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

乡村社会（共12篇）

乡村社会 篇1

进入新世纪以来, 学界持续关注包括民族地方在内的基层社会乡村治理问题。30 年农村改革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稍许回顾有这样三个步骤的改革:第一步是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农民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 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 与此同时,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以人民公社管理的农村集体所有制乡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农牧民有了个人自主经营的身份和权利, 以及在农村开始逐步实行的村民自治的基层社会。第二步是国家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农村税费改革, 是国家规范农村分配制度、遏制面向农民的乱收费、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摊派, 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一项重大措施。它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 农村税费改革牵连着基层政权建设, 过去县乡级政府整体支配基层乡村社会条件发生转变, 进一步减少了可动用的体制内资源条件, 产生了乡村治权的弱化现象。我国著名乡村问题研究专家于建嵘、何建明、温铁军等人指出, 我国乡村存在“强发展、弱治理”现象, 认为“基层治理体制蕴含着一种系统性风险”, “具有深刻的政治性, 是一种政治危机”。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分析世界范围内众多的“革命”现象时指出, “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 “得农村者得天下”。农村改革第三步就是当前实行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的农村综合改革。这一改革明确提出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新要求, 也衔接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治理的基石, 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建构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和道路。

一、从国家治理能力视域看乡村社会治理的必然性

在现代政治中, 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从国家治理能力视域看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紧迫性。因为我国9 亿农牧民发展需要制度环境, 只有实现农村改革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大力推进, 中国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中国是农业大国, 农村基层政权被视为国家政权的基础。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视角出发,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基层农村社会具有两个不同治理阶段。前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 随着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一大二公”, 逐级提升公有制水平, 乡村治权得到不断强化的阶段。治权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行政管理权能不断得到强化;二是依托农村血缘、人情、舆论等机制实现的乡土文化, 为意识形态强制改变;三是各级组织控制农牧民群众的利益分配。结果就是国家对农牧业基层社会的渗透程度不断加深, 确保了国家权能对社会整合目标的有效实现。但是, 这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采取的是强制的管理和控制权力, 乡村社会被控制权能低度整合在国家政权体系之中。

后一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30 余年, 在国家推动农业改革的基础上, 我国乡村基层社会的变迁经历了市场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利益分化三种力量的推动。这种力量造成两个变化。首先, 市场经济带来农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农业税费改革作为大致的分界点, 一方面, 国家对乡村整体支配控制力有所减弱, 也减少了对农民权利的损害。另一方面, 国家的乡村治权出现弱化, 出现官民难以合作或者无法通过官民协商付诸实践的状况。国家面对的是农村缺少自己基层社会组织治理的社会, 面对的是日常生活里也缺少自组织的农牧民群众, 缺少治理的社会必然缺少公正, 群众就被迫自保, 自私自利, 没有公德, 人人不满, 成了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其次, 城市工业化、现代化高速发展, 相反乡村空壳化留不住人。城市工业化、现代化创造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乡村里的人们都变成外出打工农民工, 出现了城市容纳不下、回乡适应不了乡村生活的难题。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从管理体制上说缺少治理主体和科学决策, 这种缺乏社会治理的现象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是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原因就是中国作为后发展现代化国家, 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仍然适应国家治理方式, 而乡村的现代化缺位还没有找到基层社会治理概念和路径。换句话说, 城市现代化走得快, 广大乡村走得慢, 有适应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概念, 没有适应现阶段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

通过梳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我们看到前后两个时代国家治理强弱尽管有所区别, 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两种治理合作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新的历史时代要求变革国家高度集权的单一治理模式, 代之以国家与乡村社会合作治理, 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早在2013 年7 月22 日, 习近平同志在湖北省鄂州市考察农村工作时就十分担忧地指出:“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传承乡村文明”新概念, 引导人们关心新农村建设, “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 传承乡村文明”。2015 年1 月习近平在云南调研时, 明确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 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 充分体现农村特点, 注意乡土味道, 保留乡村风貌, 留得住青山绿水, 记得住乡愁。” 概括习近平近年乡村治理的思想, 从三个方面肯定了乡村具有城市不能替代的功能和地位:第一是中国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之载体, 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之根。作为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模式, 中国文明之根不在城市, 在乡村。第二是中国农村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粮食、劳动力, 而且在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规避风险上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第三是中国城市文明和文化发展, 也不能离开乡村。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归属, 记得住乡愁的家园。特别是在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实现温饱的时代背景下, 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就会越来越重要, 而要回答与解决这些问题, 源头不在城市, 而在乡村。

二、中国古代民族地方差异化、文化多样性的乡村治理经验

中国古代治理民族地方的关键就是如何处理好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因此, 根据不同少数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多样性特征, 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般都注意实施针对不同地方和少数民族的民族策略, 这样肇始于先秦的中央王朝与民族地方在治理结构上形成了整体性与多样性重合格局。可以具体梳理以下几点:

(一) 中央王朝在保持皇权整体性的同时对民族地方因俗而治

汉朝的“以其故俗治, 毋赋税”, 魏晋南朝时期的“以夷治夷”, 唐朝的羁摩州府, 宋朝对黎族等设土官顺俗而治, 元、明时期南方民族地方推行土司制度。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因俗性特点正确反映了中国民族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地方实施因俗而治, 这是我国古代中央王朝曾长期推行的治边策略。虽然基本上脱离不了羁摩统治的底色, 但表现了对羁縻政策具体形式的不同理解。

(二) 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方实施的羁縻策略的内容异常丰富

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方实施的羁縻策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甚至军事等诸方面, 羁縻的内容可以采取和亲、通使、互市、贡赐、册封、盟誓等, 以加强与少数民族首领联系, 还包括对不同民族地区实行不同的策略, 如清王朝对汉族实行抚纳, 对蒙古族实行联姻, 对藏族则利用其宗教, 甚至对不同的民族制定不同的法律, 有专门对蒙古族的《蒙古律书》, 有专门对西藏的《西藏通制》, 有专门对维吾尔的《回疆则例》等专门法律。凡此等等, 都表现出了中央政府对不同民族地方实施政策的多面性。

(三) 民族地方自行运行传统社会自治体系

少数民族地方至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改革前, 还自行运行传统社会自治体系, 采用原始民主制、家支制、土司制、盟旗制、政教合一与门宦制、山官制、瑶老制等制度。自治水平也有差异, 有的处在原始公社水平, 有的是部落组织, 有的建立地方性政权, 有的甚至建立前现代民族国家。但不论何种发展形态、处在何种水平, 都是一个维持基层传统社会秩序的自治体系, 也是一个延续着民族传统和文化特性的内部运行体系, 因而我们说在历史上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治理有丰富的经验。

(四) 民族地方具有多重治理因素相互作用的自治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是一个多重治理因素相互作用的自治体系, 地方性、传统性、结构性和整体性是其基本特征。自治体系具有可分析的结构性因素:1. 传统社会组织。传统基础社会依靠血缘和亲疏关系建立的社会组织, 在贫弱救济、发展教育、调解纠纷、平息事端、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在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中的关系建构, 及其形成“分枝性社会结构”。2. 民族习惯法或乡规民约。民族习惯法仍然有传统价值和当代影响。承载着民族心理特点和文化特征的民族习惯法, 在基层社会调控中起着核心作用。习惯法在传统基层社会的作用, 具体说:一是在本地文化、生活方式中解决纠纷、保护财产和救济穷人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二是与各自民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婚姻惯行的密切联系;三是指引、评价、教育、强制等社会规范作用。习惯法不是民族地方基层传统社会孤立的治理因素, 本身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产物, 其发挥作用也要依托其他社会治理因素。3. 家族族长、村落长老、宗教领袖等基层社会权威人士。基层社会权威人士 (汉族的乡绅) , 他们拥有较高文化知识, 并集教育文化、宗教祭祀、军事防务等职能与权力为一体, 是基层传统社会实际领导者。在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中拥有实际治权, 能够运用配置物质性和权威性资源进行治理。4. 多元文化因素。民族地方混居、杂居的人们在相互共处中创造出多元文化。滕星认为“各民族文化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产业经济、历史经历及宗教信仰明显不同, 从而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 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有学者指出“它比一般的伦理道德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广泛性、适用性和更为直接的社会功能。” 5. 宗教信仰。民族地方宗教因素, 如果孤立地看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发展因素, 但在历史上如果把西藏藏传佛教因素从藏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中排除出去, 便不可能了解西藏基层传统社会。宗教对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起着底色作用。涂尔干最早提出宗教具有社会整合功能。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认为宗教具有让个体心理得以满足, 让社会生活得以巩固的作用。斯皮罗指出人类的宗教信仰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 即借共同信仰以巩固团体的凝聚力、整合社会的组织力。

由这5 个治理因素构成完整的自治体系在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起着支配性作用。以往我们对少数民族地方基层传统社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仅注意个别治理因素, 之所以这样原因有二:一是没有今天的“乡村治理”、“地方治理”这样的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概念;二是过时的错误观念如阶级斗争的束缚。加上对民族地方乡村传统社会缺少实证研究, 也是没有形成对民族地方乡村社会治理科学认知的原因。

三、国家在民族地方推进乡村社会合作治理

经过几千年形成的中国广域乡村人文地理, 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地承载着中国多样性的自然生态、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乡村社会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础。我国社会经历了长期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 在决战“十三五”和实现 “全面小康”时期, 民族地方要创新政府治理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方式, 要大力吸收少数民族传统的、乡土的和多元文化治理资源, 深化对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及其治理机制的认识, 建构民族地方政府治理公共服务体系, 培育社会各类组织, 重视政府权力与社会、民间权力互动, 发挥农牧区传统人文社会因素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等方面的作用。根据内蒙古地方实际进行乡村社会治理建设, 可以通过这样几个层面的治理推进整体的乡村治理, 其中软硬件方面建设都有:

(一)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框架内, 对于少数民族地方基层社会应包容更多自治因素

我国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文化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 其基层社会形成治理结构因素及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也应有所不同。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的形势下, 根据国内外民族地区民族问题的生发机制研究构建民族地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可以考虑对于少数民族地方基层社会应包容更多自治因素。近年, 国外研究种族问题的专家认为, “从历史进程看, 传统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己经在自己的传统聚居地上形成了完整运作着的社会, 存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 欲通过自治存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加拿大著名学者威尔·金里卡在主张给予加拿大原住民自治权利、多族类权利和特别代表三项基本权利时说, 对全世界族裔冲突的调查一再地说明“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治有助于而不是威胁政治的稳定。”在构建民族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时, 有必要推进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并与基层社会达成合作治理路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与政府合作治理, 政府治理职能要转型, 要让村民自治:政府让渡权力归还基层社会;由管制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推动村民自治的社会实践。要总结近代以来民族地方治理的模式和经验, 吸收传统的乡土、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资源, 从乡村发现德高望重的民间人士参与社会治理, 借重他们的高尚人格和高见远识, 承担一些重要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功能, 发挥沟通国家与社会重要的作用。在推动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中提高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水平。历史上, 少数民族地区的士绅阶层也曾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 结合“十个全覆盖”进行农牧区乡村社会治理, 改变内蒙古农村牧区落后面貌

在新型城镇化这一问题上, 内蒙古针对目前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的现实, 决定从2014 年起利用3 年的时间, 在全区实现农村牧区危房改造等 “十个全覆盖”。在进行这项宏大工程时, 如何使得乡村牧区的民族文化特色成为“十个全覆盖”过程中的文化基因, 在乡村治理中得到传承。其中, 民族习惯法或村规民约就是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鲜活地影响和调控着当地的少数民族生活, 利用村规民约进行规范治理, 能够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产生重要作用。内蒙古在实施“十个全覆盖”中注意增强文化凝聚力, 推进民族地方广大农牧民群众对本乡本土文化的认同, 大力促进民族的乡土文化价值重建, 要给美丽乡村架构文化价值体系, 赋予传统乡村文化价值新的精神内核, 壮大乡村文化影响力。一种文化价值的实现, 根本上取决于农牧民群众的认同度。

(三) 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良性互动, 分工合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管共治

在社会利益分化, 民族地方所有利益由政府包办已经过去, 相应地那种“全能”政府式的社会管理已然不适用。政社分开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基本前提, 科学定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核心, 既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也要处理好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同时, 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也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内蒙古在完善草场承包固定放牧的基础上, 政府可以允许有意愿游牧的牧民自愿结合形成游牧合作组织, 游牧民族几个牧户组成一个游牧群体, 成员多有亲属关系, 集中在一起放牧, 草原上总是有单个家庭难以完成的劳动, 如打草、接羊羔、剪羊毛、盖牲畜圈、四季转场等都需要群体内其他家庭帮忙。这类基本游牧单位传统名为阿吾勒、固仑, 是适应草原社会环境和游牧生计形态的基层社会组织, 在当代仍有其价值。在牧业生产中借助于基层社会生产组织, 互相协作提升生产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还能够积极地经办公益事业、赈济灾荒。

(四) 民族地方以美丽乡村治理为目标, 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可以从建设美丽乡村、引水灌溉拓展生产范围、参与网络建设入手, 构建有利于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步的开放性社会资本

内蒙古自治区正在进行的“十个全覆盖”工程内涵着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目前, 农村地区和农村人口占了中国的绝大部分, 因此, 要实现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 就必须要加快美丽乡村的建设步伐。2013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 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 努力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乡村建设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乡村建设就是尽力彰显各乡村自己的特色, 按照乡村的自然禀赋、历史传统和未来发展要求, 最大程度保留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和乡村特色, 以适应不同乡村的发展要求。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首要任务就是改变乡村人居环境, 进行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美丽乡村基础上还要向经营魅力乡村推进。从环境改造开始, 但绝不止于环境建设。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 培育中心村, 保护文化村, 搬迁边远的、高山上的村, 确定好中心村镇、历史文化村落的保护规划。从乡村环境的初步整治, 到乡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再到乡村经营。留住了绿水青山, 走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农民安居乐业幸福的小康社会道路。二是引水灌溉, 拓展生产范围。内蒙古最大的限制条件是广大乡村缺水, 但引水灌溉乡村在旧中国的河套地区就有相当的壮举, 如果拿出今天城市普遍进行的环城水系建设气魄, 给一些靠近黄河和湖泊的乡村引水也不是不能做到的。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兴安盟等地区不缺水, 缺少的是能很好地利用水的集水工程, 搞好乡村引水规划, 拓宽农牧业生产渠道。西部沿黄河地带也不缺水, 缺少的是思路和干劲, 引黄河水到稍微高的地域改造半干旱地理和草原植被, 形成人工草场, 这是根本上解决内蒙古基层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三是深化网络利用。内蒙古地广人稀深化网络利用意义重大。

乡村社会 篇2

1、农村文化创意以举办夏季雅克音乐季为契机，加快打造大草原雅克音乐文化产业公园，让音乐产业成为优化经济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成为促进群众增收、壮大县域经济的有力抓手，成为厚植进展优势、提升形象的核心举措，有力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大招商、大进展、大跨越。

2、加快建立乡村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爱护传承机制

县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是两水的分水岭，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在传统游牧文化中有着天然的自然生态爱护意识，这种意识植根于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特有的;牦牛、游牧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进展，单纯追求利益的猎取，造成了现有牧场的退化、沙化，牦牛超载的咨询题，经济的进展在旅游之外，急需另辟蹊径;因此，为经济的进一步进展，植根于非遗的创意农业成为了必定的选择;在县委、政府的指导和关心下，整合各界力量与资源，以科学的态度面对非遗创意农业，以期解决非遗传承与进展的全然咨询题，发扬长征精神开创文化扶贫新局面。

二、举措经验

建设;美丽草原、和谐家园;;继承红军长征精神，团结力量，共谋进展;以奋斗者为中心，构建农村文化创意园，展示草原文化魅力，开创新时代;以大生态建设为指导思想，遵循草原自然生态、社会经济进展、文化承载运行规律，以科学的进展观，开放的胸怀构建平台，共谋进展。

1、搭建科技、信息、资源整合平台，建设非遗文化爱护、传承、进展、旅游生态体验园，创建农民增收新产业新业态。盘活现有牧场，恢复草原自然生态，利于环境爱护，利于牧区进一步进展;激发牧民参与意识，在平台学会先进技术及经营理念，利于草、畜的高技术转化，增加牧民收入;提高牧民服务意识，增加牧民个体素养;传承爱护传统民族文化，充分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增加民族自豪感。

2、畅通国内研究机构、专家、学者解决咨询题渠道，充分利用当前先进的科技、信息技术手段(优质草畜种，改良，草、畜种产品加工销售)(种、养、加、销一条龙)，集中资源建立集恢复生态、传承文化(红色、生态种植、养殖、藏饮食)，旅游观光，草畜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公司加牧民专业合作社，公司进展、生态恢复、牧民致富的;和谐家园;。

3、拓展非遗文化进展空间，优选非遗项目进行产业化进展，以传统文化为特色建设文化市场，构建非遗文化生态圈，以产业融合催生新业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创建农民增收新产业新业态。

三、需求建议

开发民族特色创意民俗文化产品，做好牧民、牧场现状调查，充分考虑牧民现实需求与文化承载土壤生态结合点，做足了专业合作社与渠道平台建设的融合，规划切实可行落地的实施方案，加强和现有专业合作社的沟通，寻求最佳切入点。

1、在县城和日干乔湿地建设红军长征文化产业体系，建成长征精神培训学院分院和以长征文化为主线的历史文脉展示长廊;在镇依托赛马场建设高原马背文化产业园，包括马术培训基地、马术表演场地及队伍建设，格萨尔营地建设;在镇建设牦牛文化博物馆，开展牦牛文化节;在乡依托寺院进展宗教文化产业;在镇、镇适度规模进展唐卡、地毯、帐篷编制、牦牛绒手工制作等传统手工艺品加工示范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爱护和传承，产业化进展工作差不多开展。

2、依托镇赛马场，建设高原马背文化产业园，提供马术培训、马术表演、马背文化产品销售;挖掘地域文化，展示高原牧民人马合一、刚健不息的奔腾和豪迈。

3、凉快大草原牦牛文化节，开展了文体活动、经贸活动、论坛活动。包括进行凉爽千人大型锅庄盛会，服饰、藏戏、草地山歌、面具、民间弹唱等表演等现代体育大赛。

4、加强长征文化与当地历史文脉的整合，与茶马古道以及元代忽必烈大军南下的路线的整合，与雪山草地景观的整合。通过长征主体文化演艺、餐饮、特色酒店等产业实现与其他形式的旅游产业融合进展，在县建设以长征文化为主线的历史文脉展示长廊和;长征精神培训学院分院;。

5、依托、经幡等人文资源资源和宁静草原绝美的自然景观资源，深入挖掘宗教文化内涵，提供优质禅修体验场所，展现了藏文化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灵魂与肉体关系的精髓内涵。

6、规划建设生态景观公路、半山及山巅观景平台，将如同;蓝月河谷;般的;水韵草原;开发建设成高端文化旅游生态体验产品。

盘活农村资源、增加就业、带动创业、助农增收、助推脱贫。

四、规划总结

(一)技术

以非遗传承人为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爱护专家意见为指导，充分考虑旅游市场专业导师意见，复原草原牧场游牧设施建设，传统中包含现代旅游人理念。

充分研究藏族文化，充分结合实际，规划和寻求适合进展的产业项目及以后进展方向。

(二)销售

整合专家、企业家们现有资源和销售渠道，保证稳定的收益，为非遗后续项目的产业化进展，农村文化创意新产业新业态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奋斗者为核心的运作模式，激发奋斗者激情，合理而有吸引力的游客营销机制，吸引客人成为合伙人。

有味，生动的体验项目，精心生产的非遗作品及产品，是体验、休闲、购买的不二选择。

(三)处理关系

参与式方式处理生产、生活中出现的咨询题，极大激发参与者对企业自身的价值认同，对企业的进展，个人的进展提供了有力前进动力。

牦牛文化博物馆为进行非遗传承学习创业的人们提供了有得的场所，勾勒了美好的以后前景，每个进入平台的人都能寻到适合自己发光发热的位置。

集市：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 篇3

[关键词]集市；社会关联；人际交往；公共空间；茶馆；基层市场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10

乡村集市不仅是商业活动的空间，具有消费、交换、贸易等经济功能，还是人们从事宗教、娱乐及其他与交换不直接相关的各种文化社交互动的重要场所，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1]（P67）；既是农民交换产品、出售剩余产品的场地，也是进行情感交流、与邻居之外其他人面对面交往的场所，是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2]。传统乡村社会是地方性的，农民的活动范围受到区域性限制，区域间接触较少，生活空间相对封闭，各自保持了孤立的圈子[3]。除了与具有家庭血缘关系的亲友和在红白喜丧及重大节日上与他人进行社交外，村民与其他人之间的相识、交往特别是村际之间的相识、交往多依赖于集市、庙会等场所。但是，随着农村市场化、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传统集市的社会性开始减弱，经济性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村民间的社会互动，也会削弱村际间的社会关联，甚至还会导致村际关系的恶化。因此，在顺应农村市场化发展趋势的同时，如何重建农村公共场所，恢复农村公共空间，已成为农村现代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集市界定为传统乡村社会的主要消费或贸易场所，关注集市的市场属性，而忽视了集市具有的人际交往、休闲娱乐等社会功能。本文拟采用调查法，对胶东地区P市1940年以前出生的、具有传统乡村社会生活经历的农村老人进行访谈，从赶集路上的交往、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茶馆里的信息传播三个方面，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集市作一探讨，以期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整合提供参考。

一、赶集路上的交往

大多数基层市场区域范围可以让最远的村民能够不费力气地步行到集市上——这段距离为3.4～6.1公里，市场区域面积约50平方公里，集镇间隔8公里左右，到镇上的最大步行距离为4.5公里[4]（P45）。P市集市与村庄的距离及集市间的距离基本符合上述情况。在传统乡村社会，步行是村民主要的出行方式，特别是在赶集时，由于距离村子较远，而且集市一般在上午开始，午后结束，因此路远的人一大早就起来准备，赶集的路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曾经指出，“中国人徒步走上三里、八里甚至十来里去一个集市，是很不在乎的事情。因为一个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市场，还是一种一般的交流”[5]。

“赶大集的时候，一般愿意找几个伴儿一块去，要不路上太枯燥了，得找个伴说个话。路途比较远，离俺们村最近的大集也得有八里地，得走上将近一个钟头。路上有几个伴可以说说笑笑，东扯扯西拉拉。当然在赶集路上也会碰到许多邻村的人，这些人有可能是俺的亲戚或朋友，也有可能是俺路上伴儿的亲戚或朋友。这样大家就可以凑在一起赶路，一般越接近集市，结伴同行的人就越多。在路上大家交流着，特别是不同村的人们相互之间交流着各自村里的新鲜事。到了集市，由于各自买的东西不一样，逛的小市也不一样，就暂时地分开，各自买各自的东西。大家分开前约定好一个时间和地点，合伙一起回家，回家的路上大家谈论着都是买的什么东西，看到了什么新鲜事，集市上有了哪些变化。”

农民往返于赶集路上的交往是农村集市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赶集路上的交往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相约赶集的同村路伴儿，这些路伴儿一般都是村里自己熟悉的人，包括亲戚、邻居或要好的街坊；另一类是集市路上偶遇的熟人，可能是老熟人也可能是新熟人，老熟人是自己在邻村的朋友、亲戚，新熟人往往是一同赶集同村路伴儿的亲戚或朋友，因为在任何一条通往集市的路上都可能会经过三五个自然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相遇在一起，一路上可以相互认识、相互交流、相互了解，前者可更加巩固原有的熟人关系，而后者可扩大原有的社交范围。

村民之所以能在赶集的路上相遇，而且像滚雪球一样，随着距离集市越来越近，相遇同行的人越来越多，是因为集市的周期性及集市交易时间的短暂和集中。农村集市大多都是半日集，早上开始午后散去，特别是对于要在集市上卖东西的农民来说，他们一定要早起，因为一方面去得晚了集市可能就散了，另一方面到得太晚会找不到位置好的摊位。

“过去赶集卖粮食，特别是冬天，早晨四点多就得起来，天还黑着呢，推着手推车赶路。路上会碰到许多推车赶集卖东西的，大家伙路上边走边聊，搭个伴儿。如果是常年赶集做买卖的，他们常常能在路上碰到。因为天气比较冷，起的时间又比较早，走到离集市三四里路的地方，一般都有些临时搭建的草棚子，多为饭馆，摊主多是周围村里的人，冬天每逢集日出摊，为赶集的人提供点吃的，顺便歇歇脚、暖和暖和。在这里会碰到更多的赶集卖东西的人，边吃边聊行市、怎么和经纪人打交道等话题。大家一般吃得比较快，不到半个钟头就吃完了，吃完之后继续赶路，回来的路上也会碰到许多卖完东西回家的人，行市好的话大家就会高兴，行市不好的话大家就会埋怨，发发牢骚。”（访谈资料20121010—XSM）

杨懋春[6]也曾经对胶东地区的辛安镇集市做过与上述访谈资料类似的描述。每个月的初一、初五、初十、十五、二十和三十是辛安镇的集市日。集市日的前一天晚上，专门的流动商贩开始带着货物源源而来。集市一大早，村里的屠夫带着处理过的猪，乡村商人带着几袋小麦粉、几听油、几捆纺好的棉纱，木匠带着自制的农具和家具，纷纷来到集市，通往集市的路上挤满了人。赶集路上的卖家与赶集路上的买家是不同的，而且两者很少在赶集路上碰面，因为卖家赶集是有目的的，早去能占个好地方、卖个好价钱；而买家赶集的目的性较弱，有时是可买可不买，甚至有的农民赶集就是闲逛、看热闹。因此卖家往往要比买家提前一两个小时到达集市。卖家在路上讨论更多的不是家长里短，而是与自己要卖的商品息息相关的内容。为了应付集市上的经纪人，卖家会在赶集的路上结成暂时性的联盟。在村落与集市之间有驿站（如路边的饭铺），可为赶集路上的人流提供一个短暂的固定交流场所。到了集市，结成联盟的村民的摊位往往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核算价格并和经纪人谈条件，讨价还价。

二、集市上的社会关联与人际交往

在小生产条件下，小农经济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生活方式使他们相互隔离[7]。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在农时很少有外出交往的机会，平日交际仅限于村头田野[8]。而每逢集日，本村的、邻村的男女老少可汇集于集市，在买卖之余串亲戚、会朋友，相互寒暄、互致问候，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获得情感交流。可以说，集市扩大了村民的熟人关系网络。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曾经这样描述高店子集市上的林先生：一位45岁的村民，与高店子集市上的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有点头之交，能够认出集市上主要人物的家庭成员，并对他们加以形容，而不论他们居住的村子散布于何处。另外，施坚雅还描述过高店子市场社区的农民，到50岁时，他们有的已经去过基层市场不止3 000次，平均至少有1 000次，和社区内各个家庭的男户主拥挤在一条街上。[4]（P44-45）林先生对高店子集市的熟悉以及广泛的社交范围，在P市传统乡村的定期小集市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过去咱这个村的集市主要有三个村的村民赶集，也有其他附近村的人来，但是比较少。咱村比较大，人多一些，在集市上得占到四成，马路对面的后庄子村比较小，他们村的人占到咱村集市人数的两成，东边的东岳石村占到三成，剩下一成就是周边河刘村、杨家疃、盆王村三个村的村民。这三个村的村民一般都是家里遇到特别重要的事情时才出来赶集，比如突然来客人了、老人身体不好了，过来买点吃的、用的。咱村、后庄子村和东岳石村的人每月到了初三、初八，基本上家家都要过来赶集，农忙的时候干完农活也要到集市上转转。咱这集市较小，就一条街，三个村的人很容易见面。因为三个村的人相互之间都有亲戚，趁赶集走亲戚的比较多。比如，咱村有出嫁了的女儿，趁赶集买点东西回娘家看看她爹娘，孝敬一下老人，平常不是集日的话买点孝敬老人的东西不太方便。当时俺家两个姑姑都嫁到后庄子村，她们一般都是趁赶集的时候过来看看俺爷爷、奶奶，顺便也给俺这些小孩子买点吃的。”（访谈资料20121230—LCJ）

参加集市活动后，顺便拜亲访友是集市情感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每个农民家庭在邻村都会有一些亲缘关系远近程度不同的亲戚，这些亲戚大多是姻缘延伸的亲属关系。村民之所以会选择在集市上拜亲访友，一方面是因为集市上较为丰富的商品可以为探亲访友提供礼品，传统乡村社会崇尚礼尚往来；另一方面是因为集市日农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亲朋好友之间会有更多的机会交流。在集市上碰到亲朋好友也不一定都要登门拜访，而是利用集市这一平台定期见面交流，以免生疏，这种相会可以代替花费较多的拜访，同时也节约时间和礼金。

在集市上除了可与已有的朋友、亲属交往外，还可与一些半熟人交往，这些关系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所说的弱关系。例如，集市上存在的“老主顾”关系，交易地点的固定化，导致了交易行为的观念化，一个区域的集市一般是周围村庄农民大致一天路程所能往返的地方。在集市日人们会自觉地赶往集市所在地，光顾固定的摊位，与固定的卖主或买主打交道。通过长期固定的交易，人们之间会形成较为稳定的买卖关系。

“集上卖东西的好多人俺都认识，咱这集市上卖肉的有三家，俺一般都买王各庄老王家的猪肉。每次去他都会多给点，挑最好的肉卖给俺，钱不够也可以先赊着，下个集日再补给他。老王除了卖猪肉还帮别人杀猪，有的年份家里面收成比较好，到了过年就会杀一头自己养的猪，并分一些给亲戚朋友和要好的邻居。因为自己不会杀，一般都会提前在集市上和老王说一下，到时候让他过来帮俺杀猪，他也不要钱，不过走时俺会把一些猪下水送给他，以表示感谢。”（访谈资料20111214—WJG）

“俺是常年赶集卖干海货的，虾皮、鱼干、干蛤蜊肉都卖。每个集市上都有俺的老主顾，他们常年买俺的东西。卖给老主顾的时候一般都不计较，多给点无所谓，挑好的给他们。他们也经常帮俺忙，特别是集市所在村的老主顾，有时侯会帮我提前买个地铺，交个地铺钱，俺随后把钱还给他们。腊月集市时间一般比较长，有时得赶到下午四五点钟，有时老主顾会帮俺把家里带的饭热一下，给点热水喝，可以说也是朋友吧。”（访谈资料20120720—JTG）

通过固定市场交易建立起来的“老主顾”关系，既不是一种两个人从来不认识的偶遇关系，也不是两个人认识了以后就再不联系的关系，而是一种半熟人关系，也就是说以前认识，认识后彼此之间存在着交往但并不频繁的一种关系状态[9]。这种关系因交易而发生，交往的周期主要为集市周期，交往的地点主要为集市场地。随着相互之间关系的日趋稳定，情感的加深，这种交往也会延伸到集市之外的生活领域中，交往方式更多体现在生活上的互助。当然这种互助的层级较低，一般是一方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另一方；互助的频率较低，多半是暂时的，具有一定弹性。除了上述较为固定的社会关系外，集市上还存在着泛泛的社会交往。法国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10]曾经引用饱含哲理的俗语“既想着自己，也想着集市”，来表明集市对村民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这正如一句意大利谚语所说的，聪明人“与其柜子里有钱，不如集市上有朋友”。其实，有些农民赶集可能并不从事任何意义上的经济活动，仅仅是趁赶集之便，结识志趣相同者。他们的赶集买卖事少，聚会事大[1]（P138）。可以说，集市交往突破了以往以家庭为场所的宗族血缘式交往，扩展了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

三、茶铺里的闲聊与信息传播

茶馆是现代中国服务性行业最常见的词，其实茶楼、茶室大多聚集在县城，在一般传统乡村社会的集市里最常见的是茶铺。农村茶铺是一个露天场所，上面有一个棚子遮风挡雨，当天冷的时候，会在周边用帷子围起来。农村集市除了茶铺，还有露天的小酒馆。这些地方为赶集的村民歇脚提供了方便，而且价格便宜，还可以满足人们听闻信息、交流和闲玩等需要。

“咱村的集市小，没有茶馆。离村六里路的高望山集上有三个茶铺，赶集的人，特别是男人，赶完集都会在茶铺里坐坐。这些茶铺里汇集了周边七八个村的人，大家有时候喝到下午，有时候集散了，茶铺、小酒馆还开着。喝茶也便宜，交一碗的钱，随便续水。俺经常去的茶馆是俺邻村人开的，老板比较熟，另外两个茶馆去得少，只有这个茶馆人满的时候才去，茶馆里既有自己的熟人，也有点头之交、混个脸熟的。喝完茶在回家的路上也会碰到一些醉汉，在小酒馆喝多了的。集市上的小酒馆和茶铺只在赶集的时候开，平常日是不营业的。”（访谈资料20130709—WHF）

茶铺是赶集的人们日常交往的场所，人们可以在那里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大多数的谈话也是随意的，没有什么目的性，而且加入这种茶铺的闲聊也不需要任何准备和资格[11]（P76）。尽管如此，茶铺里女性顾客还是相对较少，几乎没有。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2]在对江村周围集镇茶馆的描述中也谈到类似的情形：江村的男人们在农闲时会到集镇上的茶馆里喝茶，偶尔有少数妇女也会和她们的男人一起在茶馆露面。妇女在农闲时更多是走亲戚，特别是要回娘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可以说茶馆基本上是男人的俱乐部，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毫无拘束的地方。

“在茶馆里，男人们不用听家里女人的唠叨、孩子的哭闹，大家有说有笑，相互之间可以随便调侃。在穿着上，也可以比较随便，天热的时候可以光着膀子，大家都一样，这在有女人的场合是很少有的。俺爹当时在夏邱集上开了一个茶馆，俺也经常过去玩，俺有个姑姑在那里帮忙，他们就经常调戏俺那个姑姑，后来俺爹担心，就不让她干了，在村里找了两个男伙计。”（访谈资料20121222—LWF）

其实，乡村集市的茶铺并不像城市里的茶楼，是有闲阶级消遣的地方，而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茶客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来自农村的各个阶层[13]，但女性群体多被排斥在茶馆这一圈子之外。费孝通[3]（P62）认为，这种男女有别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一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后果。对茶馆里男人的无拘无束，王笛[14]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如果他感觉燥热，可以剥去衣服赤裸上身；如果他需要理发，即使剪掉的头发会落入其他客人的茶杯里，也可以叫上剃头匠到座位上为他服务；甚至脱下鞋让修脚师修趾甲、挖鸡眼、削茧皮也无伤大雅。另外，由于茶客中很少有异性，有时侯倒茶的少妇会成为大伙开玩笑的对象，所开玩笑总是与“色情”擦边，是乡土观念的庸俗性的表达[13]。

茶铺在为农民提供闲聊空间之外，还为农民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平台。不同村庄的农民在茶铺里可以通过语言交流获得大量信息，回家后将其汇报给自己的家庭，通过这种方式，村民间可以相互了解。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周围社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便可以去茶馆。茶馆既是获得消息之地，也是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传播的地方[11]（P77-78）。

“茶铺里面不同的人会谈论不同的事。经常在家种地的人一般是三五个人在一起聊些家长里短。聚在一起人多的时候，主要听常年在外地做买卖的商人讲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或者让大家伙看看从外面带回来的洋玩意，如卷制的烟卷，顺便分给大家尝尝。一些有点文化的人在茶铺里会讲一些国家大事，如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日本人什么时候会打到咱这里，分析一下国家老吃败仗的原因，再结合古代的战争情况讲讲古代某个大将军的厉害。还有的人喜欢结合当地情况讲一些鬼怪的故事，而且讲得还很逼真。”（访谈资料20121224—根据四个访谈对象的口述整理获得）

可见，茶铺里会谈论各种话题，从日常生活到国家政治再到妖魔鬼怪，其内容涉及社会状况、生活习惯及历史文化。可以说，茶铺是集市上一个巨大的信息资料库，这些信息或真实或虚构，都在这里汇集、交流和传播。更为重要的是，更多社区之外的新信息也会在这里得到传播，一些常年奔波于城市与乡村集市之间的本地商人是这些外部信息的主要传播源。这些外部信息在茶铺里一经传播，当天晚上就会被回家的茶客带到各个村庄，并很快会在各个村庄流传开来。茶铺里的言语之所以会实现有效的信息传播和沟通，是因为这里的言语不是语言，没有完整的结构规则，是一种言语实践。日常生活的基本展开形式就是人们之间的言语交流，本身就是一种交往行为[15]。通过言语交往，茶铺成了地方公共舆论的制造中心。

四、结语

传统乡村社会人们的活动范围狭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往局限于生活劳作的村庄内，基本上全年都处于一种忙碌状态。这种生产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交往，使得农村社区成为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甚至村与村之间的往来很少[3]（P3-4）。在传统乡村社会人们之间的直接来往虽较少，间接交往却普遍存在，大多是以集市为媒介的。人们在集市中进行交易，同时也会在集市做其他社会性的接触[1]（P138）。集市的存在使得农民生活并不局限在一个村子里，而是展开在一个集市所覆盖的一大批村子里[16]。可以说，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可以说，集市作为跨出村界的基层市场社区的存在，有利于区域社会的整合，实现了村庄间的联合，使农民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资源，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当今，随着集市社会功能的弱化，村际间社会关联逐渐减少，基层市场社区的认同感、凝聚力逐渐降低，导致了基层市场社区的消解。如何在顺应农村市场化趋势的同时，恢复农村公共生活，农村市场化与农村公共性场所重建是否可以兼得，已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政府应将更多的资源用于乡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建设，使集市的社会功能得到一定恢复，以缓解乡村社会关系危机。

[参考文献]

[1]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二十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2]蒋超.公共生活的变革：一个西南农村定期集市的兴起与衰落[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6）：124.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7.

[4][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陈午晴，唐军，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33.

[6]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8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3.

[8]岳谦厚，郝正春.传统庙会与乡民休闲——以明清以来陕西庙会为中心的考察[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86.

[9]刘少杰.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21.

[10]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C].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

[11]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9.

[13]万振凡.苏区革命与农村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26.

[14]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M].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42.

[15][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2.

乡村《品德与社会》教法谈 篇4

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认知特点, 尽力为学生安排充实、丰富的活动, 给予充分表现的机会, 不断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促进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 让他们在自主探究、自主发现、自行判断、共同评价中, 明辨是非, 感知善恶, 加速道德认识的内化, 促进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形成。

1. 扩展教学空间

学生的道德认识不能只局限于课本, 要面向学生的生活实际, 有时必须通过活动拓展认识, 深化明理。课程内容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密切联系, 教师主动创设条件尽可能向社会延伸。让学生体验社会生活在理解和感悟中受到教育, 获得经验, 逐步提高认识社会、参与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 教师通过创设道德认知冲突或抓住学生认知冲突, 让学生采用辩论的方式解决问题,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积极思考, 主动探究, 在辩论中深化明理, 提高道德判断能力和道德行为能力。

2. 让学生扮演角色

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品德与社会》, 教学体现活动化。在思想品德课教学过程中, 可以让学生自己来扮演课文中的人物, 表演出整个情节, 学生可从中领悟到课文中的思想内涵。这是一种以社会经验为基础而设计出的教育模式。它使学生身临其境, 增强社会中的角色意识, 唤起责任感。让学生演了后自评, 互评, 评了可以再演。例如:教学《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一课时,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请一名同学扮演消防队员接听火灾报警电话, 选几名同学拨打火警119电话, 要求报警的同学必须在一分钟内, 说清家庭住址、联系电话、起火原因、火势等内容。其他同学当评判员, 如果打电话的同学在规定时间内把内容说清楚, “消防队员”便可开车到打电话同学的座位, 表示消防车到他家。之后, 以此类推看看有多少同学当上“消防队员”。这样在评演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言行, 认识到想要的和能要的之间的区别、差距, 加上老师的点拨和激励, 学生的道德品质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内化。

3. 参与实践, 知行结合

思品课的教学应注重课堂明理, 课外导行。例如:在思想品德课《火灾逃生》教学中, 除了课内教学、校内训练, 还要有意识地抓住各种教育时机, 组织学生主动地、愉快地进行实践活动。让学生趴在地上匍匐前进, 用湿毛巾捂在嘴上可以防止烟呛。教师事先准备好水和衣服, 要求学生把湿衣服或者湿毛巾披在身上, 防止烧伤。再把鲜艳的衣服或塑料袋用棍子挑在窗户外, 可让人及时发现你。从而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 有利于知行统一, 形成道德评价的能力, 促进道德素质的提高。

寒假乡村社会实践报告 篇5

寒假乡村社会实践报告 关键词：寒假,乡村,社会实践报告

寒假乡村社会实践报告 介绍：你有下过乡吗？下乡是什么感受的呢？下面小编整理了关于寒假乡村社会实践报告，供大家阅读！

用这个寒假，我前往了崇明的前卫村，在观光游玩的同时体验了一回农家的生活，颇有收获和体会。品味到了纯情朴实的农村生活，也体验到了“回归自然的人生境界”。久居喧嚣闹市的城里人到此一游，可以一洗烦嚣，陶冶性情，使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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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下过乡吗？下乡是什么感受的呢？下面小编整理了关于寒假乡村社会实践报告，供大家阅读！

用这个寒假，我前往了崇明的前卫村，在观光游玩的同时体验了一回农家的生活，颇有收获和体会。品味到了纯情朴实的农村生活，也体验到了“回归自然的人生境界”。久居喧嚣闹市的城里人到此一游，可以一洗烦嚣，陶冶性情，使身心得到调养。我这次的实践主要是当了回小导游，当导游当然先要了解前卫村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前景，为此，我做了一系列的调查，使我能更好的完成这次的实践活动。

据介绍，前卫生态村位于崇明岛中北部，于1969从一片滩涂中围垦而成，总面积3671亩，人口753人，经过30多年的艰苦创业，目前已形成集农、工、副、商、游全面发展的生态村，投资规模达1.2亿元。昔日一片荒凉的沉寂小村，如今是既具城市风光，又有田园诗意，这里水洁、土净、空气清新，花果绕村争香斗艳，碧波锦鳞鳖蟹嬉水，大棚喷灌一派风光，树木成林鸟语花香，漫步绿茵深处健身苑之间，疑是桃花源中行，使人感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前卫将工业下脚、菜园黄枯，人畜粪水等废物变成了资源，环境得到了保护，使工业、农业、副业、旅游业等产业得到协调发展，国内外农业专家近年纷纷前往前卫村参观调查，对这里的生态工程赞不绝口，党和国家领dao人朱钅容基、尉健行、吴邦国、黄菊、李铁映等都亲自来村检查视察。自1984年以来该村连续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五好村党支部、”“标兵村”，95年又被评为“全国绿化千佳村”、“全国科普教育基地”，96年被联合国在土耳其授于“全球环境500佳”提名奖。

千禧年之际，前卫生态村隆重推出“农家游”旅游项目，让游客“让游客“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学农家活、享农家乐”。做一天真正的崇明人，享一回有趣的“农家乐”。目前，前卫村共有２８家接待农户，其中４家为ＡＡＡ级，１５家为ＡＡ级，“农家乐”上了新的台阶。在领略田园风光之际，亦有观赏斗鸡、鱼鹰表演，到古村踩水车、学推磨、坐花轿等游乐项目，另外，还有更多的休闲娱乐设施还在建设之中。

旅游，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已成为时尚选择。旅游业的开发，不仅能充分利用区域资源优势，还能推进环境治理，营造文明向上氛围，挖掘能供游览的景观特色，不断塑造区域绚丽多姿的美感，吸引游客观光。前卫生态农业旅游区农家旅游项目，正是在社会化旅游大格局不断形成的背景下，抓住机遇脱颖而出的。本着政府搭台，农户唱戏，为民办事，大众参与，协调管理的原则，旨在绿化、净化、美化村庄，加大生态农业全球500佳环境建设，充分发挥小区市级文明功能优势，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致富百姓，展示前卫精神文明建设风采的宗旨。在县委、县政府和县旅委、镇党委的直接关心支持下，金秋十月隆重推出的“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学农家活，享农家乐”活动一炮打响，赢得了声誉，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践证明，开发农家游旅游特色项目，深得都市游人的欢迎，其开发市场广阔，前景无限美好。据有关人员介绍，计划3年内通过不断建设和自我完善，使前卫生态村“农家游”成为上海地区乃至全国一流的休闲新景点。

在采访了有关的领导之后得知，“农家游”在上海地区目前没有现成的模式，在考察总结四川成都“农家游”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前卫生态“农家游”经营机制。准备组建“农家游”旅游接待服务公司，其职责主要是与大西洋旅行社合作，对外宣传促销，组织团队，对内做好服务接待工作，并成立旅游接待处和综合服务队。其次是提高服务水准。“农家游”虽不象宾馆那样正规，但在服务接待上，严格按照宾馆的服务体系，贯穿于整个接待的始终。一是服务上体现优质化。加强对接待人员和农户的培训，提高其综合接待素质。在接待过程中既要体现农家的热情好客，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二是在操作上形成规范化。游客统一在旅游接待处登记，选择所食宿的农家。对团队游客，导游（讲解）员按照接待程序组织游览和各项参与性娱乐活动，对散客，由接待员负责做好旅游向导；三是在管理上形成制度化。成立“农家游”督查队，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负责接待的农户、警务室、“农家游”招待所等进行日常监督、检查，确保整个接待过程安全、合理、卫生；四是在菜肴上形成特色化。推出酱瓜白扁豆、煮豆节等崇明农家特色时令菜肴。

构建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 篇6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组织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基层治理方式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新的形势下，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确保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文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举措，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这是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核心。党组织在农村基层各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是由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我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的，任何时候不能改变。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核心作用不能削弱。为此，文件从组织覆盖、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一系列要求。二是健全基层民主制度，这是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基础。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涉及转变乡镇机构职能、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功能等方面，文件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三是创新农村基层管理服务，这是完善乡村治理的途径。文件要求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健全农村基层服务体系、扩大小城镇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覆盖等、加强“三留守”关爱和服务、健全农村治安防控体系等，意图在于给农民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让农民享有更加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还对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等方面作出了部署。

在文件“改善乡村治理机制”这一部分，引人注目的一条政策是：“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单位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地方，可以开展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

1987年国家公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来，我国村民自治机制不断完善。但在新形势下，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种情况是：近几年，根据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就业的新形势，一些开展了农村社区建设试点，有的打破了原有村民自治单位的范围，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平台。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农村基层治理单元如何调整，基层群众民主自治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必须始终坚持。建设农村社区，要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因此，这次文件提出在一些农村社区试点单位，可开展以农村社区为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主要是指那些打破原有自治范围的农村社区，要组成相应的村民自治组织，保障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实行。

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单位范围很大、人口较多、居住分散，一个自治单位往往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村民小组，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自然村。这些年加大了对农村基本服务覆盖力度，但公共服务和重要公共设施一般都在村委会所在地，其他村民就很不方便。同时，现在许多地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这样就形成村民自治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的状态，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因此，近几年，一些地方选择村民较多、具备自治基础的村民小组，开展建立村民委员会的试验，目的在于探索实现土地所有权、村民自治权的统一，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下沉。在充分总结各地实践的基础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村民小组的，可开展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就是说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村民小组，依照法律组建村民委员会。

文件出台这项政策，是中央依据各地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的具体体现，也是允许、鼓励基层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的具体体现，意图在于探索如何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农民群众的民主自治权利。需要明确的是，这项举措是试点政策，要通过一段时间和一定范围的试验，为完善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积累经验。各地情况不同，无论是在农村社区、还是在自然村设立村民委员会，都不能一哄而上，必须按照统一部署，依照一定程序，稳妥有序地进行试点工作。

乡村社会结构与变迁研究综述 篇7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1.1 社会结构理论的概述

1.1.1 国外相关研究。

在西方社会学中, 关于社会结构的内容有不同的观点。社会人类学家布朗第一个给“社会结构”下了定义:“社会结构”是指各种社会个体、群体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 (1987) 认为:“结构”这个术语指的是任何事物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日本社会学家富永健一 (1988) 认为社会结构可以定义为:构成社会的如下要素间相对恒常的结合。这些构成要素可以从接近个人行动层次 (微观层次) 到整个社会的层次 (宏观层次) 划分出若干阶段, 按着微观到宏观的顺序可以排列为角色、制度、社会群体、社会、社会阶层、国民社会。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彼特·布劳 (1975) 认为, 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 (人们就分布在它们上面) 所组成的多维空间。帕森斯则将社会结构的内容界定为四个具体方面:适应:获取资源、目标:定位和达成、整合行为:社会化、维 (持) 模 (式) :社会控制。吉登斯 (1984) 的观点, 社会结构的内容可以看作是由行动者可以利用的“资源” (配置状况) 和 (配置资源的) “规则”两个层面的内容所构成的。或者说, 是以一定社区中“资源—规则”的某种组合方式为内容的。

1.1.2 国内相关研究。

在国内, 也有许多对社会结构的不同解释。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以及诸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模式。社会结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 而是处在不断分化和转型的过程之中, 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是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个人行为变化的基本因素。贾先文 (2009) 提出: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 是各种力量博弈均衡的结果, 即一个社会形成的社会力量格局。是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位置, 以及他们之间表现出来的交往关系。朱建春 (2013) 对乡村社会结构的理解。农村社会结构是农村社会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 是从微观到宏观一些要素的结合体, 这些要素包括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而张健 (2010) 对乡村结构的解释, 他指出:乡村社会结构是指乡村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多方面结构状况的集成状态, 反映着农民中不同群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基本状态, 决定着农民应对事件的能力。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乡村结构的理论进行了界定, 但是共同之处都强调了乡村结构是乡村社会资源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配置, 进而达到均衡的结构。但是缺少强调“三农问题”中的农民这一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农民是乡村中的主要社会力量, 理应得到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1.2 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研究

1.2.1 国外相关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方面, 平野义太郎 (1943) 提出了村落共同体假设, 认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是具有封闭、内聚特征的村落。美国学者施坚雅 (1964) 则提出基层市场共同体假设, 认为单纯的村落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 构成中国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以基层集镇为中心, 包括大约18个村庄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费正清 (1987) 认为:从社会角度来看, 村子里的中国人直到最近主要还是按家族制组织起来, 其次才组成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由此, 形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关联模式:宗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1.2.2 国内相关研究。

而在国内, 则有着不同的观点。费孝通 (2005) 则从村落文化出发, 以伦理本位为基点, 以“家”为人际关联的基本空间单位, 提出了乡村人际关联的“差序格局”。甘庭宇 (2012) 从社会利益主体出发,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利益主体发生分化, 多元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整体性缺失较为严重, 权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冲突加剧。贺雪峰 (2012) 从不同乡村类型出发, 指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 有分散型, 团结型, 分裂型三种。分散型乡村, 即在乡村内部缺少紧密相连的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农民集群, 每个农民都是相对独立的, 是原子化的, 是分散的;团结型乡村是指因为血缘与地缘的重合, 乡村社会结构相当紧密;分裂型乡村是指一个自然村一般都分裂为数个相互竞争的“小亲族”。阳芬 (2010)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国外的学者大多认为乡村结构是封闭的, 而国内的学者则认为, 乡村社会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 是逐渐由封闭到开放的。这表明, 我国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变革以及城乡统筹的发展, 正在促使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使得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向新型乡村社会结构转变。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应当把重点放在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研究中。

1.3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1.3.1 国外相关研究。

杜赞奇 (1996)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随之变迁。罗吉斯 (1988) 从宏观上描绘出技术传播推动美国乡村社会变迁。舒尔茨 (1990)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 认为迁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期望从迁移中得到大于迁移成本的收益。这种依据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一旦转化为现实利益, 又催生新的期望 (外出赚钱———很好———带动更多的人外出赚钱———更好) , 这就是一个不断扩大、良性循环的动态过程。这种动态的变化过程促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变迁。

1.3.2 国内相关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汪远忠 (2013) 认为利益是一种社会设置下的行动结构, 个体行动的利益指向真实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农民工来自农民, 准确地说是农民家庭利益最大化追求的现实选择, 因此农民工是具有变革原有农民家庭结构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功能的因素。周春霞 (2012) 认为乡村空心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而乡村空心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已使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媒介学的角度, 关琮严 (2012) 指出将媒介视作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系统, 一种结构化的社会力量, 它是通过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 从而触发社会结构变化的, 乡村社会也不例外。即乡村社会变迁似乎是由一种媒介推动的。更确切地说, 是由嵌合在乡村社会结构之中的媒介系统推动的。从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角度, 陈旭峰 (2012) 认为农民市民化能很好地反映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而文化资本是研究农民市民化问题的重要视角。朱建春 (2013) 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与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扩大化促进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从生产技术的角度, 张红 (2012) 认为社会变迁根据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而生产技术正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的效应,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国内外学者都认为时代因素和宏观环境是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而国内的研究较少涉及到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原因, 比如成本-效益的对比。因而, 在今后的研究中, 要将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综合起来分析。

1.4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1.4.1 国外研究综述。

孟德拉斯 (2005) 提出了“农民的终结”的认识观, 他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 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走向了“终结”。当中国被卷入到世界化的浪潮中, 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 不可避免地要遭遇与法国农民同样的问题。John C.H.Fei and Gustav Ranis研究了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 构建了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 该模型证明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 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而DW.Jorgenson二元结构模型对费景汉-拉尼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假设提出质疑, 他认为工业部门积累资本对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避免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是必要的, 但前提条件依旧是农业剩余, 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取决于农业剩余的增长速度和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状况, 即工业部门技术进步越快, 其储蓄率就越高, 劳动力增长越快, 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最终完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

1.4.2 国内研究评述。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影响:黄江泉 (2012) 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 大量的精壮农民外出务工, 导致乡村结构的变化, 而作为这样结构下新出现的弱势群体———留守农民面临着原有社会网络资源遭受破坏, 现有社会网络资源继续向城镇流失的局面, 以致社会结构不合理, 社会资本日趋弱化。王宏 (2012) 认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造成农业从业人口老龄化妇女化, 这一种结构性失衡, 后续人力资源短缺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造成农村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等问题日益显现。陆益龙 (2013)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转变促使乡村社会关系变化, 主要是乡村社会的个体性大大增强, 扩大了个体的自主行动范围, 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模糊性变得更大, 农民与政府之间关系趋于层级差异性。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积极影响:王云飞 (2012) 认为, 乡村结构的变迁, 促使政府和农民在观念上都必须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 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确定与稳定。李泉生 (2012) 认为农村社会结构变化, 促进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层, 促进政府考虑不同社会阶层的民生需求,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 以此来推进农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王阿洁 (2011) 指出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致使农民群体的分化, 进一步导致了农民的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 地位和生活需求的差别化, 这样农民群体的多样性就带来了其养老保障需求的多层次性, 推动乡村社会养老保障的完善。国内外学者都探讨了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国外学者更加注重数学模型的分析, 国内学者则主要做了大量定性分析。在今后研究中, 应当注重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

2 研究评述与展望

综上所述,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趋势, 也是深化农村改革、探索农村发展实践的必然结果。

我国的乡村社会结构的特征也存在着区域性的差异。但是, 总的来说, 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的方向是合理的, 是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的, 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推动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 乡村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的推动;城市城镇化和我国二元化体制的推动, 促进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生产技术的改革;以及相关的传播媒介等等, 都在推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作用。

最后, 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也给乡村社会、经济以及生活的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和挑战。

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武术发展研究 篇8

1 乡村武术概念、特征及价值

1.1 乡村武术的概念

朱永光、蔡宝忠关于乡村武术指出:“在农耕文明时代形成并发展的, 至今仍在民间传播的套路、散手和功法等内容及相应活动方式。”乡村武术在中国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历史环境中自我形成的一种中国文化, 主要依托在农耕文化的传统背景下, 由乡村民众共同创造并传播的一种武术文化形态。乡村武术内涵缘起于乡村, 扎根于民间。

1.2 乡村武术的特征

1.2.1 传承的狭隘性

由于农耕文明的封闭性, 加上乡村这一传统社会交流形式, 使得乡村武术的传承以师徒传承与家族形式传承为显著特点。家族式的传承狭隘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武术的传承与发展。

1.2.2 派别多样性

在传承过程中由于个体自身的差异性和教授过程中因材施教的传承方法使得中国传统武术步入近代以后在乡村社会变迁的不断进程中产生了诸多流派, 这些拳种流派发展至今虽不全是乡村武术, 其根源还是产生于乡村社会, 发展于乡村社会, 只是经过时代的进步, 推广的力度不断加大才逐渐形成独有的风格, 乡村武术文化呈现多元化。

1.2.3 地域性

乡村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乃至消亡不仅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 更受到乡村的地缘关系和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 因此, 乡村武术必定带有特定地域的地方性色彩, 流露地方性乡村文化特色。如“南拳北腿”, 山西太谷县风格独特的形意拳, 河南陈氏太极拳等。

1.2.4 继承的稳定性

中国社会结构下的乡村是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 村落人口相对固定性与农耕文明的封建传统思想封闭性, 使乡村内部交流主动且频繁, 继而使乡村武术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稳定地继承下来。但是, 受到旧时世袭观念的影响, 乡村的武术活动目的更多是为了家族的需要而进行, 虽然, 现代乡村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传承千年的武术直到如今依旧保留着旧时的宗教宗法制度的显著特点。

1.3 乡村武术的价值

1.3.1 历史参考价值

传统的乡村武术在现代社会的乡村已逐渐消亡, 乡村武术的发展变革, 在新时期的现代化乡村社会中不仅能起到调节乡村之间的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 同时也将传统的乡村文化和乡村武术传承给后人, 乡村武术的存在对于现代武术文化的发展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1.3.2 文化保护与传承价值

存在千年的乡村武术在当代社会就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当今, 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了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中国历史悠久, 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如何保护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成为了历史赋予时代的新课题。而乡村武术则成为地方政府新时期的发掘、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康庄大道。乡村武术独特的组织形式对现代武术的比赛组织具有一定的借鉴之处。其次, 传承形式古老的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保证了传统武术的精华部分得以真正意义上的传播和推广。

1.3.3 情感价值

乡村武术作为传承千年的一种身体和精神文化, 在情感认同的方面, 参与乡村武术活动的每个村民通过共同的武术活动内容, 从而达到对乡村社会在情感上的认同。同时, 通过共同的武术活动, 还将加大乡村社会下乡村武术参与者的凝聚力, 进而在面对共同的生存环境中整体发展, 而维系整个乡村的生存与发展。

2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下的武术与乡村武术

2.1 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着武术的面貌

中西文化交流成为世界文化交流进程中的重要组成。传统武术发展依旧脱离不了近代以来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无论是早期的西学东渐还是当下民族文化复兴背景下的东学西渐, 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都伴随着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进程而进行。不同社会结构下也呈现出不同的武术文化特色。

在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军事学习西方现代化背景下, 传统武术现代化转型开始酝酿, 一方面被动地接受西方强势体育的入侵所带来的种种现实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武术在军事战争中日渐衰败的同时民间武术逐渐兴盛, 进入了多渠道普及、大面积发展的新阶段。由于清军的入关使得各种反清秘密会社在民间滋生, 大批反清人士聚集起来习拳练武, 积蓄武装力量。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 这些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组织为了抵抗政府和外敌, 必然要追求传统武术的技击功能, 当时抵抗的主力是广大下层民众, 也因此造成了民间武术技术体系的基本成型。在此背景下, 义和团对于传统武术的传播与弘扬的作用得以显现。义和团成员大多是中国农村社会下的底层民众, 本身文化素质不高, 只注重口传心授的传统教学, 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武术的传承特点。义和团通过“练习拳棒”来不断地汇集民众进行斗争, 这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传统武术。加之, 义和团组织在各地之间的频繁联系, 也为武术的推广做出了积极作用, 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武术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走向衰落, 反而步入中国武术在近代历史中的辉煌时期, 也为后来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武术人口基础。

晚晴后期, 中国社会结构整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政治上主权的不完整和经济上中国被迫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生产地, 使得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瓦解。在此背景下, 中国传统武术无论从价值、功能上都进行了新的转型和探索。加之西式教育的传入, 旧式私塾教育逐渐转变为新式学堂。特别是同治、光绪年间的洋务运动迅速推动了新式学堂的普及, 当时体操课的主要内容就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 当然有的学堂也进行武术教学, 但所教内容与旧式武术有着较大的不同, 授课内容也由原来的武技改为体操 (兵操) 。1885年, 李鸿章奏设天津武备学堂后, 各省相继设立。至此, 始于宋代的官办武学机构退出了历史舞台。兵操的出现和授课内容的改变无疑为今后传统武术在传授技艺和管理方法提供了初步模型, 这也是中国武术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下发生的主动变革。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下武术的面貌, 呈现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武术走进学校体系, 原有封闭家族式传承方式逐渐转变为开放的师生传承模式, 武术向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演进, 迈向科学制度化的阶段;二是中央国术馆的成立, 为武术的发展更提供了整体的管理系统。标志着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形意拳已经向现代化转型开始全面推进;三是武术逐步突破过去的庙会献技、擂台比武、私人较量等旧有模式, 开始以现代体育运动的模式进行比赛、交流和展示。时代背景赋予中国传统武术更多的是反抗统治, 搏斗武器的功用。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社会结构逐渐变成了多元的、开放的。武术也走向了开放发展的道路。剥离了阶级斗争的当代社会中, 武术回归到人的发展的本质上, 逐渐成为了人们追求自身身体健康和心灵享受的工具。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 更成为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的手段。中国社会结构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 社会结构分层更为详尽, 这为武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太谷县形意拳为例, 旧时的以搏杀为目的的形意拳显然不适合和平社会中下的文化价值取向。而现代阶层的不断细化, 使得形意拳必须在不同的人群中拥有更为宽泛的功能, 这使得现代形意拳就具备了多重价值。对于政府官员来说, 形意拳是加强文化交流的政治手段;对于学生来说, 形意拳又是学生掌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技能、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的途径;而对于现代乡村武术社会来说, 形意拳是稳定社会结构, 促进社会结构为更合理的有力助力。乡村武术社会的社会结构变迁改变着形意拳拳法、拳理、特点。反之, 形意拳的价值、功能的转变又促进着乡村武术整体的进步。

2.2 社会结构变迁下的乡村武术社会

中国社会变革之剧烈影响着中国传统武术的变革, 而传统武术的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又直接影响着乡村武术社会的发展。对乡村武术而言, 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导致乡村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原始社会是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形态, 人与自然进行长期的斗争是保证其生存的唯一办法, 狩猎是人类当时获得生活物质的唯一办法。这时, 要生存就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强壮的体魄来获得生活资料, 人类个体的身体强壮被推崇到了最高地位, 随之他所有拥有的技能便被模仿和学习, 这就是早期武术活动的萌芽。“尽管在原始社会, 人们的生产活动和军事活动充满了格斗搏杀的武力活动内容, 但这种武力活动的形式还不能称之为武术”, 原因在于在原始社会中的价值系统是以自然价值为中心, 核心内容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 吃喝等基本生理需求未得到满足时, 武术这一身体文化运动并没有产生。在原始社会, 并没有形成一定的乡村武术社会。但是, 人类在与自然充分认识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顺其自然”等传统文化思想, 并开始影响着后世中国武术发展的模式。这为后来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

进入农业社会, 此时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以农业经济作为其经济基础。此时期, 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以儒家道德价值为中心,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根本保障, 统治者十分重视军事力量的强弱。此时期的武术重要集中在军队搏杀技能中, 武术视为统治者对权利的维护的重要工具, 此时期并不支持民间团体或个人习练武术,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对习武之风的抑制。直到武举制的采用才对社会的习武之风盛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直到明末, 社会动荡, 使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遭受打击, 习武成为一种社会需要, “原本习武的民间更加重视武术的防身自卫功能”。此时, 民间大量习武人口的增加, 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乡村武术社会。直到清军入关, 中国社会开始与西方社会有了更广泛地交流, 火器的引进使传统武术在战场的作用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统治者逐渐不再限制民间习练武术的人群。至此, 民间习武人口剧增, 中国传统武术在明清时期走向辉煌, 相应的使得乡村武术社会在此时期迅速成长, 但此时乡村武术社会带有典型的封闭思想特点。乡村武术社会由于其传统宗法制的深刻影响, 使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成为传播武术的基本特征, 这一时期, 乡村武术社会的基本形态呈现为以血缘和类血缘关系组织的相对封闭的基本面貌。由于乡村之间存在争夺水资源、土地资源、人口资源等大量的不和谐现象的存在, 所以, 此时的乡村武术社会也往往呈现出排他性与争斗性的因素。封闭与排他一方面直接导致了乡村武术社会相对稳定的传播状况, 另一方面也使乡村武术发展呈现出简单粗放的特征。太谷乡村武术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与农业社会的整体形态演变是对应的, 在《太谷县志》中有一些相关武术传承规定的记载, 虽不甚系统, 但也为乡村武术社会在封建社会期间的发展提供了佐证。封闭的思想造成了武术家族式的传承特点, 乡村武术社会也大多数以族群定居。

进入近代, 中国面临“千古未有的变局”, 乡村武术社会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

“体育文化价值是有效确保人的地位, 确保人类发展空间的有效手段, 他始终是人类文化系统的内核因素”。现代社会中, 传统武术具有较强的塑造人体身形和性格的能力, 人的发展成为社会的核心地位。现阶段的乡村武术社会发生本质的转变, 整体社会功能更加人性化, 显然, 社会结构的变迁在这里成为发掘体育文化视野中的人性光辉的重要推动力。

基于以上论述, 颠覆性的社会结构的演变使乡村武术社会开始摆脱以往以技击作为核心文化形态的社会状态, 向以健康为主的现代文化形态转型。具体到太谷, 太谷乡村武术社会的变化也遵循了这一基本的历史逻辑。由于传统社会的断裂, 近代社会呈现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态, 乡村武术社会也开始突破传统农业社会的藩篱, 走进近代化的视野。在某种意义上, 太谷作为中国当时的金融中心之一, 其是得风气之先的。形意拳的发展在近代以来进入辉煌期, 与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在这一时期的转型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由于经济发展给武术发展带来的巨大需求更是促进了形意拳的快速发展。动乱的社会中, 形意拳不再只是简单的保镖手段, 而受到相当一批对社会产生不稳定认知人群的喜爱, 无形之中扩大了形意拳的传播范围和受众人群。而且,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的一百多年中, 战乱频繁, 军队素质的提高也有赖于武术的传播, 所以, 在近代直至民国时期, 形意拳作为一种技击术一直受到军队的重视。这一时期, 形意拳的发展开始摆脱以往的完全封闭的状态, 而进入相对开放的传播状态。此时的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封闭的坚冰开始松动, 形意拳走向更为广阔的视野已势不可挡。但遗憾的是, 此时的乡村武术社会依然是好斗的, 形意拳更多地作为一种搏杀术为乡间民众所认知, 而这样的认知对武术的发展显然不能说是一种现代社会应有的合理形态。

建国以来, 太谷县委、县政府对当地人民的健康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人们开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中享受社会进步带给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感受。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全面发展, 太谷各个社会阶层都摆脱了以往追求温饱的基本理想, 而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文化享受, 与西方舶来的体育文化相比, 尽管形意拳也体现出了极强的技击性, 但其内在的文化内涵是和谐的。形意拳以其“自然”、“松静”的文化思想给信息时代体育的生命、健康观提供了新鲜的养料。紧张的工作之余, 追求的休闲、放松、清净的生活方式是现代人追求的目标, 身心健康、性情愉悦是信息社会赋予形意拳的新理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 形意拳从来讲求的后发先至, 与中国其他武术拳种同样, 不先发起攻击是形意拳的基本理念。所以, 形意拳在现代社会也实现了其华丽转型:不再以技击作为其传播的基本核心, 而以对自我个体的修炼和健康作为其核心的价值所系。由此, 社会结构的变迁反而为形意拳的当代发展提供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 从而使形意拳成为现代乡村生活的主宰者和健康的重要支持。乡村武术社会由此而发生了根本的历史转变, 如果说以往的乡村武术社会更多的是将安全和谋生作为主要的考量, 那么现代的乡村武术社会则充满了和谐与健康。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在社会变迁视野下的这一变化既是对现代生活精神的深度体认, 也反映了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可塑性, 从而为其他武术拳种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总之, 社会变迁的历史洪流滚滚向前, 乡村武术社会作为具有武术特色的乡村社会体系必须寻求其在新时期的积极改变, 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形态的演变为中国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有益选择, 太谷乡村武术社会形态的改变为我们制定新时期的文化战略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径可循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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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游戏与幼儿社会性发展初探 篇9

乡村游戏一般特指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易教易学并且具有乡村特色的游戏活动。大多数乡村游戏源于民间游戏, 并且是民间游戏在乡村存在的基本形式。因此, 乡村游戏具有民间游戏的基本特征, 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游戏材料的简易性;游戏规则的简单化;游戏方法的多样性。

游戏的教育功能在于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根据儿童发展的不同侧面, 乡村游戏的教育功能主要表现在增强体质、促进认知、社会学习与品行发展等方面。

通过游戏, 儿童在想象中实现了他对自己身体的改造和对外部世界的模仿。风筝是对鸟儿飞翔的模仿;弹珠或铁钉游戏是对狩猎的模仿。“跳房子”游戏是对农民积累财富方式的模仿。但这些模仿游戏不是虚拟的, 而是一种伴随着身体的剧烈运动, 伴随着情感想象的“童话剧”。

幼儿与幼儿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影响其心理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性因素。幼儿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文明礼貌、友好谦让, 在游戏中互相协商角色、互助交换玩具, 这些都为游戏的继续深入增加了可能性, 提高了幼儿游戏的主动性、积极性。由此可见, 幼儿平等的关系, 使他们有多方面的交流, 并且相互影响着, 对幼儿社会性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著名的学前教育专家卢乐山说过:“儿童从自我中心过渡到一个社会的人, 重要的变化在游戏之中。”可见, 游戏是促进幼儿社会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而乡村游戏易学、易做、易会、易传, 既符合幼儿好学、好动、好奇的心理特点, 又蕴涵丰富的社会性教育内容。因此, 乡村游戏是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活教材。

一、乡村游戏为幼儿提供了语言表达的环境, 对于发展幼儿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具有特殊的价值

乡村游戏对小班幼儿语言发展的作用更为突出。首先, 对于小班的幼儿来说, 不仅仅是要提高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 更重要的还在于说话胆量的锻炼。在乡村游戏中, 幼儿处于放松的状态, 心理上没有压力, 可以大胆的说话。

其次, 在民间游戏中, 有丰富的“说”的材料。大多数乡村游戏都配有琅琅上口的童谣和优美动听的儿歌, 这些童谣和儿歌中包含许多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 还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可以开阔幼儿的眼界、扩大幼儿的知识面, 可以使幼儿有说的内容, 有想说的渴望, 大大提高了幼儿口语发展的速度和效率。

游戏中同伴的交流迫使他们相互表白, 逐渐学会了表达, 丰富了词汇。而且游戏中的儿歌趣味性强, 有节奏感, 琅琅上口。如游戏“丢手绢”, “丢、丢、丢手绢,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 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又如:“拉大锯”中, “拉大锯, 扯大锯, 两个伙伴玩游戏, 你来拉, 我来锯, 你来我往多欢喜”。两人边念儿歌边拍手, 使他们心情愉快, 增进了同伴间的情感交流。

二、乡村游戏为幼儿提供了规则意识培养的空间, 对于发展幼儿自我系统调控具有重要的作用

皮亚杰说过:“儿童游戏包含着大千世界的一种缩影。这种游戏中的微型世界反映了由一系列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游戏的规则帮助幼儿摆脱自我中心, 向社会合作发展。富有儿童情趣的乡村游戏对幼儿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而许多乡村游戏的顺利进行, 都取决于幼儿对游戏规则的掌握, 这会促使幼儿控制自己的行为, 遵守游戏规则。如“丢手绢”“躲猫猫”“老鹰捉小鸡”等。只有共同遵守规则, 才能齐心协力地完成活动。在这个过程中, 幼儿会遇到许多问题, 如人数或多或少了, 玩具不够了, 大家对游戏规则的理解不一致等。

在通过游戏伙伴的相互模仿、相互协调中幼儿学会了遵守规则、与他人友好相处、学会了自己解决人际矛盾、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例如, 民间游戏“地雷爆炸”, 它的规则是:用猜拳决出一个为追逐者, 其余幼儿为逃跑者。逃跑者可以四散跑, 追逐者只要能捉到一人就算胜利。逃跑者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 快被捉住时, 可以立即蹲下说“地雷”, 追逐者就必须停止追他, 另找目标追逐。而“地雷”只能原地不动地蹲着, 等其他人来拍一下, 并喊“爆炸”, 才被解救, 继续做逃跑者。绝大多数幼儿都能遵守规则, 但有些自控能力比较弱的孩子还没等有人来拍他就跑了, 经常犯规。那么老师就请幼儿讲讲游戏的规则。这些自控能力比较弱的孩子为了能再次参加游戏而只能遵守游戏规则。

游戏的规则, 有的是明显的规则, 有的是隐藏的规则, 幼儿必须按照规则控制自己的行为, 学会用规则协调关系。游戏的兴趣使幼儿愉快的服从游戏规则, 约束自己。

其次, 在游戏中, 每个幼儿都会不断地更换角色, 游戏伙伴中会很自然地产生“领袖”, 这些“领袖”也会很自然地被淘汰, 这样可以培养幼儿的责任感和组织能力。同时也教育幼儿要平等待人, 树立团结协作的意识, 克服任性、独享等不良习惯。例如, “跳竹竿”的游戏, 小伙伴只有通过“有人敲竹竿, 才能有人跳竹竿”这种密切、愉快的合作才能完成得很好。幼儿体验了团结互助的力量和合作的乐趣, 共同去体验成功的喜悦。

三、乡村游戏为幼儿提供了情感体验的机会, 对于幼儿社会性情感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社会性情感, 是指个体对集体或周边人爱的情感, 它决定并影响着一个人控制、表达和交流情感的欲望和能力。情感教育目标的确立和实现, 也是幼儿园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面。

乡村游戏有助于培养幼儿良好的高尚的情感。在游戏活动中, 幼儿要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这就锻炼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和不怕失败的品质。如, 在“跨小沟”的游戏中, 有些能力弱的幼儿可能会跨不过, 这时可用鼓励的语言, 如“你再来试一试, 老师相信你能行的, 小朋友一起为他加油”等为他树立信心。在“踢毽子”的游戏中, 幼儿踢毽子的数量越多的一方就为胜利, 这就增强了幼儿的坚强意志。还有的游戏带有竞赛性质, 幼儿在游戏中往往面临着失败, 自信心受到打击。但丰富多彩的游戏吸引着他们, 这就要求他们不断努力, 克服自身弱点去争取下一次的胜利。

乡村游戏有助于促进幼儿感受美和表现美的情趣。乡村幼儿游戏常常贯穿于歌舞之中, 在载歌载舞时, 幼儿能感受到韵律美、节奏美。幼儿扮演角色时选择的漂亮服饰、道具等能给幼儿带来美的享受。如, 游戏“拔萝卜”, 在玩时, 幼儿会用彩纸做大萝卜, 涂上漂亮的颜色。幼儿穿着各色各样的服装, 抢演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 处在幼儿园美好的环境中, 说着儿歌:“拔萝卜, 拔萝卜, 哎呀, 哎呀拔萝卜, 哎哟, 哎哟拔不动, 老爷爷快快来, 快快帮我来拔萝卜。哎, 我来了。”幼儿边念儿歌边愉快的游戏。通过游戏, 不仅让幼儿从中感受游戏所能带来的快乐, 而且也让他们懂得从小就要爱劳动的道理。事实证明, 幼儿在游戏中能借助于生活和劳动中生动直观的感性形象, 受到潜移默化的审美教育的影响。

户外活动时, 幼儿经常会自发进行游戏活动。如, “炒黄豆”“石头剪子布”“小狗小猫小刺猬”等。幼儿自己推选“小老师”, 各组的“小老师”规定自己小组的活动形式、活动范围、角色分配等, 其他成员积极听从“小老师”的指挥, 遵守游戏规则。在自由组合的游戏中, 幼儿自己进行比赛, 交换角色, 有助于自我管理能力发展。

另外, 乡村游戏蕴涵了中华民族的诸多传统美德, 如友爱、合作、尊重等, 这是对幼儿进行情感教育珍贵的内容。乡村游戏具有群体性, 通常是三五成群一起玩, 所以幼儿在游戏中就会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 理解、帮助和尊重他人, 从中感受到与别人友好相处的快乐, 例如, 乡村游戏“摇啊摇”, 孩子与外婆或奶奶在边游戏边歌谣“外婆叫我好宝宝, 一块馒头一块包”的诵读中, 体会了老人对孩子的关爱, 在边游戏边歌谣“我给外婆吃块糕, 外婆吃了哈哈笑”的吟诵中培养了幼儿的尊老意识。

乡村社会 篇10

1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 农村社会组织的问题受到乡村治理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学者们的关注, 成为政治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农村各类社会组织有300多万个, 主要包括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自治组织、农村的经济合作组织、公益服务组织和村民互助组织等形式。综观目前相关的研究发现, 学术界关于农村社会组织的定义并没有形成明确统一的看法, 而更多的是以农村民间组织、农村非营利组织、农村中介组织等命名, 它们在乡村社会领域中的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学者以农村社会组织的性质和目的为出发点, 将农村社会组织划分为政治性组织、经济性组织和基层自治性组织三种类型, 认为农村社会组织是由村民自发组织而形成, 或者是在乡镇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 为了实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成某种社会保障功能和获取公平的经济利益, 由农民为主体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俞可平从农村社会组织的职能出发, 将其划分为农村权力组织、农村服务组织、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以及其他农村附属性组织等。李熠煜从农村社会组织的生长成因出发, 将其分为和官方有密切关系, 具有合法身份的行政组织;传统的乡村社会团体;由新型的农民自发形成的公益性组织;乡村社会中各种宗教组织和带有帮会性质的类似黑社会的组织。他认为, 类似花会、庙会和基金会、行会等乡村社会团体和公益性组织发展速度最快, 逐渐成为影响乡村事务的重要力量。2008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 在关于发展农村社会组织问题上, 进一步明确农民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服务性和互助性的性质, 其基本功能是在于完善基层社会的自治能力。这一定位, 将农村社会组织赋予了更多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乡村社会自治的公共权力, 充分体现了其在乡村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 农村社会组织是具有民主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非政府组织所具有的一般特点, 它们根治于农村社会, 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随着我国乡村民主化进程而不断深化, 是乡村治理研究领域中关于实现村民自治重要的一次尝试。

乡村治理就是乡村社会的各种组织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共同处理乡村公共事务的一种动态过程, 其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农村社会管理结构和促进公共产品的优化, 实现广大村民的根本利益。农村社会组织是乡村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调节器, 不仅代表着广大村民的利益, 为他们提供公共参与的机会, 而且在促进不同管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因此, 探索农村社会组织在我国基层政治社会发展中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以适应和促进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政治变迁和政治发展的需要, 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途径。

2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政治分析

2.1 乡村治理的多中心结构, 为农村社会组织嵌入乡村治理创造制度性空间

自上世纪9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 在乡村社会中, 除了传统的集体经济形式外, 开始出现了一些个体经济组织和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 这些经济组织的出现满足了农民的多样化需求, 逐渐受到广泛的欢迎, 其组织的内容和形式也得到了较大的创新。然而, 随着农村的经济成分和利益多元化的转变, 亟待调整政治权力结构以适应客观社会环境的发展。2004年,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 明确指出建立由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政府具体负责、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这种格局, 从理论的层面上看, 就是宏观的“多中心”治理格局。农村的“多中心”治理是它由乡村社会中多元独立的行为主体, 在一定的运行规则下, 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合作、相互调适, 甚至相互博弈等互动方式, 形成一种多元的开放的共同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制度。笔者认为, 多元性与开放性是辩证统一的, 多元性是实现开放的基础, 开放性为多元的格局提供保障。那么, 面对乡村社会中日益繁杂的公共事务和多元化的利益需求时, 在人力物力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缺陷。目前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调整政治权力的配置方式, 将各种利益主体纳入到乡村政治系统中, 统筹各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 鼓励乡村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只有充分调动农村社会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促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农民参与”的格局, 才能弥补在政府失灵时的社会资源短缺, 才能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

2.2 农民组织化水平提高, 为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发展机会

组织, 是实现政治稳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也是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载体。在我国, 传统的乡村社会一直以宗族组织和宗族观念来维系各组织之间的关系,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限制了农民的个人思维和对利益的诉求, 将农村社会推向了一个同质化的阶段。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农民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各种各类的农村经济组织随之纷纷建立起来。然而, 从整体上看, 这些组织呈现出碎片化和分散化的特点。在当时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影响下, 碎片化的农村组织使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 农民的政治参与还处于一个低制度化的水平。农村社会组织能够整合乡村社会中闲散的群体力量, 通过内部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律的手段, 维护广大农村群众的合法利益, 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保障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资源配置上的公平性, 为农村社会组织和广大农民公平地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提供机会。

2.3 走向“善治”的乡村治理目标, 推动农村社会组织与政府协同合作

政府与公民共同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善治的本质特征, 是当前国家政治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要实现善治, 首先需要以公民对权威力量的自觉认同和积极参与为基础, 如果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 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善治。由此可见, 在要实现乡村善治, 仅仅依靠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权威性行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培育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公民社会, 而农民社会组织就成为了这类公民社会的主要载体。乡村善治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从这个意义上看, 代表着广泛农民利益的农民社会组织的最重要功能和任务就是促进乡村善治。具体表现如下:

2.3.1 促进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通过农村社会组织培育

现代公民, 更有效地推动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为实现乡村社会的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权利提供机会。首先, 农村社会组织具有平等和民主的属性, 成为培育广大村民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的重要组织载体, 使大部分农民明确自己当家做主的选举权利, 提高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其次, 农村社会组织是广大村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组织基金和社会基础, 它可以将涣散的农民群众统一起来, 参与村务日常管理中。再次, 农民群众也可以从农村社会组织中了解政治, 充当乡村事务的决策者和监督者, 增强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最后, 农民社会组织内部非等级制的体系和平等民主的沟通方式, 更容易培养成员的民主意识, 锻炼诉求的能力、管理的意识和管理的能力, 为提高参与乡村事务的民主管理能力奠定了基础。

2.3.2 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公共服务的提供。

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 政府将大部分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城市, 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相对不足。而农业税的取消, 两极分化更加明显, 已经无力提供能够满足广大村民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随着乡村政治结构的变革, 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投身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列上, 承担起重要的角色。如有些经济合作组织兴建农村的基本公共设施, 兴办学校和养老机构, 有些专业协会提供市场服务的信息和法律援助等, 有效地弥补了基层政府的缺位和市场运行的失灵下乡村社会的资源匮乏, 对现代乡村社会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2.3.3 维护乡村社会的秩序稳定。

由于市场要素不断的多元化, 像农村土地流转、房屋拆迁和农地征用等引起的矛盾日益增加, 乡村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元化。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通常是以乡绅和宗族势力来维持社会秩序的, 当发生矛盾纠纷的时候, 大部分的村民通过私下求助于乡绅势力或者宗族势力来协调支持。随着现代乡绅组织和宗族组织已经逐渐解体,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类农村社会组织承担起乡村事务纠纷的调节者。学者于建嵘认为, 随着农民维权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农民在组织中不断接受法制观念, 促使农民的维权行为更加理性, 成为有权力意识和法制意识的现代公民, 在维权组织的带领下, 恶性群众事件减少, 对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农村社会组织还有其特定的内生性秩序, 通过与村民共同商定规章制度来约束他们的行为, 形成符合乡村民约的行为准则。类似农村治保委员会等组织也承担起维护乡村社会治安的责任, 与村民共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成为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秩序的重要力量。

3 农村社会组织内部结构失衡和发展困境

3.1 农村社会组织的经济功能大于农民的政治诉求

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是农村社会组织重要的特点, 然而有些社会组织受到利益的驱使而违背了公益的属性, 以赚钱和牟利作为组织的首要任务, 这既表现在以经济功能为主的社会组织上, 也表现在某些以非经济功能为主的社会组织上。据2006年农业部对农村各类合作组织的统计数据来看, 49%和20.4%的组织分别分布在种植业和畜牧业等特色产业的生产经营上, 只有20.2%的组织以提供技术服务为主, 除了农村各类基金会以外, 类似农村老年人协会、用水协会、农业技术协会等组织也越来越重视经济的效益, 而政治功能多是一种缺乏自觉性的附带功能。事实上, 农村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是乡村治理的根本体现, 如果农民的政治诉求不充分, 经济功能的发挥也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要保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稳定性和长远性, 仅仅依靠经济建设是远远不够的, 村民自治才是实现善治重要的内驱力。然而, 在现实的环境下, 社会组织既要发挥其经济功能, 取得经济效益, 又要在乡村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 还要将广大农村的政治诉求作为政治主体参与到乡村治理中, 目前来看, 是相当有难度的一个难题。

3.2 农村社会组织行政色彩大于农民的民主参与

据相关数据显示:70%左右的农村社会组织是由乡镇政府或者村两委发动成立的, 并且由乡村干部负责日常的管理, 真正由普通村民自发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所占比例较小。农村各类社会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会受到政府行政力量的干扰, 出现过度行政化的倾向, 尤其是体制内的组织。如今, 基层政府的社会职能转移, 村民委员会、共青团等为代表的体制内组织将承担着村务管理的职能, 在发展和整合农村各类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有时会受到政府的行政指标的影响, 使得他们烙下了行政的色彩。因此, 有些农民对此类通过行政力量催生出来的, 不是以农民的实际愿望和需求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并不认同, 他们认为这是代表着基层政府的意志, 从而农民的参与度比较低, 也影响了乡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进。

3.3 农村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 缺乏发展力

农村社会组织虽然已经形式上成为治理主体的一元, 但由于自身能力的缺陷, 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首先, 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 政府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经费和政策支持是非常有限的, 再加上草根的农村社会组织由于自身性质和规模的限制, 筹措经费能力的弱势使得其发展更加困难。其次, 由于农民的素质参差不齐, 部分农民缺乏现代公民意识, 小农意识较重, 过于强调个人利益, 忽视公共的利益, 导致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事务的能力较低。在组织管理人员方面, 由于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通常是兼职的, 不稳定的, 再加上自身社会保障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因此, 很难吸引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加入其中。最后, 农村社会组织内部运行机制不规范, 组织结构简单, 公共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大大降低了组织的凝聚力, 制约着自身的发展。

3.4 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和科学的管理机制

在我国农村社会组织领域中的法规大部分都是针对其中单方面或者某些内容的规定, 如1998年重新修订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03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07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 还缺乏一整套针对农村社会组织成立、性质、地位、运行和功能等方面的完整系统的法律规定, 法律上的空缺导致各类农村社会组织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 无法可依, 各自为政。尽管我国已出台了针对农村社会组织成立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但是城乡之间的差异, 导致这个规定不具备乡村社会的普适性, 反而制约着社会组织的发展。此外, 农村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也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目前农村社会组织主要采用登记和主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然而这种模式并没有在全国广泛地实行, 只是在少数地区试行推广, 大部分的社会组织没有通过政府相关部门注册登记而游离于规范管理体系之外, 这部分组织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病, 影响着自身的运行绩效和造成公众对它的质疑。而部分通过登记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农村社会组织, 由于多头管理约束和政府的严格控制, 也削弱了他们发展的主动性, 限制了其发展的进程。

4 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

从客观层面上看, 基层政府要不断地转变管理的理念, 进一步推进职能的转变, 逐步减少对农村公共事务的行政干预, 将农村社会组织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实现政府与农村社会组织对乡村公共事务的合作治理。对一些行政色彩比较浓厚的组织, 应该明确他们的公益性和民间性, 通过社会化的手段, 促进他们改革成为真正代表广大农村利益的民间社会组织。此外, 应该加强对农村社会组织的政策扶持和引导, 加快针对农村社会组织的立法程序, 从法律的层面明确其性质、地位与职能等核心要素, 提升农村社会组织的法律层次。具体而言, 在出台相关的法规政策时, 应该充分考虑到城乡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差异, 根据农村的社会环境和农村社会组织自身的实际条件, 制定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定, 提供一个公平合法的平台, 保障他们在农村社会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从主观层面上看, 农村社会组织应该顺应市场的多元化, 在强调各类组织自身独特功能的同时, 也要加强与各种不同功能组织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互动与碰撞中实现共赢达到和谐。此外, 为了能够良好地承担起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使命, 获得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支持, 农村社会组织必须完善内部的组织建设, 具体包括规范管理制度、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筹资体系和队伍建设等, 将具有现代业务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引入到基层管理的领域上来, 将广大农民的群众力量动员到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空间里, 树立和维护良好的组织形象, 充分发挥其在农村治理中的社会自治能力。

综上所述, 我国乡村社会的变迁, 实际上是乡村治理结构中各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博弈过程, 而农村社会组织充当着不同治理主体利益的协调组织。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 形成一套能够满足各主体利益需求的有效机制, 农村社会组织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2]李熠煜.近代中国乡村民间组织生长原因浅析[J].文史博览 (理论) , 2010 (2) :29-30.

[3]于水.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江苏为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4]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 2005 (2) :37-40

[5]李小云, 等.2008中国农村情况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乡村社会 篇11

关键词： 合村并居；城镇化；乡村社会治理

进行城市化建设是中国的必然之路，其基本条件是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建设，而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制约恰恰在于农业人口数量太大。目前在各地实施的推动城镇化建设实践中，合村并居：将农村建成社区或者小城镇应当成为最合宜的选择。对于正处于试验点阶段的合村并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新的并居方式也必将会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一、合村并居的内涵及意义

合村并居指的是针对乡村分布分散，人地矛盾突出， 土地瓶颈日益显现的现实问题，将相邻或相近的功能上联系紧密的村庄合并， 一规划功能区， 统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土地集约使用和农村新社区建设的目标。

通过合村并居实现空间整合，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利用机制， 可以实现土地在城乡之间的优化配置， 逐步推动土地、劳动力、资金和信息等要素的城乡互动， 促进城乡产业成功对接， 拉动产业整合， 着力提升农村生产力及其创新发展能力， 达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目标。参照我国目前先期的城市合村并居的经验，例如：德州市的“五不变一不降低”合村并居改革、山东省诸城市的“三不变、两不降”的“诸城”模式，随着农村社区服务的不断完善，原来分散而居的农民开始向社区聚集。农村实施社区化管理以后，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到现在为止，诸城市共78个农村社区，建设住宅楼952栋，其总面积约可容纳1.8万户居民居住。 同时，据诸城市相关部门测算，如果现有农村居民全部完成并居，则可节约出8万亩旧宅基地。由此可见，合村并居卓有成效，值得进一步发展和推广。 目前，合村并居在山东省推行较为广泛，并取得一定成效，为全国开展合村并居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

二、合村并居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合村并建的必要性

1.合村并建是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最终实现一体化建设的需要。长期以来， 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分割， 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影响中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竞争力的加强以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实行城乡统筹、调整失衡的工农业和城乡发展关系、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战略，可以缓解城乡差距日益加剧导致的很多矛盾，[5]以土地为切入点， 合村并建，通过统筹配置城乡土地、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值得深入研究。合村并建作为实现城乡统筹， 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必经之路， 其顺利实施对最终破解我国城乡二元分割、解决城乡统筹难题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2.整合闲散土地、房基地，合理利用有限土地资源的需要。城镇化进行的核心要素是土地。此判断的依据不仅是因为城镇化要改变以前土地的利用方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同时，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要素资产同样可以主动用于城镇化进程，从各地的城镇化实践上看，甚至可以得出结论：不进行土地资产的合理运作，城镇化进程很难顺利推进。新时期的城市化背景下，就需要土地资源的流转整合，需要集中现有可利用土地、房基地，发挥这些资源的集聚效应，而合村并居为我们提供了可能。

（二）可行性分析

1.农村劳动方式、谋生数段发生变化，乡土观念弱化有利于合村并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现在的农民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随着工业化水平逐步提高，农民们不再单纯靠双手劳作，机械取代人力，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这样，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转移到二三产业中来，谋生手段发生很大变化， 既有从事第二产业的工人，也有自己经营的个体步济等，可以说，现在的农民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逐步脱离农村成为市民。也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生长的地方到城市里谋求更好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更加希望自己融入城市，享受城市便捷、舒适的生活。因此，随着农民逐步进入城市，原有的乡土观念被逐步弱化，让农村居民离开原有的居住地也变得可能。

2.合村并建对农民具有较强吸引力。农村人是普遍希望过上城市人那种干净、舒适、便捷的生活的，但基于自身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力搬入城市生活，部分农民即使通过创业、升学等进入城市，也由于脱离原有交际圈和生活方式，产生种种不适应。合村并居后，一方面农民们不用改变原有生活方式，也依然可以和原来乡民在一起，不会产生不适感。另一方面，合村并居后村民集体搬入整齐干净的小区，并有相应教育、医疗福利设施，还有众多娱乐场所，无疑，这些都将对农民具有较大吸引力。

三、结语

合村并居是农民的可行出路，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由之道。合村并建也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由农业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乡村社会管理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合村并建也是中国目前在乡村国家大力推行的村改社区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创新模式不仅给农民带来实在的好处，如完善的社区服务，而且可以整合现有土地、人力资源，为推动城镇化建设奠定基础。合村并居任务尽管艰巨，实现却有胜算。关键在于能否以恰当的方式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特别提出的是，在合村并居过程当中，各级领导要摒弃错误的政绩观，坚持一起为了农民的原则，决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只有这样才不违背合村并居初衷，才能顺利推行城乡一体化建设。

【参考文献】

[1]张晶.城乡统筹背景下德州市合村并建模式分析.[J].德州学院学报?2011，27（01）：95-98.

[2]王丙川，龚雪.合村并居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基于山东省潍坊、德州、济宁等地的考察分析.[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61-65.

[3]汪长礼，温晋锋.基于社会学视角的传统农村治理模式研究.[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2）.

乡村社会 篇12

“乡村社会”是乡 (镇) 一级管辖范围内的社会。“乡村社会治理”是指乡村公共权威运用乡村治理权力, 处理乡村社会公共事务, 以调控与影响乡村社会。乡村社会治理不是乡镇政府对广大农村社会的统治或管理活动, 治理的主体和方式是多元的, 它是由政府、乡村社会组织及村民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谈判、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或者状态。可以说, 治理不仅包括政府的管理, 还包括社会自我管理,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 乡村社会治理是整个治理体系的基础, 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下, 农村的社会结构、组织体系、利益格局、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传统的基层治理方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新形势下, 必须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 破解乡村治理困境, 以达到乡村善治。

二、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四大困境

新时期乡村社会治理取得很多新成就, 政治民主管理越来越完善, 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高, 农民物质和精神水平得到较大提高, 但是随着快速的城镇化, 乡村在空间状态、人口格局、社会结构及利益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给乡村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困境和挑战。

1.领导协调困境。第一, 乡 (镇) 领导与村干部难以协调, 实质上是“乡政”与“村治”的矛盾。乡 (镇) 与村之间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但实际工作中, 村干部作为直接治理者, 有一定的自治权力, 二者之间难免会有意见和分歧。第二,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难处理不好, 直接影响领导效能, 阻碍乡村社会治理成效。现实中通常是村支书“越权”“一言堂”“管的过多”, 使得二者之间矛盾一直较为突出。村“两委”关系, 反映出政权组织二元化的深层矛盾, 背后折射出社会治理的问题。

2.资源短缺困境。乡村社会治理需要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撑, 资源不足必然会使乡村管理滞后或缺位, 然而现实中, 尤其是欠发达村镇, 乡村社会治理的确受到各种资源的限制。第一, 人力资源匮乏, 尤其是年轻劳动力。改革开放后, 快速的城镇化使得乡村劳动资源大规模流出, 且流出的人口多数是中青年劳动力和乡村精英, 很多乡村呈现空心化。据统计, 部分乡村人口减少数量占到全村总人口的60%~70%, 大部分都超过了40%。这导致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缺乏, 参与和监督治理的人口大大减少。第二, 资金资源短缺。大多数乡村的经济状况都非常薄弱,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乡村的集体经济负债累累, 无力发展乡村经济, 乡村其他方面的治理也出现弱化现象。以内蒙古敖汉旗为例, 全旗有15个乡镇, 225个行政村, 60万人口。截止2002年, 乡村两级负债较为严重, 其中乡级负债近1.3亿元, 村级负债近1.5亿元。经过多方努力, 化解债务取得了显著效果, 但截至目前, 全旗乡级债务未化解近52%, 村级债务未化解近54%。总体来讲, 资金仍是捉襟见肘, 这制约了敖汉旗的社会治理进程。

3.政治参与困境。有些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政治行为参与度低。认为与自身利益关联不大, 而使政治参与流于形式。另一方面, 政治参与方式不当。调查发现村民参与政治的方式极端是治理的一大难点。比如有些村民遇到问题, 跳过村委会直接找乡镇政府或市政府, 有的村民随意在网络上发布谣言, 故意扩大或扭曲事实, 这就需要将村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引导到正当的轨道上来。

4.治理理念困境。第一, 腐败问题困扰乡村治理。思想腐败是造成权力腐败、行为腐败、作风腐败和生活腐败的源泉。乡村治理主体利用手中职权获取个人利益, 治理的动机由发展变为谋取个人利益, 带来的影响削弱了乡村治理主体及治理行为的合法性。第二, 单纯追求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治理不是简单的管理, 更不是单纯发展经济, 部分乡镇仍认为经济发展是乡村治理的全部, 忽略了民主管理、文化建设等其他方面。第三, 缺乏生态环境保护观念。乡村环境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产生活质量, 关系到乡村的整体面貌, 然而有些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忽视生态环境建设, 农民环保意识淡薄, 化工废弃物、生活垃圾及农用废弃品随意堆放, 这不利于“美丽乡村”“文明乡村”“生态乡村”建设。

三、破解乡村治理困境的基本路径与对策

1.制度上保障。用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乡村治理水平, 进一步规范村“两委”职责和村务决策管理程序, 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设计。村务公开的内容要及时更新和完善, 健全村民对村务实行有效监督的机制, 加强对村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 确保监督务实管用。

2.思想上提高。“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要想破除乡村社会治理的种种困境, 治理者和村民都需要树立起应有的思想观念。第一, 领导者的思想观念在乡村治理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要及时对他们进行培训, 注重培养村干部最基本的道德和价值观念, 增强全局意思、合作意识、宽容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生态意识等。第二, 村民增强政治参与意识、监督意识。格尔哈德·伦斯基所指出:日常生活的压力, 严重地限制了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活动。可见, 经济利益与农民政治参与紧密相关, 调查表明相对富裕的村民更愿意参与到乡村治理中, 而经济条件不好的村民则表示没有机会考虑政治参与问题。因此, 要增强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关键是发展经济, 让更多的农民富裕起来, 让村委会的每项治理决定与村民每个人息息相关。

3.管理上为民。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 在思维方式、行为举止、心理需求上都发生巨大变化。同时, 农业的生产方式及生态环境也不同于传统农业, 未来农业将趋于规模化和集中化种植, 这就要求政府改变过去唱独角戏的局面, 时刻关注村民的需求, 充分发挥民主的作用。首先要倾听村民心声, 经常访农户了解村民的思想变化, 加强与村民的有效沟通。其次,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引导村民投入乡村治理中, 统一村民意见, 鼓励村民自主建设, 比如在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村庄绿化等有钱出钱、没钱出力、自筹自建, 这样每位村民参与到社会治理中, 逐步治理理念深入人心, 村民会更加自觉参与和支持乡村各个方面的治理。

4.方式上创新。在治理方式上, 要根据时代特征及乡村特点, 创新管理方法。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可以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具体来讲第一, “互联网+治理方式”就可以改变传统的治理方式, 利用互联网与治理对象之间建立起新的沟通渠道。比如, 发起“村微信群”, 这样既能获取群众诉求、发现问题苗头, 又可以公开村务活动信息、宣传科技种植知识和卫生防控等信息。第二, 鼓励农村民间组织, 如农村专业协会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参与到乡村的管理事务中。第三, 充分发挥乡规民约的作用。相对来讲, 乡村是个半封闭的熟人社会, 因此, 伦理道德和流传习俗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法治角度上讲, 乡村的社会治理存在很多“真空地带”, 比如化解家庭矛盾、解决邻里纠纷等都是法律法规很难有效解决的, 此时往往就需要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的介入。当然, 要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让有益的乡规民约来促进乡村社会治理。第四, 创新乡贤文化, 弘扬善行义举, 以乡情、乡愁、乡约为纽带吸引和凝聚精英人士支持家乡建设, 传承乡村文明, 为家乡的社会治理出力, 这对于缓解资金短缺、精英人员不足等困境起到重要作用。

四、结语

总之, 乡村社会治理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成效, 制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新时期只有政府、相关组织、农民协调统一起来, 充分合作, 积极治理, 才能破解乡村治理的种种困境, 最终实现乡村善治。

参考文献

[1]张一洲, 刘东杰.乡村社会治理的难点[N].学习时报, 2014-10-27.

[2]杨炼.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四大因素[N].学习时报, 2014-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