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的变迁及其隐喻功能的实现论文

媒介技术的变迁及其隐喻功能的实现论文（精选3篇）

媒介技术的变迁及其隐喻功能的实现论文 篇1

摘要 媒介的表现往往会超越自身存在的技术涵义，而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由此实现着自身的隐喻功能，媒介技术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发挥着强大的隐喻功能，重新定义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 媒介 技术 隐喻

技术之于媒介正如大脑之于思想，像大脑一样，技术只是一件物质装置，而媒介如思想一样，是把技术投入使用，并发挥其对文化主导作用的工具。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信息的传输方式、改变人类的阅读习惯，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认知世界、沟通联系的手段，它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整个社会的认知模式、态度和价值。这种强大力量的实现正是媒介隐喻的体现。

一、媒介的隐喻

隐喻属于语言学的范畴，是语言学中的一种修辞手法。“隐喻”一词来自于希腊语metaphora，其希腊文的意思是“意义的转换”，即赋予一个词本身没有的涵义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表达它本来表达不了的涵义。也就是说，语言取消自身的日常描述功能，从而承担起再描述的特殊功能。这样，隐喻就包含着一种超越词语本身的“新的信息”，而这种新的信息是在词语与周围现实的关系中诞生的。北美媒介生态学者尼尔・波兹曼曾在对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理论发挥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即隐喻”的观点，强调的是媒介“用一种隐蔽但有利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由此实现自身的隐喻功能。

隐喻不仅属于语言，而且属于思想、活动、行为。也就是说，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出现，必然要在与周围现实的关系中，获得一种新的涵义，而这种新的涵义更多地关乎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化。正如波德里亚所说，“铁路所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因此，媒介技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关于信息的革命，更是对社会惯例和思想领域的一次大的变革。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人到了当时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而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由此，媒介的隐喻表现在其超越了自身存在的技术涵义，而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

二、媒介技术的生态环境

所谓生态，通常是指在一个生物群落及其生存发展的系统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联制约所达到的相对的平衡结构。生态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对环境的研究――它们的结构、内容及对人类的影响。当然，这并非说生态与环境是等同的。环境是自然的存在物，它包括作为影响一个生物体生长、发展和生存的外界物质条件的自然环境，以及作为影响个人和社会本质的社会文化条件的社会环境。而生态不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还包括人与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亲和关系，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相互依存的整体化的系统联系。因此，生态就是与人类生存有关的一切，强调的是人类无法离开环境而生存。应该说在环境所施加的物质条件以及人类活动的参与下，所有的文化特征都具有了生态意义。

由此，媒介本身也具有一种生态意义，媒介内在的符号结构不仅会决定信息的产生，还会对该环境中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因为，媒介首先是在一种传播环境中存在，每～种媒介在传播者的控制下。也必然对接收者产生各种影响。因此，现代传播学者在谈到媒介时，开始强调媒介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无法脱离人的一切实践及其所形成的文化环境来看待处于不同传播活动中的媒介。媒介传播的影响力，对未来时代的贡献能力部分决定于个体本身(即媒介技术、信息表现形式等)的区别，部分决定于环境的影响。因为环境条件必然会限定一种媒介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就像环境条件会限定一个物种的出生率、生长率和死亡率水平一样。例如在电子媒介时代，电视媒介所带来的图像性的认知模式必然会促成网络的形成，以帮助一部分人实现对文字的膜拜，而帮助另一部分人实现对自由的崇尚。那么，站在生态的角度来理解媒介会发现。媒介自身也会形成一种环境，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下，媒介生态呈现出自身独有的关注角度。从生态学的框架结构中，可以看到今天的人并非住在一个物理世界中，而是住在象征的世界中，这便是媒介技术向我们提供的一种生态环境。像绝大多数的自我作用系统一样，媒介生态系统在整个历史中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每一种变化都实现着其隐喻功能的再定义。

三、媒介技术隐喻功能的实现

媒介的变迁导致了并意味着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变化，这是由于媒介强大的隐喻功能所产生的效果。每一种传播媒介不仅记录了自己时代的思想，更是记录了特定时代的传播技术、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同时也记录和影响了每个时代的思想变革。

思想必须先经受住时间的检验，然后才能在空间领域进行传播，而思想的生命就往往取决于传播媒介的生命力和延伸性。由此，尽管传统的口头传播行为被认为是落后的表现，但事实上，这种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以其灵活性成为了最具持久性的传播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物习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种传播方式不必借助任何工具，由此也不会受到传媒系统冰冷的理性主义影响。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所有的颠覆性思想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传播的，即使在印刷术出现之后，人们也还是习惯于选择这种方式来传播某种思想，或聆听某种教诲。事实上，直到电子媒介横行的今天，最具说服力的思想仍然是通过口头语言形成和表达的，口头语言仍旧是传播颠覆性思想的一种灵活而不受控制的方式。因此，“这种灵活而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对任何既定的秩序都是一个威胁”。

中世纪的欧洲僧侣，用在羊皮纸上刻录下来的文字，向后世的人们讲述了当时由书法、笔、尺子和羊皮所构成的书写技术和制作方法，也讲述了当时的经济制度。羊皮纸取自动物的皮，这些动物的皮必须经过石灰水处理，去除污垢，再烘干，然后用粉笔写上字，再刮掉。而刮的时间比在书房书写的时间还长。而且由于这种传播工具的制作工艺复杂，也就对持有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所以当时通过羊皮纸所传播的信息或思想都是比较专业的，仅限于小范围内的传播，或者说仅限于一些文化权贵，而这些人往往供职于教廷，或贵族和官员的官邸。由于掌握着社会的集体记忆，那些会写字的人，有能力获得羊皮纸的人被社会赋予了特别的权力。而那些没有能力掌握文字的平民阶层只能从教堂的壁画上学习宗教。于是文字成了统治的工具，并由此成为权利的工具。

从历史角度来说，我们现代的思想和哲学植根于印刷媒介。印刷术的出现。尤其是书籍的普及，使得个人思想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这就使得个人思想不再局限于上流社会，也不再仅仅限于少数人的专利，而在公共的领域内获得了培养。当然，印刷术最主要的功绩还在于，它促成了现代学校的出现和发展。这样，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加入到渎写的线性逻辑中来。在学校里，更多的人掌握了阅读的能力，进而培养了逻辑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利用理性来综合各种感官知识，从而用清晰、有序、严肃的语言来指导人类的行动。文化从口语文字向阅读的转变把教育扩展到整个欧洲，最终建立了现代西方思想。由此，波兹曼认为，我们可以给印刷时代贴上逻辑或线性思考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个人思想和逻辑思维才能成为有文化的人，也正是这种个人思想和逻辑思维才使得文字和书籍成为传统意义上文化的代名词。事实上，我们对文化的崇信中就包含了对与文化有关的字和字纸的崇敬。解放前，很多城隍庙的门前都会有一个铜炉，叫做“化字炉”，上面用阳文铸着“敬惜字纸”四个字。这也表现出我们对文字所代表的文化的崇拜。

电报于1840年代投人使用，在此之前信息和思想的传播方式和速度是与人的流动保持同步。但是电报的出现，迅速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使得它可以在瞬间完成。于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速度越来越快，但不可避免的是，人们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从容地就某条信息的真实进行分析和决断，因为转眼间信息就会铺天盖地。信息由此变成了一种单纯依靠速度来进行买卖的商品，于是，过去依靠信息来指导自己行动的人们不得不首先要对信息的价值进行辨别。同时，电报所带来的信息具有支离破碎的特点。信息的存在是需要语境的，而通常我们认识事物也需要相应的环境。但是电报却是去语境化的，信息仅仅依靠简短的文字来提供，单独的文字排列往往是多义的，这就给人们的认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此，人们一方面要从繁多的信息中挑选有价值的内容，一方面也必须要对信息的内容进行准确的辨别。电报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难度。与电报几乎同时出现的摄影术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线性排列文字的传统地位，用图像将形态和颜色完全表现出来，剥夺了口语语言和文字的描绘能力，同时也扼杀了人们给予文字的想象力。图像在印刷媒介中的大量使用往往扰乱而非促进合理的思维，同时也会迅速打断阅读者的逻辑思维。 在上世纪代，无线电广播迅速成为新闻传播和宣传活动的主导方式。这是向新的非文字系统通信时代的.决定性转变。谈到广播，似乎无法绕开媒介与战争的关系。对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全球浩劫，无论是经历者，还是后来者都无法低估广播对那场战争的影响。无数个炮火轰隆的时刻，几千万人拥挤在收音机旁全神贯注。这是后来即使拥趸众多的电视媒体所无法超越的奇观，或许正是战争成就了广播这一媒介传播。在战争中，任何大众传媒都会作为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而非消遣娱乐的手段，正是如此才使得广播在当时成为具有巨大号召力的媒体。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宗教成就了印刷术，而战争则成就了广播。

无线电广播缩短了相互认识的空间距离，它的口头语言还能滋养口语交流的传统，事实上，广播也正是从这一状况中受益才被人们逐渐接受下来的。在摆脱非常时期的影响之后，广播也开始产生形形色色的观点。这些观点为当时的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参考。但广播所提供的信息经常在几种观点之间摇摆，听众经常会受到不相干信息的干扰，无法从转瞬即逝的收听内容中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听众获得井然有序认识的能力逐渐降低，这样也就不利于形成独立的个人思想。

加拿大学者德里克・德・凯克霍弗(Derrick De Kerckhove)认为，“如果说书籍，尤其是小说，培育并维持了个人思想在公共空间中的发展，而电视却恰恰相反，将公共思想带人了个人的空间。”。这主要是由于两者的信息呈现方式和阅读方式不同所引起的，书籍从出现之日起就是在将个人的思想进行传播，努力颠覆具有同一性的集体思想，而读者在安静的环境中很容易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想法;同时它也创造了一个社区环境，形成公共空间，个人思想可以在这一空间自由交流。但电视却将适合某一集体的信息带给个人，个人不再是作为个体出现，而仅仅是具有共同需求的某一集体的成员而存在，因为观众总是在一种群体生活中获得信息。这样，尽管阅读电视信息的空间是私人的，但是信息却是公共的，而且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以一种集体的疗式进行解读，个人思考习惯和思想被压制。事实上，电视媒介压制了印刷媒介所培养起来的认识论，“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如果我们愿意暂时抛却电视带给我们的肤浅而虚假的欢乐，愿意从更深刻的角度考察电视的出现，我们就会发现，当电视开始接管文学的角色时，公共话语的重要性、精确性和价值就开始毁灭，被陷于这种想象、审美和新奇性中，我们的知识就完全被吸引到了电视转播所传送的去语境的字节符号的信息上。于是人类与过去和未来的联系已经滑落到了显像管中。

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电视对个人思想的打击时，传播技术又一次带领着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个人汁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又一次使个人思想找到了存在的公共空间，因为它将大众媒介(电视)和个人媒介(书籍)的特点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在其中个人思想不仅仅屉作为一种存在，还获得一个形成的过程，即个人计算机创造了个人思想在公共空问中的活动。这完全是由于个人计算机的交互式文化所形成的。正是由于这种交互性，赋予了原来的信息接受者以信息发布的自由权。因为，在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信息的传者和受者，接触互联网的人都可以参与到信息发布的活动中来，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具有从事新闻工作的能力。这样一来，新闻就不再是一种专业化的活动，而成为个人化的行为，更多地被赋予了一种故事性。网络媒体也为不同阶层的公民提供了自我表现的平台，尤其实现了草根阶层自我表达的愿望。人们利用各种网络技术迅速实现了自我表达和个性表现，同时也催生了不同思想的形成和表现。网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文字媒体的功能，但它放弃了文字表达的私密性，也打破了文字表达的线性逻辑。由于网络写作和阅读的随意性，文字表达是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个人思想的形成也是在一个完全公开的空间里完成的。这样，对文字的注意力随时会被其他的网络元素(声音、图像等)打断，也就完全失去了文字表达和阅读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因此，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思想往往是断裂的。

媒介(技术)、人类和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整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媒介生态。每一种媒介技术的出现都实现着对社会环境的重新定义，文化、思想不断被媒介技术割裂并重构着。由此，每一种媒介技术都以其不同的社会含义带给人类全新的体验。

媒介技术的变迁及其隐喻功能的实现论文 篇2

一、近年中国户外真人秀节目的乡土叙事

在我国,户外真人秀节目的历史可追溯到新世纪之初。2000年,广东电视台对港日合制的真人秀节目《电波少年》和美国经典真人秀节目《幸存者》进行本土化改造,推出内地首档户外真人秀节目《生存大挑战》。其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尽管与演播室真人秀节目繁荣的发展态势相比,户外真人秀节目在发展速度、节目数量、制作规模等方面有所不及,但在这期间,诸如体育竞技、观光旅游、美食烹饪等元素被逐渐融入户外真人秀节目的创作,使节目类型得以充分拓展。

自2013年前后,演播室真人秀节目的发展空间趋于缩减,各卫视频道转而热衷于通过引进版权的方式推出户外真人秀节目。在这一时期,与我国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成为我国户外真人秀节目的重要源地,一时间,诸如《两天一夜》(2013)、《花儿与少年》(2014)、《奔跑吧!兄弟》(2014)、《花样爷爷》(2014)、《真正男子汉》(2015)等一批经本土化改造的户外真人秀节目占据了国内各大卫视频道的黄金时段,获得空前瞩目。

户外真人秀节目的繁荣发展带动了综艺节目中乡土叙事方式的转变。在以往演播室综艺节目中,乡土世界通常是被“转述”而成的:其叙事主要依托于个别来自乡村的歌手、演员或奇人异士而实现。然而,由于叙事主体和舞台空间的局限性,这类叙事通常是零星、平面且静态的。与此不同,在近年中国兴起的户外真人秀节目中,摄制组开始走出演播室,来到广大的田间乡野,使得乡村本身成为节目制作的主要场所和叙事空间,而乡土的居民、文化和生活方式也成为节目的叙事对象和构成元素。

在这波户外真人秀节目的娱乐风潮中,最早令人瞩目的是湖南卫视推出的《爸爸去哪儿》。该节目是湖南卫视从韩国MBC电视台引进户外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我们去哪儿?》版权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而成。这档节目自2013年10月首播起,至今一共播出了三季,共有多达19个乡村先后被搬上荧屏,从乡村民居、商铺、道路、自然风貌等物质景观,到饮食、服装、方言、私塾、文化古迹等人文风貌,均被镜头所摄入,建构了一个立体的、多元的“乡土中国”风貌。节目播出后,曾取得惊人的收视成绩。据统计,该节目在2013年10月11日首播便“创造了全国网络收视率1.1、城市网收视率1.42的开门红”,10月22日播出的《爸爸去哪儿》第七集“全国网络收视率达到2.69,收视份额则达到17.37。这意味着,当晚每10个电视观众中,就有约两人在看《爸爸去哪儿》”。[1]

高收视推动着乡土叙事的跟风与泛化,而乡村题材的户外真人秀节目发展也由此逐渐步入模式化生产阶段,随后一批涉及乡土叙事的节目如《两天一夜》(2013)、《明星到我家》(2014)、《囍从天降》(2014)、《这就是生活》(2014)、《归来》(2015)、《乡村合伙人》(2015)等应运而生,并同样广受欢迎。其中,节目《明星到我家》首播即获得收视桂冠;[2]而节目《囍从天降》的网络关注度在首播十日内便突破1.3亿,微博话题阅读量更突破2.5亿。[3]

在乡土叙事的流行趋势下,全国各地的乡村被各大综艺节目所开拓,乡村居民、田野阡陌、乃至家禽牲畜一时间均被赋予娱乐的潜质。然而,在媒介市场化的今天,户外真人秀节目正在怎样重塑着近乎被遗忘的乡土世界,以迎合来自都市欲望之眼?

二、被建构的乡土:户外真人秀节目中的乡土世界及其视听呈现

在《爸爸去哪儿》等诸多以乡村为背景的户外真人秀节目中,乡土中国的形象始终是在矛盾中变动不居的。无论是乡土的空间,还是乡土的居民,抑或是乡土的生活,都被构建成分裂的矛盾体,呈现出驳杂多元的面貌。

(一)乡土的空间:作为僻地、故土与乌托邦

在近年我国户外真人秀节目中,乡土是一个分裂的空间:它既是闭塞粗陋的,又是纯洁静谧的;既是城市人所鄙弃的落后之地,又寄托着城市人微妙的乡愁和从现代性恶果中逃离的渴望。

首先,在户外真人秀节目中,前现代性是乡土世界最为明显的特征。与城市相比,乡土是闭塞的、欠发达的,因而也是陈旧和简陋的。在当下中国众多以乡村为背景的户外真人秀中,简陋的基础设施都是被着力描绘的对象,而游刃于都市生活的明星嘉宾与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冲突也向来是节目戏剧性和感染力的来源。在《爸爸去哪儿》等节目中,乡村贫穷闭塞的一面被置于生动的语境之中:坍塌漏雨的屋顶、落后的交通工具、迂回泥泞的道路等被近景或特写镜头展示,并配以彩色字母和滑稽性音乐,强化都市与农村生存空间之间的冲突。与此相似,《明星到我家》《囍从天降》等节目中,乡土的中国被贴上贫穷、脏乱、封闭的标签。在此基础上,节目设计了嘉宾为贫苦农户修理屋顶、为独居老人购买礼物等被赋予公益意义的情节,突显节目在道德层面的合法性。然而细察则会发现,这种追求合法性的表述恰恰需要一个道德失范的基础:即认同乡村的客体性和以城市为主体的叙事视角,营建一个期待救助的乡土形象以及天然赋有优越感和同情心的都市群体。

然而,在另一方面,乡土又被构建成免于现代性侵扰的世外桃源。在《爸爸去哪儿》等节目镜头中,乡村的人地关系与人际关系往往是极其和谐的。在节目中,镜头对山川、旷野、梯田、美食,以及淳朴的民风、善良的心地、宁静的生活等的表现占有极大的比重,而节目嘉宾对乡村自然环境和生活氛围的向往之情也溢于言表。而在节目《明星到我家》中,农村“婆婆”与明星“媳妇”总是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相互谅解,构建起了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在此,乡村成为一种反现代的乌托邦。它被作为正遭遇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信任断裂等现代性后果的都市人所缓解焦虑、弥合创伤的一种方式。

此外,近年我国户外真人秀节目中,乡土叙事不仅表现着城市与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二元状态,也表达着城乡之间的传承性:即乡村成为城市历史的载体。节目通过不断挖掘乡土世界的传统风俗和生活方式,乃至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而展开怀旧性叙事。同时,面对壮观的田野、安谧的生活或者简朴的陈设,节目往往会表现嘉宾陷入回忆的场面:他们制作故乡特色食品、联系父母长辈,或怀想故土山河。在此,“乡土”不再是单一的村落或地区,而成为民族文明和个体生命源发地的象征,而这种寓有乡愁的乡土叙事背后,混沌地隐藏着都市人在现代生活的迷失际遇和寻根愿望。

(二)乡土的居民:恭顺而奇异的景观

在近年我国户外真人秀节目中,乡土世界的居民形象通常是被刻板化和景观化的。他们基本被塑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善良、顺从并且向往现代文明的;另一种是奇异甚至神秘、与现代人形象绝然对立的。

在节目中,第一种类型的村民形象往往是边缘性的、辅助性的,他们多装扮朴素,讲着各式方言,对节目嘉宾的要求言听计从。在《爸爸去哪儿》中充满边缘性的乡民的身影,他们难以单独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亦几乎不能被中近景镜头所表现。这一群体或者偶然出现在背景环境中,或为嘉宾提供物质材料,或在节目中扮演某种辅助性角色以配合节目的叙事。同时,在节目的表现中,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村民角色又流露着乡土世界对现代生活的认同:他们赞赏城市人的形象、向往城市人的生活。例如在《明星到我家》中,明星嘉宾带着“婆婆”来到繁华的香港时,节目明显站在都市居民的视角上,展开“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叙事。节目对这一类型的乡土居民形象的充分呈现,无疑迎合着都市人获得身份认同的渴望,而在这种渴望背后,又一定程度地隐含着他们对自身或现代文明的疑虑:即都市人需要通过他者的认同,来取得对自身优越性的认知。

与边缘性的村民形象不同,在近年我国户外真人秀节目中,也存在赋有鲜明个性的乡土居民的形象。这一类型村民形象构建的基础是突显城乡文化的差异空间以及认同城市对乡村的景观化想象。节目中,在不倚重现代技术的条件下,这一类型的村民可以构建出与现代文化截然不同的传统乡土文化景观。在《爸爸去哪儿》的叙事模式中,边远乡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多掌握着复杂而神秘的传统工艺,可以手工制作精美的服饰、饮食或者创作奇妙的歌舞音乐。在都市来客面前,当地居民总是充分地将特色文化展现在镜头中,构建起当代都市人眼中的文化奇观。

(三)乡土的生活:贫乏与诗意的混杂栖居

在户外真人秀节目的叙事中,乡土生活是分裂的:一方面,它被描述为不便捷和不清洁的;而另一方面,它又被表现为是自由、浪漫而充满诗意的。

在户外真人秀节目的叙事中,乡村的生活有时是极其贫乏不便的:家庭用水多取自水井、食用油需自己榨取、床铺可能落有蜘蛛、灶台上落满尘土等等,而这些都市人眼中破陋的家庭设施、落后的卫生条件、辛劳的日常生活等画面被反复呈现。这一叙事方式在诸多户外真人秀节目中也都有鲜明的体现,而《老板变形记》、《乡村合伙人》等节目便直接站在“公益”的角度上展开乡土叙事,[4]在这些节目中,乡土的生活几乎是始终清贫困苦、等待城市精英阶层去改造和拯救的。

然而,与此同时,在户外真人秀节目中,乡土世界又被建构成充满诗意的质朴纯静之地。在《爸爸去哪儿》中,远景镜头中的乡村常笼罩在飘袅的轻雾和舒缓的音乐中;乡村的动物被拟人化修辞,村民劳作的场面与乡村的自然风景交相辉映,而乡村明亮的月色、温和的晨光、晶莹的露水、斑驳摇曳的树影等亦多伴随着轻柔的配乐出现在镜头中央。节目《囍从天降》还表现了乡土的民间技艺、传统婚嫁习俗等各种风土人情,构建出一个充满历史文化传统的乡土中国形象。在这些形象背后,乡土生活被想象成无忧无虑的田园牧歌,随时可以接纳疲惫的城市来客。

总之,在近年中国户外真人秀节目的整体叙事中,乡土被建构为一个充满矛盾的空间:它既是纯净宽容的、现代文明的避难地;又是清贫落后的、令都市人避之不及的地方;它一方面与现代文明区别对立,一方面又默默深藏着现代都市人的历史记忆;它既需要都市的关照和救助,又埋藏都市所缺乏的、奇异而珍贵的人文宝藏。可以说,这种驳杂的矛盾性是近年我国户外真人秀节目中乡土形象所呈现出的最主要特征。

三、现代性的自负与焦虑:“乡土”映照下的都市隐喻

毋庸置疑的是,在被商业逻辑所裹挟的媒介化社会中,处于社会政治经济边缘的乡土世界难以在市场化的媒体中获得主体身份,也无法主导自身在节目中的呈现方式和话语表征。在近年中国户外真人秀节目中所呈现的“乡土世界”是都市视野下的、被想象所建构的“乡土”。乡土形象并不是显性的乡土主体的真实,而是隐性的都市视野下的虚幻景观。它一方面寄寓着当今都市主流群体对乡土世界的观照方式;另一方面,又如镜像般地映照着都市人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精神境遇。

正如前文所述,在近年的中国户外真人秀节目中,乡土被建构为一个矛盾重重的世界:它既被厌弃、被改造、被匆忙回避,也被赞叹、被向往、被深深怀念。对于久违自然的都市人而言,乡土被想象成逃避现代性恶果的世外桃源。在体验宁静安详、亲切自然的乡村生活,以及被乡民们淳朴善良的心地所感动时,他们往往将乡土视为缓解焦虑、弥合创伤的精神家园。然而,尽管如此,镜头中的乡民却始终是作为一种“他者”的身份存在,而都市人则据守着优势的地位,在乡民们的艳羡目光中获取脆弱的优越感和自我认同。例如在《爸爸去哪儿》第一季中,镜头下淳朴的乡村儿童紧紧追随在被她们视为“大明星”的嘉宾身后,直到“大明星”们上车离去。节目对这类形象的构建无疑旨在迎合都市人获得身份认同的渴望,而这种渴望的背后,又一定程度地隐含着都市人对自身和现代文明的疑虑:即他们需要通过他者的认同,来取得对自身的认知。

由此可见,由户外真人秀节目所建构的充满矛盾的乡土世界,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下中国都市主流群体同样矛盾重重的精神境遇:一方面,都市群体需要一个清贫破败的乡土世界,并从中汲取其作为现代文明深度参与者的脆弱的优越感;另一方面,都市群体也需要一个纯净美好的乡土世界,并将其作为现代性恶果的避难地。与此同时,在都市人眼中,都市与乡土之间的关系也是矛盾的:一方面,都市人期望乡土世界是神秘的“异地”,带来与都市景观截然不同的新奇景象以供赏玩;另一方面,都市人也期望乡土世界成为“故乡”,疏解他们对远去故土的失落和怀念。而在这些矛盾身后,既隐藏着都市主流群体对现代文明自信、乃至自负的一面,也寄寓着他们对当下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传统与现代文明进一步撕裂的焦虑和彷徨。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在近年我国众多户外真人秀节目中,乡土世界的地位总体是被贬抑的,它仅仅是作为来自都市的节目嘉宾以及都市主流观众所消费和享受的对象,而并不能在节目话语中获得主体身份。在户外真人秀节目的表述中,无论乡土世界寄寓着都市主流群体怎样的情怀与记忆,它都始终只能作为一个被媒介主体所塑造的对象和被具有政治经济优势的都市主流群体所想象与统驭的空间。

参考文献

[1].赵月枝.生态社会主义:乡村视野的历史文化和生态意义[J].天府新论,2015(6):66-72.

[2] .道格拉斯·凯尔纳[美].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2013.

[4] .唐朱勇.主动全球化:中国电视真人秀节目十年考[J].东南传播,2015(11).

[5] .陆地,陈思.中国电视,你去哪儿——<爸爸去哪儿>节目热播的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3(12).

[6] .宋任智.从<爸爸去哪儿>看电视节目本土化[J].新闻世界,2014(2).

[7] .王怡涵.爸爸去哪儿的文化传播内容及其社会价值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5.

媒介技术的变迁及其隐喻功能的实现论文 篇3

关键词：开锁礼；民俗文化；民间信仰；功能；变迁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7-0217-01

濮阳县位于河南省的东北部，隶属于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古称帝丘，据传五帝之一的颛顼曾以此为都，故有帝都之誉。濮阳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位于濮水之阳而得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濮阳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流传下来了许多的传统礼仪，“开锁子”就是其中之一。

开锁子，又叫开锁，圆锁，是我国蒙汉地区一项人生礼仪，是成年礼的一种。开锁习俗历史悠久，由于各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在传播以及在各地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变化，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人生礼仪。

一、濮阳县陈窑村“开锁”礼概述

（一）挂锁。要进行开锁首先要进行挂锁，而这一项是从孩子出生开始的。挂锁就是把孩子“锁”起来，俗称“生监”，认为这样可以更好的让孩子成年，父母更希望借助锁把孩子的生命锁住，祈求能够健康成长。挂锁的孩子也有要求的，并不是所有的小孩都可以挂锁的，挂锁的孩子都是家里的长子。

挂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认干亲”，另一个就是“戴神锁”。“认干亲”即为刚出生的孩子或者已经几岁的孩子认干爹干妈。“戴神锁”是指以“神”（多为灶王奶奶）为干妈，祈求其保佑。

（二）开锁。开锁的时间是小孩长到十二岁的时候，在每年的正月初六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自己孩子的开锁礼。

首先是准备好一张八仙桌，桌子通常是放在堂屋的正前方，桌上放着准备好的贡品。桌子用红绳围上三圈之后用一开始孩子挂的锁锁住，同时在桌子的后面的桌腿那里会绑上一只红色的大公鸡，桌子前方坐两个人，这两个人俗称“陪监”。在准备好这些之后开始燃放鞭炮，用来告诉村里的人可以来祝贺了，仪式一般持续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当看到再没有人来的时候，就该打开锁子了。鞭炮一响，开锁者的母亲会用黄纸烧断挂在桌子前面的“锁”和围着桌子的红绳，锁打开前孩子的舅舅会先在桌子的前方等着孩子出来，打开之后开锁人从里面出来跨过桌子前准备好的火盆，跑到桌子前面舅舅的怀里，当这一切都好的时候标志着这次开锁仪式的圆满结束。

二、“开锁”礼产生的历史背景

每个地方风俗的产生都是与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紧密相关的，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会产生不同的风俗习惯。

第一，生产力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因此“开锁”礼的产生是和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紧密相关的。基于人在當时的地位，对一个家族的繁盛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出现了这种通过挂锁把自己的孩子锁住的方法，期盼他们健康成长，壮大自己家族。

第二，当时的民间信仰是“开锁”礼形成的基础。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土壤”的。我国古代的民间信仰主要有原始信仰，图腾信仰，自然神信仰，祖先信仰等等，并且这些不同的信仰之间并不冲突，人们为了更好的生存，一些信仰逐渐利益化，通过对各种神灵的崇拜希望获得好的生活，并且不拘束于个别几种信仰。

在我们村里的开锁仪式中，一开始赋予“开锁”的意义就充斥着对于鬼神的崇拜，让阎王放过他们的孩子，祈求孩子健康成长。

第三，古代儒家礼的观念的根深蒂固是“开锁”礼形成的文化基础， “礼”则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造成了当时人们对于人生礼仪的重视。

三、“开锁”礼的功能及其文化变迁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礼仪以及其中包含的民间信仰属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存在有其本身的价值，其中就有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功能，指的是文化各因素相互联结在一起后整体上对个体、群体和社会所起的作用或所发挥的效能。包括社会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以及文化的负功能。

文化的整合功能用以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而其导向功能则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开锁礼首先是要全民参与的一个仪式，只要与主人家有关系的的好友都要来参加，其中包含着要时常保持联系的含义，使得人们加强之间的交流，促进邻里的和睦。同时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传统知识，而社会导向要以新的知识为动力，因此它为其提供知识，开锁仪式在其中就起着巩固社会导向成果的作用。

任何的习俗都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由于受到社会内部发展的影响或者与其他族群的接触以及对当地社会环境的适应引起变迁。在古代，开锁这一仪式更多的是满足个体的需要，为的是自己孩子的健康成长，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一般的孩子都可以健康的成长，人们已经不再通过“挂锁”这样的形式来确保孩子的健康，这就意味着开锁礼的传统功能的丧失。这种功能能够在现代农村社会被保存，主要还是因为其功能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看做是从个体精神角度转向社会结构角度。

四、“开锁”礼中存在的一些负面影响

“开锁”从形成到现在已经成为了当地村民以及有此项礼仪地区的生活和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客观、全面的看待这个问题来说，它有着一些负面影响。

“开锁”礼仪中所包含的“重男轻女”观念。这个观念在旧时代造成了女性的地位低下，但是在当今社会女性也是社会主要生产力的情况下，它会造成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给国家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产生极大的影响，最终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

五、结语

“开锁”礼在濮阳地区普遍流行，不仅成为当地农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一面镜子，是我们更好的认识古代社会的窗口，对其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考察，可以更好的挖掘其内在的价值，从而更有助于其传承发展。

参考文献：

[1]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 [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爱德华·泰勒（著），连树生（译）原始文化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孙秋云.文化人类学教程 [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1.陈亚冲（1991-）男，汉族，河南信阳人，现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