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变迁

社区变迁（精选8篇）

社区变迁 篇1

一、应然状态的回族社区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 回族社区建设应走具有伊斯兰文化伦理道德的城乡一体和谐发展的道路, 做到既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又具有回族伊斯兰文化传统, 既能体现出党和政府领导的治理体系, 又能体现出特殊民族性的治理特点。在经济建设方面应该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繁荣向上的喜悦景象重视民生和人民幸福指数;在文化建设方面应该体现出主流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发挥回族文化的特点和优势,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伊斯兰所倡导的真善美;在社会建设方面应该体现出已经建立起符合广大回族群众需求的社会保障体系, 矛盾化解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应该体现出真正的山川秀美、碧水蓝天, 构建起一个既节能环保又具有民族特色的节约环保型回民族社区居住格局。

二、实然状态的回族社区

由于全球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和经济发展转型等多种现代化因素的影响, 无论是城市回族社区还是乡村回族社区, 都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 表现如下:

(一) 居住格局文化传统和人际互动模式变迁

回族社区居住格局由“大分散, 小聚居”进入到“同区域零星分散居住”的格局。由于居住格局发生变化, 清真寺的功能渐渐被弱化, 许多年轻人找不到传统社区环境中回民是一家的浓郁的归属感。加上各种等现代流行时尚得到人们的追捧, 许多回族青少年由于思想不成熟导致不少的社会犯罪问题产生。其中大多数年轻人是属于没有受过传统民族文化的熏陶, 在许多城市社区的回族家庭里, 传统民族文化和宗教节日已近淡漠, 因此, 没有信仰文化的回族是多么不可理喻的事情。由于传统文化和信仰被淡漠, 一些回族青壮年外出打工, 出现有老人过世都没有进行宗教葬礼, 更没有主持宗教葬礼的阿訇。不重死, 何以重生?中国回族形成了封建鼎盛时期, 所以文化起点较高, 是一种聚多元而共生、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进取性较强的文化。但时至今日, 宗教教职人员也由于现代化生活中的种种原因逐渐减少, 导致回族伦理道德文化的软控制的散失, 这将成为回族社区中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必须加强宗教正功能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否则, 回族社区的社会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

(二) 、农村回族社区变迁及问题

乡村回族社区在现代化工业化中发生着变迁。许多农民进城打工, 农村留下了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年青阿訇纷纷外出打工, 清真寺日常活动缺失。同时大量的老人、妇女、孩子留在农村, 社会治安隐患增多。有的村里由于阿訇本来就很少, 又纷纷外出打工或做生意, 基本没了阿訇进行一系列的宗教活动, 这在回族穆斯林社区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实际上阿訇在农村回族穆斯林社区扮演的角色是很复杂、很重要的。在传统社会生活中, 他们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和转播者, 是一些矛盾纠纷的化解者, 是一系列节日活动、宗教活动的组织者, 特别是在有关送亡人的葬礼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一方面是有序组织葬礼活动, 另一方面是安慰亡人家属, 同时也借此机会, 向穆斯林大众宣传穆斯林的道德规范和宗教知识, 既教育和传播民族文化, 又凝聚了民族情感, 增强了民族归属感。因此阿訇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实现政府所需要的诸多功能。但是, 由于回族穆斯林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没有有机整合, 造成了阿訇水平普遍下滑, 回族伊斯兰文化难以发展。

三、特色和谐回族社区的构建路径选择

(一) 着力发挥伊斯兰文明的积极功能

伊斯兰文明、文化是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文化之一,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回族伊斯兰文明是追求真善美、追求爱的文化;它倡导爱国爱教、向往自由, 是崇尚知识、理性仁爱的文化。因此, 我们要努力使伊斯兰文明焕发出生机活力, 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事业和国家民族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这是每个回族民众和广大研究关注伊斯兰文明的人共同关注的心愿。

从回族穆斯林内部来讲, 首先要创新观念, 协调统一。伊协、管委会、阿訇、民族企业家、知识分子、有威望的各界人士要有一个共同目标:即民族发展, 国家强盛。以国家宪法、法律、政策为准绳, 创新观念、开拓进取;公平、公正、公开每一项事项, 禁止教派斗争、求同存异, 不搞内斗, 不做有碍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事情。

再次是要培养人才, 聘请高质量人才, 高级各类人才。人才是发展的动力源泉, 是重中之重。人才来源可以是本民族, 也可以是其他民族, 可以是信教的人士, 也可以是不信教人士, 可以是信仰伊斯兰教, 也可以是不信仰伊斯兰教而是别的宗教。这是古兰经倡导的精神、宗教信仰自由的表现。只要对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利就吸收、就聘请。不讨论、不强迫、不歧视, 构建一种宽松的氛围和环境。这也是《古兰经》精髓的倡导和要求, 也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回族穆斯林的文化和其习俗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实现中华的伟大复兴。

(二) 尝试把经堂教育与国民教育对接

在全国回族穆斯林聚居地区,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牵头创办几所以招收回族穆斯林为主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是大学。以国民教育为主, 适当对回族穆斯林学生增设伊斯兰文化、历史、伦理、科学方面的课程, 以这种方式培养既适应现代主流文化和社会竞争, 又可以为传承、创新伊斯兰文化培养的研究型科研型人才。把经堂教育与国民教育课程教育教学模式有机结合起来。可以从幼儿时期开始重视熏陶和培养, 把阿语作为第二外语, 小学、初高中在国民教育课程同步不变的情况下, 适当的实现伊斯兰教育分级分层学习培养。高中以后根据各人的志愿, 有志于从事伊斯兰文化教育研究的, 可进入专业程度高、课程度深的高级经学院进行专业的学习。在国民教育过程中对穆斯林学生在各年级适当的加入伊斯兰方面的课程。课程的量和度要适宜, 上课教师最好是既通晓伊斯兰文化, 又通晓国民教育, 要把培养民族文化继承和创新者放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里来培养, 以免给学生增加太大的学习负担和压力。目标就是为本民族、为社会、为国家培养创新发展人才。全国可以以回族穆斯林较多的省、市为中心, 组建几所有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经学院, 国家给予学院适当的经费支持。我国构建五位一体和谐社会, 回族穆斯林社区是中国千千万万社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回族穆斯林特殊的风俗和信仰,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与其他社区有所差别, 但是目标一致, 都是共同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三) 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回族社区人才需求相对接

当下, 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就业难, 党和政府下很大力气努力开拓就业岗位, 但仍然面临很多的压力、困难。另一方面, 回族社区、村官、经学院、清真寺、一些回族穆斯林研究所或机构人才欠缺, 需要补充大量有知识、懂技术、有先进思想观念的青年人才, 特别是回族社区更需要有知识懂法律的回族青年学子回乡带领大家致富奔小康。根据十八大精神, 要走五位一体的和谐小康发展之路, 需要建立向农村社区输入各种资源的机制, 因此, 回族社区特别需要回族青年大学生的补充, 回族社区各个层次还能吸纳人才, 还有广阔的空间。

因此, 要建立健全创新机制, 建立高校大学生与国家支持的经等政策支持。学院高等毕业生回到农村社区各个岗位上参加建设。要有相关的制度资金的保障和支持医保及其他国家涉农补助。使高校毕业生和经学院校毕业的学生将来既是社区管理者、又是致富带头人, 还是国民教育和伊斯兰教育的创新者 ;既是回族社区道德、习俗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建设者;更是依法解决回族社区各种社会家庭、邻里纠纷的裁判员。因此要建立健全一套公平、公正、公开、科学、民主、合理的考核制度, 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入和流出。这些需要全国各级国家政府部门和伊斯兰协会大力支持、牵头、组织开展各种机制创新的合作。

(四) 着力信息沟通机制创新

伊协、清真寺管委会等要通过与国家各级民宗委、政协、人大、政府的有效沟通, 建立信息互通机制。实现相互有效沟通、交流、达成共识、建立互信认同, 把民间的合理、合法的要求反馈给各级机关。各级政府机关在制定方针、政策时, 集合回族社区发展需要, 把回族社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统一起来。实际上, 回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 在伊斯兰文化的内核上吸收和承载了大量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今天,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历史一再证明, 只有多元文化共融, 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时候, 才是国家真正统一和强大的时候。中国历史证明回族穆斯林是爱国爱教的民族, 绝不容忍任何有损国家独立统一的事情存在。回族穆斯林对国家绝对忠诚挚爱。回族穆斯林在历史上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这种贡献不仅仅是量更是质的贡献。回族是在中华民族发展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民族, 回族的出现与发展与国家发展和多元融合发展是分不开的, 回族穆斯林也深深融入中华民族之中, 中华民族也融化在每个回族穆斯林的血液中, 回民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因此对回族持有各种各样疑义的人, 应该多谈中国历史、多研究回族历史文化及中华历史文化, 同时回族内部要统一认识, 提高素质, 实现与各级政府、各兄弟民族的有效沟通。在回族穆斯林内部创新管理、建立健全各种机制, 实现民族发展的和谐统一。

各地方回族穆斯林要重视相互之间的机制连接与沟通, 要实现上述这些目标就要重视教育、重视科技文化、重视人才的培养, 以教育、科技为支撑, 加上民族特色的文化, 走大联合、大产业、民族企业、民族特色、民族品牌的战略发展之路。以科技为手段、以人才为核心, 促进中华民族大团结, 全面建设和谐小康社会, 美好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结语 :回族社区在现代化背景下面临诸多问题, 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位体的建设及文化的建设要求对回族社区来说这是机遇, 也是挑战。它需要全民族共同的努力来推进和建设, 需要各方面有识之士献计献策, 需要国家更大的开放、扶持和创新管理, 更需要回族穆斯林内部的各级各部门的支持、配合、努力。每一个有公益心、热爱祖国的回民穆斯林都应该积极参与。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 在三十多年的社会发展变迁过程中, 回族社区由于居住格局、文化、经济的变迁, 传统与现代、伦理与道德、宗教信仰与社区生活都发生了较大的变迁, 有的回族社区也跟不上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党的十八大及是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的深层次发展指明方向, 回族社区要抓住这个良好的机遇, 创新机制全面发展, 实现全面小康。

关键词：回族社区,变迁,机制创新

参考文献

[1]马金宝·简论回族文化经典特点[J]·回族研究。2012 (4) .

[2]安丰军·关于回族伦理的生态透视[J]·回族研究。2011 (4) P110

[3]李晓玲马萧源·回族新型居住区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途径探究[J]·回族研究。2012 (1)

[4]杨德亮·绥西抗战与回族的国家认同[J]·回族研究。2010 (3)

社区变迁 篇2

当今世界,中国是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个和平、合作、负责任的中国形象已经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中国坚持以人为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满足人民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人们的生活有了新的变化。

走在大街上，私家车随处可见。在路口，红绿灯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排到老远。一到节假日，更是人流如潮、车水马龙。商店里，街道上，到处都是人们喜洋洋、提着大包小包，饭店里，也总是拥进很多很多人，他们愈加注重享受，注重营养的调配。

当然，如今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从前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更加注重通过消费提升生活的品质，追求更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一有空喜欢跑跑书店，看看自己喜欢的书，提高自己的素质修养。越来越多的人对教育更重视，对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多，他们都知道，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迎接未来知识经济的挑战，接受良好的教育，已逐渐成为人们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和终身受益的财富，甚至决定着一生的命运。

随着对环保的宣传，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愈加注重绿色环保，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绿色消费，节约资源与能源，实现可持续消费。

社区变迁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分析 篇3

一、社区变迁及其趋势

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城镇化促使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变化,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演化,社区发展经历了“农村社区”到“城乡结合部”(边缘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过程。城市的扩张使城乡边界模糊,以农村村落为特征的农村社区逐渐缩小、空心化,有规划的城镇、城市逐渐扩大,而城区内又形成不同的小区,每一个小区构成一个狭义上的城市社区,城市管理依靠一个个小区管理,城市社区是社区发展的途径和方向。影响社区变迁的因素很多,主要是人口的移动引导资源流向促使社区发展,社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人、财、物有集聚作用,使社区本身自我发展和扩张。现代社区的变化呈以下趋势:

1.社区城市化。已有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是内生于经济增长之中的,其实质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聚集过程。马歇尔(Marshall)注意到了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产业聚集现象,并指出知识的外溢性是导致工业聚集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化通过知识外溢与经济增长联系到一起。1965年美国地理学家贝利选用了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表明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最密切,并证明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3]。1982年周一星采用137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总值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了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数成正比的关系式[4]。根据张景华的模型计算,中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市经济增长率将提高近5个百分点[3]。社区通过城市化来拉动经济,城市社区是现代社区的特征和形式。

2.社区生态化。社区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当代人与未来人的利益越平衡,社区的自我维持和发展能力越强。社区中个体能相对容易的谋生,生活比较稳定,保障机制比较完善,个体对社区的依存度高,社区的公共设施齐备,公共服务周全,自然环境保护较好,投资、消费、生产、服务形成合适的生态链,社区的自我完善市场机制越发达,人们对城市、对社区的保护意识、保护能力越强,社区的自我完善、自我平衡、自我延续能力越强,现代社区成为一个具有生存能力、平衡能力的生态社区。

3.社区分层化。从全国范围看,由于历史不同,以省为分界线,各个省依然存在经济差别,而且这种差别将继续,但随着国家的宏观调控其差别幅度将缓慢减少。由于产业发展程度不同,集聚的人才不同,城市或社区的平衡能力、维持能力不同,城市与城市、社区与社区的差异增大,这种差异体现在社区中、城市中个体获取的收入不同,享受的服务不同,而由语言、收入、价值体系造成的文化差异阻碍着社区与社区的交流,从而使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城市,社区与社区分离、分层。特大城市、特有名的社区与边远地区的社区或小城镇的经济差别将进一步增大。人口变化、收入变化、文化差异导致社区分层,分层体现为城市群之间、城市之间、同一城市的社区差异。同时土地供给减少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致使部分个体难以在理想的城市或社区中长久生存,从而导致高知名度的城市对应着高层次的人才或雄厚的资本,知名度相对低的城市对应相对低的人才和资本。社区和社区在人才和资本的储备上存在隔离,在人才和资本的流动上存在互逆性,即在大城市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的中小资本,难以在大城市中投资或购买房地产的这部分资本将回流到中小城市,在中小城市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大资本将到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寻找更多的发展机会。人才流动的方向和资本流动的方向一致。

4.社区规模扩大化。城市社区的规模不断扩大,在经济力量推动下,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演变,边缘社区不断缩小,城市社区因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边界逐步缩小,形成城市群或城市圈,城市群或城市圈是社区演变的最终结果,也是城市产生规模经济的结果,最终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城市化导致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的动力体现为城市或城市群经济的增长动力。社区规模扩大使社区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和名气,更大的城市规模和名气又会加强社区对人才、资金、财货的集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社区的发展。

二、社区变迁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社区变迁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形成区域特色和经济区域,而各个不同的区域经济指标构成和总量发生变化显示区域经济的差异。

1.社区变迁趋势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从大的范围来说,社区朝着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发展,使区域经济的差异显示在城市社区的差异上。从社区发展变化趋势来说社区朝着生态化、分层化、隔离化发展将使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不同。一个社区的生态功能越完善,其经济越稳定。分层化的社区使区域经济的差异增大,这种差异导致小城镇、小型社区的经济越来越差,而大城市、有名的社区将其他地方的人才、资本、商品吸引过来,增强其发展能力。隔离化的社区使城市中的人口规模相对稳定,限制了城市和社区的过快发展,同时也限制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社区变迁趋势显示区域经济的发展依靠城市和城市群经济,而海洋经济是对相关地区的资源补充,通过扩张新的产业来拉动经济发展,但海洋经济带有明显的区域特性,因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2.社区发展导致区域分工的变化。社区发展过程中由于产业集聚和产业对人的吸引不同,从而引起专业化分工不同,最终导致城市社区的特有分工和区域特色、区域分工。

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一些城市中的产业逐渐消失或转移,依托城市的资源和人才优势发展相应的产业或优势产业,产业的分工导致城市的分工,城市发展不再是全面发展,而是向其城市优势发展,总体上高端产业向大城市和沿海地区集中,而传统产业向中心城市周围辐射,区域分工表现为城市分工。

城市分工体现在城市拥有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不同,专业化程度不同。一个城市,社区中如果拥有产业门类齐全的产业群,人口集中度高,分工越细致,专业化所带来的效益越高,同时,产业对人口的需求越大,产业工人搜寻成本较低,人口与产业结合越紧密,城市社区中知识集聚和知识传播迅速,社区成员能够享受知识的溢出效应,个体知识能够快速提升,知识传播的途径越多,个体能力提高快速,专业分工越细致,个体工作机会越多,该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越大,人才集中度越高,产业集聚吸引人才集中,人才推动产业发展,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集聚效应和外部效应,带动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相对发达。

大型城市集聚高层次人才比较多,其陆域经济的产业集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资本和劳动力要求较低的产业则向人力成本较低的地域移动。沿海地区则以海洋产业群的扩张为主,主要是建立门类齐全的产业,以开发和保护海洋资源为主。海洋产业将创造和增加许多新的行业及就业机会。区域经济将以海岸为界线,沿海地区将主要发展海洋经济,其他地区将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发展城市经济。有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居于沿海地区,具有城市经济和海洋经济共同发展的优势,将在区域经济中显示龙头作用。

社区变迁导致人才流动,工资差别决定人才差异,人才差异决定经济差异,经济差异决定区域差异。社区变迁的方向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一致,社区变迁过程中的人才流动影响资源分配和产业集聚,影响专业化分工和区域分工,社区变迁趋势通过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显示出来。

三、区域经济的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形成了政策性开发与市场化运作两种价值取向,出现了由地缘关系造就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据统计,从经济存量(GDP)上看,目前四大经济区域实力顺序是:东部6.25万亿元、中部2.52万亿元、西部1.83万亿元、东北1.16万亿元;从人均发展水平(人均GDP)来看,其顺序是:东部是14 205元/人,东北10 841元/人,中部6 545元/人,西部5 335元/人。从综合性因素衡量,目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性主导力量的顺序是: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其中东部在全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处于领先的主导地位[5]。但随着城市和社区的发展,区域经济将不再以东部、西部、中部、东北为界限划分,而是依托城市和社区进行发展,形成城市经济和海洋经济两大部分。城市经济依靠特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带动经济发展,根据目前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将形成十大特大城市群,以发展和维持传统产业为主,而21世纪是海洋的世界,靠海的区域以中小城市为依托发展海洋经济,以进行技术革新和开拓新的消费领域为主。在短期内城市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仍然保持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对海洋的了解和掌控,海洋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将超过城市经济。本文认为未来区域经济格局将形成城市群经济区域和海洋经济区域。

(一)城市群经济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原动力

1. 城市群经济是一种规模经济。

社区规模越大,人口消费量大,私人投资增加,土地可集约使用,产业门类齐全,知识外溢,产生规模经济。社区规模较大对区域经济的集聚作用越显著,发挥的作用越大,社区名气越大,吸引劳动力、资本的能力越强。人才、资本推进城市、社区的发展,由于存在规模经济,大型城市和社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快速,而小型城镇和社区的经济发展缓慢。原来比较大或中等的城市将朝着大城市发展,大城市朝着特大城市群发展,通过这种中心城市来支撑和推动地域经济的发展。

目前,以社区规模为标准,中国将形成十大城市群: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川渝和关中城市群[6]。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城市群在未来二十年仍将主导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上述十大城市群之外,以长珠潭为中心的湖南中部、以长春、吉林为中心的吉林省中部、以哈尔滨为中心的黑龙江中北部、以南宁为中心的北部湾地区、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地区等都有希望发展成为新的规模较大的城市群,显示着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

城市群经济使交易效率提高,拉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按杨小凯的理论,专业化程度越高或邻人间距离越短,则有效率的分工水平越高[7]。当一对邻人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演进为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通过缩小邻人间距离使该经济体先从自给自足转向生产和交易的部分分工,进而转向完全分工,这一过程将使更多的产品进入分工,进入市场,并提高人均真实收入[7]。缩短邻人间距离的优势体现在交通运输的便利、市场集中度、信息网络的发达度,信息的易获取性、通畅性。城市化、网络化都是缩短邻人间距离,一方面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另一方面促使专业分工体系更加完善,促进专业化经济的提高,增加行业门类,从而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具有较小邻人间距离优势的城市和社区对人的吸引力越大,经济发展水平高,城市群的发展正是交易效率提高的体现。

交易效率的高低还取决于制度环境。制度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交换包含有许多可变的属性,并且交换延续的时间也较长,故非得依赖于制度的可靠性不可[8]。好的制度环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扩大交易范围,使生人社会成员的交往得以进行。各个城市或社区为了其自身的发展,为了吸引人才和资本,稳定现有的投资和消费,通常会制定合适的制度和政策以吸引人才和资本,引导资金流、物流、人才流动向城市社区发展的最佳方向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和维持经济的繁荣。区域经济的发展将是政策、制度优越性的较量,优越的制度和政策将延续下去,并辐射到其他城市和社区,最终使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地区发展的力量消失,引起新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将人才和资本从其他社区、其他地方吸引到本地区,制度和市场力量一起引导产业集聚、产业转移、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

大城市和城市群由于拥有更大的交通运输网络、更大的信息覆盖网,更好的制度以及更好的执行力,相比中小城市拥有更高的交易效率和更大的交易范围,其经济更加发达。

2. 城市群经济是一种互补经济。

城市群经济呈现的优势主要是相邻城市的交通运输费用较低,运输速度快,能够迅速在城市群内调动资源,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1)自然禀赋优势与后天优势互补。根据传统的资源禀赋论,一个地区自然资源越丰富,其经济相对越发达,这种优势在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依然存在。自然资源按其地理因素划分为陆域资源和海洋资源,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历程看,对资源的开发程度取决于对资源的了解和掌握,21世纪科技的重心、经济发展的重心将向海洋资源迈进,自然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由陆域资源向海洋资源转化,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扩大,对区域经济起根本作用的将不再是自然资源,而是一个“大”资源概念,包括了城市所依赖的陆域资源和海洋资源,以及城市中的人本身所拥有的资源。一个社区、城市中所拥有的人才及其人才的创造力,将决定和带动科技的发展,人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对新的可能的资源的掌握程度将为区域经济带来新的活力,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区域优势主要是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一种后天优势和社会优势。一个城市和社区中除了拥有传统的自然资源外,还有其他现代文明所需要的条件,其条件越容易使人口得到满足,其区域优势越明显。传统的区域优势主要体现在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方面,而现代文明所需要的区域优势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易获取性,交流的可能性,教育、医疗的完整性、消费的便利性,环境优美程度、人文环境的和谐程度,社区或城市的名气,社区或城市的支撑功能,这些区域优势越明显的区域其经济越发达,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越强。

城市所具有的自然禀赋优势与后天形成的区位优势相结合,推动城市发展,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交通运输费用、制度协调成本下降,交易效率不断提高,交易成本相对下降,城市建设的边际成本小于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城市经济增长,进而发展成为城市群经济。城市群的发展实质上是社区规模的扩张,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功能互补,资源共享的结果。

(2)工业文明优势与人本关怀优势互补。一方面城市的发展需要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文明往往没有农耕文明的悠闲。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是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专业化使行业与行业的依存度增强,单个个体的依存度下降,网络虚拟空间的出现,使人们更多的依赖机器和电子产品,工业化社会往往缺少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城市社区扩大的同时,生人社会扩大,为了体现一个城市社区的人文关怀,城市的教育、医疗、消费需要非常便利和人性化,具有完善的就业、养老体系,社区成员具有相对安全感,人居环境和谐。如果一个城市能够满足现代人的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的需要,则城市具有相对人文关怀的区域优势,这样城市或社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增强,有利于城市和社区的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

(二)海洋经济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

中国沿海地区依托海洋区位、资源优势,正在发展成为人口、产业集聚的区域,成为区域经济中的新的增长点,到2010年左右,沿海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将上升到70%以上,海洋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头戏,目前中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已经形成。根据《200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9]显示,中国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布局已经基本形成:环渤海经济区海洋产业总产值5 510亿元,占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的32.4%;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海洋产业总产值5 860亿元,占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的34.5%;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海洋产业总产值3 000亿元,占全国海洋产业总产值的17.7%。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依靠渔业资源的传统养殖、捕捞业向海洋工业、海洋服务业转移。海洋产业群将向海洋能开发、海水综合利用、海洋医药、海洋化工、海洋电力发展,并由此发展滨海旅游、海洋开发与研究、海洋物流等海洋服务业。伴随着海洋产业的发展,海洋经济区域的持续发展依靠各自区域的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特色和技术创新将成为区域发展的动力。

联合国《21世纪议程》估计,到2020年全世界沿海地区的人口将达到人口总数的75%[10]。中国有沿海城市53个,三大海洋经济区域包括沿海城市21个[10],还有32个沿海城市具有天然地域优势,可望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形成海洋经济特色,并形成较大型经济发展区域。目前,占中国国土总面积15%的沿海地区,承载着40%以上的人口,创造着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11],按2020年的75%计算,中国沿海地区还可吸纳20%左右的人口,依据张景华的模型计算,城市化每提高1%,经济增长近5%,到2020年沿海地区的经济将比现在提高10倍,但是增长的经济分布在哪些沿海城市却有赖于该沿海城市的人才储备、产业发展、制度创新等,海洋经济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随着社区的发展,规模的扩大,城市和城市群经济构成区域经济的主要部分,城市化过程拉动经济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的态势和速度不同,城市发展较快而有海洋经济作为补充的区域,其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快速,总体上经济发展区域向东部和南部集中。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东南部依靠城市群经济和海洋经济将容纳大量人口,西北部除了依靠中心城市发展原有经济外,依靠陆域经济自然资源优势作用减弱。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新的经济源泉将集中在沿海地带,整个区域将在经济发展中进行重新分工,沿海城市和地区将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成为主角。

因此,本文认为在以后的区域发展中,对区域经济贡献较大的力量在于一个城市或社区的规模、名气和平衡能力,和比其他城市或社区先行一步的制度创新,社区的变迁将使区域经济呈现出分化现象,区域经济的新格局则是城市群经济和海洋经济并举。

摘要：社区变迁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社区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固有优势影响着社区的进一步发展,社区的规模和制度创新引导着资源向城市、社区的流动,资源流动和资源优势使区域经济发展出现新的格局,区域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城市群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社区变迁,区域经济,城市群经济,海洋经济

参考文献

[1]宋林飞.当代西方社会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2]李文学.发达国家城市化借鉴[J].华北工作通讯,2008,(1):26.

[3]张景华.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与实证分析[J].财经科学,2007,(5):47-53.

[4]周一星.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J].人口与经济,1982,(1):29-33.

[5]李靖宇.创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观的成功尝试[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1).

[6]中国城市规划网[EB/OL],2007-04.

[7][澳]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48-157.

[8][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61.

[9]国家海洋局.200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R].北京:国家海洋局,2006.

[10]中国海洋文化论文选编.国家海洋局直属机关党委办公室编[R].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14-51.

社区变迁 篇4

一、“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面貌呈现

对“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内涵探索需要同传统农村社区做一定的区分。关于传统的农村社区, 费孝通认为, 农村社区是礼治秩序,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无为政治, 基层社会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1]。徐勇认为农村社区是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 是通过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 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以此建构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而形成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2]。李学斌认为, 农村社区是一个功能和情感共同体, 因此农村社区的建设应着重强调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 其长远目的是为了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3]。项继权教授认为, 农村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4]。以上学者们从农村社区的地域状态、功能等方面展示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生活共同体。而中国西部的农村社区由于地域阶梯式发展差异, 以及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因素, 其面貌与学者们所述的农村社区有一定差异, 其发展相对滞后, 在传统农村与现代社会的变迁中表现出另一种形态。

其一, 在地域上,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就是以建制乡镇为依托, 农民迁弃原来生活的偏远区域, 选择集中居住在建制乡镇或临近建制乡镇的地区, 形成了自发式迁移聚居的社区。其二, 在从成员构成结构上, 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中, 居民主要是来自不同的村庄, 或是来自不同的基层生产单位的农民。其三, 在经济生产方式上, 居民以农业为主、兼业为辅。也有部分脱离农业成为城乡服务业的服务者, 如从事副食零售、批发行业、餐饮等等。其四, 在居民交往方式上,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居民一方面遵循具有“差序格局”的传统社会交往方式,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现代性特征。如交往中出现了具有契约社会中的功利性, 契约、合同等经常存在。其五, 在文化价值情感上,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中的居民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情感。由于生活空间差异, 彼此并不熟识, 居民的聚合是团状、块状的, 小团体的价值观单一, 容易受到其他小团体价值情感的冲击, 甚至解体重组。小团体有共同的习俗和文化以及价值观, 遵循共同的社会规范, 但同时在现代气质的冲击下不断现代化, 渐渐呈现出两种气质兼具的“双重人格”。

基于以上描述,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是一种介于传统乡村聚居形态和现代社区聚居形态之间的一种自发式的聚居经济生活共同体, 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区。在这里, 人们既团状聚集也团状分离。团体之间以及团体内部都呈现出不稳定性、易碎性, 社区内部没有统一的价值情感、集体意识。社区居民没有脱离传统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但又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有着一定的联系, 流动性、摆动性成为经济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因此,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实际上是在各种条件受限而衍生的一种不健全的社区。

二、“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是如何形成的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能够在中西部地区的落后农村区域存在, 有其必然性。为此, 我们必须清楚两点:一是农民为何而聚, 二是农民何以能聚。为何而聚是指农民迁移的动因, 何以能聚是农民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为何能够停留。早在1938年, 赫伯格提出了“推力—拉力理论”, 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地的推力和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5]。推力是来自于人口迁出地内部的不适, 而拉力则是来自迁入地的吸引。“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形成过程也必然与这两股力量密切相关。

(一) 为何而聚———推力

首先,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聚集的起点。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劳动力转移问题为整个社会关注。学术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流向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一是就近转移, 一是异地转移。就近转移主要是指劳动力就近转移到附近的城镇中去, 既可照顾农业生产活动, 又可寻找兼业的机会, 创造一定的经济收益。从“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农民的聚集区域来看, 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他们往往选择就近转移到城镇附近。小城镇的相对优势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空间和机会。这成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居民聚集诱因的起点。

其次, 农村社会变迁致使农村生活空间“过疏化”成为理论基础。目前, 发生人口过疏化的典型区域主要有经济比较落后的偏远农村地以及大中城市的远郊。从局部来看, 中国山区农村人口疏化的趋势更为明显[6]。农村生活空间的过疏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如乡村的人口流失拉大了村民的交往距离, 对于村庄的互助系统产生巨大影响。村民在应对自然灾害、保障财产和生命的安全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中西部偏远农村多依山而建, 洪涝灾害、滑坡、泥石流、干旱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村庄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及时应对灾害, 而村民互助困难、农村生活空间的过疏化使得农民在应对这些问题时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和思想压力。此外, 农村生活空间过疏化还导致村庄服务体系瓦解, 如农村小学破产, 农村医疗不便利等。

再次, “乡村精英”的带动作用成为农民的迁移助推器。帕累托认为, 精英是指那些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了突出成就和冒尖的人[7]。即乡村精英是那些在乡村社会中由于其“灵活的头脑”, 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运作方面能力凸显, 在乡村经济活动中获得了优先权和明显的优势地位, 进而在一些领域起着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人。中西部农村地区中首期离乡的“头脑灵活”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获得了大量的资本积累, 或在非农产业中, 如外出务工后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后选择迁移出去。他们离开土地后和村庄后, 在建制镇或者中小城镇购买房屋, 改善了生活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燃起了落后贫穷地区农民改变生活环境的激情, 为农民转移到新的生活区域起了示范带动作用。

最后, 农民现实需求成为直接动因。从农民的现实需求来看, 主要有家庭结构的变迁, 如子女组建新家庭所需要的条件;良好教育资源的趋向, 如第三代孩子的教育;对医疗条件的趋向, 如较好的医疗条件保健养老等。现实性需求是农民迁移到新的地区的最直接动因。

(二) 何以能聚———拉力

农民从乡村迁出, 为何能够聚集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这个特殊的地带, 这就需要突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特有优势。

首先,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更加接近优质资源中心。从农民迁移的动因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农民迁移实际上表现出的是对优质资源的趋向性。具体而言, 从基础设施来看,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所在地区更加接近城镇地区。城镇地区具有的聚合程度较高、资源价值较高、可利用度较高的公共资源, 能够农民迁移的现实需求。就教育来看,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居民利用地区优势能够更加接近良好的教育资源, 满足子女教育和隔代教育的需求。从医疗条件来看, 无论从医疗水平和医疗人员素质来说, 城镇的医疗水平都是农村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在我国快速老龄化的今天, 农民对良好的医疗资源需求迫切。从工作机会来看, 农民在农业生产之外, 还可以在城镇中获得兼业的机会, 如在建筑工地当“小工” (即指在建筑工地上的给专业人员打下手的非技术人员) 。

其次, 居民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能获得一定的价值认同感。虽然前面认为,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价值情感呈现出小团体化、易碎性、不稳定性, 但相较于疏化的乡村生活空间, 这种小团体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迁移紧张、孤独困境, 为农民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带来了便利, 也加速了农民对新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相对于城镇的较为现代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 农民更易于接受“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价值情感和生活空间。

再次,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与农村的经济生活距离较短。齐美尔指出, “距离”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 “距离”的实质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主客关系, “距离”是自我与周遭环境的一种关系[8]。借助这一概念, 我认为, 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与农村之间存在着一种经济生活距离, 它是农民从工作场所到居住地的实际里程以及农民自身的生产技能和心理认同的综合距离。从前述我们发现, 居住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农民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农业为主。迁出地———农村成为他们经济生活的主要地域而存在,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尤其是农村硬化道路的建设, 为农民借助于现代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实现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创造了便利。此外, 农民娴熟的农业生产技术不会因为地域性的迁移而消亡, 农民对待农业生产的心态没有发生改变。因此, 从这些层面上看, 我认为,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与农村的经济生活距离没有因为农民自身的迁移而拉长, 相反距离还是较短的。它使农民实现“摆动式”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最后,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居民难以接受城镇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成本。从“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居民构成结构上, 我们不难发现, 农民成为居住主体, 其生活方式、作息时间、休闲方式等都是传统的农村样式, 带有浓厚的乡土色彩。这与城镇的较为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难以契合。正如我在鄂北走访时, 有居民说:“什么都要钱。水电, 煤气, 垃圾处理等等都要钱。白天到处是灰, 穿不到个干净的衣裳。晚上好晚, 车的声音轰轰响, 难以入睡。个人都待在自己的屋子里, 对门的人是哪个都不认得, 人情味淡了不少, 怀念乡村的那些熟人……”而“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相对自由的、低生活成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成本是农民所能接受的。

综上不难看出,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成因是农民个体因现实因素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自发式选择, 是来自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较差的生存和发展资源与城镇边缘的较优质的生存生活资源的巨大差别, 促使农民在此聚集, 而形成了具有过渡形态的经济生活共同体。

三、对“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发展前景的思考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存在于我国中西部偏远不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 存在着许多同农村社区相似的问题。如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社区管理体制缺失、文化教育实践活动缺乏, 等等。“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区, 从长远来看, 其发展必然面临着转型的问题, 即过渡为现代意义上的社区。由于其与农村社区有许多相似, 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发展道路上, 新型农村社区成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转型的不二之选。

1.设立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在中西部的偏远农村地区, 要实现社区的转型, 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必须要政府财政的支持。长期以来的中西部资源分配不均, 加上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当地政府在推动社区建设, 实现社区转型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民间组织亦缺乏相应的实力和动机。作为一项涉及基本民生的惠民工程必然需要国家财政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国家拨出专款, 设立专门的账户资金, 专款专用, 专门用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社区各方面建设, 着重用于基础教育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9]。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财政资金的效力, 迅速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2.有针对性提供公共服务。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建设和未来的转型中, 政府要根据各社区的群众需求, 引导计生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法律咨询、科技培训等基本公共服务进入农村社区, 建立健全有效覆盖、有序参与的农村基层公共服务网络, 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3.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提高服务管理水平。社区组织建设的完善程度与否直接关系社区的管理服务水平。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涉及组织制度建设、组织管理人员素质提高。为此, 需要加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党组织建设, 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对党组织人员和社区服务人员加强培训, 提升综合素质和服务意识;加强社区管理理论培训, 使社区组织管理更加科学。

4.开展文化教育实践, 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第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因此, 要想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 就应该增加其在城镇中寻找工作的竞争力, 创造就业机会, 提高生活的适应能力。第二要提高居民的社区主人翁意识, 培养社区责任感和认同感。如开展法律教育活动、治安管理宣传活动等, 增加农民对社区管理的认识, 提高自身责任意识;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增加居民彼此的亲近感, 拉近社区居民的距离, 培养社区的集体意识, 增加归属感。

5.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建立人才引进机制。“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技术人才的支持。“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精英人才的投入。为此, 需要社区和政府共同携手, 打造引进人才的优良环境和发展平台, 鼓励本地精英回乡参加建设, 引进人才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建设服务。如在政策上给予便利, 鼓励发家致富的农民回乡投资, 开办企业, 拉动经济的发展;鼓励大学生回乡当村官, 为其提供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 使其为乡村建设出力等。

摘要：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的限制, 出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社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它是农村地区居民应对乡村人口流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为改善生存环境而主动迁移聚集形成的一种社区。本文通过对“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定义、特征描述, 重点就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并指出了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过渡型社区,转型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江汉论坛, 2007 (4) .

[3]李学斌.城乡社区的比较.中国民政, 2008 (5) .

[4]项继权.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与边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9 (7) .

[5]贺文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现代化农业发展研究——基于农业经营体制变迁的视角.新疆农垦经济, 2013 (9) .

[6]郭占峰, 王勇.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过疏化状况的实证分析——以陕西水村和山西南村为例.中国农村研究 (下)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7]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 (修订本)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8]齐美尔.陈戎女译.货币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

社区变迁 篇5

一、文献综述

在新的环境下, 众多学者对人口流动及家庭结构变迁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以及对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本研究在总结回顾的基础上, 针对人口流动和家庭结构变迁对传统养老模式的影响, 提出新的看法和观点。

(一) 人口流动及家庭结构变迁对养老保障模式的冲击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导致了城乡人口流动, 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环境遭到破坏。丁士军 (2004) 认为由于农村家庭逐渐趋于小型化和核心化, 子女数量的减少, 老年人和子女生活上的分离以及多代同堂的家庭数量减少。贺聪志等 (2005) 则认为由于核心化家庭的出现, 造成家庭照料出现困难, 老年人地位降低, 子女养老的风险和成本加大, 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养老需求。刘艳欣、葛洪 (2010) 提出中国传统的家庭规模和结构已经变化, 中国现代家庭的主要特征是家庭结构的简单化、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模式的多样化。赵静 (2010) 提到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主要构成是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而当前中国农村常态的家庭结构形式是隔代家庭与空巢家庭。李光连 (2010) 指出“空巢家庭”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农耕经济解体, 文明社会发展所衍生的必然“宿命”。一系列的研究表明传统养老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今家庭养老的需要, 养老模式亟需转变。

(二) 对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研究

“社区居家”的养老模式在我国的研究起步较晚。穆光宗 (2000) 突出强调了社区居家养老与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的区别, 指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是指老年人可以选择在自己家中居住, 不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 不单纯依靠家庭照料, 主要由社区和社会中间力量通过科学组织管理, 为社区内居住老人的日常所需提供社会化的服务来弥补家庭养老不足, 进而实现养老目标。宋言奇 (2004) 认为家庭养老与福利养老有一定局限性, 而城市社区养老方式是一种极好的选择, 提出大型城市老龄社区的建设势在必行。与院舍照顾相比, 吕新萍 (2004) 认为社区照顾可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李宗华等人 (2005) 通过对欧美社区照顾模式的分析总结和借鉴, 把我国的社区照顾发展的目标模式总结为:以家庭照顾为基础, 大力加强社区建设, 以发展社区支援服务内容为中心, 以重建社区精神, 调动社区民众间的互助及义工队伍建设来输送力量, 充分利用非营利组织与社区机构的技术与资源, 在家庭层面整合正式与非正式的服务资源, 从而有效地回应老年人的需求, 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我国社区居家养老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在这个巨大人口流动和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 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

二、养老模式选择的需求分析

随着传统养老模式的弊端渐显, 养老模式如何选择, 还应该从我国养老的文化需求、代际支持需要、老年人需求调查等方面来分析。

(一) 社区居家养老是对我国养老文化的延续和继承

我国是以“孝”文化著称的国家, “养儿防老”“百善孝为先”的思想根深蒂固, 和子孙后代在一起安享晚年是绝大多数中国老人的夙愿。这种文化传统限制了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 加上其自身数量不足, 设施环境差, 服务水平较低, 因此机构养老让多数老人产生心理上的排斥, 家庭养老仍为首选。社区居家养老无论是从定义还是从文化上来讲, 都具有极强的适应性, 符合我国传统价值观。社区居家养老以家庭照顾为基础, 以社区照顾为辅助, 以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服务以及精神慰藉、心理治疗等为主要内容, 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等主要形式, 这种社区居家养老模式让老年人在接受专业照顾的同时, 还可以尽情享受到子孙承欢膝下的晚年生活, 这不仅符合我国传统的养老文化, 也是对传统居家养老模式一个良好的改革和继承。特别是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全国各地开展的社区建设, 可以将城镇化中的社区建设跟社区居家养老更好地结合起来。

(二) 社区居家养老是对我国代际支持的发展和支撑

我国在代际支持上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点。西方的代际支持是一种“接力模式”, 是由甲代抚养乙代, 乙代抚养丙代, 丙代抚养丁代, 一代接一代的模式。而我国的代际支持是一种“反馈模式“, 是由甲代抚养乙代, 乙代赡养甲代, 乙代抚养丙代, 丙代赡养乙代的一种代与代之间不断反馈的模式。这种“反馈模式”深深地孕育在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中。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重, “4—2—1”核心家庭的出现, 这种反馈模式演变成了一种“隔代反馈”的模式, 即由孙辈在赡养父母的同时还肩负着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责任, 这进一步加重了家庭的养老负担, 降低了养老质量。社区居家养老的出现, 既可以减轻个人的负担, 又能够解决“空巢老人”的精神空虚以及无人照料的问题, 是对我国代际支持的发展和支撑。

(三) 社区居家养老符合老年人的养老意愿, 能够弥补家庭和机构养老的不足

关于老年人养老意愿笔者进行过专门的实际调查, 在对山东、河南、四川、浙江等省市发放的120份问卷中, 收回有效问卷115份, 有效率95.8%, 从收集的问卷数据整理知, 从养老的选择意愿来看, 45.9%的人选择家庭养老, 12.4%的人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41.7%的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比较感兴趣。对子女孝顺的家庭来说, 家庭养老是老人最愿意选择的养老方式, 而社区居家养老因其与家庭紧密结合的关系, 也开始受到老人的欢迎, 调查过程中发现, 相比较, 机构养老的选择算是老人的无奈之举, 说明老人们的居家养老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社区居家养老能够为家庭养老提供支持, 弥补机构养老的不足, 是最符合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养老方式。

三、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发展建议

社区居家养老由于其诸多优势,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和社会的认可, 由于社区与家庭的不可分割性, 社区居家养老能够进一步节约成本, 节省开支。因此在社区居家养老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 更需要把握好政府、家庭、社区、机构之间的关系, 从各个角度和角色出发, 设计出供社区居家养老可发挥自身优势和可持续的发展策略。

(一) 政府职责

1. 明确政府责任, 做好政府的宣传组织工作。

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公民的需求做出回应, 并采取积极地措施, 公正、有效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政府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最大的社会组织, 有责任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作为养老建设的担当者, 有责任和义务向民众宣传社区居家养老的优势和内容, 增加人们对社区居家养老的理解和信任, 充分发挥社区居家养老的优越性和便利性。

2. 明确政府职能边界, 发挥政府的主导和监督作用。

政府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和监督作用, 整合各种民间资源, 强化社区管理, 提供让民众满意的养老需求, 保证老人拥有幸福的晚年。政府作为养老事业最大的支持者, 还应该为社区居家养老建设提供经济支持和政策支持。设立专门的社区居家养老基金, 将其列为政府财政预算的一部分, 保证社区居家养老建设的持续进行。另外, 加强政府的监督职能, 确保社区让每一位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 保证社区居家养老的大众性、公益性和服务性。

(二) 社区建构

1. 分层建构, 合理设计。

社区居家养老是最迎合我国老年人养老心理意愿的养老模式, 但也要分层建构, 才能确保发挥其最大的效益和适应性。应该注重将社区居家养老和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结合, 相互衔接, 按照老年人的年龄、身体状况、收入水平、文化程度、兴趣爱好等进行分类, 来满足不同老人不同层次的需求。对于有子女照顾而且身体较好的老人可以直接家庭养老, 对于那些空巢老人、低龄老人以及身体比较健康能够自理的中高龄老人、残疾老人以及独居老人等提供社区居家养老, 对于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的老人可以提供机构养老。在社区居家养老建设的同时, 也不能忽视机构养老的建设, 保证家庭、社区、机构能够各司其职, 各尽其能。

2. 社区服务项目合理安排。

社区服务的项目也要根据身体状况、年龄等因素来确定为老人提供的服务范围。对低龄、空巢家庭的老人提供家务助理、出行旅游服务、建设老年活动中心, 鼓励参加老年人活动, 老年大学等。对于生活能够基本自理的中高龄老人提供日间护理中心、托老所以及老年康复、老年文娱等服务。对于高龄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家务助理服务, 如医疗、康复、护理、洗涤、购物、餐饮、心理咨询等全方位的服务, 对残疾老人以及独居老人提供政府救助和社会救助。

3. 配套设施建设。

配套设施的建设应该分别从制度、法律、资金、服务人员四个方面进行。首先制度方面应该进一步建立健全养老保障制度, 完善包括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医疗卫生服务、医疗保险在内的相关保障制度, 统筹城乡养老水平, 扩大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其次是法律方面需要完善有关老人权益的保障法律条文、严格规范有关社区居家养老的法律法规以及社区养老系统建设, 确保任何一项建设都有法可依。第三是资金方面应该拓宽养老资金来源, 吸收民间资金, 形成养老服务产业化建设, 制定不同的服务标准, 提供有偿、低偿、无偿等不同的服务, 保证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性、公益性和大众性。最后是服务人员方面, 应致力于打造素质较高、专业性强、有较高服务水平、护理经验的队伍, 专设老年人心理咨询室, 为老年人排解孤独, 解除心结。

参考文献

[1]丁士军, 陈传波著.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老年人保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

[2]贺聪志, 叶敬忠.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响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10 (03) .

[3]刘艳欣, 葛洪.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J].天津社会保险, 2009 (0l) .

[4]赵静.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现状调查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03) .

[5]李光连.关爱空巢老人构建多种养老模式[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01) .

[6]李宗华, 李伟峰, 陈庆滨.欧美社区照顾模式对我国的启示[J].东岳论丛, 2005 (04) .

[7]宋言奇.城市老龄社区构建问题三议[J].城市规划汇刊, 2004 (05) .

[8]吕新萍.养老院老人的需求与养老机构专业化——对北京市某养老院的个案研究[J].人口与经济, 2004 (01) .

[9]穆光宗.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0 (05) .

[10]张奇林, 赵青.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发展探析[J].东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13 (05) .

社区变迁 篇6

1.1 回族社区的特点

回族目前是中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 回族有小集中、大分散的居住特点, 主要从事农业, 有的兼营牧业、手工业, 擅长经商, 尤以经营饮食业突出。生活习俗固守回族传统, 遵循教规, 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重要作用, 清真寺和回族人的生活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凡有回族聚居之地, 必然是“围寺而居”的居住格局, 清真寺与穆斯林人一生的生活息息相关。

1.2 研究对象的选取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 属天水市辖县, 2006年人口普查, 全县回族22.3万人, 占人口总数的69.3%。是全国回族比例最高的自治县, 而南川村处于县城郊区, 城市化、现代化对本区影响较大, 现代文化化与传统文化交相融汇区, 本区的发展方向代表着其它回族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2 南川村在社会生活方面的变迁

2.1 宗教生活的演化

伊斯兰教在张家川形成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南川道堂是全国哲赫忍耶门宦活动的中心之一, 每年在此举行上万人的大型宗教活动, 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 南川宗教信仰状况在建国初期是很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 国家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南川回族社区村民的宗教生活和宗教信仰产生了严重的弱化。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恢复了, 人们的宗教活动逐渐增加。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市场经济的冲击, 经济活动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 去清真寺的次数少了, 主要是老年人去。南川村商贸经营活动范围较大, 从沿海城市到内陆城市以至边境口岸都有经营点, 大范围的商贸活动使社区许多成员不再拘于一地, 更习惯于接受变化, 社区与外部世界始终保持着联系, 外部世界的变化通过这种联系影响到社区内部, 促使社区内部不断调整, 从而增强了社区的适应性, 对于一些优秀的伊斯兰传统文化必须得继续继承和发扬, 也就是要处理好现代和传统的关系。虽然在服饰、礼仪等方面又有所改变, 比如回族男子的衣服由单一的白汗衫、青坎肩、便装、中山装向西装、夹克衫等款式新颖的方向发展, 南川村青年人的打扮, 已很难从服饰上辨清他们的族属了。妇女平时都戴丝、绸或“乔其纱”等细料制成的盖头, 中老年妇女惯用白色、黑色, 新婚妇女用绿色的。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 多数已婚回族妇女都戴白色圆顶帽, 未婚女子不戴帽子。但在婚姻、丧葬、禁忌等方面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点。

2.2 权力结构的演化

在晚清至民国时期, 南川村和其它村一样教权附着在族权上, 同族权相联的是财权, 而回族又是全民信教, 所以族权和教权紧密结合决定着社区的所有事务, 国家政权只能通过乡绅阶层向基层乡村渗透, 使宗族势力影响支配着社区, 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1949年以后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 国家权力系统第一次全面深入乡村, 权力结构是“大国家, 无社会”。1952年南川村农民逐步走上了合作化道路, 生产大队为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组织, 国家权威打破了社区的人际边缘的界限, 用强制手段加强了社区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 民间潜在权力系统的调节功能消失。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乡村基层权力结构随着国家改革进行了重组, 国家行政权力从基层农村相对收缩, 民间组织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3年12月改变“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设立南川村民委员会, 国家权力不再占绝对的统治地位, 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村委会的权威也得到加强。现阶段南川村权力结构形成三种不同类型, 村干部、乡老集团、阿訇阶层, 村干部具有经纪性, 乡老集团反映传统性和家族性, 阿訇阶层则是宗教价值观念的代表, 他们之间是合作, 互补, 冲突的关系。他们都能够借助不同的方式对村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 因此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一定会影响到村庄社区的秩序化程度和发展步伐。回族社区权力结构的变异正在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要求民主化的政治制度, 在回族社区, 它同样要求社区村民以个人身份参与经济管理和政生活, 排除家族宗教和血缘的影响。随着村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 村委会的凝聚力和权威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村委会将成为今后乡村社区权力结构中的核心, 但其它权利不容忽视, 它们对社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3 人口变化

2.3.1 人口素质及人口增长。

受传统观念影响, 重商轻学, 使得许多学生过早的步入社会。在南川村年报表上人口受教育状况是初中文化水平占60%, 高中16%文盲占24%, 受教育水平很低, 持有很多不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 科学文化教育落后。在科技上, 主要是专业技术人才少, 科技力量薄弱, 对科技的应用程度低。在文化生活上, 文化事业落后, 现代文化对群众影响小, 宗教对本地区影响较大, 它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融化于民族意识之中, 一部分人仍生活在传统的文化氛围中, 致使他们保守落后, 漠视外界, 人口素质低下, 造成本地区人力资源匮乏, 严重的制约着本区经济的发展。在人口数量的变化方面,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的生育观念的变化, 人口增长变化趋于合理。

主要是以前受到“早生、多生、生男孩”的传统生育观念影响, 南川人口快速增长, 年人口增长率为23.95‰。1982年以后随着汉族计划生育的大力开展, 1983年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正式展开, 回族育龄妇女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由于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生育观念大大改变, 采取节育措施的人越来越多, 妇女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都有所下降, 年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7.05‰, 人口增长率大大降低。2002年以来, 计划生育的良性发展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回族的生育观正在向现代生育观念转化,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信奉“养儿防老”, 认为凭自身的辛勤劳动完全有能力安度晚年, “少生、优生、优育”的观念逐渐为大多数家庭所接受, 在当今社会, 许多回族青年, 仍选择了“只生一个好”的生育观念, 年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7‰左右。优生优育政策能够较好执行, 人口素质相对提高了, 有利于社区的发展。

2.3.2 人口迁移的数量变化。

人口迁移对本地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适量的人口迁移可以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相反会对经济和文化起到负面作用。南川村流动人口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而且流动人口大多青壮年劳动为力。2009年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略有下降, 但幅度不大, 大批青壮年劳动移出, 人力资源损失严重。由于经济比较落后, 各个产业不发达, 造成劳动力大量剩余, 于是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外出打工, 虽然外出打工可以解决本区人口过剩问题和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 汇款增加了收入, 有时外出打工过程中学习到新的技术和接受一定的教育, 回来后对家乡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但这毕竟只是移民带来的近期效应。从长远看, 大批劳动人口移出不利于本区社会经济发展。首先, 移出的人口多为青壮年, 这必然造成南川村人才的流失和抚养、教育费用的损失。家里留守的人口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者或上学的学生, 对南川村的发展极其不利;其次大规模劳动力移出造成本地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受今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接踵而来的是回县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收入急剧减少问题。

2.4 南川村社区空间结构的变迁

在改革开放之前, 落后的生产力和封闭的环境, 形成了单一的空间结构, 表现为地域结构的狭小封闭性, 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的单一性, 文化结构的同构性, 建筑格调类同, 户与户居住较近, 道路狭窄而封闭, 清真寺为其地域中心和唯一的活动场所。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完善和县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种植业已不是南川村民的主要来源, 南川村原社区的作用力开始失衡, 不仅是县城城市化以及村边道路的离心力的日益强化, 而且村落向心力的减弱则更为明显, 种植业作为弱质产业已经不能给农民带来高收益, 再者原聚落大都在山腰, 交通不便, 缺水, 信息闭塞, 严重的制约着本村的经济的发展, 于是一部分富裕户开始搬迁, 他们无论是修建房屋还是兴建工厂都选址在交通便利, 离水源较近的地区修建, 主要通线和山脚展布, 原先房屋废弃, 村外新房逐渐形成规模, 而村内的废弃住宅将连接成片, 形成空心村, 以及一部分的青壮年人口外出打工, 形成原中心社区人口空心化、居住空间空心化和产业空心化的恶性循环。社区之间的交往联系加大, 竞争加剧, 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因此, 加快新农村建设, 对旧社区改造是目前南川村的工作重点。

3 社区变迁的利弊分析及未来发展方向

3.1 促进现代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糅合, 提高民族素质

南川村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已经从传统的种植业型生产方式, 转变成养殖业、商业、旅游、务工等多种经济发展形式。如果文化的发展还一味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 必然与经济发展形式脱钩, 这不仅不利于本区经济的发展, 还会禁锢人们进步的思想意识。因此, 本区文化一定要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现代社会是开放性的社会, 科学技术知识的迅猛发展, 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趋势以及人类社会的系统性、整体化、全方位性等特点, 都要求适应现代社会的教育也必然是开放的, 应吸收、继承回族传统文化中的开放性之优长, 贯彻开放原则, 确立开放机制, 加强南川村的现代教育机制, 端正认识, 加强学前教育, 采取有效措施, 加速实现少数民族地区九年制义务教育, 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促进现代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糅合, 提高民族素质。

3.2 发展社区经济, 提高社区服务功能, 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

发展民族经济, 促进农民增收, 提高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这是实现农村和谐稳定的基础。而且, 通过发展农业, 及工商业, 可以解决南川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问题。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全面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乡村容貌和公共服务, 这些又正是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优化农村社会风气、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不可缺少的条件。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是改善民生、解除农民在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的有力保证, 因而是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程。加强南川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提高南川村社区的自我社会管理能力, 完善南川村村社区服务功能, 开展社区的自助服务, 开展社区文化体育活动, 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

摘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促进各民族地区经济协调与保持社会稳定, 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战略课题。选取回族乡村社区—张家川县南川村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从生活等方面变迁作为切入口, 通过对南川村社区变迁的利弊分析, 探索民族社区未来发展方向, 并为建设和谐民族社区提供一些策略。

关键词：生活变迁,回族社区,南川村

参考文献

[1]张家川, 回族自治县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9.45-46.

[2]来源:张家川县农牧局.

[3]马宗保、金英花, 乡村回族社[区的权力结构及其功能——以宁夏南部的单家集村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 2005 (4) 105-110.

[4]陈才, 人文地理学[M].科学出版社, 2006.70-71.

社区变迁 篇7

一、城市化浪潮带来的冲击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城市化的发展中, 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是人口城市化, 包括各少数民族从传统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回族人口遍布全国30多个省区市, 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征。西北和西南地区回族聚居区相对集中, 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回族社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回族总人口达1058.6万人, 是我国除汉族外分布最广的民族, 也是我国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少数民族[3]。探讨和研究回族社区文化变迁及由此而引发的文化重构, 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其他少数民族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尤其是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来说, 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回回营是一个古老的村庄, 隶属昆明市呈贡区 (2011年11月撤县设区) 。《呈贡县志》记载: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军队征讨云南元朝梁王残余势力, 讨伐平定后部队奉命戍边屯垦。其中一个叫马相国的人所带领的部队多为回族, 驻扎定居的地方取名为“回回营”, 一直发展至今[4]。回回营社区辖区面积1.68平方公里, 距离呈贡老城5公里、新昆明市级行政中心3公里。2011年底, 社区下辖3个居民小组, 有常住人口523户1626人, 其中回族1605人, 回族人口占98.7%, 人均耕地不足0.3亩, 居住有外来人口3000余人, 主要为回、彝、布朗、布依等少数民族。回回营社区内有一座明朝所建、清朝重修的清真寺、一所回民小学和一所幼儿园, 是呈贡区最大的回族聚集社区。2011年8月及2012年1月, 我们两次来到回回营, 通过问卷调查、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等方法, 对该社区内居住的因城市扩建而实现城市化的回族群众进行了调查。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自2003年呈贡新城建设启动以来, 回回营新型社区被定为原址改建。社区原有的大量土地被征用, 仅市中医院、区消防中队、地铁站及周边路网建设就征地813亩。社区群众几乎一夜间从农民身份变为城市居民, 支离破碎的社区业已成为新城中与市政府和大学城遥相呼应的“城中村”。

二、回族社区城市化后的适应性变迁

(一) 物质文化带来的适应性变迁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 使农民迅速成为市民, 回回营居民的谋生手段从单一的农耕到日趋多样化。根据调查所得, 上世纪80年代, 回回营居民靠养殖、蔬菜种植、腌制咸菜为主要经济来源。有了数量不多的几亩地, 可以不为衣食住行所忧愁。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 主要依靠种植烤烟及收购烟叶、种养殖等为主要经济来源, 收入也还算稳定。从2003年开始, 建设现代新昆明呈贡新城, 土地这一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没有了, 居民干起了个体运输、清真餐饮, 或打临工养家糊口。在我们实地调查中, 45岁以下的男性, 75%以上都在呈贡新区或外地打工。据有关统计资料, 在呈贡区及大学城各高校物管、保安行业中, 来自附近失地农民这个群体接近50%。年轻力壮的男性, 大都奔走在二、三产业之中。因为, 他们明白一个道理, 不去就业就没有收入, 就不能养活一家老小, 在城市中就无法生存。调查中, 64%的人觉得生活有压力。

政府对社区居民以货币形式分批发放了征地补偿, 人均约五六万元。起初, 个别居民拿着补偿金去旅游、买车, 开始享受了。社区看到这种情况, 采取自愿的方式, 集中居民的部分征地补偿费, 以社区居委会名义注册成立了呈贡伊兴园林公司和呈贡穆盛建筑工程公司, 主要经营园林绿化和土石方开挖。居委会主任兼任两个公司的董事长。居民作为股东入股, 公司有了收益对股东返利。此外, 当地政府、街道办事处等大力支持发展技能培训, 提供了厨师、园林绿化、创业培训等。在社区的号召下, 居民参与热情非常高, 先后有600多居民进行了上岗培训。

(二) 社会文化带来的适应性变迁

社区管理和公共事务的组织, 是市民生活中必不可或缺的方面。农村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组织, 是依赖村民小组和村委会展开的。而城市中则由居委会和小区的物业公司来负责。我们调查的回回营社区隶属于呈贡区雨花街道办事处管辖, 但办事处似乎并不对他们进行管理, 行使管理职责的依然是原来的村委会和村委会组织起来的物业部门。调查中当我们问到“日常生活中遇到邻里间矛盾和困难怎么办”时, 被调查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找村上”。如此使得回回营社区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 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呢?

上世纪末, 回回营村狭窄泥泞的乡村小路, 茅厕, 鸡窝、羊圈、牛棚等, 随处可见。由于不通公交, 出入极不方便。呈贡新城的建设中, 回回营社区开始列入政府统一规划, 彻底告别了原先的环境。现在的社区, 住房修葺一新, 道路干净整洁, 屋前屋后是绿地草坪, 绿树成荫, 路灯明亮, 环境优雅。新建了4个警务室, 24小时有联防队员值班。建设了社区公园、灯光球场和活动中心。过去社区旁的一个小水塘, 经过改造, 水边修建了小凉亭, 种植了鲜花和树木, 成为了居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在社区主要街道, 随处可以看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等宣传民族团结的墙体彩绘。目前, 回回营正在积极建设省市区三级联创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居住方式、居住环境、居住质量的转变与提高, 使社区与城市进一步走向融合。

(三) 精神文化带来的适应性变迁

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给居民带来了精神文化的变迁。由于耕地减少, 大多数居民脱离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和畜牧养殖。不再为生计而整天忙碌的人们, 业余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 人们的精神追求也相应多样化了。宗教活动场所、社区中的文体活动设施,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宗教是一种信仰, 信仰者的虔诚程度具有年龄化的特征。回回营有一座清真寺, 是呈贡新区范围内规模最大的清真寺, 位于社区中心。调查中, 60岁以上老人有92%常去清真寺或在家做礼拜。很多老人表示, 若条件允许就打算去朝觐。被调查的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也有23%的说自己常做主麻, 有时也去清真寺做日常礼拜, 这里边又以妇女居多。其余的只在会礼 (即开斋节、古尔邦节等大型宗教节日) 才去礼拜。如今, 空闲时间更多被现代化的内容所占据。在社区一角, 设置了全民健身器材, 清晨和傍晚都聚集了喜爱运动的人们, 参加者多为妇女和儿童。很多60岁以上的居民多选择在社区棋牌室和小花园石桌上下棋、打牌。而35岁以下的年轻人, 经常聚集在一起打牌、打麻将, 要么独自在家看电视、上网。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基本与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一致。

社区居民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回回营小学由清真寺举办, 是公益性的。目前有8名教师, 60多名学生, 其中回民50多人, 主要以招收本地居民的子女为主, 还包括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回回营小学虽已被纳入国民教育系统, 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的规定开设课程, 但每周仍开设了一节阿拉伯语课程, 使孩子有机会接触和学习伊斯兰文化。社区还举办了一所规模不大的幼儿园。在幼儿教育阶段, 主要对孩童进行养成教育的培养, 如教育孩童要用流动的水洗手、回汉一家亲等, 在潜移默化中传输穆斯林文化。目前, 幼儿园教师都是由回族担任, 共有回、汉、彝等民族的孩童32人, 回族学生与其他各族学生融合发展。借助回回营社区独特的区位, 各种社区内外的交流活动比较多。在斋月和寒暑假, 清真寺为满足宗教学习的需求还会举办妇女学习班、儿童学习班等。除了阿訇, 有时还会邀请附近大学的老师来授课。现在入驻大学城的9所高校, 共有10余万学生。周边高校大学生、社区居民前往回回营进行各种交流活动也不断增多。2011年开斋节, 笔者就遇到数十位来自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穆斯林学生到清真寺做礼拜, 能够容纳三四百人的大殿里跪无虚席。

民族社区是具有相同宗教文化关系的人们相互进行交流活动的场所, 回族社区中人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 并由此形成民族凝聚力[5]。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一个事例。2009年5月, 社区居民CZF被确诊患有严重的心脏病, 急需实施手术。高昂的手术费不但让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还使得刚考上大学的孩子也面临辍学。社区居委会、回回营小学和清真寺得知这个情况后, 积极捐款捐物展开救助, 两天时间就为这个不幸的家庭筹集善款1.4万多元。在社区和社会各界回族同胞及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 居民CZF手术获得了成功, 康复出院。

三、结语

呈贡回回营社区的发展历程表明, 经济发展是文化变迁的直接动因。在城市化进程中应保护、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维护少数民族社区的稳定与繁荣, 这样才能实现民族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同时, 只有在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法则, 才能顺利完成从传统社区到现代社区的转变。社区居民要自觉调整心态, 放弃自我封闭和保守, 以开放的心态积极投身城市化建设, 实现民族文化和国家主流文化的良性互动[6]。

参考文献

[1][美]威廉.A.哈维兰, 著.瞿铁鹏, 张钰, 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2]周大鸣, 秦红增.文化人类学概论[M].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3]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4]呈贡县志编纂委员会.呈贡县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5]束锡红.西北回族社会现代化实践的新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社区变迁 篇8

一、经济来源由单一变多元——失地乡村最直接而明显的变迁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1]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1]然而,被征地后的失地农民失去了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这对村民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城里人可以用土来藐视乡下人,但是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1]

(一)B村的地理条件

B村属于半山区,海拔1930米,年平均气温16℃,年降水量769毫米,适宜种植蔬菜、水果等农作物。该村不仅是中国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呈贡的重要部分,还有闻名海内外的宝珠梨,这些都是当地村民原来的主要经济来源。“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在土地上的”,[1]没有了土地,村民们需要另谋出路。虽然政府在征地拆迁中给予了村民一定的补偿款,村民在失地后一段时间里的生活有了保障,但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二)商业区分红

该村回迁房北邻Y大学,西邻K大学,有近6万的大学生消费群体,处于黄金商业区域。在回迁房建设好后,村居委会牵头成立了商业区,村委会以竞标的方式将商业区租给商户,每年村民们都能从租金中获得不少的分红,这成为村民失地后的最主要、最直接的经济来源。

(三)买车跑运输

部分村民利用征地补偿款买车,跑起了运输。这是有车村民的经济来源之一。其中,有的是所谓的“黑车”,即类似于出租车那样载客,但是没有出租车所需的相关营业执照。由于这是这部分村民的生计之一,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对这种现象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原有土地的继续使用

拆迁规划中的建设通常是逐步进行的,因此有的村民的土地并非一开始就被占用,而是暂时保留。这些土地上原有的农作物包括果树等,依然归原来的主人,村民也可以继续在土地上种植蔬菜。这也成为这部分村民的经济来源之一。

(五)出租房屋

住在回迁房里的村民,如果分配有不止一套房,也可以向村落时那样将多余的房屋出租。然而不同的是,以前的村落,大多数村民都会建多层楼,有多个房间可以出租,自己可以像个“包租婆”一样,收入相当可观。B村的回迁房里,两室一厅的租金一般为700元每月,三室一厅也只有1000左右,远不及村落时的收入。这给村民们的可持续收入造成了困扰。

(六)投资商圈

有一些村民用补偿款投资其他的产业,如在商业区租门面经营店铺等。为了补偿与生计,居委会会给予他们很大的政策减免,最大限度地支持失地农民的经济生活。

二、失地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间接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变化

村民们失去了土地,不仅直接造成了经济收入方式的复杂变化,还间接导致乡村人际交往、思想观念、传统习俗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一)人际交往变得淡漠

在村落形式里居住时,村民邻里之间就像一家人,平时都是大门敞开。互相串门是家常便饭,就像是自己家一样,孩子们也是嬉戏打闹,并在各家之间窜来窜去,来去自如。大家有什么好吃的,也都很乐于分享。晚上、节日等空闲时间,村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打牌,其乐融融。然而在社区式的生活中,这种和谐欢乐的景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小区里有五十多栋楼,谁住在哪栋楼的哪一户,都是通过在村委会的统一抽签来决定。原来熟悉、关系很好的邻居,很多不再是邻居,甚至可能一个在小区的这头,而另一个在小区的那头。这种距离显然使村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方便且乐于串门,而是来往越来越少,关系也慢慢淡化。在访谈中,村民们普遍谈到了这样的情况,并且强烈表示这些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然而,社区里的一栋栋楼、一堵堵墙、一扇扇门,把原本关系很好的邻里区隔得很远很远。他们很怀念往昔的那种岁月,有的老人在谈及这些事时甚至哽咽落泪。其中有一位老人说,她有一位老伙伴生病了,直到去世,消息才从其他村民那里传来,她很遗憾没能陪在老伙伴身边。她说,在以前的村落,她们是邻居,有什么事情都会及时知道,如果有她的及时照料,这位老伙伴可能就不会这样去世。

在城市社区里,即使是对门,大家一进家门也会把门关上,似乎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自家里的空间,甚至在门外偶然碰面都觉得尴尬。生活在这样的社区空间中,一道道门阻隔了村民之间的关系往来,也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许多村民表示,以前村落时大家的门都是敞开着的,很方便、很亲切,而现在,即使你有东西想跟邻居分享,但是当你打开自己的门时,还要去敲对方的门,还不一定有人在。有时等到对方开门,然后是一副惊讶的眼神,“感觉很见外一样,这种感觉,酸酸的、怪怪的,会让你不想以后再这么做了,觉得你是你的,他是他的”。

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农业生活基础之上,B村同样基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落后的生产工具和土地不能移动等特点,人们对人口、劳动力及和睦相助高度重视。但乡村城镇化则打破了这种和谐。

费老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就是私”,“‘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1]而社区里家家户户的一扇扇门,更放大了这种特性,人们封闭在自我的空间里,变得越来越少与外界交往,哪怕是以前关系很好的邻居。“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家,为了国家可以牺牲天下。”[1]在社区模式下,虽然有居委会的主持,但是村民们依然经常为了商业区的分红而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再顾及以前的邻里旧情,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二)思想观念发生变迁

从村落到社区,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在采访对象里,有一位开“黑车”的李师傅,被问及喜欢以前有田地的生活还是现在的生活,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现在的生活。“以前只能种地,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下来也没多少收入。但我们在征地中有补偿款,就可以用来买车跑运输,也可以用来做其他的投资,毕竟时代进步了,社会发展了,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尤其是习总书记这一代领导人,倡导全民创业,而创业是需要资金的,按照以前种地根本不可能。”

另外,在中国社会中,血缘和地缘关系占有核心的地位。但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在中国内部还是海外,在现代市场的发展中,人们经常利用亲缘、地缘关系来发展自己的生意。同样,B村也有村民在新的经济模式中,与亲朋好友合作,以寻求生意发展商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方的经济发展,也各得所需,但是这种合作已经不是纯粹地基于亲友感情,而是更多地夹杂着利益观念。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张鹂在其著作《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中说:“虽然需要强调亲缘、地缘关系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不必讳言在家户内部和同乡群体内部所存在的剥削和不平等。”[2]

正如张鹂在《城市里的陌生人》中所说,“(温州)大院存在着多重的社会经济紧张关系,例如从事相同行业的家庭之间在生意上的竞争。在大院老板和普通住户之间、温州业主和他们所雇用的工人之间,出现了新的社会依附关系和剥削关系”,[2]而不再是单纯的出于情感的互助。翟学伟在其著作《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也提到,“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与面子的社会。众多的研究成果和文化比较已经证实这一点”,[3]然而“人情”从原来的村落到现在的社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三)传统习俗面临的困境

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时代潮流下,乡村的传统习俗也面临着困境。B村以前的村落时代,几乎家家门前都有个庭院,不仅村民们聚集在这里聊天、喝茶、打麻将,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即作为办婚事或者丧事时的聚集空间。按照B村的习俗,有人去世时,需要在此人生活的空间奏乐三天三夜,以慰藉逝者,超度亡灵。同时,还要在庭院里摆放各种纸做的祭奠逝者的用品,并摆酒席宴请前来悼念逝者的亲朋好友。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都聚集在庭院里。然而,在社区的住房空间里,没有了庭院,楼房房间的空间也非常有限,不便于奏乐做法事,村民们难以进行传统的习俗仪式。这给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以前的村落时期,逢年过节或者逝者的忌日等重要文化习俗节日,村民们都会在村里路边烧纸钱,以表对逝者的怀念与祭奠。但是在社区模式下,由于需要进行社区化规范管理,不允许随意烧纸钱。在这样的条件限制下,村民们传统习俗的进行与承继遇到了困境,有的开始淡化,甚至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四)亲友关系的演变

项飚在其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中提出了“系”的概念。他认为,“‘系’是以某一行动者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的组合,或者可以叫做‘关系丛’,它类似于我们平常所说的‘圈子’”,“它是在人们原来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在流动和经营的过程中形成的”,“‘系’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不同关系的组合”。[4]村落时期,由于各自都只是经营自己的农作物,“靠天吃饭”,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所以B村村民们之间的关系一般只是单纯的亲友关系。但是在新社区中,人们既可以从商业区得到分红,也可以自己经营商铺,获得经济收益。为了收获更好的生计,亲友之间最容易互相合作、互利共赢,这就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生意圈意义上的“生意关系”。这两个关系圈有重叠的部分,即既是亲友关系,又是生意上的合作关系,这个重叠部分构成了现在村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核心系”。当然,这些系与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随着圈内的交流与互动,这种关系也会随时发生变化和转换。如果利益上得不到合理分配,就会发生矛盾和纠纷,进而危及生意关系甚至亲情关系。

在村民们的聊天中,笔者经常能听到他们谈论某某人在生意中采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或者某件事上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自己村的都那样做,太可耻了。”他们认为,应该保持以前那种美好的亲情邻里关系。然而事实上,这种关系已经被商业利益所侵蚀,一去不复返了。老一辈人对此表示很失望。

(五)“礼物”意义的嬗变

“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交换方式之一。”礼节性的“礼物往来维持并创造了各种——合作性的、竞争性的抑或是敌对性的——社会联结”。[5]在B村以前的村落时代,“礼物”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正式的礼物是指婚嫁、生日、祝寿等重要时刻赠送的礼物,尤其“婚礼是农村生活中最重要的礼物交换场合,礼物在仪式的不同阶段被送给不同的受礼者”。[5]而非正式礼物则是指在日常生活里,邻里之间比如说有什么好吃的,或者自己家的果树收获了,顺便串门,给邻居共享。这种非严格意义上的礼物,正是村民间和谐关系的典型体现。但在社区时代,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礼物,其意义和内涵都发生了嬗变。

由于村民们失去了他们世代耕种、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在商业区的分红和生意上都希望得到更多的经济收益,以保障自己及家庭的生计。他们会向村委会委员送礼,以便在商业区分红和生意店铺等中得到特殊的照顾,或者起码期望能借此保障自己应得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这种情景下的礼物,显然已经不是村落时期单纯意义上的礼尚往来,而是具有了一定的功利性。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说道,“从那些相对‘简单的’社会中概括出的礼物交换规则,诸如回报义务和送礼者的优越性等,并不总是适合那些更为复杂的、分化了的、存在发达劳动分工和显著商业成分的社会的现实”。[5]

(六)家庭形态的改变

“家庭在任何社会都是人们最初社会化的场所,其本身的特点也是构成不同人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中国人的家族是一种扩大式的家庭形式,是一种几代同堂,具有一定范围的血缘关系的成员组合,并对村落和国家的形态产生影响”。[3]B村村落时期与此类似,然而当人们住进社区式楼房后,由于每户至少能分配到一套房子,儿女与父母分开住,或者拿着补偿款到城里投资做生意,只有老父老母独守空房。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家庭中最主要的父子关系受到阻断,导致整个家庭连续体的弱化甚至终止。小家从大家分离出去,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程度,终将会出现“另起炉灶”的可能。原本和谐、平衡的家庭形态发生了改变。

笔者租住的房子对面居住的是一对七十多岁的老伴儿,他们每天上下五楼,老爷爷生病了,只有老奶奶一个人照顾,因为他们的儿女都不在B村,不能及时赶来或者随时照顾。后来老爷爷病逝,只剩下老奶奶一个人住着89m2的房子。

社区所造成的这种区隔变化,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尤其是老一代人的生活和幸福感。他们不再像以前村落时期那样享受邻里和谐、其乐融融的关系,儿女对他们的关怀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缺失。

三、结语

城市化进程推动着乡村快速城市化,然而在被城镇化的过程中,乡村原有的文化习俗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受到巨大冲击。人们的观念在这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发生着变化,与时俱进的同时,却丢失了原本的那份纯真,趋于势利;人际关系也失去了原来的那种和谐,慢慢变得淡漠,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而由于社区中缺乏应有的场所和载体,乡村原有的文化风俗难以为继,甚至逐渐消逝在村民的生活中。如何面对乡村与村民传统文化的承继困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在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同时,却牺牲了原本已经拥有的和谐和幸福感,失去了人们早已习惯的文化习俗和精神寄托。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人民出版社,2015:1-3,25,33.

[2]张鹂(美).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利与社会网络的重构[M].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60,96.

[3]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7,99.

[4]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M].三联书店,2000: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