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法官

职业法官（精选12篇）

职业法官 篇1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它是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道德不过是人们追求物质关系的产物, 它依从于经济利益和社会生活条件, 且具有阶级性。所谓法官职业道德, 是指法官为确保其司法职责得到正当履行而必须具备的、法官职业所特有的道德要求和所应具备的司法道德品质。简言之, 法官职业道德是避免法官职业活动受到腐蚀的防腐剂, 是正当或优质高效履行司法职责的保障。法官的职业活动是行使裁判权, 欲使法官正当地或优质高效地履行职责, 需要各种保障, 包括物质上的、财政上的、人力上的、素质上的等等。职业道德就是这些保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有了职业道德的保障, 裁判权才不会腐败, 人民的权利才能真正得以保护。

一、法官应具备怎样的职业道德

1. 要忠实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忠于职守, 勤勉敬业。

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国家权力的象征, 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法官是国家法律的执行者, 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忠实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应当成为法官职业道德的最高准则。一名法官应该具有对法治勇于献身的精神,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审判事业, 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在业务上锐意进取、精益求精, 忠实于社会主义祖国,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成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忠实的实践者和坚定的维护者。

2. 要尊重客观事实与法律, 坚持原则, 独立审判。

“以事实为根据, 以法律为准绳, 独立审判”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 也是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法官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 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不能超越或滥用职权。而忠实于法律要立足于忠实于事实。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 因此, 作为一名法官, 必须养成独立的人格, 审理每一起案件, 在办案的每一个环节, 都要勇于排除各种干扰, 坚持法律原则, 实事求是, 准确地作出裁判, 忠实履行审判职责, 这是法官职业道德的核心。

3. 严肃执法, 追求司法公正与效率, 确保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 是人民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和价值追求, 是审判工作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必然要求, 也是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热切期盼。公平———要求法官必须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 切实保护双方的诉讼权利, 不能有任何的亲疏厚薄, 不能受个人好恶偏见和感情的影响。正义———要求审判活动必须追求科学文明, 最后做出的裁判必须分清是非曲直, 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 惩治邪恶, 制裁违法, 维护正义。同时, 努力加快办案节奏缩短办案周期, 坚决杜绝超审限办案和久拖不决、久执不结等现象, 使当事人能以最小的诉讼成本解决诉争议, 实现合法权益。

4. 文明司法, 清正廉洁, 保持司法廉洁与文明。

古今中外对法官的清廉操守莫不提出极高的要求, 法官的清廉可以保证司法公正的实现, 可以提高民众对司法及其政府的公信力。因此, 法官必须牢固树立廉洁执法的观念, 增强法官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从思想深处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的道德防线。

二、影响法官职业道德的因素

1. 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树立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 我国的“法治”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发展, 在路线, 政策和方针上确实实施了“依法治国”的战略, 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 我们的“人治”观念和思想仍很浓厚, 仍然存在“长官”意识, 权大于法的现象时而发生, 权涉于法现象屡见不鲜。法官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 相反, 法官是处理和解决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的裁判者, 在履行其审判职责过程中不能不受到社会各种权力、各种势力的影响和左右, 在这种大环境下实施其职业道德准则有时难以做到。

2. 社会现实的影响因素。

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其宪法的地位未能落实, 是影响法官职业道德的根本的社会因素。我国宪法关于“一府两院”的法律和政治地位的规定是十分明确的, 但长期以来未得到落实, 从而导致法官难以形成对自己所从事的法官职业的自豪感。国家缺乏对法官身份保障制度的支持, 我国法官由于没有这样的身份保障, 往往受制于决定自己命运的机关和个人, 难以产生对法官职业的崇高和庄严感。国家缺乏对法官高薪养廉的经济保障和相应的政治地位。

3. 政治地位的影响因素。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官待遇和政治地位在社会上是很高的, 当然对法官的素质要求也是极高的。国家为确保法官裁判公正、维护法律尊严、代表国家形象, 对法官的政治待遇和经济保障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为防止腐败和以权谋私实行高薪养廉, 在居住条件、工薪待遇、工作条件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只要法官安心地工作足以使其生活和政治待遇有充分的保障。

我们在讨论法院队伍建设和法官队伍建设时, 如何保持队伍廉洁始终是一个重点话题。高薪不一定必然实现廉洁, 但肯定有助于养廉。可以说, 贫穷与愚昧是一对孪生姊妹, 试想一个贫穷的法官, 日日在为生计奔波忙碌, 他手中有了特权之后会怎么办呢?是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 还是先解决公正与廉洁问题, 我想不言而喻。因此, 解决法官的生活保障, 是促使法官遵守职业道德的必要条件和前提。如果国家能待以高薪, 势必对法官保持司法廉洁与文明起到促进作用。

4. 法官的专业人才地位长期得不到承认是是影响职业道德意识的又一因素。

法学是一门专门科学, 法官作为社会矛盾和纠纷的终局裁判者, 应当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 有丰富的社会知识, 能通过严谨的逻辑思维、熟练的法律运用, 调节社会关系。这样的人群显然应当是专门的人才群体。我们一直把法官视为政法干部, 强调其行政性, 而忽略其专门性的职业化。观念上误区的长期存在是影响法官职业道德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如何完善法官职业道德

1. 法官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根本看法, 因此, 世界观的树立影响人们对事物的看法, 影响人们处理事物的方法, 从而对人生观、价值观也产生巨大的影响。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马列主义正确的世界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利于法官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然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 由于法官素质存在个性和差异, 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各种思潮在冲击荡涤着人们的灵魂, 使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而清贫的法官亦是社会中的一份子, 不能游离于社会而独立存在, 如果法官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没有坚强的意志, 则容易被不良思想腐蚀, 在执法过程中误入歧途。因此, 法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极为重要, 否则难以恪守法官的职业道德。

2. 法官应具备职业责任感和光荣感。

作为法官, 要热爱审判事业, 忠于法律, 具有极强的职业责任感和光荣感, 把司法工作, 作为一种神圣的事业, 真正地做到敬业, 这是对每一位法官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精辟地概括了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 国家独立, 人民幸福而忘我奋斗的崇高思想道德。人民法官务必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保持思想的纯洁性, 不计较个人得失, 甘为人民的公仆, 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法治事业, 尽忠职守, 毕生追求, 无私奉献。清廉与公正应是人民法官具有的高尚的职业价值观。作为一名人民法官要以廉立身, 以廉立信, 自觉抵制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腐朽思想, 自律、自重、自强不息。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环节, 因此, 司法公正是审判工作永恒的追求, 是法官思想道德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法院作为昭示正义的殿堂, 决定了人民法官必须以一腔浩然正气, 在种种个人利益诱惑面前, 铁面无私, 秉持人间正道, “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坚强捍卫法律的尊严, 保证法律的正确适用。

3. 法官应加强文化素质和自身修养。

法官的文化素质和自身修养直接影响法官职业道德。现在要求晋升法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获取资格证书, 这为保证法官高素质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现实的法官队伍中, 其文化素质较低的现象是历史的原因沉积下来的。文化素质的低劣直接影响了法官的业务素质, 业务素质较差的法官队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和廉洁吗?毋庸讳言, 极少数法官素质低下, 违法违纪事件时有发生, 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屡见不鲜,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这与法官的自身修养息息相关。作为一名法官, 要不负人民的希望, 不辱法律的使命, 必须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法律专业知识深厚的、司法技术娴熟的、职业道德高尚的人。显而易见, 法官如果不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自己的素质和业务能力, 就不会成为一个称职的法官, 也就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官的职业道德。

4. 制定严格的奖惩机制。

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官惩戒制度和对法官的奖励评价制度及激励措施也是影响法官职业道德因素之一。在任何社会, 法官违纪犯罪的现象都难以避免。然而, 当不廉洁、不公正、不遵守法官的职业道德的法官不能得到相应惩戒时, 不仅会给其他法官的信念带来负面影响, 也会使公众对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下降。因此, 为了保证法官队伍的执法公正, 推动法官职业道德的养成, 有必要建立法官惩戒制度, 与此同时, 对那些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律尊严的法官亦应建立奖励制度和激励措施, 以至使法官在精神上、经济上和社会地位的公众评价上得到国家、社会、人民的赞同认可, 使法官真正成为捍卫法律尊严的守护神。

摘要：法官职业道德是避免法官职业活动受到腐蚀的防腐剂, 是正当或优质高效履行司法职责的保障。法官的职业活动是行使裁判权, 欲使法官正当地或优质高效地履行职责, 需要各种保障, 包括物质上的、财政上的、人力上的、素质上的等等。职业道德就是这些保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有了职业道德的保障, 裁判权才不会偏离轨道, 人民的权利才能真正得以保护。良好的职业道德, 是法官队伍建设的重要目标, 也是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司法职责,法官职业道德,司法效率

职业法官 篇2

号：法发〔2010〕53号 发布日期：2010-12-6 执行日期：2010-12-6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重新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

二○一○年十二月六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8日发布，2010年12月6日修订后重新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保证法官正确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其他相关规定，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法官职业道德的核心是公正、廉洁、为民。基本要求是忠诚司法事业、保证司法公正、确保司法廉洁、坚持司法为民、维护司法形象。

第三条 法官应当自觉遵守法官职业道德，在本职工作和业外活动中严格要求自己，维护人民法院形象和司法公信力。

第二章 忠诚司法事业

第四条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捍卫者。

第五条 坚持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认真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尊崇和信仰法律，模范遵守法律，严格执行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第六条 热爱司法事业，珍惜法官荣誉，坚持职业操守，恪守法官良知，牢固树立司法核心价值观，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认真履行法官职责。

第七条 维护国家利益，遵守政治纪律，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不从事或参与有损国家利益和司法权威的活动，不发表有损国家利益和司法权威的言论。

第三章 保证司法公正

第八条 坚持和维护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客观公正审理案件，在审判活动中独立思考、自主判断，敢于坚持原则，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不受权势、人情等因素的影响。

第九条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努力查明案件事实，准确把握法律精神，正确适用法律，合理行使裁量权，避免主观臆断、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确保案件裁判结果公平公正。

第十条 牢固树立程序意识，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法办案，充分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避免执法办案中的随意行为。

第十一条 严格遵守法定办案时限，提高审判执行效率，及时化解纠纷，注重节约司法资源，杜绝玩忽职守、拖延办案等行为。

第十二条 认真贯彻司法公开原则，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同时避免司法审判受到外界的不当影响。

第十三条 自觉遵守司法回避制度，审理案件保持中立公正的立场，平等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偏袒或歧视任何一方当事人，不私自单独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

第十四条 尊重其他法官对审判职权的依法行使，除履行工作职责或者通过正当程序外，不过问、不干预、不评论其他法官正在审理的案件。

第四章 确保司法廉洁

第十五条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坚守廉洁底线，依法正确行使审判权、执行权，杜绝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为。

第十六条 严格遵守廉洁司法规定，不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不利用职务便利或者法官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不违反规定与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不正当交往，不在执法办案中徇私舞弊。

第十七条 不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不在企业及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法律顾问等职务，不就未决案件或者再审案件给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咨询意见。

第十八条 妥善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不利用法官身份寻求特殊利益。按规定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教育督促家庭成员不利用法官的职权、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

第五章 坚持司法为民

第十九条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的理念，强化群众观念，重视群众诉求，关注群众感受，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条 注重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积极寻求有利于案结事了的纠纷解决办法，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第二十一条 认真执行司法便民规定，努力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提供必要的诉讼便利，尽可能降低其诉讼成本。

第二十二条 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避免盛气凌人、“冷硬横推”等不良作风；尊重律师，依法保障律师参与诉讼活动的权利。

第六章 维护司法形象

第二十三条 坚持学习，精研业务，忠于职守，秉公办案，惩恶扬善，弘扬正义，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职业操守。

第二十四条 坚持文明司法，遵守司法礼仪，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行为规范、着装得体、语言文明、态度平和，保持良好的职业修养和司法作风。

第二十五条 加强自身修养，培育高尚道德操守和健康生活情趣，杜绝与法官职业形象不相称、与法官职业道德相违背的不良嗜好和行为，遵守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维护良好的个人声誉。

第二十六条 法官退休后应当遵守国家相关规定，不利用自己的原有身份和便利条件过问、干预执法办案，避免因个人不当言行对法官职业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行审判职责期间，应当遵守本准则。人民法院其他工作人员参照执行本准则。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负责督促实施本准则，对于违反本准则的行为，视情节后果予以诫勉谈话、批评通报；情节严重构成违纪违法的，依照相关纪律和法律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第二十九条 本准则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0月18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同时废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1][2]》已经201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四十二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一○年十月九日

检察官职业行为基本规范（试行）为规范检察官职业行为，保障和促进检察官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法律，制定本规范。

一、职业信仰

第一条 坚定政治信念，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第二条 热爱祖国，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同一切危害国家的言行作斗争。

第三条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事业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

第四条 坚持执法为民，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妥善处理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五条 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尊严和权威，致力于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发展进步。第六条 维护公平正义，忠实履行检察官职责，促进司法公正，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

第七条 坚持服务大局，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第八条 恪守职业道德，铸造忠诚品格，强化公正理念，树立清廉意识，提升文明素质。

二、履职行为

第九条 坚持依法履行职责，严格按照法定职责权限、标准和程序执法办案，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自觉抵制权势、金钱、人情、关系等因素干扰。

第十条 坚持客观公正，忠于事实真相，严格执法，秉公办案，不偏不倚，不枉不纵，使所办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第十一条 坚持打击与保护相统一，依法追诉犯罪，尊重和保护诉讼参与人和其他公民、法人及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使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第十二条 坚持实体与程序相统一，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维护程序正义，以程序公正保障实体公正。

第十三条 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统一，依法惩治犯罪，立足检察职能开展犯罪预防，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犯罪。第十四条 坚持执行法律与执行政策相统一，正确把握办案力度、质量、效率、效果的关系，实现执法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第十五条 坚持强化审判监督与维护裁判稳定相统一，依法监督纠正裁判错误和审判活动违法，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

第十六条 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和使用证据，坚决杜绝非法取证，依法排除非法证据。第十七条 坚持理性执法，把握执法规律，全面分析情况，辩证解决问题，理智处理案件。

第十八条 坚持平和执法，平等对待诉讼参与人，和谐处理各类法律关系，稳慎处理每一起案件。

第十九条 坚持文明执法，树立文明理念，改进办案方式，把文明办案要求体现在执法全过程。

第二十条 坚持规范执法，严格依法办案，遵守办案规则和业务流程。

第二十一条 重视群众工作，了解群众疾苦，熟悉群众工作方法，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善于用群众信服的方式执法办案。第二十二条 重视化解矛盾纠纷，加强办案风险评估，妥善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深入排查和有效调处矛盾纠纷，注重释法说理，努力做到案结、事了、人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十三条 重视舆情应对引导，把握正确舆论导向，遵守舆情处置要求，避免和防止恶意炒作。

第二十四条 自觉接受监督，接受其他政法机关的工作制约，执行检务公开规定，提高执法透明度。第二十五条 精研法律政策，充实办案所需知识，保持专业水准，秉持专业操守，维护职业信誉和职业尊严。

三、职业纪律

第二十六条 严守政治纪律，不发表、不散布不符合检察官身份的言论，不参加非法组织，不参加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第二十七条 严守组织纪律，执行上级决定和命令，服从领导，听从指挥，令行禁止，确保检令畅通，反对自由主义。第二十八条 严守工作纪律，爱岗敬业，勤勉尽责，严谨细致，讲究工作质量和效率，不敷衍塞责。

第二十九条 严守廉洁从检纪律，认真执行廉洁从政准则和廉洁从检规定，不取非分之财，不做非分之事，保持清廉本色。第三十条 严守办案纪律，认真执行办案工作制度和规定，保证办案质量和办案安全，杜绝违规违纪办案。

第三十一条 严守保密纪律，保守在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加强网络安全防范，妥善保管涉密文件或其他涉密载体，坚决防止失密泄密。

第三十二条 严守枪支弹药和卷宗管理纪律，依照规定使用和保管枪支弹药，认真执行卷宗管理、使用、借阅、复制等规定，确保枪支弹药和卷宗安全。

第三十三条 严守公务和警用车辆使用纪律，不私自使用公务和警用车辆，不违规借用、占用车辆。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安全、文明、礼貌行车，杜绝无证驾车、酒后驾车。第三十四条 严格执行禁酒令，不在执法办案期间、工作时间和工作日中午饮酒，不着检察制服和佩戴检察徽标在公共场所饮酒，不酗酒。

四、职业作风

第三十五条 保持和发扬良好思想作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第三十六条 保持和发扬良好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理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十七条 保持和发扬良好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遵循客观规律，注重调查研究，察实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弄虚作假。

第三十八条 保持和发扬良好领导作风，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维护集中统一，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第三十九条 保持和发扬良好生活作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甘于奉献，反对奢侈浪费。

第四十条 保持和发扬良好执法作风，更新执法理念，注重团结协作，提高办案效率，不耍特权、逞威风。

五、职业礼仪

第四十一条 遵守工作礼仪，团结、关心和帮助同事，爱护工作环境，营造干事创业、宽松和谐、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第四十二条 遵守着装礼仪，按规定着检察制服、佩戴检察徽标。着便装大方得体。

第四十三条 遵守接待和语言礼仪，对人热情周到，亲切和蔼，耐心细致，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举止庄重，精神振作，礼节规范。使用文明礼貌用语，表达准确，用语规范，不说粗话、脏话。第四十四条 遵守外事礼仪，遵守国际惯例，尊重国格人格和风俗习惯，平等交往，热情大方，不卑不亢，维护国家形象。

六、职务外行为

第四十五条 慎重社会交往，约束自身行为，不参加与检察官身份不符的活动。从事教学、写作、科研或参加座谈、联谊等活动，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妨碍司法公正、不影响正常工作。第四十六条 谨慎发表言论，避免因不当言论对检察机关造成负面影响。遵守检察新闻采访纪律，就检察工作接受采访应当报经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七条 遵守社会公德，明礼诚信，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见义勇为，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第四十八条 弘扬家庭美德，增进家庭和睦，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团结邻里，妥善处理家庭矛盾和与他人的纠纷。

第四十九条 培养健康情趣，坚持终身学习，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追求高尚，抵制低俗。

七、附 则

第五十条 检察官违反本规范，情节轻微的，予以批评教育;构成违纪的，依据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予以惩戒;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的其他工作人员参照本规范执行。第五十二条 本规范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解释。第五十三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法发〔2011〕5号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二○一一年二月十日

为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廉洁，防止法院领导干部及法官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其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法院辖区内从事律师职业的，应当实行任职回避。

本规定所称法院领导干部，是指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班子成员及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本规定所称审判、执行岗位法官，是指各级人民法院未担任院级领导职务的审判委员会委员以及在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国家赔偿等部门从事审判、执行工作的法官和执行员。

本规定所称从事律师职业，是指开办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为案件当事人提供诉讼代理或者其他有偿法律服务。

第二条 人民法院在选拔任用干部时，不得将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作为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的拟任人选。

第三条 人民法院在补充审判、执行岗位工作人员时，不得补充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人员。

人民法院在补充非审判、执行岗位工作人员时，应当向拟补充的人员释明本规定的相关内容。

第四条 在本规定施行前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相关人民法院应当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按照有关程序为其办理职务变动或者岗位调整的手续。

第五条 在本规定施行前不具备任职回避条件，但在本规定施行后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应当自任职回避条件具备之日起一个月内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相关人民法院应当自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按照有关程序为其办理职务变动或者岗位调整的手续。

第六条 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在前述规定期限内没有主动提出任职回避申请的，相关人民法院应当自申请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按照有关程序免去其所任领导职务或者将其调离审判执行岗位。

第七条 应当实行任职回避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的任免权限不在人民法院的，相关人民法院可向具有干部任免权的机关提出为其办理职务调动或者免职手续的建议。

第八条 因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而辞去现任职务或者退出审判、执行岗位的法院领导干部和法官，应当尽可能按原职级待遇重新安排工作岗位，但在重新安排工作时，不得违反本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的要求。

第九条 具备任职回避条件的法院领导干部及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酌情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

（一）隐瞒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情况的；

（二）采取弄虚作假手段规避任职回避的；

（三）拒不服从组织调整或者拒不办理公务交接的；

（四）具有其他违反任职回避规定行为的。

第十条 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的配偶、子女不在本规定所限地域范围内从事律师职业的，该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不实行任职回避，但其配偶、子女采取暗中代理等方式在本规定所限地域范围内从事律师职业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或者将其调离审判、执行岗位；其本人知情的，还应当同时给予其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浅析法官职业困境的表现及成因 篇3

摘 要：法官这一职业在产生之初，即被赋予了睿智而又公正的神圣色彩，与这种天然属性时刻相伴随的是社会公众对于法官的严格要求和殷切期盼，法官应该在工作中一贯地为人们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不仅需要不断地提高司法水平、增强司法能力，还需公正、为民、务实、清廉、高效的进行司法活动、定纷止争。在越来越繁复的案件和越来越高的职业期待面前，法官的角色期望值被无限的放大，成为了法官这一职业的“不可承受之重”。

关键词：法官；职业困境；社会支持度

一、法官职业困境的表现：社会支持度低

“军都山下，荒野未逢春，枪炮碎玫瑰，千手召不回。暗夜里，独角兽流泪。”近年来，对法官暴力伤害、冲击、哄闹法庭的案例屢见报端。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法院法官丁玉玲于2009年2月25日下午准备开庭时，被主审过的一起征地补偿纠纷的当事人拦下，在拒绝其撤销判决的要求后，被当事人连刺十几刀，身负重伤。今年的2月26日又有噩耗传来，昌平区人民法院回龙观法庭的马彩云法官被当事人开枪杀害。

社会支持度反映的是法官个体与社会联系的密切程度和质量，根据肖水源教授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简称为“SSRS”），社会支持度在心理学上主要分为了三个维度，分别是：“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① “客观支持”主要为实际的、可见的、客观的支持，既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也包括行为上的援助（社会的参与）。“主观支持”主要为可感受到的情感上的支持，多指个体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被理解、尊重、支持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社会支持利用度”指的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即个体在遇到需要帮助的时刻时能够对有效支持的利用程度。法官职业群体对于社会支持度尤其是主观支持度的需要普遍比其他职业群体要高（与法官职业群体对于主观支持需求度类似的还有警察群体），但现实是社会对于法官职业在情感上的支持度非常不乐观。2010年6月1日，湖南永州市零陵区法院枪击案后，有部分人士聚集在永州法院门口放鞭炮庆祝。无独有偶，马彩云法官被歹徒枪击身亡后，网上也出现了一些叫好声。社会群体对遇害及受伤法官表示出的“罪有应得”的想法，大有幸灾乐祸的味道。

二、法官职业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案件数量多与法官数量少之间的矛盾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016件，审结9716件，比2012年分别上升3.2%和1.6%；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421.7万件，审结、执结1294.7万件，同比分别上升7.4%和4.4%。②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1210件，审结9882件，比2013年分别上升1.8%和1.7%；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65.1万件，审结、执结1379.7万件，结案标的额2.6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10.1%、6.6%和15.7%。③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5985件，审结14135件，比2014年分别上升42.6%和43%；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1951.1万件，审结、执结1671.4万件，结案标的额4万亿元，同比分别上升24.7%、21.1%和54.5%。④通过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可以看出，我国法院系统近年来的收案数呈现井喷上涨的趋势。放眼全国法院系统，案多人少的矛盾普遍突出，在“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模式下，从事一线审判执行业务的法官越来越难有精力和热情应对井喷式增长的案件数量。尤其是自2015年5月1日实行立案登记制以来，各地法院受理的案件数均呈增长态势，有的增长幅度还很大，这使得许多法院原本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进一步加剧。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影响，参照司法滞后性的规律，预计今后一段时间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会持续攀升，而案多人少、忙闲不均等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一线法官办案面临巨大考验。

（二）司法被动性与群众需求主动性之间的矛盾

被动性被一贯的视为司法的本质属性之一，同时也是司法行为区别于行政活动的重要特征，恪守司法被动性也被视为法官的美德。如卢埃林所阐释的那样，解决争端是法院最为重要的职能⑤。法院的本质是为人们解决纠纷而设立的第三方机构，当人们发生矛盾而无法通过矛盾双方或多方内部协商解决时，往往会寻求一个与矛盾无关、中立的第三方机构的帮助以达成一致意见促使矛盾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第三方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法院，行政机关的调解办公室、仲裁委员会均属于这种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法院作为法律的“法定代理人”能够对矛盾做出具有权威性、终局性效力的裁决，并有强大的国家强制力保证终局性裁决的实施，因此与其他机构相比，法院对矛盾双方更加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作为中立第三人的地位是法院确保纠纷得到公正处理并获得当事人认同的形式基础。可以说，法院不严格遵循被动性，就没有司法的中立，没有司法的中立，就得不到司法的公正。

于此同时，群众对于司法的主动性需求还需要司法机关能动的进行司法。司法的被动型与司法的能动性作为唯物辩证法上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对立，法官有时在面对这个矛盾时会显得无所适从。在面对群众对于司法的需求之时，法官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员，同所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一样，都具有主动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但有时却有过度提供司法服务之嫌，背离了法官谦抑性的特征，法官扮演着律师的角色，导致法院和法官在裁判中的中立地位不被当事人认同，甚至导致司法公信力普遍下降。比如，有时有些法官过多的走上街头摆摊设点开展法律咨询，提供司法服务，表面看不失为司法为民的有效形式，但实际上收效甚微。不少法官“情不自禁”地表现出的主动态势，反而使法官中立的地位陷入尴尬境地。

（三）法律相对滞后性与社会矛盾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立法和司法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但总体而言，我国的法律体系仍以成文法为主。成文法具有系统性、内部一致性、法律规则明确性、确定性等突出优点，但天然的、不能免俗的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成文法的流弊也随之凸显。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矛盾日趋多样，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社会实践日新月异，这必然要求法律规范在客观上需紧随社会实践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协调。但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法律又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不能轻易的对法律规范做出修改，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与社会矛盾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微妙起来。

最近发生的“离职空姐海外代购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据检方指控，2010年至2011年8月间，李晓航（前某航空公司空姐）与他人预谋，以客带货方式从无申报通道携带进境，并通过李晓航、石某在网店销售牟利，共计偷逃海关进口环节税100余万元。检方认为，李晓航等人各自分工配合，共同逃避海关监管，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12年9月3日，李晓航因网售走私化妆品获刑11年。2013年1月23日，“离职空姐海外代购案”二审开庭，2013年5月，北京高院二审将此案发回重审。2013年10月10日，北京市二中院再次开庭，李晓航的律师称，一审认定李晓航偷逃税款的证据主要是海关核定证明、李晓航口供等，这些货物只有约11万元现货，其他绝大部分是“订单”。本案发回重审后，海关重新认定，有实际货物部分偷逃税款约为8万元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网络代购”这一新兴的经济形式异军突起，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淘宝网”上的代购卖家就超过了10万人，更不谈其他网络媒介（微博、微信等），“代购”是否等同于走私，很多人也表达了疑惑。类似于此类的案例笔者不再一一列举，但通过上述案例不难看出，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阶段，社会新生事物的发展进步对于现行法律规范所带来的冲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但是由于法律的相对滞后性，成文法往往落后于社会实践，且成文法限制法官的主观能动精神，使法官形同一般官僚，成为依法操作的工匠，对于新出现的违法现象，法官往往束手无策。

（四）日益增加的司法需求与法官司法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第一，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法院承担的社会职能不仅是解决纠纷的第三人，更是社会秩序的调控者与管理者，法官不仅需要调处个案的纠纷，还要引领社会的理性步伐，这对法官个人的司法能力及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如上文所述，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及我国传统社会控制体系的松动，使得法官所承受的诉讼数量急剧增长，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纠纷类型。新型案件、疑难案件愈发增多，案件难度越来越大，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第三，现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对司法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法官如何在普适的正义与个案的正义之间寻求平衡，既避免成为法律的“自助售货机”又避免“法官恣意”，这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及智慧性处理司法问题的能力。

认真阅读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不难发现司法能力不足是困扰我国各级法院系统尤其是基层法院系统的难题。一方面，我国的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遴选渠道复杂，“出身”不尽相同，就目前来讲，主要有公务员招考、公务员选调、军人转业、其他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干部转任、党政干部调任等多种途径。法律是一门专业的、宏大的、系统的学科，她具有独特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没有接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人很难拥有法律适用所要具备的“理性”。在2002年之前，我国因为没有统一的司法考试，法官职业的入职途径与行政机关的入职途径完全相同，这使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进入法院的法官接受过系统法学教育与训练的少之又少。除此之外，当前每年仍有许多军转干部进入法院系统，他们通过一两年的复习取得司法考试证书就可以被任命为初任法官。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就意味着具备了法律思维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司法考试仅能考核考生的法律知识，这种知识不久就会被遗忘，对于考生的法律思维几乎不能起任何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规定，年龄上满23周岁就可以成为法官，这使得绝大部分的三门法学学生（家门到校门，校门到法院门）在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公务员招考或选调后工作满一年就可以成为法官，他们虽经过了系统的法学教育，但社会经验浅薄，在做为主审法官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时，他们普遍存在机械适用法律的问题。在基层法院系统中，经验型法官多，专家型法官少，普遍性的具有法律知识结构不健全，司法能力不精深的缺点。另一方面，基层法院法官普遍审判任务繁重，加之法官继续教育体系不健全，法官的知识更新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问题广泛存在。这使得部分法官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矛盾纠纷、适用法律时捉襟见肘。

注释：

①参见贺元骅、凤四海、胡世群、，杨骁勇：《警察工作倦怠與社会支持关系研究》，《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5月第36卷第3期。

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4年3月10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5年3月12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6年3月1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⑤参见[英]罗杰·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版，第 89～91 页。

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研究 篇4

法官职业道德是司法职业道德的一种, 是指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法官职业道德不仅规范法官个体的行为, 而且对人民法院的整体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的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法官职业道德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方面:

(一) 保障司法公正

要求法官在履行职责时, 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在审理案件保持中立, 自觉遵守回避制度, 谨言慎行, 避免因个人言行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合理怀疑。

(二) 提高司法效率

要求法官勤勉敬业, 全身心地致力于履行职责, 在保证审判质量的前提下, 尽力缩短办案周期, 节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诉讼成本。

(三) 保持清正廉洁

法官在履行职责时, 不得谋取任何不当利益, 不得参与可能导致公众对其廉洁形象产生不信任感的商业活动或者其他经济活动。法官不得兼任律师、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的法律顾问等职务;不得就未决案件给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供咨询意见和法律意见。

(四) 遵守司法礼仪

法官应当保持良好的仪表和文明的举止, 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 自觉维护人民法院的尊严和法官的良好形象。

(五) 加强自身修养

法官应当加强品德和业务修养, 具备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念, 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 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 娴熟的司法技能, 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

(六) 约束业外活动

法官必须杜绝与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和良好习惯相违反的, 可能影响法官形象和公正履行职责的不良嗜好和行为。如:法官应当谨慎出入社交场合, 谨慎交友, 慎重对待与当事人、律师以及可能影响法官形象的人员的接触和交往, 以免给公众造成不公正或者不廉洁的印象, 法官不得参加营利性社团组织或者可能借法官影响力营利的社团组织等。

二、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上个世纪后期, 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加大对法官的培训力度, 使法官的专业知识得到很大提高。自2001年国家建立司法考试制度以来, 部分在职法官和所有初任法官通过努力取得了法律职业资格,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审判人员的整体业务水平。一系列相关制度接着出台, 对审判权利的运作加以细化, 法官的专业化程度已经达到空前的水准。然而, 就法院审理的许多案件看, 影响审判公正与效率的最重要问题已不是法律规则的适用问题, 而是法官的职业良知和工作责任心的问题。有的法官对案件的处理一拖再拖;有的法官在执行问题上不及时执行、不主动执行、不深入执行;有的法官官本位思想严重, 对待当事人态度生硬、蛮横;有的法官与社会上各类人等称兄道弟, 参与到有形无形的关系网中;有的法官热衷穿带名牌、消费高档烟酒等物品。极个别法官违法乱纪, 甚至因索贿受贿、徇私枉法等而不得不从审判岗位上离开。值得欣慰的是, 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近年来, 全国法院违纪违法的法官被查处的人数逐年下降, 但对目前的审判队伍而言, 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法律职业道德的建设

现代文明社会, 对人们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公正、廉洁、高效、文明”的法官职业道德实现主要依赖法官个体良心的作用, 即内心信念进行的。而法官的职业良心所表现的信念, 就是对公正司法的不懈努力和追求。法官必须要有严于律己的精神, 才能勇于解剖自己, 达到自我完善。要慎微慎独, 即使在独处而无人监督的时候, 也能做到非常谨慎, 警钟长鸣。在各项审判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重要理念。因此, 搞好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是当前政法队伍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确保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的客观需要。我就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些见解和认识:

一是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 激发法官心灵中各种奋发向上的积极因素, 坚定正确职业道德信念。形成道德信念, 是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通过建立和完善绩效考核制度, 加大在审判流程管理、公开审判、质量评查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管理力度, 实行优胜劣汰、宁精勿滥的管理体制, 大力培养和使用专家型、复合型人才。坚决疏通出口, 裁减那些不适合做审判工作的违法违纪、道德低下的人员。

二是加强法官的职业培训, 提高法官知识水平, 在实践中锻炼和考验。因此, 优秀的法官应当是集多种学科的“大家”, 同时要不断提高文化修养、法律素养, 增强审判业务素质, 在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 各种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 法官不仅需要更新知识, 更需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提高执法水平。这是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的知识保证。

三是必须坚持制度建设和物质保障齐头并进。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 人民法官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法官职业道德虽然属于道德范畴, 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和普通的行业道德。因此, 首先从制度层面上, 法官职业道德应当由国家立法加以解决, 但是目前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调整, 得不到社会层面的全面认同。其次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看, 法官一直被作为普通的国家工作人员管理, 没有职业特殊性, 工资、级别、待遇也没有体现法官的特殊性。必须改革司法制度和司法运行模式中“法官公务员化”的不合理设计, 全力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最后, 道德属意识形态范畴, 因而道德的建设离不开物质基础, 法官职业道德的建设也离不开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当前, 法官的待遇问题越来越得到重视, 法官待遇制度日益为各国的司法改革所关注。

四是注意发挥法院领导层面的示范带头作用。过去, 由于培养法官职业道德的工作难度大, 见效周期长, 成果表现不直接, 难以引起重视。“法官的人格是正义的最终保障”。作为院庭领导, 一定要不断地加强理论学习, 锻炼意志品质, 提高精神境界, 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优良品德去影响和激励法官, 带动和促进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全面发展。既要注重培养和宣传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廉洁奉公的先进典型, 又要毫不留情地严厉查处道德败坏、违法违纪的人和事, 充分发挥正反两方面典型的激励和警戒作用。

五是实行法官队伍精英政策。社会公众对法官的职业道德要求, 远远超出普通的道德标准。实践表明, 要树立全社会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 就必须保证执法活动公正廉洁, 案件裁判令人信服。因此, 我们培养高素质法官队伍必须走精英之路。唯有建立好高素质法官精英队伍才能使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成为一种自觉和自愿。

六是完善职业道德实施机制。首先是组织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 培养法官坚韧不拔、团结拼搏的意志品质;实行岗前职业道德培训和岗位职业道德教育, 培养法官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其次是借“创建精神文明单位”、“争创人民满意的好法院”等活动, 弘扬集体主义, 在法官群体中形成热爱集体、无私奉献和爱岗敬业、争当人民满意的好法官的崇高风尚。提高法官道德觉悟, 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 形成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德观念, 勤勉敬业, 团结协作, 把法官的个人理想与奋斗融入整个法官群体理想和奋斗之中。再次是充分发挥榜样的引导作用, 通过开展向先进典型的学习活动, 使广大法官见贤思齐, 学有榜样, 赶有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在法官的职业化建设方面,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审判纪律》 (1998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2001年10月) 《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 (试行) 》、《关于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 (2003年6月) 、《法官行为规范 (试行) 》 (2005年11月)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可以看出, 相关部门对法官的职业道德的重视程度。但是, 法官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仅有法律和规范性的文件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要从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解决, 只有采取多元化的解决方法才能整体提升法官职业道德, 才能带来司法公正, 才能取得司法公信力, 才能迎来司法权威的春天。

摘要：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作为党的一项基本方略写入宪法。要实现依法治国, 就必须有政治素质好、道德水准高、业务知识熟、执法事业心强的执法者, 否则再好的法律也会因为执行不好而形同虚设。人民法官作为依法治国的一支重要力量, 是国家法律、法规的执行者, 行使国家审判权, 其职业道德素质如何, 直接制约着执法水平, 直接影响到人民法院形象的好坏和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因此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确保司法公正, 维护国家法治尊严至关重要。因此应规范和完善法官职业道德标准, 提高法官职业道德素质, 维护法官和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 树立法律的公信力。

关键词：法官职业道德,司法,建设

参考文献

[1]樊崇义, 张品泽.论法官的职业道德—法官的道德约束[A].苏泽林主编, 法官职业化建设指导与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2]张文显.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尹忠显.法院工作规律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培养法官职业道德 篇5

北京市纪委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翟晶敏同志认为，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法官的各种社会关系可能会影响到诉讼中的相互关系，并产生负面作用，因而，采取禁令的形式，防止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生活上的关系影响诉讼中的正常关系是必要的。但仅靠一纸禁令完全杜绝类似的交往也是不现实的，因此，法院不但要加强内部的监督，还要通过采取包括向社会公布“六条禁令”等多种有效措施，更好地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以便把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的不正当交往减少到最低限度。

同时，翟晶敏同志也认为，“六条禁令”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法官权力寻租的问题，但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力措施。要真正解决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必须注重从源头治理，建立健全依法、独立、公开的审判运行机制，努力构建一套包括“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和“不必为”的保障机制在内的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在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法官待遇的同时，加强法官的思想教育和职业自律精神的培养。

翟晶敏同志把禁令比喻作一剂“猛药”，认为，建立法官与律师及当事人之间健康的关系，法官是主导，禁令针对法官，针对法官中出现的突出问题，采取严厉的惩戒措施，有利于预防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

“禁令”需要细化量度标准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卓泽渊教授认为，“六条禁令”的主观愿望很好，而且它基本上概括了影响司法公正的主要社会因素(不包括权力的因素)，也对法官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是有益的尝试。但在实施过程中卓泽渊教授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担心，与公安系统明确的禁令不同的是，法院对法官社会交往的限制在度上很难把握，亲人有亲有疏，朋友有薄有厚，同学、师生、同事有远有近，不同的关系人在法官处理案件上对法官的影响是不相同的，到底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加以区别呢？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法官遵守禁令的难度。

卓泽渊教授也认为，国外的法官之所以能保持一种清高的姿态，一种深居简出的作风，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本身有很高的职业素养和道德素养，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物质保障，以及足够的社会荣誉感和神圣感。而中国的法官比较缺乏这种内在的心理依据，在法官普遍低收入、低荣誉感、低社会信任度和尊重度的情况下，要想遵守“六条禁令”是不容易的。所以要真正的解决法官现在存在的各种问题，还是要深入地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变革法院的组织机构和组织运行方式，对法官加强道德约束，对权力干涉司法进行有效地制度约束。

以职业化来约束法官的行为

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特别强调了法官职业化的问题，他说“六条禁令”的有关内容在我们现有的规则中已经存在，我们应该更多地强调现有的规则。“六条禁令”有着良好的出发点，但也显示出了目前我国法官职业化和律师职业化程度还很低。法官和律师并不是绝对不能交往的，在职业化程度高的国家法官与律师的很多交往是对社会有益的，只是这种交往是有“禁忌”的，比如不能谈正在办理的具体案件，这些“禁忌”不是被谁明文规定出来的，而是内化在双方的职业准则、内心准则之中的，如果有人违反，双方都会感到很尴尬。这就如同我们历史上的一些老戏班的“规矩”一样，是长期在职业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无需规定却被人们严格遵守着。所以职业化的法官其职业规则体现为其内心的准则。

贺卫方教授认为，“六条禁令”的出台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对社会要求、社会压力的一种回应，这种符号化的宣示并不能根本解决法官自我约束和内心荣誉的问题。相反，一旦这种规则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落到实处，很可能会使人们越来越蔑视规则。同时就“六条禁令”本身来讲也存在一个监督的问题，谁来监督法官的社会交往？因为它涉及到处罚，一旦法官被指控，有什么样的措施来保障法官会受到公正的处理？会不会因此而强化了司法行政化的趋向？出台禁令，主要是为解决法院少数法官与当事人及其律师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不规范问题。而法官职业化却依赖于法官的尊严与荣誉感，这两者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法院的焦虑和在两者中寻求平衡点的努力。

贺卫方教授认为，加快法官职业化步伐，强化法律职业的尊荣感的途径是司法信息的透明与公开，是加强公众对公权力的监督，是加大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司法的权威不能靠遮盖来保障，只有公开才能促使法官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坚守自己的道德良知。

权力干预是司法公正的头号杀手

有鉴于这种变种的“相互关系”，游振辉法官认为，我们不仅要通过出台禁令来阻断法官和当事人及其律师代理人的不正当“互动”，还必须在制度上治理这些“互动关系”及其变种，从而，维护司法公正。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不久前推出了“六条禁令”，明确了北京市法官对外社会交往的“底线”。

“六条禁令”包括严禁法官接受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宴请、请托、钱物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支付；严禁法官向当事人及其律师泄露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具体情况及尚未决定与宣判的裁判内容，严禁法官违反回避规定，审理与本案当事人及其律师有亲朋、同学、师生、同事等关系的案件；严禁法官参加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出资的各种非公务活动；严禁为当事人介绍律师和为律师介绍代理案件；严禁法官私自单独会见当事人及其律师。

这“六条禁令”对法官来说更是六条高压线，碰触不得。北京市法官在履行职务期间，只要存在违反“六条禁令”的基本事

实，不论情节轻重，将一律被撤职、限期调离、辞退；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开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反“六条禁令”的行为隐瞒不报、包庇袒护的，将从严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人们普遍认为，提高人民法官职业道德的途径主要有三：外来教育、自我修养和外部监督。

修养，是个人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活动，主要是指道德个体在道德知识、品质方面，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遵循一定的道德规范所进行的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自我陶冶和自我提高的活动。它是个人自觉的道德活动，是个人由道德上的他律转变为自律的高级精神活动和行为实践。

此外，道德在上层建筑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受到其它上层建筑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此外，科学、文化、艺术等其它意识形态对道德也有影响。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明确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8）“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19）可见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问题，好的制度可以促进道德素质的提高和发展，不好的制度则会束缚道德素质的提高和发展。

法官的人权缺乏制度上的保障，直接影响着法官职业道德的正常发育。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法官的待遇与他们的职责出现巨大反差，有的老少边山地区的法官甚至连发工资都难以为继，温饱都难以解决。例如法官与律师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官均是从优秀律师中选拔，律师之所以梦寐以求挤身法官行列，是因为法官的地位和待遇比律师要高得多，这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律师再怎么高素质，说到底也是个帮人告状打官司的，维护的是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法官则是案件的最终裁判者，维护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作用比律师大得多，当然应该比律师享受更高的待遇，同时也要求法官比律师拥有更高的素质。但是在中国的事实正好相反，没有哪一个名律师愿意到法院来当法官的，倒是有不少优秀法官考取律师资格后出去改行当律师了。原因很简单，法官的待遇、社会地位与其职业要求极不相称，法官职业缺乏吸引力。在广西，一名二级法官的月收入不过千元，扣除各种费用之后，实际拿到手上往往只有数百元，以这样的收入水平用于日常生活，仅能解决个人温饱而已。而律师办一个案件的收费，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数十万元，过百万元的在全国也已不少见。某法院一资深法官退休后当了律师，仅半年即感慨无限：这半年赚的比我在法院干一辈子还要多啊！法官待遇的这种尴尬现状，职业道德却要求他发自内心地操守自律，与“人权”的基本原则是极不相称的。一种制度的设计，“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平等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而不能假定人人都为道德圣人。”要求法官自律，甚至在八小时以外也要“慎独”，其前提是法官都为出类拔萃者，他们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对法律忠诚的信仰，并甘愿过清教徒式的刻板生活，这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不现实的。

二是执法环境不够完善。有的法官刚直不阿、执法如山，却得罪了某领导，最终落得个以“工作需要”为名调离岗位或找个岔子降级撤职的结果；有的法官因为严肃执法而得罪了一方当事人，家人被报复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某法院有一法官，于“严打”期间受庭领导指派出差办案，却被本法院院长的司机无理阻挠并殴打致伤，该司机非但不被处理，还很快晋了级。而同时，由于该法官不断往上申诉，申诉材料被转回该院长手中，引起该院长的不满，该法官因此被压制了八年之久，直至该院长下台。

三是法官职业缺乏制度上的严格保障，时刻存在着被“分流”、“优化”、“双选”的危机感。西方国家的法官，职务是终身制的，而且规定非经特别程序，不能弹劾法官。法官的职业有保障了，他才能够做到刚直不阿、敢于碰硬。当然并不是说不要搞机构改革和人事改革，也不是说法官都不应有压力，而是说，任免法官不应太随意，把企业管理那一套制度照搬到法院来，想任命就任命，想免职就免职，全凭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来随心所欲。如果这样的话，法官就会经常处于诚惶诚恐、瞻前顾后之中，即使他有着再好的道德修养也难以实现。以上弊端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法官的工作热情，影响着法官爱岗敬业，使其缺乏上进心和改革精神。

论法官职业化与司法权威的构建 篇6

【关键词】司法权威 法官 职业化

一、法官职业化的路径选择是司法权威的内在要求

（一）司法权威的含义及其价值属性

一般而言，“权威的本质要求服从，即使我们认为这种服从与行为理由相冲突。”在法律上，对于权威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界定，通常被解释为一种普遍地认同与非强制性的服从。对于司法权威，我们按照权威的形成和来源不同，将司法权威分为宣告性权威和实在性权威两种。宣告性权威基于国家权力的分立、协助与相互制衡，其依赖于宪法的明确授权，是依附于一定组织机体的一种相对独立、绝对的话语权，其表现为组织机构的相对独立性、组织地位的相对超然性、组织成员的稳定性和精英化趋势、裁量标准的客观公正性以及裁量结果的终局性和不可违抗性。其最为典型的特征就在于其组织机体于存在之初即被假定为无限接近于真理和客观事实，因而取得备受尊崇的地位。另一种我们称之为实在性权威，它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强度较大但韧性不足，它与执法者的普遍素质和理想信仰息息相关，它表现为公众对于法官裁决书内容的认可与对法官自身认可的双向互动，实在性司法权威的形成得益于公众对于法官裁决书内容所展示出来的公平、公正、客观、理性以及富有逻辑性的推论的接受以及对于法官超越于群体利益、克服自我偏见的崇高品质的认同，相较于宣告性权威，实在性权威更加接近于司法权威的本质。如果说司法权威的建立取决于权力配置方式以及对于司法权的强调，那么司法权威的维持与巩固则取决于法官所具备的品质和他们的良心。

（二）法官职业化的内在要求和表现形式

公民最大的天性莫过于受民主制度保护的“不服从”，然而就司法权而言，排除立法自身的影响因素，司法权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公民意愿的契合应当是一种常态，即使是因个案因素的影响导致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司法持之以恒的宽容、严谨和客观公正的品质仍将维持司法权威的存在，这也是阿尔·戈尔在竞选失败演说中之所以表述“……联邦最高法院已做出了最后裁决。虽然我并不服这个决定，但我会坦然接受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的原因。对于法官及其裁决的尊重与服从不是一种无因由的思维惯性和理论假设，它依附并取决于法官的职业特征，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职业群体，无论是其专业素养还是道德行为尺度都被严格限制在一个超越于一般公众的高度。司法权威对于法官的另一项基本要求就是法官对于法官职业要有足够的尊重的信心。法律应当成为法官职业生涯的唯一信仰，因为这是法律、司法权在社会公众中树立权威的唯一直接纽带。

（三）法官职业化对司法权威构建的现实意义

法官职业化是构建司法权威的一项内在要求。从司法权威的相关构成要素来看，法官对于法律的尊崇与信仰、对于司法权的自我约束和道德谦抑、对于司法程序的恪守与遵循以及对于职业的忠诚与尊重无不是法官职业特征的具体体现，对于法官职业的任何形式和程度的亵渎都将对司法权威造成致命打击。对于这种破坏性，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在2000年美国大选案中不同意联邦最高法院结束手工计票的判决意见书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对执行司法制度的人们的信任是法治的真正基石，终有一天，时间会治愈由今天的判决造成的对这个信任的伤害。然而，有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虽然我们不可能绝对肯定地知道2000年总统大选胜利者的身份，但是失败者的身份是完全清楚的。那就是国家对于法官作为法治的不偏不倚的守护人的信任。”因此，司法权威对于法官提出了非常高的职业要求和道德要求，这一点在法官的职业准入和自我职业道德约束方面体现地尤为突出，而要满足司法权威的这种需求，法官职业化是一条必然选择之路。

二、法官非职业化因素对于司法权威的制约和影响

虽然支撑我们这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评判标准作为世俗的正义评判标准其裁决人是社会公众，但是随着人类迁徙日益便捷、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日益频繁，人们面对这个曾经熟知的世界却呈现出普遍价值观的差异化表现和行为标准的多重判断的不适应性。法官这一职业群体的出现及其存在的必要性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法官基于对法律知识和法律技巧的把握，能够运用现有的合理规则体系解决实际存在的矛盾与争议，满足当事人的诉求，然而问题的关键并非是单纯的解决问题，而在于法官对于前述问题和争议的解决不仅仅产生个案效应，在于法官对于问题的处理维持或者促进了公众对于社会普遍价值观的尊重与认同，这也是司法权威建立的普遍路径。法官对于社会价值观的维护依托于其职业色彩，因此，法官的职业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司法权威的存在状态。

（一）身份独立与职业尊严对于司法权威的制约和影响

司法的政治化倾向是一种典型的非职业化表现，政治行为带有明显的行为倾向性特征，特别易于受意识形态和普遍民主的影响。司法权崇尚理性，其运作模式和评判标准要求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保持客观、公正和独立，而司法政治化则是与司法权的独立性要求相违背的。2006年9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在弊案缠身、饱受舆论质疑的情形下，决定出访南太平洋友邦，为壮声势，函请“五院”官员为其送机。司法院长翁岳生虽未亲送，但仍派“副秘书长”代表其送机，引起自贬司法尊严的责难。

（二）专业素质对于司法权威的制约和影响

从功能主义角度来看待法律，它是一种定纷止争、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这个工具得以有效行使的前提就是对于工具秉性的熟知，这也是法官职业化的一个必然要求。但是我们法官的专业化之路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走完。一方面，法官队伍的来源和专业背景的多元化有利于法官队伍的多元化建设，但是却不一定有利于法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另一方面，法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同一事实和证据在不同的法官那里会有不同的判断结果，严谨的法律思维方式通常情况下被常理性的推论所替代。大量的审理结果经不起逻辑推敲和时间的考验，实践中太多的案件因证据不足或者适用法律错误而在上诉程序中被改判或者发回重审。导致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长和诉讼时间的耗费，从而使社会公众对于司法失去耐心和足够的信心。

（三）职业素养对于司法权威的制约

法官的职业素养体现在其行为方式之上，具体表现为职业行为和非职业行为两个方面。就职业行为而言，法官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应当体现法官的职业要求。当看着我们的法官集体打着旗帜和标语牌上街扫雪、清洗护栏的时候，我们不禁会反思我们的司法权究竟是如何要求我们法官行事的？非职业行为规范的要求是法官职业特征特殊要求的延伸，它不可避免地触及法官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公众对于法官的行为评价和道德评价总是比一般的社会公众要苛刻的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法官的职业身份象征着法官在涉及行为评判和价值评判时应当成为社会公众的表率，其行为具有更强的示范作用和社会影响力。

三、构建司法权威的路径选择

权威的产生依赖于其所依附的权力、制度或者组织机体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司法权威的存在以司法权存在的必要性为前提，司法权由国家权力分解出来，因而司法权威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依托于国家权力，纵然这种权力不全然地表现为强制力。然而就司法权威的本质属性而言，其存在不仅仅取决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还要求司法机关具备令人信服的品质。因此，树立司法权威应当具备以下前提：

1、司法权介入的合理性

司法活动是随着社会纠纷的产生而慢慢产生并发展、成熟起来的，然而对于纠纷的解决，司法并非唯一的途径。在法律成为一种公认的纠纷解决途径之前还存在着大量的非法律的解决途径，诸如和解、调解、血亲复仇等方式，即使是司法作为一种公认的有效解决纠纷的方式之后，大量的我们称之为“法律的替代物”仍然有着广阔的生存空间，基于诉讼成本、地缘亲缘关系以及各种利益博弈的考量，司法权在某些领域的存在纵然存在合法性，但受自然条件以及人文环境的限制，其不具有介入纠纷的合理性基础。只有当非法律的纠纷解决途径无法发挥作用最终诉求于司法，或者在成本与效益分析的基础上将司法作为优先选择路径的时候，也就是司法权的介入同时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的前提下，当司法权的行使符合或者超出当事人的预期效果并使公众信服的时候，才有可能在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中树立起司法权威。

2、司法独立

在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司法权的专有性和独立性。出于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和有效制约以及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分权理论要求在国家权力配置过程中强调司法权并尊重司法权。然而考察各国司法权的发展历史，其专有性和独立性地位始终处于或多或少的被侵占和被压制的境地，完全独立地、不受任何非法因素干涉的、能够专门行使司法权的立法机构几乎是不存在的。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中的弱势地位如果得不到其权力行使的专有性和独立性的弥补，要想树立起司法权威则非常困难。因此，在制度设计时应当考虑司法权的这种尴尬地位，排除司法领域非司法权的过多干预。从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来看，必须确保司法机关享有对于纠纷的最终处理权。通过设置法官的职业准入门槛筛选符合需求的任职人员，从而确保法官队伍的精英化和专业素养。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除了证据事实与法律因素外，不考虑不相关因素。对于裁判结果，司法机关以及承担相应执行或者配合义务的机构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确保其内容得到有效实现。单一的财政拨付体系是司法独立的必然要求，在汉密尔顿看来，薪俸固定是除职务固定之外，最有助于维护法官独立的手段。他认为，“对某人生活的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

3、法官的专业素养以及法官队伍的职业化

司法权威的形成与法官的专业素养息息相关。“我们审视一番法律，就会发现，法律中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出自于法律本身，而是出自执法者。优秀的法官和良好的法庭，可以使体制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得以完善。即便有最好的体制，如果法官和法庭的素质和水平跟不上，那也只能招致怨言。”严格的司法准入制度对于确保司法权威是必须的，这就要求候任法官应当具备足够的法律知识和充分而又系统的法律职业训练。法官对于其职业的尊崇与忠诚是构建司法权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法官内在的正直由法官凭藉自己的内省和对于自己职业道德的评判来体现，法官的法官是法官对于自己的良知期许和道德要求。美国法哲学家卡多佐曾言：“法官的品格是正义的唯一保障。”在俗世的范围中，法官往往代表着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这道防线一旦崩溃，只怕再无俗世的力量得以捍卫正义。■

探讨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篇7

一、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一) 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需要

人们法官的责任是维护正义、打击犯罪、保护人民, 以及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序进行。应当根据“三个代表”的需要, 努力提供司法保障, 进而有利于发展先进文化与生产力, 以法律的方式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法官在履行责任的过程中, 务必要有较强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以人民与国家的利益作为视角, 积极地实现奉公廉洁、勤勉敬业、司法公正。缺少了职业道德建设, 就不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性, 这也跟“三个代表”的需要相背离。为此, “三个代表”思想的实施务必注重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二) 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是执行司法审判的实际要求

审判是法官代表国家解决纷争和惩罚犯罪, 其特点是法律权威性和国家强制性。法官的宣判和案件审理是法律与国家形象的体现。只有确保法官的权威性, 才可以确保司法的权威性, 而法官高尚的人格是法官权威的支撑。并且, 司法并非一味地套用法律条文, 存在差异的社会生活要求法官务必通过法律及其推理应用抽象和普遍的法律, 自由地裁量以处理法律案件。尤其是在法律不健全和不清晰的情况下, 法官具备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力。作为一把双刃剑的自由裁量权不但能够伸张正义, 而且也能够谋私, 倘若缺少了道德自律, 那么就会变成谋私的方式。为此, 法官务必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品行, 如此才可以确保司法的公正性, 维护社会的正义。

(三) 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是建设法官队伍的关键性事项

在司法实践当中, 法官作风的体现重点是审判作风, 而法官道德素质的高低决定了审判作风的好坏。针对法官的素质来讲, 道德素质是前提条件, 其跟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法官队伍建设中面临的一些问题都跟法官的职业道德有关, 像贪污受贿、违法办案、执法过松等。为此, 只有注重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才可以建设一支廉洁的法官队伍。

(四) 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是迎接入世的需要

世贸组织规则要求各个成员国的司法务必坚持统一、透明、公正的原则, 法官应当遵守国际惯例与世贸组织的规则。为此, 我们不但应当对世贸组织的规则进行快速了解, 而且还应当学习国外法官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 进而维护我国法官的良好司法形象。

二、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策略

(一) 强化人民法官的自我学习, 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与素质

有效提高人民法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修养, 首先, 要定期组织全体人民法官进行思想政治上的学习, 可以对他们灌输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等重要的思想, 不但可以帮助他们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还能帮助他们坚定廉洁自律、刚正不阿、修身奉法、服务人民和忠于法律的道德信念, 并能解放他们的思想, 使他们能够做到大胆实践、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 进而为国家建设具有坚定政治、保证司法公正的高道德素质人民法官队伍。其次, 在人民法院日常的工作中渗透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可以将当下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事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找出问题的根本所在, 对全体法官展开有针对性的管理和教育。最后, 要多鼓励、支持人民法官进行更多专业的业务知识学习, 借此提升人民法官队伍的综合文化素养水平, 为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奠定最基本的文化基础。

(二) 适当提高人民法官的待遇, 保障其身份的稳定性

在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 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高, 加之我国正处在经济迅猛发展阶段和社会的转型阶段, 这造成案件纠纷数量的日益增加, 进而导致人民法官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也在持续增加。我国人民法官这一职业不是一种高收入的职业, 顶多算是公务员的干部级别, 非但不能兼职其他任何盈利性的工作, 也没有丰厚的退休金。由于人们法官的工资待遇和他们的生活、利益息息相关, 所以改善人民法官的福利待遇, 解决他们实际生活中的难处, 才能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地拒绝物质上和利益上的诱惑。此外, 还能杜绝他们进行业外的其他经营活动, 维护自身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法官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能保障人民法官的职务是终身的、不可更换的, 就使得人民法官的职务是不稳定的、随时可更换的, 间接对其自身工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也给人民法院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 针对人民法官职业的特殊性, 要建立其身份的保障制度, 在人民法官的任职期内必须有充分的、正当的理由和法定的程序才能弹劾和罢免其职务,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消人民法官的顾虑。

(三) 考核与监督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

国家、各级法院要加强对人民法官遵守职业道德的监督和考核力度。首先, 要在对法官的考核项目中增加“职业道德”这一内容, 并将此项内容作为考核的重点, 让它逐渐成为经常化和制度化。同时, 职业道德考核还要紧密结合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和案件质量评查, 使得监督有据可依, 人民法官审判工作的特性, 往往在其办案的过程中和判决的结果上, 就会将其道德水准和司法水准体现出来。此外, 要建立完善的人民法官职业道德规范, 针对其职业操守、业务能力、个人品行和工作业绩等进行评鉴, 然后将结果公布于众。表扬那些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 处罚那些违法违纪的行为, 进而提升人民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

(四) 人民法官要严于律己

严于律己是对我国人民法官这一职业最基本的要求。法官只要能够严于律己就能做到廉洁奉公、洁身自好、经受得住诱惑, 约束自身其他的业外行为等。严格的监督记录虽然能正确引导法官, 但仅仅依靠外在的纪律是远远不够的, 关键还要看法官是否能自觉树立起正确的纪律观、利益观、权力观和地位观, 并能够始终坚持自重、自警、自励、自省、廉洁的底线。作为人民法官, 首先, 要无时无刻、自觉规范、约束自身的行为, 谨遵廉洁的司法规定, 拒绝案件当事人和相关人员的贿赂。其次, 不能参与、从事营利性质的活动, 也不能在营利性组织、企业里兼职, 更不能在案件未解决、再审时, 给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提供任何咨询机会或意见。再次, 不能借法官身份、职务便利获得非正当利益、与案件当事人和相关人员有非正常交往或者在办案执法中徇私舞弊等。最后, 要教育和监督家庭成员不得利用法官职权和地位获得非正当利益。

三、结语

总而言之, 国家注重建设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 如此可以更好地维护国家的形象、党的形象、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和社会的正义与公平, 这是一项长期、重大、艰巨、深远, 有意义的任务。因此, 我国各级党组织、各人民法院、全体人民法官都要加强对此项任务的重视程度, 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 才能让全体人民法官在内心深处构建一道不为金钱美色所动、不为糖衣炮弹所迷惑的防腐堡垒, 并为了党和人民群众做到尽职尽责、不辱使命、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

摘要：人民法官是我国法律法规的重要执行者, 其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和义务, 在我国的人民群众中扮演着天秤的角色。人民法官职业道德水平、道德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执法水平的高低, 对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的整体形象也有直接的影响。因此, 国家要注重对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只有这样, 法院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法治的尊严和确保司法的公正程度。伴随着改革开放, 我国不断推进“依法、以德”治国的策略, 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已刻不容缓。为此, 本文对人民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阐述了笔者的一些观点。

关键词：法官,法院,职业道德,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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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四宝.股东对公司管理者的选择权应受法律保护[J].中国审判, 201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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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邵华, Susan Whiting.大调解与我国基层法院的功能——以湖南两个县的土地纠纷调查为例[J].政法论丛, 2012 (2) .

浅论法官职业保障机制建设 篇8

一、基层法官断层流失的特点

在基层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中, 法官断档流失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根本原因在于法官职业保障机制的相对滞后。其特点具体表现为: (1) 具有审判资格和熟练审判工作经验者流失比较多。 (2) 流失人员中35岁以下年青人居多。 (3) 流失人员高学历居多。 (4) 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多。 (5) 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非司法系统流失多。种种状况的出现, 也许不能盲目的断定审判资源的枯竭, 但至少可以说明基层法官未能如《法官法》期望的那样, 提高全体法官的整体素质, 反之, 大量优秀法官断层流失。

二、基层法官断层流失的原因

笔者通过分析与总结, 认为法官流失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 职业保障欠缺

1. 职业地位保障欠缺。法官的专业性强, 实际工作量大, 但其职绩、工资待遇等却与部分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存在较大的落差, 导致法官对于自身从事的职业神圣感、自豪感的灭失, 导致法律人才出现逆流现象①。2.职业权力保障欠缺。法官审理案件经常受到地方行政的干预, 同时法官行使审判权还要受到当事人信访压力、社会舆论的干预等, 致职业权力得不到应有的保障。3.职业安全保障欠缺。随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的增多, 有关侵害法官人身财产安全、阻碍法官履行职务行为的事件也呈上升态势, 法官承受着巨大的职业压力和风险。4.职业发展空间欠缺。我国司法体制机制存在的诸多的弊端与不足, 致使整个法院系统职业待遇普遍较低, 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职位职称晋升空间过于狭窄, 晋升速度慢, 基层法院法官想通过自身努力晋升到上一级法院的途径少、机会少。现实中, 大量一线办案法官干了几十年, 到退休时还只是个科员。

(二) 人事管理体制欠缺

1. 人员编制不足②。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 案件数量平均每年上升12%至15%, 该院业务部门法官近几年每年平均审结案件160-200余件, 但法院人员编制却多年未增加。加之不断有新的法律法规颁布实施, 审判实践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案件审理难度日益加剧, 法官承载的工作压力日趋繁重。2.法官考核机制不科学。法官既要接受法院内部的诸多不科学的质效考核③、严格的错案追究制, 还要随时准备好避免、应对当事人的投诉、信访, 即使法官在案件质量、工作作风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只要案件出现信访, 就难辞其咎, 法官不得不变得如履薄冰, 不敢依法大胆判案, 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三、基层法官职业保障机制建设的途径

建立和完善符合法治要求并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体系已成为落实法官职业保障的必选途径, 也是目前法院改革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逐步推进基层法官职业保障机制建设。

(一) 切实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

司法地方化是法官职业化的最大障碍, 是造成法官职业地位和职业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最根本原因, 同时也是导致法院和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工具化乃至司法腐败的主要原因。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主要应建立独立、统一的司法经费保障制度, 在法院组织体系、人、财、物管理体制方面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 进而从体制上保障法官的职业地位和职业权利。

(二) 逐步废除法院审判管理中的行政化, 还权于法官和合议庭

减少法院内设业务行政部门, 弱化法院审判职能内部行政性运作, 弱化审判委员会的职能, 改变目前由庭长、分管院长签发法律文书的行政化管理模式, 改变“判而不审, 审而不判”的违背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现象, 受制于人的裁判者是不可能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 当然也就无法保证司法公正。要完善合议庭制度, 加强合议庭和主审法官的职责, 逐步实现合议庭、独任法官负责制。

(三) 改变现行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建立符合司法要求的考核、考评机制

目前各地法院比较普遍地做法是对作出“错案”判决的法官, 一般采取通报批评, 扣发差旅费, 待岗学习, 在一定时间内剥夺评选先进、晋升晋级的资格的办法追究责任。这种对法官进行“错案”的简单认识和严厉的责任追究不但不符合诉讼规律, 而且与现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法官在断案时将提心吊胆, 担惊受怕。

(四) 完善法官职业教育保障制度, 提升法官综合素质

完善基层法官继续教育制度。不断完善继续教育内容, 始终做到三个结合, 即强化学历教育与岗位培训相结合, 增强理论素养与司法技能相结合, 提升审判业务素质与调查研究能力相结合;同时不断丰富教育培训方式方法, 灵活采用案例解析、座谈交流等互动教学方式, 不断增强培训的实际效果, 切实提高法官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 建立法官职业安全保障制度, 实行法官职业安全保险

笔者建议, 在基层法院为每名在职法官实行包括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内的职业安全保险, 以增强法官抵御职业风险的信心和勇气, 解决法官的后顾之忧, 切实保障法官职业安全。同时, 基层法院还应结合自身实际, 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预防和随时制止一切对法官进行打击报复等侵害法官人身、财产、住宅安全的行为, 依法维护法官的职业安全。

摘要：基层法院法官断层流失已成为当今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 由此严重地影响了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进程和法官队伍思想的稳定。基于对法官职业化的关注以及在基层法院工作的体会, 笔者对法官职业保障机制建设进行了一定探索, 以期为基层法官走职业化、精英化之路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基层法院,法官流失,职业化建设

注释

1何忠林.职业化背景下法官制度改革的思考[J].贵州法学, 2005 (2) .

2王秀红.法院人员编制紧张问题不容忽视[N].人民法院报, 2008-3

浅谈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篇9

一、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1、法官职业道德的涵义

职业道德是指“在职业范围内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习俗的总和。它是调节职业集体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职业集团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行为准则, 是评价从业人员职业行为的善恶、荣辱的标准, 对该行业的从业人员有特殊的约束力。”现在我们所讲的法官职业道德, “是社会职业道德的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条件下, 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依照法律规定, 在审判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带有审判工作特点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的总和。”

2、法官树立良好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1) 法官的职业道德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要紧的防线, 公正是审判工作的永恒主题和不灭灵魂。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是法院、法官肩负的神圣使命。司法不公, 将会使法律的价值面临着毁灭性的摧残。正如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 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

(2) 法官的职业道德是维护司法权威的重要保障。司法权威是指司法使人信服并服从的力量和威望。由于受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 我国司法的权威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现实中少数法官不严格执法, 利用手中的职权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 弄虚作假, 徇私枉法, 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

(3) 法官良好的职业道德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有人大代表提出:“法官不是大众化的职业, 而应当是社会精英”。此语一出, 即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人民群众心目中, 法官是法律的代言人, 是法律的化身, 相应地, 人们也期望法官能成为正义的化身、道德的化身。

二、当前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1、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现状

(1) 法官自身素质不高。由于法官在选任上标准不高, 导致一些法律素质不高、理想信念不坚定的同志进入法官队伍。部分法官业务能力差, 宗旨意识淡薄, 工作责任心不强, 严重影响法官整体队伍形象。

(2) 执法不廉。由于受当前“拜金主义”思想影响, 一些法官“吃、拿、卡、要”, 徇私舞弊, 办关系案、人情案, 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

(3) 判决不公。法官本应是天平, 依法对案件进行审判, 使违法犯罪嫌疑人得到与其所触犯罪刑相当的刑罚, 从而维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但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受人情关系或是金钱交易关系影响, 法官判决不公, 对理应判处实刑的判处缓刑, 或是以罚代刑, 执法不严, 判决不公。

(4) 形象不佳。部分法官不注意自身形象, 在公开场合言谈举止不检点, 或是特权思想严重, 态度蛮横等等,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法官队伍的形象。

(1) 法律信仰不高。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观念基础, 特别是处在国家审判机关执行法律的法官更是要求具有坚定的法律信仰。如果法律信仰不高, 就会出现不严格依法审判, 不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甚至出现违法违纪行为。当前, 法官在选任上对此项标准要求不高, 导致法官执法不公, 执法不廉。

(2) 执法教育没有适时同步跟进。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执法思想教育是关键。在实际工作中, 法官只是忙于具体的工作, 没有机会参加多少专门的执法思想教育活动, 偶尔进行某种思想教育专项整治, 也只是走过场, 没有实际效果。法官队伍要经常进行执法思想教育, 明确“为谁执法、为谁服务、为谁掌权”的根本问题, 并经常对身边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例进行剖析学习, 防微杜渐, 从思想上提高认识, 这样才不至于在金钱面前冲昏头脑。

(3) 监督机制不健全。法官的职业道德监督机制不健全, 没有科学合理的评价及奖惩机制, 不能形成对法官有效的监督与约束。在实际工作中, 法官职业道德监督基本没有什么途径, 仅靠法官自身监督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并且在法官升职的选拔任用上也没有明确的对法官职业道德考核的标准, 导致法官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只要不出事就行。

(4) 受我国传统人情社会影响。人情关系传统在我国历史悠久。法官作为一个社会人, 难免要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遇到亲朋好友给自己所审判的案子讲情, 出于人情考虑, 难免要给对方一定的面子, 最终导致“关系案”、“人情案”的产生。

三、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途径

1、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执法思想教育。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就不会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 也不可能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因此, 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首先要对法官进行执法思想教育。

2、完善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方面的制度监督建设。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失去制约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而防范权力腐败的最有效办法, 莫过于建立权力之间互相制约的制度。针对法官执法办案中存在的问题和群众反映法官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 不断完善相关制度, 用制度制约权力。

3、加强法官职业保障。

目前, 由于国家没有将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来对待, 将其作为普通公务员进行管理, 导致法官工作和生活各方面保障乏力, 使其在履职方面面临巨大的职业风险和压力。国家要从政策上、法律上明确法官依法履职保障, 确保法官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 使其在审判时不受到各种外来压力的干扰。

4、建立惩戒机制。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法官职业道德的惩戒制度, 法官只有违法违纪时才受到处分。道德主要靠自觉遵守, 但一些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行为, 严重损害了法官职业群体的形象, 损害了司法权威, 却无法得到惩处。对法官队伍违反职业道德, 损害法官形象的行为, 应依照相应的制度加以惩戒。

5、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

古人云:“其身正, 不令则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行”, 这足以说明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领导干部是重点, 要求大家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 不准别人做的, 自己带头不做。只要领导干部身先士卒, 率先垂范, 以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优良品行去影响和激励法官, 才能带动和促进法官职业道德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振华.法官职业道德浅析[J].今日财富, 2009, (12) .

地方法院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刍议 篇10

一、充分认识法院法官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所谓法官职业道德, 是指法官在履行司法职能的过程中或者从事与其有关的活动时, 在法官职业范围内逐渐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和习俗的总和。最高人民法院就当前形势, 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将法官职业道德归纳为:保障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 保持清正廉洁, 遵守司法礼仪, 加强自身修养, 约束业外活动。在进行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时,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同志提出的“三个德化于”, 正是对法官职业道德的特点和核心要求。

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确保法律公正、维护国家的法治尊严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明、品德高尚的法官队伍来说是最重要的环节, 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 是人民法院履行宪法和法律职责的重要保障。群众对公正的期许完全寄托在法官身上, 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 法官已成为正义的化身。

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 法律只是文字条文, 它的实现离不开人的因素, 不然只能是纸上谈兵。一个良好的制度约束的也只是法官的外在行为, 却无法控制法官的思想世界, 只有制度建设与法官职业道德建设同步进行, 才能真正实现法治的目标。

二、提高重视, 大力加强, 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建设

要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的人民法官队伍, 就必须大力加强对法官职业道德的建设。其中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政治理论上的引导和培养

正确的思想是正确行为的先导。没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信念, 就不会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行为。因此, 要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 必须从政治理论上引导和培养法官的职业道德, 确立法官忠于法律、刚正不阿、廉洁自律、修身奉法、服务人民的道德信念。

法院要长期坚持不懈地组织全体法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要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结合法院自身的业务工作, 把职业道德建设作为法院系统, 特别是地方法院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要认真分析法院系统曾经发生过的违反职业道德的典型案例, 找出问题, 引以为戒, 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和管理。

2. 注重法官自身知识和修养的培养

修身是基础, 是最重要的, 不修身不足以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在法院中, 要积极主动地在资金和时间上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法官继续深造;大力支持和鼓励在职法官学习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 尤其是专业的法律知识, 同时也应采取各种各样的、法官容易也乐意接受的形式对法官进行教育和培训, 不断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的文化水平, 为法官职业道德培养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3. 增加福利, 关心法官生活

地方法院的法官长期在基层工作, 工作量比较大, 案子又杂又多, 并且直接关系着群众的生活和利益, 不容忽视。在这过程中, 需要法官有高度的注意力, 这样就会产生更大的精神压力, 也会得罪很多人, 这给法官家庭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所以, 要想办法解决法官生活中的困难, 增加福利, 改善他们的待遇, 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4. 严格要求纪律, 建立健全制度和机构

要使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就要有严格的纪律, 树立自觉的纪律观念, 从而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的纪律, 对法官的秉公执法、清正廉洁、反腐拒变以及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都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从本质上来说, 法官职业道德是一种特殊职业的公德, 仅靠法官个人自律是远远不够的, 它需要具体的制度和专门的机构作保证。

选法官,还是买法官 篇11

在美国,无论是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是其他联邦法官,都是经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通过后,再由总统任命。这种法官选任程序,一般被称为“任命制”。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官,都是以这种形式产生,只是任命者或为总统,或为议会,或为特设委员会罢了。与“任命制”相对应的,则是“选举制”,即通过公民投票选出法官。

记得过去读书时,老师总会以羡慕语气谈到美国的司法独立。而独立的首要标准,就是法官任职终身制。法官一旦上任,未经弹劾,任何人都无权将其免职。但是,系统研究美国司法体制后,我才发现,美国50个州中,以选举形式选任法官的州,居然有39个之多。也就是说,美国绝大多数法官,其实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既是选举,当然会有任期,具体程序也难免会受政党、民意或利益集团影响,如此一来,司法的中立性、独立性肯定会受到干扰。向来标榜司法独立的美国,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法官选任方式,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对一项法律制度的最好解释,常常藏身于其历史,而非它现在的运行之中。美国独立之前,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十三州,法官多由英国国王或各州州长直接任命,也就是说,国王或行政机关握有司法人事大权。这种情况下,司法独立当然很难得到保障。国王或州长一旦不喜欢某位法官的判决结果,就会随意将其撤换,以本人亲信取而代之,根本不考虑后者是否具备法官资格。因此,美国建国后,特别注重司法独立,竭力避免行政权控制司法权的情形发生。建国之初,各州法官或由议会选任,或由州长提名,议会确认通过,法官任职终身制也逐步确立。

美国第二任总统,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上台后,推崇精英治国,反对建立普遍民主。当时,法国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国内民众受其感染,提出不少民主诉求。异议者受政府压制后,也喜欢借助媒体,批评政府施政不公。这一时期,新闻伦理尚未确立,媒体批评起政府也是狠招尽施,毫不节制。把持国会的联邦党人一怒之下,推出了臭名昭著的《外侨与叛乱法》,规定凡对美国国会和总统发表“谎言、诽谤和恶意诋毁”文章的作者,都将被处以罚款或监禁。该法实施期间,全美共有25人被捕,其中多数是报社编辑。联邦政府任命的法官,忠实执行该法,判被捕者入狱,引起公众强烈反感。

1800年底的总统大选中,亚当斯败选,其手下为阻碍新政府日后施政,趁政权移交前夜,突击任命了大量联邦党籍法官。由于这帮人多数系夜间任命,又被后人称为“午夜法官”。大名鼎鼎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即由此引发。政客对司法体系的恶意操作,导致有识之士全面反省法官选任制度。更重要的是,美国建国之初,法官整体素质并不理想,许多法官品行不端,却受到任期终身制保障,很难被弹劾去职。密西西比州最高法院一位名叫齐尔德的法官,曾被指控滥用暴力、酗酒,议会连续三次启动弹劾程序,都未能成功。因此,不少人生出改革法官选任制度的念头,试图改法官任期终身制为定期选举制。

在上述情绪指引下,19世纪前期,各州纷纷修改本州法律,改法官任命制为选举制,几乎成为一种政治风潮。1821年,乔治亚州首开先河,规定所有初审法院法官必须经选举产生。1816年,印第安纳州将部分法官改由人民选举形式产生。需要说明的是,同样是以选举形式推选法官,但各州选举的具体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州是由政党推选候选人,有的州则进行非政党选举。当然,采取选举方式后,州法官的任前终身制便改为任期制,如宾夕法尼亚州法官任期为10年。选举制贯彻的理念,是使法官对民意负责,而任期制则为法官带来危机感,使他们能够审慎对待工作。

然而,用选举方式产生法官,一样会带来司法弊病。在实行政党推举的州,候选人必须依附于某一政党,也就是说,必须以民主党员或共和党员身份参选。由于政党介入,结党营私、政治交易等现象便在所难免。两党之争常常被带入法官选举过程中。政党领袖在考虑某人是否有资格参选时,更多考虑的是其意识形态、竞争能力,而不是他是否真正具备成为优秀法官的资历。即使不搞政党推选,反对党亦可兴风作浪,操纵选举。2004年,田纳西州一名女法官面临换届选举,当地共和党看不惯她的自由派倾向,便雇人四处散发宣传册,上面说这位法官“反对死刑”,“取悦罪犯,无视被害人”,导致这位法官留任失败。

除了政党,法官选举还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利益集团并非贬义词,凡具有共同利益者,为寻求某种共同目标而联合在一起的,都可以说是利益集团。如商会、工会、全国玉米种植协会、美国医疗协会,等等。2004年,西维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大法官麦格劳试图谋取连任,美国商会就曾联合许多大型保险公司、跨国公司,全力阻止他当选。

此外,现任法官为谋求留任,同样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比如,选举产生的法官,对舆论往往更为敏感,在审判中有可能竭力讨好选民,偏向本地居民利益。许多法学知识渊博,司法经验丰富的人,因不愿抛头露面,反而不愿出来竞选。毕竟法官的本职工作是坐而论道,而非在政治擂台上长袖善舞。

除了政党、利益集团的干扰,法官选举制的最大问题,在于竞选捐助带来的司法不公隐患。近些年来,法官选举的费用节节攀升,每个候选人背后都隐藏着大公司、大律师事务所或利益集团的大笔捐款。人们担心,如果一位法官因接受某个律所捐助而当选,以后很难不会在具体个案中对该所律师投桃报李。因此,许多媒体将大公司对个别法官候选人的赞助行为,戏称为“购买法官”。

尽管存在种种弊病,但是,法官选举制度毕竟在美国施行200多年,甚至成为美国司法文化的一部分,不可能被轻易取消。更何况,与任命制相比,选举制并非没有优点。也没有调查数据能够显示,人民选举出的法官素质,就一定比行政首长任命的法官差。

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对法官选举制进行“折中式”的改革,在保留选举制框架的同时,逐步吸纳任命制中的合理因素。比较著名的有“加州方案”与“密苏里方案”。

“加州方案”由加州律师协会提出,在该州最高法院与上诉法院实行。根据该方案,州长可向司法任命委员会提名一人。委员会由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州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州司法总长组成。如果委员会支持州长的提名,被提名人即在下一次选举时得到任命。在此期间,如果这位提名人要争取法官职位,必须参加普选。这套方案运行至今,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相对于“加州方案”,“密苏里方案”显得更为合理。依此方案,州长可以任命法官,但此任命权是受到限制的。一个由律师与各界人士组成的委员会,会先草拟一份名单供州长选择,州长必须从该名单内挑选法官。法官任职可至下次选举,到下次选举时,法官必须以其任内绩效作为选举依据。也就是说,法官没有选举对手,人民根据法官政绩对他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现任法官几乎永远不会败选,只会被认为不适任而淘汰。

职业法官 篇12

一、 推进我国法官职业化所存在的问题

1.法官学历层次偏低, 知识水平不一

《法官法》颁布前, 我国对法官的任职资格没有专门要求, 法官的来源多种多样, 这就造成了法官群体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合理和理论水平上的参差不齐, 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另外, 由于法官队伍地域分布不合理, 法官素质形成两极分化, 使得同一个案件在不同地区审理可能得到不同的判决结果, 不同地区的法官在对案件的判决上缺乏同感。这种状况违背了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损害了法制的统一性。

2.法官管理的行政化

司法行政化是法官职业化的一个严重障碍, 其根源在于传统的司法体制。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行使方式有着不同的区别。前者较多强调“自主性”, 即法院或法官在依法的前提下, 对案件要独立自主地作出裁判;后者则强调决策的指令性, 即行政机关或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要服从上级机关或上司命令。对两者的差别, 德国学者作了精僻的概括:“如果一个公务员故意不执行上司要求他以特定方式处理某一事务的指示, 通常这就构成了失职, 而对法官来说情况恰好相反, 如果法官按照院长的指示去判案的话, 这种行为就构成了失职。”[1]可见, 法院的司法审判与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有着本质区别, 不能混淆。然而我国的现实状况是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混为一体, 难分难解, 法院在对审判工作的组织协调中仍较多地采用等级审批、首长负责的行政工作方式。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司法权的“行政格式化”。[2]司法权被行政化, 使得法官独立审判得不到保障, 必然造成司法审判权的歪曲和变形, 从而丧失其应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我国司法权行政化的根源在于我国法院内部实行的行政化管理体制, 这种行政化管理体制严重损害了法官的独立性。

3.法官职能的地方化

我国实行多级行政管理体制, 从中央到省、市、县和乡分五级管理。每一级政权都设有权力机构、行政机关, 除了乡镇政权外, 其他各级都设有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加之现行的人事、财政体制也以分级管理即“块块管理”为主, 人民法院的产生、法官的任免, 司法人事、司法经费都在同级党委、政府的控制之下, 地方党委、人大和政府完全视法院为其职能部门之一, 致使司法权出现地方化。

4.法官监督的形式化

目前监督法官的渠道较多, 在法院外部有人大的权力监督、组织人事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新闻媒体监督;在法院内部有上级法院的审级监督、本院的领导监督和本院纪检部门、审判监督庭的部门监督。但这种监督是外在的、自上而下的领导性质的监督, 缺少法官群体内平等民主的自我监督, 监督体系存在空白。外在监督方式不够科学, 违背审判规律, 对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往往产生干扰。一方面监督越位, 加重了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倾向, 削弱了法官的独立审判能力, 妨碍了法官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监督缺位, 该管的事没有管或力度不够, 客观上为法官分担了责任, 留下了监督漏洞, 使个别违法法官可能因此而逃脱制裁。

二、推进我国法官职业化的改革对策

1.进行法院体制改革

笔者认为, 要真正实现法官独立, 必须正确对待党委的领导和监督, 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和约束, 从体制上加以改进和完善。具体而言, 在处理与党的领导关系上, 要继续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 这是我们做好一切事业的根本保证。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的国家司法机关, 法官队伍是以共产党员为主的队伍, 我国的法律充分地体现了党的信念与理想, 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因此, 由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受任何干扰地严格适用法律, 也就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忠实执行, 所以司法独立符合党的根本利益。司法独立与党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不意味着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对司法实行直接的领导, 不意味着法官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要对党政领导的指示和命令言听计从。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 是大政方针的、宏观的。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正确领导, 而不是只服从地方党委甚至某个人的领导。党对法院的领导可以通过法院党组织实现, 检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负责思想政治教育及职业道德培训, 而不应对具体裁判活动直接介入。

2.建立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

法官在人民大众心中作为正义的化身, 是中立而又公正的裁判者, 对其选拔和确定必须有严格的要求和程序。一般而言, 选任制度应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法官的选任要注意的年龄、学历、素质、品行等, 二是关于法官的选任程序。担任法官不仅要具备法定的学历资格外, 还要经过严格的司法考试。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改革措施, 为建设法官职业化打下基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作为法律职业的统一准入制度, 作为保障司法公正的一项基础性制度, 关系到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选择方式的变革, 关系到法律从业人员的职业化、同业化和精英化, 有利于共同提高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标准, 为建设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律师队伍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法官的选任方式和程序也需改善。美国的法官主要产生于律师或法学教授;德国的法官主要来源于法院内部, 从候补法官或下级法官中产生。[3]我国现有法官有一定数量在担任法官以前没有从事法律工作, 也没有经过法律专业的学习, 并不符合《法官法》的任职条件。因此, 为达到法官职业化的目的, 应在全国法院严格执行《法官法》的规定, 根据任职条件对现有审判人员进行重新选任并报人大任命。还应建立上级法院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调的制度和从优秀律师、法学专业人员中选任法官的制度。

3.完善职业保障制度

法官的职业化最终就是要实现司法公正, 而司法独立是其前提, 要实现司法独立, 首先要保证法官的身份独立。身份独立是指法官的职位及法官的任职条件 (包括法官的任期、薪金、惩诫、任免、升级、调动及职业司法豁免权特别保障等) 应得到充分保障, 以确保法官个人不受行政机关的控制。尽管我们可以规定和要求法官无私无畏, 但仍必须给予一系列制度保障, 使其能真正无私无畏地开展工作。因此, 建立法官职业保障制度是确保法官独立、公正审判的重要保证, 是我国实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法官又是活生生的个体, 也需要维持自己正常生活的经济基础。“如果国家不能确保法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仅从道义上强调‘廉洁奉公’, 一些法官便容易为了个人利益丧失法律原则, 一些法官把自己混同于一般人, 会把法官的职业作为‘饭碗’而不是神圣的事业, 司法公正和高效就难以实现。”[4]因此, 建立科学的法官经济保障制度, 对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具有重要意义。

4.完善教育与培训制度

(1) 构建包括初任法官的“职前培训”和在职法官“继续教育”在内的法官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现行的以在职法官培训为主的法官教育培训模式。今后的拟任法官必须从参加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并获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产生, 为法官队伍的同质化、专业化和基本的法律思维能力提供保证, 也为建立统一的“职前培训”奠定基础。在“继续教育”部分, 当前需要根据我国目前法官来源广泛、成分复杂、缺乏同质化等问题, 对在职法官进行“补课”, 以后再逐步过渡到以补充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为主的正常继续教育。

(2) 建立符合法官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改革现行的以法律知识教育为主的法官教育培训内容。应当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抽象与经验相统一、同一性与复合性相统一、专业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原则, 进行法官职业教育课程的设计。

(3) 完善法官职业教育培训的制度体系。改革现行的与职业化要求不统一的法官职业教育培训制度, 使之符合新时期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要求。这些制度至少应包括培训对象制度、培训管理制度、培训经费保障制度等。

参考文献

[1][德]傅德.德国的司法职业与司法标准[M]∥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19.

[2]胡夏冰, 冯仁强.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研究综述[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12.

[3]周道鸾.外国法院组织与法官制度[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