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楼的变迁

居民楼的变迁（精选6篇）

居民楼的变迁 篇1

消费是生产的终极目的。我们研究消费, 分析消费趋势, 其目的是为了从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 指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向, 实现消费与生产的良性互动, 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生产、消费、产业转型关系探究

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 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供求基本平衡是对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 这种平衡除了生产、消费总量平衡外, 结构平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因此消费结构是一个重要因素, 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全部消费中, 各种物质产品消费与劳务消费所占的比例构成称为消费结构。这个比例构成, 一方面受制于生产, 生产结构从总量上决定了可供消费产品结构, 生产结构的质态变化决定了消费结构的质态变化;另一方面又牵制影响着生产结构, 因为没有得到消费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徒劳的。

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的演变

从1985-2009年27年的农村居民消费历史看, 这一时期是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期, 1985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589元, 2011年达到10319元, 增长16.5倍, 每年的人均消费额以13.4%的速度递增。由此带来的是农村居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不同的阶段, 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消费环境、消费欲望、消费心理有不同的表现, 体现在消费结构有一定的阶段性。具体有:

(一) 改善型消费阶段 (1985-1990年)

这一时期, 改革开放已经六年多了, 得益于农村改革的成果, 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消费的主要特征是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 “吃要营养, 穿要漂亮, 住要宽敞, 用要舒畅”是这一阶段的消费主流。

表1是当时“吃”的消费结构变化情况, 五年中表示吃饱的代表性食物粮食的消费量逐年下降, 总体消费水平减少近10%;而代表吃得营养的肉、禽、鱼、蛋、油等的消费量直线上升, 最高的增量达68.41%。

在穿方面, 人均支出由1985年的49元, 增加到1990年的88元。

住的支出是这一时期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增长点, 5年增加204元, 占到这一时期生活消费支出增量的1/3。农村居民的居住得到大幅度改善, 人均居住面积从21.1平方米到35.9平方米, 房屋质量发生重大变化, 砖木结构的房屋面积由1985年的89%提高到1990年的97%。

用方面, 彩电、冰箱、洗衣机“新三样”取代“老三样 (手表、缝纫机、自行车) ”开始逐步进入农民家庭, 消费品等级向千元级迈进。

(二) 享受型消费阶段 (1991-2000年)

在生活基本小康以后, 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膳食结构继续优化, 主食用粮下降, 油脂、蔬菜、蛋类的消费基本稳定, 肉、禽、水产、奶及奶制品、酒、饮料、瓜果的消费明显上升。

衣着成衣化趋势越发明显, 衣着消费支出比10年前增长2.13倍, 成衣消费大幅增长4.24倍。

这一时期体现享受型消费的最明显特征是大件耐用消费品普及率快速提高。

(三) 发展型消费阶段 (2001至今)

在物质生活得到较大满足以后, 一方面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 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追求人的自我价值的体现, 舒适、时尚、个性为消费的主要特征。

在消费品方面, 数码电子产品、汽车是新的一轮消费的热点。

非商品性消费即服务消费大量增加成为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除了衣食住用等购买商品为主要方式的消费形式之外, 交通、通讯、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以购买服务为主要方式的非商品性消费大量增加, 比重提升。而非商品性消费更多地用在非生活紧迫的, 提高人的生理素质, 提升人的发展能力上, 表明消费倾向出现大的转折。

那么, 未来该县的农村消费会如何走呢?文章认为, 从趋势看大致如下:

第一, 衣食住用等商品性消费仍占据主导地位, 但比重会逐渐下降, 消费的商品更多样化、个性化。

从图1可以看出,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 物质生活水平提升, 商品性消费比重逐渐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 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会有反复, 可能仍然会有上升, 但总的趋势不会轻易改变。

食品消费。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以恩格尔系数来衡量, 即食品支出在生活消费中的比重表明人们的富裕程度, 收入水平越高、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越低, 该县的历史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定律。1985年我们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49.2%, 2003年降到39.8%, 其后一直处于40%以下, 并持续保持下降趋势, 2011年为38.9%, 对照标准的分类方法我们已经进入相对富裕阶段。在食品消费总量所占比重下降的同时, 消费的质量上升, 品种更加丰富 (见前述) 。

食品消费中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外饮食快速增长。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方式的转变, 为未来农村饮食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巨大市场需求。

衣着消费。研究衣着消费我们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首先, 收入提高并不必然导致衣着消费同步上升, 在1996年以前收入与衣着消费基本保持同步增长, 也就是说在1985-1996年间收入增量的相当部分被用于“穿得漂亮”。但当在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4928元时, 衣着消费增长开始落后于收入增长, 表明需求增长已经减弱。其次, 成衣消费占衣着消费的比重逐年上升, 表明个性、时尚的消费方式逐渐普及, 2011年成衣服装占衣着消费比重达72.98%。

住房消费。在1990年以前农村居民的住房消费在生活消费中占比较高, 这一时期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在解决温饱以后, 首先想到的是改善自身居住条件———造房子, 住房消费成为吃穿以后优先考虑的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扩张性的住房建设逐渐平息, 住房消费更多地用于改善房屋质量以及内部装潢。然而, 最近几年住房的消费比重又趋上升, 我们认为其原因, 除了装潢档次提升以外, 最主要的是农民进城因素推动, 随着未来城市化、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住房可能又会成为一个消费热点。不管这种推动是农村居民内心主动, 还是外部环境强力推进, 趋势形成不会太久。

用品消费。用品消费地位下降, 随着耐用消费品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 收入水平的上升支出总额的提高, 耐用消费品自身价格会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工业化生产能力的提升而不断下移, 用品的消费总量上升, 尤其是汽车等在农村居民中消费潜力依然很大。但是用品消费的增长会滞后于整个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 在生活消费中的地位也会随之下滑趋势基本成形。

第二, 行、学、医等非商品性消费将快速增长, 成为未来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交通通讯的消费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后, 消费欲望、消费能力提高, 外部道路等基础的交通设施在不断完善, 电信技术的进步使先进的通讯手段在农村顺畅运行, 内外结合使这方面的消费能力得到充分体现, 其在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92年的2%左右, 上升到目前的10%。

文化教育和娱乐消费, 事关人的素质提升, 更关系到下一代的培养教育, 历来受到重视。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消费比重明显上升, 虽然得益于最近几年政府对义务教育减免等政策红利, 比重比高峰时有所下降, 但是随着在职教育、终身教育等为适应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及人的自我价值提升需要, 这部分的消费仍会保持旺盛增长。

医疗保健消费。情况与文化教育娱乐支出相仿, 但从变化轨迹看, 受益的程度比文化教育要明显得多。同样,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 保障制度的健全, 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也越全面, 善待生命成为共识, 健康更受重视。人口的老龄化, 老年人口的保健消费将成新的消费增长点。

此外, 像休闲、旅游、体育等消费在富裕以后的农村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第三, 农村居民的公共消费将会迅速上升。居民家庭在私人消费品需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 对社会公共消费品的需求将从市场化改革初级阶段的回落重新上升。此外, 消费安全、生活安全的需求增加, 出现花钱买安全的现象。

三、从消费结构趋向看产业转型方向

第一, 为适应健康消费的需求, 农业面临转型升级契机。随着农业污染日渐深重、食品不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人们谈食色变, 对健康食品的渴望从来没有这样强烈的时候, 为适应居民食品消费安全健康的需求, 农业生产方式必须面向精细、绿色、有机、高品质转型。从追求产量的增长, 到量质并重、以质优先;从粗放到精细, 有机化、标准化;从纯农到农工结合、农业与服务业联动, 发展加工业项目、集中养殖小区、种植基地、农庄经济和乡村旅游等。

第二, 为适应家庭生活现代化消费的需求, 制造业的突围途径在精益化生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经济的发展, 日常生活中的消费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用到的工业制成品数量越来越多, 款式越来越多, 加工程度越来越高, 其背后的产业链越拉越长。这至少可以说明:一是粗放式的生产已经难以满足现代家庭消费需求。二是现代家庭需求为精益化生产创造了市场。

在该县这样一个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受到能源、资源、环境制约, 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空间压缩等各种因素长期存在的区域, 推行精益化生产, 适应未来消费需求更有必要。途径有:一是使产品结构由“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型转变。二是生产方式由大批量、低价格、少品种型的高消耗、大产出、低效益向小批量、优价格、多品种的少消耗、多收入、高效益方向转变;三是成本结构由原材料、劳动力支出为主更多的向研发投入、品牌建设转移, 以较小的代价、更少的社会资源占用、减低外部资源的依赖取得更大的效益。

第三, 银发消费将成未来经济发展热点, 天时地利大有可为。在家庭结构步入“421”时代之际,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日渐迈入老年人行列, 4个老人、一对夫妻加一个小孩的“倒金字塔”模式, 养老正日渐成为社会问题。老龄化趋势不可避免, 社会化养老不可避免。

该县地处经济发达地区, 周边老年人消费承受能力较高;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尤其是该县南部区域, 山清水秀, 自然环境保护较好, 通过适度开发, 建立健身、休闲、养老基地, 定是一个发展银发经济的好地方。

第四, 适应新型文化消费需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居民消费结构中用于文化教育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大, 成为新型文化产业兴起的内在动因, 文化创意产业市场空间巨大。

第五, 适应健康消费时尚发展生物医药、保健产业。围绕人们防范疾病的观念转向重在预防、保健, 重在对亚健康状态的及时调整, 医疗模式也由单纯的疾病治疗转为预防、保健以及治疗与康复相结合的模式, 药品、保健品消费市场发展空间很大, 为医药领域高新技术产品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应将当代生命科学前沿技术与传统中医学优势相结合, 力争在健康科学的某些关键领域率先突破, 争夺产业优势地位。

居民楼的变迁 篇2

根据凯恩斯经典的消费理论, 消费者消费量取决于他的边际消费倾向和收入水平, 由于消费者收入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大增大减, 因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也不会出现急剧的变化, 所以消费量的变化主要受消费者收入变化的影响。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时期, 政府和学界对于依靠拉动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已经取得共识, 而内需的关键是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的提高又必须以收入的提高为基础。根据消费边际效用递减原理, 通过构造一条社会的消费效用曲线 (如图1[1]所示) , 则所有的消费品都转换为一个抽象的商品Q, 那么富人的消费数量将大于穷人的消费数量, 这样, 在社会的消费效用曲线上, 穷人的消费处于较低的位置, 而富人的消费则处于较高的位置。从图1可以看出, 穷人收入增加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一般说来, 低收入者对增加收入的消费弹性最大, 几乎每增加一元的收入都会用于消费。通过城乡居民与富人、穷人的类比可以看出, 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有利于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的制定。

当下学界对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 一些研究者侧重于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吕炜等 (2011) [2]认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尽管在中部与西部地区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特别是在西部地区, 但在东部地区反而阻滞经济增长;司志宾等 (2007) 、李楠等 (2008) [3,4]对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分析, 认为在确保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上, 适当拉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胡兵等 (2005) [5]仅研究了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得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会抵消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喻平 (2003) [6]研究了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得出农民收入的增长对经济发展与扩大内需的作用明显强于城镇居民收入的结论, 但却未对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也未对短期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张效莉等 (2006) [7]研究了新疆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认为初始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于城镇居民, 后期则是城镇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大;而杨冬梅 (2006) [8]对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 经济增长仅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关系并且是其原因, 但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 这是由于她分别对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分析而并未对三者进行综合协整分析。基于以上研究, 本文拟用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来实证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变量的选取及相关关系

(一) 变量的选取

为了反映经济发展实际水平, 文章选取人均GDP (用Rjgdp表示) 作为经济发展变量,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水平,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变量选择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用city表示) , (1) 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变量则选择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用farm表示) ; (2) 为了剔除价格因素对人均GDP、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 文章分别选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及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三个变量进行平减处理, 所有三个变量均以1985年为基期 (1985=100) 。本文以1985~2010年这26年作为样本, 之所以选取1985年为起点, 主要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机制尚未形成、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较多。所有原始数据都来自于各期《中国统计年鉴》。研究中的数据计量分析采用eviews6.0软件运算处理获得。

由表1数据可知, 除1989年外, 农村居民实际人均收入与人均GDP在其他年份均呈增长趋势, 城镇居民实际人均收入除1988、1989年外也呈增长趋势。经计算, 城乡居民实际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8.09%、5.59%, 而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9.35%。这说明, 在26年间,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均未“跑赢”GDP的增长率, 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并未实现同步增长, 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长期相关关系。

(二) 变量的相关关系

相关性分析是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 只有相关程度显著, 以下的分析才有意义。相关系数反映了变量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 系数越高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相关性越高。分别使用Farm、City和Rjgdp表示农村居民实际纯收入、城市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表2和表3分别表示我国1985~2010年的Farm和Rjgdp、City和Rjgdp的相关分析结果。

从相关系数来看, Farm和Rjgdp的相关系数为0.992, City和Rjgdp的相关系数为0.998, 可见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强相关关系, 并且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的相关系数稍高。但具体到长期和短期, 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三、实证分析

(一) 协整分析

为了避免数据的波动以及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分别对三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 这种变换不会影响变量的长期稳定关系。取对数后三个变量的形式表现为:人均GDP的对数形式 (In Rjgdp)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形式 (In City)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形式 (In Farm) 。

由图2可以看出, In Rjgdp、In City、In Farm序列具有相同的随时间上升的趋势, 可以直观地认为这三个序列是非平稳的。为此, 我们对其做一阶差分变换, 得到如图3所示的数据趋势图。可以看出, 经过一阶差分的三个序列不再具有完全一致的变化趋势, 表现出平稳的特征。为了验证这一判断, 下面对时间序列In Rjgdp、In City、In Farm进行单位根检验。

由于三个变量均为时间序列变量,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的问题, 本文采用Dicky和Fuller于1976年提出的ADF检验方法对每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水平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平稳性检验, 检验的结果见表4。由表4可见, In Rjgdp、In City和In Farm水平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大于5%的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表明上述三个变量都是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的序列D (In Rjgdp) 、D (In City) 和D (In Farm) 含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ADF值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小于所对应的临界值。这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三个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序列, 即变量In Rjgdp、In City和In Farm都是I (1) , 对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变量间的协整分析。

注:*表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 **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平稳;c、t、k分别表示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D表示一阶差分。

(二) 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分析

通过ADF平稳性检验得知, In Rjgdp、In City和In Farm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由此可进一步对三者进行协整检验, 此处采用Johanson和Juselius (1990) 提出的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构建VAR模型, 根据AIC和SC最小化准则, 确定最理想的滞后期为3, 分析结果见表5。

在VAR模型基础上, 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 判断In Rjgdp、In City、In Farm的长期均衡关系, 检验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无论是迹检验还是最大特征值检验, 在5%的显著水平下, 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 (r=0) 的零假设, 接受了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r≤1) 的零假设, 这充分表明In Rjgdp、InCity和In Farm三个序列之间存在而且仅存在1个协整关系。

根据表8, 我们得出三者的长期协整方程in R-jgdp=0.591*in City+0.724*in Farm+0.609, 从长期来看, 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与人均GDP呈同向变动, 即城乡居民收入都影响经济增长。

(三) 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关系分析

协整分析表明, 城乡居民收入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但若要明确各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均衡关系, 探讨各变量偏离其共同随机趋势的调整度, 必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由此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以上模型结果说明了城乡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以及两者偏离长期均衡的影响。ECM为均衡误差修正项, 反映了城乡居民收入施加的短期影响结束后, 从非均衡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力度。该模型的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为正数, 说明这种修正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ECM的系数的估计值为0.788, 说明长期均衡趋势误差修正项对经济增长的调整幅度约为78.8%, 即在1985~2010年当短期内城乡居民收入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 将以0.788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均衡状态。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前面的分析表明, 从长期来看, 城乡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均为正向的, 但是误差修正模型表明, 滞后一期的农村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负向, 城市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向, 不过农村居民收入的负向影响作用小于城市居民收入的正向作用;而在滞后二期时城乡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正向作用, 而且农村居民收入的正向作用大于城市居民收入的正向作用, 这是很好理解的, 即短期内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经济增长经历了先阻碍后促进的过程, 这说明只有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不断增长;而尽管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在一期和二期均促进了经济增长, 但促进作用有递减的趋势 (0.342<0.919) , 因此我们在关注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也不可忽略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 这一点也与长期城乡居民收入在促进经济增长作用的稳定关系相吻合。

注:*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注:*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四) 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但由于时间序列经常出现伪回归问题, 使得在实际上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得到较大的相关系数, 所以必须对相应变量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以保证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利用eviews6.0统计软件, 根据赤池信息值 (AIC) 准则, 并参照施瓦茨值 (SC) 准则确定各变量的滞后期为3期, 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

根据表9的Granger检验结果, 从长期来看,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经济增长也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原因, 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却是单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不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原因, 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原因。这说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与长期协整分析结果一致, 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选取农村居民纯收入 (In Farm) 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In City) 作为解释变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In Rjgdp) 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建立模型是合理的。

四、结论及建议

第一,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 对经济增长均具有促进作用。1985~2010年间, 农村居民纯收入每增长1个单位可以促进人均GDP增长0.724个单位, 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个单位仅可以促进人均GDP增长0.591个单位。这说明就消费拉动内需而言, 从长期来看, 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收入提高后带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强。

第二, 从短期来看,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经历了先阻碍后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 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尽管持续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促进作用开始下降;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

第三, 从因果关系来看, 首先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即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经济增长亦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原因。其次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即城镇居民收入变化是经济增长变化的原因, 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城镇居民收入变化的原因, 这跟以上短期内城镇居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趋势开始下降比较符合。再次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原因, 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不是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原因, 这说明城乡居民由于相关的社会保障措施以及收入来源不同而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 进而产生了对彼此商品需求程度的不同。

第四, 应该持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间接增加其消费水平, 最终达到长期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比较低, 一般在0.75以下, 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比较高, 一般在0.8以上;[9]按照凯恩斯经典消费理论, 我国应该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通过对比1994年至2010年农村居民纯收入来源的贡献率 (见图4) , 可以看到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村居民纯收入的贡献大部分时间高于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 但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贡献率并不稳定。

因此, 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 政府应创造条件稳定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并应在逐渐提高对农村居民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如现阶段社会普遍关注的提高农村居民在集体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等。

第五, 在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需要稳定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由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知,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惠及了农村居民, 是其收入增长的原因, 但却不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原因, 这与我国近年来各项政策不断向农村倾斜有关。因此, 今后在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需要稳定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

摘要：本文根据19852010年的经济数据, 利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 从长期来看, 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双向因果关系, 而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作用;短期内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经历了先阻碍后促进的过程, 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虽不断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促进的作用逐渐下降。因此, 在持续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 也要兼顾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

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经济增长,互动机制,协整理论

参考文献

[1]李绍光.深化社会保障改革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22.

[2]吕炜, 储德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研究[J].经济学动态, 2011, (12) :30.

[3]司志宾, 张东辉.地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J].东岳论丛, 2007, (5) :65.

[4]李楠, 胡建兰.改革开放30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及经济影响[J].求索, 2008, (12) :1.

[5]胡兵, 胡宝娣, 赖景生.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J].财经研究, 2005, (8) :89.

[6]喻平.农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3, (8) :53.

[7]张效莉, 赵箭.新疆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J].统计与决策, 2006, (8) :83.

[8]杨冬梅.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J].价值工程, 2006, (8) :1.

居民楼的变迁 篇3

一、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变迁史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文将从1978年至今分为六个阶段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行阐述, 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1.1978年至1984年的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改革开放开始阶段, 居民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食品和衣着之上, 这些消费在总的消费支出中占得比重也在逐渐上升。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 我国对食品等有了严格的供应制度, 基本上是凭票领取等, 改革开放后, 放松了对这方面的价格管理并进行了一些制度改革, 这直接导致居民在食品和衣着上的消费支出比例增大。与此同时, 1981年开始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的经济体制开始发生改变,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农业食品的供应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也促进了城镇居民在食品和衣物的消费上的支出增加。

2.1985年至1988年的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从上一个阶段过渡过来, 居民在基本的衣食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后, 消费的目标开始指向耐用消费品, 家庭设备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不断呢增高。所以在这一阶段, 城镇居民消费情况呈现出来了集中、超前、和趋同的三个性质, 在这个阶段城镇居民对耐用品的耐用品的消费达到了最高峰。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情况中, 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等已经高百分率的普及。同时, 居民在医疗保健和居住的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比较小, 这反映的现象就是当时在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改革比较少。

3.1989年至1996年的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在这一阶段, 衣物和食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占得比重持续下降, 基本上低于了50%。由此看出, 中国城镇居民已经结束了温饱阶段的消费, 同时迈进了小康水平的消费。在上一阶段家用机电的普及率已经非常高, 使得家电等一系列的家庭设备的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占得比重逐渐下降, 居民的消费目标逐渐转向了医疗、交通和居住等方面。

4.1997年至2003年的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在这一阶段, 衣物和食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占得比重持续下降, 而随着医疗、交通、居住等消费支出在总支出的比重增加, 娱乐消费、文化消费的支出也在不断的增加着, 城镇居民居民收入在不断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 消费结构开始出现升级现象, 同时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升级, 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开始不断的改革, 改变了以往的传统消费结构和消费观念。

5.2004年至2010年的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消费结构持续升级, 在交通和通讯方面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的增加着, 衣物的消费支出在总支出的比重由稍微的上升, 其余的消费种类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没有较为明显的变动。我国人均GDP在2003年的时候首次超过了1000美元, 具体表现在居民的收入明显增加, 享受型模式的消费模式开始在大众中风靡, 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不断的在扩展, 开始对旅游、汽车等种类的消费需求增加。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通讯、交通等工具的消费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持续增加。居民对衣物的需求目的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遮丑保暖, 开始向着时尚的角度消费, 这样导致了衣物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出现了增加。

6.2011年至今的消费结构变动情况

在这一阶段, 人们的新消费观念逐渐呈现多元化的状态, 对食品的消费支出在出现小的增加后边逐渐稳定, 享受型模式的消费模式开始成熟, 人们逐渐开始关注服务的质量, 对服务类产业的需求更大一些, 导致居民在消费支出中多了一笔, 同时居民更加注重在生活中的享受, 导致高科技产品的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逐渐变大。娱乐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在这一个阶段陡然上升, 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部分的城镇居民过上的是衣食无忧的生活, 工作生活质量的提高要求他们注重娱乐消费, 对欢乐谷、KTV等等这些放松性的产业要求更高更多, 往往在这方面的支出开始变得多了起来。

二、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成因

消费结构是根据消费对象而定的, 主要分为精神消费和物质消费;消费者自身的消费能力属于消费水平, 根据收入水平分为高、中、低三等;消费习性收到地域、文化等因素限制;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变化收到很多方面的影响。

1.经济方面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人们的收入水平也随之增加, 经济方面实现了长期的平稳发展, 在国际上更是有了质的飞跃, 着就导致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同时, 在共同富裕这一共同目标的指导下, 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民在经济上对于经济落后的人民的帮扶在很大程度上, 刺激了中国的经济市场, 使得中国近些年来GDP得到了快速增长, 也为消费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动力。

2.居民收入的因素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居民的收入也在不断呈现着上升的趋势, 这就给居民的消费支出提供了原始的资金基础, 没有最基本的资金收入, 就没有消费观念的多元化, 也促进不了消费结构的升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人民不再需要为温饱问题而担忧的时候就开始了更高要求的需求, 由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的变化, 无形之中也给中国消费结构的转型提供了方向。

3.人口方面的因素

中国人口的变化是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 中国人口得到了基本的稳定, 众多的人口在就业方面也得到了历史性的突破, 之前存在的庞大的失业大军, 在随着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后,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就业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 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 增加了居民的收入, 人们开始关注消费, 产生先进的消费观念, 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落后的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这一方面, 国家做出计划生育的政策及时控制了人口结构, 为中国消费结构的转型解决了后顾之忧。

4.文化方面的因素

中国文化处在一个不断革新的状态, 在保留发展本民族优秀的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汲取着新的先进的外来文化, 除过本民族以外的优秀文化或者外国优秀文化等, 都在不断的熏陶着人们认知事物的态度, 对事物会有新的想法, 新的观念, 在消费观念革新的时候也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引导下, 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进程使得国民在观念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观念带动老观念, 国民不再以温饱作为生活的基本需求, 这就为中国消费结构的转型提供了保障。

5.国际方面的因素

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以后, 居民的消费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消费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 消费结构的升级比起我们国家来更快一些, 随着经济文化在不断的国际化, 更多的外国人在我国进行商品购买或进行一系列其他的商业活动, 无形中带给我们的是他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所以我国城镇居民在消费观念方面也越来越向国际靠拢, 促进了消费结构面向国际化升级。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变迁升级具有很多方面的因素, 但总的来说, 是经济水平的提高, 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数量的合理控制和国际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几个方面。

三、结束语

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处在不断发展的状态, 随着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和消费支出的增加, 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也会长期处于升级状态, 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会逐渐变得多元化。

参考文献

[1]袁志刚等.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及其成因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 2009, 04:13-22.

[2]岳田浩.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消费需求变迁的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 2007.

[3]苏鹏.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变迁的消费市场效应研究[D].吉林大学, 2014.

[4]张鑫.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成因的演化路径研究[D].辽宁大学, 2009.

居民楼的变迁 篇4

一、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 贵州省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经历了较大的变迁。从城镇居民来看, 其人均消费支出从1979年的273.57元增加到2008年的8349.21元, 年均增长率为12.07%。与此同时, 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9年343.2元增长到2008年的11758.76元, 年均增长率为12.5%。

从农村居民来看, 其人均消费支出从1979年的116.1元增加到2008年的2165.7元, 年均增长率为10.25%。与此同时, 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9年131.1元增长到2008年的2797元, 年均增长率为10.74%。

在1996年以前, 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 其可支配收入和纯收入的增长都基本上与他们的消费性支出的增长相差无几, 这表明:在1996年以前, 贵州省城乡居民基本上都将其全部收入投入到其消费性支出上, 边际消费倾向表现得非常高。在1996年以后, 城乡居民的收入和其消费支出的差距才有所拉开, 表明其边际消费倾向逐渐减少。

二、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改革开放30年来, 贵州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将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八大类资料进行归类, 则可划分为生产型、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 其中生存型消费包括食品、衣着类;发展型消费包括医疗保健、文化教育娱乐用品及服务类;享受型消费包括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及通信、居住类。

贵州省城镇居民生存型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由1978年的77.13%下降到2008年的53.3%, 而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比重则由1992年的10%和14.95%上升到2008年的16.85%和26.7%。具体来看:从1979年到2008年, 排在其消费结构首位的是食品类, 但其恩格尔系数呈现出不断减小的趋势, 从1979年的64.6%下降到2008年的43.1%, 其恩格尔系数实现了从“贫困”标准上升到“小康”标准了。期间, 在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中, 降幅最快的是食品消费, 为21.5%。从1992年到2008年, 在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中, 增幅最快的为交通和通信, 为8.88%, 反映了贵州省城镇居民生活日益现代化, 对便利的交通和通讯工具的需求不断上升的趋势;其次为居住, 为4.96%, 紧接着分别为娱乐教育服务, 增幅为3.55%, 医疗保健, 增幅为3.3%。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杂项商品和服务及衣着的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中则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 从1992年到2008年, 其降幅分别为2.1%、2.4%和2.84%。这从一个侧面表明, 贵州省城镇居民在解决了以吃、穿为主要特征的温饱问题以后, 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内容, 即贵州省城镇居民经历了从消费的低级阶段 (生存消费阶段) 到消费的中级阶段 (享受型消费阶段) 。可以预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在新一轮消费热潮中“住”“行”“文教”和“保健”将成为贵州省城镇居民共同追逐的消费热点。

贵州省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重由1978年的80.1%下降到2008年的56.89%, 而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比重则由1990年的6.12%和15.15%上升到2008年的10.09%和31.42%。具体来看:从1979年到2008年, 排在他们消费结构首位的也是食品类, 但其恩格尔系数也呈现出不断减小的趋势, 从1979年70.9%下降到2008年的51.7%, 其恩格尔系数实现了从“贫困”标准上升到“温饱”标准。期间, 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 降幅最快的也是食品消费, 为19.2%, 其次为衣着, 降幅为2.7%。从1992年到2008年, 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 增幅最快的为居住, 为8.74%, 其次分别为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娱乐教育和服务、杂项商品和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其增幅分别为:6.25%、2.32%、0.78%、0.68%、0.39%。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居民的“建房热”经久不衰, 农村居住消费比重一直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2000年后贵州省农村居民居住支出占生活总消费支出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2%-19%之间。文教娱乐支出所占消费支出比重在2003年以前呈上升趋势, 主要是因为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民对于文化和娱乐的需求不再受到压抑, 需求得到释放。另外, 随着教育成本的增加农村家庭增加了用于子女教育的费用, 而在2003年以后文教娱乐支出比重在下降, 主要是政府减免了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等方面的原因所致。交通和通信及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所占比重逐渐上升, 2008年已经达到了7.37%和4.45%。近年来, 我国加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改善农村医疗状况, 农民医药费用负担有所减轻, 这也是2007、2008年贵州省农村居民医疗保健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的主要原因。总体来看贵州省农村居民在这30年里, 虽然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 但是其消费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还未步入享受型消费阶段。

三、耐用品消费从电气化向信息化阶段迈进

改革开放30年来, 贵州省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 其耐用消费品消费开始从电气化向信息化阶段迈进。从1998年起, 居民耐用品消费的热点发生变化。80年代以后的“新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在经历了高档化以后, 移动电话、空调、电脑、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并迅速普及, 城乡居民纷纷进入信息化、汽车社会。

从城镇居民来看, 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移动电话由2000年的6.26台增加到2008年的163.27台, 增长了26倍;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家用汽车从2001年的0.4辆增加到2008年的3.3辆, 增长了8.25倍;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家用电脑从2001年的7.86台增加到2008年的43.37台, 增长了5.52倍。

从农村居民来看, 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移动电话由2001年的1.7台增加到2008年的53.8台, 增长了31.65倍;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摩托车从2001年的7.2辆增加到2008年的19.6辆, 增长了2.72倍;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彩电从2001年的21.2台增加到2008年的74.6台。增长了3.52倍。

四、形成层次分明的不同购买力层次

改革开放30年以来, 贵州省城乡居民逐渐体现出高、中、低三个不同的消费群体, 呈金字塔状分布。处在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阶层, 恩格尔系数较低,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处在金字塔中央的中等收入阶层, 恩格尔系数居中, 而在金字塔底端的低收入阶层, 恩格尔系数最大, 依然处在温饱线上。

三种不同的消费群体具有不同的消费特征, 也形成不同的消费层次, 由此对消费品和服务供给的需求形成多元化, 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所以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看, 高收入阶层是引领消费新潮流、消费上水平、质量上档次的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是推动整体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主体力量, 低收入群体是消费总量持续扩张的主要力量。

五、居民消费国际化特征更加明显

居民楼的变迁 篇5

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占比由1978年的28.2∶47.9∶23.9变为2010年的10.1∶46.8∶43.1,产业结构不断调整。2011年国家发改委推出2005年版修改后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作为我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了一次调整。与此同时,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已达到警戒线;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最终国民收入的比 重和劳动 报酬占初 次分配的 比重在1992—2010年间分别下降11.2%和9.8%,国民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比重下降问题日益凸显。

居民收入变化背后隐藏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是否与当前我国所处特定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相关,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有多大,在长期趋势上是否具有一致性?从产业结构变迁角度重新审视居民收入的变化,显得十分必要,其直接关系到我国收入分配改革和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思路和长远规划。本文使用我国199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借助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考察中国产业结构演进和居民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中国居民收入变化的机理,为今后收入分配改革、产业调整提供有益借鉴。

二、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基础

当前众多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对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关系进行理论论述和实证分析。第一,将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与其他宏观变量结合分析。国内外众多经济学者探寻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内在机理时引入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金融抑制、就业结构、财政政策等。Chen等(2011)从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入手,研究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陈斌开等(2012)从金融市场角度探究我国收入分配变化的原因:压低利率实际上形成一种居民补贴企业的财富分配机制,导致国民收入分配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影响收入分配机制。闫肃(2012)实证认为产业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间还有很强的互动性。第二,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单向影响。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的重构效应。Robinson(1976)认为只要一个国家存在两个经济部门,而这两个部门之间存在收入差距,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流动,就必然会引起收入差距的变化。在产业结构转化的早期阶段,有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随着人口逐步流动到生产力较高的现代部门,收入差距才会逐渐缩小。当前我国要素市场尚不完善,产业结构转化难以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再加之受各种制度因素限制,劳动力在地区间、部门间流动困难,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劳动收入具有很大差距(蔡昉等,2002)。Beeson等考察了产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公平性的影响后发现产业结构变迁能解释90%的收入变动情况。另一方面是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和反馈效应。Murphy等(1989)考察收入分配与产品需求得出: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工业化进程。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使投资率偏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太大,导致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增长滞后于第二产业。收入分配变化可以影响产品需求结构变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汪同三,2004)。第三,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互动影响。德布拉吉·瑞(2002)认为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反馈机制:收入分配———产品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的功能性分配———新的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转化与收入分配共同构成一个循环。

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产业结构转变的实质是对社会各种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就业结构调整、工资结构变化,最终对一国国民收入产生收入分配效应,同时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消费需求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传导到行业、产业间,对产业结构演变趋势产生反馈效应。但当前的实证研究,由于选取的产业结构变量和收入分配变量较单一,得出我国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关系的结论不全面、不充分。本文借鉴钱纳里“标准产业结构”理论中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即产业增加值的相对比重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之比度量产业结构;在实证分析中,将产业结构变迁对居民收入影响的内在传导机理,从产业产值结构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初次分配和最终分配居民收入的关系展开,基于VAR模型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考察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的动态关系。

三、产业结构与居民收入互动的实证分析

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产业合理化指标和钱纳里标准结构理论,本文选取如下变量。产业产值结构,表示二、三产业产值结构比系数,记作RA32,;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记作ISE32,表示二、三产业增加值相对比重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之比。居民收入选取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记作LR,最终分配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记作RD。

分析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若使用传统经典计量方法建模,则容易产生伪回归、模型设定有误等问题,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常用于分析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相互冲击,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考察多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这里选用VAR模型分析1992年以来产业结构和居民收入的动态关系。数据选自1978—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收入分配数据根据资金流量表计算而得,数据处理使用Eviews6.0软件。

1.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为避免由于单位根存在而造成模型估计结果失真,需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检验各变量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各序列均为一阶差分平稳,即各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进一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来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模型中各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说明各变量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构建 VAR 模型和模型平稳性检验。

根据模型反复模拟,遵照PPE、AIC、SC、HQ准则,本文选择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对由产业产值结构系数、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初次分配占比、最终分配占比构建的内生化VAR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根的模小于1并且都在单位圆内,说明被估计的VAR模型是稳定的。

3.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4个方程调整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95、0.860、0.797、0.963,F统计量值 分别为38.958、11.713、7.868、46.016。可以利用模型做进一步分析。

4.实证结果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用于描述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当前和未来的影响,因此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分析出模型受到某个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即随时间推移,可以观察模型中各变量对于冲击是如何反应的。本文结合VAR模型脉冲响应结果,通过产业产值结构系数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两个代表产业结构的变量考察对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居民收入的影响。

(1)产业结构调整对初次分配、最终分配具有非线性滞后负向冲击。

产业产值结构新息对初次分配的负向冲击在滞后2期内最大,在滞后6期内负向冲击不断减弱,之后趋于平稳;对最终分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负向冲击在滞后4期内最大,并逐渐减弱趋于平稳。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信息对初次分配的负向冲击在滞后2~3期波动较大,到第5期转为正冲击,作用平稳但不显著;对最终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滞后前5期为负向冲击,之后稳定为正向冲击。

产业结构升级对收入分配具有非线性滞后冲击,我国经历农业迅速发展、工业快速增长、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的三次大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报酬占比、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具有内在重构效应,分别在3年和5年内显著为负向冲击;之后产业升级将有利于居民收入调整,长期趋于平稳。从长期看,继续深化产业调整不会对居民收入结构带来长期负面影响。

(2) 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的重构效应贡献大,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作用贡献小。

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能进一步分析每一变量冲击对被解释变量增长变化的贡献度,揭示不同变量冲击的重要程度和影响程度。如图5和图6所显示,产值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对收入分配变化的贡献都超过50%。但是从图7、图8可见,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贡献在10%左右,反馈效应微弱。产业结构由“二、一、三”到“二、三、一”,每一次升级都紧随收入分配格局的一次调整,这样的演变过程决定我国产业结构通过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劳动生产率结构对收入分配的重构效应巨大。理论上,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消费需求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传导到行业、产业间,对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和偏离程度起反作用。但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这种传导机制明显受阻,通过调整收入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难以奏效。当前我国需求难以拉动,消费结构固化,也与收入分配对产业调整的反作用力微弱有密切关系。

(3)初次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大于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效应。

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靠市场机制实现,称其为反馈效应,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依靠制度、政策、文化习惯等多因素完成,称其为约束效应。从上述方差分解的图5~8可以得出:初次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大于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效应。初次分配对产业产值结构、产业劳动生产率结构变动的贡献度分别为23%、12%,而最终分配仅为5%、6%。初次分配收入结构的合理程度对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宏观经济都至关重要,起基础性决定作用,最终分配只是微小的纠偏。重视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要求加强市场化改革。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1992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VAR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居民收入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产业结构变迁在居民收入形成中发挥决定性配置作用,而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反作用有限。

第一,产业结构对收入分配具有非线性的滞后冲击,且大于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转变,居民收入分配的每一次调整与改革都离不开经济发展、产业调整的新形势。这样的演变过程决定我国产业结构通过产业产值结构、劳动生产率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巨大,其贡献率超过50%;但收入分配对产业结构的效应明显偏小仅,为10%左右。

第二,产业结构对初次收入分配、最终分配内在重构效应分别在3年和5年内较显著,长期趋于平稳,继续深化产业调整不会对收入结构带来长期负面影响。产业结构变迁和收入分配改革交织在一起,产业升级对居民收入的负向冲击集中在4~5年内显著于3年内;之后产业升级将有利于居民收入的调整。

第三,初次分配对产业结构的反馈效应大于最终分配对产业结构的约束效应。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因素、制度因素、政策因素在收入分配中共同发挥配置、约束、引导作用。相对来说,市场因素的主导作用仍须在市场化改革中继续加强。

(二)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是收入分配改善的前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可以引导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从而推进产业升级进程。鉴于此,本文建议如下几点。

第一,继续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共享式增长机制。我国原有的低价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以政府干预,尤其是压低生产要素投入价格,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快速扩张,带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较低。收入分配格局受市场因素、制度、政策等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完善的市场机制是收入分配合理化的重要保障。继续加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矫正政府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干预与扭曲。实现初次分配的效率和公平并举,最终分配才更公平、更合理。

第二,继续调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合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长期直接促进收入分配,因此应遵循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大产业结构调整,不要过于关注短期对居民收入的负向冲击,更不能因噎废食将优化产业升级视为权宜之计。同时,正确引导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有序转移———尤其是由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吸纳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借助就业结构合理化实现居民收入的提高与生活改善。

居民楼的变迁 篇6

关键词：族群边界,宗教信仰,水上居民,天主教

现在一般研究者对于族群所下的定义:族群是指一群因为拥有共同的来源, 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或语言, 而自认为、或是被其他的人认为, 构成一个独特社群的一群人。[1]在本文中笔者结合宗教、文化、心理、人文生态等因素上把L村及周围村落村民划分为水上居民和陆上居民两个族群, 通过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的方式来了解水上居民族群的宗教信仰, 进而探讨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之间的关系。

一、L村及水上居民的概况

L村是Q村下的一个自然村, 位于闽江支流沿江边, 与闽江大概有2千米的距离。L村是建国后水上居民从水上搬迁到陆上组建的单姓自然村, 有580多人, 其中信仰天主教的就有300多人, 其他人有信仰基督教、道教、佛教等。1996年3月L村开始修建若瑟天主堂, 之前该村天主教教徒只有家庭聚会点, 信教村民做礼拜都是去隔壁村R村的百禄天主堂。

L村位于福州大学城西侧, 与大学城的福建医科大学、福建中医大学、闽江学院相邻。由于大学城建设L村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征用出去, 周围的学校有向村民招工, 但是在学校工作的待遇不是很好, 很多失去土地的村民都外出打工。因此, 信教村民不可能参加教堂的早课、晚课、礼拜活动, 但是在重大的节日信教村民是会回来参加的, 如圣诞节以及该村每年3月19号的活动。 (1) L村的天主教徒家门口的大门都有十字架的标志, 由于他们信仰天主教, 他们都不过中国的传统节日, 如春节、端午节等。所以可以看到他们家门口要不没有贴春联, 要不贴的都是赞美天主的对联, 如上联“一生专心爱上主”、下联“百世子孙享安康”、横联“主赐平安”。

二、水上居民的天主教信仰

天主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 为什么她在闽江下游地区的主要传播对象是水上居民, 而不是陆地居民?天主教的传入与人们的接收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不可能脱离任何一项而延续。天主教能够在水上居民中传播说明她对这个人群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而信徒们则是要通过信仰天主教来实现他们的利益, 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算是天主教和水上居民的一种交换, 双方各取所需。

(一) 天主教对信徒选择的受限

闽江下游的福州地区是佛教徒占多数的地区, 而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主张“补儒易佛”是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的排斥。鸦片战争后, 天主教重新传入中国, 由于传教士借助国外势力霸占公产, 强买民田, 硬立契约, 并引发了很多教案。还有传教士袒护教民, 干预地方政治和司法权力, 加深了教徒和平民间的隔阂与怨恨, 也会引发教案。这样导致天主教传播过程中的教徒扩展范围受限, 使天主教与水上居民的关系得到更加强化。天主教教义与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陆上居民的思想分歧较大, 如祭祀祖先, 是陆上居民不可能接受天主教的主要原因。此外, 天主教在传教过程中, 只重视教内的节日, 而反对信徒过传统的宗教节日, 也是天主教不能在陆上居民广泛传播的原因。

(二) 水上居民的天主教信仰

在没有天主教信仰前, 闽江下游的水上居民的民间信仰融合了道教的福建本土宗教, 其崇拜的神祗包括了闽越王无诸、蛇神、蛙神、龙神, 还信仰崇拜妈祖、拿公、白马王、螺女、五灵公、临水夫人、陈文龙、戚奶和各种地头神等本地神祗或历史人物。由于水上居民常年行船的缘故, 妈祖在他们的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 并随着他们的迁徙而兴盛于闽江上游的内陆地区。福州的水上居民还将白马王传播到了马祖列岛, 将拿公传播到了琉球。此外, 由于水上居民长期生活在水上, 他们形成一些迷信和禁忌, 如吃鱼不能把鱼翻过来, 认为那样会翻船;不能救落水者, 认为落水者是水鬼的替身, 救他会使自己受到水鬼的报复等。

从信仰天主教后, 水上居民放弃以前的民间信仰, 遵循着天主教教规。在天主教信仰的村子里可以发现他们在门上贴有红色纸上印着的十字架, 不贴春联, 这是与非天主教家庭的重要区别。L村信仰天主教的一位老爷爷说:“我们信仰天主教的, 都不过中国的传统节日像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都没过, 那些节日和平常一样, 也没有祭拜祖先、扫墓, 我们过的是圣诞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圣母蒙召升天节、感恩节等西方节日。”在老爷爷家门上、窗上贴有赞美天主的对联, 他说那是他儿子结婚时贴的, 都好些年了。虽然大部分L村村民的祖先是水上居民, 他们擅长于划船, 但是他们与陆上居民的族群差异, 他们并不参加镇里一年一度的端午赛龙舟。

三、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的变迁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陆地居民和水上居民的后代也许将逐渐忘记闽江流域的水上居民这个族群。虽然大部分水上居民仍然信仰天主教, 但天主教只是代表他们祖先在艰难历史的一种选择, 那曾是他们区别于其他族群的一个标志。

(一) 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

水上居民与陆地居民的族群边界其实在天主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 只是后期由于水上居民的不同宗教信仰在使其与陆上居民的族群界限更加明晰。

建国前, 生活在水深火热的闽江流域中的水上居民通过信仰天主教得到天主教的庇护, 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 希望死后可以摆脱生前的困苦进入无忧无虑的天堂。据《侯官县乡土志》记载, 尾村, “杂姓三十余户, 皆渔民登岸者, 业农”;沙墩村, “卞江两姓, 四五十户, 皆渔民陆居者”;小桥村, “又有渔户附居者, 多杂姓, 约三十余户, 力田, 兼习操舟”等。而建国后, 由于得到国家政策的帮助, 大部分的水上居民才得以陆续搬上岸居住。在这个群体中虽然有很多人转变了生产、生活方式, 但是他们依然信仰天主教。虽然过去只能生活在自己船上的苦日子已经结束, 但天主教信仰则成为他们与原来陆地居民的区别。天主教成为他们对水上居民的自我认同和他人对他们过去的一种认同。因此, 把水上居民作为一个族群研究, 是因为过去水上居民的生活和生产都在水上, 形成不同于陆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习俗, 尤其是在宗教信仰上水上居民与陆地居民存在很大的区别。

(二) 宗教信仰与族群的相互促进

水上居民的弱势地位使其信仰天主教, 从而有利于水上居民打破水陆的不平衡状态。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 水陆居民之间是失衡的, 水上居民的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总是低于陆地居民, 受到陆地居民的欺压, 这样容易使两个群体之间产生冲突。在水上居民这个群体内存在着上岸定居难、教育受限制、看病难等问题。鸦片战争后, 许多水上居民为了得到庇护而加入天主教, 并陆续登陆定居。陆上居民虽然害怕洋人, 不敢对登陆水上居民加以迫害, 却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之, 称其为“假洋鬼子”。水上居民可以到教会办的学校去上学, 去教会开的诊所看病。南溪天主教堂于民国37年 (1948年) 接办私立明德小学, 设6个班级, 招收学生300多人 (1951年由县接管) 。1950年, 还在教堂内设“圣家诊所”, 聘有医师、护士3人, 向社会开放。上街百禄天主堂自20世纪20年代便设有文化班, 至民国36年后, 扩展为三个班;百禄堂在1950年也设有诊所, 聘医士2名, 为教徒治病。

天主教徒的日常生活中, 通过做礼拜、弥撒把人们联系起来。在L村附近有4个天主堂, 但只配有两名牧师, 牧师们、修女们是住在L村隔壁百禄天主堂。所以不是每个教堂在周末做礼拜时都有牧师主持, 一般一个月牧师会到每个教堂来两次, 平时都由堂管负责管理教堂。在建国前L村的水上居民的通婚圈都是信仰天主教的教徒, 他们不允许同异教徒结婚;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该村的年轻村民有出外打工, 自由恋爱与异教徒结合的变多了, 但是当一个天主教徒娶了非教徒, 他们则会通过努力把非教徒吸引到天主教的信仰上。L村天主堂的堂管说, 虽然他们不住在船上了, 但是他们还是信仰天主, 天主会佑护他们。他还打算让他的女儿到福州天主教教区的总堂去当修女, 他以女儿能够当修女为荣。

(三) 时代变迁下宗教与族群的关系

在历史的某个时期, 这里不同宗教信仰群体代表着不同的群体, 水上居民信奉天主教、陆上居民信奉佛教、道教。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同宗教信仰的村民之间的偏见逐渐减少, 交流增多。宗教已不能成为这个地区不同族群区分的标志, 村民对不同的宗教信仰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

笔者在L村周围的随机访问中, 发现不同年龄段的人对水上居民这个群体的天主教信仰的态度是不同。在M村上, 笔者碰到的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他对笔者说, “L村信仰天主教的人们是个怪异的群体, 他们有很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习俗。我们都不和他们往来。”交谈中笔者可以看出老人对隔村的水上居民这个群体不理不睬的态度。在L村入口, 笔者访问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新教徒和一位四十多岁佛教徒, 他们对天主教信仰的人们持有是友善的态度。在对小朋友的访谈中, 笔者了解到他们学校的天主教徒还是比较少的, 三十人左右的班级只有四五人是信仰天主教的。此外, 笔者还到该村河对面的Q村的另一个自然村访谈了两位年轻人, 他们觉得L村和Q村没有什么区别, L村还有不少他们的同学, 他们之间并没有信仰不同的宗教而存异。

每年的3月19日是L村若瑟天主堂的一个重大日子, 这天会有很多本镇其他教堂的信徒来这参加牧师主持的“大圣若瑟瞻礼”弥撒。在L村附近的教堂也各自有类似重大节日的安排, 这种安排是搓开的, 如5月27日R村百禄堂的圣神降临瞻礼。今年的3月19日笔者作为一个观察者参与若瑟堂天主教信徒们的这次弥撒。做完弥撒时差不多接近中午, 信徒们留下来聚餐, 一共准备了有二十三桌的午餐。据堂管介绍, 近年来他们的聚餐形式在向周边庙宇办的庙会形式靠拢, 不是像在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徒们聚餐那样简单, 午餐相当的丰盛。堂管说这样就会更热闹些, 同时还能吸引到非天主教徒的到来, 从而可以向更多的人普教。宗教没有族群的界限, 天主教的活动也对非教徒开放, 非天主教徒也对天主教徒报着包容的心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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