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精选10篇）
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 篇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将近10%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而经历了体制转型与经济改革的中国更被看作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样本。然而,已有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即对经济制度变迁进行量化,代理变量的选取存在分歧与不合理性。本文将经济制度变迁代理变量指标与资本相结合建立模型,并加入城镇化水平指标,分析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在经济制度变迁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纳克和基弗选取了97个样本国家,用国际风险指数( BERI)和商业环境风险指数( ICRG) 代理产权,结果证实产权的保护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则使用了工具变量来处理可能出现的内生问题,结果发现即使控制了宗教、地理等其他因素,产权制度的影响依然十分显著。金玉国估算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制度变迁的四个方面( 产权制度、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及对外开放) 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及弹性,并由此指出经济制度变迁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傅晓霞和吴利学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出经济制度变迁总指数,并借助柯布 - 道格拉斯( C - D) 生产函数测算出1982—1999年经济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5% 。李国璋和刘津汝则基于1978—2007年的宏观数据,证实了产权制度及对外开放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计量模型选择和变量设计
1. 模型选择
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可以表示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不变规模报酬的C - D生产函数Y = AKαH1 - α,其中,Y: 产出,K: 物质资本存量,H:人力资本存量,α∈[0,1],A: 技术、制度等因素。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仅将制度从A中分离出来,用INS表示制度,生产函数进一步转化为:
考虑到一国经济产出的持续性和动态特征,引入时间因素和Yt - 1经济产出,生产函数进一步转化为:
对( 2) 式取对数,并考虑到一国经济体的随机波动后,得到:
对( 3) 式两边取差分,可得经济产出绩效模型为:
其中,Δyt= lnyt- lnyt - 1,表示经济体在第t年的经济增长率,Δinst、Δkt、Δlt、Δut分别表示经济体在第t年时的制度矩阵、人均物质资本、单位人力资本和波动的变动率。
Romer( 1999) 指出,依据k( 单位有效劳动资本) 的动态性,可知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人均产出与资本产出、投资率成正比,即:
其中,i为投资率或资本产出比率,δ为资本折旧率,n为劳动力增长率,g为技术增长率。经济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满足kt≥0,即第t年资本产出比和投资率为:
将( 6) 式代入( 5) 式和( 1) 式可得贝努利方程:
其解为kt≥inst·e- ( δ + n + g) t[( 1 - α) e- ( 1 - α) ( δ + n + g) t)dt + c]1 /1 - α,模型表明,人均资本直接体现为经济制度intst的函数,同样经济增长、资本存量、知识或技术均能为经济制度所解释,意味着完全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测度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容易被资本、技术等因素所稀释。
2. 经济制度变迁代理变量的选择
为研究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绩效和最优经济制度安排,需要对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解,结合金玉国、樊纲等人的研究,本文认为衡量中国大陆经济制度变迁的代理变量主要有: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市场发育和完善程度、分配格局、城镇化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其中,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可用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所占的比重x1来表示; 市场发育与完善程度可用投资的市场化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x2来表示; 分配格局可用( 1 - 国家财政支出/GDP) 的比重x3来表示; 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x4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用进出口总额占历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x5来表示。由于各指标均为比例关系,故无需价格调整,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四、GDP 和经济制度作用实证研究
1. 平稳性检验
对两个变量进行协整分析首先要保证变量数据的平稳性。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的标准做法是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检验法。
从检验结果来看,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各变量的统计量均小于临界值,从而是非平稳的,而各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平稳,故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从而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下面进行协整检验。
2. Johansen 协整检验
本文采取基于回归残差的EG检验。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建立线性回归方程:
在回归方程( 1) 中,LX1,LX5对LY的影响不显著,下面我们对LY,LX2,LX3,LX4进行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结果如下:
于是,残差序列可以表示为:
对e进行ADF检验:
结果显示残差序列e是一个平稳序列,因此LY,LX2,LX3,LX4存在协整关系。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进一步验证各变量对LY的影响是否成立,结果如下:
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LX2,LX3,LX4与LY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三个解释变量都是LY的格兰杰原因,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相一致。
4. 误差修正模型( VECM)
( 1) 由于本文中四个变量组合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构建VECM,结果如下:
( 2) 将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差分滞后项剔除,修正后的VECM结果为:
结果显示: 可决系数R2( 0. 9914) 与经过调整的可决系数R2( 0. 9896) 基本上接近于1,拟合优度非常好; DW值2. 204接近于2,说明原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由各系数的P值可以看出,回归总体上也是非常显著的,VECM模型是可靠的。
五、基本结论
1. 从上述回归结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发育和完善程度、分配格局、城镇化水平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资本的扩张和经济制度变迁,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程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不十分明显,这有可能是囿于前面模型的设定,经济增长、资本存量、知识或技术均能为经济制度所解释,意味着完全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测度制度对经济增长贡献时易被资本、技术等因素所稀释。
2. 计量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系数最大,表明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市场发育和完善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次于城镇化,表明我国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对我国经济保持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分配格局的影响处于适中的水平,表明国家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需要维持政府必要的公共职能,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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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sfahani H S,Ramirez M T.Institutions,Infrastructure,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70):44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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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钟昌标,李富强,王林辉.经济制度和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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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晓珍.制度创新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及其量化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0.
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 篇2
一、工业制度体系变迁与TFP计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经济学家依据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计量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就是Daniel Kaufmann、Aart Kraay和Pablo Zoiodo-Lobaton所采取的残差分析方法。该方法认为，（1）技术以及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所引起的绩效的变化都是制度变化引致的结果；（2）在劳动力、资本投入总量相对外生的环境中，通过估计生产函数所计算出来的残值或全要素生产率（TFP）反映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3）在计算出残值（或TFP）之后，可以建立具体的制度变量模型，分析出它与设定的具体制度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反映不同制度变化的作用。我们采用该方法来研究中国工业制度变迁的经济绩效。
我们首先建立工业经济生产函数Y=Ae[λt]K[α]L[β]，对该方程取对数得：
LnY=LnAO+λt+αLnK+βLn1+u
将1978～区间的工业资本存量（K）、劳动力量（L）以及工业总产值（Y）带入方程计量，得到无规模约束函数：
LnY=7.107+0.08t+0.04LnK+0.06LnK （1）
（3.502） （0.22） （0.198） （0.213）
R=0.998 Ad.R Square=0.996 F=1655.748
表1 制度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
附图
资料来源：前3项根据《统计年鉴2002》计算，后1项根据计量算出。
正则化得到。α=0.4，β=0.6，由此建立残差方程：TFP（t）=exp[InY（t）-αINK（t）-βInL（t）]得到1978～全要素生产率（TFP）。我们将与工业经济密切相关的制度变量界定为：市场化程度（MRL）、非国有化水平（NSOW）、开放程度（ORL），其分别定义如下：（1）市场化程度（MRL）。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表示，即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三项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2）非国有化水平（NOSW）。用非国有经济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来表示；（3）开放程度（ORL）。经济运行的外向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的通行指标是对外贸易比率，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它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程度（参见表1）。以制度变量为自变量，TFP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可得到方程：
附图
可以看到方程显著性很好，但DW过大，显然存在自相关问题，即制度变量之间并不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开放程度是在相互作用中变迁的。我们可以采用零回归方法来解决估计，以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其中k是零回归的参数对方程进行处理。表2是随着k值的不同，得到的不同回归系数和R方的估计值。
表2 零回归k值和系数估计
附图
从表2可以看到当K=0.5时，各项系数相对稳定，由此得到新的回归方程（方程中QYS=TFP）
附图
从标准化方程可以看到，非国有化水平是引起TFP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对方程（2）与（4）进行对比，可以进一步得到非国有化水平不仅是TFP增长最为核心的因素之一，也是引起市场化和开放程度制度变化的原因之一。
二、TFP变动趋势与所有制结构
如果将1978～20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TFP增长率结合起来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TFP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现高度的正相关，TFP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2）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有两个波动周期，第一个波动周期是1978～1990年，其最高点在1984年，最低点在1990年；第二个波动期是1990～20，最高点是1992年，最低点是。这种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波动模式与我国工业制度改革的步伐是一致的：1984年工业体制改革在全国全面展开，承包制对于大中型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承包制在制度上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使这种制度改革的边际收益逐渐递减，到1990年承包制的制度效应基本为负，使TFP转入最低点。1991年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目标的确定、1992年股份制企业改革全面推广以及推动乡镇集体企业的`政策大规模出台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提高了整体TFP增长率，其后，虽然国家在1995年出台了一系列大中型国有企业改革措施，推行了“抓大放小”以及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等措施，但是股份制改革的制度边际效应递减现象是十分明显的，因此，自后，整体工业TFP急剧下降，19到达谷底。
表3 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分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状况
附图
注：各种生产要素产出弹性都为0.5
工业企业的整体TFP增长率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持续下降？制度变迁的边际效应逐步下降呢？这种计量结果与人们一般的感觉有很大的差异。因为1995年以来对国有企业所进行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以及其他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措施应当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继而提高整体工业经济效率。从表3的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工业企业整体TFP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降的最为直接的原因——TFP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1984年的改革使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的TFP增长率全面提升，到1988～1992年期间，国有企业的TFP却大幅下降使整体TFP增长率到1990到达谷底。1992～19集体企业很高的TFP增长率使整体工业的TFP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但是该期间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的效率差距却已很大。～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TFP增长率同时急剧下降使整体TFP增长率到年陷入谷底。
三、产业结构、市场结构与财务绩效
结合上述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适当发展非国有经济是未来工业经济增长的核心之一，其方法很多。一是大幅度提高非国有经济的自我发展，推进各种非国有资本进入生产领域；二是加大“抓大放小”力度，强化中小国有企业改制，推进一部分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强化国有股份制企业股权多元化，使非国有股权增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方法基本上是同时并举的，但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并没有遏止TFP增长率下降的趋势。其中的深层次原因需要我们进一步对中国不同产业的产权结构以及市场竞争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资料，用R代表重点企业年末生产能力与整个行业总产量之比，表示不同行业的市场结构。如果R＞1，表示重点企业的生产能力大于整个行业的产量，该行业产量过剩，其他企业的进入将使该行业的市场拥挤度以及过剩加剧。如果R＞1，表明该行
业给小企业留有一定的空间，或者说市场的拥挤程度较弱。从～年不同行业企业数量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R＞1的行业中，除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以及纺织业等行业以外，其他很多行业的企业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例如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电子设备行业。为什么出现了这种反常现象呢？我们结合各行业的所有制结构状况可以得到答案。
根据1998～2000年企业数量和2000年不同行业所有制结构状况的数据，我们可以以企业数量近几年的增加状况为标准，将行业分成两组与相应的所有制结构进行回归分析，一是将企业数量减少的行业与该行业的国有经济比重进行回归；二是将企业数量增加的行业与非国有经济比重进行回归，得到下列两方程：
附图经济比重）
R=0.503 F=7.116
这两个计量方程虽然并不十分显著，但它们仍可以表明，行业数量的变化与行业的所有制结构有密切关系——国有企业在主导行业中的撤退是这些行业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而非国有经济的扩展是这些行业企业数量扩张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回归是针对不同行业的，因此这种关系并不表明在同一行业中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相反这些关系反而反映了这样一个现象——国有经济比重很高的行业，行业企业数量减少率越高，新生的企业数量（一般为非国有经济）就越少；国有经济比重很低的行业，行业新生企业（一般为非国有经济）的数量越高，国有经济垄断的行业（煤炭采选业、木材及竹材采选业、石油天然气、石油加工、烟草加工等）企业数量的变化并没有带来非国有经济的进入。同时，我们结合各行业的市场竞争指数R的情况可以看到，在R＞1的行业中，除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以及纺织业以外，其他行业的企业数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这表明：虽然很多行业已经出现了严重市场过度进入和过度拥挤的现象，但是，非国有经济企业仍然在不断的增加。这意味着存在这样一个“悖论”——在产权制度安排上更富有激励约束效率的非国有经济有“非”理性的投资冲动，不断地进入过度拥挤的行业。这种“非”理性我们可以用这些进入行业的财务指标进一步加以说明。对于近3年企业数量增加的行业，我们把特殊行业（如橡胶业、电子及通讯设备以及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剔除后，将其企业数量增长率（QYZZL）与行业工业成本费用率（GYCBLRL）进行回归，得到下列方程：
附图
该方程可以初步说明，这些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并不是这些行业的投资效益很高导致的，相反，在财务状况越差的行业，企业进入越多（当然，这不能说是行业财务指标的恶化导致了新企业的进入，因为可能的因果状况是过度进入导致行业财务指标的恶化）。
在国有经济大幅度战略调整的同时，为什么非国有经济会大量进入没有财务效率以及市场过度进入的行业呢？答案不在于所有制结构，而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很多财务指标很高的行业都被国有经济所垄断，而这些领域并没有向非国有经济开放；（2）随着民间资本的大量积累，以及金融投资的收益自以来大幅度下降，使很多民间资本不得不过度地进入能够进入的原有产业领域，如服装、纺织以及电器等行业；（3）大量由地方政府支持和控制的集体企业在地方保护的作用下过度进入，并缺乏灵活的退出机制。事实上，正是上述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近4年来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其间最为明显的标志就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投资空间急剧下降，投资的边际效应快速下降，投资收益由于市场的过度进入而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非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TFP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中国渐进性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20世纪80年代宏观产权制度改革逐步转向微观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革。这体现在1995年以前强调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承认非国有经济的合法性，在税收和资金等方面大力扶持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发展，使很多行业（特别是轻工业行业）大幅度地向非国有经济开放，增量改革也就体现出巨大的边际效应。1995年以后，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以及“国有企业战略性调整”策略的确立使改革的重心偏向了存量改革，搞活“大中型国有企业”成为战略性任务，存量调整是非国有经济增加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增量改革方面虽然依然受到重视，并出台了很多扶植性政策，但是非国有经济的市场空间并没有得到扩展，一些具有较好财务绩效的行业依然被国有经济所垄断，非国有经济可以进入的产业空间日渐饱和，非国有经济进一步进入原有行业的边际效应大幅度下降。同时由于体制性冲突、金融收益率下降以及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等因素，非国有经济过度进入原有行业和“非理性投资”的现象出现了。该现象直接导致非国有经济的TFP增长率以及整体工业TFP增长率的下降。
四、结论和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工业企业的TFP是决定工业经济增长核心因素，而决定工业企业TFP波动的核心因素之一是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整体TFP增长率逐年下降，其中关键的原因之一是非国有企业的TFP下降。而非国有企业的TFP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非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以及相应的市场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出现了非国有资本过度市场进入和“非理性投资”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1）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以及提高整体TFP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并适当提高非国有经济的比重；（2）提高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下一步政策措施的重点并不在于简单地肯定非国有经济的合理性以及提供各种税收资金的扶持，而是要为非国有经济提供进一步发展的产业空间；（3）提高非国有经济投资的产业空间的核心政策途径不应当只是在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微观内部改制，通过“关、停、并、转”的方式减少国有中小企业的比重，通过股权多元化扩大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而且要将现有很多国有经济进行实质性垄断的行业向非国有资本进行全面开放，减少市场进入和退出的障碍，以改善市场竞争状况；（4）市场竞争的状况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拆分和组建具有竞争性的国有企业集团，还必须大幅度开放市场，让非国有资本通过各种方式直接进入垄断性市场；（5）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以及企业内部产权结构的调整所取得的制度改革边际收益将会进一步大幅度下降，改革的思路应当在强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以及集体企业内部产权体系改革等微观产权结构调整的同时注重宏观产权结构的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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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 篇3
一、从“耕者有其田”到人民公社制度
(一)土地改革的成功:农业合作化的制度条件
在旧中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和大部分耕畜、农具,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有20—30%的土地。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颁布法律在农村实施土地改革。到1952年底,除了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经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全国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75000万亩土地和大量房屋、农具等生产资料,这标志着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彻底消亡和农民个体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土地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释放出了制度潜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二)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制度的前奏
土地改革一结束,我国又开始实行农业初级合作社,进而又采取各种手段让农民加入农业高级合作社,到1956年11月,全国加入高级社的农户比重已经达到96%。短短几年,我国农村基本实现了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转变。土地改革后,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实质上是中国农业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起初,这种转变是自发自愿的、渐进式的,带有诱致性制度变迁特征;但在向高级合作社过渡中,违反自愿原则,搞行政命令,强迫农民迅速加入高级社,这种带有明显强制性特征的制度变迁,严重剥夺和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偏离了农业发展的正常轨道。
(三)人民公社的诞生和演变: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形成
在农民刚刚进入农业高级合作社后,我国紧接着又让农民向人民公社加快过渡。1958年8月6日,毛泽东在考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指出“人民公社好”。同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此后,各地农村从高级合作社向人民公社加快过渡,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很快就席卷全国。
同合作化运动相比,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速度更快。1958年9月底,全国已建立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0.4%。同年11月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数达到1.27亿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比重高达99.1%。短短几个月,我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当时,人民公社的明显特征是“一大、二公、三拉平”。“大”就是盲目的追求大规模,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也大,农林牧副渔、工农兵商学等各行各业都包括在内,认为公社规模越大越有优越性。“公”就是把一切生产资料乃至生活资料收归公有,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拉平”就是否认差别,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公社和公社之间任意搞平调;在公社内部则用行政办法,将穷队与富队、穷村与富村、穷区与富区的财产拉平,否定等价交换原则。此外,人民公社还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将公社社员按军事化的形式组织起来,搞供给制,集体出工劳动,集体“大食堂”吃饭,对公社以内的行政事务搞行政命令和瞎指挥。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脱离实际的人民公社化,加上当时的“大跃进”和“共产风”,大大伤害了农民的感情,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给农业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比上年减产15%,1960年又减产10%,由此,全国许多地区发生了“大饥荒”,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其后,经过多次调整后所形成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比过去要接近于农村实际,对农业生产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种制度选择偏离了农民的意愿,脱离了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些调整无法从本质上革除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端。
(四)理论分析:农村制度变迁的成因
人民公社是决策者把农村合作化中的个别现象当成发展趋势,而强加在农民头上进行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有着深刻的国家工业化历史背景。在建国之初,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为了确保将社会经济资源快速、集中投向工业,进而又重点投入重工业,实现国家既定的工业化目标,我国建立起了一套可集中动员和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产业是农业。所以,从农业部门筹集国家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就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因此,为了有效地增加农产品供给,确保能将农业剩余吸收转化为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国家对农业和农村进行强制制度安排就成为必然选择。
这些安排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改造。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将农业初级社迅速发展成高级社进而快速过渡到人民公社,这为国家工业化能从农业中顺利获得低廉的农产品供给和原始资本积累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次,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购销制度控制农产品供求。到1961年,国家正式将农产品分为一、二、三类,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对一、二类农产品,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其收购任务由国家指定的国营商品部门和供销合作社执行,其它单位或个人都不准到农村去收购。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国家统购派购的农产品已增加到230多种。对于农产品消费,国家实行定点凭证供给的统销政策。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实质上是国家超越和替代市场职能,垄断农产品的购销经营权,既从生产来源上控制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又从最终消费上控制农产品的需求总量。
第三,实行城乡高度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流动。建国初期,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徙是自由的,大规模工业化吸引了许多农民进城。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7年,全国城市人口由576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增长了72.6%。这远快于同期的全国人口平均增长速度(19.35%)。针对此种情况,政府于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此后,我国以户口制度为基础,又先后制定了与其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如粮食、副食品和燃料等生活资料供给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养老保障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形成与实施,不仅阻挡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同时它还为政府从城市向农村排放“过剩”人口提供制度保障。
第四,垄断和控制生产要素配置权,限定农村产业发展方向。为了控制工业化资源,国家还相继垄断和控制了主要生产资料的配置权。一方面,政府对用于非农产业的生产资料和资金,实行严格的计划分配政策,只有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企业,才能申请获得到所需要的物质和资金,而农民要想放弃农业转而发展工业以及其它非农产业,首先无法获取所需要的资金和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政府还对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和塑料薄膜等,根据需求量和供给能力,进行计划管理和分配,农民只能按照农业生产计划获得上述生产资料和流动资金。于是,被限制在农村的农民,在无法转产发展非农产业的条件下,只能以经营农业为主。
至此,一整套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并能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提供粮食、原料和资本积累的农村计划体制形成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制度变迁,完全是在国家行政力量支配下,为了服从和服务于工业化战略,迫使农民进行了多次被动选择。进行这种强制制度选择,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农业农村发展受到极大的抑制,农民受到极大的伤害。70年代末期,当国民经济已走向崩溃的边缘时,长期受到压抑的农民,在农村又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制度变革。
二、从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兴起到新的农村管理体制的形成
(一)家庭承包经营的产生与推广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农村的改革首先在农业中开始。农业改革的核心是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农村一项最成功的制度变迁。
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通常所说的是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局部地区就曾三次兴起包产到户。但最终都被当作“闹单干”、“破坏集体所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和压制下来。然而,顺应民意、符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制度始终是有生命力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发生了两件值得记载的历史事件。一件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另一件是发生在1978年12月16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为摆脱贫困,冒着“坐牢”的风险,自发在一张合约上按下了21个手印,偷偷摸摸将集体耕地包干到户。自此,中国农村拉开了以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的经营体制改革的序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总结了20多年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二十五项政策和措施,明确指出 “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有权因地制宜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式,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资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政治条件。
在安徽省农民发起了包干到户的同时,全国各地农村也相继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联系农产品产量的责任制形式。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并以会议纪要形式印发全国。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对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再次给予肯定。1983年1月2日,党中央颁发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文件,高度评价了包产到户为主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强烈的示范效应作用下,包产到户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进一步发展。到1983年末,全国已有1.75亿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所有责任制中的比重达到97.8%;1984年末又进一步上升到98.9%。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改革,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农业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
认真分析这次改革,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利益分配结构的重新安排。通过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农民获得了土地、耕畜以及农具等生产资料的自主经营权。同农业生产队相比,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有很高的激励和很低的监督成本。
(二)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与新的农村制度安排的形成
随着包产到户的兴起和迅速发展,为传统经济体制配套的人民公社制度弊端日益凸现出来。这样,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便提上议事日程。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建立乡政府。乡镇政权的建立和村民委员会的形成,标志着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最终解体和新的农村管理体制的产生。
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之后,国家利用行政干预,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动摇了,从农业强制提取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制度流程受到了强烈冲击。
首先,原有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农民在以家庭承包经营制为基础的制度安排条件下,人身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在承包的土地上自主地安排生产。在这种新制度安排下,把农民牢牢地限制在土地上按照政府意愿去发展农业生产,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其次,在家庭承包经营制下,除了国家规定的合同收购产品数量之外,农民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有处置权和收益权。此时,国家要像以往那样,以远低于市场均衡价格,将农民手中的全部农业剩余产品集中到国营部门手中,已经失去了制度基础,也缺乏政策依据。因此,支持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转换,就必须重新调整工业与农业、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交换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实现农产品购销的市场化
1978年后,国家连续多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断压缩低价收购农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扩大议价收购农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并鼓励发展农村集贸市场。1985年,中央确定引入市场调节机制,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改为合同订购,同时初步放开粮棉油等以外的农产品市场。从1992年开始,全国各省市区先后改革粮食统销制度,放开了粮食销售市场,同时改革棉花流通体制,尝试实行市场调节为主的新体制。1993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实行40年的口粮定量供应办法,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2001年在粮食主销区全面放开粮食购销,走市场化的路子;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到此为止,我国农产品全部实现了市场化。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交换农产品,彻底打破了长期支持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原始资本积累体制。面对这种制度变迁,工业以及城镇要想获得较多较好的农产品原料和食品供给,只能转向市场按照等价交换原则从农民手中收购。
2、逐渐实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积极推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在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同时,国家对化肥、农药、农膜、种子、农机具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也进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初步形成了按市场化配置资源要素的发展方式。资源要素配置方式的变革,为农民跳出农业发展非农产业提供了制度条件。另外,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后,还为农村发展非农产业创造了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得农业劳动力从隐形剩余转向显形剩余。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在农业外寻找新的就业门路。二是伴随着农业增产增收,农民手中开始出现并逐渐积累起了大量的剩余资金。面对手中出现的剩余资金,农民也需要寻找新的投资空间。
大量农民利用刚刚获得的人身自由,携带着剩余资金,迈出农业门槛,轰轰烈烈办起了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里,以农村工业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发展十分迅速。从企业数量上看,乡镇企业数从1980年到1990年间增长了12.2倍;从劳动就业数量看,10年间,乡镇企业新增加了就业人数6262.3万人,平均每年增加就业人数626万人。到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就业人数9329万人,创造的工业增加值为41447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37%。
由此,那种由传统战略及其体制造就的城市搞工业和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格局被彻底打破了。在国家打造的工业化之外,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化即农村工业化。我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格局,即在地域分布上出现了,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并存发展的双重工业化格局。
3、从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引导促进流动,积极推进城镇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农村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使得农业剩余劳动力显形化,但受制度壁垒和政策限制,农业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内部向两个领域转移: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副渔业部门转移;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
在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城镇企业经营自主权不断扩大、劳动用工制度逐渐搞活,企业财税制度的改革、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创造了机会和空间。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国家采取许多政策允许和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一是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外出务工的不合理收费。二是加强和支持对农民工的培训工作。三是全面解决农民工进城难题,从制度政策层面解决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稳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问题。2008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初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条件,保障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工伤、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尽快制定和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工进入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从限制到促进的转变,大大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劳动力外出数大约在200万人左右,2006年上升到1.32亿人,2008年高达1.4亿人。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促进了城镇化。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2008年达到45.68%。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总人口增长了37.96%,而城镇人口增长了251.8%,从17245万人增加到60667万人,乡村人口减少了8.7%,从79014万人下降到72135万人。
4、取消农业税与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从人民公社转变为乡镇政府后,各地乡镇政府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从管理职能、行政编制等重新构建了一套复杂的政府组织管理体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行财政包干政策和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面对财权上收和事权不断下放,乡镇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为维持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行并为农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基层政府开始以各种名义向农民收取名目繁多的税费。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税费改革前,全国涉及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共八大类100项以上。尽管从1985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要求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但农民的负担却越来越重。从1990年到2000年,农民承担的税费增长了189.8%,人均税费负担增长了201.8%,而同期内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55.3%。
从2000年3月开始,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首先在安徽省试点,接着于2001年2月开始又在20多个省、107个县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2006年中央1号文件宣布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终结了2600多年农民种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农业税的取消使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335亿元,由此保障了农村稳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在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的同时,农村公共服务管理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一是2000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乡村撤并工作,并通过“减人、减事、减支”推进乡镇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化。二是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政策,解决农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2007年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该项政策。三是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看病贵的问题。到2007年底,全国有2451个县(市)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到2008年全国普遍建立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四是探索建立农村低保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从制度上解决农村贫困和农民养老难问题。2007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尝试以土地换保障,帮助农民就业和一次性进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许多地区还积极探索将农民工社会保障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办法。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为了加强农业发展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国家还健全农业投入保障制度,大幅度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业补贴制度,逐年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保护种粮农民收益等等。
至此,一整套新的农村管理制度形成了。和改革前的体制变迁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制度变革,具有诱致性制度变迁特点,完全是农民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在这种制度选择过程中,政府充分尊重农民意愿,顺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在保护促进农民制度创新的同时,相应建立了一套受农民欢迎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农村制度变迁的前景分析
从当前和今后情况看,农村甚至全国的整体改革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
当前,“三农”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农村人口过多与拥有资源、财富较少的矛盾。影响农村劳动力在产业、地区和城乡间顺畅转移的主要障碍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种种社会福利政策。从长期发展趋势看,不论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还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彻底改革现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及其社会福利政策,实行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建立无差别、无歧视的社会保障体系,让进城农民能充分享受自由迁徙的权利,拥有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只有这样,农村劳动力才能向外顺利转移,农民转变为市民的渠道才能没有制度障碍。
(二)关于土地利用制度问题
从60年农村制度变迁可以看出,我国土地利用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实行了土地改革,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土地个人私有制;20世纪50年代中期将农民土地个人私有制改造为土地集体所有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将土地的使用权承包给农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同第二次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基本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是,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的土地权利仍然不能得到充分体现,农民还没有完全的土地使用权、交易权、收益权。在土地的征占用方面,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必须通过国家征用转为国有才能进入一级市场,农民根本无法进入土地交易市场。在土地的征占用过程中,国家征地范围过宽,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对失地农民安置人数过少,而土地收益大部分流入各级政府和开发商手中,农民所得只有很少一部分。这样的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地后,一方面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下难以顺利转化为市民;另一方面又难以获得应有的土地损失补偿,使这部分人变成真正的“三无农民”。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宅基地及地上资产不能跨社区交易,承包地以及宅基地也不能抵押,一些地方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组织违背农民意愿,随意变更甚至撤销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为了招商引资还强制推行土地流转。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保障农民对土地有更加充分的权利。尽管现有法律和政策对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土地征占用、土地流转、宅基地及其房产等方面还留下了需要改革探索的空间。作者认为,今后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土地利用制度改革应重点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1、改革土地征占用办法
严格界定公益性和非公益性用地界限,在不断缩小公益性征地范围的同时,公益性征地也要按市场价格补偿农民。为保障农民的土地交易权,要积极探讨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参与土地市场交易的办法,在建设用地市场交易中,要将农民作为市场交易的重要主体,进行重点培育。无论是公益性还是非公益性土地交易产生的收益应大部分归农民享有。
2、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政策
随着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大量流向城镇,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既要允许也应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在完善荒地、林地使用抵押制度的基础上,还要探索耕地、草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办法。
3、改革农村宅基地制度
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对农民实行“一户一宅”政策的基础上,可考虑从法律上实行农村宅基地私有化,并允许农村宅基地及其建筑物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出租、互换、继承、抵押等,使农村宅基地及其建筑物真正市场化。
4、建立健全土地市场体系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一种机制。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建设用地交易等,最有效的办法是培育土地市场,政府的作用是健全土地法规,支持发展中介服务组织,加强监督和监管,维护土地市场的公正和公平性。
(三)关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
所谓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今后政府在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上,不论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应该在数量和质量上享受平等的待遇。当前,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济等公共服务方面,受传统观念、各地财力的影响,城乡之间不可能立即实现均等化。但必须制定阶段目标,分步骤实施。比如,第一阶段,政府为城镇提供的所有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并不一定能平等分享,但要实现“有”和广覆盖的目标。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财力的增长,政府为农村居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数量要增加,标准要提高,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要不断缩小。第三阶段,在2020年左右,要基本实现城乡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 篇4
民营经济虽然有其独特的市场优势, 但其市场优势的发挥, 有赖于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安排, 可以说, 制度环境是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核心, 制度变迁决定着民营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市场绩效的改变。
一、理论分析:西部民营经济与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一)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上制度至关重要, 制度及其制度变迁影响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制度是什么, 制度是一种“公共品” (萨缪尔森) , 其定义为, 一个消费这些物品或服务不会有损其他任何人的消费。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 (舒尔茨) 。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在舒尔茨看来, 制度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他在其《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 针对制度作了经典性的分类: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用于影响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入流之间联系的制度;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
制度是一种社会游戏规则 (诺斯) , 是人们创造、用以约束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 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制度等。从制度构成看, 它有正式的约束或制度, 如政策、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的约束或制度, 如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行为方式。制度正是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和约束来建立人们的选择空间, 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 减少交易费用, 保护产权, 促进生产性活动。可见, 制度好像地心引力, 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 强烈并无形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制度环境是指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从逻辑上讲, 一种制度环境出现了一些变化, 如宪法修改, 那么与制度环境相关的一些制度安排中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在这种环境中, 宪法和法律结构又是至关重要的, 法律、政治模式变化可能影响到制度环境。而与制度环境相关的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边际调整的过程, 大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及其变迁, 一系列制度变迁也使制度环境不断完善。
诺斯把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框架, 用现代产权理论说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国家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诺斯认为制度市场上存在着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 当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一致时, 制度均衡将会产生。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的是制度非均衡, 正是由于这种非均衡, 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 建立新的制度以降低交易成本。
(二) 贝恩SCP范式中的政策对市场的影响。
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 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 按结构、行为、绩效三方面对产业进行分析, 构造了一个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场结构 (structure) ———市场行为 (conduct) ———市场绩效 (performance) 的分析框架, 简称贝恩SCP范式。
在贝恩SCP范式中, 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分析程序是按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展开的, 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 而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基本结论是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会产生垄断性的市场行为, 进而导致不良的市场绩效, 特别是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因此, 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 最重要的是通过产业组织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
我国西部民营经济发展同样适合这一SCP范式。我国西部民营经济的市场绩效取决于它自身的市场行为, 而其市场行为又取决于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又受制于政府的经济政策调整。很明显, 政府的经济政策能够引导和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绩效。
二、历史分析:制度变迁对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西部民营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补充地位”上升为“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 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民营经济已成为西部地区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据统计, 1999年, 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1995年增长了67.44%。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国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从1995年的13.62%上升为1999年的15.96%。截止1999年, 西部地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国外境外投资企业达652.7万户, 当年西部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共创产值1149.8亿元, 实现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2790.1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71.16亿元。截止到2002年, 西部地区仅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就达633.7万人, 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达1270.9万人。特别是党的十六大的召开, 西部民营经济在发展速度、规模、质量等方面都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据统计, 2004年, 四川省个私经济增加值2383.05亿元, 个私经济总户数158.28万户, 个私经济户均注册资本9.73万户, 个私经济两税金额90.12亿元, 个私经济出口创汇8.7亿美元, 个私经济固定资产投资286.31亿元。
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经济增长的原因从根本上说得益于制度、得益于民营经济制度的变迁。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会阻碍经济增长, 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其实就是由制度变迁的时滞性造成的。可喜的是, 我们党和政府及时地采取果断、英明的决策, 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对西部地区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 将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先进的制度引入到西部, 促进了西部经济制度的变迁, 发展了非国有经济, 扩大了市场开放的力度, 民营企业产权制度不断得到改善, 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产权多元化, 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民营经济制度的变迁, 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史也是民营经济制度的变迁史。一方面, 民营经济随着制度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 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不断促进了制度的变迁, 二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起步、发展、调整阶段 (1978～1992年) 。由于历史原因, 建国以来, 国家对西部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投资, 第一次是“一五”时期, 第二次是“三五”时期的“三线建设”。这样, 结果造成了西部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现象, 而国有经济又是计划经济的载体, 结构强大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有机结合, 不但在“物质”上抑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而且从“精神”层次上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在1978～1992年这十几年间, 西部民营经济无论从数量、资产规模、从业人员、对国民经济和当地财政收入的贡献都不大。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 全国民营工业占工业产值的份额只有0.5%, 西部就可想而知了。到1992年, 整个西部地区民营企业户数为29.1万户, 收入8, 616, 516万元, 上缴税金411, 831万元;个体工商户569.4万户, 从业人员1019.3万人, 而且主要是个体工商户, 从事饮食、服务和贸易, 从事加工企业的极其有限。二是快速发展阶段 (1992～2002年) 。从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这十年间, 是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的快速成长机遇期。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提出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 又进一步提出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论断, 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困扰人们的认识问题。西部的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和其他经济成份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三是更高发展水平阶段 (2002～现在) 。这一阶段是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期。党的十六大关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论述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西部地区各级政府也更加充分认识到民营经济在发展地方经济中的作用, 认识到东部和西部的差距在于民营经济不发达, 都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从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 民营经济制度变迁对促进民营经济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 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较大, 基本上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 没有建立一种促使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 造成民营经济发展缓慢, 步履艰难。而在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二、第三阶段, 由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民营经济制度变迁表现强劲, 民营经济发展迅猛。正如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所指出的, 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法律规则, 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西部民营经济制度变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的, 主要包括国家对民营经济政策的调整、各级地方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等, 表现为非国有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开放程度等;一个是微观的, 主要指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变革, 表现为家族制企业向现代公司制企业过渡。由于我国民营企业、特别是西部地区民营企业大多是从家族制企业发展起来的, 管理上采用家族制管理模式, 在创业阶段确实管用, 也能促进企业的发展。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 家族制管理模式已经出现种种弊端, 产权不清, 家族之间纠纷不断, 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基于此,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如何促进民营经济、特别是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不断转变观念、调整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优化投融资环境, 扩大市场准入力度, 将东部沿海先进的制度理念引入到西部。与此同时, 西部民营企业也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 不断壮大自己, 进行产权改革,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切, 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
三、实证分析:制度变迁与西部民营经济增长的绩效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民营经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选用以下几个指标反映制度变迁:
(一) 市场化程度 (SCH) 。
用投资的市场化指数表示, 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由两方面决定:一是市场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而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就决定了不同区域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二是市场化程度提高可以加速要素流动, 区域经济增长在不同市场化层次的区域因要素吸纳能力的差异而不同。
(二) 非国有化水平 (FGY) 。
用非国有经济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由于资料限制, 这里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的不同反映了其受制度影响差异。一般说来, 某地区非国有经济份额越高, 表明其受集中计划体制控制和影响的范围越小, 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就越高。
资料来源:纪宝成, 杨瑞龙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中国统计年鉴》 (2005)
(三) 开放程度 (KFC) 。
用对外贸易依存度表示, 即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民营经济增长用GDP可比价格定比增长指数表示 (以1990年为100) 。具体数据见表1, 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指标也只能是西部民营经济制度变迁的一定程度的量化。
这里建立以GDP为因变量, 以制度变迁指标为自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对参数进行最大似然估计, 得到如下结果 (括号中为参数的t检验值, 下同) :
R2=0.9972通过数据分析, 这些制度变量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解释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 民营经济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
四、结语
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的支撑, 民营经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能给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西部地区各级政府部门要抓住时机, 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提高市场化程度和非国有化水平, 加大开放力度, 把西部民营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科斯, 诺斯等.财产、产权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1
[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
[3].纪宝成,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4].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2003)
[5].中国西部开发网.http://www.chxk.com
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 篇5
从理论上讲,中国制度变迁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必然会促进和推动经济增长,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市场化和开放型改革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高达百分之三十五.事实上,非国有化-市场化-对外开放是三个紧密相连的宏观制度变迁的内容,它不但为前二十年的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到了其它因素难以起到的积极作用.中国的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仍有较大的制度创新空间,所以制度创新与变革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在稳定和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的同时,注意制度变化的负面作用,才能保证制度变迁的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
作 者：傅晓霞 吴利学 作者单位：傅晓霞(中央经财大学,经济管理系,北京,10081)
吴利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
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 篇6
任何审计工作都必须有明确的审计对象, 离开具体的审计对象, 审计职能和目标就无从实现。因此, 审计对象是一国审计制度框架的核心要件。审计对象不仅决定着审计作用发挥的具体领域和范围, 还会影响审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权威性。审计对象选择的正确与否, 关系到审计发挥作用的深度和广度, 关系到审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关系到审计的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审计机关确定审计对象主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 审计涉及的单位主要有:政府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国有或国家控股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金融机构;涉及内容主要是:财政财务收支及其他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在粗放经营的经济环境下, 政府审计机关以当好“财政看门狗”为宗旨, 以查找大案要案为重要任务, 以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监督为重点, 发挥了重要的监督职能;对严肃财经违纪, 保障财政资金安全, 减少重大违法违纪行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经济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型, 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市场监管从过去的政府干预和控制为主向宏观调控为主转变;市场主体以公有经济为主向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转变。经济转型发展导致的经济结构提升和支柱产业替换, 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制度变迁过程。国家审计也从“财政看门狗”的角色定位向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转变, 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 国家审计的对象并未随着审计角色定位的转变而调整,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审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应当具有的作用和能力。因此, 针对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要求和新目标, 重新研究审计对象和内容, 构建适应国家审计科学发展的对象内容体系和框架, 促进国家良治、实现审计角色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审计对象的研究成果并不太丰富, 国家审计对象的研究相对更少。当前已有的国家审计对象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研究, 审计对象影响因素研究, 选择、确定和管理审计对象的具体方法研究等方面。
1. 为了科学把握审计对象的范畴, 最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对象的概念和内涵。
关于审计对象的概念, 李凤鸣教授主编的《审计学原理》具有一定代表性, 认为审计对象是参与审计活动关系并享有审计权利和承担审计义务的主体所作用的对象, 它是对被审计单位和审计范围所作的理论概括。审计对象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外延上的审计实体, 即被审计单位;其二是内涵上的审计内容或审计内容在范围上的限定, 即审计对象既指被审计单位, 也指审计的具体内容和事项。
关于审计对象的内涵研究, 早期的观点如下: (1) 认为审计对象是会计资料; (2) 认为审计对象是经济活动; (3) 认为审计对象是经济管理活动; (4) 认为审计对象是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及其经济效益, 凡是财政财务收支活动及其经济效益的载体, 例如预算、决算、计划、合同等, 都在审计监督范围之内。随着对审计认识的深入, 后期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认为审计对象是会计和其它经济资料及其所反映的经济活动。
2.
审计对象的概念和内涵清晰之后, 每个审计主体在确定和选择审计对象时, 还需要考虑影响审计对象的共性因素和不同国家的个性因素, 故不少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者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个领域对影响审计对象的因素进行了较多的规范性研究, 实证研究文献很少。
有的从影响国家审计对象的因素出发, 从宏观层面进行分析, 认为环境是影响审计对象的主要因素, 指出国家审计对象的确定, 受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 并服从、服务于国家权力机关特定政治、经济目的的需要, 审计对象的具体内容会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还有的则立足于某一类型的具体审计业务, 从微观层面对具体审计对象进行了分析。如: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研究 (袁奋强, 2012;袁涛云, 2012;吕金忠, 2013;徐雪林、郭长水, 2005) ;资源环境审计对象研究 (李运亮, 2012;李兆东等, 2008) ;绩效审计对象研究 (杨献龙, 2009;刘勇, 2011;王彦平, 2007) ;郭建生 (2005) 对公路建设审计对象和内容研究等, 得出了不同审计业务的不同对象, 使审计对象研究更为具体, 增强了可操作性。
3. 审计对象的确定既是一个理论问题, 也是一个实务难题。
针对审计对象选择问题, 不少研究者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法。
有的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对审计对象进行了中外对比, 通过对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德国、日本、瑞典等国家公共财政审计范围和内容的比较, 提出了可供我国参考的思路。
有的立足于实践层面, 结合我国实情, 提出审计对象选择和制定审计计划需要考虑的六个要素:上级要求、政府与人民的要求、审计对象的内在需求、国家法律政策要求、前期审计情况、审计机关现状。
有的进一步提出采用风险预警法和数据集合法来遴选国家审计对象的办法。有的在此基础上以效益审计为研究基础, 认为应当根据国家审计的特点和目标来遴选审计对象, 提出采用DEA法来遴选国家审计对象, 解决审计资源不足与审计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还有人从审计管理的视角对审计对象管理系统的开发进行研究, 提出应用最新的网络技术、数据通讯技术和数据库技术, 开发审计对象信息管理系统的设想 (肖正兰, 2000;李建洲, 2001;林树青, 2003;贾凤兰、郭凤明, 2007) 。
综上所述, 国内已有的文献大多数研究了审计对象的概念内涵, 并从既定的现有审计对象内容框架出发, 在审计对象具体选择方法;确定和选择审计对象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有少量的文献研究了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审计目标、战略定位等问题, 局部性地涉及了审计对象和内容, 但所涉及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提出了基本思路, 结论较宏观和抽象。
为此, 本研究将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征, 探索经济转型对审计环境、审计需求产生的影响, 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的视角, 分析国家社会制度与审计对象的影响关系,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对象与审计内容的理论架构, 并以上述理论架构来深入分析当前国家审计对象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对象。
三、我国审计对象的“法定”现状
多年来, 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审计对象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 这些法规是当前审计对象形成的制度依据。
1.《宪法》框架下的审计对象。
《宪法》第91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 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 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 进行审计监督。宪法中的审计对象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家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四大类型。审计内容主要是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两大部分。宪法规定的审计内容小于中央本级预算审计的范围。
2.《审计法》框架下的审计对象。
《审计法》是规范审计工作的基本法, 是对《宪法》确定的审计制度的基本内容的具体化, 是审计机关确立审计监督的范围、对象、内容的基本依据。
首先从被审计单位看, 在宪法给定的审计对象基础上, 新《审计法》第16、19条规定:审计机关对本级各部门 (含直属单位) 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对国家的事业组织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行审计。同时, 第21条规定:对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金融机构进行审计监督。第22、23、24条规定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政府部门管理的和其他单位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资金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最后, 《审计法》第25条还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机关和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对象的其他单位主要负责人应承担经济责任的审计。
因此, 《审计法》制度层面的审计对象可以概括为两大类, 一类是以部门和单位为载体的法人审计对象, 另一类是以自然人 (领导者个人) 为载体的审计对象。 (1) 以法人为载体的审计对象包括:国务院及各级政府部门;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党政组织;社会团体;国家事业单位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单位等。 (2) 以自然人为载体的审计对象分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两类。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的正职领导干部或者主持工作一年以上的副职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包括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3.《国家审计准则》框架下的审计对象和审计内容。
《审计准则》作为审计人员履行法定审计职责的行为规范, 从制度的实践层面对审计对象的确定进行了规定。第1、6条提出审计通过监督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 发挥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第28条强调, 审计机关编制审计项目计划, 确定审计对象时, 应当考虑政府工作中心、本级政府行政首长和相关领导机关对审计工作的要求以及群众举报、公众关注的事项。第163条要求审计机关建立审计整改检查机制, 督促被审计单位和其他有关单位根据审计结果进行整改。显然, 国家审计对象除监督财政财务收支行为及整改外, 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4. 我国审计的特色。
我国审计机关的审计对象与国外相比, 既有共性的方面, 也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 我国国家审计对象不仅包括法人还包括单个自然人;针对法人开展的审计除政府部门外, 又以国有资本以及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体为主。而国外审计对象一般只包括法人, 并且以私有制经济主体为主。
第二, 我国国家审计内容包括法定的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外, 还包括反舞弊、服务政府中心工作为目的的众多审计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审计, 并向绩效审计发展。而国外除财政预算执行审计外, 还有大量的公共资金审计和财政决算审计;审计内容主要以绩效审计为主, 审计对象的确定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审计职责的限定。
四、制度分析:国家制度与审计对象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 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在正统经济理论提出的天赋要素、技术、偏好三大柱石的基础上, 认为“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认为, 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 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 以及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因此, 分析我国审计对象形成的国家制度根源, 对揭示我国审计对象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和经济特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我国国家审计对象的特点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历史传统存在必然的联系, 具有鲜明的中国政治属性和经济特质, 即中国审计特色。主要体现在:
1. 以公有制为主要审计对象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体现。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 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家审计作为经济监督机构的制度安排, 担负着维护经济秩序, 打击违法犯罪, 保护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促进和完善国家治理的责任。因此, 必须把公有经济主体作为国家审计监督和服务的主要对象, 确保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健康发展。
2. 以预算执行审计为内容是保障国家政治体制运行的需要。
我国政府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处理公共事务的国家职能机构, 而维持庞大的政府机构运转必须要有巨大的财政投入。作为国家审计机关必须首先对政府支配和管理国家财政收支方面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 发挥预防、揭示和抵御的功能, 促进实现国家良好治理。因此, 加强财政资金收支审计自然成为保障国家政治体制良好运行的重任。
同时, 为了促进政府更好地实现治理目标, 围绕政府中心工作, 服务政府决策必然也成为隶属于政府部门的审计机关的重要使命。由于我国政府长期受旧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一定程度上还存在政府行政权力泛化的问题, 故隶属于政府的审计部门不仅有处理处罚权, 还将审计整改检查作为审计的一项内容, 来提高审计部门的地位和权威。
3. 经济责任审计是破除我国传统文化及法律弊病的选择。
中国虽然进入现代社会, 但某些方面仍然不同程度地带有旧式传统文化的影响, 加上我国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 各级管理人员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 逾越制度的情况大量存在, 出现上级管下级, 一级管一级, 官大一级压死人, 最高领导不受控制的情况。由于权力制约机制的不完善, 个别领导无党纪国法, 滥用职权、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严重影响领导干部的公信力。
在这样一个现实背景下, 为了促进国家治理, 特别针对国家公权不受制约现象, 政府审计机关必然需要开展对领导干部权力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的经济责任审计。
4. 合规性审计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要求。
我国还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 市场机制不够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够健全, 法律意识淡薄, 不少单位和个人钻制度漏洞, 利用会计舞弊方式偷漏国家税收, 盗窃国家资产, 会计造假十分普遍, 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正常经济秩序。为了打击、制约经济犯罪行为, 严肃财经纪律, 确保会计资料和经济资料的真实可靠, 为经济决策和监管提供准确信息, 我国审计机关需要开展高质量的合规性审计, 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错误或舞弊。
De Angelo把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人员发现错误或舞弊与披露错误与舞弊的联合概率。为了提高审计质量, 审计机关重点对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计, 关注大案要案的审查, 这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国情要求。
五、经济转型、制度变迁与审计监督的理论架构
1. 诺思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 (Douglass C.North) 通过对西方市场经济演变史的审视与分析, 升华出制度变迁理论的思想, 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三大基石构建分析框架。他认为: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组织环境下, 制度和组织的连续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点。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 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制度的需求, 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 于是出现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通常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首先由一群人或一个团体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 从下而上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另一种情况是当国家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 很有可能发生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来实现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强制性制度变迁很可能受到统治者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等的困扰。此外, 制度变迁使原有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不能再有效发挥作用, 新的制度规范则出现利益不同体间的博弈, 尚不能充分有效地引导人们的利己利人行为, 也不能充分有效地遏制损人利己、损人不利己行为, 增加了混乱和机会主义行为, 如搭便车现象。
2. 经济转型、制度变迁与审计。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而审计作为国家治理内生的“免疫系统”, 以宪法或者法律形式明确的权力制度安排, 通过履行法定职责, 促进规范权力的配置和运行, 有责任尽早地揭示、预防和抵御经济转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其他风险事项。但经济转型发展, 审计所处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审计目标、职责也随之改变, 即审计环境影响审计目标, 审计对象又是现实审计目标的载体。因此, 审计目标是确定审计对象内容范围的依据 (如图1) 。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审计机关, 要促进国家实现良治, 减少机会主义和转型风险, 必须重新建立与经济转型环境和转型目标相适应的审计对象体系。
3. 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审计环境与审计对象。
经济转型使审计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重新构建适应新形势的审计对象十分迫切。
首先, 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允许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 并大量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而新《审计法》仅仅将国有或国家控股占主导地位的单位纳入审计对象范围, 但非国有或国家控股不占主导地位的单位仍然是审计监督的盲点。
第二, 随着经济转型发展, 小微企业数量迅猛发展, 正在取代中型企业;另外, 经济发达地区乡镇政府所控制的经济实体也越来越多, 资金规模越来越大, 经济自主权不断扩大, 其中国家资金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但小微企业、乡镇政府尚未纳入国家审计的对象范畴。
第三, 经济转型发展以质量和社会责任为重点, 强调责任追究制度, 对问责呼声越来越高。但目前的审计对象尚未能满足问责所需的信息要求, 屡审屡犯, 审计问责难以见效。
第四, 经济转型发展的目标就是改变高投入、低效益、低科技的发展模式, 建设生态文明国家, 绩效成为关注重点。然而, 当前的审计对象尚未完全纳入生态环境的内容, 主要以财政、财务收支合规性审计为主, 不能满足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绩效要求。
第五, 经济转型发展强调市场主体的自律性, 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减少政府的直接监管。但当前审计对象尚未将单位内部控制作为专门的审计对象。
六、结论与启示
国家审计机关应当结合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和内容, 拓展《审计法》关于财政收支审计规定, 重新构建符合当前制度环境要求的审计对象和内容, 即构建以经济责任为主线, 以服务问责为导向, 以内部控制审计为基础, 绩效审计为重点, 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并重的国家审计对象框架及内容体系 (如图2) 。
1. 经济转型的目标之一是构建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 而市场是由各种经济责任主体交织而成经济体, 要求以诚信为基础, 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和责任机制。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机会主义, 如违纪、违法、贪污、腐败与责任不清、履职不当有关, 问责难均与责任不清有关。因此, 国家审计的对象应当从财政财务收支拓展为以责任审计为主线, 包括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履行、资源分配、权力使用、财务信息报告等责任, 以被审计事项涉及的一切“责任”为主线, 围绕“责任”这一关键词, 开展多层次、多方式的责任审计活动。这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也是促进单位明确岗位目标, 认真履行职责的要求。
为了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 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审计应当推动和服务问责。问责是促进责任履行的有效机制, 也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 审计机关应当构建有利于“问责”机制运行的审计内容体系, 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应当问责的事项纳入审计范围, 为我国问责制的施行提供准确的信息来源, 发挥国家治理机制中“问责”的信息采集、信息鉴定、信息发布作用。因此, 围绕责任这条主线, 以问责的具体内容作为主要审计对象, 推动问责机制的运行, 建设法治社会。
2. 转型发展的目标是要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 低效能、低科技的局面, 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措施。这就要求国家审计对象不能仅满足于合法、合规性审计, 应当将所有政府资金和公共资金的使用、管理情况开展“责任”为主线的绩效审计, 查明公共资源、资产、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绩效审计可以是针对某个项目、某项政策或者某笔资金, 审计范围可以涉及一个单位, 也可以是多个单位。从被审计单位的责任出发, 重点对责任履行的绩效、履行职责过程中管理、使用公共资源、资产、资金的绩效进行审计, 这是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 也是强化责任意识的重要手段, 更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
3.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 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提高行业自律性是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然而, 经济转型、制度变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层面的道德失范和机会主义行为, 仅仅依靠外部监督必然力不从心。
为了充分发挥单位和部门内部控制防范风险的作用, 审计机关应当增加专门的内部控制审计内容, 将内部控制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审计事项列入国家审计的对象范畴中, 增加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审计项目, 最大限度地促进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使内部控制成为企业和单位的守护神, 实现持续、良好的内部控制治理效果, 为绩效审计的开展提供有力的保障。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指引》的颁布和实施, 为审计机关开展内部控制审计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因此, 审计机关应当取消仅仅把内部控制调查、测试仅作为审计程序某一环节的做法。
4. 国家审计主要以非营利的国家机关和政府资金的管理、使用为审计对象, 审查被审计单位和审计事项的绩效时很难运用具体财务指标进行量化衡量, 需要运用大量的非财务信息构建特殊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式, 涉及大量的非财务信息。而当前的审计内容不论是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专项审计调查还是经济责任审计, 都过于偏重财务信息审查, 偏重对财务指标的评价, 对非财务信息取证不足。为了更好地发挥审计的作用, 推动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 审计内容应当从财务信息审查拓展到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审查并重。
参考文献
[1] .李凤鸣, 王会金.审计学原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宋代制度变迁与商品经济发展略论 篇7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和国家的制度变迁分不开的。宋代制度变迁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 不同的国家管理制度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激励效应, 从而带来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和以往朝代相比, 宋代国家管理采取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官府越来越多地退出商品经济的直接经营, 把更多的经济空间让渡给民间, 使整个商人阶层开始有了活跃的政治、经济空间。
1 宋代管理思想变迁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发展动力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其主要推动力量是宋代统治者追名逐利的政治思想。到了宋代, 豪强世族制下的贵贱观念已经基本消失, 决定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少。
1.1 宋统治者推崇逐利享乐的政治意识形态
宋太祖为稳固赵氏江山所采取的一系列推崇逐利享乐的政策措施, 使宋代统治者社会价值观念的方式深刻变化。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利”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改变了从前的要义不要利的政治思想, 努力实现义利共生。宋代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实行的“杯酒释兵权”政策, 强调“人生如白驹之过隙, 所谓好富贵者, 不过欲多积金银, 厚自娱乐, 使子孙无贫乏耳”的政治指导思想, 使宋代至上而下开始了一场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变化。根植于每一个朝野官员内心的政治指导思想不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而是形成了“好官不过多得钱耳”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
1.2 宋代士大夫阶层形成了顺天意谋个利的思想形态
在太祖积金、市田宅思想的鼓励下, 整个宋代社会的风气趋于逐利享乐之中。广大官僚士大夫阶层本应该是传统等级制度的积极维护者, 但在宋代他们不仅身体力行从事商业活动, 而且还与商贾关系密切。一方面是官僚士大夫希望财富资产的不断增加, 一方面是富商寻求官府权势的保护,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士商由于社会地位悬殊差异而造成的隔阂, 这也就为士大夫顺天意谋个利提供了可能。宋历来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 统治者对臣下的贪污行为多采取了默许乃至鼓励的态度, 士大夫也因此贪污起来几乎是无所顾忌, 大肆聚敛财富, 谋求个人权利和财富的最大化。当大量的财富日益集中在个人手中, 提高了士大夫们的消费水平, 从而使侈糜之风在贵族官僚、豪门富户中开始盛行, 追求奢侈、享乐的观念逐渐为士大夫们所接受。
1.3 追名逐利成为市民阶层的风气
皇室贵族、官僚、豪门富户中开始盛行侈糜之风逐渐流行于整个社会, 以至于处于社会较下层的农民“其服食器用比于数十年之前, 皆华靡而不实矣”。在统治者重商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 市民群众追名逐利也已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曾巩就曾怒斥这种风气:“时之人, 非皆不知事之本末, 势之治乱也。然而举天下之务者, 惟利而已。”这种前所未有的自上而下逐利而行的风气, 对宋代平民阶层的偏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较之唐代, 两宋的市井歌妓更为盛行。但宋王朝接纳了市井文化, 将它视为装饰太平的点缀。
2 宋代管理制度变迁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2.1 土地私有制度变迁促进农产品商品化
土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进程中, 土地制度在不断变迁, 每一次变迁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宋代完全摒弃均田制的残余, 除保留小部分国有土地外, 其他土地一律归私人所有, 私有土地产权制得到了完全的确立。元丰五年 (1082年) , 国有土地 (官田) 仅占全国土地总数的1.37%。宋代国有土地有学田、职田、屯田、营田, 其中一些屯田、营田也被国家出售。宋代允许百姓自由开垦土地为永业。《宋史.食货志》载:“凡州县旷土, 许民请佃为永业, 蠲三岁租, 三岁外, 输三分之一。官更劝民垦田, 悉书于印纸, 以俟旌赏。”宋代的“不抑兼并”成为国家土地政策。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诱劝石守信等大将“市田宅以遗子孙”, 执政者对土地买卖和占有大量土地者采取鼓励或者是默许的方式。士官富姓广占土地的情形在宋初十分明显。“富者有弥望之田, 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 有田者无力可耕。”此外, 宋官府还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规范民间土地交易, 并收取一定契税。与均田制混合产权制度相比, 土地的私有制产权对经济的最大贡献在于土地资源能够在市场的原则下合理配置, 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2.2 官府采购制度促进农副产品商品化
宋代的官府采购主要采取和买、和籴与入和的方式。和买、和籴方法一是直接用钱币向百姓购买, 价格一般遵从于市场价格。建炎三年 (1129年) 三月, 在两浙和买绢帛, 和买价格为“匹三千”;建炎四年 (1130年) , “又言绢直踊贵, 请匹增为五千足。户部定为六千足。”二是先预付钱币, 向农户预买。这主要是绢帛的和买中。神宗时期, “京东转运司请以钱三十万二千二百给贷于民, 令次年输绢, 匹为钱千, 随夏税初限督之。”这样, 广大农户剩余粮食和剩余绢帛都能够转化为商品, 从而使粮食和绢帛的商品供应量大大增加。入中是指官府鼓励商人向国家输纳急需物资的一种官府采购制度。商人的入中活动对粮食的商品化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 其意义远大于官府的和籴过程对粮食商品化的推动作用。宋官府对农民粮食和籴实际上带有摊派行为, 以至于百姓不满, 甚至有些抵触态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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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到农户家收购粮食则是完全建立在买卖平等的原则上, 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所以广大农户欢迎商人的收购行为, 并且主动根据市场价格调整自己的生产活动, 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宋代谚语“苏湖熟, 天下足”充分说明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通过官府支出来扩大有效需求的拉动消费, 以刺激生产和投资的作用。
2.3 禁榷制度变迁促进禁榷产品商品化
对重要商品实行禁榷是我国古代经济的特色之一。从春秋齐国“官山海”到汉武帝的盐、铁, 到唐代盐、茶、酒曲的禁榷, 历代帝王都对主要商品不同程度上实施禁榷。宋对盐、茶等商品实施禁榷, 主要是控制这些商品的流通环节, 实行商品专卖, 形成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供给, 而不是生产环节。虽然官府禁榷行为违背市场规律, 但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商品供给的增长和垄断利润的获得。为了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 官府尽可能促进禁榷商品的产量扩大。一是强制生产者扩大禁榷商品的产生。“亭户不许别营产业, 只煎盐为生。”或“躬亲监守煎炼, 尽数拘买入官。”对盐的生产除了进行严格监管外, 还制定产量指标。“丁额盐”指标是每丁每年煎盐35石。宋初, 陵州大口井的岁额在100万斤以下, 大宁监井盐岁额南宋时达250万斤。对于矿山的开采和茶的生产也是如此。二是利用经济手段, 刺激生产者主动提高产量。为了提高盐户的积极性, 除了征收“正盐”外, 还以高于“正盐”的价格大量收购“浮盐”。对于督产有功的官员也给予升官等奖赏。在超产增价、超产晋官的制度激励下, 各种禁榷商品的产品产量出现明显提升。此外, 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商业网络不发达的传统社会, 商品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 尤其是边远地方, 更是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商品化。官府的禁榷制度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减低了生产者的交易成本, 减低市场风险, 促进了产品的商品化。
3 宋代管理方式变迁为商品经济提供了发展空间
3.1 宋代官府逐渐由经营者向管理者角色转变
在宋代, 由于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 整个商人阶层的活跃空间日益增大, 逐渐引起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变化, 使得国家越来越多地退出经济的直接经营, 逐渐地回归到它本来的角色。但在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 这种回归只能是有限和相对的, 国家基本上还是依靠沉重的赋役系统来解决国家物资需求, 实现“食租衣税”。尽管如此, 为了促进财税征收, 宋政府对于财税征收体制还是做了很多调整, 使得征收者和完税者有更为明确的制度规章。这一变化反映了政府对商业更加重视的态度, 推进商业的进步和发展。比如, 宋代的“和籴”、“和买”及其他形式的“官府购买”逐步增多, 原来一直由国家自己组织“纲运”完成的数量巨大的物资调配也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实现。宋代主要是通过“入中”来解决沿边庞大的军需供给的。至道二年 (996年) 以前, “边地市估之外, 别加抬为入中, 价无定, 皆转运使视当时缓急而裁处之。如粟价当得七百五十钱者, 交引给以千钱, 又倍之为二千。切于所须, 故不吝南货。”国家给予商人比市场利润高得多的“加饶”调动商人的积极性。
3.2 宋代官府的禁榷商品越来越多地向社会开放
宋代官府垄断专营领域越来越多地向商人开放。唐代就开创了由直接专卖向间接专卖过渡的先例, 在刘晏的官购商销的盐法, 就使得国家逐步退出食盐的运输和销售环节。宋代钞盐法的实施也是利用商人销售榷盐的一种运作方式, 官府越来越多地放松了对食盐销售环节的控制, 允许商人参与专卖商品的经营。宋代的茶法经常变动, 其变动的实质是围绕官府如何引入商人参与经营来展开的。蔡京茶法的改革就是让官府不再直接参与茶叶的产、购、销等环节的经营活动, 全部交给民间商人群体来办。在手工业领域中, 官营不断减少, 民营不断增加, 体现了国家更多地退出直接经营的趋势。宋代的瓷器、矿业、纺织等生产领域中, 民营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官营手工业也从唐代后期开始逐步通过“买扑”、“实封投状”的方式转为民间经营。原来的那种工商业者在社会利益分配中影响甚微的状况改变了, 社会利益呈现多元的分配格局。这意味着社会不同的阶层都获得了较以前更为宽松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3.3 宋代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更多地变为间接管理
自唐以来, 尤其是到了宋代, 官府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财税制度, 原来由官府垄断经营的管理方式也逐渐转为有商人参与的间接专卖制度。宋代推行的商税征收条例, 其网络覆盖全国各地,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征收体系, 特别是原来国家禁榷的垄断经营领域让商人参与其中, 实现了由直接转变为间接经营管理。这种由原来只考虑官府利益的直接垄断经营形式变为现在既考虑官府利益又考虑商人利益的间接专卖管理形式, 最终实现了宋代官僚所说的“富商大贾为国贸迁”的局面。宋代间接管理经济方式的形成和完善, 一定程度上转变和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认同感, 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 极大地释放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 对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和进步都是十分有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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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杜建录.西夏经济史[M].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6]郑岩.宋朝十讲[M].哈尔滨出版社, 2006.
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 篇8
关键词：渐进型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制度变迁成本
1 问题的提出
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分析市场机制的运行及其影响, 制度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制度作为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不亚于市场。而制度对一国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两者之间的强制性。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通过发生促进或者阻碍的作用来影响制度变迁的成本, 两者间此消彼长具体就表现在制度均衡——制度环境变化——制度失衡——制度变迁——制度均衡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一系列法律、政策等正式规则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变迁, 而且包括行为规则、习俗、传统道德在内的非正式规则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 正式规则的变迁是显性的, 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却是隐性的, 两者的变化程度上无法衡量, 便会出现两者无法相辅相成, 甚至相互抵制阻碍的制度失衡状况。当非正式规则的存量超过某一临界值时 (该临界值使得非正式规则的收益等于正式规则的成本) , 就会发生制度变迁。
2 路径依赖导致中国制度变迁成本增加
历史上许多制度变迁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制度的收益小, 有时候新制度的作用都会使得社会成员收益增加, 但脱序成本、失益成本和适应成本过高依然是人们抵制、阻碍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 而这正好能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
路径依赖源于自然史中关于物种演化的理论, 生物学家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 1974) 提出物种演化是以一种相关方式影响未来的发展。受这种理念的启发, 大卫和阿瑟在对技术扩散的经济研究中, 提出了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 他们认为, 一些偶然事件可能导致一种技术战胜另一种技术 (即技术演进) , 而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后来, 诺斯将前人的思想和理论拓展到社会制度变迁领域, 从而建立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 其主要内容是由信息的不完全性和处理信息群体的有限理性决定的交易费用并非为零, 制度的设定无法得到一个唯一解, 制度可以在更多的点上取得均衡, 只是经济绩效的优劣差别, 而决定这种绩效状态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历史上一次偶然的制度变迁路径选择, 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制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 就会不断自我强化, 可供选择的集合束不断缩小。从实施成本来看, 激进式变革可能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出现较大的社会震荡从而引发较大的改革阻力, 但是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制度变迁, 则社会损失会迅速缩小, 而渐进式变革则因经济长期处在扭曲的状态之中, 这种扭曲会造成经济主体对未来形成不稳定的预期, 总体的经济损失会超过激进式制度变迁。而从摩擦成本来看, 渐进式改革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一直注重过程的稳健性和可控性, 强调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机会均等和利益补偿机制, 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基本达到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有效降低了摩擦成本, 减轻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滑坡的程度, 渐进式变革会赢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从这个角度讲, 渐进式制度变迁较之激进式制度变迁具有优越性。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重点是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变化、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进入中国改变封闭状态进入国际市场中的各种支出与损失。通过建立衡量这四个方面的指标综合体系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本进行量化得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改革时期成本较低, 中改革时期有所增加, 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先略微上升后下降, 期末又上升的“U”形变动, 在后改革时期, 经济变迁成本缓慢爬升的趋势, 并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
3 中国改革的成本增加的具体表现及评价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实质, 是要说明过去对现在及未来的影响。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 目标不确定, 在计划经济处于一种低效的均衡时, 政府这一制度变迁主体选择改变制度, 践行的是“摸着石头过河”, 给企业自主权、放权让利, 极大的释放了积蓄已久的生产力, 人们普遍认可这样一种改革思路, 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这样一种能提高效率的现状以及自上而下传达的中国政治体制, 这种提高自主权、追求效率的改革路径不断强化, 而这之中很多事业单位、公益或政策性企业的改革目标也发生了偏离。
3.1 国有企业变革的路径依赖性
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可以大体分为两类, 一类为解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民用轻工业产品, 另一类则为为了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军用重工业产品以及铁路、水电等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产品, 这些产品的生产由于原有体制的影响为国家提供公共服务, 这就为它们在市场上并非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而与市场的公平性、竞争性发生矛盾而处于“锁定”状态。国有企业受到多级政府的干预, 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和决策权。从政府角度看, 国有企业不会退出, 因为这与国有制是相容的。由于国有企业所有权不可退出, 进而产生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不可转让性。同时, 让一个亏损企业维持生产不仅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 而且还显示当地政府的政绩, 因而常常倾向于继续生产而不退出市场。另一方面, 国有企业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从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来看, 由于政府在同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上, 缺乏严格的监督约束机制, 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改革是在最基本的所有制结构不作变化的基础上通过“放权让利”的方式进行的, 虽然在历史上曾得到过人们的欢迎, 也起到了国有企业效率提高的昙花一现, 更久远的则是缺乏激励而使得国有企业效率低下。
3.2 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
对于劳动力就业市场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占就业量90%左右的民营、外资企业, 这类企业就业人员流动性强, 增长比较稳定和宏观经济有一定联系;另一部分则为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以及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 该市场流动性差, 如果没有特殊政策会呈现出只增长不减少的就业人数粘性, 具体见下表:
附注:上表是按照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从2001年到2009年劳动力就业趋势基本上呈现出“国退民进”, 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不断下降, 从5141.4万人下降到3450.8349万人, 而且变化幅度比较大, 就业增长率最低达到-12.56%, 而失业最低是在2006年, 只有-0.27%, 这跟宏观政策有一定联系, 我国在最初实行国有企业改制, 出现了大量国有企业的产权变更, 出现了大量失业人口, 而2005、2006年宏观经济则变现比较强劲, 失业人数较少;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大部分, 并且在考察期内出现的就业量不断上升的轨迹, 能够反映宏观经济的稳定变化。两个就业市场因为管理机制、历史遗留问题而变现为不同的特征。
在现实中, 由于政策性组织的巨大诱惑 (由于政策性组织运营主要依据政策) 使得人们在选在进入劳动岗位时首先考虑政策性组织, 政策性组织的最大优点就是其“永久雇佣”或者很难“流出”使得政策性组织的岗位供给远远无法满足就业人口众多的现实情况, 在政府创造就业的宏观目标制约下, 不得不创造一些政策性岗位来满足这种需求。这样就陷入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政府不断创造政策性岗位来满足就业的需求, 远远供不应求的状况使到这种政策性岗位的“价格”会比较高, 而得到这种政策性岗位的劳动者当成为政策制定者时会因为自己付出较高成本而创造政策性单位的“诱惑性”, 使得循环近一步发生, 陷入这样一种劳动力流动方向从自由流动的民营、外资企业市场流向政府、国企、事业单位等政策性单位的“锁定”状态。
4 结论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就体制而言基本上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但是由于我们一开始选择了较低成本的渐进式改革, 也就是实行帕累托最优的改革方式, 原有的体制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与能提供较高效率的体制同时发挥作用, 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或者说是市场经济体制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与市场经济体制成果的公平共享都受到了原有体制的制约, 必须要引入外部因素或者通过强化规章制度等硬约束来改变人们的观念, 比如不断加强制度研究, 引进国内外理论研究, 通过传播打开“认知”锁定, 使制度变革过程得到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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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 篇9
关键词：文化,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
1 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即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 或是新制度的创造过程。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更为有效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当潜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通过内在化实现时, 相关制度主体为了获取潜在利润, 就会试图克服种种障碍, 变更旧的制度, 创建新的制度, 从而完成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分析制度变迁理论的另一逻辑起点是从制度均衡的角度来探讨制度变迁。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从供求关系来看, 为制度供给适应制度需求。制度均衡的打破即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不一致, 如制度供给不足或过剩, 也意味着出现了在现行制度安排下无法取得的获利机会, 人们为了捕捉这种新的盈利机会, 就会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 选择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制度, 这时就会出现制度变迁。
非正式制度由于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 因此变化很慢, 它需要长期缓慢的培育才能形成, 因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滞后于制度变迁。非正式制度的变迁通常表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 其缓慢的变迁过程会导致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相容。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进程虽然缓慢但是一经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2 文化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2.1 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认为, 一项新的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最小化是制度变迁过程的基本趋势。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看来, 交易费用就是制度的运行费用, 它指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费用或者“一切不存在鲁滨逊一人世界中的费用, ”包括信息搜集、谈判费用、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等。
交易费用的产生与人或经济组织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是分不开的。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不可能事先准确地计算所有的成本和收益, 也不可能精确预计每一事件发生的概率, 因此无论制度安排如何的完善, 机会主义的行为不可避免。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 文化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性, 抑制经济组织的投机行为, 从而起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
2.2 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 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它的建立和完善能降低交易费用, 因而对制度变迁起着重要影响。
在人类的约束体系中, 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中, 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行为选择的总体约束中的一小部分, 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非正式制度的建立和形成需要较长时间, 但是它一旦形成就具有较大的稳定性。非正式制度具有文化特征, 在一定的背景中它们可能会对正式制度产生强大的斥能力。同时, 非正式制度由于内在于传统和历史积淀, 其可移植性差得多。因此, 形成一种对制度变迁有利的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3 企业文化与制度变迁
3.1 企业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 企业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 以知识为基础, 以事业为共同追求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精神财富, 包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精神风貌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活动等, 而且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还会有新文化的出现。一个企业的文化变革能否成功, 首先取决于企业的价值观是否符合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是否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相匹配。其次, 取决于企业的文化理念包括价值观能否得到员工的认同和严格遵循并转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 后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企业文化重视人的因素, 强调精神文化的力量, 希望用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形成一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凝聚企业员工的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
3.2 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
(1) 企业文化有助于降低制度的执行成本。
任何管理制度的推行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当一种制度不被认同时, 员工就会从心底里拒绝这种制度。要确保制度执行, 就必须加大执行监督成本。随着执行成本的提高, 制度的效率就会大幅度下降。企业文化的推进过程也就是企业员工对新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具体制度由认知到认同, 他律到自律的过程。当员工对某项制度认同之后, 他们就会自觉的遵守, 这时制度的监督成本将大大减少。
(2)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重大影响。
企业文化会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那些重视顾客需求、员工和股东利益等关键管理要素和重视各级管理人员领导艺术的企业, 即那些贯彻以人为本的企业会比那些没有这种企业文化的企业经营业绩要好。在现在乃至未来, 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3) 企业文化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约翰·科特认为: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重大作用, 未来十年内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其核心是企业价值观, 其灵魂是企业精神。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 成功企业一般都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 它可以使员工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在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使员工产生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
3.3 企业文化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 但是它一经确立, 就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期初的成本和企业的最终收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企业通常会把企业文化建设放在及其重要的位置。
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指出:“企业文化, 就其形式来讲, 它是属于人的思想范畴, 是指人的价值理念;而就其内容来讲, 则是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在人的理念上的反映, 是从内在上约束和激励人的价值理念。”
出类拔萃的企业都会将企业的核心理念和员工追求进步的努力融入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设计之中, 使其定格为企业制度。企业制度只能告诉企业员工不做什么, 而企业文化却能告诉企业员工该做什么。企业文化是对企业员工的自我内在约束, 具有企业制度所不具备的调控功能。因此, 企业文化是企业实现法治和规范化管理的根本, 是企业制度创立的理念基础。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把企业文化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作为管理的着眼点, 追求物质管理与精神管理的有机融合, 注重引导培育。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把“追求卓越”作为企业文化的三大理念之一;惠普公司则强调“以世界第一流的高精度而自豪”;微软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不断淘汰自己的产品。”这些企业文化理念都把争创一流、永不落后、追求更高更新的技术和业绩作为员工和企业奋斗的目标, 并以此来引导企业的制度建设与经营战略调整。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 篇10
1.1956年工资制度改革, 主要完成了高校领导收入分配制度从供给制走向职务等级工资制
本次改革明确了高校领导收入分配管理由高等教育部和国务院共同管理, 实行基于审批制度的收入分级管理, 执行单一职务工资的工资结构, 采取全额拨款的经费来源形式, 实现了高校领导收入分配制度从供给制与工资制并存到职务等级工资制的跨越。
2.1985年工资制度改革, 主要完成了高校领导收入分配制度从职务等级工资制走向结构工资制
本次改革改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 明确了高校主管部门对于高校领导收入分配的管辖权力, 实行基于审批制度的收入分块分级管理, 执行结构工资制, 经费来源于财政拨款和高校创收提成。
3.1993年工资制度改革, 主要完成了高校领导收入分配制度从结构工资制走向职务等级工资制
本次改革首次明确提出了领导职务津贴, 实行由国家教委和人事部共同审批的收入分配管理制度, 执行由职务等级工资和岗位目标管理津贴构成的职务等级工资制。此外, 高校领导工资构成中的固定部分70%、浮动部分30%和年终奖金, 全部由国家财政预算列支。
4.1999年的高校岗位津贴制度改革
本次改革针对高校领导群体, 提出探索实行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任期制。领导收入分配坚持动态包干, 人员经费单列, 加大分配改革力度, 高校领导的工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和贡献直接挂钩, 真正实现按劳分配、优劳优酬。其中, 国家工资和校内津贴分类核定, 分别管理。
5.2006年以来的工资制度改革, 主要完成了高校领导收入分配制度从职务等级工资制走向岗位绩效工资制
本次改革对高校领导收入分配体制来说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 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岗位绩效工资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 (2) 明确提出国家对高校领导收入分配制定指导意见, 选择有条件的高校进行试点, 探索建立高校领导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机制; (3) 政府人事、财政、教育主管部门等制定高校领导的收入分配办法, 结合考核合理确定其收入水平。
二高校领导收入分配制度现状特点
按照收入性质划分, 高校领导薪酬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1) 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2) 学校规定并发放的各种补贴, 有的参照地方政策确定, 有的学校自定项目、标准, 如岗位津贴、业绩津贴、绩效津贴、课时津贴等; (3) 未纳入学校工资管理, 但实际上是劳动报酬的各类收入, 如通过提成方式从院系培训收入或各类科研经费中获得的酬金。除此之外, 高校领导劳动报酬中, 还有一部分是在校外提供劳务获得的兼职兼薪收入, 但由于各方面原因, 这部分收入还没有纳入薪酬管理范围。
三高校领导收入分配制度的变革思路
设计合理的薪酬体系是高校领导职业化的基本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 运用市场手段调节薪酬标准, 维持职责与权益之间的适度平衡, 使之形成行业规范, 是将优秀人才选聘到领导岗位并有效约束和激励其从业行为的途径。
从长期来看, 可以在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和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框架体系内, 建立起以“年薪制”为主体的薪酬管理办法, 实现高校领导薪酬由委任书记、校长的组织决定、薪酬水平在各行业高层管理人员中处于中等偏上位置、薪酬调整与管理业绩和学校发展挂钩、薪酬项目简明扼要的目标。
从中期来看, 要按照国家关于改革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的统一部署, 科学确定高校领导基本工资、绩效工资, 实现高校领导薪酬由上级主管部门统筹确定, 建立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水平确定机制、综合对比机制。
从近期来看, 主要改革举措是探索建立高校领导“岗位业绩津贴”制度, 为将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坚实基础。设立“岗位业绩津贴”是推动薪酬管理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总的思路是建立统一框架、逐步规范项目、合理调控水平、突出管理业绩。建立统一框架, 即将所有应纳入管理的薪酬逐步归并为国家规定部分和岗位业绩津贴部分, 达到规范管理的目标。逐步规范项目, 即“开前门, 关后门”, 通过岗位业绩津贴项目逐步替代现有校内各类津贴补贴项目, 此长彼消, 逐渐消除不合理差距。合理调控水平, 确定岗位业绩津贴水平、标准和正常增长机制, 保障和调控合法合理收入。突出管理业绩, 即明确规定岗位业绩津贴发放的主要依据是在管理岗位上的业绩和实际贡献, 岗位业绩津贴根据考核结果适当上下浮动。
摘要：根据国家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精神, 要逐步建立高校领导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机制。完善高校领导薪酬管理办法, 有利于激励高校领导全身心投入办学治校工作, 也有利于加强对高校的考核和监管, 是促进高校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改革举措。同时, 高校领导薪酬管理在学校人事分配制度中具有标杆意义和示范作用, 完善薪酬管理办法, 对深化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专业化高等教育职员队伍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