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个人工作总结

2024-10-12

法官的个人工作总结(共9篇)

法官的个人工作总结 篇1

当前,“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正在深切展开,各地法院将法律为民的各项办法订定得更加切近实际,富裕表现了便民利民亲民的大旨,弥漫着人民法院法律为民的诚挚感情。寓真情于审讯工作的详细实践中,扩大办案的法律结果和社会结果,进一步密切与人民大众的血肉关联,成为广大法官的一种共识。

我们法官要始终坚定党的奇迹至上、人民长处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工作原则,走出法庭,深切到企业、社区和农户家里,明白社情民意,救助基层构造和大众当场办理题目,当场化解胶葛,让法官从法律、社会层面探讨新环境、新题目,做到问计于民、问计于基层,连续加强办事大局的意识,进步为民法律、刚处死律、文明法律、典范法律、优良法律和耿介法律的本领和程度。

刚恰是审讯工作的生命线,是法律的最终代价追求,是法律赖以存在的根本,是查验法律工作质量的独一标准,也是法律守信于民具有公信力的源泉。我们要真正把心思用在做奇迹上,把精神放到抓落实上,在实干中提拔本质,在实干中成绩奇迹,在实干中表现人生代价,要把每项审讯任务、每个工作关键都做深做细,精益求精,力求把案件办得更加刚正,把人民大众的期盼当作我们工作的动力,把人民大众的表扬当作我们的工作的鞭策,提醒我们工作要做得再结壮些、再细致些,让各项工作都经得起实践、大众和历史的查验。

在立、审、执的各个关键,都融入调整与和谐的身分,把“调整”作为一种更高质量的审讯和首选方法,把当事人的作对感情化解在案件的审理进程中,把当事人的干系裂缝修复在案件的审理进程中,把当事人的长处均衡在案件的审理进程中,使当事人在法官的调整中重建旧好、握手言和,兑现“官了民了、案了事了”的目标,增进社会的和谐巩固。

我们要连续强化办事意识,切当办理大众告状难、履行难、申诉难题目,保险人民大众的合法权柄,将法律为民的工作主旨落到实处。坚定履行巡回审讯轨制,巡回开庭、巡回办案,珍视现场调整。配置设备摆设巡回审讯专用车,建立人民法庭关联点,对供养、扶养、扶养、群体性农民工案件坚定到案发地开庭,让大众在第临时候看到庭审现场,兑现审讯与大众的互动,让人民大众时候感觉到人民法庭就在本身身边。

对确有坚苦的当事人,要根据法律救济的前提、标准,及时为他们办理诉讼费用的减、缓、免手续,确保有诉讼哀告经济确有坚苦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确保有理异国干系的当事人打得赢官司,确保被履行人有履行本领不因法院履行不力而使申请人的债权得不到兑现。同时,对个别特困当事人履行定向帮扶、长期帮扶,救助他们办理在出产、糊口生涯中碰到的实际坚苦。

我们要坚定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始终使本身保存复苏的政治脑筋,保存权力在手、重担在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立场,从思维上筑牢防备权力滥用的金城汤池。杜渐防萌,慎之在始。自发做到慎初、慎微、慎独,谨防自我纵容;坚定自重、自省、自励、自律,应当凡是审阅本身、提醒本身、警戒本身,始终保存人民法官的政治本色。

法官的个人工作总结 篇2

关键词:法治,法官,法官中立

法治的推进使得法官越来越受世人瞩目和尊敬, 法官的中立问题也就日益受人关注。然而实践中, 大家对中立理念的认识还不到位, 有违中立原则的做法也比比皆是。拟对此作一探讨。

1 法官中立的内涵与价值

所谓法官中立, 是指法官在审判活动中, 不得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存有偏见和歧视, 与争议各方保持一种超然和无偏袒的态度和地位, 既不受诉讼当事人任何一方的支配, 也不受公共舆论的控制, 更不受政府权力的干涉。关于法官中立的基本内涵, 应包括三项基本要求: (1) 法官同争议事实无利害关系; (2) 法官不得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存有歧视或偏爱; (3) 坚持“不告不理”原则, 审理范围应局限于起诉范围。

法官中立原则由来已久, 且为各国通用。在不同的诉讼模式下, 法官的地位虽不尽相同, 但法官居于中立地位却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佳选择。在古代司法中, 就有“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的要求。在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 诉讼倡导“自然正义”的精神, 对审判程序有两项基本要求:一是法官不能做自己的法官;二是必须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这点体现的正是中立的理念。近现代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 继承了“自然正义”的精神, 十分重视诉讼中的法官中立地位。正如英国著名法官丹宁说:“一名法官要想得到公正, 他最好让争诉双方保持平衡而不要介入争论。假如他超越此限, 就等于是自卸法官责任, 改演律师角色。”

实践证明, 法官中立已成为现代诉讼程序的基本原则, 它既是实现案件实体公正的基础, 也是程序公正的内在要求。法官居中而断, 在双方当事人与裁判者三方中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结构, 当事人地位平等, 这既是诉讼规律的客观反映, 也是当事人的自然要求, 不但有利于体现程序公正, 也有助于达到实体公正的目的, 从而树立起审判权威, 增强司法公信力。

2 法官中立原则在审判实践中的检讨

由于我国审判模式受职权主义影响很深, 导致审判实践中对法官的中立地位认识不足, 制度保障也不够健全, 有些做法更是与中立原则背道而驰, 有必要进行检讨与重新设计。

2.1 法院追加当事人

按照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 必要的共同原告、被告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可以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这种做法实际上反映了诉讼的职权主义, 不符合民事诉讼当事人权利处分原则, 也不符合法官中立原则。因为在法院主动追加当事人时, 法官的意识中往往已经形成了对案件事实的预断, 先入为主, 使案件的审理与中立原则相违背。因此, 非经当事人申请, 法院不得直接追加当事人。

2.2 法院调查取证

关于法院应否调查取证的问题, 历来是审判方式改革中的一个热点, 现行民事诉讼法仍保留有法院的调查取证权。这点有违法官中立原则, 因为法官的职权介入在客观上总是对一方当事人有利, 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法院对收集证据具有自由裁量权, 很有可能造成不同的法官对同样的情况, 采取不同的态度, 也有可能造成同一法官对待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当事人采取不同态度, 直接侵害司法的公信力。虽然最高法院制定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法院查证的范围作了限定, 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但在民事诉讼法未作修改的前提下, 举证时限制度与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矛盾其实依然存在, 而且积极追求案件事实真相的传统司法观念仍在众多法官头脑中根深蒂固, 法官仍无法保持中立、超然的裁判者形象。必须从修改民事诉讼法入手, 弱化法官职权, 并更新法官的诉讼理念和审判意识, 将中立原则贯穿诉讼的全过程。

2.3 主动服务、上门揽案的惯例

在中国, 法院主动服务、上门揽案已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做法, 而且往往受到媒体大力表扬与倡导, 其中最典型的是法院为经济建设服务而具体化到为企业服务, 如走访企业了解债权债务、派人为企业清收债权、帮助企业培训经营人员以及上门揽案等等。在以服务的名义下, 司法甚至被地方政府以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为借口, 成为“地方的法院”, 沦为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保护工具, 凡此种种做法都与司法的中立理念格格不入。人民大学曾宪义教授曾将之尖锐地批判为“司法经济工具论”, 贻害甚重。司法从本质上说具有被动性, 为企业主动服务、清收债权、上门揽案, 违背了司法的中立性与被动性原则。法院从诉讼的启动阶段就失去中立地位, 何谈司法公正?

2.4 媒体引导诉讼的威胁

媒体有权监督司法, 这是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 但媒体监督与法官中立又是一对天然的矛盾, 司法的中立性原则对媒体监督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而媒体监督对中立性原则也具有一定的侵犯性。可以想象, 当法官要在庭审直播的过程中审案时, 难免会受到拘束, 甚至事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犯“先定后审”的程序错误, 使庭审过程成为一次“作秀”;当法官在受案之初, 媒体就长篇累赎地作出倾向性报道时, 又有多少法官能够保持中立、清醒、客观、超然的态度?要避免媒体引导诉讼的威胁, 媒体必须坚持尊重司法特性原则, 尊重司法的中立性、权威性, 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 不能带有片面性和倾向性, 在案件未审结前, 不能凭感情、凭猜测妄下结论, 以免监督越位;作为法院来说, 在主动接受监督的同时, 也要避免为扩大自身影响而让审判活动过度地在媒体曝光, 使司法失去其应有权威性与中立性。

3 法官中立原则对法官的内在要求

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美国学者德沃金称“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 法官是帝国的王公大臣”, 从中, 我们不难体会出, 要贯彻中立原则, 不仅要有合理的司法体制, 完善的司法制度, 更重要的是要有公正的法官。诉讼过程的特征决定了审判是一种个性化的活动, 只能依赖法官摒弃偏见和偏私, 作出客观、理性的判断, 公正才可能实现。由此可见, 法官是司法公正的人格载体, 只有法官严格恪守中立原则, 司法公正才有可能实现。中立原则要求法官具备很高的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外, 还必须具备以下特殊要求:

3.1 法律至上的信念

作为法官, 首先要从内心去崇尚法律, 尊重法律, 才能成为法律的守护神, 公平正义的使者。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之外没有别的上司”。一名真正尊重法律的法官, 在遇到干扰时, 会不畏强权;在遇到说情时, 会不为所动;在遇到威胁时, 会坚持忠于职守;在遇到诱惑时, 会弃之如敝履。在他们心中, 只有法律才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 是他们孜孜以求并坚持与捍卫的, 一切拿法律做交易的行为都是对法律的亵渎。

3.2 公正的道德品格

对于法官来说, 公正的道德品格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正的意识。法官对自己的角色要有清醒的认识, 始终让自己处于中立者的地位, 公平地给双方当事人提供均等的辩论机会, 公正地调查, 公正地判断。二是公正的品行。法官应当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廉洁自律的思想境界与道德品质。三是公正的行为。法官应严格遵循法律, 正当地行使审判权, 树立法官依法审判的公正形象。

3.3 独立超脱的姿态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会遇到来自于当事人、领导、朋友、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压力。面对社会压力, 作为法官自身来说, 一是要努力与世俗、与社区保持适当距离, 避免受到不必要地干扰;二是要淡泊名利, 无私无畏。但是, 这种社会压力往往不是法官自身可以避免或抵抗得了的, 这就需要通过改革司法体制、确立法官的崇高地位, 为法官提供制度保障来解决。

参考文献

[1]毕玉谦.中国司法审判论坛[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论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探索与完善 篇3

关键词:社区法官;工作机制;诉调对接;能动司法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072-03

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是法院主动将司法资源下沉至基层,在辖区内的社区建立社区法官工作室,指定法官进驻社区,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制度。法院派驻社区的在职法官称为“社区法官”,“社区法官”与“退休法官”、“社区法官助理”共同负责社区法官工作室的运行。自2002年青岛市北法院首创“社区巡回法官”工作制度以来,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探索已经过了十个年头。该制度使得法院与相关职能部门在职能上深度融合,形成工作合力,在社区搭建起矛盾纠纷化解的工作平台,把司法服务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和基层社区,探索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一、构建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理论基础

(一)契合能动司法的工作理念

美国法学家诺内特将法律分为回应型法、自治型法、压制型法3类。回应型法注重于法律、政策以及社会公认的准则引导,其功能是调整而非裁判,强调司法应在实质意义上回应社会需求,摆脱形式主义的束缚[1]。当前我国能动司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将社会目标的实现作为司法的基本方向;二是把多重社会价值以及多元社会规则作为司法考量的重要依据;三是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四是司法工作更加突出便民、利民[2]。社区法官工作机制就是要法官改变以往的办案方式,变“坐堂问案”为“主动服务”,要求法官走出法庭,走进社区,拉近法官与群众的距离,改变传统的当事人到法院打官司的单一矛盾化解方式,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使得法院与社区(村)的基层组织共建法律服务网络,促使矛盾化解在基层萌芽状态。社区法官制度契合了当下能动司法的工作理念,生动诠释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宗旨,是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打造“无讼社区”的必然要求。

(二)适应社区协同主义的要求

德国学者贝特曼(Bettermann)于1972年首先在民事诉讼理论中使用协同主义的概念。随后德国学者瓦塞曼(Rudolf Wassermann)系统诠释了协同主义的概念,他强调民事诉讼应当由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强调当事人与司法机关的协同关系,要求所有诉讼参与者协同诉讼,共同化解矛盾纠纷[3]。在基层社区矛盾日益多发的背景下,吸收和借鉴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理论,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纠纷。社区协同主义是强调法官、基层自治组织与当事人间的协同关系,要求各纠纷相关方相互配合,尽早化解纠纷。社区协同主义的纠纷化解理念是创建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理论基础,充分体现了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功能性质,是对社区法官制度的应然模式的理想思考。

(三)有利于实现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中的“诉”代表法院的司法程序,“调”代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调解程序。诉调对接的本质是实现矛盾的司法化解与司法外化解的有效衔接,实现法院与社会调解组织职能上的良性互动、作用上的优势互补[4]。当前,司法机关应当加大对民间调解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力度,促使民间调解走上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内容专业化的良性轨道。经过实践的探索,我们发现社区法官工作机制创造性地发展了诉调对接机制,将司法资源下移,使法官深入社区、贴近群众从而实现了从技术性法官到社会性法官的转变;社区法官工作机制注重培育社区矛盾自我消解的能力,实现了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到依靠民间力量转变;通过派驻社区法官工作室,加大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力度,丰富了调解主体、规范了调解程序、提升了调解能力,提供了带有准司法性质的法律服务,实现了由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到具有普适性法律效力的正规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变。

二、和谐社会语境下该制度的价值分析

(一)有利于和谐社区的构建

社区法官参与和指导社会矛盾的化解是现代管理理念和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满足了传统治理和乡土社会的需求,交替体现基层社区的特殊需要。社区法官工作制度具有两个突出优点:其一能够充分依托乡土优势为社区服务。社区法官助理全部来自基层社区,他们或是社区干部或是有威信的长者,熟悉乡村的风土人情,便于开展工作;二是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官的专业优势,助推矛盾化解。社区法官依靠自身扎实的法律知识,搭建起法院与基层群众交流互动的平台,延伸了司法的触角,提升了影响力,有效降低了纠纷成诉率,使得纠纷化解更具权威性,有利于和谐社区的构建。

(二)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当代中国法律人普遍认同的法律文化大体上是舶来品,而广大民众尤其是基层群众认可的法律文化则是传统的,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张力导致当前我国司法改革举步维艰。”[5]在现代法治理念下,司法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一定的法律规则和程序,公正、权威、高效、终局地化解纠纷。然而社会公众在思想上尚不能完全接受法治意义上的程序公正理念,法律与习惯与情理时常发生冲突,加之司法部门权威不足,司法工作人员威信不高,“案结事不了”的现象经常发生。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推行亲民路线,社区法官经常深入基层社区与一线干部群众沟通交流,有利于了解社情民意,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增强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认同,法官在社区深入人心,司法公信力也在无形中得到有效提升[6]。endprint

三、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具体设计

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出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公正、高效地化解矛盾纠纷,降低司法成本,方便群众诉讼,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宗旨理念。当前,构建社区法官工作机制需要明确社区法官的工作模式、社区法官的选任、社区法官的工作职责等。

(一)工作模式

当前我国社区法官工作模式主要有3类:一是以山东青岛市北区法院为代表的法官巡回开庭进社区,便利群众诉讼,这种方式在全国比较多见;二是以江西上饶两级法院和河南省法院做法为代表的聘请社会热心公益、熟悉法律且具有较高威信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作为法院司法协助员或社会法官,配合法院开展司法辅助工作或者作为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诉讼;三是以上海杨浦法院为代表的“青年法官巡回审判+退休法官进驻社区”模式[7]。

借鉴以上社区法官工作模式,笔者认为应当建立“法官驻点巡回审判+退休法官进社区+社区法官助理协理”的工作模式。“法官驻点巡回审判”是指法院派驻在职法官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区法官工作室开展上门立案、巡回审判、指导人民调解、接受法律咨询等工作,为群众提供司法服务;“退休法官进社区”是指人民法院聘任的退休法官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进驻社区与社区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参与纠纷的排查和矛盾化解工作;“社区法官助理”是指法院聘任的热心公益、熟知法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威信较高的社区干部以及社会贤达人士作为法院的“社区法官助理”,积极配合社区法官开展司法辅助工作或者作为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诉讼,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3类主体中,退休法官与社区法官助理驻在“社区法官工作室”工作,法院在编法官定期或不定期到工作室开展巡回审判、指导人民调解、接受法律咨询等工作。

(二)人员配备

社区法官的选任是指对派驻社区的在职法官的选任。法官个人权威是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正常运行的保障,社区法官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中人格化法官为核心类型,其表现关乎人民群众对法院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因此必须科学选配社区法官。社区法官应当具有以下条件:一是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熟练的调解技能;二是熟知民事法律规定,能够满足群众的法律需求;三是要有群众观念,乐于群众工作;四是善于沟通,能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信服的态度、认可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五是要有大局意识,司法工作中能主动服务于工作大局[8]。通过与各乡镇、街道签署《共建和谐社区协议书》,每个社区法官分包几个社区,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到“社区法官工作室”开展工作。退休法官及其他退休司法干部选任主要是聘请优秀的法院退休工作人员及其他司法干部,他们进驻社区,长期在社区工作。

社区法官助理是在社区法官及退休法官和司法干部的指导下负责民间纠纷调处并协助法官完成各项司法辅助工作的人员。社区法官助理是社区法官工作制度中三类主体之一,社区法官助理的选任事关社区法官工作模式的运行,因此科学选配社区法官助理至关重要。社区法官助理主要是选择那些热心公益、熟知法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干部、基层调解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威信的社会贤达人士。为了丰富社区法官助理法律知识,提升工作能力,应当对社区法官助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由社区法官亲自指导,社区法官助理直接协助法官调处案件,培育法律素养与锻炼调解技能,提高纠纷化解能力,经培训考核合格之后颁发“社区法官助理”聘书,正式上岗,协助社区法官开展纠纷调处工作。社区法官助理制度使得诉讼与调解相互衔接,通过助理调解,法官指导,调判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有效调处纠纷,化解社区矛盾。

(三)职权划分

社区法官主要承担以下工作职责:(1)定期到社区法官工作室开展巡回审判、指导人民调解、接受法律咨询等工作,积极调处社区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2)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深入社区群众中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积极配合当地政府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事件,为事件的处理提供法律意见;(3)积极指导社区法官助理开展工作,通过跟班学习、联合调解、审查确认调解协议等方式提高社区法官助理调解水平和业务技能,灌输自愿、公正、合法调解的理念;(4)积极到社区开办法制讲座,开展送法下基层、进企业等活动,为群众提供细致周到的法律服务;(5)指导社区的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工作,提升社区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促进社区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9]。

社区法官助理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1)处理社区法官工作室的日常事物,对要求解决矛盾纠纷的当事人进行登记、预处理以及预约社区法官;(2)接受社区法官委托,协同调解成诉的民事纠纷;(3)负责处理简单民间纠纷,在社区法官指导下,积极运用各种社区资源化解矛盾;(4)提请社区法官及时对纠纷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5)协助社区法官开展文书送达、案件调查、传唤当事人等司法辅助工作;(6)指导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工作。

四、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

一是确立相关配套制度措施。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实施需要与之配套的制度、程序或措施,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两便原则以及新设置的小额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口头起诉,法官可以利用节假日或者午间、夜间时间进行审判,判决书可以口头宣布,由书记员记载入卷,经当事人同意可以不受举证时限、审判程序的限制等等,从而赋予社区法官运用更加灵活、简便的司法程序的权利,降低诉讼成本。同时,要注意诉讼和调解的对接,避免调解阶段投入司法成本的浪费[10]。

二是明确社区法官的受案范围。国外治安法官一般受理小额民事案件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我国虽然也明确规定了人民法庭可以审理刑事自诉案件与民事案件,但在标的额和案件类型上没有特别区分。在社区法官的探索实践中,有必要明确社区中最常见的与群众联系密切的婚姻家庭案件、抚养、赡养、抚育、收养、继承、相邻关系、小额民间借贷、争议不大的人身以及财产损害赔偿等纠纷适用调解前置的程序,由社区法官室工作人员进行前置调解;同时还应赋予社区法官助理协助法院查询当事人、送达文书、协助执行等工作职权。

三是建立符合司法规律与国情的管理模式。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是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的延伸,对于社区法官应当实行双重管理,一方面接受法院的业务指导与工作考核,另一方面深入基层社区与社区干部一道参与综合治理。为规范管理,结合社区法官工作的开展情况,应及时制定《社区法官工作规则》《社区法官矛盾调处制度》等具体工作制度,建议将社区法官工作制度运行所需的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给予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81.

〔2〕顾培东.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0,(4):22-24.

〔3〕瓦塞曼.社会的民事诉讼:在社会法治国家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务[M].东京成文堂,1990.118.

〔4〕胡博文.诉调对接展望[N].人民法院报,2012-5-18(8).

〔5〕刘思达.当代中国日常法律工作的意涵变迁(1979 -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7,(2):90-105.

〔6〕林晔晗,邓爱君.社区法官叫“阿彪”[N].人民法院报,2010-3-3.

〔7〕〔10〕高越强,曹书瑜.社区法官工作模式的探索与完善[N].人民法院报,2012-4-25(8).

〔8〕〔9〕高一飞,梁振彪.能动与协同:社区法官制度的东莞模式[J].现代法学,2011,(6):180-193.

法官年度个人总结 篇4

一、坚持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政治素养

在政治理论的学习上,我积极参加了“人民法院为人民、公正司法树形象”学习教育活动,通过不断的学习教育,提高了自身的政治素养,使自己进一步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宗旨;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养成了谦虚谨慎、言行一致、健康向上的良好道德品行。

二、严谨细实、勤奋努力、认真履行职责

在工作中,我追求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注重改进工作思路和方法,讲求工作的原则,把“实事求是,务实创新、细实严谨”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结合实际和办公室工作的特点,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做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协调内处关系、综合各方信息,起到了参谋助手作用和桥梁纽带作用。

三、严于律已,不断加强作风建设

一年来我对自身严格要求,始终把耐得平淡、舍得付出、默默无闻作为自己的准则,始终把作风建设的重点放在严谨、细致、扎实、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上。以制度、纪律规范自己的一切言行,严格遵守机关各项规章制度,尊重领导,团结同志,谦虚谨慎,主动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坚持做到不利于法院形象的事不做,不利于法院形象的话不说,积极维护法院的良好形象。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发扬成绩,克服不足,以对工作、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脚踏实地,尽职尽责地做好各项工作,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期望。

当前,“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正在深入开展,各地法院将司法为民的各项措施制定得更加贴近实际,充分体现了便民利民亲民的主旨,洋溢着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真挚情感。寓真情于审判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扩大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成为广大法官的一种共识。

我们法官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工作原则,走出法庭,深入到企业、社区和农户家里,了解社情民意,帮助基层组织和群众就地解决问题,就地化解纠纷,让法官从法律、社会层面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做到问计于民、问计于基层,不断增强服务大局的意识,提高为民司法、公正司法、文明司法、规范司法、优质司法和廉洁司法的能力和水平。

公正是审判工作的生命线,是司法的终极价值追求,是司法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检验司法工作质量的唯一标准,也是司法取信于民具有公信力的源泉。我们要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放到抓落实上,在实干中提升素质,在实干中成就事业,在实干中体现人生价值,要把每项审判任务、每个工作环节都做深做细,精益求精,力求把案件办得更加公正,把人民群众的期盼当做我们工作的动力,把人民群众的赞誉当做我们的工作的鞭策,提醒我们工作要做得再扎实些、再细致些,让各项工作都经得起实践、群众和历史的检验。

在立、审、执的各个环节,都融入调解与协调的成分,把“调解”作为一种更高质量的审判和首选方式,把当事人的对立情绪化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把当事人的关系裂痕修复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把当事人的利益均衡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使当事人在法官的调解中重修旧好、握手言和,实现“官了民了、案了事了”的目的,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们要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切实解决群众告状难、执行难、申诉难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将司法为民的工作宗旨落到实处。坚持实行巡回审判制度,巡回开庭、巡回办案,注重现场调解。配置巡回审判专用车,设立人民法庭联系点,对赡养、抚养、扶养、群体性农民工案件坚持到案发地开庭,让群众在第一时间看到庭审现场,实现审判与群众的互动,让人民群众时刻感受到人民法庭就在自己身边。

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要按照司法救助的条件、标准,及时为他们办理诉讼费用的减、缓、免手续,确保有诉讼请求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确保有理没有关系的当事人打得赢官司,确保被执行人有执行能力不因法院执行不力而使申请人的债权得不到实现,

同时,对个别特困当事人实行定向帮扶、长期帮扶,帮助他们解决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法官个人工作述职报告 篇5

我是**市人民法院一名法官。****年*月,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市人民法院工作,先后在**人民法庭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并担任负责人主持法庭工作。****年**月,被任命为****庭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年**月,我晋职为副*级干部,并被任命为****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工作至今。

本想写一份格式大同小异几乎换换名字就可成文的述职报告,但想了又想,最终没有这样做。开诚布公、肝胆相照一直是组织对干部的态度,自己想什么,为何不能向组织坦诚呢?在述职报告上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不敢说他不是一名合格的干部,至少说他不是一名诚实的干部。去年春节后,我曾因患病住院,出院后豁达开来,古语说知耻而后勇,我觉得舍生方能无惧,人生在世,当说则说,能讲则讲,只要不违背党性原则,有什么不能表白心迹的?倘若有一日,不幸作古和不朽了,那对谁说去?阎王老子可没耐性听你絮叨,况且唯物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

自己晋职成为副*级干部,凝聚着组织多年培养的汗水,饱含着组织多少殷切期望,我深深感受到肩上承载的责任与使命的艰巨,也决心在履职中奉公守法、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做好自己的审判工作,坚持党的利益至上、人民的利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忠实履行法官职责,做一名合格的副*级干部。

晋职成为一名副*级干部,在倍感责任重大和欣慰激动之余,我还另有一番感触和感悟。

若干年前,我承办了一件案件。一位领导向我提及:原告是他亲戚,在与人经济往来时,其中有几笔交易供货后没让对方出具收条,如果对方赖账,可能就麻烦了,让我帮留意一下,务必核实清楚。原告是位老者,由于对这几笔交易缺乏有效的单据,处境确实令人同情。难怪一位合议庭成员不等法庭调查结束,便义愤填膺、急不可待的说道:不用审了,被告已经承认了。我愕然:我明明听到的是被告否认收货的陈述,莫非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再度询问被告后,仍是口口声声的不存在这笔交易、根本没收过货的陈述,丝毫看不出他有曾经承认过收到货的迹象。为了不使老实巴交的老人受坑,加之又是领导过问的案件,我一遍又一遍地向被告询问做思想工作,但最终都是矢口否认。只好向那位领导言明情况,同时又向原告释明,让他提供具体收货的时间、地点、在场人或其他间接证据等线索,以便依线索核实清楚,无奈,由于时日过久,已无任何头绪和线索能够找到突破点,从而最终使事实真相水落石出。在对原告心生怜悯却又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我把所有办理案件情况丁点不漏地向那位领导做了说明,电话中那位领导对我的难处深表理解地说道:没关系,该什么判就怎么判。最后,我抱着对原告无尽的同情和无法追求客观事实真相支持其主张的遗憾,驳回了他在这几笔交易上的诉讼请求。

事隔不久,这位领导工作调动,成了能影响我晋职次序先后和时间早晚的关键性人物.......

事后,我仔细想想,终于明白过来:其实当时我的耳朵并没有听差,而是没有别人的耳朵聪明。我与这位合议庭成员平时也算是私交甚好,但自从这事之后,彼此之间有了无法交流和难以逾越的距离。

可能他的表演和投机,为他撞了个衣钵满怀,却永远不能赢得我对他的尊重。我可以佩服和敬重一个敌人或仇人,但不能容忍一个连最起码的正直都没有的朋友。

法官,应该富有同情心。在同情心的驱使下,我们可以秉陈正义感去追求客观事实真相,但穷尽努力仍无法回放客观事实真相时,我们只能理智地选择崇尚证据和尊重法律真相。毫无疑问,在当时的情形下,硬把被告强压问成承认收货,更是一种泯灭良知。从这个层面讲,现实生活中秦相赵高之流的人物大有人在。

很多时候,我常在“证据决定输赢”这个标语下伫立良久,心绪难宁。标语不是我想出来和写上去的,但在标语面前,我无愧于心。倘若事情临到某个具体的人头上时,真的能有如此的胸襟和度量么?

闲时读史。秦国新法存废之际,太子虔违法将被查究。商鞅知道,太子虔的身份对将来的秦国意味着什么。他选择了折衷、妥协和讨好,变通责罚太子虔的师傅。但是这种折衷、妥协和讨好已经丝毫没有用处,商鞅因为法律而被车裂。

从事审判工作这么多年,我早从一个超然的理想法律主义者转换成一个现实法律主义者。面对一些可能影响到自己利益和前途的棘手事情,我会选择折衷、取悦和讨好,圆滑和世故,甚至是装憨卖傻。我已经逐渐习惯了各种利益关系交错的博弈中去寻求一种平衡式的相对公正。但是,我仍然经常遭逢到一些无所适从的两难选择:选择了迎合,而使自己利益无损,但你将面临受到枉法裁判追究的风险;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无法关照情面的依法裁决,你将与你应有的权益失之交臂和绝缘。

可能影响审判公正的一个较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你可能是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法官,但别人也可能会成为你的法官。你在刑事、民事、行政审判中能决定一起纠纷的一审结果,但别人也能在晋职、升迁、选拔任用等等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决定你数年甚至是一辈子的命运。

我曾经为此事悲愤过、惆怅过、懊悔过、失望过、失落过,无辜和无奈时常充盈在心中。事隔多年之年,我已经能够从容而淡定地付之一笑:谁让我的命运遭遇了暗礁深伏的案件。

有法官曾感言:做一个盲从而听命于领导的法官很容易,你只须做别人指尖下的一个键盘、指令下的一道程序、棋盘上一枚棋子;但做一个内心安详的法官则很难,那则是一种境界,可能你得忍受默默无闻的寥落和冷遇或许还有更多的失去。

我根本无意去追求法官的更高境界。在利益攸关面前,我曾有过以一件案件结欢领导的念头,但在各种利弊得失的权衡中,为避免枉法裁判而被追究,我选择了放弃讨好,只有这样,我当法官的风险才不更大,至于其他东西是否因此而姗姗来迟了,也就顾不得了。因为谁也当不了一辈子的官,但在死的时候,我的心还在着。

感谢组织,同时也感谢领导,给我享受了副*级待遇。这种感谢,并非是个人对个人之间的感恩,而是一种法官对法官的感激。只有真正办过案件的法官,才能体味得到法官在承办案件承受压力的同时,就算是为了追求各种利益博弈后的现实公正,无意中不免会为自己种下祸根埋下暗绊,法官在除了在渴求社会理解的同时,只能靠职业上同病相怜同命相惜的本能来获得相互之间的体贴与理解。

可能,没有法官的禀性,你就没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受。一件案件,便会简单到帮不帮忙、给不给人情面子、不帮不给就是有意同你为难作梗的问题,就会简单到,案件让不通法律的人来办,效果还会更好点。

可能,仍有人不能意识到:今天,你可以没有证据判一个人还你爹的钱,明天就能轮到没有证据判你爹你妈还别人的钱;今天,你可以压别人认帐,或许明天就能轮到别人逼你认帐甚至是认罪;今天,你为官可以为亲属在某个案件搞例外,明天,你失官后就会有人在搞他的例外中让你的亲属成为受害者。

不管你在工作后参加了多高层次和学历的法律培训和深造,如果形成不了证据意识和权利本位观念,那么,就如一条草蛇扎进水中变成乌龟,不过是换换马甲而已。

审判,如果让法律走开,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悲剧和灾难。

如果出卖法律可能获得部门或个人利益上的丰厚回报,但会面临危及身家和名利的风险时,我宁可选择放弃。

如果纯粹基于一种单纯而善良的同情心,而要我置证据于不顾,歪曲法律事实,偏袒一方当事人,那么我宁可终生怀负疚恨,而选择冰冷而理智的裁决。

如果能把述职述廉报告写得天花乱坠,但在遭逢具体的个案审理时可以理直气壮地泯灭良知地践踏当事人诉权硬逼被告认帐的话,我宁可选择不写。

刑事法官个人鉴定 篇6

案情回放:

为“哥们儿义气”打架致人重伤

2005年5月2日15时许,未成年人小潘、小魏为了帮朋友,与他人在门头沟区三家店新河小区附近发生冲突,在争执中,小潘持刀将人扎伤,后经鉴定,伤者腹部损伤致使腹腔积血,系重伤。

庭审现场:

法官劝说俩少年泪洒法庭

在庭审过程中,小潘、小魏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均不持异议,最终法院认为二人系未成年人且认罪态度较好,做出从轻判决。宣判后,检察官、二人父母、社会调查员等都对二人做出中肯的规劝。最后,由法官根据案前、案中对二人的了解,做出了“综合评价”。法官把重点放在了对二人闪光点的发掘:小潘很乐观也很自信,有一定的是非判断能力,只要好好改正,将来一定有出息;小魏自尊心强,善于与他人交往,善加引导自身素质能够大幅提高……听到法官对自己的家庭和性格都“了如指掌”,并且充分肯定了自己的价值,两名少年在法庭上感动地低声哭了起来,不住地向在场每一个人保证:我要变好!

“个人鉴定”:

着重发现孩子好的一面

据了解,法官综合评价制度是门头沟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首次实施的新制度,是法官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过程中审判职能的延伸,个人鉴定《刑事法官个人鉴定》。法官介绍,这一综合鉴定是法官对未成年犯罪个体情况的全面调查,是一对一的调查,因此针对性很强,易于未成年人接受。虽然未成年罪犯存在消极因素,但是法官表示他们更要发现其身上的闪光点。

根据鉴定目的的不同,亲子鉴定可以分为司法鉴定和个人鉴定。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是我国主要的法律鉴定制度。司法鉴定的原则规定:

1、司法鉴定只能适用于诉讼活动,是在特定的诉讼审判程序过程中,由法官启动的一项科学鉴定活动。换言之,不参与诉讼活动的,也就是不在法庭打官司,就不需要做司法亲子鉴定;需要打官司,诉讼到法院后,由法院启动的鉴定,才叫司法鉴定。

2、司法鉴定活动必须遵循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进行,程序违法的鉴定结论不能成为鉴定材料。司 法鉴定要做到:鉴定主体合法,鉴定材料合法,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步骤合法,鉴定方法、标准合法。司法鉴定必须由相关机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 院)出具委托书,经过一系列司法公证程序所完成的鉴定,才叫司法鉴定,并只作为法庭证据使用,鉴定结论必须接受法庭质证方为有效。目前亲子鉴定80%以上 都没有启动司法鉴定,都属于个人鉴定。

法官的个人工作总结 篇7

关键词:法官选任制度,研究

一、我国法官制度概述

所谓法官制度就是一个国家通过建立法官从业人员的进入、退出、培训、考核、任免、奖惩等制度, 通过考试、推荐、选调等多种机制, 为司法案件输送、培养法官人才的一系列制度、机制的总和。与法官选任制度密切相关的是法官人事管理制度和法官考试制度。在我国, 对法官进行人事上的管理主要包括法官的任职录用、级别升降、福利奖励、惩罚处分、离职退休等。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建立法官考试制度。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 规定凡是要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职业的人员, 都必须参加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 两院一部各自从通过考试取得资格的后选人中挑选自己需要的法律人才。

二、我国法官选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法官管理的地方化。法官管理属地化与法院管理属地化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国现行地方体制是, 地方党政部门从人事任免、财力分配上制约着法院,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事制度上,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所属的人力资源部门和组织部门对法院的人员行使着人事管理监察权力,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部门来编制、规划、管理法院的财政预算和司法活动经费,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所属的建设、规划、土地等职能部门安排法院的办公场所。于是法院未能独立于地方体系也自然无力抗衡地方权力。于是当法律所代表的最高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发生冲突时, 法院本应公正的天平就倾向了地方一端, 由此造成了涉及地方案件的立案难、取证难、代理难、审判难、执行难等一系列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腐败问题, 最终侵蚀了国家司法统一性与威严性。

其次是法官机制的行政管理化。主要表现在:第一, 行政级别被套用于法官等级的评聘和工资升跌。法官的职责、权利、待遇等因级别之不同而泾渭分明;第二, 法官的任免升降往往取决于本人是否担任司法上的行政职务、担任哪一级别的司法行政职务, 而这种职务是由本法院院长向有关人大或人事等部门提出任免申请的。于是, 本院较高级别的法官对较低级别的法官就形成了事实上的控制权;第三, 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的领导案件进程, 法官对案件审理缺乏独立性。

再者是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偏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文革”中砸烂公检法部门,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实行法治的需要, 便于尽快开展工作, 恢复法院之初大量引进了法院工作人员, 对进入法院队伍的人员素质要求并不是很高。在进入法院时, 很多人甚至没有具备基础的法律专业知识, 从而造成法官的业务素质基础薄弱, 法官队伍素质整体偏低。八十年代以后, 我国司法系统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 审判队伍不断扩充人员, 然而由于没有严格的法官选任制度, 一些专业素质不高能力不是很强的人员都进入法院, 因此法院的整体素质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

三、建立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制度

正如著名法律人卡多佐所曾说, 法律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它起源于何处, 而在于其目标在何方。倘若我们根本不晓得路的导向, 我们又怎能智慧地选择。”自近代以来, 我国法律传统多受大陆法系之影响, 从未形成从优秀律师人才中选任法官的司法制度。笔者在这里提出是否可以考虑借鉴英美法系司法体制的立法经验, 在我国建立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制度。

由律师出任法官具有诸多的优势:可以保证法官的高素质, 因为有丰富的律师实践有利于法官快速提高驾驭庭审能力, 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出色的律师有着丰富的出庭经验, 由其出任法官往往无须培训就可以直接进入角色, 有利于司法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他们接触的社会面广, 具备的社会经验丰富, 法庭上的对抗能力好、法律逻辑思维能力强, 比知识相对封闭的法官们更具实践性, 律师转变角色后能够更好地履行法官的职责。

但是这种优势能否转化成为现实, 也就是说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是否可能呢?笔者认为这是可能的, 其可能性在于律师与法官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关联性, 二者之间有很多的共性:

首先是二者处于同一法域, 法律知识理论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法律是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 它是人类社会分工和知识分化的必然产物。人类知识系统中, 法学知识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性, 因而系统接受了法学知识的人在知识体系上具有诸多的共性。

其次在于律师和法官二者同属于从事法律这个职业群体, 他们存在共同的职业特性和职业品质。在法律“质”的规定性方面, 无论他们是律师、学者、还是司法官员, 都追求公平、崇尚正义、要求平等、热爱自由, 他们以法律为言语, 以法治精神为己任。他们专有着晦涩精炼的法学知识也生产、修正着法律的实施和运行。严格的法科教育与法律思维训练, 造就了他们讲事实、重证据、善推理、富有逻辑性, 习惯用法律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现实生活, 从而形成了鲜明的职业特征。

最后, 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的可能性还源自其他国家法官选任机制的启迪。正因为法律职业对整个人类文明, 对民主社会如此之重要, 世界各国对进入到法律共同体的资格无一例外的予以了相当严格的规定, 以确保法律从业人员特别是法官的水平。

法官的个人工作总结 篇8

一旦获参议院认可,卡根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位最高法院女法官,也将是现任9位大法官中最年轻的一员。值得注意的是,她同时也将是9位大法官中唯一的非法官出身者。近40年来,这是美国总统首次提名先前没有司法经验的人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职务。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如无失职行为将终身任职。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拥有最高司法权,对美国社会众多重大及敏感问题拥有最终裁决和解释权。最高法院大法官对死刑、堕胎、持枪权、同性恋等敏感议题有重要话语权。因此,美国总统对提名大法官相当重视,国会参议院对被提名人的资格也往往会激烈论证。

深受喜爱的“院长大人”

卡根1960年4月28日出生于纽约,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则是教师,她在家中三个孩子中排行第二。

她有让人羡慕的教育背景:1977年毕业于著名的亨特高中,1981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后又在英国牛津大学取得哲学硕士学位,1986年又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从哈佛毕业后,卡根在华盛顿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两年,之后前往芝加哥大学教授法学。在那里,她和当时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奥巴马成为“同事”。

后来,卡根曾进入政坛,历经一些变迁后又重新回归校园,成为哈佛的法学教授。2003年,卡根一举当上大名鼎鼎的哈佛法学院院长,这是该学院历史上首次由女性担任院长。

走马上任后,卡根奉行“亲和政策”。她为学生提供免费咖啡,星期一早上还加供面包圈和黄油,以慰藉学生周末结束之痛。她还挖来很多法学界的著名教授,并给学生们修建了排球场,大幅修改授课日程,还对毕业后投身政府部门工作的学生给予财政支持。

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卡根曾经带领师生挑战“所罗门修正案”,一度成为美国媒体报道的对象。“所罗门修正案”要求接受联邦资金的大学与军方通力合作,在校园开展征兵工作。但卡根认为,军方禁止同性恋服役的做法违反了哈佛法学院的“院规”,后者认为不应对性取向存在歧视。最终,法院裁定‘所罗门修正案”违宪,卡根获胜,她明确要求学院行政部门停止对军方征兵机构提供支持。

学生们喜欢称她为“院长大人”,有学生直言:“无论院长大人今后如何名垂美国历史,她总是那个令我们每天早上得以喝上免费咖啡的人。”

兩次与法官“擦肩而过”

除了哈佛法学院院长这张闪光的“名片”,卡根还曾经先后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的秘书、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内政策助理等职务,也在参议院当过工作人员,熟悉政府、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工作程序。

不过,与法律如此有缘的卡根,却很遗憾地一直未能尝尝当法官的滋味儿。

1999年,39岁的卡根与法官“擦肩而过”。当时,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名她为首都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的联邦法官,该法院由于地处政治中心,被誉为最高法院之后美国最重要的法院。然而,一直到克林顿下台,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都没有对卡根的提名进行表决。

时隔10年,卡根再次和法官宝座“失之交臂”。2009年,首获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时,奥巴马将卡根列入了候选人名单,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时任上诉法院法官的索托马约尔。

此后,卡根被奥巴马任命为司法部副部长,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司法部副部长。同时,卡根还是联邦政府的首席律师,这让她有机会在最高法院一展律师风采。由于该职位的特殊性,她也一度被视作最高法院的“第十位大法官”。

善于团结和建立共识

熟悉大法官遴选和提名过程的官员说,卡根脱颖而出的一大因素是她善于团结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有助于在自由、保守两派壁垒分明的最高法院起协调作用。

在卡根的大法官提名仪式上,奥巴马毫不掩饰自己对卡根的“推崇”——他说:“埃琳娜受到尊敬和钦佩,不仅是由于她的智慧和成就,同时也是由于她的性情,她对各种观点的开放心态,她的先理解、再提出异议的习惯,以及她的公允和建立共识的技巧。”

与卡根共事过的人对她圆融的性情都颇为赞赏。有官员以“谦逊和蔼”、“幽默感十足”等词语描述她。据悉,在克林顿政府任政策助理时,卡根就曾因擅长周旋在一帮强悍的政策顾问之间,善于“把握、提炼共识”而留下美名。

素来低调

去掉身上的各种光环,卡根和很多美国中年妇女一样普通。她一直非常低调,美国媒体也很少报道她的私人生活。

卡根至今单身未婚,没有孩子。由于这些惹人关注的“标签”,人们很容易拿她和同为单身女性高官的美国前国务卿赖斯相比。不过,美国甚至世界不少国家的公众都知道赖斯是钢琴高手、喜欢健身等等新闻,但卡根的个人生活之前一直属于她自己,极少见诸报端。公众所了解的卡根,似乎就只是处于“工作状态”。

2011年张勇法官个人先进事迹 篇9

近年来,丰台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以10%到20%的幅度逐年上升,与此相对的,是该院刑事审判力量明显不足,案多人少、时间紧任务重的矛盾十分突出。,仅有7名审判员的刑事审判庭全年收案3150件,结案3150件,审判人员人均结案304.3件。随着城南行动计划和“两带四区”建设的大力推进,使刑事

案件被告人能够在最短时间得到公正判决,最大限度提升刑事诉讼效率,为快速发展的区域经济提供良好的治安环境,是对每名刑事法官提出的迫切要求。

自独立办案以来,张勇共审结案件近件。近三年,她共审结案件1412件,年均结案400多件,连续被评为丰台区法院办案能手。,张勇共审结案件490件,结案率为99.8%,居刑事审判庭结案第一。她审理案件具有“三高三少”的特点,即办案效率高差错少,调解率高上诉少,当事人满意度高投诉少。

张勇多办案、快办案的秘诀就是“及时”。一是排庭及时。张勇要求书记员在立案当日就要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并将开庭时间安排在送达后第十一天,缩短了案件审理周期。二是庭前调解及时。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张勇一般在立案当天就通知当事人提交诉状和证据,并在开庭前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进行一次调解,节省了开庭审理时间。三是写判决及时。张勇通常把庭审全部安排在上午,下午的时间用来集中撰写判决书,这样对刚刚审理的案件印象清晰,节省了翻阅卷宗、整理思路的时间。四是发还案款及时。张勇要求书记员在判决书生效后立即通知被害人到法院领取案款或附带民事赔偿金,既减轻了当事人诉累,也避免了因未发还案款而延误案件的报结。张勇常说:“刑事案件审限太短,每个环节都要抓紧时间,不能手懒。”

张勇平均每个月开二三十个庭,最多一个月曾开过64个庭。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加班已成为张勇的工作习惯。张勇的女儿上小学四年级,为了加班,她常把放学的女儿接到单位,她阅卷、写判决,女儿就在旁边写作业。有一次,女儿从张勇的抽屉里翻出一张爸爸的照片,突然指着照片问:“你们看我爸长得像不像罪犯?”天天跟着妈妈加班,“罪犯”这类的词儿孩子早就耳熟能详了,一句简单的问话印证了张勇为每个案件的尽快审结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二、公正审判,捍卫司法权威

公正是审判工作的生命和灵魂。“不枉不纵、不偏不倚,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考验”,根植这样的办案理念,张勇稳稳地把持着手中的天平。

张勇对公正的追求来源于对适用法律条文的尊重。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刑事犯罪呈现出手段多样化、新型化的趋势,这也增加着刑事案件的审理难度。,张勇连续审理了十余起利用手机卡复制贩卖淫秽物品案。通过阅卷了解了基本案情后,张勇发现,这些案件的被告人均是通过手机卡一对一地给对方复制淫秽视频文件,扩散面有限,情节相对较轻,与通过网络或移动通讯终端或声讯台来传播淫秽视频文件的行为有所区别。同时,张勇也注意到,这十余件案件的被告人均系外地来京经营手机维修店的个体工商户,若对他们量刑过重,可能造成门店关张、员工失业等状况。为了作出与被告人罪行相适应的判决,她查阅了大量资料,与本庭及市高级法院法官进行深入研讨、层层汇报,最终综合考虑被告人的具体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对十几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了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至缓刑不等的刑罚,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中一件随后被最高法院作为典型案例公布,为同类案件提供指导。

张勇对公正的追求来源于对被告人权利的尊重。在法庭审理活动中,张勇注重为被告人创造一种气氛宽松、有话敢说的环境,让被告人充分行使好各项诉讼权利。因此,她在看守所里很有名气,在犯人中也很有威信,犯罪嫌疑人只要听说自己的案子由张勇法官审理,就知道一定会审得清、判得公。自独立办案以来,张勇共收到锦旗10余面,其中有一多半是被告人家属送来的。一位被告人的母亲感慨地说:“咱们虽然是被告,可法官把咱们说的话都听进去了。遇上这样的法官,我儿子判多少年我都不觉得冤。”

张勇对公正的追求来源于对人性的尊重。有人认为,法官只能讲法,不能讲情,尤其是刑事法官,似乎讲了“情”就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而张勇认为,刑事法官不仅要融于法律,更应当融入人情,融于人性。多年来,张勇每次开完庭总要对被告人进行简短的庭后教育,虽然被告人千差万别,她教育的内容也因人而异,但这个习惯却始终保留着。很久没见到家人的被告人想趁家属来旁听庭审后的短暂时间跟他们说两句话,或是远远地看看自己年幼的孩子,张勇都适当允许,因为她觉得,这些都是唤醒被告人的善良本性、预防其再次违法犯罪的有效途径。法官不能感情用事,但张勇的确在自己审理的案件中倾注了全部的感情。这份“情”不是狭隘的偏见和袒护,而是法官的职业伦理和职业良知。当她面对一个案件时,能耐心的倾听各方的意见,殚精竭虑、抽丝剥茧的辨析案件的真伪,用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进行最基本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裁判,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情”字。

三、倾心调解,构建和谐司法

近年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持续走高,至,丰台法院刑事审判庭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收案分别占刑事案件收案总数的17.5%、15.4%和16.8%。,丰台法院党组提出了

“案结事了人和”的工作主线。张勇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正是案结事了的集中体现,加大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力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勇的调解是有温度的。在调解一起因两人互殴引发故意伤害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张勇虽然反复对被告人宣讲法律,陈明利弊,被告人仍不同意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为促成调解,张勇想到用亲情感化被告人。她找来被告人的妻子,引导其给被告人写了一封真挚感人的书信,妻子在信中对丈夫语重心长的劝说和渗透在字里行间的亲情,让在看守所里的被告人百感交集。看了信,被告人当即同意了调解。

张勇的调解是有力度的。在调解中,张勇总要充分考虑被告人给被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以及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然后提出合理而可行的调解意见。如果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张勇会要求被告人家属及时履行完毕,否则绝不签发调解书。通过调解,张勇能够为被害人实际挽回经济损失,极大地缓解了因刑事被告人服刑等原因致使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难以执行的困境。

长期的调解实践提高了张勇的调解能力和水平,也带给她对调解更深层次的思考:丰富的调解经验和娴熟的调解技巧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放在与当事人感同身受的位置,以“公心”使被告人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调解,用真诚和亲和力赢得他们的信任,实实在在地帮他们分析利弊关系,这才是调解成功的关键。正像张勇的书记员所说的那样:“听她调解,我觉得她不像法官,像是在和亲人说话。”

四、笑对病痛,献身司法事业

10月,张勇被诊断为身患乳腺癌。张勇说,在知道病情的一霎那,她很镇定。办完住院手续,她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她要做两件事,一是回趟家,她想看看父母,想抱抱女儿;二是去一趟单位,因为她不知道一旦手术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去,她甚至想到可能永远回不去了。

做完手术后,单位的同事们去医院看她时,她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都开完庭了?”同事们看见她左侧腋下被缝合的伤口,就像订书钉刺进肉里一样,大家都觉得很心疼,张勇却笑着说:“别担心,我没事。”

手术后,张勇接受了近半年的化疗,不仅经受了身体的痛苦,她的头发也越来越稀少。出院后,她把几个好朋友请到家里吃饭,大家见到的张勇已经剃了光头,她光着头跟大家有说有笑,所有人都被她坚强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深深打动。

张勇得病后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从没觉得自己是个病人。” 手术后半年,张勇回到单位上班。法院为了照顾她,把她安排到了相对轻松的岗位工作,但她内心深处仍向往和怀念着刑事审判工作。同事们发现,只要有时间,张勇都会捧着刑事业务方面的书籍认真钻研,她是在尽力弥补失去的时间。

5月,张勇回到了审判岗位,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近三年,在医学上所说的癌症病人的五年生存期里,张勇边进行化疗和服药,边坚持工作,年年结案名列前茅,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她曾经得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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