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联邦帝国（共3篇）
大中华联邦帝国 篇1
1.1殖民扩张与炮舰政策
在19世纪下半叶, 欧洲各大国都建立起了自成一统的殖民帝国。法、德、俄、比、意等殖民帝国已遍布于世界各地, 但最庞大的殖民帝国仍是大英帝国。这个时代通常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这个词在19世纪末被有一些人视为爱国主义的表现。
英帝国领土的几乎一半是1874年后获得的, 其新获领土的规模和商业价值要远远超过法国和其他列强, 这或许是因为英国拥有更多称职的帝国建设者、海外商人以及充裕投资的资金。当然, 强大的海军是英国成功进行殖民扩张的最重要因素。帝国给予英国相当有利的战略优势:在全球的各个战略要地, 如直布罗陀、塞浦路斯、, 英国皇家部队、供煤港口和舰队基地星罗棋布, 皇家海军在各大洋游弋。英国在全球还拥有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缓冲地带, 给其自身以很大的回旋余地。
1.2对殖民地的统治
辽阔的土地对其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 殖民地是英国原料供应地、商品销售地以及资金投资市场, 英国享受着作为帝国之首的荣耀;另一方面, 英国在控制和经营殖民地事务中也必须付出, 并承担保护和发展殖民地的责任。殖民版图越大, 所承担的任务也就越多。
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并非中央集权。在北美独立之后的殖民政策与之相反, 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 设法令殖民地在政治上与经济上达到自立。在非洲和印度, 仍保留了许多原有的土邦国。在被划为英皇直辖殖民地的地区, 也保留了原有的部落、乡村等行政机构, 任用当地人为次级地方官员。语言和文化也得以保留和传授。
2英帝国的衰落
2.1殖民体系的崩溃
亚非各国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涨严重破坏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导致直接有效控制的领土和人口越来越少。
2.2英联邦纽带的松弛
英联邦成员国离心倾向也是其没落的表现和原因。例如, 1949年爱尔兰已独立成共和国。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军事经济上受美国控制, 巴基斯坦也同美国缔结了军事条约, 南非联邦出现了疏英靠美的倾向。印度、锡兰等国执行和平中立政策, 努力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加上英国本身的贫弱, 各联邦国家工业发展水平日益提高, 改变了百年来英国一手控制各联邦成员国经济、贸易情况, 加剧了英联邦内部宗主国和自治领的矛盾。
2.3英国国力的严重削弱
英国本身国力的削弱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资源贫乏, 工业原料都很缺乏, 经济上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极大。工业部门设备陈旧, 在许多方面落后于美国和西德, 在世界上的竞争地位愈来愈低下。自从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回国有后, 过去被英国垄断的地中海、红海航线已不能控制, 航运业也已被美、日、西德超过。二战中, 债务负担使得英国国内在战后屡次爆发经济危机。
3英联邦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初形成的英联邦, 是英国和自治领在英帝国内以政治平等、帝国特惠为原则建立的新机构。既不同于英帝国内英国与自治领之间的旧格局, 也有异于二战后英联邦的新形式。
3.1英国统治的松弛
英国的衰落使得其无力应对庞大的殖民体系的诸多繁杂事务。对自治领来说, 一战增强了民族意识, 提高了国际地位, 带动了工业起步因而产生了政治平等、经济互惠的要求。
3.2 1923年帝国会议的影响
1923年的帝国会议是英国新旧战略转换的枢纽。英国战略的范围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防守, 内容由政治为主到政治经济并重, 手段由军事进攻变为外交行动。其战略的转变影响着英国和自治领的关系向英联邦的演变。
3.3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
英帝国的没落极大地促进了英属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发展, 战后绝大部分殖民地争得了独立, 但其独立主要是以自治领的形式加入了英联邦。二战后, 民族独立运动出现新高潮, 英国迫于形势于1947年颁布《印度独立法案》, 7月通过了此法案。1950年和1956年, 印巴分别宣布建立共和国, 两国都加入了英联邦。1947年11月, 英国国会讨论了《锡兰独立法案》, 经修改予以通过, 1948年4月生效。法案规定:锡兰成为自治领和英联邦成员国。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的独立并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把英联邦运动推向新高潮。60-70年代, 取得独立的英属殖民地绝大部分成为英联邦成员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演变, 英联邦作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 到50-60年代终于走上了世界舞台, 英帝国从此寿终正寝了。
殖民地从英国那里获得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投资, 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也获得英国的法律框架与国际性的语言英语。独立后的英殖民地大部分都选择留在英联邦之中。
摘要：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大帝国, 有罗马帝国、汉帝国、唐帝国、拿破仑帝国等, 但是, 就其领域之广大和影响之深远而言, 莫过于大英帝国了。它一度横行三大洋, 蹂躏四大洲, 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不可一世。但是, 它也寿终正寝。留下的, 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英联邦。英帝国为何能存在这么久?该怎样理解帝国主义?大英帝国又是如何衰落成一个松散的英联邦的呢?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英帝国,殖民扩张,炮舰政策,英联邦
参考文献
[1]陈晓律《英帝国》[M], 三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94-366页。
[2]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306-330页。
[3]肯尼斯·摩根《牛津英国通史》[M], 商务印书馆, 1993年版, 第492-553页。
[4]蒋孟引《英国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第607-631页。
[5] (英国) 马里欧特《现代英国》[M], (1885-1945) 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第419-496页。
丁韪良：游历大中华帝国 篇2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古老的中国尝试打开大门，一些中国人远渡重洋，以惊奇的双眼观察世界。而同时，一些西方人也飘洋过海，用异域人的眼光打量这块陌生的国土及其上芸芸众生，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生物学、人类学理论知识，带着在当时的西方也尚属新奇的相机，探索着这片大陆——地理、地质、历史、生物、社会……
他们考察贵州的少数民族，也研究台湾的语言体系；他们去到三江并流之地，也攀登雪山，跋涉进入西藏，他们所走过的偏僻之地，甚至连当时的中国学者也甚少涉足。他们写文章，写书，寄出标本，甚至以“小狗”的名义寄出活体的熊猫，中国的植物从此在英国皇家的植物园林——邱园落地生根，而熊猫也成为整个世界的最宠爱的动物……古老、悠久、丰富、多样的中国慢慢为外界世界所知。这些漫游者，打开了一扇门，中国走了出去，世界走了进来。
在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之后，在中国居住半生，四处周游的西方人就很少了，而大中华帝国的心脏北京更是少有西人探访。1869年，来自美国的丁韪良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他或许可算清初耶稣会传教士之后，第一个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拿到官职的西方人。同时他也借自己身份、语言之便，四处游历，是以西方之眼描述、传扬中国地理历史文化的西人代表。
两个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乡村的兄弟于1849年11月23日开始了去往中国的漫长旅程，其中的一位就是W.A.P. Martin，后来他有了中文名字，叫做丁韪良。
其时，中国在西方人眼中是遥远而荒蛮之地，来到这里的除了外交人员，就是商人和传教士。丁韪良正是为传教而来，他的大姐在1834年随丈夫去非洲传教，从非洲的来信中常常谈到在非洲的传教工作和旅行，对丁韪良影响很大。而当1839年，英军隆隆的炮声使遥远的中国 “外部城墙”轰然倒塌，丁韪良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决定来此一探究竟。
丁韪良和哥哥及各自的妻子在海洋上经过143天的航行，1850年4月到达香港。从冬季漫长、寒冷而干燥的印第安纳来到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城市香港，这群年轻人都很兴奋，马上利用短暂停留的时间四处探访，丁韪良早晨出门去攀登海拔两千多英尺的维多利亚峰，这种亚热带气候的山和故乡的山风格迥异，他被“似乎一直延伸到山顶的地毯般的绿色草地”迷惑了，以为很好爬，走到近前才发现那些草地很快变成了覆盖了各种植物的陡峭悬崖，他不得不脱掉皮鞋，攀援而上。
这对兄弟本该被分配到澳门，但由于澳门唯一的长老会传教士去世，无人带领，丁韪良兄弟被重新指派到宁波传教点。澳门毕竟是从17世纪作为通商口岸而渐渐繁荣起来的城市，宁波则是历史深厚的传统中国城市，这样的分配让他们有了深入体验中国社会的机缘。
乘舢板的海途
在香港短暂居留后，哥哥S. N. Martin选择乘客轮去宁波，而丁韪良为了尽可能了解中国情况，选择乘坐舢板。等待航船时，他们乘坐着一艘小汽轮沿珠江溯流而上，访问广州。广州的一位传教士哈巴安德在这里迎接，他们一行人坐着一条“由一个大脚女人摇橹的小船”，穿越密林般的中国式帆船，前往哈巴安德的家。丁韪良初见中国水上家庭，颇为好奇，他这样描述道“这条船其实是个住家，一家人挤在后舱里，前舱甲板上铺着干净的垫子，还插着花”，他还发现生长在船上的孩子与众不同：“出生在这些船上的婴儿深谙水性，据说他们第一次被扔进水里时就会游泳，但是为了防止意外，他们的背上绑着一对竹板，以便其父母能随时把他们从水里捞出来。”
当时即使是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广州，也甚少见到洋人，所以当他们上岸时，有一大群人围着他们喊“蕃鬼，蕃鬼！杀头，杀头！”当丁韪良从惊慌中定下心来，开始打量周围的环境：在暑天完全被凉棚所覆盖的街道实在狭窄无比，路面铺着石板，街上因悬挂形形色色的招牌而显得琳琅满目，招牌上的汉字符号具有图画的效果。这是他对中国城市街道的最初印象，同样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将城区团团围住的石头城墙、偶尔一见的宝塔、两条大河以及远处隐约可见的白云山。
他们的海上航程不停地在中途城市停留，他也顺便拜访当地西人或传教士，他在厦门、福州停留过，还在许多小地方也逗留一下。在丁韪良眼里，厦门是一个繁荣的港口城市，他还拜访了鼓浪屿，这个小岛在他当时游玩时还没什么人，而后来成为外国人的居住区，建起各种漂亮的别墅。后来，他们的船驶入了闽江，向北直奔福建省的省会福州。他评价福州“是中国最干净和建设最好的沿海城市之一。”在福州，他坐着轿子在城墙顶上走了一圈，并幽默地写道“我对骑在别人脖子上的方式深为反感，然而十英里的徒步旅行使我消除了原有的顾虑”。
在福州渡过了愉快的一周后，他又继续海上的航行。但出海第一天他们的三桅帆船就遇上了风暴，船上的主桅杆“咔擦”一声被狂风刮断，船被迫折返福州重装桅杆。终于，他们在1850年6月26日抵达宁波。至此，他们在海岸线附近的大小岛屿中穿梭而行，整整花去了35天时间。虽然旅途艰辛，却真真实实看到了中国沿海城市、乡镇的风土人情，留下了很好的最初体验。
宁波·在浙江省的游历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2年，最初10年是在宁波度过的。他在《花甲记忆·对宁波的最后印象》中说：“宁波，我在这里找到了毕生的友谊，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中国知识，也写出了一些我最好的作品。”确实，在宁波，他详细考察了中国的文化、民俗、经济、宗教、军事，广泛接触官员、士大夫、市民、农民、游民等各阶层中国人，学会了清朝官话和宁波话。
宁波，这个坐落于宁绍平原、依山靠海的小城，也给了丁韪良很好的认识中国的机会——作为“五口通商”城市，宁波开埠很早，较为开放，而宁波又是积淀深沉的历史古城，在这里能够接触到传统中国文人、官员，老百姓，附近还有村庄、小镇，既有山峦，又有海岸线，沿着大运河，还可以轻松去往杭州、绍兴等城市，是个了解中国的好起点。
他在宁波待了十年，在他的教会里他是个异类——偏不肯住在城外的教堂，而要租间房子住在城市里。深入民间使得他很快熟悉了宁波的大街小巷，传教之外，他开始在宁波附近进行了一些短途旅行。去周围的乡村，既为了传教，也为了欣赏风景——有时他会沿着一条晶莹澄澈，可供小船航行的溪流漫步；或是走入青翠的群山，山坡上覆盖着高高的杉树林，不时夹杂着一簇簇呈羽毛状的毛竹。这样的风景在浙江省内司空见惯，但对从印第安纳来的年轻人来说却是新奇又新鲜的。他的另一次旅行是去奉化，他这样描述“那儿好斗的山民据说还对洋人深怀敌意，就连我的汉语老师鲁先生也不敢陪我去”，但他以自己惊人的适应能力，竟然在奉化郊外一个木结构的、年份在800年左右的古庙里安顿下来，甚至还在古老的贡院、村里的始祖庙和戏台上讲起了福音。丁韪良还去了杭州，归途中，他探访了绍兴城，并将这座城市和威尼斯比较：“运河变成街道。船只是普通的交通工具。”
他对历史、文化甚感兴趣，来中国之前，丁韪良已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他自认为自己很有语言天赋。的确，他也被认为是最快学习中文的外国人之一，他很快学会了宁波话，不久甚至开始用宁波话传教。语言的通畅使得他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他在传教之余阅读儒家经典，并且不放过拜访任何具有文教意义的历史遗迹，去过“绍兴城外一英里左右的大禹陵”，那里有一块石碑用蝌蚪文记录了大禹的功绩；还游览雪窦寺，认为雪窦寺的瀑布“堪与美国的约塞米蒂瀑布相媲美”，还去过许多其他名山古刹。
对于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来说，中国南方的夏天酷热难当。所以夏天找地方避暑是不错的选择。莫干山、庐山都曾成为在华西人的避暑胜地，而当时宁波的传教士们常去的避暑胜地之一是舟山群岛的定海，在那儿他们除了能够吹到海风之外，还能经常洗海水浴。有时他还会携着妻子去普陀岛上躲避一阵子。在他的描述里，“普陀岛周长约有九至十英里，其中最高的佛顶山高达三千英尺。在面对海滩的寺庙里，有一座高大的殿堂，殿内的柱子上雕刻着飞翔的巨龙。”“这里是佛教圣地，就像古时候的艾欧纳和如今的圣山那样，它完全是僧侣的领地，当地妇女不准以任何借口住在岛上。然而这一条戒律并不适用于外国人。”
然而，当时的度假不似今天，而是充满惊奇和冒险。1855年，他们在普陀山的度假曾经遭遇海盗，结果海盗听说他们是传教士，同意放走他们，还送给了他们一盒茶叶。
对于当时传教士来说，中国是个神秘莫测之地，他们也能找到各种奇奇怪怪的方式来享受他们在这片神秘土地的日子。有位传教的女士因为不愿离开学校去海边避暑，经常爬上九层高的宝塔顶端，坐在那里，呼吸海边吹来的清风，度过漫长的午后时光。丁韪良也有个爱好，就是在城墙上骑马——这种看起来“大不敬”的活动在他眼里是正得其所——宁波的城墙有二十至三十英尺高，周长六英里，用巨大的花岗岩块筑成，因时间久远而呈灰色，城墙顶部开阔，正适合骑马，他有时就雇了清兵的马，在城墙上来回驰骋。直到晚年丁韪良仍然非常怀念他在宁波的日子，认为他在宁波度过了一生中最容易感受新鲜事物的十年，并称宁波是一个“尽管缺点很多，但我爱你始终不渝”的城市。
北京时光
但宁波溽热的天气让丁韪良和他的孩子都觉得有些身体不适，短暂去美国休假后他决定去北京。1858年丁韪良给美国使团担任翻译时，曾经去过北京和天津。他很喜欢北京的气候，并希望把宗教带进古老帝国的心脏。
1960年，丁韪良去往北京，先是借住在一个寺庙里，后在卫三畏（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和一位官员帮助下租下房子，作为自住并开办家庭教堂。和宁波相比，北京作为当时中华帝国的首都，有更多政治和文化上的意义，他这样描述北京“北京居于两座呈抛物线形状的山脉焦点上，一座山脉与蒙古高原擦肩而过，向东延伸至渤海湾，另一座则从西北高原向南延伸大约四百英里，到达黄河沿岸。它们层峦叠嶂，就像绿色海洋上翻滚的波涛。”
这时的北京只有少数外国使馆人员和传教士，如赫德、蒲安臣、卫三畏、施约瑟、德贞、艾约瑟、包尔腾等。他们经常去西山和八大处避暑，据丁韪良称这是“京师附近最美丽的山谷”，“现在这些庙宇逐渐衰败，善男信女逐渐少了，因此寺僧也乐意把宽敞的客房租给外国人，以获得较好的收入。”西山的三山庵是美国公使馆的避暑胜地，英国使节则居住在“灵光寺”附近。丁韪良很喜欢中国式的庙宇，“兴建它们的和尚都有很高雅的情趣。登临其上，一切都豁然开朗，可以远眺远处群山环绕的巨大平原，偌大北京城及其闪闪发光的宫殿是最引人注目的。”
他趁着在北京的时间，周游北京名胜古迹，长城、天坛、雍和宫、汉白玉桥、清真寺、十三陵、黄寺、大钟寺、小汤山温泉……他认为除了天坛之外，最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色莫过于京城殿宇里的汉白玉桥和郊外颐和园的万寿山。在汉白玉桥上可以欣赏到各种美丽轻盈的东方建筑，而在万寿山上则可以俯瞰美丽的昆明湖。
他和京都文人士子关系甚好，因此还得以参观国子监，而长城更是常去之处。在十三陵，他看到“陵墓的神道上排列着人形和兽形的各种巨大石雕。明朝皇帝永乐的陵墓要比其他皇帝的规模更为宏大，中国人用从暹罗购买的柚木来施工，就像所罗门王从黎巴嫩取得雪松木一样。”
开封寻犹太人后裔
当时有传言河南开封有个犹太人居住社区，丁韪良对此非常感兴趣并前去考察，顺便参拜孔墓。
1866年2月2日，丁韪良从北京出发，花了四周时间在中国的中原地带穿行，然后渡过了黄河、沿着大运河和扬子江来到上海。那时，这条路是欧洲人从未涉足过的道路。
犹太人的居住地开封距离北京450英里，丁韪良租了一辆两头骡子拉的板车，把行李和一个仆人安置在车里，自己则骑着马，在旁边紧紧跟随。他要寻访的在中国的犹太人据说在古代就来到开封，是17世纪被耶稣会教士发现的。1850年，麦都思博士曾派遣一个中国基督徒使团来到这里，劝说了两个犹太人来到上海。但直到丁韪良的旅行，欧洲人已经有两个世纪没有到过那里了。
到了开封，他好不容易找到了“有以色列血统的人。”这里一共有七个犹太人家族，他们的教堂年久失修，却没有维修的钱财。他们也不会说希伯来语了，祖先的风俗和礼拜仪式也已经失传。屈服于现实的压力，把圣殿的木材和石头都用于自己遮风避雨之需了。丁韪良从他们手里得到两本极珍贵的希伯来文经卷。但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开封犹太人已成为族系中的"孤儿"，不出五十年将会被完全同化。事实印证了他的预言。
离开开封府后，他向东北一直行走，花了八天时间，最终到达曲阜。他记述到道“这八天里我两次渡过黄河，行走的路线基本是沿着黄河的新河床。”他描述自己看的黄河的感觉“我首次看到黄河的时候非常失望，河流蛰伏在两岸之间，流量不到长江的二十分之一。正是干涸期，水位很低，艄公用竹篙就可以来回撑渡。面对它，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面对的是东方最主要的河流。只有那些巨大的堤坝才使得我意识到它的地位。”
曲阜的孔墓则位于城外，由一条两旁种满雪松的林荫道相连，这条大道叫做“神道”。丁韪良在参拜孔子时遇到一群年轻人向祖先之灵行礼，门房请他到旁边庭院去呆一会儿，直到典礼结束再进去参观。院子里森森的柏树使得他很受震撼，“尤其是其中有一棵据说是圣人亲自栽种的，已经有两千年之久”。另一个院子里有各种碑林，都是由皇帝竖立起来的，有些甚至可以上溯到汉、晋、魏，这些古老的石碑时光磨蚀了它们的外表，字迹已经模糊。他还参观了藏书楼，他描述道“这里并没有贮满书籍，相反却成为无数鸽子的栖息地。”
丁韪良为在华西人中笔锋颇健的一位，他曾担任《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写了不少文章，介绍蒲安臣使团、黄河、开封犹太人、北京同文馆、同治大婚等等。 作为西方世界广泛认可的“中国通”，他的著作是当时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大途径，他的旅行通过著作，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1880年，他出版了自己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翰林集》。后来又陆续出版了《汉学菁华》《花甲忆记》《北京之围》《中国之觉醒》等书，其中最后一本完成于1907年，其时，他在中国所度过时光已经超过六十年，也就是一甲子。
在他的著作中，他夹叙夹议，将自己的旅途融入对中国历史地理的分析评论之中。1916年12月7日，丁韪良在北京去世，此后他被葬在西直门外的传教士墓地中，与他的妻子葬在一起。作为一个在中外交流舞台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交流者，他并没有留下太多照片，亦没有留下多少遗物——他的很多书籍和笔记，在义和团事件中被毁。但是他的一生，无疑将中国和世界拉得更近。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超过了60年，期间历经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民国建政等重大历史变迁。他曾长期担任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新学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使他有意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然而，丁韪良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他究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这个问题迄今还存在着很多争论。有学者直指丁韪良是“反动的美国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最为人所诟病的两件事是：其一，参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两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其二，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始终致力于给美国政府提供带有分裂色彩的政治建议。
大中华联邦帝国 篇3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大书，书名很长，英文版译为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Tartary,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Korea and Tibet；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Natural as well as Civii)of ThoseCountries，一般简称为《中华帝国全志》。编著者名叫杜哈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是巴黎的耶稣会士。此人非等闲之辈，一边担任“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忏悔师的秘书，一边负责统筹在华耶稣会士的工作，1711年至1743年间还编印过被称为“18世纪关心中国的人无一不读的书”——《耶稣会士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的主要根据就是这一类发自国外的传教士通信，它成为了当时欧洲人的中国知识的总汇，该书有四卷，共三千余页，分述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经济、民俗、特产、教育、科技、文学等等，又节译了四书，五经、诏令奏章，戏曲、小说以及医卜星相之书。此书在法国出版后，立即引起英国出版家的重视，次年即有英文节译本，1738年和1742年又先后出版了两卷全译本。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里称该书是“由一位从未离开过巴黎的人所编撰的关于中国的最好的书”；约翰逊博士也撰文称之“丰富、精确和真实”，“毫无疑义超过了迄今已出版的所有同类著作”，还断言“后来的旅行家不管有多勤奋和聪慧，也不可能增加太多新内容”。总之，该书成为了18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从此，来自不同国度、有着不同身份和观点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引出自己所希望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