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历程（共5篇）
变迁历程 篇1
1 问题的提出
我们现在处于现代化上升时期, 各种电子产品, 先进技术都爆炸式的发展, 生活板块不断细化, 板块内部又多种多样, 于是我们生活呈现的状态是光怪陆离。对于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方面就变得更加便捷, 选择的空间更大, 似乎人类真的征服了自然, 成为了世界的主宰, 沉浸在自己的胜利战果中。但是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马克思. 韦伯所预言的我们进入理性的社会, 不能逃脱自己编织的牢笼, 理性的非理性现象在当代社会屡见不鲜, 并非是我们一直认为的表面看起来是一派繁荣的景象, 我们不应沉浸在看似物质极大丰富的表象里, 我们需要为即将出现的风险社会打一剂预防针。为了更好地窥探出社会发展的可能趋势, 本文以城市住宅的发展变迁历史为例, 具体有力地剖析社会的发展历程, 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时代特点。
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主要是通过与我们息息相关地居住方面有关的住宅区的发展变迁为例, 一方面不仅可以了解住宅的一些变化, 而且还可以了解与对应时期的时代的变化与特点, 另一方面, 本文重点讨论了与我们生活比较接近的现代社会的住宅情况, 运用社会学后现代理论中的瑞泽尔的麦当劳化理论来论证我们当代存在的一些可能事实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美好的现实, 从而能给我们一点警示, 给社会打一剂预防针, 防患于未然, 这也是社会学的意义, 贡献所在。
3 中国住宅的发展变迁史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其中的居住历史伴随着不同的社会类型呈现出不同的居住模式, 住宅经历了丰富地变迁, 穴居或巢居—夯土房屋—内庭式住宅—低层联排集居住宅—多层集居住宅—高层住宅—集成住宅多样地住宅变化形式反映了社会的变迁, 以及不同时代的特点。
说到住宅让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1906 - 1969 年的简易楼和筒子住宅楼, 那是一个时代印记非常深刻的代表。在节省钱财节省材料的情况下建设各种住宅, 就形成了一批简易楼、竹筋楼、筒子楼等具有时代特征的住宅类型, 出现了两把锁住宅、合用厨房、公共厕所等的住宅形式, 居民的生活水平降到了极致。那时候虽然艰苦, 但是人情味还是很重的, “远亲不如近邻”能很好地诠释当时人们之间的相处模式。
接下来比较有特点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 工人设计队伍开进工地主宰了工程建设。第一次尝试用高层住宅技术的大批量建造生产方式。采用了大模板现浇、大阪结构、内浇外板结构能工业化的施工模式, 以此带动了全国工业化、标准化、模数化的探讨, 工业化住宅逐步形成高潮。在规划设计上, 70 年代后期发展, 根据住宅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的要求, 开始实施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建设模式, 我们现在住房的设计也是那个时代的延续。在住宅楼日趋标准化的条件下, 独特性或者人文性的色彩愈发退却, 后现代社会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下面我们以中国住宅为例运用外国的瑞泽的麦当劳化理论尝试着进行解释。
4 麦当劳化
4. 1 概念界定。“麦当劳化” ( Mc Donaldization) 是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 ( George Ritzer) 提出的一个概念, 他将麦当劳化定义为 “快餐店的规则逐渐主宰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乃至世界其他地域的过程. ”[1]
他所说的 “麦当劳化”是指马克思·韦伯所定义的那种工具理性在全世界的蔓延, [2]社会的 “麦当劳化”理论是对现代社会现代性 ( 理性化) 的考察, 是对理性与官僚制的进一步发展或极端的应用性结论。它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现实为经验基础, 以西方的理性化理论为理论前提所以麦当劳化与全球化也是息息相关的。
4. 2 特点。瑞泽尔指出社会的 “麦当劳化” 有四个显著的特征, 分别是: 高效性、可计量、可预测性以及可控制性。
( 1) 高效性。在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 时间也被金钱来衡量, 因此需要一最短的时间来完成最多的任务, 这需要通过理性思维制定一个完整的满档的计划, 以能够利用时间上的优势来得到最大的回报, 提高效率的手就成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生产过程是流水的, 各司其职, 一切以效率为原则。
( 2) 可计量性。可计量性表现为: “计算、计数与定量”, “它为流程 ( 比如说生产) 和最终结果 ( 比如说产品) 都设立了数字化的标准. 在流程上, 它强调速度, 在结果上它强调的是生产和供应产品的数量以及产品的尺寸。”在建设中似乎一切都让位于房地产建设, 让位于楼房的数量与面积, 采光、绿地等基础设施都可以淹没在数量的洪流中。
( 3) 可预测性。瑞泽尔认为在理性化的社会里要想使一切行动变得可预测性必须要强调纪律、秩序、标准化、常规、一贯性及流水操作等方面。[1]这样才可使风险降到最小, 在统一的标准的模式下才能更有效率地收获。
( 4) 可控制性。瑞泽尔认为在麦当劳化的社会中 “理性系统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和低效性大都来源于人。这样会造成非人性化问题的产生, 对施工人员进行严厉的要求, 对购房者的统一对待, 都是一条生产线上的环节, 长此以往会丧失思考的自我意识。
社会学家韦伯曾经提出过 “理性铁笼”的概念, 意指人们被自己建构起来的规则所束缚, 一刻不停地遵循效率最大化原则从事着生产活动, 渐渐失去了自主性, 犹如在一个巨大的牢笼中一样。, 这种潜在的危险需要我们警醒并加以预防。
参考文献
[1]章诚.理性化中的非理性化困境——对《麦当劳梦魇——社会的麦当劳化》的解读[J].前沿, 2008.
[2]王伶鑫.我们真的已经深陷理性牢笼了吗——读《社会的麦当劳化》有感[J].学习月刊, 2012.
会计披露变迁历程的回顾及分析 篇2
会计披露起源于复式簿记, 在其漫长的发展中曾先后经历以账簿披露为主体、以财务报表披露为主体以及以财务报告披露为主体等发展阶段。引致这一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会计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对于会计信息的新需求。
从16世纪到18世纪, 就世界范围来看, 会计披露实践虽然先后经历过上述几次转变, 但这些都仅仅是对原有账薄披露方式边际的、局部的调整。会计披据实践真正的变革发生于19世纪。在英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 企业的组织形式得到创新, 出现了大量的公司制企业。为了实现所有者对经营者有效的监督, 同时也是为了解除经营者的受托经营责任, 经营者定期向所有者提供会计信息已成必然。与此同时, 历经3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准备, 已经为会计披露模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1844年英国颁发了《公司法》, 对会计披露的形式———资产负债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随后的1856年修订的《公司法》又对资产负债表的标准格式予以规范, 从此, 会计披露实践全面进入以财务报表披露为主体的时期。
1 以资产负债表披露为中心的阶段
在19世纪, 会计披露实践是通过会计信息生产者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资产负债表的方式来实现的, 当时之所以采用这种会计披露模式, 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1.1 外部使用者对于资产安全保障的关注。
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 当他 (她) 将自己的资产交付给经营者进行经营时, 首先关注的是自己所投人资产的安全性问题, 保证投人资本的完整无损是经营者所承担诸项受托经营责任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此前提下, 投资者才会进一步考虑资产的收益性问题, 这就决定了投资者必然倚重资产负债表所披露的信息;对于债权人来讲, 资产负债表传递着非常关键的关于企业偿债能力的信息, 通过比较、分析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长期资产、长期负债等项目, 债权人可以及时获取企业资本结构的有关信息, 并对其相应债权的安全度作出评价;对于供应商来讲, 通过比较、分析资产负债表中有关往来项目, 供应商可以对企业的信用状况作出评价, 进而选择不同的结算方式。
1.2 政府对于资产负债表的重视。
其一, 政府借助资产负债表实现其征税目的, 例如在德国有一段时期的税率就是依据债务额和不动产的相对比率来确定的;其二, 政府借助资产负债表加强对企业的管制。
1.3 利益冲突各方对于资产负债表的依赖。
众所周知, 合伙人与合伙人、债权人与债务人、所有者与经营者、所有者与债权人、企业兼并者与被兼并者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集中表现为资产计价和财务责任的公平分摊方面。
1.4 试算表、余额账户发展的必然逻辑。
从总账披露到试算表披露, 再到账户余额披露, 会计披露方式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由账薄披露到报表披露的渐进转变。账户余额披露仅仅向使用者提供了一组数据, 它无法披露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其所反映的经济含义。这样, 建立在余额账户基础上的依据复式簿记原理构建起来的能够反映数据之间内在关系的资产负债表代替余额账户就成为会计披露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2 以损益表披露为中心的阶段
进人20世纪以后, 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至美国, 会计的发展中心随之易帜美国。幼年代以后, 美国的会计环境发生了以下重大变化, 导致会计披露实践的重心发生位移, 由资产负债表转向损益表。
2.1 企业的主要筹资方式发生变化。
迸人叨年代以后, 美国企业的主要筹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由银行贷款融资转变为通过发行股票和长期债券融资。由于长期证券的安全保障更多地取决于企业的赢利能力, 投资者对于损益表的关注就成为必然结果。
2.2 美国政府对于股利分配政策的管制。
为了防止企业将资产重新计价所获得盈余用于发放股利, 美国政府在叨年代作出规定, 企业股利的发放限于经营盈余, 严禁将资产重估计价所产生的盈余作为计算股利的依据, 这一规定, 促使使用者越来越多地关注企业盈利, 进而将注意力由资产负债表转向损益表。
2.3 长期资产在企业资产构成中所占比例的急剧增加。
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离不开大型机器设备的投人, 如何将资本性支出调整为收益性支出, 以确定己耗长期资产的费用, 将会对当期及以后各期损益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此经营者、所有者、政府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 导致大家将关注的目光集聚在有关费用项目上,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在损益表中详细披露有关费用的形成过程及制度依据, 以获得有关各方的认可与支持。
3 三表披露并重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 由于市场的开拓和竞争的加剧, 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等原因, 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 原有的会计披露机制受到挑战。为了提高决策的效率和正确性, 避免决策的盲目性, 会计信息使用者不仅需要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而且需要进一步知道其变化的原因。1971年,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LASC) 公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7号, 也正式把财务状况变动表作为财务报表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该表, 会计信息生产者向会计信息使用者传递着以下重要的信息:其一, 企业在一定期间财务状况变动及其形成原因;其二, 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理财方式及其效果;其三, 企业未来的资金预算计划。至此, 会计披露方式进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三表并重的发展阶段。
4 以财务报告披露为主体的时期
1978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提出了既不违反GAAP, 又可扩大会计信息披露的新思路, 那就是把财务报表扩大为财务报告。以此为契机, 会计披露逐渐进人以财务报告方式为主体的新的发展阶段。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变, 主要是基于: (1) 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于会计信息的需求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深人发展, 特别是现代股份制企业和证券市场的日趋成熟, 信息使用者对会计披露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2) 会计确认标准的限制使大量有用的信息排除在财务报表之外。凡是进人财务报表当中的会计信息, 必须符合GAAP的要求并按严格的确认标准予以确认。
财务报告披露由两部分构成, 即财务报表披露和其他财务报告披拓。其中财务报表披露依然居于主导地位, 而其他财务报告披露则构成必要的补充。其他财务报告包括辅助资料和财务报告的其他手段, 主要向企业外界提供某些相关的但不完全满足会计确认标准的会计信息, 诸如社会责任报告、财务预测报告、简化年度报告以及财务状况说明书等。
目前, 会计披露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新的变革———披露手段的创新。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 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 会计披露实践逐步由单一的以纸张为介质的会计披露方式过渡到以纸张和网络介质并重的新阶段。这一变革正孕育着一场新的会计披露革命, 那就是以实时披露替代定期披露, 以个性化会计信息披露替代通用型会计信息披露, 以复合数据披露替代财务数据披露。这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 也是会计披露变迁的必然。
摘要：目前, 会计披露领域正在进行着一场新的变革——披露手段的创新。
变迁历程 篇3
一、先秦时期的土地公有制———井田制
中国古代实行过井田式的土地公有制,先秦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春秋以前的文献《周礼》有此记载,战国时期的作品如《孟子》、《司马法》等都有有关井田制的记载。《周易·井卦》上记载“改邑不改井”,有人解释为水井的井,其实应该是井田的意思,即《周礼·小司徒》所说的“四井为邑”的井。从字源字义方面来看,也是如此,甲骨文中有些田字写成“井”字形,表明殷商时期的确有这种制度。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对土地制度颇有研究,在《孟子·腾文公》中有关井田的记载有如下几处: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借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表明,孟子希望糅合助法、彻法,再加上圭田的规定,及对余夫的处理,形成一个新的土地公有授田制度。虽然因为史料的原因,论述比较简单,但是这个时期时间跨度较大,孟子在论述土地制度时特别强调了“演变”这个观念。孟子提出曾发生演变的第一点就是公有土地授田额是随着农民耕作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提高的。50 亩、70 亩、100 亩就是这种演变的过程。
助法和彻法是上古井田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土地授配方法。前者有公田,后者无公田。前者以八家农户为一单位,集体配授土地,后者以每一农户为单元,个别配授土地。但很多史学家往往不能把两种制度区分开来,经常将其描写成一种土地制度。事实上,助法和彻法的土地规划方式也是不同的。根据《司马法》,井田的划分是:“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周礼·小司徒》中记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韩诗外传》中也有:“方里为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的描述。
井田制是三三制加上四四制的规划原则。彻法因为不受“井”字形的约束,以百亩为一单位,故采用自然的十进位制。《周礼·遂人》篇记载:“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种土地规划就是所谓的阡陌制度。其典型的规划方法是以南北横宽百步乘东西纵长一步为一亩。如果东西纵量一百步,就是一陌,也就是一百亩地。如果南北再横量一千步,便是陌的十倍,即得千亩,称为阡。所以阡陌制的土地规划是助法演变为彻法之后的产物。至于助法是在何时演变为彻法,则很难考证了。连孟子也不敢肯定,他在回顾上古土地制度时,先是说商助周彻,但后来又发现“虽周亦助”也。大概说来,西周初年还是实行了助法的井田制。有学者认为大约到了周宣王才首创彻法,因为有“宣王即位,不藉千亩”的说法。
助法一旦改为彻法,土地制度演变过程就加速了。其一,没有了八家公耕的公田作为公有土地的象征,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的单一化,使之更加清楚明晰。其二,在彻法下以家为授田单位,也没有易居换田的必要,每人可能终身只授一次田,长期在这块土地上耕作。这样其实就很接近私有财产制度了。彻法的不断改进为以后赋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孟子试图恢复古制,设计了一套混合土地制度:助法行于野,彻法行于国中,一并恢复。可惜大势所趋,这种古制最终逃不掉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秦商鞅变法,改革土地制度,使土地私有得以合法化,从此土地可以公开买卖,土地私有制逐步建立。
二、秦汉时期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笔者在上文已经提到过,在战国时期由于彻法制度的演进,很多公有地在授出之后实际上已经变成私有土地,只是法律上没有规定而已。到了秦孝公,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私有土地合法化,私人正式取得政府认可的土地所有权。从此以后,土地私有制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权制度。虽然各个朝代也有各种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数量远远少于私有土地。在公元485-780 年这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因为实行均田法,使私有土地为主的制度发生了变化,私有土地范围大为缩小。到了唐朝中叶,这种制度逐渐废弃,全国范围内又恢复了以私有土地为主流的制度。
土地私有产权,原则上应该包括自由使用权、自由买卖以及遗赠的权利。不过有的朝代对于上述产权的行使曾多少设有一些限制。土地买卖,自秦汉开始已经是公开而合法的,但是还是有学者不承认这个时期有土地私有制。两汉的史料中提及土地买卖的事情很多,例如:《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相国强贱买民田宅”。《汉书》卷五八,《卜式传》:“式入山牧十一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后汉书》卷一四,《马防传》:“皆买京师膏腴美天”;卷一八,《吴汉传》:“妻子在后买田业”;卷五二,《崔骃传》:“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
土地所有者将田产遗赠,也是从秦汉开始就有记载,《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曾记载王翦向秦始皇要求:“请田宅为子孙业”;《汉书·卜式传》也有记载:“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余,田宅财物尽予弟”,这就是自由转移产权的例子。以后各个朝代留传下来的私家析产书阉书等文件颇多,充分证明了田产遗赠权的存在。
土地买卖或转移时,双方立有契约,以证明产权的转让与归属,这也是自汉代以来的惯例。目前发现的汉代地券有以下数项:建元元年(前140 年),武阳王兴圭买田铅券。建元三年(前138 年),宏光等人买地砖券。地节二年(前68 年),巴州杨姓买山刻石。光和七年(184 年),樊利家买地铅券。中平五年(188 年),房桃枝买地铅券。建安三年(198 年),崔坊买地铅券。
这些契券表示汉朝的法律和习惯已经十分重视私有土地产权。当土地转让时双方都要订立契约,标明土地的方位和价格。这说明汉朝时期土地买卖已经相当普遍,各项有关私有土地产权的制度已经比较完善。秦汉时期,土地制度在不断演进过程中最终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这一土地所有权制度一直影响中国土地制度近两千年。
三、汉至明清的土地制度变迁
从西汉初年至清朝末期,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出现了限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多种土地制度,这些土地制度安排并没有脱离土地私有制度的大框架(除了前篇提到的在公元485-780 年间实施均田法的时期)。换句话说,中国的土地制度安排是在土地私有产权制度的框架内变迁,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土地制度结构是相对稳定的。
西汉是中国土地私有制度建立的初期,因此对土地私有制的评价相对保守,对地权分配不均的事较为敏感。后来汉哀帝实施限田政策,不过限田政策限定得过高,因此没什么实际意义。在王莽政权时期曾一度恢复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但是当时政府手中的国有土地有限,而强令将土地收归国有,当然会引起强烈的反抗,结果就造成了“农商是也,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最后王莽也不得不承认失败,重新肯定土地私有权,之后虽然没有人再试图实施土地国有的激烈做法,但是限田的建议还是不断有人提出。
西晋司马炎平定东吴后,订立占田法。有关占田制的史料记载不够详尽,因此学术界对历史上的这一土地制度争论极大。有关占田制的记载,主要见于《晋书·食货志》的一段简短描述: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锦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第九品十顷。
西晋的占田法与三国的屯田制及后来北朝的均田法不同,占田法并不要求土地国有化,而是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并没有提到土地的还授,其他晋代的史料也未言及土地还授的事。因此,可以认定占田法基本上是肯定土地私有制的,不过在私有制下政府要平均地权,也就是采取限田的办法。在占田法中还规定了“边郡”、“远地”、“极远地”的不同待遇,从这里可以看出,占田法是要在全国推行,并不是一种地区性的局部土地制度。事实上,占田法是为实施课田法而制订的一种辅助性法规,其目的在于方便政府推行新的赋税制度。占田法和课田法最终都没有得以很好的实施,到了东晋初期基本已经废弃。
北魏时期实行的均田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土地制度类型,“是晋以后最重要的土地制度变革,也可以说是自秦废井田以后两千年内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北魏至孝文帝时已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为了解决土地利用和分配的不合理问题,大臣李安世上疏孝文帝,提议,清查户口,将境内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力多寡分配给农民。于是孝文帝在太和九年(公元485 年)下诏实行“均田法”。现摘录如下: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篇详尽的土地制度立法,从摘录的内容里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其一,均田法的首要目的是使耕地得到合理的配置,不至于留下大片荒田,也不能让土地过分的集中。其二,均田制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化。北魏政府把因长期战乱而遗留下来的无主荒地,产权不确定的土地,以及有主的私有土地一概收归国有。不过均田法也没有完全放弃土地私有制,还是制订了类似限田制的相关法令,人们可以通过土地买卖来维持法令所限定的私有土地数量。均田法的基本原则是地尽其用,因此男女的授田额是不同的。
在均田法实施的三百年中,其弊端日益暴露,它本身也在不断变质,最终瓦解。导致均田制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国内的耕地面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从唐朝初年,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到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的一百多年间,全国户数从380 万户增加到900 多万户。尽管统计数据不够精确,但是人口增加的趋势是不可否认的。到了唐朝中叶中央政府和各地节度使都极力扩张屯田和营田,同时还设立了很多属于中央政府或皇室的官庄。官庄与中央政府经营的民屯及营田性质接近,但也有许多区别。官庄召民耕种没有强制性;官庄生产多样化,除生产粮食谷物,还有其他物品;而且官庄是纯经济性的。官田的经济效果因管理好坏而不同。五代时期的周太祖就很了解国家直接经营农业生产的弊病:帝在民间,素知营田之弊,至是以天下系官庄田仅万计,悉以分配见佃户充永业,是岁出户三万余。百姓既得为己业,比户欣然,于是葺屋植树,敢致功力。从中可以看出,将官田分配给农民之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这也充分证明了私有土地制度对农业耕作者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换句话说,私有土地产权制度安排是有效率的。
北宋建国后为了抵御北方的契丹,设立屯田制,专门由屯田史掌管(赵冈、陈钟毅,1981),且宋朝时期一直采取“不抑兼并”方针,因此土地越来越集中,大土地所有制空前发达,当时占全国百分之六、七的地主,拥有全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乌廷玉,1992)。
屯田即是官田,因此赵冈认为宋朝时候的官田比重是上升的,也即国有土地的比重增加了。但是岳琛(1990)认为,宋朝推行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大土地私有制得到迅猛发展。显然,二者的观点是相悖的,而乌廷玉(1992)的研究似乎可以解释这个疑惑。乌廷玉在其著作《中国租佃关系通史》中引用了下面两段文字:《欧阳文忠集》卷五十九《原弊》记载:“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宋会要辑稿》中《食货》二《营田杂录》绍兴三年条记载:“太尉武成感德军节度使充江南东西路宣抚使韩世忠言:今相度欲先将建康府管下根括到近城荒田,除户绝田一面措置耕种外,其有主而无力开垦者,散出文榜,限六十日许人户自陈顷田,着实四至。如情愿将地段权与官中合种,所用人户牛具种粮,并从官给……庶几不致荒闲田亩,军民两有所济。”
上面两段文字,第一段是描述大土地所有制的,而第二段显然是描写政府进行屯田,把土地收归国有的。很明显,岳琛将土地集中与土地私有制搞混淆了。笔者还是比较认同赵冈的观点,在宋朝土地国有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南宋时期,官田面积空前扩张。
明代在前朝的基础上官田面积又有所扩大。据《明史·食货志》载,弘治十五年时,官田占全国土田1/7,这个数远远超过宋朝时的官田比例。按这一年全国所有土田数422 万顷计算,官田共有60 万顷,这个数已经比明初时大为减少。洪武年间仅军屯的总面积就有893000 余顷。到了明朝中后期,这种官田减少的趋势更为明显。明朝万历六年(公元1578 年)7.842 亿亩耕地中,民田为7.014 亿亩,官田为0.8282 亿亩,官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1%。到了清代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5 亿亩,其中民田为5.243 亿亩,官田为0.257 亿亩,官田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4.6%。清朝中后期延续了这种国有土地比例减少的趋势,因此土地私有制度是当时的主流。
四、明清永佃制的产生和发展
永佃制是中国土地制度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非常重要的一种产权制度安排(租佃制度)。永佃制中农民的永佃权通常称之为“田面”或“田皮”,即农民所取得的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在这样的产权制度安排下,地主相对于土地只有所有权,即“田底”或“田骨”权,他们只是有权收地租,不准任意撤佃。
乌廷玉(1992)认为,永佃制萌芽于南宋,在元朝又进一步得到发展。到了明朝,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永佃制。永佃制的产生缘于佃农在耕种土地时投入的大量成本,取得永佃权时佃农应得的报酬。另外,定额租的出现从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永佃制的发展,到了清中叶,特别是江南地区,永佃制已相当发达。赵冈(1981)总结了永佃制度产生的几个原因:其一,主客双方为提高租佃制的稳定性而签订长期租佃契约;其二,明朝诡寄田产及投献行为的产生;其三,世仆或庄仆制的出现;其四,业主对本来贫瘠土地大力改造,形成沉没成本;其五,押租制的出现。
一旦永佃制成了惯例,地主就把土地的产权分割为两部分,然后将永佃权卖给佃户。因此,在永佃制下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分离的,这种土地产权分割的现象是中国租佃制度的特色之一。永佃制下由于土地合约的长期稳定性,可以提高佃农的生产积极性,促使其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改善生产条件,从而可以促进农业绩效的提高。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永佃制是比较先进的一种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在永佃制下佃农已经享有一半的土地产权,实际上佃户已经是“半个自耕农”。永佃制还限制了地主的权力,地主拥有的土地产权已不完整,他们对佃农的控制力也相应的减弱了。永佃制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这一点是之前分益租制无法比拟的,实际上这对中国当代农地制度创新具有借鉴意义。
五、结论
变迁历程 篇4
转眼, 90年过去了。90年中, 中国共产党人数从建党初期的50多人发展壮大到现在的8000多万人。在其发展中, 既有艰辛坎坷和血雨腥风, 也有挫折困惑和胜利喜悦。但中国共产党却始终一直坚守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一直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并坚定不移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史昭示人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着。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一个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光明前途的政党, 不愧为一个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所信服的政党, 不愧为一个能够引领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政党, 更不愧为一个能使当代青年追随的政党。
那么大家知道, 加入中国共产党, 必须要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核, 经过一定程序后, 才能进行入党宣誓, 才能成为一名预备党员。要求不仅在形式上入党, 更重要在思想上入党。《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六条规定:预备党员必须面向党旗进行入党宣誓。其中入党宣誓中的入党誓词是一名党员对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和保证, 同时, 也是全国8000多万名党员所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本文就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程序:宣誓的入党誓词, 做一重要梳理。
1 我党有关入党誓词变迁的回顾
所谓誓词, 就是一个人所表示的决心和所作出的承诺。入党誓词作为誓词的一个种类, 体现了党组织对其所属党员的一个最基本要求。举行入党宣誓, 是党组织对预备党员进行党教育的最良好形式, 它表示了入党的庄重性和严肃性, 也是表示自己愿意以实际行动对党的忠诚以及遵守纪律的表态。入党誓词概括了党对党员的要求, 也代表了党员对党的组织和事业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党的历史任务变化, 入党誓词经历了数次变化: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到土地革命时期:这一阶段, 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组织没有固定和统一的誓词, 主要是通过表决心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志愿和认识。通常的入党誓词大致为:严守秘密, 服从纪律, 牺牲个人, 阶级斗争, 努力革命, 永不叛党。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新问题、新形势, 故其入党誓词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不怕困难, 不怕牺牲,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③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威信大增, 故其入党誓词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 永远为党工作;要做群众的模范;要保守党的秘密;对党有信心;百折不挠, 永不叛党。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全国性的执政党, 故其入党誓词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承认党纲党章, 执行党的决议, 遵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生。⑤十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全面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故其入党誓词修改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
2 不同时期入党誓词变迁的分析
在第一阶段中, 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创立和成长初期, 党的力量还不是很强, 革命斗争主要是以隐秘的方式进行, 所以誓词中一再强调, 要严守组织的秘密, 服从组织的纪律, 要将个人的牺牲置之度外, 绝对不能背叛党组织。同时, 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 誓词还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永不叛党”, 就是要为了革命为了保护党组织而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 经受着“杀头”的考验, 其目的是对党员进行实际行动的教育。在第二阶段中, 从誓词的改变中我们可以感觉到, 这一时期党员们对党信仰的进一步坚定和强烈的自豪感, 誓词同时也体现了共产党英勇无畏的气概和为理想事业献身的决心。在第三阶段中, 怀着为解放全中国, 推翻三座大山的理想和信念无数党员纷纷加入党组织。从这个时期的入党誓词中可以看到, 中国共产党正在以正确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领导中国革命逐步结出了胜利的果实。在第四阶段中, 入党誓词明确反映出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和稳固, 由过去的革命党成为当今的执政党, 党的纲领和章程已经规范, 并成为党员行为的标准和参照, 所以在宣誓时提到了“承认党纲党章”。同时, 党在执政之后还是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和不断成熟的历史过程。在第五阶段中, 誓词把中国共产党党员从组织上入党到思想上入党的条件言简意赅地进行了概括, 并且首次把入党誓词写进党章, 使誓词具有了党规党纪的性质。其中“严守党的纪律”是对前两个誓词的继承, 强调了党的纪律在执政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保守党的秘密”, 是对红军时代入党誓词“严守秘密”的继承, 重申了在和平年代也要一定严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是指一名共产党员的全部只属于党, 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生命依然是党员的历史使命。在“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中, “随时”表明在党和人民召唤时要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 这就比以前誓词中的“不怕牺牲”内容更充实和严谨, 突出了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后是“永不叛党”, 这是对原入党誓词的恢复。“永不叛党”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内容, 不管在什么时代, 通过入党誓词的庄严宣誓, 再次强烈净化共产党员的心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始终的奋斗历程, 说明你的个人事业必须与党的奋斗目标捆绑在一起, 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党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发展始终与实践是相一致的, 不同时期的入党誓词蕴涵着不同时代的烙印, 在刚成立到土地革命期间, 是我党从幼年的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时期, 那时的入党誓词透露了在那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 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坚定性;在抗战时期, 由于面临外敌入侵, 统一战线空前壮大, 极其容易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迷失方向, 故坚持执行党的纪律尤为重要;解放战争期间, 我党威信不断提高, 在即将成为执政党时期, 对党员的要求进一步提升, 在入党誓词中也得到加强;新中国成立到现在, 我党侧重点发生变化, 如何成为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发展成为时代的考验, 所以要求党员所具备的素质和奋斗的内容有所变化。各个历史时期入党誓词的变迁, 透视出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不断深化。
同时, 我们也不难发现, 尽管各个时期入党誓词侧重点根据时局特点有所不同, 但基本要求都是一致的:遵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党从成立以来一直在孜孜不倦于对最高奋斗目标实现的坚定性和探索性, 同时也说明了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不断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之所在。
3 入党誓词变迁所带来的思考
入党誓词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时必须面对党旗许下的庄严承诺, 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时刻牢记和遵守的誓言。入党誓词变迁, 充分说明了我党一直在大力狠抓党的建设, 时刻以党建促事业的发展。深刻领会分析入党誓词变迁, 切实认识到我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 特别是在当今和平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重任, 也真正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和谐社会发展的蒸蒸日上, 更加有利于我们不断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信念, 以高尚的情操去绘画我们未来的人生;强调并不断加强入党誓词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也是对预备党员进行的一项庄严、生动、实际的党观念教育。誓词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要求, 也概括了党员对党组织和党事业所承担的政治责任, 具有党规党纪的性质, 但又与其他党派的入党誓词不同, 从不搞个人崇拜、迷信思想, 共产主义信仰比什么都重要, 对每个党员都有约束力和鼓舞性, 同时也是其他梦想加入党组织成员的最好模范和学习。无论哪个时期的共产党员, 在党旗下举起右手的这一刻, 都要熟读入党誓词, 以表明其加入中国共产党, 标志着个人对自己人生奋斗方向的重大抉择, 标志着自己开始塑造共产主义信念、追求崇高人格的起点;无论哪个时期的共产党员, 在进行入党宣誓后, 都要牢记自己的誓言和誓词, 努力践行, 付诸实践, 并时刻用它激励自己, 不断增强献身党的事业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无论哪个时期的共产党员, 都要不时地重温入党誓词, 以不断增强自身的意识锻炼, 不断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乐观进取, 奋斗终生, 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和先进性。
21世纪新阶段,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 民主政治步伐的积极推进、先进文化的大力建设、和谐社会的推进以及党建工作的不断加强, 我们所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新的工作, 如何使广大党员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始终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尤为重要。每个共产党员都要不断的认真学习和切身实践入党宣誓。时下, 我们党内的部分成员, 的确已经淡化了自己当初的庄严承诺, 做了一些有悖于入党誓词和我党根本宗旨的事件, 严重败坏了我党的优良作风和形象。我们一定要警钟长鸣, 不断重温入党誓词。我们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使命, 特别是在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更应该理论上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所以入党誓词也应开拓创新。大家都知道:法律上权利和义务是结构上的相关关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营造党员承担对党组织和党的事业的政治责任的生活环境中, 我们也要必须保障党员权利的正确充分行使, 每一个党员从入党的那一天起, 就应该深深懂得正确行使党员权利的重要性。建议在入党誓词增写“正确行使党员权利”, 则会更有助于每一个党员深刻理解和合理运用自己的正当权利, 同时也为了行使义务的更加合理化。应该明确和强化, 党员的权利不是规定党员有不同社会其他成员的特殊权利, 更不是党员以此获取个人利益的权利, 而是规定党员如何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更好为党的事业奋斗的权利, 是确保党组织始终处于先进状态的权利。
随着执政社会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 党的先进性建设任重而道远, 我们每一位热血青年, 只有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落实我们举起拳头的那一时刻的庄严承诺, 居安思危, 奋发有为, 开拓创新, 相信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所走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就一定能越来越宽阔。
摘要：入党誓词是一名党员对党作出的庄严承诺和保证, 同时, 也是全国8000多万名党员所共同遵守并严格履行的行为准则。本文从党员入党誓词的变迁着手, 通过了解入党誓词在不同时期的变迁, 来认识我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时代所赋予的不同使命, 更好地体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政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变迁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 (第1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变迁历程 篇5
1.1 1862年《莫里尔法案》颁布——美国产学研合作萌芽
美国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源地,美国联邦政府从1862年颁布《莫里尔法案》开始有限地介入产学研合作,美国产学研合作由此开始萌芽。该法案旨在促进美国的农业技术与教育的发展,使该时期的教育能够适应当时的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该法案规定,美国联邦政府应当以当时美国各州参加国会的议员的人数作为划分土地数量的依据,拨给每人三万英亩的土地,并将赠送土地所得的收益全部用于各州,使其在当地至少创办一所“农工学院”,也称“赠地学院”。同时,该法案也允许大学将这些土地进行变卖,将卖地所得的全部收入作为学校办学的经费,维持学校办学的日常开支。资助开办的“农工学院”主要教授有关于农业和机械技艺等在生产实践中具有实用性的知识,培养工、农业发展所需要的专门的人才,为以后的工作奠定基础,减少培训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然而在该阶段,高校、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较少。
1.2 1906年辛辛那提合作教育模式提出——美国产学研合作兴起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赫曼·施纳德教授在1906年初次提出了一项全新的教育计划,即“合作教育模式”。在该模式中,大学里的一部分专业或者是参与一些教育项目的学生,一年中至少要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到与自己专业对应或者与所参加的教育项目内容有关的企业或工厂的相关工作岗位去实习,以期在生产实践中获得必要的知识,使得课堂的教学内容与现实的生产实践有效结合。这种合作教育模式很快便在辛辛那提大学进行了应用并且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明确、系统地提出产学研合作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也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美国政府对于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及时的总结和推广,使其迅速在美国的各大高校中得以应用,另外,美国联邦政府还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来保证该教育模式的有效执行。同时,美国各大高校也纷纷主动效仿并且采用该种教育模式,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和当地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了适合本校的具有针对性的“合作教育计划”,进一步促进了产学研的合作。因此,后来学者们便将“合作教育模式”的提出作为美国产学研合作兴起的标志。
1.3 1951年斯坦福大学工业园创建——美国产学研合作繁荣
二战期间,美国大学也已经开始参与到政府引导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开展了一系列政府与高校相互合作、共同研发的工程,如“曼哈顿工程”、“雷达研制”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等研发工程,由此,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大规模资助产学研合作;而到了二战以后,美国联邦政府以及许多高校、企业更加注重科技研发成果向现实的生产力的转化,如美国国会曾于1950年成功通过了相关法案,成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并相应地设立了“国家科学基金”,毫无疑问这一举措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政府与大学之间的科技合作,促进了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1]。其中,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在美国产学研合作的发展历史上是极为关键的一个转折点。195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决定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中创办工业园区,将校园的土地外租给当时一些有需要的高科技公司使用各取所需,从而使学校和公司达到双赢。斯坦福大学创建的工业园是第一个以高校为核心创建的高新技术园区,以此为标志,美国产学研合作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成熟和稳定的时期并愈发繁荣,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不断演变的历程中其引导、协调、整合作用也更加凸显出来。
2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特征
2.1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是政府驱动型的变迁
美国联邦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在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毋庸置疑,正是由于政府参与到了产学研的合作中,美国的产学研合作得以萌芽,并且随着政府参与度的提高与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的推动,促进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学中有观点认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的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市场能够自发地优化资源的配置以满足当前市场的需要,因此政府无需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然而,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中存在着机会主义行为,即在信息没有完全对称的情况下人们较难可以真实、全面地揭露所有信息甚至可能会进行一些损人行为以达到利己的目的。因此,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中,为了保障产学研合作的顺利进行,政府逐渐从起初的不干预到后来的适度干预,同时政府有必要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机制并且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行政管理措施来克服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以降低交易成本和研究成本。由于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项风险系数较高的商业活动,参与者必然要求获得与高风险相等价的报酬,而企业和大学都希望尽可能降低风险,同时用较低的成本来获得高额的回报,因而由政府制定和颁布的各种优惠政策、保障政策是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必要条件[2]。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并驱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是必然选择。
2.2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是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的主要推动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科技的进步,产学研合作模式逐渐演变,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也成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早期,为了促进美国的农业技术教育、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实用农业技术的推广而颁布《莫里尔法案》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校企合作在小范围内开始进行,产学研由此开始萌芽[3]。“合作教育计划”的提出使各大高校开始深入探索各种高效的与企业合作的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促使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发展。之后,为了保证高校科研的主要研究课题与国家发展目标相符,高校开始在学校内建立工业园区使得产学研合作愈发繁荣。显然,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中,每一次的变迁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变化息息相关。
当然,社会环境的变化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战争年代更显突出。二战期间,由于战争的频繁及规模较大,从而迫使美国联邦政府必须加大对高校和企业合作进行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并促使构建了能够适应当时需要的组织结构,以便于在战争期间统一调度全国各方面的科研力量,使产学研的合作更加及时、高效,以作为当前战争的有力后盾[4]。如二战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政府急需大量的专业人才进行研发、制造原子弹、雷达、军舰等战争所必须的物资,美国政府和高校开始了大规模的合作,开展了“曼哈顿工程”、“雷达研制”等研发工程,大学中的许多专家参与其中。因此,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必须适时出台合适的法律法规、科技政策等措施,有效支持、引导及整合产学研合作各方面的要素,以有力地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和国家创新能力的逐步提高[5]。
2.3产学研合作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内容逐渐充实
从范围来看,最初的产学研结合出现在农业、矿业等小范围的领域中,且合作强度较小,而之后逐渐扩展到工业、军事等领域,范围逐渐扩大,强度逐渐加大,而到目前为止已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学科领域且产学研合作十分紧密。随着产学研合作的覆盖范围逐渐扩大,相应地,各种产学研合作的模式也应运而生,产学研合作的内容愈发地多样化、丰富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和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专家们逐渐探索出了多种各具特点产学研合作的模式。根据组建方式的不同大致可以划分为大学科技园模式(Research Park)、企业孵化器模式(Business Incubation)、合作研究中心模式(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契约合作研究模式(Contract Research)、咨询协议模式(Consulting Arrangements)、技术入股合作模式(Technology Contributed as Equity Investment)6种;根据科研成果转化方式不同则可以划分为技术许可模式(Technology Licensing)和大学衍生企业模式(Spin-offs)两种[6]。适用于各类不同条件的产学研合作的模式的不断地出现及推广,而为了保障各种产学研合作模式的顺利进行,政府在经济方面通过一定手段予以支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进行制度保障、加强科技政策的引导等措施也显得尤为重要。
3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制度
林毅夫先生曾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林毅夫先生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由于制度不均衡所引起的行为差异导致了个体或群体获利不均衡,人们为了追逐利益而自发的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变更或替换并创造出新的制度,是一种自发性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制度变迁”通常是指由政府出台的法律、政策而引起的变迁[7]。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通常也被称为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过程,而相应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通常也被称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过程。那么,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究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或者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行的变迁过程?
首先,不妨假设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仅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那么如果假设成立,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是自下而上,纯粹是因为企业、高校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合作的需求进而产生的产学研合作。这种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产学研合作的要求,但是这种观点完全摒弃了政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之前在分析变迁过程的特征中可以得出结论,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是政府驱动型的变迁,该结论与所做出的假设相悖,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假设,假设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仅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这种假设弥补了第一种假设中忽略政府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并肯定了政府的在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该假设认为正是由于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以及各地政府根据不同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从而保障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却不足以保证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过程必然与社会环境的发展相吻合。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行的变迁过程。社会环境的变化诱发了高校、企业进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需求,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介入并干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此来弥补纯粹由诱致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制度供给上的不足,保障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过程的顺利进行。《拜杜法案》、《斯蒂文斯———韦德勒技术创新法案》、《经济复苏法》、《小企业技术创新进步法》等政策的相继颁布和实施,保障并促进了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展,为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实施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4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分析
为了保障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高效、有序运行,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为该过程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以降低产学研合作的交易成本和研究成本[8]。在市场环境瞬息万变的情况下,由于信息内容不完善、传递不够及时,资金有限,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从而造成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很多科技成果不能及时找到合适的需求者而无法实现有效地转化,而企业所需要开发、改进产品的新技术却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供给者而不能及时生产出能满足市场当前需要的产品。
通过之前的假设论证可以得知,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过程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行的变迁过程,因此,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以及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是美国联邦政府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介入的动力所在,而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参与者对科技成果潜在价值的追求更是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因而,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一种必然结果。政府介入并全力支持产学研协同创新,通过行政、立法等措施推动进行保障,如营造适合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良好的政策环境,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监督保障机制,建立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专项科技计划等使得高校与企业直接进行产学研的合作,从而保证产学研协同创新顺利发展。
美国联邦政府介入产学研协同创新并对其大力倡导和推进,使得企业和高校更加重视科技成果的有效应用与转化。其中,政府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直接或间接引导企业和高校加大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从而为企业和高校提供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政策,引导并协调企业和高校之间搭建技术创新平台促成高校和企业的高效合作,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成果转化制度等。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一系列措施无疑为美国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营造了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以及完善健全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蓬勃发展。
摘要：科技的飞速发展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然而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竞争早已不仅仅停留在军事、经济等方面,而是更加注重于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显然,现阶段产学研协同创新已然成为了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相结合的一种趋势,同时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作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发源地,其联邦政府资助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动力机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以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历程为切入点,将对已有的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研究进行梳理,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变迁历程及其变迁特征,进而探讨该变迁过程究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或者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并行的变迁过程,并且从政策安排的角度深入分析美国联邦政府对产学研协同创新介入的动力和机理。
关键词：产学研协同创新,变迁历程,变迁特征,政府资助,美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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