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社会

变迁社会（精选12篇）

变迁社会 篇1

沧海桑田, 物竞天择, 时过境迁中, 人类社会随之诞生并不断变迁。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变迁是多重因素的复合结果, 文明的诞生, 权力的更迭, 科技的发展, 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股合力, 推动人类社会的变迁。对于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发展的主要原因, 各领域的学者各执己见。多伦多学派学者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则认为, 是不同时期的传媒工具, 促使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1 媒介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作为媒介决定论的鼻祖, 伊尼斯以传播媒介为轴心, 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维度, 考察了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 。伊尼斯把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国文明、中世纪与启蒙时代的兴替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技术形态联系在一起, 这一观点与人们惯常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相比, 显得十分独特 (2) 。

作为伊尼斯思想的传承者, 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是, 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来看,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因此,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如果人们把媒介和媒介技术理解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 那么媒介的进步对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3) 。

2 语言:人类传播史的钥匙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人类的诞生开启了地球的新纪元, 人类的声音打破了自然界的沉寂, 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摆脱动物状态的决定性一步。在原始社会中, 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传播手段, 成为开启人类传播史的钥匙。因为语言的诞生, 人类得以在互相的交流中明确对方的意图, 语言的逻辑性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 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逐渐催生出诗歌和乐曲, 语言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让人类产生思想, 语言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开端。

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野蛮状态、组成原始社会开始, 一直到文字的出现 (4) 。人类语言虽然完成了人类信息体内化到体外化的突破性进展, 但口语传播存在转瞬即逝、只能依靠人脑储存信息、只能近距离传播等巨大的局限性。伴随不断突破自身局限, 人类创造了文字, 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里程碑。若说语言使人类彻底与动物区隔开来, 那么文字的诞生则促使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文字传播克服了口语传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文化传承不再依赖容易误传的传说或神话, 而有了确切的资料和文献依据。

3 文字传播: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

文字传播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陆续问世, 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也是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动趋于成熟的标志。回顾我国封建社会, 唐中叶以后的“进奏院状”, 宋代的邸报, 清代的京报, 都是以文字推动了信息的上传下达, 完善了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传播体制, 成为一种媒介形式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人们用文字记录历史、记录科学, 以文字为载体的诗书画卷, 使圣贤的思想广为传播, 开卷益智, 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史。

文字传播时代虽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但略微高昂的生产和传播成本也容易造成“洛阳纸贵”的传播障碍。我国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开启了印刷传播的可能性, 节约了书籍的复制成本, 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更加低廉便宜, 真正开启了印刷传播的时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不仅降低了书籍的造价, 使书本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更催生了报业的发展, 使传播从小众走向大众, 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新纪元。

近代报刊因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诞生于德国, 逐渐从书籍中脱离开来, 成为以报道新闻、评论时事为主的传播媒介, 历经资产阶级政党报刊时代、独立报刊时代, 随着社会发展催生了廉价报纸。因廉价报纸的价格低廉性和受众的广泛性, 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由此到来。如今人们不会在乎1835年第二期《太阳报》记载了哪些新闻, 但是报纸作为大众传播的载体空前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使信息在社会中流通, 以文化教化受众, 以思想点醒受众, 催生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带动了民间知识的传递, 报纸这种传播工具本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讯息。

在报纸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在蓬勃的方展中方兴未艾之时, 电子媒介在技术的革新中随之诞生。1838年, 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1844年, 美国开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此后, 这种“闪电式的传播线路”迅速发展, 形成了巨大的通信网络。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 但它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讯手段, 而作为现代重要传播媒介的通讯社, 也是在电报技术发明之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5) 。电报技术的发明与大量应用提高了人类信息通讯的时效性,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领域, 技术的发展再次推进了社会的变革。

4 电子媒介时代诞生与发展

若说19世纪是电子媒介时代的萌芽时期, 到了20世纪, 电子媒介则真正走向成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影、广播和电视逐渐诞生, 并迅速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 进而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也是传媒发展的划时代时期, 尤其是电视的发展与普及, 彻底颠覆了人类社会漫长发展中形成的既定秩序。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 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 (6) 。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曾经这样描述了电视所带来的宏大的社会景观:“电视的经济力量是惊人的, 它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也是如此。从50年代起, 电视由于报道新闻事件而拥有大量观众。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时, 约有6 000万人看到了他。……1962年, 约翰·格伦的第一次环绕地球轨道飞行吸引了1.35亿人凑近电视观看。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消息传来时, 纽约市电视观众从该市人口的30%激增到了70%, 而在全国为之默哀的葬礼举行的几分钟里, 观众达到了93%。1969年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 实况转播被发回到地球上时, 有1.25亿人收看了这一广播, 据估计, 由卫星网带给全世界各地的观众有5亿人 (7) 。

在电视出现以前, 从来没有哪种媒介形式可以如同电视一般, 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和空前的影响。电视对于受众的吸引力主要源于它的媒介特性, 电视是人类众多感官的延伸, 通过影像、字幕、音声、画面与特效等多方面传递讯息, 给受众以强烈目击感、现场感, 使受众仿佛身临其境。电视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取新闻和信息, 同时可以提供给受众丰富多彩的娱乐和文化生活。电视的普及使人们每天的媒体接触时间由过去的几分钟提高到了每天几小时, 而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学者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研究表明, 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 (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 的判断, 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 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8) ;同一时期, 美国学者蒂奇诺在研究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芝麻街》对贫富儿童的影响中发现, 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 电视并没有缩小社会贫富阶级间的知识差距, 反而使“知沟”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更有学者指出, 伴随着电视成长的一代人更容易产生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媒体依存症, 即“电视人”为被电视的感官刺激成长起来的一代, 更注重感觉而缺少理性与逻辑, “容器人”在电视的影响中内心世界类似于“罐状”的容器, 孤立而封闭。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提出, 电视打破了儿童与成人的边界, 带走童真的同时也使成人的言行趋于幼稚, 同时电视作为一种环境结构, 制约着我们的感觉、思维和表达方式, 我们思考、感知、讨论和表现身边的世界时, 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 而是处在传播媒介的符号结构之中。 (9)

电视主导世界的几十年中, 其作为一种传播媒介, 深刻加快了人类社会变革的步伐, 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电视本身首先是一种传播工具, 本身不必然导致“社会之善”, 或者“社会之恶”, 只是由人类发明创造, 并由人类主宰其用途的传播工具。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并不仅取决于媒介的技术或形态特性, 但媒介技术本身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充足的前进动力。

5 互联网媒体的腾飞

人类的智慧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传媒工具的更迭也不会因电视媒体的空前辉煌而停下脚步。电视媒体的发展尚未停止, 互联网就从“润物细无声”的科技进步中诞生, 如今已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汹涌的信息量与互联程度的加深, “内爆”使差异消失, 国界消失, 全世界在真正意义上联结成为“地球村”。互联网1.0时代, 是门户网站的全盛时期, 互联网的用户第一次品尝到自主选择媒体信息的喜悦, 而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传播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从门户到搜索引擎, 信息的流通空前透明, 用户从互联网上实现了“想要什么有什么”的媒体夙愿, 但庞杂的海量信息同时对用户充斥着迷惑, 互联网的公信度永远掺杂着真假难辨的质疑。直到2002年非典在中国肆虐, 传统媒体的集体失声意外赋予了互联网媒体渴求已久的社会公信力。互联网媒体本来就拥有信息快速传递、用户自主选择信息、海量信息等天然优势, 加之社会公信力不断由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的偏移, 互联网媒体如虎添翼, 真正实现了在传媒史上地位的腾飞。

在互联网2.0时代, 技术的发展真正达成了用户与媒体之间的双向传播。博客、社区、贴吧、空间陆续为大众所追捧, 用户从单纯的受众转而成为信息的生产者, 从而一跃成为传媒工具的主人。百年间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家追求的“传播权”“知晓权”“媒体接近权”突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了普通用户的手上, 新闻工作者“无冕之王”的地位黯然失色。

在互联网3.0时代, 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变迁。随着在线支付和物流的成熟, 电子商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商品的价格空前程度的透明, 线下购物向线上购物的用户迁徙已经无可逆转;随着宽带的发展, 在线视频网站改变了人们的观影习惯, 用户不再死守在电视机前, 忍受漫长的广告, 苦苦寻觅心仪的电视节目, 不再为错过节目时间而懊恼。此时的互联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传媒工具, 其不仅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成为人类大脑的体外延伸,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人类的基因中, 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牢靠地捆绑在了一起。

自2010年起, 微博的喷井式发展更是打开了互联网发展的新纪元。微博的传播方式真正代表了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中, 用户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与亲友深入互联, 可以与以往无法触及的偶像互动, 可以体验信息的快速流通, 可以参与各式各样新颖的活动……微博的意义也不仅限于此, 一个可以让人们畅所欲言的平台真正赋予了其用户摇旗呐喊的权利。在这个平台上, 公知可以表达思想, 行动者可以集结同伴, 受害者可以呼吁救援, 政府可以与民众对话, 民众可以集结倒逼政策的改变。在微博的蓬勃发展中,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是无法分割的, 但技术赋权下为个体组织赋权到社会赋权提供了可能, 关键问题已然是个人如何实现自我救赎与赋权。

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互联网用户几乎已经完整的迁移到移动互联网, 非传统互联网用户也在社会的洪流中卷入移动互联网之中。APP (Application) , 代表着移动互联网与桌面互联网时代的区隔。互联网的入口之争由来已久, 从传统的门户网站到搜索引擎, 从社会化媒体到APP, 不同的入口模式代表着不同时代用户的核心诉求。用户可以筛选符合自身的需求与爱好的APP, 将手机真正打造成一个定制化的媒介平台与生活工具。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信息与互联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满足用户需求。微信的广泛应用, 使信息的随时沟通与分享成为可能, 同时也模糊了私人空间的边界;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交通工具, 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利;手机地图导航的高度智能化, 使出行路线更加精准;线上支付的便捷, 使用户脱离了现金的束缚;移动端电子商务使购物变得随时随地随心所欲;视频与音乐则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满足用户的娱乐需求;O2O的发展将用户与这个世界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智能手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更是人们与世界相连接的钥匙。人们身处在世界中, 却需要使用智能手机与世界深度互联。

6 结语

纵观人类传媒技术发展的史册,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同时科学技术又是与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 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带来的都是社会发展速度的呈几何倍数的提升。而社会发展的背后, 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

诚然传播工具的更迭深刻带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归根究底无论哪种传播工具站在历史舞台上时, 都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在操控传播。科学技术、传播工具、人类社会、国家机器, 正如环环相扣的锁链,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互相拉动前行。

参考文献

[1]程曼丽.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2]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变迁社会 篇2

——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

会综述

 2012-08-03 14:09:58

来源：爱思想 2012年08月03日

【核心提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亟须宪法重塑社会价值观，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年也需要重新认识宪法的贡献。基于以上共识，10月22日至23日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1年年会将会议主题确定为“中国社会变迁与宪法”。此次会议由中国宪法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主办，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兰州大学法学院协办，于2011年10月22日至23日在古城西安召开。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三百位专家、学者围绕“社会转型与宪法、中央地方关系法治化、宪法与国家权力的结构与运作、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宪法与刑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获得了圆满成功。

现将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大会主题发言社会转型涉及各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制度的转型。我们从清末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实现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治理模式。这其中，宪法学者做出哪些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陈斯喜副主任认为，前几代宪法学者至少已经完成了以下几大任务：第一个是完成了宪法的启蒙，宪法意识在全社会得到普及；第二个是经过清末、民国、新中国的探索，已经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道路；第三个是为我国制定了一部比较好的宪法，经过长期实践，现行宪法是比较好的宪法；第四个是进行了初步的宪政实践。那么，我们这代宪法学者有什么任务？陈斯喜副主任认为，第一项任务是推动宪法的实施，第二项任务是努力形成中国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宪政主义所具有的普适价值为越来越多的东方国家所接受和认可。在亨廷顿所称的20世纪后期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的浪潮之中，亚洲宪政主义的发展引人注目，其已经显示的路径、图景亦与西方古典宪政模式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香港大学法学院陈弘毅教授指出，难以确定在亚洲存在特殊的“亚洲式”的宪政模式或政治宪制制度，也没有足够证据显示亚洲文化与价值观与宪政主义难以兼容。恰恰相反，证据显示宪政主义能否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得以发扬光大，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因素，以及战争、外国干预等历史事件的偶然影响，而不是取决于文化与价值观。陈弘毅教授认为，对于宪政主义在亚洲的前景，和它在亚洲疆域的适应能力可以提供一个审慎乐观的视野。具体到中国的宪法实施，宪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即是宪政的建立。

1982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宪法应做出哪些回应？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认为，虽然宪法已经做出不少积极回应，例如宪法序言和相关条款的修改，也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应该做出的回应本应当更多，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违宪审查制度、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滞后；二是经济生活已经市场化，但政治生活仍然计划化；三是立法方面的不作为；四是宪法发展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五是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虽有所突破，但多少脱离中国现实；六是宪法学的影响力有待拓展，不能过分拘泥于传统媒体，要重视学术网站、博客、微博等新兴交流模式；七是宪法学研究可能要面临宪法全面修改的问题，因此，必须对修宪进行系统研究。

一百多年来，我国已经颁行了14部宪法。与14部宪法相伴生的，是“立宪法易而行宪政难”的不尽感慨。“宪法”与“宪政”，虽是一字之差，却已然百年之别。武汉大学法学院周叶中教授认为，社会基础是中国从宪法走向宪政的关键环节，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加强社会基础建设：一是塑造合格的公民，这是加强社会基础的基础性工作；二是保障阶层对话为培育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基础；第三，以公民社会为目标构建宪政的社会基础。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宪法真正从空中走向地面，从宪法走向宪政。

关于宪法的实施。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教授提出了“宪法法律论” 的观点，他认为宪法是法律，宪法应该具有法律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宪法的实施与普通法律的实施必然分享某些共同特征。

关于宪法权威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李树忠教授认为，宪法权威的性质应该是法权威，并且是最高法权威，它具有优于法律的优先权，即宪法优于立法机关，这是最高法权威的全部思想，同时指出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的制定。

二、社会转型与宪法的适应性关于宪法学研究拓展的可能性。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郑军教授认为，在社会转型期间，基于国家职责精准实施与人权保障细化的要求，宪法学研究应拓展其研究视阈，关注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确立适应变革、合理且先进的宪法学理念，缓解宪法学理论与社会生活的疏离状况，进一步彰显宪法学应有的公平、正义等象征性价值和学科生命力，以及宪法学对法学科发展、法秩序建构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信访在当下社会是一种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的特殊制度，赞成和主张彻底废除信访制度的声音皆而有之。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中心王书成研究员认为，信访的立法发展过程反映了其逐步制度化的法治进程，但实践中制度化进程也逐步暴露了信访在制度上的方向偏离，并没有在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信访不能起到解决纠纷的功能，信访制度的纠纷解决的立法角度是好的，但是社会效果却并不理想，因此，应该废除信访的纠纷救济角色，因为信访是机关内部的纠纷解决体制，让机关内部来解决自己的纠纷是不可行的。同时，应该将信访的救济功能取消，但不能取消其政治功能。香港城市大学林峰副教授则认为信访制度和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不冲突的，当然，信访制度对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只是补充，而不能替代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

关于社会转型期间释宪机制的创新。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刘国副教授认为，转型期社会情势的复杂性与变易性使其异于常规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关系变动、社会制度变迁、利益和矛盾冲突都对释宪机制提出了异于常规社会的特殊要求。为应对转型期社会变迁对宪法解释提出的挑战，及时构建一套合理的释宪机制是攸关第二次转型成败的关键。但究竟什么样的释宪机制才能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刘国副教授指出，二元释宪机制是构建和完善转型期我国释宪机制的合理选择。其基本思路是：在保留现有释宪机制基础上，适应转型社会的特殊需要，建立一种常态释宪机制，形成常态释宪机制和原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非常态释宪机制并存的二元释宪机制格局。

社会转型对执政党权力的科学运行提出了新的要求。上海师范大学石文龙副教授认为，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执政党的权力”常常被称之为“党权”，执政权与领导权是两个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概念，两者存在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现象。执政党的权力观不是一成不变的，法治时代执政党的权力观需要“与时俱进”。执政党的权力源之于人民，这是人民主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当前，我们需要在宪法上构筑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而回答在宪法领域中什么是执政为民，怎么样执政为民？

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如何基于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以维系政府的良好运作，实现共和国公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广东商学院戴激涛副教授提出了协商宪政这一构思，认为协商宪政作为融汇中国“和合”传统与西方协商民主、宪政理念的概念模型，可以在继承“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中华传统基础上，借鉴协商民主理念、宪政制度路径吸纳共同体的力量，实现每个公民的自由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复兴。

吉林大学法学院李海平副教授则根据自己对民间组织所进行的实务研究提出社会宪政概念。他认为民间组织也需要宪政，社会宪政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宪政，也不同于所谓的“新宪政”论，它是以规范和调控社会公权力为核心的宪政形式。民间组织所面临的困境是外部干扰和内部不规范，而社会组织宪政也是宪法下的宪政。

关于政党执政合法性问题。西北政法大学胡晓玲讲师认为，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对于执政者是否拥有执政合法性休戚相关。现行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方略，时下大力宣传普及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事实上对党依法执政指明了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重大要求：党要依法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必须程序化，要在加强内部自律的同时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这些基于当下的执政方略构建的初步考量，客观上为党执政的合法性奠定着理论和进一步制度论证的基础。

三、财政立宪主义与社会保障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广辉教授认为，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核心是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在财政立宪主义的语境下，对税收权的控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征税必须得到民意代表机关的同意；二是税收的使用必须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三是政府举债也应纳入民意机关的监督之下；四是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应符合法治的精神；五是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王世涛教授认为，以不同的分析工具，对财政税收会有不同的认识。以宪政经济学为视角，宪法作为元规则是财政税收效率最大化的根本。从“个人主体性”出发，效益意味着“一致同意”，其宪法装置是议会，而对议会税收立法的宪法审查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以产权理论为视角，税收源于产权的私有，并促进宪政的萌发，同其他财政征收方式相比，税收是效率最优选择；以博弈论为视角，税收是零和博弈，但是合作博弈的非均衡赛局；以国家和社会理论为视角，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产权与国家的分离是税收产生的基础，根据“国家补充原则”，社会私经济免受国家的不当干预，通过私经济的优先发展从而保证税源和税基；以人性论为视角，每个人都有自私的本性，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税痛”唤发公民权利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

从“统收统支”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再到分税制，我国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总体上因循了从集权走向分权的基本思路。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徐健讲师认为，财政分权的策略及其实践并未转化成稳定的法律制度。1994年确立的分税制，也仅仅是一个低层次的制度化开端。这种低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宪法规范的缺失、法律规范的碎片化和低位阶性、制度化范围的局部性，以及事实行动的制度外溢等诸方面。正当的制度只能逐步建设和改进，这是制度塑成与变迁的一般规律。但在改革三十年亦跨过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困顿的情况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配置领域的整体性制度却依然未能有效形成。

香港回归以后，由于《基本法》及《议事规则》的限制，立法会在公共财政方面虽然手握否决权，却几乎不拥有提案权，其修改权也受到很大限制。但香港大学顾瑜博士通过对1998-2010年的数据及个案分析却证实，宪制上的权力不等于真实的权力。作为民意代表机构，香港立法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而决定其影响力的，是议席的分布、民意的走向以及议题本身的性质，这也是一个走向民主的政治体制更加成熟的表现。因此可以预见，随着政治改革的逐步推行，立法会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许多国家的宪政史首先就是一部财政入宪史，政府的税收和公共开支政策一贯会引起法律和宪法上的争论。华北水利水电学院黄建水教授提出“宪法税”这个新概念，认为宪法中关于税的条款即“宪法税”。对于我国宪法税条款的完善，黄建水教授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修改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3条，明确税收法定原则；第二，修改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部分的第62条，明确人民代表大会的税立法职权，以体现税权民主；第三，修改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3条，明确税负公平原则，在宪法修正案第22条即宪法第13条后增加一款：“赋税应依据法律规定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平等分摊”；第四，应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除依据法律规定对公民征税外，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公平补偿。”另外，从整个宪法结构来看，公民财产权和继承权规定在宪法“总纲”中，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没有公民财产权的内容，似乎有点结构不合理，将来如果修改宪法，拟调整其位置将是十分必要的。河南工业大学法学院谭波副教授从社会保障角度探讨了财政立宪。社会保障作为“社会本位”和人本主义的一大体现，和财政立宪不可分离、分立。两者的联动需要的是内在的互联而不是表面的牵强附会。他认为我国社会保障在财政立宪主义下的缺失表现在:一是财政立宪中的社会保障外延狭隘，价值模糊；二是违反社会保障宪法规范的责任机制的缺失；三是社会保障财政监督检查的乏力。其改革进路在于：强化财政支出与社会保障之联动机制；确立宪法预算的内涵和规范机制，将宪法中的“预算”细化；确立各类预算尤其是社会保障预算的不同规范机制；强化社会保障预算宪法监督，力推宪法公开，强化宪法监督机构和责任机制；确认社会保障与财政支出的价值联动机制。湖南大学法学院肖艳辉副教授认为，我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诸多不和谐现象与财政立宪主义的基本理念发生了根本冲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收入再分配制度，可以弥补和救济第一次分配中的不正义、不公平和不合理现象。蕴含在社会保障立法精神中的生存权保障原则、抵制社会风险原则、主要政府责任原则、普遍平等原则和分配正义原则契合了财政立宪主义的内在品质，对于弥补和纠正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体制性缺陷而致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有着重要的作用。安徽财经大学金玉副教授认为，我国宪法对财政权的规定以及实践中对于国家财政权的规制，还存在下述问题；

1、在国家财政收入方面，从公民基本义务上来规定，是在国家优越的理念指导下来界定税收；我国宪法没有详细规定国家税收方面的立法限制，没有规定财政法案相应的审议程序；宪法没有明确将我国一切政府收入纳入财政预算，没有明确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2、在国家财政支出方面，财政的“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严重，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公费旅游、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现象普遍存在。

3、在国家财政预算审查方面，人大这一职权形同虚设，人大会议期比较短，但是需要审议并作出决定的事项过多；当选的人大代表来自社会的各个领域和阶层，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差异较大，本职工作又很繁重，难以完成预算审议这样专业性强的工作。

4、在国家财政监督方面，只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这不利于国家权力机关有效地行使对行政机关财政权的控制和监督。

5、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权方面，我国宪法没有明确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关系以及财政权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央、尤其是中央国家行政机关财政权力过大；同时还促使几乎垄断了税收立法权和收入归属权的中央乱收税和具有地利优势的地方乱收费。

四、央地关系与立法权力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南京审计学院程乃胜教授认为，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中央与地方利益冲突原因复杂、多样。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旧中国的宪法和《共同纲领》对地方权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王锴副教授指出，地方立法权的来源在理论上不明确，认为地方立法权应当来自地方的自治权，而且将地方立法权定位为行政权也是不妥当的。云南大学法学院沈寿文副教授认为，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制度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际上还包含了纵的关系，而且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具有复杂性，并不是平时所说的纯粹单一制国家。沈寿文副教授指出，我国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包括三种情况：一是我国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由于存在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出现矛盾的具体解决方法的规定，因此更容易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在理论上也更贴近国际意义上的地方自治的模式；二是民族区域自治，他认为这种自治并不是国际意义的地方区域自治，实际上高度集权的模式；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他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国家权力纵向配置上导致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的性质，破坏了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的关系，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民主集中制正好掩盖了此项矛盾。中国政法大学姚国建副教授指出，对地方立法的“不抵触原则”不能狭隘理解，认为在内涵上，“抵触”与“不一致”不相同，也与“根据”、“变通”有别。应以立法目的与规范事项两个标准确定“上位法”的范围，并且不能将宪法排除在外。抵触分为对上位法原则的抵触和规范的抵触。在判断是否与上位法原则抵触时，除应具体考量每个上位法的具体原则外，还应考量上位法意图在全国建立最高、最低标准或统一标准；在判断是否与上位法规范相抵触时，应着重考察其是否侵犯中央专有立法权、超出授权范围等方面。

关于大部制改革。汕头大学法学院邓剑光教授指出，确认、尊重和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促成全体人的人格全面发展，是宪政中国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若干机制，其中之一便是民主机制。大部制改革的根本动因是政府对社会诉求的回应，可以视之社会回应性的自觉改革，具有民主内涵，必将促进宪政价值的实现。合理的权力配置是宪政价值实现的基础。在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一直围绕着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当下的大部制改革，实际上具有优化权力配置体系的功能，并最终有利于宪政中国目标的实现。

民国初年,湖南曾经率先制定了省宪法,成为第一个依法“自治”的省份，然而不旋踵间就在南北夹击中废宪。这一“宪政史上的奇迹”为何难逃失败的命运？郑州大学法学院侯宇副教授认为，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的失败虽然与时机不成熟有关，但主要在于宪政文化的缺失。宪政是一种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的积极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它强调的是人类的理性自治。是由于在私人生活中秉持宽容、妥协、诚信与合作的精神，人类才能逐步认识到在公共政治领域践行它们的重要性，才能真正摒弃暴力实施宪政，自治才成为可能。宪政隐含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只有充分领略宪政的内涵，加强思想的启蒙以及制度重构，中国宪政才能跳出泥潭。

对于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问题。深圳大学法学院叶海波副教授认为，现行宪法第31条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集立法机关、总括机关和主权机关三位一体的特殊机关，享有宪法权力和主权性权力，可以不同的法律形式规定特别行政区制度，并不限于基本法律的形式。当全国人大以主权机关的身份作出政治决断时，应当以宪法典作为政治决断的外在法律表现形式，而不可载之以普通法律形式，否则会造成主权决断内容与形式的背离。港澳基本法是普通法律，但其承载的却是主权决断的内容，存在着主权逻辑与法律形式的背离，并在实践中以港澳基本法是否符合宪法的疑问呈现出来。对于此种矛盾的化解，只能采行促成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方式，即修改现行宪法，吸纳港澳基本法中主权决断性的内容，使港澳基本法从内容到形式皆符合普通法律的要素，化解港澳基本法的合宪性危机。

营销的社会角色变迁 篇3

在大多数民主国家,媒体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被称为“第四种力量”。在上个世纪传播政策被完美执行后获得惊人效果的实例有许多,然而,这些传播事件中可能产生积极影响的有不少,但亦不乏为人类带来可怕后果的案例。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英格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是由于其出色的国内和国际宣传策略。在欧洲教会改革运动年代,教会在思想统一和教会一体化方面遭遇危机时,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充分借助宣传的力量,大力发挥其在维持和加强教会中的影响力。自此,媒体的势力迅速增长,特别是在19世纪末,我们开始非常欣赏媒体在推动社会变革和改变个人行为态度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回到当代,类似的例子是广告被普遍应用于促进消费。正如罗伯特莱恩在《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文章中所指出的,在媒体的作用力下,幸福迟迟不来敲门,一大堆问题却找上门来。他指出,广告必须让人感到不满足,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刺激消费购买。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在过去的3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倍,可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却没有相应地上升。

物质主义建立在人们对物质的不满足心理上,因此它不能让人快乐。物质主义加上我们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许多人开始感到广告正在被不负责地滥用。一方面,通过不断地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营销在许多环境问题上扮演了问题制造者的角色,这些问题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未来带来诸多不良后果。此类问题有:气候变暖,碳排放,废弃物处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能源安全和生物圈的严重退化等。另一方面,这种不满情绪的传播会造成当代人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双重问题,许多问题如抑郁、肥胖、饮食紊乱和对身体形象不切实际的期望,都已经达到流行病的程度。

据预测,患肥胖症的人数将很快达到1亿。让人担忧的饮食失调症也开始泛滥,这种趋势在青少年群体身上尤其明显。数千万的女性患有厌食症或暴饮暴食症,11岁到 17岁女孩排在第一位的愿望是变瘦。9岁和10岁的女孩有40%在减肥,以及许多女孩年仅5岁就开始表示害怕变胖。年轻的男孩同样不能摆脱这种新趋势。许多男孩的玩具模型的肌肉越发地发达,并暗示着这才是理想的身形,现在11岁至17岁的男孩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希望拥有的体形在正常情况下(指不注射激素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形成。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青少年对体形的不满与阅读时尚杂志的频率呈正相关的关系。另一个令人不安的统计数据显示,当斐济普及了电视后,当地患有饮食失调症的人数有了大幅度上升,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

由此可见,相对致力于提升全民的健康和快乐,营销更常见地被用来服务于利润最大化这个单一的目标。然而,强大的传播介质告诉我们,仅仅靠企业盈利水平或销售增长幅度来衡量成功是危险的。正如蜘蛛侠彼得帕克的叔叔所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大多数营销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环境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传播、市场营销和媒体界都必须重新考虑与此相关问题的原因。

不过,变革的迹象正在出现。许多国家的消费者开始搜索,看企业针对社会和环境正在采取什么举措。2002年,52%的英国消费者和66%的美国消费者表示考虑过转向使用更有社会责任感的品牌,这一数字正在迅速增加。市场营销专业人士开始关心可持续发展,更乐意选择在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公司工作。同样,决策者和监管机构一直在努力培育更负责任的营销愿景。

在赚钱的同时,有可能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应该是每一个营销活动的原则性目标。市场营销是唯一的一种功能强大到足以扭转自己过去造成的损害的工具。我们希望各国政府、企业、媒体和公众好好应用营销工具。

社会变迁下的乡村教育 篇4

高考名单对一个县的教育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它是衡量教育生产的重要指标, 各老师与家长也把输送名字在这名单上作为第一目标。通过这份名单可以看到教育的培养与选拔功能得到成效, 通过这份名单, 一个乡村区域才能才能实现他所期望的特殊人口流动: 由农村到城市人口流动; 由底层人口向高层次人口的流动, 通过这份名单, 我们还能对贫困山区的孩子经由教育及其这一媒介所达到得到一个真切的位置, 才能把握以乡村为主体的向国家、城市和工业化输送人才的准确情况。对于落榜者来说, 他们不能通往城市, 只能留在农村, 而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在农村几乎无用武之地, 所以对他们来说生活是艰难的, 对录取者来说, 拿到通往城市的钥匙就是找到了奔小康的钥匙。两者的区别源于一种教育战略和导向。

对农村学校来说, 资源没有城市学校充足, 高考榜单上的名字自然少之又少; 同时, 城市学校得到巨大的资源, 背负着社会的期望, 压力使他们喘一口气都很费力。所以, 对城市与农村的学校来说, 在某种意义上是平衡的。

素质教育可以缓解乡村学校大部分落榜生, 考不上大学, 但是我在学校里学习了其他 “手艺”, 将来也可以找份工作, 考上大学的可以就业, 我们也同样可以就业。从高考题目来说, 过分创新对农村学校来说是不利的, 按照现在的农村学校, 让学生们进行呆板的高考已经勉为其难, 如果打破固定方式更是雪上加霜, 教育有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功能, 但也要讲究公平, 如何有效和公平的在城市与农村进行选拔人才, 是一件值得全社会关注的事。

“多余的”大中专生开始酝酿城市改造乡村的计划了, 不是乡村的城市化需要他们, 而是他们想要在乡村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推动城市化, 既然现有的乡村城镇化程度容纳不了他们, 那么就需要扩大城市化来容纳他们。或许中国贫困地区城市化首先是由于这批人欲望的展开与扩张来启动并推动的, 或许是乡村教育体制培养出来以城市化生活为导向的人群以这种方式回馈于乡村: 这大概是教育体制上始料未及的。他们是否会缔造一个乡村的”市民社会 “? 是否会缔造一个新的”乡绅 “阶层? 这些都还是不可知的。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群人在乡村的积累会越来越多, 积累的能量与愿望也会越来越多, 总有一天这群人的这些个愿望与能量会在乡村的某个途径找到释放出来。如果他们成功, 那是伟大的建设; 如果他们失败, 那是巨大的破坏。———现行的乡村教育体制以这样的方式给予乡村社会一种令人激动也令人焦灼的不确定前景。

这种学制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乡村改造与乡村发展问题考虑在内, 它的眼光集中在国家的建构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上, 它只是将乡村作为人才选拔的来源而已; 它实际上意味着城市工商业发展起来后, 再用城市的资金、城市的模式复制到乡村上, 把乡村发展成新的城市, 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移植的思路。出现的原因, 那就是已有大批的人员从乡村流向城市, 因为不能为城市所容纳又从城市流向农村的”过剩 “知识分子存在, 他们脑中认为最好的榜样是把他们 “遗弃”过的城市, 而此时他们又面对自己 “嫌弃”的乡村, 把城市移植到乡村只是早晚的问题。

陶行知 《中国乡村教育之改造》 一文, 对乡村教育发表了主张。其主张要以乡土事物为教材, 以乡村建设为本位, 并要求学校以一个社区的功能机构加入到对乡村政治、经济改造的实践中去, 甚至要成为这种主导的中心。现在的乡村的小学和中学只能培养四种人, 哪四种? 1. 毕业回家劳动的。但是现在的教育目的是继续升学, 因此再回家, 在小学毕业已经不合算了中学毕业更不合算, 回家也闹别扭, 在劳动上也做不了多大成就; 2. 做 “公家人”, 现在的教育目的也不是这个, 而且这个也有节制———劳动人口减少, 增加了不必要的精神负担; 3. 是升学。升学也升不到哪里, 学校资源缺少的情况下; 4. 做游民、二流子, 这是真实存在的。由此可见, 教育迫切需要一个大改革。我们应斩断乡村教育与城市的旧式联系, 结束它作为城市附庸的地位。

从总体来看, 想从对农村现有事物的认识上和学习上, 来 “催生”出农村现代化发展, 事实证明是比较荒悖的。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日益迫近, 农村的孩子们守着农村这份净土自我封闭式的循环已跟不上时代步伐, 这样对农村发展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我们要有发展的眼光。这时, 陶行知推崇的农村知识本位, 已经没有必要实行了, 相反那些不是农村的知识可能大为有用, 一个地区民众整体文化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实力, 而文化素质不仅仅取决于实用的知识, 过分追求实用会伤害文化的积累与涵养, 从而根本危及到民族的生存, 破坏最高程度的 “用”。一味追求教育的实用性是一种鼠目寸光的自杀性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化发挥其 “无用之用” 的作用, 恰如佛加一句谚语 “无心恰恰用, 用心恰恰无”。现代社会 “英才教育”是国家快速发展的关键, 而这是陶行知乡村实用教育所不能实现的。

摘要：乡村教育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输送人才, 毕竟乡村教育资源有限, 高考时会有一些落榜生回到乡村, 然而他们心目中的梦想就是城市, 眼前的乡村使他们觉得无用武之地, 一场乡村社会变迁的大戏悄然拉开。

关键词：乡村教育,社会变迁

参考文献

[1]谈松华.农村教育:现状、困难与对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3 (01) .

[2]巨冉冉.以教育环境差异为例浅谈城乡教育差异及应对措施[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S2) .

[3]林友金.城乡教育差异:一个乡村教师的体会[J].新课程研究 (教育管理) , 2007 (01) .

[4]王兆林.反思与前瞻: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J].教育探索, 2006 (05) .

香港社会保障制度变迁 篇5

社会保障，意指社会成员因年老、体弱、疾病、伤残或失业等原因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时，可以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的保障。一般而言，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互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它是国家和社会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物质帮助，以此达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济、死有所恤的目的。

百余年来，香港的社会保障从无到有、层次由低而高，并且明显地划分为1950年代以前、五、六十代和70年代以后三个发展阶段，本文拟对各个阶段香港社会保障的状况做一个概括性的分析和总结。

（一）在传统社会中，普通平民百姓的生、老、病、死等生活问题都是依靠家庭或宗族成员之间的相互扶持而得到解决的，因而家庭或宗族便为个人生活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保障。而香港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香港开埠后，陆续吸引了大批华人前来谋生，由于前景不甚明朗，许多人将父母妻儿留在家乡，只身赴港，因此，来港的内地居民，多数为单身男性，只有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居民才携眷在香港居住。根据1882年的统计，当时华人男性人数为68，000人，女性为19，000人，而家庭仅有9，724户，数量非常之少。[i] 20世纪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变，但相对于内地的大家庭而言，仍然显得人单势孤。这些海外漂流的华人失去了家庭的屏障，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纽带，当他们遭遇到失业、疾病、伤残等天灾人祸时，便会陷入求助无门的悲惨境地。因此，香港自开埠伊始，便是一个社会保障需求十分强烈的社会，当地华人在陷入困境时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伸出援手。

然而，在1950年代以前，港英当局以人口流动性太大，大部分华人无意久居香港为借口，拒绝为本地居民提供任何社会服务。在这一时期，社会保障主要以民间自救与互济的形式出现，具体而言，有两类民间组织承担了社会保障的主要责任，其一是华人社团，其二是宗教团体。

在形形色色的华人社会组织中，面向全体民众的慈善团体首推东华三院和保良局。在华人思想观念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所以，当香港“发展为一个繁盛的商埠后，对类似的集体慈善制度的需求与时俱增，这需求便由地方上的社会贤达设立慈善团体来解决。”[ii] 1869年的太平山义祠事件直接促成了首家华人慈善团体的问世。其时，香港设有义祠，用以安奉亡故贫苦华人的牌位，以待其亲属来港时迎回故里，叶落归根。然而，久而久之，义祠变成了病人等死的场所。1869年4月，太平山附近的一所义祠尸体横陈，臭气熏天，引起周围居民骚动，闻讯前去采访的西报记者将义祠描绘为人间地狱。当年，来自不同行业的华人杰出人物便筹划建立一所华人医院，1872年，医院落成。东华医院的主要工作包括医疗、救济、教育、接生、丧葬五大类。它救贫治病、办义学、设产房、施棺木、置坟场，在发生灾害时组织救济，如1906年的台风风灾、1918年的马场大火、1934年石塘咀煤气爆炸等灾变发生后，救济工作都是由该院主持的，[iii] 东华医院由此成为惠及全体市民的慈善组织。1878年，以“防范诱拐、保障妇孺”为宗旨的华人慈善机构－保良局成立。东华医院和保良局在为香港华人解危济困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除东华医院和保良局外，同乡会、宗亲会也是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在香港社会，血缘团体和地缘团体为数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华人文化传统中家族观念与乡土观念深厚，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漂泊异乡的现实需要。同乡会等社团组织多以救助同乡为宗旨，如旅港福建商会和福建同乡会均以“谋同乡福利”为主要会务，旅港潮州同乡会则明确指出：“本会为吾潮侨港同乡之集团，即同乡之家庭也；故所负使命为赞襄社会公益，拱护桑梓安宁，辅助同乡事业，排解同乡纠纷，联络同乡情谊，救济同乡疾苦……”。[iv] 这些团体所提供的实际服务包括排难解纷、职业介绍、金钱接济等。有些组织完善的同乡会还举办赠医施药，开办义学、遣送棺柩骨骸回籍等。如旅港福建商会的主要工作为创办义学、为同乡贫苦无法殡殓者施棺、救济来港难民、为本港及内地慈善事业捐款等等。[v] 宗亲社团是传统的社会保障形式在城市环境中的延续，虽然其救助的对象往往局限于同乡、同宗，但由于20世纪以后此类社团大量涌现，其保障服务亦可以覆盖很多的人口。

另一类提供社会救助的组织是教会所属的各种机构。教会在香港创办有医院、诊所、孤儿院、老人院，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收容被遗弃的人。教会还向穷人提供形式不同的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贫穷无依者渡过困境。

（二）50年代以后，香港开始了工业化，经过十数年的奋斗，香港成为一个工业化社会。在此期间，随着经济的发展，香港的社会保障事业也有所进步。

50年代，香港社会所面对的主要困难是人口爆炸所引发的生存危机，据统计，1946年香港人口恢复到二战以前的水平，为160万人，其后，由于国内战争的影响，大量难民蜂涌而至，1950年春估计达到236万人。当时香港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而且又处于从贸易港转向工业化城市的起步阶段，一下子消化吸收如此众多的人口十分困难，所以，许多人的生活陷入困顿，连最起码的衣食住都难以得到保障。而且，屋漏偏逢连阴雨，五、六十年代香港各种灾害频频发生，火灾、水灾、风灾，不一而足，动辄便使数万人无处栖身，衣食无着。因而，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问题便成为社会救助的主题。在这一非常时期，民众能够得到的社会救助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是华人社会组织。原有的东华三院、保良局、宗亲会、同乡会等组织宝刀不老，继续发挥作用。此外，街坊福利会在社会救助方面显现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二战以后，香港政府大力支持民间组织街坊福利会的发展。到1960年，香港共有60个街坊福利会，中心工作是办理义学以救济失学、赠医施药以济贫病，派送棉衣、派发粮食以救饥寒。每当有天灾发生时，街坊会都会挺身而出，到场协助救援。[vi]

其次是国际救援组织，国际志愿团体活跃是香港社会五、六十年代所特有的现象。大批难民涌入香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香港原有一些国际性的救济机构，此时有更多类似机构出现。它们得到海外的财政支持，可以在本地举办救济活动。如红十字会、救世军等团体从总部分配到了更多的物资。60年代以后，许多国际团体认为香港已经摆脱了困境，便陆陆续续撤走了。

最后是香港政府。50年代，在社会救助任务空前繁剧的情况下，各志愿机构颇感力不从心。当时的香港总督葛量洪（1947－1957年）承认，“社会福利事业已不是华民科和志愿团体的服务所能应付的了。”[vii] 有鉴于此，香港政府终于改变了过去袖手旁观的态度，开始有限度地介入社会服务。这是社会保障方面一个最明显的变化。

香港政府的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建公共房屋。1953年圣诞节，九龙石峡尾木屋区发生大火，区内木屋毁于一旦，5万人无家可归。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一方面意识到此次来港难民不再是匆匆过客，一方面迫于灾民的强烈要求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决定实行大规模公共工程，以解决居民住房问题。此后，在港府改善社会福利的各项计划中，房屋计划一直居于首位。政府修建了大量公共房屋，用以安置居住条件特别恶劣的居民。到1964年3月，共建成徙置大厦247座，新区居民达到60多万人。到1965年底，徙置居民将近80万人，这意味着每5位居民中就有1人住在徙置楼宇中。到1968年，港府总计动用6亿港元，开辟了21个新区，建成了449座徙置大厦。[viii] 获准入住新区的居民主要包括灾民、贫苦家庭、危楼居民、木屋居民。新区楼宇的租金只等于私人楼宇租金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大批低收入居民改善了居住条件，而经济上并没有增加负担。

第二、参与社会救济。二战后，香港政府成立了社会局，1958年改为社会福利署。该机构以救助受灾人口和贫困人口为主要任务，实施应急式的社会救济。“当一场木屋大火或其他天灾发生，社会福利署便会立即派发食物、衣服及其他物品给灾民”。[ix] 如1956年九龙暴动发生后，**所及地区贫苦居民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社会局曾展开大规模救济，受益达2.6万人。[x] 1960年，在港九两地，社会福利署下设了6个社会服务处，每天为1万多人供应救济膳食，救济对象为因失业、疾病，年老无依、残废、或施手术而一时无法生活者。[xi]

1963年社会福利署救助了天灾、火警、危楼倒塌、覆舟等不测灾祸的受害者。是年12月，坚尼地城发生爆炸事件，福利署在事发翌日即以公款购买干粮给予亟需救济的死伤者家属。[xii] 除应付突发性的各种灾变外，政府对社会特殊人群的救助也开始施行。社会福利署下设公共援助部，负责经常性的援助工作，主要是向赤贫者提供物质资助。但这种援助规模小，水平低，如根据1970年的规定，在港居住5年以上，其收入扣除房租和学费后不足33元的人方可领取援助，据此只有7300个家庭与个人得到资助，而资助的主要形式是发放干粮和熟食，当时港府每年用于公共援助的资金仅为500万港元。由于资助标准极为可怜，此项公援仅仅是聊胜于无。

第三、推行公医制度。沿袭英国的公医制度，香港政府在各地区设立收费低廉的公立诊所和公立医院，保证市民病有所医。五、六十年代中，各种各样的社会救助措施帮助香港民众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尤其是香港政府积极推进公共房屋建设，惠及了大批普通百姓，因而许多人认为政府的公屋政策是一种最大的社会福利政策。[xiii]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仍然是一种“救火队”式的紧急援助，并不能为民众提供制度性的保障。香港政府的理想做法仍是要借用民间团体的力量，解决种种社会问题。港府社会福利署虽然参预了多项福利工作，但正如港督葛量洪所说，“它谨慎地避免取代或控制志愿机构的工作。这个部门主要是提供指导及统筹工作”。香港政府因袭战前的观念，将社会服务视为一种施惠，而不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慈善团体的救济再加上政府的援助，香港的社会服务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慈善味道。曾经有学者对此大加抨击，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不需要慈善机关，需要的是一种合理的社会福利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的公民不需要他人的怜悯，需要的是就业的机会，与疾病、意外、失业时的生活保障”，[xiv] 这一分析可以说是切中要害的。

社会保障理论认为，大工业瓦解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结构，同时也破坏了家庭的保障职能，从而产生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以维持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在香港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以后，这种以社会互助和社会救济为基调的社会保障愈益显得落后陈旧，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状况。然而，变革现有的社会保障模式则意味着政府要大幅度增加对社会服务事业的投入，而当时的港府关心财富的创造甚于关心财富的分配，无意在社会保障方面作更大的投资。60年代末期，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冲突。1966年，天星轮渡加价引发骚乱，1967年，几桩工潮又引发了范围广泛的社会动荡。对于这两次事件的起因，香港政府分别解释为官民沟通不利和受内地文革影响，这个结论是有欠公允的。它无视广大民众的生活疾苦，回避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未能随经济成长而同时提高的现实。这一结论清楚地反映出了港府对于改善民生的消极态度，因而，香港的社会保障状况也不可能有太大的改善。1968年，一个官方调查委员会指出，“尽管香港在其他方面有了显著进展，在社会保障领域内却以几乎停滞不前而引人注意”。[xv]

（三）步入7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1971年底，第25任港督麦理浩到任。麦督主政下的香港政府从维持香港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改善民生的多项举措，社会保障作为改善民生的基本措施之一，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正是从此时起，现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开始浮出水面。

70年代以后，香港政府终于将社会保障视为政府理应担当的责任，开始了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建设。香港社会保障的范围逐渐扩大，赤贫、年老、失业、伤残等多种需要帮助的情况逐步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范畴。

香港政府构筑的保障体系主要包括：

1、公共援助。

1971年，香港政府改进公共援助，开始实行入息审查的公援计划。此前，只有某些志愿机构向贫困者发放少量现金，而政府公援助概以实物形式派发。改革后，公共援助改以现金形式发放，其金额随物价变动而调整，以保证受援者的生活不致因通货膨胀而下降。此后，公共援助真正成为保障经济困难人士基本生活的一项措施。[xvi] 1978年，政府进一步完善公援计划，一方面，实行入息豁免制度，使一些收入微薄的公援人士能够保留少量的收入；另一方面，设立长期补助金，发放给领取公援超过1年的人士。[xvii] 1971年到1983年间，公援总额由1200万港元上升到3亿港元，其间8次提高援助标准，从1971年4月的每人70元提高到1982年6月的450元，受资助人数从也1.8万人增加到6.9万人。

2、伤残老弱津贴。

1972年4月，香港政府开始发放伤残老弱津贴。到1974年，有5万余人领取残疾津贴和老年津贴，津贴数额也比刚开始发放时增加了62％，用以抵销生活费用上涨的影响。1978年，领取老年津贴的年龄标准从75岁降至70岁，惠及更多的老人。另外，增设老人补助金，发放给60－70岁之间接受公共援助的老人。[xviii] 到1982年初，领取伤残老弱津贴的人数超过了20万人。

3、失业救助。

1973－1974年，世界石油危机引发了香港的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严重，工人大量失业。工会等团体发起行动，要求政府放宽公共援助领取资格，容许失业人士领取公援或设立失业金。1977年，香港政府准许15岁至55岁的健康失业者领取公共援助。[xix]

4、意外伤害。

1979年，港府发表“进入80年代的社会福利”白皮书，设立交通意外无辜受害者计划，以缓解受害者的财政困难。70年代末期，香港工伤问题严重，1980年在数十个工会宗教组织及劳工团体的要求下，工伤赔偿金额得以提高。1982年政府还规定，强制雇主为雇员购买劳工赔偿保险。[xx]

与此同时，香港政府加速推进公屋建设计划。到1978年，居住在政府公屋中的居民已经达到200余万人，占全港人口总数的46％。1978年香港实行9年义务教育，减轻了百姓教育费用的负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志愿团体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们仍然为香港市民提供服务，只是不少团体每年由政府给与补助。1978－1979年度，政府给予志愿团体的补助金额达1亿港元。[xxi] 志愿团体成为政府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辅助成份，其工作与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相得益彰。

经过多年建设，香港政府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保障的基本架构，社会保障的规模和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1967－68年度，港府投入社会福利的资金仅为3，500万港元，1970－1971年度，为4，300万港元，1978－1979年度为5.3亿港元，1982－1983年度达到了13亿港元，比1970－1971年度增长了30倍。与发达国家比较，香港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缺少社会保险，这是由于强制供款性的社会保险一直遭到资方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今天，香港的每一个市民，无论贫富，都不能与政府提供的五大类社会服务，即房屋、医疗、福利、教育和劳工服务完全脱离关系。尽管香港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着不足之处，但从整体上看，为社会成员提供生活安全网的目标已经达到，它保证了市民的基本生活，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i] 1882年查德威克关于香港卫生状况的报告(Mr Chadwick’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Hong Kong, November 1882)，引自科大卫编：《香港历史资料：社会》

(David Faure: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Society)，第30页。[ii] 《香港年报》1974年，1975年香港出版。“社会的任务”第2页。

[iii] 金应熙主编：《香港史话》，1988年广州出版，第135页。

[iv] 《旅港潮州同乡会会刊》，1934年香港出版，第119页。[v] 吴在桥编：《香港闽侨商号人名录》，1947年香港出版，“旅港福建商会大事记”。

[vi] 葛量洪：《葛量洪回忆录》，1984年香港出版，第155页。

[vii] 《葛量洪回忆录》第155页。

[viii] 范育雯编：《欢送戴麟趾爵士纪念册》，1971年香港出版。

[ix] 《葛量洪回忆录》第155页。

[x] 华侨日报社编：《香港年鉴》第10回，1957年香港出版，第111页。

[xi] 华侨日报社编：《香港年鉴》第14回，1961年香港出版，“香港全貌”第49页。

[xii] 华侨日报社编：《香港年鉴》第17回，1964年香港出版，“香港全貌”第108页。

[xiii] 甘长球：《香港经济教程》，1989年广州出版，第364页。

[xiv] 马森所作《香港亿万富翁列传》序言，转自王敬义、齐以正等著：《香港传奇人物列

传》，1985年香港出版，第192页。

[xv] 寿进文等译：《香港的劳资关系与法律》(Joe England、John rear: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1984年上海出版，第23页。

[xvi] 周永新：《富裕城市中的贫穷》，1982年香港出版，第35页。

[xvii]《香港年报》1978年，第90页。[xviii]《香港年报》1978年，第90页。

[xix] 莫泰基：《香港贫穷与社会保障》，1993年香港出版，第68页。

从新词语窥视社会变迁 篇6

关键词：新词语；新时期；社会变迁

语言和社会共变。语言中的词语对于各种变化总是最敏感的，它几乎处在经常的变动之中。社会中产生了某种事实、某种现象，如没有指称它们的语言符号，那将会给人们的社会交际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因此，人们必须创造出新词语。

一、新词语与经济体制改革

词语是语言诸要素中与社会生活联系最紧密、反映社会生活最敏感的部分。如果问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哪一个词语的使用频率最高，答案无疑是“市场”，而在计划经济年代，“市场”一词是忌讳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风风雨雨中的不断发展，有关“市场”的词语也在源源不断地出现：商品市场、国债市场、信贷市场、资金市场、产权市场、空壳市场、期货市场、拍卖市场、劳务市场等。语言作为一种认知手段和命名记号，需要为认知活动的成果和新鲜事物不断命名。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城乡差别正在缩小，新词语中也不乏这方面的记录，如农民街、文化田、智力型、创汇农业、庭院经济、生态农业、规模经营等。从这些新词语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农村由落后的单纯大田生产到农工商齐头并进发展的经济进程，农民由脱贫到致富的生活面貌以及农民精神生活的改观。

在城市，竞争、辞退、待业、中标、集资、破产、利改税、合同制、再就业、企业债券等新词语反映出企业体制改革留下的痕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有企业转型的加快，人们突然发现“铁饭碗”不“铁”了，代之而来的是令人既陌生又恐惧的字眼——下岗。从“铁饭碗”到“下岗”“再就业”，新词语所反映出的正是当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一个缩影。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出来。从新词语中，可以看到社会日益商业化的面貌。比如，新产品走向市场的新词语有上市、应市、面市等；产品销售方面的新词语有：营销、热销、畅销、动销、旺销、盛销、展销；有关股票的新词语有股势、炒股、配股、二手股、原始股等。此外还有很多带有商业气息的新词语，例如：拍卖、超市、特价、酬宾、连锁店等，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些新词语中可以窥见，现在的人们再也不把从商经商视为歧途，再也没有谁把市场经济繁荣视为资本主义的腐朽。

二、新词语与科技现代化

词语系统中科技新词语涌现得最多。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技新词语也日新月异地产生。神舟飞船、载人飞行、基因草图、干细胞、人工智能、遥感、全天候等新科技词语，不仅记录了我国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大道上阔步迈进的真实情况，也折射出我国当代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

计算机堪称与蒸汽机相媲美的伟大发明。计算机、网络的高速发展，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与之相关的新词语，为现代汉语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力。网络时代的到来，带来一系列与“网”字相连的新词语，例如：网页、网卡、网址、网站、网虫、网吧、网友、校园网等。

电脑逐渐进入各行各业，并且搬上了普通老百姓的书桌。人们用电脑做越来越多的事情，汉语语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与“电脑”相连的词语，例如：电脑医生、电脑点菜、电脑设计、电脑配餐、电脑验光、电脑换房、电脑红娘、电脑派位、电脑地图、电脑翻译，等等。

三、新词语与当代社会家庭的变化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变化是社会变化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发展促使当代中国家庭在家庭结构、功能和制度等方面产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往往是通过流行于社会的新生语体现出来的。

首先看反映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化的词语。“丁克家庭”是英语DINK的音译。20世纪70年代，西方开始流行“丁克家庭”——意为双收入、无子女家庭。随着家庭结构日趋简单、规模越来越小，不少城市出现许多由父母二老甚至一老组成的子女不在身边的家庭，即所谓的“空巢家庭”。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老龄阶段，空巢家庭将成为我国老人家庭的主要形式。

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个人的经济地位日益独立、经济行为也变得复杂多样，这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和财产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文化价值也日益多元化，人们的观念也日益多样化。一些不健康、不道德甚至非法的因素和现象在社会中沉渣泛起，如“第三者”“包二奶”等。需要离婚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于是“离婚公司”应运而生，专门提供各种有偿的离婚服务。

总之，语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其中包含着社会变迁最丰富、最一般也最深刻的密码。通过对语言中最敏感部分——词语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的“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它是打开人的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这句话的含义。

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研究综述 篇7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1.1 社会结构理论的概述

1.1.1 国外相关研究。

在西方社会学中, 关于社会结构的内容有不同的观点。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第一个给“社会结构”下了定义:“社会结构”是指各种社会个体、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 (1987) 认为:“结构”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事物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 (1988) 认为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层次 (微观层次) 到整个社会的层次 (宏观层次) 划分出若干阶段, 按着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会、社会阶层、国民社会。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彼特·布劳 (1975) 认为, 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 (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 所组成的多维空间。帕森斯则将社会结构的内容界定为四个具体方面:适应:获取资源、目标:定位和达成、整合行为:社会化、维 (持) 模 (式) :社会控制。吉登斯 (1984) 的观点, 社会结构的内容可以看作是由行动者可以利用的“资源” (配置状况) 和 (配置资源的) “规则”两个层面的内容所构成的。或者说, 是以一定社区中“资源—规则”的某种组合方式为内容的。

1.1.2 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 也有许多对社会结构的不同解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以及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而是处在不断分化和转型的过程之中, 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是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个人行为变化的基本因素。贾先文 (2009) 提出: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 是各种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 即一个社会形成的社会力量格局。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 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朱建春 (2013) 对乡村社会结构的理解。农村社会结构是农村社会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 是从微观到宏观一些要素的结合体, 这些要素包括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而张健 (2010) 对乡村结构的解释, 他指出:乡村社会结构是指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多方面结构状况的集成状态, 反映着农民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 决定着农民应对事件的能力。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乡村结构的理论进行了界定, 但是共同之处都强调了乡村结构是乡村社会资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配置, 进而达到均衡的结构。但是缺少强调“三农问题”中的农民这一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农民是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力量, 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1.2 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研究

1.2.1 国外相关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方面, 平野义太郎 (1943) 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美国学者施坚雅 (1964) 则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 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 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费正清 (1987) 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 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 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由此, 形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联模式:宗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1.2.2 国内相关研究。

而在国内, 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费孝通 (2005) 则从村落文化出发, 以伦理本位为基点, 以“家”为人际关联的基本空间单位, 提出了乡村人际关联的“差序格局”。甘庭宇 (2012) 从社会利益主体出发,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主体发生分化, 多元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整体性缺失较为严重, 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加剧。贺雪峰 (2012) 从不同乡村类型出发, 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分散型, 团结型, 分裂型三种。分散型乡村, 即在乡村内部缺少紧密相连的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农民集群, 每个农民都是相对独立的, 是原子化的, 是分散的;团结型乡村是指因为血缘与地缘的重合, 乡村社会结构相当紧密;分裂型乡村是指一个自然村一般都分裂为数个相互竞争的“小亲族”。阳芬 (2010)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国外的学者大多认为乡村结构是封闭的, 而国内的学者则认为, 乡村社会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 是逐渐由封闭到开放的。这表明, 我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变革以及城乡统筹的发展, 正在促使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使得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向新型乡村社会结构转变。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当把重点放在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研究中。

1.3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1.3.1 国外相关研究。

杜赞奇 (1996)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随之变迁。罗吉斯 (1988) 从宏观上描绘出技术传播推动美国乡村社会变迁。舒尔茨 (1990)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 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这种依据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一旦转化为现实利益, 又催生新的期望 (外出赚钱———很好———带动更多的人外出赚钱———更好) , 这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良性循环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促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1.3.2 国内相关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汪远忠 (2013) 认为利益是一种社会设置下的行动结构, 个体行动的利益指向真实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工来自农民, 准确地说是农民家庭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现实选择, 因此农民工是具有变革原有农民家庭结构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功能的因素。周春霞 (2012) 认为乡村空心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而乡村空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使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媒介学的角度, 关琮严 (2012) 指出将媒介视作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系统, 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力量, 它是通过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 从而触发社会结构变化的, 乡村社会也不例外。即乡村社会变迁似乎是由一种媒介推动的。更确切地说, 是由嵌合在乡村社会结构之中的媒介系统推动的。从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角度, 陈旭峰 (2012) 认为农民市民化能很好地反映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而文化资本是研究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视角。朱建春 (2013)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扩大化促进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从生产技术的角度, 张红 (2012) 认为社会变迁根据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而生产技术正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的效应,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时代因素和宏观环境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而国内的研究较少涉及到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原因, 比如成本-效益的对比。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要将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综合起来分析。

1.4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1.4.1 国外研究综述。

孟德拉斯 (2005) 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认识观, 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 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走向了“终结”。当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化的浪潮中, 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 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与法国农民同样的问题。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研究了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 构建了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该模型证明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 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而DW.Jorgenson二元结构模型对费景汉-拉尼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 他认为工业部门积累资本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是必要的, 但前提条件依旧是农业剩余, 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和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 即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越快, 其储蓄率就越高, 劳动力增长越快, 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1.4.2 国内研究评述。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影响:黄江泉 (2012) 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的精壮农民外出务工, 导致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作为这样结构下新出现的弱势群体———留守农民面临着原有社会网络资源遭受破坏, 现有社会网络资源继续向城镇流失的局面, 以致社会结构不合理, 社会资本日趋弱化。王宏 (2012)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造成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妇女化, 这一种结构性失衡, 后续人力资源短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造成农村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等问题日益显现。陆益龙 (2013)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转变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变化, 主要是乡村社会的个体性大大增强, 扩大了个体的自主行动范围, 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模糊性变得更大, 农民与政府之间关系趋于层级差异性。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积极影响:王云飞 (2012) 认为, 乡村结构的变迁, 促使政府和农民在观念上都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 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确定与稳定。李泉生 (2012)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 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层, 促进政府考虑不同社会阶层的民生需求,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以此来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王阿洁 (2011)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致使农民群体的分化, 进一步导致了农民的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 地位和生活需求的差别化, 这样农民群体的多样性就带来了其养老保障需求的多层次性, 推动乡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国内外学者都探讨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国外学者更加注重数学模型的分析, 国内学者则主要做了大量定性分析。在今后研究中, 应当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2 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也是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农村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也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但是, 总的来说, 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乡村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推动;城市城镇化和我国二元化体制的推动, 促进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相关的传播媒介等等, 都在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作用。

最后,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也给乡村社会、经济以及生活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挑战。

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变迁 篇8

殷商时期的贵族妇女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力与地位, 妇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政治领域并没有对男、女两性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规范, 社会并不认为政治应该由男性主导, 女性也不应该被排斥在政治、军事之外, 贵族妇女不只拥有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 而且拥有较高的权力与地位。由于战争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主要部分, 商代妇女在战争中的突出表现更提高了女性的地位。

到了周代, 妇女的社会地位呈现下降趋势。在春秋时期生产力提高, 男性地位随经济权利上升而提高, 相应的女性地位随之下降。发展到战国时期, 社会上男尊女卑的思想逐渐形成并成为礼法体系的一部分, 以一种道德标准的形式教育、约束着女子的一生。法家将性别尊卑与君尊臣卑的行政关系相并立, 因此这时期女性地位在家庭、职业、生存权利各方面都呈下降趋势, 活动的范围被禁锢于家门之内, 学习的礼仪以顺从、贞顺为主。同时由于战乱频繁, 女性作为战利品被来回抢夺, 一妻多妾制盛行, 女性殉葬现象也增多。周代贵族阶级的礼教较严格, 尊男轻女、多娶多生的观念开始产生, 但平民阶级对礼教还没有严格的遵守。

东汉女性的地位相对比较高, 这是因为汉朝和平时期比较长, 女性在和平的汉朝比征战连年的周代地位要高。在秦和西汉时期, 父家长制还不完备, 妇女较少受到公婆和宗族的管束与压迫, 社会所有成员都是直接隶属于国家的统治之下。汉朝女性没有被完全束缚在家庭中, 能参与政治活动和聚会, 普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手工纺织等多种职业, 但人员主要局限为贫寒的下层妇女、大量的女奴。妇女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以作户主, 还可以继承父亲的爵位。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格局确立, 渐渐地农业生产主要由男子负担, 女性多数在内室专营纺织, 经济活动日渐畸形化, 预示着女性经济地位的下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女性在经济、文化、婚姻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北魏政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授予妇女土地的数量, 此后西魏, 北齐基本沿袭这种授田制度。社会欣赏能说会道的女性, 女性的言论被接纳并记入史册留存后世。当时士人家庭较为重视子女的教育, 男女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那个时期出现不少聪慧而有才学的女性, 《晋书·列女传》《世说新语》都有褒扬女子才学的记述。在社会公共领域, 女性基本上是没有话语权的, 但在家庭实际生活层面上, 女性还能参与家庭管理。这时期的贞节观念较之汉朝更为宽疏, 在社会上亦未形成舆论的重视, 战争造成人口锐减, 政府鼓励早婚、再婚, 同时受到少数民族热情奔放的习俗影响, 女性再嫁是比较平常的事情。

学术界有人认为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历史中女性地位最高的时期。隋唐时期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 人的个性得以相对自由的发展。这个时期宫廷妇女参政的情况比较突出, 隋代后妃参政首推的是文帝独孤皇后, 唐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武则天更是主要代表。这时期女性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在唐代上层社会的夫妻关系中, “惧内”现象算是比较多的, 离婚改嫁现象也明显增多, 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表现出毫不在意, 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在文学领域中女性尽情地挥洒才华, 表达自己的思想, 从唐代女性着装的开放可以看出女性社交生活的风光, 她们出游和生活都比较自由。

到了宋代因为宋明理学对人欲的扼杀, 对妇女贞洁观广泛提倡, 这个时期以男尊女卑为主导, 妇女几乎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宋朝的一批理学家歧视妇女, 司马光就说过“夫天也, 妻地也”。当时社会的状况是两性地位不平等, 但妇女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某些权利, 例如离婚改嫁权, 财产继承权, 家事管理权。儒家的礼教重视长幼有序, 妇女在母家的地位是按长幼辈份的差别而享有一定的权利。宋代许多女性的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流传后世, 从李清照和魏夫人两位女词人诗词中就可以发现, 宋代女子还是比较大胆的追求享受生活。

元代社会对女性的管束加深, 女性地位更低下了。元朝法律中规定的民间婚姻制度“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 各从本族法, 递相婚姻者, 以男为主”反映了法律确立婚姻中男方的主体地位, 当时的“七出”休妻原则使得女性触犯原则都可以被男方休弃。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不仅体现在婚姻上, 社会礼法对女性的束缚也颇多, 交游的地理范围很小, 与外界的来往主要是亲戚和邻里, 甚至某些男权思想浓厚的人认为亲戚、邻里之间的交往也要加以严格的限制。这时期衙门、学校等公共场所都将妇女拒之门外, 各种经商活动也很少看到妇女的身影, 只有各种宗教庙宇对男性、女性都开放, 在一些民间节庆时女性才离家到外面活动, 所以她们聚会游玩的时间很少。

明朝是学术界公认的广大妇女遭受封建压迫最深的时代, 统治层有意识地对贞节观念和寡妇守节予以积极提倡和奖励, 赋予其与忠、孝同等的道德意义, 并把旌表节烈立为定制, 对节烈女性的奖励无论在广度、力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相应的制度建设也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当时夫尊妻卑表现在夫妻相互犯罪时的“同罪异罚”, 法律把妻子视为丈夫的私有财产。明朝女性的经济权力也减少了, 明律规定只有在“无同宗应继者”的情况, 才承认未嫁女的法定继承权, 这明显是女性继承权的削弱。

清代是封建社会的末期, 这时期妇女的人格被否定, 是不独立的、不完整的, 完全依附于男性。一方面, 女性受“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的礼教要求, “烈女不事二夫”的社会意识也束缚她们。另一方面妇女几乎没有什么权利, 对丈夫却负有全部的守贞义务, 丈夫死后, 她还要承担丈夫对于自己家庭、家族的全部义务。在清代汉人中上层社会妇女仍然受“缠足”这种陋习的迫害。有学者分析清代妇女的人生境遇呈现“两头甜, 中间苦”的特征, 即少女时代往往受父母宠爱, 没有生活负担, 而到老年,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以母之尊, 受儿孙孝养, 并有儿媳、孙媳可供驱使, 还算幸福。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 出现了一个拥有职业的女性阶层, 女性开始接受学校教育, 增长了知识, 开阔了眼界, 使她们可以向更广阔和层次较高的职业领域扩展, 也唤醒了更广大妇女的觉醒意识。“五四运动”之后男女青年可以自由恋爱, 妇女地位大大提高, 民国时期颁布法律确认了男女平等的原则, 改变了数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但由于整个社会意识受到制约, 妇女经济并没有独立, 女性与男性的平等没完全实现。

直到新中国成立, 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 各行各业中女性优秀人才层出不穷, 广大妇女摆脱了附属者的地位,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女性社会地位迎来了历史上最顶峰的时期。但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领域中, 女性社会地位仍有待提高。要进一步改善我国女性社会地位就需要消除传统的男权性别文化, 也要提高女性自信、自强的心理及能力。

摘要：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总体而言比男性要低下, 但在不同的历史朝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又有所变化, 本文试图依据历史时代的变迁, 分析各个时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原因。

关键词：古代,女性,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刘向.列女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高世瑜.关于妇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J].历史研究, 2002 (06) .

社会变迁中成人教育创新的思考 篇9

一、社会变迁中成人教育的演变

回顾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历史, 可以看出,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 成人教育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创新发展。成人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的典型特点是, 成人教育与社会的联系密切, 社会的变化直接促进成人教育的发展。目前我国的社会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变化, 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 我国逐渐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三是社会阶层的变化, 原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都发生分化, 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面对三大结构的变化, 成人教育的创新势在必行。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人口的文盲率为80%左右, 在校生人数极少, 文化水平极低, 当时的成人教育虽有一定的发展, 但由于当时的国情和社会条件的影响, 国民对成人教育的认识只停留在扫盲教育上。大多数国民简单地认为成人教育只是教人读书识字, 然而成人教育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当时的成人教育已经顺应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 除了扫盲教育以外, 成人教育还开办了初等、中等文化教育课程, 与此同时, 还有多层次、多类型的干部教育课程。在学制上采取半工半读的形式, 符合当时社会的需求和国民的需求。在办学形式上, 成人教育逐渐开设了夜大学、函授等方便国民的课程,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民的文化水平及科学文化素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成人教育适应社会发展要求, 在各个方面也有创新。成人教育的培养目标发生了转变, 成人教育不再简单地以扫盲教育为主, 而是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多功能人才。在办学形式上, 增加了全日制脱产教育、远程教育等新型教育体系。在教育内容上偏向多元化、综合化全面提高国民文化素质水平。

在21世纪的今天, 成人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构建学习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对成人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成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 正在走向国际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闲暇时间逐渐增多, 成人教育不仅仅作为一种补偿教育而存在, 成人教育至此衍生出了多种教育形式, 如社区教育、闲暇教育等。成人教育的课程不再只是传授理论知识, 而更注重技能的培训。办学形式更是多种多样, 由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 广播电视、社交媒体等的发展, 传统的校内教育模式已逐渐被远程教育所取代。

成人教育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生命力, 是因为成人教育在社会变迁中不停地对自身的培养目标、办学形式、课程模式进行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 是成人教育屹立不倒的动力。

二、社会变迁下成人教育创新的面临的挑战

(一) 成人教育理念不清晰

对成人教育的定义和界限, 虽然社会各界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但至今没有形成一套定义清晰、界限明确的理论。人们片面地认为成人教育只是文凭补偿性质的教育, 忽视成人教育的其他功能。另外, 成人教育不是普通教育的补充, 它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一样, 同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我们必须重视成人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 而且由于成人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 因此不要盲目地照抄照搬普通教育模式。对于成人教育, 政府、社会、学术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是, 成人教育到底该不该存在?教育大众化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对成人教育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和并论”、“撤销论”等言论一直在动摇着成人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所以, 成人教育只有看清自己的地位, 建设有自己特色的教育体系, 才能长久地存在于社会之中。

(二) 政府投入不足

第一, 政府虽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支持成人教育的发展,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 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和终身教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 发展成人教育和其他继续教育, 逐步形成大众化、社会化的终身教育体系”。但是仅有制度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当成人教育投入市场后, 受人们传统思维观念的影响, 成人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不高。所以, 成人教育的创新需要政府的鼓励和引导, 更需要社会的支持和认可。

第二, 政府对成人教育的资金投入不足, 相对于普通高等院校, 政府对于成人教育的发展的资金投入不到位, 导致成人教育的许多工作无法开展。相反, 政府和学校往往把成人教育作为创收的工具, 通过成人教育为学校谋取大量资金, 换言之是成人教育养活学校, 而成人教育却没钱养活自己, 这种“奉献精神”未免有些被迫而为。

(三) 成人教育的师资薄弱

优秀的师资队伍是教学质量的保证, 然而成人教育的教师一般都是兼职老师, 真正的专职老师很少, 这直接影响成人教育学员的质量。另外, 成人教育的对象都是有一定经验的, 甚至有一定学历的人, 他们的背景比较复杂, 如果没有经验丰富的老师主导, 很可能导致学生的不满。在师资队伍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师资队伍建设, 如设立成人教育教师培训机构, 专门培育成人教育的老师;设立成人教育教师资格认证标准, 成人教育的教师也必须持证上岗, 不能滥竽充数。由于大部分成人教育的老师都是普通高等学校的老师兼职的, 因此他们的上课方式缺乏一定的灵活性, 一般还是照搬学校里的课程, 这与成人教育的时效性、灵活性特点相悖。另外, 除了成人教育教师的质量以外, 成人教育教师的数量是有限的, 有的老师身兼多职, 一个教师上多门课的情况大量存在。这样照本宣科的课程, 很难满足学生的需求, 而且质量不高。

(四) 社会认可度不高

尽管成人教育举办了函授、夜大学、业余制、全日制脱产等多种办学形式, 但始终没有摆脱“学历补偿教育”的窠臼。成人教育应有的社会地位与社会价值难以得到社会普遍认同[2]。社会不买账, 是成人教育难以维持下去的原因之一。我国一直对文凭非常重视, 但这只限于正规教育的文凭, 人们普遍认为成人教育是非正规教育, 授课时期短, 而且出勤率低, 质量不过关, 某些人参加成人教育只是为了文凭。人们认为成人教育的文凭的含水量高, 不愿意承认成人教育文凭, 导致一部分生源的流失。面临职业技校的发达, 成人教育的另一个职能显得相对薄弱, 成人教育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

三、社会变迁中成人教育的创新

成人教育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时代性, 既有力地补充了普通高等教育, 又适应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及终身教育观的全面落实[3]。因此, 成人教育的创新迫在眉睫。

(一) 教育理念的创新

办学理念是成人教育发展的方向标, 针对目前我国存在的成人教育理念的偏差, 我们首先要端正态度, 理清办学理念, 明确办学定位, 彻底摆脱“重学历, 轻能力;重理论, 轻实践;重经济, 轻质量”的传统教育理念。在我国新常态的要求下, 成人教育应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培养出满足社会需要的多功能人才, 提升人力资本素质, 开发符合成人发展规律的课程体系, 根据自身条件及社会环境, 开办具有本土特色的成人教育学校。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 重在提高人们的职业技能, 培训人们高尚的职业道德及培养职工超前的创业意识。在理论教育方面, 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使知识有效渗透到学生的学习中。

(二) 教学模式的创新

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 成人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性, 其学生来自不同领域, 具有不同的经验, 所以, 一刀切、满堂灌根本不适合学生的发展需要。在成人教育教学过程中, 我们应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互动, 把理论应用到时间中, 在实践中理解和接受理论知识。另外, 可以采取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学校为企业培养符合要求的职员, 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资金及职业岗位, 重要一点是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富有经验的职工给学生进行职前培训和指导, 这样就实现了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双赢。

(三) 教育法制的创新

目前, 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成人教育法》对成人教育进行管理。由于成人教育法制的缺失, 直接或间接导致目前我国各类成人教育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状态, 甚至出现某些方面的混乱无序, 限制或制约了成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4]。因此, 我国应该健全成人教育法律法规, 对成人教育的职权进行约束。巩固成人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 保障成人教育建设的项目资金, 限制成立成人教育学院的资格, 规定成人教育的师资认证标准等, 进一步确保成人教育的良好发展。为了加强成人教育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严肃性, 我们应当积极准备成人教育立法, 要变人治为法治, 以法治教, 以法保教, 以法促教[5]。

(四) 教育管理模式的创新

成人教育是与社会经济紧密相连的一种教育类型, 成人教育的发展依赖于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时代, 因此, 要加强成人教育与市场的联结, 建立一套成熟的市场机制。实现学校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首先政府要积极引导, 建立一批成人教育市场, 既保证成人教育的生源, 又实现成人学生的就业率。其次, 成人教育应加强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 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 以政府为主体的成人教育经营机制。学校可以面向社会办学, 同时社会可以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资源、学校的活力及原动力得以增强, 继而更好地发挥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这是成人教育市场得以形成的动力和源泉[6]。

(五) 成人教育质量监督体系的创新

目前, 我国缺乏完备的成人教育质量监督体系, 成人教育的质量得不到评价, 更得不到反馈。市场化的成人教育的质量貌似只有用人单位才能给予评价, 然而, 市场用人单位往往对成人教育的理解存在偏差, “重学历, 轻能力”是目前市场用人单位的普遍看法, 学历还是敲门砖, 用人单位不会透过学历直接看到你的能力。所以, 成人教育的培养模式还是要学历加技能。在注重学历的同时, 也要注重技能的提升。我们要创建一套质量评价管理体系, 培养质量意识, 创办社会满意的成人教育。

总之, 成人教育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是息息相关的, 因此, 成人教育应当且能够在社会条件的作用下, 适应社会需求, 服务社会发展。另外, 通过成人教育自身的创新发展, 更好地为社会服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

参考文献

[1]王振东.论成人教育的创新[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 2003. (24) :44-50.

[2]郑义寅.社会转型与当代成人教育转轨[J].中国成人教育, 2009 (4) :9-12.

[3]徐振龙, 罗小林.美国高校成人教育的创新发展及启示[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25) :63-65.

[4]陈学雷.全面创新成人教育的思考[J].继续教育研究, 2005 (1) :19-21.

[5]乐传永.美国成人教育的特色及其对我国成人教育的启示[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西安) , 2000 (17) :11-15.

变迁社会 篇10

一、我国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及评述

1. 萌芽阶段(1956—198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家庭养老为主要的养老保障方式。1952年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农民收入的增长,提高了农村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稳固了家庭保障的实力。虽然在这一时期尚未出台有关农村社会养老的政策措施,农村养老以传统的家庭保障为主要形式,政府对于农村养老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撑,但其仍然对这一问题思考颇多,结合各方面因素为农村养老寻找突破点。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在实践操作中起到了潜在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其中便包括农村养老保障。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有所强调的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生养死葬都有依靠。”文中提到的五方面保障,即为此后众所周知的“五保”。一部分无劳动力的农民开始享受到来自国家的福利政策,我国农村养老开始了以“家庭保障为主,五保制度并行”的保障模式,同时我国城乡“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固化。

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在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家庭经济所取代。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给农村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变革:商品经济在农村发展起来、计划生育的实施、人口结构的变化等等,这些变化均成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原因。

2. 探索时期(1986—1992年)。

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逐渐缩小,“五保户”再次回到家庭之中,但此时的农村家庭已与往日大不相同———家庭结构大大缩小、家庭价值观念也有了极大的变化,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家庭冲突与矛盾,为了缓解农村家庭的养老负担,我国开始探索农村社会养老。1986年10月沙洲会议确定了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主要任务;1987年对于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在全国蔓延开来,在山东、北京、上海等地1 000多个经济条件较好的县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截至1989年底,800多个乡镇建立起以乡镇、村为单位的养老保障制度。

这一阶段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探索,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从中反映出的问题更值得关注。首先,缺乏统筹。农村社保试点是以村镇为单位开展的,只有乡镇办法和村规民约,各村之间制度混乱,注定不能长久维持。其次,资金筹集方式存在问题,大部分农村养老保险资金来自集体,导致集体负担过于繁重,相比之下村民不投入资金只享受成果,违背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这样的筹资方式只会给村集体带来越来越大的资金压力,最终沦于失败。最后,资金的增值方式过于落后,资金增值缓慢,老龄化大潮来临之时会出现资金不足的危险。

3. 曲折发展(1992—2002年)。

1992年民政部颁布《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此次试点吸取了之前以村、乡镇为单位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教训,走农村不同职业人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方向。根据《县级农村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指导,民政部先后在山东省和武汉市发展起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此后,江苏、河北、福建、上海等地也相继发展起来。数据显示,到1997年底,全国已有8 280万农民参加,累计140多亿元,其中55万农民已经领上养老金(民政部《民政事业统计数据》,2002)。

但好景不长,由于银行利率自1996年来连续下调,实际收益达不到投保人目标期望,这个完全靠个人缴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遭遇极大的压力。直到2002年底,农村参保人数为5 462万人,相较1997年年底参保人数缩减了将近一半。

我国传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探索过程是社会保障制度第一次变迁中的一部分内容,凸显出典型的路径依赖的特点。路径依赖这一概念源于生物学,诺斯则用来描述以前的机制对当前和未来的影响。首先,由于经济体制的限制,生产系统与社会保障系统无法分离。计划经济时期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国家往往将生产和社会保障集中于同一项计划之中,想办法使生产系统实现社会保障系统的目标,没能将社会保障视作单独独立于生产系统之外的、具有自身逻辑性和规律性的制度体系。在1956年前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可以用“扶贫”和“救灾”两个词语概括,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时期的社会保障系统被融入生产系统之中了。到了高级合作社完成后,社区性社会保障由于其所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而出现如“五保”供养制度、合作医疗等等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仍可发现各项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其次,二元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结构。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不能享受到与城市户口相同的社会保障政策,因此农村养老模式普遍为家庭保障,依靠农村大家庭的分工劳动来保证对老人的养老和对下一代的抚养。农民为了保障家庭养老代代延续仍然坚持养儿防老和土地供养,这种典型的路径依赖时刻制约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与发展。传统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保富不保穷”的筹资完全依靠农民本人的商业保险形式,相较于同时期的城镇则是以个人储蓄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方式,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只有个人账户,而城镇则有“个人账户+社会统筹”。甚至,缴费标准不贴合实际,农民无力缴纳;到期发放的金额养不起参加保险的农民。

种种缺陷造成了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失败,但也为继续建设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探索提供了颇多启示:第一,应当破除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结构的藩篱,坚持城乡统筹的整体观。在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应当保持结构上的一致性,以保证城市和农村之间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保持村与村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一致性,以保证农村之间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农民在农村的流动。归纳起来,我国应当建立全国范围基本一致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各省各地区乃至镇、村都应当包括在制度框架之内,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实地调整方法手段,努力破除制度上和结构上的城乡差异,实现劳动力的快速流动和人们的便捷生活。第二,确立政府的主导地位。传统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在以村为单位的基础之上,之后吸取教训搞试点“由点到面、逐步发展”,均以失败告终。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定位好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探索中的责任,应当根据试点地区的实际问题提供财政支持、组织实施、管理监督等等。

二、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及评述

从2009年起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国务院出台《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办[2009]32号),凡是在试点地区内的年满16周岁、非在校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均可自愿参加。在中央政府的统筹领导下,第一批试点地区新农保工作进展顺利;2010年开展对于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贫困地区的第二批试点也初具成效,同年《社会保险法》颁布,为新农保的全面推进提供法律保障。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步入正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越来越具有明确的建制理念和目标定位。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到“十二五”末,在全国基本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2020年前,全面建成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其实施成效显著,据人社部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年度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4年末全国养老基金累计结余3.56万亿,其中,城镇职工养老基金累计结余3.18万亿,城乡居民养老基金累计结余3 845亿。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剧,基金规模不断扩大,保障基金安全的任务越来越重,迫切需要强化对基金投资运营的管理和监督。其中,保险资金和养老基金是资本市场投资的长期性基金;而养老基金比保险资金还要稳定,养老基金几十年不用考虑流动性的问题,是发现市场价值和实施价值投资的本源所在。因此,我国对于庞大的基金的风险防控和保值增值出台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一是2015年8月17日国务院发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国发[2015]48号),这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发展史上的一项大事和重大突破,标志着数以万亿计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即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横空出世,并将成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强有力的助推器和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径;二是2016年3月2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这是首次以国务院条例级别明确社保基金运作规范。《条例》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对基金的筹集、使用、管理运营、监督等环节做出进一步规范,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

直至今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第二次变迁仍在进行之中,相较于第一次变迁过程中政府制定政策的随意性、临时性及非连续性的特点,探索出了新制度、新体系——与社会生产系统相分离的具有自身发展逻辑和规律的独立的制度体系,具体表现在:一是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筹资原则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这种方式既调动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又不至于因为缴费标准过高而使农民望而却步,“缴得起”是新农保保障有效性的要求,也是决定其成功与否的关键。二是制度的统一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总结第一次制度变迁时的教训,我国开始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地区政府可以在主制度框架内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指导社会保障事业的各项工作,如苏州模式———“农保转城保”和“老年农民养老补贴制度”、北京城乡衔接和转换的养老制度、安徽霍邱的“粮食换保障”等等。通过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也和城市居民一样开始享受政府带来的关于生活各方各面的保障,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缩小了城乡的二元化差异,便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广和普及。三是探索新的保值增值途径,加强对基金的投资管理。长期以来,国家对于基金的投资管理不够深入,投资方式只有两种———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这样的投资方式很难保证资金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实现保值,增值就更不必多说。2015年国务院出台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使养老基金成为调控国家劳动力成本的重要工具,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同时,国务院出台的投资政策也有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的风险防范,避免侵占、贪污、挪用基金及基金贬值等隐形损失的增加,通过明确投资原则及范围等方面的制度保证基金的安全,同时实现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主制度框架大体已经形成,尽管新农保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在运行过程中发现了不少的缺陷:一是农村养老形式单一,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农村家庭结构越来越小化,从前的四世同堂如今很少能够见到,往往在农村也会像城市一样出现一个家庭赡养四位老人的情况,作为普通的农村家庭无力负担如此沉重的养老任务,这些问题极易影响家庭中老人的生活质量。二是制度本身缺乏法律的支持,虽然我国出台了不少关于农村的发展现状的政策,但不具备法律的强制力,实际操作往往取决于长官意志。三是制度转移衔接不通畅,不同地区的农民保障范围、原则、内容上有极大的差异,造成部分农民心理上的不平衡及政策上的不配合。

三、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

在主制度框架内的修改和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第二次制度变迁虽已拉开帷幕,但完成之日尚未确定。唯有坚定信念,制定明确的计划和方法,一步步打破路径依赖的影响,在实践中获取成功,在过程里总结与改正。

1. 确立中央政府在新型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一是强化中央政府的立法功能,如上文所述我国有关新农保的法律目前只有《社会保险法》中有所涉及,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新农保的法律出台,数亿农民参加新农保没有法律做后盾,大多数农民参保没有积极性,总怕政策变化导致之前交的保险全部作废,怕自己交了几十年新农保到期领取养老金时政府不兑现,怕几十年后发放的养老金数额随着经济发展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其现值小于目前所交的新农保金额,这“三怕”构成了农民不愿参与新农保的主要原因。因此,法律层面上的稳定性和强制性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所急需的,也是参保的数亿农民所迫切希望的,有了法律上的强制性保障,农民才能放心将钱交给经办机构,对于新农保的态度也会随之转变。我国应结合国内外的社会保障发展经验及未来国家发展趋势,尽快颁布《社会保障法》以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不同需求,这是迫切需要的、刻不容缓的,是我国发展到现阶段急需出台的一项法律,否则将制约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安定繁荣。二是强化中央政府的规划、组织功能,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上中央政府应当注意防止制度碎片化的同时在主制度框架内给予地方政府适度的空间,明确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体性和灵活性,使地方政府在统筹工作中充满活力,方法和措施的制定充满创造力和实践性。三是尽快提高统筹层次,目前我国的新农保的统筹层次为县级统筹,层次过低,严重影响新农保的转移和续接工作,降低经办机构的工作效率,浪费时间、精力和资源。因此,政府应出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其相关政策间的衔接办法,加快新农保在不同地区间的转移和续接的速度,并预留制度接口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方便,有利于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包容性,对于不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将其尽量纳入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来,在省级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衔接办法及基金结算办法,力争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上的全覆盖,使每一位公民都能享受到制度政策带来的保障。

2. 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完善制度服务。

制度服务是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之一。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配套的各项设施的不断完善与升级改造,使得新农保制度服务相应地获得极高的效率和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才能换回人民的满意,人民的满意度高了,政策实施起来自然畅通无阻,加快配套设施的建设能够保证农民更为积极地参与新农保,完善的制度服务亦使农民对于养老金的发放更有信心。强化农民对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制度服务认可,农民对于该制度的需求随之加大,从而增强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促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进程,影响其变迁的方向和路径。一是中央政府应引导地方建立、完善信息系统的建设,信息系统是新农保的一项重要的配套设施,将参加新农保的人员统计起来,方便保存记录和调取资料,政府在信息系统的建设方面应当为地方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和技术帮助。二是地方政府应当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目标,在建立信息系统时,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数据库建立起来之后应实现数据库与公安、民政等部门的无缝衔接与信息共享,便于在工作过程中便捷地实现信息的采集与调取,节省调查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在统筹层次内应加强统筹发展城乡社会保障制度,逐步使城市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趋于统一。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础数据库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信息系统衔接起来,共存与同一个信息系统之中,为以后对于二者数据的整理与统筹留下空余,也为城市与农村人口的流动时新农保的转移和续接提供便捷。四是对经办人员进行上岗培训以培养其较高的业务素质,经办人员队伍的强大才能使经办机构声誉好影响范围大。优秀的经办人员要吃苦耐劳、爱岗敬业,同时还要对每一位参保农民认真负责、耐心服务,在农民心中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和机构形象,让农民信得过、愿意办、放心交。另一方面,经办机构应明确经办人员与服务对象的配置比例,以保证经办人员服务的质量,实行规范化的服务流程和操作程序,达到基层经办机构规范化管理目标。

3. 依靠市场和社会力量建立农村社区养老。

从社会变迁看教育离乡 篇11

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是表示一切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的范畴[1]。教育对社会变迁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那么什么又是教育离乡呢？我们现在所讲的教育离乡主要是指由中国农村所实行的撤点并校政策带来的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农村学生大量向城市流入，农村通过教育资源整合，学校数量急剧减少，部分农村学生接受教育更加困难的现象。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农村小学数量从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间，减少了一半，从55万所减少到26万所。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为79所。初中数量也减少了六分之一，从6.4万所减少到5.5万所。全国6～14岁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从2000年的2.05亿减少到2010年的1.58亿，减少了4700多万。而且这种现象在这几年仍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着。伴随着社会变迁的步伐，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大规模流动，在农村接受教育的人数已经呈现出了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政府对农村教育资源的整合。近几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中小学的整合力度，其基本方法就是合并农村的中小学，由原来的每个村一所小学变为几个村一所小学，由原来的每个乡镇拥有一两所中学变为几个乡镇一两所中学。这样一来，使教育资源得到了有力的整合，有利于农村教育的做大做强。

但是，我们看到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已经增加了城市教育的负担。造成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不平衡发展，教育在农村的发展后劲不够，而且呈现出下滑的趋势，教育离乡现象已经非常明显。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有一章叫作“文字下乡”，道出了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所面临的教育落后的状况。正是这种状况的存在，他才提出了所谓的文字下乡。农村人从本质上来说是缺乏知识的，他指出必须通过文字下乡来提高农村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但是现在看来，中国的教育已经开始脱离乡土社会。这并不是说农村的教育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中国，农村的教育和城市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农村的教育质量由于师资、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本身就处于一个劣势状态[3]。教育离乡现象的存在将会使农村与城市的教育差距更大，进而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

一、社会变迁所涉及的主要方面

1.人口变迁

人口变迁包括人口的增长、人口的移动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的人口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增长的势头。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移动的规模也在不断地加大，主要是由农村向城市的移动。就人口结构而言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趋势。

2.农村社会的变迁

改革开放伟大战略的实施，对农村的社会变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以及最近几年所进行的新农村建设，都有力地改变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

3.教育体制的变迁

教育变迁作为社会变迁中的一大方面，对社会变迁起到了有力的智力支持。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组成了教育体系的主要框架。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度已经明显加强，教育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4.经济体制的变迁

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变迁。国有企业的改革，私营经济的发展，由经济体制的变迁所带来的是经济的良性发展与国门的开放。经济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

二、社会变迁导致教育离乡的现状分析

1.人口流动与教育离乡

人口流动会引发教育离乡，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广大农村学生进入城市接受教育，导致农村学生人数减少，城市学生人数增加。这就进一步要求国家加大对城市教育资源的投入而弱化对农村教育的扶持。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人口呈现出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态势。据有关数据表明，2009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到2.11亿，平均年龄为27.3岁，流动人口中有78.7%为农业户口，以青壮年为主，这些人主要分布在社会服务领域，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在人口流动中主要是以农民工为主体。很多农民工选择在离自己家乡不远的城市就业，而且这些农民工大多将自己的孩子也带到了城市接受教育。在农村，我们可以看到小学生数量在逐年递减，有的乡村小学一个班级的人数甚至不到10个人，有的一个学校的总人数也只有二三十个人左右，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减轻了老师的教学压力。农村中小学人数不断下降的现象已经迫使国家和政府对农村的教育资源采取有力的整合。尤其是最近五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学校的合并。很多村办中小学通过有力的整合在办学规模上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是，我们看到农村中小学的合并对于一些地处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并不是给他们带来了便利，而是增加了他们的上学负担，在许多山区小学，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变成了寄宿制学校。因为撤点并校后很多学校离学生的家非常远，学生必须选择住校，有的小学生，年龄还非常的小，他们的自理能力还没有达到一个可以完全照顾自己的年龄。这使得农村的学龄期儿童不仅从时间上，也从空间上脱离具体的生活世界直接进入到抽象系统的封闭式系统中，可能导致他们在认知和人格发展上的先天不足，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化将遇到可以预知的困难。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缺乏乡村经验和家庭天伦的滋润。

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说过：“中国的农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往城市跑。”[4]这主要是由于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入而造成的。人们迫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开始盲目地向城市跑，城市犹如一个磁场在吸引着农村的人口。随着人口的流动，大量的村庄学校将在中国消失，教育资源的整合可能意味着中国乡村文化的没落与终结。人口流动规模的进一步发展会加快教育离乡现象的再次高涨。

2.城市化与教育离乡

城市化的推进已经让教育离乡问题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5]。最近几年来，政府所实施的各项政策都在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例如户籍制度的开放，广大山区移民的搬迁，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城市规模扩大等举措的实施，这一切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据有关数字统计，2010年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占据总人口数量的42%，达到5亿多，这样庞大的城市人口数量已经引起了许多教育资源的集聚，教育资源开始偏离农村，从而大部分聚集在城市，出现了教育资源的离乡，虽然在现阶段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多于城市人口，但是农村所占有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相比微乎其微。在有些偏远地区的学校，教师资源大量缺乏，校舍等存在很大的隐患，农村教育处在崩溃的边缘，最近几年国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优惠政策，比如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孩子的学杂费，以及蛋奶工程的实施，还有大学生支教等项目，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教育的良性发展，但是从根源上还没有解决农村教育落后的局面[6]。

由于城市化不断发展，教育离乡现象在削弱农村教育的同时对城市的教育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许多城市的中小学班级人数不断增加，班级的规模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于城市教育的投资力度。政府在投资城市教育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农民工的承受能力，给予农民工的子女免除借读费。这些政策的实施也促使了农村孩子向城市的集聚。总之，城市化的加快造成了城市与农村教育资源的差距，教育质量的差异，进而走向教育离乡。

人口流动与城市化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现实中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他们和其他种种因素相互聚合构成了社会变迁。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社会变迁导致了教育离乡。

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变迁虽然导致了教育离乡的出现，但是只要我们从全局出发，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体制，教育离乡的现象还是可以控制的。

三、扭转教育离乡的途径

1.加大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减少人口流动

当前造成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还是农村贫困落后的局面。广大农民为了摆脱这种遭遇而盲目地向城市流动。虽然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看到农村的整体面貌还有待改善。这就要求国家加大对于农村的扶持力度，要让农村真正地富起来，走上小康之路。最近几年来国家实施了许多措施来扶持农村的建设，比如农业税的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的免除，新型合作医疗的推行。这些惠民措施的实施有力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力度还不够，农村贫穷的现象还存在着。

对于农村的扶持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包括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想办法提高农民的幸福感，这其中包括农民的收入状况、生活质量、孩子接受教育的质量、享受的医疗保障等各个方面。只有这几个方面总体得到了提高，农村才会留得住他们。所以，我们应该对症下药，比如兴办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当地的剩余劳动力，鼓励一些大型企业向农村发展，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对农村的有效扶持将有力地控制农村学生向城市的流动，对中国最近几年来存在的教育离乡现象有一定的弱化作用。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更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力度，促进城乡的有机统一。

2.促进教育公平，统筹城乡发展

当前情况下，从全国的教育投资来看，占全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了其中的23%。在有的少数贫困地区，九年义务教务还没有得到保障，还存在适龄学生无学可上的现象，有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师资得不到保证，学生们坐在危房中读书的现象很常见。在城市，学生享受着不断更新换代的教育设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而且还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这种公平的缺少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正是由于以上所存在的种种教育不公现象，许多家长宁愿花高昂的代价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城市接受教育，这使得很多农村的学校变为空校，农村的学校不得不实行撤点并校措施来应对这种现象。所以，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尤其是要在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教师的配置上下工夫。要继续鼓励师范类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任教，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城市学校也应该帮助农村学校的发展，给予农村学校在教学方法，管理经验上一定的指导，城市学校可以和农村学校结成一对一的帮扶对子，加强城乡学校之间的交流。

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应该对农村有所倾斜，尤其是一些政策方面，要给予农村相应的支持。在农村教育的基础设施方面，要加快农村学校的信息化建设，以此来加强与城市学校的资源共享和交流，促使城乡教育协调发展。

总之，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切实解决农村与城市在教育经费上的差距过大现象。政府不但要发挥作用，而且应该与社会福利与慈善机构携手来解决经费的问题。不要让农村的教育因为缺少经费而停滞不前。只有农村的整个教育水平上去了，才能相对缓解农村学生的外流现象。

3.全面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

当前情况下，随着教育离乡现象的发展，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和城市相比，差距很大。重点高中与重点大学来自于农村学生的数量在逐年下降。在中国农业大学所作的一项调查中，1999年至2001年这三年间农村新生比例均在39%左右，但自2002年起，农村新生比例开始下降，2007年跌至最低，仅为31.2%。这与农村的基础教育质量落后现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农村教育质量的下降，也与农村的师资有一定的关系，现在的农村师资力量求大于供，农村许多的教师，还是由以前的民办教师转化而来。教师的年龄普遍较大，这些教师的教学方法及教学观念都比较陈旧，创新能力不够，而且基本都不是所教专业出身，大多数教师在课余时间也还进行着农业生产活动，有沉重的经济负担。很多教师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只把教学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缺乏进取精神。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在加大对于农村学校教师培训的同时，必须加大农村学校的教师与城市教师的交流力度。尤其应该多与城市的年轻教师交流，接受他们的新思想，新观念。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只有办一流教育，才会出一流人才，才能建一流国家[7]。城市化变迁导致了教育离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对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政府来说，却不能借口社会变迁而放弃自己提供公共生活服务的职责。农村社会的没落与教育离乡有很大的关系，乡村教育盲目向城市转移，会使中国社会走向单面化，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伴随着社会变迁的步伐，在加快城市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加快农村教育的发展。只要采取合理措施，教育离乡现象在中国还是可以得到扭转的[8]。而要做到这一点，从公平教育投资、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和目标出发，大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切实改善甚至大大提高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不要让农村的教育因为缺少经费和人才而停滞。扭转或缓解教育离乡，不仅是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负责任之举，也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公平和稳定的战略之举。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吴忠才.论城乡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当代教育论坛，2007.

[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4] 李守金.农村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 吴康宁.教育社会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6] 熊春文.“文字上移”的社会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7] 熊春文.“文字上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北京：社会学研究，2009（5）.

变迁社会 篇12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物流变迁

新中国的社会经济有3个标志性的节点,即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路线、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根据这3个节点,本文将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分为4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

1.改革开放以前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人民生活积弱积贫,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极其薄弱,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所有制结构单一,分配模式绝对平均主义。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国家仿照苏联发展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国家经济有过快速发展的时期,如1952年土地改革,农民翻身做主,生产积极性和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但是之后,由于受到自然灾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到1978年,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虽然有所改善,但仍处在温饱不足状态。

这一时期,虽然经济增长带动了商品产量的增加,但相对于巨大的需求而言,商品仍极度短缺,供不应求。商品种类极少,生产多少卖多少,不愁销路。这一时期我国还没有物流的概念。

2.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拉开序幕。1978年开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积极性,农副产品产量迅速增加。同时,国家开始允许商品自由流通,大量农产品可以由农村流向城镇,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想富,先修路”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因此,全国各地农村道路迅速修建,为以后物流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一时期,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政策。如,1979年,党中央决定在深圳试办经济特区;1984年4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等14个港口城市,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提出发展外向型经济;等等。外资企业陆续进驻我国沿海一带后,带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内地粗加工-沿海精加工并销往世界各地的供应链模式。这一模式促进了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国际物流开始得到发展。

“物流”概念也在这一时期从日本引入我国,其发展前景和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认识。这一阶段我国物流发展以传统储运业态为主,绝大多数物流业务由工商企业自营,物流产业刚刚起步。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正式确立。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经济关系趋向于市场化,附加在企业身上的束缚减少,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开始蓬勃发展。这一阶段发生了总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告别了长期商品匮乏的局面,需求膨胀转变为需求不足。企业间竞争加剧,各种新产品层出不穷。琳琅满目的商品逐渐催生了人们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小批量、多频次的物流模式开始得到发展。

20世纪90年代,全国范围内大力修建的高速路网络极大地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极大程度地促进了跨城市、跨区域的物流活动。这一时期,流通业大力发展,超市开始出现。超市经营商品种类繁多,有些商品季节性强,对物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一时期,以家乐福为代表的外资超市先后进入我国,其先进的运营模式对我国本土超市形成很大冲击。

4.加入WTO以后

21世纪初,中国加入WTO,更多的国外企业进入我国,给产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国外企业的大批进入,不仅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改革与调整,还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但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国外大型企业的进驻,国内企业面临着前所有未有的冲击与竞争。以超市行业为例,近年来外资超市在中国快速消费品连锁百强中的排名逐年上升,以家乐福、大润发、沃尔玛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在食品零售市场的领先优势进一步凸显。本土超市竞争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物流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和行之有效的运营管理模式。

近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各类企业不断壮大。一些企业从区域性企业发展为全国性企业;一些企业则通过连锁经营来发展壮大。不经意间,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全国各地的产品,各类餐饮、电器、服装、医药等全国性连锁店频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企业在快速壮大的同时,物流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快速扩张时,有些企业忽略或者没有精力去发展物流。这些企业在淡季时物流还可以正常运转,到销售旺季则难以应对大量等待出货的订单,以至于延误了出货时机,造成巨大损失。

近十年的另一亮点是电子商务。十年间,人们从半信半疑到爱上网络购物,态度发生了彻底改变。网络商城从刚开始的小打小闹发展到现在成为众多大型企业的必争之地。尤其是近几年,大型的网络购物发展迅速,不仅为大众逐渐接受,众多网民更是乐此不疲。在信息流、资金流等运作都较为成熟的情况下,物流成为这一新兴购物模式的瓶颈。各大物流企业节假日爆仓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主要是由网络购物的特点所决定的。网络购物最大的特点就是订单多,每个订单的货物量小、品种多。节假日,由于订单量大幅上升,现场工作量急剧增加。传统的物流企业,在没有合理的设施规划、流程设计、高效的作业方法和科学的现场管理的情况下,很难完成这一物流任务,因而对企业的运作、利润、美誉度都造成较大影响。可以说,谁先解决网络购物的物流问题,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另外,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种类极大丰富。从以前单一的桑塔纳、夏利到今天满街跑的宝马、奔驰、奥迪、比亚迪;从不多的摩托罗拉、波导到现在的诺基亚、三星、HTC、LG、天语,不一而足。隐藏在众多品牌背后的是人们个性化的需求,这些个性化需求对企业生产决策和物流配送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总而言之,最近十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物流快速发展的十年。但不得不认识到,中国物流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许多问题。

中国物流的现状及问题

1.专业人才不足

由于我国物流发展起步较晚,人才严重不足。自从物流专业在高校出现以来,国内开设物流专业的高校已迅速增加到几百所。由于物流行业发展迅猛,近几年高校培养的物流人才仍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同时也发现,师资力量尤其是高水平师资缺乏,成为高水平人才培养的瓶颈。个别学校宏观的、理论的教学过多,微观的、现场的教学过少,影响到人才的实践能力。大力培养高水平的师资,大力培养具有现场提案能力的人才,是解决我国高水平物流人才短缺的重要手段。

2.物流成本过高

我国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虽在逐年下降,但仍在18%左右,物流费用仍然过高。除了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过路费高等问题外,物流本身的粗放型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粗放型的物流必将导致物流各个环节效率低下,如不合理的设施布置导致人的作业效率低下,不准时的出库导致货车等待时间过长,等等。另一方面,粗放型的物流容易导致物流品质的低下。如,搬运方法不当导致货物损坏,出货顺序不正确导致食品过期。由于物流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除了导致直接成本升高之外,还会推高间接成本。所以,解决物流高成本的问题,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物流界应着重考虑的问题。

3.信息化程度低

我国物流业的信息化起步较晚,尚未完全普及。记录依靠手工、信息传递依靠电话或传真等现象在许多场合都很常见。这些方式虽然可以完成工作,但不利于企业进行集中管理,并且给数据统计造成很大困难。有些企业虽然实现了信息化,但是不重视前期的分析和规划设计,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从而使信息化的目标不能完全实现,甚至是事倍功半。

另外,目前国内承担物流信息化的多为计算机专业人员。这些人员在信息技术方面非常熟练,但是缺乏物流现场经验,不熟悉物流流程,针对物流的提案能力不强。这样就不容易结合物流本身的特性来研发产品,从而导致研发和现场使用脱节,所设计的产品可能无法从实质上提高物流效率。

4.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大

近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加,物流业的外部环境异常复杂。这将导致多个物流要素的变化,如物流量的变化、品种的变化、品种数的变化,等等。由于外界环境变化太快,很多企业不敢投资物流技术和设备,从而导致物流服务水平很难提高,抑制了企业的发展。这种担心是必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对外界变化才是真正应思考的问题。从大方向上讲,必须拥有柔性物流规划方案及与之适应的物流技术和装备,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5.少子老龄化加速

我国面临的少子老龄化问题,已是不得不面对的社会课题。这个问题与日本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相似之处是两个国家都面临少子老龄化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我国是未富先老。所以,我国面临的问题远比日本严重。蒋正华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中提出,若以65岁作为进入老龄的标准,2005年中国老人总数将超过1亿人,2027年将超过2亿,2037年将超过3亿。

目前,虽然用工开始出现短缺现象,但是劳动力成本相对于机械化和自动化投资成本来讲仍然很低。一些企业虽然已经实现了物流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但是很多物流现场还是依靠手搬肩扛完成作业。整体而言,物流现场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推进无疑成为摆在物流业界面前的重大课题。另外,物流现场的工作多为重体力劳动。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人们肯定会优先选择从事其他轻体力劳动行业,如服务业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何改善物流现场的劳动环境,实现物流作业的省力化、机械化和自动化,成为物流业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今后的发展趋势

结合日本社会经济发展和物流的变迁,中国物流发展可能存在如下趋势,供参考。

目前的物流水平参差不齐,省人、省力、机械化、自动化、高能力化等物流技术将会同时在中国得到发展;

目前中国基本上还处于物流发展的初期阶段,如何全面提高物流效率是大家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标准化、信息化等是提高效率不可缺少的要素;

由于少子老龄化社会的快速推进,中国物流势必朝着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发展;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世界经济环境的高不确定性,将会带来很难预测的物流变化,具有柔性的物流规划和解决方案,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物流技术和装备将会有很大的市场;

环境保护是各行各业都要面临的问题,物流业的节能化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