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学习的变迁（精选4篇）
合作学习的变迁 篇1
合作自人类社会开始便有之, 合作使得社会分工日益细化, 使得人类文明持续向前发展。合作学习的提法不是什么创新, 孔子就提出“独学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约翰逊兄弟 (D.W.Johnson和R.TJohnson) 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在教学上运用小组, 使学生共同活动, 以最大程度地促进他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学习。”合作学习成为当今学习理论研究的热点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影响。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着力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合作学习模式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一、合作学习理论变迁
合作是一种社会行为, 合作学习理论基础源于社会心理学。20世纪初, 德国心理学家考夫卡 (Kurt Koffka) 、威特海墨 (Max Wertheimer) 和苛勒 (W·Kohler) 共同创建了格式塔心理学理论。Kurt Koffka提出群体是一个动态的整体, 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会呈现不同的变化。考夫卡于1922年在美国《心理学通报》发表了《知觉:格式塔理论导言》, 阐述了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他在1935年出版的《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一书介绍了格式塔理论。三位创始人在20世纪上半期先后迁居美国, 这促进了格式塔理论在美国的传播。格式塔学派强调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整体决定部分, 部分服从整体, 整体不仅仅是部分的总和。苛勒通过对黑猩猩学习实验得出结论:学习过程即通过对问题情境的内在性质有所顿悟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通过顿悟习得的内容, 不会被遗忘, 在新问题情境中会顺利迁移使用。学习即知觉重组或认知重组。认知科学认为知觉是获取感官信息、理解信息、筛选信息、组织信息的一组程序。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学习就是顿悟过程也就是知觉重组的过程, 即在特定情境中的发现关键性要素, 并利用过去经验识别内在的结构。
社会心理学家勒温 (Kurt Lewin)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则进一步提出场动力理论 (field theory) 。他认为, 相互依赖是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 完成任务的驱动力激发了合作行为。勒温把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引进了社会学领域, 主张个人活动离不开整体环境, 组员为完成合作任务而建立合作关系。在动态环境中, 个体和场域环境互动, 相互依存, 个人行为依赖当前的场环境。他认为, 人是一个场 (field) , 一个人的行为取决于个人和他的环境的相互作用, 勒温认为有效学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领悟、目标、认知结构。目标是人们注意的结果和客体。个人一旦知道了吸引他的目标, 就试图寻找得到它的方法, 并据此调节自己的行为。顿悟的产生则是生活空间的认知结构的形成或改变。他认为, 在认知范围内, 学习就是一个获得新的认知结构或改变旧的认知结构的过程。
1949年社会心理学家莫顿·多奇 (Morton Deutsch) 发展了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理论观点并创建了合作与竞争理论。他论述了合作积极与否会对合作结果产生极大影响, 认为合作学习有利于培养积极社会依赖关系。合作小组比竞争小组更能积极地合作、分工、关注同伴的表现, 小组成就更高。约翰逊兄弟 (D.W.Johnson和R.T.Johnson) 将这一理论进行拓展, 形成了社会互赖理论。社会互赖的本质是合作、竞争和个人努力。和竞争、个人努力相比, 合作能取得更大成就、更积极的依赖关系以及更健康的心理。
随着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的发射, 成功宣告美国军备竞赛的失利, 美国教育界展开了对现存教育体制的反思。在这一时代, 一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理论促进了合作学习理论的产生, 最突出的是杜威 (John Dewey) 和莫顿·多奇的理论。杜威认为, 学生学习知识和社交能力同等重要。在集体活动中学生是积极获取知识而不是被动接收。他的进步教育理论 (progressive education) 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合作———学习应在实践中获取知识。进步教育认为应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20世纪末, 合作学习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约翰逊兄弟Johnson&Johnson (1981, 1989, 1995, 2004) 、Johnson, Johnson, &Holubec, (2008) 、Devries&Edwards (1974) 、Slavin (1991) .Kagan (1991) 等对合作学习进行了大量研究, 对合作学习的过程和方式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将合作学习理论转化成了一系列可操作的具体策略和程序。对教师职责、合作小组做了大量实证研究。1994年约翰逊兄弟发表了五要素学说。认为积极依赖、个体义务、面对面交流、社会技能和活动过程这五要素对于有效合作取得成就和高组织的社会、个人、认知能力非常重要。约翰逊兄弟的研究使得合作学习在理论层次上充分发展, 合作学习研究进入繁荣的时期。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众多学者也对合作学习从理论和教学实践上作了大量的研究。在中知网上以合作学习为主题查询, 截止到2012年7月的期刊, 可查到13008条结果。在包含认知的条件下查询可以查到570条结果。对合作学习的研究广泛而深入。从理论研究, 到实践探讨。时间上可由课上延伸至课外, 空间上可由课堂教学延伸至网络学习、自主学习。刘吉林的研究调查表明, 合作学习在多个省市的中小学中已进入教学实践阶段。在大学教学中, 合作学习也在各个学科展开, 如李芳、汪航、鞠瑞利、吴庆麟等人的研究。国内学者王笃勤 (2004) 探讨了小组合作学习行动研究, 顾晓乐等 (2004) 研究了合作学习与情景剧表演, 卢敏坚 (2002) 论证了英语课堂实施小组合作学习的功效。各种调查研究表明, 合作学习有助于学生各项能力的提高。合作学习凸显了合作在学习中的重要地位, 弱化了竞争, 把竞争放在小组之间, 降低了学习焦虑, 有助于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氛围, 提高学习效率。
合作学习引进国内, 在国内的实践教学目前还不太理想。学习评价的反馈作用被弱化。小组成员之间的监督机制缺乏客观评判依据, 学生互评往往流于形式。合作学习的大致步骤如下:分组→积极参与完成小组任务→学习评价。考核方式有自评、小组成员互评、小组之间互评及教师评价。评价的角色虽然由老师扩展到学生, 但评价的标准难以把握。首先, 学生之间的互评没有建立衡量标准, 小组成员之间的互评和小组之间的互评主要基于个人印象, 不够客观。其次, 学生互评和自评参与评分标准容易引发形式主义, 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再次, 单独从合作结果 (学习成绩或小组完成作业成绩) 进行考核难以区分学生个体在合作中的努力。合作过程中常常出现一些人被能力较差同学拖后腿, 一些懒惰的人不劳而获等现象。这样一来, 学习评价仅仅成为一种测量合作目标实现与否、实现程度的测量手段, 没有起到直接帮助提高学生自身能力的作用。
三、本研究的意义
本研究通过对合作学习理论的追根溯源, 揭示了合作学习的本质, 即充分发展学习个体的综合能力, 有助于认清学习本质, 提高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1]张建伟、陈琦.从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年第四期
[2]王笃勤.小组合作学习行动研究.国外外语教学.2004年第1期
[3]刘吉林.从外显趋于内蕴——我国合作学习研究20年的回顾与反思.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6期
[4]Johnson.D·W.·&Johnson.R·T. (1991)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uc-tures.Edina.MN.Interaction Book Com-pany
[5]May.M·A.&Doob.L·W. (1937)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25.191
合作学习的变迁 篇2
关键词：合作剩余,经济剩余,保险制度,制度变迁
西方保险业起源于海上贸易, 在交易中逐渐形成了惯例, 再经过规范成为规则, 最后经过国家的强化成为保险制度, 这种制度变迁具有内生性特点, 能够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中国的保险起源于清末外商设立的保险公司, 后来经过国家的参与予以强化, 保险制度的变迁由国家单方面主导。按照西方制度经济学理论, 这种制度变迁必然体现处于主导地位的上层结构的利益要求, 带来制度变革的整体效率缺失。而中国改革30年中保险业却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对此, 本文从合作剩余的角度探索这种冲突的原因及中国保险制度变迁的原动力。
一、合作剩余的概念与意义
所谓经济剩余, 从通俗的讲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实际好处。就是从人类经济活动总成果中扣除成本消耗以外的所有剩余, 这种剩余是物质财富不断累积或价值的报酬递增。
经济剩余的概念最早出自于美国激进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巴兰, 他在其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把“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技术环境内, 借助可资利用的生产资源所能生产出来的生产物和可能的基本消费之间的差额”称为潜在的经济剩余。后来, 在《垄断资本》中给经济剩余下的“最简短定义就是, 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 并系统提出了经济剩余理论, 即关于经济剩余生产和吸收的理论。王玉海结合中国改革三十年提出经济剩余来源于契约化组织中的合作剩余。
在合作剩余取得的过程中, 制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适合的制度安排, 可以提高合作的效率, 降低合作的成本, 从而增加合作剩余, 而合作剩余的产生则带来了经济剩余的产生。巴兰和斯威齐关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强调的就是制度对经济剩余是否能达到潜在经济剩余边界的决定作用。
二、中国保险制度变迁中合作剩余的测度
目前尚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的方法对制度变革中产生的合作剩余进行直接度量, 对此, 本文采用保险业增长结构的“三分法” (郑伟等, 2010) 来间接度量中国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合作剩余。
1. 制度变迁中合作剩余的度量方法选择
保险业增长结构的“三分法”是将一国保险业增长依其动力来源分解为三个部分, 故为“三分法”。其一为常规性增长, 指的是保险深度不变情况下, 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保险业获得的增长水平。其二为深化性增长, 是指经济增长推动保险深度提高而带来的超速增长。其三为制度性增长, 是指扣除经济要素的作用后, 余下的制度要素所带来的保险业增长。可以认为, 这一部分就是由于制度变迁带来合作效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增长部分, 属于制度变迁带来的合作剩余。这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中, AB段表示的是常规性增长, 由于保险深度不变, 在图中为水平直线。BC段表示的是深化性增长, 由于保险业增长曲线呈S型变化, 因此为向上倾斜的曲线。CD段代表的是制度性增长, 由于经济因素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在图中为一条垂直的直线。
根据保险业增长的“三分法”, 要想度量制度性增长, 首先需要度量常规性增长和深化性增长这两种纯经济因素带来的增长, 在真实增长中取出二者后的剩余部分即为制度性增长。常规性增长和深化性增长的计量公式如下所示:
公式3中所提及的理论保险深度是理论上在该时期保险深度的数值, 它是通过数理统计得到的保险深度关于人均GDP的函数在某一人均GDP值。
2. 模型选择与函数拟合
要想获得保险业制度变迁中的合作剩余, 首先必须获得中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保险深度与人均GDP的函数关系。本文使用SPSS软件, 拟合1980年至2008年间保险深度与人均GDP之间的函数关系, 发现保险密度的倒数与人均GDP之间符合S函数, 且具有最高的R2。曲线估计的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4.3中的数据来看, 曲线估计的显著性水平为0.00, 无法拒绝原假设, 模型是有效的。且模型的R2为0.915, 调整的R2为0.912, 说明模型拟合的效果较好。DW统计量为0.269, 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其结果是可信的。模型的参数估计如表2所示。
从参数估计的结果来看, 无论是自变量人均GDP水平还是常数项, 其系数估计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 其参数值是可信的。
由此可以得到保险深度和人均GDP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公式4所示:
3. 保险制度变迁中合作剩余的计算
应用公式4的函数关系, 可以计算在任意人均GDP水平下理论上的保险密度的数值。考虑到中国保险制度在1980年至2008年之间最重要的两次产权制度变革分别发生在1992年和2003年, 因此对保险制度变迁中合作剩余的度量也集中在这两次重要的制度变革上, 表3显示了相关计算结果。
应用公式1、2、3及表3中的数据计算1991年、1992年、2002年和2003年的合作剩余, 其计算过程及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的结果来看, 两次重要的产权制度的变革都带来了合作剩余, 并且这种合作剩余都是在制度变革发生当年就立即获得的, 即即期合作剩余。从1980年到1911年保险业的增加几乎都是依靠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来带动的, 制度性增长为0。在这段时间里面保险制度一直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虽然1986年开始改变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垄断的格局, 但新加入的保险企业仍然是国有性质, 制度上没有根本性变化, 所以没有合作剩余产生。1992年制度性增长达到了20.3%, 即保险业增长的20.3%是由于制度的因素带来的。对比1991年的制度性增长数值, 说明在1992年保险产权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后, 在当年就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合作剩余, 其数值时保险业增长的20.3%。与此相似, 从1992年保险产权制度变革后到2002年期间, 制度性增长为27.1%, 即在这段时间里, 由于制度方面的供给, 保险业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而在2003年, 随着国有产权保险企业股份制改造加速国有产权退出, 这一产权制度方面的变革带来保险业更快速的发展, 1992至2003年期间制度性增长为33.3%, 相比较2002年多出了13%, 这些就是由于产权制度变革带来的合作剩余。
三、结论与建议
中国保险制度变迁中合作剩余的实证分析数据表明, 在中国保险制度变迁的过程中, 获得了西方经济理论中所说的合作剩余, 而这中合作剩余又是经济剩余的重要来源。因此在中国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 中国保险业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 获得了经济剩余。这一结果可以说明了中国政府主导型的保险制度变迁为什么能够顺利的展开得到其他利益集团的配合, 也可以说明中国保险制度变迁的动力根源。
在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个矛盾, 由上层结构单方面主导的制度变迁应当是根据其自身效用函数做出的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这种选择代表了市场上单一利益集团的意志, 因此这种制度变迁不应该让更个行业获得经济剩余, 也不应该使制度在一定程度去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但实证分析的结论又表明中国政府单方面主导的制度变迁获得了这种经济剩余, 使得其他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也获得了利益。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 可以把原因归结到中国政府的特殊性质。可以认为, 中国的上层结构, 即政府具有泛利性政府和实践的务实主义的特征。泛利性政府可以使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更多的联系在一起,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下层结构的利益。实践的务实主义者可以让其在进行行为选择的时候不是按照固定的规则和模式僵化的进行, 而是根据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行为选择。这两种特征使得中国保险制度变迁过程中虽然是由上层结构单方面主导制度变革, 但由于上层结构本身具有下层结构的一部分特征或部分代表下层结构的利益, 因此也可以近似的认为这种制度变革的需要不仅是上层结构自身效用增加的需要, 也是下层结构的需求。同时实践的务实主义者保证了制度的变革能够反映出外界环境的变化, 使制度变革具有一定的适应性。
当然, 这种由单方面主导的制度变迁能够产生经济剩余不够稳定, 它取决于单方面利益集团自身的态度, 它要求上层结构能够永久的具有上述特征。因此, 在上下层结构之间构建富有协调性的中间结构势在必行, 通过构建三重结构让制度变迁具有内生性才能保证合作剩余获得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2]王玉海:平滑转型推进的动力机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郑伟、刘永东、邓一婷:保险业增长水平、结构与影响要素: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4]黄英君、江先学:中外保险制度比较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社会经济社会体制比较[J].2007年第5期
合作学习的变迁 篇3
在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与农户金融需求相吻合的农村金融制度,以解除农村金融抑制,使中国经济从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变是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 合作金融制度是民间自发组成的,它面向的是被市场边缘化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实现农村资金“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目的。合作金融因其特性必然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制度设计中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有重要的意义。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嵌在”制度结构中,它必定内在地联结着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而制度的效率取决于制度结构的耦合情况。合作金融制度是嵌在各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中。当各种制度变迁过程中,对合作金融的存在基础,实现形式和运行绩效必然产生影响。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改变了农民理性选择的约束条件,农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以及在此之上所产生的农民之间的关系模式、关系基础都发生了改变,这些变化又促使农民行为的变化,并对合作金融制度的发展产生影响。由此可见,规范、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对合作金融制度的变迁、运行和绩效影响重大。
规范、信任、社会网络等是社会资本的研究范畴,社会资本是将价值判断和文化因素纳入理论框架之中,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所以,从社会资本角度对农民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进行解释将更全面和深入,从社会资本角度探索出的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路径也更具人类化和可持续性。所以本文在把合作金融界定为“一定社区范围内的成员为了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而进行的相互间的资金互助”前提下,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合作金融的制度效率进行解释(即是解释为什么农民会选择农村合作金融),并结合农村社会资本变迁的背景,提出农村合作金融发展途径。
1 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效率
效率一般是指投入产出或成本收益之间的对比,在假定制度费用给定的情况下,制度的效率则是指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给经济人提供的激励和约束的程度,即提供更多服务或实现更多功能的制度是更有效的制度。对于已被政府金融排斥在门槛之外的中低收入农民和对于正在实施“支农”政策的政府来说,合作金融制度比现行的其他金融制度来说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形式,这是因为:
1.1 获取金融资源
合作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规范,合作具有互惠交换、强制信任、价值内在和动态团结的社会资本特征。“合作”一词原意是指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的意思 ,人们产生合作行为因为需要互助的成员个体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乏,个人不能独立地消除因经济、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冲击所带来的危害,于是组织成各种各样的互助性团体来应对所面临的困境[1]。通过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使合作者的行动更加有效,从而增加合作者的收益。所以合作可以在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和作为通过家庭之外网络获取收益的来源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2] 。
合作金融是一定社区范围内的成员为了维持或改善生活的目的而进行的资金互助。在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普遍存在金融抑制,金融的二元结构使得在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资金上进行虹吸,把农村资金转移出去,而大部分居民因其收入水平低、抗风险能力低和可提供的物质担保少及借贷用途生活性等因素被排除在金融服务的门槛之外,史清华认为对于纯农户(中低收入农户)而言,其金融需求主要是基本生存需求、生活性需求和小额生产费用需求,要满足这类需求,通过商业金融渠道难以实现,应主要依靠合作性金融和民间借贷,资金供给的短缺限制了农民居民的生活和生产发展[3]。为了获取短缺的金融资源,他们通过组建各种各样的合作金融组织,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把合作者的资金剩余蓄集在本社区内,成为中低收入者内源性融资的一种主要形式。同时,合作金融组织作为单个成员联系外部世界的桥梁,农民可以通过对合作金融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通过合作金融组织共同声誉机制对外担保,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外源性金融资源。 正如葛道顺所说的,个人通过加入组织,可以实现组织化增权,提高了困难群体的市场博弈能力[4]。
所以农户自发成立的合作金融组织是农户在农村金融抑制环境下抗争,是为了使获取金融资源的行为更加有效。在缺乏政府金融的前提下,合作金融制度为农户之间的金融资源配置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正是因为合作金融可以满足农户获取金融资源的工具性需求,使得农户有加入并努力保持与合作金融组织联系的积极性,农户对合作金融的需求决定了合作金融的生存与发展可能性。
1.2 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在现实世界中,交易费用普遍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威廉姆森认为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交易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交易的市场环境这六种因素对交易费用起作用,其中又以机会主义最为根本[5]。而上述这些原因又是源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金融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克服或减弱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各类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融资者的特性,也取决于其他的金融制度安排,因为不同金融体系安排在克服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方面具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6]。那么,合作金融制度在融资者特征的约束下,相对于其他金融形式,是否具有克服信息不对称比较优势,这是决定合作金融是否必要存在及是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农村合作金融的主要成员是农村中中低收入者。对于这种群体,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相对小而又确定的社区中,所以其活动范围基本上是在本社区之内,与外界的联系很少,社会网络特征基本是还属于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状态,这种网络的封闭性增加了系统内部成员的依赖程度,其行为特征为系统内部所有成员熟悉,在这种环境中的人际关系互动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因为那些彼此处于熟悉生活中的人们不仅有着重复互动的机会,而且互动是建立在人际依赖、诚信互惠和期待长期回报的社会伦理基础上,当共同的社会伦理规范成为约束人们行为传统的可靠力量时,机会主义行为极少发生。所以依赖于熟悉,给社区中人们带来彼此信任,而社会环境的可信任度越高,人们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就越大。成员之间的义务与期望降低了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降低成员间信息收集成本,节约谈判费用签约费用。
同时,农民对自己和家庭荣誉十分重视,一旦自己的荣誉或家族的名声沾染了污点,自己在本村社区中的生存质量会下降,甚至被剥夺生存的危险[7], 所以,人与人之间互相欺骗的概率很低,而且欺骗的代价很高。不讲信用的人不但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使自己家族或个人的荣誉沾染污点,还将使其与其他社员往来活动变得更加困难,考虑到这些潜在的隐性成本,作为理性社会人的农户自然不会选择故意违约的行为。正是这种个人和家族荣誉隐性抵押,对机会主义行为和欺骗行为产生非正规的约束和惩罚,使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大大降低。这对于合作金融来说,是一种内在的、天然的担保机制。另外,在合作金融组织内部,社员之间存在着高频率社会互动,合作金融组织成员之间紧密的参与和互动网络,使社员私人信息转换为合作社内部共有信息,通过公共舆论培养声誉,导致机会主义和胡作非为的激励因素减少,这大大降低了合约的监督成本。
此外,合作金融组织中对现代化的技术要求不高,可以降低合作金融的组织成本;合作金融的运作程序简短,降低了融资者的等待成本;业务操作比较简单,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不高,降低了成员的参与成本;而且因为信息相对对称,可以及时了解社员的金融需求,及时就贷款方式、利率、归还方式、抵押方式等进行变通,降低了创新成本。所有这些都说明,对于农村中中低收入的农民来说,合作金融制度相对于其他金融制度更有可能降低金融交易成本。
1.3 实现国家效用
制度经济学中的国家效用理论指出,国家具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国家与私人一样也总是在计算成本与收益。在合作金融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合作金融制度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国家推行这一制度的成本时,合作金融制度的创新就会得到国家的支持,反之国家就会通过政治手段对合作金融制度加以压制或改变。从中国的合作金融制度产生与变迁的进程看,合作金融制度具有民间自发性与国家控制性共生的特点,合作金融从民间金融制度——正规金融制度——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的发展路径说明了政府对其偏好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目前,“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实现其总效用的一个硬约束,根据经济与金融之间的关系,三农问题的解决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核心即是如何解决农民的资金可得性问题。在政府金融商业化运作过程中理性地离农的背景下,合作金融制度成为实现国家效用的一种有效金融制度。
事实上,面对农村地区的农民资金的可得性问题,政府也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缓解,如通过成立政策性银行、强制商业金融机构对农信贷、对农业信贷提供补贴、农业信贷低利率等农业融资政策,但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自看,政府对农业的融资政策并未有缓解农村的资金饥渴,反而激励了商业性金融机构在支农名义下向政府漫天要价,同时,支农资金“支富不支贫”的现象大量存在,造成金融资源的低效配置和金融机构的扭曲运行,增加了政府支农的成本。政府与农户间的资金流通机制和信息传导机制在众多的传导环节中被严重扭曲。而合作金融机构作为农户的自组织,是一个微观层次上的整合性资本(是把有共同的邻居、民族、宗族或家庭关系的人整合为紧密的社会关系),在政府与单个农户之间的网络中处于结构洞的位置,分别对农户和国家拥有特有的信息资源优势,通过合作金融组织,可以避免国家与农户直接联系的信息收集成本、谈判成本和监督成本,或因通过政府金融机构代理而产生的高昂的代理成本,在政府的支农信贷活动中作为承接的载体,然后发挥合作金融组织成员间的信息优势,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实现政府对“三农”的支持。
2 农村社会资本的变迁
按制度经济理论,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效率有效发挥,与其是否与其他制度相耦合相关,所以农村合作金融与农村社会资本的耦合情况决定了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效率的高低。目前, 中国经济和社会变革对农村社会资本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法律制度等一系正式制度的变迁带动了农村社会资本的变迁:
2.1 人际关系基础的变迁
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家族关系和其他诸如同学、朋友、同事等一般性的交往关系)是建构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认识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要依据。费孝通认为,“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这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是一种“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一社会关系的网络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8]。所以,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村社会具有血缘性、依赖性,社会网络结构呈闭合状态,个人生活中以血缘为纽带形式的家庭家族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据是血缘和地缘上的相亲相合、同祖同宗,看重的是血亲之情和相互之间的互帮互助。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强关系。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随着农民的产权得到了承认和保护,农民的逐利动机被释放,人际关系的维持逐渐向以业缘和资本为基础转变,利益是维持人际关系亲疏的主要动力。王思斌通过河北农村所作的调查发现:在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中,经济利益已成为亲属家庭联系的重要纽带,亲属家庭走在一起,除了沟通感情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在生产中有效地合作,是为了经济上的互利[9]。因此,经济上互利可以使亲属关系更加紧密,经济利益上矛盾也可以使亲属关系更加疏远。虽然农民的人际关系网络已向业缘转变,但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强大力量,血缘上远近仍是人们发展关系的主要前提,由亲而信的亲缘关系事实上起到了一种信任的担保作用,所以农村中的人际关系发展成一种“感情+利益”的拟亲缘关系,通过认同宗、认干亲和拜把子等形式把原有的业缘关系转换成一种类似血缘的关系,从而纳入人际关系的网络格局范围[2]。郭于华也认为在许多正式组织如单位、企业、机构的人际关系中,作为内容而存在的主体之间已不具有任何事实上的血缘或亲缘连带,然而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和整个网络的运作方式却相当完整地或部分地复制了传统亲缘群体的运作方式[10]。
2.2 人际关系强度的变迁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于1974年提出弱关系力量的观点。他从四个维度来测量关系的强弱:一是互动的频率,互动的次数多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二是感情力量,感情较强较深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三是亲密程度,关系密切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四是互惠交换,互惠交换多而广为强关系,反之则为弱关系[11]。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则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纽带。
农民交往范围的狭宽,与交往对象的往来密度往往呈反比关系。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因交通、信息的闭塞,使农民交往主要以地缘和血缘为半径,农民很少走出狭小的村落,由于长期处于“生于斯,长于斯,老死于斯”的传统生活氛围之下,小农经济的发达与政策壁垒的存在使他们发展“弱关系”的需要极其薄弱,没有形成扩展并利用“弱关系”以获得经济利益的动机。这种闭合的交往状态导致其所建立的关系必然是一种强关系。当前,随着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强,农民在务工和经商过程中构建新的关系网络;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使新一代的农民关系网在同学之中铺开;计划生育政策导致新一代农民拥有的兄弟姐妹数量大幅度下降,降低了农村社会强关系网络密度。这些变化使农村社会关系由闭合状网络向开放变化。农民之间的关系呈“弱”化趋势,即在日常生活中相识的关系。这种弱关系虽然弱,但它却是向农民传递信息的一座有效的桥梁。成为农民获取稀缺资源,实现利益的一种手段。
2.3 社会网络整合方式的变迁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产业结构单一,农村基本上是以农业生产为主,非农产业很少,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江南农村大约76%的人口从事农业,整个手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口比例仅仅是7%,同时由于落后的交通条件造成农村社会交往和信息流通都非常不便,形成了农民行为周而复始式的封闭循环,使单一的产业结构长期保持[12]。农村单一的产业结构,再加上与小农经济中相对应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农村社会的成员同质化。 在相似的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是一种机械团结。社会基本上是由小型的、内聚性的、排他性的、具有面对面特征的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所构成, 一个地方,一片乡土,以自己特有的社、会 、族凝聚着一方的人气。
与机械团结相对应的是有机团结,有机团结里,个人依赖于社会是因为他依赖于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有机团结是建立在人的差异性基础上。历史地看,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机械团结被有机团结所代替。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发展、农村交通及通讯方面变化使农村的社会网络由封闭转向开放,从而改变了原先僵化的社会关系结构, 农民群体开始分化,出现了多样化的职业类型,我国的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人阶层、雇佣工人阶层、智力型职业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等八个阶层[13], 农民分化使乡村社会具有了多元性、复杂性的特质,同时又使每个个人迅速地社会化,人们处于一个有机、普遍联系的经济和社会网络之中,通过合作实现自己的目的,有机团结成为一种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结方式。当然,在农村社会中机械团结仍然在社会中发挥着作用,这主要是源于历史的连续性作用,如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宗族势力的复兴,但是现在宗族不同于过去的宗族,现在宗族是以利益为重要维度的互惠性的社会资本,是体现个体意识基础上的集体意识。
2.4 规范的变迁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因人们活动领域的封闭性和内向性,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人际关系格局是“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在这种熟人社会中,政府的行政权力控制相对较薄弱的,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民间自治。习俗、习惯、传统道德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主要方式。习俗作为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对人的行为有一种自我强制性的规约,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协调着人际关系,甚至替代法律发挥功能,扮演着法律的角色。正如科尔曼所说的“在某些自治体的村庄、公社以及部落社会中……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规范、限制某些行动,鼓励其他活动。规范和相应的惩罚措施,……功能相当于法制社会中的法律作用”[14]。但是习俗具有地域性,有一定的通行范围,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习俗,即“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随着农民关系网络由闭合状态向开放状态演变,人们的关系已超出本地习俗所调整的范围,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加宏观层次的规范,这时政府制定的法律就要承担“替代性规范”的作用,协调不同地区间社会资本的矛盾与冲突。而且,农民流动性的增加,本身就是一个不断降低非正式制度执行效率过程,因为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效率取决于社会成员的相互作用和他们对习惯的自发遵从,一般说,一个团体或社区中的成员流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就越低,一团体或社区中成员放弃传统的制度接受新制度就越容易。但是,习俗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积淀着一定的文化,具有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性,其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象正式制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变更和废止,非正式制度的改变较之正式制度困难得多,所以在农村人口流动 、九年义务教育、中国农村的普法教育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习惯和社会道德正发生变化,法律意识正在提高,协调人际关系逐渐向契约化和法制化转变,但是依照伦理规范和乡规民约的传统治理方式仍在发挥作用。
2.5 信任模式变迁
信任被认为是一种期望对方不会利用自己脆弱性,进行相互合作所持有的信心。传统中国农村社会是依赖血缘和地缘基础所构建的差序格局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与自已交往的对象都是从小就熟悉的,同时,人们频繁接触过程中的“闲言碎语”,使得大家之间的信息十分透明,再加上农村的村规民约对农民的强有力约束,这些都提高了农民预期的准确性,从而,为建立私人信任节约成本,这种信任是以人际关系紧疏为前提,是一种人际信任,同时因这种人际网络的闭合性,使是农民只信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自己人,而不信外人,是一种特殊主义的信任。
随着农村社会网络的扩展,农村关系网和异质性和疏散性越来越高,传统的特殊主义人际关系趋向弱化,正式的法律规范逐步替代村规民约对人们的行为起约束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影响下,人们的交往活动的动机和准则都在发生变化,独立意识、公平交换意识和与之相对应的法治意识强化,由此影响着原来乡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在人际交往中出现了“亲不一定信”的状况,人际之间的信任模式也由特殊主义信任向普遍主义信任、由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变。当然,传统农村中交往中的差序格式还继续影响着农民的交往理念,当农民走出农村,进入一个更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时,往往还希望依靠血缘关系来建立私人之间的信任,如果没有血缘关系,就通过上述的认老乡、拜把子等方式进行复制,可以通过关系运作的方式把“外人”变成“自己人”。所以,目前,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包括有以具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属家庭成员和不具有血缘家族关系的亲朋密友;对于没有血缘联系但具有一定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其他人来说,中国人并未表现出普遍和极度的不信任;血缘家族关系虽然是制约中国人是否信任他人的一个主要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15]。
综上所述,农村社会资本在各种正式制度变革背景下从各个层面发生了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个人利益的强调,使个人主义的泛滥,对农村文化道德规范、风土人情、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等传统的社会资本进行破坏和改变,使传统的社会资本的存量下降,而新的社会资本尚未成型,于是在变迁过程中出现社会资本的空缺和断裂。目前,如何降低社会资本的变迁成本及保持传统社会资本存量和扩大现代意义社会资本规模,利用社会资本来推动改革顺利进行和经济发展越来越成为各界关心的问题。
3 现实农村社会背景下农村合作金融发展的几点建议
“农村发展的成功是通过各种互惠网络关系的建立和运用的结果,是中国特有的社会资本状况决定了我国农村的发展路径,决定中国渐进式改革取得成功的功能性”[16]。在现实的农村社会资本环境中,农村合作金融的实现基础、发展路径、实现形式、实现机制如何呢?
3.1 农村合作金融的实现基础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交易主体是理性的经济人,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得知事实上在市场经济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双重影响下,市场交易主体是理性的社会人,既不是单纯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也不是贬抑物质利益、重义轻利的道德人,而是利他与利己统一、个性化与自我约束统一的理性的社会人,在社会人的效用函数中,不但要受到经济成本与收益的约束,还要受到道德、价值等非经济或隐性的成本与收益的约束。在这种效用约束函数之中,如果单纯强调出于宏扬互助合作精神而进行合作,这无异于使合作失去最根本的经济动力。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尊重和保护农民的产权和利益是农民合作的前提基础。
3.2 农村合作金融的规模边界
从信息成本上说,虽然目前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日益开放和多元,人际关系正从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演变,但对于农村中中低收入者,特别是还是以农业收入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来说,接触最频繁的仍是那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近邻,再加同一村庄几乎相同的农业产业结构使农民对相互之间的农业生产成本与收益上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合作成员之间有相对透明的信息,而保持较低的信息成本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存在的保证。美国信用社对社员有一个基本要求:共同联合要求,这一要求规定信用社必须建立在某种共同联合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凡是加入同一个信用社的社员之间都必须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联系,如同属一个雇主的职业型信用社,同属一个组织或宗教的社团型信用社,同属一个社区的居住型信用社等。因此,信用社仅向满足本信用社的共同联合要求的社员提供服务,属于一种相对封闭型的金融组织[17]。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合作边界保持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是保持其优势的前提,其服务边界应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3.3 农村合作金融的契约实施机制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由于人的有限理性等原因导致契约总是不完全的,这就使得契约实施机制十分重要。契约的实施机制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两类:私人实施机制和国家作为第三方的实施机制。契约实施机制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最初契约主要靠私人的自我实施,而个人信任、交易者的社会规范、惠顾关系等是保证私人自我实施的各种社会力量。当交易扩大到一定范围后,“随着产权交易域不断扩展,潜在交易者已无法事先辨别其潜在的交易伙伴,这时,第三方就有必要代替直接的交易伙伴成为非人格化交易的治理手段”[18]。传统农村网络的封闭性使合作成员之间的交易是一种人格化的交易,但是随着农村网络呈开放性和多元化,合作金融交易的场域不断扩大,再加上农民的流动性增强及农民之间的相互接触机会相对减少等等,导致成员的违约机会成本大大减少,原来契约实施机制被弱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合作成员交易能正常进行,维护合作成员的权利,必然要求第三方的私人实施机制来配合,即求诉于法律等途径。
3.4 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道路
从西方国家的合作金融发展路径上看,不少的合作金融组织逐渐走上了合法化、正规化的道路,合作金融从初始的自生自灭状态向政府监管转变。前面分析中已经提到,农村社会资本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转变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对农民行为约束的断裂和真空,农民的失信和败德行为使合作金融组织不能正常运转,容易酿成金融风险,引发区域性金融秩序的混乱,并冲击当地的社会治安环境。同时,在一些地方,合作金融成为农民投机、获取短期暴利的场所和地下经济活动的资金来源,违背了合作金融的宗旨和目的,所以传统道德的约束力在市场经济冲击不断下降、农民之间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特殊主义信任的可靠程度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在赋予农村合作金融应有的法律地位基础上加强对合作金融的监管,引导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走正规化、合法化道路将大大降低风险,保持农村合作金融的稳健发展。
由于农村合作金融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的效用,为此,政府也理应对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进行多方位的支持,这其中包括上述的通过法律支持外,还应包括资金支持、税收支持等。但要明确的是农村合作金融是农民的自组织,其产生和发展的强大动力是源于农民自身的需求,所以在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农民,而非政府。政府所要做的是为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4 总结
对于农村中的中低收入者而言,相比较其他金融制度,农村金融制度是一种更加有效的制度形式,然而这种制度效率是在农村传统社会资本不变的前提下发挥。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农村社会资本正发生重大的变化,从传统的农村社会资本向现代的社会资本转变,然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社会资本的空缺或断裂,从而导致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农村合作金融与目前的农村社会资本相耦合,减少制度摩擦,提高制度效率,合作金融发展应是:在合作基础上强调农民的经济理性,并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以保持合作金融组织成员入社自愿特征;在农村合作金融的规模上,应发挥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在信息成本上的优势,不宜追求大而全的经营模式;在发展道路上应引导其合法化和规范化,纳入政府的监管范围,同时配合法律制度的建设,以法律来约束和规范合作成员的行为,保证合作金融组织的稳健发展。
摘要：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效率体现在什么地方?面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变化,农村合作金融该如何发展?本文借助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资本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解答,认为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效率在于:可以满足农户资金需求的工具性目的、降低农户的金融交易成本、实现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目的;在农村社会资本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途径应是合法化和规范化。
合作学习的变迁 篇4
1 新农合制度变迁处于向需求诱致型阶段过渡的关键期
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认为:我国的制度改革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三方博弈中渐进过渡,3个主体在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阶段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而使制度变迁呈现阶梯式渐进过渡的特征。
利用此分析框架,可以刻划出新农合制度的建设轨迹。如图1所示,假设理想的制度变迁是一条平滑的直线,新农合制度建设将呈现阶梯式曲线发展轨迹。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阶段,中央政府为了避免不确定性风险,委托和授权地方政府进行新农合试点改革。此阶段中,知识积累加快,新农合制度建设进程加速并在此阶段最后时期完成一次小幅度跳跃,试点经验得以推广,新农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2002—2008年,新农合制度处于主导型制度变迁阶段。但由于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能力受到约束,知识积累速度较理想制度变迁情况慢,制度变迁阻力重重。地方政府出于对政绩的考虑,会自主地推行制度创新,制度建设内容得以丰富,加速了中央政府对新农合认知的积累,制度建设速度达到极限,并将在此阶段最后时期完成第二次跳跃,新农合制度得到极大的巩固完善。新农合制度建设最终将进入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阶段,微观主体的分散特性及其对集体行为代言人的期望,促使微观主体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合作博弈。地方政府成为他们集体行动的代言人后,就使微观主体有了反映其制度创新需求的渠道,从而影响到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意愿和能力,从而弱化了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制度变迁保持连续性,并具有帕累托改进效率。目前,新农合制度变迁处于中间扩散型阶段向需求诱致型阶段过渡的关键期。
2 现阶段新农合制度需求分析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谐社会深入人心。可以预期,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农村居民对医疗保障的需求会不断提高。主要表现为,一是由“看得起病”向“高质量地看病”转变,这就要求新农合的补偿水平不断加大。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新农合制度不断完善,农村居民生病去大医院就医的愿望和能力不断增强。根据历年中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4]显示,1993—2008年,调查地区农村居民的住院率、两周患病率和两周门诊就诊率不断上升,特别是在2003年新农合制度建立后,医疗需求呈现不断释放的过程。同时,农村居民两周患病未就诊比例明显从2003年后呈现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新农合促进了人们医疗服务的利用,见表1。二是要求新农合的补偿范围不断扩大。一方面,经过10年的发展,新农合制度的筹资水平不断增加,由2003年的30元增加到2012年的近300元,不断扩大新农合的补偿范围必然成为政策调整的重要方向,如近年来,国家启动了农村重大疾病保障试点工作,并将康复项目纳入新农合补偿范围。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疾病谱发生变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快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突显,造成新农合保障需求的多元化,也引发了服务包多元化的制度变迁。三是要求新农合服务更加便利化和透明化,这与我国加强社会管理和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关。随着农村居民越来越了解新农合,他们不再满足于现状,要求在补偿程序中获得便利、公正和透明的服务。这也是“能力密集型”制度的内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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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农合制度需求管理的主要内容
新农合制度的需求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参合缴费、就医行为管理以及补偿服务等诸多环节,考虑到主动性因素,本文主要从参合缴费和就医行为2个环节进行分析。总体要求是形成有效需求,避免发生“逆向选择”和需求方的“道德风险”问题。
3.1 参合筹资环节
新农合制度遵循以户为单位自愿参合的原则,体现了社会保障权的公平性保护,且最大程度地发挥了基于“大数法则”的“合作共济,风险分担”的作用。保持较高的参合率[5]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逆向选择对新农合基金的冲击。而新农合筹资结构特点是“政府拿大头、个人出小头”,这体现了政府“隐性担保”和激励机制。
3.2 就医行为环节
为了新农合基金的使用效益,新农合制度一般会规定尽量减少或禁止参合人员就医行为不规范、不合理和不真实。首先,就医行为不规范、不合理的主要形式有:不到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不是因为疾病需要,未办理转诊手续就到上级医疗机构或专科医院就诊;由于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出现不合理用药、非理性盲目消费,如使用一些高新的检查项目;参合人员过度利用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的服务,增加了费用控制难度。其次,参合人员就医行为不真实的主要表现是欺诈行为,其主要形式有:冒用他人参合凭证看病购药;将本人的参合凭证借给他人使用;隐瞒、编造病史,篡改诊疗凭证,采取报销票据作假等方式骗取新农合基金;为了获得补偿,采取挂名住院、二次返院等多种投机方式,将本应在门诊治疗的疾病转为住院治疗;通过不良手段获取未列入新农合补偿范围的伤病补偿等。
4 新农合需求管理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
4.1 关于参合主体资格的界定
目前,新农合参合主体资格界定以政策规定为主而缺乏法律规范,造成部分人群(如无户籍人口)无法参加新农合。并且,由于缺乏明确界定,造成部分地区由于体制原因而出现重复参合(保)问题。例如,农村地区家庭以户为单位参加新农合,而部分地区统一将统筹区域包括农村地区内的中小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这就造成了重复参合(保)问题。
4.2 筹资水平低、地区差异大,长效筹资机制建立任重道远
目前,新农合筹资规模和人均筹资标准不断提高,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2004—2010年,全国新农合实际人均筹资水平由46.32元增加到156.57元。但是,新农合尚未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财政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均增长相适应的稳定筹资机制,与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筹资水平差距较大,距离切实解决农村居民的疾病经济负担、满足农村居民的就医需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同时,地区差距大,以2010年为例,中西部地区新农合实际人均筹资水平约为148元,东部地区则达到了179元,其中,上海市、北京市已超过500元,山东省则仅为135元。筹资差异大,造成各地统筹模式不尽相同,造成制度“零散化”而不利于长效筹资机制的建立。
4.3 参合人员发生道德风险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大
根据牟俊霖等的研究[6],我国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占医疗支出总体差异的48%,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而且主要来自公费医疗保险(93%)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67%),而新农村合的道德风险情况并不严重(19%)。但是,随着新农合基金的不断增加,新农合补偿流程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参合人员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是不断变大的。
5 相关政策建议
很多学者将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缺陷归结为需方过度消费,导致财务不可持续性和医疗服务提供不平等出现的信心危机。社队干部及家属往往多拿药、拿好药和带头欠费等,以致社员认为合作医疗就是“群众交钱,干部吃药”,“群众吃草药、干部吃好药”,丧失了对制度公平的信心[7]。有鉴于此,笔者认为,为促进新农合制度可持续发展,应加强需求管理,着力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提高公平性。并且,顺应新农合制度变迁的阶段性特征,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更多地从需求管理的角度,提高需求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新农合制度可持续发展。
5.1 加强制度建设
第一,推动新农合立法工作,保证参合界定做到有法可依。主要遵循保护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公平性和适应城乡发展需要的原则,暂时以农村户籍为标准,对于无户籍人群可以给予更多的自主选择权。目前,农村发展仍需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过快的城乡医疗保障一体化必然损害农村居民的利益。因此,建议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应该稳步推进,先搞试点,待经验成熟后再逐步推广。在此过程中,要加强部门合作,避免重复参合(保)问题的发生。第二,建立新农合长效筹资机制。一方面,要加大中央财政对新农合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加大配套资金,缩小地方差距。这既体现了国家公共财政改善民生的政治意愿,又可以培养农村居民风险共担意识,进而从根源上抑制道德风险的发生。第三,科学设计新农合补偿方案,激励和引导参合人员正确消费,避免过度利用医疗资源。同时,要完善公示制度,针对外伤、大额医疗费用情况等建立补偿复核制度。
5.2 加强监督管理工作
重点对参合人员的就医行为进行监督管理。首先,规范就医流程和补偿审核流程。其次,推动新农合管理经办机构、医疗服务提供方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强化制度约束,加强日常审核鉴定工作。最后,应当制定出严格的处罚制度,对参合人员的违规违法行为造成新农合基金损失的,要追回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并处以警告、一定数额罚款,并做好相关记录,对其今后因患病发生的医疗费用要加大审核力度,增加其违规成本。要不断加大监察力度,一经查实要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摘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种“能力密集型”制度,其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动力需要源自于需求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处于中间扩散型阶段向需求诱致型阶段过渡的关键期。分析制度需求,加强需求管理具有积极意义。重点从参合缴费和就医行为两个环节深入分析了现阶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需求管理的政策要求和面临解决的几个重点问题,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和强化监管机制的途径,强化需求管理,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效率、公平性和透明性,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需求管理,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顾昕,方黎明.自愿性与强制性之间——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嵌入性与可持续发展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4(5):3-20.
[2]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课题组.论“能力密集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自动运行”机制——中国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J].管理世界,2005(11):67-81.
[3]杨瑞龙,杨其静.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再论政府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2000(3):24-31.
[4]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8年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四次家庭健康询问调查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37-40.
[5]卫生部.2011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1.
[6]牟俊霖,许素友.对我国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测量[J].卫生经济研究,2011(8):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