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百年变迁交通

中国民生百年变迁交通（共3篇）

中国民生百年变迁交通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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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赴美留学的百年变迁

从清代120位留美幼童到20多万留美大军，中国学生赴美求学历经160多年，已从精英化留学转为平民化留学。

“我们一定要赢（Win）！因为我们有闳（Wing）！”19世纪5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园里流传着这样一句加油口号。

“闳”即指容闳（粤语发音Yung Wing），“中国留学第一人”。1847年，容闳与同学黄胜、黄宽赴美求学。7年后容闳学成归来，并从此致力于西学东渐，开创了最早的中国留美教育事业。

如今160多年过去，昔日“筚路蓝缕”的求学之路已经成为了一条开阔大道。当人们正在为今日留美学生低龄化趋势担忧和探讨时，那些中国留美学习的“先驱们”彼时也不过是孩童模样。

大清留美幼童多出身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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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大批官派留**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1871年，清廷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联名上奏清政府：“挑选聪颖幼童赴美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次年起到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了120名10岁至16岁的幼童，分四批赴美留学，留学计划长达15年。

当时，美国还是国人眼中的“蛮夷之地”。因此这些留美幼童，包括带队的容闳在内，大多出身贫苦。临行前，幼童赴美需要家长签字画押。其中幼童詹天佑的父亲就在保证书上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这句“生死各安天命”并非徒来的悲情。据记载，留美幼童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但他们因为用功过度，加之身体单薄，常常病倒。其中就有3人积劳成疾，客死美国。

早期的留美选拔遵循“少而精”的原则，用李鸿章的话说，需选拔“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纭者”。这些幼童被选出后，还要再经考试选入预备学校学习中西文化至少一年才能赴美。到了美国后，他们每周都需要用文言文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就会被先生打屁股。

但即便学业紧张，留美幼童中亦有能文能武者。一位耶鲁大学教授曾在自传中记述了他的中国同学：“这些男孩子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我们玩的资料来源：教育优选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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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式滑冰场上技术更是超群……”

可惜的是，由于清政府唯恐这些留美幼童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对儒学孔教失去兴趣，1881年夏，清政府将这些留美学生全部撤回。留美幼童计划随之夭折。

近代中国官派留美生百里挑一

留美幼童回国后，逐渐在外交、教育、矿业、铁路等各领域显现出非凡的才能。他们中出现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华大学最早的校长唐国安、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批留美学生中，许多人还在对外抗击侵略战争中奋勇当先，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据学者统计，在各类反侵略战争中，殉国的留学生有8人之多。

留美幼童之后，美国由于经济危机出现了一股排斥华工、华人的逆流，中国学生留美教育此后十几年间陷入沉寂。

直到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采纳了国内传教士和学者有关“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的建议，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学生赴美留学。中美双方约定：从1909年起，头四年中国每年选派留学生赴美，人数不少于100名，第五年起每年选派50名，直至1940年“退款”用完为止。

这促成了中国学生留美的第二次风潮。

史料记载，“庚款生”都必须进行严格的考试。以1909年8月的选拔为例，本有630人准备前往美国留学，但经过初试和复试之后，只选拔了包括梅贻琦（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在内的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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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帝国清华学堂正式建立。从此，庚款留美人员的选派和培养便进入了正规阶段。但不变的是，对官费留学生的资格要求依然严格，甚至越来越严格。

不过民国时期，随着官费留学生的竞争日益激烈，自费留美人数大大增加，因此留美学生家庭出身较好尤其是来自中上层文化富裕家庭的比例逐渐上升。

在当时“学习科技，实业救国”思想的推动下，庚款留美学生大多选择了学习理工农医，以及工程技术，他们归国后对中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影响十分深远。例如他们中涌现了经济学家马寅初、气象学家竺可桢、桥梁专家茅以升等杰出人才。

赴美留学门槛30年来逐渐降低

中国留美教育的第三次高潮始于八年抗战结束后。数据显示，1948年在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总计2710人，分布于全美45个州。翌年，留美学生又增加了40%，学生多达3797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批战后留美学生较之以前留美学生，有一些明显的特点：受教育程度大为提高，研究生人数占全体留美学生的半数以上；年龄从17岁到41岁不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选择文科类的留美学生增加等。

但战后留美学习热也只持续了较为短暂的时期。随后而至的东西方“冷战”和“文革”几乎切断了中国人与外界的联系。

时间蹉跎而去，留美教育的转机与中国转型同步：1978年改革开放。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留美政策逐渐放宽。1982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公安部等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打开了人们自费留学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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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对公派留学做了制度化、系统化规定的同时,又对自费留学再次做了肯定。这时的自费留美已经可以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

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刘亚伟选择于1986年赴美留学，直到被美国夏威夷大学录取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美国大学录取没有体检这回事。而当时在国内高考中，由于刘亚伟眼睛近视，被所有外语类院校拒之门外。

近30年来，赴美留学的门槛再次被降低，如2003年国家又提高了公派留学资助金，并废除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政策。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青睐也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显现出来，尤其是近些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高校对中国学生招生力度不断加大，以前的签证难等问题逐渐变得容易起来。

从精英化转向平民化

从2010年起，中国留美学生超过15万人，占到了美国全部留学生的18.5%，从此成为美国接收海外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地，而留美人数连年来还在激增，现已突破了27万。这其中，自美国2010年开放中国的中学生到本国读9-11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

三、高

一、高二）的签证后，次年便有6000多名小留学生涌入美国。

美国《纽约时报》比较后发现，2013年至2014学年，中国学生在美国高校留学生增量中的比例已接近60%。这意味着，“每3名留学生当中就有1人持中国护照”。同时，中国留学生变得“更年轻”还有一明证：十年前，超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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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美中国留学生为获得研究生学历而来，时至今日，本科生与研究生的比例接近1：1。

一位曾经的“老”留学生认为，年轻学子赴美求学具有天然的优势，比如语言学习能力整体更强，生活条件更好使得学习压力小，性格较之上一代人更活泼开朗。

“我1985年到美国时，政府资助的公费生，都是挑选出来的优秀人才。自费生则必须有美国公民的‘经济担保’，必有‘海外关系’，就像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所描绘的，都需要自己打工谋求生活和支付学费，相当艰辛。”他回忆道。

当然，也有人担忧，由于缺乏申请奖学金的压力，一些中国留美学生势必不会如之前的留学生般勤奋刻苦，学术成绩表现也就自然良莠不齐了。

但在一些教育学研究学者眼中，中国留美教育从精英化转向平民化，体现了中美民间交往的深入，未来赴美留学只会“更便利化”。而经历了30年飞速发展的留美教育后，国人对留学美国的认知也相对成熟起来。其中的一个表现是，中国留美学生如今在专业选择、发展选择上呈现更加“多元化”的趋势，表现出理性和务实。

“金融危机之前，到美国留学的学生中很多都是选择商科，现在我跟申请人面谈的时候有很多留学生要学护士、营养方面的专业，甚至是飞行的培训等各种各样的专业都有了。”2009年，时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金珠倩接受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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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百年变迁交通 篇2

关键词：医师制度,卫生制度史,卫生政策史

今天, 我们将依法从事疾病预防与治疗活动的人员统称为医生, 书面语谓之“医师”。其实回顾过去的一百年里, 医师这一概念在不同时期曾有过迥然不同的内涵。早在明代, 太医院作为皇家医疗机构, 不仅要照顾王公贵族的健康, 还要承担起对年轻医生的教育、培养工作。太医院每三年都要大考一次, 成绩一等者称为“医士”, 二等者称为“医生”。到了清代, 太医院内设教习所, 负责医学生的培养, 学制三年, 学习期满并经考试合格, 才可取得“医士”资格。清末民初, 由于西方医学在我国尚不普及, 因此“医士”主要是指中医师;随后“西医东渐”蔚然成风, 中西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并立格局。为了加以区别, 人们在医士之外, 引入“医师”一词, 借指经西医院校学习、毕业, 并采用西医诊法的专业技术人员。“医师”这一称谓, 由此进入人们视野, 医师准入制度的帘幕, 也由此缓缓拉开。[1]620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医师制度

医师与医士并行是民国初年及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医师制度的特点。“医士”指经传统家学、师承习医并取得行医资格的中医, 而“医师”指经西式医学教育毕业, 采用西法诊疗的西医。北洋政府为了同时规范医师、医士的执业活动, 同一日颁布了《管理医师暂行规则》和《管理医士暂行规则》, [2]528这两部法律最显著的差异体现在申领医师 (士) 执照上, 因为当时尚未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资格考试, 所以无论打算从事西医还是中医, 都只需满足一定条件, 即可申领相应执照。如《管理医师暂行规则》规定, “凡年满二十岁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均可申领医师执照, (1) 国内官、公、私利医科大学及医学专门学校医科毕业, 领有毕业文凭, 经教育部核准注册或给予证书者; (2) 在外国官、公、私利医科大学及医学专门学校医科毕业, 领有毕业文凭, 或领有医术开业证书, 经教育部核准注册或给予证书者; (3) 本规则为颁布前, 在外国人私立的医学堂肄业三年以上, 领有毕业文凭者; (4) 外国人曾在各该国政府领有医术开业证书, 经外交部证明, 认为适于执行医业者。”《管理医士暂行规则》相应规定“凡年满二十五周岁,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皆可申请医士执照, (1) 曾经各该地方警察厅考试及格, 领有证明文件者; (2) 在中医学校或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 领有毕业文凭者; (3) 曾任官、公立医院医员三年以上, 确有成绩及证明文件, 并取得给照医师或医士三人以上之保证者; (4) 有医术智识经验, 在本规则施行前, 行医五年以上, 有确实证明, 并取得给照医师或医士三人以上之保证者。”除此而外, 两部法律的规定大体一致, 另外, 政府规定“凡采用西法之医士, 得适用医师规则”, 即对中医采用西医之诊疗方法做出了明示许可。[3]248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医师制度

医师为主, 医士为辅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师制度的特点。1928年6月奉军退出关外, 国民党革命军进抵北京军事告终, 15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全国统一宣言;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南京, 公告东北易帜并名义上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 北伐成功全国统一, 标志着北洋政府的结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到来。1929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颁行《医师暂行条例》, 该条例大体延续了北洋政府时期《管理医师暂行规则》的内容, 由于没有相应地出台针对医士的立法, 一时间中医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4]依据该条例“任何人如欲开展诊疗活动, 皆需符合条例之要求, 即年满二十岁, 并符合如下条件之一, (1) 在国立或政府有案之公立、私立医学专门学校以上毕业, 领有证书者; (2) 在外国官立或政府有案之私立医学专门学校以上毕业, 领有毕业证书, 或在外国政府领有医师证书者; (3) 外国人曾在各该国政府领有医师证书, 经外交部证明者; (4) 经医师考试及格, 领有证书者。”由于传统医学的培养模式以家承和自学为主, 所以当时的中医很难依据该条例, 取得行医资格;因此该条例受到了全国医师联合会的抵制, 并于公布次年改称为《西医条例》[5];于此同时, 石瑛等二十九名委员认为《西医条例》专为西医而设, 而对中医却缺乏相应立法, 特别提出了《国医条例原则》九项, 后改称为《中医条例》正式公布。《中医条例》规定“凡年满二十五岁且同时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 经内政部审查合格, 给予证书后, 得执行中医业务, (1) 曾经中央或省市政府中医考试或甄别合格, 得有证书者; (2) 曾经中央或省市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 (3) 在中医学校毕业, 得有证书者; (4) 曾执行中医业务五年以上者。”对比《管理医师暂行规则》和《管理医士暂行规则》, 不难发现《中医条例》、《西医条例》不过是民国早期医师立法的翻版, 只是将医士、医师改称为中医、西医而已。[6]

1943年9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医师法》, 《中医条例》、《西医条例》同日废止。《医师法》最大的成就是将中、西医同时划入医师这一概念当中。依据该法, 医务人员只需通过考试或“检核”即可获得医师资格, 并享有平等的地位和诊疗权利, 不在区分中医、西医, 实施无差别待遇。同年11月, 南京国民政府再次颁布《医士暂行条例》, 医士一词重回人们视野。《医师法》颁行后, 某人如欲获得行医资格, 需通过考试或“检核”;而《医士暂行条例》则专为无需通过考试, 亦不必满足“检核”要求之人士从事医务工作而设。依据该条例, 作为医师制度的补充, “医士”只需经卫生署审核即可开展诊疗服务, 但“医士”不得使用“科学医之器械、药品和注射疗法”。至此民国时期医师制度定型, 直至覆灭, 不再有变。[7]

三、建国初期的医师制度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 百废待兴。1951年5月1日, 当时的政务院卫生部于同一日颁布了《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中西医对举的立法模式再一次回归人们的视野。较以往不同的是, 《医师暂行条例》第一次将医师区分为医师和临时医师两种;于此相对应, 中医师也被区分为中医师和临时中医师。依据《医师暂行条例》, 某人如欲从事医师职务, 需先在国内外公立或私立医学院校学习四年以上, 并获得毕业证书, 经大行政区卫生部审核, 由中央政府卫生部颁发医师证书。对于未经医学院校学习, 但能通过中央政府卫生部组织的医师考试, 或在《医师暂行条例》颁布前, 已通过省级政府卫生部门组织的考试并获得证书者, 也可以申领医师证书。[8]303《中医师暂行条例》的规定大体与此相当, 如规定在公立、私立中医院校学习四年以上, 持有毕业证书者, 经大行政区卫生部审核合格, 由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中医师证书;同时规定, 通过中央政府卫生部组织的中医师考试合格者, 可申领中医师证书;另外, 在《中医师暂行条例》颁布前, 已通过省级人民政府卫生部门组织的考试并通过者, 也可申领中医师证书。[9]除此而外, 对于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 但不符合申领医师、中医师证书条件者, 《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师暂行条例》也对他们的法律地位予以相应确认。依据《医师暂行条例》, 某人如已完成国内外公私立医学院校三分之二以上课程的学习, 同时连续执业一年, 只要有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 即可申领临时医师证书。同时, 在申领临时医师证书后, 如连续两年执业无明显过失, 可申领医师证书。[10]依据《中医师暂行条例》, 在公私立三年制中医学校学习并获得毕业证书者, 经大行政区卫生部审核合格, 发给临时中医师证书;获得临时证书后, 如连续执业两年, 无显著过失, 即可申领中医师证书。总体看来, 这一时期的立法, 确认了包括医师、中医师、临时医师、临时中医师在内的四种执业资格。临时 (中) 医师的执业要求显著地低于 (中) 医师, 二者在证书颁发主体, 执业资格限制上存在着显著地差异;同时, 两种制度之间又存在着一个合理的衔接, 在获得较低层次执业证书后, 通过一段时间的执业训练, 只要无显著过失, 即可申领较高层次的执业证书。

因中医师的培养方式以师承为主, 建国初期全国范围内并无太多中医院校, 这也为中医从业人员开展执业活动设下了障碍, 同时因《中医师暂行条例》中有关于中医师不得使用化学药品配方及施行注射的规定, 客观上也在中医师和医师之间设置了鸿沟, 不利于中医学工作的展开;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颁发《关于废止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 称“中医师暂行条例, 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 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的损害, 特此宣布废除。”随后数年, 对中医师的管理主要是参照《医师暂行条例》或直接依据政策执行, 少有专项立法。[11]

四、现行医师制度的确立

1998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颁布, 作为医师职业的基本法, 《医师法》的颁布标志着统一医师制度的确立。《执业医师法》不在将医师区分为医师或中医师, 而统称为“医师”, 并且严格区分为考试和注册两个不同阶段, 所有医务人员都需先通过考试, 再经注册, 方可开展诊疗活动。依据参考者学历不同, 将医师资格考试区分为“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两种, 本科以上学历者可直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而专科或者中专学历者则只能先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至此, 医师制度在我国定型, 延用至今。

中国矿业史百年变迁 篇3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近代矿业的迅速发展，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开始引进科学的普查找矿方法与地质科学理论，有目的地开展矿产资源的地质调查和开采，这一工作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以1949年为分界线，两个阶段对于矿产资源的发现与利用，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有很大的差异。

第一阶段，清末到民国时期。主要是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初步进行地质矿产的调查。由于地质人员不多，国家战乱频繁，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等原因，直至30年代和40年代，才有所发现。比较著名的矿产有白云鄂博铁矿、淮南煤矿、攀枝花铁矿、贵州铝矿、云南磷矿、广西铀矿等。对于此前已经发现或开采的矿区，如大冶铁矿、长江中下游铜铁矿、山西煤矿、个旧锡矿、赣南钨矿、东川铜矿、湘黔汞矿和湖南某些金属矿产，也进行过勘查评价工作。玉门油矿为在抗战期间发现的中国自己最早开发的油田。与此同时，对新疆、陕西、四川的油田气田也进行过一些初步调查工作。而陕北油田的生产，在陕甘边区政府的主持下，1943年储量已提高到1921-1935年生产量的总和。

第二阶段，1949-1985年。在这阶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据有关资料，这一时期所发现的各类矿产150多种，矿区1.5万多处，探明储量的矿种达137种，其中包括能源矿产，黑色金属矿产，有色金属及贵金属矿产，稀有元素、稀土元素和分散元素矿产，特种非金属矿产，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产等。大多数矿产探明的储量可以满足工农业、国防工业和尖端工业的需要，有的还可以出口。

在能源矿产方面，发现于50年代的煤田有河南平顶山，四川中梁山，宁夏桌子山，内蒙古石拐子，淮北闸河，豫东永城，山东兖州、滕县、济宁、肥城，吉林舒兰，辽宁铁法、沈北、南票等；发现于60年代的煤田有四川渡口，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宁夏石炭井，河南禹县，甘肃华亭等；山东黄县、四川筠连、云南富源老厂等大型煤田发现于70年代；内蒙古东胜、霍林河、白彦花、元宝山、伊敏河、锡林郭勒、乌尼特、红花尔吉，云南昭通，新疆准噶尔、吐鲁番—哈密，陕西府谷，山西河东等大型煤田发现于80年代。

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自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之后，又相继发现了华北、大港、胜利、中原、辽河、江汉、南阳、川中、长庆、苏北、塔里木北、塔里木、准噶尔以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的油气田等。这些油气田的发现与开发，为中国的工业、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能源基础。

在原子能能源方面，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自从探明了广东南雄201矿，仁化211矿，四川若尔盖510矿等大型铀矿床之后，到80年代全国共探明了183个铀矿床，提交了12个矿床。中国大陆已有22个省区探明有铀矿储量。

在黑色金属矿产方面，已探明的铁矿有鞍山、本溪、冀东、攀西、白云鄂博、大冶、宁芜、镜铁山、五台、石碌等铁矿区。其中镜铁山、五台铁矿是50年代发现的。锰矿有辽宁瓦房子、贵州遵义、广西下雷等矿区。铬铁矿有藏南的罗布莎、藏北的东巧两大铬铁矿床。

在有色金属矿产方面，铜、铝、铅、锌、钨、锡、钼、镍、锑、汞等矿产，已探明的大型矿区有江西德兴斑岩铜矿，城门山、武山铜矿，铅山永平铜矿，山西中条山铜矿，安徽铜陵铜矿，云南东川一易门铜矿，西藏玉龙铜矿，青海德尔尼铜钴矿，黑龙江多宝山铜矿，湖北大冶一阳新铜矿等。铝矿有山西孝义西河底大型铝土矿，河南巩县、贵州修文及清镇、广西桂西铝土矿等。铅锌矿有湘南－粤北铅锌矿(包括凡口、水口山－康家湾、黄沙坪等大型铅锌矿)，甘南西和－成县铅锌矿，滇西兰坪金顶铅锌矿，青海锡铁山铅锌矿，江苏栖霞山铅锌矿，内蒙古狼山地区赤峰铅锌矿(包括狼山地区和张家口蔡家营铅锌矿)，四川会理铅锌矿等。钨矿有赣南西华山、湖南柿竹园、福建洛坑、粤北连平锯板坑等钨矿和钨锡矿。锡矿有云南个旧、广西大厂、广东银岩、滇西锡矿等。钼矿有辽宁杨家杖子、吉林永吉、陕西金堆城、河南栾川钼矿等。锑矿有湖南锡矿山、沅陵湘西、甘肃崖湾、贵州情隆矿等。汞矿有贵州万山、务山、丹寨、铜仁、黄平，陕西旬阳汞矿等。镍矿有甘肃永昌金川铜镍矿，新疆富蕴、哈密镍矿等。

以上这些金属矿产有些是古代或近代已发现，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开始进行地质工作，探明储量的。

在稀有、稀土金属矿产方面，稀有、稀土金属矿产是古代从未进行开采利用的，而为现代工业所不可少的新矿产。已经探明的有白云鄂博、新疆阿勒泰、川西北、福建南平等处稀有或稀土矿床。

在贵金属矿产方面，有胶东招远灵山沟、九曲、莱州、焦家新城、三山岛金矿，豫陕小秦岭及熊耳山金矿，黑龙江金矿，河南金厂峪、小营盘金矿，吉林夹皮沟金矿，广东河台金矿等：还有浙江银坑山金银矿、云南金厂镍金矿、金宝山铂矿、河南硬山银矿等。

在非金属矿产方面，有磷矿、黄铁矿、食盐、石膏、芒硝、砷矿、明矾石、石棉、云母、滑石、菱镁矿、石墨、玉石、高岭石等矿床。其中有名的矿产地，磷有云南昆阳、湖南襄阳、贵州开阳，以及湖南襄阳、四川绵阳磷矿；硫有甘肃白银厂、广东大降坪、安徽庐江及向山、内蒙古东升庙、广东英德等处硫铁矿等。

其他非金属矿产如盐、硼、钾(锂、镁)等矿，特种非金属矿产如金刚石、水晶、蓝石棉、石棉云母、宝玉石以及建筑、水泥等所需的非金属矿产，都取得了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