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变迁

研究的变迁（共12篇）

研究的变迁 篇1

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控制性治理体系向现代社会治理体系转型时期,处在这一时期的现行档案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体现在传统档案制度向现代档案制度在制度上的改良与形式上的创新。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考察档案制度变迁,对于我国档案制度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档案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 制度”“, 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视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1]225。 档案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档案事务相关的体系安排及特定成员在档案相关事务中所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档案制度既包括档案机构及其业务的安排,又包括具体业务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如归档制度、鉴定制度、利用制度等[2]20。 一部分档案的行为规则是源自档案发展而自发形成的,而更多的规范和制度的形成是需要外力如国家权力强制决定。“ 变迁”一词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 制度变迁就是新制度安排代替、 转换和交易旧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由此可见,制度变迁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制度创新问题,即新的制度安排如何产生的问题;二是如何从旧制度安排过渡到新的制度安排,即新旧制度如何转轨的问题[3]31。 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理论是:( 1)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 2) 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 3) 影响人们对“ 客观”存在变化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1]7。 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产权理论运用到档案制度变迁中,则是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的分析;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国家理论运用到档案制度变迁中,则是对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和内在矛盾的分析;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理论运用到档案制度变迁中,则是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推进及阻碍档案制度变迁的作用的分析。

二、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的分析

信息产权是信息所有人或其他信息权利人对相关信息在采集、 使用、转让、存储、修改等活动中所享有的人身权与财产权。 档案信息产权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档案资源所有权的主体,即档案归谁所有,拥有档案产权的同时对产权承担明确的责任;另一方面是档案资源所有权的客体,即档案所有人所有、使用、支配的权利,包括有档案本身的产权,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权,档案信息产品的所有权、交易权。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国家档案全宗理论的影响,我国对档案的所有权问题是这样规定的“: 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国家全部档案成为国家所有的文化财富,彻底废除了档案的所有制,实行了档案的国有化。 ”受国家所有制的影响, 我国绝大部分档案资源归国家所有,对其的占有、使用、处置均由国家来决定。 随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档案的概念也逐步扩大,档案的产权问题日益得到重视,《 档案法》 明确规定了我国档案的所有制形式有三种,即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 而现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机制根据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变动引起价格变动从而实现对资源进行分配,组合及再分配与再组合。 由此引起了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

产权理论是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机制去不断提高企业效益。所以,要明确档案信息产权, 调整和优化档案信息产权的结构,从而优化档案资源配置。 由此推进了档案制度的变革。一直以来,档案都具有“ 准公共物品”的属性, 档案部门是公益性事业机构。 政府“ 垄断”档案资源,档案的信息产权归国家所有,政府调整和明晰档案的信息产权。 各档案馆的档案信息利用率与其馆藏档案数量相比极其低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其中的信息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二是各档案馆馆藏中存有无用信息,占有大量的空间和保养经费[4]5,因此导致资源的浪费与闲置。 解决这种资源浪费与闲置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引入市场机制,即以产业化的运作方式建立档案信息市场。

由上文所述,档案制度的一系列变迁体现在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上:档案制度变迁的本质就是对档案信息产权的再认识和再分配。 产权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 档案信息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一种客观分布而形成一种资源的客观配置状态,档案制度一系列变迁就是促进形成这种稳定的产权格局。

三、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和内在矛盾的分析

关于国家存在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契约理论,即国家起着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作用;二是掠夺论,即国家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而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明确国家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国家是以公正为交换在提供服务与保护,例如国家为档案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同时也会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自上而下地强制性档案制度变迁。

国家对档案的影响直接作用于档案制度上。档案制度并不是自然出现形成的,国家对档案制度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原理之一是政府一旦介入到某一政策领域内就可以通过官僚制度组织结构成为物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5]2。 各国均为各级政府部门收集和保管的档案制订了各种细致的规则,如档案收集制度( 归档范围和立档单位的设定)、档案鉴定制度( 保管期限表隐含的意义)、档案利用与开放制度等等,以确保政府对档案的连续性的、系统性的积累。 国家在档案制度方面的需求体现在档案制度要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档案制度要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起积极推动作用。

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的主导作用在于为满足其在档案制度方面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档案制度的供给。 通过国家在档案制度的需求和供给的作用体现,不难看出国家在档案制度供需的内在矛盾,即争取统治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协调档案制度供需均衡之间的矛盾。 档案制度变迁必然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制度状态的变换在时间上延续和空间上延伸。 国家领域、市场领域、公众领域、私人领域在档案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面前屈膝”[6]139国家对于制度设计的指导思想必然建立在权利政治的基础之上,国家不仅要确定和主张权利,也要明确社会的制度保障机制,即国家在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还必须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如此,档案制度不仅是国家控制社会和公民的工具,更是国家在政治权利同公民权利的权衡中相互交流、协调、缓解矛盾、 和谐相处不可或缺的角色。

由上文所述,不可否认国家在档案制度供给方面为满足档案制度需求而提供相应档案制度供给所作出的贡献,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的。 但是,在由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模式转变的今天,档案制度的推行也相应地发生强制性档案制度实行———强制性与诱致性档案制度实行相结合的模式转变。

四、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档案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分析

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 通过意识形态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在被一种“ 世界观”导引下产生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档案文化观念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下社会成员对档案文化的共同认识或看法。 不同的社会形势、不同的历史时代会有不同的档案文化观念。 由此可见,档案文化观念是意识形态在档案领域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档案文化观念是人们在档案领域中的“ 世界观”,通过这个世界观,人们认识了解了当下的档案大环境,并表现出为这个世界观指导下的档案行为。 作为非正规约束的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档案制度的演进中其重要的作用, 表现为具体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档案制度变迁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档案制度变迁起着消极阻碍的作用。

意识形态是与对制度特别是对交换关系的正义或公平的判断相连的。当一个领域的个体具有共识时,一致的意识形态就会出现, 而歧义的意识形态就会源于对现实感知的差异和矛盾。 因而,一致的意识形态可以替代规范性规则和服从程序[1]229。 过去中外传统档案文化观念中都强烈表现出“ 官本位”的观念,即档案为政府所有, 为政府所用,为政府记史,是国家叙事的重要载体。这种官本位为特征的档案文化观念是其历史和社会赋予和决定的, 也就是所谓的 “ 存在即是合理”,并且档案文化观念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上得到固化和传递,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推动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主导的档案制度变迁。 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政府可以在几乎不用或是少量暴力控制的情况下即可完成“ 自上而下”的档案制度的变革。

但当今社会,尤其是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民主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民主社会成为越来越多国家今后发展方向,逐渐由“ 社会国家化”向“ 国家社会化”的公民社会转变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档案制度也会相应地从传统的“ 国家所有”、“ 单位所有”转变为 “ 社会所有”。 这时,持有固有档案文化观念的群体就会为个人或一群人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新档案制度形成“ 看不见”的巨大阻力, 进而阻碍档案制度变迁;而在民主社会中形成了顺应时代的先进档案文化观念的群体就会为新档案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量,推进档案制度的变迁。

综上,以档案意识形态存在的固有档案文化观念在档案制度变迁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力量,或是档案文化观念与时代背景下制度变迁方式达成一致,则推进档案制度变迁;或是档案文化观念与时代背景下制度变迁方式相悖,则是阻碍档案制度变迁。

运用制度变迁理论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分析档案制度变迁的动力驱动机制,有利于完备档案制度的发展,即在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符合发展的前进方向、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远大前途的档案制度在曲折发展的过程中战胜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日趋灭亡的档案制度。 如此档案制度变迁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繁荣昌盛。

研究的变迁 篇2

银行会计

[摘要]80年代、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信息和知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资源，跨国投资越来越多，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知识化、信息化已成为现代企业集团创新的管理理念，这一理念首先冲击着企业的组织

结构，使其由传统的金字塔型转向扁平形、网状型甚至无中心的组织形式。这种以分权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组织形式给管理会计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并促进着管理会计研究向新的方向发展。

8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重大变化，西方大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经历了早期的全面质量管理、柔性制造和标竿管理等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后，近年来将改革的重点逐步转移到组织结构方面。其表现为，企业各部门功能开始融合、交叉现象产生，如制造部门可能兼有直销、会计与财务的功能，销售部门兼有市场调查、会计、财务、工程技术的功能等;此外，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信息处理能力日益提高，还使得企业上下级之间、多功能部门之间，以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十分便捷，企业适应环境的应变性和灵活性大大提高。此时，管理会计适应企业组织结构变化，反映得最为敏感，其传统的内容、职能与作用等均发生了新的变革和创新。本文拟就企业组织结构变化可能会对管理会计研究产生的新变化作一粗略的探讨讼。

一、组织结构变迁对管理会计的影晌

过去10多年中，西方大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市场增长缓慢;其次是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再次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许多企业从实践中体会到，速度、创新和知识将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在今天高度竞争和技术驱动的环境中，限制企业增长和战略成功的稀缺资源不是资本而是专业化的知识和专长以及蕴藏在企业中的组织能力。换言之，企业为获得竞争优势，必须从资源分配、管理层次的设置、决策程序和部门间关系等多个方面对原有组织模式进行构造。尽管企业的组织变革各有侧重、具体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看出西方大企业的组织变革呈现出一种共有的趋势，存在了60多年被几乎所有大企业采用的事业部制的组织模式正在被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所取代，这种组织模式称之为扁平化网络组织或N型组织。

进入90年代以来，这种以减少企业管理层、强化分权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组织形式变革更为激烈。英国电讯公司的管理层次由12层减为6层，在1992和1993年两年申，该公司已经解雇900名高级管理人员和5000名中级管理人员;1994年3月，该公司又宣布裁减35名年薪在5万到iO万英镑的高级主管。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管理层次也由9层减为4层，公司的高级经理从700名减少到400名，总公司的管理人员由原来的2100人减少到1000人。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公司从1992年到1995年，不仅取消了过去分6级的管理层次，而且管理人员也由1000人减少到800人。管理学家预言，二十一世纪就业机会消失最多的是中层管理人员的职位，这实质上是组织扁平化趋势的必然结果。

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与事业部制相比，其组织结构单元和单元之间的关系类似一个网络，所以这种新企业组织称为扁平化网络组织或N型组织。从总体上看，它是一个由众多独立的创新经营单位组成的彼此有紧密纵横联系的网络，其主要特点是:

1．分散性。它不是几个或十几个大的战略经营单位的结合，而是由为数众多的小规模经营单元构成的企业联邦，这些经营单元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模式减少了基层单位对企业或对总公司在技术、财务和人力等方面的依赖性，基层企业的权力和责任大大增强，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基层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一特征使管理会计研究一改过去面向少数公司开发局部服务的特点，而转向研究整个企业集团的管理会计问题。

2．创新性。随着这种组织形式而导致的基层企业权力和责任的增大，需要促进其对本单位的经营绩效负责。因此，基层经理从其传统的执行者的角色转变为创新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为公司创造和追求新的发展机会;中层经理不再是完全扮演控制角色，相反变成了对基层经理关键的资源，辅导和支持他们的工作。此时的最高管理层的精力主要集中在驱动创新过程。创新活动己由过去少数高层管理人员推动转变为企业基层人员的重要职责，创新活动遍及企业的各个角落。适应不断创新的企业管理活动，管理会计应强化方法问题的研究，必须借助于规范的手段将实证的管理会计结果总结、提炼和升华出来。

3．高效性。在这种组织形式下，行政管理和辅助职能部门十分简练，基层有必要的经营自主权，通常采用柔

社团文化变迁及其价值的校本研究 篇3

[关键词] 社团文化 变迁 校园文化建设 变迁 价值

教育部学生司关于学生社团的解读是：“高校学生社团是学生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的共同愿望，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盈利性群众组织。”社团可打破年级、学科师生的界限，团结兴趣爱好相近的同学，发挥他们在某方面的特长，开展有益于师生身心健康的活动。

我校社团的活动以保证完成学生的学习任务和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为前提；以有益于师生的健康成长和有利于学校各项工作的进行为原则。社团组织和活动的目的是活跃学校的学习空气，提高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丰富师生的课余生活。我校根据自己的情况利用师生的课余时间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以交流思想，切磋技艺，互相启迪，增进友谊，进而促进校园文化的良性发展。

一、回顾过去，社团在自我意识的摇篮中孕育

在我国，高校社团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我校第一个社团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第二课堂”，由于资源的紧缺和时代的局限，当时我校的“第二课堂”仅局限于和学科有关的兴趣小组，但成员们还是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以及社会上有关的活动，还取得了一些小成果。如：1983年我校的朱永兴参加了苏州市青少年科学小发明竞赛，获市三等奖、姜泉参加了苏州市青少年科学小论文竞赛，获省二等奖、市一等奖。1984年，我校一位老师、四位学生参加了全国青少年天文夏令营等，丰富了课余生活，增长了见识。

1986年3月，朗诵、书法、写作、英语、气象、美术、歌咏、数学等兴趣小组成立；

1987年3月，物理、天文、无线电、电工、标本、生物角、田径队、足球队、篮球队等兴趣小组成立；

1987年9月，哲学兴趣小组、化学兴趣小组成立；

1991年3月，时政兴趣小组成立；

1991年4月，改气象兴趣小组为天文兴趣小组；

1991年9月，近现代史学习中心组成立；

1991年11月，学党章、电脑兴趣小组成立；

1992年2月，田径队、足球队、篮球队何并为体育兴趣小组；

1992年3月，小乐队成立。①

1998年，江苏省震泽中学第一届文化艺术节开幕，以后每年举办一次，为校园增添了青春活力，为社团成员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

2000年3月，慈云文学社成立，并发刊《慈云》②，以后每月一期。我校社团从此有了宣传的媒体。十几年来，文学社吸引了一批批文学爱好者，培养了大批写作人才，社员们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优秀作品，且在省作文大赛和读写大赛中频频获奖，《慈云》上的优秀作品也结集出版，有的社员已经成为了作家、记者；

2002年，舞蹈、铜管乐队、合唱兴趣小组成立；③

2004年，育英电视台开始筹划，并在同年正式成立，育英电视台通过教室里的电视定期向全校师生播放校内外新闻。从此，学校社团有了媒体宣传的新渠道，大大推动了社团的发展，育英新闻成为学生最期待的电视节目。

2008年，改慈云文学社为育英文学社④，与电视台同名，各类分散的社团开始慢慢形成一个核心机构。

从第一个社团成立至此已三十多年，我校的社团在自我意识的摇篮中孕育，辅助构成我校最初的文化氛围，初步体现出了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创造功能⑤。

二、立足现在，社团在自我展示的平台上成长

为了丰富师生的校园精神生活，让师生获得真正意义上个体的幸福和快乐，维护和促进师生真正的和谐发展，自2008年起，我校引导师生自发组建了共52个学生社团，这些社团统称为育英社团，具体分为多媒体、科技、文学、音乐、美术、体育、综合等七个大类，成立了学生会社团部，制定了社团章程、活动计划等等，还为各个社团聘请了指导老师，并在活动时间、活动场所、活动器材、活动经费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育英社团还每年举行一次“社团文化节”，对每个社团的成果进行集中展示，成为师生提高自身素质的优先途径。统一管理后的育英社团克服了原先相对分散、不利管理的缺点，将思想品德教育和校园文化熏陶融入师生心中，能更好地帮助有特长的学生发挥其特长爱好；能为学生提供充分展示自我的舞台，在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中展现青春活力和自我能力，社团成为了师生精神成长的乐园。

如今，育英社团俨然成为了校园文化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学生纷纷从平时繁重的学业中解脱出来，跨越了班级、专业和年级的界限，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或需求，自由地组合在一起，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团。社团形式多种多样，又新添了机器人社团、莫言棋牌社、红十字会、指上极限运动社等等。社团的师生参与度很高，大概30%以上的在校学生及20%的教师已加入一个或多个社团，而80%以上的学生参加过由社团举办的某种活动。社团是我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是第二课堂的引领者。各社团以其具有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多样性的社团生活吸引着广大师生积极参与其中。一些社团已经比较成熟，在学生群中也小有名气，如育英文学社、晓庵天文社、七音符校园广播社、机器人社团等等都在向精品社团迈进。

现价段，我校的社团在自我展示的平台上成长，社团开展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为学校文化添砖加瓦，充分展现出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创造功能和育人作用。

三、展望未来，社团在自我超越中发展壮大

虽然我校的社团已经初具规模，但步入新时代，我们如何进一步使社团发展壮大呢？笔者认为，主要要把握好五个“度”：

高度——目前，我校的社团形式虽然很多，各有各的章程和活动开展，虽然形式上统一于“育英社团”下，由学校统一管理，但质量良莠不齐，有必要采取措施促进社团重视内部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规划意识，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让社团发挥更大作用。设立相关职能部门，在学校制度管理的高度上发展社团势在必行。比如，学校可以组织和动员师生社团举办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创作社团会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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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目前，我校已有52个社团，分为7个大类，但社团总数仍不算多，涉及范围也比较局限，教师的参与度也不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壮大我们社团数目和参加社团的师生人数，在校园内营造浓郁的社团氛围，促进校园文化的发展。

深度——目前，我校虽有30%的学生参与到了社团活动中，但其实很多社团的工作开展地不够深入，要想要有更多实质性的发展，需要鼓励社团团员用心做事，让其明白付出总有回报，在社团工作中提高自身的能力，为学生进入高校学习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新度——通过创新不断塑造和完善自身和社团，比如，我们可以建立外联部，由学生自己联系社会各界赞助社团活动，在此过程中提高学生的社交能力。为不断创新思路，不断完善机制，使社团逐渐向规范化、系统化、社会化方向发展，营造良好的社团文化氛围，促进广大师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奠定扎实的基础，有必要多举办一些相应的校际社团交流活动，让学校与学校建立联系，学生团体与学生团体建立联系，教师社团与教师社团建立联系，学生与学生建立联系，教师与教师建立联系，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建立联系，互补长短，在竞争中成长，在对比中自我超越。

适度——学校要有明确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像运作企业一样来运作社团，使人力、物力、财力等得到更充分的合理运用，使学生牢固地树立自由自主的参与意识。社团必须自觉接受学校团委的领导，必须遵守宪法、法律以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社团活动不得妨碍学校各类正常工作和教学、生活秩序。社团不得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活动。

展望未来，我们的社团在继续发挥其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创造功能和育人作用之外，还应承担起更厚重的文化承载功能⑥，为我校积累更深厚的文化底蕴，打好创建优质特色品牌学校的基石。

“养诗书大气，育济世英才”是我校的核心理念，步入21世纪，我们的社团也应秉承学校这一理念，社团不应只是象牙塔深处的一个亮点，它要担当的将是象牙塔内外各行各业各组织机构沟通交流的使者。所以，我校的社团要继续发展壮大，就一定要上“高度”、拓“宽度”、求“深度”、创“新度”、重“适度”，只有把握好这几个“度”，才能使社团更好地促进学校文化建设，同时也使师生在社团活动中真正有所收获。

注释：

[1] 以上数据参考震泽中学档案室02-040号档案《课外兴趣小组（86-92）》

[2] 参考震泽中学档案室02-154号档案 《震泽中学慈云文学社章程》

[3] 参考震泽中学档案室03-218号档案《2002-2003年兴趣小组活动》

[4] 参考震泽中学档案室02-297号档案《德育处档案材料》

[5] “创造功能”“承载功能”引自肖斌《如何发挥学生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本文为教育部“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文化承创的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建设的校本研究”第一子课题“百年文脉回溯及其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美国英语变迁的动因研究 篇4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理论。20世纪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C.North)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成功地诠释了西方世界崛起的根本原因,获得了1993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将制度分为两大类,他认为:“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1]非正式约束又被很多学者称之为非正式制度。“语言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语言是一种约束和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也是人们用来表达自己思维的一定规则”。[2]不仅是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之内的制度,而且是一种基础性的元制度,因为任何制度都有语言的维度在内。基于这一点,美国英语当然是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之内的制度,而美国英语变迁也就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动因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诺思运用供求分析法对制度变迁的动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制度均衡状态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可能的。可是成本与收益的变动会使制度产生不均衡,并诱致了安排的再变迁。”[3]我们不妨也运用供求分析法来研究美国英语变迁的动因,通过对影响美国英语变迁供求的因素的分析,可以更深入地认识美国英语变迁的动因。

1 美国英语变迁的需求

关于制度变迁需求的问题,制度经济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起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认为,只要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制度变迁就会发生,因此外部性的存在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源泉。“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质上是外部性内在化的过程”。[4]人们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就是要求外部性的内在化,获取在现有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潜在利益。就美国英语变迁而言,影响英语变迁需求的因素很多,其中生存环境的变化;美利坚民族的独立;偏好的变化等是影响美国英语变迁需求的主要因素。

1.1 环境的变化

人类生存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美国英语变迁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变迁,生存环境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英语供求关系的变化,而且生存环境的变化越大,对美国英语变迁的需求也就越大。

首先,自然环境的变化产生了美国英语变迁的需求。北美有着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英国移民来到新的自然环境,他们的母语远远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有关北美的山川河流名、动植物名等地理词汇的供给出现了明显的不足。“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元素,是实现语言交际的核心”。[5]当这些与自然环境相关词汇出现空缺时,给移民带来了许多生存的困难,因此他们对美国英语变迁产生了很多需求。

其次,社会环境的改变对美国英语变迁也产生很多需求。在殖民时期,英国移民与印第安人、德国人、荷兰人、法国人、西班牙人、黑人等多种民族共同生活在北美这片土地上。在与其他民族的日常接触中,经常会因母语不足而阻碍正常的交际。仅以常见的食物为例,就有印第安语的玉米片、荷兰语的华夫饼干、德语的汉堡包、法语的什锦饭、西班牙语的玉米卷等等词汇是英语中所没有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对美国英语变迁的新需求。

最后,在西进运动中又出现了一次生存环境的巨大改变。建国后,“美国通过购买、协议和斗争将它的版图从密西西比河和东海岸之间的86.4万平方英里土地扩展到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约300万平方英里”。[6]为了开发西部,美国政府对移民实行了优惠的土地政策。无数拓荒者被经济利益所吸引来到了西部。西部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到处是原始森林、荒漠和沟壑,还缺乏基本的生活用品。可就是这样艰难的环境练就了美利坚民族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充分地体现在对语言创新的需求上。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对美国英语变迁有了更多的需求。

1.2 美利坚民族的独立

从英国移民到形成美利坚民族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1607年开始,英国陆续向北美移民,先后建立了13个殖民地。作为殖民统治者,“他们对北美的其他种族实施了同化政策,要求他们学习英国的制度、语言,以及以英国文化为导向的社会生活模式”。[7]通过不断的移民和通婚,“1700年到1763年期间北美英裔人口增长了6倍,达150万人,相当于母国人口的1/3”。[8]

随着北美英裔人口的增长,英国殖民地与宗主国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日益加深。殖民地人民通过斗争赢得了经济上的胜利,并萌生了美利坚民族的民族意识。1776年《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利坚民族在政治上的独立。1812—1814年,第二次反英战争的胜利使美利坚民族又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至此,美利坚民族已获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但是在语言方面殖民主义的遗毒还大量存在。不少人认为自己的英语不如英国人的英语那样纯正,英国人更是指责美国人在滥用英语,攻击美国人的语言是一种粗俗的语言。可是英国人的指责和攻击非但没有吓到使美国人,反而激起了更多美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他们都希望拥有美利坚民族自己的语言。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就是一位坚强的民族主义者。面对英国人对美国人语言的非难时,他严正指出:“国王英语不是国王的。它是一个合股工会,美国人占其中绝大部分股份。”[9]在众多民族主义者的积极倡导下,要求民族语言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也就是说,对美国英语变迁产生了需求。

1.3 偏好的变化

偏好变化也产生了对美国英语变迁的需求。这里所说的偏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偏好,而是指一个群体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影响偏好形成的因素很多,而民族文化传统、民间习俗等文化因素是其中决定性的因素。英国移民来到北美,由于多种语言文化的共存,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语言文化,促成了美利坚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偏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比较保守的偏好转变为比较开放的偏好,并表现在语言的创新上。

在北美从来就没有过欧洲那样的封建土地制度,因此也就没有封建思想的束缚。建国后美国实行自由土地制度,鼓励国内外移民开发西部。人们通过经济利益的判断,放弃了比较安逸但又不够富足的生活到西部去发展。他们的偏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因循守旧到勇于创新;从忠实臣民到自我实现,逐步形成了美利坚民族挑战自我,勇于进取的精神。美利坚民族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语言的创新上,他们敢于突破传统英语的条条框框,寻求新鲜的、独特的、夸张的语言创新,而语言创新一旦被他人所模仿,被周围人所接受时,常常会激起更多人对美国英语变迁的需求。

2 美国英语变迁的供给

制度变迁供给是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情况下的供给。从美国英语变迁的供给来看,影响供给的主要因素有:宽松的社会环境;语言创新成本的降低;上层决策者的支持等。

2.1 宽松的社会环境

在影响美国英语变迁供给的诸多因素中,宽松的社会环境是基础性的因素。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3个月后诞生了美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的制订与实施是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重大变革,它不仅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美国英语的创新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因为语言创新的费用主要来自于社会压力。林毅夫认为:“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到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它的社会压力。”[10]

一般来说,语言创新的社会压力是很大的,常常会影响语言变迁的供给,但是美国的宪法秩序却为语言创新营造了一个宽松的社会氛围。一些语言创新不但不会被认为是违背常规,而且往往被周围的人所模仿,因此平民百姓的语言创新积极性很高,大众化的新词语层出不穷。如:cowboy(牛仔)、frontier(边疆)、lot(一块地皮)、diggings(寓所)saloon(沙龙)、cocktail(鸡尾酒)、jerk(傻家伙)、skunk(卑鄙的人)、back-track(走回头路)、buffalo lick(猛捧一顿)、overall(从一头到另一头)等等。

2.2 语言创新成本的降低

在美国英语的变迁中,语言创新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仅仅用了近200年的时间就形成了美利坚民族自己的语言。美国英语降低语言创新成本的主要措施是借用外来语。从制度变迁理论来看,语言变迁是一种旨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变迁,直接借用外来语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交易成本,使美国英语变迁得到了快速而有效的供给。

早在北美殖民时期,英语就经常与北美各个种族的语言打交道。可借用的语言种类很多,

提供了长长的菜单。以印第安语为例,美国英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借用以及转换、意译、音译和派生等形式从印第安语中借用的常用词语多达1700余个”[11]如,Mississippi(密西西比)、Wisconsin(威斯康辛)、Idaho(爱达荷)等州名、河流山川名一直沿用至今。此外,还借用了荷兰语dollar(美元)、Santa Claus(圣诞老人)、boss(老板)、freebooter(海盗)等词汇;德语的semester(学期)、bum(流浪汉)、dumb(呆笨)等词汇;法语portage(搬运工、搬运)、shanty(棚屋)、crevasse(裂缝)等词汇;西班牙语lagniappe(赠品、小费)sombrero(阔边帽)、plaza(广场)等词汇;非洲黑人英语jazz(爵士乐)、hoodoo(不祥之物)、fierce(好的)等等词汇,举不胜举。

2.3 上层决策者的支持

上层决策者的支持是影响美国英语变迁供给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776年美国在政治上取得了民族独立,但在语言方面仍未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与影响,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举起了民族语言独立的大旗,掀起了平民化的语言创新高潮。由于语言的民族化有利于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符合上层决策者的根本利益,所以上层决策者十分支持民族主义者的行动。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不仅倡导语言的民族化,而且热衷于民族语言的创新。他亲自研究了方言的起源及其对形成美国英语的影响,而且“发现美国沿海居民和西部农民的很多词语,如:rugged(崎岖的)、couth(笨拙的)、appalling(令人震惊的)等简洁生动,富有感染力。他认为这些词是美国英语改革的样板,并建议人们去探索这样的新的民族语言形式”。[13]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也积极支持民族语言的创新。在他就任期间,把美国的领土扩展到了太平洋西岸,开展大规模的向西移民活动,为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9世纪中期,在上层决策者的支持和民族主义先驱者的努力下,美利坚民族终于有了富有民族特色的美国英语。诺亚·韦伯斯特历时20余年编写了《美国英语词典》的出版被后人看作是美国英语形成的重要标志。

3 结束语

美国英语变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变迁,生存环境的变化、美利坚民族的独立以及偏好的变化等因素的变化引起了制度变迁需求;宽松的社会环境、语言创新成本的降低以及上层决策者的支持等因素的变化引起了制度变迁供给。基于制度经济学的供求因素变化的研究,从根本上诠释了美国英语变迁的动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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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邱谊萌.美国英语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J].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51.

[3]L.E.戴维斯,D.C.诺思.制度创新的理论[C]//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297.

[4]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274.

[5]王新.原型理论与英语词汇习得[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04.

[6]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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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罗荣渠.美国历史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4.

[9]Mencken H.American Language[M].Alfred A.Knopfe,lnc.,1977:144.

[10]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C]//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社,2003:266.

[11]Marckwardt A.American English[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24-25.

研究的变迁 篇5

传统中国国家如何实施乡村治理，一直是中外学者尤其是社会学界关注的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方式都是由农业文明决定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供给远不能满足乡村社会的需求，乡村治理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张健博士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就是针对这一热点所做的系统研究，该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学术成果，于2012年7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纵观该书，其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了不同时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扮演及其行动逻辑，检视了不同模式的乡村治理绩效，并对未来乡村治理的模式进行了预设。该书结构严谨、框架清晰、观点鲜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洞见，作者娓娓道来，读之如置身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画卷中，让人掩卷、沉思、感悟。

首先，张健博士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以大历史的方法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层面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乡村治理问题涉及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是需要认真重视和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以史为鉴，实现中国乡村治理的善治，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完善、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次，张健博士的著作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具有严谨的逻辑分析体系，从时间维度上，对传统社会、近代社会、新中国的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治理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找到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本书的分析框架。

再次，张健博士突破了以往静态的、结构化的国家、民间精英和农民的关系图景，以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在洞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和行为基础上，张老师将围绕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发生的事件嵌入到非仪式化的平静的村庄生活场景中进行观察，从而动态的把握了隐蔽在乡村表层之下的各种微妙关系及其内在逻辑。

论社会变迁对法学研究方法的影响 篇6

【关键词】社会变迁；法学研究方法；影响

法律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代的不同其代表的价值观以及阶级利益必然也不相同，价值观以及阶级利益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研究方法，这也正是社会变迁带来给法学研究方法最大的影响。从流派上来说，不同的流派抓紧的演化为法学研究方法，比如自然流派逐渐演化成了法学方法，而规范法学流派则逐渐的演化成了规范法学方法，这些法学研究方法之所以影响深远，主要是因为它们真正的揭示出了法学研究的核心，从不同的侧面完成了对法律的剖析。

1、方法论、法学流派与法学方法

社会变迁对很多行业以及流派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不同的时代相同的学科也要有不同的研究理念，否则研究的内容只会停止不前，最后被社会淘汰，法学研究也不例外，如果随着时代的变迁，其研究方法没有任何改变，其存在的价值将会越来越低，甚至会消失，所以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法学研究方法势必会改变，而且影响非常巨大，无论是方法论、流派，还是其法学方法都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是法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这也是法学进步研究进步的发现。

1.1方法论的影响

无论研究哪一个领域，或者哪一个项目，都要确定方法论，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虽然方法论有很多，因为不同的研究项目适合不同的方法论，而方法论不同其研究的具体方法也会有相应的差异。选择好的方法论就是选择了好的方法，如果方法没有选择好，研究只会陷入南辕北辙的境地，无法获得实质性的效果。在法学领域，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并没有统一的方法论研究，也很少有学者针对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专项的研究，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法学自身的特性，即法学存在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追求科学或者是理解生活，其方法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意义并不突出，法学存在的最大价值是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发生了改变，法学研究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领域，其方法论逐渐受到重视，我国法律研究领域也逐渐涌现处理研究方法论的很多学者。法学研究与法学实施，一个是理论研究，而另一个是实践，这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方法论的研究时能够为法学的实践提供方向，能够让法学研究更加学术价值更加突出。

1.2法学研究流派的影响

在西方影响比较大的法学流派有三个，第一个是自然法学；第二个是规范法学；第三个是法律法学，这三大流派对整个法学研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这三大流派对法律都提出了自己的认知，并且阐释了其核心问题以及存在的价值。这三大流派中自然法学派是影响最大，可以将其作为法哲学派，该流派对真理的追求值得每一个尊重，在自然学派看来，法律是自然产物，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定律，只是被人类世界挖掘，人类将其发现并且应用在生命中，自然流派认为法学具有人性基础，自然法的理论应用而生，而现实法只是自然法参照自然法而形成的。自然学派这一通过上述理论实现了对现实的认识以及批判。随着其他流派以及自然法学流派自身的发展，很多学者都对自然法学派进行批判，其中一个与自然法学派相对立的流派就是分析实证法学派，这个学派主要研究的是法学的形式及其存在的内部逻辑。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来看，法律只是社会事实，其只是存在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中，而人只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将其认识的更加深刻，而分析实证理论就是从中找到内部运行的规律，其主要目的并不是针对法律也不是针对价值判断。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会有很多的流派对法学进行研究，从而扩宽法学研究的领域以及其他方面，为法学研究的学术价值的提高做出贡献。

1.3法学方法的影响

法学流派随着社会的变迁逐渐的演化为研究方法，而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法学方法就是自然法学派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化而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与发展，法学方法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价值以及哲理方法，自然法学最大的特点就是需要事先设置实验，之后对法律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现象进行有效的分析或者批判。我们现代比较熟知的规范研究方法，其主要是由分析实证方法演化而来，这个方法也是需要通过法律现象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有效的研究，只是其最终的目的是做出相关的判断，其判断的标准是法律。法律社会学派经过长期的发展，也逐渐形成了法学方法，其主要研究的依然是发来法律内部逻辑，主要的依据就是法律事实，这种法律结构性的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法律与社会的科学认知，使其促进社会的发展。

2、主体性、市场经济与价值法学方法

除上述的影响外，社会变迁对法学的主体性、市場经济以及相关的价值法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1主体性影响

这里所说的主体性不仅仅是法律的主体性，更是国家的主体性，近代时期我国失去了自主权，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社会性质下，不仅是法律，经济以及政治等方面都失去了主体性，随之而来就是文化主体性的丧失。近代很多仁人志士，都为彻底改变我国的社会性质而出现了努力，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这是仁人志士通过的努力，使得更多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有不同的眼光来审视这个世界。更多的人开始对我国旧有的体制进行改革，其中法律就是最重要的方面。法学大的变革在我国社会历史变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社会性质不同，法律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也不同，从奴隶社会到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法律主体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研究方法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的变迁的确对法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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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经济体制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我国终于出现了曙光，中国共产党一直带领着我国走向了新中国的成立，之后开始以恢复各方面的建设为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各种经济性质的企业同时存在，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步确立了公有制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逐渐形成，这种经济体制在最初时期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积极影响，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这种体制严重禁锢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资源配置也同样存在着问题，因此我国事项了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大大解决了生产力，同时也是很多资源达到了合理的配置，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是巨大的变大，可以将其称之为摧毁与重建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势必会涉及到法律，有很多法律条款也可以算作是摧毁与重建的过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凸显出人的主体性，这是巨大的发展，也可以称之为巨大的进步。

2.3价值法学方法的影响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过漫长的时间，这是体制解放了生产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对人的解放，但是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还是人的解放都需要打破传统思维，重新建立新的思维，这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前，首先进行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思想意识的改变是一切变革活动的前提，而思想意识的改变也包括价值法学方法的变化，这一变革的过程中，法学发挥了其独有的作用，比如发展现代化理论等具有代表性理论的提出，通过法学理论的不断地讨论，人的逐渐的获得了正当的权利，某学者曾经表明资金的观点，无论是哪种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尊重主要是看使其是否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经过不断地实践的发展，只有能够让人体真正的形式到法律赋予的权利，并且能够保证公民的正当的利益，都是值得尊重的法律，上述的观点也是我国立法实现价值的重要途径。

西方启蒙运动期间，经济上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需要打破旧有的封建王权，以使自身能参与到政治决策之中以及思想上则需要从中世纪神学的、经院主义哲学中解放出来，为此则需要具有批判精神和反思能力的理论来应对这一挑战。此时一批持有天赋人权、自然法、社会契约等观念的思想家就出现了，他们思想的共同之处就在于设定了一个早于国家的自然状态并认为人权是天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套用洛克的话就是“这种自然状态乃是受这样一种自然法支配的，即为了促进人类的和平和维续，该自然法教导人们：人人都是平等和独立的，因此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自然法学派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具有的作用已成为历史公案，由此也说明，法学流派、法学方法在某一时间段的兴起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与社会的变迁有着深刻的关联性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社会变迁对法学研究方法的确产生了非常的影响，随着社会变迁的更加深入，这种影响会更加的深入，而无论是社会变迁，还是法学研究方法的改变，都需要传统的思维打破，不再受到传统思想的禁锢，这需要更多伟大的人物出现，也需要群众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1] 蔣苏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后“立法中心主义”的转向[J]. 河北法学. 2012（04）

[2] 张善根. 西方法学流派的逻辑起点及其局限[J]. 求是学刊. 2011（06）

[3] 李瑜青，张建. 论民间法研究的话语意义[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2）

作者简介：惠强（1978-），男，河南周口人，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学。

艺术观念的变迁及其特点研究 篇7

一、中西艺术观念的变迁

(一) 中国的艺术观念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藝, 种也。”艺, 是种植的技术, 直到今天我们仍旧把某些种植技术称之为“园艺”。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要求知识分子必修“六艺”, 所谓“六艺”, 即“礼、乐、射、御、书、数”, “礼”指礼节, “乐”指音乐, “射”指射箭, “御”指驾车, “书”指书写文字, “数”指算术。也就是说, “艺”从种植的技能, 进一步拓展为多种技能, 艺术包含技艺、技术的意思。

随着文化的变迁, 之后艺术的观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自魏晋时期始, 艺术不仅是一种技艺, 开始成为一种文化活动。魏晋时期, 中国出现了士大夫阶层, 士大夫作诗作画, 吟咏弹唱, 他们出于自己文人的身份, 认为艺术一方面承担着“成教化, 助人伦”的社会职责, 另一方面也充当着文人“畅神”、“自娱”的高雅文化角色, 艺术家的身份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如书法家王羲之和画家顾恺之, 其身份不是工匠, 而是艺术家。并且顾恺之创作《洛神赋图》, 其艺术创作目的不再是为封建伦理说教服务, 而纯粹就是艺术家抒发了自我对于一段美丽爱情故事的高度认同和赞美, 这是一种文人自娱和消遣的文化行为和文化活动。那么, 工匠与艺术家有何区别呢?我们知道, 河北保定曲阳有很多石雕厂, 石雕厂有很多工匠, 他们都掌握了高超的石雕技术, 追求技术上的精准, 但并不追求石雕作品形式上的创新, 这就是工匠的特质。20世纪初, 西方的艺术观念传入中国, 并结合着中国的本土文化, 对中国的艺术创作、审美趣味的新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20世纪初, 中国艺术界在造型艺术方面对西方“写实”画风的高度推崇, 就是中国艺术观念受西方艺术观念影响而发生转变的典型案例。

(二) 西方的艺术观念

艺术在英文中写作“ART”, 其词源是拉丁语, 是“技巧、技术”的意思。这一艺术观念, 一直持续到文艺复兴时期。如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 (B·Michelangelo) 是以大理石雕刻为主的艺术家, 其身份是隶属于当时的“石匠工会”。但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 也影响了艺术观念的转变, 人性复苏的时代主题, 使得艺术家不仅仅满足于自己作品的技术性, 更追求作品中能够体现出这一时代精神。因此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人的艺术创作行为, 尽管一方面仍受雇佣者限制, 但是已经开始在作品中抒发各自的人文主义理想, 达·芬奇喜欢在作品展示人的完美, 米开朗基罗倾向于在作品中展示人的力量, 拉斐尔则执着于展示人的美。西方的艺术观念开始从“技艺”层面发生转变, 艺术创作成为了一种肯定人本身的文化行为和文化活动。关于艺术家和工匠, 作为哲学家和美学家的康德明确指出二者的区别, “前者 (指艺术, 笔者注) 唤作自由的, 后者 (指手工艺, 笔者注) 唤作雇佣的艺术……”120世纪, 随着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出现, 艺术的概念再次变得模糊。如达达艺术、波普艺术等, 他们不仅颠覆了传统艺术观念, 甚至是一种反艺术的观念。他们的作品不注重艺术家高超艺术手法的运用, 而直接用现成品, 或者用现成品拼贴来完成创作。

综上,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艺术呢?艺术家罗伯特·梯勒 (Robert Thiele) 对于艺术的认识值得我们借鉴, 他认为艺术就是一个艺术家所做的事情, 2这就是说艺术是某一类人所表现出的一种行为方式, 艺术其实就是不同时期的艺术家以特定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对于时代精神的理解和把握。按照这种说法, 我们就既能够欣赏经典的艺术作品, 也能够接受另类的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了。

二、艺术的特点

人类所创造的艺术具有什么魅力和特点呢?

(一) 形象性

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是用抽象、概念的方式来反映客观世界。而绘画、雕塑、电影、戏剧、音乐、文学等艺术门类, 都是通过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 来反映艺术家对于生活的理解。普列汉诺夫说, 艺术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 也表现人们的思想, 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 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各个艺术门类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如绘画、雕塑、电影、电视、戏剧等艺术门类, 都会通过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 让欣赏者通过感官直接来欣赏。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画中所绘人物五百多个, 牲畜五十多只, 车辆、船只二十几个, 房屋楼宇三十多栋, 内容丰富, 画法精细, 直接描绘出了宋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场景, 让欣赏者可以直观的看到艺术形象。毕加索的素描《母鸡与小鸡》和《小公鸡》, 题材一样都表现鸡, 但第一件作品中, 为了表现母鸡与小鸡之间的温馨, 用笔繁多细密, 尤其通过轻柔的用笔, 表现出母鸡羽毛的温暖以及安全感;而第二件作品中, 在艺术形式上以有力的用笔, 描绘出小公鸡羽毛的坚硬, 成功塑造了一个个性十分好斗的小公鸡的艺术形象。总之, 艺术家为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 会选择最适合的艺术形式。

(二) 情感性

情感性是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人的情感创造了艺术, 艺术是人类情感的表现, 情感是艺术的生命。艺术一方面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同时也会融入艺术家的思想情感。艺术家往往会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倾注了个人的人生和社会理想, 以及丰富的情感体验。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 “艺术家由于受不可遏制的创作激情的驱使, 必然要不顾一切地去完成他的作品”, 也就是说没有丰富的情感因素就不会有好的艺术作品。中国的美学精神中很早就有“比德为美”的传统, 文人喜欢寓情于景, 寓情于物, 把自己的某种情感借山水、花鸟等事物予以表现。如中国绘画中的“四君子”题材, 所谓的四君子, 即梅、兰、竹、菊, 自宋代始历代画家都有以“四君子”为题材的作品, 在相同的题材中表现历代文人各自不同的情感体验。南宋末年画家郑思肖的《兰花图》, 艺术家借无根的兰花, 来表现个人心中因国破家亡, 流离失所而十分痛心和漂泊的情感。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 喜欢画竹, 在画中抒发自己对于劳动阶层命运的关注和理解, , 他说, “吾画兰、画石、画竹, 以慰天下之劳人也”, 作品中的竹子选择了细劲而有力的劲竹, 既表明劳动者生活的艰辛和顽强的生命力, 又表达了个人的人道主义关怀。

(三) 审美性

我们生活的世界中, 既有自然美的形态, 也有艺术美的形态。由于造化的力量而存在的一些美的山林, 清幽的河湖等, 都是自然美的形态, 没有经过人类力量的打造。而有些是人类所创造的事物, 如一些实用器物或艺术品, 其中实用器物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 而艺术作品则是为了使人精神愉悦的审美形态。经典的艺术作品创作出来, 其艺术魅力会持久不衰, 这就是艺术作品审美性的体现。德国18世纪著名美学家莱辛认为, “在古希腊人看来, 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法律”3。艺术的审美性, 既包括艺术作品的内容美, 也包括艺术作品的形式美, 并且二者是统一的。正如罗丹所言, “一幅素描或色彩的总体, 要表明一种意义, 没有这种意义, 便一无美处”。4如《拾穗者》, 画中的几位劳动女性从服饰和形体上讲, 不美, 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艰辛劳动者的质朴, 是一种素朴美。而老上海月份牌画, 虽然艺术形式上追求完美, 但是却没有实质性的内容美。每种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形式美, 艺术形式美的法则非常多元化。如古希腊罗马时代,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黄金分割”理论是艺术形式美的法则, 距今约2400年的古希腊帕提农神庙, 神庙主体由4根洁白的大理石圆柱环绕成一个回廊, 强调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 它的高、宽和柱间距等都符合“黄金分割”理论5, 造型典雅, 比例匀称, 就是该形式美法则的典型。随着建筑艺术的发展, 建筑师们扬弃传统的形式美法则, 开创新的艺术形式美的探索。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 的流水别墅, 其设计理念是追求建筑应与周围环境有机融合, 建筑应该在人类和他所处的环境之间建立联系, 能够反映人的需要和环境的自然特色, 是有机建筑的主张。按照这一理念, 该别墅外形简洁, 主体采用块状组合, 有雕塑感。两层平台高低错落, 与石墙相衬。平台下, 溪水潺潺流动。整个建筑与溪水、山石、树木自然结合, 仿佛是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一样。

注释

11.康德.《判断力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第149页.

22 .雅各布斯.《艺术和人文》[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年版, 第22页.

33 .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版, 第14页.

44.[法]罗丹.《罗丹艺术论》[M].人民美术出版社, 1978年版, 第52页.

清朝关税职能认识的变迁研究 篇8

1.1 对“保护”职能的独特认识

封建社会时期,小农经济的作用主要是解决吃饭、穿衣两大社会问题,但从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小农经济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上多种变化而给小农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危机,致使粮食价格持续增长。对这种情况,清廷初期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久而久之,对此才有所醒悟,并采用减免关税政策的方式来缓解农业危机,比如说,1720年,皇帝下诏将30万石罗米运到广东、福建、宁波等地区开展贸易活动,并明确规定此米“乃为公前来,不必收税。”此后,清廷对洋米便没有征过税。发展到1786年,有对再米来华的外洋商船给予了规定,即免纳船钞。清廷所采用的减免关税政策和免纳船钞政策受到了外洋商人的欢迎,随着运入粮食总量的不断增加,小农经济的发展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

1.2 对“政治”职能的独特认识

清朝时期的关税政策在政治职能方面具有特殊的含义,一方面是通过关税政策的有效实施提高“天朝”威望,维护“天朝”体面;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关税的减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国防安全。明清时期,中国外贸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贸易对象由最初弱小邻邦的商人逐步转变为带有先进武器的外来国家的商人,这些商人不仅占据了部分中国领土,而且还进行了肆意掠夺和杀戮。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只能采用减免关税的措施来维护国防安全。到了中期,清廷对于是否开海禁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部分大臣为了避免动乱发生,主张闭关弃税,但并未获得康熙帝的认同,对外贸易持续开展。但是到了统治末年,在吕宋和葛喇巴两处出现了“内地之民希图获利,往往于船上载米带去,并卖船回国,甚至有留在彼处之人”等情况,康熙帝意识到此种情况长期下去必将会威胁到国防安全,于是以关税短征为代价,将南洋贸易禁止了10年之久。

2 1840-1911年对关税财政职能地位的认识不断提高

2.1 1840-1860年东南官员对关税财政职能进行了反思

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东南官吏对关税财政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认为关税的财政职能应高于政治职能,这一看法与清廷恰恰相反,对关税职能的认识从此开始产生了分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对于道光帝在关税方面的见解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他认为: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战争后,关税的财政作用都应该在加强国家力量方面充分体现出来。随后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与此相同的见解,但道光帝对此并不以为然,仍坚持对关税职能的传统看法。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成为了清政府面临的两个重要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在抵御外来侵略的同时镇压人民起义,黄宗汉和何桂清在关税方面进行了改革,一方是以关税作担保,向洋人举借外债;另一方则是用关税来控驭外夷的陈腐观念,并且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2 1861-1895年清廷开始把关税财政职能放在首位

在1860年,清廷始终都将关税的政治职能摆在首位,但在1861-1895年,这一情况发生了转变,关税财政职能逐步取代了政治职能,变得尤为重要。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总税务司的设立,在19世纪60年代之前,对于海关税收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但随着海关税收重要程度的日益提升,海关总税务司也应运而生,负责与海关税收相关的一切事务。由此可见,清廷已经开始将关税财政职能放在首位。

2.3 1894-1911年清廷提高关税财政职能的斗争和末路

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爆发给清朝财政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得清朝财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这种情况,清政府所能采取的措施就是将关税提高。1896年,清廷就加税一事与众多西方国家进行了洽谈,由于洽谈结果未能协商一致,从而使得加税一事持续了两年都没有突破。之后的几年虽然也就此问题与西方国家进行了协商,但结果始终不尽人意,关税财政职能的提升始终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也没能有所改变。关税财政职能的提升之所以会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列强的反对和条约的束缚之外,还有就是列强的裁厘要求导致清廷与地方利益之间产生了冲突。所以,关税财政职能提升失败属于必然现象。

3 结语

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已经对清朝关税职能认识的变迁有了一个简要的了解,从分析中我们看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而言,关税斗争若想打开新的局面,就不能使关税具备像西方那样的常态,而是要通过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关税的财政职能和政治职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再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5,(01).

[2]陈艳芬.科学发展观视角下的关税保护职能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09.

关于商誉会计变迁的研究分析 篇9

一、商誉会计的基本概念

商誉通常是指企业能拥有或控制的可以为其带来超额经济利益的潜在经济价值, 通常情况下, 具有较高商誉的企业往往能够在行业内获得超过竞争对手的盈利能力。企业商誉的获得取决于多种因素, 如企业所处地理位置优越 (如赣南脐橙) , 企业信誉良好获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和信任 (如海尔电器) , 企业因技术先进或掌握了某种生产诀窍 (如苹果公司和索尼公司) 。商誉按其形成来源不同, 主要分自创商誉和合并商誉两种。自创商誉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创立和逐渐积累起来的能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经济资源。合并商誉则是指企业在合并过程中形成的, 由并购企业支付的价款, 与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如果合并商誉确认时的差额为正, 即形成正商誉;如果合并商誉确认时的差额为负即形成负商誉。商誉会计处理的关键点就在于如何合理地计量自创商誉和合并商誉, 使其能够更为公允地将企业价值在会计处理上得以体现。

二、我国商誉会计发展的历程

在国外, 商誉会计的发展经历了上百年的历程, 而我国的商誉会计制度发展不过短短二十几年。但是与国际会计发展相比, 我国在会计制度上的发展速度更快。我国最早关于商誉会计的规定是在1995年颁布的, 目前, 我国采用的商誉会计准则是2006年制定的, 在此期间, 我国商誉会计准则经历了多次变迁。

1995年2月, 财政部颁布《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 将母公司对子公司权益性资本投资项目的数额与母公司在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持有的份额相抵销, 这部分差额作为合并价差形成商誉。1995年4月, 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将购买企业所支付的价款扣除被收购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余额确认为并购商誉的成本, 而如何商誉为负则将其作为递延收益, 在5年期限内等额摊销并计入各期损益。1996年1月, 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 (征求意见稿) 》, 规定将购买成本超过购买企业可辨认资产和负债公允价值中股权份额时, 其超出的数额确认为商誉。这一规定明确了正商誉和负商誉的摊销期限, 正商誉在不超过10年的期限内采用直线法摊销并记入各期费用, 而负商誉则在不超过5年的期限内采用直线法摊销并确认各期收益。1997年8月, 《企业兼并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规定, 企业合并过程产生的商誉记入“无形资产——商誉”会计科目。2001年1月1日生效的《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将商誉确定为不可辨认无形资产, 同时规定企业自创商誉不能加以确认。

三、新会计准则对商誉会计的影响分析

2006年, 我国出台新会计准则, 在商誉处理方面又做出了诸多方面的调整, 其中有一些调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但有些做法还值得商榷。下边将结合新会计准则的若干规定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1. 新会计准则在商誉会计处理方面的优越性

2006年出台的新会计准则, 关于商誉会计处理方面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 明确自创商誉不予确认。基于自创商誉的形成过程较长, 且其价值构成复杂, 难以被可靠计量。新会计准则从谨慎性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的角度考虑, 规定商誉只在企业合并中产生, 即自创商誉将不予确认。第二, 对外购商誉按照合并类型予以不同处理。新准则在对外购商誉进行处理时, 将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做了区别对待。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被购买方的资产、负债按照原账面价值确认, 不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调整, 即不形成商誉。购买方按合并对价与合并中取得的净资产份额的差额调整权益项目, 即首先调整资本公积, 当资本公积不足时则冲减调整留存收益。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新准则采用购买法, 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企业所取得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会计核算。当合并成本大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时, 其差额将被确认为购买方的商誉;当合并成本小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时, 其差额将在复核后确认为购买方的当期损益。根据企业合并方式不同对商誉合并进行不同处理, 是基于我国国情的现实考虑, 目前我国企业合并多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合并对价并不代表公允价值, 因此也就不能以此为依据形成商誉。而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基本可以视为双方自愿交易的结果, 其商誉价值计量较为公允, 因此可以被确认为商誉。

2. 新会计准则下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1) 对商誉确认条件的设置。新会计准则规定自创商誉不予计量, 但往往自创商誉才是企业真正实力的体现。从商誉的本质来看, 具有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是企业商誉形成的基础, 企业有无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应作为商誉的标准。而商誉的形成过程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 单纯的产权交易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商誉。

(2) 对外购商誉的计量不能表现商誉性质。外购商誉的存在是因被合并企业的部分价值在平时未予确认, 而购买企业预期到这部分未入账的价值会带来超额利润, 而这部分未确认的价值就是被购企业的自创商誉。因此, 被购买企业自创商誉如果在平时就予以确认并入账, 在企业合并过程中就不会再有差价产生。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外购商誉实质上就等于被购企业的自创商誉, 只不过自创商誉在合并之前并未予以确认而已。新准则规定, 外购商誉是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在并购过程中, 合并成本与被收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并不能表现商誉的性质。

(3) 商誉计量方法不够准确。根据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 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应当确认为商誉。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商誉的计量方式较为模糊, 会导致很多不能具体辨认和可靠计量的资产被定性为商誉, 这就严重影响了商誉计量的准确性。

四、我国商誉会计的发展趋势展望

经过多年的摸索, 我国在商誉会计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任何制度的完善都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在商誉会计制度建设过程中, 必须立足国情, 走渐进式发展道路。

1. 商誉会计制度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商誉会计制度完善要循序渐进。任何实物的出现和变迁, 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涉及经济方面的问题, 其原因往往涉及市场、政策等多种不确定因素。因此, 进行商誉会计研究, 必须保持客观的态度, 从实际情况出发, 循序渐进的发展。虽然目前我国在商誉会计计量方面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但是从经济现状来看, 当前执行的会计准则无疑还是较为适合的。商誉会计制度的完善需要渐进式改革, 以便将其对社会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避免因制度变迁而付出过多的社会成本。

(2) 商誉会计准则的变迁应密切结合我国经济现状。在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下, 会计计量存在很大差别, 因此, 我国在会计准则建设方面, 不能一味西化, 适当借鉴国外先进会计理论无可厚非, 但必须以国情为基础。在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过程中, 相关机构应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环境和会计环境, 制定符合国情的商誉会计准则。

(3) 商誉会计准则应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商誉会计准则在实施过程中时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因此, 商誉会计准则的完善应根据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及时作出调整和修订。相关方面应制定严格的修订程序, 并确保会计准则修订的合理性, 避免因会计修订过于频繁而影响会计准则的严肃性。

2. 我国商誉会计发展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 我国商誉会计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 目前我国的资产评估水平较低。由于商誉难以单独产生现金流, 必须通过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而对资产组的确认就具有较高的随意性, 这一测算范围的圈定会直接影响到企业商誉减值损失的最终计算结果。减值测试的复杂性加大了制度的执行难度。另一方面, 我国的资产评估市场较为混乱。由于在应用减损测试法时, 资产评估机构在评估中要使用大量专业计量手段和方法, 并要求评估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职业道德。因此, 为确保减值测试法的应用效果, 有关方面应加强对资产评估市场的管理, 不断提高相关评估人员的素质, 进而提高我国整体资产评估水平, 为更为先进的商誉会计制度的出台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于婚姻支付变迁研究的文献综述 篇10

一、关于婚姻支付变迁的研究

1、从婆家和娘家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孙婷主要从新婚男方和女方家庭这两个方面展开, 同时以时代的变迁为线索, 对彩礼、嫁妆以及婚宴婚房等花费做了相关描述性分析。谢瑞凤同样从婆家和娘家的支付变迁展开研究。首先婆家婚姻支付:从家庭之间财产转移→婆家送给新娘的代际的义务型礼物→父母在世时便被开始瓜分的家产。其次娘家的婚姻支付:从无奈投入到家庭策略即娘家的弱投入:间接嫁妆的盛行→娘家的强资助:直接嫁妆———陪送的出现。如今, 我们可以看到娘家出现豪华奢侈的“陪送”, 娘家不再仅仅是将男方的彩礼换个行头当做嫁妆, 而是主动增加嫁妆的分量。

2、熊凤水则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展开研究。

这是从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为研究婚姻支付的角度。在家庭本位模式中, 婚姻并非仅仅是个体之间的结合, 而是家族之间的联结, 在个体本位模式中, 婚姻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的结合, 最基本的要素是感情。在家庭本位模式中, 以家庭共产为财产主导观念, 家庭成员个体之间的财产边界是模糊的, 于是家庭财产的绝对支配权掌控在家长的手中;婚姻支付权也掌握在家长手中。在个体本位模式中, 因为个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私有财产, 因此内部的财产边界较为明晰, 子女要求和家长共同支配家庭财产。子女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 也就拥有了选择爱情的权利。在家庭本位模式中, 家长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在个体模式中, 个体独立意识逐渐增强, 家长的传统权威开始丧失, 父子之间的关系日趋平等。在家庭本位模式中, 新娘基本被当做客体, 不会顾及其太多感情。家庭为之赋予的使命便是为丈夫家庭生育子女、延续香火, 而在个体模式中, 女性有自己的话语权, 家庭建立在感情基础上, 家庭关系的主轴是夫妇关系, 父子关系是配轴。

3、贺春霞从婚姻支付的分类展开研究。

通过分析婚姻支付类别名目的变化进行研究。 (1) 基础性经济支付, 包括新郎或新郎家支付给新娘或新娘家的财物, 或者指新娘或新娘家支付给新娘和新郎的财物。主要从婚宴花费、彩礼、嫁妆和压箱钱来考察基础性经济支付。婚宴花费的变迁:以两倍增幅急剧增长。礼钱和“三金”主要包括钱、衣服等。另外“三金”的普及加速了彩礼的增加, “三金”即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嫁妆:不断涌现的新商品带动了嫁妆支付的迅速增加。床上用品、厨房用品、家具是1983一2004年一直都存在的。压箱钱:数量上变化不大, 形式上却推陈出新。放到姑娘装衣服的箱子里面, 同时, “压箱钱”的给法有了一定的变化, 现金的方式→直接给女孩→放存款单。 (2) 行为性支付, 为整个婚礼过程婚礼进行所付出的劳动, 特别是技能性劳动及报酬。 (3) 信仰性支付, 以婚姻习惯和风俗为基础的支付。传统信仰的淡化带来支付的递减。汉民族婚俗中的祭祀性仪式主要有祭祀神灵、拜天地、拜祖先等。如今, 当地信仰性的支付则主要有择日请期等等。信仰性支付有着和其他支付性质根本不同的地方, 即必须支付。 (4) 工具性支付, 即在娶亲时所支付的交通工具等的费用。随着择偶距离的加大,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分别在两个家庭举办婚礼, 工具性支付也就不再成为人们必须支付的部分。从婚姻支付分类展开研究能够较为全面的分析婚姻支付的变迁内容, 而从婚姻支付的流向和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展开研究则拥有充分的理论基础支撑, 关键是对婚姻支付变迁的纵向研究把握。

二、关于婚姻支付变迁的意义研究

李银河已论述了婚姻支付形式变化带来的重要社会和文化意义。在她的研究中, 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婚姻支付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在男女方家庭之间进行的婚姻支付例如必要可观的彩礼, 渐渐变成主要是在男女方家长与新婚夫妇之间进行的婚姻支付例如女方重视陪嫁。因此, 现在的婚姻支付已经不是很讲究彩礼的分量, 而是更加重视女方的嫁妆。这一变化体现了北京甚至我国的社会变化, 特别是女性地位的转变。过去婚姻支付主要体现在男女方家庭的之间, 现在关注的是父母与新婚家庭的支持关系。费孝通曾指出:高额彩礼是男家对女家转让劳动力的补偿, 这样看来, 彩礼等于是将女方从女方家庭“买”来, 以安慰女方家庭的报酬。因此彩礼具有很现实的经济意义, 虽然体会到很明显的金钱上的赤裸, 但是这种“交易”作为一种婚姻行为规范而被人们所接受。根据他的观点, 这种彩礼具有婚姻文化意义。目前, 从社会学方面看, 彩礼的重要性已经发生变化, “这些聘礼和嫁妆事实上都是双方父母提供给新家庭的物质基础, 同时也是为每一家物质基础定期的更新”。上世纪, 在江村的调查中他了解到, 男方提供的的彩礼并非完全交予女方家庭, 因为这些聘礼要作为嫁妆陪嫁到男方。女方家庭会提供相等量嫁妆, 因为此时嫁妆的多少对女儿在新家的地位有重要影响。

在杨善华看来, 结婚消费是社区亚文化作用的结果。社区亚文化则决定着结婚消费的倾向与投入比重。农村的结婚消费, 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结婚消费本身不是孤立的社会文化现象, 它与社会的婚姻文化模式和家庭制度都有内在联系。所以, 当由经济发展导致的社区亚文化的变化已经导致了社区亚婚姻文化模式的变化的时候, 结婚消费的模式显然也要有所变化。吉国秀通过研究辽宁清源镇的结婚消费发现, 如今婚姻支付在不断上涨, 一方面是子辈家庭地位的上升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姻亲家庭对传统的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沿用, 并深刻影响着姻亲秩序。女方家庭利用在婚姻支付中的权利, 争取与新家庭建立联系, 以取得与男方家地位平等的地位, 改变姻亲关系。这对于亲属制度稳定的当地居民来说意义尤为重大。

三、简评和启示

通过查阅婚姻支付研究的相关文献, 了解到国内学者主要从民俗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对嫁妆、彩礼、婚宴、结婚总费用等方面进行婚姻支付研究。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风俗习惯等因素对婚姻支付的影响以及婚姻的社会文化意义往往是学者关注的热点。但是大多数学者更加关注农村婚姻支付变迁研究, 从中得出适用性较强的结论, 关于城市婚姻支付研究相对较少, 城市农村对比研究则是空白。中国婚姻支付变迁研究大多依赖西方理论,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家庭理、社区情理理论、布鲁默的符号互动等。这些研究缺少中国本土理论的支持。

婚姻支付随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变化水涨船高。随着房价等物价飞速上涨, 独生一代成为适婚的主要群体, 然而无论彩礼和嫁妆的形式和内容如何变化, 婚姻支付的项目都将有利于新婚夫妇新家庭的创建。正如孙婷所说, 这将逐渐成为一种策略。由于地域差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尚未形成相关实证调查研究标准。但是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借鉴, 城市婚姻支付变迁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变迁原因及其影响都可成为婚姻支付研究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三联书店, 1985, 第145页.

[2]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M].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7, 39-40.

[3]杨善华.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农村的家庭和婚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第155页.

[4]李银河.婚礼的变迁[J].江苏社会科学, 2002 (5) :73—76.

[5]熊凤水.婚姻支付实践变迁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转型——基于安徽南村的考察[J].云南社会科学, 2009, (1) :127:130.

[6]贺春霞.中部乡村婚姻支付变迁的实证研究——以枝江市Z村为个案[D].2006.

[7]谢瑞凤.农村婚姻支付变迁研究——以房家庄为例[D].2008.

[8]孙婷.农村消费变迁研究——以河南潢川B乡为例[D].2007.

在京工作的闽南人的文化变迁研究 篇11

关键词：文化变迁；文化保存；文化融合；闽南；北京；移民

1.关于文化变迁和移民的研究

1.1文化变迁。文化保存、融合和创新可以归纳成文化变迁。文化变迁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于群体社会内部的发展、变迁使其文化发生着变化；二是由于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相互接触，因适应环境的改变而发生文化的变化。关于文化变迁的研究在研究角度上分为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民族文化变迁研究、移民文化变迁研究。在社会文化变迁研究方面，学者们通过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政治、生活生产方式等探讨社会文化变迁，分析此文化变迁过程的成因和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在民族文化变迁研究方面，学者们以各民族的文化创新为研究对象，探讨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变迁。在移民文化变迁研究方面，很多学者研究移民及其文化在渗入新环境时的反应，分析当两种文化相互接触所表现出来的各方面的文化适应①。

1.2 关于移民的研究。城镇化背景下，很多人去大城市工作多年并最终定居在异地，他们可以称之为移民。关于移民的研究很早就有。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从史学上研究移民的迁徙史；有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移民的文化适应、文化认同和社会融入等；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研究移民，大多数的学者是从生态移民的角度进行研究，有些从其他方面研究，比如政策性移民等；对于自发性移民的研究多关注于社会融入和规模调控，对其文化方面的变化研究涉及较少。

目前关于为何移民、影响移民的因素和移民为何持续的研究较多，关于移民的后果以及移民融合与转型的研究相对较少②。本研究试图通过调查生活细节和观念等，从而深入理解移民群体的文化变迁过程。

1.3关于移民的文化变迁的研究及意义。在移民的文化变迁中存在存在主体与客体。研究者多从主体或者平视者角度谈移民的融入和认同，或是从移民流入地的角度研究融入问题而很少以移民团体的源文化为主体来谈它们在异地的保存情况。即使有，也多集中于跨国流动的移居者或者是少数民族③，对于汉族移民的研究很少。事实上，在中国占最大数的汉族，在移民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生存环境的改变，为了适应环境，出现了文化的涵化和同化。对于这些汉族移民来说，其文化变迁情况的研究将会是一个新领域。因此，对当前移民中的文化变迁的特征、过程及影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研究对象的典型性

福建人有着集聚生活、集中活动较为频繁等特点。他们的社团组织及活动比较丰富④，在北京的外来人口中，以河北、河南、安徽和山东等省份居多⑤，但福建相对于其他省份的团体，文化基因较为强大，他们的经济实力一般能够支持文化传统保存，他们的家族观念较安徽河南等省份也强一些，对文化较为看重。福建的文化又分为闽东、闽南、闽北、闽西和莆仙。研究选择在北京生活工作多年的闽南人作为研究对象。

3.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的研究方法。

访谈稿和问卷的编写。大部分研究文化的人认为文化可以分成若干层面。如安宇认为文化呈现为一个立体系统：由外至里依次是：物质层次、心物层次和心理层次。前面部分包括可视的东西，如衣食住行。中间部分包括风俗习惯、社会组织等机构，最后部分指的是人们的文化心理状态，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民族个性等等。三个层次中，就文化推进的速度来讲，前者最快，中间次之，心理层次表现最为艰难⑥。与此相类似的，有研究者把文化分为物质、行为和精神三个不同的层次。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一般归于物质层次；社会交往、婚姻生活、宗教行为等一般归于行为层次；价值取向、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宗教信仰、法律制度等一般归于精神层次⑦。故访谈稿和问卷时也主要从语言、饮食、节庆习俗、对下一代的教育、信仰观念、社会交往和适应等几个方面来编写。

为了更好地反映文化的变化情况，选择调查对象为在北京5年以上、有稳定住处和工作的闽南人。

4闽南和北京相关社会文化背景

闽南人具有的人文特征是：知权变、善经营、敢拼搏、重乡情。闽南语是闽南文化的代表之一。闽南地区主食以稻米为主，节庆期间会做一些糯米点心如糍粿等；对闽南人重要的节日有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和冬至，所以问卷设置了对这几个典型节日的问题；民间信仰是闽南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南各地宫庙林立，供奉的神灵众多。闽南人崇文重教，有浓厚的家族观念与乡土情结。北京是国内移民的几大目的地之一。北京传统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饮食方面属于北方特色，主食以面食为主。当代北京城市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多元性。

5文化保存与汲取融合创新情况

研究深入访谈了五位闽南人，收集到39份有效问卷，研究结果分析如下：

5.1语言。有研究表明，语言这一维度是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一个判断指标，尤其是语言的偏好⑧。在接受语言调查的人中所有人工作时都用普通话而不用闽南语，在北京下班回到家仍有78%的人使用普通话，只有20%的人使用闽南语，有2%的人闽南语和普通话都说。即使在老乡聚会时，有20%的人用普通话，50%的人既用普通话又用闽南语。可见在北京家乡方言很少有被用到，方言呈现弱化的趋势：62%的人觉得自己的闽南语口音有变化，其中50%的人口音变化程度比较高。有35%的人为了生活工作方便而有意学北京口音。另外在有12人参与的子女部分调查中，67%的人的子女不太会说闽南语，42%的人的子女完全只会讲普通话。闽南语在异地的传承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5.2饮食。在主食上方面，米饭不再作为单一的主食，对面食的接受，是对主食的反应。另外，学会做北京特色菜如炸酱面等，是移民对当地饮食文化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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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的人表示来京后口味變了，普遍反映是变重口，如变得重咸重辣，咸辣并非北京菜的口味特点，这可能与川菜在北京普及有关。可见闽南人在北京的文化上受到不止北京或北方的影响，北京现在已经是多种文化并存互相影响的状态。

茶本是大多数闽南人日常生活不可少的，是代表闽南文化的要素之一。调查显示原先有每日喝茶习惯的人中50%的人喝得比以前少或几乎不喝。这可能与大城市的生活节奏快有关。

研究对象表示他们在北京如果想吃家乡菜，可能会自己做或去闽南菜馆吃，也会让家乡人寄一些特色食物过来，或者自己从家乡返京时带上。从家乡带或寄土特产过来，是移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在北京工作的闽南人来说，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制作复杂耗时的闽南传统食物如炸枣、糍粿、芋包等很难亲自动手做，但是面线、炒米粉、番薯粥还是会经常在家做的。润饼菜偶尔有人做。在北京缺少食材，如笋和海鲜等也是他们不做那些传统食物的原因之一。

5.3节庆习俗。闽南人常过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等节日。但来到北京后，很多节日习俗已经省去，或者说无法开展。有些闽南人因为配偶是北方人，有些节日如冬至在北京就不过了。有些闽南人到了北京后才开始过的节日如小年，这是文化融合的迹象。所有接受调研的人都会保持并热衷于亲友聚会的传统，可见闽南人的团结相亲精神仍然不变。

5.4信仰观念。祭拜神灵和祖先是闽南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每逢节日是必拜的，有些地方每逢初一十五都会举办敬神孝祖活动。但是调查显示，来北京后，90%的人都没有祭拜活动。原因是在北京没有祭拜的地方，也没有祭拜的氛围。

闽南人一直教育子女要爱拼敢闯，这一观念没有多大变化。

总结：结合访谈和文献资料，得出如下结论：（1）来自城市的移民的文化融合程度显著高于来自农村的移民。家乡属于城市的移民，对于作为城市文化共同特征的现代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比较熟悉。而来自农村的移民，他们不但面临着巨大的城乡文化差异，更可能因为在社会交往中带着鲜明的乡土文化特征而受到迁入地居民的排斥。为了维持自尊，他们很可能对移居地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采取拒斥的态度。（2）未婚新移民比已婚新移民的融合程度高。已婚新移民的闲暇生活的重心从家庭外部转向核心家庭内部，降低了与本地居民交往的可能性，学习移居地语言、了解移居地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的机会相应减少。（3）从访谈和现有样本量看，闽南人其原文化在北京保存情况较弱，但文化融合度也不高。这可能与“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有关。新移民不用学习北京话、北京风俗和待人处事的方式就可以较好地生存。北京城市文化本身就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因此，新移民有可能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而在移居地很好地生活。另外，在当代北京，不是单纯的主流与适应群体模式，而是很多个非主流群体与主流群体共存的模式，多群体文化彼此互相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不会那么强势地发挥出来。（4）文化中的某些部分是表层性的，易被模仿、改变、消解或遗弃；而另一些部分是深层次的，深藏在内部，是族群文化的底层积淀物，常常成为族群文化表征的实在力量，不易改变或消解⑨。表层性的文化总是因为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改变，以及人口的流动和文化本身的流动发生变化，具体的方面有生活习惯、饮食、服饰、语言等。深层性的文化，总是在不断地延续，如观念信仰等。

注释

①任广跃：《移民的文化变迁研究——以金银滩为例》，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第11、12页。

②周聿峨、阮征宇：《‘第二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合作会议’综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02）：78-80页。

③李加莉：《文化适应研究的价值及问题：一种批评的视角》，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II页。

④高红霞：《上海福建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北京外来人口来源地（2005-2010）微信 《逃离你终将衰落的家乡》

⑥安宇：《冲撞与融合一中国近代文化史论》北京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⑦李静：《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⑧李加莉：《文化适应研究的价值及问题：一种批评的视角》，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31页。

⑨任广跃：《移民的文化变迁研究——以金银滩为例》，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第45页。

参考文献

[1] 高红霞.上海福建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 石奕龙，余光弘. 闽南乡土民俗[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3] 高翔. 闽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4.

[4] 林华东.闽南文化：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5] 王东，王放.北京魅力—北京文化与北京精神新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郑也夫.众生的京城[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7] 缪青.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发展报告（2013-2014）[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8] 安然等. 跨文化传播与适应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9] （美）科塔克.文化人类学：欣赏文化差异[M].周云水，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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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庞朴.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12] 刘华芹.变与不变：21世纪一个中国村落的民族志研究[M].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13] 李加莉.文化适应研究的价值及问题：一种批评的视角[D].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14] 阿尔爱·沙太. 变迁与融合_北京哈萨克移民都市适应性研究[D]. 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5] 任广跃. 移民的文化变迁研究 ——以金银滩移民为例[D]. 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6] 黎族的文化适应：特征、影响因素及理论模式[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17] 周聿峨，阮征宇.‘第二届海外华人研究与文献收藏机构国际合作会议’综述[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02）.

研究的变迁 篇12

1.1 研究背景

对于南京城市历史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从考古和历史文献整理以及历史地图复原的角度进行研究, 包括南京大学蒋赞初先生的《南京史话》, 马伯伦、刘晓梵等的《南京建置志》等;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的有南京大学教授姚亦峰所著《南京城市地理变迁研究》等;从南京古城格局的角度研究的有东南大学阳建强教授的《南京古城格局的独特魅力与保护延续》以及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超的论文《南京古城空间格局保护研究》等。

然而目前对于南京城市演变和发展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例如还不能对历史地图进行量化分析、研究成果与城市发展的现状难以整合、城市核心区域的考古发掘还是片段性的、还不能全面揭示南京城市的历史格局。

1.2 城市历史空间的逻辑

城市空间变迁的研究要探明历史空间表象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图式。本文是对南京的历史地图以及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划分空间文化层的方式, 从而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 将历史地图在现代地形图上重绘, 进而对具有代表性的南京历史空间进行解析, 以寻求南京历史空间演化的空间逻辑。分析成果可以作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信息基础, 并可以成为具体地块城市设计及建筑设计的参考依据。

2 基于城市空间格局与山水格局的南京城市历史空间的分层研究

2.1 空间分层的依据

对山水格局与城市空间的分层有两个依据:1) 南京历史人口变化。它反映出历史上南京的毁灭—重建过程, 城市在每次重建后都形成了新的模式, 城市空间变迁的逻辑就隐含其中 (见图1) 。2) 山水格局的变化。自远古以来, 南京的山水格局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直接影响了城市空间格局的生成与发展。

2.2 南京城市空间的分层研究

2.2.1 历史分层一: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时期

一般说来, 早期城市的选址多出于军事及政治目的, 对自然山水的依赖便是如此, 如此自然山水就成为城市空间的要素之一。越城、冶城与金陵邑都依山傍水而筑, 沿秦淮河布置是充分考虑到军事需要。此时的南京城除山岗丘陵以外其余地方均水网密布, 是典型的“江南景观”, 而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城市完全依附于山水形势。

2.2.2 历史分层二:六朝—隋唐—宋元

在这个时期, 南京城市建设达到了它的第一个高峰, 魏晋以来盛行一时的道家思想成为此时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之一, 促进了城市与山水格局的互动发展。

六朝时期的建邺城和后续建康城处于钟山一系列余脉所形成的半圆山系以及秦淮河半圆水系中, 面向聚宝山 (雨花台) 和牛首山。这一环形山水, 满足了六朝城市在军事、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发展。原先作为自然水系的青溪、运渎和潮沟等都已经过人工修整, 成为人工景观的一部分, 具有特殊的文化意境。城市空间已经不再依附于自然, 山水格局则成为城市空间的组织部分, 二者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南唐的金陵城传承了这种互动趋势。城市因规模扩大中心南移, 又强化了在南京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外秦淮河的人文化进程, 但同时也逐渐出现一些互动“过度”的现象, 如青溪下游由于南唐城市建设而被堵塞。

2.2.3 历史分层三:明—清

这时南京城市建设达到一个历史巅峰时期, 明都城将周边山水尽数囊括其中。明代南京外扩范围达200 km2左右, 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山水城市。这使城市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控制山水环境的意图。

明代南京城还延续了古代“事死如事生”的传统, 进一步强化了城陵一体的城市空间, 使得城市与山水格局的发展交相辉映, 都城空间的皇家文化意义得到提升。明南京所开创的大山水格局一直影响到现代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

2.2.4 历史分层四:民国时期

整个清代及民国初年的南京城仍然在明初形成的框架基础上发展, 但空间格局与自然环境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此时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已影响到中国的城市建设。1928年～1929年的“首都计划”不仅是当时中国城市规划的一个典范,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并与山水格局产生了“过度”的互动, 如中山路建设时切断了鼓楼岗与北极阁山系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 由于林荫大道的规划建设, 又使得城市空间与山水格局的互动以新的方式体现出来。此时期的空间格局与环境之间也形成了新的互动关系, 为现在南京城市“山—水—城—林”格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南京城市历史空间与自然山水圈层的互动关系

在南京, 城市中心始终游移于不同规模山水格局的中心位置, 且处于不断地重建—毁灭过程:社会变革使得重建成为城市转型的一种基本状态。这种重建是城市历史空间变迁的动力, 并通过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的互动而表现出来。从南京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越城开始, 城市空间就选址于内层山水之中, 至南唐时金陵城才突破内层山水的限制, 开辟了中层山水中的外秦淮河。而明南京的大山水结构则将三层山水圈层全部并入, 奠基了现代南京的基本格局。三层山水圈层 (见图2) :内层山水:钟山余脉各山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鼓楼岗、五台山和清凉山等一系列低矮的山丘、内秦淮河等;中层山水:外秦淮河、雨花山、护城河、玄武湖、红山等;外层山水:钟山、牛首山、燕子矶、幕府山、长江等。

4 结语

城市空间的逻辑性主要由秩序性逻辑——具有动态性和可变性、方位性逻辑——空间发展方向和程序性逻辑——空间演化进程三个方面所构成。城市的空间具有坐标系, 所谓空间坐标系在城市发展演变中表现出来就是城市空间文脉的发展, 而城市空间变迁就是坐标系中的回归曲线, 其中空间主体可以作为反映演变进程的坐标轴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 城市空间变迁的逻辑研究是城市空间文脉研究的组成部分, 是梳理文脉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1]姚亦峰.长江下游变迁与南京古城景观的形成[J].风景园林, 2005 (4) :67-72.

[2]卢海鸣.六朝都城[M].南京:科学出版社, 2002:26-27.

[3]姚亦峰.南京城市地理变迁及现代景观[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48-51.

[4]阳建强.南京古城格局的独特魅力与保护延续[J].城市规划, 2004, 28 (12) :41-46.

[5]尹超.南京古城空间格局保护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