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精选12篇)
美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篇1
摘要:纵观美国教育体制的发展、形式和内容等, 本文剖析了美国教育体制的发展, 简单分析了现有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形成的合理性, 以及其教育体制的学分制、体制内容和学制等, 并依此为借鉴, 对比当今中国教育体制, 得出其获得成功的缘由。
关键词:美国教育,教育体制,中国教育
纵观近一个世纪的美国教育发展史, 美国教育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 逐步发展起来。社会的变迁与一系列社会制度改革影响着美国教育体制变革, 并最终形成当今美国完善的教育体制。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教育强烈呼吁回归“基础教育”, 民众纷纷要求学校充分重视道德伦理及人生观、价值观的授课。然而到了八十年代, 其教育进步有了一个飞速而长久的跨越, 即在二战后, 美国教育更加大众化、普及化。九十年代的美国将眼光放之二十一世纪的世界, 并重点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 使他们能在二十一世纪世界潮流下为美国发展奠定基础。在人们的呼吁下, 九十年代美国教育体制逐步达到完善, 教育标准逐步走向一体化。
美国的教育由各州负责, 各州又将具体责任托付给各个学校, 从十九世纪中期就开始实行单轨制。这种制度保障了儿童根据自身条件进入相同的学校, 学校制度在各州保持统一。这种制度一方面反映美国人们追求的民主自由思想, 另一方面是根据美国当前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特征所采取的改革。
美国教育的飞速发展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这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典范, 比如中国。美国教育从多个方面反映出高校教育不仅仅重视物质文化教育, 更强调创新型思维与培养的办学理念。其把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作为始终保持世界强国的首要目标。 在课程安排上侧重挖掘学生的潜能, 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下, 美国学生往往能够形成良好的思维缜密性, 在学术研究方面, 学生敢于提出质疑。老师并不要求学生得出唯一的正确答案, 更加看重学生得出结论的过程, 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美国学校普遍实行“分学制”, 当今中国的大学制度借鉴了美国的这一制度。在美国, 综合中学在各学校比例中占主流地位, 主要将大学的发展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竞争力和国家安全结合起来。
美国的教育经费主要由两方面构成, 一是政府拨款, 它是美国学校教育所需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来源; 二是学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自行筹集部分资金。美国家庭供大学生的学费支出是相当大的负担, 即便在哈佛大学, 每年也需要5万美金, 对于很多美国家庭来说, 这是不容易的。但是, 一方面, 美国的很多大学设立很多奖学金, 另一方面促使学生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再者,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学费负担。
发展至今, 美国教育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课堂教学, 对于体育教学也同样重视。如最先的教育体制改革, 其中的双语教学, 以及对贫困残疾儿童提供的物资救助, 在很大程度上为残疾贫困儿童提供了平等就学的机会。正因为如此, 学校逐渐吸收黑人儿童, 并积极鼓励黑人儿童参加体育运动等活动。在经历了一系列教育体制的起起伏伏后,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高校学业成绩普遍下降, 引起家长的强烈不满, 呼吁教育机构重新重视教育。美国体育协会积极参与“学校重建”运动, 并建立了多个体育运动协会和联盟, 鼓励更多学生积极参加各类活动, 如舞蹈、娱乐、妇女健康等协会。到了二十一世纪, 随着国家标准的深入推广, 学术教育与体育教育同样得到精进。体育教育在学术教育的基础上, 得到了充分的多元化发展。在体育教学中, 更强调团队合作精神、创新性思维和创造性思考。
美国的校历制度有以下几种, 一为学期制, 二为与学期制同样普遍的学季制, 三为兼具第一类与第二类特征而独具一格的三学期制。其中, 三学期制度分为秋冬季班、夏季班和春季班, 也就是说, 美国学生在一年中有四次注册入学的机会。这点和中国每年9月份入学很不一样。而且美国的评分标准是用等级制度来评判的, 通常分为A、B、C等级别。
谈到美国教育, 不得不提的是美国的高等教育, 从具有360多年历史的哈佛大学, 到现在的2600多所高等院校。这些高等院校没有固定的教学模式, 还有些学校十分“隐秘”, 竟然坐落在一些不起眼的小镇上, 这和中国人的观念认为名校都应在较繁华的大都市也不尽相同。美国80%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曾毕业或工作于美国最知名的六所高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始终坚守校训, 坚持革故鼎新, 追求质量并重、教研结合、内外协作。随着中国留学生数的迅速增加, 这些学校也是中国留学生趋之若鹜的学校。
总体来说, 美国教育取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就是从根本上而言, 美国教育重视学生和学生本身的个性化发展。或者说, 把成才的选择权交给学生。美国教育提倡学生能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平等教学, 这与中国老师主讲、灌输统一思想的方式大相径庭。再者, 美国教育目标重在培养合格公民, 而非像中国那样培育出天才。如中国教育中严重萎缩的人文教育版块, 其刻板的语法教条, 导致现今中国学生人格的不健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塑造健全的人格, 提高学生素质, 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公民素质。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认为教育应从学生的兴趣出发, 这点影响了美国教育, 使其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而非被动地吸收知识。
从美国教育体制中, 我们不难看到中国自身教育体制的影子, 其中, 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今天剖析的美国教育体制或许不到位, 但我从一个角度说出了见解和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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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篇2
近几年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大规模的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改革。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研究者们在考察了各类中小学后发现,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学生的品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小学花了约三年,中学花了六年左右。考察成功地区成功学校教改的历程,可以发现这样三种现象:1、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即学校为求更好地发展,激发出巨大的内部动力。2、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也就是学校在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冲击时能卓有成效地采取应对措施,既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因素,又能将外部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内部动力。……
有识之士指出,美国的教改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其一,这些成功只发生于为数不多的学校,也就是说改革的努力并未获得广泛的成效,我们无法一个又一个地“复制”成功的学校;其二,虽然有些学校教改初见成效,但我们却不能确保这些成效长期保持下去。考察一下这些学校的成功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校虽然积极采取种种教改的举措,却疏于对其进行梳理,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学校取得成功的个别事例为数不少,但很少有人知道获得成功的完整的运作体系是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学校是在这种体系下得到发展提高的。那些报道成功学校的研究者们,对这些学校是如何“起身飞跑”起来的,仍然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罗列总结了学校的各项成功,却无法发现成功运作的系统机制,更谈不上去促成更多此类学校的产生了。
有研究者指出,美国之所以难以全面推进教改,之所以难以维持教改的成果,是因为人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学校的.发展和其周边基础结构的品质,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基础结构是指学校发展所必须的“软件”、“硬件”等外部条件。此外,社会对教改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因此我们如果能将上述教改中的三种现象结合起来作通盘思考,就不难发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框架。这个框架融合了教改的“三要素”,必将极大地推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教改。
一、内部激发动力(内在要素)
众所周知,协调发展的学习氛围(或可称之为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对学生的学习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但直到最近:由于弗莱德・纽曼及其同事们的努力,我们才弄清楚那些协调发展的学校成功的秘密。这种内在激发动力的现象可称之为改革的“内在要素”。弗莱德等研究者发现,有的学校在影响学生的品学方面做得异乎寻常得好,其基本因素可归结为下面三个方面:
1、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形成一种专业学习的小社会;
2、重视学生的品学表现,并不断对其进行评估;
3、及时采取相应的指导措施促进学生品学的提高;
弗莱德等人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揭示了成功学校和谐发展的秘密,同时也揭示了对学生不断进行品学评估的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必须变得更善于评估;即使没有外界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责任制的压力,教师和校长也必须成为评估的行家。这种评估包括:①教师个人的能力和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力。他们是否能就学生品学方面的资料进行阐述。②教师必须具备不断完善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指导计划的能力,并据此及时调整其对学生的指导或及时改变其他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因素,来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和谐发展的学校里,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和评估相互反馈信息,并通过这种互动来促进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以取得更好的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效果。
当有些学校想从学校发展的“内在要素”中吸取教益时,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必须注意“结构调整”与“文化重建”之间的区别。“结构调整”顾名思义就是构架的调整,以及对机构的作用及相关构成要素的调整。举例来说,学校设立一个驻校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参谋组或地区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委员会就是一种结构的调整。结构的调整比起文化重建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其次结构调整本身对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不产生直接的影响。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文化重建。文化重建的过程就是形成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的过程,就是从原来的对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评估较少关注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即全体教职员工都须极其关注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
2013,美国各州教育改革焦点 篇3
随着美国各州议会2013年新会期开始,1月,州立法者试图在立法会议上解决各种问题,包括制定各州共同核心标准、确定学校学术表现补助计划等。
但是媒体预测,各州议会普遍二党极化的情形可能让议事进行得无法如预期般顺利。
2013年,只有14个州是属分立政府状态,也就是至少有一院议会的多数党与执政政府为不同党派,有一半的州将在2013年立法中获得多数选票,印第安纳州、蒙大拿州及新罕布什尔州则展开新的执政团队。
根据全美州长协会与全美各州预算官员协会2012年12月公布的报告,有36个州在2013年提高教育预算,达49亿美元,各州的普通资金从2012年到2013年增加2.2%,但是“全国全面的增长还不确定”,而且有8个州预期在2014年将面临预算不足的窘境。
虽然,目前各州接受联邦经费额度的争议未定,但是,联邦经费自动削减8.2%K~12教育支出的延后,却将影响各州2014年以后预算的制定,并且让各州开始思考教育经费投资的效益问题。
密歇根州州长里克·斯奈德正在思考1个K~12教育改革计划:表现本位补助措施,该计划将经费之补助依据学校表现而定。
根据对20个州的教育委员会及39个K~12教育委员的调查,全美州议会联合会认为美国各州共同核心标准的新评估系统是当前各州最大的挑战,目前已经有46个州已经采纳了各州共同核心标准中的语文标准,45州采纳数学标准。
但是肯塔基州在2012年11月举办的首次对应各州共同核心标准的评估结果显示精熟学生的比例下降三分之一以上,这已经让立法人员忧心评估的后续问题。印第安纳州甚至有议员提议撤除各州共同核心标准。
基本上,预期许多州为配合各州共同核心标准的实施,将扩大推行虚拟及网络学习机会与资源,以及增加双注册入学方案来让高中生同时修习大学课程、强化大学及职涯准备程度。
部分州的议会也将关注焦点放在实施各州共同核心标准的经费上,堪萨斯州已经指出未来两年至少每年需要3000万美元来推动各学区实施各州共同核心标准;部分州议会则要求州政府提出实施共同评估预算需求的审计计划;德克萨斯州议会则在共和党多数的条件下,预期2013年将会将重点放在教育券的推行上;而部分像密西西比州,则将重点放在K~3年级的教育上,该州州长菲尔·布莱恩特将推动3年级学生必须在阅读能力达到精熟程度才能升级的计划,并且提出1500万美元作为教师训练及阅读中介协助计划的资金,以加强学童阅读能力教育。
编辑 李丰池
美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篇4
1.1美国能源部 (DOE)
美国能源部 (DOE) 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能源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综合能源战略和政策。具体职责包括:收集、分析和研究能源信息, 提出能源政策方案和制定能源发展与能源安全战略, 研究开发安全、环保和有竞争力的能源新产品, 管理核武器、核设施及消除核污染, 负责石油战略储备和石油天然气进出口, 对油气资源开发、储运、油品加工、环境治理等方面作监管分析、经济分析和市场分析等。该部下设14个职能部门, 约有1万多名政府雇员。除能源部外, 美国联邦政府内政部下属的矿产管理局、联邦环保署、劳工部及运输部等其他政府部门也有部分油气资源管理的职责。
1.2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FERC)
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 (FERC) 是一个内设于美国能源部的独立监管机构。FERC所有的决定可由联邦法院审议, 而不是由美国总统和国会审议。FERC实行自筹自支, 通过收取其所监管的企业上缴年费来支付其运行成本。
委员会主席由总统提名, 国会批准, 任期5年。委员会共有5名委员, 下设6个专业监管办公室, 总计有各类专业人员1200名左右。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依法制定联邦政府职权范围内的能源监管政策及实施监管, 具体包括监管跨州的电力销售、批发电价、水电建设许可证、天然气定价和石油管道运输费。还负责批准和许可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跨州的天然气管道和非联邦的水电项目。
为了加强和规范能源监管工作, 美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能源监管法律体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 美国就制定了《天然气法》, 此后又陆续制定了《菲利普斯决议》、《天然气政策法》等法律法规。此外, 美国还有与能源监管相关的反垄断法律法规, 如《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克雷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
2美国能源监管委员会的历史沿革
FERC的前身是成立于1920年的联邦电力委员会 (FPC) , 主要职责是协调联邦水利开发。
1935年, FPC被改组为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 负责监管水电和跨州的电力。
1938年通过的《天然气法案》赋予FPC管理天然气管道和天然气批发业务的权力。
1942年, FPC的职能扩大到发放天然气设施建设许可证。
1954 年, 最高法院决定, FPC的职能扩展到跨州贸易中的所有天然气井口销售。
1977年, 众议院通过了《能源部组织结构法案》, 将各类与能源有关的机构并入能源部, 以应对能源危机。同时, 众议院将FPC更名为FERC, 并保留了其独立的监管地位。该法案还将监管跨州石油管道的职责从州际商业委员会转给了FERC, 但是, FERC失去了管辖天然气和电力进出口的权力。
1978年, FERC 被授权协调各州内和跨州市场的天然气井口销售。 FERC还负责加强新的热电联产项目和《1978年公用事业监管政策法案》规定的小型发电项目。
1983年, 众议院取消了对天然气井口价格的监管。同时, FERC 承担了加强天然气和电力行业竞争的工作。
《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授权FERC对主干传输系统实施强制的可靠性标准, 并对操控电力和天然气市场的实体处以罚款。FERC的职能还包括:
监管用于跨州贸易的天然气的传输和销售; 监管跨州贸易中的管道石油的运输;监管跨州贸易中的电力传输和批发; 私营、市和州的水电项目的许可和核查; 批准跨州天然气管道和储备设施的选址和废弃, 保证LNG接收站的安全运行和可靠;确保跨州的高压输电系统可靠性;监控和调查能源市场;对于违反FERC能源法规的能源实体和个人处以民事惩罚; 监督与天然气和水电项目有关的环境事务以及重要的电力政策倡议;管理受监管公司的会计、财务报告和行为。
3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能源监管方面的分工
美国的能源监管权分属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 它们各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FERC和各州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 (Public Utility Commission, PUC) 通过市场准入监管和价格监管、受理业务申请和处理举报投诉、行使行政执法和行政处罚权力等监管手段, 实施对资源、产业、市场的有效监管。
以石油天然气运输管道管理为例, 跨国和跨州石油天然气运输管道的管理工作, 如对国际和州际大中型管道建设及运营企业的经济、技术、环保能力的审查, 对跨州管道建设地点的选择和放弃运营后的设施清除的审查和监督, 对跨州管网运输公司制定的运输服务质量、数量标准和服务费率的审查和监督等, 由FERC承担。完全位于一州境内的油气运输管道管理工作则由州政府负责。
此外, 以下事务也主要由各州PUC负责:监管向消费者零售的电力和天然气销售;批准发电、输配电项目的实体建设;不包括水电站和一些位于“国家电力传输走廊”的电力传输项目;监管市政电力系统、田纳西流域管理委员会等联邦电力营销机构的行为, 大多数的农村电力合作社;发放州水质证书;监督石油管道的建设;石油设施的退役;石油企业的并购;穿越或位于外大陆架的管道安全或管道运输;监管地方天然气配送管道;开发和运营天然气车辆等。
4FERC实施监管的主要内容和手段
FERC主要拥有以下权力:市场准入审批, 价格监管, 受理业务申请, 受理举报投诉, 行使行政执法与行政处罚等。此外, FERC还负责就监管事务进行听证和争议处理等。
4.1市场准入
如对石油市场的准入, 监管内容包括从业资格的认证审定, 组织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招标和许可证发放, 对矿权使用和油气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施监督管理, 对作为矿区使用费征收依据的油气产量水平进行评估等。
4.2价格监管
主要监管管道输油公司的运营和费率、管道服务和开放;监控天然气管道输送价格, 制定费率或价格公式, 提出最高限制或最低限价等。
4.3受理业务申请
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和各州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对能源市场的监管主要是通过受理业务申请和处理举报投诉这两种形式实现的。企业要办理业务许可事项, 如更改电力价格、天然气价格或者服务条款, 要求监管机构对纠纷进行裁决, 或者消费者要求相关的公司进行赔偿等事项, 都需要向监管机构提交文字申请材料。对重要公共设施和重大项目实行监管, 包括审批长距离油气管道、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建设和运行, 决定海上石油设施的建设与停用, 监管长距离油气管道的运营等, 对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和仲裁。
4.4受理举报投诉
主要有两种方式:热线电话和书面举报投诉。对电网接入、互联纠纷、供电服务质量、电费账单等的投诉举报案件, 90%以上通过非正式的程序进行解决。如果非正式协调不能解决, 则进入监管机构的正式程序, 通常由监管机构的行政法官进行听证和裁决, 直至最终上诉到法院判决。
4.5行政执法与处罚
美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篇5
一、理财教育的来源
自1957年以来,美国绝大多数州政府先后采取了在中学开设经济学和理财教育课程的政策。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于1982年首次科学系统地提出了理财教育的概念,他指出,理财教育就是能够让人们学会如何设立理财目标、认识个人收入基础、制定详尽的达到目标的理财计划、应用理财计划、调整理财计划、评价理财目标和理财过程的一系列环节。此概念的提出为理财教育在美国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美国经济学教育国家委员会(NCEE)建议将经济学和个人理财教育与学校的专业相结合,使学生们从中受益一生。根据2003年美国经济学教育国家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48个州将经济学课程纳入中学教育标准,其中有3个州要求学校开设经济学课程,14个州要求学生学习一门经济学课程后才能从高中毕业;有31个州将个人理财纳入教育标准,17个州要求学校开设个人理财课程,有4个州要求学生完成个人理财课程后才能高中毕业。自美国经济学教育国家委员会在1998年做类似的调查以来,将经济学课程与个人理财课程结合起来的州有所增加。(美国经济学教育国家委员会 2003)B.Douglas和BermheimDaniel M.Garrett对美国中学理财课程教育在长期内对学生进入成年后的储蓄行为的影响的实证性研究表明,中学的理财教育对学生进入成年后的财产积累有重要的、渐进性的积极影响。
(B.Douglas和Bermheim Daniel M.Garrett,1997)1
网络杂志《EnGauge》在2003年发表的《21世纪数字化时代人们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中,把理财素养作为21世纪的重要素养之一,文章界定经济素养(Economicliteracy)为对经济问题界定、选择对策、消费、从中营利以及分析工作动机的一种能力,又指能通过收集组织经济事件,对经济形势和公共政策变化进行原因分析的一种能力。
1997年,美国学者德·万尼(DeVaney)以加利福尼亚州2000名高中生为调查对象进行了一项有关理财能力的问卷调查。问卷主要涉及的内容为:构思个人金钱管理目标、撰写个人金钱管理目标、实施个人金钱管理目标、开发合适的花销计划、记录好收入和花销、制定节约计划、与别人一起讨论有关理财的相关事宜等。调查中,学生面对以下关于理财问题的相关提问显得很茫然:1)你是否会对你的花销作一个全面的记录?2)去商店买东西时是否会比较价格?3)是否知晓用信用卡买东西与用现金买东西的区别在哪里?4)你认为个人理财能力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未来发展?看似简单的问题高中生竟然无言以对。
上述问题可以说体现的是学生基本素质的缺失,这些基本素质直接影响到其将来的生活质量,并会对学习、工作、人际交往等很多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德·万尼向加利福尼亚州的高中学校建议开设理财教育的相关课程。通过两年的理财教育课程的开设,类似的问卷在高中生中已经有了令人满意的答案,也让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学校教育对于理财教育的重要性。尽管两年后的调查并没有与先前的控制组进行精细的比较,样本也不足够大,但从被试对于理财知识的掌握和理财技能技巧的精通就可见一斑。由此,德·万尼从1997年的调查1肖璐:“美国个人理财教育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金融与经济》,2006(4),32.问卷的分析中总结认为,学校教育能明显增加理财知识,影响理财态度,是理财素养提升的关键环节。
据了解,国外儿童教育专家认为:孩子越早接触钱、学会有计划地花钱、挣钱,长大后生存能力越强。比如美国就有专门针对少儿理财教育的目标要求:小孩从3岁起要学习辨认硬币和纸币;5岁时知道钱是怎样来的;7岁时能看价格标签;8岁时知道可以通过做额外工作赚钱,并且把钱存在储蓄账户里;10岁时懂得每周节约一点钱,以备大笔开销使用;11-12岁时就知道制定并执行开销计划,懂得正确使用银行业务中的术语„„
据英国《泰晤士报》2007年7月9日报道,英国教育部门为中小学生开设理财课,以从小培养他们的理财观念。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国务大臣埃德.鲍尔斯的话说,面对竞争激烈、节奏飞快的社会环境,学生必须学会处理财务问题。他说:“金钱是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希望青年人尽早学会赚钱和存钱。一旦他们开始工作,这些技能就能派上用场。”
鲍尔斯说,学校应在培养学生理财技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应向学生传授一些日常技能,比如怎样开账户、买房子,并教会他们尽早存钱养老”。英国政府最近又公布了一系列新的教学改革计划,根据这一系列计划,从2011年秋季开始,储蓄和理财将成为英国中小学学生的必修课。
美国儿童理财教育最主要还是来自家庭和学校。从孩子踏进幼儿园起,孩子们就会接受有关理财概念。他们会知道钱是什么以及钱在生活中是何等重要。
许多学校都在开设相关的课程同时,鼓励学生研究证券市场、投资理财、信贷业务。美国“股神”巴菲特还亲力亲为教儿童理财。去年,他在美国在线主持了一个卡通节目《神秘百万富翁俱乐部》,专门教孩子理财,小朋友可在其中“学习理财课程,在商业领域中探险”。据悉这是巴菲特自己想出的点子,并亲自为节目定名。
美国理财教育学者玛沙(Marshall)和玛格路德(Magruder)把孩子理财知识和行为的发展与不同地区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他们在肯塔基州的乡村和城市随机抽取了500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来进行相关的调查,以此来研究孩子的理财知识和不同地域下父母的理财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采访了7岁至12岁的孩子,内容包括让他们说出硬币的购买力,孩子们自己花钱、送礼物以及挣钱的经历,还有自己的态度等。玛沙和玛格路德研究发现,孩子们用钱的经历以及对硬币购买力的认识与其父母的理财行为和知识呈现出正相关,同是这一结论,在乡村和城市又存在很大的差别。由此,玛沙和玛格路德推断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对孩子的理财知识和理财行为存在重要影响。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背景的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因素也在影响中小学的理财教育。2002年8月,美国教育学博士露西,托马鲁·安德森(Lucey Thomas Andrew)就小学四年级学生的理财素养与文化背景的内在相关度在文章《小学四年级学生个性理财素养研究》中进行了分析,他同样也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的,地点是在高加索等15个地区。调查发现高收入地区学生的理财素养好于低收入地区。
二、理财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1、将个人理财教育列为中小学必修课。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没有开设理财教育课程,青少年的学校理财教育处于严重落后状态。据杭州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少年儿童都有零花钱,但90%以上的孩子存在乱消费、高消费、理财能力差的问题。有相当数量的年轻人属于“月光族”。我们对孩
子的金钱教育观却与国外截然不同。长期以来,我们的传统教育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绝大多数孩子从小就被埋在各种益智书本里,即使现在“减负”和提倡素质教育,我国应重视早期理财教育,把个人理财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体系。理财教育是孩子从小必修的生存技能课,学校从理财价值观的教育,涉及对金钱、人生意义的正确理解和价值认同;理财基本知识的传授,包括经济金融常识和个人家庭理财技能和方式;理财基本技能的培养,包括理财情景教育、实际操作训练和理财氛围的营造等方面,采用多种方式,让学生进行有关理财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掌握理财的基本知识,养成良好的支配金钱的习惯。
犹太人对孩子的理财教育很有一套,特别是北美的犹太人。犹太家庭教育中关于钱的教育有几大基本原则是要遵循的:首先是每个人都有明确的物权概念,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要保护自己的财产,同时要尊重别人的财产,损害要赔偿,倾占要付出代价。第二,对于钱或者个人财产要知道珍惜,不可以浪费,犹太人讲究节俭,生活基本功能得到保障就可以,不炫富,不追求豪车和奇装异服。第三,知道钱怎么来的。培养孩子自己从劳动中获得收益,体会赚钱的过程,从根本上懂得为什么要理财。第四,要知道钱财是有限的,智慧是伴随终身的。
瑞士的小学里虽没有理财课程,但是却有一些实习内容,比如一个学期里专门有那么一天让小学生到任意一家公司或店铺里去打工,体验工作挣钱的艰辛。另外,学校还会定期组织模拟市场,让同学们从家长那儿“进货”,当然,也就是一些吃的喝的和小玩意儿,然后再拿到学校来卖。孩子们挣到的钱就用作出去露营、参观等活动的经费。每逢节假日,瑞士的一些中小学生会拿着自制的小食品和手工艺品到集市或大街上叫卖,路人一般也都很支持他们,多少会买一些。这叫勤工俭学也好,叫体验生活也罢,总之瑞士的家长从小就会给孩子灌输自食其力、勤俭节约的思想。实际上,这也是瑞士的一大民族特色。
在南京一些中小学了解到,有的学校也曾开办过技能班,尝试教孩子进行模拟股市操作,反响不错,孩子在玩乐中学到不少知识。但大多老师仍是不会与学生讨论如何挣钱、花钱,最多是教孩子不能浪费。专家认为,教育孩子不要浪费只是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今天,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念和基本的理财技巧,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社会生存能力。家长可以在逛街时给孩子一点钱,鼓励他去购物付款,既练胆量又可以明白金钱的实际价值;孩子大一点了,还可以尝试在假日带他一起实地炒股、买保险和货比三家等等,这些正确的理财教育可以让孩子在今后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终身受益。
我们的理财教育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1)从思想上引导人们关注理财教育,如通过相关数据引起人们对理财教育必要性的认识,并通过社区讲座的形式来提高理财意识;2)呼吁社会组织加入到中小学理财教育中,为理财教育提供经济资助;3)在学校中开设理财教育课程,并培训专业教师来组织教学。同时学校还要加大与社会组织和学生家长的合作,共同对学生的理财能力负责。
2、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基础上提升其理财能力
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理财能力的形成,对理财素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但在性格相似的人类共同体中又呈现出一个个有着鲜活个性的个体。美国学者很注重这一点,他们在关注到个体性格的同时,还要在这一前提下充分考虑每个个体的特殊性。这里借用个性来说明问题。个性就是一个人在思想、性格、品质、意志、情感、态度等方面不同于他人的特质,其外在表现就是言语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等,任何人都是有个性的,也只能是一种个性化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有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开展的理财教育工
作才是有效的,而非徒劳。既然能力相对于人的气质和性格是容易改变的,因此应该在不断变换的情景中训练其理财能力,给孩子更多的机会。
3、早期的家庭理财教育
美国有很多家庭学校,孩子会在家庭中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家长仍然与学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学校也会给孩子提供一些家庭中无法满足的需要.社会参与学校教育的意识很强,成为教育正常运作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学校还是教育孩子的主要场所,家长教育孩子的意识有待提高,社会更应作出应有的贡献。
2001年,美国社会学者布赖恩·格利·米勒(Bryan Gayle Miller)在文章《理财行为与早期家庭经验的关系研究》中指出,早期的家庭教育对孩子将来的理财品质特征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并能通过早期的家庭经历预测出孩子将来的理财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第一,孩子有否参与家庭活动。据调查民主型的家庭,孩子对于家庭活动的参与程度高。民主型家庭中,孩子会主动参与家庭活动,并在其中开动脑筋对相关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面对父母的质疑会说明自己内心的想法,可见他们的表达相对较为流畅自然。专制型家庭中,孩子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他们内心很有想法。面对父母的提问时,他们会显得很小心,表情很紧张,害怕受到批评。通常情况下,在专制型的家庭中,孩子的想法是不被重视的,家庭活动很少能够听到孩子的声音。孩子的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这样才会让他形成健康的心理,与父母是相对平等的关系,由此,孩子也就具有了参与家庭事务的意识,无论其观点是否值得商榷,但就其精神来说是值得提倡的。由此,米勒指出,民主型家庭有利于提高孩子的理财行为。
第二,父母的关系如何。父母的关系紧张是孩子不能自然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他也就很难去理解父母对他的爱和父母之间的不和谐应该怎样去处理。同时,赖恩·格利·米勒提出了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孩子的成长需要依赖父母,因此,开展理财活动或提升理财意识,与父母有直接关系。比如,一些零花钱要由父母给孩子,并由他们教导和引导孩子应如何处理这些钱。父母的紧张关系会减小他们教育孩子的精力和耐心。同时由于他们态度的变化会与孩子之间产生一种陌生感,这些都不利于孩子理财能力的提升。
第三,父母亲分别对孩子的影响。父母被社会化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对孩子的影响也会各有侧重。父母在消费过程中给孩子带来了一整套价值、态度、标准、规范和行为的影响。父母的学历、性格以及人际关系都对孩子有影响。学历相对高、性格较中性的父母对孩子的理财能力一般会有正向引导。
第四,父母对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理财知识的关注情况如何。孩子的发展都有一个关键期,理财知识的学习也是如此,感性认识阶段的教育如果存在断层,理性认识阶段的教育一般也很难开展。
4、重视法律法规的建立
我国立法相对于西方国家还很不完善,教育立法就更捉襟见肘。近些年,我国教育立法也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来看,还有很多缺陷,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确保自由的前提就是有相应完善的法律保障,这一点我们必须学习。1973年4月27日,里根政府指任蓝带委员会制定了划时代的教育报告《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把理财教育作为数学和阅读部分的重要内容被保存了下来,确保了它在课程中的重要地位,乔治·布什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法案,此法案第一次把经济素养教育作为整个教
育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了出来,美国州理财素养立法中指出美国有18个州尝试,通过不同形式确保理财素养教育内容入课堂。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规定在中小学设立基金以保证顺利将经济素养教育整合进基础教育中。
三、小结
美国博士生教育改革分析 篇6
关键词:美国;博士生教育;博士生教育改革国家项目;形成与实施
一、美国国家层面
博士生教育变革项目的形成
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广受认可,被视为博士生教育最为成功的模式之一。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修正、变革与演化,大部分人都认可和同意美国的博士生教育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并且与整个学术体系形成了良好的融合,许多国家将其视为典范。[1]
美国的博士生教育质量不言而喻,但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就业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美国,博士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量的博士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美国博士生数量的扩张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达到顶峰,每年有超过4.6万名博士毕业生走出校园。20世纪80年代,按照卡内基高等学校分类,将自身定位为培养博士和研究型机构(Doctor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的院校不足100所,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数量超过200所。根据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调查,美国有超过300个博士学位授予点,但只有25%~30%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2]。第二,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之下,许多大学调整了终身教授职位(Tenured Faculty)。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AAUP)和哈佛大学的高等教育学术职业委员会(Collaborative on Academic Careers in Higher Education)的几篇报告中指出,无论是从主观层面上来看,还是从现实层面来看,当前大学雇佣教师的类型中,只有大约30%的教师是终身教授职位。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当前博士毕业生就业的工作机构不同与以往了[3]。许多大学趋向于和博士毕业生签订临时性雇佣合同,这和传统上博士毕业生会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谋得一份稳定的有保障的工作相比,存在明显变化。第三,市场经济要求博士毕业生除了发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技能的优势外,还要具备使他们自身能够有效参与经济发展活动的其他特殊技能,当前博士毕业生的就业类型更加趋向多样化[4]。博士生就业市场是变化和不确定的,受当今经济、政治、人口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博士生就业可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困难过,如今新博士生就业市场显得缺少保障性,而且博士学位获得者从事的工作类型也有了重大变化[5]。美国大多数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博士以及1/3以上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不再像过去那样受聘于四年制高等院校。尽管他们愿意去高等院校工作,但一项关于工作岗位的调查显示,其中一半人将无法到高等院校工作[6]。工业领域的雇主和许多学生抱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和培养方式无法使其对迅速变化的工作市场做出快速的反应。博士生课程和研究型博士学位教育主要由教授掌握,而他们一般都是与劳动力市场脱节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多的抱怨是没有给予博士毕业生良好的教学方面的训练和培养。[7]
同时,美国的博士生教育面临着以下主要危机:一是博士生的教育和培养过于窄化;二是博士生缺乏关键的专业技能,如有效合作和在团队中工作,缺乏组织和管理技能;三是没有为教学做好准备;四是花费太长时间来完成博士学位培养方案的要求,而且在某些领域中,一些学生最终也没能获得博士学位;五是博士生不了解在学术领域之外求职的情况;六是从完成博士学位到获得稳定的工作之间,博士生需要很长的转换时间[8]。当然,面对博士生教育的危机,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博士生教育不断重塑(Re-envisioning)、重新思考(Re-thinking)、重新评估(Re-examining),并一直延续至今。美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经费投入和研究,并采取了相应的举措。
进入21世纪,美国实施了一系列的项目和举措来变革博士生教育,以使博士生能够适应变化的就业市场的需要,缓解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危机。在这些项目中,主要的国家层面的项目有重构博士项目(The Re-envisioning the Ph.D. Project,1998-2000),综合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实习计划(Integrative Graduat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raineeship Program),积极响应的博士计划(The Responsive Ph.D. Program,2000- 2006),卡内基博士行动计划(The Carnegie Initiative on the Doctorate,2001-2005),从2010年开始的复合型博士计划(The Versatile Ph.D.)。最近开展的项目是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从2014年开始的为期三年的职业多样性与历史学博士生行动计划(Career Diversity and the History Ph.D. Initiative)。美国历史协会投入了160万美元来推进该项目的实施,旨在为历史学博士生的专业发展建立新的“规范”(New Norm)。[9]
二、美国国家层面
博士生教育变革项目的实施和成效
(一)重构博士项目
1.简介
重构博士项目开始于1998年,由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资助实施,考察博士生培养机构和博士及雇佣博士的单位对博士生教育的看法。项目开始不久,研究小组便发现,即使美国的博士生教育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国际学生竞相进入,但考虑到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未来,包括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人文学院和社区学院、博士生、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基金会、政府部门、学科和教育委员会、K-12教育和认证机构在内的群体均表达了其看法(见图1)。[10]
2.目标
重构博士项目期望获得的成果主要由三部分:大量有前景的实践、文献资料汇编、不同利益群体对博士生教育的关注和反馈。项目旨在通过这三项成果来回答怎样重构博士项目以满足21世纪社会发展的需求。项目组希望通过此举来加强博士生教育,使作为学位塔尖的完成者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
3.实施与成效
(1)预期之外的结果
研究小组承认已经发生的一个事实,即为学术职位准备的博士生供过于求,这是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的一个意外后果。第一,在一段时间之内本科生的大量入学导致需要大量的研究生进行教学或辅助教学,这反过来为产出超过学术职位所需的博士贡献了力量。第二,社会对科技进步的渴求,包括对实验室的大规模投入,创造了更多的对研究助理的需求,并在某些领域导致了对科学家的过度供应。第三,对高等教育改进的承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卡内基分类系统(Carnegie Classification System)和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排名的基础之上,而两者都极其强调研究的重要性并且驱动了声誉效应的发展,这就带来了全国范围内博士生项目的增加。以上这些方面的努力带来了科研的稳定,其结果就是在很多领域获得持续的资金支持是依赖于研究的质量而不是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在许多领域,那些没有学术职位的博士已经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这个“危机”最开始产生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但是现在其他学科也同样经历着这样的危机,这为重新思考博士生教育的资格标准、目的和训练提供了激励和契机。[11]
(2)相悖的观点
博士生教育为博士生开展有质量的科学研究做了成功的准备,但对于培养博士生来说大量的科研训练是否就足够了?在学术领域之内和之外的人士都声称科研训练不足以为学生承担其他方面的职责和工作做充足的准备[12]。这些不同的观点包括众多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组(见图1)。
(3)共同关心的问题
第一,减少攻读博士学位的时间,决定因素是“实质”;第二,发展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多样性;第三,增加博士生对科技的接触;第四,为博士生进行更广泛的职业选择做准备;第五,增强博士生对全球经济和环境的理解;第六,将跨学科作为完善博士生教育的一部分。[14]
(二) 综合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实习计划
1.简介
美国综合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实习计划开始于1998年,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旗帜性项目,在促进新的研究生教育范式形成方面扮演着先锋性的角色。
2.目标
美国综合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实习计划通过跨学科培养,以学科知识为基础来培养科学、工程学方面的博士,使他们能够在研究和教育领域中寻求职业,凭借其跨学科背景和在所选择学科中获得的知识、技能,为其所在机构带来改变。[15]
3.实施与成效
美国综合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实习计划已经产生了278项奖励,为大约6500名研究生提供了资金。该项目已经在改变研究生学习体验、支持教学人员参与跨学科的教育和研究、促进所在大学开展跨学科研究生教育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16]
随着项目的实施、推进和完成,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告,如《IGERT项目中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基本竞争力》《跨越科学:发展跨学科的STEM劳动力》《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IGERT项目评价:对IGERT项目研究生的随访研究》《对初始影响的评价》。
(三) 积极响应的博士生计划
1.简介
积极响应的博士计划由伍德罗·威尔逊国家奖学金基金会在2000年开始实施,2005年发布了报告《积极响应的博士:美国博士生教育创新》(The Responsive Ph.D.: Innovation in U.S. Doctoral Education, 2005)[17]。该基金会在这项政策文本的前言中写道:“在博士生教育方面,有太多的言辞,太少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乐意承担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的双重任务:第一,对过去十几年中关于博士生教育的报告和由皮尤慈善信托基金资助的博士生计划的报告进行综合;第二,鼓励大学合作者参加能够影响学生和教师真实生活的创新活动,并将持续性的活动转换为这种创新活动。”[18]
2.目标
从一定意义上说,积极响应的博士计划迟到了很久,稳定的学术工作已经从劳动力市场上消失近30年了。毕业生、雇主和教师工会已经对这一趋势责难很长时间了。但是他们的反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因为大学管理者继续用非终身的和兼职的雇佣方式来代替终身职位。积极响应的博士计划就是要直接与这一问题正面接触,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一问题[19]。积极响应的博士计划表明,博士生教育必须改变并且正在以创新的和有效的方式发生着改变。[20]
3.实施与成效
2005年,积极响应的博士计划确定了四项行动计划。第一,强调重视与关注中小学教育(K-12 Education),以增加研究生教育和教授职位的多样性。第二,寻找新的方式将学术知识运用到社会变革之中,提高公费奖学金额度。第三,强调博士生教育的全球化。第四,增强博士生的专业发展,以使他们能够更广泛地选择职业。[21]
积极响应的博士计划的圆桌会议产生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结果,并且有几个院校已经践行了这一思想,产生了较好的效果[22]。参与该项目的大学提出了一些关于博士生教育发展的建议。第一,研究生院的核心观念应该加强,使研究生院成为一种关键性的力量来打破项目之间的障碍和资助更有能力的博士生。第二,在所有学科领域中,博士生的最后毕业标准应该从教授博士生的教员、学生本身和雇佣博士生的不同部门的代表的综合分析中得来。第三,院系和研究生院应该使博士校友更广泛地参与到博士生的培养之中。第四,博士生既需要院系也需要超越院系层面的强有力的和有效的关注,以培养研究生的领导力,并将其作为研究生教育和专业发展的一部分。第五,为考虑读博士生的学生提供关于博士生教育、项目预期和事业发展前途等方面的信息。第六,博士生项目迫切地需要丰富指导方法,如通过小组指导等方式,并保持学生的多样性。[23]
(四)卡内基博士行动计划
1.简介
卡内基博士行动计划是一项为期五年的研究和行动计划,旨在改进美国大学的博士生教育,在化学、教育、英语和数学学科中选择院系作为合作院系。合作院系对博士生项目的所有方面以及与博士生培养相联系的活动所要达到的结果进行分析。合作院系对此的分析从厘清所在学科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开始。[24]
2.目标
卡内基博士行动计划的最初目标是面向研究生项目,使研究生项目中的要素更加有力、更加清晰地与其不断发展演进的目的相连。该项目的目标是通过顶尖的研究生项目来支持博士生教育的实践。记录和分析这些措施的特征,可以帮助学科群创建模式和树立成功的典范,并让所在领域的其他人知道。[25]
3.实施与成效
卡内基博士行动计划从2001年开始实施,由参与院系做绝大部分的工作。参与该计划的院系需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博士生项目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博士生项目对于使学生发展成为学科的管家(Stewards of the Discipline)意味着什么?”对院系来说,回答这一问题的策略是描述典型的毕业生,界定最基本的教育经验,并确定他们可能的职业路径。其次,“当前的实践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博士生项目目标的实现吗?博士生项目中每个元素的教育目的是什么?项目中的哪些元素需要保留和得到肯定?项目中的哪些元素需要被改变或消除?辅助你回答这些问题的论据是什么?收集上来的证据是什么,改变是否能够服务于想要的结果?[26]”发生在院系层面的改变可能是有意而为之的不断渐进的改变,而不是激进的改革。许多院系做出了课程方面的改变,有几个聚焦资格考试(Qualifying Exam),其他的一些聚焦学生成为教师或研究者的准备上。
随着卡内基博士行动计划措施的展开和推进,产生了两个核心思想。第一,重新思考博士生教育的培养方式,如学徒制(Apprenticeship)。第二,健康的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知识界(Intellectual Community),为研究生教育提供最好的和最有效的环境,而且有意地创造和形成这样一个共同体也是可能的。这些并不是新的理念,但是这些思想是根据21世纪的现实经过认真考虑得出的。虽然二者是不同的思想,可以单独地存在,但卡内基博士行动计划项目组认为当这两者共存时,博士生项目的实施效果会变得更显著。[27]
三、总结与启示
纵观美国国家层面的博士生教育变革项目,存在着以下共同特点,值得我国博士生教育学习和借鉴。
第一,直面美国博士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旨在使美国的博士生教育能够更好地满足21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博士生在就读期间和毕业后提供机会和多途径的就业选择与就业路径。
第二,强调对博士生教育的创新。对传统的博士生教育的目的、学徒制的培养方式、狭窄的就业范围等提出挑战,开发并鼓励创新的博士生培养路径并重新定位博士生教育。
第三,强调博士生教育的跨学科培养。在不同的国家层面的博士生教育变革项目调查中对雇主的调查发现,单一的知识和技能已经不能够满足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跨学科的知识素养无论是对博士生自身的发展,还是对满足雇主需要以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来说,都至关重要。
第四,强调合作及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教育部门同政府部门、商业或企业部门,以及基金会或国际组织等机构的合作能够丰富博士生教育的学习体验,有助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和博士生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密切博士生教育同全社会的联系。
第五,强调博士生培养的国际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博士生的国际视野和国际体验也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实施的博士生教育变革国家项目极其强调这一点。
第六,博士生就业市场的变化已形成共识,不同学科间的差异也得到普遍认可。稳定的大学教学岗位的就业路径竞争激烈,不同的学科由于其不同的特点在人才培养和就业路径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第七,强调STEM劳动力的培养。STEM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最直接的联系,如综合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实习计划就直接指向美国科学、工程学方面的博士生培养,重构博士项目计划在STEM劳动力培养方面的优先举措和投入等都可见一斑。
第八,重视博士生教育改革的发生、发展和保持。美国对博士生教育的关注、重视和投入由来已久,但在不断的变革中一些革新措施会随着项目资金或项目的结束而终结,存在着难以持续的问题,因此在上述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组积极调动院校、教学人员和各方参与者的积极性,以利于良好措施的持续发展和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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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enlo Park, Calf. Carnegie Initiative on the Doctorate Selects Partner Departments[J]. Black Issu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03, 20(1):18.
美国基础教育财政体制研究 篇7
联邦制是美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美国建国初期的财政体系十分松散, 财政预算都是一些事后的账单, 财政收入也很难得到保证。20世纪20年代, 美国宪法才规定, “国会有权力对任何收入来源征收所得税”, 收入所得税成为美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美国的义务教育普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贯穿美国政治进程中, 很多人都将教育改革作为竞选总统的筹码, 财政支持教育经费是很多有识人士不懈斗争的结果。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是美国教育开拓的先驱, 他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一封信中提到“在我的思想里, 有一条公理, 即自由掌握在人民手中时, 它才会是安全的, 即自由掌握在受过教育的人民手中的时候, 它才是安全的”。1779年,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在弗尼几亚州任参议员时, 曾在州议会提出《知识普及法案》, 倡导州政府在每个学区设置三年制免费小学, 让儿童免费享受初等教育。当时美国政治体系十分松散, 富人组成的议会控制着国家权力, 社会充斥着男性对女性的歧视, 种族主义十分盛行, 民众对教育的作用认识有限, 在当时条件下该提议案是不能获得通过, 但是杰克逊的行动为美国实行义务教育的斗争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19世纪早期, 美国的精英人士发起了平民学校运动, 代表人物有马萨诸塞的霍勒斯·曼, 康涅狄格的亨利·巴纳德, 俄亥俄的卡尔文·斯托, 北卡罗来纳的卡尔文·威利。霍勒斯·曼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 是一名恪守教规的清教徒。霍勒斯·曼从小学习刻苦认真, 大学毕业后又进入一所律师培训学校, 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 很快他在律师界渐渐有了一定的名气, 而后开始涉足政治, 被选为马萨诸赛州参议员, 开始致力于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政策改革。议院党派斗争让霍勒斯·曼感到厌倦, 霍勒斯·曼开始关注社会的暴力行为, 认识到贫富差距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于是欣然接受州教育部长的职位。多年的政坛生涯让霍勒斯·曼清楚的认识到各个阶层之间倾轧各种矛盾, 宗教信仰、贫穷、新移民都是造成混乱的不安因素, 教育是解决这些不安因素的最佳方式。霍勒斯·曼将道德教育作为平民学校的核心课程。大众儿童到平民学校接受教育, 就会变得有礼貌, 尊重他人的财富和劳动成果, 学校教育清除整个社会的不安因素, 稳定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 从而促进这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霍勒斯·曼改革的最大阻力来源于富人阶层, 建设平民学校的经费需要通过税收解决, 州政府就要设立新税种进行收税, 富人阶层承担大部分税费, 但是富人的子女多数都进入私人学校接受教育, 因此多数富人都反对平民学校计划。最终马萨诸塞州议会还是通过了平民学校议案, 平民学校计划得以实施, 但是平民学校每年从州政府得到的财政支持十分有限, 平民学校开始大量雇用工资低廉的女性教师, 女性开始进入教育领域。
威廉·麦克卢尔和欧文是霍勒斯·曼同时代的教育改革家。19世纪早期, 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 出现了大量的产业工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非常严重, 工人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欧文在美国建立乌托邦社区, 将工人置于一个共同的社区, 以避免工业制度给工人带来的种种摧残。麦克卢尔就在欧文的乌托邦社区中担任了一名大学校长, 他认为社会分为两个阶层:生产者阶层和消费者阶层, 产业工人属于生产阶层;牧师、资本家、新贵族都是属于消费阶层, 学校应该为工人培养一种价值观, 而不是培养下层子女的奴性, 下层人民应该为自己的处境进行抗争, 争取自己的权利。
19世纪的美国基础教育还存在种族、宗教、性别的问题, 黑人儿童被要求去政府设立的黑人公立学校上学, 美国上层社会对黑人实行种族隔离制度, 黑人儿童无法就近入学, 种族隔离给黑人造成许多不方便。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 黑人名义成为了自由人, 但是享受教育权利却很有限, 白人歧视黑人, 黑人儿童的入学率极度低下。印第安人的境遇与黑人相似, 由于印第安人有自己的文化, 很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美国白人认为印第安文化是野蛮文化, 一直用各种方式同化印第安人, 让印第安人成为“美国文化”式的文明人。天主教徒对公立平民学校抵制也十分严重, 他们要求自己的子女接受正统天主教学校教育, 政府对天主教公立学校提供财政支持, 州政府同意在一部分公立学校交给天主教管理, 但是没有认可天主教徒自己建校, 也不给天主教学校提供财政支持。天主教徒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教区学校, 固守自己的宗教信仰阵地。平民学校吸引更多女性儿童就学, 女性儿童可以在平民学校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平民学校中担任教师, 平民学校悄无声息的影响着美国基础教育的格局。
1852年, 马萨诸塞州通过《义务教育法》, 要求本州儿童必须接受12周的学校教育, 其中6周必须是连续的, 但是这项立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教育资源有限, 平民学校根本不能容纳这么多儿童接受教育。
(2) 政府和教育管理者都拿不出足够资金支持教育, 政府立法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3) 义务教育的学限时间很短, 家长认为学生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学习不到有用的知识, 对儿童教育问题并不热心。
1918年美国的48个州都通过了《义务教育法》 (阿斯维加斯和夏威夷还不是美联邦的加盟州) , 各州独立制定义务教育政策, 因为财力等因素的限制, 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教学质量都比较低。1890年康涅狄格州通过专门的法律, 规定本州儿童接受全日制义务教育, 1920年密西西里通过相似的法律, 美国各州全面进入现代基础教育模式。
2 美国教育各个机构情况
2.1 美国各州财政对教育的支持
美国教育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各行其是、互不干涉, 形成了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局面, 理念、种族、社区、宗教等因素使得差异很难被改变, 这种差异也使得美国各州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极度不均衡, 美国教育的发展是阶层和精英认识共同努力的结果。美国各州的基础教育情况差异巨大, 在同一个城市内不同种族、不同社区基础教育之间的差异也是五花八门, 很难归纳各州财政支出的具体作用。美国统计网站还是公布了各州基础教育的大略情况, 包括师生比、教育经费投入。
2.2 美国教师联合会和美国教育协会
美国维权思想深入人心, 各个职业、各个行业都有维权协会。维权协会是民间组织性质, 成立目的是为了维护员工的权益, 美国教师联合会和美国教育协会就是两个全国性的教师维权组织。1916年, 芝加哥市和周围地区的一些地方教师联合会组成了美国教师联合会, 联合会很快便得到劳工组织的特许, 其他一些城市的教师联合也加入进来, 但是联合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所制定的政策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 联合会发展受到限制。美国教育协会是另外一个旨在联合教师的组织, 美国联合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在美国的地位, 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教育部, 同时还可使一些教育项目获得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 为有理想、有抱负的教师提供职业阶梯。美国教育协会的一些主张得到普通教师的拥护和支持, 吸纳了众多的教师会员。美国教育协会的一些教育措施通过议员以提议案的形式得到政府批准, 教师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许多工资偏低的教师通过协会的影响力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争取等职工资。美国教育协会一系列做法, 赢得了广大教师的忠诚, 成为一个代表学校教师利益的机构。
2.3 美国教育地位变化过程
美国教育在国家建立初期处于弱势地位, 各级政府对其财政支持十分有限, 教育部也不是政府内阁成员, 美国教育的地位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而“大萧条”对教育冲击尤为明显。20世纪初, 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许多家庭、企业、银行纷纷破产, 这使得美国财政收入锐减, 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债, 作为以政府财政支出为主的基础教育受到巨大冲击。政府对承担基础教育的学校采取了一系列削减成本的措施, 教师工资成为财政预算削减的目标, 最有名的是“芝加哥”教育案例。大萧条期的芝加哥财政濒临崩溃, 政府已经不能支付维持公共基础教育正常运行的资金, 学校委员会开始停发教师工资, 很多基础教育的教师被裁员。芝加哥教师组织了集会, 要求政府补发教师工资。芝加哥政府只好向联邦政府、州政府求助, 最后州政府对芝加哥教育进行资金投入, 平息了这次危机。“芝加哥”危机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公办教育都是基础教育, 基础教育资金投入依赖市财政, 州政府、联邦政府很少插手基础教育工作。“芝加哥”事件客观上让美国民众、政府认识到仅依靠当地政府财政投资基础教育存在很多弊端, 各地经济状况差异造成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 必须将基础教育建设提高到州政府层面。“芝加哥”事件在美国基础教育发展尽管是特殊事件, 但对基础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结语
美国邦联制政体, 联邦政府对教育、公共设施等具体事务无法完全掌控, 各州拥有各自独立的财政权, 基础教育建设由学区负责。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种族隔离思想盛行, 黑人等少数民族与白人居住区是隔离的, 黑人长期受到歧视, 经济状况远低于白人, 黑人所在学区多数经济能力较差, 所能提供的教育经费十分有限。同时美国宗教主义也拥有很大的势力, 农村公办学校教学条件也远落后于城市公办学校。美国联邦制政体决定联邦政府在公办教育方面难有作为, 联邦政府虽然通过了一系列的法规、资助计划, 但教育经费投入十分有限, 不能够改变美国当前公办教育极度不均衡的局面。
摘要:美国现在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 但是公办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存在巨大的差异。美国联邦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十分有限, 州政府负责管理义务教育学校, 并投入很少的教育经费, 义务教育的教育经费大部分来源于学区。美国义务教育财政预算的形成与美国政府的政治体制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基础教育,财政体制,美国
参考文献
[1]王桂娟.美国财政制度与政策变迁的简要回顾[J].经济参考研究, 2009, (4) .
[2]Thomas Jefferson to colonel to George Washington, January4, 1786, in Julian P.Boyd (ed.) ,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vol, 1, pp, 150-152.
[3]http://www2.ed.gov/fund/landing.jhtml.
[4]http://www.bea.gov/newsreleases/national/gdp/gdpnewsre-lease.htm.
大数据时代美国高校管理改革创新 篇8
一、大数据帮助提高高校招生录取收获率
美国高校传统的招生录取模式是通过发布招生信息,审阅学生提交的入学申请材料,按照自己的招生录取标准,在海量的入学申请材料中相互比较之后,筛选出拟录取的名单。这个过程非常耗时、费力、费钱,效率也低。但借助于大数据技术,美国高校现在找到了省时、省力、省钱、高效率的新方式。
许多美国大数据分析师主张高校应该利用好其官方网站上的访客访问信息,以预测哪些访客是潜在的准备上自己学校的学生。事实上,现在许多高校的官方网站都有统计访问量、记录从哪里访问的、多少人访问了某一个网页、下载了哪些表格、申请了哪一个项目等信息。显然,与那些只访问主页的学生相比,那些表现出明显兴趣并交互(如索取表格、申请书、信息、电邮,下载并填写、提交表格和申请书)最多的学生,是最有可能上这所高校的。
而且,现在美国许多高校的招生录取都用大数据评估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因素,以判断入学申请者是否真的想到他们学校上学。这种新的招生录取方式的原理并不复杂。首先,高校使用现有学生和以前学生的高中平均成绩点数(Grade Point Average,GPA)、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merican College Testing,ACT)或学术能力考试(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AT)的分数,以及人口统计学的数据,创建最有可能入学的申请者的大致个人档案;然后,高校把现在的入学申请者的“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图片分享”(Instagram)、“快照聊天”(Snapchat)等著名社交媒体[2]的数据整合在一起,通过计算机算法算出这些学生对自己学校的感情分数;最后,大数据分析软件系统用统计分析检查现在的学生和可能入学的学生的社交网络,确定哪些可能是潜在学生的入学申请者。
例如,位于纽约州伊萨卡南山的伊萨卡学院(Ithaca College),2015年录取新生时,就把入学申请者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有多少朋友和照片纳入重要的考虑范围。在此前,该校通过把大数据作为招生录取筛选的一部分,大大增加了大一之后学生继续上学而非退学的人数。从2007年起,伊萨卡学院就开始收集学生的社交媒体信息。当时,它对入学申请者上线了一个像“脸书”的社交网站“伊萨卡学院同辈”(IC PEERS),允许申请者与伊萨卡学院的教师和其他入学申请者互相联系。伊萨卡学院利用国际信息技术巨头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IBM)的统计分析程序,研究从“伊萨卡学院同辈”上收集到的数据,判断哪些学生最有可能进入该校。伊萨卡学院这种利用大数据的招生录取新理念是想用这种新方式评估入学申请者对他们学校的真正兴趣到底是怎样的。伊萨卡学院的实践证明,大数据是招生录取的利器。[3]
大数据收集、分析与研究的结果清楚地显示,那些频繁访问某所高校的校园和官方网站,多次联系、咨询高校的招生顾问,以及索要、填写、返回入学表格的申请者,是最有可能最终上这所高校的未来学生,因为他们的这一系列行为都非常充分地展现出他们对这所高校的强烈兴趣。因此,美国许多高校在利用大数据预测哪些学生是其潜在学生的时候,都会重点关注、收集、分析这些方面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为了更好、更全面、更及时地收集这些信息,许多美国高校现在都开发出专门的招生录取大数据系统。在招生录取的宣传上,越来越多的美国高校公开宣传,入学申请者对它们的强烈兴趣表现是该校最终录取学生的重要因素,以便让入学申请者能够投其所好,从而提高学校招生录取的最终收获率(美国学生报考多所高校,所以被一所高校录取了的学生不都会上这所学校)。
值得关注的是,大数据研究的结果还显示,入学申请提交的时间也是很有预测价值的重要信息,因为它们也能很好地反映出学生对某所高校的兴趣究竟是怎样的。毫无疑问,那些越早启动申请某所高校的学生就越是对该所高校感兴趣,而且也最愿意最终上这所高校。在招生录取的全程中,这些学生会密切关注和接受高校的招生录取信息甚至活动的邀请,并与校方的奖学金与财政援助等部门保持沟通。而那些越是往后,甚至迟至截止日期前才匆忙提交入学申请的学生恰恰相反,因为他们不但没有把该所高校作为第一选择,甚至没有作为第二或第三选择。至于提交申请时间处于中间位置的学生,他们对这所高校的兴趣则一般。[4]
此外,美国许多高校最近这几年也开始关注著名的“联邦学生援助免费申请”(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id,FAFSA)上的相关信息。它们之所以这么做,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一个学生把该申请上的某所高校排在其所选择或填写的第一位,那么这就表明这所高校是其最想入读的学校。所以美国高校在招生录取大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时,也会将“联邦学生援助免费申请”上这方面的信息作为一个重点对象。[5]
二、大数据帮助提高高校学生保留率和毕业率
(一)学生低保留率和毕业率的危机与应对
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现在美国公立高校学生4年拿到本科学位的只占学生总数的31%,6年拿到的占51%。而且与毕业率密切相关的保留率也非常令人担忧。辍学率很高———许多学生因为学业和财政等问题而退学,有的甚至连第1学年都没有读完。这样的糟糕情况已经遭到学生家长、政治家、媒体和舆论的猛烈批评。这就迫使许多美国高校想方设法提高学生保留率和毕业率。现在,它们把大数据及其技术视为应对这一严峻挑战的良方。
目前,许多美国高校竭尽全力让大一学生至少待到大二,因为一方面有研究显示,大学生最有可能在第1年辍学;另一方面,大一学生的保留率也是美国高校排名的一个要素。更重要的是,没有大学毕业对年轻人的一生将有显著影响。全美国高校每年有40万名学生因各种原因辍学,许多学生还背负沉重的学费贷款,并且很难有挣钱还贷的良好职业前景。延期还贷严重损害他们的信誉,让他们买车,买房困难。与此同时,对高校来说,学生的保留率和毕业率对生源、学费收入以及州政府的拨款和私人资本的投入,都有很大影响。
如今,美国越来越多的州给它们的公立高校的拨款是基于绩效。比如,田纳西州(Tennessee)根据一所高校应届毕业的学生人数的多少,把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分成若干小份发放,提高公共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促使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在联邦层面也给高校施加了问责的压力。比如,白宫(The White House)已经先后举行了两次“高校机会高峰会”(Summit on College Opportunity)。[6]美国教育部(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也发布了包括毕业率、工资中位数和贷款还款率等主要信息的“高校得分卡”官方网站,以便学生在填报和最终决定选择上哪所高校时能有更多、更新、更权威的具体、可靠的信息。[7]
随着近年来大数据的兴起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许多美国高校利用大数据技术预测哪些本科生会学业失败,以及如何让他们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课程与专业,从而帮助他们沿着获得学位的正确轨道不断迈进。它们纷纷抓住这个难得的竞争机会,有的选择自己行动起来,在校内研发、建立自己的大数据软件系统或平台,有的则选择引入校外基于大数据的教育技术公司的大数据软件系统或平台,为教育教学服务,尽最大可能提高学生的保留率和毕业率,从而在竞争生源、学费和资金等的激烈大战中占得先机。
(二)解决学生低保留率和毕业率的成功案例
目前大数据与美国高校旨在解决学生低保留率和毕业率的方面代表性成功案例,有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主修专业匹配”(Major Matcher)、[8]玛利斯特学院(Marist College)的“早期预警系统”(Early Warning System)、[9]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和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的“电子顾问”(e Advisor)、[10][11]奥斯汀佩伊州立大学(Austin Peay State University)的“学术指南针”(Degree Compass)、[12]卫奇塔州立大学(Wichita State University)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产品、[13]奥斯汀社区学院(Austin Community College)和特雷耶大学(Strayer University)的“希维塔斯学习”(Civitas Learning)产品、[14]鲍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的“校园参与”(campus engagement)、[15]弗吉尼亚州立邦联大学(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的“成功制造者”(Success Markers),[16]以及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课程信号”(Course Signals)。[17]
乔治亚州立大学基于现在的学生已经修过的课程的成绩,以及以前学生的课程成绩等,利用大数据的预测分析技术,建议学生明智地选择学习他们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主修专业。其“主修专业匹配”数据库里的数据包含其校过去10年250万份学生课程成绩,从而很好地指导了在校学生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主修专业。
玛利斯特学院从学生的提交入学申请到为了一门课程的学习而使用电脑、移动设备、图书馆阅读和其他电子渠道的电子记录,跟踪收集学生的信息。该校把这些信息称之为“学习记录仓库”。通过学术早期预警系统,基于对这些大数据的分析和使用,玛利斯特学院能及时判断与预测出哪些学生需要干预———咨询和援助,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学生学业失败和退学、辍学,帮助他们成功完成学业。
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大数据预测分析软件的帮助下,卫奇塔州立大学的工作人员能判定他们学校新一届本科生有多少比例会取得成功,特别是有多少学生会辍学和面临学业挣扎。根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数据,其准确性令人惊奇———该软件确定学生会成功的准确率高达96%,远远高于人工预测的82%。该软件运用了包括学生的论文成绩、学习时间、来自家庭的财力投入在内的大数据。而且卫奇塔州立大学还利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大数据分析结果,让学生顾问第一时间联系学生,告诉他们应该转变学习方式或者换专业,帮助其及时作出有效调整,从而促进学业成功,最终提高学生毕业的可能性和整体的毕业率。
鲍尔州立大学更进一步。作为测量学生“校园参与”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该校在大数据应用方面走得更远———监测学生是否用他们的校园卡刷卡参加星期六晚上在学生中心举办的校园晚会/聚会。已有的研究发现了社交的好处———那些越是参加校园生活的学生越可能毕业。当学生校园卡刷卡识别机制显示其停止参加俱乐部或其他社交活动时,学生服务专家就会跟进,打电话或发电邮看这名学生在做什么。该校还用校园卡刷卡监测学生去就业中心和参加学生领导力项目的情况。鲍尔州立大学还为2015级有资格申请联邦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的1,200名低收入大一新生设计了手机应用程序。这款程序基于大学检测器获得的学生活动信息给他们积分奖励,这些积分能在校园书店里购买书籍和其他东西。
基于大数据,弗吉尼亚州立邦联大学为每一个专业都建立了“成功制造者”机制,以确认学生在迈向他们的学位获得和毕业之路上应该完成多少学分。比如化学专业学生应该在第1学年结束时,《普通化学》至少得到C级成绩。如果学生没达到这个要求,那么学校的学生顾问看到系统提示后,就会立即联系学生前去接受咨询。而且学生顾问还能使用学校早期预警系统寻找哪些学生的学分不够,必须接受咨询,然后立即联系他们前往接受咨询。在用预测分析改善大学生保留率和毕业率的教育顾问公司“教育咨询委员会”(Education Advisory Board,EAB)指导1学期后,该校学生完成课程的人数增加了16%,学生入学的人数增加了8%。
在著名的普渡大学,校方给教授提供了一个利用大数据的称之为“课程信号”的软件平台,用以观察和跟踪学生的学业进展信息,包括学生已获得的成绩,以及学生登录平台的起止时间和时长总量。教授也能通过该平台给学生发送鼓励或警告的信息。“课程信号”开发商通过研究证实,由授课教师通过软件平台给学生发送信息能激励和促使学生学习,给学生提供学业问题出现前后的早期干预,帮助学生提高学业成绩。一旦学生登录“课程信号”阅读他们的电子作业的时候,电子作业也在阅读他们——作业电脑系统能跟踪并记录他们登录和退出的时间,以及在每一道题上用了多少时间等信息。至于判断它们的对错与给出分数就更不在话下。“课程信号”把这些数据与学生的背景信息合并,自动点亮绿灯、黄灯或红灯,提示学生和教授。教授依据灯的颜色给学生发信息,提醒他们必须全力以赴或鼓励他们保持进步,或给他们祝贺。正因为如此,“课程信号”不但提高了普渡大学本科生的成绩,而且让他们继续在大学多待上1年的比例从使用前的83%提高到了使用后的97%。
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美国一些高校充分利用大数据这一技术工具,较好地解决了学生低保留率和毕业率难题。
(三)大数据产品在高校的市场商机巨大
大数据及其科学只有转换成高校管理者、教师、学生顾问和学生能用的实践工具才能发挥作用。这就需要信息技术产品,特别是致力于教育技术的公司提供大数据产品。有需求就有市场供应,致力于大数据产品的教育技术公司自然会出现,而且它们的产品功能越来越丰富、强大、准确。学生用这些产品学习的时候就能生成大量数据。这些大数据被研究者使用,改善学生的学习,帮助老师教学,让大学生有信心继续待在高校并朝着成功不断努力。
“课程信号”只是近年来兴起并不断快速发展的、被称之为“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教育数据挖掘”(educational data mining)和“自适应学习”(adaptive learning)的大数据教育技术的一个产品而已,以美国新兴公司“希维塔斯学习”和“纽顿”(Knewton)、爱尔兰国际新兴公司CCKF、国际教育出版巨头培生(Pearson)为代表的公司现在正通过大数据技术产品不断拓展它们各自的市场,其中美国高校是它们激烈竞争的热点。
“希维塔斯学习”迄今为止已经与美国25所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包括州系统的高校和全国连锁的高校,给它们提供大数据分析软件、技术、指导和培训。其各种基于“云”(Cloud)的智能手机第三方应用程序(APP)都是用户友好型的,能满足高校的个性化需要。“希维塔斯学习”的产品能测量每名学生在每门课程学习中的各种信息,它充分利用其卓越的大数据技术,为签约高校提供学生即时学习反馈信息,以帮助他们及时调整学习策略。
尽管“希维塔斯学习”利用大数据技术评价教师在美国大学和中小学教师群体中激起了某些争议,但其产品仍然被许多高校使用。这些客户包括肯塔基社区与技术学院系统(Kentucky Community and Technical College System)、许多社区学院、研究型大学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of Texas at Austin)、营利性的连锁大学斯特雷耶大学和德维利大学(De Vry University),以及黑人高校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等。
此外,其他一些教育技术公司也提供适用于高校的大数据产品。例如美国的“内部跟踪”(Inside Track)在这一领域活跃了很长时间,外包学生指导和咨询服务。“内部跟踪”现在与阿拉巴马州、蒙大拿州和田纳西州的社区学院合作。社区学院面临越来越大的改善学生保留率和毕业率的压力。在田纳西州和其他一些州,基于绩效的财政拨款政策让社区学院愿意出钱购买“内部跟踪”、“希维塔斯学习”和其他教育技术公司的产品和服务。[14]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美国教育技术投资者主张高校对大数据的挖掘和利用还应该扩大到对著名社交网站“脸书”和学生寻求在线辅导的教育聚焦网站“切格”(Chegg),以及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等商业网站,以进一步收集更多数据。他们断言,只要有了真正的大数据,甚至能在学生需要之前就提供他们所需的服务。一些大数据教育技术公司已经开发出适用于高校课堂教学和课程学习的“适应性”教科书和课程软件。它们用大数据分析给学生提供量身定做的适用于他们自己特点和情况的学习方式的建议。[15]
三、大数据帮助高校提高决策管理质量
大数据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决策(decision-making)上。通过大数据、数据挖掘和预测分析,大数据技术能给决策带来许多好处。因此,与助力招生录取和促进教育教学一样,美国高校现在对大数据的应用还包括财政、人事、商业、投资、战略、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比如,由于大数据技术能让高校全面收集它们自己的财务和政策执行表现方面的信息,并且对这些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有利于高校更好地进行财务运转和政策执行,提高投资的准确性和运行的有效性,进而改善财务管理。
例如,夏威夷太平洋大学(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的管理者和董事会利用大数据帮助做出战略规划决策;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也如此做。在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校方建立了一流的“学校智慧计划”(institutional intelligence project),从教务主任办公室、招生录取主任办公室、财政援助主任办公室三个部门收集数据,以改善全校范围内的战略决策的制定。除了首先聚焦于诸如学生入学人数总数、学生保留率与毕业率,该校还打算把大数据分析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支持财务和人力资源之类的事务上,让大数据更好地为决策管理服务。
再如,著名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已经应用大数据驱动的学校运行决策的制定,并且在学术项目的成本与效益分析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下一步,该校将把大数据用于学校运行的过程改善。在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 of Ohio),校方正在开发一个基于大数据的商业智慧计划,用以支持该校2015年采用的“责任中心的管理”(responsibility-centeredmanagement,RCM)。这一计划主要聚焦于财政预算问题,工作任务包括帮助大学更好地了解每个部分和院系的收益来源,以及学生入学和保留趋势的模式。[10]
四、大数据在高校管理改革创新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老大哥”式的监控
首要的问题是功能强大的大数据技术让人联想到了阴森恐怖的、专制式的严密监控。比如一些人不禁问道:大数据技术是著名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49年出版的著名政治小说《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一书中的“老大哥在看着你似的”(Big Brother style)吗?[21]对此,爱尔兰“都柏林沙龙”(Dublin Salon)2015年4月15日在计算技术学院(College of Computing Technology)专门举行了“大数据:大福利还是老大哥?”(Big Data:Big Boon or Big Brother?)主题研讨会,得出的答案是“也许是”。[22]特别是由于学生在校园里刷校园卡的全部信息(什么时间到哪里和什么时间离开)都会被记录和查看,这就必然让学生感到没有安全感,比如失去了迟到或早退甚至不去上课的自由。
(二)数据的真实性与公正性
大数据的真实性和公正性问题,是大数据在高校管理改革创新应用的第二个重大问题。通过社交网站收集入学申请者的大数据存在两个可能的主要问题:一是有些社交网站的用户注册名并不是申请者本人注册和使用的——可能是同名人,而且也可能是被冒名的;二是有些申请者不能经常使用互联网,或者不经常、不熟练使用社交网站,因此就会造成他们在被录取上处于劣势,被招生录取官员以为他们对该校不感兴趣或者兴趣不大。而且,通过校园卡刷卡记录收集学生的数据信息也存在问题。比如,学生本身并没有去教室、图书馆或者晚会/聚会/俱乐部,而是由同学带着校园卡去刷的卡,那么这样产生的数据显然就是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合的。再比如,学生虽然是没有去食堂刷卡吃饭或者去健身俱乐部锻炼身体,但这并不事实上表示学生没有吃饭或者没有健身。
(三)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大数据的安全,特别是被采集信息者的隐私保护,激起大家对大数据普遍的关心和顾虑。一些学者认为应该特别重视这一问题。比如,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电子研究与规划主任米切尔·史蒂文斯(Mitchell Stevens)博士就对此表示了担心。[23]有专家指出,我们对大数据伦理的考虑落后于其在高校的应用实践。比如马特·皮斯特里(Matt Pistilli)就此撰写了《伦理、大数据与分析:一个应用模式》(Ethics,Big Data,and Analytics:AModel for Application)一文。[24]
一群忧心忡忡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家、法律/伦理学者2014年6月1日~4日聚集在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树林镇(Pacific Grove,California)的艾斯罗马会议基地(Asilomar Conference Grounds),研究制定了关于高等教育学习研究中的数据与技术之合适使用的决策框架———《高等教育中的学习研究艾斯罗马国际公约》(The Asilomar Convention for Learning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25]该国际公约继承了1979年4月18日制定公布、至今仍然适用于关于人类研究的《贝尔蒙报告》(The Belmont Report)[26]的精神。
比如,最主要的基本原则“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要求必须提前告诉被试实验或试验的目的,而且他们能够选择是否参与。但数据收集是在被试看不见的情况下进行的。另一个问题是,通常情况下,科学家不能或不想事先设置一项实验或试验的具体模式,因为他们只能在收集了大量数据后才能确定具体模式。此外,由于许多新的教育数据的收藏都是专有、不公开的,因此这就引发了新的顾虑和争议。像“培生”、“黑板报”(Blackboard)和“课程时代”(Coursera)、“教育+”(ed X)和“大学城”(Udacity)这些公司各自都有众多学习者的海量信息数据。虽然这不是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新问题,因为药学和医学研究早就有类似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教育领域却是一个十足的新问题。而且它引起了另一个问题:谁拥有这些数据。学生、学校、公司、或者共有?针对这些问题,《艾斯罗马国际公约》设置了包括公开(openness)、公正(justice)和仁善(beneficence)的一组广泛原则。[27]
信息科学改变世界。大数据现在已经成为大事情。因此,美国联邦和州都高度重视关于学生的大数据的安全。美国现在有许多法律保护学生的权利,包括著名的《家庭教育权利与隐私法》(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FERPA)。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学生电子隐私法案》(Student Digital Privacy Act)旨在限制幼儿园至12年级(K-12)学校教育中对学生的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不过它却没有对高等教育中的学生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做出限制。所以,美国高校学生的隐私面临大数据的挑战———有被侵犯隐私的危险。因此,高校在收集和使用学生的数据时,必须尽最大可能确保学生的隐私保护和数据的安全,保证学生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只要做好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作为数字潮人一代的美国大学生一般都愿意并免费给高校分享他们的信息,无论是社交网站上的、智能手机上的,还是特定网站上的,以便获得对他们有利的服务,特别是那些有利于他们做出更好选择的基于大数据的信息。
一些美国高校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工作。比如,为保护学生个人信息,玛利斯特学院在存储数据时将学生的校园卡信息和任何可以辨别其身份的信息都去掉,改用另一个与学生身份信息完全无关的编号存储进去。如果数据显示某一个特定的学生需要学术干预,这个数据库的三个不同授权使用者,包括学生所修课的教授,必须在学生数据解密之前每个人都提供电子安全秘钥。这样做就没有一个人能单独识别出一个学生的信息。而且,玛利斯特学院组织机构审议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还审议学生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使用,从而进一步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学生数据信息的安全。[28]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美国高校报告说,由于担心触犯有关隐私的联邦法律和其他管理规定,所以它们不得不中止学生信息方面的大数据收集、分析和应用。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UCLA)的首席隐私官与战略信息技术政策主任肯特·和田(Kent Wada)认为,高校可以利用有关隐私的联邦法律和其他管理规定的灰色地带,既保护学生隐私,又进行数据获取、分析和使用。2010年,加州大学系统(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时任总校长马克·尤多夫(Mark Yudof)就要求管理者、教员和学生组成高层特别工作小组,研究确保个人隐私保护和与允许院校数据获取之间如何合适平衡的办法。[10]
五、结论
随着美国更多在线高等教育的兴起,特别是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在通过电子平台和渠道———在线、软件、平台、手机、“云”——进行实施教学,美国高校中的大数据越来越大。根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ley)信息学院珍妮弗·达彻(Jennifer Dutcher)2015年1月21日发布的《大数据与高等教育(信息图)》(Big Data&Higher Education[Infographic])一文,86.6%的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某种形式的在线教育,[30]这就必然产生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大数据。大数据技术———数据挖掘和预测分析———还能让高校收集学生的社交媒体和校园卡电子踪迹等众多电子信息。对这些大数据的全面收集、准确分析、合理利用和严格隐私保护,已成为大数据时代美国高校管理改革创新的一种重要驱动力。
美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篇9
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在理论上分析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话语来源及选择上的困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话语的把握,是基于对《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治理》(Governance)、《教育行政季刊》(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美国教育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公共资金与管理》(Public Money&Management)、《教育哲学期刊》(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等学术期刊以及相关著作与报纸自1990年~2006年间有关教育公共治理改革论文的分析,这些话语中的很多部分在笔者的学位论文中有相关归纳,这里不再重述。
一、现代性政治哲学话语与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价值选择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处理的问题是哲学与政治(或哲人与大众)之间的冲突,即哲人如何在民主政体中获得生存,也即是哲学生活或称美好生活如何在政治生活中获得实现。古典政治哲学追问的是何为美好生活,以及美好生活的实现问题。在它看来,德性就是美好生活。哲人之所以与大众有冲突,就在于哲人始终关切什么是“好”。
马基雅维里等现代性思想家则彻底颠覆了古典德性社会。马基雅维里认为,我们不应关注“应当如何”的问题,而是要关注人们事实如何的问题。在马基雅维里那里,道德律或自然法则被理解成一种自我保存的权利;根本的道德事实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马基雅维里提出了一个人是否需要有道德的问题。在他看来,人不必多么高尚,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如果有道德的话,那么它也只能是一种出于自我保存需要的权利。这种新精神变成了近代的精神,被后来者继承下来。霍布斯以人的本能恐惧为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把道德奠定在人的激情之上,由于人的激情在于对死亡的恐惧,因而出于恐惧的动机而采取的自我保存就是自然正确的。因此,霍布斯将道德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用人的权利取代了自然正当,把应当拉回到世俗的存在。卢梭虽然对现代性的方案一向不满,但由于他把人性问题建立在近代的自然状态学说之上,从而把道德起点奠基在人的激情之上,最终是推进了现代性。[1]卢梭的《新爱洛伊丝》、《爱弥尔》、《社会契约论》实际上表达了同一个意愿:即建立一个美好秩序的社会。但他的解决方案的关键点,即普遍意志之说,事实上是用普遍的承认替代了德性。康德进一步完善了卢梭的普遍意志之说,他提出:用形式上的合理性、也即是普遍立法之原则来检验行为准则之善性,而不必要诉诸任何实质内容的考虑。普遍承认的就是正义,就是善性。“上帝死了”之后,价值虚无。
对于马基雅维里以来的现代性思想家的最根本的意图,施特劳斯有过一段相当经典的概括:“古代经典认为,由于人性的软弱或依赖性,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不曾梦想历史的一个完成。他们用他们的心灵之眼看到这样一个幸福的社会,一个人性在其中有最高可能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最好的政体。但由于他们也看到人的力量的有限性,他们认为这一最好政体的实现要靠运气。而现代人则不满足并轻视这一乌托邦,他们试图确保实现最好的社会秩序。为了成功,或为了使自己相信成功,现代人必须降低人的目标,致力于以普遍的承认来替代道德德性,或者以从普遍的承认获得的满足来替代幸福。”[2]人的目标———自我保存———成了最高的道德,所谓普遍的承认也就是一种“价值中立”,即用“技术”取代了传统的道德决断,彻底放弃了何为对错与善恶的标准。
总之,现代性的思想家为建构现代性社会,彻底颠覆了自然等级秩序的古典德性社会,主张一个人人权利平等的现代性社会;彻底颠覆了传统美德,强调权利优先于善,放弃了对美好生活的追问与提升,用个人权利替代了任何实质内容的德性;用权利、自由、平等、公平等现代性的概念替代了古典德性概念。这种现代性的政治哲学话语决定了西方教育政策的哲学基础,效率、公平、自由择校等成为教育治理改革的话语资源。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所寻求的哲学依据就是在这些概念中进行选择,而这些概念建构着改革的基本方向。但由于这些概念实际上体现了现代性的危机,即只是追求形式上的合理性而放弃了何为对错与好坏的追问,从而走向价值虚无。因此,它们之间必然是相互冲突的。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总是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概念与话语中进行选择,所以难免会陷入困境。比如,特许学校倡导者把特许学校描绘成一个理想的结构模式,认为它把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效率、回应性与创新同与政府和市民社会密切关联的、宽泛的集体利益、社会正义和民主问责糅合在一起了。[3]显然,特许学校倡导者的话语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政治哲学语言:一方面强调效率,另一方面又强调公平;一方面强调教育服务提供的灵活性及个体的教育选择,另一方面又强调公共利益。
二、公共服务管理的空间结构模式与教育治理模式选择
在现代思想家那里,如何建构现代性社会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马基雅维里式的,一种是斯密式的。两者都是从人性出发来建构现代性社会,但思路截然不同:前者是从国家的角度来建构社会的,后者是从市场的角度来建构社会的。这两种路径的涵义也明显不同:前者意味着政治社会模式有利于解决自然状态下的不便和人类社会的冲突;后者意味着一种市场社会模式比政治社会模式更有利于解决人类的冲突。因为在后者看来,市场社会模式具有抽象的非人格化特征,也更利于实现利益最大化和个人自由。按照政治社会模式,社会需要依照政治的逻辑来运作,国家/政府或者如霍布斯主张的成为专制统治以便结束人类纷争,或者如洛克所说承担一切公共事务,解决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种种不便。按照市场社会模式,社会需要依照市场的逻辑来运作,国家与市场的职能分界相当明显。比如,在斯密看来,国家只应承担基本的读、写、计算教育活动,并且费用由个人与国家共同承担。
今天,政府成为公共的代名词,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政府/市场/社会被建构起来,并被赋予了特定的角色与职能;同时,诸如公/私的二分也被建构起来。然而,公共并不等于政府,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说,“公共生活独立于政府而存在,政府只是它的一种表现”。[4]果真如此的话,公共服务由谁来治理就不存在很大的分歧。政府/市场/社会的划分和公/私的区分作为社会建构起来的语言,与实践是有出入的: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的市场,市场与政府之间一直就存在密切的关联。美国20世纪早些时候就有一些公共服务是交给市场或社会来完成的。话语的建构总是对事物的一个方面的描述,而不可能对“物自体”进行终极意义上的把握。正因如此,诸如政府/市场/社会、公/私这样相互对立的概念就被建构起来了,于是思想家们就拿起这样的概念进行某种辩护。
比如,就自由市场理论而言,就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像斯密那么乐观,像凯恩斯、麦金太尔、查尔斯·泰勒、罗尔斯、吉登斯等就并不完全信赖自由市场的绝对化权力。他们对市场的缺陷存有不同的认识,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国家的干预以弥补市场的缺陷。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哲学既不完全信赖自由市场,也不完全信赖政府或官僚制;他既想要改变传统福利制度的话语结构,但又不想在市场上走得太远。所以他希望在市民社会间寻找到一个可以发挥科层制与市场各自优势的中间地带。如果从纯理论上看,第三条道路理论显然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是一种理论上的调和———想要综合传统福利国家哲学与新自由主义哲学各自的优势,并克服各自的弊端,所以难怪有人说它缺乏一种政治哲学。[5]但实际上,其政策实质还是偏左的,它不过是从市场化的前沿上稍许后撤一点,朝官僚制靠近了一步。[6]不管是英国的“第三条道路”工程还是美国的“第三条道路”工程,就公共服务管理而言,它们都是想要在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三者间寻求一种相对有效的混合。比如,英国的“专家学校”就是在政府供给公共教育的框架内建立一些多样性的学校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教育需求,而它的治理模式则是混合的:公立学校吸收私人投资,形成政府、营利性组织或非营利性组织共同治理的局面,政府加强管制。美国的特许学校则主要是委托管理的模式。这些实践表明,教育治理只能是吸收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三者各自的某些优势而克服各自的某些弊病,不可能是达到完美的混合。所以,如何在三者力量间寻求治理上的混合也是难题。
教育自作为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公共事务以来,一直是被认为应是由政府生产并提供的。但是教育的官僚制生产在基本的教育服务得到供给之后,尤其是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教育服务缺少回应性和灵活性。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的整个大背景下,教育市场化或民营化走上日程,教育领域的“准市场”制度应运而生。但是教育准市场制度也是问题丛生。于是,一些学者寄希望于市民社会成为教育治理的适当领域,但显然市民社会作为教育供给与生产的领域也不是没有问题。比如,市民社会中的组织在教育提供上存在资金不足现象,而资金不充分会导致商业利益占控制地位,从而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三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出现失衡;资金不足还可以引起非营利部门的市场化倾向,从而损害公共精神与公共价值;等等。[7]于是,教育公共治理模式在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三者间经过利益博弈,呈现这样一种趋势:政府管制进一步加强;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力量也会进一步增强;模式会更为多样化。因此,公共服务的管理总是在政府、市场、市民社会三种空间与力量之间做出某种混合性的选择。
三、现代性的理性化/官僚化与教育官僚制/后官僚制选择
韦伯认为,现代性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祛魅”、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宗教式微,理性宰制了万物的过程。在古典理性那里,理性、启示与信仰,或者说雅典与耶路撒冷之间还保持适当的张力,而启蒙理性则完全破坏了这种张力:古典理性还自知自身的局限性,启蒙理性则把人和理性抬高到极致。韦伯所讲的理性化的进程,若用制度性术语来表达,则表现为经济生活的理性化,尤其是科层化过程。但理性化的过程并不像韦伯描述的那样仅仅局限在经济生活领域,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正如约翰·基恩所理解的,官僚主义化的过程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在晚期资本主义生活的公私领域里进行,从入狱、交往和卫生到生产、教育、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莫不受到官僚主义的支配。
福柯对古典疯癫史的追溯,揭示了启蒙理性的规训性质,即通过建立起一种社会秩序和官僚制结构对现代社会实施规训。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官僚化的过程,其结果一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整个社会的制度化似乎依据它们自己那不可抗拒的、非人格化的逻辑进行运作。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现代官僚制在20世纪初代替民主制确实显示出它蓬勃的活力和价值。
但是,公共服务的官僚制结构确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遇到了很多问题,呈现出了很多弊病。这首先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自身的缺陷有关系。韦伯对理想官僚制的设计只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而缺乏实质上的合理性,或者说只注重程序/效率,而忽视了目的/价值。韦伯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区分,表明韦伯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官僚制在设计上的缺陷,即它只注重效率/程序,而忽略了目的价值的合理性。这表明韦伯对理想官僚制的建构在语言上存在矛盾。对此,韦伯做出的选择是牺牲目的价值而选择了效率。因为在韦伯看来,实质合理性是传统社会秩序的特征,而现代社会必然追求效率。但糟糕的是,公共服务的官僚制结构在提供公共服务上恰恰缺乏效率,表现为它缺乏灵活性和回应性,无法满足个体多样性的服务需求。所谓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民营化从某种角度上看就是对官僚制的解构,或者说是寻求一种后官僚制结构。法默尔在《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一书中,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视作人类心灵的两种模式。依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来观照,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技术、企业或者阐释;而依后现代性的心灵模式来观照,现代性的公共行政模式开始塌陷:强调想象、解构、非地域化和他在性,旨在变革公共官僚制。可以说,当代的一切公共治理改革的语言都是基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两种视角,在制度结构上或者为公共官僚制的优势辩护,或者积极寻求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以代替或纠正官僚制。其中,尤以新公共管理的语言———公共选择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为主导话语,引导着公共服务的改革。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改革的重点在于改善与重新塑造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提供与生产公共服务的最佳主体,官僚机构对公共服务的垄断性供给与经营只能导致公共服务生产的低效率,为此需要引进市场机制,形成公/私竞争的局面。委托代理理论强调,公共服务可以由政府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签订合同,将公共服务外包。但是,公共服务的后官僚制结构似乎也是强调效率。因此,不管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的心灵模式,不管是官僚制还是后官僚制,都是人类语言的一种建构,而任何一种语言建构自身在理论上都不是完美的,完善的就不称其为理论。官僚制与后官僚制在语言上的相互冲突,使得实践的选择陷入两难。
20世纪以来,美国公共教育也带上了鲜明的官僚制形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主要是教育市场化改革,从制度层面上看,就是想突破教育官僚制。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话语也鲜明地染上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种思维模式及其语言特色,或者是为政府供给与生产教育提供辩护,或者是寻求教育服务的供给和生产在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三个空间中的合理布局:政府供给公共教育,但由市场来生产;市民社会成为公共教育供给与生产的适当领域;政府提供教育服务,但将教育服务的管理外包给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政府加强管制。这归根结底表现为官僚制与后官僚制两种语言。
四、结语
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教育公共治理改革,主要是教育市场化改革,从制度上看是要突破教育官僚制,旨在提高公共教育效率,挽救公立学校中失败的学生,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多样化的需求。改革者和研究者从现代性的政治哲学话语中寻求话语资源,以支撑自身的主张和建议。但由于现代性的政治哲学话语已经放弃了对美好生活的追问,日益陷入虚无主义的现代性危机,正如尼采所批判的,西方人越来越不知道何为好坏何为对错,因而现代性的政治哲学话语自身充满了冲突,如韦伯所说的,只能是“诸神共舞”,并相互争吵。因此,教育公共治理改革中的政策主张与学术建议在价值目标上也必然表现为相互矛盾,各说各有理。相应地,作为公共服务改革一部分的教育公共治理改革,从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三个空间与三种力量中寻求适当的教育公共治理模式。从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当前及未来看,政府在新的教育治理模式中的管制会进一步增强。同时,市场与市民社会的作用也会得以增强。可以确定的是,教育公共治理模式会更加多样化。但教育官僚制还不会从根本上得以突破,因为它代表了某种公共价值和政治哲学,而且它作为基础教育供给与生产的一种重要力量还不会因为市场和市民社会的参与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完全的教育市场化或私营化只是一种假定,除非改变教育的性质。
现代性的政治哲学话语、公共服务管理的空间模式、官僚制/后官僚制,都是现代性思想家的一种话语建构,它们决定了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话语选择、视野及内容架构,决定了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政策走向,推动着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进程。由于现代性思想家建构起来的语言相互冲突,由于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话语自身充满冲突:公共善/个体权利、公平/效率、政府/市场/市民社会、官僚制/后官僚制,这些语言都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因此,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实践也必将是一种两难的抉择。可以相信的是,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实践必将是在这些话语冲突中获得发展。从美国实践看,公共投资凭单制和择校制并没有获得很大成功———虽然最初在密尔瓦基市推行的瞄准低收入家庭的教育券为黑人所赞同,其后在密歇根的解决辍学率的教育券计划也为黑人所欢迎,但美国黑人反对普遍的自由择校计划,所以择校制与教育券的实施范围极其有限,它主要是瞄准大城市低收入的少数群体阶层,倒是特许学校获得较大范围的成功。很显然,特许学校是在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相互冲突的话语中的一种综合式的选择:多种价值共存;多种治理力量的共存;官僚制与后官僚制的共存(政府提供教育,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经营管理)。可见,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正是在冲突话语中获得发展的。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话语选择大体上有三个范畴:现代性的政治哲学话语、公共服务治理的空间结构、官僚制/后官僚制。由于这些范畴自身充满着诸多冲突,因此,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话语面临着两难的选择。然而,两难的话语抉择必将推动美国教育公共治理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话语,困境,现代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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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篇10
(一) 美国的旅游教育发展历程
19世纪, 开始出现旅游教育, 很多的大学的课程中加入和旅游有关的知识。1922年, 康内尔大学成立, 旅游专业需要有专业的旅游人才, 职业大学的创立具有市场性。
19世纪的20年代美国的旅游教育起步, 19世纪60年代, 美国旅游教育发展很快, 美国的旅游教育起步早, 美国的旅游教育发展也很迅速。
19世纪80年代, 美国的旅游职业教育正式进入到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 美国有75所大学设立了旅游专业, 中等院校300所。
(二) 美国旅游教育的培养目标
美国旅游教育培养的目标和市场紧密结合, 培养应用型的人才。以美国的佛罗里达大学为例, 这个大学的培养目标非常的明确, 培养学生的游船经营、管理能力。美国旅游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培养学生的学以致用。
(三) 美国旅游教育的特点
1、起步早, 发展快。
美国康内尔大学酒店学院在19C20S的时候就已经存在, 而我国在那个时期还没有和旅游有关的任何院校。我国开始创办正规的旅游教育是在1978年, 我国旅游教育的发展整整比美国晚了几十年的时间。美国旅游业发展迅速, 促进了旅游教育的快速发展。旅游业的发展促使了旅游市场需要大量的专业的旅游人才, 满足市场的需求, 而学院的创立与市场需求关联性很大。我国的旅游教育是政府主导下创办的, 而不是旅游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专门的人才, 所以理论和实际联系不紧密, 不能够很好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2、师资力量的行业背景。
美国的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 美国的旅游教育非常重视教师的背景, 美国的教授光有文凭是不行的, 还需要有专业的资格证书, 比如注册饭店管理师等的和实践相关的证书。大学会请各个行业出色的人物和经理来到学校进行授课, 这个是教学计划中的一部分, 康奈尔大学就是一直这么做的。
3、详尽的专业划分。
美国旅游学院的专业划分非常的详细, 以美国康奈尔大学为例, 本科阶段的旅游管理专业有就有十多门的课程。再如普度大学设置的课程十分详细既有专门的旅游管理课程, 还有写作课/演讲课等其他的课程。
4、重视实践课程。
美国对实践的课程相当重视, 实践课程的选择多样化, 包括温泉课、游乐园管理等课程, 将理论与实践进行紧密结合, 以休斯敦希尔顿饭店学院为例, 大学自身就是酒店, 教本身就处于酒店之中, 学生可以一边进行理论的实习一边参与到实践的酒店运营环节, 学生可在在基础岗位实习后, 去别的岗位继续学习。普度大学开展许多的实践课程, 让学生参与到晚宴的活动中去, 有更多的交流机会, 包括一些国际晚宴, 参加这些活动可以很好的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项挑战有意义的实践活动。
5、个性化的课程设置。
要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学, 采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 美国的旅游学院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这种个性化的课程方式可以再具体的课程设置中体现出来, 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课程的个性化设置更加的明显。以康奈尔大学为例, 研究生的课还有专门的人做客户曾规划, 而博士的课程更是具体到每个学生。
(四) 美国康奈尔大学旅游教育
1、美国康奈尔大学简介。
与其他的私立院校相比, 康奈尔大学的体制具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在美国, 七大著名院校当中, 有三所是公立院校, 农业与生物学院、人类环境学院和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有四所私立院校, 艺术科学学院、建筑艺术与规划学院、工程学院和旅馆管理学院、常春藤盟校。而他康奈尔大学集齐了公立学院和私立学院优点, 热烈欢迎来自各地的学生。
康奈尔大学的旅游管理学院是全美国最好的旅游学院, 康奈尔大学自己开设酒店, 目的是让学生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康奈尔大学的农业学院也是美国排在前列的学院除此之外, 康奈尔大学投资3500万美元建康奈尔的计算机中心。
2、康奈尔饭店管理学院办学特色
(1) 注重课内外活动的结合。实践课程在康奈尔大学饭店管理学院是十分被重视的。学校的考核不仅仅是课堂上的知识, 还有对实践环节的考核。所有的学生都要修满实践课的学分, 实践课程的政策是学生都要参加800小时的与专业相关的工作, 无论带薪与否。学校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规定在2个学期之内完成任务, 在学校上课期间也可以找兼职的工作, 时间上自由安排。学生找工作非常的便利, 学校本身就开办酒店, 所以学生可以直接去那实习, 在酒店找兼职带薪工作。酒店可以提供很多岗位, 包括前台接待, 客服, 宴请, 财务等很多部门。学生积极踊跃参加课外实践活动, 学生会参加康奈尔酒店业商业计划大赛、酒店管理大学等许多活动, 学生参加这些活动大大增加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职业素质, 增加了学生去创业的热情。
(2) 完善的课程体系, 丰富的课程种类。康奈尔大学本科是4年的课程, 大学四年的学习要完成必须课、选修课体育外语等课程, 还要完成最少800个小时的实践课程, 必修的课程中, 有“信息系统”“人力资源”一些理论的课程, 还有比较强的实践性的课程, 实践性课程包括“酒店运营管理”“服务餐饮管理”等等。
(3) 寻求知名伙伴合作。康奈尔大学饭店管理学院注重与其他企业的合作, 和世界很多知名的大酒店还有一些旅游协会共同合作。每年都有各行业的精英来到康奈尔大学讲课, 和学生共同交流, 分享自己的经营理念和经验。这些精英来到康奈尔大学旅游学院还会召开专门的研讨会, 和教课的人员共同探讨。除此之外, 饭店管理学院还承办许多的酒店业重要的高峰论坛和宴请, 提供给康奈尔大学的师生和往届校友一个平台, 可以共同交流和实践。
(4) 建立校友信息库。康奈尔大学培养很多优秀的人才, 很多康奈尔大学毕业生在知名的酒店担任管理层, 在酒店创业中彰显个人的能力, 现在, 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校友就有12000名, 康奈尔大学建立校友信息库, 方便师生和校友的沟通交流, 也给校友回报母校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二、我国旅游教育发展中的问题
(一) 我国旅游教育现状
1、成立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的旅游教育开始正式发展起来, 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 成立江苏省旅游学校, 1979年, 成立上海旅游专科学校, 进入规范化的旅游人才培养阶段。
2、发展阶段。
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 当时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旅游教育的快速发展。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和国际交往加强, 旅游业需要专门的旅游从业人员。我国开始派出精英人员到国外发达国家学习。
3、现在阶段。
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促进了我国旅游教育的快速发展。最近几年以来, 尽管旅游还不够完善, 旅游教育的学院、旅游教育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 旅游教成为是我国教育体系中之一的最热门、发展最快的教育专业。
(二) 我国的旅游教育的问题
1、起步晚, 发展快。
上世纪70年代我国的旅游教育才开始发展, 我国旅游教育的发展和美国差了60年的时间。教学模式还以讲授为主, 较多的引用国外的教育理论, 没有形成自己的完善的旅游教育的理论体系。旅游教育虽然起步晚, 发展的却很迅速, 30年的时间里成立了近1800所旅游职业学校。学校的增加, 学生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 每年毕业学生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 导致就业压力大。
2、资金投入不足。
美国大学和业界关系密切, 美国的行业协会支持大学的办学, 我国的旅游教育主要是政府的资金投入, 其他投资来源很少或者没有, 所以使得我国投入旅游教育资金不足, 资金的不足导致不能长期开设一些实践的课程。
3、应试化教学。
我国的旅游教育和业界脱节的情况很严重, 现在的旅游教学还只是课本、课堂上的教学。学生接受的是应试化的教育, 考试也只是对课本知识的熟记。旅游方面的时间教学特别少, 仅有的几次参观、游览是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的, 理论和实践相脱节, 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三、美国旅游教育对中国旅游教育的启示
(一) 课程设置
1、规范课程体系建设。
旅游产业具有综合性的特点, 现在很多的学校强调培养全能型的人才, 较少了旅游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 有的课程设置跟不上市场的脚步, 要注重对课时的更新, 应该科学合理的安排旅游课程, 避免出现基本课程过多的情况, 加大专业课程的比重, 合理安排课时。注重课程设置的次重点。学位的课程要明确。重视实践课程, 合理安排实践活动, 将专业课和实践课程紧密结合, 理论联系实践, 培养专业型的旅游人才。
2、增加实践课程。
要增加实践性的课程, 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将学生所学的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 让学生和业界多接触, 增强学生走向社会的适应能力。
3、设置个性化课程。
除了要设置实用性强的课程之外还有设置个性化的课程, 考虑到学生的特点、兴趣去教学, 要因材施教。学习康奈尔大学, 请旅游界资深的旅游专业人士制定总体规划, 旅游界资深的旅游专业人士一对一辅导学生。我们在旅游教育方面也应该采用因材施教的方法, 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不同的特点制定不同学生的学习计划。
(二) 注重培养师资力量
目前, 我国旅游教育发展时间短, 旅游教育师资力量落后, 很多旅游教育的教师并不是专业出身。发展旅游教育要高度重视师资力量, 旅游教师要求不仅有文凭、理论知识过关, 还要有深厚的行业背景, 有专业的资格证书, 所谓“双证型”教师。
还可以聘请专家学者做专题研讨, 请旅游业界的精英前来讲课, 分享实践经验, 加强学生对实践的了解, 使教学从研究和实践方面得到保障。我国的旅游教育发展时间尚短, 旅游教育的师资力量严重匮乏。
(三) 旅游教育面向市场
旅游教育的定位要明确, 培养适应旅游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面向市场, 旅游教育培养目标要明确, 大中专和职业高中培养的技术型的人才, 而本科培养管理型人才。我国的旅游业发展的非常迅速, 从旅游业的长远发展看, 旅游市场需要素质高、外语好、国际化的人才, 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够达到旅游市场的需要。我国的旅游教育培养要面向市场, 培养的旅游专业人才符合市场的需求。
(四) 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
从国外办学成功案例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 很多旅游教育发展的较为成功的院校都是校企合作, 比如美国康内尔大学、奥地利的MODU酒店学院等等。我国的旅游教育也可以借鉴国外校企办学的成功经验, 旅游学院的办学也可以采用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 可以让学校和酒店为一体, 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 理论指导实践, 实践过程中将学到的知识深化, 促进旅游教育更好的发展。应用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 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 培养专业化的旅游人才。
(五) 改变教学方法
我国的旅游教育应该采用新的教学方法, 例如案例教学法、实际教学法等方法。学校可以聘请旅游业界的资深人士做专题讲座, 进行案例教学, 用业界精英的亲身经历带动学生学习旅游专业的积极性。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 在旅游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要共同参与,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专业课程的内容要及时更新, 旅游教育的教学内容要体现信息化的特点。
要增加教学的实践环节, 根据教旅游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自身的专业特色合理安排实践教学的内容, 实践教学的内容包括基础的服务技能、素质教育的培养、熟悉企业管理环境等等, 让毕业生能够很快适应工作岗位。课程内容上增加素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 提倡旅游服务的规范化、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情操。在旅游教育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 让学生有能力发现有关旅游业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学生能够独立进行对问题分析与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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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篇11
关键词:教育券;弱势儿童;启示
中图分类号:G639.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1)05-125-02
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O一2020年)》强调:要形成惠及全民的公平教育,缩小区域差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 [1] 虽然国家对有关弱势群体有一些资助政策,但是这些政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资助理念相对陈旧,只有制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资助策略,才能惠及更多的弱势群体。若要保障弱势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拥有充足的教育资金和对这些资金的合理而又科学的利用。在2010年的12月21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承诺,明年将多层次完善学生资助体系,家庭经济困难的幼儿、孤儿和残疾学生接受学前教育的给予资助,这体现了政府对弱势群体接受教育的关注。美国的教育券政策同样体现了政府对弱势儿童的关注,而教育券提供的资助理念可以为我国的弱势儿童接受教育的资助提供借鉴。
一、美国教育券方案——密尔沃基教育券
教育券(Voucher)也称作教育凭证﹑学券﹑学票等,是指家长可以使用发放的有价证券在政府批准的任何学校中支付子女的学费或其他教育费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一书中提出,政府应根据选择某所学校的家长人数为该学校提供补助金。[2] 教育券最关键最核心的理念是效益与公平,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教育券方案可以促进教育公平。[3]
二十世纪80年代,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学校中存在严重的种族隔离现象,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地下滑。虽然政府一直推行教育改革,但是收效甚微,这些催生了密尔沃基教育券的施行。密尔沃基家长选择方案(MPCP)在教育券方案,主要是在资助学生的核心理念上,对来自低收入家庭儿童接受优质的教育给予扶持。这个方案规定:若学生的申请人数超过招生名额,只能随机选择,不能基于种族、宗教、性别、学习成绩、行为记录等进行挑选。[4]该方案主要是为了改变贫困家庭儿童接受教育时存在的潜在不公平待遇,政府通过教育券的形式予以经济补偿,保障学生公平合理的享有教育权;改变政府对教育资金的管理方式,政府不再掌控教育资金的流向,而是借助教育券来让受教育者决定,受教育者选择学校最关键的因素——教育质量,成为学校之间争夺学生的砝码,为了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各个学校会使出浑身解数来提高教育质量,最终刺激整个教育体系教学质量的攀升。
二、教育券的资助理念
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黄金时代”,80年代初,美国的学校教育官僚体制严重,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引起公众的极大不满,此时里根政府推行的教育券计划,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公众对教育新气象的诉求。教育券方案实施核心理念是希望借助相关的教育券方案来改革当时不尽如人意的教育状况,实现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双丰收。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弱势群体,无论是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或者是生理或者心理有缺陷的儿童,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歧视,他们公平的享受教育的权利或多或少被隐形的剥夺了。在实现整个教育体系的质量提升的过程中,保障弱势群体公平的享有教育机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美国政府意识到了国家应发挥保障弱势人群的享有优质教育权利的作用,在对教育券进行改革时,更多的是借助建立补偿机制,保证教育资源向处境不利的儿童倾斜,保障弱势群体享有优质教育的权利。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以均衡发展,对于实现教育公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教育券制度不仅保障弱势群体和贫困家庭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改变了传统教育经费的发放模式,提高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引进了竞争制度,有利于教育财政拨款体制的创新,有助于学校间展开竞争,提高教育质量,满足家长的需求。密尔沃基教育券就是将这两种策略兼顾的最好典范。
三、美国教育券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1.教育券与贫困家庭子女
贫困既可能限制着一个地方的教育机会的供给,同时也可能使一些贫困家庭被迫放弃政府提供的教育机会。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子代的教育,家庭经济没有保障,对儿童教育的投入就无从谈起。针对这一状况,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教育券计划,教育券在促进弱势群体子女实现教育公平上具有积极的作用,虽然关于以教育券的方式来资助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实验已经在我国的浙江长兴县、山东滨州市等地区展开,但是制度还不够完善,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密尔沃基家长择校计划”,进一步加强教育券相关法律法规程序的制定,而且要充分考虑执行这一政策所需的各种条件,以及推行过程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制定相应的具体配套措施。
除此之外,还应该树立政策评估的意识,从教育券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提供科学依据。此要改善教育券的单向流动方式为环状的资金流动方式,这样更有利于资金的监督和落实,同时以教育券的方式对农村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进行补助可以“专款专用”,杜绝家长挪用子女的费用。因此,在农村或城市贫困家庭子女中实施教育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教育资金的个体到位,有利于教育权利的实现。
2.教育券与特殊儿童
无论是身体又残疾还是心里又疾病等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接受教育是他们平等参于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前提,国家和社会应该给以更多的关注,为他们接受教育提供必要的保障。这些特殊儿童若要接受教育,不仅需要有特殊专业技能的教师,还需要一些辅助的教学设施。国家出资承办的特殊教育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社会上存在的针对特殊儿童的教育机构收费都较高,很多家庭因为负担不起高昂的费用而放弃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必要的教育。为了让这些特殊儿童能够接受教育,国家和社会可以对他们接受教育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政府和社会可以根据特殊教育儿童的家庭收入状况以及学校的收费状况对特殊儿童按需要的大小进行资助,而且尽可能的提高资助力度。
3.教育券与教学质量薄弱地区儿童
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的不断扩大,引起了教育发展的区域不均衡,尤其在学前教育这一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的学前教育,相对于城镇地区,在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教育经费的明显偏少上,更重要的是在师资力量、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等软件方面仍然存在与城市教育明显的差距。这些教育质量薄弱的地区学前教育资源不充足,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存在矛盾。学前教育是一个特殊的教育阶段,必备的教学条件对他们今后的成长起的作用,所以在教育资金的分配上多照顾这些区域;然而在区域内部配置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基于客观的物质资源的一致,给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更多的资金。在学校之间建立一种竞争机制,那就是为争夺资金而不断的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通过调动教学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对优秀教学的质量诉求。
综上所述,美国实施教育券计划的这种理念及作为一种财政资助的方式,不仅有助于改善我国弱势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其功能可以进一步拓宽,可以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与城市化进城的矛盾;有利于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实现我国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等等。教育券计划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具有实践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顾明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13.
[2] (英)亚当•斯密. 国富论[M]. 唐日松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71.
[3] 曲恒昌. 专家点评“教育券”[J]. 教育发展研究,2003,(1):66-67.
美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篇12
1 美国药学教育的特点
1.1 重视学生知识框架的构建
布鲁纳认为, 教师的任务就是教学生采用一定的编码方式掌握知识结构, “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 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2]药学理论知识从表面看零散无序, 其实有规律可循。美国药学教育注重学生知识框架的构建, 通过探索规律、把握特点,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熟悉教材各章节之间的关系, 建立学科结构体系, 帮助学生理解记忆。
1.2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教学方式灵活多样
在美国药学课程的教学中, 主要采取班级研讨课、启发式教学、模拟教学的方式,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学习思考, 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所修课程。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 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 教学法[3]。教师可将授课内容以问题形式提出, 学生通过图书馆、网络平台等资源, 翻阅资料、总结分析, 并到课堂上讨论、交流。这样既巩固了知识, 又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1.3 扩充教学内容, 增加实践课程, 促进理论和实践教学的融合
美国大学很早就开始在课程教学中强化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融合的思想, 如哈佛大学重视课程的实用性并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因此增加了实践教学课程, 扩充并更新了实验课、见习课的内容。另外, 美国的大学普遍实行本科生科研计划, 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除了本科生参与科研训练外, 教师还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学术讲座, 将药学课程和实习结合在一起, 在实践中培养了学生探究知识的能力。
2 借鉴美国药学教育模式改革我校药物分析课程的教学方法
为了提高药物分析的教学效果, 我们借鉴美国药学教育模式, 结合我校教学实际, 做了以下尝试, 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2.1 抓住主线, 把握重点, 建立学科结构体系
药物分析课程内容多、难度较大, 在教学中我们会多次向学生强调, 无论是课前预习还是课中学习, 都要抓住各论中药物的结构、性质、鉴别, 杂质的检查, 含量测定这条主线;然后, 理清这条主线中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如通过分析结构从而推导出与其对应的理化性质, 继而将这些性质应用到鉴别、检查和测定中去;最后, 按照主线进行总结分析。学生普遍反映这样的方法使药物分析的逻辑性强, 知识点多而不乱, 增强了学生学好本门课程的信心。
2.2 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提供多种学习途径
面对大量繁杂而枯燥的药物化学结构式、理化性质等内容, 学生既要具备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基础知识, 又要具备药物化学、药剂学等专业知识。为了尽力帮助学生轻松掌握课程内容, 我们建立了药物分析网络教学平台, 为学生提供了网络教案、课件、大纲、中英文教材等相关资源。另外, 还设置了问题解答、专题讨论交流、实时教学、网络课堂教学、作业布置评阅、试题库等多个板块, 供学生在该平台上进行资源检索、自主学习、实时学习、协作学习和作业、测验等活动[4]。同时, 我们还利用网络群、微博和微信等进行互动, 为帮助和促进学生学习提供了多种途径。
2.3 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将知识演示出来, 使教学内容直观、易懂
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可以将知识直观地演示出来, 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 变枯燥为生动。我们在多媒体课件制作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 力求课件形象和直观。如将药物的结构立体化, 并配上动画或音乐, 插入短的视频或者最新发生的相关故事,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教学内容更易理解。
2.4 加强实验环节, 培养科研能力
药物分析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学科, 它要求学生除了掌握药物分析的基本理论、扎实的基础知识外, 还应具备熟练的实验操作技能和科研能力。而在药物分析实验教学中一直存在以下问题: (1) 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较扎实, 但基本操作技能不熟练, 实际动手能力差; (2) 在实验项目安排上多注重单个模块的训练; (3) 药学各专业课的实验相互独立, 学科之间缺乏联系和渗透, 没有反映出各个专业的内在联系, 且学生对所学的各科知识不能融会贯通[5]。因此, 我校建立了本科生参与科研训练的渠道, 实施了新的实验教学模式———小学期实验, 即每届本科四年级学生在开学之初, 连续开设一个月的实验操作课程, 鼓励学生进入实验室, 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将实验课和理论课有机结合起来, 实验课没有固定的教材, 学生自行查阅资料、设计实验, 将理论中的基础知识在实验课中验证, 大大提高了学生思考和动手的能力。
3 结语
我校通过借鉴美国成功的教学经验改革药物分析课程的教学, 使学生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 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应在今后的教学中不断总结成功经验, 推动教学质量的提高, 以适应新时期对教学工作的需要, 培养出药学领域的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李华.关于药物分析化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构想[J].卫生职业教育, 2010, 28 (10) :54-55.
[2]张奇.学习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3]杨燕云, 许亮, 张振秋, 等.体内药物分析实验教学方法实践与思考[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7) :197-198.
[4]韩博, 陈文, 李乐, 等.中药制剂分析网络教学改革及实践效果分析[J].大学教育, 2013 (2)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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