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式的变迁

模式的变迁（共8篇）

模式的变迁 篇1

关于中国反腐模式的变迁与推进

摘要：腐败是全人类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腐败的产生既有行政主体道德素养方面的困境，也有行政体制方面的障碍。体制上的问题必然会造就了官场生态环境的恶化。要想反腐必须解决体制上的问题，建立高效能反腐制度和机制

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选择什么样的反腐败模式，是能否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关键。建国以来，我们党采取了运动反腐败模式、权力反腐败模式和制度反腐败模式等多种反腐败模式。实践证明，要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就必须坚持制度创新，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相互制约的制度反腐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强化权力监督，形成制约腐败的铜墙铁壁。

一、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以反腐败模式为划分依据，我国反腐败斗争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采取了运动反腐败模式。主要在解放初期和“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初期针对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通过群众运动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模式又可称为阶级斗争反腐败模式。这种反腐败模式，是以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自律为主，以整风等形式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同时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发动群众起来揭批腐败分子，以党纪法规制裁为辅的一种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方式。这种方式内在地包含了强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因素。它的核心和宗旨，就是凭借阶级斗争的威慑力量，最为充分地发挥党员干部的道德自律和人民群众的制约监督作用。从而密切党群关系，卓有成效地实现党的群众路线。这种反腐败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1)对广大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培养，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侵入的抵抗力和免疫力。(2)通过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揭露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把非马克思主义者清除出党。这种运动反腐败模式，在当时通过频繁的运动，确实解决了党内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但是运动反腐的一个致命伤就在于它冲击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发展，人人都在一个不安定的环境当中搞生产、搞工作，弊多利少，所以十年“文革”也就酿成了十年浩劫。

第二个阶段主要采取了权力反腐败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停止搞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针对腐败现象的日益滋生蔓延，采取什么模式来反腐败呢?我们基本上是用党和党的干部的政治权力和在群众中的威望来反对腐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这是一种基于人治原则，从宏观的反腐败政策方针制定，到微观的具体案件能否查办，查办到何种程度，一项预防腐败的制度改革能否启动，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施等等，都严重依赖于领导人的偏好、态度、意愿和决心。这种方法反腐败的好处就是比较便捷，它的弱点是因领导者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者注意力的转移而转移，随意性比较大。所以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部门。如果领导者本身的权力变质了，一把手自己就是腐败分子，他就不可能运用正当权力去反腐败。这种权力反腐败模式的局限性很大，还具体表现在各地、各部门的反腐败形势发展很不平衡，没有体制制度保障，局限于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和对党的事业是否忠诚。仅仅依赖的是一种“道义性反腐败”。

列宁曾经说过：“把希望寄托于个人的优秀精神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同样，寄希望于官员的自我道德完善，这在反腐败斗争中也是“不严肃的”。

西方经济学家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基于这种基本假设，如果把反腐寄希望于官员的自我道德完善，这不仅违背了常理，也违背了人性。事实反复证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反腐倡廉不能仅仅立足于人“性本善”的理论假设，不能单纯地倚重道德自律和一两次政权力量集中打击，而要依靠制度长期的、规范性的力量，切实预防和惩治腐败。

第三个阶段主要采取了制度反腐败模式。制度反腐是和权力反腐相对立的反腐败模式，它基于法治原则，充分依靠制度预防和惩治腐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权力反腐败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健全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腐败成为当务之急。1980年邓小平首先明确提出反腐的制度性问题。邓小平认为，制度“更带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剖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时，他更侧重于体制因素。他始终认为，腐败与现行体制和管理制度上的缺陷有关。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具体分析了党和国家在制度问题上存在的五种弊端，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认为，我国原有的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是高度集权，政治权力往往与经济权力相混，党政不分、政经一体，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上级腐败下级无法进行监督，下级腐败上级也往往无暇顾及，任何一级权力，一旦不对自身的权力负责而走向腐败，就难以得到迅速有效的监督和纠正，失去监督的权力最容易滋生腐败。所以邓小平主张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如果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刻性和敏锐性。它不仅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且为我们清除腐败现象指明了方向。制度反腐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制度反腐才是清除腐败的治本之策。用科学制度反腐，国家才会走向清廉。

二、我国反腐的推进——制度反腐是根本之策

（一）目前制度反腐面临的问题

1、制度滞后。制度是用来有效地规范、约束人或组织的行为活动准则。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很难及时适应变化发展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且我们目前现有的反腐制度在设计上本身就缺乏前瞻性，经常是跟着腐败现象跑。我们制定的反腐制度的部门常常以惯性的思维方式，经常是待所暴露反映的问题已成共性，具有普遍性以后，这时才组织力量制定制度进行治理。这种制度在短期内针对某个方面问题管用，但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或出现新问题，制度的约束力和实际效果也就会大打折扣。

2、制度粗放。倘若缺乏一整套严密的监督机制，那么，再好的制度也犹如一个“稻草人”。现阶段，我国对公职人员及其行使的公共权力的监督体系与制度不能说不健全，更不能说没有，据中央党校统计，光“不准”就156个之多。但这些监督制度还普遍存在“对下级制约多，对同级监督少；形式监督多，实质制约少；对个人制约多，对组织监督少；被动监督多，主动监督少”。腐败分子就是钻了体制不严密和监督不到位的空子。为此，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曾经打过一个比喻，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对他而言，如同是“牛栏关猫，进出自由”。这说明，我们的反腐制度规定得不够细，比较粗放。

3、制度执行难。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不是我们无法制订出适当的、严密的制度规则，而是很少有能力保证制度规则得到执行并使违规违纪违法的官员承担经济、政治、法律责任。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现实生活中，官员们只要不被查出个人腐败，只要没有发生严重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者酿成死人特别是群死群伤等恶果，或者做出其严重触犯刑律的行为，几乎不可能因为别的滥用权力的行为而受到实质性的追究。这就是说，我们用以约束权力的法律、规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灵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无法走出困境，那么，约束权力、控制腐败只能是空谈。

（二）制度反腐的对策与建议

1、完善体制机制，为制度反腐提供动力

制度反腐，完善体制机制是动力。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需要尽快落实。

第一，改革权力运行机制，从体制上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说过，权力不是不要集中，而是过于集中，而当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之后，那么具体的制度就变为少数人愿意执行就执行，不愿意执行就不执行的东西。所以应该要建立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制约机制。权力制衡不是权力制约。权力制约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权力约束。权力制约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它最多只能起到事后作用。同时，由于制约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制约。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所以，实践中才会出现的“谁”来监督纪检监察部门及“谁”来监督最高权力执行者的问题；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行使者和权力制约者的双重身份。这种在约束中行使权力，而行使中又约束权力的机制，跳出了传统制约中“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

第二，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稳步推行“常任制”和“票决制”。目前，中组部已在全国10个县级地方推行党代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关注常任制，还须关注“票决制”。“票决制”的实质意义是将党委常委会的部分权力划给全委会来票决，加强党内监督。“票决制”的主要内容涉及“三重一大”（即重要干部任免、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以及另外一些重大问题。其中，重要干部任免的“票决制”已在全国逐步推行。这是中央的决定，把“三重一大”中的一重“重要干部任免”交由全委会票决。

第三，改革党的纪检监督体制。一方面，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今后，应加大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实施领导的力度，从人事任免、业务指导、干部培训、考核考评等方面加强领导，并积极探索完善双重领导体制的新办法、新措施。另一方面，对派出纪检监察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后的派驻派出机构，编制收归上级纪委统一管理和调度，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拟任人选由上级纪委提名，并由上级纪委协同组织部门考察任命。

2、健全制度，为制度反腐提供依据

制度反腐，制度建设是基础。构建科学切实管用的制度体系是反腐倡廉的一条根本途径。首先，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加强组织人事管理，防止用人上的腐败。”，“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最后要创新行政审批制度，防止行政权力腐败。

3、落实制度，为制度反腐提供保障

制度反腐，制度落实是关键。要狠抓制度落实并执行到位，一要增强自觉性。要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进一步增强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要提高公开性。要建立公开透明的制度执行机制，增加政治透明度，使制度公开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三要维护严肃性。要对反腐倡廉的各项法规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督促检查，严厉查处违反法规制度的行为，做到令行禁止、违者必纠，切实解决制度执行不力的问题，不断增强制度的刚性。

参考文献

1、汪松明，制度反腐：历史的回顾与理论分析[J]《理论探索》，2006年第5期

2、张国献，邓小平依靠制度反腐败的思想[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8月

3、鲁清春，浅析当前制度反腐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J]《新长征》200年12期

模式的变迁 篇2

从建国之初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 这期间我国的反腐败基本上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实现的, 这种反腐败模式称之为运动反腐模式。针对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 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通过群众运动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模式也可称为阶级斗争反腐模式。这种反腐模式, 是以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自律为主, 以整风等形式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 同时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发动群众起来揭露腐败分子, 以党纪法规制裁为辅的一种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模式 (汪松明, 2006) 。“三反五反”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反腐败的政治运动。运动反腐模式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 纪检监察机关缺乏真正的独立性, 总体上发挥的作用很小。尽管建国之初就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署, 也就是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而且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的四个委员会中, 除政治、财经、文教外, 也有人民监察委员会, 负责协助总理“监察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职责”。但是这些机构的独立性非常有限, 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 特别是文革以后, 这些机构就停止运作了。

第二, 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在毛泽东的亲自挂帅领导下, 全国各地群众的检举揭发很快被发动起来。单单从实际效果来看, 这种发动群众运动的反腐模式还是发挥了较好的打击和震慑作用的。但是由于缺乏正常的司法程序, 不免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当时的人们更多地看到的还是群众运动所带来的良好社会效果, 而没有注意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给正常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 杀鸡儆猴。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时, 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委托薄一波向毛泽东求情, 希望考虑他们曾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 能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俩人的地位高, 功劳大, 影响大, 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 才可能挽救20个, 200个, 2000个, 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薄一波同志对此解释说:“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 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 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 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1对刘、张二人判处极刑, 无疑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惩罚功能、威慑功能和教育功能, 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 都对保持干部队伍的廉洁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思路和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一定程度上是非理性的。如“三反五反”, 当时的反腐运动主要是依靠党的领导、群众运动, 甚至对腐败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Melanie Manion, 2004) 。这种缺乏明确的规范、忽略腐败产生的具体制度和体制的原因, 不注重制度建设, 仅仅依靠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办法治理腐败, 是不可持续的, 也不符合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

二、制度反腐模式

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改变了过去靠群众运动来反腐的理念和做法, 开始注重法制和制度建设, 依靠建立和完善制度来预防和惩治腐败, 这种反腐模式可以称作制度反腐模式。

在反腐败斗争中,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 坚持反腐必须依靠群众民主监督。他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 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殊化, 经过批评教育而不改的, 人民有权利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 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 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2但与毛泽东不同, 邓小平认识到不能再搞群众运动。依靠群众有效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会懈怠, 才能最终维护人民的利益, 然而, 依靠群众反腐并不是放任自流, 大搞群众运动, 而是必须在法制轨道上有领导、有规则、有步骤地实施。

同时, 邓小平认为反腐败“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3。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特别是针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 党内出现的严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 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并规划和实施了依靠制度和法制反腐败的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后, 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 腐败现象呈现日益复杂的态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看到了新时期惩治腐败的紧迫性和长期性, 认识到反腐倡廉是一项涉及面广、政治性强、影响大的极其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第三代领导集体逐步探索出一条着眼于长远的反腐思路———标本兼治, 更注重治本。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反腐倡廉, 既要治标, 更要治本。标本兼治, 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证, 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 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 逐步加大治本力度。”5从90年代中期开始, 党和政府在科学总结以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这一思路。按照这一思路, 实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从1997年开始, 党中央、国务院在实行制度创新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方面相继出台许多重大措施。它表明我国己经自觉地走上通过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道路。6从此以后, 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变成全党的共识, 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反腐败新思路的最终确立 (何增科, 2003) 。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提出了依靠制度和法制治理腐败的正确的总体思路, 但没有进行严密有效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实施, 只注重打击和遏制腐败, 结果是查不胜查, 疲于应付, 不能打破被动的局面。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了预防为主的反腐败思路, 认识到只有立足于教育, 着眼于防范, 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与蔓延。加强教育、监督和制度体制创新, 实现反腐败关口前移, 纠偏于既遂, 防患于未然。反腐倡廉工作从被动走向主动, 不但在最后一道关口设防, 事后惩处, 而且超前防范, 事前监督, 在思想、体制、机制、法制等各个方面层层设防。7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靠法制和制度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三、和谐反腐模式

和谐反腐模式, 是指注重预防腐败、挽救干部, 重点预防和打击民生领域的腐败, 构筑官民和谐的反腐败模式。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腐败工作中实施的就是和谐反腐模式, 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注重和强化腐败预防。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选择和谐反腐模式是基于对腐败形势的准确判断。在2003年2月19日中纪委二次全会上, 胡锦涛对腐败形势有一段经典的描述:“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 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 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基于这样的判断, 反腐工作就不能只靠打击, 更需要预防措施, 否则就会疲于奔命, 收效甚微。建立制度和规章, 减少腐败机会是和谐反腐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只依靠打击, 不注重预防, 不仅腐败仍然会层出不穷, 而且会使得大批的公职人员“前腐后继”, 毁掉他们的前程。因此, 只有依靠健全的制度才可以使反腐工作更加人性化和和谐。

2003年12月, 中共正式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将党内监督的对象明确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全面勾画出了一个依靠民主、法制和德治多管齐下防治腐败的完整体系, 标志着从单纯依靠打击到多管齐下全方位围剿腐败的高压态势初步形成, 我国的反腐工作进入了“体系反腐”的新阶段。此后, 体系建设成为中国反腐工作的重要内容 (程金福, 2007) 。2005年1月,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正式实施, 明确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决策。

第二, 注重打击民生领域的腐败, 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这是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和谐反腐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近些年落马的贪官把黑手伸向了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一些公共服务领域, 以牺牲大众利益来中饱私囊。中央因此加大了民生领域的反腐力度, 处理的省部级高官包括:涉及医药监管领域的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涉及房地产领域的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及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涉及社保资金问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涉及教育领域的原天津大学校长单平。打击民生领域的腐败, 赢得了民众的认可和好评, 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 重视官民互动。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 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公众通过网络提供的反腐建议和官员腐败的线索, 有效拓宽了反腐的途径。2003年, 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 2005年12月28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2009年6月2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更新举报网站网址的当日, 该网站因点击率过高一度陷入瘫痪, 公众与政府协同反腐的热情, 可见一斑。

四、权利反腐模式:中国未来反腐败的大趋势

建国60年以来, 我国反腐败斗争走过了运动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和谐反腐模式的轨迹, 每一种反腐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建国之初, 面对严重的贪腐现象, 毛泽东延续了革命运动的思维, 运用运动反腐模式打击腐败;邓小平和江泽民反思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运动反腐模式的存在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背景下, 开始转向以制度和法制治理腐败, 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走的是保障民生、爱护干部、预防为主的和谐反腐模式。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 网络推动了信息的飞速传递, 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觉醒, 国家越来越重视公众的民主权利, 创造公众监督的软硬件环境, 以此推动反腐倡廉工作, 这种反腐模式可称之为权利反腐模式。

2008年被称为“网络反腐年”, 网民在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在反腐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因抽天价烟被免职, 并判处有期徒刑11年;江西新余、浙江温州官员“出国考察”被查;江苏徐州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及情妇受贿案和山西煤矿事故记者领取“封口费”等的曝光和查处, 都是民众通过网络行使监督权的重要表现。

2009年9月18日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要加强网络舆情分析, 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坚持依纪依法办案, 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 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 依法追究诬告陷害行为。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 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 增强监督合力。这些表述明显反映出中央在反腐上以权利制约腐败, 推行权利反腐模式的动向。

正如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和警觉的公民社会, 是制约国家权力, 防范政治腐败的有力屏障。从网络社会出发, 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并促使它发展壮大, 是未来中国反腐败的大趋势。党和政府会更注重借助公民社会强有力的支持与合作, 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不断深化反腐败体制改革。更多地依靠外部力量, 而不是局限于体制内的制度建设, 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大限度地遏制腐败。

摘要：建国以来, 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工作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取得了不少成绩。在这60年中, 我国的反腐工作经历了运动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与和谐反腐模式的变迁, 每一种反腐模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突破。目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正朝着权利反腐模式的方向迈进。

关键词：运动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和谐反腐模式,权利反腐模式

参考文献

[1]汪松明.制度反腐:历史的回顾与理论分析[J].理论探索, 2006, 5.

[2]Melanie Manion, “Corruption by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2004.

[3]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 (上篇) [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 1.

现代宪法的变迁与互动模式 篇3

一、宪法的含义

要理解惠尔所说的“宪法的变化”，首先要知道他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宪法”一词的，“宪法”又包含怎样的具体内容。在本书的第一章他给出了立论的基础。

惠尔指出，“宪法”在一般政治事务讨论中，至少有两种用法：第一，被用来描述国家的整个政府体制，即“确立和规范或治理政府的规则的集合体”(第1页)。所谓“规则的集合体”包含法律规则和非法律规则两部分。前者是能够被法院承认和适用的；而后者虽然名义上不是“法律”，法院可以不予承认，但是在规范政府运作方面，与前者有着相同的效力，譬如习惯、风俗、默契或惯例等等。第二，“宪法”不被用以指称这些规则的集合体，而是指它们的“选集”，且仅仅指法律规则的选集。也就是说，广义而言，所有关于规范政府运作或者治理政府的规则都可以看作是整个宪法“集合体”的一部分，包括成文法律、政府法规、法令、法院判决、风俗或习惯等等；狭义上，“宪法”主要是指成文的宪法典和与之紧密相关的少数“宪法性法律”。本书采用的是狭义的宪法概念。

宪法起源于人们的这样一种信念：把政府据以建立和行动的根本原则写入文件具有必要性。而现代意义的“宪法”则始自1787年美国宪法。自此，“用书面文件规定政府组织的原则”，被很好地确立下来(第2页)。还须注意的是，宪法只规定了政府组织的普遍原则，而政府的具体组织和运作的依据通常是由议会通过的普通法律。宪法与普通法律存在着职能的分离，普通法律补充和修正存在于宪法中的规则(第3～4页)。此外，宪法还受司法解释以及习惯、风俗和惯例的补充、修正甚或废止。需要铭记的是：“如果要理解某国宪法的意义，或描述其运作，或判断其优劣，就必须在整个宪法规则的更广泛的背景下来思考它，宪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第4页)。惠尔特别提醒人们，宪法在形式上的规定同实践中的情况经常有出入，而且很多国家没有真正的宪法政府。这样的事实，对宪法学者而言却很有启发性。

二、影响宪法变化的基本力量

惠尔列举了诸多引发宪法变化的力量，我们在这里择要分析几种。虽然这些力量不必然导致“宪法措辞”的变化，但是可能导致宪法意义的变化。

政府集权程度的增加是引发宪法变化的基本力量之一。促使政府集权程度增加的因素很多，“战争和对战争的恐惧、经济危机、福利国家的政策、普选权和民主制的成长、对条件平等的要求，都导致这样一种情境：在其中，执行者应当扩大其权力，被认为是合适的原则。行动必须迅速或秘密，问题很复杂和不确定，政策的执行需要大量管理者、计划者和控制者，这些都导致执行者的规模和权力的扩张”(第70页)。行政机构的膨胀和行政权的扩张表现出现代宪法所面临的两难：一方面，近代宪法所确立的权力分立与平衡是宪政的基本结构，即使是现代宪法政府，权力也必须受到制衡；另一方面，现代民主的普遍发展和人权呼声的高涨又要求政府能有快速、积极、灵活的行动。现代技术革命也导致了行政权的扩张，如战争武器的发展、通讯手段和信息技术的发达，在促进政府效能的同时也为政府提供了新的管制领域。

政党也是促成宪法变化的重要因素。宪法只是提供了政党政治活动的合法性框架，是民主政治的“骨架”，政党才是构成宪法政治的真实血肉，是他们“给予政治体以生命和个性”(第71页)。但是各国具体的政治实践表明，政党对于宪法运作的影响会有差异，例如法国的多党制造成了政府的严重不稳定，这与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实行多党制所带来的政治和谐明显不同。

“宪法受到人民对它的想法、人民对它的态度的影响。”人民对于宪法的态度将决定宪法的实际地位。如果人民尊崇宪法，那么他们就会从内心深处确信，宪法所规定的内容是值得追求并可以实现的。只有这样，当宪法遭到破坏时，人民才会以行动维护宪法。

三、宪法变化的途径

有关“宪法变化”的规范构建关系到宪法的适应性与稳定性的协调统一。如何保证宪法是“活的宪法”(1iving constitution)，而不会因条文的刚性而僵化和滞后，是宪法政治的一个现实课题。

(一)宪法修改

一般来说，各国宪法中都明文规定了修宪的程序。基于各国不同的宪政实践，修宪的程序并不相同。但在各种修宪程序背后有一些体现了宪政精神的共同原则。惠尔认为：

在大多数现代宪法中，修正程序似乎旨在维护下述四个目的中的一个或多个。第一，宪法的变化，只能审慎为之，不可轻率或反复无常；第二，在宪法变化完成之前，应给人民表达意见的机会；第三，在联邦之中，各成员州和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可由任何一方单独变更；第四，“个人或共同体的法权——例如少数民族在语言、宗教或文化上的法权——应该受到保障”(第79页)。

他进一步断言，“几乎所有刚性宪法的修正程序都可依这四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而被充分解释”。

第一个原则是不证自明的，所以惠尔着重阐述了其他三个原则。

1、寻求人民意志

在现代宪法的形成过程中，人民被赋予了神圣的主权者地位——“我们人民”构成了现代宪法的根基、宪法变化的动力以及赋予宪法变化规范力的“主权者决断”力量。根据人民主权原理，人民应当在宪法修改程序中有发言权。人民意志被赋予了绝对的正当性，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发现”和“寻求”人民的意志。这将基于各国的制度选择，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实现。

现代宪法确立的民主程序中，代议制度首当其冲。作为人民代表组成的代议机构，自然要努力使由民意所达到的“公意”反映到法律规范体系中去。立法机关作为民意代表当然有“寻求”人民意志的义务，这也是立法机关保障自身权力的要求。因此，各国宪法修正案的提议权一般会交给代议机关。另外，代议机关也可以通过延迟修正案表决的方式间接地获取民意，例如比利时、丹麦等国宪法修改程序规定，修正案最终表决之前，代议机关要重新举行选举，修正案必须获得前后两次国会的多数(严格者要求三分之二)通过。

在修改过程中通过人民复决权的行使获取民意。有些国家的宪法规定了修正案通过之后的人民复决程序，如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意大利1948年宪法和智利1925年宪法。

在修宪过程中通过赋予人民创制权获取民意。例如瑞士和美国一些州的宪

法修正程序，顾及了一定数量或者比例的人民直接提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这种直接的民主制度更为有效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志。

2、联邦和成员的权力各有限制

联邦政府和成员政府的权力相互制约成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它们的权力划分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并且是宪法文本中不可修改的“核心领域”，如美国、德国等联邦制国家就是如此。“宪法修改过程的设计，必须确保，中央政府或其构成的政府的任何一方的单方面行为，都不能变更宪法中的权力划分”(第81页)。

联邦制与民主有着内在的关联。联邦制国家的修宪过程往往有人民的直接参与，例如瑞士和澳大利亚。“它规定，一项修正案，在中央立法机关的两院通过后，必须提交人民公决。该修正案要被通过，必须要不仅被投票的所有选民的多数接受，而且要被构成联邦的多数单位的多数投票的选民接受”(第81页)。人民实质性地参与修宪过程，既是公民身份的要求，更是人民主权的体现。通过民主参与修宪过程，修正案的正当性得到保证，宪法的变迁和发展也就具有了“我们人民”式的感召力和动力根基。

3、保障少数群体权利

在现代民主体制的国家里，多数人统治的原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多数人的统治或者民主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少数人的选择和价值判断。少数人权利的保障也是民主体制所应关注的问题。大多数情况下，少数群体总与一定的种族、语言、文字等相关联，这些往往也成为宪法所保障的对象。在很多国家，对少数群体的权利保障较之权力划分的保障更为严格和绝对。

(二)司法解释

在许多国家，司法解释是促使宪法变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案件的司法裁决所实现的司法释宪比修宪更经常，也更灵活。

法院和法官解释宪法的正当性何在?这是实行司法审查制的国家面临的一个固有的诘难。在有争议的案件中，法官可依职权确定什么可以作为法律适用，宪法从可适用性上构成“法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宪法也是法律”。美国的马歇尔大法官在1803年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时，有如下论述：

说明什么是法律显然是审判机构的范围和义务……那些将规则适用于特定案件的人，必须应该阐明和解释这个规则。如果两个法律相互冲突，法院必须就它们的适用作出决定。所以，如果法律和宪法相抵触，如果法律和宪法都适用于某个特定案件，法院就必须要么忽视宪法、依据法律来裁判案件，要么忽视法律、依据宪法来裁判案件，法院必须决定这些冲突的规则中，哪一个支配这个案子。这恰是审判义务的真正本质。如果法院要尊重宪法。如果宪法高于立法机关的任何普通法律，那么在都适用于这个案子的宪法和普通法律中，支配这个案子的是宪法而非普通法律(第95页)。

法院必须根据权力分离原则行事。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有两种来源途径：第一，通过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的明确授权和承认。第二，“在一些情形下，司法解释宪法的权力，是从宪法和审判权的性质中推导出来”(第95页)。美国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大部分英美法系国家由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司法机关进行宪法解释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或者惯例。一般来说，法院不能主动行事，只有在案件的诉讼涉及宪法意义的问题时才可以解释宪法。虽然有些国家如爱尔兰、加拿大和印度的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将议会法律或行为或相关法律问题提交法院进行审查，但是主动行事的仍然不是法院。宪法解释的启动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要符合受案要件才可以进入相关的解释程序。而且，有的国家对于法院的管辖范围有明确的规定，有些宪法问题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当然，还有些国家禁止法院管辖与宪法有关的问题，并以此为不可动摇的原则，例如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

虽然法院可以解释宪法，但是这种解释仅仅限于“宪法语词所容许的界线之内”。这是成文宪法施与宪法解释者的限制，法官的职责不允许其超越条文规定。他们可以解释单词和术语的内容，可以对以前的判决进行修正、补充和提炼甚至废除或者重新作出相反的判决。我们可以看到在司法审查制度成功地持续运作的国家，司法解释对于宪法变迁以及相关争议的解决的重要性。

现代宪法所具有的明显特征是：在集权化和加强人权保障两个方面，司法解释都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现代宪法的集权化特征表现为中央政府权力的集中以及行政机关的集权倾向。美国在二百多年的释宪过程中，涉及国会的州际贸易管制的案件很多，法院都必须根据宪法中“国会有权力……管制若干州之间……的商业”的规定进行解释。法院基本上都采取了扩张解释，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国会立法权力以及联邦政府的事务范围，有效地控制住各州的关税壁垒和地方贸易保护，适应了美国过去两百多年的经济、商业、工业和交通革命的要求。在战争和其他紧急事态中，行政权的扩张也在司法解释中被法院认可。另一方面，当涉及宪法中的权利话语时，也需要法院在具体的案件中确定其具体的法律意义和保障范围。

还须明确的一点是，司法审查的成功需要高水平的法官。违宪审查制度的良好运行，需要以良好的宪法为基础，宪法的适应性取决于自身的规范程度。

(三)宪法惯例和习惯

宪法修改和司法解释都是得到法院的承认和适用的，都具有正式的法律规范效力。除此之外，“藉助习惯和惯例，严格意义的宪法之法律被一套规则集合所补充，这些规则虽然不是法律的一部分，但却被认为是有约束力的，它规范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机构，显然构成了政府体制的一部分”(第115页)。无论是在有成文宪法典的国家还是在没有宪法典的国家，宪法惯例和习惯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宪法惯例和习惯发生效力的方式有两种，第一，惯例和习惯可以废止宪法的某个条文。这种废止不是对宪法条文做形式上的修改，而是令它在事实上不可能发挥作用。例如很多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中规定的国家元首否决或者拒绝同意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权力，实际上被惯例废止了。第二，惯例和习惯可以补充宪法。这主要体现在议会的立法程序中，议会组织法和程序法的相关内容更多地受到惯例和习惯的约束，并且对于立法结果有重要的影响。

在很多情况下，宪法与惯例、习惯是相互作用的，甚至惯例和习惯可以通过宪法修正案或者法院的承认，构成宪法的组成部分。“某些导致宪法变更的因素，自身并不表现为带来某些形式的宪法修正案，也不表现为提供某些会引发须由法院判决的管辖权争议的情势，而仅导致某种谅解、惯例或习惯的确立：它们虽不是法律规则，但将影响宪法中规定的法律规则的运作”(第76页)。

正式修改宪法的机制的启动程序复杂，在修改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而宪法惯例和习惯可以弥补其不足，使得宪法变迁更加灵活。但是，“惯例亦有其限度；它们并非战无不胜。它们可能延搁和减轻宪法的困难，但却不能最终消除此种困难；这些困难，只有正式的宪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才有能力来解决”(第130页)。宪法修改、司法解释以及宪法惯例和习惯并非截然分开，在一个宪政制

度运转良好的国家，“这三种过程相互影响、修正、补充，有时也相互抵消。为了解释的目的，它们被分开；但是，在日常的宪法运作中，它们是一起运作。它们相互的重要性，随时间和地点而有所不同。宪法健全性和灵活性，它的成长和力量，依赖于它们的有效配合”(第77页)。

四、宪法变迁与“宪法政府”

在一个持续的宪法变迁过程中如何确保“宪法政府”的安定性?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宪法政府”。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宪法政府不仅指符合宪法条文的政府。它指的是以规则为根据的政府，它是与专制政府相对的政府；它指的是受宪法条文限制的政府，而非只受行使权力的人的欲望和能力限制的政府”(第131页)。

尽管宪法政府的前途如何难以预言，但是我们可以先明确宪法政府的“敌人”。稳定的秩序是维持宪法政治的前提，暴力是宪法政府的头号敌人。虽然近代宪法的产生伴随着暴力和妥协，但宪法政治一旦被确立，激进的暴力行动就会成为既定宪法秩序的敌人。战争是与宪法政府对立的第一种暴力，往往会将政府带入紧急状态，在紧急状态下，宪法中的大量条款就会中止发挥效力。西方法谚有云：“战争让法律沉默”，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经济贫困、饥荒、瘟疫和自然灾害，也可能导致宪法政府削弱。在这些危急时刻，宪法对于政府的一般限制会随着客观情势的需要而中止或者荡然无存。政府的直接行动将失去宪法的约束。“危机或紧急状态中的政府很少是宪法政府。和平和繁荣是宪法政府的坚强的同盟。”(第132～133页)。

宪法政府的核心是政府权力的有限性。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都是宪法政府的敌人。正如惠尔所言：“旨在建立全能政府的任何观点和任何有组织的运动都毫无疑问是反对宪法政府的力量”(第133页)。专制主义有不同形式的外衣、名号，有的甚至冠冕堂皇。而存在高于宪法或不受宪法限制的权力是专制主义的根本特征。可以断言：“专制主义前进，宪法政府就萎缩”(第133页)。

民主是先贤们发明的抵抗专制主义牢笼的利器，但宪法政府可能并非民主政府，很多例子表明，“贵族制和寡头制的政府也可能是宪法政府”(第134页)。关键在于权力的制约和平衡，即是否是有限政府。民主并不能有效地反对专制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带有攻击性。因为民主意味着平等，意味着权力的分化和等级制度的瓦解，意味着大众的崛起和贵族的衰落。作为法国大革命中最后的贵族，托克维尔看到了民主力量的不可阻挡，但他同样洞察到民主也可能变成暴民统治和多数人专制，摧毁其他制约政府的力量，譬如贵族阶层、知识分子群体等等。民主本身甚至可以造就新的专制力量和新的独裁阶级。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专制和独裁的政府最容易在一个社会处境平等的人民中确立”，这道出了民主的潜在弊端和危险性。所以，民主本身并不能孕育出宪法政府，二者更不能等同。

民主作为对抗专制主义的攻击性力量是必要的，但是对抗专制主义的防御性力量同样重要，这种防御性的力量就是自由。自由才是专制的对立面。在民主国家，人们往往可以为了平等而放弃自由，可是没有自由的平等真是我们所希望实现的吗?在某种意义上，专制也可以创造平等，但这种平等是一种更深的强制。所以，二十世纪才会出现如此多的依靠大众普选而攫取权力的专制主义。这是二十世纪民主制发展的一个惨痛教训。“只有民主意味着自由和平等时，我们才能有把握地指望它孕生出宪法政府。”“如果民主政府要成为宪法政府，它就必须保存自由”(第134页)。“对那些珍视当代宪法政府的人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确保民主政府同时又是宪法政府”(第134页)。托克维尔指出了民主时代或者新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在民主社会中确保自由。对于宪法来说，问题就是如何在规范构建中保持民主与自由之间必要的张力：促进民主的健康发展和保障适度的自由空间。与此同时，宪法还要整合民主和自由，防止民主蜕变为多数派的暴政或自由被滥用而成为无政府主义。

“也许，宪法政府在现代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是，怎样成功反对它的敌人，同时又能存活下去”(第134页)。宪法政府的稳定性首先会在国家或政府的危急时刻受到挑战：宪政因为紧急事态而被迫中止。这种情况下的中止是合理的，也是合乎宪法的。危险在于“暂时的独裁可能会变成既定的或永恒的暴政”——危难中被授予最高权力的人，在危机消除之后也不情愿放弃这种权力。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对于紧急权力的运用往往要求统治者有很好的宪政素养和政治理性，也反映了一国宪法的发展水平。

面对少数派对于宪法政府的攻击，宪法该如何自处，或许是今日的宪法政府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攻击者利用宪法政府所给予它们的自由和特权来发动推翻宪法政府的运动”(第135页)时，如果宪法政府宣告剥夺反对者批评和反对政府的自由，那宪法政府本身的原则和精神就将遭到破坏，这无异于自我否定，但“容忍和鼓励那些反对宪法政府的人，确实是不符合宪法政府之精神的”，是不能接受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既保证宪法秩序的稳定性，又不断然压制或剥夺反对者的自由，既允许申辩和表达，又有公正的司法机构的判断。惠尔认为，对这一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还需要继续思考。

从标语的变迁，观文化的变迁 篇4

公元前2XX年爆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在权衡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之后，陈吴做出“举大计死国”的抉择。遂“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一直到明末“闯王来了不纳粮”、清末“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再到“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呐喊，以及中华大地上历次革命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5年漫漫长路，标语，未曾有一刻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高层权力的宣示”，还是“升斗小民的呼喊”;无论是给学生精神食粮的“励志名言”，还是让人睹之色变的“计生恐吓”;无论是激情澎湃的“盛世警句”，还是温情脉脉的“文艺小清新式劝说”……标语，无疑都在属于它的特有时代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触摸历史的年轮，有太多的印记留给后人。标语，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符号，而这个符号，注定清晰地镌刻在各个时代的经脉上，它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故事、足够多的思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词语的变迁 篇5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逗号、顿号、分号、句号的停顿。

2.读通文章，了解作者从哪几个方面写出了词语的变迁。

3.激发学生热爱汉语的情感。

教学重点：运用“浏览”这种阅读方法来学习课文，完成收集新名词的练习，培养探究能力。教学难点：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丰富积累，收集新名词。

教学准备：教学课件。

教学方法：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词语的变迁》。

1.指导浏览阅读。浏览是比略读更为快速的一种阅读方法，主要是培养学生通过“扫视”，快速摄取文本大意的能力。

2.学生浏览课文，填写信息单。

二、学习课文第一段。

1.指名读第一段。

2.看一看这段与下文有什么关系？

中心句：从词语的变迁，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发展的脚步。

3.怎么样理解“历尽沧桑的老人”、“充满朝气的新生儿”的含义？

三、学习课文第二——六段，感受词语的变化。

1.为什么说“从词语的变迁，我们可以感受到时代发展的脚步”？请你结合课文内容谈谈，了解汉语词汇变迁的原因。

2.找出每一段的中心句，体会其表达效果。

3.结合诗句说一说“平台”的本意和现在的意思。

四、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1.在品读文章时，要读出文章的趣味。

2.采用多种方法读，如自由读，小组比赛读等，读后可以让学生质疑讨论，为什么这个地方这样读？这样深入体味字里行间的意义，课文才能读出味，读出意，读出情。

3.朗读课文，注意逗号、顿号、分号、句号的停顿。逗号、顿号、分号、句号比较多，是这篇课文的一个特色。

五、小练笔

仿照课文，结合自己搜集的新词，写一段话，要求语句流畅，有中心句。

板书设计：词语的变迁

具有“地域性”的特色

有些词语是“舶来客”

词语中的新宠儿——“平台”

农民口中的新名词

问候方式的变迁 篇6

——有感于新中国成立60周年

长沙雨花区和平小学 五（2）班杨 婷 茜

“喂，你好吗？”“我很好，你吃饭了吗？”这声音是爸爸妈妈在打电话嘞。随着科技的发展，电话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问候的便捷工具。

在爷爷奶奶那个时代，信息传递方式非常单一而不便。如果要问候远方的亲人，只能用毛笔在看起来陈旧的黄黄的草纸上写信，而且收信人要五、六天才能收到这迟来的问候。如果要和远方的亲人通话，只能用笨拙而麻烦的摇式电话，爸爸告诉我：他小时候去打摇式电话，要先由分机接线员拨通总机，再由总机接线员拨通到目的地的分机，然后目的地分机处由专人喊人接电话。而且接线员在拨电话的时候，需要不停地跳线，真是太麻烦了！

到了爸爸妈妈成长的那个年代，就比爷爷奶奶的那个时候进步多了。他们可以用钢笔或圆珠笔在雪白漂亮的信纸上写信来问候远方的亲朋好友，然后贴上精美的邮票，再寄出去。妈妈喜欢集邮，我喜爱欣赏妈妈的邮票，从这些邮票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那时候，写信是他们常用的问候方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明信片，还有了BP机、大哥大、程控电话等通讯工具。一张精美的明信片，传递着亲人朋友浓浓的思念之情，让收到明信片的人心里暖洋洋的；BP机能让你在任何地方都知道有人传呼你的信息；大哥大就可以非常便捷地到处移动打电话；程控电话可以直接拨通对方电话。通讯方便多了，亲友之间的问候、联系也密切了！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传递信息真是太方便了！由于科技的进步，电脑已经非常普及，我们小学生都有自己的QQ，我们能够通过QQ聊天、视频问候远方的亲人朋友甚至外国小朋友。有天晚上，我和远在家乡的姐姐网上聊天，告诉姐姐这几天在学校闹的笑话，才一秒钟的时间，消息就发了过去，我心想：现在的科技可真发达，电脑太神奇了！

传递信息这么快的还不止电脑，手机也很快呢！现在不仅有视频手机，而且还有3G手机。一次，我和妈妈吃完晚饭后去散步，妈妈一边走一边听音乐。等妈妈听完后，我连忙把手机拿过来看了又看。哇！好多功能啊！有游戏、有卫星导航系统、收发短信，只要开通了网线，还能手机无线上网，这太神奇了！妈妈说：“以前连发张贺卡都要几天，现在好了，随时随地可给亲人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可方便了，真是想不到!”

模式的变迁 篇7

1.1 住宅内部空间的演变

我国住宅发展的特殊曲折性,以国际标准分类为依据,我国住宅内部空间发展演变可分为五个阶段:生存型阶段、改良型阶段、温饱型阶段、小康型阶段和舒适型阶段。

1)生存型户型的内部空间特征:

每户1室或带套间的2室,基本无法生理分室和性别分室;功能分区不清,卧室兼用餐、起居功能,甚至在有的平房中冬季卧室兼作厨房;厕所公用,楼房中多户合用厨房。

2)改良型户型的内部空间特征:

以楼房的形式出现,与生存型相比,在户型模式上每户拥有单独使用的厨房、卫生间(部分合用厕所),已经避免了户与户之间过多的干扰。每户1室～2室,多数穿套;卧室兼用餐、起居功能。

3)温饱型户型的内部空间特征:

每户1室～1.5室,走道扩大为小方厅,用餐在小方厅,起居会客多在卧室;独用厨房、卫生间。

4)小康型户型的内部空间特征:

户型面积较温饱型稍有扩大;平面组织以起居室为中心,扩大起居厅面积,使每户有一个可供家庭团聚、用餐、会客的直接采光厅;布局合理,体现公私分离、食寝分离、居寝分离的原则;厨房、卫生间面积适当加大,改善使用功能,合理配置厨房设备,冰箱入厨;合理分隔卫生间,减小便溺、洗浴、洗衣和洗面、化妆的相互干扰;增设门斗,方便更衣换鞋;展宽阳台,提供室外休息场所,合理设置室内外过渡空间。

5)舒适型户型的内部空间特征:

每套住宅有明确的分户界限,独门独户,室内功能空间分化更细致、完善,房型的私密性更高,餐厅与客厅等起居空间更宽敞,区域相对独立,又有共享空间;设置备用空间可作客房、书房、工作室、游乐室、多功能室等用;独用厨房,另设家务室或服务阳台;卫生间梳妆、便器、浴盆、净身功能分别设置和组合。

1.2 生活模式的演变

住宅作为人的主要居住生活空间,其内部空间结构的构成和使用功能必须随着人们的生命循环周期、生活习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有不同的要求和改变。

住宅设计应首先从产品的使用者——人的居住生活模式和体现“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原则出发。人们对住宅的需求随着结婚、生育、衰老、死亡的变化,年龄的增长而产生的心理和生理变化将直接影响居住需求,尤其是对卧室、厨房、卫生间的需求。家庭生命周期所处阶段的不同主要是根据家庭中儿童的年龄情况不同而定的。儿童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很大程度影响家庭的居住空间布局和使用情况。

2 住宅中餐、厨空间的确立

2.1 群体性空间

群体生活区域是以家庭公共需要为对象的综合活动场所,是一个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兼与亲友联络情感的日常聚会的空间。它不仅能适当调剂身心、陶冶性情,而且可以沟通情感,增进幸福。一方面,它成为家庭生活聚集的中心,在精神上反映着和谐的家庭关系,另一方面它是家庭和外界交际的场所,象征着合作和友善(见图1)。

住宅内家庭的群体活动主要包括:团聚、会客、视听、娱乐、用餐等内容。这些活动的规律、状态根据不同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特点(年龄)有极大的差异。但可以从空间的功能上依据不同的需求定义出门厅、起居厅(客厅)、餐厅、游戏室等各种属于群体活动性质的空间,属于外向开放的空间。

2.2 家务区域空间

家务活动是解决人们生活、休息、工作、娱乐等一系列要求的琐碎的工作,如烹饪、清洁、整理、养殖等。如果家务工作环境能够提供充分的设施以及操作空间,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给工作者带来愉快的心情,而且可以把居住者从繁忙的家务中一定程度地解放出来,参加和享受其他方面的有益活动。

家务活动以准备膳食、洗涤餐具、衣物、清洁环境、修理设备为主要范围,它所需要的设备包括厨房、操作台、清洁机具(如洗衣机、吸尘器、洗碗机等)以及用于储存的设备(如冰箱、冷柜、衣橱、碗柜等)。家务工作区域又可以移作家庭服务区,它为一切家务活动提供必要的空间,以使这些家务活动不致影响住宅中其他的使用功能。

3 住宅中厨房的设计原则

3.1 功能要求及提高适用性

1)厨房应有足够的空间和面积来满足炊事设备的布置和操作的要求。一般厨房面积不宜小于6 m2,餐式厨房不宜小于8 m2。厨具的布置宜以Ⅰ型和L型为佳,其操作面外延线应不小于2.7 m。此外,应考虑冰箱、微波炉及今后发展炊事用具的放置空间。按照洗、切、烹、煮、贮等程序使厨房炊具达到配套化、定型化和系列化。2)厨房宜设在靠近外墙,且有良好自然通风的位置。厨房内应有机械换气装置,有效排油烟。3)改善厨房的室内环境、提高舒适度还应妥善合理地对上下水、采暖、煤气或天然气的管道进行组织,以暗装、经济、安全为原则。集中布置管道井,并以水表、电表、煤气表出户为宜。

3.2建筑物理、电器要求

1)厨房内应有良好的光环境,厨房内的声、光、温、湿度与空气洁净度都要达到卫生和人体舒适的标准。除自然采光和顶部照明之外,在操作台面及灶具上部等特殊位置,也应配以适当的局部照明,保证照度为50 lm～75 lm。2)厨房内电源及配备应结合实际需要,对冰箱、排气扇、抽油烟机等固定电器要设专用电源插座。对备用插座的用量要进行合理估算以确保使用方便。

3.3心理要求

归属感是一种领域意识,强化具有不同识别性、标志性的环境设计有助于加强使用者的归属感。住宅要求有“家”的感觉,使居住者感到安全、亲切、有归属感。设计中应考虑到住宅使用者的家庭状况及文化素质对生活空间的要求,使住宅中的各个功能空间既有良好的联系,又能够相对独立,不相互穿插干扰。在视觉效果、空间组合、家具设备的造型及色彩的变化上也应充分考虑心理需要以达到最佳效果。

4结语

在厨房设计中,应精心考虑细节,依照全部炊事活动的特点进行优化分析,提供给使用者一个清洁、方便、高效的使用环境,有效减轻人在厨房内的劳动强度,增加使用者在厨房内活动的舒适度。

参考文献

[1]贾倍思,王微琼.居住空间适应性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

[2]张原,董华.住宅建筑设计图说[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3]黄一如,陈秉钊.城市住宅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的调查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中国初婚模式变迁 篇8

关键词：初婚模式；婚姻表；性别差异

一、研究背景

婚姻是家庭生命周期形成的起点，从单身到结婚的变动过程是重要的人口变动过程，该变动通过家庭组合和生育从而对人口构成和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决定意义。哈伊纳尔（Hainal）将婚姻模式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类，传统模式的特征是早婚和普婚，而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模式主要以晚婚和相对较高的单身比例为特征。关于婚姻模式至今学界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已有对于婚姻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婚姻行为的测度，主要围绕结婚时间和单身比例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初婚模式应该是包括初婚时间、初婚速度、初婚水平、终身未婚比例等多维度婚姻特征的交集，可以通过多种指标进行多角度的测度和分析。

现有很多对于中国初婚模式的研究，由于受到数据短期的局限，主要依赖单一指标的分析，这些议题也仅集中在平均初婚年龄及其趋势、夫妻年龄差等方面的讨论。国内外学者利用普查数据、1982和1988年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或是利用这两者数据结合进行了分析，学者们的基本共识是：女性结婚集中在20～25岁之间，女性在29岁之前几乎都已成婚，而男性由于婚姻挤压的原因，在高年龄组未婚比例高于女性；由于新婚姻法的颁布，1980年代初婚年龄较1970年代有所提高，但是1990年代后初婚年龄有平稳缓慢上升的趋势；中国夫妇年龄在夫小于妻1岁到夫大于妻4岁之间最为集中。已有研究在对初婚模式的分析和测度方面的指标和分析都较为简单，无法综合考察初婚模式变动的复杂性和对特征进行把握。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开始尝试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婚姻表来深入分析初婚模式。婚姻表被认为是考察婚姻变动最为精细的方法，婚姻表一般有两种，即总婚姻表（Gross Nuptiality Table）和净婚姻表（Net Nuptiality Table）。婚姻表和生命表的构建方法相似，将婚姻视为个人递减的形式。净婚姻表就是同时考虑结婚和死亡的双递减模式的生命表。当将婚姻过程进行生命表分析时，各年份的结婚“速度”和总结婚水平都可得到正确的反映。婚姻表对于婚姻各个指标的分析、人口和婚姻预测以及各项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婚姻表的构建要求的数据资料较多，且很多资料难以搜集，利用婚姻表进行中国婚姻模式的研究较少。目前仅有少数学者利用人口普查资料和相关资料，对我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女性初婚表进行了编制、比较和分析，曾毅利用多增一减婚姻表对1950～1970年代和1981年中国妇女各种婚姻状态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了较为相似的结论，中国女性的终身结婚率保持在近于1，初婚年龄有显著提高。姜全保等人使用婚姻表和婚姻挤压模型对未来婚姻市场进行模拟，但他们的研究存在一些比较强的假设，如初婚频率同比例的变动。虽然已有少量研究利用婚姻表对初婚模式研究做了有益的尝试和分析，但是已有分析也仅是研究1980年代及以前的婚姻市场，最近几十年的婚姻模式研究出现断层，并且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女性的初婚模式分析。

本研究将利用最近发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近几次的普查数据资料，在同时考虑初婚率和死亡率的情况下，采用净婚姻表的分析方法构建1981—2010年的男性和女性初婚表，来系统地分析和探讨近30年来中国初婚模式的多维度变迁特征和趋势，并讨论这些变迁的性别差异。

二、数据和方法

1 数据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主要是构建婚姻表的数据，包括死亡数据和初婚数据。

（1）死亡数据。本文中的死亡数据来自根据最近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生命表，其中1982年和1990年的生命表来自黄荣清和刘琰根据这两次人口普查计算出的男性和女性生命表，2000年和2010年男性和女性生命表是笔者根据同样的方法利用最近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的。

（2）初婚数据。年龄别的初婚和未婚数据主要来自最近四次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集，利用这些汇总数据计算出年龄别初婚概率、未婚比例以及其他初婚表的指标。

2 方法

施赖奥克（Shryock）等人对婚姻表的制作和计算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本文综合已有的婚姻表的建构方法，在综合考虑初婚和死亡的影响下，利用净初婚表来考察中国初婚模式变动情况和性别差异。

人口学通常以50岁尚未结婚为终身未婚。在1980年代，中国15岁之前和50岁之后发生的初婚人数占妇女初婚总人数的比例不足万分之一。近几十年虽然这一比例有所变化，但是变化幅度很小。因而分析15～50岁妇女的初婚状况完全可以代表全部妇女的初婚状况。男性的婚姻状况可能略有差异，为了便于比较分析，我们采用和女性相同的时间段，即15～50岁来构建初婚表。

三、研究结果

以下主要提取了我们构建的初婚表中的一些核心指标，来分析初婚模式变动趋势和特征。这些指标包括：初婚概率（初婚速度）、未婚人口比例（婚姻水平）、终身结婚期待率（综合指标）和预期未婚寿命（未婚到已婚变换模式），这四个指标从不同的维度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初婚的速度、水平和变换模式。

1 初婚概率

初婚概率是以各年龄年内的初婚人数除以年初未婚人口，因而初婚概率既与当年的初婚规模有关，也和以前的婚姻状况有关。通过初婚概率变化我们可以考察初婚在不同年份的速度变动趋势和性别差异。图1分别提供了女性和男性近30年初婚概率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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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维度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婚概率显著降低，初婚速度趋缓。女性初婚概率峰值从1982年的0.78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0.26，男性的初婚概率峰值相应的也从0.38下降到0.21。初婚概率总体峰值后移，初婚年龄推迟。虽然1990和2000年峰值年龄较1982年稍稍有所提前，但总体上女性初婚峰值年龄从1982年的25岁推迟到2010年的27岁，男性峰值年龄也相应的从1982年的26岁推迟到2010年的27岁。

从性别维度来看，女性的初婚概率变化图“高而宽”，而男性的峰值“低而窄”，女性初婚概率远远大于男性，表明女性结婚的可能性远远高于男性。在2000年以前，超过30岁的女性，初婚概率在0.35以上，而超过30岁的男性初婚概率在0.15左右。女性初婚概率在高水平波动的年龄跨度大，2000年前，女性的初婚概率在21岁（2010年为24岁）之前就达到0.2，一直持续到37岁，女性在40岁以后初婚概率下降至0.1左右；2000年前，男性的初婚概率在低水平较窄的年龄跨度，男性在23岁达到0.2而仅保持到30岁，男性在35岁以后结婚概率迅速下降到0.1以下。这些均表明，女性在较长的年龄段保持较高的结婚概率，而男性随着年龄推移结婚可能性变得很小。

2 未婚尚存人口比例

初婚表中提供了未婚尚存人数，指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生的人口数量由于初婚和死亡事件在逐渐减少，而那些仍然保持未婚且存活的人口。未婚尚存人口比例是未婚尚存人数所占起点人数的比例，通过该指标从未婚的角度来衡量初婚水平。

图2给出了女性和男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变动情况。从时间维度来看，整体曲线右移，未婚尚存人口比例有所提高，2010年比之前30年未婚尚存人口比例显著提高。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初婚年龄推迟和高年龄初婚概率下降，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也随之增加。

从性别维度看，男女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女性变动曲线更加陡峭，而且男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高于女性。20世纪最后30年女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从20岁的90%迅速下降到26岁之前的10%，而男性则从21岁未婚比例90%稍微缓慢地在29岁下降到10%。2010年男女两性的未婚尚存人口的比例都略有升高，这些均表明，相对于男性，女性结婚概率高且年龄较为集中。从高年龄段的未婚尚存人口比例来看，女性超过50岁的未婚比例几乎为零，而男性超过50岁后未婚比例在最近10年保持在4%左右。

3 终身结婚期待率

终身结婚期待率是用来衡量整体结婚水平的指标，它是指到达某个年龄的未婚人口，到死亡时为止的结婚比例，即为年龄别结婚期待率。它指按照各年度的分年龄的初婚状态下，个人在各个年龄时结婚的可能性，终身结婚期待率是描述初婚特征最概括的指标。图3给出了近30年女性和男性终身结婚期待率的变化趋势。

从时间维度看，近40年女性终身结婚期待率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前，女性在40岁之前都保持着90%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近年来该年龄逐渐下降到30岁之前。而男性的终身结婚期待率随时间推移并未有明显地变化，男性在26～27岁之前保持着90%的终身结婚期待率。

从性别维度来看，终身结婚期待率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变动模式。女性变动曲线像“高而鼓”的抛物线，女性终身结婚期待率在30～40岁之前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之后缓慢下降。男性变动曲线较为陡峭，27岁以后男性终身结婚期待率迅速从90%下降到42岁左右的10%以下。可以看出，女性较男性保持较高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而男性超过27岁以后终身结婚期待率显著降低。

4 预期单身寿命

预期单身寿命是指未婚尚存者由于初婚或者未婚死亡结束其未婚状态，预期“存活”（保持单身）的平均年数，也就是从未婚到结婚（或死亡）平均持续的年数。该指标可以用来估计单身到结婚状态的变动模式。

图4提供了女性和男性预期单身寿命的变动情况。从时间维度来看，预期单身寿命的变动曲线都有一定程度的上移，表明预期单身寿命的提高，单身到初婚变动模式趋缓。

从性别维度考察，预期单身寿命变动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变动曲线呈现“山谷”形状，女性预期单身寿命在25岁左右迅速降低到谷底（谷底预期单身寿命几乎为0），且在谷底持续较长的年龄段，1990年之前女性在40岁（2000年为33岁）之前保持在5年以下的预期单身寿命，2010年谷底上移，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逐渐延长。谷底过后，预期单身寿命在近年来有较大的提升，表明过了一定年龄段，女性成婚的等待时间趋长。

男性变动曲线呈现“波浪”形状，既有波峰也有谷底。男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一直高于女性，但是近30年变化并不大。男性预期单身寿命在23岁左右迅速降低到谷底，谷底的男性预期单身寿命在5岁左右，而且在谷底持续时间较短。男性在27岁以后预期单身寿命迅速提高，表明男性在此后未婚的可能性增大，大龄未婚男性成婚困难。男性在42岁左右预期单身寿命达到波峰，随后出现下降，此时的下降主要是死亡因素而非低年龄段的初婚因素使得预期单身寿命减少。

从性别差异变动来看，女性预期单身寿命整体低于男性，表明女性从单身到已婚状态的转变高于男性。女性在20-30岁期间成婚概率非常大，而且在40岁之前保持较高的初婚概率。相比之下，男性过了27岁之后，从单身到结婚的预期单身寿命显著增加，结婚将变得十分困难。

四、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最近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净初婚表，对中国近30年的初婚速度、水平、变动模式及性别差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虽然初婚概率和峰值年龄均有所推迟，但是中国仍然属于普婚型社会。从初婚概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初婚概率随时间的推移显著降低，初婚速度趋缓。虽然女性初婚概率远远高于男性，但是下降很快，近年来水平与男性趋同。女性初婚概率峰值从1982年的0.78快速下降到2010年的0.26，男性也相应的从0.38下降到0.21。初婚峰值年龄在26～27岁左右，30年间初婚峰值年龄推迟2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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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终身结婚期待率来看，女性较男性保持较高的水平，近年来女性和男性在30岁之前都保持了90%的终身结婚期待率。从未婚尚存比例来看，近10年无论男性或女性的未婚尚存比例均有显著的提升，然而女性超过50岁的未婚尚存比例几乎为零，而男性超过50岁后未婚尚存比例在最近10年在4%左右波动。“普婚型社会”泛指超过49岁尚未成婚的女性人口占成年女性的比例少于5%的社会，从本文分析的多维度指标来看都反映出中国仍然属于普婚型社会的事实。

其次，中国初婚模式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未婚水平较高的情况一直存在，而女性近年来初婚水平下降得非常明显，初婚模式性别差异正在逐渐缩小。

从文章中的各个核心指标测度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国男性的初婚概率一直都远低于女性。随着人们结婚年龄的推迟和初婚频率的降低，虽然未婚比例有所推迟，但是女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上升幅度不大（尤其是50岁以后），而男性未婚尚存人口比例上升并在高龄保持在一定比例。这表明中国男性较女性成婚困难的现象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女性预期单身寿命整体低于男性，表明女性从单身到初婚状态的转变快于男性。女性在23岁左右预期单身寿命很低，成婚概率非常大，而且在40岁之前依然保持较低的预期单身寿命。相比之下，男性过了27岁之后，从单身到结婚的预期单身寿命显著增加，结婚将变得十分困难。男性的这种婚姻模式在近30年一直保持，未有大幅度变化。由于1980年代出生性别比出现失衡态势并且失衡程度持续恶化，婚姻市场中不平衡的性别比会增加匹配相称的难度并引发结婚的延期。但出生性别结构对婚姻市场存在滞后作用，男性这种稳定的略有上升的单身比例（女性单身比例上升更迅速）是否与性别结构失衡有关，从目前的结果还难以作出判断。

女性初婚模式变动非常显著，虽然中国女性初婚概率历史上远高于男性，但近30年间女性初婚概率下降迅速，最近已经达到和男性初婚概率相同的水平，初婚峰值年龄也和男性相差无几。反映出女性的初婚速度和男性接近。从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两个指标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女性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很快的同时预期单身寿命显著提高，逼近了男性的初婚水平，而男性的这两个指标变动并不大。这些均表明，我国初婚模式的性别差异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

再次，中国初婚模式正处在转型过程中，与西方模式和亚洲模式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

从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近30年初婚模式变动的显著特点是初婚年龄的推迟和普遍结婚同时存在，这与西方婚姻模式存在差异，西方模式认为婚姻的推迟伴随着单身比例的较大上升，存在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家庭体系的不同。西方年轻人结婚必须通过家族继承或独立挣钱来负担费用支出，而中国的家族制度中父母有责任和义务给予年轻夫妇经济资源来促成其婚姻。而这种传统至今未改变，这也是中国维持较高的结婚水平的原因。

晚婚和普婚的婚姻模式不仅仅在中国出现，亚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发现，亚洲的现代化过程会继续促使婚姻推迟和单身比例增加。然而由于亚洲各个国家存在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差异，目前亚洲国家婚姻模式向着西方现代模式的转变是否代表了个人自主的婚姻决策，或是传统社会体系在当前压力下的暂时调整，还不能确定。盖斯特（Guest）等人利用泰国1970～1990年三次普查数据得出与我们文章相似的结论，单身比例尤其是女l生的单身比例变化的幅度很大。他们认为婚姻模式变化是社会经济变迁促成个人婚姻自主行为改变的结果，与人口结构变动和婚姻挤压并无显著关系。中国婚姻模式变迁的解释是否一致，还需要我们更多地深入研究。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没有对城乡的初婚表进行分析来考察中国城乡初婚模式的差异。其次，本研究仅考察了近30年初婚模式变动情况，而没有对其他婚姻态势如离婚和再婚的模式进行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离婚和再婚也逐步被人们的观念接受，离婚和再婚水平稳步上升，将有可能逼近西方社会的水平。2010年法院判决的和民政部门统计的中国离婚对数总数为267.8万对。在离婚对数增加的同时，再婚人数也日渐攀升，2005年再婚人数为163.1万人。显然离婚和再婚也是婚姻研究中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未来可以选择多增一减婚姻表（Multiple Increment-decrement Nuptiality Table）来研究中国的婚姻问题。最后，对于近几十年来中国初婚模式变动的影响因素并未深入探讨，初婚模式变动是受人口结构变动、社会经济发展变动还是国家生育政策因素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相互作用，都将是我们下一步研究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