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思维方式（精选4篇）
法官的思维方式 篇1
法官的思维表现为一种法律人的思维。我们发现法律人的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 体现出来的是法律逻辑与法律理性。概括起来法律人的思维应当是根据法律而思考的行为。具体地表现为法律优先于道德的适用、程序规则优先于实体规则、证据优先原则等。法律优先于道德、程序优先于实体或程序正当这些原则是法律人思维的重要侧面, 通过这些侧面的观察, 我们可以发现法律人思维具有一般人日常思维所不具备的思维特质。
法官思维方式的实质就是从权利与义务这个特定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法官思维实际上就是通过对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进行分析, 确定法律权利的享有和法律义务的承担。法律思维方式的重心则在于合法性的分析, 即围绕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益和关系。由于合法性的认定与排除只能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分析来完成, 法官思维就表现为以权利和义务为线索的不断追问:某主体是否有权利做出此种行为, 享有此种利益和做出此种预期?与之相对的主体是否有义务如此行事或以此种方式满足对方的请求和预期?在这里, 只有权利和义务才是无条件的和绝对必须考虑的核心因素, 而其它因素是否应当予以考虑, 则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 在许多场合, 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法官思维以法律推理为基本方式。法律推理是指法官利用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构成的法律事实, 根据相应的法律规范, 论证司法判决的证成过程或是证成方法。通常来说, 法官作出的司法裁判都是以逻辑的、必然的形式做出, 法官运用的法律推理是逻辑方法和经验方法的统一。逻辑方法保证法律推理形式上的合理性, 经验方法则保证法律推理实质上的合理性。法官在运用法律推理时应当注重的是:一要准确理解、适用法律规范;二要正确运用证据规则, 合理采信证据, 认定案件事实;三要合理恰当地将法律与事实相结合, 不能随意“修正”事实, 以适应所选定的法律大前提。也就是说, 法官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案不是从实际出发, 而是从法律概念、规则和原理出发, 用法律衡量事实的合法与违法。此外, 当事人打官司均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产生争议或纷争。作为法官而言, 无法将时光倒转, 让当时的情景重现, 法官只有通过当事人的举证, 通过证据查找案件事实的每个片段, 再将所有片段依一定的法律逻辑联系起来, 以重组案件“事实”。这样的事实即是人们所讲到的法律事实, 它有时虽不能反映客观真实, 但作为法官只能从证据中发现事实, 只考虑以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 而不能凭当事人口述或依主观推断。这也使得法官的思维方式中情绪化、感情化的倾向必须克服, 必须理性地依据证据客观分析, 体现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应表现为:在审理刑事案件中, 要秉从无罪推定的理念, 根据刑事案件要证明的罪行轻重, 使用不同的证据标准, 要求不同的内心确信程度。对犯罪的性质越严重, 必要的证据最低要求就越高;在审理民事案件中更常使用事实推定, 采用自由心证。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 分析能否形成证据体系, 体现所主张观点的高度盖然性证据优势, 从而来判断、采信证据, 认定事实;在行政案件中, 则侧重于审查被告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否客观、真实、合法, 能否证明其认定的事实。
法官思维以被动中立为基本要求。法官的权威来源于理性的思维、超然的态度和独立的地位, 这就要求法官审案面对双方当事人时, 要尽量保持中立, 不偏不倚, 平等对待当事人的主张。法官在办案与当事人接触中, 会获得一些有关案件的信息与言论, 常常会使法官对待当事人的诉讼观点和法律事实产生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 形成心理定式。这种定式往往会直接影响着法官对证据判断和当事人诉讼观点的采纳, 而法官却不能自知, 这也势必造成法官很少或根本不可能从另一角度对证据进行审查, 从而不利于发现和揭示证据中的矛盾。中立的思维对于消除法官办案中可能出现的心理定式具有较强的功效。“民不告官不究”的法谚也要求法官的思维方式应以“不告不理”为原则, 被动性去思维。过去我国民事诉讼在操作中遵循的是“职权主义”, 法官根据当事人的主张, 积极调查取证, 力争查明案件事实, 采用“纠问式”审判方式。事实上, 这种做法是有悖于法院、法官司法权被动行使原则的, 往往造成法官审案主观能动性较大, 失去公正司法客观基础。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 如“控辩式”庭审方式的改革深化, 诉讼证据规则的确立等, 改变了法官过于主动的做法。强调以“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换, 主张法官回归到审判被动地位,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一般原则及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规定, 将再现案件事实的权利义务交由当事人, 法官只能被动选择, 从而让法官更客观, 公正地居中裁判。
发现、研究法官的思维有何意义呢?研究和探讨法官的思维方式有助于社会普通人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并进而理解和接受司法的裁判和权威, 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升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 树立司法的权威和威信。因为法治毕竟不唯独是法官个人的事情, 而需要社会公众的全面参与和接受。通过定位法官这种居中裁判的思维, 我们可以反思和改进宏观构架和微观制度设计, 以制度的改进和优化来保障法官居中裁判。比如只有保障法官的职业身份, 通过程序设计来保障法官的中立, 司法自身的裁判才具有客观和公正性, 法治的道路才可畅通无阻。在我国, 要进一步完善法官思维方式, 广大法官必须摒弃一切陈旧的观念, 树立现代司法理念,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训练自己的职业思维能力, 用法律的逻辑去思考、去判断一切社会现象。笔者坚信, 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现代司法理念的确立, 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必将趋向同一, 从而进一步促进法制的统一和司法的权威性, 最终实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法官的思维方式 篇2
法律思维有别于其他思维，作为一名职业化法官，裁判案件时，应将合法性思考放在第一位。本文以法律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分析为基本线索，强调法官判案应该做到合法性优于客观性;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普遍性优于特殊性;理由优于结论;并强调法官裁判案件要保持中立，平等地对待当事人。这样，才符合现代司法理念对职业化法官的要求。这是撰写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当社会争议发生时，法官们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的方式能为他们接受和容忍，这也是撰写本文的另一目的。全文共8200余字。
人们在思维的方法上主要有政治思维、经济思维、法律思维、道德思维、科学思维等等。当社会争议发生时，我们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解决它，可能会有恰恰相反的结果。因此，问题不同，运用的思维方式也不同。法律思维是指在公共决策及在决策过程中按照法律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合法性的思考方式。 政治思维则偏重于平衡、妥协、制约，其特点是思维过程始终围绕着政治上的利弊来权衡这样一个中心，如果以此来处理案件，则会使简单案件复杂化。经济思维是追求经济效率，其特点是投入产出比较，如果以此来处理案件，则会助长腐败，天平失衡。法律是人们遵循的最高底线，而道德是最低底线，不能用法律制裁不道德行为。以道德思维来处理案件，往往迎合大众的非理性心理。如果用科学思维来解决法律问题，将会造成许多案件无法得出结论。因为科学思维注重的是客观事实，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可以无数次的重复;而法律事件中的客观事实是不可再现的，无法重复的。在法律思维与政治、经济、道德、科学思维发生矛盾时，作为一名职业化法官应该是法律思维至上。如果对法律职业者思维方式再作细致划分，检察官、律师的思维与法官的思维有一定区别。检察官是进攻性的法律思维，列举大量事实证据，指控被告人有罪，要求法庭对被告人科以刑罚;律师是防御性的法律思维，尽一切方式辩解，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提供并要求法庭从轻、减轻、免除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法官是中立性的法律思维，他要比较攻、防的理由作出判断。因此，法律职业者最典型的代表是法官，法律思维的最典型形态是法官思维 。正如英国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爱得华.科克曾经讲到的“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对法律的这种认识有赖于在长年的研究和经验中才能得以获得的技术”。这充分说明了法官的思维与普通大众的生活逻辑并非雷同，而是根据职业的专门逻辑进行的，并且这种独特的思维必须经过长期的职业训练才能养成。在一个法治国家中，法官的法律思维所遵循的原则和规律要求是以法律的权利义务关系分析为基本线索，强调合法性要优于客观性，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普遍性优于特殊性，理由优于结论，中立、平等裁判案件。
合法性优于客观性
合法性是指法院的裁判有法律上成立的理由来支持，客观性是指法院的裁判有案件的客观事实来支持。法官审理任何案件都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那么，这个“事实”是客观事实还是法律事实?对当事人而言，由于他们往往亲身经历了案件的全过程，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发展过程和最终结果可能是很清楚的，他们相信他们所阐述的事实是客观事实。但对法官而言，他不是案件事实的亲身经历者，所以只能依据法庭的程序和证据规则，依照当事人各方提供的各种证据来认定有关案件事实，这叫法律事实。有些案件由于时间长、时过境迁，直接证据少，无目击证人，或者关键证据灭失，以及人的认识能力所限等原因根本无法再现案件客观事实，法官就只能依据有证据支持的法律事实判案。因此，在对事实问题的认定上，当事人和法官之间有时存在很大的认识上的误差。如果法官不按当事人认为的所谓客观事实认定，当事人肯定说你这个法官不公正 。就会出现缠诉上访事件发生，因此，我们在立案和诉讼过程中，要正确行使释明权，告知当事人诉讼风险和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正确导诉。
客观真实性与合法性这两者在有的案件中可调和，如借贷案件，原被告诉辩一致，证据的“三性”具备，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这样的裁判结果一般是完美的。但有的案件只能选择不能调和，这在案件审理中常常出现，我们认为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即两者发生矛盾不能调和时，法官要牺牲客观性，选择合法性。在司法领域中，客观真实性原则要受到合法性原则的限制和超越。这种限制和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客观真实性原则要求不查明事实真相，就不能下结论。司法活动则恰恰与之相反，裁判者对其受理的任何案件，都应作出明确的结论，即案件事实真实性难以查明，他也必须以确定的裁判意见来解决争议。换言之，在认识行为的目的不能达到，事实真相不明的时候，司法裁判者也不能推卸作出确定结论的责任 。应根据现有的法律事实下判。如一小学生放学回家，被一楼上掉下的一块装潢瓷砖击中头部而死亡，而当时该楼有四户人家正在装潢，使用的瓷砖与砸死该小学生的瓷砖一样，如这四户人家对其无过错不能举证，法院则要判令该四户人家共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我们知道，这样下判按照客观真实性的原则要求，必有三户人家是冤枉的，但法官判案是按照事先确定的游戏规则――证明责任分配――举证不能――责任自负。在刑事诉讼中，则要坚决贯彻执行控方举证，疑罪从无的原则，绝不能久拖不决，超期羁押。
2、客观真实性原则要求无条件的尊重客观事实。司法活动要求是有条件的尊重客观事实，不是存在就有效，而是合法才有效。美国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作了明确规定，如果警察在审讯时没有预先按规定作出四条警告，就进行讯问，或者在犯罪嫌疑人要求会见律师，而律师尚未到来之时就进行讯问，那么，被讯问人的供词一律不得作为证据进入司法程序 。“米兰达警告”意味着证据的价值必须经由合法性来检验，不能通过合法性检验的证据，如肉刑逼供、任意搜查、非法窃听等不择手段获取的证据，尽管在客观上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法律的意义上都等于不存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我国诉讼证据中有关举证时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就是这样规定的。
3、客观真实性原则要求不能以虚构的事实下结论。但现代司法创造了法律推定和法律拟制，必要时用虚构的事实下结论。一是法律推定。不是事实推定，事实推定是指以已知事实推定未知事实，法律推定是某种事实不问客观上有无此事，由法律规定某种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硬性规定。法律推定分二种，一种是属于允许证伪(抗辩)的推定，如某人失踪之后，经过一定期间，法院可根据利害关系人之请求推定并宣告其死亡;刑事被告人在法庭作出判决之前，法律推定其无罪;民事上有过错推定规则等。如果能够有效地证明存在着相反的客观事实，那么原有的假设推定就会被抛弃。另一种是不允许证伪(抗辩)的推定，如买受人在货物交付后，于约定的质量异议期限内不提出质量异议，即推定货物质量合格等，这类推定即使当事人提
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其质量确有问题，也不会加以更改而会继续被法律所承认，并具有排斥客观事实的法律效力。二是法律拟制。“拟制”英文翻译为胡编乱造。即把事实上本来不存在的事说成存在。如人，法律上拟制“法人”、“公告送达”又称拟制送达，事实上并没有送达而视为送达，并不许抗辩，法官并依据这些虚构的事实判案。这些虚构的事实，与客观事实是大相径庭的，但在司法活动的领域中，这些都是合理和自然的事实，相反，谁要是主张用实事求是和客观真实性原则来清除这些背离事实真相的拟制和推定，才会被视为丧失理智的举动 。
4、客观真实性原则要求真相未查明，调查工作不停止。司法活动在某些方面是不允许查明事实真相的。一是法定期限限制。如刑事过去受实事求是和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的影响，为查明案情，致使超期羁押现象严重，《他被超期拘留28年》一文的报导就是血的教训，法的悲哀，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要求，期限一到就不允许再查明真相，根据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原则要求，放人。二是既判力限制。司法已决事项是在罗马法律规定，裁判一经生效就是法律，不允许改变，即客观事实不允许再查明。今后对既判力，民事审判几乎不能改，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新发现证据。刑事有罪改无罪，但罪轻罪重不改。三是合法权利限制。如作亲子鉴定，当一方要求作亲子鉴定而另一方不同意的，不允许再探究事实真相，即推定小孩是亲生的，以保护公民隐私权和子女的合法权益。
以上说明，当客观真实性与合法性在司法过程中发生矛盾时，法律思维强调合法性优于客观性，法官判案的依据是法律事实，必要时可根据虚构事实判案，绝不允许久拖不决。
程序公正优于实体公正
实体公正指的是结果的公正，程序公正指的是过程的公正。法官判案必须“以法律为准绳”，这个法律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在多年司法实践中，我们受“成者王候败者寇”的丛林文化结果论的影响，去努力追求结果的真，存在轻程序重实体的错误倾向，认为只要实体裁判正确，程序是否合法并不重要。要知道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程序法上所规定的各项证据规则、庭审规则，必要的期限限制以及方法步骤，限制了法官判案中的专断，有利于法官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程序是诉讼的规则，只有依据程序进行的诉讼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诉讼。我们把审判比作是一场球赛，如果没有比赛规则，裁判员不是根据严格的规则程序进行裁判，而是球场吹黑哨，那么这样的比赛结果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我们法官在审判时忽视了严格的程序，开庭没有通知被告人，就作出判决，即使判决实体是公正的也不存在司法公正可言。一些严重违反程序的行为如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等，即使个案的裁判结果是公正的，也损害了整个司法制度的公正性，犹如采食了“毒树之果”，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不公正的 。
程序公正的重要性如前所述和客观真实性与法律事实也有联系。民事诉讼可能不会完全再现客观事实，因此也可能不会完全实现实体上的绝对公正。但是，如果我们在程序上能做到公正，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公正，让法律事实尽可能地接近客观事实。即使不能接近客观事实，也能让当事人理解自己败在什么地方，法院为什么未支持或未完全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从而心悦诚服，减少和避免缠诉上访现象发生。过去，我们习惯于“纠问式”审判方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法官负责调查取证，任何因事实不清而导致的`问题，责任都难免要有法官来承担。现在，通过审判方式改革，在采用当事人主义的“抗辩式”诉讼方式中，查证事实的工作已转有当事人或控方承担，因不能提供有效证据而导致败诉，只能是责任自负 。因此，程序公正可以消除当事人对审判结果公正性的合理怀疑。因为，人们有时候并不确切地知道判决的“公正标准”，只要法院办案的程序符合了他们心目中的公正要求，比如，应有的权利给予了保护，意志得到尊重等，他们就确信法院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并由此推断：判决是公平的。所以，我们认为，只重实体法，不重程序法，会造成程序不公正，程序不公正也会导致实体不公正，不按程序法给刑事被告人足够的申辩机会，审清所有关键事实，就会可能造成冤案。反过来，只重程序公正，不顾实体公正，也会放纵犯罪，造成对社会更大、更多的不公正，如美国黑人球星辛普森杀妻案，就是最好的证明。可见两者并重才是我们正确的改革方向 ，也是我们办案的努力方向。当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这二者发生矛盾时，我们绝不能对案件久拖不决，法官要明智地选择，即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因此，我们要以程序公正为条件去追求实体公正，而不能绕开程序公正去追求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永远是司法公正的第一位要求。
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合理性
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合法理，实质合理化指的是合常理。在司法领域中，对各种争端的处理都必然会涉及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问题，对于我们法官来说，一个裁判能够做到既符合实质合理性的要求，也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在两种合理性可以兼得的情况下，一般不会有什么人会故意地非要减损某种合理性不可。但是，在两者发生冲突且不可两全的情况下，是坚持实质合理性优先，还是坚持形式合理性优先?理性化程度越低的法律制度，强调人治，就越会倾向于前一种选择。现代司法理念强调法制，因为法律是一个形式化的公共理性，高度抽象化的公共理性，法律依其形式合理性运作。如果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发生冲突二者必取其一时，我们法官只能牺牲实质合理性而取形式合理性。如法律规定的责任年龄，并不能代表他们的身体状况，智力状况与其年龄成正比，不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不满18周岁的人不得判处死刑;父母对已满18周岁的子女无抚养义务;未领取结婚证的婚姻不受法律保护;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举证时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优势证明标准等;刑事诉讼疑罪从无、无罪推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等;行政诉讼被告负举证责任以及有关时效规定、法律推定、法律虚拟规定等以法律形式作出明确的硬性规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等的规定，更说明了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此，我们法官判案要合法理。
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法律强调用同样的标准约束每一个人，法律规则本身具有普遍性，但任何一个案件都有其特殊的一面。法律思维应强调普遍性优于特殊性，案件情形在立法上被考虑到了，就上升为普遍性，如果立法上未考虑到，就是特殊性。现在法院工作中，困扰法官的就是立法上未考虑到的情形往往会为社会公众左右。法院因强调某种利益从而达到排斥普遍的结果，法官为公众服务的方式与行政官员不一样，行政官员常主动为公众服务，而且这种主动服务对社会任何一方不构成危害。法院为公众服务的方式，是通过减损一方利益来增进另一方利益，即把钱从甲的口袋里放入乙的口袋里。法官服务方式的特殊性，要求必须严格按照公布的规则办案 ，不能改变判案标准，要求同一类型情节的案件同一定罪量刑尺度，不能一个“师傅一把尺”，搞下不为例。因此，在法律思维的作业过程中，必须坚持普遍性规则的优先地位，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要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疑罪从无原则;在民事诉讼中，要坚持举证、质证、认证规则，坚持按优势证明标准判案;在行政诉讼中要坚持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而不是审查原告有无违法行为。因而不能
以本案的特殊性来排斥普遍性规则的适用，除非这种处理方法成为一种先例――特殊性被提升为普遍性。
理由优于结论
在民商事案件中，诉辩双方一般都有部分理由，如原告诉称，被告辩称或反诉称等，这要看谁的理由大，一般很少有案件一方百分之百有理，另一方百分之百无理，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在民事案件中很少 ，法官判案有一个自由心证问题，因此，所有判决结果都不是唯一的，在刑事案件中，还存在有罪与无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如果有罪无罪、此罪与彼罪证据充分，无争议，则还存在量刑的问题。刑种的选择，刑期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这就要求我们法官，在法律思维中，要找到充分的理由，因为判决结果并不能信服社会，而是让理由信服社会。法官切记不能信服结论，而是信服理由，法官事先不能作结论，而是选择哪个理由最充分，再选择最靠近的结论。否则要犯逻辑理由偏格错误。因此，我们法官审理案件、合议、写判决书时，一定要注重理由，使人们看了判决理由，就会必然联想到结论，认为作出这样的结论是顺理成章的事。
中立、平等裁判案件
法官裁判案件的思维特点是要保持中立性。司法中立是司法权威的一个重要保障，是司法获得公众信任的源泉。司法中立包括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中立;司法权在政府与民众、公与私之间的中立;司法权在诉讼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具体内容包括：法官与案件和案件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即主体中立;诉讼制度的设计使法官处于当事人“等距离”的不偏不倚的中立地位，即制度中立;审判案件的法官有良好的品行和能力，用中立的立场、语言和方式驾驭庭审，即庭审中立;法官始终以一个“正义的守护者”的身份来实现司法公正。中立性思考中最重要的是法官相对于当事人和案件的中立。它要求法官在司法活动中相对于控诉一方或者辩护一方的活动没有明显的倾向性，始终处于中立的裁判者地位的属性 ，要求法官如排球裁判一样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地对待原被告和控辩双方，而不能像足球裁判那样满场奔跑。法官严守中立是由司法权的特殊性所决定，也是法官独立性所要求的法官角色定位。法官休厄特有句名言：“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 事实上，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表现出超然、中立、刚毅的品格，保证不偏不袒地审理案件，使当事人看到的是文明、威严、博学、亲和的法官，当事人及公众在心理上就会产生公正感和信任感。由此作出裁判，当事人的服判息诉率必然上升。如果法官不能保持中立，其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怀疑。
在司法活动中，法官应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如何，都不能给予特殊的优待，也不能予以任何歧视。我国法律确认和保护公民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法官对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要平等的予以保护，对任何公民的违法行为都要平等地追究。在诉讼中，不管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还是普通个人，不管是国有企业法人还是私营企业法人，也不管是本地企业法人还是外地企业法人，或者是内资企业法人和外资企业法人，都是平等主体，都享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平等地依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平等地承担义务。平等、对等原则不仅是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受到法律保护，而且一律受到平等制裁，对于自恃地位高、权势大而企图逃避法律制裁者，坚决刹住其嚣张气焰，依法平等制裁，做到“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 。平等对等各方当事人，不搞地方保护主义，不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这也是现代司法对法官的基本要求。
论法官的法律思维 篇3
关键词：法官,法律思维,完善路径
我国是法治国家, 作为法治必要条件的法律思维的价值意义愈显突出, 近年来对法官思维研究越来越突出, 司法实务中我们通常会看到同样的事实和证据, 不同的法院和审判人员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判决是什么影响法官的决定呢?法官到底该如何思考呢?
一、法官思维概述
(一) 法官思维界定
法律思维是指职业法律群体依据法律的品格对人的思想走向进行概括归纳所构成的一种思维定势, 是受法律意识和操作方法影响的一种了解社会现象的方式。法官思维不等于法律思维, 它只是法律思维的一种, 指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 以中立的思维和公平的法律寻觅, 对具体的法律争议, 依认知规律与案件事实, 以法律文本为准则, 采用多种法律方法、技术, 通过正当程序, 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思维。
(二) 法官思维的特征
独立性。这首先意味着法官可以完全自主地对法律问题做出判断。独立是指法官地位意义上的独立。审判思维必须在独立的环境中展开, 即“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 应该以法律规范为前提, 在法定范围内进行裁判。其次指法官因发表言论而免于追溯。
中立性。这是针对法官的地位而言的, 法官始终处于中立裁判者地位, 法官处于诉讼过程这一等腰三角形的顶点, 仅负责主持整个诉讼活动。法官中立性的角色定位, 决定着法官在思维时也应恪守中立, 不受非正当的影响。
被动性。即程序的启动须有人来打开, 分权制衡及司法分立的理念也要求法官行使审判权以不告不理为原则。
二、法官思维现状分析
(一) 自身素质偏低, 难以形成职业化共同思维
法律的专业性要求法律人用专业知识进行独立思维。目前我国法官队伍良莠不齐。据统计:1979年到1998年法官文化水平大大“提高”, 所谓的“高学历”者部分是通过非正式途径速成的, 如此自然难以形成统一的法律思维。
(二) 重实体轻程序
司法体制官僚化决定了法官审理更关注实体而非程序。查清事实几乎成了法官的全部工作, 在他们看来审判结果比过程更重要, 程序只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工具, 为了得到真相, 可以适当牺牲程序。这样的背景下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现象, 这种错误观念导致现实社会中的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三) 法官思维行政化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社会矛盾凸显, 司法环境复杂。行政化司法管理体系导致法官思维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 因此当务之急是去除行政化, 树立法官中立、独立的司法理念。其次, 繁重的审判工作使法官没有时间钻研新理论, 裁决时只简单地按法律条款字面意思, 缺乏系统化全局化考虑。
三、完善措施
(一) 客观方面
1. 改革现行法院管理制度
司法体制上的管理要体现本部门的直接领导, 法院必须拥有独立人事权, 不能将人事权交给其他机关, 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长期混为一谈, 这种错误倾向导致法官的独立性思维严重丧失, 易形成对领导的依附性思维。故需保证法院内部独立, 将行政和审判工作完全分开, 保证法官与领导在审判上的平等地位。
财政上可配备独立财产管理体制, 实行中央垂直管理, 借鉴类税务、工商等单位的模式, 由国家财政部统一拨款, 保证各级法院经费, 使其在经济上摆脱地方政府的控制, 为法官思维的培养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2. 健全法官职业保障
职业地位上, 法官一经依法选举或任命后, 不得随意被免职, 工作方面的变动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职业收入上, 充实法官生活保障, 安定人心, 避免人才流失;职业安全上, 保障法官不受报复地行使审判权, 避免其中惧怕成分的产生。
3. 改革教育体制, 形成职业化思维
一要加强法官岗前培训。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存在较多弊端, 多而不精, 满足不了社会需求, 所以我们须从源头出发, 在法学院内开展法官思维任前培训;另外, 调整现有的法学课程, 增加法律思维、职业技能等课程;同时结合法院职业培训, 保证法官思维判断的形成。二要注重日常培训和继续教育。加强理论与实践训练, 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 培养理性思维。
(二) 主观方面
树立法律信仰。法官要系统全面地理解司法理念的内涵, 自觉遵守司法客观规律, 依法裁判;不断反思违法的思想、行为, 深化对司法理念的理解, 严格坚守法律至上的理念;坚持以司法理念思维方式开展审判活动, 以影响公众思维, 传播司法理念, 树立法律权威。
主动学习, 提高技能。法律的专业性要求法官加强自身学习, 熟练掌握专业理论, 站在条文背后揣摩立法目的, 找到法律理论的支撑点, 形成稳定的法律知识为背景的先见。在实践中更新、补充、升华法律知识, 并从中反思和重新认识法律预设以此促进法律思维的更好形成。司法实践可以帮助法官有意识地强化法律方法, 增进思想深度, 培养法外看法的习惯, 法官还可以通过研习法律领域之外的其他方法与技巧, 提高自己的全面性思维。
参考文献
[1]孙笑侠.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J].法学研究, 2001 (6)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1:76.
法官的思维方式 篇4
Freudenberger 于1974 年首次提出职业倦怠(job burnout)的概念，用来专指服务行业中的个体在面对工作对个体的能力、精力和资源等的过度要求时而产生的身体和情绪上的极度损耗状态。因其对个体工作效率、生活质量等方面的较大危害性，在过去的40年中，职业倦怠的研究已经延伸到多种行业之中。在对职业倦怠的测量中，当今应用最为广泛的工具是Maslach的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Inventory，MBI)，该量表共有三个版本：通用版，教师版和服务行业版，在我国均已得到修订。
Demerouti 提出职业倦怠的要求-资源模型。他认为，不同行业人员工作倦怠的原因大致都可以分为两类：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其中工作要求主要与工作倦怠的耗竭成分(exhaustion component)有关，而工作资源主要与解离(disengagement)有关。法官这一职业群体在我国的工作要求高，工作对象复杂，工作资源有限，长期处于高工作压力状态之下，按照Demerouti 的理论，他们比较容易产生职业倦怠。然而一直以来，我国职业倦怠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不同教育阶段的教师、不同警种的警察和医护人员群体，对法官群体的研究较少。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是影响职业倦怠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对职业倦怠的影响机制问题，学术界尚存在争议。目前关于社会支持作用机制的假设主要包括主效应模型、缓冲作用模型和动态模型三种。支持缓冲作用模型的研究证据表明，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对人格、认知和应对方式等心理因素的影响，而对个体心理健康起到间接的缓冲作用。因此，应对方式很可能在法官的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间作为中介变量或(和)调节变量而存在。为验证此假设，本研究拟以我国法官为研究对象，调查法官职业倦怠现状，研究其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并寻找应对方式在其中作为中介变量和(或)调节变量的实证依据，以期深入了解我国法官职业倦怠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工具
1.1.1 工作倦怠量表-服务行业版(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Human Services Survey，MBI- HSS)
本研究采用的MBI-HSS适用于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包括警察、医护人员、心理健康工作者等，共22个项目，0-6七级评分制，包括3个维度，即情绪衰竭(9个项目)、去人性化(5个项目)和个人成就感(8个项目)，结果中前两个维度得分越高、最后一个维度得分越低，表示被试体验到的倦怠程度越高。
1.1.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Quesionaire，SCSQ) 包括20 个条目，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构成，采用0-3四级评分。1.1.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evaluedScale，SSRS) 包括10个题目，分为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分、对支持的利用程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四个方面。
1.2 研究对象与问卷调查过程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河北省部分中、基层法院从事一线审判工作的法官226人;对照组1(律师组)抽取河北省部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149人;对照组2(公务员组)抽取河北省部分市/区级机关的公务员148人。以对象所在工作单位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发放问卷，经培训的施测人员给予统一指导语，无记名答题，回收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法官、律师和公务员组回收有效问卷份数分别为196(问卷回收有效率86.7%)、142(95.3%)和141(95.3%)。三组对象的人口统计学信息见表1，其中法官工作年限为0～4 年者35 人(17.9%)，5～9 年者33 人(16.8%)，10-19 年者66 人(33.7%)，20-29 年者56人(28.6%)，30年及以上者6人(3.1%)。统计分析显示，三组研究对象之间，性别构成无统计学差异(χ2=4.015，P =0.134)，年龄无统计学差异(F =2.813，P =0.061)。
2 结果
2.1 法官的职业倦怠与律师、公务员的比较
法官与律师和公务员样本在职业倦怠量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情绪衰竭维度上，三组被试的得分差异显著(P =0.001)，多重比较发现，法官与律师(P =0.003)、公务员(P =0.001)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另外两个维度上，三组被试的得分无显著差异(P >0.05)。
2.2 法官职业倦怠与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相关
结果显示：①法官职业倦怠的情绪衰竭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呈现显著负相关;②去人性化维度与消极应对方式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呈现显著负相关;③个人成就感维度与积极应对方式、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与消极应对方式和主观支持呈现边缘显著性正相关。
2.3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分析
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仅积极应对与社会支持总分显著相关(r =0.228，P<0.01)，因此，后续分析中仅分析积极应对的中介作用。积极应对方式与职业倦怠的情绪衰竭和个人成就感也显著相关，因此，积极应对方式可能是社会支持与情绪衰竭和个人成就感之间的中介变量。
中介效应检验过程如下：第一步，以社会支持总分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某一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二步，以社会支持总分为自变量，以积极应对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以积极应对和社会支持总分为自变量，以职业倦怠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积极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情绪衰竭和个人成就感2个维度间的中介效应Z 值分别为2.509和3.090，对应的P 值分别为0.012和0.002，显示积极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与情绪衰竭和个人成就感间的中介效应显著。
2.4 应对方式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检验应对方式的调节效应，将自变量(社会支持总分)与调节变量(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去中心化后，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第一步考察应对方式(某一维度)和社会支持对法官职业倦怠(某一维度)的影响;第二步在控制上述两个自变量的作用后，考察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的乘积项对职业倦怠的影响。结果显示，不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三个维度间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3 讨论
本研究利用Maslach 倦怠量表-服务行业版对我国法官样本196人进行调查研究，并收集了同地区与法官对比性较强的律师和公务员样本作为对照组，通过比较发现，我国法官在职业倦怠的情绪衰竭方面明显比律师和公务员群体严重。侯祎和李永鑫的研究发现，法官情绪衰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的检出率分别为21.9%、50.2%和40.1%，轻、中、高度工作倦怠的`检出率分别为34.4%、29.1%和6.4%。由于应用量表的项目数和计分方法的差异，本研究结果很难与上述研究结果直接比较，但是，两研究结果均表明，我国法官群体的职业倦怠程度较高，职业倦怠情况较严重。
本研究中，对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发现，在社会支持与法官职业倦怠的情绪衰竭和个人成就感之间，积极应对方式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另一方面，不论是积极、还是消极应对方式，其调节作用均不显著。本研究发现，法官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能用以降低自身情绪的疲劳感，提升自身的成就感。由此可知，法官在面对压力时，其社会支持水平的高低往往影响应对方式的选择，从而影响其职业倦怠状况。分析现实中法官的工作性质不难发现，人民法院系统属于国家司法机构，法官在司法机构内部有稳定的同行，容易产生归属感与安全感，而且一些工作规范(如合议庭)客观上也需要法官之间、法官与人民陪审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协同工作，因此法官可以获得一定的主客观支持;此外，因工作性质需要，法官也会接触到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多种行业的人群，有更多的机会结识到朋友，这些都可以成为法官社会支持体系中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