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综述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综述（共5篇）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综述 篇1

土地制度直接决定着农民的收入和预期, 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民收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 劳动是财富之父。”[1]农村土地制度是中国农业中最重要的制度, 同时也是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此, 认真分析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 追寻其变化脉络, 排除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中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不断推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一、中国农地制度的演进过程

1. 土地改革时期——农民土地私有制。

在解放前, 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土地私有制, 土地大部分是归地主所有, 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以及其他人口只占有20%~30%的土地, 而人口占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80%的土地。这样的土地制度安排, 使得土地高度集中, 在农村生产力水平还处于低下的情况下, 难以保证土地的生产效率, 同时更加剧了社会矛盾, 土地问题成为了社会矛盾的焦点。1950年冬至1952年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指导下进行土地改革, 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 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具体办法是以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 依法将没收或征收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除归国有的部分外, 由乡农协会接收, 按人口统一、公平、合理、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

从产权角度看, 这次的土改, 农民获得了集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于一体的“单一产权结构”, 是比较完整的排他性产权, 其产权归属是农民个体。通过土改, 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 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2. 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这个阶段的土地制度改革目标是将农民分散的家庭经营

变成集体统一经营, 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化三个阶段来实现。1953年12月, 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开始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初级社阶段, 原来是个人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变为了集体共同使用, 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仍是归农民私人所有。1956年开始大规模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 在高级社阶段, 社员除保留自留地 (占全部土地的5%) 外, 土地及其他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1958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向了高潮, 取消了自留地, 自此, 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 并由公社统一经营管理。

这个阶段的土改, 土地产权由农民个体所有变为公社集体所有, 完成了土地产权的重大变化。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平均”却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同时, 也和当时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配套, 规模化经营不仅没有使农业产量增长, 反而使农业产量的连续下降, 广大农民生活困顿。虽然后来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进行调整,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公有化程度太高所带来的“搭便车”现象, 但由于偏离了农民的意愿, 也脱离了农业发展的需要, 这些调整无法从根本上革除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端, 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的基本问题。

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

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 实质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 将土地经营使用权下放给农民, 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农民虽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却拥有了土地的经营使用权, 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配置生产要素, 交足国家留够集体剩下的是自己的, 有了对剩余农产品完全的支配权和处置权, 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 同时, 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有很高的激励和很低的监督成本, 克服了农业生产队“搭便车”现象。

这次的土改形成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农村土地产权结构, 农民拥有了土地的经营使用权, 相较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模式, 家庭经营模式更符合这个阶段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激发了过去长期被压抑的生产潜力, 使得农副产品的产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很快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 为之后的推进城市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

2008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于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2]。

这个阶段的土改, 允许和鼓励农民将土地经营权流转, 发展现代农业。伴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加大, 中国农业进入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时期, 允许土地流转, 不仅使农民能够实现既省心又增收的愿望, 更重要的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 提高农业生产率, 实现农业生产的全面升级, 从而掀开了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

二、农地制度变迁的启示

1. 农地制度改革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从建国以来的农地制度变迁历程来看, 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地改革, 就能解放农村的生产力, 促进农村的发展, 反之, 则阻碍农村的发展, 带来农村长期处于发展停滞甚至后退的不利影响。农地制度改革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完善生产关系, 改革不适应的农地制度。

2. 尊重农民选择是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

农地制度变迁的历程表明, 改革是与广大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就明确指出:“产权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对资源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3]农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也是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 产权的变迁带来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 涉及到千千万万农民的切身利益, 因此,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要始终尊重农民的选择。建国初期进行的土地革命和初期的合作化, 尊重了农民的选择, 从而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后期的互助组织与初级合作社, 促进了农村的发展。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不是农民的选择, 而是国家为农民作主做的选择, 在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农地制度中, 农民只不过是一个“劳动力”而已, 从而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这次的改革本身就是农民进行的伟大创新, 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前正在进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同样要尊重农民选择, 保护农民的利益, 这样农民才具有改革的勇气和活力, 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智慧, 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3. 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农业的规模经营应当同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技术革新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结合。随着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极大提高, 机械化生产出现端倪, 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及大中城市郊区, 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进入到了追求规模经营效益, 缩小工农比较利益差距的阶段, 因此, 在这些地区, 应积极地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发展现代农业。

4. 改革农地产权制度。

(1) 未来土地改革要清晰土地产权归属。在土地的相关法律中, 对土地所有权的归属, 也就是农民集体所有, 定位是不清晰, 使得在土地征用过程中, 农民集体没有话语权, 大肆侵害农民利益, 引发了征地问题和矛盾。同时产权不清晰, 也阻碍了土地的流转。因此, 未来土地改革中必须明确土地的产权, 这也是目前学者们呼吁最多的[4]。 (2) 构建合理、有序的农地流转机制。土地作为农村最重要的资源, 应进行合理的流转, 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 也是发展现代农业、进行农业规模经营的需要。加快农地流转的市场化进程, 培育专门的农地流转中介机构建设, 建立起合理的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调整相关的政策、法规, 减少对农地流转的种种限制, 加强流转所需的各项经济、法律环境建设。

5.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在目前的土地流转过程中, 普遍存在农民即便外出务工了, 也不愿意放弃土地, 造成农村田地紧缺与弃耕并存的矛盾, 主要的原因是农村的社会保障缺位, 长久以来土地扮演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功能。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 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 必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消除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使土地资源实现资产化和有效利用, 给农民带来增收。有步骤、有重点地将在城市已经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到农村去, 逐步建立“广覆盖、低水平”的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

6. 改革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从农村有效释放出来, 导致农地关系矛盾尖锐化。因此, 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使农村劳动力能够自由迁徙、就业, 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和机会, 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也是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5]。

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今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任务还面临许多难题, 借鉴历史经验, 可以提高我们制定政策的预见能力, 以尽量减少制度变迁的失误和代价。当下, 中国农村面临着新发展机遇和挑战, 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摘要：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从私有到公有, 最后演化为集体所有基础上的家庭承包经营, 并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在农村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宜的农地制度, 分析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程, 为当前的农地制度改革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启示

参考文献

[1]秦剑军.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嬗变[J].经济问题探索, 2011, (2) .

[2]罗重谱.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J].地方财政研究, 2009, (3) .

[3]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5.

[4]乔军.1978年以来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及启示[J].攀登, 2011, (4) .

[5]樊兴丽.城乡二元体制对农地制度创新的路径约束分析[J].理论观察, 2012, (8) .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综述 篇2

一、先秦时期的土地公有制———井田制

中国古代实行过井田式的土地公有制,先秦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春秋以前的文献《周礼》有此记载,战国时期的作品如《孟子》、《司马法》等都有有关井田制的记载。《周易·井卦》上记载“改邑不改井”,有人解释为水井的井,其实应该是井田的意思,即《周礼·小司徒》所说的“四井为邑”的井。从字源字义方面来看,也是如此,甲骨文中有些田字写成“井”字形,表明殷商时期的确有这种制度。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对土地制度颇有研究,在《孟子·腾文公》中有关井田的记载有如下几处: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借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表明,孟子希望糅合助法、彻法,再加上圭田的规定,及对余夫的处理,形成一个新的土地公有授田制度。虽然因为史料的原因,论述比较简单,但是这个时期时间跨度较大,孟子在论述土地制度时特别强调了“演变”这个观念。孟子提出曾发生演变的第一点就是公有土地授田额是随着农民耕作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提高的。50 亩、70 亩、100 亩就是这种演变的过程。

助法和彻法是上古井田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土地授配方法。前者有公田,后者无公田。前者以八家农户为一单位,集体配授土地,后者以每一农户为单元,个别配授土地。但很多史学家往往不能把两种制度区分开来,经常将其描写成一种土地制度。事实上,助法和彻法的土地规划方式也是不同的。根据《司马法》,井田的划分是:“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周礼·小司徒》中记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韩诗外传》中也有:“方里为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的描述。

井田制是三三制加上四四制的规划原则。彻法因为不受“井”字形的约束,以百亩为一单位,故采用自然的十进位制。《周礼·遂人》篇记载:“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种土地规划就是所谓的阡陌制度。其典型的规划方法是以南北横宽百步乘东西纵长一步为一亩。如果东西纵量一百步,就是一陌,也就是一百亩地。如果南北再横量一千步,便是陌的十倍,即得千亩,称为阡。所以阡陌制的土地规划是助法演变为彻法之后的产物。至于助法是在何时演变为彻法,则很难考证了。连孟子也不敢肯定,他在回顾上古土地制度时,先是说商助周彻,但后来又发现“虽周亦助”也。大概说来,西周初年还是实行了助法的井田制。有学者认为大约到了周宣王才首创彻法,因为有“宣王即位,不藉千亩”的说法。

助法一旦改为彻法,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就加速了。其一,没有了八家公耕的公田作为公有土地的象征,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的单一化,使之更加清楚明晰。其二,在彻法下以家为授田单位,也没有易居换田的必要,每人可能终身只授一次田,长期在这块土地上耕作。这样其实就很接近私有财产制度了。彻法的不断改进为以后赋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孟子试图恢复古制,设计了一套混合土地制度:助法行于野,彻法行于国中,一并恢复。可惜大势所趋,这种古制最终逃不掉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秦商鞅变法,改革土地制度,使土地私有得以合法化,从此土地可以公开买卖,土地私有制逐步建立。

二、秦汉时期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笔者在上文已经提到过,在战国时期由于彻法制度的演进,很多公有地在授出之后实际上已经变成私有土地,只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而已。到了秦孝公,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私有土地合法化,私人正式取得政府认可的土地所有权。从此以后,土地私有制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虽然各个朝代也有各种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数量远远少于私有土地。在公元485-780 年这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因为实行均田法,使私有土地为主的制度发生了变化,私有土地范围大为缩小。到了唐朝中叶,这种制度逐渐废弃,全国范围内又恢复了以私有土地为主流的制度。

土地私有产权,原则上应该包括自由使用权、自由买卖以及遗赠的权利。不过有的朝代对于上述产权的行使曾多少设有一些限制。土地买卖,自秦汉开始已经是公开而合法的,但是还是有学者不承认这个时期有土地私有制。两汉的史料中提及土地买卖的事情很多,例如:《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相国强贱买民田宅”。《汉书》卷五八,《卜式传》:“式入山牧十一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后汉书》卷一四,《马防传》:“皆买京师膏腴美天”;卷一八,《吴汉传》:“妻子在后买田业”;卷五二,《崔骃传》:“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

土地所有者将田产遗赠,也是从秦汉开始就有记载,《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曾记载王翦向秦始皇要求:“请田宅为子孙业”;《汉书·卜式传》也有记载:“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这就是自由转移产权的例子。以后各个朝代留传下来的私家析产书阉书等文件颇多,充分证明了田产遗赠权的存在。

土地买卖或转移时,双方立有契约,以证明产权的转让与归属,这也是自汉代以来的惯例。目前发现的汉代地券有以下数项:建元元年(前140 年),武阳王兴圭买田铅券。建元三年(前138 年),宏光等人买地砖券。地节二年(前68 年),巴州杨姓买山刻石。光和七年(184 年),樊利家买地铅券。中平五年(188 年),房桃枝买地铅券。建安三年(198 年),崔坊买地铅券。

这些契券表示汉朝的法律和习惯已经十分重视私有土地产权。当土地转让时双方都要订立契约,标明土地的方位和价格。这说明汉朝时期土地买卖已经相当普遍,各项有关私有土地产权的制度已经比较完善。秦汉时期,土地制度在不断演进过程中最终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这一土地所有权制度一直影响中国土地制度近两千年。

三、汉至明清的土地制度变迁

从西汉初年至清朝末期,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出现了限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多种土地制度,这些土地制度安排并没有脱离土地私有制度的大框架(除了前篇提到的在公元485-780 年间实施均田法的时期)。换句话说,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是在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框架内变迁,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结构是相对稳定的。

西汉是中国土地私有制度建立的初期,因此对土地私有制的评价相对保守,对地权分配不均的事较为敏感。后来汉哀帝实施限田政策,不过限田政策限定得过高,因此没什么实际意义。在王莽政权时期曾一度恢复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但是当时政府手中的国有土地有限,而强令将土地收归国有,当然会引起强烈的反抗,结果就造成了“农商是也,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最后王莽也不得不承认失败,重新肯定土地私有权,之后虽然没有人再试图实施土地国有的激烈做法,但是限田的建议还是不断有人提出。

西晋司马炎平定东吴后,订立占田法。有关占田制的史料记载不够详尽,因此学术界对历史上的这一土地制度争论极大。有关占田制的记载,主要见于《晋书·食货志》的一段简短描述: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锦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第九品十顷。

西晋的占田法与三国的屯田制及后来北朝的均田法不同,占田法并不要求土地国有化,而是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并没有提到土地的还授,其他晋代的史料也未言及土地还授的事。因此,可以认定占田法基本上是肯定土地私有制的,不过在私有制下政府要平均地权,也就是采取限田的办法。在占田法中还规定了“边郡”、“远地”、“极远地”的不同待遇,从这里可以看出,占田法是要在全国推行,并不是一种地区性的局部土地制度。事实上,占田法是为实施课田法而制订的一种辅助性法规,其目的在于方便政府推行新的赋税制度。占田法和课田法最终都没有得以很好的实施,到了东晋初期基本已经废弃。

北魏时期实行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土地制度类型,“是晋以后最重要的土地制度变革,也可以说是自秦废井田以后两千年内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北魏至孝文帝时已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为了解决土地利用和分配的不合理问题,大臣李安世上疏孝文帝,提议,清查户口,将境内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力多寡分配给农民。于是孝文帝在太和九年(公元485 年)下诏实行“均田法”。现摘录如下: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篇详尽的土地制度立法,从摘录的内容里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其一,均田法的首要目的是使耕地得到合理的配置,不至于留下大片荒田,也不能让土地过分的集中。其二,均田制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化。北魏政府把因长期战乱而遗留下来的无主荒地,产权不确定的土地,以及有主的私有土地一概收归国有。不过均田法也没有完全放弃土地私有制,还是制订了类似限田制的相关法令,人们可以通过土地买卖来维持法令所限定的私有土地数量。均田法的基本原则是地尽其用,因此男女的授田额是不同的。

在均田法实施的三百年中,其弊端日益暴露,它本身也在不断变质,最终瓦解。导致均田制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内的耕地面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从唐朝初年,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到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的一百多年间,全国户数从380 万户增加到900 多万户。尽管统计数据不够精确,但是人口增加的趋势是不可否认的。到了唐朝中叶中央政府和各地节度使都极力扩张屯田和营田,同时还设立了很多属于中央政府或皇室的官庄。官庄与中央政府经营的民屯及营田性质接近,但也有许多区别。官庄召民耕种没有强制性;官庄生产多样化,除生产粮食谷物,还有其他物品;而且官庄是纯经济性的。官田的经济效果因管理好坏而不同。五代时期的周太祖就很了解国家直接经营农业生产的弊病:帝在民间,素知营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配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万余。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从中可以看出,将官田分配给农民之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这也充分证明了私有土地制度对农业耕作者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换句话说,私有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

北宋建国后为了抵御北方的契丹,设立屯田制,专门由屯田史掌管(赵冈、陈钟毅,1981),且宋朝时期一直采取“不抑兼并”方针,因此土地越来越集中,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达,当时占全国百分之六、七的地主,拥有全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乌廷玉,1992)。

屯田即是官田,因此赵冈认为宋朝时候的官田比重是上升的,也即国有土地的比重增加了。但是岳琛(1990)认为,宋朝推行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大土地私有制得到迅猛发展。显然,二者的观点是相悖的,而乌廷玉(1992)的研究似乎可以解释这个疑惑。乌廷玉在其著作《中国租佃关系通史》中引用了下面两段文字:《欧阳文忠集》卷五十九《原弊》记载:“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宋会要辑稿》中《食货》二《营田杂录》绍兴三年条记载:“太尉武成感德军节度使充江南东西路宣抚使韩世忠言:今相度欲先将建康府管下根括到近城荒田,除户绝田一面措置耕种外,其有主而无力开垦者,散出文榜,限六十日许人户自陈顷田,着实四至。如情愿将地段权与官中合种,所用人户牛具种粮,并从官给……庶几不致荒闲田亩,军民两有所济。”

上面两段文字,第一段是描述大土地所有制的,而第二段显然是描写政府进行屯田,把土地收归国有的。很明显,岳琛将土地集中与土地私有制搞混淆了。笔者还是比较认同赵冈的观点,在宋朝土地国有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南宋时期,官田面积空前扩张。

明代在前朝的基础上官田面积又有所扩大。据《明史·食货志》载,弘治十五年时,官田占全国土田1/7,这个数远远超过宋朝时的官田比例。按这一年全国所有土田数422 万顷计算,官田共有60 万顷,这个数已经比明初时大为减少。洪武年间仅军屯的总面积就有893000 余顷。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官田减少的趋势更为明显。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 年)7.842 亿亩耕地中,民田为7.014 亿亩,官田为0.8282 亿亩,官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1%。到了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5 亿亩,其中民田为5.243 亿亩,官田为0.257 亿亩,官田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6%。清朝中后期延续了这种国有土地比例减少的趋势,因此土地私有制度是当时的主流。

四、明清永佃制的产生和发展

永佃制是中国土地制度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非常重要的一种产权制度安排(租佃制度)。永佃制中农民的永佃权通常称之为“田面”或“田皮”,即农民所取得的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在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地主相对于土地只有所有权,即“田底”或“田骨”权,他们只是有权收地租,不准任意撤佃。

乌廷玉(1992)认为,永佃制萌芽于南宋,在元朝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到了明朝,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永佃制。永佃制的产生缘于佃农在耕种土地时投入的大量成本,取得永佃权时佃农应得的报酬。另外,定额租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永佃制的发展,到了清中叶,特别是江南地区,永佃制已相当发达。赵冈(1981)总结了永佃制度产生的几个原因:其一,主客双方为提高租佃制的稳定性而签订长期租佃契约;其二,明朝诡寄田产及投献行为的产生;其三,世仆或庄仆制的出现;其四,业主对本来贫瘠土地大力改造,形成沉没成本;其五,押租制的出现。

一旦永佃制成了惯例,地主就把土地的产权分割为两部分,然后将永佃权卖给佃户。因此,在永佃制下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分离的,这种土地产权分割的现象是中国租佃制度的特色之一。永佃制下由于土地合约的长期稳定性,可以提高佃农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其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善生产条件,从而可以促进农业绩效的提高。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永佃制是比较先进的一种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在永佃制下佃农已经享有一半的土地产权,实际上佃户已经是“半个自耕农”。永佃制还限制了地主的权力,地主拥有的土地产权已不完整,他们对佃农的控制力也相应的减弱了。永佃制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这一点是之前分益租制无法比拟的,实际上这对中国当代农地制度创新具有借鉴意义。

五、结论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综述 篇3

1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

将我国经历的历史阶段依据马克思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理论, 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半殖以及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可以将这些阶段归纳为旧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与新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制度。

1.1 旧中国土地制度变迁

旧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包含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半封社会的农村土地制度。

1.1.1 原始社会, 主要是原始群和氏族制度的时代。

(1) 原始群时期土地一般都是实行公有制, 大家共同拥有, 成员们完全没有占有思想。 (2) 到氏族制度时期, 加强了人们之间的占有思想, 只有在氏族的内部才实行土地公有制, 一起进行耕作, 实行平均分配原则。

1.1.2 奴隶社会, 主要是以国王为核心的土地国有制。

土地上的一切甚至包括奴隶的本身都归奴隶主 (国王) 所有。耕地也分为公田 (共同耕作) 和私田 (自家耕种) , 然而不管是哪个, 都没有所有权, 只具有使用的权利而已。随着生产力逐渐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耕种私田, 公田反而一点点荒废了, 导致国家收入减少, 最后开始实行土地改革, 允许买卖土地, 一点点实现了土地的私有化。

1.1.3 封建社会。

从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 共经2 000多年的封建农村土地制度。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主要有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私有制以及自耕地小私有制。

1.1.4 半封半殖社会。

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前, 我国一直处于这种半封半殖的社会时期, 当时我国农村土地依然是分拣土地所有制占绝大部分。

1.2 新中国土地制度变迁

新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其实就是指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农村土改制度。

1.2.1 自1949年10月到1952年12月,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迈入土改时期。

自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开始进行土改制度, 抛弃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把土地分给农民, 实施农民土地所有制。然而, 小土地私有制形式因为规模小, 在生产中也出现很多问题甚至没有办法进一步推动农业的发展生产。

1.2.2 从1953年1月到1957年12月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走进了合作互助的土地制度。

(1) 具有临时性和季节性的简单劳动互助; (2) 常年累月的互助; (3)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这一过程土地依然实行私有制, 但是通过互助形式加大劳动成果, 提高生产力。直到1956年基本完成初级合作化。

1.2.3

在人民公社时期, 彻底否定了家庭经营是农业的载体, 实行公社所有制, 将所有的土地和所有生产资料全都归公社无偿拥有。

1.2.4 家庭联产承包制, 是我国农村经济变革的新起点。

早在1978年就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到1982年这种责任制就大致覆盖了全国, 承认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在1983年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 给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肯定。在1984年到1999年之间, 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趋于成熟。

2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脚步,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顺应了时代发展需求, 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通过生产资料的重新配置进行的土改, 使我国长期受压迫劳苦大众逐渐成为国家新时期的主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主要从绩效和经济学分析, 同时又受哪些条件制约。

2.1 绩效分析

(1) 土地制度的变迁给我国带来十分重大的经济效益。 (2) 减少土地制度变迁成本, 让人们从思想上发生改变。 (3) 在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 为我国作出工大的贡献。

2.2 经济学分析

(1) 有关土地制度的变迁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而由于这一变化产生的外部利润又引起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 (2) 依赖典型路径, 进行土地制度变迁, 一旦离开特定历史, 摒弃路径, 会抵抗这一变迁路径的依赖。 (3) 符合时代发展需求, 依据我国农业自身的特点、要求采用农业家庭经营方式。

2.3 条件制约

(1) 生产资料公有制。 (2) 非正式制度。 (3) 农村所有人与土地关系。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有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经济学研究还没有结束, 有很多工作都非常有研究价值, 它吸引着更多的工作者的关注。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为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继续努力。

摘要：制约农村经济、农业发展的基本制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农村土地制度。其主要核心就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制度的合理直接影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实现。本文通过对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进行分析, 展开经济学视角下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探讨。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韩德军, 朱道林.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进化博弈论解释[J].中国土地科学, 2013 (7)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综述 篇4

一、我国农村土地存在的历史性问题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划中处于重中之重的问题, 包括农业、农村、农民, 虽然这三者侧重点不一样, 但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 在处理和解决农村问题时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而在这三个问题当中, 始终贯穿其中的就是农村的土地问题。

1. 土地的零散化经营

这其实也和我国的基本自然地理国情有关系。我国以平原为主, 人口众多, 自古以来就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 以家庭为单位, 以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 完全或主要依靠劳动者自己的劳动, 独立经营小规模农业, 以满足自身消费需要。但是这种只靠自给自足的方式经营规模小, 生产条件简陋, 缺乏必要的积累和储备能力。并且生产经营模式老套, 老旧, 技术难以革新, 也缺乏必要的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重农抑商的思想也长时间地禁锢人们, 阻碍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导致现如今仍有很多地区的土地是零散化经营, 只靠一家一户, 没办法进行高效率高产出的大型机械化生产。

2. 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缓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农业土地的产权不清导致的经济利益问题。从改革开放前的地主土地所有到土改后的公有, 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里的农民享有使用权, 土地身上的权利在不断改变, 但是农民从中享有的利益并没有随之增长。除了产权界定不清, 还有土地承包权利的不断更变, 使得农民对于土地的投资也没有十足的信心, 怕集体或者组织会随时收回土地, 对土地的投入降低也减少了土地的应有产出。

3. 土地征用问题

拥有土地的农民免不了贫困很大部分上是由于权利贫困。就土地而言, 农民与组织或者集体签订的合同得不到保障, 可能会任由另一方单方面撕毁;公家对于土地征用的态度理所应当, 只留给农民一小部分赔偿金, 转手就把土地以高价卖给了房屋开发商。农民土地权利的法律保障太过缺乏。

二、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由于农村存在以上诸多亟待解决的土地问题。我国政府也进行了多次土地制度改革, 以期改善土地现状。

1. 小农生产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作为最基础的产业, 一直是最受人们关注的民生问题。农业建立在广袤的土地上, 因此土地制度一直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1949年我国刚建国的时候, 先是进行了土地改革, 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 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调动了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随后为了巩固公有制, 实行了农村合作社, 这时土地虽然仍是农民私有, 但已经改成了集体统一使用的形式。由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 强调集体生产, 农民吃“大锅饭”, 因此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农业产值大幅降低, 农业情况亟待改善,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2. 家庭联产承包制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后,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逐渐深入人心。就在这时,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户最先开始实行了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 “保住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这种生产方式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即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 农民可以在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 对土地自我管理和生产、分配及经营。比起之前的改革, 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对土地的使用权, 多劳多得的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 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又一次大高潮, 成功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3. 土地流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具体的做法是在不改变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 把股份制引入土地制度建设, 建立以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股份合作制, 让一部分农民获得股权后可以从事别的产业;另一部分农民可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三、土地制度变迁给农村带来的效益

周业安曾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一文中提到中国的改革从表面上看, 制度变迁几乎都是组织之间互动引发的外部规则, 但是在调查了大量的案例研究结果后发现, 在其背后, 实际上是自发形成的个体或者特定组织之间演化出来的内部规则。诺斯在1994年的时候曾提出, 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句话在中国的农业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由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土地制度不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不能给农业劳动力提供激励, 也就会在制度演变中退出历史进程。而改革之后的联产承包制则改正了这一缺陷, 农民个体的收益增多使得他们获得了激励, 他们也就会由一开始自发的利诱性质的改革转变为自觉性的制度变迁, 并且出于理性人的经济动机, 农村土地改革对于利益的追求是有益的, 因此这种制度便很快地在全国大范围蔓延开来。而且之后的土地流转制度给了农民股份, 也将一部分有思想的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从事第二、三产业, 从副业中获得更多的财富, 加快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四、土地进一步改革的建议举措

1. 应该明确土地的产权问题

根据科斯定理, 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 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 那么, 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 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 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合理高效地配置土地资源, 将集体、个人、组织等界限明确对于进一步实现农业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2. 农业用地法律法规的正规化

为了避免再出现单方面撕毁关于土地合同等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发生, 加强法制监管、强化法律约束的作用很有必要。在国家1号文件的不断强调下, 与农业相关的国家利益机关应该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私有化;在地方上也应该不断推进县级机构改革、乡镇体制改革与实践, 并且加强农民组织化。

3. 对于农业征地的相关管理

有关当局应该严格执行农业征地的举措并实施监管, 不能滥用权力、强行征地;也可以将农业用地划分不同级别, 对不同级别的土地征地采取不同的补偿措施, 实施真正的“因地制宜”。其实不管采取何种措施, 都是力图实现农业土地资源的利益最大化, 提高农民的权益, 因此将农地市场化改革才是最终的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的制度变迁很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与农民生产积极性。这也使得人们开始思考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抛去资源、技术、人口等等因素, 制度在监督和激励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将土地的产权和所有权给予了很明确的界定, 使得土地资源、农业人口资源都得到了较合理的资源配置, 并且所产生的激励约束效果起到了正效应。而且我们也可以借鉴世界上与我国土地资源等国情大致相似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地制度改革经验和教训, 只要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 坚持土地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变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样的制度变迁方式是我们应该大力推广的。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经济增长应该要使得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就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不能保持一致时, 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阻碍的副作用。因此, 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关系, 如果使其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保持一致, 就能恰如其分地展现其内在经济爆发力。

参考文献

[1]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兼评杨瑞龙的“中间扩散型假说”和“三阶段论”[J].经济研究, 1999 (01) .

[2]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J].经济研究, 2000 (05) .

[3]傅晓霞, 吴利学.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02 (04) .

[4]王志成, 史学军.制度变迁与中国改革[J].经济学家, 1998 (05) .

[5]白俊超.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案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 2007 (07) .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综述 篇5

一、基于不同利益者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路径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 学术界对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过激励讨论, 近几年更多学者倾向于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实践中总结规律, 以指导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 学者们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趋势有不同观点, 从不同利益者的角度出发对未来政策选择做出不同判断。陈剑波 (2006) 研究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关系, 认为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条件下, 土地集体所有是既有的现实选择, 这就使集体所有治理结构中存在的委托-代理关系, 随着农户经济结构的转型正成为农村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刘守英 (2008) 从农户角度考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 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因不同用途沿着不同的路径演化, 农村土地制度无论是地方创新还是政策和法律的制定都朝着强化土地物权和以农户为主体的市场交易方向发展;钱忠好, 徐美银 (2009) 则更重视利益主体尤其是农民的认知, 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是经济当事人利益驱动下选择的必然结果, 变迁路径遵循着总交易费用最小化, 这就意味着需要减少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 尊重当事人尤其是农民的认知, 应采取微观主体为农民家庭、宏观主体为国家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董栓成 (2008) 则更重视制度经济学中理性政府的作用, 认为理性政府可以令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更有效率, 中央政府和农民应该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主张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应采用“国有永佃权制”。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该从哪个利益主体角度出发, 在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意见, 因此寻找科学的出发点和路径是目前的关键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并非一蹴而就, 在诱致性因素和强制性因素的作用下, 几经更替, 最终形成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 也构成了目前农村土地制度的根基, 故研究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选择必须是建立在掌握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否则将会面临失败。而无论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致性变迁都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 而利益主体博弈策略的选择都是依据各自的效用改善做出的, 因此研究各利益主体的效用影响因素, 和各因素影响程度的大小显得非常必要。

文章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的四方效用作为被解释变量 (Yi) , 而其影响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Xij) 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旨在检验四方利益主体效用与其各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函数关系。而各影响因素的选择主要参照已有文献。

二、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中各利益主体效用函数模型构建

(一) 变量选取

本文所研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四方利益主体的效用都属于离散型变量, 选取Logistic回归模型, 以数据可获性和指标实际意义为依据, 本文各被解释变量和对应解释变量的选取如下表。

中央政府效用Y1的四个影响因素中, 用第一产业产值X11表示中央政府收益, 因为根据中国土地制度特点农村土地为中央政府创造的效益还是以第一产业为主, 分别用地方政府效用X13和农民效用X14表示地方政府和农民的满意程度, 两变量均为离散型变量, 国家稳定X12也采用离散型变量形式;地方政府效用Y2的三个影响因素中, 用地方财政收入X21表示地方政府收益, 因为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土地的收益主要来自乡镇企业的税收, 这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 分别用中央政府效用X22和农民效用X23表示中央政府和农民的满意程度, 为离散型变量;农村基层组织效用Y3的二个影响因素中, 分别用地方政府效用X31和农民效用X32表示地方政府和农民的满意程度, 为离散型变量;农民效用Y4的二个影响因素中, 用农民纯收入X41表示农民收益, 用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X42表示农民保障。

(二) 数据说明

模型中, 离散型被解释变量四方利益主体的效用数据是根据农村土地制度变化及相关政策变化取值的, 当各利益主体的效用改善时取值1, 效用没有改善取值0;离散型解释变量国家稳定是当国家遇到较大动荡或战争时认为国家不稳定, 取值0, 没有动荡或战争认为国家稳定, 取值1;为了排除建国以来各时期物价水平变化对数据的影响, 本文选取的产值或收入数据都利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除了价格因素影响。本文的连续性变量数据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财政统计 (1950-1991) 》。

(三) 构建Logistic模型及统计结果分析

1. 中央政府效用模型。

本文建立的中央政府效用模型, Chi-square为13.996, Nagelkerkerke R2为0.411, -2 Log Likelihood为28.726a, 模型拟合理想。另外, Sig.为0.00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 应拒绝零假设, 认为所有回归系数不同时为0, 解释变量的全体与Logit P之间存在线性关系, 说明采用该模型是合理的。四个解释变量中, 第一产业产值在0.1水平上显著, 但是概率系数为负, 说明第一产业产值的提高不能促进中央政府效用的提高, 因为建国初期中国农村土地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保障工业化积累, 近期农村土地主要以保障粮食安全为主, 因此从历史角度看国家对于农村土地的战略并不以追求第一产业产值最大化为主。农民效用在0.01水平上显著, 概率系数也为负, 说明在农村土地制度上农民效用与中央政府效用密切相关, 但变化趋势相反, 主要因为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历史变迁为主。国家稳定和地方政府效用两个变量对中央政府效用影响不显著。

2. 地方政府效用模型。

从检验数据上地方政府效用模型拟合的比中央政府效用模型要好。三个解释变量中, 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效用分别在0.1和0.05水平上显著, 但概率系数均为负, 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农民效用的提高不会促进农村土地对于地方政府的效用的提高, 说明了中国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征用农村土地获得预算外收入的事实, 这既不能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也不能增加农民效用。而中央政府效用对于地方政府效用影响不显著, 这与中央政府效用模型的检验结果吻合。

3. 农村基层组织效用模型。

从统计检验结果看, 农村基层组织效用模型拟合也比较理想。两个解释变量地方政府效用和农民效用分别在0.05和0.1水平上显著。但概率系数均为负, 说明在农村土地上地方政府效用和农民效用与农村基层组织效用成负向变化, 这正说明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代表的农村基层组织收益被地方政府和农民占用的事实。

4. 农民效用模型。

从检验数据上看农民效用模型拟合也非常好, 可以看出农村基层组织效用的LogitP与二个解释变量成整体线性关系。两个解释变量农民纯收入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分别在0.01和0.05水平上显著, 其中农民纯收入的概率系数为正, 说明农民纯收入增加可以促进农民在土地上效用的增加;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概率系数为负, 说明土地的保障功能并不能促进农民效用增加。

三、结论

通过对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各利益主体效用的计量经济分析得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基层组织这三个利益主体的效用最大化获得都与农民满意程度显著相关, 可以证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必须充分重视农民权益, 历史上, 什么时候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就获得了制度变迁的巨大成功, 而什么时候违反或忽略了农民权益, 就阻碍了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规律, 阻碍了制度的发展。因此, 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也要将农民权益放在第一位, 才会获得成功。

参考文献

[1]徐美银, 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J].江苏社会科学, 2009, 3.

[2]于建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的制度分析[A].蔡继明, 邝梅.论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