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住文化的变迁论文

中国居住文化的变迁论文（共5篇）

中国居住文化的变迁论文 篇1

摘要：本文意在厘清中国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发展过程与发展状况,分析其演变的内在动因与外部形式特征,分三个时间段阐述了近现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形成、特点与发展危机,并尝试探讨未来中国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城市,居住,空间模式

居住空间模式是指大量具有相同属性的住宅建筑聚集所呈现出的一种空间特征,主要包括住宅建筑在空间中的分布形态、住宅建筑的空间组合形式、居住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等方面。

我国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变迁从1840年后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第二阶段:建国后至上世纪九十年带末。第三阶段: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住宅商品化至今。居住空间模式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呈现出明显的变化特征,从传统社封建会的封闭式的居住空间模式到商品经济发展时期的逐步开敞,面向街市,再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时代的再次分区封闭到当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模式多样化的面貌,无不是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而存在的。

一、中国传统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特点

我国的传统居住空间模式,大体可以分为与自然交融的传统乡镇居住景观模式和封建统治下的城市居住景观模式,这两种形态也并非泾渭分明,它们都受到政治体制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政治体制是隶属于传统文化的),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大地上交织演变出别具特色的居住景观。

古代中国由于崇尚礼制、孝道,重视家庭,在乡镇发展了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居住分布模式,宗族长老建立并维持着本族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秩序。大大小小不同层次的祠堂分布于聚落之中,住宅一般以多重院落的形式聚拢在他们所属的祠堂周围,形成团块,这种以院落为单元的集村式的空间布局在今天很多地方都还有遗存。

我国传统城市居住形态大体则分为两类,一类为皇城,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图从政治军事要求出发而建立的城市,布局较为规整,对居住区有专门的规划。商周出现了最早的居住区“里”,居住区内基本上按职业、阶层组织来划分,并不十分强调等级礼制与方位尊卑等礼制秩序,这些都与当时统治阶级对人民的严格管制与防范有关。另一类是由于经济发展由“市”不断扩建而成的城市,布局有一定自发性。特别是宋代,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民间社会日益活跃,里坊作为一种法定社区被逐渐颓废,坊墙被逐渐拆除。(但直至今日,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地名中,还大量保留着里弄、里巷这一类的称呼。)北宋晚年,东京汴梁产生了按街巷、分地段组织城市居民生活的街市制。大小坊巷和院落均可直接面街开门,居住建筑与商业建筑混杂布局,营造出充满活力的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由经济发展而自发形成的城市,其住宅一般都在城市内部沿街道、河流布置,商住混合,前店后宅或是下店上宅,这种居住空间模式的形成是与传统小农经济相伴相生的小规模家庭企业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发展的结果相适应的。

二、在西方理论指引下的近现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变迁与探索

(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

从1840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被强行输入。20世纪初至40年代新建了一批根据西方住宅建筑样式建造的花园洋房,这些住宅由于既考虑到日照、朝向、通风并配有厨房和简单的卫生设备,又代表了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受到到晚清的遗老、民国的官绅的青睐,他们一般选择居住在这样的新式住宅里。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南京、青岛、武汉等地的民国公馆区官邸别墅群等,这些别墅群以独立院落为居住空间单元有机分布在较为封闭的居住区内。在空间组合上,以景观整体性为主体,住宅建筑围绕景观组织规划,争取最佳的居住和观景效果。2

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也开始接触到西方新兴的城市规划思想,在国内他们积极宣传欧美的市政改革和城市规划的理论与经验,呼吁以“分散主义”为原则进行田园城市建设;模仿西方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建立独立的住宅区;对城市私人房屋规划从位置、高度、材料等方面加以限制;关注城市的社会功能,主张发展公共娱乐功能空间;建立完备的城市规划法。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不安,统治者即便有心却也无力去实现这些乌托邦式的构想。1从好的方面看,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并未过早走上机械主义的规划道路,保留了传统城市的活力与生机。上流社会的居住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城市底层人民的居住面貌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二)建国后至上世纪九十年带末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学习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工业化大生产与集体主义思潮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我国借鉴了以邻里单位理论,发展起“单位大院式”的住宅小区模式,住宅作为基本物资按计划分配,一般企事业单位、机关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居住区内配有浴室、食堂、小卖部等基础设施。这一时期住宅建筑层数低而密度高,同一居住区内建筑样式单一,按行或列排列。这种空间组合形式表现出一种统一性和次序感,缺点是过于单调,缺少变化。住宅建筑单位面积较小、有明显的功能分区,但经常是几户人家共用厨卫等设施。土地的集体所有与长期小农经济的影响,居民都会利用楼前屋后的土地进行生产种植,在有限的土地上架鸡笼,开田垄……,这种居住空间模式的特点是对外相对封闭,对内较为开放,居住与工作地点临近,上下班交通较为方便,社区内邻里关系较密切,既能够提供互助也便于集体成员互相监督,这些“单位大院”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个以大集体为中心相对独立的单元。这样的居住空间模式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一个中间阶段,同时也与集体主义思潮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

三、当代中国城市居住空间模式呈现的特点

20纪90年代后,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城市化浪潮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1998年7月1日国家正式取消实物分房,宣告了住宅商品化时代的到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居住空间模式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

1、旧有的居住区逐渐衰落,新建住宅向市郊不断蔓延,新旧居住模式并存,城市居住规模不断扩大。较为显著的是商业区、工业区、居住区开始逐渐分离,由开发商投资新建的新式居住小区在城市中纷纷涌现,并与工作区相对隔离开,随着城市化与居住区建设热潮的进一步发展,主城区的土地已经不堪庞大人口的负荷,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居住空间不断向城郊延伸。另外,社会关系的变革使传统大家庭逐步解体,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核心化,许多新型居住模式如SOHO、青年公寓、老年公寓等相继出现。新建的居住区一般规模较大,重视基础设施的配套设置,对于景观营造也较为用心,同一居住区内建筑样式注重统一并有所区别变化,住宅建筑的排列一般呈现组团形式并与地形紧密联系。旧有的街区式的居住模式在老城区仍有部分保留。

就像美国经济学家Barry Naughton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中指出的那样,当前的中国是一个传统与当代,社会主义与市场等混杂在一起的经济体。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信息技术已经逐渐成熟,但是农业和手工业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大量农民失去和土地的联系成为廉价的城市雇佣工,众多的家庭小企业也在跨国公司林立的城市缝隙中求取生存。因此,与复杂经济状况相适应的居住空间模式的新旧杂芜也就不足为奇了。

2、按经济地位来划分居住区域,居住区的封闭性越来越明显。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分异性”增强而“共生性”变弱。住宅不仅仅是人们栖身的场所,它还包含了居住者对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往对象和生活方式的主动或是被动的选择。不同社会群体,由于受到不同的结构性条件的制约,选择了不同的居住区域,在生活指标和居住环境近似的社区中,聚居人群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也大体相当。

如果说旧有的“单位大院式”的居住空间模式是将人群按职业进行了划分,今天的商品化的住宅区则将聚居的人群按收入来进行划分。在当今的中国城市,人们按收入和阶层来聚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居住区的封闭性也进一步增强,标价较高的小区占据了公共资源较好的地段,这些居住小区一般都设有门禁,将自己占用的公共空间的资源禁锢起来,贫困人群被逐渐排挤到城市中心以外的环境相对较差,基础设施薄弱的地段居住,对公共空间资源占用的不平等,是当今社会的矛盾之一。

3、居住区设计受外来文化影响日趋多元化,本土化居住空间设计开始被重视。

随着人们视野的不断扩大、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对于居住的要求从住宅建筑单体质量扩展到整个居住环境的质量,开发商投其所好,开始营建具有不同地域美感的居住景观。欧式洋房与中国古典建筑都成为新建小区住宅样式争相效仿的对象,传统园林空间的布景手法也被借鉴到居住区的设计中。

21世纪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地方特征的丧失等问题使人们开始关注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在居住设计上重新考量本土标准,如2007年王澍设计的钱江时代垂直院宅,将传统江南院子横切一刀,将它立起来之后,变成两层院子,家家都有前庭后院,每个院子都有茂盛的植物,企图在现代化都市中重现江南小院的生活。2008年马岩松曾做过的题为北京未来胡同设计的项目,在不改变传统居住空间模式的基础上对传统四合院进行改建,既增加了卫生设施又保留了传统四合院的形态特点。

在各国,如何保护延续城市居住区的历史文脉都是一个难题,新旧文化力量对垒相持不下,结果往往是由政府出资来保护旧城,维护旧的居住空间模式,发津贴补助愿意继续居住在老城旧宅中的居民,如意大利的罗马,我国的苏州、丽江等城市,并继续在旧城周围发展新的市镇,产生新的居住空间模式。

结语

纵观从1840年至今的中国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变迁,体现出多种力量的博弈,如人与自然、专政与民主、地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等。城市居住空间模式必然受制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但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地域性特征差异逐渐减弱并呈现全球化趋势,社会制度也直接影响到城市居住景观模式,当专政的控制力较强时,居住空间就呈现出几何分区明确,对外封闭,民居住宅建筑形制单一等景观特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居住空间模式则又会呈现出向复杂有机形态的布局发展的趋势,边界也会较为变得较为开敞,住宅建筑风格呈现多样化等特点,另外,本土文化会不断受到新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外来文化形态的挑战,并日趋兼容。未来的理想的居住空间模式应该更为人性化并注重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刚.明国时期中国新型市政学者的城市规划思想研究[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9)

[2]赵军周贤.景观设计基础[M]2011年7月第一版

中国居住文化的变迁论文 篇2

当代中国消费文化的变迁与构建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传统的`文化秩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通过对中国当前的消费文化的现状和变迁走势的价值审读,以构建合理型消费文化模式,是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的必然选择.

作 者：邓欢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7) 分类号：G1 关键词：消费文化   变迁   构建  

中国传统居住文化的设计思想 篇3

居住环境是人们生活空间和艺术形象的对立统一体, 人们有意识的建造, 从根本上区别了动物的筑穴和筑巢活动。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和理解必然体现其中, 不仅作为生活方式体现于生活空间, 还通过意识形态范畴的审美观念以及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建筑艺术与绘画、雕刻造型艺术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空间性以及空间的序列和形象性, 建筑空间不仅具有直接的实用价值, 且有重要的审美价值,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就是建筑艺术的魅力所在。

“食必常饱, 然后求美;衣必常暖, 然后求丽;居必常安, 然后求乐。”对于人类, 如果说原始洞穴的壁画和装饰还是先人为满足遮风避雨、防御野兽攻击的实用功能之后需求的话, 那么, 在这种实用需求满足之后, 一种不自觉的原始美感就转变成一种自觉的审美意识。这时, 人类对居住的要求并不仅满足于"安", 还要追求其“乐”和“美”。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也可看出, 人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 现代人的居住需求已向更高层面迈进。

中国古人把自然看成美学的最基本原则和最高原则, 自然在人们的心里是一个可亲可近的审美对象, 对它的欣赏不仅存在于物质层面, 而且融入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上出现了“比德”和“畅神”的审美观, 人们把自然景物拟人化, 赋予它们不同的格调和性格。“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即使不能游览自然山水, 也要在自己生活的空间把自然的气息带进来。这种对大自然的欣赏和赞美之情不是可有可无, 而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因此才有"智者乐水, 仁者爱山"的审美胸襟。

在居住环境中还表现古人对大自然追求的浓烈倾向, 在园林建筑中,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借景”, 其目的是通过“借”的手法把居住在此中的人引向广阔的自然生态视野, 打通人与环境间的交流, 使之"春听鸟声, 夏听蝉声, 秋听虫声, 冬听雪声, 白昼听棋声, 月下听箫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审美境界。这时自然已不仅作为令人欣赏悦目的对象, 更重要的是, 大自然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成为人们生活和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追求舒适一直是中国人在居住建筑上的目标, 我们的居住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原始人火的发明和运用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变革, 带给我们居住建筑的最大变化就是舒适度的巨大提升。人类伴随着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的提升和审美趣味的改变, 在居住建筑中都有相应体现。中国的地域区分明显, 每一地方居住建筑都有一套完整的处理手法, 这其中蕴含着先民智慧的结晶。反观今天的居住环境, 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的提高, 而通过学习前人的设计策略,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适应性设计策略——传统的居住建筑一般是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 依据传统建造方法, 使用当地便于获得的材料而建造。在北方寒冷地区, 人们为了御寒, 往往建造厚实的墙体, 屋内通常采用燃烧农作物的秸秆而取暖的火炕方式。在南方为防暑降温, 向外挑出的开放式房屋, 潮湿多雨的地方为防潮建造起了杆栏式建筑……这些设计策略, 充分适应了当地人的生活需求和审美习惯, 较好地利用了大自然的各项资源。

住宅的适应性策略是尊重生态和自然、因地制宜的, 这样建造的房屋, 在满足功能情况下也节省能耗, 也适应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传统民居就是遵循了自然之道, 适应当地气候特点和自然环境而建造, 因此自然而然地延续了先祖的建造方法, 根据当下的居住特点适当创新, 使之符合新的居住需要, 这就是民居中生生不息的指导思想。

生态设计策略——中国人的住宅生态设计策略是中国人的自然观和生态观的具体运用。生态设计就是协调住宅、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使之与环境成为一个有机体。散落在各地的民居可以说是生态设计的典范, 它们以较少的资源消耗, 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传统住宅中的生态策略主要利用建筑的朝向、风向、日照、材料、建筑布局、绿化、河流等手段达到与环境的协调统一, 实现能源的和材料的合理利用, 真正实现"低碳生活"目的。北方民居中多设置火炕、火墙, 墙内设回环盘绕的烟道, 做饭的烟先经烟道流经火炕, 然后通过火墙流向排烟口, 达到把炊烟的余热再利用的目的。炎热多雨地区采用茅草屋顶, 原因在于茅草屋顶可渗透部分水分, 而晴天时强烈的阳光将水分蒸发, 起到冷却、降温作用, 这与客家土楼厚实的墙体有异曲同工之处。新加坡大型房地产集团“雷迪亚诺”委托权威能耗测评机构进行的评估表明, 以单位面积计算, 陕北窑洞要比现有高层建筑节能20%, 骑楼、吊脚楼模式的岭南建筑要比现有建筑节能30%。可见, 民居的选址、设计、选材、技术都充满了朴素的建筑生态设计意识。

美学设计策略——“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建筑美的产生总是于物质上的‘常安’而显于精神上的‘求乐’, 起于功能技术上的‘原发’而显于艺术造型方面的‘继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说出了人们对建筑和艺术之间的深刻理解。中国传统住宅是以院落为中心的空间结构, 整个建筑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 一个单元接多个单元分布在一个空间中, 横向、纵向、平行地构成一个广阔且有组织的大院落, 从而产生一系列单座建筑数量众多的群体。从而造成使用者难以在一个固定的视角来欣赏其整体面貌, 而必须人行其中, 领略“步移景异”空间变幻的美感。在这样的“视觉流程”中空间序列一一展现出来, 蕴含着艺术的节奏与韵律。

传统民居历来注重居住环境, 人们总是尽量选择倚山傍水、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建造住宅, 千方百计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 创造本身具有的“内容美”, 在这内容美之外包含着它本身的形式、质地、色彩、装饰等外在表现。人们在满足基本的“坚固”、“适用”的物质要求后, 必然上升到审美性和情感性的要求, 甚至上升到表达某种思想倾向的程度, 包括传达地域文化和民族审美情感的高度。

中国居住文化的变迁论文 篇4

刊发时间：2009-09-09 07:07:14 光明日报

主持人：本报记者 付小悦

嘉宾：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王一川

《小说选刊》原副总编 肖复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兼审美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教育部200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首席专家。

肖复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百余部。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大众文化和批评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文化信息通过“戏匣子”、露天电影这样的传播方式，介入到人民新的生活

记者：新中国文化60年是一个很宏大的概念，所以我们选取了“文化符号”这个角度来看60年之变迁。

王一川：我想，我心目中的60年来中国文化符号，是特别地指由我国人民在自己的60年生活中创造和使用的、凝聚着人生价值并具有广泛象征意义和感染力的符号表意系统，因而实际上是指中国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它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事物，可以是人工制品也可以是虚构作品，它曾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令我们感动，成为我们生活的共同路标，成为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记者：是的，文化符号的变迁对应着我们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各位能否谈谈您所亲历的、让您记忆深刻的文化符号？

肖复兴：我于1947年出生，可以说是新中国的同龄人。要说起来，我最深刻的文化记忆都是和收音机、录音机这些文化媒介联系在一起的。我上小学时，隔壁邻居家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我从那“戏匣子”里听了很多相声、广播剧，对文学艺术最初的启蒙都来自这里。一天晚上，收音机里播赫尔岑的《喜鹊贼》，是由舒绣文、英若诚分角色演播的。隔着秫秸秆墙，我听得入了迷。可惜到晚上11点多时，听到一半，“啪”一声，邻居把收音机关了，现在我还记得自己当时难过的心情。

20世纪60年代，我上初中。大院里一位邻居的印尼华侨亲戚带来一个方形的老式录音机。那时正流行《林海雪原》，有一个孩子朗诵了一段，再从录音机里放出来，神奇得很。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文化信息就是通过这样的传播方式，介入到我们新的生活中来的。

王一川：我出生在50年代末期，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中国文化符号很多，比如说，“大庆”和“大寨”分别代表全国工业战线和农业战线的典范。“铁人”和“铁姑娘”分别代表男人和女人的楷模。“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声则伴随了我的小学和中学岁月。

张颐武：我特别记得《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前几天看叶大鹰的电影《天安门》，激起我很多感慨，天安门，是新中国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我父母是一所民族大学的教师，所以我还格外记得藏族同胞为解放军洗衣的《洗衣歌》，这些歌曲沉淀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记忆。

肖复兴：还有“三红一创一歌”，不光书的发行量大，还都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可以说是多方位立体“包装”。

说到这里，想起我刚去中国美术馆看了《新中国60年美术展》，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老画家们的熟悉画作，我特别感慨。像宗其香的《长江三峡》，在山、水、松、云中画了江轮和迎风招展的红旗，吴镜汀的《秦岭工地》中的脚手架，刘子久的《为祖国寻找资源》在山水间画了一队地质队员正沿山脊小道攀行„„这些老画家画了一辈子的传统山水画，可是，在新生活的感召之下，在民族传统基础上，他们非常真诚地在画风中去求新求变，体现新生活、新因素，从里面，你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们由衷的真情。

张颐武：还有露天电影。冬天穿着大棉袄，在寒风凛冽中拿着凳子、手电筒看露天电影。说起来很有意思，露天电影对我来说就是从背面看电影的记忆。因为电影正面是有组织的学生、单位，零散的观众就只能坐在背面，后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从背面看电影》。还有露天电视，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一些机关单位已经有了黑白电视，二三十人围着看。这些露天文化都是新中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这里既是一个看的活动，又是人们交往、传递信息的公共性的群体活动空间。

伴随着春晚，在电视的欢聚中感受到生活的稳定与和睦，从而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

记者：“戏匣子”、“露天电影”已经成为久远的记忆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有了根本性变化。

王一川：邓小平的复出以及恢复高考，改变了像我这样许许多多人的命运。李谷一用她那特有的“气声唱法”一扫“文革”音乐的抒情八股，伴随电影《小花》等插曲，吹来了新的个性与自由生活气息，征服了亿万公众。我自己就是唱着这些歌度过自己的大学时代的，那是思想解放的声音。

张颐武：中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文化发展有了根本性的突破，这是很清晰的。光说电影票房，今年上半年就有25亿元，并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有每年出版20多万种图书，中国每年几万集电视剧的生产力„„总的来说，现在享受文化生活的机会大多了。

肖复兴：说到书，我就想起王府井新华书店，那也是我记忆中的一个文化符号。改革开

放初期，书店前排长队的情景蔚为壮观，经典名著一再重印，我就一堆堆地买回来。在那里你能感到，中国朝气蓬勃百废待兴，人们对文化知识真是求之若渴。

记者：您买的书里有朦胧诗吗？肖复兴：朦胧诗出版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我最初是从朋友的一个手抄本上读到朦胧诗的，都是从《今天》抄来的北岛、江河的诗。

王一川：如果让我列出我所能想到的文化符号，20世纪的有：70年代末：改革开放、科学、砖头录音机、李谷一等。80年代：下海、相声、春晚、张艺谋、王朔、西北风等。90年代：追星族、卡拉OK、电脑、大哥大、小品、赵本山、金庸、上网等。21世纪：幽默短信、大片、草根、超女、网民、鸟巢„„

张颐武：说到春晚，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视机逐渐普及的标志就是春晚。春晚是中国人民记忆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它表明，人民生活发生了重要改变，个体生命经验有了表达空间，每个人有了发挥自己能力实现梦想的可能。春晚是中国大众文化有象征意义的里程碑，人们开始以轻松心态，去过更美好、更富生趣的生活。

王一川：的确，春晚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的一个标志。春晚实际上是选择了全民借助电视媒介开展文艺联欢的方式，这意味着从广播媒介到电视媒介、从唯一声音的命令式到全民参与的联欢式、从庄正话语到艺术话语等的一系列转变。也正是在这种转变中，中国文化的运行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伴随着春晚，我们在电视的欢聚中感受到生活的稳定与和睦，从而体会到改革开放以来更尊重个性因而也更为人性的生活。

肖复兴：从“戏匣子”、砖头录音机到电视机，中国人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尤其是今天，网络、多媒体的出现，对于文化发展的作用更是潜移默化的。

王一川：除了媒介的演变，还有流行的艺术体裁或样式的演变。比如说，从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歌曲”、60年代的《红岩》和“语录歌”、70年代的“样板戏”、80年代的“相声”、90年代的“小品”直到21世纪初的“短信笑话”，它们分别成为过去六个十年里全国人民的最爱或最常用。现在，赵本山的“小品”在我们的生活中绵延了20多年，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气质和幽默价值取向。来自人们集体创作的“短信笑话”，虽然是运用最时髦的移动网络媒介传输，但其功能大体相当于当今时代的口口相传、旨在全民娱乐的民间文艺，也成为当今时代文化符号中的一个代表。

奥运会开幕式呈现了承前启后的大意义。开幕式上，既有5000年中国文化的积淀，又展示了60年来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递进和拓展

记者：刚才王教授提到了鸟巢。去年北京奥运会，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中国文化符号的平台。

肖复兴：最明显的就是，鸟巢担当了新北京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张颐武：尤其是奥运会开幕式，在这样一个大平台上，其格局呈现了承前启后的大意义。开幕式上，既有5000年中国文化的积淀，又展示了60年来新中国文化发展的递进。国旗、国歌、《歌唱祖国》，这些随着新中国建立而确立下来的文化符号，展现了中国人追求民族独

立、获得尊严的历程；而不拘一格、奔放开阔的鸟巢，是改革开放的新成果、新地标，是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表现。可以说，鸟巢是新中国形象的标志，也是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新的高潮的体现。60年最好的东西，都被有效地继承下来，变成我们未来发展的动力。

肖复兴：和鸟巢类似，剧场也可以看作衡量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符号。就拿北京来说，演出场所越来越丰富了。我写过《北京是一个戏剧之城》，当年徽班进京带动了昆曲、京剧的发展，那时北京有很多剧场，但是再多也赶不上今天。大的有国家大剧院，小的有“九剧场”，有湖广会馆这样的老戏楼，也有现代化的保利剧院，现在还有刘老根大舞台„„虽然剧场分布、票价还可商榷，但毕竟在发展。50多年前，昆剧《十五贯》进京大家还觉得新鲜，而现在，连世界级演出也像走马灯一样„„三大男高音不是都来过北京了吗？当然，北京比较特殊，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别的地方也都是有这个趋势的。

记者：“文以化人”。文化符号对于民族精神的塑造功莫大焉。

张颐武：我认为这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一个国家要有象征性符号，人民必须认同，才会有凝聚力向心力，文化符号的意义即在此。第二，人民必须有记忆。宏大的国家历程与感性的个人记忆是纠结的，每个人的经验看似很小，但它是民族精神具体而微的表现。他看到大的符号会想到生命中感性的小符号。比如说，一个人看到天安门就想起他和新婚妻子在天安门前的合影，这样他对国家与社会的认识就会有一个深度。第三，体现了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国5000年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下来，新中国文化既是延续，也是新的开拓和变化。像京剧、梅兰芳，还有很多文化遗产，实际上都融入了新中国的文化记忆中。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在加快。

文化变迁中的中国女性教育观 篇5

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嬗变, 我国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 对古代社会女性角色的诠释可以用贤妻良母来概况, 而近代的女性社会角色则以“女国民”最为突出, 到了现代则是以职业女性为其最大特点。

1.1“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自夏、商、周起至1840年止, 中国社会处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 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 女性的社会角色主要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 由于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 男性在社会分工中处于主导地位, 这就为男尊女卑、男主女从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 在儒家思想的引领下, 男性主要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要社会角色, 而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则是相夫教子, 她们以家庭生活为主, 其主要社会角色是妻子和母亲。这样, “男主外, 女主内”就成为我国古代社会分工的基本原则, “相夫教子”被认为是女性的职责所在, 这就使女性的价值仅限于家庭中, 以至于“主内不言外”的贤妻良母形象就成为古代女性的主要社会角色。

1.2“独立自强”的女国民

鸦片战争后, 中国社会缓慢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 西方的男女平等思想观念开始传入中国, 在其猛烈冲击下, 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其一, 19世纪40年代以来, 民族危机促使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男尊女卑”的观念受到了一些启蒙思想家与有识之士的质疑与批判, 他们开始认识到“男尊女卑”观的不平等性及女子教育落后的现实。其二, 梁启超1896年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女学》中指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是“祸天下之道”, 必须提倡女学, 妇女有了知识, 便可以就业、自养, 便可以国富民强。[1]这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并进一步将女性发展与强国关联起来, 即男尊女卑观造成了女性的畸形发展, 使她们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阻力。[2]特别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更为中国女性角色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指导。近现代女性为了谋求一定的社会职业, 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其角色也由家庭逐渐向社会转变, 女性开始追求独立, 人们逐渐意识到女性作为女国民的社会地位, 因此, 此时期的中国女性社会角色不只局限于“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还是一个具有一定社会责任和独立人格的人。

1.3“社会半边天”的职业女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确立了女性的法律地位, 这些法律给予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此时期, 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对中国女性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起了主导作用, 自尊、自爱、自信、自立逐渐成为当代女性的角色追求, 中国女性的社会价值和社会角色得到了极大提升, 女性不仅在家庭中承担着重要角色, 而且还在社会的各大职业领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2 我国文化变迁中的女性社会地位

在我国的古代社会, 男尊女卑、男主女从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3]在此规范的制约下, 女性要顺从一切男性, 封建社会的这些旧观念长期以来禁锢了妇女的思想, 女性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权利。这一历史阶段的女性始终是一个受强制、被统治的人群, 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地位上, 女性成为边缘化的群体。

19世纪中叶以来,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 开明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兴办女学是改良图存和强国善种的必要途径, 人们逐渐意识到全民族自由平等的实现应以女性群体的解放为依托。20世纪初, 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和资产阶级妇女理论的传播, 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女子社团, 创办女性报刊, 中国女性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五四”后, 中国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意识迅速萌发, “走出家庭, 投身社会”成为女性展示独立姿态的一种普遍方式, 至此, 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质的改变, 逐渐从古代社会的从属地位走向独立自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 女性和男性一起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国家在宪法及有关教育和女性的法律中, 都规定了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使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法律的保障。

3 我国文化变迁中的女性教育观

3.1 打造贤妻良母

与古代社会女性角色和地位定位相适应, 我国古代女性的教育也主要是围绕打造“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这一培养目标而展开的, “女子无才便是德”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纲常伦理的重要内容, 也是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女性教育特征的高度概括。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古代女子教育长期被排斥在正规的学制之外, 她们无权接受学校教育, 只能在闺庭绣阁由长辈女性“言传身教”, 习得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所惜者朝野上下间, 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 女子独不就学, 妇功亦无专司, 其贤者, 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4]

古代教育以贯彻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为其宗旨, 其女性教育一向特别重视为从、为卑的德育, 依封建礼教禁锢女性思想、规范女子的行动, 使之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其教育内容主要有《列女传》、《女诫》、《女训》、《女孝经》等。正如明末·吕坤在《闺范》中所揭示的那样, “今人养女多不教读书认字, 盖亦防微杜渐之意”。中国古代女性教育都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主义的教育, 即“维持其所谓家庭之便利, 使妇女瘁其身心, 而美其明曰‘良母贤妻主义’之教育”。[5]

3.2 塑造独立自强女国民

中国近现代女性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追求独立、奋发抗争的历史息息相关, 这一时期的中国女性教育观变迁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一个在曲折中前进的艰难历程。

19世纪末, 维新派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和“女子无学”相联系, 提倡兴女学, 办女校, 打造“新型”贤妻良母, 这一时期提出的基于“富国强民保种”的“贤妻良母”与基于“三从四德”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是不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修正了戊戌维新以来新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观, 孙中山在《关于青年及妇女者》一文中谈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时说:“中国人数四万万, 此四万万之人, 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 必倚重师范, 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教育既兴, 然后男女可以望平权。女界平权, 然后养成真共和民国”。[6]但是,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的失败, 与此相应的文化思想领域里很快就出现了复古的倾向, 女子教育理念由“女国民”教育又复归到“贤妻良母”教育。[7]革命根据地除了注重对女性进行基本文化科学、职业知识教育, 同时还十分强调女性的革命教育、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的教育, 这一时期的女性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 其培养目标是把她们培养成红色中华的坚强保卫者和刚毅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3.3 培养作为建设者的职业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