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族职业教育（共9篇）
美国民族职业教育 篇1
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 自建国以来其语言就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据美国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母语为非英语的人已占25%。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 母语为非英语的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1]到2003年, 全国非母语英语学习者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 ELL) 的数量已超过5, 300万, 而这些学生所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数量多达400多种。[2]为了满足不同母语学生的教育需求, 在殖民时期, 美国一些州就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双语教育计划和模式, 但联邦政府正式干预双语教育问题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双语教育法》的颁布, 这意味着美国双语教育从此开始走上法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 也使得以少数民族学生母语和英语为教学手段的双语教育形式随之不断完善和发展。本文将对美国双语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政策演变过程、特点等内容进行具体的论述。
一、美国双语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随着美国移民数量持续攀升, 少数民族学生的规模迅速扩大, 母语为非英语的ELL学生数量也随之增加。这些少数民族学生中在家使用非英语的人数比例也不断增加, 如1980年5~17岁在校生中在家使用非英语的人数比例仅为10%, 到2009年增至21%, 其人数已达到1, 120万。其中, 还有大量的学生在说英语方面存在困难。1980年全国在家使用非英语, 且在说英语方面存在困难的学生数达194万, 到2009年这类学生人数增至270万。[3]
为了帮助ELL学生学习英语, 从20世纪60年代美国许多州就开始对ELL学生实施双语教育, 但由于受语言的限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些ELL学生不仅在学业成绩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生, 而且其辍学率也明显高于其他学生。如2007年, ELL学生在全国教育进步评估8年级阅读测试的平均成绩比其他学生低42分。而且ELL学生辍学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如1976年, 14~25岁的高中生中, ELL学生辍学率高达40%, 而母语为英语的学生辍学率仅为10%。其中, 说西班牙语的拉美裔学生辍学率比其他少数民族学生高约45%。[4]到2001年, ELL学生的辍学率仍比其他学生高15%~20%。不仅如此, ELL学生的高中毕业率也远远低于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到2005年, 母语为非英语学生高中毕业率仅为10%, 而母语为英语学生的毕业率是前者的3倍, 达到31%。[5]如何缩小ELL学生与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在学业成绩和英语水平上的差距, 成为美国双语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二、美国双语教育的相关法规政策
为了帮助少数民族移民子女在学习上消除语言障碍,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介入双语教育, 并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法规来引导各州和学区开展双语教育活动。总的来看, 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蓬勃发展时期、衰落时期和短暂的“春天”时期。
(一) 蓬勃发展时期
20世纪60年代, 由于受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 美国全国上下开始关注贫困和平等问题, 而政府也期望将教育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1968年, 联邦政府颁布了《双语教育法》 (Bilingual Education Act) , 亦即1968年《初等与中等教育法》修正案第七条, 旨在鼓励地方开展各种创新性的双语教育计划。由于当时约翰逊总统将该法案作为“反贫困战争” (War on Poverty) 的一部分, 所以该法案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就读于少数民族学生非常聚集的学校, 且其家庭年收入少于3, 000美元的少数民族学生。[6]根据规定, 联邦政府将直接为地方教育当局提供竞争性拨款, 帮助它们制定和实施双语教育计划, 以满足大量“说英语能力有限” (limited English speaking ability, LESA) (1) 学生的特殊教育需求, 从而让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母语的同时, 也培养英语能力。该法案除了资助一些基本的双语教育计划以外, 还为双语教育科研项目、教材的开发和发放、所需的教学资源、教师职前和在职培训、针对双语计划的学生家长所开设的成人教育等提供经费拨款。在《双语教育法》颁布不久, 马萨诸塞州、加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等先后制定了各州的双语教育法。这是联邦政府为解决少数民族学生语言教育问题首次做出的重大努力。[7]然而, 该法案仍是一项基于自愿原则的补偿性政策, 并非是一项具有强制性的语言教育政策。而且, 该法案对于母语教育的作用并没有明确提及, 对于双语教育的概念及其类型也未有明确界定和描述, 这导致双语教育计划的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呈现模糊状态, 缺乏系统性。由此, 在该政策实施5年后, 对于成功的双语计划包括哪些要素及其在帮助学校中少数民族语言儿童克服障碍过程上取得了哪些进步等, 都成了未知问题。
随后, 原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下设的民权办公室于1970年又发表了备忘录 (Memorandum) , 明确指出凡少数民族学生超过5%的学区都有义务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 并规定学区必须采取措施来弥补学生语言方面的缺陷, 从而避免那些不会说和不懂英语的少数民族学生无法有效地参与教育计划。[8]但是, 该备忘录并没有规定学区必须采取哪些干预措施或计划类型, 也没有强制要求学区对这类学生采取母语教育。1974年, 联邦最高法院在“劳诉尼古拉斯” (Lau v.Nichols) 一案中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以1964年的《民权法》为依据, 判定旧金山教育机构没有为母语非英语的中国学生提供适宜的教育是违法的, 从而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获得联邦政府拨款的学区有义务为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提供语言方面的支持, 尽管这时仍没有明确要求学区必须提供双语教育计划。但随后颁布的《平等教育机会法》则有效地将“劳诉尼古拉斯”一案的判决扩展到所有学区, 从法律上要求所有学区必须基于教育平等原则为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提供语言帮助, 而不再仅局限于获得联邦政府拨款的那些机构。为了确保学区遵循该案判决的标准, 为ELL学生提供适宜的教学方式, 1975年, 民权办公室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指导原则, 亦被称为“劳治疗方案” (Lau Remedies) 。该方案明确要求把双语教育作为满足英语水平有限学生需要的主要手段。根据规定, 凡是学区中有超过20名学生使用同一种非英语语言, 学区都应该为他们提供双语教育, 尽管参与双语教育的学生并非都是ELL学生。该方案虽然强调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ESL) 计划是双语教育中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是也指出ESL没有考虑学生的认知和情感发展, [9]因此建议学区根据需要采取多种方法, 不再将ESL作为少数民族语言学生的唯一教学方法。[10]这是联邦政府首次支持保留学生非英语语言技能的双语计划。
1974年, 国会还对《双语教育法》进行了重新修订,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扩大了对象范围, 规定双语计划不再只局限于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而是针对说英语能力有限 (Limited English Speaking Ability, LESA) (1) 的学生;其二, 肯定了少数民族学生母语及其文化在帮助学生过渡到全英文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根据规定, 获得联邦拨款的双语计划要能让LESA学生获得英语能力, [11]并在必要的时候为这些儿童提供母语教育及其文化教育, 让他们在教育中有效地取得进步。[12]这是联邦政府首次明确提出双语教育的目标;其三, 为一些相关的新计划提供资助, 如为学校提供区域性咨询和培训等支持性计划;为培训双语教师设立研究生奖学金计划等。在该修正案中, 联邦政府不仅强调双语计划的开发, 而且还重视培养和发展学区自身能力建设, 鼓励学区拓展双语计划课程、师资和科研, 其旨在让学区可以在没有联邦拨款的情况下也继续开展这些双语计划。[13]新修正案尽管认可母语及其文化在双语教育中的作用, 但其目标仍然是让LESA学生尽快有效地过渡到全英文的主流课堂, 并为“过渡性双语计划”提供资助, 并非是为了保留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然而, 学校应该对ELL学生开展多久的母语教育这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有些人认为在英语学习之前, 通过母语来培养学生的口语和阅读技能很重要;有些人则认为, 应尽早让少数民族儿童学会英语, 让他们融入到主流文化中, 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机会均等。[14]
1978年, 国会又对《双语教育法》进行了重新修订。新法案对双语教育的对象进行了重新界定, 原来的“说英语能力有限”由“英语水平有限”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t, LEP) (2) 所取代, 将那些因英语听、说、读、写方面遇到困难而无法在英语教学课堂上开展有效学习的学生都纳入进来, 而不再局限于那些不会说英语的学生。此外, 该法案还将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人也纳入其中。该法案进一步肯定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作用, 指出“母语教育不仅是为了让英语能力有限的学生了解自己的文化, 而且还能让美国社会的其他儿童了解这些文化”, [15]同时还取消了禁止让母语为英语的学生学习外语的规定, 从而解除了“双向沉浸式计划” (dual-immersion programs) 的禁令, 允许一定数量 (不超过40%) 母语为英语的学生自愿参与双语计划, 让他们了解少数民族儿童的文化传统。该法案旨在帮助LEP学生提高英语技能, 而不是以向母语为英语学生传授外语为目的。[16]同时, 新法案还赋予家长们更多的权利, 让他们监督双语计划的效率, 从而使双语计划更能满足社区要求。此外, 新法案也强调学区自身能力建设, 规定申请拨款的机构或学区必须说明当联邦资助拨款停止后, 将如何继续维持其双语计划。新法案通过限制联邦政府为学区提供拨款的年限, 从而让地方能够自主管理LEP学生的教育事务。
这一时期, 美国联邦政府不仅通过立法政策来推动双语教育的发展, 而且随着双语教育的对象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 联邦政府还增加了对双语教育的资助。如从1969年到1978年, 联邦政府拨款由750万增长到1.38亿美元, 参与双语计划的学生人数也由1969年近2.7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近30万人。[17]而且, 双语教育政策性质也逐渐由自愿选择型向强制型政策发生转变, 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及其文化也开始受到联邦政府的重视。然而, “过渡性双语计划”模式仍是联邦政府主要资助的对象。而双语教育计划的有效性问题则成为这一时期备受争议的问题。如1978年, 美国应用研究院 (1) 对双语计划进展的评估报告认为, 双语教育对学生的数学和阅读成绩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但1977年弗吉尼亚州的应用语言中心 (2) 的评估报告结果则认为, 双语教育不仅有助于提高阅读和数学成绩, 而且还有利于降低这些儿童的缺勤率。由于双语计划的评估设计和结论差异, 导致了双语教育的有效性成为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
(二) 衰落时期
20世纪80年代后, 美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 政治势力逐渐转向保守派, 而且移民人数急剧攀升, “熔炉理论”和“唯英语运动”再掀高潮, 这导致反对双语教育的声音愈演愈烈。新上台代表保守派的里根政府不仅以反对“大政府”的名义取消了“劳诉尼古拉斯”案的法律地位, 从而将更多的教育权力下放给地方, 而且里根总统还明确指出, “双语教育计划是完全错误的, 违背了美国人的理念, 如今双语教育公开努力地保护少数民族的母语, 永远不能帮助他们掌握英语, 让他们毕业后无法入职和开展工作”。[18]1984年, 国会在《双语教育法》新修正案中重新阐明了双语教育的目标, 即是帮助所有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获得英语能力, 从而达到升级和毕业的标准。而且, 该修正案明确规定, 必须至少将75%的经费用于“过渡性双语教育计划”, [19]同时还赋予州和学区更多的自由, 将拨款经费中4% (如果某年拨款经费超过1.4亿美元, 这一比例可以增至10%) 用于资助那些现实条件不允许或师资不足的学区, 帮助它们开展“特殊替代性教学计划” (Special Alternative Instructional Programs) , 如ESL、英语沉浸式计划等, 而对于发展性教学计划的拨款经费, 该法案并没有专门的规定。这意味着新修正案逐渐远离了《双语教育法》的初衷。
新法案明确规定, 联邦政府主要为以下几种教学计划提供资助: (1) “过渡性教学计划”。该计划是指在英语教学的同时结合少数民族学生母语一起进行教学, 其中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人数不能超过班级人数的40%。在这种计划中, 母语仅被当作向英语教学过渡的工具, 其最终目标是让学生顺利进入全英语的主流课堂; (2) 发展性教学计划。该计划是指在所有教学过程中都采用两种语言, 其目标就是让学生具备英语和第二语言的能力, 而且母语学习的技能和知识可以被迁移到第二语言的学习中。这种计划让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融合一起, 为所有学生提供学习两种语言的机会; (3) “特殊替代性教学计划”。该计划可以不再使用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进行教学, 但是必须为帮助学生掌握英语能力而提供英语教学和特殊的教学服务。学区可以根据当地LEP学生的需要来开展这些教学计划。此外, 该法案还为双语教师培训和再培训提供资助, 并通过提供奖学金来鼓励他们对双语教育进行深入研究。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 联邦政府逐渐认识到LEP学生群体及其背景的多样性, 于是将如何界定LEP学生以及如何满足这类学生需要的任务转交给了各州政府。1988年教育部发表的《全国双语教育计划情况》报告中强调了联邦政府的作用, 旨在通过激发“学区灵活性、创造性、创新能力”来满足LEP学生的需要。[20]而在国会1988年新颁布的《双语教育法》修正案中, 里根政府试图取消对“特殊替代性教学计划”的限制, 允许将拨款经费中的25%用于该计划, 从而取消了之前介于4%~10%之间的限制, 这意味着地方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依据当地情况来开展唯英语计划。尽管新修正案仍然承认母语及其文化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促进作用, 认为“使用母语教学和发展学生的母语有利于增强他们的自尊心, 提高学业成绩和掌握英语”, [21]但其用于支持母语教学的拨款经费明显减少。在1989年财政预算中, 联邦政府对双语教育计划的投入增加了1, 000万美元, 但是这些新增加的经费中除了用于教师培训的费用以外, 其中的70%~75%都可用于采用唯英语的教学计划。[22]而且根据规定, 获得资助的LEP学生参与双语教育计划的年限通常最多不超过3年, 在特殊情况下可再延长2年。此外, 该法案重视师资培养, 根据规定政府每年必须为至少500项研究生奖学金计划提供拨款, 而且必须至少将拨款经费中的25%用于教师专业培训和再培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新法案却终止了对双语教材开发的资助, 并取消了全国双语教育咨询和协调委员会。而且与前一阶段相比, 尽管这一时期参与双语计划的LEP学生数量在持续增长, 但联邦政府却削减了对双语教育计划的资助, 由1980年的1.67亿减至1989年的1.52亿。[23]其中, 用于资助唯英语计划的比例还不断提高。但由于移民数量仍不断增加, 这使得真正参与双语计划的学生数量不断减少。1986年, 英语水平有限的拉美裔学生中不到45%的学生参与了这种双语或ESL计划, 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中只有不到25%的学生参与了这些计划。[24]
(三) 短暂的“春天时期”
到20世纪90年代初, 一方面是由于乔治·布什希望在1992年的大选中获得更多拉美裔人的票数而支持双语教育, 另一方面则由于随后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也积极推动双语教育发展, 而且美国教育部的新研究结果对双语教育的积极作用进行了重新认可, 指出双语教育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1) 这使得美国国内反对双语教育的声音有所减弱。1994年, 克林顿政府又颁布了新的《双语教育法》修正案, 不仅对双语教育的目标进行了重新界定, 而且重新审视了母语教学的作用。新修正案认为, 双语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LEP学生掌握英语, 提高他们各科的学业成绩。对LEP学生进行母语教学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自尊心, 提高他们的学业水平和英语能力, 而且有利于发展国家语言资源, 提高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该法案将帮助学生掌握英语和第二语言两种语言能力的计划视为首要任务。[26]这是自《双语教育法》颁布以来首次明确认可双语教育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和主流语言学生的个人价值及其作为跨文化理解工具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经济价值。该法案强调, 应该让LEP学生同样达到所有学生所应达到的高学业标准, 要“为学生提供精英性学习计划, 完善教育策略, 并使其教育课程更富有挑战性”。[27]由此可以看出, 新法案不再把双语教育问题限制在语言教学范围内, 而是进一步延伸到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学生提供优质、高标准的教育中。
虽然该法案为发展性双语计划和“双向沉浸式双语计划”提供了法律支持, 但是该法案颁布不久就遭到美国社会的激烈抨击。在第104届国会上, 一些“唯英语运动”支持者提出议案要求取消该法案及相应拨款。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这导致更多政界人士和媒体反对双语教育计划。不久, 加州于1998年采取民众公投的方式通过了第227号提议, 取消了本州公立学校中大部分母语教学计划, 由“英语沉浸式计划”取而代之, 即LEP学生将通过1年的英语学习尽快过渡到全英文课堂学习。这成为美国双语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随后亚利桑那州、马塞诸塞州也先后取消了《双语教育法》。从此, 美国双语教育再次走向衰落。
在“9·11事件”爆发以后, 美国保守主义势力高涨, 全国再次掀起了唯英语运动高潮。在这种背景下, 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新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NLCB) 法案中宣告了《双语教育法》的终结, 取而代之的是《英语习得法》。从此, “双语”这一术语从联邦立法中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为英语学习者和移民儿童提供的“唯英语”法案。新法案不再对双语计划与特殊替代性计划进行区分, 并规定所有为LEP学生提供的计划只需满足两个要求:其一, 英语教学;其二, 达到州课程内容和学业标准。新法案不再顾及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及母语文化, 而只强调英语语言技能的习得和水平的提高, 只强调对LEP学生的英语水平进行高风险的测试。而且, 新法案不再使用竞争拨款的方式, 而是根据各州LEP和移民学生人数来为州提供拨款, 并把资助具体计划的权力转交给各州教育权力机构。这导致每位LEP学生所享有的资助经费越来越少。2002年联邦政府为每位学生资助360美元, 到2004年减少到135美元。[28]《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让美国双语教育失去了联邦政府的法律依据, 虽然该法案也为双语计划提供资助, 但是由于该法案强调对ELL学生进行标准化的考核, 因此许多学区为了让ELL学生尽快达到州英语科目测试中的熟练水平, 纷纷放弃了双语教育, 而采用唯英语计划。然而, 全国ELL学生学业成绩仍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生。如2003~2004学年, 全国48个州中几乎有2/3州的ELL学生在语言和数学测试中没有达到州的熟练标准。[29]而且, 大部分州的ELL小学生在州数学测试中表现都不如其他学生。
三、美国双语教育的特点
(一) 政治因素成为影响政策发展和变迁的关键因素
美国双语教育问题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 而是一个与教育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复杂问题。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反复。联邦政府干预双语教育问题的初衷也并非是为了制定一项强制性的语言政策, 而是在民权运动和反贫困战争的影响下, 借此来帮助处境不利的少数民族学生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尽管起初联邦政府并没有对“双语教育”概念及其可行性进行明确界定和检验, 但该政策却获得了大多数政界人士的支持。然而,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随着双语教育相关的研究不断深入, 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过精心设计的双语教育计划是帮助少数民族学生提高学业成绩和掌握英语的有效途径。但当保守派共和党代表的里根政府上台后, “唯英语”运动再掀高潮, 联邦政府逐渐减少对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支持, 增加对唯英语教学计划的拨款, 从此使得双语教育政策走入低谷。虽然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期间双语教育的发展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但到21世纪初, 随着美国保守势力高涨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小布什政府最终取消了双语教育法案, 尽管此时双语教育的相关研究逐渐丰富, 其作用也逐渐得到认可。由此可以看出, 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与变化并非是基于语言知识和教育研究的发展, 更多的是基于政治需要。
(二) 政策价值取向由“语言是权利”、“语言是资源”向“语言是问题”转变
虽然美国双语教育的核心目标一直是为了让母语为非英语的学生能够掌握英语, 从而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 但由于不同时期的决策者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同态度, 导致了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取向的大转变。美国学者理查德·鲁伊斯 (Richard Ruiz) 指出, 在美国, 语言政策通常存在三种价值取向:语言是问题、语言是权利、语言是资源。自《双语教育法》颁布后, 尤其是随着劳诉尼克拉斯案判决的推广以及《平等教育机会法》的颁布, 联邦政府更多地将双语教育视为维护少数民族语言权利和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一种途径。在1994年《双语教育法》修正案中, 联邦政府明确强调少数民族语言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 决策者们更倾向于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一种资源。直到20世纪初,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不再提及少数民族语言的价值和作用, 只强调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能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联邦政府不再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一种资源或权利, 而更多地认为少数民族学生的母语是影响他们掌握英语能力的一种障碍和问题。由此可以看出, 决策者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态度和认识决定着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方向。
(三) 重视培养和发挥地方的政策执行力
虽然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经历了数次变革, 但联邦政府在双语计划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上始终未曾做出强制性的规定, 而是更多地通过资助、宣传、技术支持等方式来为各州和学区制定和执行双语教育计划提供一个导向, 并给予地方政府和学区充分的自由, 允许它们根据当地少数民族学生的需要来开展计划。而且, 联邦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就非常重视学区自身能力建设, 从而保证了各地在联邦政府拨款期限结束后能继续维持双语教育计划。尤其是到80年代以后, 一方面由于国家财政经费缩减, 另一方面认识到LEP学生群体及其背景的多样性, 政府更加强调州和地方教育当局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和社区组织在发展双语计划中的作用, 增加了它们在实施双语计划中的灵活性和自主权, 赋予它们在LEP学生教育问题上更多的发言权, 允许那些不具备开设双语计划条件或双语教师师资短缺的学区采用唯英语计划。
四、结语
如今, 美国的研究者和决策者对于双语教育的有效性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虽然已有研究成果中大部分的结论都指出双语计划优于唯英语计划, 但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哪一种教学模式最为有效, 而这为双语教育计划的反对者留下了攻击的余地, 也导致美国社会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作用及使用时限等问题仍处于争论不休的状态。然而, 由于美国双语教育政策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导致政策的发展和变迁跌宕起伏, 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决策者们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所持的态度和观念,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双语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和命运。如何淡化双语教学政策的政治色彩, 并将其建立在语言教育和科学研究基础上, 这将成为影响美国双语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美国联邦已取消了《双语教育法》, 双语教育政策由此失去了联邦政府的法律支持, 但由于美国一直以来都很重视发挥地方在实践中发展双语教育中的作用, 因此双语教育实践在一些州和学区仍具有一定生命力。而且, 美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证明:经过精心设计的双语教育计划是有利于提高LEP英语水平和学业成绩的。随着全球化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双语教育。美国的双语教育是否会再次兴起,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决策者们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态度和认识。
谈谈美国的少数民族 篇2
美国是个多元而复杂的社会，要给少数民族准确定义其实很困难。种族主义歧视者喜欢用肤色的深浅来区分人，但哪怕相同的肤色，有些会被认为是少数民族，有些则不是。目前美国主流社会普遍认为“高加索人”以外的为少数民族。篇幅有限，我准备选取几个比较典型的少数民族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关注人群一：亚裔人
《华盛顿邮报》最近刊登了一篇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的文章，讲述华裔母亲们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美国人纷纷表示难以置信——妈妈对孩子竟如此的“苛刻”、“高标准”。亚裔学生在美国人心目当中是这样的：考试总是最好，会小提琴或者钢琴，却不太参加橄榄球等剧烈体育运动。
有个维权组织的研究表明，亚洲人在美国所有人群中学历是最高的，可工资却是最少的，甚至比黑人都要低。亚裔面临的歧视在我接触到的人当中也不少。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第一代移民往往遭歧视最严重，当然也有自身的原因，比如口语不过关，交流有障碍，导致很多行为被人误解。记得有位移民20多年的阿姨带我去麦当劳，结果她点套餐愣是说了三四遍才被理解。后来一观察，发现亚洲人几乎有种天生的羞怯之情，越是觉得口语不好，越是不会主动和人交流。久而久之，身边的朋友都是本国人。有个白人朋友很疑惑地向我取经，说她对中国很感兴趣，可好像中国人只跟中国人待在一起，怎么才能打入中国人的圈子呢？
亚裔为数不多的自信的社交场合就是艺术圈。蔡教授的文章中也提到了中国父母如何执著地督促孩子练习乐器。我所接触的第二代亚裔移民很多都是在乐队认识的。前几天去听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出，在这个世界一流乐团里也有不少亚洲面孔。参加中国人的聚会，有些父母明知我是学国际关系的，却从来不以此为话题，总是请教孩子应该去跟谁学琴，怎样才能练好琴。而父母间相互交流的，不外乎谁的孩子考上了某某名校，谁的孩子进入了某某名企。孩子，是亚裔美国人永恒的话题。
关注人群二：印第安人
要关注美国的少数民族，自然要谈谈这片土地曾经的主人——印第安人。我已游历过美国的38个州，也到过很多印第安人聚居点。几乎所有的聚居点都有类似的故事：欧洲人刚来北美大陆的时候，印第安人相当友好，不仅传授各种技艺，还把土地贱卖给他们。现在纽约曼哈顿半岛整个地皮，当时新美国人只花24美金就获得了。而新美国人却忘恩负义，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疯狂的驱赶和屠杀。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最终，印第安人只获得了每个州零散的一点点土地。
读本科时，我的室友就是印第安裔。因为妈妈是白人，所以他长得几乎和白人没什么两样。而他的父亲是个典型的今日印第安人，作为某部落的酋长，他平时的工作就是穿上酋长服，头戴插着火鸡羽毛的帽子，给游客介绍土著的文化。现在的印第安人聚居点有很多手工作坊，他们制作工艺品，卖给观光客。他的爸爸有一手打猎的功夫，知道如何处理毛皮，还能把一棵树“烧制”成独木舟。
美国有一个对印第安文化非常爱护的人群，那就是中老年妇女。我的美国妈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她家有四五个陈列柜都是精致的印第安手工制品，另外她还拥有价值几十万的印第安人项链。我很纳闷，勤劳聪慧的中国人制造这些其实相当容易，而在中国，同样的东西也许就卖几块钱，顶多几十块，凭什么在美国能卖这么高的价钱呢？美国妈妈说，这是为了保护印第安人的文化，让他们能够发扬自己的传统。我想，这也许是很多有良知的美国人对几百年前祖先所犯罪行的一种补救吧。
几百年前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和屠杀，渐渐被岁月抹去，并被美国政府冠以“开发”、“拓展”这样冠冕堂皇的说法。而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用自己的行动去爱护并传播印第安文化的人，那些宁可多掏腰包也要维持印第安工艺品“价值”的普通美国人。
关注人群三：黑人
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就是黑人，要了解美国的现在，不得不谈谈黑人。《时代周刊》今年初有个关于就业的统计，表明黑人的失业率是全美最高的，达到16%，远远高于白人（8.9%）。黑人是美国的一个弱势群体，贫困率也是少数民族当中最高的。我曾经帮助美国一个监狱长辅导中文，闲暇之余便会聊一些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他经常提到美国白人警察的种族歧视：他们让黑人停车开罚单的几率远远高于白人，还经常对黑人大打出手……
我在美国最最后悔的一件事情也跟黑人有关。因为之前高中交换以及本科的学习，我都是当地唯一的中国人，所以从来没有在公共场合使用中文的机会，自然也没有人会提醒我这一点。到了首都华盛顿，我出了个天大的洋相。有次我在地铁上和中国朋友聊天，很习惯地使用了“那个”一词。而“那个”的发音和英语单词“nigger”很像，这是对黑人极大的侮辱，所能造成的伤害之深难以言表。当时旁边正好坐了个黑人兄弟，他听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那个”“那个”之后，终于忍不住勃然大怒，“嗖”地站起来，挥舞拳头，对我们大吼大叫，让我们滚出美国。他本来拿着CD机在听音乐，竟气得把CD机狠狠往地上一摔，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地铁。我们几个中国人相互看看，又看着地上的CD机碎片，惊魂未定。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语言产生的误会。我真的很后悔没注意到这一点，后来好多次主动帮助黑人兄弟，想弥补我的过错。这里我也想和读者朋友们分享，将来如果你到了国外，千万要注意这些生活上的细节，不要让民族之间产生更大的沟壑。
关注人群四：西班牙裔人
刚到美国参加为期一年的高中交换生项目，美国妈妈帮着我选课。当我说想选一门第二外语的时候，她极力主张我学西班牙语。我当时觉得学法语更有意思，可美国妈妈却对我说，西班牙语才是美国的未来。要学以致用的话，就学西班牙语吧。
其实她的意见是有根有据的。每年美国都会有大量的西班牙裔从墨西哥涌入，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这些人不仅仅来自墨西哥，很多甚至从南美洲一路往北，通过墨西哥进入美国本土。美国国会每年都会花很长的时间来讨论移民法，以及如何防止美墨边境非法入境的问题。这些到了美国的西班牙裔，很多时候都靠给人帮佣或者其他类似的廉价工作来维持生计。美国妈妈说，要和美国将来的底层社会保持接触，真正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掌握西班牙语很有必要。于是，我高中选修了一年西班牙语。
学以致用倒不见得，因为语言多年不练，大多忘了，可是学习语言时所感受到的文化体验，却一直保留了下来。来到华盛顿之后，房东太太就雇了一个西班牙裔的老女佣，这个来自南美洲的小老太太自称上世纪70年代到美国学习文化，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证件丢了，于是沦为黑户。她人很好，打扫卫生赚来的钱自己不知道享受，却反过来会给房东买鲜花。由于我偶尔会帮她的忙，她居然跑到超市掏钱买饮料送给我。她的儿子据说是被人诬蔑判了无期徒刑，别的家人都对她敬而远之，我和房东算是对她比较好的人了。也许美国还有很多像她这样的西班牙裔，来到这个梦想的国度，却没有找到自己幸福的生活。如果美国未来少数民族的主体是这样的一群人，那显然是很不乐观的。
美国社会海纳百川，每年都有无数新的移民落户在这片土地上，因此它的民族构成是极其复杂的。民族与民族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少难以愈合的创伤，但却让下一代变得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宽广的胸怀，去理解并容纳不同的民族。
美国民族职业教育 篇3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主党人参议员拉尔夫提出一项议案提供联邦资金支持学区双语教学课程。他的议案最终成为双语1968年的《中小学教育法案》(Title VII of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原来的条款只包括西班牙学生,但类似的法案由其他立法委员提出了包含所有母语不是英语的孩子和针对低收入家庭学校。Lyons(1995)认为,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改变、补救或补偿了那些英语语言技能不足的孩子[3]。然而,对于第七条和“母语有利教学的问题”的目的和目标还缺乏共识。是否《民权法案》第七章注定要成为一个反歧视或反贫穷的措施还有分歧。《民权法案》第七条最初应该是帮助学生成为熟练双语者或者只是他们尽快过渡到英语读写教育。1970年,使用16种语言的134项目得到政府资助,四年之后,服务340000名学生的220项双语项目受到《民权法案》第七章基金的资助,超过85%的资金用于西班牙语项目。
虽然这些都称为双语教育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学生在使用本地语言方面有很大的变化。双语教育法案还导致了几个州采用类似的政策。到1999年,有30州的法规允许母语教学,9州规定强制执行,其他7州停止执行禁止母语教学的法律。但是,在联邦层面,模糊的原始条款导致许多争论,第七条再获批准改变。然而,再批准的政治气候也影响了法律的变化。1974年,反贫困准则被放弃,法案被修改,母语教学是只用于允许学生在学英语或对学术方面有帮助时进行。1974年修改法案还包括创建全国清算双语教育作为联邦资源信息的收集和传播。1978年修改法案介绍了英语熟练(LEP)从而代替英语口语,目的是为了强调学生跨域的听、说、读、写作和认知发展的需要。禁止双浸入式课程被取消,然而,保持学生的母语形成的一个日益敌对的政治环境,导致人们过度关注双语教育模式,要求取消只准讲英语的主流项目的人数增加。在修改法案之前,美国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声称,大多数双语课程旨在维护而不是过渡,相同的报告发现,49.6%的双语教师缺乏对母语熟练的学生,这种说法值得怀疑[4]。
另一个反对双语教育主要来源的是Lau救济法案,由民事权利办公室继1974年最高法院对刘诉尼科尔斯的裁决后提出。虽然《民权法案》第七条规定只适用资助项目,Lau救济法案适用所有的学区,充当了事实上的合规标准。Lau救济法案超越了法院的决定,并没有强制要求任何特定的方法,本质上要求各地区为ELL学生实施双语教育项目。
罗纳德·里根在总统大选前3个月紧紧抓住问题,用它作为例子提出“美国人民后面的政府”的需求。在里根的选举后将Lau救济法案正式化的努力失败了。因为没有正式的规则、人权办公室审查就只能视情况而定,这还导致了发现许多地区未能满足ELL学生的基本需求。双语教育的重新授权法案在1984年澄清了《民权法案》第七条目的是帮助所有的LEP学生获得英语语言的能力以及满足等级晋升和毕业标准。令人惊讶的是,通过一系列的妥协,双语课程的发展得到了有限的支持,但一定比例的资金也要保留给特殊另类教学项目(SAIPs),他们不需要母语教学。双语人士成功地通过谈判将发展计划加入,他们试图打破《民权法案》第七章的赤字/补偿模式,但对SAIPs的补贴为未来经授权只准讲英语的项目资助打开更多渠道。1988年的重新授权,里根政府试图删除所有对SAIPs的限制,但资金有限,对SAIPs妥协的有限资助最多达25%。1994年作为改善美国学校法案(H.R.6),克林顿政府最后重新授权的第七条,导致对发展维护双语课程的越来越多的关注[5]。
总统乔治·W·布什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让学习英语语言的少数民族学生的联邦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小学和中学2002年教育法案重新修订。双语教育法案(第七条)换成了移民学生有限英语熟练语言教学(第三条NCLB)。双语教育和少数民族语言事务办公室更名为英语语言习得、语言提高和有限英语熟练的学生学术成就。国家交换双语教育项目变为国家的交换英语语言习得和语言教学的教育项目。第三条的目的是确保儿童有限的英语熟练,包括移民儿童和青年,达到英语熟练程度。联邦资助LEP学生增加了近一倍,但旧的第七条竞争性赠款项目被国家教育机构资助的模式替代。虽然增加并且更公平的分配基金给LEP学生值得赞赏,但资金使用范围更窄,导致合格学生的减少。各州、地区和学校需要向LEP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语言教学教育计划。这被定义为一个教学课程———(A)英语不熟练的孩子发展的目的是达到英语熟练,英语水平能满足具有挑战性的国家学术内容和学生学业成就标准;(B)可使在教学使用英文和母语的孩子达到英语熟练,包括英语熟练的孩子,其实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使所有参与的孩子精通英语和第二外语[6]。
因此,第三条确实允许资助过渡双语教育项目但不是维护双语项目。尽管为双重浸入式双语教育项目设立了补贴,应该指出的是,这些项目,尽管很受欢迎,仍只服务一小部分学生。同时,具有讽刺意味是,被分为LEP语言少数民族学生没有权力发展双语教育,除非有足够的只讲英语的学生通过双浸项目对双语有兴趣。同时,在只讲英语的学生中需要的双语教学通常局限于西班牙,只有几个项目的语言如法语、中文和日语。因此,对那些说不常教语言(例如高棉语、老挝语、波斯语、乌尔都语等等)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语言双重浸入项目没希望。尽管有过渡和双浸项目补贴,新法律更有可能阻碍双语教育和促进只准讲英语的方法。
资金分配的变化给各州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依据当地水平决定资助什么项目。双语教育和少数民族语言事务第一任办公室主任声称,联邦双语教育政策非常必要,因为各州不愿处理少数民族和他们的特殊教育需求问题。第三条要求LEP项目学生基于科学基础研究,这取决于每个州来确定什么是认可的科学基础研究。
更成问题的是第三条的问责条款,第三条一个明确的目的是帮助LEP学生发展学生高水平的英语学术素养,满足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达到相同的挑战国家学术内容和学生学业成就标准的要求。表面上,该目标是值得称赞的,衡量责任的要求是严格的。各州需要培养英文熟练标准,评估开发“年度可衡量的成就目标”(AMAOs)并且给出定义。英文熟练评估每年必须有,AMAOs必须包括“孩子在英语学习进步年度增长数量或比例”和“孩子获得英语熟练度数量或百分比”[7]。此外,衡量学术成就在国家学术会议内容和成就的标准,所有LEP学生必须包含在各州评估程序中,不管他们在美国多久。全州范围要求各州为LEP学生设置AMAOS评估。为语言水平和学术成就而定的AMAOS必须为LEP学生定义和量化“年度明显进步”(AYP)。如果一个学区未能连续2年使其达到AMAOs进展要求,他必须提交一份改善计划,各州需要提供在开发和实施计划方面的技术援助。如果一个学区未能连续4年使其达到AMAOs进展要求,各州授权修改地区的指令,减少其资金,或更换人员。换句话说,国家有权接管地区学校。因此,学区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来尽快和尽可能多教LEP学生英语,因为他们努力准备为全州LEP学生参加全国范围的高风险测试,而测试只用英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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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Pub.L.No.107-110(2002).
美国民族职业教育 篇4
关键词：民族文化；现代职业教育；内蒙古；影响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34-03
一、民族文化内涵
民族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进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是融入了各民族成员的智慧和情感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物质产品一般指历史文物古迹、住宅建筑、饮食、服饰、生活用具和工艺品等，是民族文化的物质形态和外在表现；精神产品包括民族意识、民族心理、价值观念、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民族制度等内容，是民族文化的内在特质和精神源头。
民族文化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由本民族成员直接创造，这种文化从产生之时起就特属于该民族，带有本民族特征的深深烙印；二是将外部文化选择性地融入本民族文化体系内，形成适应本民族特征的民族文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某些民族的文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民族文化凝聚了本民族成员思想和智慧，民族文化的延续性使之不断影响民族成员的心理素质、社会认知和价值观念等。民族文化具有专属属性，某一特定民族文化专属于某一特定民族，民族与文化是一一对应的，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只有一种民族文化与之相适应。民族文化也具有发展属性，民族文化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影响民族地区的文化形态。
二、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内涵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首次在我国政府工作中正式使用“现代职业教育”这一概念，并提出了力争在“十五”期间初步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又进一步明确了2020年形成中职、高职协同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经济社会对技能型人才需求的战略目标。现代职业教育以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需求为出发点，重点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及高素质劳动者，以全面发展、人人成才、多样化人才、终身学习、系统培养为理念，以科学规范、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和统筹协调、运行有效的体制机制为依托，通过科学地发展职业教育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是以满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现实需求为目标，通过在民族地区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教育，重点培养技术技能型实用人才的现代职业教育。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重点在于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培养服务于民族地区的优秀人才，让受教育者掌握适用于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专业技术和熟练的技能。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除了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特征外，在“培养少数民族职业技术人才”这个层面又具备民族教育内涵，民族教育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都具有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功能。所以，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包含现代职业教育和民族教育双重属性。
教育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正在努力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化。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表明，该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需人才资源主要由职业教育提供，职业教育培养的大量专业技术型人才对国家经济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受经济社会发展客观情况的影响，现代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影响更为巨大，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资源，缓解就业压力，实现城市化进程中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有助于弘扬与发展优秀民族文化。
三、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的影响
（一）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影响
草原文化是内蒙古自治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界对“草原文化”含义的理解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草原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融合[1]。另有观点认为，草原文化是以活性精神元素为特点的动态文化[2]。还有观点认为，草原文化是由草原环境、马背民族的历史传统等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文化复合体[3]。虽然这些定义对于草原文化解读的角度和说法不统一，但共同点是都体现了游牧民族对于草原的崇拜，对于自然力量的敬畏，民族同胞发自内心的热爱自然、尊重自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内蒙古自治区宗教文化以萨满教为主体。萨满文化中的神山、神水、圣湖、敖包等都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草原是“大命”，人是“小命”，以宗教形态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萨满文化对于生态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同时要看到的是，对于自然生活的崇拜与现代化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矛盾，若处理不好这种矛盾关系将不利于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尤其是牧区现代职业教育。
内蒙古民族文化塑造了民族同胞质朴、豪放、豁达、崇尚自由、敢于拼搏的民族性格，对于其他文化和新事物态度积极、开放，主动适应性较强，民族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也略有改变。众所周知，游牧民族的居住习惯是不定居，随草而迁。但是，牧区在经历了合作化、集体化、社会公社化等社会变革后，结合社会现状实施草场承包经营制。草场承包经营制对民族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牧民从不定居的居住方式逐渐开始定居生活。这种生活形式的改变对于现代职业教育的积极意义是使得人口居住相对集中，有利于职业教育的空间布局资源配置，客观上便于进行技能教育与培训活动的开展。
民族文化也与其他文化交流、融合。内蒙古地区民族文化蕴含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作用影响着民族成员思想意识及价值观念。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了民族地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取向。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追求更高的“官职”，以“官职”高低来作为评判贡献的标准。换句话说，学生读书的目的是考取大学，继而考取研究生，“学历”成为了最终目的。这种“官本位”思想的局限性也逐渐融入了民族文化中，影响了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也影响了职业教育生源数量和社会认同。
（二）民族语言文字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文字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活动成果传承的重要工具，记录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经验、知识和思想，使得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中国是多民族大家庭，民族语言文字也呈现多元化。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字是体现民族平等政策的重要保障。“语言世界是人所建立的蕴含着人的全部精神创造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镜像。”[4]蒙古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字承载记录了特色鲜明的蒙古文化，是蒙古族人民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成立最早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较早使用民族语言授课的地区之一，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对职业教育的形式也产生了影响。民族语言文字对民族教育提出特殊要求，“……一方面要使少数民族儿童青少年能顺利进入现代主流社会，另一方面还要……使他们享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享有……弘扬民族文化的权利。”[5]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内蒙古自治区为了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义务教育阶段专门设立了蒙古族小学和蒙古族中学。因此，现代职业教育也应尊重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这也是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
现代职业教育真正作用于民族地区应当注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尤其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内蒙古农牧区，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人口比例高于城镇地区，这就影响了职业教育活动语言类型的选择。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民族语言进行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将大大提高教育效果和教育质量。除此之外，民族文字编写的教材也是现代职业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民族语言文字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内蒙古自治区现代职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是内蒙古地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
（三）民族文化产业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资源丰富。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内蒙古地区自商朝开始，就有鲜卑、回鹘、匈奴、突厥、女真等众多少数民族在此从事生产劳动，并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创造了深厚且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蒙古族自治区现存文化资源也相当丰富，如昭君文化、红山文化、大窑文化等。各种民间文学、音乐、舞蹈、体育、美术、饮食、工艺品等文化类型也独具特色。20世界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延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阐述了21世纪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从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专向文化领域。各国对文化的重视促使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确提出推动文化产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具有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优势，对丰富民族地区人民社会文化生活，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激发文化建设积极性和创造性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对于民族文化产业的开发也日益深化。从2013年起，自治区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2015年其财政拨付款已达5亿元，重点扶持有发展前景的优势产业与特色项目。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门槛放开，激发了民营文化产业发展活力，培育了东联集团、力王、敕勒川、响沙湾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建成了包头国际会展中心、阿拉善奇石产业园、锡林浩特马都核心区等重点项目，以及包头乐园等5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呼和浩特大召文化产业群落等34家自治区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各地也不断注重挖掘、整合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初步形成了以草原文化为主的民族风情特色旅游，同时，在民族服装服饰、民族饮食等方面也极具竞争力。
民族文化产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活力与生命力的同时，也带动了内蒙古地区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化需要大量的熟识民族文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这就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了人才培养需求。另外，与民族文化产业相关的职业教育专业往往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特色专业，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品牌”。因此，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应当与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协调。
（四）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民族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融入了少数民族同胞在漫长历史发展长河中的各种聪明才智与生活阅历，并在一代代民族成员中传承、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经济、社会和民族内部等各种问题，民族文化已经表现出逐渐消失的趋势。物质文化遗产有一部分已经遭到了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保护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脆弱性。例如最能够体现民族文化的生产工具、生活工具等物品的制作技艺、民族服饰、民族乐器、首饰等，目前多数是以师徒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尤其是一些没有文字和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形式只能依靠师父的讲授。这种传承方式已面临人去艺绝、青黄不接的严峻形势，这种过于朴素、不健全的传承方式已使部分民族文化面临失传的危险。
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内蒙古自治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自治区启动“双百工程”和“内蒙文化艺术长廊建设计划”对濒危项目和传承人进行抢救性保护，在部分高校开设长调等大专班，设立东乌珠穆沁旗等13个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等。2013年自治区实施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草原神灯”技防工程，“草原神鹰工程”与“草原马背文物保护队”也为田野文物流动监管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化遗产保护是民族地区全社会的责任与任务，职业教育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族服饰、民族餐饮、民族工艺品等相关技艺的传承更适合在职业教育体系之中培养。所以，文化遗产保护也可以认为是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特色发展的方向。
（五）跨境文化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我国陆地边界与15个国家接壤，22000公里边境线中其中有19000多公里地区属于少数民族地区，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跨境民族30余个。“跨境民族就是分别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长期居住，但又保留了原来共同的某些民族特色，彼此有着统一民族认同感的民族。”[6]跨境民族由于地域的影响，民族文化往往互相影响却又有所不同，不同跨境民族的文化都有着各自的发展轨迹和发展方向。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最北端，与蒙古国接壤，民族文化整体上来讲具有高度相似性，两者具有相同的文化传统，有着相似的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比较强烈。
跨境文化的高度相似性使得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的交流与往来十分紧密。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出访了俄罗斯和蒙古国，举行了首次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并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特别是提出了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草原之路”和跨欧亚大铁路建设上密切合作、有机结合，这使得中俄蒙3国的合作前景更加广阔。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明确提出要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向北开发的重要桥头堡和充满活力的沿边经济带，这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蒙古国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大贸易国，对蒙贸易额从2007年的6.8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31.5亿美元，增长近5倍。每年内蒙古自治区都定期在蒙古国举办文化周、文化日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质遗迹保护、图书研究、文物考古等领域进行合作。
跨境文化优势引导职业教育发展。在与蒙古国的对外贸易往来中，内蒙古民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同的民族传统、民族语言以及相似的民族心理大大提高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亲切感，也使贸易往来开展的更为顺利。同理，这种优势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契机，对外贸易往来的频繁为边境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丰富了职业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当地人力资源优势，一方面可以提高蒙古族同胞对外贸易职业技能和培养创业能力，另一方面对于有职业学习需求但不熟识民族文化的人深入普及民族文化教育，将民族文化与职业教育充分结合，提高人才就业优势。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国之间还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跨国职业院校间的联合培养，以民族文化和职业教育为契机，加速边境经济社会交往，加固边境稳定。
总之，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的重要精神财富，是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应当在发展变革中深刻融合民族文化的优秀元素，结合民族地区区位优势，探索民族地区现代职业教育特色发展路线，培养更多服务于民族地区的高素质专业型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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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族职业教育 篇5
提到美国边疆, 人们通常会联想到美国的“边疆精神”, 这是由边疆在美国历史进程、文化价值上的重要性决定的。美国边疆不仅具有通俗的地理概念意义, 还承载着在边疆西移的进程中美国人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也就是说, 边疆不仅是一个地理背景, 还体现了美国民众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而与边疆紧密相连的历史进程非西进运动莫属。西进运动不仅是一次规模浩大的人口迁徙运动, 也是一个美国边疆不断向西推进的过程, 还是美国历史上一次严峻的考验, 它锤炼了美国人民, 锻造了美国民族精神, 丰富了美国民族文化。
美国边疆并不是固定的某个地理区域, 而是动态发展的, 是“特纳称之为‘野蛮与文明的结合点’所产生的一系列意象与价值”。这一动态历程, 决定了美国民族精神绝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不断融合新的时代精神的。由于美国边疆是不断推进变化的, 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体现。再加上美国边疆推进的历史进程非常漫长, 所以研究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是不现实的。因此, 本研究只选取美国三个时期的三个典型边疆地带及相应的文学作品, 通过对小说人物的分析来探究美国民族精神。小说人物是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和人们的敏锐观察而创造出来, 他们是生活在边疆的拓荒者的典型代表, 由此, 可以说, 小说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反映着该时期的美国民族精神。这三个典型边疆地带分别是密西西比河流域、西部大草原和阿拉斯加。相对应的小说分别为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娅》, 以及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
二.不同时期的美国民族精神
1.以密西西比河流域为边疆的时期
十九世纪美国的西部地区主要指的是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至密西西比河流域, 此时密西西比河流域充当着美国的边疆。马克·吐温的诸多作品都以密西西比河流域为背景, 主要反映这一时期生活在边疆的拓荒者的生活, 如《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等。因此, 分析研究马克·吐温作品, 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以密西西比河流域为内陆边疆的这一时期的美国民族精神。
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 体现最为显著的是叛逆精神。哈克是个十四岁的南方白人男孩, 被道格拉斯寡妇收为儿子。道格拉斯寡妇和她的妹妹沃森小姐千方百计地想要把哈克“驯化”为文明人, 规范哈克的言行举止, 教他读书写字, 向他灌输宗教和社会阶级思想, 但哈克实在接受不了这样正经古板的生活。他的叛逆精神让所谓的“文明人”失望至极, 却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哈克的叛逆精神主要通过与宗教、文明以及奴隶制的对抗体现出来。
沃森小姐总是要求哈克向上帝祷告, 由此得到“精神礼物”。哈克并不信奉沃森小姐的这一套, 因为他从祷告中从未得到任何物质的奖励, 也未得到精神上的宽慰, 反而觉得每天都枯燥乏味, 恨不得自己死了才好。按照沃森小姐的说法, 只要多帮助别人, 虔心按时做祷告, 人死后就可入天堂, 但哈克并不想去天堂。如果天堂里的人无非就是“走来走去, 弹弹竖琴, 唱唱歌儿”, 哈克还真希望下地狱, 起码这样的生活总比在呆板无趣的天堂有意思多了。尽管如此, 哈克的心中依然有个“上帝”, 这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决定的, 但哈克最终还是“背弃”了上帝和天堂, 宁愿下地狱都要坚持自己的思想。当哈克想到自己帮助黑奴吉姆逃跑会伤害到沃森小姐、打破世俗禁忌时, 他的心灵备受折磨。他认为上帝始终监视着他, 并且启示他不得继续作恶多端, 他被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吓得浑身发颤, 像他这样的“恶人”上帝是不会原谅的。然而上帝再严厉的惩罚都抵不上朋友的失望, 吉姆把哈克当作独一无二的好朋友, 一路上照顾他、保护他, 哈克又怎能背叛朋友?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 在上帝和吉姆之间, 哈克“背弃”了上帝, 心一横, “我就下地狱吧。”
道格拉斯寡妇、沃森小姐, 以及撒切尔法官都是文明社会的文明人, 过着文明的生活, 但哈克的生活与之背道而驰。道格拉斯寡妇送哈克去学校, 沃森小姐告诫哈克一言一行必须符合社会文明规范, 要求哈克每天呆在家里读书写字, 而哈克却觉得处处都不自在, 宁愿穿上破衣烂衫躺在树林里, 或漂泊在浑浊的密西西比河上。道格拉斯寡妇尽量给哈克提供舒适文明的环境让他成长, 但哈克并不开心, 相反, 当父亲以非文明、残暴的方式将他囚禁在大森林里的小木屋里, 威吓他、暴打他时, 哈克却在这样的生活中找到了乐趣, 觉得每天都过得美滋滋的。不用读书, 不用在乎文明的礼仪, 每天骂骂咧咧的, 闲逛、抽烟、钓鱼, 过得逍遥自在。
在哈克生活的时期, 废奴思潮高涨, 但在南方人的观念中, 奴隶制是正当的, 奴隶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劳动工具。哈克受蓄奴主义的影响, 认为帮助黑奴逃跑是下流胚子、忘恩负义的人才会干的事, 所以当吉姆离自由越来越近的时候, 哈克的思想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一方面, 他所受到的文明教化要求他将黑奴遣送回去, 另一方面在与吉姆的相处中, 他发现黑奴并不是像他之前所认为的那样没有人类的情感, 而是跟白人一样, 也懂得亲情、友情和爱, 自己应该帮助朋友吉姆获得自由。虽然哈克表现出了向奴隶制顺从、妥协的倾向, 但最终还是克服了这样的思想阻碍, 坚信白人与黑人在人性方面的平等, 帮助吉姆获得了自由。
(二) 以西部大草原为边疆的时期
实际上, 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 密西西比河流域几乎被拓荒者占领完毕。面对这片新大陆上充满诱惑的自由与财富, 越来越多的拓荒者开始越过“大草原”进入远西部。在这些移民中妇女占据着很大的比例, 她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
《我的安东尼娅》是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经典著作, 与其另外两部作品———《啊, 拓荒者》和《一个迷途的女人》合称“草原三部曲”。这三部作品主要讲述了20世纪初期美国中西部大草原的拓荒女性为了生存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的故事, 描绘了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移民艰苦奋斗的景象, 体现了拓荒者对自然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 以及面对困难时坚忍不拔的精神, 生动地展现了该时期美国社会面貌和人文景象。薇拉·凯瑟之所以能创作出这么优秀的作品, 得益于她自身早期在美国中西部的生活经历。她亲眼目睹了拓荒者的生活状况, 见证了荒凉的大草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的作品《我的安东尼娅》以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为背景, 展现了主人公安东尼娅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充分体现了边疆开拓者的民族精神。
西部荒原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移民理想中充满机遇的边疆大相径庭, 只有英勇无畏的拓荒者, 在重重险阻面前, 仍然坚持探索。也正是这些人给美国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凯瑟看来, 拓荒者都是勇士, 尤其是以安东尼娅为代表的女性拓荒者, 更是这个时代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身强力壮, 和男人一样勇敢、刚毅, 努力适应西部荒原生活, 把自己塑造成了坚不可摧的人。
安东尼娅是坚韧顽强的代名词, 整个人散发着一种刚烈, 粗犷的气质。她凭借自己的信念、理想和决心战胜困难, 找寻自由和回归真我。安东尼娅在童年时期就跟随父母迁移到环境恶劣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 通过不断地努力奋斗, 适应了新的环境, 并在这里重建家园。但安东尼娅的父亲雪默尔先生却被生活击垮, 本来满怀希望地来到这里, 却因土地贫瘠、语言不通等困难, 家庭陷入困顿, 最后在无助和绝望中自杀。当理想与现实产生冲突的时候, 只有那些有信心、足够坚强的人才能够克服。“从此为了家人, 她开始像男人一样劳作。穿上父亲留来狩猎时穿的大靴子和旧羊皮帽子, 安东尼娅开始在田里劳作, 从日出到日落;在安东尼娅的探求之中, 土地成为她接受灵感, 慰藉和避难的地方。”这片荒原, 一方面是绊脚石, 充满危险和挑战;另一方面, 又是一种希望, 一股支撑她前进的力量。安东尼娅自始至终都依恋着这片土地, 用心经营, 生死与共。
安东尼娅是坚守希望的卫士。在拓荒的进程中, 来自各地的移民随时随地都要在挑战与机遇中斡旋。面对这无边的荒野, 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妥协放弃, 要么坚持守望。和安东尼娅一样的年轻人都想要离开这荒凉之地, 前往大城市谋求新的生活, 安东尼娅为了维持生计也去城镇做过女佣, 体验过热闹嘈杂的城市生活, 接触过灯红酒绿的现代社会, 但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草原。安东尼娅的儿时伙伴吉姆·波顿却不一样, 他去大城市求学, 学成之后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律师, 但是在安东尼娅面前, 他深知自己是退缩者、失败者。安东尼娅从未向困难屈服, 在父亲自杀后, 她没有向生活妥协, 尽管受尽愚弄嘲讽, 她还是积极乐观。怀孕后遭无情抛弃, 她也没有自暴自弃, 反而越挫越勇。“她是生命的一个丰富矿藏, 犹如那太古民族的奠基人一般。”她强忍住生活巨大的压力, 朝着更好的未来前进。安东尼娅一生眷念草原, 心里始终挂念着草原上的每一堆谷物、每一棵树和每一寸土地, 因为谷物、树木、土地都是与自然斗争的战果, 象征着希望。最终, 她邂逅了善良的波西米亚男子, 一家人在广袤的草原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安东尼亚的人生始于荒原, 终于自然, 展现了大多数拓荒者的人生全景。
(三) 以阿拉斯加为边疆的时期
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的边疆线已经扩展到海外的阿拉斯加地区, 九十年代的阿拉斯加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来到这里拓荒。杰克·伦敦的作品大多数描写的正是这个时期美国边疆地带发生的故事, 给美国文学带去了一股浓厚的边疆气息。杰克·伦敦曾于1897年参与了克朗代克淘金热潮, 结果却空手而归, 还得了坏血病, 这段独特的亲身经历丰富了他的创作, 增强了其作品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他的代表作《野性的呼唤》中所蕴含的边疆精神是美国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野性的呼唤》以阿拉斯加淘金热为背景, 讲述一条名叫巴克的狗野性复苏的故事, 巴克原是加州地区的一条温顺的家狗, 后随着淘金队伍来到了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 通过残酷的斗争, 心中的野性逐渐复苏。巴克虽然是一条狗, 但作者赋予了它人的多重性格, 它的身上折射出当时阿拉斯加地区拓荒者的精神, 这一时期的拓荒精神主要体现在抗争精神和冒险精神两个方面。
抗争精神主要体现在巴克与命运、环境及同伴做斗争的过程中。园丁曼尼尔因赌博欠债把巴克辗转卖给了北方淘金者, 但巴克对此并不知情, 它信赖曼尼尔, 跟着他走出了庄园, 但当被曼尔尼套上绳子交给陌生人时, 它意识到命运即将发生转变, 便发起攻击。巴克被卖给一个训狗人后, 它极力反抗, 被打的遍体鳞伤仍然一次次进攻训狗人;在弗朗索瓦不让巴克站在领头狗的位置时, 巴克开始公然反抗, 它拒绝工作, 不管主人怎样用棍子打它, 直到它得到自己争取来的地位;来到桑顿的营地, 巴克已筋疲力尽, “它静静地躺在跌倒的地方, 鞭子一鞭鞭地打在它身上, 它不叫也不挣扎。”以沉默的方式与哈尔抗争到底。这些事件都体现了巴克敢于与命运作斗争的精神。同时, 阿拉斯加的冰原极其寒冷, 巴克还需要不断与自然环境作斗争。在不被允许进帐篷睡觉时, 它学会了在雪地里刨洞睡觉, 还学会了快速进食, 以免别的狗偷吃它的食物。由于天气恶劣、工作繁重, 它的脚经常受伤, 它不得不忍着疼痛走在雪地里, 直到把脚磨硬。此外, 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坍塌的冰面、凶猛的爱斯基摩狗和狼群的进攻。小说结尾处, 巴克来到森林里, 被整个狼群包围, 但巴克并没有胆怯后退, 而是与整个狼群斗争, 并且让狼群见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除了与命运和自然斗争之外, 巴克还要面对同伴之间无休止的斗争。面对斯匹兹的一次次挑衅和偷袭, 巴克奋力反抗, 与斯匹兹展开了生死搏斗, 最终打败了斯匹兹确定了狗队的领头地位。
巴克从一只南方的文明家犬逐渐变成凶猛残忍的狼狗, 是它的自然本性的回归, 也是巴克与命运、自然, 以及同伴斗争的结果, 展现了巴克由弱到强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不畏强暴、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野性的呼唤》一方面描写了巴克的抗争精神,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阿拉斯加冰原淘金者的冒险精神。冒险精神是指边疆开拓者在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开拓、征服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蒂尔·康马杰在其著作《美国精神》中称19世纪的美国人都是探险家和冒险者。在《野性的呼唤》中, 这种精神在约翰·桑顿身上得到了艺术的体现。1896年, 阿拉斯加地区发现了金矿, 随后成千上万的淘金者蜂拥而至。虽然环境十分恶劣, 很多人空手而归, 甚至有去无回, 但还是无法抑制人们因向往财富而迸发的冒险精神。约翰·桑顿正是此类冒险者的代表, 他怀揣财富的梦想, 信心满满地来到冰原, 进行艰苦卓绝的探险, 虽然最终葬身荒原, 但他不惧牺牲、勇于开拓的冒险精神正是对美国边疆拓荒精神的一种诠释。
三.结论
在美国边疆向西推进的过程中, 不管是哈克贝利·费恩的叛逆精神, 还是安东尼娅坚韧不拔、积极乐观的精神, 还是巴克的抗争精神、约翰·桑顿的冒险精神, 都是美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在不同时期使美国民族精神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民族精神的发展会因为边疆拓荒进程的结束而终止, 相反, 在新的时代特征下, 美国民族精神不断融合新的时代精神, 随着历史的进程, 依然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当今社会, 美国正是凭借这种民族精神在文化、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不仅促进了本国文明的发展, 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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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族职业教育 篇6
关键词：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美国政治宗教
一、作家与作品
1. 作家介绍
欧内斯特 · 米勒 · 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 年7 月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郊区奥克帕克。18 岁就在美国举足轻重的《堪城星报》担任记者, 在该报社其他记者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 以最简单的词汇表达最复杂的内容, 用基本词汇、简短句式表达具体含义。海明威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被授予银质勇敢勋章和铜质奖章。海明威著名代表作包括《太阳依旧升起》, 《永别了, 武器》, 《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对美国文学影响深远。
2. 作品《老人与海》简介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是海明威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于1951 年创作于古巴, 该小说获得了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奠定了海明威在世界文学的突出地位, 并被拍摄为电影。电影讲述一个简单故事——一位老渔夫圣地亚哥, 独自出海打鱼连续84 天一无所获, 终于在第85 天驶到远海, 钓到一条比船还长两英尺的马林鱼, 老渔夫和马林鱼在海上搏斗了整整两天两夜才把大鱼刺死拴在船头。然而回程途中, 遇上多条鲨鱼, 老人与鲨鱼展开殊死搏斗却依然无法保住大马林鱼, 最终老人遍体鳞伤只带回一副光秃秃的鱼骨架。
二、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社会政治宗教状况
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促使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期间美国凭借强大的工农业优势不断地向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生活物品和军火, 从而刺激美国本土经济, 使得美国一扫萧条景象经济实力剧增。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美国已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60%, 并掌握了世界总黄金储备量的75%, 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在政治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意味着冷战的开始。由于国际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加剧, 美苏两国很快关系恶化从战时盟友变成敌人。1950年2月参议员麦卡锡的“国务院共产党威胁论”引发一场政治大迫害, 此时美国政治急剧右转, 人人谨小慎微, 但这期间有一批文学家, 勇于挑战美国正统文化, 公开蔑视美国价值观念, 破坏传统道德规范, 他们自称“垮掉派”, 海明威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宗教方面, 20 世纪中叶美国的宗教依然是新教占主要地位, 天主教和犹太教殿后, 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原本在二十世纪初大约只有50% 的美国人是教会成员, 且越来越多人的宗教态度发生了变化, 他们不再举行家庭祈祷, 逐渐摆脱宗教戒律的束缚。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促使美国宗教团体显著增长, 几百万美国家庭为前线亲人平安归来而祈祷, 战争的恐怖及对未来信心的丧失驱使百万人在宗教中寻求庇护。
三、《老人与海》中的美国民族身份想象
1. 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强调价值的主体是人, 每个人都具备自身价值, 社会推崇自我支配, 自我控制以及自我发展, 强调以人为本。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度, 个人主义与身份认同同等重要。美国人的最高理想, 社会理想以及世界观就是实现个人主义。在美国两百多年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 个人主义是美国思想的起点与归宿, 是美国文化的精髓之所在。《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圣地亚哥连续八十四天捕鱼一无所获, 在第八十五天他独自一人驾船去到远海开始新的征程。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圣地亚哥钓到一天身长十八尺, 体重一千五百磅的大马林鱼。大鱼拖着老人的船往深海游去, 老人死死拉住不放, 炙热的白天, 寒冷的夜晚, 没有水, 没有食物, 没有武器, 没有助手, 左手抽筋, 这一系列困难都不能阻止老人要战胜大马林鱼的信心。两天两夜后, 老人终于杀死大马林鱼并把它拴在船边开始返航。可是大马林鱼的鲜血引来了许多鲨鱼, 老人再次孤身一人奋勇对抗, 杀死了前来抢夺胜利品的鲨鱼, 可是这时大马林鱼已经被鲨鱼啃食殆尽, 最终老人只筋疲力尽的拖回一副代表着胜利与失败的鱼骨头。在这个故事当中, 圣地亚哥独自一人面对各种困难, 体现了个人主义奋勇斗争, 决不放弃的精神品质。这符合美国个人主义精神, 美国的超级英雄都是以个人形式出现, 从风靡全美的影视作品《钢铁人》, 《超人》, 《蝙蝠侠》, 《美国队长》, 《蜘蛛侠》, 我们也可以了解美国是个崇尚个人主义, 依靠个人战胜困难的社会, 与凭借集体主义团队奋斗取得胜利的中国在理念上有着极大的差异。
2. 硬汉精神
《老人与海》主人公是个典型的硬汉代表人物。圣地亚哥, 这位“老人消瘦而憔悴, 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些褐斑, 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所引起的良性皮肤癌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 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 留下了刻得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 除了那双眼睛, 它们像海水一般蓝, 是愉快而不肯认输的。”就是这样一位年迈的孤独的老渔夫一生在浩瀚的大海与大自然搏斗, 与随时都可能吞噬他的敌人作斗争, 即使厄运连连却从不向命运低头, 他坚信未来是美好的。老人依靠自己坚强的毅力, 无比的忍耐力, 坚定的信念在与马林鱼和鲨鱼的残酷斗争中保持了自己的尊严。海明威通过描写老人与凶残的鲭鲨和贪婪的星鲨的顽强搏斗, 建构了一位坚强硬汉。这位独自在大海里一只小船上捕鱼的老头, 饱经风霜, 历经沧桑, 可是却依然自信豪迈, 受到众人的尊重。他与大自然以及命运顽强抗争的人生充分体现了人生的价值以及生命的意义, 表明了“肉体可以受尽折磨, 精神却永不妥协”的海明威式“硬汉精神”。虽然最后圣地亚哥失败了, 但他仍是不折不扣的英雄。 “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 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 可就是打不败他”, 这就是“硬汉精神”。
3. 基督精神
海明威的作品中的人物命名也有着其深刻的含义, 《老人与海》的主人公圣地亚哥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圣地亚哥, 耶路撒冷以及罗马共同组成了基督教的三大圣地, 这三个殉难处, 以受难象征拯救。在耶路撒冷受难的是耶稣, 在罗马的是大弟子彼得, 而在圣地亚哥的是耶稣十二门徒中第一个受难的使徒圣雅各伯, 在西班牙语则变成了圣地亚哥 (santiago) , 于是这个命名就注定了圣地亚哥这个主人公必将要遭受磨难, 以体现基督精神。主人公圣地亚哥与耶稣的四大门徒西门, 安德烈, 雅各以及约翰一样从事捕鱼, 他们都听从耶稣的感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从而信奉上帝, 舍弃自己普度众生。圣地亚哥在《老人与海》中对曼诺林表达出如耶稣一般的慈父精神, 过去常常带着孩子出海捕鱼, 如今虽然孩子的父母嫌弃他运气不济, 不让孩子随他出海, 但他还是在每天清晨叫孩子起床, 细心地教导他各种捕鱼技巧, 使他勇敢, 学会关爱他人, 体现了耶稣精神的爱人如己。圣地亚哥连续84 天捕鱼一无所获, 在第85 天驶向更远的深海, 在与大马林鱼以及鲨鱼的搏斗中体现了顽强的拼搏精神, 同时还表达了对敌人大马林鱼的尊敬, 体现了爱世人, 甚至爱敌人的伟大情操。最后圣地亚哥回到家, 摸黑躺在床上“他脸朝下躺在报纸上, 两臂伸得笔直, 手掌向上”这是基督教信徒领受上帝恩泽的常用姿势, 这表达出虽然历经艰险, 圣地亚哥依然感谢上帝恩泽, 并依然坚信基督精神, 描绘了二战时期美国人对基督教的精神寄托。
四、结论
《老人与海》这部作品是海明威创作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巅峰, 体现了海明威一直力图建构的美国身份, 在战火纷飞的二十世纪, 美国人倡导个人英雄主义, 并寄情于基督教寻求精神的庇护, 祈祷他们的英雄, 家人经历战争洗礼, 能够得到救赎, 平安回国家人团聚。圣地亚哥表现出了耶稣基督以自身受难救赎世人的伟大奉献精神, 烘托出美国人宁可被消灭, 也绝不能被打败的硬汉精神, 并从人格以及尊严方面阐述了美国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基督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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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海平, 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美国民族职业教育 篇7
1《吃碗茶》作品解读
雷霆超(Louis Chu,1915-1970)的作品《吃碗茶》(Eat a Bowl of Tea,1961)从现实主义角度审视了历史留给唐人街的问题。故事起源于1924年的“排华法案”使得大批留美华人的家眷无法获得批准前往美国,因此美国华裔区唐人街形成了所谓的“单身汉社会”。故事男主角因为加入美军,受益于“战手新娘法案”,终于获准回乡娶妻,从而将其新婚妻子带回美国。中国同胞祝愿他能够“早生贵子,延续香火”,可是在这样强大的精神压力下,他变成了性无能。妻子无法忍受这样的家庭生活,最终红杏出墙,与其貌不扬的黑社会分子通奸。这部小说为读者展现了一幅20世纪40年代唐人街的真实历史画卷。《吃碗茶》这部小说得到20世纪70年代华裔文学先驱赵健秀等人的认同,认为它“从一个华裔美国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国人或者白化的中国人角度真实而准确地描绘了华裔在美国的经历”。
2 中美茶文化对比
中国茶不仅是一种物质,而且是一种经过千年历史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现象,茶文化可以看作是在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所有与茶叶相关的物质文明以及精神文明的总和。纵观中美茶文化的演变,我们可以了解到虽然具有文化差异,但是茶文化在中美的发展轨迹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国人民都认识到茶叶具有极大的药用价值,可以改善人体的健康状况,因此得到两国人民的认可,从而发展成一种常见饮品。其次,茶文化已经对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次,虽然茶文化盛行历史长短不同,但是饮茶已经成为中美两国的一种时尚,并将更加兴盛。但是从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和发展时间来看,中美茶文化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人饮茶并不仅仅是作为休闲和娱乐,更多的是将它看做精神寄托,满足情感交流的需求,美国文化中则缺乏这种内涵;此外,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都有着自己的茶文化和习俗,因此在饮茶方法,茶礼,茶俗,茶具等方面体现出丰富多彩的差异,这是美国所无法比拟的。茶文化由中国传入欧美之后,与美国文化和美国文学发生了有机结合,之后逐渐成为了美国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茶元素这一独特视角来研究美国文学以及美国民族身份建构,极具特色。
3 身份建构理论基础
在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当中,身份(identity)都是指一个人对于自我的特性以及某一群体及其附属所共有的特性体现(例如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又译作身份认同。身份指在特定文化语境中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而社会身份则指的是作为所属社会群体的成员,在情感和价值观上所具备的共性。身份建构不是单次活动,而是一系列不断修正自我定义和自我建构的过程。身份建构涉及多方面,包括性别身份建构(例如女性身份建构),种族身份和民族身份建构(例如移民与归属感),社会身份建构(例如社会地位认同),文化身份(例如语言与习俗)以及个人身份,这些身份并非独立存在,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共同建构主体的身份。尽管很多人将民族等同于种族(race),但是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种族特征主要涉及肤色等外表特征,而民族特征更加注重的是共同的文化理念和社会价值观。为了在一个新的民族群体中获得身份认同,外来者必须在文化或行为,婚姻,族群意识等多方面接受同化,从而建构出与新民族群体相符的身份。
4 茶文化在民族身份建构中的寓意
民族是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文学想象是先于民族存在的。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所产生的想象,为一个民族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文学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因而文学具有民族认同的重要功能。《吃碗茶》作为重要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向我们揭示了华裔移民是如何在美国这个聚集世界最多种族的大熔炉从外在表象,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方面建构其美国民族身份从而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美国人。
美国华裔作家雷霆超的作品《吃碗茶》不仅在书名当中使用了“茶”这个字,还以“茶”作为线索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以“茶”为基础塑造小说人物形象,并对小说故事结局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这部小说中,“茶”从头到尾贯穿了主人公宾来和妻子美爱的婚姻。通过“茶”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唐人街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在这本小说的最初,男主人公宾来与美爱在一家茶馆相亲,宾来借助于一杯茶令说服了未来岳父,成功地娶到了美爱,从而带来接下来的故事。宾来和美爱的婚礼也选择在一家茶馆进行,根据中国传统,新人以茶来招待亲朋好友,并向长辈敬茶,亲友长辈们会把象征美满婚姻的喜钱放在新人敬茶的茶盘上,表达希望明年能继续喝到新人敬的茶,委婉地表达了祝福新人早生贵子的美好祝愿,在这个场景中,茶象征了亲朋好友对新人未来美好生活开枝散叶的祝福以及期盼,同时也是中国人亲情,友情和爱情维持的重要媒介。
在此之后由于宾来无法为美爱提供爱的生活,故事向着无尽的悲哀发展而去。在这个过程中,茶被用来刻画人物的身份,体现出茶可以让人清醒,懂得克制的传统涵义,茶被用来表达人物对生活的理解也被用来暗示人物的状况。在接下来故事的发展中,茶多次出现体现了作品主人公及作者的人生态度。在其中一个场景中,美爱要求阿松离开,但是阿松提出要求要美爱再为她沏杯茶,并说“给我沏杯茶,吃了茶我就走,这点要求对你来说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然而最终“洁白的茶壶无声地留在厨房,没有被人触碰过,桌上那杯孤独的茶也就此孤独地被人遗忘”,这段关于茶和茶具的描写充分体现了美国华裔当时对生活和未来的无奈和伤感,在当时美国的中国人在外在表象,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婚姻关系中都遭受了挫折,无法建立真正的美国民族身份,将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融为一体。接下来在一个类似的场景中,宾来的朋友庆元同样要求美爱为他沏茶,但是这时的美爱已经经过时间和生活的历练,就像一杯清凉解暑的清茶,充满魅力和韵味,但却懂得了克制。美爱为庆元沏茶,表现得不愠不火,就像一杯清香的绿茶,令人回味无穷,这也体现了在经历许多困苦之后的美国华裔,他们终于已经拥有淡定和内涵来面对生活中各种不期而遇的变化和诱惑。故事的末尾还体现了茶的药用价值,凭借一种来自中国的特殊茶叶,宾来和美爱终于得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家庭得以维护和延续,这时茶成为了一种文化病症的解药。通过故事《吃碗茶》,雷霆超告诉我们华人移民为了在新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必须努力学习新事物,坚强与困难作斗争,将中美文化价值观念融合,才能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战胜困惑,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取得生存的机会。
5 总结
民族身份建构涉及在社会,文化以及宗教背景下全方面的身份改变及建构。为了在新的生活模式下获得同一生活群体其他成员对其身份的认同,美国文学中的华裔移民在美国社会环境中经历文化碰撞,融合,适应以及最终同化,在这样复杂而纠结的过程中建立了她们典型的美国民族身份。他们体验到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撞击,努力在新的追寻中从外在表象,生活方式以及思维价值观多方面建构其美国民族身份。他们慢慢对美国文化肯定,逐渐适应美国社会文化环境,自信如美国人。
摘要：身份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的一个关键词。美国是一个由众多不同国家移民及其移民后代组成的国家,是世界上聚汇融合最多特征各异的族裔群体的国家。这些不同族裔群体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煅炼,多数后裔虽然还保留一定的自我民族意识但大都已经被同化,他们的外在表象,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已经深深烙下了美国烙印,建构了其美国民族身份。本文从美国华裔作家雷霆超的作品《吃碗茶》出发,从茶文化角度探讨华裔群体的美国民族身份建构,颇具代表性。
关键词：茶,美国文学,民族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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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aylor,Charles.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美国民族职业教育 篇8
由美国梦工厂精心制作,著名导演约翰·斯蒂文森和马克·奥斯伯恩执导的影片《功夫熊猫》于2008年6月初和6月中旬分别在美国和中国上映,之后马上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古代中国的“和平谷”,主人公熊猫阿波是一家面馆的小伙计,自小就对功夫情有独钟,对虎、蛇、鹤、猴、螳螂五大护法高手崇拜得五体投地。一天,他无意间闯入了比武招贤的武林大会,竟被谷中乌龟大师选中为龙之武士,而之后的龙武士之途却阻扰重重。在乌龟大师、浣熊师傅等的帮助下以及熊猫阿波自身的努力下,最终熊猫阿波打败了敌人,成为了真正的龙之武士。
该片以东方文化为背景,柔和了众多的中国元素,运用全新电脑动画特技与武术动作,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小人物通过努力最终成功的励志题材的故事。影片中以浓重而又轻盈的“水墨山水画”向观众展示了一幅幅唯美的画面,尤其影片开篇的群山缭绕,轩辕古迹月下侠客飞檐走壁,配上欢快但充满力量的音乐,为整个故事的展开奠定了基调。
二、西方艺术家眼中的中国民族文化
《功夫熊猫》是一部以中国观众为主要目标市场的电影,它以西方人的视角尽其所能地撷取中国文化元素构造了一个中国场景,无论是影片名称、故事题材,还是画面结构乃至音乐伴奏都具有十足的中国文化气息。
首先,影片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折射出中国武侠的神秘与魅力。片名本身以“功夫熊猫”为题,就极具中国特色。熊猫作为中国的标志性动物,与博大精深的中国功夫相联系,体现了主角阿波的角色与形象的相契合。片中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显示出了一定的中国特色:乌龟大师是领悟天人之道的长者,地位至高无上,既具有看透尘世的豁达,又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师傅大师浣熊作为乌龟大师的朋友,因为心中与过去的弟子太郎有纠葛而无法获得最终的内心平静,从而也无法达到乌龟大师般的超脱;五位功夫高手虎、蛇、鹤、猴、螳螂,乃是出自浣熊大师门下,是忠心耿耿一心向善的新生力量;而至于熊猫阿波,他误打误撞,雀屏中选,成为乌龟大师选中的真龙武士,他晋升获取绝世武功的条件,完全遵循中国武侠小说式的奇遇和宿命。影片中出现的这些人物形象和中国版的武侠影片有着极高的相似性,每一个人物都以鲜活的形象出现在观众的视野中,让观众再次感受到中国武侠的神秘与魅力。
其次,影片中细节文化元素彰显出了不凡的中国文化气息。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就是该民族的语言文字,影片中所出现的文字全为汉字,就连“师傅”、“乌龟”的中文发音也被保留;所有的建筑风格、室内装饰、角色服装造型,甚至生活习惯等均很符合中国古代特点,针灸、鞭炮等带有中国特色的东西都出现在片中;村民们全都被拟人化,无论是熊猫兔子还是鸭子,他们手拿筷子吃面或包子,但穿的都是中国古代百姓便装;寺庙中,装点着许多山水画、瓷器,室内的墙壁、柱子、桌椅绘制无疑都体现出中国特有的文化气息。另外,中国南方的美景在片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云雾缭绕、山水秀丽,颇有中国古典美的意境;面馆老板的帽子是“面条插筷子”,“丹顶鹤写毛笔字”,或是“阿波坐轿子”,这些画面给观众的视觉带来了愉悦和享受,给人一种“纯中国”的味道和意境。
再次,中国音乐文化造就了影片的灵魂。为一部电影注入生机和活力,也许是电影配乐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该片从开始、中间到结尾,音乐都十分动听,其中大量采用了竹笛、二胡等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出的优美音乐和精致的画面相映成趣。尤其片中乌龟大师仙逝的段落,悠扬长远的音乐显现出古典而别具一格的意味深远,让观众久久回味。
三、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功夫熊猫》
(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
当今世界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指经济全球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交通、科技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目前国际分工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经济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强。作为一种过程和现实,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逆转的态势存在和发展着。全球化决不仅仅只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它广泛地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不论情愿与否,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国家,都不由自主地被纳入到全球化的过程和现实中。[1]而文化全球化是指民族文化依托科技手段、网络技术、大众媒介、文化商品等多种载体,借助市场的力量,超越民族文化的地域和国界局限,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通过多种形式的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走出家园文化的狭隘与偏见,从全球多样化的意义中去领悟文化他者,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文化认同、共享文化资源、丰富本土文化的过程。[2]
《功夫熊猫》是文化全球化的典型例证,其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领悟,柔和众多中国元素,以中国功夫熊猫为主题核心,用绚丽画面加上颇有意境的水墨风采,展示了其对中国文化的感悟,也展示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影片从人物塑造到细节选取再到故事情节,乃至电影的配乐等,无不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气息,表面出了丰富多彩的“中国特色”。当然,仔细体味就不难发现美国梦工厂为了渲染一种东方的神秘色彩,在影片中加入了许多西方人眼中的属于东方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以说还不是对中国符号最深刻的表现,可能更像是一部照相机只是机械地记录下了事物的外在表象、而对于其中深奥的中国符号的灵魂却仍需要更深刻的阐释。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生存的土壤和表演的舞台,不是异国的土壤和舞台所能代替的。或许可以说,《功夫熊猫》是一件被中国元素精美包装了的西方文化艺术品,隐射出的却是东方外衣下的西方精神内核。美国梦工厂凭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文化的软实力,在保持本国观众趣味和价值观的同时,潜意识中也在向其他国家宣传自己的本国文化。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该影片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在全球宣传中国文化的作用。可以说,该片正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同演绎的舞台,有学者对文化全球化做过这样的描述:“假如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文化全球化是一出大戏的话,那么登台献艺的则是世界上所有文化,共同演绎一幕众神狂欢的宏大场景。”[3]艺术是无国界的,文化交流的跨国界性也让这部作品添色不少。
(二)中国观众面对《功夫熊猫》的矛盾心理
《功夫熊猫》的热映,引起了国人的热烈讨论。这部典型的好莱坞动画片运用典型的中国文化元素“功夫”和“熊猫”讲述了一个美国式的励志故事,人们尤其感叹“为什么这么好的文化元素,我们天天都能看到却视而不见,最后被外国人拿去,反过来占领中国市场?”该片发行方之一、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汪天云也感叹:“看到观众排队购票,我的心情很复杂。的确,票房越高,我们口袋里的钱就越多,但是为什么从《花木兰》开始,到今天的《功夫熊猫》,我们自己的民族动画搞不出这样的精品?”[4]《功夫熊猫》横扫票房折射出了中国人的矛盾心理和尴尬现状,那就是:别人利用我们的题材和廉价劳动力赚大钱,而我们却因原创能力的匮乏而只能在产业链的底层赚点儿小钱。
中国动画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李中秋认为:“中国元素走进国外动画片是好事,这是展示中国文化的一种机会,有些人要跳出来抵制其实很荒唐。自己的文化就在手边却拍不出《功夫熊猫》这样的动画片,恰恰是因为我们太看重‘本国传统文化’了。同时,国际动物保护基金会的标志就是熊猫,熊猫的形象早已被世界认可了。功夫也是如此,早就演变成时尚的文化符号了,《功夫熊猫》的成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了中国元素。”他介绍,国外拍电影对题材的筛选很严谨,即便是古典元素也要挑有时尚价值的,“而我们动不动就把传统文化拔得很高,不注重文化价值的再开发,动不动举历史文明的大旗,这才是我们赶不上人家的原因。”[5]“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之间的差异仍然会导致各种不同思潮的碰撞,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文化模式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经过世代的绵续和积淀,犹如人格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民族文化亦无孰优孰劣之说。天下间的文化若要和谐共生,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相互尊重、相互沟通。”[6]国产动画片无论在创意上,还是在技术上,距离国外的优秀作品都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今后应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努力学习其他国家优秀的文化,并创新性地创造出被世界认可的作品。
(三)传统民族文化需要有新的诠释工具和表现手法
询问周围看过该片的人,虽说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家有这样的一致看法:《功夫熊猫》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一位大学女教师说:“我五岁的儿子看得好开心,从头到尾乐呵呵地看完了。看国产片时,很少有同样的表现。我这个大人也觉得看起来轻松,并为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折服,比如他们对中国文化元素的运用、对监狱等画面的设计……。”在这样一个童稚无敌的年代,看着卡通片长大的青少年们正在全面接管全新的文化时尚和文化领域,也许是童年的美好记忆,使得人们有着强力的想回到或者停留在童年的倾向,所以各种可爱的、天真的、童话般的、能勾起往西记忆的事物渐渐成为了新的时代标志,摩天轮、蜡笔小新、小王子、几米漫画的形象充斥于网络和各时尚媒体。而轻松诙谐的《功夫熊猫》自然为人们生活增添不少乐趣,该片中选取比较常见的动物,而且动物造型比较可爱,特别通过动物的毛发体现。比如村民们不是兔子就是猪或鸭子,同时片中的兔子们都毛绒绒的。
总而言之,《功夫熊猫》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似乎生活很简单,很淳朴,充满了美好,这些一定程度上都成为现代人心灵上独特的抚慰剂。该片无论从画面还是内容都体现了这一点。该片符合时代需求,迎合了社会生活中当代人的精神倾向和生活追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穿梭于每天忙碌的生活中,对那些文化中美好的象征早已遗忘,精神生活略显乏力。而动画片则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特别是该片轻松幽默的风格,绚丽水墨的画面切换以及主人公熊猫阿波的振奋人心的努力过程等,这一切不仅是视觉的享受,更是精神的享受。著名导演陆川认为:“中国动画工业什么时候能够做出这么好的电影呢?从制作的角度来说,该电影的完成度几乎是完美无缺的。”[4]而中国国产动画缺乏生动诙谐,娱乐性不足,说教味太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熊猫既是象征团结进取的吉祥物,又是传递友好和平的使节;而中国功夫既是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因此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到来之际,该影片的出场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喜庆和热闹。
四、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及其和谐共融
《功夫熊猫》这部由西方艺术家制作的作品,不仅极具娱乐性,也以电影为载体,展示了现当代文化多元性的融合共生。该片中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以及某些片段所运用的手法,都体现了文化的融合性,就影片中乌龟大师仙逝这一段落,用羽化成仙的视觉效果展示了东方神秘的人生哲学,这不禁让人想起日本著名导演大师黑泽明的作品之一《梦》,其运用手法颇有相似之处,绚烂的画面配上独特悠扬的音乐,简练深刻的阐释人生、生活哲理。同时该片充分展现了创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创作者具有主位文化与客位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在影片中融合了中国文化元素和西方价值观的内核,因此也就对文化多元的和谐共生有了独到的阐释。1993年费孝通在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中,他以恢宏的气度、豁达的胸怀、简练的语言高度地概括了人类社会及其文化未来发展的途径和光明前景,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7]对当下“中国文化西用”、“中国文化流失”以及类似《功夫熊猫》等的影片所引起的种种争议等,也许我们应该用费老的这一和谐文化观来看待当今文化的多元性。
首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就是提倡在不同民族文化间既要知己之长,也要晓他人所长;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以豁达和健康的心胸平等对待自己和他人,共同面对全球化对人类提出的巨大挑战。中西文化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局面,而是应该相互尊重理解,达到融合状态。文化全球化是个漫长的过程。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要正确认识机遇与挑战,要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兼顾“拿来”与“送去”战略,保护好民族文化的载体,让民族文化为全球文化作出更大贡献。其次,“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从和平、友好的进路来展望世界文化的发展前景,世界上各民族文化和美地融为一体之日,亦即人类社会理想社会到来之日。我们对待文化的态度决定着我们的社会将朝向哪个方向发展,即使技术条件有所限制,我们如若能以正确的观念态度对待中国民族文化、对待世界多元文化,以平和、冷静、自信、坚持的心态去奋发图强,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也能拍出堪称经典的动画佳作。
“要想做什么特别的东西,你只要相信他是特别的就可以!”影片中熊猫阿波的父亲对于面汤秘密配方的解释给予熊猫阿波无穷的力量,让其豁然开朗。其中所折射出的是一种自信与毅力的完美结合。同样,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社会加速发展,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往往忽视了内心深处的声音,忽略精神的慰藉,而对传统文化漠然的态度则使社会发展缺乏后劲,因此,我们应该有着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与从容,用费老和谐的文化观念去面对,去接纳,做到文化的融合与和谐。
参考文献
[1]马雪松．文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江西社会科学》2004．10．
[2]刘亚玫．文化全球化：文化共荣与发展的历史契机[J]．湖北大学学报,2007(02)
[3]韦幼苏．文化全球化与构建中国先进文化卟南开学报,2002(03)．
[4]半方．文汇报：《功夫熊猫》的火爆与口水．[EB/OL].http:wenhui.new365.com.cn/ys/200807/t20080712_1945091. htm.
[5]闰川龙．北京日报：“熊猫西用”是喜是忧? [EB/OL]http://ent.sina.com.cn/r/m/2008-06-19/11182066758.shtml.
[6]谢新华，李思明．通天塔：文化中的家、国与天下[J]．电影评介，2008(05)．
美国民族职业教育 篇9
一、以校园文化为支点,构建“一纵”、“一横”、“一基地”的民族教育框架
“一纵”就是创造了浓郁的百年民族学校氛围。大门口赵朴初提写的“清华小学”四个大字苍劲有力,见证了这所百年老校的过去与现在;校园内两棵雪松四季常青,伴随着同学们“色俩目”的穆斯林问候声,欢迎您走进这所绿色民族苑,在校园紫藤树下赏析少数民族文化,品味少数民族艺术。另外,学校将民族常识、各民族的基本状况、民情风俗的直观图文,张贴、呈现在学校楼道的固定展示墙面上,使学生触手能及、常见乐看。如此氛围的营造,为学校的特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一种民族特色教育氛围。
“一横”就是走出校门,外派教师赴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近年来,学校分期分批派教师赴扬州、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地挂职学习,深入了解教育发达地区的最权威最新的教育教学动态,转变观念,提高教书育人的水平。教师们见多识广了,底气越来越足了,教学方法更加灵活了,教学质量也越来越高了。还利用寒暑假组织教师先后到香港、海南、大连、桂林、河南、青海、西藏、台湾等地进行考察,践行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文情怀。通过活动,开阔了民族教育视野,提高了教师队伍的校本研究能力,更进一步突出民族学校的办学特色和民族特色。
“一基地”就是以展示“三个离不开”(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民族、汉民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为主要目标的民族教育基地。近年来,学校通过访问兰大、民大等院校,让学生和大学教授、大学生、留学生进行“手拉手”活动,以达到“招生引师”的目的;还通过和秦王川龙西、榆中朱家沟、临夏和平等民族小学进行手拉手“送教”活动,加强与兄弟学校的横向联系。学校还和东乡贫困学校进行“手拉手”送教活动,真正起到民族学校“基地”的作用。
二、以民族文化为支点,构建“一课”、“一研”、“一亮点”的民族教育特色体系
“一课”就是以56个民族为基本内容,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特点,开发了适合清华小学学生阅读的民族教育校本课程———《穆斯林文苑》。以不同民族为单位的流程进行开发。鉴于本校少数民族中回族、东乡族所占比例较大这一实情,现阶段清华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是“伊斯兰教篇”。课程分年段制定教学要求:低年级以了解为主,中年段重在认识,高年级要熟知、熟悉。并采用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顺序开展民族知识学习和常识的掌握。
“一研”指的是注重学校特色与课题研究的紧密结合。“十二五”期间,清华小学加盟了国家级课题《新学校新经典》以及《信息技术环境下多元学与教方式有效融入日常教学的研究》子课题的实验。由于以课题研究为依托,学校特色创建目标更加明确,学校积极争取资金,在每个教室安装了多媒体教学设备,率先采用无纸化办公,使课题《信息技术环境下多元学与教方式有效融入日常教学的研究》研究操作符合规范,再加上专家的指导、理论上的支撑,使课题研究工作具有可操作性和校本性。同样,学校的各项课题研究也因为有了特色创建作为载体与依托,实施起来也更扎实,更有实效了。
“一亮点”就是清华小学开设的国学教育校本课程。清华开设富有文化意蕴的《国学》特色教育,具有承清华之先风,启文化之重构的特殊意义。凡是学校大型的集会,都要求教师、学生齐颂《少年中国说》之精彩片段和《礼运大同篇》全篇,让经典精髓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指挥师生的行为。
三、以民族特色为支点,形成“一发扬”、“二整合”的校园文化理念
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清华小学以民族教育为特色规划学校的发展,重塑学校校训等主体文化,形成了自已独有的民族教育主体校园文化体系:一是发扬“诚实、勤奋、团结、文明”的清华精神;二是整合以“雅”为主的校园中心文化。建设高雅的学校,追求学校有学府的博大;兴科研之风,民主之气;求道理之真,人性之善,创造之美;成就儒雅的教师,要求教师有学者的风范,智者的明察,仁者的宽阔,勇者的意志,知识文化博雅,胸襟气度宽雅,言行举止文雅,“雅育”要求男教师“儒雅”,女教师“优雅”,真正做到“立人立己,达人达己”;培养文雅的学生,要求学生行为规范“正”;行事态度“勤”;有学子的勤勉,日有所长,月有所进,情有所爱,慧有所托,志有所远,体有所健,行有所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学校还通过师生硬笔书法的辅导、比赛,使全体师生散发出由外而内的“雅致”。
摘要：<正>笔者所在的清华小学是兰州市成立最早的一所“民族小学”。近年来,学校结合实际,构建了以民族精神为灵魂、民族文化校本课程为主体、民族特色活动为龙头的学校特色建设体系,打造民族教育品牌。一、以校园文化为支点,构建“一纵”、“一横”、“一基地”的民族教育框架“一纵”就是创造了浓郁的百年民族学校氛围。大门口赵朴初提写的“清华小学”四个大字苍劲有力,见证了这所百年老校的过去与现在;校园内两棵雪松四季常青,伴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