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变迁研究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变迁研究（精选8篇）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变迁研究 篇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变迁研究

摘要：从文化视角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认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性、文化的原生态性与自然性以及文化的现代与传统兼备等特征。它的文化价值在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树立文化自觉与保护意识，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是推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众多，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社会处在一个融合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如何进行文化定位与发展，有效地融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发挥积极的文化功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

1、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1.1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

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一门文化学科…。体育具有地域性，是体育不同项目与文化产生的基础。正因为不同地域存在着内容和形式大相径庭的体育活动，因此，在不同的地域范围才有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可能。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彰显出不同的地域体育文化特征。

体育项目技术对地域具有较大的依赖。可以说，地域地理环境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发展的基础。如藏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马运动。赛马是藏族人民尤为喜爱的地方体育项目。在我国许多藏族聚居地，还保留着相当规模的赛马运动。如藏北赛马会、康定赛马会、甘肃华锐藏区的赛马会等。藏族的赛马项目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藏区草原居多，马作为藏族人民重要的交通工具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以赛马作为当地藏族人民欢庆娱乐的方式，方便可行。当然，赛马并非藏族独有的传统体育项目。

一般来讲，凡是聚居在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有赛马的运动。如新疆柯尔克孜民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这种项目地域性特点较为明显，这一点从各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特点上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依据。此外，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地域性与当地的地域文化具有高度的统一。当前地域体育文化理论认为，“体育项目的多样性和当地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体育项目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是构成不同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真实写照。

1.2文化的原生态性与自然性相融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域性特征也表明了其文化的原生态性。我国大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其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具有原生态性和自然性。如位于桂西北的宜州市北牙瑶族乡水族聚居地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相传来源于水族的祭祀文化和采收桐果的生产习俗，迄今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相传明代嘉庆年间，部分水族同胞为了躲避官府、恶霸的压迫而迁徙到广西宜州市北牙瑶族乡居住，附近山上盛产油桐，每年深秋时节，家家户户都到山上采收桐子。劳作之余，人们满怀丰收的喜悦，在村头竖起一张篾笆，画上圆圈当作“靶子”，以桐果为“镖头”，比赛谁投得准，后经民间老艺人的整合加工，与水族丧葬仪式中的“过火海”结合起来，演绎成为水族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这种类似的原生态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较多，如西藏的“古朵”、土家族的“安昭舞”、畲族的“打枪担”等。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多具有上百年历史，尤其是在一些聚居地较为偏远的少数民族，其传统体育无论是从外在的技术到内在的文化，夹杂了较少的现代化因素，保持了较好的原生态和自然性，使文化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得到了展现。

1.3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兼备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尽管由于产生和形成的传统性和历史性，带有更多的传统化意义。然而，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技术层面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发生着悄然变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多带有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发展。这种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所致。

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发展中，必然产生文化的整合，增加新的内容和形成新的文化结构。当然，与外来文化的整合过程中，文化的革命力是传统性的，外来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的整合过程中，逐渐促使外来文化适应本土文化发展的要求。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自身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学习，促进了自身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优秀的民族文化“现代化”，形成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模式。在此方面尤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明显。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在1953年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增强各族人民体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由地方承办，每4年举行一届。

目前，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了抢花炮、珍珠球、木球、毽球、蹴球、秋千、武术、射弩、龙舟、打陀螺、“押加”、民族式摔跤、马上项目等多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传统体育项目都是近年来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现代民族体育项目。这些项目既有现代体育的内容，同时具有深厚的传统体育内涵。

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功能

2.1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

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显现，一个民族文化或者说是民族精神的彰显往往通过传统体育来实现。在这些充满文化内涵的体育活动中，都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国广大地区分布有较多的少数民族，而且很多少数民族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大众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成为该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承方式。通过各种类型的传统体育活动，将传统体育中所隐含的该民族制度习俗与心理价值趋向等进行有效的传承，从而达到民族文化传承的目的。

例如土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与该民族的节庆习俗和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月的初一，土族人民常常相聚跳安昭舞。正月初三，则跳为祭祀驱魔的舞蹈。二月初二，则举办跳神会，会前一般举行赛马活动。而在正月十四和六月初

八、初九，在西宁的佑宁寺要举行隆重的“晒佛“仪式。大会期间，要举行盛大的祭神舞蹈表演和赛马、射箭等活动。土族传统体育与宗教祭祀活动常常相伴而行，在传统庙会和宗教活动的同时，使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教导土族人们了解和遵循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达到土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保存下来的，反映各民族意识和多元文化活动的财富。很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多数来源于该民族的宗教文化起源和节庆丰收，因此，这些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身就是记载和保留该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如火把节是我国西南地区彝、白、僳僳、佤、布朗、纳西、拉枯、普米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将会举行盛大的多种传统体育活动。据说最早的火把节是人们点起火把在庄稼地转悠，烧死庄稼地里的虫害，使来年农业得到好的收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老的火把节便成了人们向火神祈求丰收的传统节日。

在每年正月十五日晚上，彝族白马山寨里的男女老少排着火把的长龙，一路高呼着，弯弯曲曲地穿过山寨，走遍田野地角，他们要用火把驱除邪气，祈求吉祥和幸福。因此，通过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来加强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使我们了解不同民族的远古生活与文化起源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目前，我国已有研究机构专门从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如近年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的种种所谓的“化石努力”，即非常忠实的保留一个濒危民族文化的样本，尽量排除一些现代人给予的观念，或者是现代人给予的偏见。

2.2构建和谐社会文化的功能

200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在讲话中讲到：“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化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促进了民族团结、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因此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它丰富的内涵影响着和谐文化的建设。”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国家，地域辽阔，民族分布广泛，不同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多个民族文化才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灿烂的华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当前文化发展多元化成为文化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人们愈加发现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是保持民族文化活力的有效保证，尊重各自的民族文化，反对民族霸权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不争事实。因此，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其实质就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而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则是构建我国文化多元结构的重要任务，也是最终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3.1文化自觉与文化保护

“文化自觉”的概念，最初是由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发展的前提。就现代形式而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由于各个方面的因素，总体上与国家推广的众多的现代竞技体育，无论是从后备人才、设备条件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情况表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绝非是一种被动的文化保护，而是应具备一种文化自觉的常态。应主动树立和加强自己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以求得生存与发展。

有学者指出：“就生存论层次的现代化而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继续生存，就只能作总体的、根本的适应性转型，走一体化的道路，并以依附性的边缘文化形态存在;从意义论层次的现代化来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则可以在有可能作个性化选择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境界的范围内，以多元化的民间风俗习惯和个性生活情趣形态长期存在，并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产生参考性影响。”

3.2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与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生命力，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并非完整不变的，文化嬗变现象广泛存在于各个民族和社会文化发展之中。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汇集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160多项传统体育项目，已成为展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最大平台。此外，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央在政策、法律及经费上都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OO1—2O1O年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中央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体育经费的支持，增加这些地区全民健身工程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布点，通过实施“雪炭工程”，向少数民族地区援建了大批体育场馆项目。这些措施都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趋向和标志。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还表现在对传统体育项目完善创编层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挖掘整理工作，其中，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就整理出676个项目。这些项目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下，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走人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学校课堂。如维吾尔族为庆祝麦收举办的高空转轮游戏，上世纪中后期，沙哈尔地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危险，而经过挖掘、整理和大力推广，目前又在新疆地区得到普及。又如抢花炮、毽球等项目也是近年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现代化改革的成果。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保存下来的，反映各民族意识和多元文化活动的财富。它是探究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形式的源泉，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4、结语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建设，对于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乃至我国民族文化的繁荣具有深远意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民族事业，树立民族文化自觉与保护的文化发展意识，梳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与功能，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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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变迁研究 篇2

随着历史的演进，姓氏制度也不断发生变化，旧的姓氏消亡，新的姓氏产生，其间离合演化的原因甚为复杂。民族融合是姓氏变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华夏各民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中，最突出的是北魏卑族拓跋氏。他于494年迁都洛阳以后，下诏改鲜卑姓为汉姓，30年间将各部落的二音节、三音节等多音节姓氏都改为音近的汉单姓，如将拓跋氏改为元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丘穆陵改为穆氏，独孤改为刘氏，贺楼改为楼姓等等，一共改了144姓（见《通志．氏族略第六》）。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少数民族在仰慕唐化发达的生产技术以及高度文明、灿烂文化的同时归附唐朝。例如788年回纥部落请求臣服唐王，改称回鹘。

古代有不少帝王出于开疆拓土、羁番邦的政治需要，经常向异常首领赐姓。如唐太宗曾封突厥族皇族阿史那．思摩为都督，赐其李姓。宋代有大批犹大人进入中国，按当时习惯均，大宋皇帝分别赐姓，有姓赵、李、张、高等17个姓。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湘西一带少数民族的土司勾结爪哇、琉球使臣进行叛乱，朱元璋任用归附明朝的南北疆总督哈巴十（维吾尔人）平定叛乱。因哈巴十战菌显赫，翦除国患有功，朱元璋亲赐其“翦”姓。哈巴十率军长期驻守株木山（在今湖南桃源县枫树乡回维村），其后代也在那里定居下来，均姓“翦”，现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就是其后。满族入关后大量改为汉姓，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有的就意而改，例如爱新觉罗，满语“爱新”为金的意思，“觉罗”为姓的意思，故“爱新觉罗”意为金姓。也有人认为它是满语“肇姓”之意，爱新意为“肇”，觉罗意为姓，所以也有将爱新觉罗改为姓肇的。还有就音而选择姓的，譬如将爱新觉罗改为姓罗。此外，还有干脆改为德、洪的。还有将佟佳氏改为佟，马佳氏改为马。此外，有取满姓字头的谐音为姓的，例如“瓜尔佳氏”的“瓜”，与“关“谐音”，就改为姓关等等。于是满族就有老姓与新姓之分。

少数民族改姓，除了民族融合的原因，也有不少是为避难而改姓的。在中国《百家姓》里并无“出”姓，经专家学者多方研究发现，原来福建惠安县涂岭乡小填村以及仙游县枫亭乡所属的洪厝等地的2700余姓出者，是元朝太尉纳哈出的后代。纳哈出的祖先木华黎是成吉思汗的义弟，传到第八世纳哈出时恰逢元朝灭亡。纳哈出聚兵金山，屡犯辽东，明太祖召谕纳哈出，纳哈出不服仍抗争，后打败投降封为海西候，最后死于征途中。长子察罕因罪被诛，次子佛家妈惧株连，将姓去掉“纳哈”，以“出”为姓，从此隐居惠安的涂岭、洪厝一带。

还有将少数民族姓氏简略为汉字单姓的。例如，将代北姓氏阿鹿桓简略为鹿，萨孤氏简略为萨，斛律氏简略为斛；将满族姓氏那拉氏简略为那，钮等姓氏都是汉族姓氏中本没有的。

少数民族的姓氏在逐渐汉化过程中，还不断制造出一些新的姓氏，如：银述可是金国女真族一员大将的名字，久居广西，其后代就以其开头字作姓—银。又如北魏孝文帝下诏所改的144个鲜卑姓为汉姓后，就出现不少怪姓。如叱奴改姓狼，费羽改姓羽，纥骨改姓骨，渴侯改姓纸，俟伏斤改姓斤等等。最佳答案

丰富性 直接采用汉姓，有朝鲜、壮、土家、白等19个民族；既使用本民族的原有姓氏，也使用汉姓，有满、蒙古、彝、藏、景颇等27个民族；无姓氏，维吾尔、哈萨克、布朗、傣等8个民族习惯上没有姓氏。

神秘性 少数民族姓氏起源与图腾崇拜、原始宗教信仰等有着密切关联。如四川省德昌县金沙乡的僳僳族，崇拜李树的姓李，崇拜黄树的姓黄，崇拜獐子的姓张等。

变异性 有的依据本民族原先图腾名称的汉字音译或汉义转化为汉姓（如上例僳僳族的姓）；有的则直接假借汉姓；有的是由当地汉族教师为学生另取汉姓，如云南有的傣寨小学校，汉族老师姓什么，全班傣族小朋友也一起姓什么。所以，如果光从字面上看，今天已很难看出部分少数民族姓氏的本来面貌。

满 族

满语称姓氏为“哈拉”，是标志血缘关系的称号。据史书所载，早在北魏时期(也有的认为是在隋唐之际)满族就有了自己的姓氏。据清代《皇朝通志》所载，满族的“哈拉”(姓)有679个。“哈拉”的名称最初都是以满语命名，是多音节的名称，如满族皇室姓爱新觉罗，贵族大姓有瓜尔佳、钮钴禄、舒穆禄、纳兰、董鄂、马佳等。其姓氏来源，一是以居地为氏，即以所居地名、山名、水名为氏。如居董鄂河者，即为董鄂氏。其余如修佳氏、富察氏等，均以住地为氏。二是以部落为氏，如爱新觉罗、瓜尔佳等。三是以动植物等图腾崇拜物为氏。如：尼玛哈氏(鱼)、萨克达氏(野猪)、依喇氏(黍)等。四是沿袭辽、金、元时期的旧族大姓，其中金代旧姓27个，辽代旧姓1个，元代旧姓7个。五是以父祖之名第一音节汉字为姓，如舒穆禄氏有名万鲜丰者，其子孙以“万”为姓；喜塔拉氏有名文忠额者，其子孙以“文”为姓。故有满族人“一辈一个姓”之说。清朝灭亡之后，满姓人多数已为汉姓，其改姓方式，一是由复姓改为单姓，如佟佳氏改为佟氏，董鄂氏改为董氏；二是意译为汉姓，如阿古占，满文为雷之意，即改为雷姓；倭赫，意为石头，即改为石姓。

蒙古族

蒙古人十分重视自己的家世和族源，蒙古姓氏文化源远流长，极富民族特色。据《多桑蒙古史》等史籍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蒙古人就牛活在辽阔的蒙古草原，大部分蒙古人都能讲清自己的出身部族和家世渊源。

蒙古姓氏最初出现于贵族阶层，用以显示自己祖先的功业、部落血统的高贵和社会地位。嗣后因汉族影响，有的改为单姓。从蒙古族现在通用姓氏中，可以看出蒙古姓氏有以下几大特色：

一是以部族为姓。如博尔济吉特氏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后演变为包氏；永谢部落演变为云氏；巴雅特部以巴为姓；乌梁海部以乌(吴)为姓；喀尔喀部以韩(何)为姓；土尔扈特部以陶为姓；哈勒努特部以郝为姓。

二是以父祖之名的首字为姓。如元代将领沙全，因其父名沙的，便以沙为姓；现代蒙古诗人巴布林贝赫，因其父为巴达玛宁布，便以巴为姓。现在仍有相当一部分蒙古人以这种方法取姓。

三是以汉字谐音取姓。如伯颜首字“伯”与“白”谐音，其后人便以白为姓。再如“敏罕”在蒙古文中意为“千”，以汉字谐音“钱”为姓；鸟古纳蒙意为“羊”，便以汉字谐音“杨”为姓。

四是以母姓为氏。如蒙古族中刘姓，即源于汉代公主(刘氏)下嫁单于，而后代便有以刘为姓者。

五是受汉族影响，取用汉姓。如张、王、李、陈等，即是其例。这种现象在汉化较深的文人、官吏中更为普遍。

回 族

同族人马姓最多，有“十个回回九个马”之称，此外还有沙、喇、哈等姓氏。同族姓源多来自古回人之汉语音译，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马姓，即因为回人多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创始人是穆罕默德，明、清时著述多将“穆”译为“马”，加之明太祖朱元璋赐波斯人马沙亦里为“马”姓，故同族中马姓最多。

其次，回族往往用古伊斯兰教圣人或父祖辈名字中的某一音节作为姓氏。如：以、白、来、金四姓，即来自古回人“易卜拉欣”四个字的音译；纳、速、喇、丁四姓，即是回人名字“纳速喇丁”的音译。

再次，部分回族姓氏来自帝王赐姓，如：沐氏、达氏、郑氏。

由于回族取姓音译时，多采用谐音或相近的汉字，因此产生了一批奇僻姓氏，如：忽、闪、拉、剌、哈、撒、麻、达、朵、虎、者、也等等。上述这些姓氏，在发展过程中，有的已被同音的汉姓所代替。如速姓变为苏姓，合姓变为何姓，忽姓变为霍姓等。

藏 族

藏族人姓氏起源较早，公元前一、二世纪西藏山南地区一些部族已经形成并发展起来。藏族人最初姓氏即起源于氏族部落，此后渐有变化，有的以封地为姓，有的以家族房名为氏，但一般都是贵族才有姓氏。

最常见的藏族姓源有以下六种：

①神猴的后裔

藏族地区广泛流传着一则神话：有一神猴与岩魔女结为夫妻，生下6个小猴，进化为人类，成为藏族最早的6个氏族，其名称为色氏、木氏、董氏、东氏、惹氏、朱氏(柱氏)，形成所谓“原人六姓”。这6个氏族又发展为18个氏族。

②天神的家族

相传藏族首领聂赤赞普是天神之子下降人间，制定了礼仪，区分了尊卑，由他传下了第一个王族。这个天神的家族称作“代”。发展为父系6族，即：洛氏、聂氏、琼氏、努氏、色氏、保氏。到松赞干布时，又有秦氏、卓氏、如雍氏、纳南氏、才崩氏、觉如氏等其他家族出现，成为与王族结亲的姻亲氏族。

③“可怕”的家族

据传说，西藏古代有一位道法高深、威力很大的密宗法师叫琼保·较塞，游历四方，遍谒圣地，为人降魔除邪，免祸消灾。恶魔对他十分害怕，一见他就发出“米拉、米拉”的哀号。“米拉”在藏语中词意是“可怕”。后人赞誉琼保·较塞的功德，称其家族为“米拉氏”，即“可怕”的家族。

④“仇生”家族

13世纪时，西藏有位大学者贡呷坚赞，据说是天神后裔，因与仇敌罗刹交战，俘获其妇而生了孩子，取名“昆巴解”，“昆巴”是仇恨的意思，“解”是生的意思，即“仇生”或“仇妇生”之意。其家族便称昆氏，以炫耀其族系之高贵和祖先之威猛。

⑤以房为氏

魔族大多数家庭都有房名，世代相传，房名即成为姓氏。如韦氏、谷米氏、雪魔氏、华秀氏，即为房名演变而成的姓氏。

⑥以封地庄园为氏

近代以来，西藏农奴主贵族的传统姓氏日渐衰微，而以封地庄园命名的姓氏日渐增多。如十三世**喇嘛出生于平民家庭，被确认为转世灵童，当了**喇嘛后，其父被封为公爵，赏赐许多庄园。其中朗敦——溪卡是他家原住的庄园。人们便以此封称呼这新的显贵家庭。于是他家的人名前都冠以“郎敦”二字。

傣 族

古傣族人原本无姓，只有一个“刀”姓，系明王朝赐给当时西双版纳傣族最高统治者的姓。因此，此姓在解放前一直仅在贵族阶层使用。解放后，一些无姓傣人亦喜欢在名前冠以刀姓。近年因汉傣通婚，子女从汉人父母姓，于是在目前傣人中出现了张、王、李、周等大量汉姓。

瑶 族

据神话传说瑶族为神犬盘瓠与评皇公主的后代，共有六男六女，自相婚配，繁衍为瑶族。评皇各赐一姓，是为“盘瑶十二姓”，即盘、沈、包、房、李、邓、周、赵、胡、唐、雷、冯。

景颇族

景颇族称“姓”为“波桑”，含有类、种、姓的意义。也就是说景颇族历史上同种、同类之人，也即同姓之人，均有血缘关系，不得通婚。至今仍严格遵守这种“同姓不婚”的制度。在历史上，景颇族实行“普那路亚式”的族外婚制度，即甲族一群女子与乙族一群男子互为夫妻的族外群婚，现今景颇族实行的单向姑舅表婚姻，即是这一族外婚的遗迹。姓氏在景颇族中起着“姓别婚姻”的功能。因而景颇族姓氏与家族历史密切相关。景颇族姓氏中有大姓与小姓之分。大姓共26个，均为氏族社会部族或家族标志。其中木日(彭、李)、恩昆(岳)，勒托(董、徐)、木然(尚、杨)、勒排(排)五大姓，是世袭山官的子孙，称为5大官姓。由26个大姓衍生出300多个小姓。景颇族称小姓为“亭郭明”，即户名。由户名再发展为姓氏(即小家族的名字)。

大姓和小姓常常连用，小姓在前，大姓在后，由同一大姓分出的两个小姓可以通婚。

景颇族的姓氏，丰要来源于七个方面：①来源于官位、职业；②来源出生或居住的地名；③来源于动物名称；④来源于植物名称；⑤来源于生活用具和建筑材料；⑥来源于食物或事物名称；⑦来源于某种动物行为。

景颇族这种姓氏起源，与汉族姓氏起源十分类似，与图腾崇拜有关。而大姓、小姓之分及其社会功能，与汉族早期的“姓”、“氏”之分，和“姓别婚姻”，“氏明贵贱”，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从中看出中华民族姓氏发展的基本规律。

土家族

土家族姓氏起源，也与汉族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主要来源，一是以部落或部族名称为姓(冉姓即远古部落名称)；二是源于图腾崇拜，如李姓，本意是土家族以虎为图腾，土家族先民巴人称虎为“廪君”，“廪君之后能化为虎”，《风俗通》中说：“虎本南郡中卢李氏公所化”，故土家族中“李姓”，为虎的图腾。此外，土家族姓氏来源中尚有源于祖先姓名，源于居住地等多种起源。

壮 族

壮族(原作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已有人口155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3％，是我国唯一的1000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

在壮语里，将姓称作“栏”，即房屋的意思。表明壮族“姓”的本义是指生活在同一间大房屋里同一血缘人群的共同称号。

壮族早期的先民没有姓氏，是古代“百越”的一个分支。秦末自立为“南越武王”的赵陀，虽然已有赵姓，但他是由河北真定迁入壮区的中原人士。另据多种姓氏辞典对“韦姓”的解释，有一支韦姓出自韩姓，是汉代功臣韩信被杀后，萧何暗中将其子孙送往南粤(今广西、广东一带)，韩信子孙为避祸，以韩字半边“韦”字为姓。这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士迁居壮区的又一例证，说明壮族与汉族交往由来已久。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壮族姓氏是《新唐书》中的“列传·南蛮”：“西原蛮(即壮族古代称谓)，居广容之南，邕桂广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天宝初，黄氏疆(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可见当时已有了黄氏、宁氏、韦氏、周氏、侬氏等大姓。习惯上把这些大姓聚族而居的区域，以“洞”命名，分别称作“黄洞”、“侬洞”、“吴洞”等等。反映了这些姓氏与氏族部落组织的密切关系。

关于壮族姓氏的来源，有以下几种：

①集会赐姓

据壮族民间传说，其先民原来没有姓氏，各部落首领在一个叫江岩的地方集会，商定姓氏。因主持人势力强大，被推为首领，以“黄”(皇帝)为姓。其余养黄牛的，就以“莫”(黄牛)为姓；会猎鸟的以“陆”(鸟)为姓。大家都因有了姓而高兴。但当时为大家杀牛做饭之人，却因未得姓而发怒，以刀拍击砧板愤愤不平。主持人见状，灵机一动，就以“岑”(砧板)给他为姓。

②以居地为姓

壮族部分姓氏与居住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如：农姓，汉语是指农耕种植，而壮语却是森林或树木浓密的意思，即指住在森林里的人；甘姓，汉语是甜的意思，壮语却是岩洞的意思；谭姓，汉语中是谈的意思，壮语却是指水塘，意指住在水边的人们。

③以职业技艺为姓

前述“莫”。汉语中是“无”、“不”的语思，而壮语中却指黄牛，意为养牛人。蓝姓，汉语中指颜色，壮语中却指用竹或藤编织的篮子，可知其祖先擅长于篮筐编织。巫姓，可能是与为人驱邪祈祷的巫术有关。

④以原始的图腾崇拜为姓

壮族先民与其它民族一样，也曾经历过原始的氏族社会，故而部分姓氏由原始的图腾崇拜发展而来。如龙姓，即源于对古代蛟龙(鳄鱼)的崇拜；麻姓，在壮语中是狗的意思，源于对狗图腾的敬仰。狗在古代壮族中有很崇高的地位，可能与西南各族传说中的神犬盘瓠有关。此外如陆姓，壮语中为鸟，与鸟的崇拜相关。

⑤受外族特别是吴越和汉族影响

据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壮族统属于“百越”，秦汉时期，就有汉族移民迁居壮族地区。如前述南越王赵佗，即因战乱入居壮族地区，必然会对壮族姓氏文化产生一定影响。现今壮族中的部分汉姓，即是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有些壮族姓氏与汉姓相同，但从读音和词义上考察，却有很大差别。如前述“莫姓”(黄牛)、“陆姓”(鸟)、“麻姓”(狗)、“黄姓”(皇帝)等，即是成例。

当今壮族，以黄、韦、侬、莫、岑为大姓，多为历代部落首领土官世家。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免遭世人对“蛮夷”的歧视，在其所修族谱、家谱或其它传记中，多攀附内地迁来的汉族或功臣名将为自己的祖先。将祖籍说成是来自中原内地。如泗城岑氏，称其先祖岑仲淑是浙江余杭人，宋时随狄青平定侬智高，以功封镇其地。再如南丹州莫氏土官，在唐开宝七年(974年)即自称节度使。遣牙校陈绍现奉表修贡，请求内附。《宋史》、《明史》、《舆地胜纪》中，均有明确记载，但南丹莫氏土官家谱、碑刻与传说中，却称自己的始祖是莫伟勋，为宋代狄青部将，随来广西。

回答者：yxm2458-举人 五级 3-27 19:00

我所知，起自古中原的汉族姓氏不多，不过一百零几种。那时的中原民族一般以族为姓、以职为姓、以国为姓或以父祖官职为姓，比如，鲁班的名字可以解释为“鲁国的工匠”！庖丁的名字则可解释为“做厨师的男人”。

到了汉末，大量的胡人迁入中原，直到南北朝时期，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几乎占到中原人口的20%，大量的胡姓开始出现，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有哪些呢？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变迁研究 篇3

论民族主体文化在民族文化变迁中的作用

文化变迁对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群体来说都是一种常态.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体文化由于具备的`时代性和继承性的特点,符合民族文化变迁的规律,因而能够对外来文化和本民族文化进行调适,从而达到调整民族文化变迁方向的目的.

作 者：李天雪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20刊 名：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NATIONALITIES RESEARCH IN QINGHAI(SOCIAL SCIENCES)年，卷(期)：15(3)分类号：G03关键词：民族主体文化 民族文化 变迁 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变迁研究 篇4

云南是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全国56个民族中，云南就有52个，其中15为云南的世居民族，全省少数民族人口数达1534.92万人(“六普”时)，占全省人口总数的33.4%，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数超过千万的3个省区(广西、云南、贵州)之一。民族自治地方的土地面积为27.67万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70.2%。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比较悠久，并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在这这些少数民族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这些体育项目具有浓重的文化内涵，同样与人类体育发展的规律相一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社会底层发源，在民间流传广泛，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于一定的文化载体的产物，而这一文化载体就是这一区域的人。具体来讲，在一定的民族聚集区，由于地形、水文、气候、动植物等构成的自然环境不同，它给开展相应的体育运动提供的场地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运动项目，就好比，我国的北方开展滑冰、滑雪项目，而南方则开展游泳运动。此外，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人们不同的体质，也会孕育出不同的运动项目，正如人文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所言“：研究一个地区的文化事象必须由文化特征入手。”本研究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出发，阐述云南省少数族传统体育的深层文化内涵，揭示出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质形成的自然环境根源和社会人文环境根源。

1生存需要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的基础

体育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民族的精神和生活面貌，是民族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的重要体现。上世纪60年代我国的考古学家在云南沧源的深山“帕典姆”崖壁上，发现了近千个原始土著人的图形，这些图形用褚红色颜料绘制而成，这些图形内容包括放牧、征战、狩猎、投掷、射箭等，这些内容反映的都是当时原始土著人的生活场景，描述了远古时期为了谋求发展与自然斗争的历史。该崖画制作时间为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其中的摔跤、射箭、牧牛、骑马以及舞蹈的某些动作和祭祀神灵的仪式，与云南省少数民族先民代代相传的传统体育活动十分相似[4]。根据各民族体育发展的普遍规律，体育活动的产生受环境、生存条件、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使得同一地域环境的不同民族都可能进行相似的活动。由此可见，云南少数民族先民远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当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最初表现形式。不同的地方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活动，包括体育活动也是一样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山地，这就决定了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于山地文化。由于云南省少数民族的先民生活的地方山高水险，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必须要有相对性和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之相适应。所以云南的少数民族先民们就具有了很强的奔跑、攀爬、跳跃、射击和投掷的能力，这些能力也是人们在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也是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雏形，随着时间的推移，云南省少数民族先民们就逐渐形成了摔跤、射弩、射箭、棍术、彝刀、追羊、赛马、赶牛、掷葫芦飞雷、飞石索、荡磨秋、绵羊拉绳、爬油杆、踩跷板、角力、顶头、舞狮、舞龙、高跷等等运动项目，这些项目的形成都与云南少数民族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山地行为文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的体育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将源远流长，它的源起与传承和云南省少数民族人民所处的山地的生产生活环境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产生于原始宗教的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这样一句话“：神是游戏的恋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游戏与神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项目都是为了娱乐神灵才出现的，这句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体育与宗教的关系。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是伴随着宗教活动而发展和形成的。在云南省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中，每逢重大节日或庆典都要举行相关的祭祀活动，这些活动开始于少数民族先民，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不够充分，对打雷、森林大火、洪涝灾害这些自然显现充满了畏惧，在人们的心中了神灵的存在。为了能让神灵保佑自己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少数民族先民们就形成了独特的祭祀活动，来娱乐神灵，求得神佑的庇护。在这一背景下，少数民族先民们创造了很多具有很大难度和观赏价值的传统体育项目。如荡磨秋、响铃舞、爬油杆、虎舞、摔跤、斗牛等活动，都是云南少数民族人们在生活中与宗教信仰相结合的产物。此外，在云南少数民族中还有很多民间神话传说，也包括文物史料都表明，某些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与发展都与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还比较密切。例如云南黑彝他们居住在昆明西山区的谷律一带，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就举行祭祀仪式，这一祭祀仪式主要是祭星辰又称祭秋架，在这个时间，村里杀一头猪，然后给每家每户都分的一份，回家后煮熟了，要与酒一起，等月亮升起的时候，放到秋架下祭供，焚香磕头，感谢神灵。祭奠完成后，人们就要踏上秋千进行荡秋，这一活动与云南省彝族先民们对星辰的崇拜有关。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民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更加的准确，对神灵的依附心理不见淡薄，现在很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已经拜托了宗教的神秘色彩，成为一种独特的体育文化现象。

3古代军事的战争催生了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云南少数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也难免要经历战争，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就是一部记载彝族分支部落间相互倾轧和抵御外族进犯的流满刀光剑影的血泪史。彝族自命为虎族，“强悍”“、武勇”“、善战”是彝族人共同的心理品质。云南彝族村寨多在茂密的森林的，在打仗之前，也会有一个相应的祭祀仪式，来保佑族人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打仗获得了胜利，战后，还要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来感谢神灵的庇护。在这祭祀仪式上的很多是用身体语言来表达，最后就形成了彝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此同时，战争需要必要的队列、布阵等手段，还必须经常的参加格斗，掌握技击的本领，在云南少数民族人们的积极创造下，通过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少数民族摔跤、马术、射箭、武术等项目，经过时间的发展，这些带有浓重军事色彩的项目，逐渐成为云南省少数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体育项目。云南少数民族人民非常重视跟军事有关的技艺，并且有意识、有目的的进行相关的训练与教育，这就使得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对跟军事有关的运动项目得以传承，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的很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很多原本跟军事有关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更多的体现的是它的表演功能，原本的军事功能已经退化，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来源于军事的事实是不可磨灭的。

4为满足人们精神娱乐而发展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社会生活的变迁历史教案 篇5

导课：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为反抗侵略，挽救中国，从各个途径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请同学们回顾中国近代历史上仁人志士们探索尝试过的几次重大实践活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

这些尝试和努力，我们有时候说他们是失败的，因为这些努力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但是毋庸置疑，这些努力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物质文化和政治遗产。具体表现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引出课题。

一、照相与电影的出现

1、照相术

学生读书，找到照相技术的诞生以及传入中国的时间年代。

回答：19世纪30年代诞生于西方(法国)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

教师设问：请同学们考虑照相术问什么会在19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许多外国人来中国经商、游历，带来了很多西方科技产品。)请同学们在教科书中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实例。

生：“1844年，一位法国海关官员到中国参加中法通商条约谈判时，在广州澳门等地拍摄了不少照片……”

师：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年这位官员拍摄的照片之一(投影)，这位官员是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察官兼摄影家埃及尔来到澳门，耆英刚好在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等官员谈判，埃及尔为耆英拍下了这张照片。

师：照相术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其他资料无法替代的真实证据，锁定了很多历史瞬间，这些成为我们研究历史、观察当时社会的最有力依据。(投影照片)

2、电影的出现

教师解说：随着中西方交流机会的增多，电影传入中国。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皮辛大街首次放映电影，人们将这一天定为电影的诞生日。18，电影传入中国，最早来中国放映电影的是一位美国商人。早在电影传入中国以前，我们中国就有一种古老的通过光学原理表演的戏曲——“皮影戏”。早期的无声电影与皮影戏非常相似，所以人们把无声电影又称之为“西洋影戏”。

设问：无声电影在中国首映的时间地点?

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历史变迁与创新 篇6

提要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没有明确标准阶段、规定年产值标准阶段和辅助区片综合价阶段。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存在诸多缺陷:产值倍数法不科学、补偿范围过窄且分配方式欠妥以及补偿原则模糊。经过几年的创新探索,2001年确立的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果。今后应不断完善征地补偿制度,补偿方式采用“公平补偿”、扩大补偿范围、建立合理的补偿费分配机制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键词:征地补偿;历史变迁;创新探索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张,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是必然趋势,因此土地征收是各个国家或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制度(张全景、王万茂,2003)。在征地过程中如何给予失地农民合理的补偿、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早已成为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首先回顾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历史变迁,指出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进而阐述了始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征地补偿制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暴露出的缺陷。最后研究了几个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的创新探索成果,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关于征地补偿制度的若干改革构想。

一、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历史变迁

我国征地补偿制度的历史变迁,三个阶段的主要政策及其核心内容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12月5日中央政府出台了新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征地制度法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规定首次提出了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概念,强调“评议商定”以及“公平合理”。1958年实施的新《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补偿标准的年限发生变化,补偿范围有所扩大,对补偿费的发放也做了详细规定,并且提出了安置失地农民的问题。这一阶段制度的特点是:补偿标准很低,灵活、不具有强制性,符合当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随后的10年文革,土地征收制度的发展基本停滞。(柴涛修等,2008)

第二阶段:1982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出台,明确规定了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并对各项费用的补偿标准和补偿主体做出明确规定。1986年6月25日获得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中关于补偿的规定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相同。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则提高了补偿标准,同时还提出了“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补偿原则。在这一阶段,随着改革开放号角的吹响,我国的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发展,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补偿制度在这种环境下引发了许多问题。

第三阶段:1999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征地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新一轮征地制度改革拉开帷幕。2001年、2002年国土资源部先后共确立19个城市(区)开展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土地管理法》再次修订实施,但未对补偿标准做改动。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指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制订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2004年11月3日、2005年7月23日又相继出台了《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开展制订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对《决定》做了补充。2008年9月《土地管理法》修订工作再次展开。在这一阶段,各界已充分认识到“补偿标准低、范围窄”等制度问题,并且积极探索着征地补偿制度的改革方向。

征地补偿制度从建立伊始至今,在补偿内容、标准上都有较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首先, “产值倍数法”的弊端体现在多方面,比如作物年产值的不确定性;倍数法无法体现土地的市场价值以及“涨价归公”的补偿思想无法让农民分享到土地增值收益;其次,补偿范围过窄且分配方式欠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所拥有的重要权利之一,却未纳入到

征地补偿范围中。其他一些国家(地区)还对征地过程中产生的诸如邻接地损失、营业停止等内容进行了补偿。(林玉妹,2005)在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上,据有关专家调查,征地费的约60%为农村集体和农民所得,40%为地方政府所得。(陆红生、韩桐魁,2005)这使得本身就偏低的补偿费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上时已经所剩无几;最后,原则的模糊性:我国征地补偿制度所遵循的原则是“保证被征地农民能够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这一原则出发点是好的,乍看也合乎情理,但在实践过程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究竟怎样才算是生活水平不降低?用什么来衡量?

二、征地补偿制度的创新探索

经过几年的改革探索,国土资源部确立的试点地区不断完善着其当地的征地补偿机制。各地做法呈现出的普遍特点是:补偿标准有很大提高,更加注重失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一些地区开创了创新的补偿安置办法,如嘉兴的“土地换社保”、温州的“留地安置”以及南海、昆山的“第三种模式”。现选取三个地区介绍其征地补偿制度改革的创新探索。

1、区片综合补偿及规定统一年产值——温州。200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土地征用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提高年产值以及推行区片综合价。2003年4月1日《温州市市区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旧《办法》),规定了补偿的三项原则:(1)采取片区综合补偿标准,区别不同地段,给予不同补偿;(2)区别被征用前的不同地类,给予不同补偿;(3)根据不同的地类依法合理确定年产值。2008年新的《温州市市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管理办法》获得通过,该办法在征地补偿方面有两方面的改革:第一,区片的划分由原来的三类改为以黄海标高为界划分为两类。实际上,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的改善,使得原来划分的三类地区之间差异逐渐减小,而补偿标准不一样的话显失公平。第二,开始实行统一年产值标准。市区统一年产值标准确定为每亩0.2万元。一类区片农用地和二类区片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均采用法定最高标准,达到10倍和20倍,这样每亩土地补偿费达到2万元,安置补助费达到4万元。这一标准综合考虑了温州市区经济发达程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土地区位等因素,且均达到法定最高限,提高了对农民的补偿。

2、以综合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标准——佛山。广东省佛山市于2004年6月23日发布的《佛山市深化征地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对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测算做出了创新的规定。新的测算方法采用综合平均年产值作为计算标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再与各具体地块的年产值直接挂钩。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产值倍数法的不合理性。最重要的是新的规定考虑了土地的区位、各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地价的因素,使得计算的补偿费更加接近公平的市场价格。同时,《通知》还明确要求某些经济发达的区域按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高档次的补偿标准,尽可能地提高被征地农民的补偿费。

3、征地补偿费保障长远生活——南京。南京市2000年4月20日颁布的《南京市建设征用土地补偿和安置办法》(已废)规定:“土地补偿费用依法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2004年4月10日起施行的《南京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改变了这种一次性的支付方式,建立起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从土地补偿费中取出70%,作为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其余30%支付给集体经济组织,纳入公积金管理,用于发展生产和公益性事业。同时,2005年9月1日,《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开始实施,其规定政府要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资金专户。南京市征地补偿分配一改以往的一次性货币支付方式,充分考虑了农民的长远利益,还有效避免了各级政府层层截留补偿费问题的产生。农民能够分享到一定的土地增值收益,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举措。

三、结论

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土地征收是政府因此代表国家而实行的权利。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暴露出诸多缺陷,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因此遭受损失。新的《土地管理法》出台在即,征地补偿标准应逐渐向公平的市场

价格转变,做到“同地同价”;同时,应扩大补偿范围,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补偿项目。完善的征地制度不仅能够实现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还可以保障大批失地农民的生活及其合法权益。这是一个国家法制化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部分。主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变迁研究 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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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与能力

1.了解报刊业发展的过程，理解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报刊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

2.掌握影视事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分析影视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3.了解“第四媒介”的神奇魅力，认识互联网的优势。

二、过程与方法

1.通过制作图表，加深学生对抽象历史知识的理解。

2.通过讨论，开阔学生思维，提高学生全面客观看待问题的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教学使学生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对人们生活方式特别是精神生活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进一步明确大胆借鉴、勇于创新的重要性。

四、教学重点

报刊业走向繁荣和影视事业的发展。

五、教学难点

大众媒体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六、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师：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性、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前所未有。大家想一想，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获得信息？

生：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

师：很好，这些都属于大众传媒的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近代以来，随着人与人之间联系的越来越密切，社会化程度的大大加强，就越来越需要有一种大众化、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的媒介作为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沟通的渠道。于是大众传媒出现，最先是报刊，随后是广播、电影、电视等相继出现。目前已形成印刷媒介、电波声像媒介两大体系，并正在崛起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体系。那么这些大众传媒在中国是如何发展的？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就来解决这些问题。

（多媒体打出课题）大众传媒的变迁

［推进新课］

1.报刊业走向繁荣

师：法国著名哲学家伏尔泰曾经说过：“报纸的故乡在中国。”唐代就出现具有新闻传播初步功能而且只是在官员间传阅的报纸。近代以来，作为大众传媒的现代意义上的报刊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报刊的诞生，是人类由信息封闭时代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标志。中国报刊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外国人创办到中国人创办的过程。大家看教材思考，我国报刊业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生：经历了形成、发展、繁荣三个阶段。

师：大家根据教材内容制作表格，对知识进行整理。

生：（学生看书，进行整理，然后回答）

师：（边讲授，边操作多媒体完成表格）

阶段

表现

社会影响

形成

19世纪中前期，外国人在华办报，外文有《中国丛报》和《万国公报》，中文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申报》1873年艾小梅的《昭文新报》为国人最早在境内创办的报刊

发展

戊戌变法时期《时务报》

辛亥革命时期《民报》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

成为宣传改良、革命和新文化的武器，发挥着制造舆论、唤醒民众的重大启蒙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

日报》等

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初期《人民日报》

“文革”时期不少报纸停办

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方针的主要舆论工具

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1978年报纸总数只有186家，XX年达到XX家，日报千人拥有量超过100份

刊物由1978年的930种增加到XX年的8725种

师：中国报刊业的发展对社会有何影响？

生：报刊在报道新闻、传递信息、通达民情、传播知识、开启民智、立言议政和实行舆论监督等方面，都发挥着主要作用。

师：不错。从总趋势看，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即使在传媒手段日趋多样化的今天，报刊仍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中国影视事业的发展。

2.影视事业的发展

（1）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

师：电影是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它所利用的是人的视觉暂留现象。因为人的视觉具有一种短暂的记忆功能，能将迅速连续移动显示的图像连接起来，如图像的形状和位置相差甚微，并以每秒10幅以上的速度在人眼前显示的话，人眼所看到的将是一组活动着的图像。1895年2月，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为他们所发明的“连续摄影和放映的机器”申请了专利。1895年12月，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的一个咖啡馆公开售票放映电影，终于使电影投入了实用阶段。19世纪末，电影就传入了我国，我国电影事业开始迅猛发展。哪位同学谈一谈解放前我国电影发展的情况？

生：1905年，由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电影《定军山》首映成功，标志着中国电影事业的起步。1931年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拍摄成功，结束了中国电影无声的历史。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左翼电影为主流的中国电影事业相当发达。《渔光曲》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师：很好。《定军山》是第一部国产无声京剧影片，1905年11月由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景丰在自家照相馆中的露天空地上摄制。取材于东汉末刘备大将黄忠在定军山斩曹操大将夏侯渊的故事，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老将黄忠。影片在日光下拍摄，没有剧本，拍摄过程前后用了3天时间。影片虽然粗糙，但是首映却非常成功，轰动北京，万人空巷，也标志着中国电影事业的起步。这部影片不论对中国电影史还是中国京剧史来讲，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出示《定军山》剧照）。《歌女红牡丹》是我国第一部有声故事片。剧情为红牡丹从小学演旧戏，嫁一无赖丈夫，备受虐待，后丈夫失手杀人入狱，她既往不咎，探监营救。影片在上海创连映84天的新纪录，轰动了全国各大城市，同时也吸引了南洋各地的华侨（出示《歌女红牡丹》剧照）。《渔光曲》是一部故事片，1934年摄制。剧情为渔民徐福被渔霸逼死，女儿小猫、儿子小猿由母亲抚养，仍袭父业，但在一场海匪洗劫渔村中破产，徐家姊弟流落上海，在码头卖唱度日。小猿劳累病倒，在小猫的《渔光曲》声中凄惨死去。影片创卖座最高记录，1935年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获国际电影奖项的作品（出示《渔光曲》剧照）。《风云儿女》之所以著名，是因为该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放映《风云儿女》片断）。那么大家知道哪些在国际上获奖的电影导演和影星呢？

生1：电影有《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等。

生2：导演有谢飞、张艺谋、陈凯歌、张元、谢晋等，影星有巩俐、葛优、章子怡、吕丽萍、斯琴高娃等。

师：大家对当代电影及电影明星、导演非常熟悉，反映了你们这些当代年轻人兴趣广泛、知识面广。建国初期，中国的电影是把反映工农生活和革命战争的题材搬上银幕。而“文革”时期的电影如报刊一样题材狭隘，表现手法单一，中国的电影事业走入低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影走向一个辉煌的新时代，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名导、一批又一批的明星。许多优秀影片，荣获国内国际大奖，这些大家都熟悉。电影媒介的特点有哪些？

生：①时效性不强。②制作精良，画面清晰，能在短时间内使观众得到充分的视觉和听觉的享受。③能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情感参与和情感体验。

师：很正确。中国电视的出现要比电影晚得多。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

（2）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

师：北京电视台（197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正式改为中央电视台）是中国第一家电视台，于1958年5月1日试验播出，中国电视事业由此诞生。当时北京电视台播出节目的频率仅为每周四次。北京全市能收到节目的电视机也仅有几十台。随后，上海、哈尔滨等城市也建成了地方性电视台，但全国也只不过十几家。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中国的电视事业发展缓慢，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电视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大家看教材，归纳一下，电视事业发展主要有哪些表现？

生1：电视逐渐普及。

生2：节目越来越丰富多彩。

师：为什么改革开放后电视会得到普及？

生：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已成为普通家庭中的普通电器。②电视技术的进步，如卫星传递技术的运用，扩大了电视台的覆盖面积。③国家的政策支持，如“村村通”工程。

师：很好。这里特别介绍一下“村村通”工程，它是国家为解决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主要是西部地区）群众难以看电视、听广播问题而实施的工程。从1998年开始实施，到XX年3月，累计投资16.2亿多元，消灭广播电视盲村10万多个，解决了近7000万人收听、收看电视难的问题。那么电视节目的丰富多彩具体有哪些表现？

生1：出现一批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新闻类节目。

生2：现场直播一些重大事件和体育比赛以及优秀电视续剧的播映。

师：回答得很好。大家再讨论一下：如果现在突然没有了电视，我们的生活将是怎样的？

生：（学生进行热烈讨论，一致认为没有电视，生活就缺乏了什么）

师：的确，在现代社会中，看电视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电视普及以前，收听广播是人们了解信息、学习知识的重要渠道。即使是在电视发达的今天，收听广播仍然是许多人的生活需要。对于不方便看电视、报纸的人来说，收音机是最方便的获得信息的工具。现在我们来看看除报纸、广播和电视三大媒介外的第四媒介——网络媒介，即互联网。

3.“第四媒介”的神奇魅力

师：一说到互联网我们都非常熟悉。有哪些同学会上网？

生：（学生纷纷举手表明会上网，教师请一学生讲述上网步骤并当众操作）

师：互联网有什么好处？

生1：可以查资料、看新闻、看电影、看电视、听音乐。

生2：还可以聊天、讨论、玩游戏。

师：很好。互联网的优势在于集报纸、广播、电视的优势于一体，而且费用低廉。还可以高度互动，双向传受，使信息得到及时反馈。人们可以更主动、更便捷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90年代以后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而风靡全球。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上网用户急剧增加，由1995年的几千户发展到XX年近一千万户。其发展势头方兴未艾。

（多媒体打出表格）

1995年

1999年

XX年

XX年

互联网用户（户）

7213

3014518（约301万）

9021717（约902万）

6800万

师：那么，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会不会影响其他媒介的发展？

生：不会。因为各有自己的优点和自己的特色栏目，能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群的需要。如我爷爷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就喜欢听广播。

师：不错。互联网的普及并没有削弱其他媒介的地位，而是同时出现向上发展的趋势，不论是报纸、电台，还是电视，传播手段都越来越丰富。现在许多报纸、电台、电视等传统媒介机构都建有自己的网站，争夺网络媒介的一席之地。现在大家讨论一下：互联网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害处大还是益处大？

（把学生分成几组，分别进行讨论，然后各派一名代表上台阐述）

生：（经过讨论学生一致认为互联网既有利也有弊）

师：既然互联网对我们既有利也有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安全、健康地使用互联网？

生：（展开激烈讨论，提出各项注意事项）

师：（总结）虽然互联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只要我们正确地把握学习方向，正确区分网络中信息的真伪，以一种积极向上、追求新知、提高自我的态度来对待互联网，使互联网更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互联网时代将为我们开拓出一片精彩的天地。总之，人类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媒介的产生和发展，而媒介产生和发展之后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延伸新课］

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由于媒介不可避免地具有新闻导向的作用，深入人心，使受众产生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由于媒体的信息量庞大，对同一事件报道的角度不同，评价各异，使社会思潮呈现出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局面，有时也让人无所适从。在信息爆炸时代，我们要如何选择有用信息，鉴别正确信息，摒弃信息垃圾，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呢？请你和同学议一议，看看有何高明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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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变迁研究 篇8

谢清果 张汉丽

2012-7-24 20:18:24 来源：《台湾研究》2011年05期

2006年“记者无国界组织”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称，台湾地区的新闻自由超越了美国和日本。[1]追溯台湾新闻变迁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时期其自由的状况及其表现形态差异很大。本文从戒严统治时期、解严后及政党轮替后三个不同的时期，梳理了台湾新闻的历史变迁，并探讨其现实困境的成因，以期为理解台湾新闻开放的历史与审视其现状提供理性指导。

一、极权统治时期的台湾新闻

极权统治时期，台湾新闻丧失了“第四权”的本义，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言论、新闻自由成了虚无的镜花水月。

(一)“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新闻自由无法伸张。台湾“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概念表明“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然而在解严前，台湾新闻自由仅仅作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而存在，新闻自由无法得到伸张。戒严统治时期，为有效地控制当时社会和民众，国民党政府不仅施行“限张、限纸、限证、限价、限印”一报五禁的“报禁”，进行文化清洁运动对新闻进行严密管制，还实施了《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通称〈九项禁令〉)》、《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出版法》等一系列严苛的法令，“其中以1958年，‘立法院’密审议第五次出版法修正案，赋予行政机关可以不经司法审判，对报刊警告，罚款，停止发行，撤销登记等处分之权利，对新闻自由带来很大伤害。”[2]出版法一直是钳制台湾新闻自由最主要的法律，直到1998年，出版法才得以正式废除。在威权体制下，“新闻媒体与政府的关系极不平等，国民党威权政府从上而下的控制新闻媒体，让新闻事业发展过程倍极艰辛。”[3]虽有“宪法”保证言论、出版自由为基本权利，但在当时政府不仅以政策、法令规定媒体的目标、任务，介入媒介管理，而且还制定了媒体审查制度；军事单位还介入到媒体检查工作中，对新闻媒体实行严厉的事前请示、事后检查制度，更有党部组织对新闻机构进行严密的监控，新闻自由成了镜花水月，遥不可及。(二)新闻媒体沦为极权统治“侍从”。对于新闻事业的所谓“反动言论”，国民党统治机器有许多制约的法宝，最直接有效的就是查禁、停刊、撤销登记，甚至逮捕负责人与撰文者。[4]国民党政府一面操控、镇压大众媒体，另一方面又利用媒体向人们塑造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民众建构特定的世界观，企图让人们接受权威统治，放弃抗争，并将权威控制视为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为了让新闻媒体俯首称臣，成为极权政府的“侍从”，国民党政府对媒体“不同声音”进行打压迫害。当局根据尚未公布的《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图书管理办法》条文，勒令言论最尖锐的《公论报》停刊三天，首开台湾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先例。此后，查封《天南日报》、《中国时报》、《民族报》、及《民众日报》停刊、三次叫停《自立晚报》、《经济日报》休刊，各报均遭不测；国民党还制造了刘自然事件、白克案、船长事件以及电台总经理刘晋钰案等传播界层出不穷的文字狱，制造了传播、文化界的“白色恐怖”。

另一方面，极权政府对从事媒体事业人员进行辅助、奖励和优待，以收买人心，让新闻工作者在恩威并用的国家机器面前低头。政府对媒体的辅助、奖励与优待，散见于出版法与出版法施行细则第三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条，以及邮政法、邮政规则、新闻电报规则等与其他的相关法规。具体做法有以下几方面[5]：配售食米、配售木材、申请外汇、办理新闻记者出国、新闻出版品传送优惠、交通优惠措施等六项。并通过暴力改组《公论报》、争夺《工人报》发行权、《联合报》退报运动等手段争取媒体，“国家不但透过报禁及如出版法、广电法、惩治叛乱条例在内的各种法令规章，限制媒体的发展，同时扮演媒体规范者与推动者的双重角色。一方面管制言论、规范媒体内容，另一方面，推行各种奖励措施使其顺从政府意志，更甚者，结合(国民)党、政、军三者力量，直接介入媒体经营或控制资本及人事决策权”[6]，以使媒体完全臣服为政府的传声筒。

(三)极权管制中的新闻：寻求正当化的传播途径。面对新闻自由备受管制、新闻媒体几乎丧失其社会功能的局面，新闻界只能在威权统治下积极寻求传播的正常渠道，为新闻自由的伸张而不懈的进行各种努力。

国民党政府威权时期制造文字狱和文字迫害事件，使得新闻界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其间最早与党国机器相异的声音来自对《杂志不得设记者》禁令的反对。这一不合理的禁令引发杂志业者与政府长期不休的争议，首开“异声”先河。“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屡次选派代表向“内政部”陈情，还在1969年2月4日以“国协字”第一五八号代电致“内政部”，请求“内政部”变更一六七九九号解释的《杂志不得设有记者》一令。1975年9月1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还提出《杂志社记者问题之研究》的报告，从法理、事实和性质等三方面提出杂志应设立记者，却遭到新闻处更严厉的惩处。此场争议历时10年之久，1988年新闻局长邵玉铭才宣示“政府对杂志设立记者的管制，应依出版法规定办理，并应将新闻记者法与违反出版法之相关法令排除。”[7]该宣示为杂志设立记者带来了一线曙光。1991年，新闻局举行出版业的新闻联谊酒会，邵玉铭当面告知“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理事长，“杂志社不得设记者之禁令已解除”[8]。此举是台湾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重要胜利之一。

“随着台湾内部政治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反对意见发声的媒介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媒介和政治反对运动相互支援的现象，”[9]从1974年到1984年这10年里，台湾一共出现了55种不同名称的异议政论杂志，声势和数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些杂志不断冲击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当局禁忌，挑战国民党政府的言论尺度。

此后，新闻界也以各种方式寻求极权管制下的新闻自由途径，如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完成立法程序，于1976年1月8日公布广播电视法，成为台湾管理广播电视事业第一个立法的法令，明确权责分配，广电业务归新闻局广播电视处管辖，频道使用和规范归“交通部”总管，结束了台湾广电事业“无法无天”的日子，电子媒体这才“脱离以行政命令为最高法源管理电子媒体的模式。”[10]

二、解严之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1988年报禁解除后，台湾新闻业进入迅速发展时期，报刊、电视等媒体数量激增，言论相对开放，进入了一个自由化竞争的时代。

(一)“后报禁”时代第四权理论的出现。进入政治多元时期后，台湾的威权体制日渐被“黑金体制”、政治派系所取代，黑道、金钱势力通过介入选举、关说等途径利益，伴随着金钱、派系控制的强化，媒体意识逐渐觉醒，受西方新闻自由理念的影响，很多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传播教育、研究的学者，希望媒体可以扮演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后的“第四权”，在社会当中担负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林子仪在《新闻自由的意义及其理论基础》中首次肯定新闻自由为“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并以“监督政府”的第四权理论建构“新闻自由”理念，主张新闻媒体有别于一般人民言论自由那种“个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一种“制度的基本权利”[11]。此后，学者沿用第四权的概念，强调媒体“第四权”的权利，寄希望于媒体发挥监督舆论，引导受众的社会功能。第四权的声张彰显了媒体在公共利益领域的突出作用，“宪法”保障“新闻自由”这一基本权利，目的在于使新闻传播媒体成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等制度性功能。林爱翎就曾提到“民主化与商业化在今日的台湾推动着人们与社会之间产生新进的关系，媒体为其中意义的传递媒介，在呈现社会真实的同时，也受到商业与政治两股势力的影响，并扮演民主社会中第四权的角色。”[12]

但新闻媒体事业的运作十分复杂，而且特别易受政府的操纵、压力等，伤害到新闻媒体独立自主性。台湾媒体在走过传统的威权政治全面掌控时期后，按理应该努力从政治“传声筒”逐渐转变为民众“良友”的角色。无奈的是，受禁锢的台湾“第四权”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就开始受到台湾政治力量与商业力量的双重冲击。原来备受媒体打压的对象试图取得媒体的经营权，政府、财团对于媒体的管控也日渐增加，新闻媒体在享受“无冕之王”美誉的同时，又如何防止新闻自由被滥用？其在“监督政府”的提示，是否也该接受他方的监督？对此，吴文成提出了“第五权”的概念，“我听到的说法就包括：网路是第五权，电子媒体是第五权(相对地，平面媒体是第四权)，学术界是第五权，媒体观察相关的基金会是第五权，目前比较顺耳的说法是，民众是第五权。但是不管如何，新闻媒体的确是需要自律或是被民众制约，而所谓的第五权绝对不应该是来源於政府或是被政府控制的机构。”

[13]

(二)“第四权”的商业化、市场化。新闻媒体报禁解除之后，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但对政府施政能力的监督力度却并未相对提升，反而有“自愿被收买”的倾向。以有线电视为例，其发展就存在膻腥色、植入式行销、政治选边站以及新闻专业的红色警报等四方面的争议性问题。资深媒体工作者吴恕认为，“置入性行销完全扼杀了媒体的监督功能。而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以被赋予第四权，就是要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如果政府可以透过金钱操控媒体，影响民众的正确判断，事实上是阻碍了民主的正常运作，跨越了媒体与政府间的均衡界线。”[14]

2003年年12月5日，《中时晚报》与《联合晚报》卖掉整个头版，在一版同时出现了中国信托的全版广告。新闻被广告取而代之，这在台湾的媒体历史中还是第一次，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争议。作为媒体生存的主要来源，广告控制新闻已屡见不鲜，许多大商家看准媒体的投鼠忌器，在某些事件爆发之际即以广告预算对媒体进行新闻控管；媒体为了获得更大利润，新闻内容往往会优先选择有“兴趣点”的灾难、情杀、重大犯罪等意外事件来报导，徐佳士就认为“第四权”的本义已经被误解、误用，甚至歪曲，媒体的利益导向取代了“第四权”的神圣使命。

1999年春节前，裕隆汽车的劳资争议案发一个多月仍无媒体问津，“究其原因，因为裕隆汽车一向是国内汽车广告的大宗客户，造成媒体在新闻处理上可能有潜在性的压力。”[15]这实在不得不说是媒体的一大悲哀。公众期待新闻媒体准确而公平的进行报道，以“第四权”监督政府和社会，为社会的发展献策出力，推动民主化的进步。但解严后，台湾媒体的公信力不升反降：亲民党籍台北市议员王育成的“脚尾饭”影带；TVBS记者自拍的《周政保呛声录影带》；还有2004年3月，电视台在“总统”大选开票之夜集体灌票造假，欺骗受众的丑闻等等。这些都让台湾媒体的“新闻自由”蒙上了一层灰色，新闻自由的滥用不但导致媒体公信力急剧下降，也引来了学界和业界的持续批评。

(三)“新闻自由”公共服务意识觉醒。随着媒体的数量不断攀升，媒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媒体公共服务的功能不断丧失，受商业力量驱使罔顾公共利益的行为愈演愈烈，新闻自由对公权利、私权利的侵犯，媒体为了争阅听率、发行量、收视量，往往不惜采用各种手段抢新闻，由此造成新闻自由与国家安全、外交机密泄漏等公权利，隐私权、肖像权等私权利的冲突已屡见不鲜；新闻广告化、出卖版面、植入式行销等等都备受批判。

解严之后，台湾媒体出现过一段百花齐放的竞争，但随之而来的是商业挂帅，收视率、发行量凌驾一切，广告主掌握媒体生杀大权，“在整个转化过程中，公众利益有时候被抬得高高的，有时却被摆放在一边。”[16]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极权政治力的远去并未让媒体得到真正的自由，资本力的制裁和约束，让媒体的新闻自由受到了新的一种管制。学者们对此也开始进行了反思，“过去，我们向集权政府要求新闻自由，现在，享有了新闻自由之后，我们才突然惊觉，原来要求媒体负起社会责任的工作，远比争取新闻自由还要难。”[17]因此，学者提出，媒体应成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公器，徐佳士曾对台湾媒体乱象进行批评：“在这种风气下，读者利益便被牺牲了。第一：缺乏纯净的，客观的，平衡的报道，读者既无法认识环境的真相。所谓‘知的权利’丧失殆尽。第二：对于一切新闻事件，是是非非已经被记者们下了定论，读者的判断权利也被剥夺了。”[18]

三、政党轮替后的台湾新闻自由

2000年，台湾举行第二次“总统直选”，陈水扁胜选，民进党执政，台湾首次完成政党轮替。政治阵营及国家认同的分化的大背景，加之政治力量对媒体的操控，使得台湾新闻自由在政党论题后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新闻自由“第四权”的沦丧。政党轮替后，台湾经济进入低谷期，股票大跌、失业率亦创新高，媒体首当其冲，发行量、广告量直线下降。为转变经营困难的现状，各大报几乎全面“苹果化”，采用大图片，强化膻腥色新闻，将新闻广告化，甚至出卖版面接受政府及企业的置入式行销。媒体与政党关系的全盘颠覆，而快速转变的台湾政治、经济结构，还改变了媒体和政党的互动方式。这段时期的媒体“第四权”，已经完全驯服于政治力及商业利益。

媒体内部的压力来自于经营者的利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媒体老板为牟取经济、政治利益会选择迎合阅听人的最低级需求，让媒体阿世媚俗，生产受众喜欢的娱乐化、低俗化的内容。尽管部分较有历史责任感的媒体工作者也希望将使命感融入媒体，“传道授业解惑”以帮助世人认清局势，引导受众更好的使用媒体信息，但媒体的发行量、阅听率一旦未达媒体老板盈利的目标，又会招致媒体老板的责难，新闻工作者只能在这样两难的境地下做出“正确”的选择。

除了媒体内部的控制外，商业、广告主也逐渐入驻媒体的运作。邱奕嵩就曾指出“除了媒体特定的立场钳制了新闻工作者外，日趋资本化及商品化的报业市场仍难逃商业巨兽的吞噬。广告主发行商业及通路业者，以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左右新闻报道时有所闻，且有变本加厉之趋势。新闻工作者所谓的理想也只能在于现实压力之下，图谋有限的发挥空间。”[19]资本力的侵入宛如掐住了媒体的人中命脉，让媒体工作者的“理想”都胎死腹中，不得不为了媒体的利益要求而趟入“乱源之一”的浑水。广受争议的是政治力对媒体的控制，不同政党阵营以广告收买媒体，或是政治人物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等。

但是，总体上看“继自由化之后，台湾媒体对民主整合的两个重要指标——参与和竞争——开始发挥了积极的贡献。在这段期间，执政当局逐步检讨，改善相关法案，意在创造一个更自由的媒体环境，不过除非媒体的控制权能够突破垄断性的局面，政治议程的扭曲，依旧限制了政治的竞争和参与。”[20]无法摆脱政治力的制衡，仍是媒体发展的软肋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受媒体老板、政党人物政治力及商业主三方的制约，台湾媒体第四权还是对台湾社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初，新媒体(尤其是有线电视与地下电台)开始通过电波频道提供异议资讯和观点，并且大量使用“call in”的节目形式，给市民带来了更多更广的参与社会在政治过程的机会。自由化的媒介环境不仅带来了言论自由的较大发展，观众可以打电话参与讨论政论节目，更有专门恶搞政党以及政治人物的政论节目，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通过媒体“发声”，实现民主参与的第一步；其次民主化的发展也催生了台湾媒体的发展；最后是“第四权”发挥“监督政府”对选举、制衡、政党政治等民主形式的促进，尽管部分媒体各自有独自的政治立场，在报道中也难免有所偏颇，但对于选举、制衡、政党政治却有着实实在在的监督作用。

(二)新闻自由之媒体批判意识的觉醒。媒体在挣脱威权时期极权政治统治的直接干涉后，又受到了不同政党的操控。政客们都熟知媒体的特性，他们通过随时设定媒体感兴趣的议题掌握媒体的方向，还采用植入式行销的方式运用媒体进行自我报纸；而随着媒体市场化的发展，媒体为了广告收入，为了发行量、阅听率，不得不做出牺牲，更是给政客们提供了可以对媒体予取予求的机会。

责任感是媒体的良心，然而，“由于缺乏社会责任，所以媒体可以为了政治立场不同而误导和扭曲真实，再根据错误的‘事实’大肆评论。”[21]而这些扭曲、错误的讯息由于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力，会逐渐变成“事实”，还可能误导受众以讹传讹，让人们不禁质疑：台湾媒体为新闻自由贡献了多少的真理。政治先行、媒体跟进的现状告诉我们，媒体已经不再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先锋，而成为了党派人士发表政见的场所，新闻自由扩张的空间仅仅是媒体跟进政治的步伐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政党轮替时期的媒介之独特形态还在于政媒两栖的奇特现象：“立委”可能变身名嘴大肆爆料，既享受政治利益又能和媒体相抗争；而媒体人介入政治的现象也不再新鲜，这些人在媒体、政治中均左右逢源，导致媒体在结构、品质和专业性等方面都滋生出诸多弊病。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媒体都将权力争斗、立场对立放在新闻报道重心，蓝绿两党成了政治报道的主角。加上解严后很多新闻道德的基本伦理都尚未来得及建立，使得媒体伦理约束力十分薄弱，对媒体报道的伦理道德管制也相对无力。政媒两栖、政治报道单一化等问题不仅会影响媒体的威望，还将影响到整个公民社会的建立，并极大地伤害民主化的进程。

在媒体乱象日益突出的现状下，除了社会上普遍要求新闻界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外，各行各业、士农工商也开始承担起监督、批判媒体的社会责任。学界和业界对于“第四权”提出质疑，认为如今台湾媒体的主要弊病在于忽视了“社会公器“的性质，为了生存一味的进行市场化导向的发展，不但不尊重新闻界的专业规范，而且缺乏自律自省的精神，长此以往逐渐养成了积重难返的弊病。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社会各界对于新闻媒体第四权沦为政治特权，臣服于广告主及侵犯隐私权、“国家机密”等公私权利的种种指责，“大法官”提出了要给媒体新闻自由“减压”的要求。台湾在《“大法官”议决释字第656号解释》中，提出了“媒体自由权的‘减压制度’必要性”，在该解释书中，“大法官”首次提出了新闻自由的概念，“究竟媒体的言论比一般人民所为的言论，不论是在重要性及其界限上，皆会有不同的‘宪法’意义。‘宪法’对新闻媒体的保障，除了一般人民的言论权外，尚有新闻自由保障的‘加持’，而为后者所涵括。因此，其保障也享有了关涉‘国家’民主宪政发展的高度法益，而邀得‘宪法’最高度的保障(释字第五七七号解释意旨参照)。”[22]但该解释书同时提出，由于媒体的特殊性质，社会应给予宽容，适当为媒体减压，“对于必须广泛提供各种信息给多元社会下品味不同、关心点不同、教育程度、专业不同„„等读者需求的媒体，就必须考虑其必须‘快速且大量’提供信息的行业特色，否则就会被消费市场所淘汰。故对于媒体所肇致侵犯他人名誉的发生概率，一定比来自于个人言论自由的滥用来得频繁。因此，为保障新闻自由，使媒体能够履行其宪政秩序所赋予的任务，应当衡酌其‘行业特色’所可能带来的高度风险，而给予适度的‘减压’”[23]。

不论是威权统治下新闻工作者不懈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还是解严后媒体百家争鸣打破垄断的言论空间、释放禁锢的民间活力的表现，抑或是政党轮替后媒体新闻自由的乱象，都源于台湾社会结构的变迁。总之可以说，台湾新闻自由的发展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

注释：

[1]中国国情咨询网，《台湾新闻自由超美日》，2006年11月7日。http:///newsinfo.asp?newsid=97893。

[2]王天滨：《台湾报业史》，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3]王天滨：《新闻自由——被打压的台湾媒体第四权》，台湾亚太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4]杨秀菁：《台湾戒严时期的新闻管制政策》，2002年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第128页。

[5]徐泳平：《新闻法规与新闻道德》，台湾世界书局1993年版，第471页。

[6]王震寰：《广播电视媒体的控制权》，郑瑞城编著，《解构广电媒体》，台北澄社1998年版，第414-435页。

[7]王洪钧：《对杂志社设记者的芻见》，《台湾新闻事业发展证言》，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1998年版，第691页。

[8]编辑小组，《新闻局会报已肯定杂志社可设立记者》，《“中华民国”杂志年鉴一九五○-一九九八》，台湾“中华民国杂志事业协会”1998年12月，第128页。

[9]李旺台：《台湾反对势力——论新闻媒介对台湾民主化的贡献》，高雄五千年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0]薛化元：《战后台湾新闻自由的历史考察(1945-1988)》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版，第38页。[11]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12]林爱翎：《媒体公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初探》，2003年政治大学广电系硕士学位论文。

[13]吴文成：《传播媒体的子弹会转弯——浅谈近来新闻传播现象》，转引苏娴雅《台湾的媒体：第四权与公共利益》，台湾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位论文。

[14]吴恕：《置入性行销杀了媒体监督功能》，台湾《联合报》2003年12月6日，A15版。

[15]张旻：《当媒体碰上衣食父母》，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1999年5月1日，第11期。

[16]苏娴雅：《煞不住的下冲列车：台湾媒体批判》，台湾米罗文化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页。

[17]姚人多：《建构一个界线清楚的媒体与社会》，台湾时报文化基金会主办，《再造公与义德社会和理性空间研讨会论文》，第233页。

[18]徐佳士：《记者？主笔？》，台湾《中华日报》1988年4月18日。[19]邱奕嵩：《党政力量松手，报业向商业靠拢》，台北新闻记者协会《目击者》2000年1月号，第17期。

[20]任格雷、蔡明烨：《危机与安全：安全批判、民主化与台湾电视》，台湾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05—106页.[21]李旺台：《媒体乱象谁该负责》卓越新闻基金会“报禁解除二十年”研讨会论文，转引自卓越新闻奖基金会，《关键力量的沉沦——回首报禁解除二十年》，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53页。

[22][23]台湾第6865号《“总统府”公报》，2009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