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变迁（共4篇）
行业变迁 篇1
雇主品牌 (Employer Brand) 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 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共同关注。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 良好的雇主品牌大多意味着不错的企业品牌。作为国内雇主品牌实践的先行者, 从2003年开始, 中华英才网针对就业群体展开了中国雇主品牌的调研。经过十年的调查实践, 中华英才网结合调研中的发现, 并在各界专家的指导下, 将“中国雇主品牌”界定为:企业在中国这一特殊人力资源市场的品牌定位和企业形象。其主要含义在于:一个企业在职业发展、工作环境、薪酬福利等方面对潜在和现有员工所做出的一种价值承诺;一种与产品品牌和企业形象品牌同等重要的企业品牌之一, 它是企业文化的一种表现, 与职场人士所预期的企业文化密切相关并支持企业文化。
雇主品牌从诞生到其日渐在人们生活中产生影响, 逐步成为求职者择业的又一“风向标”, 它不仅描述了当下人们求职观念的转变, 也见证了中国人力资源市场的变迁。
在当今人力资源市场上, 一方面是日益增长的招聘需求, 另一方面则是数量庞大的就业群体。但供求双方之间普遍存在着沟通难、匹配难等突出问题。从2003年到2012年, 十年的时间改变了中国整体社会大环境下的方方面面。
十年间的中国
供与求难以平衡, 已成为招聘双方的突出矛盾。求职者一方抱怨工作难找、好工作更难找的困局;而在各种大型招聘会现场、无数的网络应聘简历中, 雇主也同样面临着难招人的窘境。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类招聘尴尬的出现呢?这首先与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在近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社会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同时人们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及行为表现都伴随着社会全面和深刻的转型而转变。具体到人力资源行业的微观层面, 不论是求职者择业价值观、心态、就业偏好方面, 还是雇主经营管理策略、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方面, 还是全国各高等院校就业指导工作方面, 也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和发展。
十年间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
2003年到2012年间的中国, 度过了非常不平凡的10年。期间, 中国经历了汶川特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南方大面积雨雪冰冻灾害等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 经历了历史罕见的非典疫情, 以及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但是也正是在这10年, 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非凡的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3 2年, 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9%, 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的奇迹。其中, 1981年到1990年, 年均经济增长9.3%;1991年到2000年, 年均经济增长10.4%;2001年到2010年, 年均经济增长10.5%。可以看到, 近10年的年均经济增速比改革开放32年的年均增速高0.6个百分点, 比上述两个10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分别高出1.2个和0.1个百分点。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其国民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 与时俱进。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地区, 观念也就先进;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地区, 观念也就相对落后。当今中国国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已和十年前有了很大的差异。当然, 在求职择业这一方面, 现代人的择择业业需需求求也也因因此此发发生生了了巨巨大大的的变变化化。。
人力资源行业十年变迁
社会整体环境的变化, 带动了人力资源行业的发展变迁。从2002年到2012年, 十年间企业的人才观、品牌观都发生了许多改变, 使得企业和HR在人才招聘方面的态度和方式出现变化, 对行业的整体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1) 企业对人才态度的转变
从“人事部”到“人力资源部”, 企业对人才储备的态度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来源于人力资源管理意识和理论的变更。当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以后, 员工在组织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曾经作为生产资料的劳动力开始成为组织的一种资源。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人事管理也就开始向人力资源管理转变。另一方面, 组织越来越重视“人”这一稀缺资源, 重视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充分发挥每个员工的才能, 做到人尽其才, 以加强组织的竞争力。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人力资源”逐渐被中国企业界及政界所认识, 首先从广州、深证等发达地区开始将“人事部 (局) ”更名为“人力资源部”。
2) 中国本土企业人才观的转变
传统的人才观往往首先以学历、职称、资历等等客观条件作为评定人才或选拔人才的标准。而随着企业人才观的改变, HR越来越看重应聘者的知识层次和综合素质, 越来越看重应聘者实际的工作能力和经验积累。同时, 企业对于优秀人才的评价标准也日趋理性化。
有专家认为, 人才是人力资源市场最活跃的部分。一个人是不是人才, 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英雄不问出处, 用人不拘一格。真正的人才已不再被学历、出身 (国籍) 、工作经历而束缚。高学历的光环已逐渐被淡化, 真正检验人才的是市场, 是投入产出比。
而企业对高级人才的评判最有发言权, 因为它所使用的是市场机制的“赛马”形式, 不拘一格地选择人才。因为“赛马”是公开的竞争, 在统一的规则下, 哪匹马跑得快, 大家一目了然。用不着伯乐来“相马”, 是因为“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而且能够避免伯乐自身的偏颇之处。通过“赛马”机制“赛”出的人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真价实”。
人才新标准的确立, 也应符合国际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趋势。工业发达国家认为, 在竞争环境中, 业绩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业绩才能把“你”与其他竞争者区别开来。
上述做法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在人才开发不断向前推进的时代, 人才研究也应当与时俱进, 这其中当然包括对“人才”概念的再认识及以能力业绩为基础的新评价体系的建建立立。。
3) 跨国企业人才观的转变
十年之间, 那些在中国发展的跨国企业, 对待中国本土人才的管理策略也发生了变化。过去, 由于中国教育普及率低且发展不平衡, 高素质和专业化的本土人才匮乏, 跨国企业的人才争夺主要是在海外进行, 其中包括港台和海外华人。不过, 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 人力资源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可以看到, 跨国企业的本土雇员比例正在增加, 中国本土经理人也已成为在华跨国企业的高管主力。1995年, 在华跨国企业的管理层中仅有3%的本土经理人。而在十年后, 以3M在中国为例, 70%的管理高层已来自中国本土, 他们大多数已经任职10年以以上上。。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战略变革是对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变。过去, 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优秀人才, 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在中国以外接受教育, 并进入当地企业工作;在海外接受教育后, 在当地工作一段时间或者直接回到中国进入分公司;来自中国本土, 并在本本土土完完成成知知识识和和经经验验积积累累的的优优秀秀人人才才。。
跨国公司招收这三种人才的方式, 基本上可归于“资源掠夺型”。因为, 企业并没有参与到人才的初级培养, 而是与中国本土企企业业直直接接争争夺夺成成熟熟的的人人力力资资源源。。
不过, 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趋势进一步推进, 跨国集团在中国的战线也越来越广, 单靠“掠夺”人力资源已经不能够满足其需要。从长远来看, 在本地建立起成熟完善的人才供应链, 培养自己的“子弟兵”, 成本远低于高薪聘请“外来和尚”。
这是一种双赢的策略。一方面, 跨国公司可建立完备的人才供应链, 另一方面也给中国政府和本土企业带来了利好消息。当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中国成熟之后, 将会为本土企业的人才培养提供可借鉴因素, 或者, 可以直接为缺少财力但富有活力的本土企业提供高素质的成熟人才。
4)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从单一转变为复杂
不论是中国的本土企业, 还是看重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 当代企业已不再单纯只对如员工的专业知识等单一指标提出要求, 而是更加注重员工多方面的、复杂的综合素质。诸如员工动手能力、问题解决的能力、思考问题的方式、应对挑战和压力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以及不断汲取新知识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要求的能力等等。
这些观念上的转变可以从近年来企业在人力资源招聘管理制度上的一些调整窥见端倪:
现代企业与工业化时代工人的固定简单劳动不同, 出现更多的是节奏快, 变化快, 变化多, 一线工作人员不但要处理好本职工作, 同时也要在工作中发现并处理临时遇到的各项问题, 或能够主动对工作提出更好的意见或建议, 才能更得到企业的青睐。在服务类行业中尤其如此, 以至于很多企业在招聘人员时, 已经不是简单的考察应聘人员的专业知识, 而更多的是设置一定的场景以考察应聘人员的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此外, 求职者的学习能力也越来越受到企业方的重视。一方面, 学校中习得的知识有限、滞后, 使职场人需要长期的继续学习和积累;另一方面, 现代社会知识的不断快速更新, 新技术, 新发明不断出现并迅速被传播和应用。所以, 员工是否能够快速接受并吸收扑面而来的新事物, 进而不断学习新的知识, 也是当代企业方希望重点考察的方面之一。
与此同时, 企业方也由关注求职者的职业素质, 转向重视员工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个人的综合素质包括基本素质和职业素质两方面。企业所需要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各方面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求职者不仅需要有较高的职业素质, 其个人基本素质部分也逐渐受到关注。
行业变迁 篇2
在说明戏装店为何聚集在西草市之前, 需要说清楚的是西草市所在的宣南地区的戏曲环境。
首先, 宣南地区有独特地文化环境。宣南, 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 大致指的是两区合并前宣武区的范围。早年间说:人不辞路, 虎不辞山, 唱戏的不离百顺韩家潭, 说的是梨园行唱戏的名角住在八大胡同中的百顺胡同的和韩家胡同的多。乾隆时期, 四大徽班进京, 当时的四大徽班均落户在了宣南地区。最先进京的三庆班住进韩家潭;以后, 四喜班住进了陕西巷, 和春班住进了李铁拐斜街, 春台班住进了百顺胡同。据西城区首次摸底, 将这一数字提升到了112处。而这个数字背后所反映的是:绝大多数的京剧名伶居住在了宣南地区。像是辉煌时期的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均在此处居住过。
其次, 宣南地区有众多的戏园子。这和一项规定有关:清朝禁止内城开设戏园子。于是, 戏园子只能开在外城。外城的前门因与六部相近, 并且周围多会馆, 商人密集, 因此从这里开始蔓延。逐渐的, 处于外城的宣南地区戏园子多了起来。“自1910年至1935年, 天桥陆续建起戏园子20余家”。
众多的戏园子吸引着名伶、戏班在宣南地区演出、驻扎, 而越来越繁荣的演出市场推动着更多戏园子的修建、繁荣。于是, 宣南地区, 名副其实成为了梨园圣地。
二、西草市街前世今生
在西草市, 唯一的国营服装厂——北京剧装厂, 是整条街规模最大的制作戏曲服装的店面。文革后, 戏装厂的一些职工, 以及外来的一些做戏装的人员在此处聚集, 逐渐形成了西草市剧装一条街的局面。在辉煌时, 曾经西草市街东西两侧以及临前门大街的外侧街道均有许多订做戏装的摊位。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叶, 对前门大街、西草市大街进行了拆迁改造。原先临前门大街和西草市街西侧的服装店, 已全部搬走, 成为地铁8号线工地以及前门大街马路扩展后的一部分。并且即便是东侧, 东侧南段也已全部变为民居, 只有东侧北段聚集着戏装店。
西草市街自北向南, 有店名的戏装店为:三友戏装店、北京戏装厂、百花戏装厂、义丰剧装、久春戏装店、京艺中原、采韵戏衣庄、广安剧装、昌德艺苑、京徽宝戏装店、胜利春剧装、金穗坊。还有两家店并未标出店名, 合计共14家。
在这条街中, “久春”戏装店时间最久, 与“三顺”、“双兴”、“德光”并成为四大戏衣庄, 成立于清朝末年。之后被张济民”父亲盘下经营。1956年公私合营, “久春”归入戏剧生产合作社。上世纪90年代, 张济民夫妇让“久春”重新开张, 一直传到今天。
北京戏装厂是这条街最大的戏装厂, 也是唯一的国营戏装厂, 位于西草市胡同北口、半壁店与西草市交汇处。原先, 戏装门市店边上的楼房也为戏装厂使用, 但现已出租变为一个宾馆。在与西草市相接的半壁店内, 有北京戏装厂的办公人员, 并无戏装制作车间。
搬离西草市的戏装店, 一部分店面并未消失, 而是搬到了其他地区。比如桂记等几家店搬到了天桥地区。相比于西草市那边是有优势的。比如说在这附近有天桥剧场、德云社等演出场所, 而且天桥的知名度要比西草市的知名度高很多。和其他的传统艺术聚集在一起, 再加上政策的支持, 会带来更多的市场的。
三、西草市因何没落
毋庸置疑, 戏曲服装制作的手艺在走下坡路。比如做一件蟒, 确定了样式之后, 在蜡纸上画样子, 然后用特殊东西将图案刷到布上, 送到郊外或者外地的绣娘手中刺绣, 绣好后进行剪裁缝制。在整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便是刺绣这块。京剧服装用的是京绣, 现在做京绣的活, 无论是西草市还是北京其他地区戏装店, 大多送到郊外或者外地去刺绣。伴随着京绣老手艺第二代第三代人的相继去世, 出现了断档的现象。并且因为刺绣工期长、收益少, 越来越少的人从事这行业, 这门手艺在走下坡路, 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戏曲表演行业呢?戏曲服装从形式上有变化, 从本体上提升, 是因为有流派。流派都会有自己私房的行头, 好多服装都是根据流派传下来。文革后、八九十年代, 京剧萧条, 戏曲服装特别是京绣服装也会退化。京剧衰弱, 因为新的流派不再产生了, 京剧服装新的样式就没有产生。
新陈代谢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走过繁华时期的戏曲服装行业, 最终也会走向消亡。有人说让体体面面地走进博物馆吧, 这样能把辉煌留下。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时间会将辉煌的事发酵得更辉煌, 而那些辉煌之后的强弩之末, 终将留下的只是一个数字。我只能祈祷, 戏曲服装行业, 能像元杂剧、明杂剧一样, 虽然消失了, 但是为新的艺术形式产生充当一块强有力的奠基石。
摘要：位于北京市宣武区珠市口大街附近的“西草市”街, 由于独特的戏曲环境, 戏曲服装行业逐渐在此集聚, 形成了“戏曲服装一条街”。但是, 随着时代变迁, 这条戏曲服装街已逐渐走向了没落。本文以“西草市”街的变迁为切入点, 折射出现今的戏曲服装行业的现状, 以及分析现状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戏曲服装,“西草市”街,京绣,京剧
参考文献
行业变迁 篇3
一、政府规制的内涵界定
“政府规制”源于英文“Government Regulation”, 早期观点认为规制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努力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规制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卡恩在研究对公用事业的规制时, 认为规制是“对该种产业的结构及其经济绩效主要方面直接的政府规定, 如进入控制、价格决定、服务条件及质量规定以及在合理条件下服务所有客户时应尽义务规定等”。斯蒂芬认为, “规制指的是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 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决策。”
根据丹尼尔·史普博的定义, 经济学中的“规制”是指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关系决策的一般规则或特殊行为。他认为, “规制代表了国家的一种企图, 即改变原先控制市场交易的行政及法律制度框架”。“由于规制通过政策、通过消费者和企业同盟之间的互动过程来决定, 使规制一方面具有再分配的性质, 另一方面以市场失灵为其规制理由。”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植草益曾从一般意义角度对规制下过定义:“规制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经济活动主体进行限制的行为”。金泽良雄认为, 规制还可定义为国家干预, 其中包括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进行的单纯性限制行为, 还包括多种形式的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干预。
普遍认可的规制定义是施蒂格勒在1971年提出的:“作为一种法规, 规制是产业所需要的并为其利益所设计和主要操作的。”规制是国家强制权力的应用, 他列举了四项为产业所需而由国家提供的规制手段:直接的货币补贴、新进入的控制、对产业辅助品生产的鼓励及替代品生产的压抑、价格的控制。到1981年, 他又将规制的范围扩展到所有公共与私人关系中, 不仅仅包括垄断行业的反托拉斯政策, 还包括对要素市场的公共干预、举债和投资以及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销售或交易的公共干预。
二、西方国家垄断性行业政府规制的实践变迁
可以说有了市场经济就有了政府规制,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古典类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 西方国家政府规制的方式与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迁。
1. 英国政府的早期规制实践
英国的产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极大解放, 同时带来了企业与政府关系的改变。以英国的铁路运输业为例, 蒸汽机车的发明需要大量固定资本投资才能使之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而在当时的自由竞争市场下很难迅速地融资, 这引起了对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放任经济的质疑, 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科技成果在向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 如何筹集到巨额资金。就在这一时期, 英、美政府成立了规制部门, 就铁路运输中的资金问题、固定成本与沉淀成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1839—1850年间, 关于垄断行业规制的市场效果、生产者福利、消费者福利等问题被纷纷提出。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奠定了规制理论规范分析的基础, 同时也出现了规制实证分析的萌芽。
2.“新古典经济学”的规制实践
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1848年分析了伦敦煤气和自来水等自然垄断产业因竞争而导致崩溃的结果, 认为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 最好的政策是将该产业当做一项公用事业由政府经营或交给条件最好的企业经营。在穆勒之后, 1890年左右, 马歇尔把当时经济学的各种不同理论, 如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搜集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以边际效用为主导的“折衷的理论体系”, 这一体系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巨大。马歇尔的“外部效应”思想及其弟子庇古对这一思想的深化为规制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外部效应”思想说明了除自然垄断原因之外, 还存在着基于成本与收益分配不当形成的市场失灵, 庇古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税收或补贴形式进行政府干预的思想。尽管资本主义已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 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 传统的经济学仍把垄断当做“例外现象”, 这种理论与现实背离的做法极大地损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说服力。为改变这种状态, 张伯伦和鲁宾逊于1933年发表了一些理论, 试图填补“垄断例外论”的漏洞。
3.“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
20世纪30年代, 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给西方国家带来很大冲击, 经济急剧衰退, 市场机制对此无能为力, 资产阶级国家加强了以解决失业问题为目的的政府政策来干预经济生活。美国从1933年开始实施以凯恩斯主义与制度学派观点为基础的罗斯福新政, 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公用事业部门加强规制是其主要内容。新政对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实行联邦规制, 并成立了各种委员会规制相应的自然垄断部门, 特别对运费、电价等实行联邦规制价格, 这些措施限制了垄断部门赚取高额垄断利润, 促进了经济发展。以罗斯福新政为起点, 由于政府对垄断行业规制而带来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使经济学家对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产业进行规制普遍持支持态度, 这一阶段是规制规范分析大发展的时期。
4. 放松规制的实践趋势
放松规制是在原有规制政策导致腐败横行、规制成本增加、企业内部人浮于事、技术创新缓慢等严重问题基础上的自然选择。施蒂格勒一贯反对把政府所宣布的规制目标等同于规制的实际效果, 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研究主要揭示了规制的副作用很可能会与所期望的正作用形成共生, 甚至成为主要作用。1962年施蒂格勒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管制者能管制什么》, 通过对比受管制和不受管制的供电企业, 指出管制可能根本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其在《证券市场的公共管制》一文中, 讨论了一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 其分析结果支持了规制无用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以英国撒切尔政府为代表, 欧洲国家兴起了大规模的放松规制活动, 主要是通过激励性的规制手段, 提高规制的效率, 降低规制的成本。
梳理思考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有以下结论:由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引起一些经济学家对规制有效性的思考和对政府规制效率问题的质疑, 并通过实证研究将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结合起来, 通过研究规制对垄断产业产权配置的影响, 得出政府应该放松规制的主张,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亚当·斯密观点的一种回归。
三、西方学者关于垄断行业政府规制理论的演变
政府规制理论随着垄断规制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 体现为由规制强化到放松规制的演化过程, 围绕着政府规制的利益博弈问题, 我们可以对西方规制理论的主要流派和研究成果进行如下系统的梳理。
1. 规制公共利益理论
市场经济一般会在自然垄断、人为垄断、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等领域出现失灵情况, 在此情况下, 政府规制便具有潜在合理性, 规制公共利益理论产生的直接基础是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的存在。理查德·波斯纳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的前提条件陈述为:“一方面, 自由放任的市场运行特别脆弱且运作无效率。另一方面, 政府规制根本不花费成本。”在自然垄断情况下, 进入规制只允许一个厂商进行生产, 这符合生产效率的要求, 而价格规制能约束厂商制定出社会最优价格, 这符合资源配置效率, 所以对自然垄断的价格和进入规制有可能获得资源配置和生产双重效率。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况下, 增加对负外部性的税收征收, 补贴正外部性, 这都可能导致倾向社会偏好的资源配置状态。总之, 当市场失灵出现时, 从理论上讲, 规制有可能带来社会福利的提高。如果自由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和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不能产生良好绩效, 则政府应该规制市场以纠正这种情形。
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并非不存在缺陷, 这些问题主要有: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范分析的假设前提是对潜在社会净福利的追求, 然而却没有说明对社会净福利的潜在追求是怎样进行的, 对规制发生的论断并没有进行实证检验, 只是一种假定。施蒂格勒的研究表明, 规制仅有微小的导致价格下降的效应, 并不像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所宣称的规制对价格具有较大的抑制作用。即使对自然垄断进行规制, 实际上并不总能有效约束企业的定价行为。这个与公共利益理论规范分析相冲突的事实, 对公共利益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阿顿认为, 公共利益理论仅以市场失灵和福利经济为基础是不够的。除了纠正市场失灵之外, 政府还有许多别的微观经济目标, 在许多市场中政府期望规制介入, 可能与市场失灵关系不大。
2. 规制俘虏理论
与规制公共利益理论完全相反, 规制俘虏理论认为, 规制的提供正适应了产业对规制的需求 (即立法者被规制中的产业所控制和俘获) , 而且规制机构也逐渐被产业所控制 (即规制者被产业所俘虏) 。规制俘虏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不管规制方案如何设计, 规制机构对某个产业的规制实际是被这个产业所“俘虏”, 其提高了产业利润而不是社会福利。从规制的历史经验来看, 规制是朝着有利于生产者的趋势发展的, 规制提高了产业内厂商的利润, 经验证据导致规制俘虏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格雷通过研究得出, 原本为公共利益服务设计的程序被私人利益集团破坏了, 规制当局被利益集团收买和控制。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规制降低了竞争者数量, 提高了价格, 尽管有许多证据支持规制俘虏理论, 使之显得比规制公共利益理论更具说服力, 但仍有一些经验规则与之相矛盾。规制俘虏理论更像是一个“规制有利于生产者”的假设, 原因在于, 它没有揭示规制机构和被规制企业的相互影响, 没有将规制程序看做是政府机构与企业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 没有回答为何受规制的产业是唯一能影响规制机构的产业, 规制也无法控制规制的结果等问题。
3. 规制经济理论
理论分析与规制实践表明:规制与市场失灵的存在不完全相关, 而且规制也不完全是支持生产者。无论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还是规制俘虏理论, 它们仅是一种假设和一种陈述。1971年, 施蒂格勒发表《经济规制论》, 首次尝试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标准分析方法来分析规制的产生, 开创了规制经济理论。它从一套假设前提出发来论述假设符合逻辑推理, 解释了规制活动的实践过程, 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将政治行为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佩尔兹曼 (1976) 和贝克尔 (1983) 在施蒂格勒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规制经济理论。
4. 激励性规制理论
激励性规制理论, 又称新规制经济学。由于规制产生的企业内部低效率, 规制机构和被规制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等规制失灵引起经济学家对政府规制的重新思考。在许多情况下, 平均成本下降的自然垄断产业中仍有规制的必要性, 为对继续保留的规制进行改革, 洛伯和马盖特于1979年提出激励性规制方案, 包括能给被规制企业提供经营刺激、诱导垄断者去实施某种行动、以达到某个规制目的的规制政策, 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区域间竞争、特许投标制、价格上限规制、社会契约制等。
传统规制经济学中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信息完全 (包括信息对称) 的假设被修正, 规制问题被置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分析的框架内, 从而形成激励性规制理论。与公共利益规制理论不同, 它不是着眼于“为什么会产生规制”, 而是着眼于“应该如何规制”, 是一种将激励机制引入规制之中的理论方法,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规制中的效率。激励性规制理论使西方规制经济学向前迈出关键性的一步, 并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 成为当代经济学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激励性规制理论认为有必要制定一套减少或阻止规制机构被俘获的激励机制, 因为利益集团企图影响政治决策的动机源于在规制中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 当利益集团切身利益大于或等于用作俘获规制机构的成本时, 利益集团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就会发生。这一理论为提高规制效率、降低规制成本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改革路径, 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政府规制改革。
激励性规制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存在的:一是从理论上看, 由于保证和提高质量的成本由企业负责承担, 企业就有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激励, 但国外的研究表明, 在实践上激励性规制对服务质量的影响是复杂的, 某些方面质量提高, 某些方面质量降低, 所以这一结论不确定。二是由于环境的变化, 价格上限的确定往往较困难, 企业降低成本带来的利益改变, 使政府往往在规制周期的中途修改规则, 这使政府执行规制合约的承诺可信性降低, 并会产生棘轮效应, 因此它要求政府规制机构具有较强的规制承诺, 但是由于高能激励信息租的存在, 它更可能产生规制俘获和规制剥夺问题。三是激励性规制对接入定价和互联互通业务影响方面, 虽然基于价格上限的激励性定价降低了在位者通过接入价格排除进入的可能性, 但是在位者会抵制进入者对规模经济的分享。
四、西方规制理论的述评与规制理论演变的趋势
检视20世纪以来的西方政府规制研究历程, 在经历了“市场失灵与政府矫正措施、规制政策效果、规制政策的政治原因、政府规制的放松”等四次主题转换, 先后形成了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政府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和激励性规制理论等流派。伴随着世界各国先后进行的垄断产业规制改革, 以及自然垄断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放松规制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 因此也成为垄断行业政府规制改革的中心话题。
目前西方国家自然垄断政府规制方式趋向于激励性, 次要的趋势是放松规制。然而, 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规制的目标是永恒不变的, 即如何通过有效的政府规制, 摆脱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不可兼得的马歇尔困境, 在规制与竞争的互动平衡中寻求一个均衡点, 将是一个不变的硬道理。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对垄断行业激励性规制与放松规制的融合已初见端倪, 放松规制并不是要放弃规制或不规制, 而是要求规制的手段更加去行政化, 更多地采用经济性制度的规制手段以达到最大化激励的目的, 最终实现垄断行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公共福利最大化的目标。总之, 放松规制理念与激励性规制手段的结合将是未来自然垄断行业政府规制理论演进的必然方向。
参考文献
[1]施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2]丹尼尔.F.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行业变迁 篇4
一问:品牌到底是做大还是要做强?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文具行业 (不包括办公设备和家具) 年市场容量超过1500亿元, 在当前国内文具制造商超过四万家, 其间年销售规模超过亿元的就算是具备一定规模的了, 其中达到数十亿的“大牌”寥寥无几。也就是说, 行业内排名销售TOP10相加总和还不到行业总量的10%。从这个标准来说, “大”只是相对而言的, 更多的只是竞争对手太弱太小, 离“强”的标准那还有相当的距离。
强, 除了具备相当的规模之外, 更多的应该是品牌力量之强。前者达标至多称之为“大”而已, 后者则绝非简单的前者数据累加就可以成就的。被尊为“全球十大顶尖商业大师”的定位之父艾·里斯在其《品牌22律》一书中对于品牌打造的论述中, 第一条就非常明确“品牌的力量与之所代表的产品数量是成反比的”。这或许可以让那些不断无限增加产品品类、延长产品线的品牌以思考:到底是要做大?还是做强?做大=做强?
二问:你的品牌定位清晰而显著吗?
定位理论 (positioning) 是被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奉为“最具革命性的营销观念”, 是战略的核心。定位的实质就是在顾客的心智中针对竞争对手确定最具优势的位置, 从而使品牌胜出竞争赢得优先选择, 这是企业需要全力以赴抵达的成果 (节选自《定位》AI Ries/Jack Trout) 。“针对竞争对手确定最优势的位置”的实质就是通过的坚持和建设在消费者心智中占据一个词汇, 这就是宝马汽车的“驾驶的乐趣”、飘柔的“去屑”等等经典定位的由来。创易文具通过“实用型办公品牌”给自己以准确的定位:我们提供经济实用性价比优良的产品, 以此与“大牌”们进行区隔;通过品牌化运行与那些无品牌化建设的竞争对手进行区隔。因定位不同, 手上有一线品牌操作的分销商可以将之作为补充品牌;缺少系列化品牌的经销商完全可以将之作为主打品牌操作运行。这或是近年来我们一路顺利前行不断提升的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
三问:做大做强到底是坚持自身发展还是并购整合之路?
此问如果从理论范畴阐述估计怎么也得写出一本书, 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历数些案例或许道理也就明晰了。先说最近的:2013年5月7日百度视频宣布斥资3.7亿元收购PPS, 互联网视频行业一家独大的局面将有可能被打破;而那个一家独大则是早先的优酷网与土豆网合并之后的局面。我们耳熟能详的案例还有很多, 如家快捷先后收购北斗星和莫泰168, 又出手收购“e家快捷”, 通过收购兼并的方式在行业领跑的位置上保持持续领先。其他诸如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VOLVO等等都是通过合并、收购等整合之路实现企业跨越性的发展与壮大。而在我们这个行业, 这么多年来, 有类似可圈可点的案例吗?曾经听过一位老总的感叹或许最能说明问题了, 他慨叹: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做企业的时候也曾经把500强作为一个榜样和奋斗目标, 虽然企业逐年发展, 销售成长迅速, 但每每到了年终, 放眼张望之下距离500强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不到三五年自己就知道已经很渺茫了, 连想都不敢想了。
一切靠自己的投入, 重新起步, 做办公的增加笔类、做学生的上马办公文管、号称一线优质的开发经济款、制造商开始介入直销……文具行业目力所及之内, 走自主发展扩张之路的, 投入巨大不说, 还不一定能达到某个阶段, 甚至一个小品类也要花费四五年乃至七八年才能具备一定的规模, 其间花费精力财力人力算起来或许不如从当初立项就采用并购方式, 不难说会有良效的。从国内到国外, 从这行到那行, 这么多并购案例在那, 就不能开拓一下思路, 整个新鲜的出来吗?
四问:批发商和零售商也要讲究定位吗?
当然。在商业环境中定位的概念无处不在。从这点上讲文具行业都不如满大街的饭堂馆肆, 其业态明晰定位分明:包子店、面条馆、大排档、土菜馆、海鲜城、中式快餐店、宾馆楼堂、红酒会所……同是服务食客, 但从品类细分到川菜湘菜本帮菜的菜式专属, 从三桌两凳到大堂包厢定位明晰, 各自守着自己的特定目标群落, 有条不紊, 各家也都是热气腾腾, 一派喧闹。反观文具行业, 品牌商直接介入直销了, 批发商兼顾着做零售, 零售店开成了杂货铺……怎一个乱子了得?
找准业态定位, 搭配好品牌和品类, 找准方向全力而为才是正途。
五问:品牌多着呢, 难道是稀缺资源吗?
我在给业务人员培训的时候, 一再强调:我们做销售的不是去求人家的, 也不是求人家就能把业务做好的, 要不然咱们见着谁扑通一声跪下来好了, 这个态度算是好了吧?事实大家都知道, 如此这般, 倒反而让人家看不起了, 这等的生意不做也罢。只要我们品牌定位明确, 方向明晰, 市场表现优异, 就不担心没有慧眼识珠的。转过身来, 我要对渠道商分销商说了:没谁要求谁, 要重视类似的机会。合理的搭配自己的产品品类,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舍之。千万千万别端着老板的架子, 对上门拜访的业务员爱理不理, 对人家丢下的资料不抽点时间好好研究研究, 只关心着能给你多长时间的账期, 甚至还想着能不能给你点铺底。还谈铺底?都是老文化了, 现在运转良好的品牌商谁家还给谁铺底?给三个月账期的甚至是铺底的又能称得上是像样的品牌吗?
从一个品牌的定位看起, 从市场的接受度考量, 它是谁?它要朝哪个方向发展?特别是那些在过去的三两年市场表现力显优的品牌, 要特别关注。从不同的行业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 市场终将越来越集中化。在不远的记忆里那些青松彩电、金星彩电、飞跃彩电、乐星彩电等等全无了踪影, 甚至名气更大一些的熊猫彩电、长虹彩电现在已经是难觅踪影了, 品牌最终将成为稀缺资源。
我曾给一个经销商坦诚沟通:你在这个行业里算是有着十来年的经验的“老文化”了, 如果姐姐出资麻烦你把小侄子带进这个行业, 理论上应该如姐姐所期待的那样, 你挑一两个牌子给他操作, 带着他上路, 应该没有那么难的吧?你能挑出来几个牌子呢?该有人做的都做了, 叫得出的一个也没有机会了, 叫不出的你很明显知道没有什么竞争力, 操作不起来。最近的三两年又有几个牌子如我们创易这般有着明晰定位和长足进步的呢?转一天连创易都被同市场的人签走了, 你不是选择更少了?这些足以说明品牌其实也是稀缺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