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通用12篇）

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篇1

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从杰克逊总统开始，依据“分赃制”原则选拔联邦文官。在刚开始时，“分赃制”起到了打破名门望族垄断官职局面的作用，但之后其弊端逐渐显露，内战之后成为众矢之的。“分赃制”导致了官员腐败，也造成政府效率低下，各方人士纷纷要求改革弊政，最终导致了1883年《彭德尔顿法》的出台。那么，“分赃制”的弊端具体是怎样的呢?与其对立的“考绩制” (1) 又是怎样针对其弊端而创立的，改革的最初效果又如何呢?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分赃制”及其弊端

美国开国之初，功臣治国，官职为社会上层人士垄断。杰克逊时代，创立了政党分赃制。杰克逊认为，其实所有公职的职责都十分明白简单，做官的权利不应该由某些人独享，没有一个人享有任何比另一个人更多的当官的固有权利。人人都有权利担任公职，这是“分赃制”进步的一面。“分赃制”打破了社会上层对官职的垄断，调动了平民参政及官员的热情。

杰克逊的拥护者，纽约州参议员威廉·马西说：“赃物属于胜利者。”[1](P108)其一语道破问题实质，“政党分赃制”由此得名。“分赃制”顾名思义，像抢劫分赃一样，甲党上台，斥退大量乙党官员，将官职像战利品一样分给本党党徒和支持者，官员和政党共进退。一党执政，官员属于本党人员，“在民主党政府下面几乎只使用民主党人，正如在共和党下面几乎没有民主党人一样”。[2](P1)政府发生更迭，随之而来的便是大批官员被撤换。

“分赃制”导致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在“分赃制”之下，官职是用来“作为商品和动产付旧帐和施行新恩惠的”。[3](P611)既然官职是致富的手段，而且任期有限，那在这有限的任期中便是“不捞白不捞”。而且，权利需要监督，缺乏权利监督的机制必然是腐败的温床;同时对腐败要严惩不怠，否则起不到震慑的作用，官场难以纯洁。而在“分赃制”之下，用“分赃”拉拢来的都是亲信，犯了错误也要包庇，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监督和严厉的惩治。当时许多腐败案就是这样，犯罪得不到惩治，最多是“辞职”了事。纽约海关当时是政治贪污的渊薮，当税务司托马斯·墨菲最后不得不辞职时，格兰特“十分遗憾”地接受了他的辞呈。[4](P1013) 1872年，在受到揭发的兴业银行的行贿案中，几个议员和副总统柯尔法克斯都牵连在内，为了掩人耳目，欺骗舆论，这几个议员和副总统被迫辞职和停止社会活动，但主犯仍逍遥法外。[5](P289) 1875年，威士忌酒集团贪污案被揭发出来。在路易斯，多年以来有一个“威士忌酒伙帮”，有计划地欺骗政府，偷漏酿酒税数百万美元。这个伙帮一直是与财政部官员和总统私人秘书巴布科克相勾结从事活动的。格兰特在其由于这种情势而遭到评议时曾经说：“不要让任何一个有罪的人逃脱。对于所有那些暗示有高级权势需要保护或来保护他们的人，特别要加以警惕。”但是，这些人实际上大多数都逃脱了，而且巴布科克是在总统的纵容下逃脱的。[4](P1014)犯了罪得不到惩罚，贪污分子便有恃无恐，因此在“分赃制”之下，腐败问题一直十分猖獗。

“分赃制”也造成了政府的效率低下。一方面，由于每当政府更迭时大批官员就要被撤换，因此选官也要经常进行，牵扯了政府的大量精力。1885年民主党上台，众多党徒前来寻官，“总统和他的阁员被分赃牵扯了如此大的精力，以至于政府的工作几乎完全脱轨”。[6](P636)另一方面，由于分赃制下只考虑求职者的政治背景，不考虑其才能，致使众多庸才充斥政府部门，而且由于文官不常任，经常是“在他们任期期满时，几乎还不是一个熟手，但他们离开后，一套新班子就会被任命，有的甚至是外行”。[7](P637)文官的常任、职业化可以使其经验丰富，熟习政务，提高办事效率，“分赃制”却做不到这一点，致使政府效率低下。当时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于纽约海关，在一段时间内因职员的无能和浪费，每年的损失在1200万至2500万美元之间。[8](P17)

面对“分赃制”的种种弊端，一批有识之士呼吁改革，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是中产阶级，前期编辑、牧师和律师等占主要地位，而后期则商人和企业家比重加大。前者主要是因为痛恨腐败，后者则是为了提高政府效率，从而有利其产业发展。他们为此进行了大量活动，改革的舆论声势浩大。

二、1883年文官制度改革

文官制度改革的倡导者进行了长期的努力，但一直未果。1881年7月2日，刚任总统四个月的加菲尔德被一求官未遂者刺杀，成为“分赃制”的殉葬品。这件事在全国引起轰动，文官制度改革遂成了人们的普遍要求。参议员彭德尔顿提出了文官制度改革的法案，1882年12月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1883年1月众议院又获得通过，总统阿瑟随即签署生效。该法案正式称为《文官制度改革法》，因其提出者为彭德尔顿，习称《彭德尔顿法》。

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有四项：(1)建立总统直辖的文官委员会，经参议院同意由总统任命，负责制定文官规则，组织文官考试，监督和调查文官规则的执行情况。文官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同党成员不得超过两名，其成员不得兼任其他职务。(2)文官选拔实行公开竞争考试，所有美国公民都有权利申请参加公开竞争考试。录用者从最低级开始工作，晋升亦经过内部的竞争考试。(3)实行二分制，即把文官分为政务文官和业务文官。(美国称为非分类文官和分类文官)政务文官由总统任命，与政党共进退，政务文官之外的文官都属业务文官，经考试录用，政治中立，不参加政党活动，任期长任，不能因党派理由被罢免。(4)按照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各部文官职务名额。

《彭德尔顿法》确立了“考绩制”，主要有三条原则：(1)文官由考试选拔;(2)文官常任、中立;(3)加强对文官监督，以工作成绩决定其升免。这三条都是针对分赃制的弊端制定的。文官的考试选拔保证了文官的素质;文官的常任、中立则保证了文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其不再依附于某个政党小集团，从而改观了政治把头以授官为手段把持政治的局面;而加强对文官的监督则起到了纯洁政治的作用。“考绩制”保证了文官工作的积极性。

1883年美国文官制度改革影响深远，其是此后一百多年联邦文官制度的基本法。之后，美国文官制度虽多有调整，但其基本原则始终未变。文官制度使美国政府保有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文官队伍，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使美国人事管理从此走上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法治化轨道。[9](P269) 1891年，这个比例为21.5%;[10](P15) 1896年克利夫兰总统卸任时，这个比例达到50%;[9](P269)继任的麦金莱迫于政客压力，将这个比例下降到46%。[9](P269)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彭德尔顿法》通过之后，“考绩制”并没有迅速全面地扩大，该法的执行并没有使“分赃制”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在该法执行的最初20年中，“分赃制”一直与“考绩制”并行，而且其执行官员选拔的比例仍然很高，只是到了20世纪之后，“分赃制”才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考绩制”的发展，使文官队伍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1883—1996年间，所有通过考试的人中12%有大学水平。如果考虑到1952年美国18岁以上的人中只有15%上过大学，[2](P312-313)这个比例就相当可观了。“在1896年6月财政年度末尾，铁路、邮局所出差错不到6年以前所出差错的1/3”。[2](P310)

改革运动的中坚———中产阶级非常关心的腐败问题并没有得到多大改观。实际上，19世纪后期，美国政治的腐败问题一直十分严重。“政风败坏、党魁专权、富人干政，已是美国政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11](P106)文官制度改革的执行也没有对这个问题造成多大影响。一方面，当时美国正经历着社会转型，工业化时代对财富的疯狂追求，给政界提供了效尤的榜样，人们疯狂地追求金钱。另一方面，文官制度改革着眼的是联邦文官，州县的文官则不在此列，议会法院也不在此列，而事实上，这些系统的腐败问题也十分严重。 (3) 他们的腐败行为不会不和联邦文官发生关系，不能不对联邦文官产生影响。而且，当时改革所做的最主要的工作是扩大“考绩制”范围，而在对文官监督上并无具体动作。

中产阶级是改革的鼓吹者，但并不是改革的主要执行者，改革只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愿望进行。而且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只是迫于压力行事，对改革并无多大诚意。同时，“对行贿受贿不能过分强烈谴责，对政党分赃制也不能过分严厉抨击，因为这些都是特定情况下实行控制的工具”。[12](P19)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者，这时候还需要利用腐败对政治活动进行控制。他们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革分赃制某些威胁其统治的弊端，并非要根除腐败。

改革得到了缓慢的然而是坚定的推行，这一方面是美国当时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当时的政党政治和政党斗争有关。

美国当时处于由半农业半工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职能扩张，文官数量扩大，且对文官的要求也提高了。工业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政府的效率，也需要文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工商业集团在改革运动后期支持改革，就是因为改革先锋詹克斯的宣传使其认为，实行考绩制可以减少1/3的联邦文官，增加50%的工作效率，这将极大减少他们的税务负担。[9](P266)因而，以美国制造商协会为代表的工商业集团开始游说国会，要求改革。

改革已经进行，继续把改革推进下去的压力并不大，因而政党政治和政党斗争成了决定改革形势的主导因素。其决定了改革进展的缓慢，也使改革不能不推行下去。

改革之前，政党的政治寡头掌握着大量的官职任免权，实行“考绩制”之后，这种情况并没有立刻发生变化，而且既得利益者也不会轻易放弃其既得利益，而是要起而反击。“文官制法令通过时，政治分赃者感觉他们好像是在大路上被人家抢了一样”。[3](P607)他们不甘心失败，决定反击，但他们“把反对文官制的目的隐藏起来，攻击的矛头指向文官制法案是否违宪”。[3](P607)美国宪法规定官吏任免权属于国会，(国会可以把这一权利赋予总统)因此国会有权制定文官制度的法令。分赃者这样做当然是胡搅蛮缠，但却使问题复杂化。而且他们并非势单力薄，和他们互为呼应的势力大有人在。

美国实行“两党合作制”，但这并不是说两党之间斗争只是做做样子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有时也会动真格。它们经常在许多问题上互相拆台，致使这些问题不能顺利解决，而文官制度改革则成为它们斗争的工具。1882年，改革法案的赞成票主要来源于共和党。[13](P324)因为他们已经预计到不久将来大选的失败，一方面，他们此举是为了树立共和党的英明形象，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为了用文官法令在官职任免上束缚将来极有可能产生的民主党政府。而事实上，这个法案的提出者彭德尔顿是民主党人，而且此前民主党则一直是声称支持改革的。由于两党都希望安插本党党徒，因此掌权之后，文官制法令则成了障碍，所以“只要民主党人掌权，文官法令就会被共和党人热心地支持;与此相反，因为同样的原因，共和党人掌权则民主党人支持法令。但是，只要政府更迭，情况马上就变”。[13](P324)

1896年5月，民主党人克利夫兰总统突击“增加了30, 000文官分类”。[14](P202)此举是在其卸任前夕，当时总统选举战正在进行，而且当时“民主党正经历着空前的危机”，[15](158)而共和党则“养精蓄锐地准备着选举”，[15](P159)并占据着优势。克利夫兰这样做，是为了让民主党人得分，也是为了给共和党制造麻烦。情势和十多年前法案通过时何其相似，只是双方的角色互换了位置。果然，共和党人麦金莱当总统之后，文官制度遭到了共和党党徒猛烈的反对，他们攻击民主党和克利夫兰做了一个“不正当的扩大”，[14](P199)迫使麦金莱总统作出了让步。

美国当时不仅存在政党间的斗争，而且政党内部也是派别斗争不断，这也影响着政党对改革的态度，一方面，不同政党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政党内部派别也代表了不同的小的利益集团，而且党徒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一些人因为希望利用分赃获取官职而结成不同派别。

1896年共和党在圣路易斯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改革无疑是令人满意的。”[14](P197)在这之后当选的麦金莱总统也声称支持改革：“虽然(在民主党人执政的)四年文官分类的范围扩大整整一倍，……但改革必须进行”。[14](P200)而同时“推翻现行文官制度被部分州的共和党会议接受，被全国共和党俱乐部联盟接受也成为可能。”[14](P198)肯塔基共和党人在其州会议上宣称他们反对“将导致形成一个官僚阶层和实际上职务终身制的文官制度”，[14](P199)宾西法尼亚共和党人也声称反对克利夫兰违背文官制本意的扩大。当时共和党内的各种势力，如全国共和党俱乐部联盟、共和党州际俱乐部联盟都提出要纠正文官法令执行的“不公正”之处。新近成立的“全国共和党反文官制度联盟”则明确提出：“以推翻文官法令为最终目标。”[14](P200)这些情况表明，一方面，共和党掌权后，党内反对文官制度的呼声大增，另一方面，党内各个派别的目标不尽一致，也使斗争扑朔迷离。党内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既牵制了共和党作为一个整体力量维护文官制的努力，又使其在反对文官制的争斗中力量涣散。

总之，两党在不同的形势下，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改革，但它们总是对着干;而在政党内部，面对形势变化，各种势力也纵横捭阖，变化令人目不暇接。斗争使改革进展缓慢，同时却也由于在政党斗争过程中，一方对改革起劲支持，使另一方不敢贸然否定改革。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分赃制”在19世纪晚期的美国仍然大行其道，因此并不能说“考绩制”的推行就意味着“分赃制”的结束，在文官制改革推行的最初20年中，“考绩制”与“分赃制”是并行的。文官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动了官员的职业化与专业化，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改革是当时美国社会的需要，必须推行，但当时的政党政治和政党斗争决定了动作的缓慢，却也使其坚定地推行下去。

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篇2

一、美国司法制度

美国属于普通法法系国家，普通法法系是指英国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以它的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普通法又称判例法，法官在法律创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19世纪中叶普通法在美国得以确立，美国法的成文宪法、联邦法律和各州法律并存等独创性制度对世界各国法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诉讼程序中的代表制度，表达了美国司法制度的特征。美国陪审团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依据法律或者民间惯例，吸收非职业法官的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团成员，与职业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的一种司法民主制度。1《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当事人有权要求法院使用陪审团审判。在庭审调查和法官指示结束之后，由陪审团成员对案件进行评议，陪审团评议后投票作出裁决。如果达成了一致意见或符合制定法所规定的不一致意见则作出裁决并告知法官，由法官审查裁决书的形式要件后交由陪审团长或由法官本人在庭上公开宣读。诉讼双方有权要求法官在公开的法庭上询问每一位陪审团的成员，让他们各自回答裁决结果。2

在美国的司法发展史中，陪审团制度因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而意义重大，对美国诉讼制度的建构和运行起到了塑造性和支柱性的作用。这个制度不但作为程序的一部分而且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它影响了法庭程序的很多方面，美国法律的许多特点都是与陪审团制度环环相扣的，他们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现代美国陪审团的责任是从证据中找出并认定事实、证据和事实裁决案件，具有明显的自我保护功能、教育功能和增强民众民主意识的作用。

（二）美国的法院系统设置

美国法院系统分为联邦和各州两大系统。名称和审级不尽相同，管辖权限错综复杂。法院一般是民事刑事兼理，均采取陪审制。检察官受司法部领导，配属 12 钱弘道：《英美法讲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93 《联邦诉讼程序规制》第31条(C)规定，“宣告裁决时，在裁决记录到案之前，如经一方当事人要求或法庭仔细决定，可以逐一询问陪审员” 于各级法院。联邦系统法院管辖的案件主要为涉及联邦宪法、法律或国际条约的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联邦政府的案件、涉及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公海上或国境内供对外贸易和州际贸易之用的通航水域案件，不同州之间，不同州公民之间的争议以及州政府向它州公民提起诉讼。联邦系统法院包括联邦地方法院、联邦上诉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和专门法院。州系统法院包括基层法院、州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美国的法院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层级各司其职的特征，保障了美国司法系统的有效运行。

二、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因其自身的缺陷已难以适应我国法律的有效实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一）司法权的地方化

从司法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或组织的关系上看，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特别是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党委，由此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各级司法机关应是完整统一地行使国家司法权，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统一。然而在现行体制下，统一的司法权被地方党委、地方权力机关、地方行政区域所分割，各级地方司法机关已演变成“地方的”司法机关。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都依赖于地方政府，要求司法机关独立、公正的行使司法权具有障碍

（二）司法机关系统内缺乏监督

我国司法系统内的监督主要有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检察监督和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级监督。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难以真正实现，主要表现在检察监督的力度疲软、检察监督局限于事后监督和检察机关缺乏监督易造成监督权的滥用。

（三）司法机关不遵守程序现象普遍

与英美法系国家“程序优先”的法律理念不同，我国有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往往把法律程序视为形式主义。由于我国在立法中轻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国家本位主义的思想，有些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甚至认为程序法只是约束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司法机关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约束。我国司法错案的发生大多出现在程序法的执行不严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程序不严谨必然导致执法不规范、司法不公正。

（四）法官缺乏独立审判权

由于长期受到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司法工作。在我国的审判机关中，法官始终作为法院工作人员而不是法官个人身份出现在审判程序中，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中无权独立对外做出裁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法院的裁判权由审判委员会垄断，无论案件是否重大疑难，案件裁决均要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合议庭失去了原有的职能作用，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局面，导致审理与判决严重脱钩。随着近些年案件数量的大幅增多，法院的工作效率越来越成为法院发展的障碍，法院系统内的现行管理方式又导致了法官责任心的缺乏和审判工作的低效率，导致了整个社会对审判机关的信任危机。

（五）司法人员专业水平低司法腐败现象严重

我国司法系统中司法人员法律专业水平偏低，在全国法院系统25万多名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只占5.6%,研究生仅占0.25%，全国检察机关系统中，本科层次的只占4%。我国司法系统中，复转军人、通过社会招考进入司法机关的人数远远超过政法专业的毕业生。近年来我国司法腐败的现象日益严重，出现了违法违纪领域越来越宽，非法所得数额越来越大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法制的权威。

三、从美国司法制度探究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方向

（一）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确保司法权统一

司法统一原则是现代法制国家所遵守的基本准则，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除了存在一个州司法系统外，还设置了一个统一的联邦司法系统。在联邦司法系统中，将整个国家划分为93个司法区，每个区包含一个联邦区法院它是联邦司法系统内行使一般权限的一审法院。3同时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对于一审法院受理 3(美)罗伯特`考特等著:《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的案件，在经过各州最高法院审理后，还可以依法通过上诉和调卷令的形式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尽管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其统一的司法系统有效的维护联邦法制的实施和司法权的统一。在我国面临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改革目前的人事、财政、领导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统一而又独立的司法系统以确保司法权和国家法制的统一。

（二）改革监督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美国司法体制中的三权分立体制，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权力之间互相监督制约。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司法权由国家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机关和法官在行使司法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和其他意见的影响，司法权力须受到其他权力的制约。而我国的司法独立是相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而言的，是在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之下的司法独立，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时应完整地置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之下。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建立起一套真正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各级地方政权的司法系统，建立完善的司法监督机制，有利于我国司法系统的有效发展。

（三）改革司法机关内部管理体制，实现依法裁判

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述评 篇3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使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滞涨局面进一步恶化，同时人口趋向老龄化，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福利制度逐步陷入困境，政府财政压力与赤字不断攀升。基于这些变化，公共部门面临着政府职能继续扩张、财政收入减少、社会保障开支继续扩大等问题。[1]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开始了以强调私营部门管理实践、重视顾客导向、加强产出控制等内容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以期建立能够适应新的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所要求的反应迅速、廉洁高效的政府。日本也不例外。本文将从背景、内容、影响三个方面对在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的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做出说明。

一、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背景

1.西方传统的公务员制度面临着共同的挑战

在西方行政改革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公务员制度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功绩制原则受到挑战。为保障能力主义和功绩主义而制定的各种复杂和繁琐的规则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评估，显得比能力和功绩更为重要，从而使形式超越了本质，手段代替了目的。其次是职业常任制受到挑战。职业常任制在事实上形成了公务员的终身雇佣制，使公务员失去了失业的危机感和努力工作的动力，增加了公务员队伍的惰性，降低了政府机构的灵活性。最后是政治中立制度受到挑战。在政治中立原则指导下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公务员不能参与政策制定，只能成为政策的被动执行者，其活动被限制在狭小的空间内，丧失了贴近实际政策需求、政策环境的优势。

日本公务员制度作为西方公务员制度的一部分，基本具有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共性，即公开考试，择优录用，贯彻功绩原则；保持政治中立；实行职业常任；文官制度法制化，实行分类管理；注重职业道德等。上述西方传统公务员制度面临的挑战也是日本公务员制度在改革前所急需解决的问题。

2.日本公务员制度面临的挑战分析

除了与其他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存在共性之外，日本公务员制度还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表现在：精英主义与后期晋升模式的并用；年功工资制和累积回报模式的结合；法治精神与人事惯例的互补；“大办公室”与非职阶制的联动等。[2]

概括来讲，日本公务员制度主要面临以下问题：首先是年功序列制度遭遇困境。这一制度一方面不利于激发公务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行政过程的复杂和缓慢，同时还造成了行政机构的膨胀。其次是公务员任用制度造成了省厅之间的团体保护主义。在日本，人事院负责统一组织公务员资格考试，但是考试合格者是否录用、如何分配则由各用人省厅决定。这一任用制度容易造成公务员对其所属省厅的依附性和忠诚心，强化省厅间各自为政、纵向分割的局面。最后是公务员伦理道德失范，渎职、贪污等腐败问题滋生蔓延。

3.桥本内阁行政组织体制改革催发了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变革

在此次行政组织体制改革中，桥本内阁将部级机构由22个一举减至13个，精简幅度超过40%；同时将各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事业机构从行政组织体系中分离出去，改建为具有充分自主管理权的“独立行政法人”。此外，为与行政组织体制的改革相配合，对于行政运行的决策机制、综合协调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政策咨询机制等也进行了重新构建。随着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公务员制度的改革被提上了政府改革的议事日程。

二、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内容

日本于上世纪末开始酝酿改革公务员制度，1997年本公务员制度调查会提出了《公务员制度调查会意见》，并于1999年的《有关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的答复》中初步提出了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设想。2001年3月27 日出台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框架》对改革的意义和基本方向做了详尽的规定。在此基础上，2001年12月25日小泉内阁通过了《公务员制度改革大纲》，这标志着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此后，同本内阁于2007年4月24日通过了《关于公务员制度改革》。2008年6月6日通过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基本法》等配套法案，对公务员的任用、考核、工资、培训、考试、交流、福利、奖惩和再就业管理等方面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具体设计。

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设立对中高级公务员实行统一管理的内阁人事行政管理局。内阁人事行政管理局以总务省的人事局、行政管理局的基本职能为主，同时将人事院、财务省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合并而成，由内阁秘书长兼任主管大臣。

第二，多途径引进多样化人才，提高公务员队伍的开放性与竞争活力。例如将现行的公务员Ⅰ、Ⅱ、Ⅲ种考试废除，代之以“综合职考试”、“一般职考试”和“专门职考试”三种新的类型；同时，为吸引高学历人才、企事业管理人才和女性优秀人才加盟,还专门设立了“研究生录用考试”、“中层任职考试”和“女性挑战者考试”三种专门录用考试。

第三，引入新型公务员评价制度。新型考核评价制度由“能力评价”和“业绩评价”两个方面构成。“能力评价”是根据公务员履行岗位职责中的表现而对其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的认定，评价的主体主要是考核对象的监督者即上级直接领导。“业绩评价”是人事部门按照目标管理的原则，通过测量考核对象的主要业务目标实现程度而对其工作实绩做出的认定。考核评价的结果，将对公务员的任用产生直接影响。

第四，强化公务员培训制度。例如加大公务员海外研修的派遣力度，将派往国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机关长期进修人员多数量增加一倍，并允许成绩优秀者在外连续攻读博士学位等。

第五，设立“官民人才交流中心”，规范公务员的再就业活动。“官民人才交流中心”设置于内阁府中，由内阁秘书长直接领导。凡如年满50岁、或担任课长及以上职务的国家公务员，若希望退休(或提前退休)后到企业或公益事业机构再就职，均需在该中心登记，由中心对外统一推荐。

三、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影响

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已于2009年4月正式启动，目前正按照既定的日程表向前推进。由于政党轮替等影响，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尚不明晰。但是有关此次改革的争论自改革伊始就未曾终止过。目前来看，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引入能力、成果主义与公务员职务特殊性的矛盾；对公务员评价制度的质疑以及由此有可能引起的人治问题；公务员制度改革与违背公民劳动基本权的争议；改革与敬业意识、集团意识等日本文化的冲突等。

尽管如此，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的思路和做法还是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的。如何引进企业机制，给僵化沉闷的公共部门注入生机与活力，这是新公共管理改革以来很多国家和政府都在思考的问题。日本公务员制度改革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范例。尽管在改革方案中大量借鉴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理念，但在任用、考核、工资、培训等具体制度的设计中却对于引进企业经验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在公共部门特殊的环境中引入企业管理理念与方法，实现高效行政，需要适度而审慎。

注释：

[1]牛昆仑.西方五国新公共管理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8：41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启示 篇4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是当今社会保障模式中较为理想的一种模式。虽然没有像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那样暴露出诸多严重弊端, 但它也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 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过快造成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过重。

社会保障是美国花销最大的政府计划, 2002年社会保障养老金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2%, 而在2030年它所吸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望达到6.5%以上。尽管美国的职业年金相当发达, 但由于目前社会保障项目越来越多, 社会保障支付标准越来越高, 享受社会保障权益的人越来越多, 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迅速增加。联邦政府每年支出的4美元中大约有1美元是用在提供社会保障养老金上。

(二) 人口老龄化问题给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

由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增多, 正在工作的纳税人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下降。在美国, 这一支持比率已从1950年的7.1名在职工人支持一名退休者, 下降到1990年的4.7名在职工人支持一名退休者。至2020年, 人口规划显示在美国只有3.3名在职工人支持一名退休者。美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将面临2030大限的严峻挑战, 美国政府要解决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带来的问题, 就必须将退休年龄与平均预期寿命指数化, 从2000年开始, 一个工人有资格获得全额社会保障退休收益的年龄从65岁有所增加。

(三) 医疗保险支出的迅速增长给美国政府造成压力。

医疗保险费用高涨是美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严重问题。这使得美国的医疗保险陷入一个怪圈, 即医疗保险费用越高涨, 个人和小企业越是难以承受, 从而保险金额越是增长。杰里米·D·罗斯在《一项实行负担得起普通医疗保健的进步计划》重提出:“医疗保健费用自1981年以来以通货膨胀率的两倍上升, 已成为联邦政府、大多数州政府、许多企业和数百万美国家庭增长得最快的主要开支。”

(四) 社会保障机构繁多, 管理费用开支巨大。

美国社会保障是有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私人、团体共同举办的, 他们彼此分工, 相互协作, 这是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大特征。但因此也使美国社会保障管理费用开支巨大。仅美国社会保障署的全国办事机构就有1, 300多个、管理人员达到65, 000多人, 这使得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成本比较大。

二、美国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是美国社会得以运行的物质基础, 历届美国总统都非常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从罗斯福、克林顿到布什都致力于社会保障的改革。本文主要介绍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改革思路。

(一) 克林顿政府的改革。

1991年依靠变革美国社会保障政策的旗号, 年仅45岁的克林顿入主白宫。此后八年, 克林顿政府顺应国际社会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的潮流, 同时结合美国国内面临的各方面的情况, 走上了改革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漫漫长路。克林顿政府将改革社会福利作为实现“新契约”纲领的两大任务之一, 其上台后计划在4年内将社会福利支出削减450亿美元, 重点是放在削减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在一项保健制度改革计划中, 政府还对实行全民保健制度, 扩大医疗保险范围, 进一步压缩医疗照顾和医疗救济支出提出了具体要求。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把预算盈余的60%用于社会保险信托基金, 并将这个基金的寿命延长到2055年。2、把政府公债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降低到10%, 把不到1/4的预算盈余投入到股票市场, 使社会保障制度延续到2075年。3、把15%的预算盈余用于医疗保险, 使医疗保险信托基金也能维持到2020年。4、鼓励个人储蓄和投资, 政府从预算盈余中拿出10%, 帮助建立个人“储蓄账户”。5、增加老年妇女尤其是寡妇的福利金, 以降低她们的高达10%的贫穷率。

(二) 布什政府的改革。

随着2000年乔治·W·布什共和党政府的执政和新自由主义思想重新夺回主导地位, 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无所作为的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进入了实质性的运筹阶段。2001年12月, 由16人组成的委员会向总统提交了《总统委员会报告》, 这一报告认为, 建立个人账户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核心。在这种选择方案下, 用于为社会保障收益提供资金的10个百分点的工薪税将被分割开来。雇主支付的部分, 即相当于应税工薪5%的部分, 将分配到社会保障信托基金, 专门为所有退休者提供固定的有保证的收益, 数额大约为贫困线水平的2/3 (约每月400美元) 。

随着5%的税收从现在的养老金资金中拿走用于提供未来个人的退休收益, 当前退休者的退休资金将形成一个大的赤字。那些刚好退休和快要退休的人将面临困境, 因为他们在工作年龄段已经为父母的养老金支付了高额税收, 而他们的孩子却将工薪税的大部分用在了支付他们自己的养老金上。为了防止一些退休者落入上下无着的境地, 需要制定一项转型计划, 使所有即将退休的工人 (如年龄在55岁或以上) 都能够处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下, 而所有年龄在25岁以下的工人都处在新制度之下, 这些年轻工人的养老金将包括未来的固定收益加上他们个人保障账户的回报。年龄在25～55岁之间的工人, 其养老金的一部分以现行制度为基础, 另一部分以个人保障账户的回报为基础。这一复杂的计划有可能需要一种补充税收, 以此为年龄已超过55岁的工人提供退休收益。最后, 这一转换将在21世纪的某个时间完成, 届时转换税将被取消。

然而, 《总统委员会报告》发表以来, 在美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争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1、改革以后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支付能力是受到了削弱还是得到了加强;2、高、中、低不同收入退休者的预期给付标准是提高了还是大幅度削减了;3、在以建立个人账户为重要标志的私有化改革中, 个人账户在本质上是“资产账户”性质还是具有“资产账户”和“债务账户”双重性质;4、改革后将一部分缴费投入到股票市场运作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三、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行要以法律为保证。

美国是“一法为主”型的社会保障国家, 主要以《社会保障法》为主, 其法律数量不多, 具有制度化、法律化的特征。通过一整套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 将社会保障的对象、项目、费用、给付条件、给付标准、基金的经营和管理等方方面面, 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体系, 法律建设滞后于社会保障的发展,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分别确立各类保险法, 并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督和约束机制。

(二)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是一个渐进过程。

美国从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以来, 呈现出社会保障对象由窄到宽, 社会保障项目由少到多, 社会保障费用由低到高的渐进过程。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改革和运行要从我国实际出发, 量力而行, 充分考虑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经济承受能力。可见, 要使社会保障真正覆盖全社会, 还需要一个漫长的不断完善的过程。

(三) 要根据我国国情, 建立低起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仍然坚持实行低保障的社会保障模式, 并且这种低保障的社会保障模式仍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生活水平和经济实力还不够高, 加上人口众多, 特别是地区、城乡差别大。因此, 我们应当在社会保障水平的设定方面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 建立低起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摘要：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当今诸多的社会保障模式中独具特色, 它不仅保证了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行, 对其他国家也很有借鉴意义。本文致力于研究美国社会保障改革并总结其经验, 以期对我国社会保障改革有所启示。

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篇5

学院：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班级：政治学与行政学0902班姓名：尚王锁学号：091301020

3浅析中国公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

摘要

21世纪已来临，我国将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主体——公务员，只有不断提高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公务员素质是一国公务员角色意识的彰显,是国家“吏治”的基础。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各国政府掀起了行政改革运动，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也建立起公务员制度。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中国公务员制度发育不良，改革势所必然。关键词

公务员制度改革创新途径监督机制公务员素质

健全法制干部考核公平公正科学决策官僚制

正文

一、公务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结构的非理性。1.管理权限过于集中。权力过分集中使得“家长式”

人物层出不穷。同时，管人与治事相脱节，造成业务部门与组织部门在干部管理问题上出现矛盾，用人部门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2.党政关系尚未根本理顺，政治侵夺行政，行政机关难以自主发展其自身的合理结构和管理能力。3.职能分化和分工不明晰，结构和功能交叉重叠。而专业化分工的欠缺又造成了我国公务员系统普遍缺乏专业化人才，更多的是“万金油”式人物。

（2）法治化管理不足。法律体系不完备。现行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只是行政法规，立法层次较低，强制性、权威性不强。在法制不完善而导致“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同时，又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严重现象。个别行政组织不是依据法律，而是依据稳定性较差的政策和长官意志来进行管理，呈现出浓重的人治色彩。

（3）管理方式陈旧单一。以往的干部管理模式都采用管理党政干部的单一

模式，强调思想工作，注重政治管理，没有考虑具体工作性质、社会责任和职业特点，这种没有针对性的传统管理，远远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由此社会上还逐渐形成了职业套用行政级别的问题。由于工作和生活待遇都要与行政职级挂钩，无形中强化了整个社会的“官本位”意识，从而造成“千军万马奔官来，百万雄师争挤独木桥”这样一种不良局面，非常不利于干部管理工作的开展。

（4）管理制度很不健全。近年来国家虽然在干部人事管理方面也建立了一些制度，但总的来看，还缺乏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责任制。主要表现在：A在录用工作中，只有笼统定性的政治考察，没有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B在干部使用上，缺少严格的任期规定，造成能上不能下，死抱铁饭碗的问题。C在干部调配上，只有计划机制，没有流动机制，强调“个人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D缺乏岗位责任制。职责不清，权力交叉，相互推诿，办事拖拉的问题普遍存在。E在干部的考核、奖惩、任免、升降、工资、福利、退职、退休、教育、培训等方面缺少明确的规章制度，由于干部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因而用人缺乏法制，领导部门和领导者的主观随意性很大，表现出浓重的人治色彩。

(5)监督机制不完善。长期以来，由于法制观念的淡薄，人治问题的存在，使监督机制受到忽视。监督机关缺乏足够的权力，监督工作显得软弱无力。一种权力一旦失去监督与约束，其发展就必然会走向腐化与堕落。缺少监督机制，权力就会异化，腐败就难以避免。

二、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特色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质的不同。公务员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取决和服务于国家的根本社会制度。因此，中国的公务员制度需要根据国情的不同，具备中国特色，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不搞“政治中立”。建立公务员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为贯彻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提供制度保证。要求公务员必须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捍卫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坚持党管干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公务员的管理上，强调要坚持党的组织领导，贯彻党的组织路线，保持党对政府重要领导人选的推荐权。

3.不搞“两官分途”。我国公务员制度没有“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划分。我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搞多党轮流执政，所以不存在政务官与事务官的截然分野。

4.坚持服务于民的宗旨。做人民公仆，为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这是中国公务员最根本的行为准则。中国公务员没有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也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特权。

总而言之，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需要学习和借鉴了西方制度的一些积极内容，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优良传统，总结和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系统化和制度化。

三。、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建议性措施

（一）调整结构，压缩层级，精简公务员。

1.分权。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政府内部上下级关系。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方面，将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到地区或地方政府以及半公共组织中。在政府上下级关系的调整方面，实行决策与执行分离，政策部门和提供服务的部门实行职责分开，决策功能集中于主管部门，而将主要管理权转移到下级部门，使下级部门成为纯粹的执行机构。

2.授权。让低层员工和公民更多地参与决策。

3.弹性化。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撤销现有组织，设立“虚拟组织”，任务完成后，组织就将自行终结。

（二）改革人事管理方式，增强制度的灵活性。

1.解除规制。在职位分类方面，废除繁文缛节，实行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优势互补，使分类更具弹性和灵活性。报酬方面废除公式化的工资制度，实行个性化的绩效工资制。人事录用方面解除人事选拔的繁琐规则，赋予部门管理者录用、提升、奖励、辞退公务员的自主权。

2.取消职务常任制。一方面强制性地大规模裁员，另一方面则推行合同雇佣制和临时聘用制。

3.推行绩效管理。以追求顾客或公民满意为目标，以“三E”—经济（Economic）、效率（Efficiency）、效能（Effectiveness）为标准，建立可测量绩效指标体系，量化考核标准，对公务员的工作能力和实绩进行客观的评价，并以此作为公务员工资、晋升、奖惩的依据，从而形成注重结果而非过程控制的新的机制。

4.以人为本。改变过去以事为中心的传统管理模式，推行人力资源管理，将关注的重点从“制度”转向“人”，强调把人从规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把人作为组织的最重要的资源，将人力资源（公务员）的使用与开发有机结合起来，以激发公务员的潜能，提高其绩效。授权、分权、解除规制、取消职务常任制、推行绩效管理等等这些措施都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

（三）重塑组织文化。把管理主义理念引入政府管理，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以追求顾客或公民满意为组织目标。政府改革者常常使用三种途径来再造组织文化，即塑造组织习惯、心灵和心智。通过让雇员尝试新经历以形成新的行为方式；通过转变雇员的情感承诺来强化这些新行为；通过帮助雇员重新理解组织的共同远景来形成新的心智模式。

（四）加强创新。

从控制导向到服务导向的理论创新。充分回应民众的要求是政府存在的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行动的根本宗旨。从集权人治到民主法治的制度创新。从以事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转到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管理方式创新。从机械封闭式到弹性开放式的组织结构创新。结束语

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不容忽视。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必需的人才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健全的立法以及政府公务人员的执法水平。建立公务员制度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公务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提高政府执法的总体水平，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刘旭涛：《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战略与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篇6

关键词：公平理论;公务员;激励

一、公平理论及对我国公务员激励制度启示

（一）公平理论的基本含义。美国行为科学家亚当斯1965

年提出公平理论，其理论精髓为：员工不是在真空中工作的，他们重视比较，比较结果影响他们在工作中努力程度，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获取报酬之后，它不仅关注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其报酬的相对量，且比较结果影响其工作行为。

（二）公平理论对我国公务员激励制度启示。公平理论揭示了一个人对自己的待遇是否满意，这种满意度不仅由待遇的绝对值发挥作用，而且待遇的相对值也会产生推力。待遇包括工资、晋升、工作中的满足感、政府制定的人事政策以及上司对平级员工的重视程度等，都属于公务员激励机制中的奖酬资源，然而，正是这些奖励资源，往往会使自己所得与他人所得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终会影响员工的工作热情及其效率。因此，在激励管理中要使广大公务员产生公平感，就要注重公平公正地分配奖酬资源，使这些奖酬资源发挥最大功效，减小其由于分发不公平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二、公平理论视角下我国公务员激励制度所存在的不足

（一）公务员薪酬水平与事业单位、企业差距明显。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中，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处于全国其他行业工资水平的中下流，与企业同级员工的工资水平差距明显。例如：2013年，我国科级公务员工资水平大约为3050元左右，而企业科级职员平均水平为3800元左右，远远高于公务员工资水平。目前，公务员当前薪酬只能保障公务员的基本生活，无法体现公务员的地位。公务员通过将自身工资与其他行业及单位的同级员工进行比较，比较结果使所有公务人员感到极度不公平，工作热情低迷，因而致使公务员工作效率下降，降低政府办事效率。

（二）同级公务员得到上司不公平对待。我国公务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有的会遇到突发事件，因而会影响其工作效率;有的畅通无阻，顺利完成工作。领导必然会对负责该项任务的人员给予相应的惩罚与奖励。然而，由于公务员与上级的建有不同程度的人脉关系网，出于对下级的感情因素，在惩罚与奖励过程中，承担责任的同级公务员往往会受到上级不同程度的惩罚及奖励。在政府机关单位中，公务员会得到上级不同程度的重视，致使出现不公平的公务员环境，从而影响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公务员对上级产生抵触情绪，必然会影响政府的执行及其办事效率。

（三）晋升激励中的个人意志，任人唯亲。目前，我国公务员激励制度往往贯彻“以物质奖励为主，精神奖励为辅”的思想，因此，职务晋升在激励公务员工作效率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我国公务员在晋升过程中深受古代传统的亲缘、血缘、师生关系思想的影响，使同等能力、级别的公务员得到不同程度的晋升，使我国的晋升标准以“综合能力”为主转变为以“综合人脉”为主，导致权力配置中的近亲繁殖现象严重且频繁。晋升对于那些官二代甚至官三代来说是家常便饭，从而使晋升激励变成了形象工程，这种以“综合人脉”为主的晋升标准致使公务员感觉极度不公平，以至于无法产生根本性的激励意义。

（四）暗箱操作致使不公平竟争机制。在我国，公务人员在考核、晋升过程中暗箱操作现象严重，人才选拔上存在任人唯亲的现象，缺乏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因此竞争机制本身就存在不公平的一面，致使公务员通过与他人相比较，比较结果使自己的努力与奖励成果在与他人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样的结果影响公务员在竞争中的工作积极性。

三、完善我国公务员激励制度的对策

（一）确立公平激励理念。事实证明，公务员所处的“公平”与“不公平”环境使其产生相应态度，不公平的政策、结果、过程都会使公务员产生消极怠工思想，降低其工作热情，减少工作行为，进而影响国家稳定、社会和谐。因此，为避免公务员产生不公平感，国家应确立公平激励理念并使其全面贯彻于国家公务员激励机制之中，在政府中营造公平合理的气氛，使公务员主观上产生公平感，从而使公务员在工作中经常维持其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

（二）建立公平的薪酬制度。（1）减小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企业员工之间的薪酬水平差距。我国应加大财政支出，提高公务员基本工资，消除公务员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从而使公务员通过比较得知自己处于公平环境之中，致使国家公务人员持续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为尽早实现中国梦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2）全面贯彻“同工同酬”原则。我国薪酬制度应全面贯彻“同工同酬”原则，同一岗位、级别的公务员应享受相同的待遇及其福利。在政府机关中，当具有高学历、知名度学校的毕业生被录用为国家公务员时，应当取消其享受特有待遇及福利。致使所有同等级别、资历、岗位的公务人员处于公平的薪酬环境之中，使其维持原有积极地工作态度。

（三）建立公平的考核体系。（1）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应全面贯彻“公开、公平、公正”基本原则。务必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切实贯彻到公务员考核制度之中，在公务员面试考核中，真正做到公平，公开，公正选拔国家所需人才，使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平化，在面试中，不要因应试人员外在表象、人脉网为考核重点，应将应试人员思想、品德、才能、应试反应能力作为主要考核内容。（2）加强政府、社会、媒体监督力度，确保公务员选拔公平。在公务员选拔考试过程中，应凸显监督机关权力，对不公平现象及时采取行动制止，且对负责人进行相应的惩罚进而保障公务员选拔过程中的公平性。同时，应将社会及其媒体的舆论监督与公务员考试相结合，尤其是公务员的面试真正做到与各省各县的媒体相合作，使公务员面试全程公开，真正达到公平公正效果。

（四）建立公平的晋升制度。（1）我国公务员晋升激励应全面贯彻公开、公平原则。在公务员晋升制度中，不仅要及时公开晋升时间、职位、方式、程序，确保公务员掌握即时信息，避免公务员所得到的信息时间不对称，从而制止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政府在公务员晋升中应坚持阳光操作，使人人晋升机会平等，同时建立一套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使晋升工作公开化、公平化。（2）培养“以适为主，以考为辅，以公平理论为引导”的晋升理念。要彻底打破以“综合人脉关系”为主的晋升标准，就必须使政府转变传统晋升理念，打破传统人脉网对我国公务员晋升制度的禁锢。我国晋升制度应加强树立以适应高层岗位为主，突出晋升人员的应变能力及适应能力，防止彼得现象的发生，同时与考核相结合，客观、公正评判公务员的综合能力。在晋升制度中，无论是选代理还是考核都是一种晋升制度中的形式，因此在公务员晋升中仍存在主观意识、关系网等不利因素，加强对领导的培训教育，使领导将公平理论贯彻至我国公务员晋升制度之中。

结论：只有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才能给公务员创造一个公平的程序环境、制度环境、结果环境，使公务员处于公平环境之中，从而公务员激励制度才能最大效果的激发公务员工作热情，增强公务员职业适应力和凝聚力，从而不断提高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工人关于工资不公平的内心冲突同其生产率的关系[M].美国，1962

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中的三大难题 篇7

一、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中的三大难题

1. 公务员“铁饭碗”依旧, 退出机制难以落实

在公务员队伍中, 不仅要不断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 更要不断地将公务员队伍中办事效率低下、玩忽职守、贪污腐败的人员清理出这个集体, 以防止优秀人才被腐蚀。在当前, 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的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但是公务员的退出机制却迟迟难以有效落实。据人事部门统计, 从1996年到2003年, 我国公务员的辞退率只有0.05%, [1]公务员职业仍然是名副其实的“铁饭碗”, 这个问题从连年来的公务员报考热现象中也能得到反映。我国《国家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的退出机制作了三种制度安排:公务员的退休制度、公务员的辞退制度以及公务员的辞职制度。其中退休制度和辞退制度是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主体, 也是清除不称职公务员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法律对公务员的退休条件和辞退条件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但是在实践中却难以有效执行, 甚至钻法律漏洞。如法律规定丧失工作能力的公务员必须退休, 但是很多丧失工作能力的公务员采取长期请假的方法, 拒不退休, 造成大量的“吃空饷”现象。据官方数据, 仅永康一地就自查出有192人常年“吃空饷”, 个别公务员请假时间竟长达24年之久。[2]法律规定的公务员正常退休制度实施情况尚且如此, 公务员辞退制度的落实情况更是可想而知。

2. 公务员只“对上负责”, 民众难以实现有效监督

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都是依靠民众的税款支撑的, 公务员的服务对象也是普通民众, 那么公务员理应当受到普通民众的监督和制约, 这样才能使公务员提高服务意识, 真正的做到为民谋利。现在的情况却是公务员只“对上负责”, 尽管法律有普通民众可以监督公务员的条款, 但是这种规定在实际中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条款, 没有配套的措施保证实施。而公务员的“对上负责”有切切实实的制度保障实施, 主要体现在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和晋升制度。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 无论是公务员的考核还是公务员的晋升, 最后的决定权都掌握在上级领导手中, 普通民众的意见很难对公务员的切身利益造成影响, 这是公务员只“对上负责”根本原因。

3. 公务员选拨过程不公开, 暗箱操作难以消除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录用必须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其中的“公开”只在选拔结果上得到了落实, 选拔过程并不公开, 主要表现在笔试评分的封闭性和面试结果的封闭性。其中以面试的封闭性最为显著, 面试本意是为了解决单纯笔试造成的“高分低能”现象, 但是面试也给暗箱操作和腐败留下了制度缺口。《南方周末》就曾报道过一名21岁肄业大学生由其担任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主任的父亲暗箱操作, 成为了湘潭市岳塘区发改委副局长, [3]这是选拔过程不公开带来暗箱操作和腐败的典型案例, 很具有代表性。

二、解决当前公务员制度中三大难题的对策

1. 在公务员退出机制上, 坚持“严格”与“宽松”相结合, 重点在于“严格”

这里的“严格”与“宽松”具体来说是指:在落实公务员退出机制的态度上必须严格, 在对待同意退出公务员队伍人员的待遇上可以适当宽松。我国当前的公务员制度中,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让不合格公务员的正常退出。所谓不合格公务员是指那些不履行或无法履行职务、消极怠工、效率低下、行政违法或有贪污腐败行为的公务员, 这些不合格的公务员留在公务员队伍中不仅挤占了国家公共资源、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 更重要的是, 他们的存在降低了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严重影响了公务员队伍的整体形象, 在很大程度上腐化了公务员队伍中的优秀分子。因此, 在将这些不合格公务员清除公务员队伍的态度上必须严格, 这是其一。其二, 为了减少在落实退出机制过程中的阻力, 纯洁公务员队伍, 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水平, 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制定出适当的经济补贴制度, “鼓励”不合格的公务员主动退出公务员队伍。美国20世纪90年代政府人事改革的经验之一就是在经济上对退出人员予以补偿, 通过“赎买政策”使一大批雇员在思想上心甘情愿地离开政府重新谋业。[4]必须指出的是, 这种“鼓励”制度必须以严格落实退出机制为前提。

2. 在公务员管理制度上, 坚持“激励”与“惩罚”并举, 重点在于“激励”

任何人事管理都有两大法宝:激励与惩罚。在公务员管理中, 激励是对取得突出功绩和贡献的公务员授予荣誉或给予物质奖励, 惩罚是只对违反纪律或考核不合格的公务员给予行政或纪律惩罚。在目的上, 激励是“劝其向善”, 惩罚是“防其作恶”。比较而言, 用惩罚手段来防止公务员的违纪、违法行为只是现代社会对公务员的最基本要求, 通过激励来鼓励公务员提高效率、认真负责才是民众最迫切的愿望, 因此在对公务员的管理上, 要将重点放在激励上。我国当前公务员的激励制度是以精神奖励为主, 辅之以物质奖励, 在实际操作中, 物质奖励更是常常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 适当扩大物质奖励范围、提高物质奖励水平对激发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3. 在对公务员的监督上, 坚持“上级”与“民众”同在, 重点在于“民众”

公务员的天职是为人民服务, 理应受到人民的监督。《国家公务员法》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接受人民监督”是公务员应当履行的义务之一。但是公务员相关法律中并没有规定不履行这一义务的判定标准和惩罚措施, 这就使得词条规定成为一纸空文。相反, 上级领导对公务员的监督可以通过考核制度与晋升制度具体落实。因此, 公务员对其管理者“唯命是从”, 对其服务者却满不在乎, 这是造成行政机构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象的直接原因。要打破这种怪现象, 提高政府效率和人民满意度, 就必须在制度上落实民众对公务员的监督权。具体来说, 就是要实行“党管干部”和“民众弹劾干部”的公务员双管体制, 其中, “党管干部”是原则, 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在坚持党对干部全面管理的同时, 要给予民众罢免公务员的权力, 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保证这一权力的有效实施, 这是当前健全公务员监督制度的重点。

4. 在公务员选拔上, 坚持“过程公开”与“结果公开”相结合, 重点在于“过程公开”

社会正义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结果正义, 另一个是程序正义。其中, 结果正义是目的, 而程序正义是保障。诚然, 程序正义了, 结果未必都会正义, 但是如果程序都不正义, 那么结果正义就更难以得到保障。对于公务员的选拨来说, 结果公开只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过程公开, 因为对公务员选拔来说, 但就结果看, 公众很难判断选拔是否公平, 特别是在选拔人之间差异不是太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湘潭神女”事件中如果不是因为新任副局长的年龄只有21岁, 严重违背了干部任用的一般规律, 就很难发现其背后的暗箱操作和腐败事件。因此, 在公务员的选拔上, 不仅要做到结果公开, 更要做到过程公开, 只有结果和过程双公开, 才能更便于公众的监督, 也才能有效地减少公务员选拔中的腐败事件。

摘要：我国公务员制度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 初步建立了以《国家公务员法》为核心的现代化公务员管理体系,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国的公务员改革仍然不够彻底, 公务员制度中的弊端还有很多, 其中以退出机制难以落实、民主监督难以实现和暗箱操作难以察觉等三个问题最为典型, 对当前改革中出现的这三大难题及其对策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公务员制度,退出机制,监督机制,公开化

参考文献

[1]石绍斌.论我国公务员退出机制的发展与完善[J].江西社会科学, 2008, (10) .

[2]中共永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永康市委组织部, 永康市监察局.在编不在岗人员自查情况结果通报[N].永康日报, 2012-05-03 (6-7) .

[3]雷磊.主任的女儿好升迁“湘潭神女”背后的官场勾结[N].南方周末, 2012-05-10 (7) .

美国公共采购制度改革历程 篇8

美国公共采购制度最先是在南北战争时期制定的。二战之后, 美国政府相继制定了1947年的《军事采购法》和1948年的《联邦财产与行政服务法》。依据以上法律, 美国国防部又制定了《军事采购规则》、国务院一般采购厅也制定了《联邦采购规则》等公共采购规则。之后, 为了促进政府采购制度的近代化及统一化, 1979年, 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联邦采购政策改正法》。现行的公共采购制度大都是依据该法等相关法律, 由国防长官、一般采购厅长官及NASA (国家航空宇宙局) 长官提案制定、生效的。从此, 美国政府公共采购制度实现了统一的政策和采购程序。

二、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公共采购制度改革

1. 改革背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公共采购制度改革的主要标志是《契约竞争法》和《小企业竞争促进法》的实施, 两法实施的背景如下。

(1) 当时, 政府采购者在选择供给者时, 对裁量权的行使持一种消极的态度, 并不具有民间企业采购者的积极性。针对这一状况, 为了改进采购者的工作态度, 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

(2) 当时, 采购者对采购价格等问题, 一般很少问及。采购者对供给者的不法行为缺乏起诉的动力, 得过且过。

(3) 采购者与供给者维持长期供给关系, 形成了官商勾结的腐败体系。

2.1984的年《契约竞争法》。该法出台之前, 联邦政府一直采用非竞争形式的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其结果导致了政府为采购商品与服务付出了高昂代价, 也曾使联邦政府一度陷入了财政赤字的困境。为此, 美国国会于1984年通过了《契约竞争法》。该法把竞争机制引入了公共采购制度中, 它的实施不仅削减了政府财政的经费支出, 还确保了能够及时采购到物美价廉的新商品, 同时, 也给新参入的供给者提供了更多的销售机会等。该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完全、公开的竞争的实施。该法要求, 今后的政府采购除了一些明确的、限定的例外情况, 满足采购者的资格要求的所有供给者均可参加投标。 (2) 例外规定。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固定单一来源供给者, 二是对非竞争手段的使用做出了限制。 (3) 异议申诉。即如果出现了非正当化程序, 并且该程序还正处于异议申诉期间的情况下, 应禁止采购者与供给者签订采购合同。 (4) 竞争维护官制度。为了扫除妨碍完全、公开竞争方式实施的壁垒与障碍, 该法还导入了担负“促进竞争”责任的竞争维护官制度, 要求竞争维护官必须就采购过程中采购者运用竞争方式的情况以及排斥竞争的状况等向采购官厅的领导进行报告。

3.1984年的《小企业竞争促进法》。为了扶持、促进小企业的发展, 美国联邦政府从政府采购的层面, 准备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 以切实保护小企业的利益。1984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竞争促进法》, 赋予了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机会。该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导入评价制度, 促进政府使用标准化商品、民生用品。 (2) 要求采购者积极采取促进小企业参加投标的措施, 废除采购招标的事前审查标准。 (3) 要求采购官厅对于采购信息的发布尽可能地让小企业知晓, 以吸引小企业参加采购投标等。

三、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公共采购制度改革

1. 改革背景。

20世纪90年代, 美国国会相继通过了《联邦公共采购简化法》及《联邦公共采购改革法》两部采购法律。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采购制度改革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改革背景、前提的不同。

(1) 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起因于采购者行使自由裁量权受到的限制过多、过大的问题, 政府认为, 有必要缓和其规制, 调动其积极性, 发挥其应有能力。

(2) 政府认为, 采购制度改革不能只是修改个别公共采购规则的表面行为, 还必须对整个公共采购制度体系进行全面的评价、修改,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改善既往的公共采购制度。

(3) 以往的制度使政府的负担、责任以及风险等转嫁给了供给企业, 这必然会导致采购价格的提高、质量的下降等, 并且还会妨碍参加采购的供给者的自由参与。

2.1994年的《联邦公共采购简化法》。

20世纪80年代的公共采购制度改革的结果, 是对公共采购的实施等设定了各种各样的竞争要件、检查要件以及社会、经济要件等。当时, 这些制度、要件的设定, 无疑是促进了政府采购的公正性、竞争性, 也规范了政府采购的各项制度。但是随着该制度的实施, 人们发现, 这些规制过于繁杂、细致, 反而使公共采购的手续变得异常复杂, 也增加了政府采购业务方面的负担, 以至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采购竞争。为此, 政府认为有必要对当时的制度进行改革, 由此, 1994年, 《联邦公共采购简化法》出炉。该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1) 简化采购程序。该法对民生用品的定义做了扩大解释, 并且规定军事设备商品、服务等政府特有的采购可以不必套用那些繁杂的合同要件, 简化了这类采购的手续。再者, 该法规定, 2500美元以下的小型采购, 可以不必履行采购手续, 要求与消费者一样, 可以直接利用政府的信用卡到附近的商店进行购买。 (2) 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两方面, 一是要求采购者在选定供给者时, 要考虑到各个投标提案者过去的供给实绩;二是对于没有与其签订合同的供给者, 要求采购官厅必须说明没有签订合同的具体理由, 目的是为了降低异议申诉率。

3.1996年的《联邦公共采购改革法》。

为了解决1994年《联邦公共采购简化法》中未涉及到的具体问题, 1996年2月, 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联邦公共采购改革法》。该法的主要内容包括: (1) 为了促进有效的竞争, 赋予了采购官厅选定参加投标提案者的权限。 (2) 对于政府办公大楼及其他公共设施等的设计、建设等方面的采购招标项目, 要求采购官厅不但要对投标者的提案书进行技术评价, 还要进行价格评估, 采购者要履行两阶段的审查选定手续。

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篇9

目前配合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最密切的就是人事退休制度,主要可以考虑借鉴典型国家养老保险改革中提高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的做法和实行男女同龄退休制度。

(一)提高公务员法定退休年龄

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50多岁①,但是从7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一直在不断提高,2000年总体平均预期寿命在70岁左右,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1岁②。根据中国目前对退休年龄的规定,老年人在退休后仍有几年的时间可以继续工作。现代的医学研究也表明,一个在紧张轨道上奔驰惯了的人,骤然停下来,只会加速死亡的到来。如果让他们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工作,不仅可以发挥余热,还可以增进健康。

另外,老年人口增多,若提高平均退休年龄可以使政府在养老金方面的收入增加,养老设施的投入和支出也会增加,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压力。

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笔者认为可采取两种退休制度并存的做法。国家可以规定两种退休年龄:一种是可以退休的年龄(55~60岁);另一种是领取养老金的年龄(60~65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在55~60岁之间,职工可以自愿退休,但不能领取养老金,国家也不给予任何补贴。对60~65岁退休的人,还要要求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用,这样使缴费与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金额挂钩,真正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结合原则。

(二)实行男女同龄退休制度

中国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仍然沿用20世纪50年代职工退休制度的规定,即男职工满60岁,女干部满55岁,女职工满50岁。国家对提前退休的规定:一是男职工满50周岁,女职工满45周岁,因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提前退休即病退;二是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有毒有害身体健康工种的工作,男职工满55周岁,女职工满45周岁,可提前退休。对目前中国公务员实行男女不同的退休年龄,一直以来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不同规定导致了女性权益受损,潜意识把女性当作弱势群体,存在性别歧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规定较合理,充分考虑了女性的生理特点,有利于保护女性权益。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中国女性公务员的退休年龄比男性早10年,比女干部早5年,这一规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具有合理性。因为当时的工作体力型劳动程度较高,为了保护女性,提前退休可使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另外,旧社会女性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男性,健康状况也比男性差很多,女性生育多个子女并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家庭为主,很少出去工作。因此在当时大多数妇女很赞成这一政策。

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持续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平均预期寿命己经明显超过男性,并且女性的工作环境变好,劳动强度大大降低,独生子女政策也使女性早早就摆脱了育儿的辛劳,很多女性走向社会,成为职业人。因此,在新知识经济时代,对女性退休年龄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时代背景,不但不是照顾,反而是一种潜在的性别歧视,既造成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加重女性老年生活的风险。因为女性退休后的养老金与其工作年限和缴费数额紧密挂钩,女性比男性提前退休会导致退休后两者养老金的差异较大,下面通过建模测算可以得知。并且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末已经开始调整本国的退休年龄政策,把女性退休时间早于男性的规定改为男女同龄退休且同龄享受社会保障(见表1)。中国也应该加以借鉴。

下面对中国公务员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进行建模测算,考察退休年龄对个人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

1. 模型假设前提

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作如下假设:(1)假设男女职工参加工作的年龄为25岁,参加工作距离退休的时间为L,缴费年限为n年,缴费期间不间断;(2)假设W0为月初始缴费工资,为初始社会平均月工资,且职工从参加工作到退休期间工资是平均增长的,且等于当地职工的平均年工资增长率k,假设α为参保时工资与当年职工社会平均工资的比率;(3)职工退休前1个月工资S、前1个月社会平均工资S軈及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分别为:(4)个人账户记账利率i,个人账户储存额的利息按复利计算,且采用年度计算法,即:截至本年底个人账户储存额=上年底个人账户储存额×(1+本年记账利率)+个人账户本年记账金额×(1+本年记账利率×1/2)。

2. 基本养老金替代率模型

按照38号文件规定,“标准人”的养老金计算公式为:

“标准人”的基本养老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

月基础养老金=(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2×n×1%

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退休时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本人平均缴费工资指数

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M为:

则有个人账户养老金总额pc为:

基础养老金总额bc为:

则退休后基本养老金P为:

因此基本养老金替代率T为:

3. 退休年龄对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

笔者以25岁参加工作并且开始缴费,缴费期以15年为例,分析“标准”参保人不同的退休年龄对其养老金替代率的影响,其中:n=15,k=8%,i=4%。具体测算结果见表2与图1。

退休年龄对于替代率的影响主要是考虑个人账户积累的经济效应以及计发月数。从测算结果表2可以看出,在现行的政策下,养老金替代率明显加强了缴费积累的激励约束机制,更加强调了权利和义务的相对应。而不同的退休年龄,养老金待遇存在一定的差异。对女性职工而言,50岁退休的待遇水平在相同条件的测算下是略高于55岁退休的男性;但是提前退休的女性待遇远远低于提前退休的男性和正常退休的女性。但是这只考虑了相同的缴费条件。由于男性工作时间延长,男性也可通过延长其缴费期提高其待遇水平。

4. 结论

表3及图2反映了不同退休年龄对养老金替代率的敏感性变化。从图1和图2可以看到:在现行的养老金制度下,养老金的替代率随着年龄的延长先下降再上升,达到一定退休年龄后敏感系数由负值变成正值且养老保险替代率的敏感系数逐步增大,变动趋势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政策下退休年龄不仅影响养老金的积累,同时也影响个人账户计发月数。退休年龄小的计发月数就高,其养老金个人账户得到的钱就越少;退休年龄越大的计发月数就越低,其养老金个人账户得到的钱就越多。养老金计发月数是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69岁时敏感系数为3.13,这意味着退休者退休年龄每增加1%,养老金替代率增加3.13%。

因此,从理论角度分析,为使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顺利进行,应配套改革人事退休制度,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并使男女退休年龄一致。这不仅有利用提高女性晚年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中国基本养老基金的积累和投资运营,提高个人账户的基金总额,另外还可提高个人退休后的收入水平。

二、公务员养老保险配套制度改革之二——工资制度

马克思认为“工资只是通常被称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的特种商品。”④在中国,工资一般指企事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报酬⑤。公务员工资制度指国家根据公务员的学历、年龄、级别和职务,根据规定发放公务员劳动报酬而建立的原则、规范以及工资关系和形式的统称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经历了1956年、1985年和1993年三次大的变革。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待遇,努力解决当前公务员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逐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适当向基层倾斜等方面的要求。接着2006年又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国发[2006]22号)的文件,规定自2006年7月1日起实施新的工资标准。但是应该看到,该《通知》是建立在1993年的工资制度基础上的,没有进行根本的改变,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

这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问题。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目标模式中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中个人缴费基数与本人工资挂钩,而中国公务员基本工资较低,非工资性收入和非实物形式收入比重较大,如不配套改革工资制度,势必会降低公务员养老金替代水平,无法满足退休公务员的基本生活所需。

2.隐性收入问题严重。

隐性收入现象是中国公务员工资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政策,机关单位通过隐性收入变相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且隐性收入形式多种多样,如在临时机构利用职权领取各种酬金、单位内自发各种福利和补助等等。

3.工资水平在各地区之间存在不平衡。

根据国家的规定,各个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经济的发展水平及财政收支状况,发放相应的附加津贴,这必然会导致各个地区的公务员工资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经济发达地区如广州和深圳的公务员工资水平较高,而经济落后地区工资水平就很低。有些经济落后地区因缺乏资金来源连最基本的工资都很难顺利发放,更不要说发放津贴。甚至一些落后地区在执行国家工资调整政策时也不到位,只是口头协议。这样地区差异会越来越大,也影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阻碍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的形成和发展。

因此,根据目前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目标的要求,笔者认为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建立合理的工资结构。中国公务员工资由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组成,其中基本工资又包括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基本工资在公务员合理货币总收入中占的比例较低,而津贴、补助及奖金占比重较高,这不利于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发达国家一般坚持公务员的薪酬结构以工资收入为主、发放津贴为辅的原则。因此,借鉴国外经验,首先要彻底改革目前“低工资、多补贴、泛福利”的工资结构,应该对公务员基本工资、津贴、补助及奖金在工资结构中占的比例重新进行统一的规定。例如基本工资可考虑占80%左右,这样使其在工资结构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使其成为核心部分,这也是按劳取酬的重要体现。

第二,引入绩效工资制度,加强工资激励作用。中国现行公务员工资级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职务工资的级差,不同职务间顺次差别不超过1 000元;二是级别工资的级差,按2006年的标准27级计算(下同),最高为3 820元,最低为290元,最高最低之间差距13倍左右,平均每级提升约130元;三是同一级别工资档次的级差,为每两年提升一个档次,最高总理级每个档次之间的差额是160元,最低办事员级每档工资的差额是26元。这表明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标准级差偏低,难以体现公务员的职务贡献,缺乏激励作用。另外,中国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目前还没有真正落实,基本上考核是走过场,没有体现个人绩效的差异,公务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公务员工作的积极性。引入绩效工资制度可以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因为将公务员的工作表现与工资紧密挂钩,工作成效越显著,工资收入越多,充分发挥工资的激励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目前中国事业单位科学分类配套改革之一的工资制度改革就已经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教师中陆续实行绩效工资制,其他事业单位也会陆续开展。因此,公务员也应尽快将绩效工资制引入到工资制度改革中。

第三,减少隐性收入的产生。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一方面,可将机关单位隐性收入中的福利补贴以货币津贴的形式纳入工资,实现货币化、显现化,这样也相应增加了基本工资的比例。另外,加快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改革。职务消费包括公务交通、公务宴请以及通讯等各项支出费用。中国现行的职务消费虽纳入财政预算中,但很不透明,导致很多地方和部门消费数额较大,财政难以承担。因此,应将职务消费预算从一般行政预算中分离出来或将其中的一部分并入工资。有职务消费的公务员,可按岗位职务需要,按照一定程序核定年度的职务消费定额标准并予以公布,记入个人账户,包干使用,超支自补,使职务消费公开、透明化,从而有效地减少公务员的隐性收入。

第四,减少地区间工资水平的差异。在发达国家,一般同级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标准基本上保持统一。而中国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工资水平差异较大,这与中国相关政策有关。国家规定,建立地区附加津贴制度,使不同地区机关工作人员工资的提高与经济发展相联系。这种差异违反了公平性原则,也会严重阻碍中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形成。2006年的工资制度改革政策上向艰苦边远地区倾斜,对缩小中西部地区的工资差距、提高工资收入、增强内部公平感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但还有待完善。

第五,完善公务员工资立法。中国《公务员法》规定:“任何机关不得违反国家规定自行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政策”。但是,截至目前并没有成型的《公务员工资法》出台。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容易导致政策执行中的随意性。许多发达国家都对公务员的工资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如美国的《联邦工资比拟法》,对公务员工资标准、提薪原则、平衡办法以及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等方面都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以保证其公平性与合理性。中国也应通过立法将公务员的工资结构、标准、调整方式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实行依法管理。同时还应加大监管力度,使政策的实施透明化。

三、公务员养老保险配套制度改革之三——法律制度

养老保险既是一项社会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项法律制度。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健全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

(一)建立公务员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 立法先行。

这个原则已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主要经验之一,目前也已经成为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和改革,都以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正为前提。自1889年德国首次建立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以来,全世界160多个国家中共有200多种不同的养老保险法律和制度,其中公共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有200个,私营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有9个⑦。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养老保险立法主要包括:综合的社会保险法、单项养老保险法令以及雇员、伤残等其他单项法令。单项养老保险法令都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养老保险监督机制和管理机构、资金来源和筹集方法、基金管理和法律责任、适用范围、授权资格和条件、发放标准及补偿办法等涉及养老保险制度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并且都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作为民意代表的立法机构来制定的。这些法律的制定为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2. 加快公务员养老保险法制化建设进程,是解决中国目前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手段。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伴随着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中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立法建设经历了几十年,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确保了当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顺利进行。但随着中国社会不断变化和发展,当今公务员养老保险在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具有同步性的立法工作也大大滞后。目前,中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可以说还未真正开始,之前出台的相关政策性文件都是处于“决定”、“通知”和部门规章的层次。因此,必须制定更高层次的规范性文件,以保证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规范化、统一化和可持续性。目前,中国养老保险立法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目前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并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一部重要法律《社会保险法(草案)》全文已经出来,现正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以便更好地修改、完善这部法律草案。因此,根据国际经验,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的制度设计,应该立法先行。

(二)公务员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立法体系

即将出台的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9条第3款规定:“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金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表明公务员不参加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国务院将为他们单独制定另一套相关的“规定”。这一条款引起很多专家学者的质疑。他们一致认为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应平等对待。因为公务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国家法律的制定者、执行者,如果单独实施一套养老保险制度,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疑虑和不满。而笔者认为《社会保险法(草案)》对公务员养老保险的这种规定有一定道理。从第一种情况来看,公务员与事业、企业人员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相同是指他们都是社会生产者,长期目标应该建立一个全民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但笔者认为公务员只是暂时从《草案》单独出来另外制定一个社会保险制度,以便解决目前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难题,过渡一段时间后,再纳入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法。因为公务员与企事业的职工在劳动性质和特点上也有所不同,公务员是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有“官职”、有权力的公民。另外中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目前也是分块进行的。2009年1月28日人保部提出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和重庆五个省市试点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

根据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中国公务员养老保险应由纵向和横向两部分法律体系构成。纵向应由中国的根本法宪法、社会保险法、养老保险基本法和公务员养老保险单项法规构成;横向结构应由全部的公务员养老保险法律法规及其相关的配套法规构成。其中,养老保险基本法是核心法律,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养老保险基本法的适用范围;养老保险项目;养老保险的对象;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运营;养老保险的享受条件、待遇标准和给付方法;养老保险的经办机构和监督机构;养老保险争议的处理程序;法律责任。其中,首要问题是明确规定《养老保险法》(具有养老保险基本法性质)的适用范围。基本养老保险法是养老保险所有部门法的基本法,应该对其他所有养老保险的部门法起统领的作用。然后在基本养老保险法的基础上建立公务员养老保险法。

(三)公务员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内容

1. 应明确规定政府的职责。

养老保险基本法中的政府责任主要包括行政管理责任和财政责任两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现行《宪法》和新《劳动法》都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责任和义务。因此,养老保险基本法中应明确规定相应的国家行政管理责任的条款。另外国家的财政责任又包括两个部分,即旧体制的遗留责任和新制度中的责任。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立法中一定要明确政府应该承担的隐性债务,着重解决企业养老保险改革中造成的养老保险基金历史欠账和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问题。当然这种政府责任的承担需要有一个度,这包括经济和时间方面,待公务员养老保险转制成本全部解决后,国家的财政责任可以转移到相关税收优惠的制度安排中。

2. 应明确养老保险的法治程序。

所谓法治,就是除了要有健全的法制,还要有能将法制付诸实践的程序。养老保险立法是对受益人权利和义务的具体规定,但只有完善的立法是远远不够的。应然状态的权利和义务只有通过特定的法律程序转化为实然的权利义务才能被人们真实地感受到法律制度的存在,否则,再完备的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也只是纸上谈兵,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立法中需要明确的法治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养老保险受益人有依法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义务,这也是劳动者在年老时能够获取养老保险金的前提条件。对拒绝缴纳或拖缴社会养老保险税费的法定义务人(包括企业),相关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和社会成员有权提请行政执行机关对其进行处理,或直接提起诉讼。

第二,明确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基金托管机构、基金投资机构等专门负责养老保险基金的专项管理业务的部门或机构的职责。因为他们是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活动中的重要主体。社会养老保险受益人在以上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等非法行为使其遭受损害时,有权提请行政裁决或司法裁决,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第三,养老保险争议解决的具体程序问题。根据国务院《社会保障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养老保险争议在中国是通过两个不同程序来处理,即行政复议及行政法庭和劳动争议仲裁或民事法庭。因为,在中国养老保险争议发生于两个领域:缴费主体对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争议;用人单位与职工因履行养老保险费的缴纳义务的争议。前者属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行政争议;后者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保险争议。由于社会保险在理论研究和立法方面均尚未独立,中国养老保险争议暂列入劳动争议范畴,其仲裁与诉讼也就适用劳动争议诉讼与仲裁的法律规定。对此,在完善中国的劳动争议仲裁的同时,应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险争议的处理机制,可以考虑在人民法院的体系内建立社会事务法庭,改变由民事法庭处理劳动和社会保险争议的状况。

摘要：中国公务员养老保险改革应与三个方面的配套制度,即退休制度、工资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改革同时进行。退休制度改革应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并使男女退休年龄一致。工资制度改革包括建立合理的工资结构、引入绩效工资制度、减少隐性收入和地区间工资差异。法律制度改革包括建立适应的法律体系,明确政府职责和法治程序。

关键词：公务员,养老保险,配套制度

参考文献

[1]杜午禄.人口老龄化与退休低龄化剖析[J].人口研究,2003,(2).

[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3]孙玄.关于退休年龄的思考[J].人口与经济,2005,(3).

[4]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许文骊.公务员制度新解[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6]袁宝华.中国公务员制度[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

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篇10

一、学生贷款丑闻所反映的主要问题

美国学生贷款丑闻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回扣所反映的行贿与受贿。由于美国学生贷款机构为数众多,贷款产品多种多样、贷款程序复杂繁琐,故很少有学生自己去挑选贷款公司。各大学也都成立了专门的学生资助办公室来帮助学生申请贷款。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向学生提供“贷款机构与项目推荐名单”。据美国CNN教育新闻网的资料,90%的学生依据这一名单来选择贷款机构。贷款公司为了在学校的推荐名单上“榜上有名”,争取更多贷款业务,以各种回扣及好处贿赂大学的学生资助主管人员,如给学校主管人员公司股票、金钱、旅行支票、会议度假安排等。2007年4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财政资助主管由于受贿,被隔离审查。这名主管自2002年起,收取了学生贷款“咨询费”65,000美元以及1,200美元的旅行支票。[2]据《纽约时报》2007年4月12日报道,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贷款丑闻爆发以来,已有6所大学的学生财政资助官员和教育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因此而下马。

早在2007年2月,纽约首席检察官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就已着手调查贷款公司与大学的关系。他要求6家贷款公司和多家大学提供相关信息,以了解学校的“贷款机构与项目推荐名单”是如何出炉的,其中的过程是否存在问题。2007年3月,纽约首席检察官安德鲁·科莫发布了调查的初步报告。报告列举了学生贷款业的种种问题行为:[3]

(1)贷款机构向学校提供回扣,使学校退出联邦政府威廉·福特直接贷款计划或让自己成为该校惟一借贷方,以获得更多学生客户;

(2)贷款机构以给学校设立基金和信用额度等条件,换取成为学校优先贷方的资格;

(3)学校虽然在大学学生贷款推荐名单中列入多家贷款机构,但实际上这些贷款机构都将贷款出售给同一个贷款机构,学生实际上并没有获得选择权;

(4)贷款机构给予大学的学生财政资助官员各种好处和咨询费。

在报告发布的新闻会上,安德鲁·科莫表示,银行和高等院校间的不良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学生及家长的权益,有些行为已经违法。他敦促各院校应清查贷款事宜,杜绝不良和违法行为,为学生提供正确的贷款信息。

2007年4月,纽约、伊利诺伊和密苏里3州合作,签署了一项跨州协议,共同调查学生贷款公司的贿赂行为,整顿学生贷款行业。调查涉及100多所学校,包括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长岛大学、纽约理工学院等大学;调查涉及20多家贷款机构,包括美国最大的学生贷款机构学生贷款营销协会(Sallie Mae)、第二大学生贷款机构耐尔耐特公司(Nelnet Inc.)和第三大学生贷款公司艾迪凯普(Educap)。[4]

二、加强学生贷款监管的各种措施

(一)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与相关提案

自学生贷款丑闻爆发以来,美国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多次就此问题召开听证会,展开对贷款机构的调查,禁止贷款机构和学校联手操纵学生贷款。一些民主党议员还纷纷提出议案,期望通过立法更好地监管学生贷款行业。

在2007年3月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将减轻学生的贷款负担作为主要的政策诉求之一,这为民主党赢得了多数议席。2007年4月美国众议院召开了“审查学生贷款的不道德行为”(Examining Unethical Practices in the Student Loan Industry)听证会。听证会邀请纽约首席检察官、学生贷款丑闻调查发起人安德鲁·科莫作为主要证人。民主党议员认为,布什政府对学生贷款行业监管不力,应为贷款丑闻承担部分责任。民主党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主席雷帕·乔治·米勒(Rep.George Miller)指责教育部对学生的贷款监管不力,敦促教育部积极采取以下紧急措施:[3]

(1)要求大学延缓使用“贷款机构与项目推荐名单”,直到“我们确信这份名单不再滋长腐败与任用亲信的行为”;

(2)公布紧急条例,明确界定行贿和受贿的行为;

(3)公布所有教育部授权的贷款机构名单,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4)对所有大学负责学生贷款的官员进行调查。

米勒还表示,他将积极筹划对《学生贷款阳关法案》(Student Loan Sunshine Act)进行投票,以解决学生贷款问题。民主党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Kennedy)、霍华德·麦克凯恩(Howard P.Mckeon)等也提交了相关议案,提出学生贷款的改革方案。这些提案均指出,联邦政府为私人贷款机构设定贷款利率的方式和所提供的补助金确保了私人贷款机构的盈利,但却没有很好地服务于学生,不仅浪费了大量资金,而且也致使学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据相关资料,在10年间,美国高校毕业生的负债已从平均9,250美元增至2万多美元。[6]他们建议政府改革联邦家庭教育贷款计划,降低贷款利率,削减保证金,将所节余的资金直接用于无需学生偿还的佩尔奖学金。贷款保证金制度建立于1980年,当时政府为了吸引私人公司开展学生贷款业务而设立。随着学费上涨、学生贷款人数的增加,联邦政府为此支付的资金也越来越多,成为一笔庞大的开支。1993年,国会也曾讨论废除贷款补助金,但最终无果。目前,贷款补助金又成为学生贷款制度改革的一个热点话题。这些法案还要求贷款机构和高校公布它们的业务安排,并呼吁政府部门对贷款问题进行彻底的调查。

2007年6月,雷帕·乔治·米勒又提出一项新的学生贷款资助方案。该方案建议将目前的贷款利率从6.8%降低到3.4%,削减联邦政府的贷款补助,增加每笔佩尔奖学金的额度,从目前的4,310元逐步增加到5,200美元(2013年)。[7]在此之前,2007年1月美国众议院已在一项法案中同意削减政府对银行以及私人贷款机构的补助,但一直没有得到参议院的通过。除此之外,国会众议院、参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的领导人还提出扩大帕金斯贷款计划(Perkins Loan Program)。该计划无需假手银行和私人贷款公司,由各高校直接管理学生贷款。民主党议员希望通过直接贷款计划可以节省纳税人的支出,避免贷款丑闻的发生。

(二)美国教育部的监管措施

针对所爆发的贷款丑闻,美国教育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学生资助的监管工作,并计划对整个体系进行全国性的改革与重建。以下3点作为应急措施:[3]

(1)暂时限制大学使用“贷款机构与项目推荐名单”;

(2)暂时限制贷款机构进入美国学生贷款数据库(The National Student Loan Data System),以防止贷款机构不适当地利用数据库中的学生信息来推销自己的贷款产品;

(3)组建一个专门小组来考虑学生贷款的相关改革事宜,包括审核优先的贷方名单,杜绝对学生的贷款进行诱导;出台关于学生贷款的行为准则等。

(三)相关机构的整改措施

随着关于学生贷款丑闻调查的深入进行,美国的私人贷款机构也表示将进行相关的整改。美国最大的学生贷款机构学生贷款营销协会就宣布:配合检察官的调查工作;关闭所设立的20多个学生咨询中心;18个月内终止与大学的现有关系;向学生及家长提供有关贷款业务的培训,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2]学生贷款营销协会1972年由美国政府投资创办,后脱离政府于1983年上市。目前,学生贷款营销协会管理着1,42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占总规模2,800亿美元联邦家庭教育贷款计划的一半。[10]

美国大学学生资助官员的协会组织———“美国学生资助管理者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udent Financial Aid Administrators,NASFAA)虽然并不认同检察官的严厉指责,认为学生贷款官员的欺诈行为只是个别行为,但也起草并通过了一个行动决议。该决议的内容包括:说明发布这一行动决议是为了更好地遵循NASFAA的道德原则,给予学生资助管理者及大学明确的指导;评估NASFAA与私人贷款机构的关系,采取一切措施确保NASFAA以最高道德原则与标准行事,避免陷入任何利益冲突;建立一个宣传机构,宣传NASFAA的道德原则,教育学生资助管理者,敦促他们坚守职业道德;呼吁NASFAA成员检视自己大学的学生贷款事宜,以确保学生和家长的正当利益。[3]

三、奥巴马政府的学生资助制度改革计划

针对相关的学生贷款问题,奥巴马执政以来提出:“不要让债务埋葬大学梦想,要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学生都上得起大学。”[1]为此,奥巴马提出了大学生资助制度的改革计划。其中,被美国媒体称之为“勇敢的一步”是:终止联邦家庭教育贷款计划,私人贷款机构相应的学生贷款业务将全部转由联邦政府接手管理,到2010年所有的学生贷款项目将全部改为联邦直接贷款项目。[13]据有关机构估算,在未来10年间仅此一项节省下的贷款补贴金就达94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还计划进一步扩大佩尔奖学金,将2010～2011年的补助额度调整为5,550美元,[6]以后还将继续增加,其目标是使佩尔奖学金成为与美国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一样的福利;奥巴马政府还将进一步扩大帕金斯贷款计划。将其贷款总额从10亿美元提高为60亿美元,资助学生由50万增至270万。参与院校由1,800所增至4,400所。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还计划创设新的高校入学及完成资助基金(College Access and Completion Fund),并简化一切学生贷款的申请手续。[1]奥巴马政府的这一系列改革计划特别是在目前金融危机下,得到了国会、民意的大力支持。正如美国媒体所言:美国的联邦学生资助制度正面临一个难得的机遇,奥(下转第85页)巴马政府将带来真正的变革。毫无疑问,美国的学生资助制度早就需要改革了。[6]

参考文献

[1][12][15]马小宁.美国政府要动学生贷款奶酪[N].http://www.jyb.cn.2009-05-15.

[2][9]Jonathan D.Glater Lender to Pay So Students Can LearnLoan Options.New York Times.2007-04-12.http://wwwnytimes.com/2007/04/12education.

[3][5][8][11]http:/www.Higher EducationReview.com.2007-03-17,2007-04-25,2007-04-19,2007-04-25.

[4]http:/www.cnn.com/EDUCATION?2007-04-23.

[6][14][16]Paul Combe.W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wesStudent-Loan Borrowers.The Chronicle ofHigher Education.A56,May15,2009.

[7]http:/www.boston.com/bostonglobe.2007-06-12.

[10]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287359.aspx.2007-04-26.

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篇11

关键词：公务卡结算制度 改革 思考

公务卡推广工作是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强化财政资金管理，推进源头治腐的重要举措。2011年12月，财政部决定在中央预算单位全面实施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规定从2012年1月1日起，中央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支付“三公”经费、办公费、印刷费、会议费、培训费等16项费用时，必须使用公务卡。湖北省财政厅、黄石市财政局也相继下文明确了公务卡消费强制目录。

一、黄石市公务卡制度改革基本情况

黄石市自2008年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以来，工作成绩显著，改革走在全省前列。目前，市直共有221家预算单位实行了公务卡消费，市本级已办理公务卡9000余张，消费金额达5000万元，减少了预算单位现金支付结算，规范了公务支出行为。

二、推行公务卡改革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了财政资金管理

公务卡推广使用能实现公务消费实时查询，支付信息电子化，改变了传统公务消费现金借支消费、还款报账等模式， 确保了财政支出公开透明，极大程度上扼制了单位私设“小金库”行为发生。公务卡携带方便，使用便捷，其推广使用由原来的现金支付方式改为刷卡支付，实现了财政资金使用的全程监控，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公务支出流程和数据和管理规范，另一方面增加了财政预算执行信息的透明度，提高了预算收支信息的全面性、及时性和准确性，从源头上遏制了公款消费腐败的问题，减少了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二）提高了单位财务管理水平

传统的公务消费采用的是报销人垫付现金或借支现金，再开支后报销冲还借支的程序。使用公务卡消费，简化了用卡单位的财务工作流程，减少了现金使用量，到账及时，安全快捷，资金使用还有20-56天的免息期，减轻了用卡单位财务人员的工作量，同时财政财务部门还可以有效监控支付的真实性和规范性，提高了用卡单位的财务管理效率。

（三）促进了银行卡产业发展

近年来，我国银行卡业务快速发展，银联卡成为使用最频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多元化市场主体构成的银行卡产业链初步形成。针对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公务消费的公务卡的推出使用满足了公务开支的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了银行卡持卡人范围，改善了银行卡受理环境，充分调动了特约受理银行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完善了银行卡的品种和功能，有利于发挥信用卡扩大消费信贷、培育信用观念、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拓展了银行卡支付空间，密切了发卡机构与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的良性互动关系，为发卡机构提供了更多拓展其他相关金融业务的机会，促进了我国银行卡产业科学有序发展。

三、公务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务卡使用范围有待拓展

在公务卡推广过程中，因公务卡使用市场环境不完善，商家趋向于用现金进行结算和 POS机布点密度小等原因制约，特别是公务卡刷卡的POS机安置点密度小，在农村乡镇偏远地区根本未设置刷卡点，严重影响了公务卡推广工作。

（二）公务卡使用率有待扩展

主要是公务卡发行多，使用少的问题。每年地方财政部门将公务卡制度改革纳入目标管理考核，极大地推动了公务卡发行工作。但由于预算单位对公务卡管理改革重要性认识不够，导致公务卡使用积极性不高，公务消费仍用现金结算，阻碍了公务卡推广工作，也带来了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漏洞。

（三）公务卡网络软件有待强化

在公务卡结算管理过程中，财政部门在审核预算单位公务卡报销凭证时，困未共享银行支付数据网络，无权将消费凭证与银行支付数据进行实时核对，仅依据预算单位提供的消费票据和刷卡凭证审核报销，不能有效扼制预算单位变相消费行为发生，带来资金管理漏洞，阻碍了公务卡推广应用。

四、推进公务卡改革的几点建设

（一）进一步强化公务卡发行和资金结算工作

完善公务卡使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公务消费行为，明确公务开支项目，严格实行公务卡结算，努力提高公务卡使用面。各发卡银行、国库集中收付业务代理银行要协助预算单位做好公务卡申办资格的审核、发卡和培训工作，严格执行结算纪律，畅通结算渠道，不得无理拒付或拒收公务卡结算资金，积极维护持卡人合法权益，对财政授权支付的开支项目，要在规定的项目范围，以相应的非现金结算方式办理，不得随意支付现金。进一步推进公务卡软件升级，使软件能切实满足预算单位需要。

（二）进一步改善公务卡使用市场环境

促进用卡环境的整体改善，积极发展银行卡特约商户。银联和各发卡银行要根据预算单位公务消费的特点，合理投放POS机具，维护交易网络，确保银行卡交易的安全稳定，为公务卡提供一个优良的受理使用环境。受理公务消费报账业务时，要确保公务卡使用人资金及时到账，为公务卡提供一个优良的受理使用环境。要加大公务卡使用宣传力度，切实推动公务卡结算公务消费，为公务卡试点推广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进一步加强公务卡使用监管

美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 篇12

一、黄石市公务卡制度改革基本情况

黄石市自2008年推行公务卡结算制度改革以来, 工作成绩显著, 改革走在全省前列。目前, 市直共有221家预算单位实行了公务卡消费, 市本级已办理公务卡9000余张, 消费金额达5000万元, 减少了预算单位现金支付结算, 规范了公务支出行为。

二、推行公务卡改革的现实意义

1、加强了财政资金管理。

公务卡推广使用能实现公务消费实时查询, 支付信息电子化, 改变了传统公务消费现金借支消费、还款报账等模式, 确保了财政支出公开透明, 极大程度上扼制了单位私设“小金库”行为发生。公务卡携带方便, 使用便捷, 其推广使用由原来的现金支付方式改为刷卡支付, 实现了财政资金使用的全程监控, 一方面有利于加强公务支出流程和数据和管理规范, 另一方面增加了财政预算执行信息的透明度, 提高了预算收支信息的全面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从源头上遏制了公款消费腐败的问题, 减少了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2、提高了单位财务管理水平。

传统的公务消费采用的是报销人垫付现金或借支现金, 再开支后报销冲还借支的程序。使用公务卡消费, 简化了用卡单位的财务工作流程, 减少了现金使用量, 到账及时, 安全快捷, 资金使用还有20-56天的免息期, 减轻了用卡单位财务人员的工作量, 同时财政财务部门还可以有效监控支付的真实性和规范性, 提高了用卡单位的财务管理效率。

3、促进了银行卡产业发展。

近年来, 我国银行卡业务快速发展, 银联卡成为使用最频繁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多元化市场主体构成的银行卡产业链初步形成。针对预算单位工作人员公务消费的公务卡的推出使用满足了公务开支的市场需求, 进一步扩大了银行卡持卡人范围, 改善了银行卡受理环境, 充分调动了特约受理银行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进一步完善了银行卡的品种和功能, 有利于发挥信用卡扩大消费信贷、培育信用观念、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 拓展了银行卡支付空间, 密切了发卡机构与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的良性互动关系, 为发卡机构提供了更多拓展其他相关金融业务的机会, 促进了我国银行卡产业科学有序发展。

三、公务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务卡使用范围有待拓展。

在公务卡推广过程中, 因公务卡使用市场环境不完善, 商家趋向于用现金进行结算和POS机布点密度小等原因制约, 特别是公务卡刷卡的POS机安置点密度小, 在农村乡镇偏远地区根本未设置刷卡点, 严重影响了公务卡推广工作。

2、公务卡使用率有待扩展。

主要是公务卡发行多, 使用少的问题。每年地方财政部门将公务卡制度改革纳入目标管理考核, 极大地推动了公务卡发行工作。但由于预算单位对公务卡管理改革重要性认识不够, 导致公务卡使用积极性不高, 公务消费仍用现金结算, 阻碍了公务卡推广工作, 也带来了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漏洞。

3、公务卡网络软件有待强化。

在公务卡结算管理过程中, 财政部门在审核预算单位公务卡报销凭证时, 困未共享银行支付数据网络, 无权将消费凭证与银行支付数据进行实时核对, 仅依据预算单位提供的消费票据和刷卡凭证审核报销, 不能有效扼制预算单位变相消费行为发生, 带来资金管理漏洞, 阻碍了公务卡推广应用。

四、推进公务卡改革的几点建设

1、进一步强化公务卡发行和资金结算工作。

完善公务卡使用财务管理制度, 规范公务消费行为, 明确公务开支项目, 严格实行公务卡结算, 努力提高公务卡使用面。各发卡银行、国库集中收付业务代理银行要协助预算单位做好公务卡申办资格的审核、发卡和培训工作, 严格执行结算纪律, 畅通结算渠道, 不得无理拒付或拒收公务卡结算资金, 积极维护持卡人合法权益, 对财政授权支付的开支项目, 要在规定的项目范围, 以相应的非现金结算方式办理, 不得随意支付现金。进一步推进公务卡软件升级, 使软件能切实满足预算单位需要。

2、进一步改善公务卡使用市场环境。

促进用卡环境的整体改善, 积极发展银行卡特约商户。银联和各发卡银行要根据预算单位公务消费的特点, 合理投放POS机具, 维护交易网络, 确保银行卡交易的安全稳定, 为公务卡提供一个优良的受理使用环境。受理公务消费报账业务时, 要确保公务卡使用人资金及时到账, 为公务卡提供一个优良的受理使用环境。要加大公务卡使用宣传力度, 切实推动公务卡结算公务消费, 为公务卡试点推广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进一步加强公务卡使用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