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分析(精选10篇)
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分析 篇1
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分析
摘要:社会生活变迁是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结果,不同地区社会变迁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海南岛作为我国第二大岛,在岛域整体层面揭示海南岛个性较强的社会变迁,对推动我国欠发达地区积极社会变迁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我对海南岛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通过不同阶段社会主体、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等的梳理、归纳,揭示其承接关系、演进进程和特点,以再现海南岛社会变迁历史过程。
解放后至建省前(1950~1987年)
一是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设立行政区和黎族苗族自治区,但由于孤悬于海的区位条件和从属于广东的历史传承,海南一直作为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域,纳入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南岛社会变迁的独立性、自主性、开放性。198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加快海南岛社会变迁的高层驱动。1984年海南行政区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全岛区域开发和社会变迁。本阶段,由于身处海防前线的国防地位以及从属于广东省的行政建制,海南岛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和跟随性。同时,由于孤悬南海,社会变迁又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和迟滞性。
二是经济变迁。解放初期,海南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始终是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经济格局。改革开放前,海南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对封闭的政策,由于地处海岛,交通闭塞,农业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海南岛经济始终处于欠发达状态。当时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和历史条件,海南岛作为国防前哨,国家对海南投入的资金和人力很少,经济发展缓慢,并创立了一种亦城亦乡、亦农亦工、亦政亦企的特殊经济体制——海南农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经济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由于人口、资源分布不均,经济变迁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本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正式确立和海南国家一级行政区建置,赋予了此间海南岛社会变迁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特征。
注:左图为海南农垦 东升菠萝蜜收割。
三是人口变迁。解放以来,人口稠密地区多为开发较早的海岛北部地区,东部沿海及南部、中部地区开发较晚,人口稀少。解放后,为了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政府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入,使人口呈现快速增长。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条件的改善,海南人口变化呈明显的高一低一高增长类型。民族地区分布也不均衡,其中汉族主要分布在沿海平原,黎族主要居住在山区,苗族则居深山密林。
建省后至今(1988年至今)
一是社会制度和结构变迁。1988年,海南正式建省办特区,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最大的海洋省份。特区省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使海南在对外开放的各个环节享受了许多独有的优惠政策,如落地签证、26国免签证、航权开放、离境退税等,这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海南旅游业和经济的发展。此外,海南省为精简机构,还率先实施了省管县(市)的地方管理体制。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这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拉开了国家层面全面推动海南岛积极社会变迁的序幕,海南岛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试验区。
二是经济变迁。海南建省和办特区,实行特区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海南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93年以来,海南明确提出了三次产业发展的方向,初步形成了以新兴工业、热带高效农业、热带海岛旅游业为支柱的新的产业发展格局。1996年海南提出逐步建设“一省两地”,即中国沿海的新兴工业省、中国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中国南方休闲度假旅游胜地。本阶段海南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岛屿经济增速明显加快,产业结构逐渐优化,旅游业日益成为全省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但是省内东、中、西部还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展差异,广大中西部县市经济水平还较落后。
注:左图为海南发展成国际旅游岛后开发的沙滩
三是人口变迁。建省后海南人口呈有序稳定增长态势,总人口上升幅度渐趋合理。城市数量明显增加,非农业人口总数及其比重逐年稳定上升,人口分布不均衡;海岛北部、东部地区人口密集,而中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人口也较少;人口流动更加频繁,人口构成更加广泛;海南建省办特区和建设国际旅游岛,吸引了大量外来人才和民工涌入琼岛,极大地改变了海南人口结构,并带来不同地区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人口性别比偏高,老龄化趋势明显。此外,海南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2005年,65岁及以上年龄段人口为70.73万人,占8.56%。
海南岛特殊的岛屿环境和资源禀赋,决定了海南岛不同于内地的特色经济结构,必须重点发展以旅游业为龙头的服务业,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约发展新型工业,升级发展热带特色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海洋经济。
总结:纵观两个阶段海南岛总的社会变迁特征和规律,可以看出,建国以来,海南岛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总的趋势是在不断增长。国家在政策上也逐渐向海南重点倾斜,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逐渐步入良性发展阶段,但由于岛屿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闭塞性,加上经济基础薄弱,农业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海南岛总体仍属于我国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特别是海南建省办特区以来,海南岛经济开始飞速发展,产业结构渐趋合理,政治体制逐渐理顺,人口数量和素质也逐渐提高,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开始进入积极变迁阶段。
建省办特区,极大地促进了海南岛良性社会变迁;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掀起了新时期海南岛社会积极变迁与岛域全面开发共轭演进的新一轮热潮,这表明了国家层面对海南岛战略地位的重视,对推动海南岛积极社会变迁和经济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当前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大背景下,海南岛必须大胆探索创新,创建独特的海岛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和积极的社会变迁模式,为国际旅游岛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真正把海南岛建成一个富强文明的和谐岛、生态岛、文明岛和旅游岛。
注:左图为建省前黎族姑娘单一的服饰。
注:左图为建省后黎族姑娘花样丰富的服饰
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分析 篇2
家庭是一个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社会细胞, 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变化, 必然会对家庭结构产生一定影响。
(一) 市场经济对家庭规模的影响
市场经济使人们经济行为更加活跃, 特别从婚恋到组成家庭, 物质中介作用越来越大, 追求者为被追求者所付出的各项费用和婚姻家庭成功率成正比, 同时被追求者物欲也越来越大。经济快速发展, 家庭经济收入不断增加, 以及因高科技发展使传统家庭功能正在发生某些改变:如家务劳动社会化、现代化使传统夫妻由生存意义的“经济共同体”、“生育合作社”转为“心理文化共同体”, 这种非生存依赖意义的夫妻关系因各自经济实力日益增强而日渐淡化。无论东部还是西部家庭, 随着市场化不断发展和生育水平下降, 家庭规模越来越趋向小型化已成为必然结果, 同时也是家庭发展必然趋势。
(二) 市场经济对家庭类型的影响
中国家庭历来呈现稳定态势, 重要因素之一便是经济因素。在经济不发达国家, 一般是理想型婚姻与实用型婚姻得到强化, 在经济较发达国家, 实用性婚姻得到强化, 理想性婚姻却遭到淡化。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地区差异逐渐加大, 东部地区婚姻整体来看更强调实用, 同时也使东部离婚率不断上升, 家庭户规模越来越小型化;在西部地区经济相对欠发达情况下, 则既希望理想婚姻状况, 强化婚姻的实用, 也注重家庭的稳定发展。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经营体制多样化、职业流动速度加快等因素, 下岗、求职、再就业、异地经商等经济活动牵动着许多家庭;摆地摊、夫妻店、三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等经济运营方式出现, 既带来经济活力与效益, 同时也给家庭关系、家庭类型及家庭结构变化带来多重冲击。
(三) 市场经济使家庭更具开放性
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 经济行为流动性和广及性使家庭流动性日益增强, 加上经济活动中各种政策性因素, 使家庭不仅在选址和构成人员范围上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 而且更为重要的趋势 (当然现在不一定占主流) 正在出现, 即家庭养老社会化, 这将使家庭开放度越来越高。
1.经济因素对农村家庭影响。目前, 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 对家庭影响至少表现在:一个是离家、建家;一个是搬家。前者使家庭分离, 后者使家庭可能小型化并出现新家, 农村家庭的分化使家庭出现多中心现象, 农村家庭原有地域性限制逐步被打破;2.政策因素影响。长期以来, 户籍制度是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政策性障碍,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 人员流动性随之增强, 使城市安家变得较以前相对容易;3.其他影响。随着社会福利保障事业发展, 老人社会养老方式日益得到人们普遍关注。一方面, 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以及社会就业、生活、工作等各方压力, 使年轻一代家庭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们那样有足够精力去维护大家庭结构, 家庭逐步走向一种较以前相对松散的维系方式;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得到完善, 家庭养老方式有可能在经济上获得社会化保障, 从而对家庭经济依赖性减弱。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 社会将呈现老人社会化和以年轻人为主的“一个中心, 两个或两个以上居住地”家庭。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一) 控制生育率对我国家庭人口规模的影响
生育率持续下降使我国家庭中劳动力比重提高、负担系数下降, 从而使之在生产和生活竞争中具有更强优势, 其中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婚姻家庭模式转变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微观上说, 无论家庭内部财富积累、福利保障, 还是家庭自身作为经济单位和社会细胞自我繁殖等都面临着最佳转型期。生育率下降使我国家庭结构整体上向小型化发展, 且呈现不平衡发展趋势:一是农村人口出生率较城镇高, 城乡不均衡;二是西部地区人口出生率较东部高, 东西部不均衡;三是人口素质低。我国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 但必须清楚其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为我国人口政策转型升级与现代型人口转变献计献策。
(二) 计划生育政策与“四二一”家庭结构
由于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出生, 越来越多的家庭里只有一个孩子, 这些孩子成立新家庭时, “四二一”家庭便随之出现, 这时, 一对夫妇很难承受养老问题, 尤其是农村, 不过也有给家庭带来更多相互扶持现象。时代进步与社会变迁正从各方面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提出挑战, 如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削弱, 且这一趋势带来的变化是:第一、家庭结构及居住方式。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 老年人正失去以往小生产社会在家庭中受尊敬、受供养地位;第二、“代沟”日益扩大对传统家庭养老产生的冲击。两代人在观念、生活习惯以及兴趣爱好的各种差异, 形成“代沟”, 导致两代人分居倾向、老年人独居增多;第三、高效率、快节奏社会生活与低效率、严重短缺社会服务之间的矛盾。由于当前社会资源相对不足, 老年人家庭护理和医药等成为现代社会中家庭与社会的主要矛盾;第四、独生子女状况使家庭重心向儿童转移, 家庭中年轻成员敬老养老观念日趋淡漠, 未来老年人 (独生子女的父母) 家庭护理难度增大, 家庭作为养老载体承担对老年人护理功能难以实现。
“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出现, 起步之初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挑战并不突出, 在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核心化过程中, 家庭养老有可能遇到难以回避的困境。因此, 必须从现在起重视老龄问题, 不失时机地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精神、理论、法律、伦理道德、制度、科学知识和人才等准备, 避免重蹈人口政策失误的覆辙。
三、生育文化对家庭结构变迁的影响
(一) 生育文化中家庭结构
首先, 在传统以农耕生产为单位的单个家庭和社会化程度低下传统农业社会, 需要大批精壮男丁, 以人力作为生产力低下的弥补, 这种生育文化尽管要求家庭拥有尽可能多的男婴, 但人口的出生却有着自然平衡点;其次, 传统社会中家庭与家庭之间各自相对独立、相互封闭, 但家庭政治联系和社会交往却紧密结合, 女性嫁出去即意味与其所属家庭之间财产便由男性来继承, 这样的生育文化背景生育结果常可以决定现实中婚姻家庭关系命运;第三, 中国传统社会中, 基本没什么像样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政策及相关措施, 老年人赡养主要依靠家庭成员或宗族, 最主要是男性成员承担, 假如生育男性数量越少, 意味着防老选择性越小, 被遗弃可能性越高, 在这种生育文化背景下, 现实婚姻家庭中男性核心地位与绝对统治地位自然地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强化, 女性则有可能沦落为生育奴隶和生育工具。
同时, 传统生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家庭人口质量的下降与成员素质的低下。
(二) 新型生育文化与婚姻家庭
新型生育文化是对过去传统生育文化扬弃、继承和发展。首先, 为中国经济服务, 同时也要求放在市场中思考;其次, 随着时代发展与文明程度提高, 社会对个人整体宽容度不断增加, 充分尊重个人自主选择权利与对家庭生活干预逐渐减少。如择偶的经济因素在增强, 某种程度上这体现经济发展大于社会进步。另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择偶标准最主要是人品个性, 这种现象呈现出从大城市到城镇再到农村阶梯式下降趋势。最后, 生育文化如何定位的关键是国家调控。大众生育文化是大众社会产物, 是用来为人口国策服务的。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不能因为体现个性化而破坏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如非婚生育现象。新的生育文化应在矛盾与问题中找到突破口, 借助政治权利对新人口环境进行适度调整。另外,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生育文化也可以建立信用生育文化, 生育文化信用的建立可增强人们对控制人口与管理的信心, 也可以用信用作抵押建立人们的生育自觉, 从而不再把计划生育当作是一种国家强制行为, 可化作每个公民自觉遵守的一项义务。
受国家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推动与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家庭规模小型化。事实上, 家庭规模不可能无限期小。而单纯用工业化、现代化与经济发展去解释家庭规模小型化, 有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满意答案, 因为社会现象本身不但是由这些因素所构成, 其复杂性也不可能用工业化、现代化、经济发展以及生育文化现象就可解释清楚。对于我国特有的国情, 特别涉及有较大本质差异的东西部, 需要从多方面解释家庭模式发展差异性变化。
摘要:人口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家庭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经济、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有着内在联系, 特别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逐步完善过程中,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人口家庭模式也随之发生改变, 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家庭,结构,影响,经济社会
参考文献
[1]陈庆德.经济人类学.人民出版社, 2001.
[2]李竞能编著.人口理论新编.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1.
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分析 篇3
一、专题主要内容:
本专题主要讲述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主要是引导学生自我构建近代以来中国在不同时期社会生活变迁的史实(表现),进而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原因、特点、实质与影响。
二、课堂教学过程:
【创设情境,认定目标】
多媒体演示:播放多媒体课件,以图片为切口,引导学生进入预设情境。
1、直击高考,明确地位:投影显示近年高考考查本专题的知识点,同时提醒学生注意题型和难度系数。
2、问题发散:社会生活的变迁关系到人民生活是否改善,社会是否进步,更关系到国家政权是否稳定,因而这一专题也是高考所要考察的内容之一,你知道近几年我们生活中哪些领域的变化尤为明显?
生:高新电子工业,比如:手机、电脑、电视等。
3、生成主题: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你认为人类(中国)未来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发生了全方位的剧变,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变化使社会生活各领域随之发生变化,社会生活的变化又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今天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个专题探究。
【多维互动,主题探究】
(一)中国近现代史社会生活发生几次大的变迁?变迁的时间、历史背景及表现?特点、实质与影响?
策略设计:采用独立学习与合作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将学生分成四组。
1、给每个学生一个表格(略):
每小组负责一个时期的内容,在五六分钟的时间内,先独立填表,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学习。教师投影显示相关的历史图片,每小组选出一个首席发言与全班同学分享本组学习成果,如有遗漏,本组同学可以补充,其它组的同学也可以补充。学生每填完一个时期的内容,老师也要投影显示自己的填表情况,体现教学的平等性,同时也给学生一个相对规范、标准的答案。
目的: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教学中来,同时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集体荣誉感,合作探究、最大限度提取有效信息并进行分析整理,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能力,以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学法指导:根据课本“目题”可知分两个大的时期,联系所学史实以及课本内容的提示,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时间、特点、历史背景及表现。掌握了这样的分期分析法,我们就可以自己整理这一类的专题知识,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专题等。
2、进行能力提高:依据史实概括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特点、实质与影响。
学法指导:从分析社会生活“变化表现”,把握各方面状况基础上归纳和概括“特点”;
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对各政治力量、政治派别、阶级方面分析“影响”;实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实质往往隐蔽的,要透过现象去分析。
(二)高考题实战演习
设计策略:设计一幅中国地图示意图,图上给出相应几个地名,每个地名后隐藏有近年高考真题,其中有一题、二题,有选择题、非选择题,也有的地名后面没有题目。以组为单位,每组一次选择的机会。
目的:制造悬念,让平淡的内容平添了几份神秘,引发学生的好奇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也有利于老师对教学时间的把握。“诸位,机会只有一次!知道你心仪的大学都在哪个城市吗?赶快点击她吧,别让他人抢占先机!”这时的老师就象“李咏”在主持节目,学生热情空前高涨,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唯恐他人抢先占了自己的最爱,形成了本节课的一个高潮。
【信息整合,提出问题】
师:现在给大家一个绝好的机会——做一回高考命题人,请你为今年的高考命一道题,你会怎么出呢?如果对本专题的内容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有哪些你想了解的,你都可以以设问的形式提出来,咱们大家一起探讨。
(同学们踊跃发言,整理主要观点略。)
……….
【延伸探究,发展评价】
问题:人类未来社会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
目的:激发大家的想象力。
三、教学案例评析:
本专题涉及时空跨度大,与现实联系紧密,内容含量多,知识信息量大,因此,在复习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增加课堂容量,摒弃“深挖洞”,力求“广积粮”。
本案例在教学过程中,以图片为切入口,关注现实,贴近高考,引导学生对相关专题知识进行归纳、整理、提升,从纵的方面掌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便于学生掌握中美关系各阶段的特点。直击高考,复习针对性强。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注重传授获取知识的方法,较好的体现了“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教学理念和要求。
四、教学反思:
第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尽可能地采用了接纳、鼓励性的语言启发、引导学生参与到学习中,每一问题提出后,都应留给学生一定的独立思考的时间,然后再进行集体讨论,教师适时的对学生所述结论(问题)给予适当的表扬,让学生欣赏自己的成功,发展积极进取的自信心,提高学习动机并形成成就感。
第二,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设计一些讨论式的合作活动,这既有助于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又有利于学生合作能力的培养。但切忌“为讨论而讨论”,使探究式讨论形式化、浅层化和绝对化。
14社会学概论—社会变迁 篇4
第一节什么是社会变迁
1.社会变迁: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基本形态的变异。2.内容:①社会关系的基本制度,既社会行为基本规范体
系。
②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包括组织结构、阶级结构、职业结构
③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即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
3.特点:①必然性;②前进性;③非直线性;④全面性 4.基本类型:
(1)按照社会变迁的发展方向,分为:社会进化和社会倒退
进化过程的特征:长期性、缓慢性、渐进性、局部性(2)按照社会变迁的性质与特点,分为:社会改革与社会革命
社会改革:使人们有意识的规划并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的社会局部调整或全面改良的过程。
社会革命:是一种急剧的、对整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社会变迁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根本变革社会制度,改变生产关系
(3)按照社会变迁的规模,分为:整体变迁和局部变迁(4)按照变迁的人为参与和控制程度,分为:自发变迁和有计划变迁
5.原因:①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以及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②社会物质需要和利益冲突
③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也是导致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④文化的发展与传播⑤意识形态的改变⑥人口状况的改变
⑦外敌侵入、环境破坏、自然灾害等因素,也可能引起社会变迁。
6.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实质上就是对社会运行过程进行干
预,对社会系统施加定向影响。
7.社会发展计划:是对社会发展总的方向、大目标、主要
步骤与重大措施的设想。
第二节社会现代化
1.概念:是社会变迁上的跃进,是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是以
经济发展为中心,涉及政治、法律、社会结构、心理、文化各个领域的全面性发展过程。
2.主要内容:①工业化,②城市化,③民主化,④管理科
层化,⑤社会结构分化,⑥人的现代化,⑦生活方式的世俗化。
3.特征:①现代化是一项社会领域的革命进程
②是一项长期的、有阶段的历史过程③是一场持续的国际竞赛。4.社会现代化理论:
①经典现代化理论;②依附理论;③世界体系理论;④
信息社会论;○
5后工业社会论 5.中国的社会现代化:
①现代化起步阶段(1840-1911)②局部现代化阶段(1912-1949)③全面现代化探索期(1949-1977)○4全面现代化发展期(1978年至今)
第三节全球化
1. 含义:一方面,全球化概念具有空间性内涵,指在全球
范围内展现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客观历史进程和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蕴涵着世界共同体的各个国家、社会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以及依存性、关联性程度的不断深化。2. 特征:①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
②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过程
③全球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客观要求
④全球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出现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3. 四个发展阶段:萌芽阶段、开始阶段、起飞阶段、增强
阶段。
4. 主要表现:①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②交通与通讯的全球化③信息全球化④政治的多极化⑤文化多元化。○6金融全球化日益凸显
5、全球化的理论争议。
答: 1)全球化真的发生了吗?正方: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交通与通讯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问题全球化。反方:跨国投资贸易不是全球化。中南亚、非洲没有参与。
2)全球化导致社会趋同吗?正方:工业化趋同,带动政治经济文化趋同。反方: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3)全球化削弱了国家主权吗?正方:跨国公司让国家对经济发展失去控制,国际援助弱化主权。反方:各个国家越来越强,有能力应对全球化。离开各国,就不存在全球化。
4)全球化与现代性有区别吗?正方:吉登斯:现代性带来全球化。反方:全球化是文化多样性的回复。
5)全球文化正在形成吗?正方:全球村显示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反方:消费不代表文化。5.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
①经济上,我国经济同国际市场逐渐接轨,进出口贸易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外资在投资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扩大
②政治上中国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加强了与西方各国的接触融洽了曾经因冷战而冻结的关系,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称为多极中的一极
③文化上,思想解放运动为全球先进思想文化的引入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全球文化同中国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遇.6. 目前面临的挑战:
①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支配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和边缘的地位
②政治方面,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动摇了西方霸权的地位,引起它们的恐慌
③随着中国对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加深,中国的文化建设受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是西方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挑战,二是西方一些腐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
④国家安全方面,目前还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安全环境并不乐观。
7. 应对策略:
①必须明确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以此为制定全球战略的前提。
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分析 篇5
一、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
1.了解近代的服饰变迁的史实;
2.了解近代“废止缠足”与婚姻自由的习俗。
1.近代西装传入
鸦片战争后,西装传入中国;辛亥革命以后,“断发易服”,中山装流行。
2.废止缠足与婚姻自由
时间:辛亥革命以后
意义:断发易服、废止缠足、婚姻自由都具有反封建色彩。
二、交通和通讯工具的进步
1.了解近代中国诞生的先进交通工具;
2.了解近代中国电讯事业的发展。
1.中国近代轮船业和铁路的诞生
(1)近代轮船业的诞生: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第一艘轮船建成;
187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中国近代轮船业开始发展。
(2)近代铁路的诞生:
19世纪70年代,外国人最早在中国修筑铁路(吴淞口到上海的淞沪铁路);
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自己修筑铁路(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标志着中国铁路的诞生。
2.中国电讯事业的发展
(1)中国有线电报开端:1877年,丁日昌在台湾架设电报线
(2)电话传入中国:19世纪80年代年
三、大众传媒的发展
1.知道中国近代前期的一些代表性报刊
2.了解影视事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3.认识大众传媒的发展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
1.中国近代前期的报刊
(1)中国人最早创办的报刊——汉口《昭文新报》,1873年
(2)维新变法时期:《时务报》
(3)辛亥革命时期:《民报》(同盟会机关报)
(4)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
2.影视事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1)电影事业:
出现:18(19世纪末),上海放映“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
发展:(民国时期)
著名导演——郑正秋、田汉、欧阳予倩等。
著名演员——赵丹、胡蝶、阮玲玉等。
电影名作——
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
第一部国际获奖影片:《渔光曲》
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国歌。
(2)电视事业的发展
1958年,北京电视台试播(中国第一家电视台)
1978年,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各省地方电视台成立。
3.大众传媒发展给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
(1)近代报刊、广播和影视三大传媒传递了时事信息,促进科知识普及,开阔人们视野。
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分析 篇6
通史概要:
物质生活与风俗习惯的变迁,涉及到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包括衣、食、住、及风俗习惯等几个方面。关于衣的变化,近代受西方的影响,由传统的长袍马褂到接触西装,后有中西合璧的中山装,女子则是旗袍;新中国成立后,从学苏联的列宁装和连衣裙,到国防军绿装;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服饰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关于食的变化,中国有四大菜系,在近代西方的影响下,西餐也逐渐被国人所接受。关于住的变化,中国传统民居里北方有四合院,受西方建筑的影响主要在租界,尤其是上海。关于风俗的变化,近现代的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近现代中国交通工具的发展,涉及人力车、三轮车、自行车、电车、火车、轮船、飞机等。中国传统的交通工具是轿子与马车,民国时期人力车是有钱人常用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普通百姓也无力购买,电车、吃车与人力车曾长期共存。新中国成立后自行车才成为人们最主要的代步工具,电车与汽车才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主要运输工具。中国近代轮船业是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得以发端的,中国的铁路建设在近代的收回利权运动中获得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机会,中国的民航业起步于20世纪代初。此外,邮政通信业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大众传媒主要包括报刊、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其中报刊在近代就已出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均有重要报刊,并且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历史事件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报刊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在电视普及之前,广播与老百姓的生活密不可分。中国电影至今也走过了百年历程。新中国成立后,电视事业发展迅速,人们的需要和电视节目的丰富多彩形成了良性的循环。互联网以其特殊的功效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一、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
课标要求:
了解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史实,探讨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通过图书馆、上网浏览等方式,收集相关图片、音像等资料,掌握近代服饰、餐饮、居室建筑与家具陈设、社会习俗的变化情况;了解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史实,探讨其影响其变化的因素;通过归纳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特点,培养归纳学习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根据教科书、教师或者网络提供的相关图片、史料和影像资料,与学生进行合作交流,主动探究“为什么近现代中国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会有如此大的变化”等问题,运用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再现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场景,进而不断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培养自己站在发展的角度思考历史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体验、感悟和反思的方式学习历史,拓展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将近现代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变迁置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之下,认识到它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认识到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应该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外部的世界。
教学课时:1课时。
重点难点:
重点:从衣、食、住、行等方面了解中国近代人们物质生活发生变化的基本史实和总的特点。
难点: 结合以前学过的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从中国近现代社会巨变、西方思想观念和物质文明不断冲击的角度,认识中国近代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原因。
教学建议:
本课主要衣、食、住、社会风尚等方面向学生介绍了我国在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变迁。这些变化一方面说明国门洞开的中国开始向世界的文明靠拢,反证了明末闭关政策必然导致国家落后的现实;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才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才会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巨变。由于这一部分的内容和同学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所以我们可以适当地采用多媒体的手段,适量地展现这一时期图片和影视资料,或以采访年长者的方式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以增加教学的直观感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教学的效果。教学内容上紧紧抓住衣、食、住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实施教学。
通过课外阅读、上网浏览、收集实物(如老照片、旧服饰、旧器物)等活动,了解相关的衣、食、住、社会风尚等史实,探讨影响社会习俗发生变化的主要因素。并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学会站在发展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思考问题。并将收集到的资料与老师、同学交流,或通过历史知识墙报、班级展览角等方式展出,与师生共同分享。
探究学习:查找有关资料,了解我国服饰发展的简单历史,写一篇关于服饰变迁方面的小习作。或者回家找一件旧服装(如中山装或旗袍等),看看它们有哪些特点?你喜欢这些服装吗?说出理由。
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分析 篇7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林升梁博士出版的专著《广告折射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以1978-2011年四大报纸广告内容分析为例》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4年) , [1]正是从广告史和广告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对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新民晚报》和《广州日报》四大报纸广告表层内容 (版面形式) 和深层内容 (价值诉求) 作为研究对象, 比较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四大报纸广告表层内容和深层内容的变迁规律, 从中管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该著作有六大突出贡献:
第一, 社会经济状态的变化是现代广告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动力。广告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它能更敏锐地感受、反映出社会经济状况的细微波动。因此, 任何广告都不可能仅仅是商业运作, 它在传达商品信息的时候, 同时也肩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林升梁出版的该专著正是站在这个视角上, 对四大报纸广告进行内容分析, 为后人提供了极为清晰的广告价值观变迁的立体影象, 拓宽并深化了广告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和思考维度, 肯定了广告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这是突出的理论创新点。
第二, 该著作详细描述了四大主流报纸广告价值观的变迁, 包含表层和深层两方面的内容变迁, 为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告价值观的变迁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证视角。在研究对象上, 首先肯定了广告数量、广告类别、企业性质等广告表层内容也是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重要变量。在阶段划分上, 首次在广告价值观变迁研究中解决了广告发展阶段划分过于主观性的传统难题, 并归纳出“显著性最多原则”的科学方法加以甄别前人哪种阶段划分法更为适合。
第三, 以内容分析法研究跨度长达34年四大报纸广告的变迁, 庞大的工作量是前人类似主题没有做过的。著作中数据统计可靠, 分析客观, 为四大报纸广告价值观变迁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原始数据和资料。四大报刊发行量大, 受众面广, 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告的“见证人”和“亲历者”, 采集的样本代表性和典型性足以支撑著作的研究。这些原创数据和资料, 蕴涵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为广告各分支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土壤和原料。
第四,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首次提出了四大报纸广告 (如果每份报纸广告是个人的话, 她是什么样性格的人) 的人格化描述, 是品牌人格化理论在报纸广告领域的创造性运用。著作形象化描述了四大报纸广告变迁的人格化特征, 为确定四大报纸广告变迁的异同提供了重要参考, 其他报纸均可以从这四大主流报纸的广告变迁影像中获得经营上的有益启示。
第五, 完善了广告史的研究方法。就当前广告史的研究而言, 报刊广告史研究已渐成气候, 这来源于前辈学者的引导和积累, 也来源于青年学者的追求与热情, 但在广告史研究著作中, 定量成果尚未触及, 该著作的出版, 添补了广告史定量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该著作还开拓了广告与消费文化的研究路径, 从媒介层面分析广告与消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个切入点也是对广告史研究的丰富。
第六, 广告价值观的变迁无法只从某种媒介上的广告中获悉, 报纸广告的变迁不仅与社会时代背景有关, 它是办刊特点、读者群、主编喜好、版面改革等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因此, 研究广告价值观的变迁应从多角度、多对象入手, 在比较中逐渐丰满并不断清晰广告价值观变迁的一点影象。林升梁博士的著作选择较具代表性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新民晚报》与《广州日报》四大报纸广告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内容分析, 其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 对于未来拓展期刊、电视、广播、网络、户外等媒介的广告价值观变迁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综合看来, 林升梁博士专著《广告折射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以1978-2011年四大报纸广告内容分析为例》的出版, 不仅拓展了广告史和广告社会学研究的视野, 而且在体例上有所创新, 给国内广告史和广告社会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启迪与借鉴。
摘要:《广告折射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以1978-2011年四大报纸广告内容分析为例》的出版, 有四大突出贡献, 一是拓宽并深化了广告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和思考维度, 肯定了广告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二是肯定了广告表层内容也是反映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的重要变量, 并解决了广告深层内容变迁阶段划分过于主观性的传统难题;三是大量原创数据和资料, 为广告各分支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土壤和原料;四是形象化描述了四大报纸广告变迁的人格化特征;五是完善了广告史的研究方法;六是为未来其他媒介广告价值观的变迁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当代广告史,广告社会学,价值观,变迁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变迁原因之我见 篇8
其一,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受到冲击。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放弃“闭关锁国”的传统外交政策,被动地走入全球化的浪潮中。鸦片战争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列强的侵略开始由沿海渗入到内地。甲午中日战争使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深入到内地,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就这样,在帝国主义渐进式的入侵下,古老的中国被裹进西式近代化的浪潮中,中国人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其二,洋务运动以后,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开始,工业化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洋务派对近代儒家的经世致用学说进行了改造,摒弃重农抑商的政策,既重农,又重工商,主张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把中国的近代化运动由军事领域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可谓是历史一大进步。设立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这对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儒家思想是一个冲击。洋务运动客观上输入了西方自然科学,为中国造就了一支具有资产阶级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也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知识,使人们开阔了眼界。
其三,戊戌变法运动促进了思想启蒙。由于两千多年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牢固、封建统治力量强大、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再加上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不管怎么说,戊戌变法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国家危亡的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开创了利用报业作为舆论工具的先河,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其四,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实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巨变,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观念、世俗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为了改变愚昧落后的习俗,颁布了剪辫易服和废止缠足等法令,强令男子剪掉辫子,女子停止缠足,用新式的礼服代替过去的翎顶补服。还废除有损人格的跪拜礼,代之以文明简单的鞠躬、握手礼;取消“老爷”、“大人”之类的称谓,代之以“先生”、“君”等平等的称呼,社会出现了文明进步的新气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和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中国两千多年人治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依法行事的思潮随之传播。这些都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
其五,近代以来西方思潮的涌入使人们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思想观念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生活习俗方方面面的变化。从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自强求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从维新派“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促进了思想启蒙,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从张謇等提出“实业救国”发展民族工业,到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民主”、“科学”思想,这些观念上的变化,使中国近代社会生活逐步与世界接轨。新文化运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和推进革命的思想武器。此后,马克思主义更是使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海南岛社会生活变迁分析 篇9
为了从杭州人休闲生活变化来反应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这次调查我们共发了50份调查问卷。通过对比杭州各个年龄层的曾经和现在的休闲生活的对比,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最后统计数据,得出社会生活发生巨大的变迁。这次实践调查更好的认识到社会变迁带给人们物质、精神的双重享受,更好的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1世纪的今天,随着小康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逐步的提高。从要求饮食能够简单的填饱肚子到追求高档品味,再到讲究自然营养;从要求服饰能够单一保暖到时尚潮流、个性有品位;从要求住房能够挡风遮雨到豪华气派、舒适大方。人们现在追求的不是满足基本需要的品质生活,而是能够获得基本的需求之上的内在享受,是精神生活的升华。
关于消费观念和方式的变迁,感触最多。
以前的消费观念跟现今的变化是十分巨大。这个根据我们得问卷调查可以看出,现在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老年人的消费观还是停留在改革开放前的状态。经过网上一些资料分析,得出这样的消费观的主要原因:价值观和制度因素。传统封建社会的消费观念:“黜奢崇俭”,《左传》有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许多封建社会的思想家如老子等都视节俭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将奢侈看作万恶之首。建国初期物资短缺、生活资料匮乏,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黜奢崇俭”的消费观。量入为出、计划消费是当时中国人推崇的持家之道,政府长期实行低收入政策和不鼓励消费的政策,强化了人们节衣缩食、“攒够钱再花”的消费习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相继对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制度进行了改革,消费者对未来风险预期水平明显提高,进而导致尽管消费者收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即期消费支出增长却相对滞后。
而现在随着改革开放,外来消费观的影响以及经济的发展,我们社会的消费观大致上已经处于温饱型转向享受型的状态。关于消费,已经不只是以前那样单单的物质上的消费和精神消费,还有一种叫做视觉消费。2005年9月13日,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从现在到2008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年增长率达20%;预计2008年至201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到2015年中国将登上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巅峰。2006年1月,来自高盛公司的关于中国奢侈品市场的研究报告又称,除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外,2004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已达60亿美元,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中的份额已增长至12%。这种热衷于奢侈品消费的就是属于典型的视觉消费,不再是对物品的消费,还是对品牌所形成的视觉效应的消费。
但是中国人有着独特的消费行为,当然杭州也是不例外的。中国人独特消费行为其中包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面子消费。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戈夫曼进一步用戏剧理论的观点,将面子行为比拟为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面子功夫”就像是做给关系网内其他人看的“前台行为”。个人对关系网内其他人做“面子功夫”,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他会刻意地安排他和别人交往时的情况背景,修饰他在别人面前的服装仪表和行为举止,期望在别人心目中塑造出某种特定的形象。
面子消费的表现形式:坐奔驰比坐奥迪有面子、坐奥迪比坐桑塔纳有面子;住山水别墅比住都市独楼有面子、住都市独楼比住大杂院有面子;不动用工资袋比动用工资袋有面子;打高尔夫球比卖煤球有面子;公款消费比自掏腰包有面子,在客厅里悬挂名人字画,身上佩戴要人送的装饰品等等。
面子消费的其他表现形式:攀比消费、炫耀消费和象征消费。攀比消费的重要前题是消费者购买某项商品并非出于物质满足的需要,它的发生更多地来源于攀比而形成的心理落
差。炫耀消费是指购买并突出显示奢侈品,以证明其支付昂贵商品能力的消费行为。象征消费指的是消费具有的符号象征性。即消费不仅是物理或物质的消费,而且也是象征的消费。这里的象征消费就如同之前所提到的视觉消费,都是关于“面子”的。
面子消费的现象在社会上是很普及的,大学也不能被排除在外。A上月消费318元,而B上月消费为4630元,同是一个班级的两名大一男生,月消费相差如此之大,后者几乎是前者的15倍。这是某某大学的两张有着天壤之别的月生活费清单:“为争„面子‟买名牌服装”,B说他上月买衣物花了1850元,其中有350元的阿迪达斯T恤,400元的耐克外衣,600元的阿迪达斯运动鞋和500元的休闲鞋。B穿的都是名牌服装,虽然这些衣物贵了点,但是无形中给他打了个高高的“面子分”,他有一个月买了一双1000元的篮球鞋,就引来好多同学羡慕的眼光,他觉得自己特别有“面子”。而B的同班同学A在本月买了一件外套和一双普通的鞋子,总共花了90元。
从休闲生活变化看社会变迁,我们还调查了其他方面。比如饮食方面的变化、休闲娱乐方面的变化等等。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家家户户可吃的东西极为有限,在十岁左右的孩子眼里,吃无疑是最有诱惑的,玩只能屈居第二位,与现在孩子的心理需求刚好相反。在30年的记忆中,自然会与吃有关,与一些词有关。第一个与吃有关的词非“过年”莫属。在儿时的记忆中,“过年”简直可以与“好吃好喝”之间画等号的。家家户户,不管平时的日子多么忙碌,多么清贫,一到年关,大人、小孩都积蓄了足够的时间来消遣,都准备了相对丰盛的物品来享用。在小孩子的眼里,过年有新衣穿,有平时吃不到的白面馒头、猪肉和其它父母力所能及提供的稀罕东西。而对大多数父母来说,过年可算得上一种甜蜜或幸福的苦恼和负担。当初最让每个小孩眼谗、嘴馋的莫过于如今已逐渐销声匿迹的各式瓶装的水果罐头。在广大农村,逢年过节,罐头、白砂糖或古巴黑糖、手工挂面几乎成了人们走亲访友必不可少的礼品当中的主角。往往一瓶罐头,一包糖在亲朋好友之间转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只是,这时候罐头瓶上的商标要么已残缺不全,要么已去向不明,糖外面的包装由一层变成了多层而已。当初城镇居民过年前的集体大采购风暴,如今已渐渐降温。因为,交通的四面八达,加速了商品流通的节奏和频率,人们过年的吃、喝、用已与平常生活没有多大区别。第二个与吃有关的词当属“下馆子”。“下馆子”当初的含义应该是到饭馆吃一顿,后来渐渐演化为曾很流行的“搓一顿”。时至今日,在我心灵深处依然保存着对“下馆子”的种种难忘记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到城镇的那些零星而简陋的国营食堂或个人小餐馆,吃一碗面,几两饺子或几个包子,就算“下了一次馆子”,对大人小孩来说,那都绝对可以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和炫耀的资本。而今,中华民族传统的一年一度的“年夜饭”,在一些大小城市里,已悄悄地从家里转移到了酒店,而且一年比一年火。与此同时,每年高、中考结束后,各大酒店就会适时推出一些不同档次的“谢师宴”,颇受学生、家长和老师的欢迎。就连农村人过红白喜事,也由原来自备原料、请人加工的模式,变成了到酒店包席宴请亲朋好友,既省却了主人操办酒席的奔波和艰辛,又提高了宴请的质量和水平,可谓一举多得。
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篇10
明清社会变迁与商人意识形态
——以明清商书为个案
①
(论文提要)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经济面临转型、东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多方位的交汇碰撞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经济较之前代有了长足发展,商品流通规模,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商人资本的实力,都较以往社会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明清时期大量区域性商人集团——商帮的出现,并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力量,尤令人关注。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商人群体思想意识的变化,并对其经营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商人们的经济活动及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其活动区域的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及社会思潮的变化。因此,这一时期,商人群体的思想意识形态应予以重视。
到目前为止,关于明清时期(明朝至清鸦片战争前)商人思想意识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大多侧重于明清时期各区域商帮的商业道德、商人的伦理观念、经营方式、商人形象等方面,尚无专文以明清商书为资料,就明清时期商人的“意识形态”作一总体考察。本文从最能体现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明清商书入手,具体分析这一传统社会面临转型的特殊时期,传统文化对明清商人的影响、商人们对自身群体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的认知及其经营理念等方面的认识。
一、明清大量商业书的面世——商人意识的凸现
明清社会变迁,其对经济思想领域的主要影响表现在,明代中后期,“工商亦本业”、“农商互利论”的思想日益为社会所接受,经商已开始不再成为一种为人轻视的职业,“弃农从贾”(弃本从末)乃至“弃儒从商”、“士商渗透”之现象越来越多。出于学习经商之道,适应商海竞争的需要,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日用类书,其中有些即属专门性的商业用书(本文简称商业书或商书)。为数众多的商书,有的是商人们自己动手,根据商业的实际需要来编纂,有的则延请文人学士为之编纂。其所纂内容不仅有水陆路程、商业条规、物价、商品生产、流通、市场、经营方法等经商必备基本知识方面的内容,还包括商业道德、经商行为准则、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商书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商人的经商之道,又大多出于当时人之手,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同时代商人的经营形态,因此,也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商人们 ①②②本成果为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原文两万字,将刊登于《复旦史学》第一辑(2005年1月)
主要代表性商书有:明 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八卷,隆庆四年刊;明 陶承庆《商程一览》二卷,万历刊;明 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万历二十七年刊;明 周文焕、周文炜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三十五卷,万历间刊;明 壮游子《水陆路程》,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商浚《水陆路程》八卷,万历四十五年刊;明 程春宇《士商类要》六卷,天启六年刊;明 李德晋《新刻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崇祯八年刊; 憺漪子《士商要览》三卷,明末刊;明 鼎锓《商贾指南》抄本(主要内容为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清 崔亭子《路程要览》二卷,清刊;清 赖盛远《示我周行》全三卷附续集,清刊;清乾隆年间吴中孚《商贾便览》八卷;清乾隆间王秉元《生意世事初阶》等。另见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第六章。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陈学文《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罗丽馨《
十六、十七世纪的商业书》,载(台湾)《中兴大学学报》第七期(1997年6月)等论著的介绍。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的思想意识和经营理念。
明清大量商书的刊行,说明了社会经商、行商风气之盛,同时它本身也凸现了商人意识的觉醒,它说明了经商者自身对这一职业的认可与重视。另一方面,大量商书的刊行,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商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凭经验行事的小商小贩,而是开始重视商业知识的累积和传播,并对子弟、生徒授以商贾职业的教育,而有些商书的书名及章节——如《士商类要》等名称本身,就反映了士人从商的社会现实以及人们思想上将士商并列的观念变化。此外,明清商书的出版形式也值得注意,它不是以秘传的形式,而是以有关日常生活的书籍——万宝全书(或日用类书),公开示于世人的。由此也不难想见,书中所述观点不仅是商人自身思想意识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对商业的普遍看法,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和训诫,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商业日趋繁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以往学界关于商书的研究多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或经济史料的运用等方面来分析研究商书及其研究价值的,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商书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文中亦称为“商人意识形态”),尚不多见。本文主要根据目前所翻阅到的明清商书,着重探讨其中所体现的明清时代商人的思想意识。
二、传统伦理观念与商人意识形态
商业是社会所必需的一种职业,商业行为本质上是讲求利益的,不可避免地会带着唯利是图的属性。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又很注重利义关系,强调以义取利,不能见利忘义。如何谐调这二者的关系,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对商人的地位及态度开始有所转变,“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并出现了“新四民论”。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士好言利”的社会氛围和士人“弃儒从贾”的社会现象。但总体而言,社会风气导向仍然是传统伦理中的以义为重,利为轻,反对见利忘义,这一传统的“义利观”对明清商人具有深刻的影响,并在商书中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从商书记载来看,在“利”、“义”关系问题上,对商人的要求便是:要重信义,守然诺,不刻剥;强调君子之财,取之有道。
关于商人的职业道德和道德规范方面,商书强调艰苦创业,节俭为本。
因商业经营的特殊性,商人们大多在财利场中应付周旋,无时不受风流场所“酒池肉林”的诱惑。因此,在个人修养方面,商书反复告诫人们要洁身自好,不能贪图奢侈生活享受。
在经营理念方面,中国传统伦理中所提倡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①的信用为本的诚信观尤受重视。商书反复强调不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诚实无欺,重恩守信。
同时,传统的伦理观念中匡扶正义、扶弱济贫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传统的中国商人,商书中不时可见“救困扶危存博济,莫因倾倒共推人”、“轻炎拒势,谓之正人;济弱扶倾,方 ① 《礼记·中庸》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为杰士”、“趋显者防败,附势者必危”、“倚官势,官解则倾”的训诫。
综观明清时期的商书,可以看出,商书非常注重对商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的培养,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对其影响至深,中国传统文化、人伦道德的规范作用,在明清商人的意识形态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从经济学的角度言之,市场经济的运行是需要一系列社会秩序作保证的;而社会秩序是一个需要多元支撑的系统,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支柱,都会造成经济的畸形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市场交易始终缺乏相关的法律条文和制度机制的保护,如果再没有信用支撑,那么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就会高得无任何效率可言。透过明清商书中的谆谆教诲,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对维护正常的商业运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法律条文和制度保护成为市场经济中稀缺资源的情况下,儒家伦理中重德重于重利的教诲,以义取利的诸多训诫和诚信为本的伦理提倡,成为市场交易的无形约束,对保证传统中国社会正常的商业经济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营环境与商人意识形态
经营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能忽视。明清各类商书中,多处可见著述者对经商不易之感叹。这中间既有对春夏秋冬漂泊异乡之辛劳的感慨,更有对经营途中骗子盗贼之觊觎的提防。从万历间的《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商旅门·客商规鉴论》,至清乾隆间吴中孚的《商贾便览·江湖必读原书》、赖盛远的《示我周行·江湖十二则》,无不多次郑重告诫经商者,从经商外出的结伴搭伙,到路上住店行船等等,要时刻注意人身财产安全。程春宇《士商类要·为客十要》的前三要便首谈安全问题。
如果说客观上的生活环境令商人们缺少安全感,外出经营如履薄冰,那么制度保障上的缺陷则直接影响了明清商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国古代始终缺乏完整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这一点到明清时期也未有大的改观。虽然清代政府的工商政策趋向宽松,各级官员的“恤商”思想也有所发展,政府时有恤商、宽商之诏谕,可以说提供了一种比较有利于工商业发展和提高商人地位的制度环境,但并没有明确保护商人利益的相关法律或制度保障机制。明清时期民间的商事纠纷,仍然多由各级地方官员依据具体情况,“酌以情理”断案。这一制度环境对商人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普遍敬官、畏官及至依赖于官的现象。他们时常不得不对当权者要谦卑恭敬,或者通过与之结合,“官商融合”,以期获得经营的成功。
商书中对经商人员的告诫也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商人时常处于一种矛盾的两难之中,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轻视附炎趋势、倚官仗势之辈,尤将那些附炎趋势之辈视同小人,另一方面,“官无大小”,“权可制人”的现实,又令他们不得不“是官当敬”,谨小慎微,甚至委曲求全。在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社会环境中,商人们最终仍多有“万般惟有读书高”之感慨。最终,明清时期的商人意识形态,也只能局促于这一社会体制之下,难以超越社会制度的局限,商人们在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知上,便难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参会论文
四、《客商规鉴论》与《生意世事初阶》的代表性意义
明清时期的商品贸易,大多借区域间的距离赚取商品差价,或低买贵卖,囤积居奇,把持行市,这是众多商人获取利润的主要方法。因此,商人特别需要注意各种物产的季节、产地、价格、品质、年成丰歉等信息。为此,商书时时告诫人们,经商不是简单的买卖,必须掌握基本的专业知识,顺应天时地利,审时度势,胆大心细,勤访多问。同时,商海风云,诡谲多变。“货有盛衰,价无常例”,稍有不慎,经营不当,便会倾家荡产,血本无归。因此,商书特别强调对经商者基本素质的重视,强调要掌握市场信息和变化规律,审时度势,灵活经营。在这方面,万历间《三台万用正宗》中的《客商规鉴论》和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阶》颇具代表性。
《三台万用正宗·商旅门·客商规鉴论》是现存明代最早的一篇有关商业经营规范的篇章,其基本内容是关于客商应有的姿态、作为商人必须具备的商品知识及思想准备,它非常概括地论述了经商的基本原则与要求,规范了经商的行为准则,是一篇非常典型的商人入门的必读文。它从出门亦始所需注意之安全、结伴搭伙之事项,到经商途中的投宿问店,及至必备的经商专业知识,均有涉及。其中对商人的职业道德尤为强调,即商人要注重自身的修养,戒骄戒奢,勤俭朴素;商业经营要合乎规范,诚实不欺人,特别强调不能见利忘义。后来几乎所有商书有关商业经营内容和商人的道德要求都由此而延伸、衍生、释绎出来。《客商规鉴论》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商业在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后,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身要求必须规范化的新阶段,表明明清商人日趋成熟,其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注重自身的修养和培养新生商贾。
《生意世事初阶》作为培养“坐贾”的专业商书,同样强调对经营人员在人品、能力等基本素质方面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客商规鉴论》和《生意世事初阶》做为较具代表性的商业书,它们特别强调从业者要善于察言观色,处理好各方面的人事关系。换言之,商书认为当时客商的主要困难不仅仅是路艰程远,更主要的还是人事关系,并将此视为经商成败与否的关键。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商人眼中,诸种纷繁复杂的人事关系的处理,远胜于经营过程的技术管理,并成为经商获利的关键,这确是中国封建社会商业活动中值得探讨的一种社会现象。
①①此书系抄本,署名为句曲(按句曲为江苏句容县的古称)王秉元开初氏纂集,沙城西麓主人汪淏增订。从书中汪淏序中得知,它是汪淏依据王秉元之书重加增删润色而成,而王秉元之成书时间,当在乾隆五十一年以前。详见罗仑、范金民《清抄本<生意世事初阶>述略》,文载《文献》,1990年第2期。此后,在王秉元此稿本的基础上,又有《贸易须知》(上海图书馆藏光绪五年刊本),该本题有嘉庆十四年王秉元序,道光24年杭州项名达续刊;光绪五年蠡城言慎金在王、项两刊本基础上,“不揣鄙陋,重加厘订”,再刊。内容多与《生意世事初阶》相似。还经清代山西商人在“《生意世事初阶》基础上增删而成的更适合山西人使用”的(炳记)《贸易须知》,主要内容也与之类同,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335页,附录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12月。民国十一年,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生意经络》(不分卷)(上海图书馆藏本),封面为“王秉元著”,卷内又名《贸易指南》(不分卷),“句曲王秉元著”。较之《生意世事初阶》,所论学徒规矩相同之处甚多,只是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如何辨识洋钿”、“鸦片之危害”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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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思想遗产与商人意识形态
严格地说,商书应以商业经营为主要内容,应含商业经营思想、体制、职业道德、方法、知识等方面的内容。但是,仔细翻阅明清时期的各类商书,我们又会发现,这些商书内容非常庞杂,凡是与商业有关联者均采撷其中,还包容旅游、交通、气象、养生、卜验、交际应酬、安全、文化娱乐等,成为应用性很强的商业百科全书。这也说明,当时商业思想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意识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仍然是按传统的经验亦或感觉行事。此外,在名目繁多的日用类书中,有关经商知识的内容分布则显得颇不平均。如《商旅门》,其在明代仅见于《三台万用正宗》一个版本;发展至清代版本中,则不论是前期的三十卷版本或后期的二十卷版本,均未设有专门的商旅门,亦不见于其它类目中刊载相关内容。可见商业门类在民间日用类书并非普遍的内容,这说明商业活动在明清时期虽较以往来得活泼热络,商人地位亦较以往提高许多,然商业活动涉及许多专业知识的配合,非一般的叙述或说明能交代清楚。真正欲从事商业活动者仍应透过专门的商业书,经由一定的训练过程,由学徒而正式行走江湖。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才有改观。
此外,商业书的最大特色是将视点著重在经营、致富的方法上,提出了对经商能力和品德的要求,认为这是经商致富之法,但对于商人应如何使用财富,尤其是如何利用已取得的财富进行“二次创业”,如扩大经营规模、投资扩大再生产等,则很少触及。“总之,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企图建立超越伦理观的经商之道和积极地为商人在买卖中获得利益提供理论的动机,这就必然使他们的著作在对现实生活中的商人提出要求时,局限于单纯的品德和个人的机智方面”,而缺少经营管理的技术角度的分析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商书中所体现的“商人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还是比较有限的。
日本学者泰萨·莫里斯—铃木指出,经济思想的产生与社会背景的密切相关,“在不同国家和历史的不同阶段,各种不同形式的经济思想一再被创造出来。然而它们所具有的相对的重要性是受地域的和暂时的经济环境的影响的”。同时,“新经济观念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受产生这些思想观念的知识遗产的限制”,还受经济理论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的影响③②
①。从这个角度言之,也就不难理解明清时期商人思想意识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窘境了。
在思想观念上,尽管明清时期儒学思想有所变化,更趋于入世和务实,直接推动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并间接影响到明清商人的商业行为和伦理,出现了“工商皆本”、“士好言利”的社会思想及至“弃儒从商”的社会现象,但“士农工商”仍作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明清时期综合性、系统性地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客观要求的思想还不多见,不仅当时思想界主流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认识相对来讲是滞后的,即便已有的一些比较开明的经济思想(如工商皆本、奢能致富、敢于言利等)也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或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传统“士农工商”意识形态的思维定式,成为商人们观念更新的最 ①④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第218—219页。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7月 ②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第六章,第298页。张正明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 ③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第3—4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
④ 对此,笔者另有专文《明清商品经济思想的总体评述》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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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桎梏。这便是明清时期商人们所面临的“知识遗产”的限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无法超越这一限制。
此外,就经济环境与政策环境而言,在中国封建社会,政府较早地开始能充分地运用经济与市场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封建官府的干预控制与抑商政策(主要是抑制民间商人的发展),加之浓厚的伦理道德规范与轻商观念,是明清商人所无法逾越的传统制度的“结构性制约”。仔细探讨明清时期所出现的各种重商思想,其主要内容大多为商贾的“末业”地位鸣不平,其所达到的最高境界也莫过于于“工商皆本”,在士商观方面并没有大的突破。在官方宣扬的社会准则方面,商人和农工的平等地位尚不可得,而和高踞于四民之“长”的士相比就更有天壤之别了。在这种氛围里,商贾尽管腰缠万贯,也始终无法获得政治地位上的认同。而轻商传统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历史上少有独立之商务经营与成就之记录,凡有一麟半爪之出现,均不免于附丽于政治问题之中。是以中国史上本有之工商家英杰贤士,其能为人所知者,却少而又少。„„商人经验、成就与贡献,商业经营、规制与方法,既无学术记录流传,一切多留存于心摹口授之间,在中国史上自亦难有商学一门之出现。”
这一特点在明清商书中表现的尤其明显。明清商人们自己编纂的、最能体现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最主要的是将经商视为一种正常的谋生之略,而缺少对自身职业社会功能、社会意义的深刻认知,更少有汪道昆“良贾何负闳儒”之自豪感叹。其表现出的诸多商人意识,并未超越同时期的文人传记文集、商人墓志铭等所体现的商人“自足”世界,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还要保守一些。
“知识遗产”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经济环境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明清商人意识形态发展境遇的先天不足。鸦片战争后,随着大量外国资本的强行进入,中国的传统工业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知识分子也广泛醒悟,并发出了“商战”的应对口号。但据王尔敏先生研究,直至19世纪后期,在他所统计的提出“商战”口号的二十五人中,大多数为受传统教育之知识分子,并且多为科甲出身。纯为商人者,仅有郑观应、鄢廷辉2人。商人群体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最终限制了商人们在经济转折时期的创业意识。因此,中国“近代商人精神”——世界市场观念、竞争精神、赢利与投资意识、科学管理观念、公平观念等等,只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入而移植进来,并伴随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峙、抗争和渗透融合而逐渐发展。这一点,从最能反映明清商人意识形态的商书中已窥见端倪。
作者:张海英,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工作单位:上海市 复旦大学历史系,邮政编码:200433; E—mail: haiying6563@sohu.com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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