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意识的变迁

责任意识的变迁（精选7篇）

责任意识的变迁 篇1

所谓社会责任意识, 通常是指个体对自我、对他人、对集体、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世界的关切与尽责意识。当代, 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高低, 直接体现和影响社会的文明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高低。 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 当前改革中许多教育问题的解决, 都需要弄清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因此, 要研究当代中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问题, 必须回溯历史。 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变迁进行历史梳理, 厘清其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演变轨迹, 为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一、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 根据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大学生思想行为发展的阶段特征, 我们将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历史变迁分为四个时期。

(一) 1949—1966年: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熏陶下的强烈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新中国建立后, 大学生与全国人民一道, 以主人翁精神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建国初期, 国家面临内忧外患, 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党和政府组织和领导了抗美援朝、土地革命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这三次运动大大激发了大学生建设新中国的爱国热情。 1954年11月到1955年9月, 中共中央先后批转了加强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 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三个文件。 通过这次集中的道德教育, 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道德意识逐渐成为大学生信仰的主流。 在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引领下, 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表现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认同, 对集体、社会和他人的强烈利他主义意识和牺牲奉献精神。 尽管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党和政府缺乏一定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但这并未动摇大学生主流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对国家、社会、他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

(二) 1966—1976年:“崇高理想”与“造反有理”引领下的政治盲从

这段时期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表现为对政治的盲从和狂热, 错误的责任认知在狂热的责任情感驱动下, 责任行为出现偏向和失范。 尽管在“文革”后期, 他们逐渐清醒, 但狂热的政治盲从给国家、社会以及大学生自身带来的伤害却是难以弥补的

( 三) 1977 — 1989 年: 自我实现与振兴中华的弥合与冲突

粉碎“四人帮”后, 大学生在对历史、政治的批判中, 开始反思以及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思索。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拉开了大学生思想解放的帷幕; 改革开放的热潮刺激着大学生敏感的神经, 大学生积极关注、参与、投身改革, 针砭时弊, 参与政治, 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社会矛盾有所凸显, 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噪怂恿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放松, 导致这段时期部分大学生思想发生较大波动, 一些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出现偏向。

(四) 1990年初期至今:自我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之间寻求平衡的务实意识

90年代初期, 经过一段时期的反思, 大学生重新开始了精神家园的寻找①。 1993年, 北京大学成立“爱心社”, 明确提出“不要问国家能为我们做些什么, 而是要问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的口号。 1994年12月, 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成立, 推动着大学生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热情。 大学生关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 把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 能够冷静地看待社会问题, 理性地对待政治参与。 但同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发展和深化, 也带来了一些人对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过分看重。 而全球化、信息化的扩张, 带来了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在部分青年大学生中产生影响。过分的关注自我导致了小部分大学生对社会和集体意识的弱化, 社会责任意识显现出更多的个人色彩。 这段时期大学生对政治的关注从抽象宏大的政治理想转向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 政治价值倾向表现得更为务实和理性。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个历史时期, 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变迁呈现出以下特点: 社会责任意识的内容由单一向多元发展, 由完全对集体、他人和社会奉献、牺牲的利他主义责任意识, 发展为包括自我责任意识在内的注重权责统一、利他与利己相结合的责任意识;责任意识的内容也由宏大抽象转向具体细微, 由理想、 崇高转为世俗、务实。 “参与”无疑是表达社会责任行为最好的词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 大学生社会参与从内容、模式到途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社会参与的内容由完全的政治参与转向广泛的,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层面、多方位的社会参与; 社会参与的模式由单一的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为主转化。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反思

1.教育应遵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的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围绕“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总的价值目标, 始终遵循着明确的价值取向。 但在不同时期, 具体的价值目标和做法又产生了一些偏差, 导致教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分离。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直秉持重工具性、轻目的性的价值取向, 过分强调政治价值趋向和意识形态教育, 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积极作用, 但同时, 这种忽视大学生道德发展规律的做法, 必然造成一些消极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思想政治教育开始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强调教育的经济价值趋向, 到20世纪90年代, 教育产业化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不但教育要适应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目标更明确, 教育本身也被当做一个产业来发展。 而功利主义等思想的抬头, 使一些大学生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趋向明显增强。 无论是“政治人”还是“经济人”, 都是单向度的人。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②人是类本质、社会本质和个体本质的统一, 是多样化的存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人是多样化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出发, 回归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价值上来, 尊重个体人格、个体权益、个体主体性的发挥。 同时,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 在承认追求自我价值合理性的同时, 积极引导大学生将个人与集体、社会辩证统一起来, 将对自我的责任意识与对他人、国家和集体的社会责任意识统一起来, 和谐发展, 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由“社会需要”范式向“人学”范式转变, 使大学生成为和谐的“道德人”和“社会人”。

因此, 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 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和价值取向, 要坚持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 为社会政治和经济服务, 为它们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 但同时, 思政教育也是一门科学, 有其自身遵循的客观规律, 应处理好教育主客体关系、 遵循教育对象自身发展的规律, 实现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倾向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和谐统一, 从而推动和促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健康发展。

2.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应该坚持主体价值、主流价值和主导价值的和谐统一

主导价值, 指主导意识形态提倡的价值规范, 是统治阶级所倡导的价值规范, 对社会其他价值观及其发展方向和基本走向具有主导、引领和规范作用。 任何一个社会, 统治阶级总是要传递和灌输特定的价值观念, 使其成为该社会的意愿。 主流价值, 指社会绝大多数人所信奉、接受, 并能影响未来社会走向的社会价值;主体价值则指的是个体价值, 例如大学生作为主体所追求的个体价值。 当主导价值与主流价值、主体价值趋于高度一致时, 会形成同向合力, 社会责任意识会被强化;而三者发生偏离时, 社会责任意识则会被弱化。 因此, 我们要努力使主导价值、主流价值和主体价值趋于“整合”。

改革开放以前, 主导价值与主流价值、主体价值高度趋同, 必然促使大学生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并未发生本质变化, 但社会大众所信奉的价值观却有所变化。 具体而言, 由原来一元、整体、理想和精神的价值观变为多元、个体、世俗和物质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对社会大众产生了越来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 主导价值、主流价值始终处于互动、融合、共存、矛盾和冲突的关系之中。 当主流价值与主导价值统一或融合时, 会促进大学生主体价值趋向于主导价值, 自觉承担起“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责任;当主流价值与主导价值发生冲突或矛盾时, 大学生主体价值则会产生困惑。 因此, 必须坚持社会主导价值的核心地位,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导向作用, 努力使社会主流价值、大学生主体价值与社会主导价值和谐统一, 从而促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良好发展。

3.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应充分重视和发挥文化的教育、引领、导向功能

50年代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文化、 造就了那个年代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革命理想和热情;“文革”十年, 对传统文化的践踏和戕害, 致使大学生文化人格丧失;80年代, 两次西方“文化热”, 导致了一些人对西方理论生吞活剥、盲目认同, 对中国国情错误判断、妄自菲薄, 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产生虚无主义倾向;90年代以后, 消费性的大众文化和世俗文化成为主流, 消解了一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文化应该有舆论引导、社会教化、精神延续的功能。 对待文化的态度应该是拿来主义的扬弃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时期, 对传统文化的全盘抛弃, 导致文化失去根基, 无所依托;对外来文化的全盘接受、盲目认同, 导致了食洋不化。 一味的媚俗或自娱来渲染自我、消解崇高、取悦世俗, 则必然带来无价值观和无道德观的泛化, 这将导致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解。 因此, 对待文化, 我们应采取拿来主义的扬弃态度,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引领和导向功能, 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思想, 积极促进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

参考文献

[1]杨雄.中国青年发展演变研究[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8.

[2]房宁, 王炳权, 马利军, 等.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3]俞海洛.当代中国大学生思想史研究 (1949—1988) [D].浙江大学, 2005.

[4]廖小平.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辨证——兼论改革开放以来主流价值观的变迁[J].教学与研究, 2008 (8) .

[5]林晓, 梅萍.建国以来大学生的信仰变迁与历史反思[J].思想理论教育, 2010 (23) .

[6]张艳, 张果, 崔健.建国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转变[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0 (22) .

责任意识的变迁 篇2

关键词：改革开放三十年；西安各界；法律意识；变迁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09)04-001-03

改革开放至今，既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十年，也是从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持续发展的三十年。作为千古帝都，极为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使得西安地区较之其他省区具有更多本土法律思想文化遗存。五个普法规划的实施，使西安地区社会各界的法律意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它既为西安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着重要的法律思想文化支持，也对准确把握当前中国法律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有一定的标本意义。

一、改革开放初期西安社会各界法律意识的主要特点

古代长安。今日之西安，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法系之发源地。商鞅变法后所形成的秦律，因秦王朝的统一得以在全国普遍实施，形成于古长安的汉《九章律》、隋《开皇律》、唐《贞观律》《永徽律》等则一脉相承，直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法律的蓝本。而皇权至上、礼法结合，刑民不分、行政监理司法等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特点，也大多是在古长安形成之后才被周边国家所接受。进而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特的中华法系。在古长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引礼入律、经义决狱、天人感应等政治法律思想，成为对中国后世影响巨大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而国人贱讼、忌讼、畏讼、去讼，重情重礼而轻法等法律心理，也大多由此而来且遗传久远。清王朝的覆灭，意味着封建法律体系的寿终正寝，但传统法律思想文化却并未因此而灰飞烟灭，相反。它因人们一代又一代的言传身教、文化熏陶而沿袭传播，已作为华夏民族文化基因之重要部分而被深深渗透到人们的灵魂深处、形成潜意识的行为习惯并影响深远至今不绝。辛亥革命之后，西方近现代法律文化当年对西部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建国后虽有短暂的法制建设辉煌时期，但对旧法体系的彻底摧毁与极端蔑视，也形成了法律虚无主义和无视一切规则秩序的社会思潮。特别是文革十年，更是把法律虚无主义推到绝无仅有的极致。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突出地表现为泛刑主义、泛道德主义、集体本位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无讼主义等特点。改革开放之前与初期，由于这些传统法律意识与极端法律虚无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等思潮的影响，西安地区民众的法律意识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1、不信任、蔑视一切法律，普遍认为犯法就是犯罪、判刑、蹲监狱。这是泛刑主义法律文化遗产的必然结果。甚至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有意无意地把法等同于刑。

2、崇尚人情大于王法。个人权利无论受到多大侵害，也不愿诉诸公堂，亲朋好友乡党邻居以及某些干部大多会劝当事人以人情为重、息事宁人。否则，当事人就很可能被孤立、被边缘化。

3、普遍存在强烈的“贱讼”、“厌讼”心理，视对簿公堂为畏途，而放弃权利，压抑自己正当诉求的现象则极为普遍。人们之间习惯于民间纠纷民间了，一旦诉诸公堂，当事人则势成水火。即使极普通的经济纠纷案件，也会使素有涵养的人甚至机关企业领导人反目为仇。

4、无条件的国家集体至上，权利意识极度缺失。突出地表现为个人利益不设防，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国家集体无条件优先、公权侵犯私权天经地义，私人财产长期被政府或集体无偿侵占习以为常。

5、法律工具主义根深蒂固。在党政干部中．法律是专政工具的观念极为普遍。相应地，人治思想、以法制人思想严重，而法治思想、宪法观念、依法治权的意识基本没有，由此导致的以权代法、以权压法、徇情枉法现象司空见惯。

6、法盲多于文盲。包括不少党政领导在内的人们普遍缺乏对法律的基本认知。既有过企业党委组成经济纠纷专案组到法院出庭应诉的实例}还有过乡党委书记不许法院在本辖区开庭的闹剧；至于认为律师辩护是为坏人说话、把律师赶出法庭亦时有所闻；而先判后审的怪诞现象则见怪不怪。法律的继承性、法律移植、法律至上、平等保护、司法独立等等，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仍是不容讨论的禁区。而西安地区则往往甚于外地。

二、五个普法规划的实施使西安社会各界法律意识获得重大进展

我国封建专制的历史源远流长，义务本位根深蒂固；民主宪政的影响如电光石火，而公民意识、权利观念则闻所未闻。改革之初，基于对文革教训的直接记取。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方针。这里既有人类理性复苏的因素，也有拨乱反正之后极富情绪化的回应。对法学而言，仍处于低级的“幼稚期”。就法律思想文化而言，一方面传统造就的法律虚无主义依然盛行；另一方面，把法律理想化的法律万能论，又酝酿着对法律过高预期所必然带来的失落。法治发展的经验表明，仅靠国家强制力推行的法律将注定没有生命力。毕竟“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要铭刻在公民的心里”。虽然新修订的一系列法律充分肯定了革命时期法制建设积累移植的许多重大成果，但如果不能在人民中间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不仅民主会流于形式，法治也必将遥不可及。为此，在全体人民中进行法制教育，普及法律常识，使人们理解、信任、拥护并崇尚法律．自觉地遵守和维护法律。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迫而持久的重大任务。1985年11月2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拉开了对全体公民进行普法教育的序幕。从“一五普法规划”实施至今，我国已实施了五个“五年普法规划”。就其主要任务和功能而言，一五“普法更多是唤醒公民法律意识的启蒙教育；“二五”普法则重在培养公民积极向上的群体性法律意识；“三五”普法着眼于“营造全体公民共同的法律意识”；“四五”规划为巩固普法和依法治理的成果，提出了由法律意识的培养转变为法律素质的提高。“五五”普法规划则更是侧重于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学法与用法的结合，把“增强全体公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普法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具体口标。

三十年的变迁表明，普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果。也使西安社会各界的法律意识、法律认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进展。我校组织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我市乡镇干部、工人、农民中，大多数人对我国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和根本大法都有了正确的认知；认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依次占被调查对象的83．3％、88．2％、80．5％而认为法律的主要作用是“保护公民权利”的乡镇干部、工人和农民

分别占其调查对象的88％、63．7％、76．6％；认同“法律应当以保障公民权利为出发点”的占到被调查对象的55．1％。干部在观念上普遍接受了行政诉讼，而农民比工人更能认同并敢于提起行政诉讼。对法律“非常信任、拥护”和“比较信任、愿意遵守”的工人、农民分别占其被调查人数的61．2％和40．3％。在实践中，人们依法维权的意识越来越强，权利受到侵犯时更愿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的人越来越多。揭开“宝马彩票案”的刘亮曾被选为当年全国的十大法制人物之一；而张荣恩诉《华商报》礼名誉权纠纷案则说明，即使媒体出于褒扬目的而出现失实报道，也照样要吃官司。民告官案件从无到有逐年增多，也昭示着西安社会各界的法律意识在市场经济的强力推动与长期普法教育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已经悄然发生着重大变化。

三、在破旧创新中不断发展和积累社会主义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文化分为制度性法律文化和观念性法律文化。制度性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它包括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观念性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它包括法律心理(情感)、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也可以说，隐性法律文化与显性法律文化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的关系，或者说是人的肉体形骸与精神魂魄的关系。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要求：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尽管经过五次普法教育，社会各界包括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法律认知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法盲比起三十年前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但人们仍缺乏对法治的必要信任、拥护与切实的维护和遵守。它突出地表现为虽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应有的法律设施，但却出现了所谓“有法律无法治”的不正常现象。如果说，过去人们是因为不懂法而不信法，现在则表现为知法、懂法也不信法。这种已具法治形骸而欠缺法治精神魂魄的现象，正是缺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律意识等隐性法律文化的结果。究其原因，固然有立法不尽科学的问题，但对人们法律情感、法律心理的形成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更多的则源于不能公正执法、司法及依法办事的实践。它表面上虽然表现为某些公权力对宪法法律公信力的消解，但许多问题实质上都可归因于人们头脑中潜藏的传统法律意识对现代法治要求的顽强抵制。就西安地区来看，这些至今尚有一定市场的传统法律意识恐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法律工具主义残余。传统法律意识特别强调法律的工具价值。建国后长时间内，法律是阶级斗争工具、是“刀把子”的说法极为流行。现实中，不少地方领导、执法者、司法者受此观念的影响至今仍然很大，在他们心中，这个法、那个法，到了我这里都能叫你没办法。用不用这个法，如何去用，全看我是否需要用它。当这种基于个人或地方利益需要的法律实用主义态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时，就不仅会使宪法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也会使法治的统一性被严重削弱。

第二，法刑不分的传统法律观。有些领导干部实际上对法律并不真正认同。在他们眼里，法律是为另U人预备的，需要时就祭出这个法宝。不需要时则柬之高阁。基于这样的心态，在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时动辄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传统法律文化中有所谓“刑为盛世所不尚、亦为盛世所不弃”，而在现在某些人看来，则成了“法为盛世所不尚、亦为盛世所不弃”了，因而极不恰当地把法与刑等同起来，不时把法律晾在一边。其实，当今社会之“法”与封建时代之“刑”。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尚法不足致盛世；不崇法无以谋发展、非隆法无以求和谐。法刑不分的法律观，对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形成危害极大，不容小觑。

第三，“贱讼”导向对权利诉求的鄙薄。中国古代社会无权利可言。中国政法大学朱勇教授称之为“以权利换和谐”。过度讲求礼让、和为贵，实际上是传统法律文化中无讼、贱讼观念的反映。有了这些先人为主的观念，如果谁再坚持打官司就有犯众怒、被孤立之虞。所以在实践中，谁的权利被侵犯时不予计较，会被视为宽容大度而获得赞赏；谁要奋起抗争，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谁就“不厚道”、“得理不让人”，就是“健讼”或者“刁民”了。甚至还会被扣上破坏安定团结与和谐稳定的帽子。总之，权利观念缺失的传统文化要求“屈己伸人”、“反求诸已”；等级化的“礼”预先就确定了人们之间发生冲突时的是与非、曲与直，地位低的一方的义务总是先于其对权利的诉求。因此，对合法权利的维护往往会使一些领导或执法人员不舒服，他们摆平纠纷的办法常常并不是如何维护人们的权利而是如何使你因畏惧而不敢再坚持下去。这种做法与封建时代一样，只能造就人们怯懦、愚昧、奴性、权力崇拜的人格以及无原则无是非的“忍为尚”的法律心态。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对合格市场主体、自主的民主政治参与者维护自己权利、表达自己诉愿的基本要求相距实在太远。

第四，夸大甚至过分追求“情”、“理”在司法裁判中的作用。我国古代把民事案件称作“田土细故”，司法官员作出裁判时不大引用法律条文，而往往是援用“礼”或“俗”解决。一方面，它固然确实能有效地解决部分冲突和纠纷；但另一方面，它在亲情乡俗绑架下所作出的礼让，往往既给合法权利造成不少危害。也给武断歪曲提供了更多机会。“情”、“理”与民间习惯，在本土法律文化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对解决民事纠纷的价值也绝对不应被忽视。但是，如果不论案件性质、事实情况如何，都无度地夸大或过分追求其作用，甚至不分是非曲直、背离法律强制性规范，那就南辕北辙、舍本逐未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过分倚重所谓情理，立案后，当事人托人说情，法官也找人以情来说服感化，最后搞得只有情而既没法、又无理了。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影响不好，值得反思。

第五，法律神秘主义死而不亡。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有所谓“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威吓主义刑罚观。在现实中，确有某些领导干部或执法人员并不真正希望公民掌握更多法律知识，甚至认为老百姓懂的法律越多，干部工作的难度越大。因而，在普法中往往摘愚民政策，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在执法中则是连蒙带诈加吓唬，以掩盖自己对法律的无知；甚至还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容讳言，不少行政违法行为就是这样发生的。在问题发生后，不是依法解决，而是设法摆平，结果在摆不平时就可能引发激烈的官民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在实践中既有所谓“法律、政策倒灌”的说法，也有基层官员抱怨“都是普法惹的祸”的报道，实际上都是行政官员不能勤于法律政策学习，反被群众以熟稔的法律政策知识“将了军”的结果。

被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论语》及《道德经》等，固然确实有许多传统文化精华，但在愚民这一点上则如出一辙。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聃曰：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神秘主义使人畏惧而不敢维权，愚民政策使民无知无欲而任人驱使宰割。这都既不是民主法治所要求的公民素质，也非一个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之所应为、当为。

城镇化对农民家园意识变迁的影响 篇3

一、农民家园意识的表征

历史上, 家园意识总是与漂泊、社会动乱、变迁联系, 因此也成为文学作品中永恒的话题。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 乡土村民开始离弃家园奔向城市, 成为离失乡土家园的客居者, 但现有的政策设计使这些农民工往往陷入既回不了家乡, 又无法在城市落户的两难境地, 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城镇化的大力推进, 改变了农民世代居住熟悉的生活场景, 有了新居, 却失去了家园归属感。没有家园的人, 自然谈不上家园意识。因此, 家园意识一定得有所附丽。首先, 一定要有让村民熟悉的场景, 割舍不掉的情怀;其次, 要有让人感怀的东西, 这些物件有层层叠叠的历史积淀, 有说不完的故事。田、园、庐、墓往往是人们对传统乡村的印象, 由此,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农民的家园意识在城镇化进程中发生的变迁。

(一) 土地情感

中国的农业文明有几千年的历史, 土地是人们衣食之母, 人们对土地的珍爱和依恋是乡土社会最为共通的情感, 也是乡土之所以成其为乡土最为醒目的标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开宗明义指出, 从基层上看去,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因此, 对土地的态度既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个文化问题。

(二) 祖先崇拜

中国历来有重视宗族血缘的文化传统, 重视生育、善待生命和慎终追远三个文化理念贯彻人的一生, 如果说前两个是对理想生活追求的话, 那么后者则更多寄托了对祖先的思念及对生命延续的追求。《左传·成公十三年》讲:“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统治者每年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祭奠活动, 民间则通过设灵牌、续族谱、建祠堂、修庙宇、上坟烧纸等形式寄托对祖先的怀念。儒家观念中, 百行孝为先, “忠”、“孝”是最重要的美德。对祖先的崇拜不仅仅是一种信条, 更是民众日常要遵守的行为准则。祖先崇拜培植的方法就是“生则养, 死别敬享”。故有“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的教导, 赋予祖先崇拜“报本、追远、崇德”的意义, 期望民德因而归厚。因此, 祖先崇拜在强化家园认同感、培养尊老敬老、知恩图报美德、整合社会风尚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 乡风民俗

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些古风民俗, 既是当地人区别于外乡人最好的标识, 也往往是对村民进行教化、规范的活教材, 起着凝聚人心、规范行为、道德教化的作用。所以, 宗族行会、乡规民约、人生仪礼、岁时节日、祭祀禁忌、民间艺术、神话传说等等就成了家园意识的又一表征。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家园意识的变迁

(一) 土地情感淡化

农民与土地本有着天然的联系, 但在城镇化进程中, 谁是农民?农民是否愿意种地就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人社部的调查显示, 我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 新生代农民工中, 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5~30岁的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 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尽管如此, 要让农民完全放弃土地, 进入城市也并不容易。2013年6月, 四川眉山的一项调查显示, 160多万农村劳动力中, 只有不到四成的人有意愿向城镇居民转变。如果除去已在城镇居住生活的农村户籍人口, 和将“新农村综合体”与城镇混淆, 以为搬入“新农村综合体”就是城镇化的农村居民。真正有意愿到城镇居住、向城镇居民转变的农村居民, 只有10多万人。调查认为, 影响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变的最主要因素, 就是不愿放弃土地。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比较类似, 由于征地拆迁引发的冲突不时见诸报端就可见一斑。

但农民对土地的态度是矛盾, 一方面他们不愿放弃土地, 另一方面也不愿在土地上有更多投入。据2011年央视报道, 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 我国每年撂荒的耕地近3000万亩。农民即便还种地, 对土地的投入也十分有限, 很多是粗放式经营。新一代农民工对故乡的风物人情早已淡漠, 他们有不少是失地农民, 更不可能回去耕种父辈撂荒的土地。

(二) 家乡认同感的弱化

农民浓厚的“恋土”、“恋乡”情结, 决定了农民具有某种强烈的对所属血缘、地缘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无处不在的城市文化、现代文化让乡村生活显得单调、落后、乏味。农二代要么出生、成长在他们父母打工的城市, 脑子中完全没有家乡的概念, 要么从小远离农事, 或通过上学离开乡村, 或少小离家打工, 他们欣赏城市文化, 模仿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鄙视乡土文化和乡村生活方式。现代化意味着同质化、统一性, 城市文化、商业文化像一个巨大的熨斗, 伴随着各种传播工具, 对乡村文化进行了一次毫不留情的熨烫, 即便是最落后的村落也能看到现代性的力量。

(三) 乡村伦理的变迁

费孝通先生说, 如果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 乡土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无法”却有秩序的“礼治”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 风俗、习惯、礼仪及各种成文与不成文的村规民约形成一种保障秩序的规约系统, 具有康芒斯所谓“隐形的制度”之特征。村民把世代流传下来的规矩习惯看做是不容争辩必须要敬畏和遵守的, 违反规则就可能承受来自外界的谴责和内心的折磨, 甚至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大量研究表明,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传统乡村伦理由于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发生变迁, 甚至出现伦理性危机。

传统社会里, 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 奢侈浪费在乡村社会则是很受诟病的恶习。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民消费水平也不断提升, 一些发达地区的村民消费甚至超过一线城市居民消费水平, 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都已发生很大变化。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 青年农民的消费方式已经和父辈有很大的不同, 时尚的服装、电子产品、家用电器、装修等都在向城里人看齐, 休闲方式也更有闲情逸致。

但另一方面, 乡村的攀比浪费之风也越来越令人关注。城镇化进程中, 现代因子的渗入极大影响了村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城市的生活方式成为村民心目中某种品位的象征。传统社会对“面子”的重视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资本的竞争使乡村俨然演变成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 村民在房子、大件耐用消费品、婚丧嫁娶等重大支出项目中摆阔、比拼之风愈演愈烈, 已经成为村庄不能承受之重。基于对物质的过分追求和攀比, 传统的价值观念也逐渐受到挑战、冷落甚至是嘲弄, 一些村民甚至为了钱从事为人不齿的行当, 坑蒙拐骗、制假造假, 价值观扭曲。

勤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美德。但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 农村的劳动强度和用工总量大大降低, 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逐渐弱化, 加之农村文化生活的贫乏, 有大量闲暇时间的农民沉溺打牌赌博之中。在田地里劳作的多是中老年人, 年轻人即便不去打工, 也不屑于田间劳作, 种地产出效益低是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没出息, 没面子。

信任弱化。费孝通指出“在熟人社会状态下, 信任是必然的产物”。但城镇化打破了村庄原有的格局, 人口的流动性增强, 村庄的舆论压力也逐渐失去过去的督导、教化、规范的作用。熟人社会逐渐变成“熟悉的陌生人”或陌生人的社会。当这种变化来临时, 传统社会中被挤压约束的劣质文化和市场经济中衍生的负面效应结合起来, 不但使陌生人之间难以建立信任, 连熟人之间本应具有的信任感也变得摇摇欲坠。王露璐教授的研究表明, 村庄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态势。

(四) 祖先崇拜弱化

按照贺雪锋的划分方式, 祖先崇拜应该属于本体性价值层面。传统社会村民对本体性价值的追求成为他们生活的精神支柱, 但由于现代性因素的影响, 加之家庭格局及现代人生产方式的变化, 祖先崇拜在仪式上、内涵上发生变化甚至弱化都在所难免, 但孝道的衰落而导致的伦理观念的异化则是令人担忧的。

一方面, 在大部分国人心目中, 祭祖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漂泊在外的游子、离开乡村生活在都市的外乡人, 每当遇到祖先的忌日或重大节日, 总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哀思。乡村的葬礼更是繁琐而隆重, 极尽哀思, 尽管其中有不少属于面子竞争的成分。一些富裕起来的地区出现的续家谱、修宗祠的活动, 包括政府参与的大型祭祖活动则不断强化民众对祖先的追忆。但由于村落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流动的加剧, 加之近代以来对农村宗族势力的打击, 许多地方的农村既无宗祠, 也无具有人格和道德权威的长老级人物, 因此一般不大可能组织规模性的祭祖活动, 更多的是村民对自己直系亲属的祭奠。

另一方面, 乡村老人的处境又令人堪忧。在许多地方, 随着农民进城打工潮的兴起, 不少农庭青壮年劳力把子女和农事丢给老人, 一走了之, 老人成了廉价劳动力, 至于对老人的赡养和精神慰藉就无从谈起了。许多老人老无所依, 病无所养, 农村老人自杀事件时有发生, 甚至死后也得不到应有的礼遇。

讲究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历来是炎黄子孙为之奋斗的不懈动力, 也是祖先用以鼓励后代为家族争光的勉励之词。孝道衰落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沦丧, 是个体对社会责任感的茫然和淡化。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 现代化的转型意味着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转型。欧美社会就是在抛弃了传统的血缘、地缘、家族、宗族主义影响后, 逐步建立起不徇私情、不重血缘地缘的现代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 祖先崇拜弱化或许会淡化地缘、血缘关系, 有利于建立自由公平的现代人际关系。但处在转型期的乡土社会, 新的伦理规范尚未建立起来, 优秀的传统美德又被抛弃, 是否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另一个副产品呢?

三、结语

城镇化对农民家园意识的影响是双重的, 城镇化打破了乡村的封闭和保守, 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受到冲击, 人员流动推动了社会变迁。但负向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土地情感弱化、传统伦理道德危机、乡土文化没落、乡村社会离散等。当代农民家园意识逐渐淡化的直接后果可能是粮食安全、社会治安、新农村建设、环境治理、文化传承等问题的日渐凸显。间接后果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不断被侵蚀, 其现代价值也不断受到质疑。长远后果可能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逐渐失去精神家园, 个体精神破碎与虚无日益弥漫, 现代化也将失去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1]郭少峰:专家称我国失地农民约4000万, 愿回乡民工不到一成[N].新京报, 2011-10-31.

[2]王露璐.农村改革30年来的伦理变迁与反思[EB/OL].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 2009-7-15.

责任意识的变迁 篇4

一、产权制度变迁理论范式:基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分析视角

(一) 相关概念界定

1.产权制度概念界定

笔者对产权制度作如下界定:所谓产权制度, 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 (或经营权、管理权) 、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

2.产权制度变迁概念界定

一般而言, 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既表现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又表现为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 还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交易活动的制度结构的改善过程[1]。据此理解, 产权制度变迁是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对旧的产权制度安排进行替代的过程。而产权制度变迁作为一个过程或一种运动同样具有哲学意义。笔者借用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为分析工具, 从产权制度内在矛盾运行的视角对产权制度变迁概念拟做如下界定:产权制度变迁是产权制度均衡与非均衡状态的辩证统一体, 是一个从初始的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从本质上讲, 经济学中的均衡是一种行为均衡, 因此, 对产权制度均衡可以理解为:在某种产权制度安排下, 产权制度主体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利润 实现了最大化, 从而产权制度主体无意改变这一制度安排的情形, 亦即产权制度需求者和制度供给者同时实现均衡的情形。相反的情形称之为产权制度非均衡。如下表1所示, 制度状态A属于笔者所说的产权制度均衡, 另外三种状态则属于产权制度的非均衡情形。

(二) 产权制度变迁理论模型:一个新的视角

1.模型假设

首先, 产权制度主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次, 存在一个初始的产权制度均衡 (即产权制度供、需双方同时实现了均衡) 状态。最后, 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 从而制度效率取决于交易成本 (即制度成本) 的高低。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特性, 即作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 某一范围内的特定制度安排对该范围内从事某种或某些特定活动的人具有“共享性”, 亦即制度对其所辐射范围内的活动者或者说交易者起到同样的规范作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可以假设产权设制度效用给定不变。这样, 制度效率的高低便取决于制度成本或者说交易成本的大小 。

2.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命题及证明

命题一: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选择, 进而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或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状态。

证明:一方面, 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都可发挥多种功能, 提供多种服务, 从而交易者可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获得一定的效用;另一方面, 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和运行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即产权制度构建成本和产权制度运行成本。因此, 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与产权制度成本的对比。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 产权制度主体对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应包括两步:第一, 所做的选择要使其效用大于产权制度成本, 即产权制度利润大于零。第二, 在所有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安排中, 选择产权制度利润最大的那一个产权制度安排。因此, 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 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在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的情况下, 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就等价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

命题二:产权制度的内部矛盾运动导致对其初始均衡态的否定。

证明:从内部因素看, 产权制度需求者和产权制度供给者构成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 产权制度的需求者作为特定产权制度安排下的交易者, 与产权制度的供给者相比往往具有数量众多、交易方式多样、交易发生频繁等特点。加之新技术和工艺的采用、市场范围的扩大、人口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自然资源状况的变化以及交易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行为, 作为一种每日每时都发生的有形或无形支出, Trc2有增加的趋势。交易成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使产权制度需求者从该产权制度中所获产权制度利润低于产权制度利润最大化状态, 每一次产权制度利润与其最大化状态的向下偏离都会导致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产权制度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 与产权制度需求者不同, 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取决于Trc1, 与Trc2相比, Trc1是一次性支出, 一项产权制度安排建立之后这项支出就会停止, 因此, 在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存续期间, 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往往是一个处于最大化状态的常量, 从而产权制度供给者对新产权制度安排的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者对该新产权制度安排的需求相比就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样, 当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的产权制度安排产生需求即出现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非均衡状态时, 产权制度供给者常常仍处于原有的均衡状态, 产权制度供给者不仅没有提供新产权制度安排的欲望或动机, 而且往往尽力去维持原产权制度的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 现行的产权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需求, 产权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 产权制度的非均衡状态 (表现为产权制度状态B) 出现。

命题三:产权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对产权制度非均衡态的否定, 亦即对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否定之否定。

证明: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成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前提和动因。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一方面说明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打破, 另一方面又孕育着新的获利机会, 即在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集合中, 存在着比原产权制度安排的产权制度利润更大的产权制度形式, 或者说存在潜在利润, 主要包括:规模经济带来的利润、外部经济内化带来的利润、克服对风险的厌恶或者说对风险的分散与克服所带来的利润、降低交易成本带来的利润。潜在利润成为不断推动产权制度供给者去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新产权制度安排的建立, 同时也意味着在新的、更高的效率水平上实现了产权制度需求者的均衡和产权制度供给者的均衡, 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之间的协调, 亦即产权制度在更高的效率水平上演变成为产权制度状态A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Trc1与Trc2之间的差别从而产权制度供求之间差别的存在, 产权制度均衡的实现往往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的, 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来看, 产权制度均衡往往是先有一个局部均衡, 然后才可能出现产权制度的一般均衡和总体均衡。然而, 不论产权制度均衡实现的路径如何, 新的产权制度均衡状态的实现既实现了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 也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一致, 从而实现了对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这种否定既是在方向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回归, 又是在内容和程度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发展, 是一种辩证的否定, 体现了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产权制度均衡状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和变迁。

二、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农地产权制度初始均衡的实现

所谓农地产权, 是指基于农村土地而产生的财产权利的总称, 亦即包括农村土地所有权及其衍生出来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权利束;农地产权的各项权能既可完备地集中起来由一个主体行使, 也可分散地由不同的主体分别行使。相应地, 所谓农地产权制度, 是关于农地产权各项权能归属及分割的制度规范的总和, 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 具体可分为农地所有权制度、农地经营权制度、农地收益权制度以及农地流转制度等具体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 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 确立了实施了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制,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使农民摆脱了封建地主的剥削, 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农业生产呈现出快速增长。第二, 始于1953年的互助合作社, 经过1954年的初级社, 再到1956年、1957年的高级社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 形成单一的土地集体产权制度[2], 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止。第三,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至今建立和实施的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笔者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例加以分析。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1978年, 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掀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1979年中央转发的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规定:边远山区单门独户允许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其它地方的包产到户也不必禁止和勉强纠正;1980年, 包产到户扩大到整个贫困地区;1982年, 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这标志着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安排的确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改变了农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项权能集于于一身的状况, 农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分离, 集体组织与农户间的权、责、利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明晰, 农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和市场主体。

(二) 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地产权制度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均衡状态

1978年, 中国农村启动了由于农户被赋予从事家庭经营的包括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在内的农地承包权, 相应地确立了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制度, 农民的生产经营和劳动计量都在家庭单位中进行, 其生产成本与收益趋于一致, 因此自动建立起了“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 极大地克服了农地集体产权制度下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这种农地产权制度的建立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 农村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或者说农地产权制度达到了均衡状态。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制度极大地适应了农户 (制度需求者) 生产经营的特性, 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农户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地提高 (产量增加、收入提高) , 农户对这一制度安排感到满意, 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首先, 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生产过程的自然性和生产成果的直接性相一致。农业 (这里指狭义的农业或称种植业) 生产过程是人类通过利用植物有机体的生命力将自然界中的光、热、水、汽以及各种矿物质养料等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生物产品, 以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农业劳动对象——农作物生产发育的规律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 进而决定了农业生产只能按自然界的时间, 即受季节约束的生长过程依次进行各种作业, 加之农业生产一般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 不宜移动, 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把非常大量的生产条件进行集结, 采取多种和大量作业同步并进的办法。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 同一时期的作业比较单一, 不同时期的不同作业多数又往往可以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这样,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多是简单协作。简单协作在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操作时优于单独劳动, 但在管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往往还不如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 因为这既要增加监督成本, 又有可能产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 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及由此决定的季节性使得农业家庭经营成为一种较为合适的形式。另外, 农业劳动成果的直接性是指农业劳动很少有中间产品, 成果大都集中在最终产品上。这一特点决定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各环节的劳动支出状况只能在最终产品上表现出来, 而各个劳动者物化在最终劳动成果中劳动量的多少、质的高低却很难计量。因此, 只有将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劳动与最终的劳动成果及其分配直接挂起钩来, 才能对农业劳动者产生最大的激励, 而这只有在家庭经营时才能更好地做到。

其次, 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控性相一致。这些特点要求农业的经营管理要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具体性, 种植决策、生产决策、经营决策都要因时、因地、因条件制宜, 要准、要快、要活。要做到这一点, 只有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分散到直接生产者身上, 即将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结合起来, 才能取得好的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讲, 农业劳动和经营管理具有较强的分散性, 其成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农民的劳动成果, 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各个农民对生产进行合理安排, 靠农民对全过程细心地作业和管理, 以及对市场的预测。这些特点决定了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较为合适的组织形式。

最后, 这一农地产权之端安排与农户自身在生产经营上所表现出的目标的一致性、激励的多样性、持久的稳定性、分工的灵活性相一致。农户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 也不是单纯的文化或政治组织, 维系家庭存在的, 决不限于经济利益这一纽带, 而且还有血缘、感情、心理、伦理和文化等一系列超经济的纽带。这就使家庭成员可以从多方面对组织的整体目标和利益认同, 即把家庭其他成员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 比较自愿地当成自己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半是由于这种互补机制的存在, 家庭无需靠纯经济利益的激励就能保持对其自身的目标和利益的基本一致性。另外, 家庭成员具有利益目标的认同感, 使得农业家庭经营的管理成本最小, 劳动激励多样。同时, 家庭的婚姻、血缘关系, 使得家庭经营具有持久的稳定性, 上一代对下一代多方面的寄托所形成的继承机制, 使得家庭经营一般具有较长的预期, 并能为实现这种预期而长时间地自愿协作, 这使得农业家庭经营表现出其他经济组织都不具有的激励规则, 家庭成员的工作努力无须以内部精密的劳动计量并同报酬挂钩来激发。因此, 农业的家庭经营, 一般无需监督, 管理成本差不多总是最小的。除此之外, 家庭成员在性别、年龄、体质、技能上的差别也可实行分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即家庭劳动者及其全体成员可以进行家庭内部分工, 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3]。

2.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供给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有效地实现了政府制度供给的目标, 政府 (制度供给者) 从这一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提高, 从而也对这一制度安排达到满意状态, 即制度供给者也实现了均衡:一方面, 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政府的效率目标。效率目标是我国以市场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 赋予了农户一定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 奠定了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基本组织单元的地位, 把农户塑造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农业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 从而可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 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公平目标。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确保了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制特性, 有效地适应了我国人地比例关系紧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外部环境, 为广大农民拥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及农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防止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 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三、农地家庭承包制的内在缺陷: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

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 曾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 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革、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与不足也日渐显露出来, 亦即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状态产生并日益凸现。

(一) 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规模狭小和碎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很小, 更由于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初, 不仅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要公平, 而且土地质量好坏也要公平, 使得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分割零乱, 农地空间分割的碎化, 农户经营土地的零碎现象更加严重。例如, 1985年, 全国农户平均经营土地只有半公顷, 且被分为8～9块, 每块不足0.1公顷, 其中, 人均拥有0.05～0.18公顷的土地农户占全部农户的88%[4]。

2.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一方面, 在现有的农户家庭分散经营的条件下, 农户家庭经营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 这种经营还具有小农经营的很多属性和简单商品经济的特征;而现代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 产品生产的首要目的就是满足市场需求, 与之相联系的是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另一方面, 农地规模碎化不仅从客观上限制了农户的生产投入, 而且由于单个农户力量弱小、信息不畅、对市场需求缺乏有效预期,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难以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 这又从主观上限制了其生产投资的愿望和偏好, 进而限制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农地过分细碎也制约了农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地过分细碎, 还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 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整和布局, 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不断上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二)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1.农地产权主体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谁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所有者?虽然法律规定农地属农村集体所有, 但在农村存在乡、村、村民小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 究竟谁是真正的所有者, 却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 现行有关法律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谁是发包人?是乡、村民委员会还是村民小组同样缺乏明确界定。如《土地管理法》规定, “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 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 可以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 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 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很难保证农地产权主体有明确的边界。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或者说虚置和缺位, 使得农民集体缺乏行使自己权利的组织、机制和途径, 最终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 致使农村土地所有者权利不断遭受剥夺和侵犯。

2.农地产权内容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首先, 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没有严格界定, 国家的土地管理权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内容交叉。农地承包制度虽然规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经营使用权归农户, 但对所有者和经营者各自的权、责、利都没有明确规定, 致使产权边界模糊。

其次, 我国现行法律对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约束和限制性条款很多, 而保护性规定却很少且抽象模糊, 明显地存在着土地管理权优于所有权的现象。例如, 《土地管理法》第五章“建设用地”中就有如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村村民利用集体所有土地举办企业或建住宅都必须经县级以上或县级人民政府批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能向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 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若要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 必须通过征用。而在实际操作中, 地方政府受利益的驱动, 常常滥用土地征用权, 造成大量不合理征地, 导致集体和农民利益被侵害。

最后, 农地收益权和处分权界定不清, 进而导致以下结果:要么是集体动辄以土地所有者的名义, 随意侵犯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 随意向农民摊派, 更有甚者随意收回农民的承包地;要么是农民把土地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不承担相应的义务, 集体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承包合同纠纷也日趋增多。

3.农地产权期限的模糊性导致农业经济效益的被侵蚀

尽管第二轮承包将农地的承包期限延长为30年, 但在实际工作中, 许多地方仍然三、五年一调整, 土地使用期限短, 而且按农户规模的变动重新调整土地, 农民缺乏长期使用土地的安全感, 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 难以形成长期投资。从本质上讲, 农地经营使用权的相对稳定与适时调整存在矛盾:为防止对农地掠夺式的经营、开发而导致的土壤肥力下降, 破坏农地的可持续利用, 在农地经营使用过程中, 要求农地经营使用权相对稳定;但是农地的经营使用权又面临着不断变更和调整的客观要求, 这是因为农地的经营使用权是基于成员权获得的, 有新增人口的农户往往会要求调整农地以获得应该增加的农地, 因此, 农地调整就难以避免。农地的频繁调整一方面使农地经营使用者不能从长计议, 追加投资以改良土地, 影响了农业发展;另一方面, 农地调整本身还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协调、谈判、发放农地使用权证书等, 费时费力, 增大了土地承包的成本[5];同时, 土地周期性的调整必将影响农户投入的长期效率, 导致农户经济行为的短期化倾向甚至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的利用, 从长期看, 最终会导致我国农业经济效益被侵蚀。

(三) 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导致农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1.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

首先, 两权适度分离、家庭承包分散经营的农地产权制度模式, 虽然消除了土地收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 却导致了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化和土地经营主体的细小化, 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土地的适度流转与合理集中。

其次, 相关法律规定限制了农地产权的流动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即使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也只是“允许农户将无力耕种的土地在经集体同意并不能擅自改变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自找对象、协商承包”,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 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样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排除了集体所有权形态的土地流动, 而农户土地使用权形态又只能通过农民的相互转包与集体调整来进行, 这样就排除了农地的商品属性及引入市场机制的可能性;况且现实中的农地转包与调整缺少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制度保障, 带有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

最后, 上述两方面的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 导致了目前农地流转基础的非市场性、农地流转内容的不完整性、农地流转价格的不确定性、农地流转目标的非效率性以及农地流转格局的不稳定性, 最终无法形成适度规模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地产权制度。

2.农地产权的凝固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地资源的配置的低效率

由于农地产权的凝固性, 一方面, 大量的农地弃耕、撂荒;另一方面, 一些劳动力较多的农户或那些愿意经营较多农地的种田能手却没有足够数量的土地进行耕种。这就使得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有地不耕和无地可耕的两难局面。同时, 一些地区由于农地频繁调整、好坏搭配, 使农户使用的土地地块过多而面积极为狭小, 不利于耕种, 更不利于机械化耕作, 也破坏了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5]。

四、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选择: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

农地产权制度内在矛盾的日趋展开不断动摇着其初始均衡状态, 导致制度非均衡态的产生和加剧, 并不断内生着对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因素, 最后导致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完成, 即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必将导致对这一制度安排自身的否定, 即在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农地产权完整性、明晰性和流动性的缺乏, 导致了新的制度非均衡的出现, 随着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初始安排将被扬弃, 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农地产权制度。同时, 这种取代是一种辨证的否定, 它既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内在缺陷的克服, 又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合理内核的保留, 同时还将增加新的制度内容。作为一种辩证否定的过程,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产权的模糊性和凝固性——已经昭示了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农地产权安排的清晰性和流动性。产权的清晰程度指的是产权的归属状况, 即产权是属于国家、集体还是个人;而产权的流动性则描述了各产权主体的竞争状况, 它主要体现在产权是否可以自由流通上[6]。因此, 可以预言下一轮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将是构建边界明晰、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一) 构建边界明晰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 明确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及其权力。要解决农地产权主体模糊问题, 必须构建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组织机构, 使农民能够通过这一组织形式真正行使其所有权, 从而真正维护自身的权益。可考虑构建和完善村民委员会制度, 使其成为农民集体土地以及农村其他公共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决策机构, 真正代表村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包括农地权益在内的农民各项合法权益。

其次, 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 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明确界定公益性建设用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 将征用的土地真正限定在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上;建立和实施土地征用听证会制度, 形成征地过程中农民、集体、征地单位及政府等各利益主体之间共同参与、共享信息、共同磋商、公平交易及有效监督机制;在充分考虑市场供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转用后的收益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 确定被征用土地的价格, 确保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益;建立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机制, 承包主体未明的土地, 其补偿金归农民集体所有, 根据全体农民的意愿进行分配和使用;农民承包的土地, 其补偿金全部支付给被征地农户, 用于其发展生产或就业安置,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截留或挪用;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以法律形式规范农村土地征用主体与被征主体 (农村集体及农民) 之间的关系。

最后, 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一方面, 从法律上明确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性质, 即农民依法对承包土地享有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内的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 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较为明确的规范, 这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奠定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 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阶段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为包括法定承包权、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转包、转让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等内容在内的权利束。

(二) 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 建立和完善有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 规范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 把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例如, 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 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 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第一百二九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 当事人要求登记的, 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为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其次, 规范和丰富农地经营使用权流转的形式。可通过入股、抵押或租赁的方式将自己的经营使用权进行转让, 特别是通过租赁的方式, 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即农民取得的土地经营使用权是一项财产权利, 在履行合同的前提下, 他既可以耕种土地, 又可以依法将土地经营使用权转让。

最后, 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市场管理制度, 对土地流转中的运行机制、价格、违约责任等问题严格规定;建立农地流转的价格评估体系、培育农地流转中介组织, 使之在农地流转的供需之间起媒介和桥梁作用;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制度, 明确流转的形式、数量、年限、条件及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等。

摘要：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看, 产权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曾取得过较好的历史绩效, 实现了一定时期内的制度均衡;但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 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日益暴露出诸多缺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规模碎化、农地产权边界的模糊性、农地产权的凝固性说明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的出现并日益加剧, 同时也昭示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构建边界清晰的、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

参考文献

[1]罗必良.新制度经济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5.

[2]党建德.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分析[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8) :64-68.

[3]朱道华.农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2:205-206.

[4]郑顺伟、张陆阳.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的途径[J].经济问题, 2002 (10) :39-41.

[5]林广瑞、刘刚.现阶段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6 (2) :61-63.

责任意识的变迁 篇5

引言

从服饰起源之日起,人们就已将自己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社会心态、宗教观念融入于服饰元素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精神的深刻内涵。内衣作为服饰用品的一种,以其独特的属性,体现着人类的文明与修养程度,体现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同时也体现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进步[1]。不同时代的人文背景和人们外装的穿着习惯,都影响着内衣的制作、面料和色彩,给内衣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本文就各时期的内衣文化变迁,联系、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状况,研究和探讨其与社会经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内衣文化的变迁

在古老的中国,最传统的内衣就是肚兜。“肚兜”即抹胸的俗称,《辞海》释为“掩胸之衣”,是古代妇女穿在最贴身处的内衣。伴着几许古典的浪漫风情,现代人一听到“肚兜”,总有几分绮思遐想[2]。但是民俗收藏家张木养说,古时候不单是女人穿肚兜,男人和小孩也穿,并且每个人从满四个月开始,几乎一辈子都离不开肚兜。

要了解中国内衣文化,首先要对内衣的发展史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从汉唐到明清时期,中国女性内衣的称呼也在发生变化。

(一)汉代以前:亵衣。“亵”意为“轻薄、不庄重”,可见古人对内衣的心态。汉代:抱腹、心衣。“心衣”的基础是“抱腹”。“抱腹”上端不用细带子而用“钩肩”及“裆”,就成为“心衣”。两者的共同点是背部袒露无后片。平织绢是汉代常用的内衣面料,上面多用各色丝线绣出花纹图案(称彩绣),图案多以“爱情”为主题。由此看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各种“理学”制约,并不能真正地抑制人们对美的追求。各个朝代的内衣受当时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其独特、私密的个性,真切地反映了时代潮流下,或保守或活泼的审美情趣[3]。

(二)魏晋(十六国):两当。“两当”最初由北方游牧民族传入中原,演变成内衣。“两当”有前后两片,“既可当胸又可当背”是其最显著的特点,通常为两层,夹层可衬棉,贴身保暖。“两当”与“抱腹”、“心衣”的区别在于它有后片,材质多为手感厚实、色彩丰富的织锦。这种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明显的带有异域文化特征,穿着形式也相对自由和豪放。

(三)唐代:诃子。唐代以前的内衣肩部都缀有带子。到了唐代,出现了一种无带的内衣,称为“诃子”。这也是由唐代外衣的形制特点所决定的:唐代女子喜欢穿半露胸式裙装,她们将裙子高束在胸际,然后在胸下部系一阔带,两肩、颈、上胸及后背无带且袒露。穿时由后及前,胸前有一排扣子系合,或用其他带子系束,外披透明罗纱,内衣若隐若现。所以内衣面料极为考究,多为织锦,色彩缤纷,与今天流行的“内衣外穿”颇为相似。

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睛雨表。翻遍历史典籍和资料,在之后的一千多年,我们再也找不到如唐代这般开放的穿着方式。其女服透、露、低胸、高腰,表现了女性的纤丽妩媚,超越了历代风范。到宋代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那种扩展外向的盛衰气象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沉潜向内的文明体制,在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的中国,内衣就在种种的伦理道德束缚中成为私密的、“不足为外人道”的物品。女性被三从四德、裹脚布、束胸衣紧紧包裹,乳房甚至成为让人“羞愧”的因素之一。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内衣柜台都不能摆在显眼的位置,否则便无人问津。若有大胆的女性穿着紧身衣,显露女性曲线,定会遭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不正经”。内衣成为女性“自重”和“检点”的标志,女性在不知不觉中被迫隐藏、压抑“可能诱惑”的因素[4]。

二、西方内衣文化的变迁

在西方,内衣又被译为Undercover或Underwear,它包括紧身胸衣(Corset)、乳罩(Bracup)、抹腰(Waistnipper)、连胸紧身衣(All-in-one)、背心式衬裙(Camisole)、短腰(Short)等许多种类。

胸衣最早产生于古罗马时期。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女性身体几乎不加束缚,贵妇们穿上衬裙作为内衣。到17世纪,时风认为衬裙作为内衣太放荡。由此,出现了“束衣”,也开始了其折磨女性的历史[5]。

妇女们自觉在自己的胴体上构筑了严严密密的堡垒,用几乎是残酷的手法,把自己的身体,用重重的布条勒起来,很多女士因此而导致肋骨骨折、流产、内脏移位等。这种被女性自觉戴上的“刑具”,竟被当时的媒体称为“舒适的工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紧身胸衣把妇女变成了举止优雅的奴隶。但是,和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这种束缚并不是伦理道德和制度强加于她们的,而是她们完全自愿的。在《内衣:一部文化史》中,一个女子写给闺中密友的信中这样描述:“只是,这种内衣把我的胸紧紧地裹住,真让人无法忍受,所以我的胳膊总是感觉疼痛;身子也像被夹子夹住一样!但是,这就是‘美’,因美而荣,没有疼痛。”甚至有一个不幸的女孩从窗户跳了出去,自杀了,因为她的妈妈阻止她穿那种僵硬的紧身胸衣。在当时,束衣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是自我约束、气质高雅、声名显赫、年轻美貌、性感迷人的象征,因为它可以帮助塑造鸽胸、蜂腰、翘臀的优美的女性形象,是有闲阶层的标志[6]。所有这些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导致的阶层划分,文化发展推动的社会变更。人们更向往上流社会的生活,用这些外在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地位、财富或者展示自己获得地位、财富的潜质。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的低靡使更多的女性投入到生产建设中,紧身内衣成为“不合时宜”的服装。人们开始向往自由,向往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戴安娜式的苗条和健美成为美的标志。合理的饮食、适当的锻炼和健身以及整形术成为人们追求美的新方式。身体本身的美更能打动人心,而不是靠鲸鱼骨撑起来的虚张声势。紧身内衣开始淡出历史舞台,现代内衣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7]。

三、内衣文化的发展走向国际化

如今,内衣和外衣之间的区别已模糊不清,女性内衣文化的发展犹如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回。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增强,内衣的穿着形式开始国际化,欧洲女性开始欣赏中国传统的肚兜并穿着它招摇过市,亚洲女性也普遍穿着西方的文胸[8]。在T台上,更是多姿多彩百花齐放,只要设计师认为是美的元素,都被搬上了舞台。美,可以是优雅,可以是叛逆,可以是狂野,这是一个自由、蛊惑的时代,以S形曲线的妖娆女性美为起端,而以范思哲新的“全能”(Versatile)品牌作为结束。就如20世纪最初几年一样,这种“全能”内衣是多种产品的集萃之作,也是正确造型的基础。克里斯汀·迪奥一语道破天机:“没有时装的基础,就不会有时装的时尚。”

女性自由地出入闹市中的内衣专卖店,而不会有什么羞愧。她们用内衣装点着自己的身体,也装点着这个美丽的世界,展示给人们更多的是轻松、自信和闲适。内衣外穿、吊带T恤、内衣个性化是整个世界的穿着潮流。现在,内衣是生命自然的珍视与呵护,是人类反观自身的愉悦与创意,是服饰文化与人愈来愈和谐的标志款式之一。内衣不只是一种衣的形式,更是自由和美丽的象征。

四、结语

内衣文化真切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穿衣理念。经济发达,相对来说,人们的文化和思想就会较为开放,内衣穿着形式就会较为自由。并且,经济发展和精神追求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发达的经济使人们生活无忧,有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放在对衣饰的追求上,开放的文化和思想决定了开放的、自由的内衣穿着形式;另一方面,自由的衣着形式反映了人们开放的思想和宽松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刺激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服饰,在现代社会已不只是遮体御寒的手段,而是人塑造形象、显示个性、表现气质的工具。时代瞬息万变,服饰设计就万花筒般变换,让设计师大显身手。服饰设计栏目,将是研究者、设计师们纵论古今服饰的园地。

参考文献

[1]华梅.人类服饰文化学服饰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2]黄强.中国内衣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8

[3]潘建华.云缕心衣(中国古代内衣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马新宇.中国内衣文化特色探微[J].艺术百家,2004(1)

[5]瓦莱丽.斯蒂尔.内衣——一部文化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6]郑巨欣.世界服装史[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

[7]张竞琼、蔡毅.中外服装史对览[M].北京: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意识的变迁 篇6

关键词：图书编辑,市场意识,责任意识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 人们可以从网络上快速获取各种消息。这就对传统的图书出版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为图书编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挑战, 要确保图书的地位不被动摇, 作为编辑, 就必须要具有良好的市场意识, 学会把握市场先机, 同时还要具备良好的责任意识。

一、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编辑工作的生命线

编辑工作的特性决定了编辑是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了编辑的职业操守和服务对象。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从事编辑职业的人员的职业准则是传播我国先进文化, 推进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为广大民众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是编辑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辑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编辑不仅要具有一定的学术修养, 同时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以及发现真善美的能力。

过去几年, 图书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内容低俗、淫秽, 教材、教辅质量低劣的作品, 这一现象反映了部分出版社和编辑完全丧失了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准则。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 除了要达到一定的学识水平, 更重要的是要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时刻牢记为国家为党, 为广大读者高度负责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人格品质。只有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才能正确把控工作“导向”, 这是编辑出版具有文化传承价值和精品图书的基础。

二、牢固树立阵地意识, 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2014年10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他在会上首先表示:“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出版社是我党重要的宣传阵地。作为出版社的图书编辑, 重任在肩, 要时刻牢记向读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是自己一生的追求, 在图书出版的整个流程中, 时刻牢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最终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部好的作品, 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 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 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习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工作要求, 同时也为出版人指明了工作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图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 出版社的编辑在图书选题的策划过程中, 首先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 编辑还得认真考虑图书进入市场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出版社是文化企业, 在图书出版的整个经营活动中, 不能不谈经济效益, 并且要努力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为出版社的经营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事实上,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共存的, 如果出版的图书在市场上得不到读者的认可, 读者不愿掏钱购买, 那么出版的图书只能堆积在仓库中。这种现象是图书市场和读者都不认可的, 无权谈社会效益, 更不可能给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因此, 出版社的编辑在图书的选题策划和整个图书的经营活动中, 要自觉遵照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一部好的作品, 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

在计划经济时期, 出版社与市场、读者是单一的供给关系, 出版社出什么书, 市场就销什么书, 读者也就读什么书。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版社与市场、读者的关系是双向的供求关系, 这种关系的转变预示着图书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左右。但是, 作为出版人, 我们肩负着社会文化的导向和传承的使命, 向读者提供高质量的精神食粮是出版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我们“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在出版图书的活动中不能完全受市场的左右, 既要了解读者的需求, 同时也要牢记出版人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引导读者阅读积极、健康的, 能启迪读者智慧和心灵, 在其人生中有指导意义的精品力作。同时, 让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品能够得以世代传承。

三、市场意识是提高图书质量的催化剂

在强调责任意识的前提下, 我们还必须具备市场意识。市场意识从某种角度而言, 就是竞争意识。没有竞争, 就没有发展。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出版社也一样, 只有提高图书质量, 多出精品图书, 才能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和品牌效应, 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在图书的出版过程中起着“导演”的作用, 图示内容质量的高低、好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的综合素养。编辑的政治理论素质、学识素养、工作态度、市场意识等, 集中反映在其编辑的图书之中。

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中, 图书编辑应有强烈的竞争意识。通过竞争, 迫使编辑提高图书选题、内容、装帧的质量;开拓市场, 去策划、组织高品位、高质量的精品力作。事实证明, 谁的选题对路, 有创新意识, 谁就能占领图书市场。当然, 如果在竞争中置社会效益于不顾, 这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最终只能给自身带来致命的伤害。

当下在图书出版的竞争中, 出版社和从事编辑工作的从业者应积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主动创新、求新, 独树一帜。出版的图书影响的读者越多, 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就越好, 经济效益才能越好, 这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黄庆发.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编辑的意识[J].企业科技与发展, 2011 (03) :50-52.

[2]李爱真.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编辑的意识[J].出版广角, 2013 (04) :70-71.

[3]苏靖.浅谈图书的品牌化战略与编辑市场意识[J].出版广角, 2015 (07) :72-73.

[4]任文京.时刻不忘强化图书编辑责任意识[J].中国出版, 2012 (06) :45-47.

新闻编辑的责任意识 篇7

关键词：新闻编辑,责任,意识

责任意识,就是清楚明了地知道什么是责任,并自觉、认真地履行社会职责和参加社会活动,把责任转化到行动中去的心理特征。有责任意识,再危险的工作也能减少风险;没有责任意识,再安全的岗位也会出现险情。责任意识强,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责任意识差,很小的问题也可能酿成大祸。有责任意识的人,受人尊敬,招人喜爱,让人放心。编辑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承担着信息筛选、处理和加工等繁琐的工作。新闻编辑是将新闻信息通过加工,传递给广大受众的一种职业,他们为了满足不同受众的精神需求,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新闻编辑和其他编辑不一样,他们承载着新闻的传播和舆论导向的责任,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新闻编辑,责任心是考核他们的第一标准。

1 责任意识的具体表现

1.1 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编辑的责任意识

新闻节目的编辑和其他节目的编辑最大的不同就是新闻具有时效性、舆论性等特点。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编辑的首要责任,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故事各有不同,如何将生动鲜活的新闻事实编辑成为具有不同主题、积极向上的新闻去影响人、激励人、感化人、鼓舞人,这便是新闻编辑的首要责任。新闻所传递的信息是否传递正能量,是否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都是新闻编辑首先考虑的问题。

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桥梁和纽带,是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强有力的舆论阵地。因此,新闻编辑如何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便成为摆在众多新闻编辑面前的重要课题。

1.2 新闻编辑的责任保障是谋划

在新闻编辑工作中,要报道每天真实发生的事情,让众人知晓。社会在不断进步,事件层出不穷,只有报道出来的事件、信息,才是新闻。然而,新闻编辑工作却是一个繁琐的工作,要将来自世界各地,在不同时间段发生的事情提取出来进行编辑,报道给广大观众,这样的过程就需要编辑做好新闻筹划。在汶川地震中,救援人员在包着孩子的小花被中发现了手机屏幕上的一条编辑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2008年5月18日,在《朝闻天下》主持人文静流着眼泪将这条信息传递给观众的时候,每个观众都为这个孩子揪着心。编辑将这条消息通过情感丰富的文静传递出来,传递出了一种坚强,一种力量。这样的新闻社会效果是需要谋划,只有用合适的人来播报这样的内容,才能达到新闻最佳的社会效应。

2 责任意识的重要性

新闻编辑作为新闻工作的重要角色,在推动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一些媒体为了片面追求收视率而到处捕风捉影,以获得所谓的“轰动”效应。有的甚至不惜以编造假消息来迷惑受众,宣传不实新闻。这些原因的出现,是因为新闻编辑没有严格按照宣传纪律来要求自己。有的新闻单位对新闻的质量要求不高,对收视率却很看重。一些新闻编辑也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宣传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

新闻编辑工作重要而繁琐,最重要的是肩上的责任重大。在众多的新闻稿件中,新闻编辑要有慧眼识珠的能力,并且要经过认真核实、精心处理才能播放。新闻稿件不能出现如何逻辑上、时段上的错误,所以这需要新闻编辑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编辑出优秀的新闻。出色的新闻应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具有良好的舆论环境、讲究策略。6月1日晚,长江发生的翻船事件牵动着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我国各大媒体派出记者前往搜集新闻线索。新闻编辑要将前方搜集到的有效线索第一时间内传递给观众,所以他们不分昼夜地在等待前方记者发回的消息,并及时将这些消息进行整理后第一时间展示在观众面前。

总之,新闻编辑不仅要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还要有较高的思想修养;不仅要注意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还应该有一腔对新闻的热情。要有对新闻事业良好的敬业精神,新闻编辑不仅要对工作认真负责,还要有极高的政治敏锐能力。做好党和国家的政策宣传,做好老百姓喜欢的新闻,便是每一个新闻编辑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徐芳.以新闻编辑责任意识强化引导正确舆论导向[J].新闻传播,2013,(12).

[2]吴笑梅.浅谈新闻编辑的社会责任意识[J].新闻世界,2013,(10).

[3]马椿.消费主义时代新闻出版业编辑的责任意识[J].新闻传播,2013,(9).

[4]董丽新.媒介竞争下对新闻编辑的素质要求[J].新闻传播,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