“在其位不谋其政”“徒有虚名”的员额是违背司法规律的。

法官员额制改革，要打破法官数量泛滥，压缩“不办案的法官” 比例，减少非办案岗位占用的法官员额，顺应司法规律。通过优化人员结构、科学分类管理和精确划分职能，确保审判辅助人员数量与法官数量相对应。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案件的审理中。以此使法官专心致志行使判断权和裁决权，重新回到“以法官为中心，以审判为重心”的正道上来。

改革是机遇，是挑战。通过公平公正的遴选、分流，对队伍进行重组、甄别与过滤，对法院发展而言，是难得的机遇重生。对法官发展，是难得的平等竞争。通过改革，按照少而精的目标锻造，打造一支精英化的法官团队，通过对司法资源的重新整合，构建出以法官为核心的资源配置和人员管理体系。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和法官队伍素质的提升，员额制改革给法官们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愿景。

要让改革顺利过关，需要进行细节的设计和考量，并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首先，做到法官员额的配置与岗位需要相匹配，实现法院人均工作量的相对均衡。此轮司法体制改革确定法官员额是39%，这是不能突破的底数。面对案多人少的困境，在各省级行政区域范围内，需科学测算出各地、各级法院的法官具体员额。可将现有一线办理案件的法官年均办案平均数、办案周期平均数作为衡量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的重要变量，结合当地地理环境、人口多寡等办案成本，科学测定不同法院的不同法官员额比例，使改革后进入员额的法官均有案办理，处于相对饱和的工作状态。

省级法院在统管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地区、不同类型法院法官员额的动态平衡机制，通过科学核算各法院的实际工作量，统筹协调，合理调整不同法院的法官员额，形成内外循环与上下循环的良性机制，使法官员额流向案件多、办案效率高的地区和法院。考虑到基层法院处理案件的工作量要大，在确定法官员额时应给予基层法院一定的倾斜，适当增加基层法院法官员额。通过提级管辖、指定管辖、集中管辖等方式对部分地区的案件数量进行调剂，保障法院审判质效在省级统管后有更大的优势与突破。

其次，建立科学、公正、服众的选任机制。1、建立独立于法院的第三方遴选机构，交由独立的第三方来公正地遴选法官，遴选委员会的组成，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委员库中除了资深法官、资深检察官外，诸如律师、法学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各界的人士占比不低于50%，该委员会主任由熟悉法院工作的德高望重的人士担任，每一届法官遴选委员会主任、委员均有3-5年的任期且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在每一次启动法官遴选工作时采用抽签的方式确定参与本次遴选工作的单数委员名单，以确保遴选程序的公平正义。遴选应当是从下往上的，逐级遴选，制度设计要为处于基层的法官打开晋升的通道，为每一个法官设计出一个能通过自己努力、才干，有机会胜出往上发展的平台。

2、建立一套公平公正的考核检验机制。遴选机制不透明，不公平，难免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要成为入额法官，必须要从严准入、逐级遴选、择优选任。无论现任审判员还是现任助理审判员，均需通过申请报名、岗位承诺、入额审查、业绩考核、考试、面试等环节，另外，还要有一定的门槛条件，把优秀人才选到。比如办案量必须达到部门人均办案量的一定比例，案件没有发现有质量差错，公务员年度考核结果没有被认定为不称职，此外，配偶不是律师，司法作风、职业操守没有瑕疵举报等。

采用考试+考核的方式遴选，选出最适合的法官。确保公平公正，可以邀请第三方进行出题、监考和评卷。通过初选、业绩、廉政考核、统一笔试、面试，再报遴选委员会。考试能够客观的反映被遴选者的法律知识、语言表达能力和案件分析的思维能力，而考核可以从学业背景、从业经历及时间、近几年来的办案数量、庭审驾驭能力、裁判文书制作能力、社会评价、调研成果、获奖及立功表现情况等方面考察被遴选者的综合审判、调研及学习能力。前者有利于理论功底扎实、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年轻人，后者有利于工作经验和司法实践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两者结合既不偏向于老同志也不忽略年轻人的优势。

3、设置过渡期。正视历史和现实，给所有人一个“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平台，为不同的人量身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通过设置过渡期，保留法官待遇、遴选资格，逐步过渡原有法官资格。建立面向法官助理、书记员的职级晋升通道，建立未来法官主要从优秀法官助理中的选任机制，将那些滥竽充数的低能法官淘汰出局，通过过渡磨合，将改革的重心从过去要机构、要编制转变成遴选制、有进有退的动态员额制上来。

第三、争取更好的政策，盘活资源，物尽其用，实现顺利分流。

1、给予提级提前退休政策。对工作满30年且年满50岁的法官，让其提一行政职级或提高适当工资退休；

2、畅通系统外交流。为各级法院中优秀的党务、政务领导干部开通一个出口，对于进入不到法官员额内的现任领导者法官顺畅地离开法院到其他部门任职，交流到其他党政机关工作，转为法律顾问或公职律师，而公务员身份及职级不变；

3、对五年内达到退休年龄的法官，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过渡、消化，不参加改革，不占员额，待遇参照员额内法官落实。

第四、兼顾年轻的法官。年轻人和老同志比起来，社会经验、工作经验有所不足，但年轻人拥有饱满的工作热情、较强的执行力和系统的法学专业教育背景。当前，大部分年轻法官在审判岗位上兢兢业业。为此，要建立一套科学、公平、公正的选任制度，预留一定的员额比例，培养有前途的年轻助理们留有进入法官员额的通道和途径。确保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把有能力、有水平的年轻人选出来，通过改革，为未来中国法院的健康发展留下进步的台阶和空间。

“员额制”的核心是让法官真正回归其职业本源，打破论资排辈和迁就照顾的做法，不能“唯资历论”或“唯职务论”，要让能者上、庸者下，坚决杜绝“能办案的选不上、选上的不办案或办不了案”的现象发生。

总而言之，法官员额制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自我革新，是每个人敢于面对自己、及自己利益的一次挑战。身陷改革年代，要有改革的思维和精神。这一代法官，注定要背负着困境，甚至牺牲来换取中国司法的艰难转型。周强院长说过“要敢于打破各种利益藩篱，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向自身开刀，动自己的‘奶酪’，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在改革面前，每个人要有点勇气、底气，要有点决心和信心。问题终归会解决的，我们都要勇敢朝自己开刀。

我国法官员额制度的研究篇4

2014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也就是我们所简称的四五改革纲要。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介绍了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的推进情况，围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关键目标，“四五改革纲要”针对八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改革举措。其中在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方面，正式提出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

建立法官员额制度在前几年已经成为全国法院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2001修订的《法官法》第五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各级人民法字的法官在人员编制员额的办法。”这一规定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编制限额的合理制定

具体实践中，编制限额在一些试点地区已经确定了具体数字。按照最近公布的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方案，上海法院拟设臵3至5年的过渡期，逐步将法官、审判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的员额比例控制到33%、52%和15%。上海作为试 1 点，是改革的“排头兵”，上海的一举一动，起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对于上海所提出的33%这一数字，是根据三级法院的审级职能，以及不同区域法院的案件变化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所得出的数字。3至5年的过渡期，足以在人员不断层、工作不脱节的情况下完成这一调整。

为了因地制宜，“四五改革纲要”中提出要根据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含暂住人口）、案件数量等基础数据，结合法院审级职能、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臵、办案保障条件等因素，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其中确定法官员额的三个关键定位点分别为辖区案件数量、法官工作量与审判辅助人员配臵状况。

在具体操作上，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地区经济状况以及人口数量都有很大的差距，加之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不同的辖区案件的数量有着很大的区别。不同的辖区案件数量、类型可以根据既往收案情况估算，但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臵状况却较难计算。一方面，配备多少审判辅助人员，会直接影响到法官工作量的测算。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形成以办案法官为中心的法院人员配臵模式，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是多名法官或多个合议庭共用一个书记员，牵扯了法官的大量精力。因此，对于法官工作量、审判人员的配臵状况的确定还是要着眼于未来。

从这三个关键定位点来确定一个地区的法官员额：首先明确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比例关系，建立审判辅助人员正常增补机制，其次根据明确的比例关系，科学测算法官的工作量，再结合本辖区的案件数量，最终确定该地区合理的法官员额。

二、法官员额管理

员额管理是指为加强员额管理队伍建设，科学调配人力资源，实行员额制考核管理，即：该院对各业务量和工作量进行汇总分析，确定每个业务需要的人数，对现有的进行考评，把最优秀和最称职的人员充实到一线。

对法官实行员额管理，考核按照不同的审判部类、不同的工作指标、不同的岗位职责进行，主要以一线的工作业绩来确定考核结果，并辅之以必要的定性考核。考核中坚持以数量、质量、效率和效果考核为主，同时对德、能、勤、进行综合评价。考核标准公开，考核过程公开，考核结果向被考核对象反馈。考核采取自下而上的顺序进行。首先，进行基础考核。由各业务部自行组织本部门的内部考核，采取个人述职、内部测评、个别谈话、组织认定的程序进行。对内部的考核，主要采取个人述职、自我评价、内部测评、领导谈话、组织认定的方式进行。其次，进行全面考核。质量评、结合基础考核，通过有效的考核方法，有重点、分方向地对一线进行全面考核，逐人填写考核登记表，分别确定考核等次和提出考评意见。最后，确定综合评定结果。根据基础考核和全面考核的结果，由考核领导小组最终确定考核对象的等次，提出调配意见。综合评定结果确定后，由考核领导小组将结果向一线进行反馈，由所在考核对象本人通报。

三、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的意义

此次“四五改革纲要”中推进法官员额制度意义重大，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使审判工作更趋专业化。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审判活动都是一项专业技术要求相当高的工作，因此法官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很大。而我国法制建设时间较短，加上受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审判活动没有按其应有的规律去进行，许多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也可以当法官。因此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可以通过严格法官遴选，缩减法官数量，使少数具备丰富法律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的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从而提高审判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提高审判活动的公信度，使审判活动更加趋向于专业化。

第二、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更好的促进司法公正。首先，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以后，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均是经过严格选拔脱颖而出的，其自身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其二，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以后，分工更为精细，大量的审判辅助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处理，使法官更能集中精力和时间放在审判决策上，有利于作出正确决策；其三，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后，庭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由法官助理来做，开庭时法官助理则不会参与案件的审理与裁判，更有利于法官中立地行使审判权，更好地促进司法公正。

第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之后，分工更加精细，审判资源配臵更加合理，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之间职责清晰，这使得审判流程更加科学、更加规范，审判运作更加有序，更加有效地利用审判资源，促进审判效率的提高。

第四、有利于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法官的严格选拔会迫使法官不断去钻研业务，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同时，法官助理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被选任为法官，这就使得法官助理也能够不断地钻研业务，力争达到法官的条件。这就有利于在法院内部形成良性循环，推动法院系统整体素质的提高。

四、我国法官员额制度的推进

“四五改革纲要”中推进法官员额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推进法官员额制度必须深化法院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改进法官的遴选程序。2001年修正后的《法官法》对法官人选做出了硬性规定，提高了法官担任的门槛。将学历由法律大专改为法律本科，并且确立了国家司法考试制度。这在法律方面为法官的遴选提供了保障，也为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及法官员额制度的推行提供了基础和源泉。在此基础上，完善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臵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确保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

第二、逐步推行法官助理制度。法官助理作为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协助法官进行审判工作，虽然不具有审判权，不能参与审判案件，但是也是司法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作人员。实践证明，给法官配备法官助理，更有利于使法官集中精力专司审判，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第三、深化法院人事改革，创造有利于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的法院环境。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是此次“四五改革纲要”中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的一项措施，与其他几项措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改革、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等改革措施也很重要，只有深化法院其他各项人事改革，才能为法官员额制度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