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社会变迁（精选12篇）

乡村社会变迁 篇1

乡村学校的教育目标是为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培养人才, 说白了就是往城里的大学输送人才, 而乡村社区本身得需要不在国民教育体系中, 目前乡村社区对教育还难以产生需要, 因为乡村发展需要的技能, 面对面按照传统惯例和简单教授即可, 不需要以学校为媒介。

高考名单对一个县的教育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它是衡量教育生产的重要指标, 各老师与家长也把输送名字在这名单上作为第一目标。通过这份名单可以看到教育的培养与选拔功能得到成效, 通过这份名单, 一个乡村区域才能才能实现他所期望的特殊人口流动: 由农村到城市人口流动; 由底层人口向高层次人口的流动, 通过这份名单, 我们还能对贫困山区的孩子经由教育及其这一媒介所达到得到一个真切的位置, 才能把握以乡村为主体的向国家、城市和工业化输送人才的准确情况。对于落榜者来说, 他们不能通往城市, 只能留在农村, 而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在农村几乎无用武之地, 所以对他们来说生活是艰难的, 对录取者来说, 拿到通往城市的钥匙就是找到了奔小康的钥匙。两者的区别源于一种教育战略和导向。

对农村学校来说, 资源没有城市学校充足, 高考榜单上的名字自然少之又少; 同时, 城市学校得到巨大的资源, 背负着社会的期望, 压力使他们喘一口气都很费力。所以, 对城市与农村的学校来说, 在某种意义上是平衡的。

素质教育可以缓解乡村学校大部分落榜生, 考不上大学, 但是我在学校里学习了其他 “手艺”, 将来也可以找份工作, 考上大学的可以就业, 我们也同样可以就业。从高考题目来说, 过分创新对农村学校来说是不利的, 按照现在的农村学校, 让学生们进行呆板的高考已经勉为其难, 如果打破固定方式更是雪上加霜, 教育有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功能, 但也要讲究公平, 如何有效和公平的在城市与农村进行选拔人才, 是一件值得全社会关注的事。

“多余的”大中专生开始酝酿城市改造乡村的计划了, 不是乡村的城市化需要他们, 而是他们想要在乡村有一席之地就必须推动城市化, 既然现有的乡村城镇化程度容纳不了他们, 那么就需要扩大城市化来容纳他们。或许中国贫困地区城市化首先是由于这批人欲望的展开与扩张来启动并推动的, 或许是乡村教育体制培养出来以城市化生活为导向的人群以这种方式回馈于乡村: 这大概是教育体制上始料未及的。他们是否会缔造一个乡村的”市民社会 “? 是否会缔造一个新的”乡绅 “阶层? 这些都还是不可知的。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群人在乡村的积累会越来越多, 积累的能量与愿望也会越来越多, 总有一天这群人的这些个愿望与能量会在乡村的某个途径找到释放出来。如果他们成功, 那是伟大的建设; 如果他们失败, 那是巨大的破坏。———现行的乡村教育体制以这样的方式给予乡村社会一种令人激动也令人焦灼的不确定前景。

这种学制从一开始就没有将乡村改造与乡村发展问题考虑在内, 它的眼光集中在国家的建构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上, 它只是将乡村作为人才选拔的来源而已; 它实际上意味着城市工商业发展起来后, 再用城市的资金、城市的模式复制到乡村上, 把乡村发展成新的城市, 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移植的思路。出现的原因, 那就是已有大批的人员从乡村流向城市, 因为不能为城市所容纳又从城市流向农村的”过剩 “知识分子存在, 他们脑中认为最好的榜样是把他们 “遗弃”过的城市, 而此时他们又面对自己 “嫌弃”的乡村, 把城市移植到乡村只是早晚的问题。

陶行知 《中国乡村教育之改造》 一文, 对乡村教育发表了主张。其主张要以乡土事物为教材, 以乡村建设为本位, 并要求学校以一个社区的功能机构加入到对乡村政治、经济改造的实践中去, 甚至要成为这种主导的中心。现在的乡村的小学和中学只能培养四种人, 哪四种? 1. 毕业回家劳动的。但是现在的教育目的是继续升学, 因此再回家, 在小学毕业已经不合算了中学毕业更不合算, 回家也闹别扭, 在劳动上也做不了多大成就; 2. 做 “公家人”, 现在的教育目的也不是这个, 而且这个也有节制———劳动人口减少, 增加了不必要的精神负担; 3. 是升学。升学也升不到哪里, 学校资源缺少的情况下; 4. 做游民、二流子, 这是真实存在的。由此可见, 教育迫切需要一个大改革。我们应斩断乡村教育与城市的旧式联系, 结束它作为城市附庸的地位。

从总体来看, 想从对农村现有事物的认识上和学习上, 来 “催生”出农村现代化发展, 事实证明是比较荒悖的。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日益迫近, 农村的孩子们守着农村这份净土自我封闭式的循环已跟不上时代步伐, 这样对农村发展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 我们要有发展的眼光。这时, 陶行知推崇的农村知识本位, 已经没有必要实行了, 相反那些不是农村的知识可能大为有用, 一个地区民众整体文化素质决定这个国家的实力, 而文化素质不仅仅取决于实用的知识, 过分追求实用会伤害文化的积累与涵养, 从而根本危及到民族的生存, 破坏最高程度的 “用”。一味追求教育的实用性是一种鼠目寸光的自杀性行为, 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化发挥其 “无用之用” 的作用, 恰如佛加一句谚语 “无心恰恰用, 用心恰恰无”。现代社会 “英才教育”是国家快速发展的关键, 而这是陶行知乡村实用教育所不能实现的。

摘要：乡村教育的目标就是为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输送人才, 毕竟乡村教育资源有限, 高考时会有一些落榜生回到乡村, 然而他们心目中的梦想就是城市, 眼前的乡村使他们觉得无用武之地, 一场乡村社会变迁的大戏悄然拉开。

关键词：乡村教育,社会变迁

参考文献

[1]谈松华.农村教育:现状、困难与对策[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3 (01) .

[2]巨冉冉.以教育环境差异为例浅谈城乡教育差异及应对措施[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S2) .

[3]林友金.城乡教育差异:一个乡村教师的体会[J].新课程研究 (教育管理) , 2007 (01) .

[4]王兆林.反思与前瞻: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教育[J].教育探索, 2006 (05) .

[5]周济.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切实促进教育公平[J].求是, 2006 (23) .

乡村社会变迁 篇2

传统中国国家如何实施乡村治理，一直是中外学者尤其是社会学界关注的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方式都是由农业文明决定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供给远不能满足乡村社会的需求，乡村治理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张健博士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就是针对这一热点所做的系统研究，该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学术成果，于2012年7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纵观该书，其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了不同时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扮演及其行动逻辑，检视了不同模式的乡村治理绩效，并对未来乡村治理的模式进行了预设。该书结构严谨、框架清晰、观点鲜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洞见，作者娓娓道来，读之如置身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画卷中，让人掩卷、沉思、感悟。

首先，张健博士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以大历史的方法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层面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乡村治理问题涉及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是需要认真重视和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以史为鉴，实现中国乡村治理的善治，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完善、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次，张健博士的著作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具有严谨的逻辑分析体系，从时间维度上，对传统社会、近代社会、新中国的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治理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找到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本书的分析框架。

再次，张健博士突破了以往静态的、结构化的国家、民间精英和农民的关系图景，以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在洞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和行为基础上，张老师将围绕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发生的事件嵌入到非仪式化的平静的村庄生活场景中进行观察，从而动态的把握了隐蔽在乡村表层之下的各种微妙关系及其内在逻辑。

乡村教育变迁的动因及其展现形式 篇3

【关键词】乡村教育 变迁 传统 动因 展现形式

中国乡村的教育出现变迁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主要是近代以来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碰撞造成的。本文主要论述了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内涵，着重讲述了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碰撞是如何展现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

一、从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内涵和它们的特质来初步探讨我国农村教育的变迁

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中的“传统”和“现代”两个概念并不是绝对严格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传统往往被认为某个地区一直以来传承的含义，而现代更多的指的是创新的内容。下面对这两者进行简单的论述。

首先简单的说明一下传统的含义，传统就是某些集群的成员在一些象征意义上达成共识的文化基素，这些文化基素让人们产生集体感和归属感，经过长时间的传承成为这一集群的人们共同的认识和行为的价值基础。经过很多次重复后，不管它是否合理是否落后，都会支配着它所在集群的集体生活。在遇到毁灭性的干扰之前，它会一代代的传下去，生生不息。

其次是现代的含义，刚开始只是时间的不同，后来经过发展成为一个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概念，“现代”的含义成为了现代性，它的宗旨是使社会走向世俗并且摆脱神性和幻想，使人类获得幸福并且展现人类的尊严和才智。 中国的乡村教育变迁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展开的，很早以前中国已经开始这个方面的变化，只是近代以后才真正的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

二、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对中国农村教育变迁的影响

上面简单的对影响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传统”与“现代”两个概念进行了描述，下面从传统和现代的碰撞对中国教育乡村教育的变迁的过程影响的具体表征进行描述。

碰撞的点与面的描述，现代性是与传统相对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是通过影响教育者的思想观念来影响教育的，它主要是利用影响教育者的目的、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方面来影响乡村的教育和文化传承的。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乡村的教育主要是以德、智统一的教学论和教师观等为基本特征的，这些都与现代性的根本要求有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两者碰撞的点与面。具体而论，首先是现代性以人为中心观念导致乡村教育目的的转变，中国教育一直以来强调的是“天人合一”，虽然也有人定胜天等类似的说法，但是中国主要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向来注重道德的完善而轻视物质的探求，看重群体的观念而轻视个人的价值，注重整体思维，并且具有法古、崇古和注重权威的观念。因此人作为个体在中国的教育中是被忽视的，被认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现代性却以人类中心为主要观念，把人置于万物之上，我们的传统告诉我们“德”“礼”至高无上，而现代更要求的是“理性”“智性”。现代性一旦被作为教育目的得到认同后，对我国的乡村教育的传承是很大的挑战。

第一，进步的现代主义否定我国乡村教育的内容，进步的思想在时间上的直线性和文化观上的统一性直接否定了我国乡村教育中传承的已有的物质方面的传统文化内容，从而否定了其在知识价值等精神层面上的教育内容。这主要是因为现代性认为中国传统作为“过去”最终会被打入“野蛮”的死牢。在这种观念下很多传统的文化都被视为封建残余遭人遗弃，最终影响到乡村教育的内容。

第二，传统与现代冲撞的结果对中国乡村教育的影响。近代以来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上，传统都无不被现代所打败，相应的传统文化也渐渐的被现代文化所取代，但是中国的传统有其固有的优势，因此最终结果是在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性进行融合，寻求自身的适应性和发展，中国乡村的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也不断地转变，既保留着传统中的合理部分，也不完全屏蔽现代的冲击，寻求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第三，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各自自身的特性在不断的被人们接受，从而影响着中国乡村的教育变迁。中国的乡村教育的变迁实际上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进行的，两者有其自身的严谨性和被人们接受的度。严谨性主要是在体制方面，人们的接受度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两方面的冲突的感受中呈现的。最终人们的理解和对两者的处理决定着两者交锋的结果及其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长时间的延续，自成系统，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开放的加深受西方现代文化强烈冲击。传统的尊儒等思想近代以来开始被视为封建余孽，而西方的现代性却被推崇起来。正如近代以来众多学者的批判一样，这加速了西化的过程。随着西方观念的传入，我国的传统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乡村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传统的私塾到接受各种外来的学校组织和教育观念，再到现当代的学校体制，这是中国乡村教育的变迁最直接的转化和变迁。

三、结语

中国的传统教育存在了几千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的现代观念也有其被需求性，但是我国的乡村教育不可能与西方完全的融合，必须继承传统教育中的合理部分，这既包括思想文化也包括对自身价值的定位。同样我国的乡村教育也不能完全与现代教育脱节，所以我们必须在继承传统合理性的基础上尽量吸收来自外界的能够丰富自身的营养因素，这样在接受以往教训的同时使我国的传统教育得到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叶启政. 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揉搓.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

[2]杨善民，韩锋. 文化哲学. 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02）.

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研究综述 篇4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1.1 社会结构理论的概述

1.1.1 国外相关研究。

在西方社会学中, 关于社会结构的内容有不同的观点。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第一个给“社会结构”下了定义:“社会结构”是指各种社会个体、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 (1987) 认为:“结构”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事物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 (1988) 认为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层次 (微观层次) 到整个社会的层次 (宏观层次) 划分出若干阶段, 按着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会、社会阶层、国民社会。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彼特·布劳 (1975) 认为, 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 (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 所组成的多维空间。帕森斯则将社会结构的内容界定为四个具体方面:适应:获取资源、目标:定位和达成、整合行为:社会化、维 (持) 模 (式) :社会控制。吉登斯 (1984) 的观点, 社会结构的内容可以看作是由行动者可以利用的“资源” (配置状况) 和 (配置资源的) “规则”两个层面的内容所构成的。或者说, 是以一定社区中“资源—规则”的某种组合方式为内容的。

1.1.2 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 也有许多对社会结构的不同解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以及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而是处在不断分化和转型的过程之中, 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是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个人行为变化的基本因素。贾先文 (2009) 提出: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 是各种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 即一个社会形成的社会力量格局。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 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朱建春 (2013) 对乡村社会结构的理解。农村社会结构是农村社会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 是从微观到宏观一些要素的结合体, 这些要素包括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而张健 (2010) 对乡村结构的解释, 他指出:乡村社会结构是指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多方面结构状况的集成状态, 反映着农民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 决定着农民应对事件的能力。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乡村结构的理论进行了界定, 但是共同之处都强调了乡村结构是乡村社会资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配置, 进而达到均衡的结构。但是缺少强调“三农问题”中的农民这一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农民是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力量, 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1.2 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研究

1.2.1 国外相关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方面, 平野义太郎 (1943) 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美国学者施坚雅 (1964) 则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 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 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费正清 (1987) 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 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 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由此, 形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联模式:宗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1.2.2 国内相关研究。

而在国内, 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费孝通 (2005) 则从村落文化出发, 以伦理本位为基点, 以“家”为人际关联的基本空间单位, 提出了乡村人际关联的“差序格局”。甘庭宇 (2012) 从社会利益主体出发,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主体发生分化, 多元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整体性缺失较为严重, 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加剧。贺雪峰 (2012) 从不同乡村类型出发, 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分散型, 团结型, 分裂型三种。分散型乡村, 即在乡村内部缺少紧密相连的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农民集群, 每个农民都是相对独立的, 是原子化的, 是分散的;团结型乡村是指因为血缘与地缘的重合, 乡村社会结构相当紧密;分裂型乡村是指一个自然村一般都分裂为数个相互竞争的“小亲族”。阳芬 (2010)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国外的学者大多认为乡村结构是封闭的, 而国内的学者则认为, 乡村社会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 是逐渐由封闭到开放的。这表明, 我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变革以及城乡统筹的发展, 正在促使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使得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向新型乡村社会结构转变。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当把重点放在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研究中。

1.3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1.3.1 国外相关研究。

杜赞奇 (1996)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随之变迁。罗吉斯 (1988) 从宏观上描绘出技术传播推动美国乡村社会变迁。舒尔茨 (1990)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 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这种依据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一旦转化为现实利益, 又催生新的期望 (外出赚钱———很好———带动更多的人外出赚钱———更好) , 这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良性循环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促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1.3.2 国内相关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汪远忠 (2013) 认为利益是一种社会设置下的行动结构, 个体行动的利益指向真实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工来自农民, 准确地说是农民家庭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现实选择, 因此农民工是具有变革原有农民家庭结构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功能的因素。周春霞 (2012) 认为乡村空心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而乡村空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使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媒介学的角度, 关琮严 (2012) 指出将媒介视作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系统, 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力量, 它是通过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 从而触发社会结构变化的, 乡村社会也不例外。即乡村社会变迁似乎是由一种媒介推动的。更确切地说, 是由嵌合在乡村社会结构之中的媒介系统推动的。从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角度, 陈旭峰 (2012) 认为农民市民化能很好地反映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而文化资本是研究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视角。朱建春 (2013)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扩大化促进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从生产技术的角度, 张红 (2012) 认为社会变迁根据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而生产技术正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的效应,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时代因素和宏观环境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而国内的研究较少涉及到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原因, 比如成本-效益的对比。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要将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综合起来分析。

1.4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1.4.1 国外研究综述。

孟德拉斯 (2005) 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认识观, 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 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走向了“终结”。当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化的浪潮中, 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 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与法国农民同样的问题。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研究了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 构建了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该模型证明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 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而DW.Jorgenson二元结构模型对费景汉-拉尼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 他认为工业部门积累资本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是必要的, 但前提条件依旧是农业剩余, 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和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 即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越快, 其储蓄率就越高, 劳动力增长越快, 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1.4.2 国内研究评述。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影响:黄江泉 (2012) 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的精壮农民外出务工, 导致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作为这样结构下新出现的弱势群体———留守农民面临着原有社会网络资源遭受破坏, 现有社会网络资源继续向城镇流失的局面, 以致社会结构不合理, 社会资本日趋弱化。王宏 (2012)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造成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妇女化, 这一种结构性失衡, 后续人力资源短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造成农村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等问题日益显现。陆益龙 (2013)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转变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变化, 主要是乡村社会的个体性大大增强, 扩大了个体的自主行动范围, 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模糊性变得更大, 农民与政府之间关系趋于层级差异性。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积极影响:王云飞 (2012) 认为, 乡村结构的变迁, 促使政府和农民在观念上都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 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确定与稳定。李泉生 (2012)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 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层, 促进政府考虑不同社会阶层的民生需求,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以此来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王阿洁 (2011)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致使农民群体的分化, 进一步导致了农民的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 地位和生活需求的差别化, 这样农民群体的多样性就带来了其养老保障需求的多层次性, 推动乡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国内外学者都探讨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国外学者更加注重数学模型的分析, 国内学者则主要做了大量定性分析。在今后研究中, 应当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2 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也是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农村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也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但是, 总的来说, 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乡村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推动;城市城镇化和我国二元化体制的推动, 促进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相关的传播媒介等等, 都在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作用。

最后,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也给乡村社会、经济以及生活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挑战。

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篇5

系别：历史系年级：班级：姓名：蒋景涛学号：

10届 01班

2010091121

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 农户宗族和乡村自治的关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 分析了在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沟通功能、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协调功能、文化功能的不同。

关键词: 宗族;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特别是进入20纪90年代以来, 宗族与农村自治的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很多学者都从实地案例出发, 分析了宗族在农村自治中的作用和影响, 提出了很多问题和建议。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的历史演变的角度, 对宗族在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20世纪初中国乡村治理模式

(一)20世纪初, 即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对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认识, 国内学者主要有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无为政治下的乡绅社会模.和秦晖为代表的编户齐民的大共同体本位模式。乡绅社会模式认为自秦置郡县以来, 历史上从来都是皇权止于县政。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 传统政治的无为主义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 不使他进入人民日常的地方公益范围, 地方上的公益由自治团体管理。大共同体本位模式受到马克思对古代东方专制国家看法的影响, 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权过分强大, 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 乡村社会的权利结构完全处于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 1]。如上所述,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是国家权力渗透下的乡绅社会模式。因此,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依靠力量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政权赋予的权力;二是在乡村长期蕴育的传统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宗法制度的国家, 国家将道德法律化、宗教化, 家法和国法的本质是统一的。乡村治理最终是通过中央在乡村的代理和乡村自治团体共同管理的。由于中国乡村的特点, 政府都倾向于选择在乡村有治理经验的宗族首领或是当地有威望的乡绅作为自己在乡村的代理。因此, 在20世纪初宗族在中国的乡村治理中占有主导和重要地位。

(二)乡村治理中宗族的功能。由于宗族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功能单位, 对乡村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因此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是多元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沟通功能。在晚清和民国时期, 宗族中有威信的族人是政府笼络的在乡村的代言人。清朝晚期在乡间的乡正、里正等都是由族长担任或是由族长推荐人选;在民国时期亦是如此。族长或是族长推举的人的首要标准是德, 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作为族人的代表。一方面, 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他们在村中收取赋税、传达上面的旨意。另一面, 他们又作为乡间利益的代言人, 当族人或是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会拒绝服从上面的旨意, 或是代表族人或村民向上面反应情况。

2.经济功能。宗族的经济功能是指宗族利用族产的经济收入开展宗族内部的公共活动的功能, 同时族人内部形成社会保障的功能。冯尔康认为, 宗族经济主要是土地田产即族田

[ 2 ]。研究者一般认为族田作为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清代发展至鼎盛时期。关于族田的管理和经营, 学者们普遍认为, 族田由地主阶级管理, 其经营方式因具体情况不同, 分别采取佃仆制和一般的租佃制, 只有少数采取族人轮耕的轮种制。族田主要有庄田和祠堂田两种形式。在江南地区, 祠堂占有土地比义庄少, 其收入主要用于祭祀及族人聚宴。而义庄则主要由官绅阶层所建, 故规模较大, 其收入除用于祭祀外, 还用于族内办义学及救济族内贫民等 善举[ 3 ]。当族人内部家庭出现变故, 族人内部会相互扶助。父母双亡的孤儿, 族人会收留这个小孩, 把他抚养成人。

3.组织功能。宗族的组织功能是指以血缘为纽带, 以宗族组织为载体, 以广大族众为基础, 在族内动员社会力量, 组织互助合作和各种活动的功能。费孝通说:“ 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 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 经营各种事业。[ 4] 族人社会传统的中国农村, 组织功能是宗族最重要的一种功能, 它使族众在血缘的作用下形成一个整体, 必要的时候在行动上达到一致, 使宗族势力得到张扬。从一定意义上说, 稳固的宗族群体能给族众提供一种安全保障。他们在有外部侵扰的情况下, 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 并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

4.协调功能。宗族的协调功能是一种以宗族权威为主体、以族规祖训和乡规民约为基础, 协调宗族内部关系、调解族内纠纷的功能。宗族都有自己的权威, 这种权威象征着祖宗的法杖, 对广大族众有很强的约束力。诚然, 族权具有浓厚的封建糟粕, 但其作为协调宗族内部关系和调解族众纠纷的功能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农村历来是法律难以延伸到的一个角落, 乡间社区的各类关系及其纠纷不可能全部依靠国家的法制来协调, 相当一部分是靠宗族内部自我调节的。

5.文化功能。宗族的文化功能是一种以传承乡间传统礼俗为特征, 以形式多样的宗族活动为载体, 唤起广大族众历史感、道德感和归属感的功能。在乡村社区, 宗族活动是传承村落家族文化的有效形式, 如舞灯、赛龙舟、祭祖、唱族戏、修族谱祠堂、婚丧嫁娶等等。在一系列宗族活动中, 族众既满足了文化娱乐的精神需求, 也受到了传统礼俗的熏陶, 从而使宗族进一步增强了内聚力。

二、社会变迁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

(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乡村治理模式在这一阶段, 超强社会控制与单一权威格局下 宗族功能萎缩。这一时期, 中国的党政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表现在长期以来政治上的无情专政, 经济上的高度集中, 思想上的高压禁锢。在这种背景下, 农村社区只存在单一的党政主体权威, 其他任何非主体权威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族权作为旧秩序的典型代表更成了重点专政的对象, 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被视为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宗族势力和宗族观念被视为旧势力和旧观念。于是, 宗族的功能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 从表面上 看, 宗族似乎销声匿迹了。然而, 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乡村地区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 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宗族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只是其活动的方式更加隐蔽了, 功能日益萎缩了, 影响力下降了。这一时期的宗族仍保留了其有限的组织和协调功能, 乡村社区时而出现的宗族械斗事件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 我国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放松了政治控制。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 国家控制一切的局面被打

破了。此后, 随着农村政权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削弱, 宗族组织逐渐活跃起来。但是, 宗族组织的功能还是十分有限, 其很多功能都已经转移到政府机构或是实现了市场化, 其功能的分化如下:

1.作为上级政府与村民的纽带的功能。建国后, 我国在乡村建立了完善的政治结构。1990年, 国家立法要求各村实行村民自治, 建立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的管理机构, 自此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成为村级事务的管理部门, 同时也成为村和上级部门联系的纽带。政府的事务, 如收税收费, 计划生育等各项事务都是村两委来具体执行。在现有村级民主不够完善的条件下, 村两委不能充分代表村民的利益和意志, 特别是在村两委的组成人员是由上级制定的情况下。因此, 在遇到与村民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后, 村民的利益很难得到有力的保障。

2.经济功能。在改革开放前, 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宗族的集体财产不复存在, 宗族的经济功能也完全瓦解。改革开放后,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的经营权划归所有, 也不存在集体的经济。虽然大部分地区的宗族活动有所复苏, 但是经济功能仍是十分薄弱。不过在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一些宗族内部集资或是某些族人捐资设立了新的形式的族产, 形成了新的宗族经济。但是这些族产的规模一般较小, 主要作用是为宗族祭祀、祠堂维护提供经费, 若有多余用做救济族内的贫困家庭或是扶助老人。如地处珠江三角洲鹭江村中的车氏宗族, 1985年其在香港的族人车榕柏捐资修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厂房, 1989年宗族在原厂房的北侧又建了两栋四层的厂房。其每年的收入主要的支出内容为: 族祭10万左右;村中车氏居住地带的公共设施7-8万元;平均分给车姓的四个经济合作社20-25万元;给农民退休的老人(55岁以上)每人500元/月, 共10万元左右。同是鹭江村的莫氏家族, 2000年保留了祠堂原有的门面, 并使之与拆除主体后新建的五层出租屋合为一体, 获得了客观的效益[ 8]。但是由于失去强烈的宗族一体的意识, 加上经济基础的分散, 宗族社 会保障的功能也已经基本丧失了。在农村家庭有人患了重病, 只能通过向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借贷筹款, 族人的概念已经疏离了。

3.组织功能和协调功能。由于村两委的建立, 宗族作为正规的组织机构和村民关系的协调机构已经退出了。但是宗族隐形的组织功能和协调功能还不能忽视的, 特别是在姓氏构成比较单一或是宗族观念比较强的地区。

4.文化功能。宗族的文化功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的专政的环境下已经完全萎缩。改革开放后虽然环境有所放开, 但是随着新一代人成长环境的变化, 传统文化的流传出现了断层。除了婚丧嫁娶这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还保有传统文化的方式, 以及显示宗族存在的祭祖活动, 宗族内部相互扶助, 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已经陷入停滞。鹭江1948年时族祭的种类主要有开灯、清明祭扫和春秋二祭等。一些仪式为宗族的凝聚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象征。因为共同的崇拜、共同的仪式证明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利益。而今, 昔日的神诞庆典远逝了, 岁首开灯和添丁报喜的仪式未见恢复。令老人们兴奋不已的舞狮场景, 也已变成了对阖族同庆生活的追忆。[ 8] 传统文化衰落的同时, 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的农村新文化根基是十分浅薄的。电影进农村、样板戏进农村都成了昔日的回忆, 电视是大多数农村地区唯一的文化活动方式, 很多农村地区的集体文化生活近乎空白。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农村地区赌博等不良的文化风气趁虚而入, 在农村地区形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建国以后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宗族组织存在的基础,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宗族组织的功能完全由政府承担。改革开放后, 政府的力量逐渐退出了农村

治理的范围, 但是农村社会保障、道德教育、文化功能既没有由宗族承担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又没有新的机制来保障这些功能, 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道德教育和文化都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

参考文献:

社会变迁与社会衡平的失落 篇6

严景耀先生(一九○五——一九七六)，浙江省余姚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和法学专家。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政法学院教授。严先生二十年代步入学术界之初就立志从事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研究。一九二八年即在燕京大学讲授犯罪学，一九三0年任前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助理。这些初始的学术经历，令严先生善于用社会学的方法将社会问题、文化环境与犯罪现象联系起来考察。当时这个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学者，并不急于找一个体面的工作，而是设法到狱中作志愿犯人，品尝铁窗风味。虽然这对他的亲友来说不啻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笑话”，但严先生却趁机搜集了许多极有意义的个案，得益匪浅。以这些材料为基础，严先生于一九三四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论文就是《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成书半个世纪之后，在纪念严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们才能读到这部著作。

犯罪是个人与社会的剧烈冲突，是社会必须对这些不协调行为的排斥和消除。由此，无论是从社会本身或是从犯罪者个人来看，犯罪着实浸透了浓郁的社会含义。本书以社会观点研究形成犯罪的过程，它的特色在于始终将犯罪搁置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赋犯罪以广泛的社会性质。犯罪社会性的最初起点基于个人的出生无一不是面临着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环境和确定行为规则的社会。个人无力改变这些已经建立了的“情况”，往往只是在潜移默化中认同了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规则。一旦个人的观念和行为与这些社会“情况”发生碰撞，法律便挺身而出。个人的犯罪就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犯罪现象有不同的理解。考察这一点，便生发出犯罪社会性的另一种含义。各种不同的文化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并据此对个人行为作出自身的解释。这便招致同样的犯罪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或是在“相同的”社会文化中，而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意义。换言之，对任何犯罪行为的评判都受特定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制约，个人毫无选择自由。对于不同文化环境中许多貌似相同的犯罪现象，必须透过它们存在的特定环境把握其不同的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作者拓宽了研究犯罪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既然对犯罪的理解和评判不可能超越特定社会文化环境，“据此，如果不懂得发生犯罪的文化背景，我们也不会懂得犯罪。”(第3页)同时，作者认为，犯罪是对传统社会风俗习惯的背离，是这些风俗习惯的反常表现形态。要认识和理解所谓“正常”的传统、习惯和道德观念，不对这些“反常”的表现形态进行研究是不可能的。对犯罪及与其有关的社会现象的单方面考察，必然招致对社会文化现象的轻忽和淡漠。而这是不能说明犯罪的原因及其社会和法律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犯罪现象自身也成了社会文化的一个侧面，与其他社会文化现象构成一个有机体。研究犯罪现象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化及其问题”。据以上分析，作者得出了个人、犯罪、社会、文化这几者关系的极为值得关注的结论：“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只要考虑到发生行动的社会文化传统就可以得到理解和解释的原则，那么，再进一步探索一个人的个人经验，同样可以寻找到我们文化的来源和意义的原则。假使以上概念是正确的，中国的犯罪只能以中国文化来解释，另一方面，中国犯罪问题的研究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很大帮助。”(第5页)对犯罪现象的这种广博理解是颇有意义的。

在过去国家政权交替不止、社会制度变化无常、新旧观念处处碰撞、社会危机四处潜伏的混乱时代中，不言而喻，社会、文化、法律和个人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难于寻到一个能达到协调状态的衡平点。由社会危机而招致的社会变迁，常常是把危机传递给个人。此时，个人的惶惑不适往往演化为反社会的行为。于是，犯罪现象的出现就具有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

严先生从犯罪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这一理论前提出发，探讨了中国社会这一剧烈变迁时期的犯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是透过许多内容翔实、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来考察犯罪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的。他采用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以北平、天津、东北和上海等地区为主要对象，据个案的不同性质归纳分类，说明不同犯罪产生的特定社会背景。它使我们能在个案中洞悉社会变迁，又能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理解个案反映的社会衡平失落的种种缘由。这种极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至今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运用。

作者研究了最能说明当时的社会变迁与犯罪现象关系的五类犯罪，即破坏家庭罪、侵犯财产罪、政治犯罪、杀人犯、吸鸦片犯。据严先生分析，这些犯罪现象成为显突的社会问题，是在社会危机、文化冲突这一总背景下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大致有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的与新的道德伦理观和法律观的矛盾。

婚姻家庭是社会变迁、观念革新波及的首要对象，作者首先考察破坏家庭罪其理由恐在此。依照传统，中国的法律和道德伦理最重于维护男女关系的授受不亲、妇女贞操的不可侵犯。这一传统得以延续是以妇女作为丈夫、家庭及至整个社会的附属品为前提条件的。然而，由于商品经济的日渐发达，要求个人自由社交和恋爱已不可避免。“人们从农村迁入城市，旧家庭制度被破坏了，所有家庭的一切准则也无效了。”(第59页)有关男女间关系的新的道德伦理观显然正在游离于法律的首肯之外。法律对这些不祥之兆的反响必然是依仗其背后的强制力来压制之、否定之。于是，诱奸罪、性道德败坏罪等有增无减。从作者列举的个案可以看出，这类被告多是因不依父母之命，与传统抗争，追求婚姻自由而最终被判处刑罚的。

这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伦理观与封建法律的必然矛盾。在这两者抗争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有趣的插曲：清末修律时，对于和奸无夫妇女是否治罪，成为法理派和礼教派相峙不下的一个焦点。法理派力主现代伦理观，认为法律原则应该追逐西方社会的潮流，主张尊重女子之个人自由，反对混道德、教育与法律、刑罚为一谈而追究无夫奸之法律责任。礼教派则极力主张未嫁之女与寡妇的社会地位从属于父母姑翁，她们与人和奸实质上是父母姑翁们的奇耻大辱。如果官府放任不究，则不堪蒙受奇耻大辱的父母姑翁们“强者将刃，弱者将自裁，合境之民亦将哗然而不服矣”。又说，一旦“男女都可以和奸，和奸以后生下子女，又可以和奸，要是以此为家庭教育，无论什么事，杀人放火都可以教育了”。长此以往，必定是“女德之堕落如水就下。”面对这些凌厉的攻势，法理派居然以败阵告终。

由此可以窥见，传统法律和观念对封建婚姻伦理的维护极为坚决，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传统的判断婚姻伦理的社会价值标准在于是否利于维护封建家族内的长幼秩序和男尊女卑。因之，如果封建的家族关系不改变，法律的使命亦不可能改变。新的婚姻伦理与封建法律的碰撞在此成为不可避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作者笔下找到那么多诱奸罪、性道德败坏罪的缘由。

还有另一类犯罪是封建的婚姻伦理与新法律矛盾的结果。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废除了许多封建陋习，规定重婚纳妾为罪。然而，正如勒内·达维德所说，立法者的工作虽为国家的发展所必需，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和看法。历来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并没有因这一新法律的产生而自行消散。于是，某些人便仿效那些有妻有妾的前辈，自己也要娶数妻数妾。殊不知，“革命后的法庭不同了”，许多人便因此犯重婚罪，锒铛入狱。

其二，传统的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和新的社会生活原则之间的矛盾。

作者指出：“在中国，最近二十年的变化较之前一个世纪的变化异常显著。一个国家，长期在生活的所有的各个方面都受着传统的统治，突然在工业化、商业化的过程中急剧地失去了它的社会控制力，”(第213页)这是许多犯罪出现的直接原因。

确实，在没有受到外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冲击之前，中国是一个纯粹的乡土社会，村庄间、地区间的交往甚少。数千年延续下来的道德规范就足以处理好人与人间的关系，许多集体的生活原则便能有效地将种种个人越轨行为防于未然。人们不仅在观念上鄙视法律对自身生活的参与，实际上也很少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种无法意识的长期熏陶下，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观念自然相当淡薄。随着都市经济的日渐发达，商品经济原则要求排斥乡土社会某些纯朴的集体共同生活观念和道德伦理。农村中许多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评判个人行为的价值准则在一个逐日开化的新世界面前失灵了。结果，那些浑沌未开的昔日乡民们在介入都市生活时，还依然故我地去判断与他人交往中自身行为的社会意义。于是，在社会的变迁中，许多人对法律维护的新的社会生活原则惶惑不解，直至以身试法，沦为罪犯。

据作者列举的个案分析，传统的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和社会生活原则之间矛盾而招致犯罪的情况有两类。

一类是，对于同一行为，传统的调整方式与新的法律调整方式不同，致使这一原来合乎社会生活原则的行为变为犯罪行为。盗窃罪最为明显。作者调查了北平郊外一个四千人的村庄。该村两年中只发现了两个外来小偷，村民们训斥一顿即告了结。父老们告诉作者，他们从未遇到过犯重罪的，两年里有了这两个小偷已经够糟的了。作者认为，乡村中的盗窃罪少“是因为家族的‘共产主义’家族制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一个人从他们家庭或家族中拿走什么东西根本算不上犯罪。他可能因此受到家人或家族传统的教训，但他不是罪犯。”(第25页)都市中的生活则不同。在那里，处处弥漫着财产所有权的观念，法律严格维护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然而，许多刚刚被卷入都市生活的乡民们还是用“家族的‘共产主义’”态度来对待他人的财产，却不知法律是多么自私和冷酷，要把他们对他人财产有所染指的行为定为盗窃罪。个案39中因拿了他人两捆大葱而被控为犯偷盗罪的被告斥责警察(他不知警察为何物)干预他的行为是多管闲事，并以在他老家中可以到别人园子里吃点果子或菜来证明他的行为不为“偷”，更不为罪。法官告诉他：“这就是法律，这就是公道！”

第二类是，原来乡村间许多控制个人行为的方式失灵了。都市生活环境中充斥了招致犯罪的诱因，个人一旦不能自制，就将触犯法网。在闭塞的乡村间，长期的相互交往和共同生活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行为规则，人人都理所当然地遵循先辈们设定的生活道路。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这里，没有什么差别阻碍各人间的充分了解，人们好恶相投，连臭味都一般。许多人根本就不可能萌生为越轨行为的意识；少数人一旦表现出不稳倾向，必立即受其亲友和邻里的劝阻和斥责。“但这种融洽的社会控制和集体生活的共同负责的精神在城市里是没有的，这就很容易使人走上邪道。”(第99页)作者认为，都市社会是非个人关系的社会。个人间为求生存的竞争疏远了乡土社会那种人与人间的亲密联系。自己尚且自顾不暇，那里还能对他人的行为持关心和负责的态度呢。原来那些源于多方面的对个人行为的约束方式荡然无存了。同时，都市洋货充斥，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与乡村社会相去甚远。金钱和享受的诱惑无处不在。这种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不适应都市生活的犯罪的增加。许多侵犯财产的犯罪，甚至杀人罪都是由此而生的。

其三，与社会变迁和社会危机并存的战乱和失业，把许多人抛入了贫穷困苦的深渊，犯罪成为保障生存而必须采取的方式。

“一船洋货运进中国所造成的中国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破坏远较日本一艘军舰侵入中国所造成的灾难更为严重。家族主义不能提供适应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的能力。”(第69页)在土货与洋货的竞争中，农村的许多手工业经济被击得粉碎。许多人背井离乡另谋出路。乡民们离乡时满怀憧憬和期望，认定城市是一个发财致富的好去处，但是，那时发育并不健全的中国工业经济对工人的容纳量极为有限。对于这些没有知识和一技之长的农民来说，就业机会确实不多。失业者的行列不断壮大。到城里做生意的农民们运气也不佳。他们固守纯朴的乡村道德伦理观念。在经济交往中，他们用良心信用约束自己，亦想用来约束他人。视签字画押等法律手续为多余。结果往往是屡屡受骗，倾家荡产，生活无着。就如费孝通先生说：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农民们对新生活的憧憬和期望换来的却往往是被社会抛弃的冷酷现实。社会竞争失败后的饥寒交迫促使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社会变迁把自身的危机传递给了许多不幸的人。危机与贫困并存。于是，这些被剥夺了面包的人同时也成为被剥夺了道德观念的人。贫困象一把锋利的刀，把他们从道德之树上砍了下来，他们几乎毫无选择地掉进了法律的罗网中。社会、法律和个人之间完全是一种相互冲突的关系，衡平点消失了。对此，作者的结论是：“个人适应在社会与个人的危机同时出现

的瞬间，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援助就会犯罪。”(第59页)

其四，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严重地危及了现存的社会制度。法律想压制和消除这些矛盾，把那些反现存社会制度的行为宣布为犯罪。于是，政治犯罪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政治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它对社会制度的反应是主动的和有主张的，其行为和

目的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因而，对什么是政治犯，不同的统治集团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在中国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前，倡言民主自由就是叛国；辛亥革命之后，那些顽固复辟帝制的就要被送进监狱；对于当时的南京政府来说，共产党必然受到残酷的惩治。

由此，政治犯罪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企图复辟清室王朝，另一类是要求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前一类是反动的，已逐渐失去其追随者；后一类是进步的，是对未来社会秩序的追求，这就是南京政府称之为“共匪”的信仰共产主义的犯罪。后一种政治犯罪受到特别关注。作者认为，叛逆现行社会的共产党的产生，是要求变革顽固

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制度愈顽固、愈难改革，暴力和流血就愈不可避免。这是社会变迁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得到了不堪忍受政府苛捐杂税剥削的广大农民的支持和参与。但是，这种反对现行政府和社会秩序的犯罪威胁力愈强大，则法律的镇压愈残酷。在社会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反动与进步、落后与文明的冲突中，在先进阶层要求抛弃某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旧有文化观念时，政府的残暴压制招致了社会、法律和个人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调。法律成为扰乱社会与个人达到新的衡平的罪恶工具。

人们在社会变迁招致的不协调面前并非无能为力。只是社会衡平的寻求和犯罪的减少与预防必须靠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努力。法律制度的改革、社会公正和正义的保障、以不停顿的观点对文化与人的行为的各方面关系作全面考察，等等，都是这种努力的重要步骤。只是依靠法律医治(惩罚)犯罪是不行的——法律往往受人们思想论断偏见的局限。这种做法肯定“就象女仆用拖把想拖干地板，却没有把往地上漏水的水管关好一样的劳而无功。”(第208页)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北大

乡村社会变迁 篇7

从白鹿村村落社区的变迁来看,20世纪关中乡村社区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变动,行政区划变动频繁,随着一系列行政机构深入乡村以及新式教育机构的开设,关中村落的权力与文化中心重新分化组合。通过考察近代关中乡村的村落社区与集镇社区,我们发现,陈忠实笔下的白鹿原社区,与历史上关中乡村社区的普遍情况是一致的,可以说,白鹿原社区的变迁也是关中乡村社区变迁的一个缩影。

从居民状况来看,在陈忠实的笔下,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出白鹿原居民的诸要素:居民总量与消长流动、居民结构与阶层等。近代以来关中乡村居民经历的剧烈变动,既体现在由于天灾人祸导致的人口数量的剧烈波动上,也体现在乡村居民的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分化流动上。旧有的士绅、族长等乡村“精英”,日趋消落退隐,而一批以搜刮为能事的土豪劣绅则异常活跃。

在乡村权力失范的情况下,一批黑娃式的人物脱离了乡村社会发展的正常轨道。“关中刀客”以及延续了整个民国年间的匪祸,无不表明关中乡村居民在近代分化变迁中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与陈忠实对白鹿原上居民状况的描述是一致的。

家庭、婚姻与宗族是构成乡村社会的基础。《白鹿原》以同属一个宗族的白、鹿两家族的升降沉浮为情节主线,深刻地描述了近代关中乡村家庭结构与生活的变迁,展现了宗族的具体形态及功能。小说中的鹿兆鹏、白灵、黑娃等就是因为受到了宗族制度的迫害和先进思想的影响才起来批判、反抗宗族制度的。鹿兆鹏反抗包办婚姻、白灵冲破阻力进城求学、黑娃与小娥的结合都是对宗族制度的批判和反抗。《白鹿原》里反映的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整个关中乡村家庭、婚姻与宗族的变迁经历。

科学而有效的社会控制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白鹿原》里完整地描述了白鹿原上社会控制的结构及变迁。进入民国以来,国家权力对关中乡村社会控制不断加强,乡绅与宗族影响持续减弱,伴随而来的是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内卷化”。“有声望的乡村精英不是逃离村庄,便是由富变穷,到了30年代,富有声望的人在经济中的领导作用日渐减弱,其在政治中的作用更是如此。”[1]绅士充当地方道德表率的角色明显减弱,劣绅操纵地方事务,损公肥私的事情屡有发生。关中乡村社会控制的这种状况在《白鹿原》里就有真实的反映。国民党的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使百姓四散逃亡,白鹿村沿袭了几千年的家族统治完全崩溃。一直苦苦支撑的老族长白嘉轩彻底丧失了信心,他把在家未逃的族人召集到祠堂里,说:

“各位父老兄弟 ! 从今日起,除了大年初一敬奉祖宗之外,任啥事都甭寻孝武也甭寻我了。道理不必解说,目下这兵荒马乱的世事我无力回天,诸位好自为之。”[2

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化是社会运行的重要内容。通过对近代关中乡村社会的劳动生活方式、物质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交往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的考察,《白鹿原》全面地为我们展示了一部关中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化变迁的丰富画卷。从物质生活方式来看,从白鹿原走出去的新式人物,白灵、鹿兆鹏、鹿兆海,皆穿上了新式服饰。从精神生活方式变迁来看,旧式教育逐渐退潮,新式教育开始兴起。就连朱先生主持的白鹿书院“生员们互相串通纷纷离开白鹿书院,到城里甚至到外省投考各种名堂的新式学校去了”。滋水县也筹建起第一所新式学校——初级师范学校,朱先生勉强受聘出任教务长。

乡村社会变迁 篇8

一、“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面貌呈现

对“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内涵探索需要同传统农村社区做一定的区分。关于传统的农村社区, 费孝通认为, 农村社区是礼治秩序, 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无为政治, 基层社会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1]。徐勇认为农村社区是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 是通过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 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以此建构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而形成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2]。李学斌认为, 农村社区是一个功能和情感共同体, 因此农村社区的建设应着重强调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 其长远目的是为了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3]。项继权教授认为, 农村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4]。以上学者们从农村社区的地域状态、功能等方面展示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生活共同体。而中国西部的农村社区由于地域阶梯式发展差异, 以及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因素, 其面貌与学者们所述的农村社区有一定差异, 其发展相对滞后, 在传统农村与现代社会的变迁中表现出另一种形态。

其一, 在地域上,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就是以建制乡镇为依托, 农民迁弃原来生活的偏远区域, 选择集中居住在建制乡镇或临近建制乡镇的地区, 形成了自发式迁移聚居的社区。其二, 在从成员构成结构上, 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中, 居民主要是来自不同的村庄, 或是来自不同的基层生产单位的农民。其三, 在经济生产方式上, 居民以农业为主、兼业为辅。也有部分脱离农业成为城乡服务业的服务者, 如从事副食零售、批发行业、餐饮等等。其四, 在居民交往方式上,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居民一方面遵循具有“差序格局”的传统社会交往方式,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现代性特征。如交往中出现了具有契约社会中的功利性, 契约、合同等经常存在。其五, 在文化价值情感上,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中的居民没有形成统一的价值情感。由于生活空间差异, 彼此并不熟识, 居民的聚合是团状、块状的, 小团体的价值观单一, 容易受到其他小团体价值情感的冲击, 甚至解体重组。小团体有共同的习俗和文化以及价值观, 遵循共同的社会规范, 但同时在现代气质的冲击下不断现代化, 渐渐呈现出两种气质兼具的“双重人格”。

基于以上描述,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是一种介于传统乡村聚居形态和现代社区聚居形态之间的一种自发式的聚居经济生活共同体, 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区。在这里, 人们既团状聚集也团状分离。团体之间以及团体内部都呈现出不稳定性、易碎性, 社区内部没有统一的价值情感、集体意识。社区居民没有脱离传统的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但又与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有着一定的联系, 流动性、摆动性成为经济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因此,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实际上是在各种条件受限而衍生的一种不健全的社区。

二、“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是如何形成的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能够在中西部地区的落后农村区域存在, 有其必然性。为此, 我们必须清楚两点:一是农民为何而聚, 二是农民何以能聚。为何而聚是指农民迁移的动因, 何以能聚是农民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为何能够停留。早在1938年, 赫伯格提出了“推力—拉力理论”, 认为人口迁移是迁出地的推力和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5]。推力是来自于人口迁出地内部的不适, 而拉力则是来自迁入地的吸引。“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形成过程也必然与这两股力量密切相关。

(一) 为何而聚———推力

首先,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聚集的起点。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劳动力转移问题为整个社会关注。学术界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流向已经基本达成共识, 一是就近转移, 一是异地转移。就近转移主要是指劳动力就近转移到附近的城镇中去, 既可照顾农业生产活动, 又可寻找兼业的机会, 创造一定的经济收益。从“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农民的聚集区域来看, 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他们往往选择就近转移到城镇附近。小城镇的相对优势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空间和机会。这成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居民聚集诱因的起点。

其次, 农村社会变迁致使农村生活空间“过疏化”成为理论基础。目前, 发生人口过疏化的典型区域主要有经济比较落后的偏远农村地以及大中城市的远郊。从局部来看, 中国山区农村人口疏化的趋势更为明显[6]。农村生活空间的过疏化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如乡村的人口流失拉大了村民的交往距离, 对于村庄的互助系统产生巨大影响。村民在应对自然灾害、保障财产和生命的安全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中西部偏远农村多依山而建, 洪涝灾害、滑坡、泥石流、干旱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 村庄缺乏青壮年劳动力及时应对灾害, 而村民互助困难、农村生活空间的过疏化使得农民在应对这些问题时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和思想压力。此外, 农村生活空间过疏化还导致村庄服务体系瓦解, 如农村小学破产, 农村医疗不便利等。

再次, “乡村精英”的带动作用成为农民的迁移助推器。帕累托认为, 精英是指那些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了突出成就和冒尖的人[7]。即乡村精英是那些在乡村社会中由于其“灵活的头脑”, 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运作方面能力凸显, 在乡村经济活动中获得了优先权和明显的优势地位, 进而在一些领域起着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人。中西部农村地区中首期离乡的“头脑灵活”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获得了大量的资本积累, 或在非农产业中, 如外出务工后得到较多的经济收入后选择迁移出去。他们离开土地后和村庄后, 在建制镇或者中小城镇购买房屋, 改善了生活条件。这在很大程度上燃起了落后贫穷地区农民改变生活环境的激情, 为农民转移到新的生活区域起了示范带动作用。

最后, 农民现实需求成为直接动因。从农民的现实需求来看, 主要有家庭结构的变迁, 如子女组建新家庭所需要的条件;良好教育资源的趋向, 如第三代孩子的教育;对医疗条件的趋向, 如较好的医疗条件保健养老等。现实性需求是农民迁移到新的地区的最直接动因。

(二) 何以能聚———拉力

农民从乡村迁出, 为何能够聚集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这个特殊的地带, 这就需要突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特有优势。

首先,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更加接近优质资源中心。从农民迁移的动因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农民迁移实际上表现出的是对优质资源的趋向性。具体而言, 从基础设施来看,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所在地区更加接近城镇地区。城镇地区具有的聚合程度较高、资源价值较高、可利用度较高的公共资源, 能够农民迁移的现实需求。就教育来看,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居民利用地区优势能够更加接近良好的教育资源, 满足子女教育和隔代教育的需求。从医疗条件来看, 无论从医疗水平和医疗人员素质来说, 城镇的医疗水平都是农村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在我国快速老龄化的今天, 农民对良好的医疗资源需求迫切。从工作机会来看, 农民在农业生产之外, 还可以在城镇中获得兼业的机会, 如在建筑工地当“小工” (即指在建筑工地上的给专业人员打下手的非技术人员) 。

其次, 居民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能获得一定的价值认同感。虽然前面认为,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价值情感呈现出小团体化、易碎性、不稳定性, 但相较于疏化的乡村生活空间, 这种小团体情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迁移紧张、孤独困境, 为农民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带来了便利, 也加速了农民对新地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相对于城镇的较为现代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 农民更易于接受“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价值情感和生活空间。

再次,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与农村的经济生活距离较短。齐美尔指出, “距离”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 “距离”的实质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主客关系, “距离”是自我与周遭环境的一种关系[8]。借助这一概念, 我认为, 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与农村之间存在着一种经济生活距离, 它是农民从工作场所到居住地的实际里程以及农民自身的生产技能和心理认同的综合距离。从前述我们发现, 居住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农民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农业为主。迁出地———农村成为他们经济生活的主要地域而存在, 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 尤其是农村硬化道路的建设, 为农民借助于现代的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实现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创造了便利。此外, 农民娴熟的农业生产技术不会因为地域性的迁移而消亡, 农民对待农业生产的心态没有发生改变。因此, 从这些层面上看, 我认为,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与农村的经济生活距离没有因为农民自身的迁移而拉长, 相反距离还是较短的。它使农民实现“摆动式”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最后,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居民难以接受城镇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成本。从“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居民构成结构上, 我们不难发现, 农民成为居住主体, 其生活方式、作息时间、休闲方式等都是传统的农村样式, 带有浓厚的乡土色彩。这与城镇的较为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难以契合。正如我在鄂北走访时, 有居民说:“什么都要钱。水电, 煤气, 垃圾处理等等都要钱。白天到处是灰, 穿不到个干净的衣裳。晚上好晚, 车的声音轰轰响, 难以入睡。个人都待在自己的屋子里, 对门的人是哪个都不认得, 人情味淡了不少, 怀念乡村的那些熟人……”而“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相对自由的、低生活成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成本是农民所能接受的。

综上不难看出,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成因是农民个体因现实因素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自发式选择, 是来自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较差的生存和发展资源与城镇边缘的较优质的生存生活资源的巨大差别, 促使农民在此聚集, 而形成了具有过渡形态的经济生活共同体。

三、对“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发展前景的思考

“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存在于我国中西部偏远不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 存在着许多同农村社区相似的问题。如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社区管理体制缺失、文化教育实践活动缺乏, 等等。“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社区, 从长远来看, 其发展必然面临着转型的问题, 即过渡为现代意义上的社区。由于其与农村社区有许多相似, 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发展道路上, 新型农村社区成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转型的不二之选。

1.设立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在中西部的偏远农村地区, 要实现社区的转型, 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必须要政府财政的支持。长期以来的中西部资源分配不均, 加上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当地政府在推动社区建设, 实现社区转型方面显得力不从心, 民间组织亦缺乏相应的实力和动机。作为一项涉及基本民生的惠民工程必然需要国家财政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国家拨出专款, 设立专门的账户资金, 专款专用, 专门用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社区各方面建设, 着重用于基础教育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9]。只有这样才能够发挥财政资金的效力, 迅速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2.有针对性提供公共服务。在“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建设和未来的转型中, 政府要根据各社区的群众需求, 引导计生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法律咨询、科技培训等基本公共服务进入农村社区, 建立健全有效覆盖、有序参与的农村基层公共服务网络, 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3.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提高服务管理水平。社区组织建设的完善程度与否直接关系社区的管理服务水平。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涉及组织制度建设、组织管理人员素质提高。为此, 需要加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党组织建设, 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对党组织人员和社区服务人员加强培训, 提升综合素质和服务意识;加强社区管理理论培训, 使社区组织管理更加科学。

4.开展文化教育实践, 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第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因此, 要想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 就应该增加其在城镇中寻找工作的竞争力, 创造就业机会, 提高生活的适应能力。第二要提高居民的社区主人翁意识, 培养社区责任感和认同感。如开展法律教育活动、治安管理宣传活动等, 增加农民对社区管理的认识, 提高自身责任意识;开展互帮互助活动增加居民彼此的亲近感, 拉近社区居民的距离, 培养社区的集体意识, 增加归属感。

5.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建立人才引进机制。“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技术人才的支持。“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建设需要大量的精英人才的投入。为此, 需要社区和政府共同携手, 打造引进人才的优良环境和发展平台, 鼓励本地精英回乡参加建设, 引进人才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建设服务。如在政策上给予便利, 鼓励发家致富的农民回乡投资, 开办企业, 拉动经济的发展;鼓励大学生回乡当村官, 为其提供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生活保障, 使其为乡村建设出力等。

摘要：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的限制, 出现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社区——“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它是农村地区居民应对乡村人口流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为改善生存环境而主动迁移聚集形成的一种社区。本文通过对“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的定义、特征描述, 重点就其成因进行了分析, 并指出了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迁弃聚集”,式乡村社区,过渡型社区,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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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齐美尔.陈戎女译.货币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

乡村社会变迁 篇9

如果说中国舶来西方现代文化时只取其功利主义成分而缺失其深层的制衡因素,造成了“社会的缺位”,那么至少还有另一个方面是不容忽略的。中国的乡土文化自古就含有实用主义成分,农民的性情倾向中也早就存在功利主义。面对当前城乡生活水平的巨大差距,加之政治意识形态中“富农”、“致富”的口号,乡土文化特质里的实用主义成分迅速与舶来的西方功利主义相亲和,形成一种独特的伦理价值体系,在乡村场域中占主导地位,而传统的乡村伦理逐渐处于被支配地位。

20世纪30年代,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梁漱溟曾提出从儒家传统伦理出发,通过乡学村学,继承乡约的传统,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以培育个人和团体的新伦理。最终还是革命派通过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造。但遗留下来的伦理问题仍未解决,并在今天以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呈现在世人眼前。乡村伦理涉及农民的价值观问题、观念问题、素质问题、生活意义问题。不理解这种变化,就很难把握乡村治理与建设的内生基础。因此,对该问题的关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资料来自笔者在四川省X村的多次田野作业(2007、2008、2009)。X村为丘陵地形,原有609户,1900人,94年起青壮劳动力陆续外出务工,现村只剩占原人口50%的中老年人和30%的学龄流动人口。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出导致耕地大量抛荒,老人只能靠往年囤积的粮食加上向邻里购买的谷物为生。整个村庄呈现出一片衰败。

一、几点概念说明

何谓伦理?“伦”即关系,“理”即道理和规则,伦理就是处理人们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理和规则。在秦汉之前,“伦”和“理”很少并用。直到秦汉之际,才形成“伦理”这一概念。中国乡村社会的伦理问题前人早有述及。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就指出,中国的真问题是文化失调,秩序混乱,而非纯粹的政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家庭父子之间、学校师生之间、朋友同侪之间,乃至政府与人民、上级官与下级官,统统不能相安,彼此相与找不出一个妥帖点来”,其中所谈及的正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即“五伦”。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说道:“人之有道也,保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在汉代受到官方提倡,人伦在宋代真正渗入民间成为百姓处理人伦关系的内化原则。但随着中国国难当头,革命者们猛烈抨击传统五伦。谭嗣同在《仁学》中就指出,五伦中唯有朋友一伦涵平等之义,其他皆为专制之物,都应废弃。这就是中国智识世界对现代性的回应,可由此带来的社会文化问题不容忽视。目前,致富热在农村成为主导思想,一种新型的经济伦理逐渐在乡村场域中占据主导。这种伦理以经济尺标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工具理性地利用各种可资利用的物质和人脉资源,以实现心中理想生活。这种新型的经济伦理与其说是新一代农民内生而成的性情倾向,不如说是在更大的社会空间里城市文化支配着农村文化的体现。这种经济伦理其实是城市文化伦理在乡村变异的结果,它为村民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并未带来其发源地背后的一些相应理念:责任、平等、不侵害他人权利的自由。其导致的结局就是“私”的剧烈膨胀和家庭结构的剧烈变迁。

何谓家庭结构?家庭结构指家庭的构成状况,它是由全体家庭成员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所组成的稳定的整体性关系模式和维系机制。对农村而言,邻里关系可囊括于“扩大了的家庭”,所以农村老人的家庭结构变迁不单指个体家庭单位的变迁,还包括以个体家庭为中心向周围扩展的人伦关系的变迁。通过对这批三十年代出生的老人的口述史整理,可以在民间重建这部中国乡村人伦变迁史。

二、从乡绅、家族的消失到“小家”的出现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有其自身延续性的生活共同体。建国以前,乡绅是乡土社会伦理文化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一般和基层农民是有区别的,但存在着血缘关系,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和农民保持着亲属关系,而另一方面又大多走出农村,住入乡镇和城市,成为具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和统治阶级相互沟通。”乡绅兴办祠堂、学堂、水利等公共事业,在乡土社会拥有较高权威。有时乡绅与家族势力重合,甚至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当村民家庭发生纠纷、不孝事件发生时介入进来,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道德革命猛烈冲击旧道德。建国后,“破四旧”等政治运动使乡绅最终消失,组织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精英群体缺失。但五十年代的集体化使村民首次过上了一种较高程度有组织的生活,有效地维系了社会团结。集体化本质上是精英领袖希冀用一种重“公”的新伦理替代小农重“私”的旧伦理,避免中国在工业化发展中陷入西方资本主义功利化。但这种排“私”的激进做法忽略了村民物质层面的现实,导致该体制在八十年代不得不抽离。不过这种社会体制的确维系了乡土社会的团结。虽然乡绅、家族体系造成破坏,但传统人伦关系和伦理道德还流动性地存在。

八十年代初土地下户,过上有组织生活的村民又缩回原来的小家庭中。但与建国前的情况不同,改革开放使利益观念渗入内地,小家出现了,小夫妻更愿意为自己的小家谋利益。公社时期尚有专门的夜校、培训班、扫盲班,负责乡村的文化教育,不孝者会被送往培训班学习,弥补了乡绅、家族的消失带来的伦理文化上的影响。而土地下户后,经济赤裸裸地被提到首位,基层干部的职责也主要在收税和计生方面,传统伦理生活组织瘫痪。家庭内个体更加独立,家庭矛盾和离散趋势逐渐显著。

古代乡村社会也有分家,但大多出于经济压力,大家庭的理想只有富人才能实现。可分家出来的小家庭也只是大家庭的简单复制,家庭结构并未发生本质变化,仍以父子、婆媳为主轴,伦理纲常为凝合剂。但土地下户后,分家出来的小家庭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以夫妇关系为主轴,两性感情为凝合剂,父亲不再拥有至上权威,私利心日益严重。

三、九十年代初:空巢化到轮养制的瓦解

八十年代初虽然“小家”出现,但除家计分开外,大家仍同住一个宅院,共用厨房,进行频繁的日常互动,日常人伦关系并未完全破坏。虽然公共生活逐渐消失,各家顾各家,但农闲时,尤其是杀猪时,很多邻里远亲都要来帮忙。大家一起杀,并把猪血浸润黄纸贴于堂屋猪神灵位的墙壁上,以保佑来年猪不生病。杀完后,大家共坐一桌,一边吃猪肉,一边聊着村里近来发生的事情。这是乡村社会融合的典型方式,也是一种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道德意涵。通过这种方式,乡土社会的伦理得以维系。如果哪家遇到困难,邻里依然发挥着生活互助、情感支持的功能。

1992年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速。这时,西方功利主义才首次真正从城市全面渗入乡村底层。务农日益成为一个很不赚钱只能维持生计的行业。务工比务农轻松,而且可以让人享受城市生活。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家庭日益呈现空巢化隔代化特点。

9 2年,X村的女青年率先去浙江务工,而男青年在家务农。随着女青年在那边挣到钱,男青年也靠着亲缘、老乡网络陆续跟去。刚开始只是间歇性务工,即农闲时务工,农忙时回家务农。到后来,变成纯粹的务工,几年才回家一次。

老人开始在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上出现疏离。

古代乡村社会分家后,老人如到了丧失劳力的年龄,不会独立出来,而是依靠儿子的生活单元,这是一项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是人们观念里理所应当之事。而九十年代,一方面传统乡约、家族体系早已不在,一方面缺失的城市文化作为先进理念盛行于世,外出务工的子女大多忙于挣钱,有条件的子女也因嫌村里条件不好过年也不愿回村。不定期的货币补贴取代了传统的生活照料和轮养,养老制度彻底瓦解。

以个案王氏家庭为例。02年王氏夫妻分别70、68岁。由于体力无法支撑正常的田地劳作,他们在人们的建议下再次分家,将自己所有的财产如农具、土地、猪和锅碗都分给三个儿子,开始实行三个儿子的轮养制度:每个儿子养半年,该哪个儿子养的那半年两位老人就同那个儿子一家共同生活,帮忙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供养顺序是: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此时二三儿子都在外务工,只有大儿子在家务农,老人被正常轮养一年。可到03年下半年本轮到大儿子供养时,大媳妇认为自家子女上学负担重拒绝供养,使得供养关系中断。由于二三儿子还在外省务工,那半年老人只得种地供养自己。轮到二三儿子供养时,由于他们在外地,只能以寄钱的方式实行供养,04年上下半年各寄回700多元,并把各家原存贮的粮食(谷子、豆子)供老人食用。老人只能继续干农活自理生活。由于看到大哥不实行供养,父母也重操旧业,在外地的两个儿子05年开始也不再按各自的半年给老人寄钱了,只是在过年或老人过寿时给老人寄300元左右的孝敬费。这样维持了两年的轮养制最终彻底瓦解。

四、乡村伦理困境

乡村伦理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始终与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相伴而行。像梁漱溟、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就开始从乡村伦理、乡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前途与命运问题。其中费老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更是深刻地体现了他的忧思。“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得有自知之明,既勿复旧,也非全盘他化,而应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即要增强文化的主体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浪潮开始席卷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乡村社会在这一次浪潮中真正受到了全面的冲击,乡村生活的合理性及乡村伦理的价值越来越受到破坏和质疑。农民不再坚持祖辈的信仰,价值观被现代化的机器重塑,整个乡土社会像被抽空了一般,只剩下些许遗风人伦元素在空气中零落地弥漫、流动。城市的伦理文化开始统治整个中国。

就X村来说,自土地下户后农民的公共生活日渐稀少,如今更是扭曲为兴盛的赌博事业。在小卖部昏黄的灯光下,牌桌就是一个交流的空间,闲聊的空间,它具有抽象的符号意义。在这种窄化了的公共空间中,他们不断生成的不是文化自觉的意识,而是畸形的生活意义感和价值观。

而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这三十年他们历经着各个方面的疏离。首先是社会关系的疏离。改革以前,家是一个团结紧密的整体,成员共持家计,老人拥有较高地位。公社时期的赤脚医生、乡里乡亲的互帮互助,至今都是老人心中最美好的回忆。而土地下户后,尤其九十年代,公共意识更加衰微,各家都谋各家的私利,村民纷纷离开农村,熟人社会的乡土因子日益减少,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加萎缩,生活视野更加狭窄。

第二是社会参与的疏离。社会参与对于社会成员非常重要,它关系着该成员对自己所生活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果参与不够,会出现成员与社会的疏离,甚至纽带的断裂。以前,坝坝电影、田埂堰坎、村头院落都是村民闲聊交流的社会空间,他们谈着村子的过去,谈着自家的家事,而孩子们则在嬉戏,享受着乡野童年的欢乐。村小还在发挥着它文化传递的功能,作为乡村文化中心,在村民的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现在,乡村的文化生活非常稀少,缺乏生成乡村文化主体性的空间。回忆集体化时期频繁的政治活动倒是很快乐的事情。

第三是社会服务的疏离。公共服务是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商业网点服务、社区服务等多方面。其中医疗卫生服务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十分重要。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培养了自己的本土医生。赤脚医生不仅使农民有寻医问药的较好网络,而且有效地缩减了城乡在医疗服务方面的差异。随着去集体化的浪潮,农村医疗体系瓦解,赤脚医生在中国农村消失,伴随而来的是农民难以获取可靠的医疗服务资源。目前我国初步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但水平还比较低,无法切实满足农民的需求。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农村老人无法避免的遭遇。其本质则是传统文化伦理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复杂表现。功利主义的新型城市伦理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诚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于强调利益观念无非是对乡村伦理秩序的一个巨大破坏。大众传媒对城市价值观的一边倾态度,进城后生活样式被迫发生的改变,以及年轻人价值观的变化,使得乡村社会文化失序,更无法谈“文化自觉”了。

五、结语

党中央在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我们必须意识到“新农村”的提出,不仅是一个经济的现代化与治国安邦的政治问题,更内含着现代化就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素养、文明全面提升的伦理问题。“新农村”诉求着伦理道德,新农村的“新”其关键也应是培育新农民。同时,30年来农村一直发挥着稳定的功能。缺少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和谐。伦理精神是和谐社会的支撑,是最基本的内在要求。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重建以乡村伦理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使广大农民形成什么是好生活的新概念,重新找到生活意义世界的支撑点。让老有所养、秩序井然的小康社会真正实现。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以农业的工业技术化、农村的城镇化和农民的市民化为基本内容的农村改革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生活样式。传统的乡村伦理遭遇到城市的新型伦理,呈现萎缩凋零的局面。本文以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的视角,通过对农村三十年来家庭结构变迁的田野调查,呈现30年社会转型中乡村伦理困境,以期引起人们的反思。

关键词：社会转型,乡村伦理困境,家庭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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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会变迁 篇10

一、经济来源由单一变多元——失地乡村最直接而明显的变迁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1]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1]然而,被征地后的失地农民失去了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这对村民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城里人可以用土来藐视乡下人,但是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1]

(一)B村的地理条件

B村属于半山区,海拔1930米,年平均气温16℃,年降水量769毫米,适宜种植蔬菜、水果等农作物。该村不仅是中国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呈贡的重要部分,还有闻名海内外的宝珠梨,这些都是当地村民原来的主要经济来源。“直接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在土地上的”,[1]没有了土地,村民们需要另谋出路。虽然政府在征地拆迁中给予了村民一定的补偿款,村民在失地后一段时间里的生活有了保障,但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

(二)商业区分红

该村回迁房北邻Y大学,西邻K大学,有近6万的大学生消费群体,处于黄金商业区域。在回迁房建设好后,村居委会牵头成立了商业区,村委会以竞标的方式将商业区租给商户,每年村民们都能从租金中获得不少的分红,这成为村民失地后的最主要、最直接的经济来源。

(三)买车跑运输

部分村民利用征地补偿款买车,跑起了运输。这是有车村民的经济来源之一。其中,有的是所谓的“黑车”,即类似于出租车那样载客,但是没有出租车所需的相关营业执照。由于这是这部分村民的生计之一,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对这种现象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原有土地的继续使用

拆迁规划中的建设通常是逐步进行的,因此有的村民的土地并非一开始就被占用,而是暂时保留。这些土地上原有的农作物包括果树等,依然归原来的主人,村民也可以继续在土地上种植蔬菜。这也成为这部分村民的经济来源之一。

(五)出租房屋

住在回迁房里的村民,如果分配有不止一套房,也可以向村落时那样将多余的房屋出租。然而不同的是,以前的村落,大多数村民都会建多层楼,有多个房间可以出租,自己可以像个“包租婆”一样,收入相当可观。B村的回迁房里,两室一厅的租金一般为700元每月,三室一厅也只有1000左右,远不及村落时的收入。这给村民们的可持续收入造成了困扰。

(六)投资商圈

有一些村民用补偿款投资其他的产业,如在商业区租门面经营店铺等。为了补偿与生计,居委会会给予他们很大的政策减免,最大限度地支持失地农民的经济生活。

二、失地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间接但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变化

村民们失去了土地,不仅直接造成了经济收入方式的复杂变化,还间接导致乡村人际交往、思想观念、传统习俗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一)人际交往变得淡漠

在村落形式里居住时,村民邻里之间就像一家人,平时都是大门敞开。互相串门是家常便饭,就像是自己家一样,孩子们也是嬉戏打闹,并在各家之间窜来窜去,来去自如。大家有什么好吃的,也都很乐于分享。晚上、节日等空闲时间,村民们经常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打牌,其乐融融。然而在社区式的生活中,这种和谐欢乐的景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小区里有五十多栋楼,谁住在哪栋楼的哪一户,都是通过在村委会的统一抽签来决定。原来熟悉、关系很好的邻居,很多不再是邻居,甚至可能一个在小区的这头,而另一个在小区的那头。这种距离显然使村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方便且乐于串门,而是来往越来越少,关系也慢慢淡化。在访谈中,村民们普遍谈到了这样的情况,并且强烈表示这些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然而,社区里的一栋栋楼、一堵堵墙、一扇扇门,把原本关系很好的邻里区隔得很远很远。他们很怀念往昔的那种岁月,有的老人在谈及这些事时甚至哽咽落泪。其中有一位老人说,她有一位老伙伴生病了,直到去世,消息才从其他村民那里传来,她很遗憾没能陪在老伙伴身边。她说,在以前的村落,她们是邻居,有什么事情都会及时知道,如果有她的及时照料,这位老伙伴可能就不会这样去世。

在城市社区里,即使是对门,大家一进家门也会把门关上,似乎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自家里的空间,甚至在门外偶然碰面都觉得尴尬。生活在这样的社区空间中,一道道门阻隔了村民之间的关系往来,也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许多村民表示,以前村落时大家的门都是敞开着的,很方便、很亲切,而现在,即使你有东西想跟邻居分享,但是当你打开自己的门时,还要去敲对方的门,还不一定有人在。有时等到对方开门,然后是一副惊讶的眼神,“感觉很见外一样,这种感觉,酸酸的、怪怪的,会让你不想以后再这么做了,觉得你是你的,他是他的”。

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农业生活基础之上,B村同样基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落后的生产工具和土地不能移动等特点,人们对人口、劳动力及和睦相助高度重视。但乡村城镇化则打破了这种和谐。

费老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就是私”,“‘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1]而社区里家家户户的一扇扇门,更放大了这种特性,人们封闭在自我的空间里,变得越来越少与外界交往,哪怕是以前关系很好的邻居。“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家,为了国家可以牺牲天下。”[1]在社区模式下,虽然有居委会的主持,但是村民们依然经常为了商业区的分红而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再顾及以前的邻里旧情,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二)思想观念发生变迁

从村落到社区,村民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在采访对象里,有一位开“黑车”的李师傅,被问及喜欢以前有田地的生活还是现在的生活,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现在的生活。“以前只能种地,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下来也没多少收入。但我们在征地中有补偿款,就可以用来买车跑运输,也可以用来做其他的投资,毕竟时代进步了,社会发展了,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尤其是习总书记这一代领导人,倡导全民创业,而创业是需要资金的,按照以前种地根本不可能。”

另外,在中国社会中,血缘和地缘关系占有核心的地位。但大量研究表明,无论是在中国内部还是海外,在现代市场的发展中,人们经常利用亲缘、地缘关系来发展自己的生意。同样,B村也有村民在新的经济模式中,与亲朋好友合作,以寻求生意发展商机。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方的经济发展,也各得所需,但是这种合作已经不是纯粹地基于亲友感情,而是更多地夹杂着利益观念。美籍华人、人类学家张鹂在其著作《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中说:“虽然需要强调亲缘、地缘关系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不必讳言在家户内部和同乡群体内部所存在的剥削和不平等。”[2]

正如张鹂在《城市里的陌生人》中所说,“(温州)大院存在着多重的社会经济紧张关系,例如从事相同行业的家庭之间在生意上的竞争。在大院老板和普通住户之间、温州业主和他们所雇用的工人之间,出现了新的社会依附关系和剥削关系”,[2]而不再是单纯的出于情感的互助。翟学伟在其著作《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也提到,“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与面子的社会。众多的研究成果和文化比较已经证实这一点”,[3]然而“人情”从原来的村落到现在的社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三)传统习俗面临的困境

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时代潮流下,乡村的传统习俗也面临着困境。B村以前的村落时代,几乎家家门前都有个庭院,不仅村民们聚集在这里聊天、喝茶、打麻将,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即作为办婚事或者丧事时的聚集空间。按照B村的习俗,有人去世时,需要在此人生活的空间奏乐三天三夜,以慰藉逝者,超度亡灵。同时,还要在庭院里摆放各种纸做的祭奠逝者的用品,并摆酒席宴请前来悼念逝者的亲朋好友。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都聚集在庭院里。然而,在社区的住房空间里,没有了庭院,楼房房间的空间也非常有限,不便于奏乐做法事,村民们难以进行传统的习俗仪式。这给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以前的村落时期,逢年过节或者逝者的忌日等重要文化习俗节日,村民们都会在村里路边烧纸钱,以表对逝者的怀念与祭奠。但是在社区模式下,由于需要进行社区化规范管理,不允许随意烧纸钱。在这样的条件限制下,村民们传统习俗的进行与承继遇到了困境,有的开始淡化,甚至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四)亲友关系的演变

项飚在其著作《跨越边界的社区》中提出了“系”的概念。他认为,“‘系’是以某一行动者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的组合,或者可以叫做‘关系丛’,它类似于我们平常所说的‘圈子’”,“它是在人们原来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在流动和经营的过程中形成的”,“‘系’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不同关系的组合”。[4]村落时期,由于各自都只是经营自己的农作物,“靠天吃饭”,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所以B村村民们之间的关系一般只是单纯的亲友关系。但是在新社区中,人们既可以从商业区得到分红,也可以自己经营商铺,获得经济收益。为了收获更好的生计,亲友之间最容易互相合作、互利共赢,这就很明显地出现了一个生意圈意义上的“生意关系”。这两个关系圈有重叠的部分,即既是亲友关系,又是生意上的合作关系,这个重叠部分构成了现在村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核心系”。当然,这些系与系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随着圈内的交流与互动,这种关系也会随时发生变化和转换。如果利益上得不到合理分配,就会发生矛盾和纠纷,进而危及生意关系甚至亲情关系。

在村民们的聊天中,笔者经常能听到他们谈论某某人在生意中采用了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或者某件事上他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自己村的都那样做,太可耻了。”他们认为,应该保持以前那种美好的亲情邻里关系。然而事实上,这种关系已经被商业利益所侵蚀,一去不复返了。老一辈人对此表示很失望。

(五)“礼物”意义的嬗变

“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交换方式之一。”礼节性的“礼物往来维持并创造了各种——合作性的、竞争性的抑或是敌对性的——社会联结”。[5]在B村以前的村落时代,“礼物”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正式的礼物是指婚嫁、生日、祝寿等重要时刻赠送的礼物,尤其“婚礼是农村生活中最重要的礼物交换场合,礼物在仪式的不同阶段被送给不同的受礼者”。[5]而非正式礼物则是指在日常生活里,邻里之间比如说有什么好吃的,或者自己家的果树收获了,顺便串门,给邻居共享。这种非严格意义上的礼物,正是村民间和谐关系的典型体现。但在社区时代,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礼物,其意义和内涵都发生了嬗变。

由于村民们失去了他们世代耕种、赖以生存的土地,所以在商业区的分红和生意上都希望得到更多的经济收益,以保障自己及家庭的生计。他们会向村委会委员送礼,以便在商业区分红和生意店铺等中得到特殊的照顾,或者起码期望能借此保障自己应得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这种情景下的礼物,显然已经不是村落时期单纯意义上的礼尚往来,而是具有了一定的功利性。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中说道,“从那些相对‘简单的’社会中概括出的礼物交换规则,诸如回报义务和送礼者的优越性等,并不总是适合那些更为复杂的、分化了的、存在发达劳动分工和显著商业成分的社会的现实”。[5]

(六)家庭形态的改变

“家庭在任何社会都是人们最初社会化的场所,其本身的特点也是构成不同人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中国人的家族是一种扩大式的家庭形式,是一种几代同堂,具有一定范围的血缘关系的成员组合,并对村落和国家的形态产生影响”。[3]B村村落时期与此类似,然而当人们住进社区式楼房后,由于每户至少能分配到一套房子,儿女与父母分开住,或者拿着补偿款到城里投资做生意,只有老父老母独守空房。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家庭中最主要的父子关系受到阻断,导致整个家庭连续体的弱化甚至终止。小家从大家分离出去,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规模和程度,终将会出现“另起炉灶”的可能。原本和谐、平衡的家庭形态发生了改变。

笔者租住的房子对面居住的是一对七十多岁的老伴儿,他们每天上下五楼,老爷爷生病了,只有老奶奶一个人照顾,因为他们的儿女都不在B村,不能及时赶来或者随时照顾。后来老爷爷病逝,只剩下老奶奶一个人住着89m2的房子。

社区所造成的这种区隔变化,直接影响着家庭成员尤其是老一代人的生活和幸福感。他们不再像以前村落时期那样享受邻里和谐、其乐融融的关系,儿女对他们的关怀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缺失。

三、结语

城市化进程推动着乡村快速城市化,然而在被城镇化的过程中,乡村原有的文化习俗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受到巨大冲击。人们的观念在这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发生着变化,与时俱进的同时,却丢失了原本的那份纯真,趋于势利;人际关系也失去了原来的那种和谐,慢慢变得淡漠,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而由于社区中缺乏应有的场所和载体,乡村原有的文化风俗难以为继,甚至逐渐消逝在村民的生活中。如何面对乡村与村民传统文化的承继困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在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同时,却牺牲了原本已经拥有的和谐和幸福感,失去了人们早已习惯的文化习俗和精神寄托。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人民出版社,2015:1-3,25,33.

[2]张鹂(美).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利与社会网络的重构[M].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60,96.

[3]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二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97,99.

[4]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M].三联书店,2000:24,27.

朝鲜华侨的社会变迁 篇11

规模的变迁

1945年，朝鲜半岛境内的华侨人口总数约达8万，其中北部约有6万。截至2009年，据辽宁省丹东市华侨联合会统计，朝鲜华侨约有5000人。朝鲜华侨人数的减少与其加入朝鲜国籍，以及归国定居等因素有关。

1945年朝鲜半岛光复后，有近两万名朝鲜华侨回到中国与家人团聚。上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又有三万人回国定居。至1953年末，居住在朝鲜的华侨总数为11839人。此后五年间，朝鲜华侨的人数基本稳定，因自然增长，人数略有增加。据朝鲜华侨联合会的有关统计资料显示，至1958年，朝鲜华侨共有3778户、14351人，其中男性为7980人，女性为6371人，就其籍贯看，以山东省居多，占90%以上。1959年到1961年，正值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有少数中国边民及业已归国定居的朝鲜华侨越境进入朝鲜，从而使朝鲜华侨人数有了一定的增长，超过2.5万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朝鲜华侨中的不少人在中国大使馆“建设社会主义朝鲜”的号召下，加入了朝鲜国籍，成了朝籍华人。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中朝关系的变化和朝鲜国内政策的影响，又有大批朝鲜华侨回国定居。1962年，原隶属中国大使馆领导的华侨联合会和华侨学校改由朝方负责。此后，朝鲜华侨的教育和就业出现了一些问题，加上华侨居住地分散，一些人的婚姻问题也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至1970年通过正常渠道归国定居以及私自越境回国的朝鲜华侨约有18000人。

20世纪70年代起，中朝边境恢复了边民与华侨的探亲往来，据统计，1971～1978年，以探亲名义回国后留在辽宁省的朝鲜华侨就有145户、247人。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祖国的日益繁荣昌盛强烈吸引着朝鲜华侨回国定居。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华侨归国定居问题在政策上亦有一定放宽，国务院在1979年曾专门下发了有关文件。据统计，从1979年至1985年，约有3000名朝鲜华侨回国定居。从1986年起，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根据国内企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实际情况，对华侨归国定居的审批又趋于严格。据统计，1986年至1993年间，每年约有150名朝鲜华侨回国定居；1993年至1999年，每年回国定居的朝鲜华侨人数一般在10～30人。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11月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外交部、公安部、劳动部、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朝鲜、蒙古华侨安置办法的通知，自此之后，朝鲜华侨归国人数日益减少，国家对朝鲜华侨的安置工作也由一项日常工作转为偶然性工作。

社会地位的变迁

20世纪50年代，朝鲜华侨的经济实力比较薄弱，特别是在朝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朝鲜华侨已无独立经济实体，取而代之的是华侨工人、农民的独特的职业特点。朝鲜于1958年10月决定将华侨农业合作社与朝鲜人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农业协同组合；所有华侨私营小企业完全转入国营工矿企业，华侨小企业主和手工业者均成为工人，经营杂货和饮食业的小商人也成为国营商业部门的职工。如此一来，朝鲜华侨就没有了独立的经济实体。

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朝鲜华侨的社会地位几乎与朝鲜人一样，可以享受11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水电费及口粮的供给与补贴，以及不纳税等。但是作为外国人，朝鲜华侨没有机会参加政治活动，只有很少一部分从事华侨教育的教师算是涉足了政治。近年来，多数华侨从事商业贸易，因此在经济上比朝鲜居民要略显富足。另外，虽然华侨不能参加朝鲜的政治活动，但也相对自由，他们可以通过出国探亲接触新鲜事物，而且进行政治评论也不受严格的干涉。

到1961年为止，朝鲜还建立了多所华侨学校，当时几乎所有华侨子女都能按时接受教育，还有近百名华侨学生进入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等30余所大专院校深造。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华侨教师数量开始逐步减少，朝鲜人开始统管华侨学校的教务，教育方式也完全“朝鲜化”。如今朝鲜境内的中国人学校实际上已成为朝鲜学校，独立的华侨教育已不存在。现在多数华侨只能进入朝鲜的工厂或者企业做普通工人。

当代朝鲜华侨的社会变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从分布情况看，多数分布在大城市以及中朝边境城市，其职业95%以上是商人、工人、农民。其二，从经济地位看，朝鲜华侨始终未能发展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但因其可以通过回国探亲从事贸易，绝大多数华侨经济相对宽裕，属于朝鲜整体生活水平的中上等。其三，在政治、文化方面，朝鲜华侨相对自由，但因其数量的不断减少，政治影响力不断减弱。

自二战结束到现在，除了在中国三年困难（1959年～1961年）时，中国前往朝鲜的华侨人数出现短暂的增长之外，之后一直在不断缩减，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积极妥善地安置了旅居朝鲜的归国华侨。如上世纪60、70年代，当时从朝鲜归来的华侨大部分被安置在人民公社；也有少数被安置在国营农场；一部分技术人员被安置在厂矿、企业；文教、卫生人员被教育部安置在相应部门。值得一提的是，辽宁省和吉林省在安置朝鲜华侨方面还借鉴当时广东省的模式建立了华侨农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不断取得伟大成就，更多的朝鲜华侨陆续选择回国发展。

第二，朝鲜华侨是朝鲜社会的组成部分，其社会地位等各方面的变迁受朝鲜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政策的影响显著。中朝两国在抗美援朝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朝鲜政府曾经非常照顾旅朝华侨。但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朝关系的变化，朝鲜政府在对华侨施行的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政策也有所改变，这成为华侨选择归国还是留朝的重要推动因素。

乡村旅游的开发与传统文化的变迁 篇12

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关系到乡村旅游的理论构建, 不同的学者对这一概念分别进行了诠释。有的学者认为, 乡村旅游是将农业生产、农业生活和生态环境合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开发模式, 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 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 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1]。在何景明、李立华的《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一文中, 提出理清什么是乡村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认为乡村性的特征是: (1) 地域辽阔, 人口密度较小, 居民点的人口规模较小; (2) 土地利用和经济活动以自然农业用地和林业用地为主, 建筑物占地面积较小, 即具有乡村型的自然景观, 并具有较强的季节性; (3) 有传统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 应该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做如下界定:是指在乡村地区, 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乡村旅游的概念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发生在乡村地区, 二是以乡村性作为旅游吸引物, 二者缺一不可[2]。

二、乡村旅游的开发对传统文化的变迁

中国乡村旅游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 经过20余年的发展, 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乡村旅游开发促进了乡村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给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值得我们努力去做。但面对乡村地区脆弱的原生态文化环境, 面对相对处于弱势的乡村地区传统文化, 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加重了资源供需的失衡。乡村旅游开发在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 无疑对一些传统文化也造成诸多消极的影响。

1. 传统文化被过分商业化, 使传统文化丧失了古朴性和

乡土性。传统的民间习俗、庆典活动都是在传统特定的时间、地点, 按照传统特定的内容和方式举行的。但是, 很多这种活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逐渐被商品化[3], 它们不再按照传统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 为了接待旅游者, 为了迎合旅游者的观看兴趣, 随时都会被搬上舞台, 并且表演的节奏明显加快。将传统的文化习俗逐渐庸俗化, 脱离了特定的环境和背景, 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使乡村传统文化失真, 甚至被扭曲, 乡村旅游资源特色大减。

2. 外来文化加速了乡村地区传统文化的变异。

旅游开发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交汇行为, 大量旅游者带来的异族异地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外界信息进入了当地社会, 破坏了旅游地社会、生产和生活现存的和谐与平衡, 外来文化与民族地区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碰撞, 甚至出现局部的对立, 从而干扰了民俗文化的原有秩序和发展进程。旅游地的有些乡村地区由于与外界接触较少, 其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能够代代相传, 由于旅游业的介入, 异地风情、不同意识和生活习俗的进入, 往往使旅游地的传统文化被冲淡、同化甚至消失。由于乡村居民迫切渴望改善生活条件, 运用现代化建筑材料, 将有特色的传统民居改建成华丽洋房;或建造一些非当地风格的建筑, 与当地原有建筑风貌格格不入, 破坏了乡村整体形象。如, 中国傣族地区的民居主要是干栏式建筑, 过去是用木头或竹子作柱、楼板为墙, 茅草盖顶, 上层住人, 下层用作畜厩或堆放农具杂物。由于受汉族建筑的影响, 傣族地区的民居建筑材料发生了变化, 其墙都用砖、石砌筑或用水泥夯筑等, 屋顶盖上瓦, 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竹楼了。屋内陈设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与汉族城市居民无异。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 由于缺乏对乡村旅游本质的认知, 旅游接待设施建设逐渐陷入城市化误区, 使浓郁的乡土气息遭到破坏[4]。

3. 乡村旅游开发造成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改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乡村地区的少数民族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 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 也是其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 随着旅游的开发, 受外来风气影响, 一些地区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 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过去这些地区的人们重义不重利, 认为见利忘义是不道德的。他们拿出好酒好菜、空出最好的房间招待素不相识的客人, 拿出最好的民族服饰供客人照相之用, 当导游不收分文报酬。现在, 在商品经济和当地旅游业的带动下, 他们开办私人旅馆、餐厅、舞厅等, 在经营过程中也发生了从重义到重利的转变。

4. 乡村旅游开发往往阻碍一些传统文化的传承。

传统文化具有传承性, 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口传心授、言传身教, 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 从而阻碍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5]一些旅游开发商以现代艺术形式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不恰当的包装和改造, 使之失去了原有内涵;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小孩子, 长期的耳濡目染, 很容易认为这就是本民族文化的常态, 他们在这种氛围中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非常不利。

5. 乡村旅游开发往往使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遭到破坏。

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及旅游设施的建设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环境进行改变和破坏, 加速了传统文化的消亡。有些古村落为了吸引游客将村民迁出, 但又会有其他的居民进入, 使古村的传统文化失去了载体, 古村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 演化为喧嚣的各种交易的场所;传统社区不复存在, 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三、保护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

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但是, 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如何引导传统文化的良性变迁, 则是乡村旅游开发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1. 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 切实防止开发性的破坏。

乡村旅游开发中, 都要充分保留、利用传统文化中丰富多样的乡情民风, 从服饰、歌舞、文字、习俗、物品、生产工具等一切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的独有的东西, 都会激发游客们的好奇心, 都是具有欣赏价值的旅游资源。注重协调保护传统乡村文化与发展旅游经济之间的关系, 防止乡村旅游过度商业化。规避传统文化的庸俗化、舞台化, 应建立健全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 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与稳定性;认真分析乡村习俗、风情、服饰、建筑、农耕等丰富多样的乡村传统文化沿革,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内涵, 提供真实、深刻的表征本土文化的乡村旅游产品。特别是要注重抢救性地保护即将消失的文化。一定要兴利除弊, 对可能出现的破坏性影响要做到事前防范, 力求达到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

2. 正确引导游客的行为, 增强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蜂拥而至的游客, 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对当地文化生态造成伤害。通过导游或其他的宣传途径, 引导游客在欣赏美丽而神秘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候应当尊重被访问地的文化、风俗习惯, 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当地民族文化[6], 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够传承并动态向前发展。

3. 发挥乡村旅游的教育功能, 鼓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 增强当地群众的文化保护意识。

通过教育等手段, 及游客对当地文化的参观、参与, 增强当地群众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加强对自身文化的承传。使当地群众意识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是维系其民族存在的最重要的纽带。了解到民族传统文化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从而更加自觉地执行有关的保护法规;认识到旅游业发展起来后, 当地群众自觉抵制外来的不良影响, 是保护民族文化最有效的途径。鼓励当地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当地社区居民对当地环境的了解, 能够向游客提供真实的解说及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体验, 有利于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 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4. 提高决策领导、管理人员、开发商的文化水平。

在乡村旅游开发与规划中只有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才能在实际操作中自觉采取保护措施。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人们无法意识到其行为的破坏性;即使保护起来也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文化是长期的历史积淀, 是不可再生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使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另一方面要保护传统文化, 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够传承并动态向前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的丰收, 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邵琪伟.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J].求是, 2007, (1) :42-44.

[2]李丽娜.西班牙乡村旅游的发展及启示[J].老区建设, 2008, (17) :3.

[3]杜艳.基于文化生态平衡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08, (27) .

[4]周玲强, 黄祖辉.中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 2004, (4) :572-576.

[5]孙天胜.关注民族旅游开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影响[J].中国民族, 2006, (9) :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