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文化变迁》

《翻译与文化变迁》（共12篇）

《翻译与文化变迁》 篇1

维索尔伦 (Verschueren) 的顺应论从动态的角度解读语言现象, 并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选择与顺应”是该理论的核心。而翻译被认为是一个动态的选择和顺应的过程。该文旨在通过在这一理论指导下, 解读20世纪下半叶中国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 揭示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变迁的内在演变规律。

1 文学翻译与“选择–顺应”

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 其选择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 主要原因在于语言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语言的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语言的协商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 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语言的顺应性则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出灵活的变通, 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特性 (Verschueren, 1999:173) 。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相联系, 密不可分, 构成语言运用的基本要素。其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目的和根本, 在可能的范围内灵活的选择符合交际需要的语言。

由于在翻译过程中涉及到语言、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 译者如何准确地理解文本语言及其选择翻译策略?译者在进行语码的选择和顺应的过程中是否受到认知心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我们就需要对维索尔伦的语言选择论中核心概念进行重新定义, 以适合对文学翻译的相关研究。“变异性:界定译者对原文意义、目的语语言选择可能范围的语言特征。协商性:对原文意义和相应的目的语语言的选择是根据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原则和策略来进行的语言特征。顺应性:使译者得以从范围不定的语境中对原文意义进行可协商性选择, 以及在目的语语言的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中, 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 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语言特征。” (李占喜, 2009:91)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具备较强跨文化意识的译者应该发挥主体作用对目的语语言进行选择和顺应。而翻译过程中的顺应就是指译者选择目的语语言以阐释源语文化, 同时译者的思维运作及翻译活动应顺应源语和目的语两者的认知环境。由此, 文学翻译的过程可看作是译者在双方认知语境中进行目的语选择来阐释源语文化的过程。

2 顺应论下解读中国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变迁

在中国翻译史上,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文学翻译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个时期, 西方文学翻译掀起了第四次翻译高峰, 引进了政治和文化思潮, 在翻译实践领域中加强文化意识、在翻译理论层面上树立文化观念, 推动着文学翻译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前行。该文拟从顺应理论的三个层次来解读20世纪下半叶中国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变迁, 即:语境关系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

2.1 语境关系顺应

语境关系顺应是指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必须与语境顺应。 (曹悦, 2010:163) 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顺应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语境, 也就是说, 要顺应不同文化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方式等等。这些因素会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 制约着译者对翻译的主题和策略的选择。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较为开放、西化, 其表现在:社会生活小说和爱情小说占较大比例, 这类主题的选择是顺应这段时期的社会文化因素的结果。建国初期, 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西方文学翻译大多为俄苏文学作品。大量与“本土利益”相符的作品涌进, 高尔基的作品最为典型, 少量英美文学作品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才得译介。文革时期, 中国经历了一次大的文化浩劫。新时期初期提倡“解放思想”、“学习西方”。当时在中国相对多元的文化中引进了主题各异的西方文学作品, 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开始着重于那些能揭示人性、倡导人权的作品的译介。以“人”自由解放为突破口, 关注个人存在和社会生活, 在这种特殊文化背景和思想意识下, 爱情小说和社会生活小说作品的译介就不足为奇。“社会生活小说和爱情小说的大量译介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二十世纪末期我国文学对社会问题和人的进一步关注, 出于对极左思想的反叛而再次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主题思想意识。” (姜秋霞、刘全国, 2005:69)

此外, 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主题演变是译者对所译作品认知顺应的结果。建国初期, 达到文学翻译发展的高潮, 具有代表性的译者:傅雷和钱钟书, 傅雷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 钱钟书提出了“化境”说。符合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标准, 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翻译理论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的特色。后期时许多西方译作都有了复译本, 译者力图接近原文, 再现原文的全貌, 如《简爱》、《飘》等等。综上所述,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演变是译者对当时社会文化环境及翻译活动的认知顺应的结果。

2.2 顺应的动态性

作为维索尔伦顺应论的核心概念, 其动态适应性主要体现:1) 与时间的密切关系。目的语语言的产生和源语语言的理解会因时间差异而出现一定的变化, 时间因素也会促使人们在使用目的语语言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2) 与语境的密切关系。根据动态的语境来选择, 与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他们自己的认知心理有关。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重心从教育和政治为主要题材的小说转移到社会生活、经济、法律类小说。20世纪后期, 由于大众“强国富民”的愿望和文化学术界提倡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思想, 我国翻译者投入到大量的国外著作的译介, 其主要涉及经济、文化、法律、科技等各个方面。这一主题的变迁是译者对时间因素动态顺应结果。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意识和认知心理, 对于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也有所差异。时间因素会促使译者在西方文学主题选择上做出调整和顺应, 其结果又加速这一时期主题的变化和发展。

语境因素对西方文学翻译主题的选择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译者须根据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社交关系和认知结构做出动态顺应, 从而有目的地选择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 这一翻译活动涉及译者的心理认知对社会文化语境动态适应。

2.3 顺应过程中的意识凸显程度

翻译中的语言顺应过程意识突显主要涉及翻译目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等方面。翻译目的指译者对译文整体以及其中任何语言单位的功能和效果的期望。它并非一成不变, 既影响着具体的翻译活动, 也受顺应实现可能性的制约。此外, 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规范也会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 (黄小松, 2011:59) 可见, 译者的意识程度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意识程度的高低与选择读者所接受的翻译主题有关联。20世纪末期, 翻译家在选择西方文学翻译主题时都是有意识地顺应当时的背景。译者通过对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向人们展示了人性的方方面面, 从而揭示了平凡的人生和人性的力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精神折磨, 让人们凝视生活中被漠视或被遮掩的东西, 给人以人生的启迪。 (张聪, 2005:53) 这一时期, 人们对极“左”思想的反叛, 对开放自由生活的向往, 开始更多了解西方社会。读者大多喜欢看有异国风情的文学译作。许多译者在选择西方文学主题上尽力满足读者的期待, 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译本, 增添了不少20世纪中期认为“不符甚至有损保尔崇高形象”的情节, 包括保尔和达雅的爱情, 保尔积极加人“工人反对派”, 小市民们的反叛心态等等。

3 结束语

语言顺应论的视角下研究具有动态性和顺应性特征的中国翻译史, 考虑到社会文化以及心理认知等诸多因素, 全方位探讨的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语境关系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中意识凸显程度三方面来分析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中国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的因素, 揭示出主题变迁的内在规律, 从而为西方文学翻译实践提供启迪。

参考文献

[1]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Edward Arnold. (Pub lishers) Limited.2000:173.

[2]李占喜.顺应论:文学翻译的一个新视角[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9, 8 (3) :90-97.

[3]曹悦.从顺应论视角解读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0, 29 (4) :163-164.

[4]姜秋健, 刘全国.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二十世纪初与二十世纪末我国翻译文学主题和来源的调查与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37 (1) :67-72.

[5]黄小松.翻译过程-选择与顺应的运用维度[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1, 28 (3) :56-60.

[6]张聪.意识形态对20世纪中国翻译实践的影响[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 7 (5) :51-53.

[7]何自然.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8]马士奎.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 2003, 24 (3) :65-69.

《翻译与文化变迁》 篇2

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以知识为基础，以事业为共同追求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精神财富，包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精神风貌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活动等，而且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还会有新文化的出现。

一个企业的文化变革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企业的价值观是否符合企业生存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是否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相匹配。

其次，取决于企业的文化理念包括价值观能否得到员工的认同和严格遵循并转化为员工的自觉行为，后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企业文化重视人的因素，强调精神文化的力量，希望用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形成一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凝聚企业员工的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

3.2 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

(1)企业文化有助于降低制度的执行成本。

任何管理制度的推行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当一种制度不被认同时，员工就会从心底里拒绝这种制度。

要确保制度执行，就必须加大执行监督成本。

随着执行成本的提高，制度的效率就会大幅度下降。

企业文化的推进过程也就是企业员工对新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具体制度由认知到认同，他律到自律的过程。

当员工对某项制度认同之后，他们就会自觉的遵守，这时制度的监督成本将大大减少。

(2)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重大影响。

企业文化会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些重视顾客需求、员工和股东利益等关键管理要素和重视各级管理人员领导艺术的企业，即那些贯彻以人为本的企业会比那些没有这种企业文化的企业经营业绩要好。

在现在乃至未来，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3)企业文化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约翰科特认为：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重大作用，未来十年内企业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

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其核心是企业价值观，其灵魂是企业精神。

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文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成功企业一般都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它可以使员工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在企业内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使员工产生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

3.3 企业文化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但是它一经确立，就会对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期初的成本和企业的最终收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企业通常会把企业文化建设放在及其重要的位置。

著名经济学家魏杰指出：“企业文化，就其形式来讲，它是属于人的思想范畴，是指人的价值理念;而就其内容来讲，则是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在人的理念上的反映，是从内在上约束和激励人的价值理念。”

出类拔萃的企业都会将企业的核心理念和员工追求进步的努力融入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设计之中，使其定格为企业制度。

企业制度只能告诉企业员工不做什么，而企业文化却能告诉企业员工该做什么。

企业文化是对企业员工的自我内在约束，具有企业制度所不具备的调控功能。

因此，企业文化是企业实现法治和规范化管理的根本，是企业制度创立的理念基础。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把企业文化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作为管理的着眼点，追求物质管理与精神管理的有机融合，注重引导培育。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把“追求卓越”作为企业文化的三大理念之一;惠普公司则强调“以世界第一流的高精度而自豪”;微软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不断淘汰自己的产品。”这些企业文化理念都把争创一流、永不落后、追求更高更新的技术和业绩作为员工和企业奋斗的目标，并以此来引导企业的制度建设与经营战略调整。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科斯，阿尔钦，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的功效【2】

一、企业制度是在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载体的功能

企业制度往往是以具体的有形规章、条例、标准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形式体现出来的;相对于企业制度这种有形的表现形式，企业文化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意识存在于企业员工及领导层面的头脑中，一般是通过有形的事物、具体的企业生产活动来体现的。

有形的企业制度可以折射出无形的企业文化，但是企业文化只能是通过有形的制度载体得以体现。

企业制度往往具有冰冷性、刚性的特点，一旦制定就必须成为企业上下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强调是一种硬性约束;但是当这种制度一旦被企业上下所共同接受时，就会演变成一种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更多的是强调一种软约束，强调的是企业上下一种无私奉献、遵守企业规章制爱岗敬业的自我管理。

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讲，要想把企业所倡导的这种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的管理中、变成企业员工的自觉行动，那么企业制度就是很好的载体，通过企业制度的作用能够加速企业全体员工对企业所倡导的文化价值理念的认同与遵守，又通过这种认同与遵守催生更加合理与高效的企业管理制度。

对于企业制度来讲，它的演进更具有一种跳跃性;但是企业文化更具有一种渐进性。

企业制度于企业文化共同处于企业发展的进程中，二者之间的作用与地位处于不同的层面，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二者之间的作用与地位也不可能实现互换，但是在现代化的企业制度与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如果企业没有规范与严谨的企业制度，那么再好的企业文化业将失去赖于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企业员工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奉献度必将会受到重大的负面影响，就不可能形成整齐划一的步调，企业的长远发展、市场的综合竞争力也就无从谈起。

从企业制度制定，到企业制度成为企业全体员工共同认同和遵守的价值规范，再到产生出新的制度，倡导新的企业文化，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二者之间始终相互交织并不断上升，共同促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二、要想发挥企业制度于企业文化功效的最大发挥，就必须要实现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二者形成高度一致性

通过在第一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企业制度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企业文化也为推动更加科学规范的企业制度发挥着至关重重要的作用。

在企业中，要想实现二者功效的最大程度发挥，就必须要实现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二者之间形成高度一致性，具体方法有：首先要企业要将企业文化理念作为制定企业更加科学规范的.企业制度的重要指导思想，要将企业制度建设充分建立在企业文化的基础上，根据企业已经形成的价值理念和企业文化行为准则，审视新建立的企业制度是否与现行的企业文化有相冲突的环节。

对于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出现冲突的环节和部分，必须要以现行的企业文化为基准，修订那些与企业文化不相容的部分;其次，要对企业制度进行经常化的反思与检验，看看企业制度是否真正在提升与促进更好企业文化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采取积极有效的手段，防止刚性的企业度对软性企业文化造成的伤害，避免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遭到重创。

再次，对于企业文化来讲，还要积极实现企业文化的升级改造，根据企业发展情况、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及时调整企业文化价值理念，通过企业文化的软性约束，形成更加适合企业当前发展状态的凝聚力;在必要的条件下，要将企业倡导的最新企业文化理念通过制度的形式予以至执行。

实现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二者之间的协调性，还要通过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在调动广大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协调好广大员工的利益关系来实现。

在企业管理中，要想将企业所倡导的企业文化得到广大的员工的支持，在广大员工中更好的落实，首先要让员工充分了解到自己在企业制度、企业文化中所处的角色和地位，通过引导企业员工努力构建与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相一致的行为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方式方法，通过多渠道让员工与企业制度、企业文化之间建立一种相互理解、相互渗透的机制，让员工更加积极、更加拥护的新制度、新文化，扮演执行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一份子;其次企业要创建一种有利的、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能够让企业员工时刻了解到企业正在为员工做什么，员工有什么样的现实需求和现实困难。

在掌握员工思想动态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及时调整企业制度，对相关政策的改变和调整一定要有利于员工的切实利益，通过照顾和服务于员工的切身利益的方式宣传企业新的文化价值理念，让企业员工了解到企业制度变化的系统性，有利于员工接受企业新的企业文化变革，更加心甘情愿的拥护新制度，扮演新角色，更好的投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

三、了解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的功效必须要深刻分析二者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

首先是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

企业制度强调的是一种刚性手段，是一种公开、透明的手段方式，重视规范与强制执行;企业文化是内在的精神，注重的是通过营造一种氛围的作用，协调形成一种和谐、有序、积极的环境，注重人格，更好的发挥员工的潜力和创造力。

对于企业员工来讲，员工价值价值取向与企业是否一致，是否能够更好的发挥企业员工积极性，单靠企业文化是不行的，因为企业发展需要企业员工与企业价值目标予以高度协调一致;但是只靠制度也是不行的，只依靠制度就无法发挥企业员工内在的生产潜力。

制度在企业中更多的是一种刚性的监督与管理，是企业文化的底线;企业文化更多的是对价值观、理想信念的认同，强调员工的自律与自觉。

从这一点上讲，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存在一定的制约性。

其次，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二者相互依存。

对于有形的企业制度来讲，无形的文化需要它作为重要载体更好的发挥作用;对于无形的企业文化来讲，有形的制度需要它提供更好遵守与执行的条件和氛围，并通过有形的制度更好的激励企业员工生产积极性，形成更好的企业文化。

《翻译与文化变迁》 篇3

关键词：跨文化广告；文化扩张；商品神话；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3-0070-0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广告的跨文化传播已是现实。广告作为一股重要的传播力量对市民消费观念进行引导，对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改变。

一、跨文化广告与传统广告的区别

跨文化广告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产量的提高、交通能力的提升，市场的范围必定扩大。当商品的销售范围超出了国界，就诞生了跨文化广告。我国学者贺雪飞對跨文化广告给出了界定，他认为：“跨文化广告传播，是在不同文化疆域间的广告传播，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内领域的跨文化广告传播，即在一国范围内的跨种族、跨民族及不同亚文化之间进行的广告传播活动；二是国际领域的跨文化广告传播，是广告信息从一国向另一国的流动”[1]。传统的广告大都局限于国内或者本土局域地区，受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消费观念相对本分。传统广告尚未冲出国界，对国际市场形成影响力，而跨文化广告顺应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虽然对于企业而言广告的目的都在于更好地推销商品观念、劳务资源，但是由于跨文化广告涉及的是不同的文化系统之间的广告，中间便有国别、地区、文化间的差异。那些能够进行跨文化广告传播的企业都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司，这里就有我们提到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它使用奔放、张扬个性的广告形式向中国输入西方的个性自由，颠覆了传统广告的价值观念。

二、跨文化广告：合法的文化扩张和侵略

（一）籍借西方强势文化，强化广告文本的视觉冲击力

近代中国人西化情节较甚。可口可乐公司仅仅抓住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理，借助母国的硬实力，选择代表本国文化的符号，建构具有强势扩张力的广告文本。作为饮料业的“老大”，公司在营销过程中主题不断更新变化，以保障可口可乐永远代表时尚与活力，变化的主题、不变的思想一直遵循的销售原则就是“因你而变’。相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谦让，将消费者个人需求时刻作为该企业最高执行目标的理念，为打开中国市场提供了良好开端。在文本广告中，利用中国的人物形象销售传输西方国家理念，该公司在进行视频广告传播时，为凸显碳酸饮料的阳光和活力，一般都会选择运动巨星代言，并且基本为国际巨星，中国一直是个相对保守的国家，本国英雄主义和爱国情结尤甚，因此可口可乐公司利用中国人这种心理，在我国的营销策略中选择了姚明、这样的国际巨星代言，姚明代表的是一个积极阳光活力的符号拥有庞大的母国粉丝，尤其是姚明灌篮动作完成，接下来会有畅饮可口可乐的面部满足感的特写，良好的形象和口碑增强了中国人的心理认同，所谓爱屋及乌，可口可乐在这片土地上热销也在意料之中。产品的包装也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当习惯了中国文化简朴实用包装，在跨文化广告中看到一罐罐包装精美的饮料和富有西方文化色彩的标志、包装图案后，心理上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二）“来自西方”的商品形象塑造

跨文化广告非常重视通过强调商品的产地来赋予商品的西方国际身份。通过强调“西方产品”为商品镀金，从而获得输入国市民的认可，这样的案例自古有之。20世纪初，英商华茂公司在推广其代理的名酒广告中强调“英国秘秋司名厂所出各种名酒如老牌海寿特、司讨脱等，均为该厂供应英宫贡品，质良味美，驰名久远”。利用这种诉求手段，不仅建构了商品的西方形象，更界定了品牌的目标消费者阶层，赋予商品地位、身份等象征性的功能。

（三）参与中国，制造全民文化共享假象

2003年8月3日，北京奥组委为2008年奥运会新会徽举行盛大揭幕仪式。同一天，100万只印有信会徽的可口可乐限量精美纪念罐正式上市。2008年中国盛世奥运主办方承载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正当全民为此欢腾之际，可口可乐公司的一系列举动令国人产生错觉——西方在吸收、共享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越洋远播。殊不知，当我们陶醉于对自身文化的赞赏时，可口可乐也实现了更广阔的中国市场扩张，对以后持续而长久的西式观念渗透中国疏通了渠道。

通过合法的文化扩张，跨文化广告实现了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借用，全方位的改变着市民的消费选择，促使市民在购物选择饮品时不自觉的将可口可乐放进购物车内，无形中接纳着西方国家为输入国定制的消费模式。回望我国企业，已经具有这种照顾输入国文化元素的意识，尽管有些企业尚未形成跨文化的影响力，但最初的定位值得肯定：诞生于西安古城的米旗饼业，无论近年来LOGO的不断创新微变还是企业定位、提供西式糕点都符合西方文化的姿态。英文标识“maky”更是塑造了一种西式文化假象，前瞻性的企业文化和跨文化意识为自身国际性长远发展提供良好契机。

三、商品神话——市民难抵物质诱惑

更多的商品能渗透到近代社会的各个角落，不单是因为其低廉的价格与独特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因为经过跨文化广告的“商品神话”[2]策略，它已经变成了“物神”，是西方物质文明的代言人，成为科学、文明、健康的使者，涵盖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商品拜物教”的流行让市民追求物质享受，西方商品提供的物质能量让使用它的人获得生理与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一）“卫生”一词承载西方文明席卷中国市民消费意识

跨文化广告在利用各种技巧构建商品神话的过程中，掀起了一股卫生狂潮。尤其是在当前我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现状制约下，文化输出国标榜的卫生观念深入人心。饮食行业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跨文化广告善于借助各种话语来建构商品的意义，其中包括卫生话语。因此，在中国人对本国食品安全隐患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对外国企业还残存希望。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公司适时投放生产广告，详细讲述生产无菌化、全自动灌装技术。可见，饮食类商品经过广告的“卫生’诉求，已经获得了能给消费者带来美味、更能带来健康的魔法。

（二）健康，是市民基本的诉求，也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对于整日为生存而奔波忙碌的中国人而言，健康成为一种奢侈。跨文化广告却擎起了“健康”大旗，为中国大众送来了健康的“物神”。2009年秋季可口可乐公司以健康的名义推出零度无糖饮料，旨在面向肥胖人群购买可乐时的矛盾心理，借助健康话语的跨文化广告如此之多，他们不断整合，建构了一张健康之网，众多健康物神成为网中之主，而网中的受众无不崇拜这些健康物神，因为它们能让健康、身体无疾成为现实。“健康”话语成为科学的生活方式和丰富社会物质下的必然追求，使得人们在丰裕的物质满足后对食品安全的要求愈加苛刻。

四、生产虚拟世界，渗透意识形态

跨文化广告在为商品制造营销神话时，会自然的在广告文本中设置各种理想的生活场景。广告生产出来的场景会引导市民转变生活的方式，效仿并模拟直至内心产生对现实生活的满足感。广告制造的商品神话只有落实到具体可感的生活环境、与消费者的文化产生共鸣才可以创造商品的商业价值。在看可口可乐的年度广告汇总时惊奇的发现：该公司针对亚洲地区的跨文化广告塑造的虚拟世界基本以西方世界为模板，在塑造的过程中加入了中国元素。尽管有中国的明星代言，有中式的公共运动场所，但是它的整个生活情调是属于西方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移植到了中国的西方世界。生活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的中国人，过着理想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而理想生活的实质是一种西方式的生活。中国人讲究含蓄，引而不发。跨文化广告中对公共场景的呈现是为了告诉中国的消费者，在这样的场景符号里你也可以过我们广告里教你的生活。可口公司的广告几乎完全在运动场景中实现。运动成为支撑虚拟世界的一种休闲方式。以前中国人早餐主要是豆浆、包子，而西方价值观念通过跨文化广告告诉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应该喝牛奶、吃面包，营养又美味，激发市民的模仿心理。创新观念和功利观是西方国家走向富强和全球扩张的助推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市场竞争意识使西方国家不断创新以确保产品在市场上份额不被淘汰。竞争意识在中国的兴起令墨守成规的企业意识到危机，淘汰并发展起一批新型活力产业，但西方的功利观使国内市场逐渐消失了人情味，催生拜金主义，并呈暗涌之势，中外意识形态的冲突和交融都是市场化经济的必然结果。“文化的影响力受到其所在国家经济实力的影响。经济强大的国家, 其文化也往往成为强势文化,反之,则是弱势文化。广告是一种营销行为, 其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和其所宣扬的文化势力有很大关系”[3]。强势文化国家向弱势国家输入他们的意识观念,弱势国家在接受其意识形态时也应当保持自我意识形态的独立性。

从国门向世界敞开之日，西方国家瞅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运用中国市民的消费心理，从“惊奇、向往、尝试、习惯”一步步传输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营销理念，先把中国市民的头脑观念塑造成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再推出商品占有消费市场份额，跨文化广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着先锋冲阵的莫大功劳。作为弱势国家，如何应对跨文化广告夸张的负面影响，首先必须做到的是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提升强势文化潜力；其次，我们也要挖掘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进行文化创新，通过广告等大众文化载体传播民族文化，以应对跨文化广告附加而来的西方不良思想，提升市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这既是本土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本土广告塑造品牌竞争力的有效途径。第三，本土广告要走出国门积极参与跨文化传播，在国际舞台畅响“中国旋律”。

参考文献：

[1]钟书库,张文琪.跨文化广告传播中的中国元素[J].新闻世界,2009(9).

[2]庞爱菊.1910-1930年申报跨文化广告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3]贺雪飞.论跨文化广告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J].新闻界,2007(2).

电视媒介与乡村文化变迁 篇4

电视是农民最常接触的大众传播媒体, 它往往向社会优先再现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2], 因而必然是乡村文化与外部文化环境, 尤其是城市文化接轨的一种建构性因素。随着电视媒介更加深入农村, 接触电视途径更加便利, 农民接触电视的时间更长, 接触的电视内容更广泛, 接触手段更加丰富, 村民通过电视接触外界更加频繁和深入。乡村文化的根本即依土靠乡的思维被撼动, 人们不再甘于土地的束缚。

一、电视媒介引起乡村文化变迁, 娱乐一家独大

乡村文化变迁泛指乡村社会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的转变。而这种变迁多是由电视媒介引起的。村民关注外面的世界的深入, 使乡村文化的封闭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乡村文化逐步开放, 与周围环境进行互动, 电视是乡村文化变迁的“加速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村民的电视媒介接触行为越来越向以娱乐化为主的都市文化集中, 在文化变迁过程中, 娱乐一家独大, 电视媒介的娱乐功能在农村吸引了一大帮“粉丝”。

(一) 看娱乐节目是村民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

近十年来, 关于乡村文化变迁与电视媒介的调查层出不穷, 以2003年方晓红的调查为典型代表[3]。在方晓红的调查中, 在苏南农村, 电视被视为一个提供娱乐的大众文化传播工具。无论是从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看, 还是从电视主要收视目的来看, 农村受众都对娱乐节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有关。

一方面, 农民并不像城市白领, 有着固定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农民的时间划分为“农忙”和“农闲”。一般情况下, 在农忙时节, 劳累一天的农民并没有精力去关注新闻等较为严肃的社会事件。只有娱乐节目, 不必耗费脑力, 可以边做家务边看电视, 以此作为休闲娱乐的方式。

另一方面, 娱乐节目符合农民受众的认知。尽管农民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但基本上处于较低水平。娱乐节目的一个特点就是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就能看懂。无论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受众还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受众, 对电视上的娱乐综艺节目, 并不需要费脑力理解, 便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二) 参与娱乐节目互动是村民表达文化诉求的主要渠道

农村受众也会主动通过媒介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 但是这种诉求表达也主要是通过娱乐节目进行。农村的婚嫁礼俗不再拘囿于以往的举行方式, 而通过电视互动节目表达, 但这种互动节目大多是娱乐节目, 如电视点歌台。农民之所以选择这种诉求方式, 符合信息选择或然率: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电视点歌台等娱乐节目互动渠道较多, 且表达的成本较低。只要付出一定的金钱成本, 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效果。

(三) 娱乐节目更易影响农村受众观念的变化

娱乐节目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一般来说, 由于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农村受众在收看电视节目时所获得信息量会少于其他群体。但就娱乐节目而言, 农村受众表现出超强的吸收力。一是因为娱乐节目通俗易懂, 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受众对娱乐节目中所呈现的内容、理念更容易接受。另外一个原因是以城市题材为主的娱乐节目为农村受众展现了一个与自己生活方式不同的空间, 在这种接触中, 农村受众可以直观的获得未曾领略的信息, 并进行模仿学习, 这也是为什么电视在农村受众心目中地位如此之高的原因所在。

无论是从节目内容还是从互动渠道上来说, 娱乐节目是最亲民的, 娱乐节目对乡村文化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

二、电视加剧乡村文化分层, 不同群体间文化层次增大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媒介接触方式和接触目的。正是因为这种分层, 导致了对电视媒介的不同利用程度, 乡村文化分层现象更加明显。

(一) 电视媒介促进乡村文化层次中“知识沟”的增大

电视媒介的高度普及, 电视媒介向农村传播的信息也不断增加。由于职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原因, 一部分人总能比另一部分人更好更快的吸收知识。一般情况下, 乡村干部、乡镇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乡村个体户的收视目的更倾向于从电视中获取有用信息, 开拓自己眼界增长知识;文化水平较高者的收视目的更倾向从电视中获取有用信息。而纯粹意义上的农民, 更倾向于因消遣娱乐而接触电视。可见, 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已经成为信息弱势群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 “知识沟”现象只存在于某些群体之间。对于原本文化水平就较高的学生和部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来说, “知识沟”现象并不存在。

(二) 电视媒介加剧文化层次分化

罗杰斯“多级传播”理论认为, 一个新事物的推广是一个按照“革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追随者”、“后期追随者”、“迟缓者”的顺序逐级推广过程。在电视向乡村传播信息时的过程中已经有这种分层的趋势, 即在面对文化传播时, 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呈现出不同的态度。文化水平较高更愿意接受电视所传递的有效信息是革新者。而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受众往往持保守态度。“他们追求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 而是生存机会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4]所以, 他们在尝试接触电视传递的新信息时, 具有很大程度的模仿和依靠心理。只有本地信息的及时和准确的传达, 或者与之相似的人作出类似的选择, 才能够促使他们做出相应的决定。

三、电视媒介促进乡村文化消融, 乡村文化受城市文化强力挤压

在电视进入乡村文化之前, 城乡文化之间互动主要由人口流动而产生互动。电视进入乡村之后, 城市文化中的思想、行为方式迅速渗透到乡村文化中。由于电视对城市文化优先表达, 随着电视的普及, 乡村互动越来越频繁, 封闭而宁静的乡村文化必将被消融。

(一) 乡村文化活动的消融

首先, 电视媒介所提供的内容消解乡村文化活动。电视所呈现的城市元素已经毫无冲突的闯进农村受众的生活, 无论是最受欢迎的娱乐节目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新闻节目, 都以城市为中心。原来流行于农村的文化活动样式, 如赶古会、麦场上讲故事, 以及文化符号, 如扬琴、年画等, 都逐渐沦落到边缘, 甚至走向衰微。

其次, “看电视”行为本身也成为文化活动的一种方式, 电视媒介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被农民群体所接受。看电视已经取代打牌、聊天等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 成为主要的休闲方式, 农民成为电视的“傀儡”。

(二) 文化认同的消融

信息革命从根本上变革了通讯工具和交流手段, 开辟了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使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向外扩散, 但是在这种扩散过程却是不平等的。城市文化利用不平等的信息传播体制在城市传播互动中, 肆无忌惮地抢占乡村传统文化的空间。面对这种抢占, 乡村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乡村受众面对城市文化高地和信息高地, 被动的传受地位决定了他们接受城乡文化越频繁, 对原有文化信心就越薄弱, 最终使乡村受众将自身的文化期待等同于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认同是在城乡传播互动的唯一归属。

四、对策与建议

中国学者尚妍、彭光芒提出随着城乡互动的频繁和现代传媒技术在农村社会的发展, 城市现代文化不断涌入农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 电视媒介不仅本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被农民群体所接受, 成为农村文化变迁的内容之一, 而且充当了推动农村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加速器”。[5]电视媒介是乡村文化变迁中的重要角色, 但电视媒介在农村传播过程中促进了乡村文化变迁, 一方面打破乡村文化的封闭状态, 促进乡村文化与外界互动, 同时自身也融为乡村文化一部分;另一方面, 电视媒介加剧了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挤压, 乡村文化逐步消融于城市文化之中。如何使乡村文化在变迁过程中不至于迷失, 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 创新对农节目形式, 突出电视媒介教化功能

在电视娱乐节目日益盛行的大背景下, 电视媒介主要通过娱乐类节目影响乡村文化, 更新农村居民的观念, 改变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娱乐节目是“加速器”的动力机, 可见, 收视率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纵观电视屏幕上所呈现的电视节目, 有些专门为农村受众所制作的电视节目并不受欢迎, 创新对农电视节目形式才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根本。电视这台“加速器”运转的如何, 还得看“动力机”的好坏。

(二) 倡导文化反哺, 提高农村受众媒介素养

每个阶层都有相对不同的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媒介接触方式和接触目的。不同的媒介接触行为导致了对电视媒介的不同利用程度, 每个人从电视上获取的信息也不相同。乡村各阶层之间的“知识沟”更加明显, 乡村文化层次分化现象更加剧烈, 从而进一步加剧乡村社会的分化, 乡村内部的信息弱势群体出现。消除知识沟和文化层次分化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信息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 加强其媒介信息利用的能力。一方面可以利用人际关系, 通过农民中间“意见领袖”的辐射作用, 带动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利用能力。另外一方面, 通过“文化反哺”的方式, 由进城读书或者务工者向滞留于农村的老人进行施教其在城市所体验的城市文化、工业文化。

(三) 增强文化逆动, 促进城乡文化互补

电视对城市文明具有优先选择性, 这导致城乡之间的文化传播往往是单向的从城市到乡村传播。对相对落后于城市的农村来说, 电视展示的城市文化昭示着一种新鲜的行为、新颖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空间, 它是一种比自身生活更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文化示范。[6]

面对城市这片文化高地, 乡村文化活动和村民的文化认同感都被消解, 这就需要在电视传播中纳入文化“逆动”中的积极因素。处于弱势的乡村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城市文化猛烈冲击的同时, 也对城市文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例如在某些“返璞归真”的时尚与流行中, 源于农村手工土布的印花蓝布在城市中风靡一时。而城里人越来越倾向于利用节假日到农村去走走, 在田园里感受农民的劳作活动, 呼吸清新的空气, 享受无污染的绿色食品。[7]这些无疑都是乡村文化在广泛接受城市文化影响的同时, 对大众文化产生的一种积极的“逆动”。这种“逆动”促进了城乡文化互补, 对于两种文化的融合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因此, 电视媒介在实践中应注意纳入文化“逆动”中的积极因素。

摘要：电视媒介主要通过娱乐类节目促进乡村文化的变迁, 村民不同的电视媒介行为加剧乡村文化分层, 电视媒介加剧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挤压, 消解乡村文化。因此, 创新对农村节目类型, 通过人际关系消解知识沟实行文化反哺, 增强城乡互动的“逆势”, 是乡村文化在电视普及乡村背景下的生存之道。

关键词：电视媒介,乡村文化,变迁

参考文献

[1]方晓红、庄曦:《解析跨城乡文化传播的意义》, 《传媒观察》, 2006年第3期

[2]孙秋云、黄健:《电视与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基于湖北省石首市五马口村的调查与分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年第3期

[3]方晓红:《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 《新闻论坛》, 2004年第4期

[4]谭崇台:《发展经济学》,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0年, 第200页

[5]尚妍、彭光芒:《大众传媒与农村文化变迁》, 《理论观察》, 2006年第3期

[6]方晓红:《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 《新闻论坛》, 2004年第4期

社会文化变迁与新型人格的生成 篇5

【作者简介】盛国军：中国煤炭经济学院

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社会文化变迁，引发出新型人格生成的话题。笔者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切重大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最深层次的人的问题。社会现代化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而人的现代化则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最终目的。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新型人格的生成又是先决条件，因而，研究社会文化变迁时期新型人格的生成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社会文化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是全方位的，略加疏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体制变革。以市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线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市场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经济利益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使得社会经济生活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各经济利益主体都践履着同一条生产经营法则：利润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说复杂是因为一方面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并遗留下大量“后遗症”，另一方面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竞争的法则也不健全，形成一个特定的“磨合”转型期，矛盾与冲突层出不穷。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主体的人当然就面临着新的选择、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第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相适应，社会的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出现重新分化和组合，比如经济生活中的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大量涌现，各项新的法规、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等。新体制确立中，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角色等，也要重组。这对于一部分人意味着既得利益的失落，对另

一部分人则意味着机遇和发展。

第三，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虚”到“实”、由封闭单一到开放多元的态势上；在生活方式上表现为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由单纯的物质生活型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重的二元型转变。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往往是整个社会化变迁的先声。

第四，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社会生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不仅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而且也直接改变着人们对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看法。以几何级数迅猛倍增的科学技术成果，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如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核武器等。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了社会的变迁和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也加速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第五，道德与文化的变迁。道德与文化必然要随着社会变革而变化。一方面是原有的道德与文化与新的道德与文化在继承、融合、冲突的基础上发生变迁；另一方面，在道德与文化的转型期，由于旧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迅速失落，新的道德规范与文化积累尚未完全确立和成熟，因而，出现失序与缺乏认同似乎难以避免。“全盘西化”和抱朴守旧，则是在我国道德与文化变迁过程中两个极端的表现。

社会文化的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以上社会文化变迁诸因素对新型人格生成的影响，可以用下面的模式图加以直观显示：

如图所示，新型人格的形成与价值观念和道德与文化显示出强相关，依次递减，与自然环境显示出弱相关。自然环境对新型人格生成的影响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等若干中间变量来实现。由弱相关到强相关，中间变量依次递减。

二、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正面影响

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有双重影响或称双重效应。我们先来分析正面影响：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与运行，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主要表现在：泯灭已久的独立人格意识作为人的尊严受到重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开放意识、进取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强化了，等级意识、封闭意识、依赖意识弱化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大大激发了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刺激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困挠了我们祖祖辈辈几千年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随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主选择（如自主择业、自主消费、自主交换等）的范围逐步扩大，在无数次的得与失交错出现的对比中，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了，风险意识也强化了，敢冒风险就意味着某种机遇，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简直不可思议。要在竞争中取胜或处于有利位置，还要具备创新意识，创新既是对原有东西的突破，又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近年来许多青年人不满于现状，其中相当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成为令人羡慕的“儒商”，即使那些多次“跳糟”、寻求人生最佳座标的人，也无不充满了朝气和创造性，这都体现着人们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张扬。

第二，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相伴随，人们的经济意识、法制意识强化了，政治意识、人治意识弱化了。“学而优则仕”，不再是青年人的唯一选择，“学而优则商”甚至成为某种时尚。遇到纠纷和麻烦，人们更多的是想到要“讨个说法”，而且是借助法律而非人情。优化劳动组织合、人事管理中一些人下岗，另一些人被重用或提拔，已是寻常事而不再有轰动效应。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蓬勃发展，人们不能不做出重新判断与评价。

第三，价值观念的变化是诱导新型人格生成的重要因素。从虚到实、从单一到多元的价值观念，造成了绝大多数人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从以名正实到以实正名；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从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向现实主义的价值目标转变；从一元价值观到多元价值观的格局；从生活的慢节奏转向快节奏等。就人格的个体特征来看，往往表现为注重个人物质利益，追求自我实现，用时下人们常用的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第四，科学技术发展对人格的影响需要通过价值观念等中介才能实现。科技越发达，人对科技的依赖感就越强，与其说是科学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倒不如说人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越来越科学化、理性化。人的能力，包括认识自然与社会，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随着科技的大发展而不断提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

第五，道德与文化的变迁对人格的影响最为突出。社会道德风气变化中最深刻、最有力的变化，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务“虚”到务“实”，由被动顺从到主动创新的转化。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两大“繁荣”，一个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古为今用，如“国学热”和“新儒学”等；一个是大力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批判地借鉴吸收。道德与文化的这种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意义不言而喻，在确立独立人格的基础上，为形成人的优良的道德品质奠定了基础，对于培养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三、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果，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的生成也有负面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第一，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等，在激发人的主体性精神方面无疑会有积极作用，但过份沉溺于功利，也造成了一系列人格失落的现象，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至上等，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现象：人的主体意识在觉醒的同时，再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落。

第二，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之后，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由于缺乏规范和规则，竞争失序，一些人投机意识浓厚，造成了一种浮躁、侥幸的社会心理，于是便产生了一些人好逸恶劳、不安本职、投机取巧的行为，甚至有少数人不顾社会公德和基本道德准则，唯利是图、巧取豪夺、为富不仁、花天酒地、生活奢糜。道德建设中的“滑坡”迹象清晰可见，人格在某些方面出现异化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现出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比如通俗——媚俗——恶俗乃至反动的图式，就是大众文化发展中的某些负面现象的表征。严肃、高雅、健康、向上的文化受到冲击和排挤，许多青年人的低级趣味、玩世不恭、缺乏教养，甚至拒斥传统文化，就根源于这种通俗而有毒的东西。通俗并非不好，但走向内容乃至格调的反动则应当批判。文化发展中的这些不健康现象，对新型人格的生成起的是解组的破坏作用。

第四，社会文化变迁的速度是迅猛的，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人原先操守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迅速瓦解和离析，而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又难以立即生成并发挥作用，于是一部分人信仰迷失，道德虚无主义，心态紊乱，行为失范，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能力。社会生活中的所谓追星族、傍大款，迎合粗鄙、低格调的社会趣味等现象，乃至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不择手段的经营行为等，都是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衰减的写照。

四、新型人格的品质特征

社会文化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新型人格的生成依赖于社会文化变迁，但新型人格生产也并不是绝对被动的，而有其相对独立性，而且会对社会文化变迁起积极促进作用。具体说来，新型人格至少应包含下面十个方面的品质特征：

第一，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批判地继承传统人格中的优秀因素，告别顺从和依赖的品性，在思维方式上从单向的求同向立体的、开放的、求异的方式发展，敢于践履新的行为方式。

第二，对社会文化变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改革触及到自身既得利益时，能识大体、顾大局，而不是以一叶“私利”障目。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第三，要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竞争中能耐受失败、挫折、逆境的考验与磨炼，善于向旧观念挑战，勇于创新，充分挖掘自身的创造力与智慧，从“守业型”人格向“创业型”人格迈进。

第四，要有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个体意识，这是独立人格形成的基本条件。

第五，注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到协调，确立公民意识，尊重他人，履行社会义务，维护自然环境。

第六，确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即功利而超功利”，不为功利而失去人格。第七，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能独立分析问题和进行逻辑思考，重视专门技术，凭“真本事”吃饭。注重实干、实效和实绩，有较强的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第八，具有较强的法制观念、规章制度观念和纪律观念，依法办事，循章而行。第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和文化，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以充实自己。

第十，理想和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在关注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更注重理想的塑造，还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对未来生活、对民族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始终充满信心。

试论社会文化变迁与课程使命 篇6

关键词：社会文化；变迁；课程使命

中图分类号：G42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4-0074-02

21世纪是世界上各种文化碰撞、冲突和交汇的时代，又加之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现代科技进步以及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我国社会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迁。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了新内容，而作为涵盖教育内容的课程，也在这变迁之中具有了新内涵，并以各种形式与社会文化变迁发生着联系。

一、社会文化的特性

泰勒认为文化是个复合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它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物，为人类所特有，具有一定群体性。

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社会生活延续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和动力。社会文化尽管具有一定稳定性，但这种稳定具有相对性。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文化必然丢失、增添或涵化自身某些因素而发生变迁。当今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丰富的物质财富，这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与了人们更大的生存空间。人们对个人、社会、世界的认知势必发生一定变化。传统社会文化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又加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和公平意识的冲击，人们便在继承前人文化的基础上对社会文化加以变更，以满足自身需要，从而促进了社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改变。文化内容增量或减量的结构性变化带来了文化的变迁。

因此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看做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系统。这一系统有纵向和横向两个运动方向：纵向运动表现为不同时期各种文化形态更迭；横向运动则表现为同一时期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与渗透或同一文化内部各个因子间的辨证发展。社会文化尽管具有独特性，但它又是一个动态过程。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曾经或正在与周围的文化类型发生着交流与融合。一种文化如果长期不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势必面临衰竭的命运。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交通运输的飞速变革，科技进步促使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到来，使文化传播途径陡然增加，文化传播空间逐步扩大。人们交往、交流的需求日益高涨，文化资源不再为某些人、某些地区或某些国家所独有，而是逐渐呈现资源共享的特性。各种类型的文化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开放态度，不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人们相互吸收彼此文化精华。这较之以前主要依靠书籍记载以及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来进行文化的传播，大大地加快了文化动力系统的横向运动。

而文化传播速度加快、传播空间增大，势必促使社会文化变迁加速，也对当前教育及课程提出了新要求。

二、课程－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教育是社会文化的形式之一，课程作为教育目标的实现途径是伴随着学校教育而产生的，是教育内容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教育负有传递社会文化的重任

社会文化从人类诞生之日发展而来，其中有遗失，有涵化，更有积累，是一个运动不止的过程。而它的运动不止，则在于人对文化的创造与传递。文化是人的文化，只有依附于人才得以存在。因此社会文化要传承、发展、创新，既要适合、反映社会的要求，又要适合、反映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需求。否则，文化必将失去其“社会”属性。从另一方面来看，个体人成长、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必然受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成为社会文化作用的对象。“文化。化。人，作为人的自我实现过程必然是人的文化化的过程。”而教育无疑是使人成为符合社会需求、成为一个“文化人”的最合适的中介。它不断选取人类经验的精华，也就是从文化素材中精选出来适合人类发展需要的内容传授给后代。而其自身在持续成熟与完善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系统的、有计划的、制度化的文化传递形式，承担着不可推托的文化传递重任。

(二)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必然是社会文化传递的重要手段

教育是为人类自身发展服务的，在学校出现前就以多种渠道进行着；在学校出现以后，教育内容被系统地编排，各类知识得以整合，以逻辑化形式传授给学生。这种有计划的、系统的教育内容便是课程的内涵。因此，课程成了涵盖教育内容，集中、具体地体现教育要求，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成了学校教育传承与创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起面向人们传递传统文化，传播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提高人们整体素质和生存能力的重要任务。

所以“课程与文化相因相联，课程缘起于文化传承的需要，没有文化便没有课程。同时，课程追随着文化变迁的理路而嬗变。”课程内容来源于社会文化内容，它从既有的文化中选择有时代价值的部分，传授给学生。而在这一过程中，课程作为人类有意识的文化活动之一，必然具有自我发展的功能，形成对文化能动的作用力，不断遗失、变动、创新着文化。

三、适应并促进社会文化变迁一课程应有的使命

(一)课程要适应社会文化变迁

教育承担传递社会文化、培养未来社会人的任务，其自身不仅应具有适应社会发展的知识和技能，更要具有创新能力，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课程为能完成教育目的，便将教育任务内化为自身价值和理念导向。因此，课程的形成要基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不仅有现时的社会背景，还应包括文化背景，同时要映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这必然要求其适应社会发展，反映时代需要，并能体现社会发展方向，随着文化的变迁不断更新自己。无论在内容、方法、思想，还是在形式、目的上都要切合文化变迁的需要。否则，课程就会落后于文化发展，无法充分地实现其传授文化和培养新人的功能。

社会文化随着人类认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无限接近，而处于一个永无休止的变动之中。课程与文化相因相联，也必须是不断变化的。它不仅要展现文化的发展趋势，还要转变内涵因素以适应文化变迁。当代社会文化变迁中所呈现的多元化、全球化、商业化、大众化、网络化以及跨越性，都是人类的社会文化需求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课程必须从宏观上把握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彰显当代社会文化理念、社会文化价值观。

(二)课程应促进社会文化变迁

适应或顺应社会文化的变迁，只能使课程成为一个失去其自身价值存在的文化传递工具。而当其持续失去自身价值存在时，课程将变得可有可无，它作为工具存在的必要也将值得怀疑。课程是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课程，具有特定社会文化的某些属性。既受制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适应和反映着某种文化，又能动地作用于该社会文化，在自身发展中创造和产生着新的文化。因为课程的作用对象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积极能动的人。人在接受课程所传承的文化时，必然根据自身需要及自有价值观对其进行调试或选择性地接受。而这个过程就可能产生对文化的或摒弃或创新，进而促进文化变迁。因此，适应文化变迁只是课程工具理性的表现，它的价值理性则应体现在对社会文化变迁的促进。

因此，课程要转变自身立场，从对文化的占有与传递转变为对文化的发生与创造。从一种工具理性转向一种价值理性，从社会文化的工具转变为社会文化的本体存在。课程活动最终目的是传承人类文化，发展人类文化和培养创造新文化的人，而不仅是操作层面知识传递工具。所以，课程应回归文化的逻辑，回到生活世界和人类活动，成为开放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探究、建构、交往、对话与反思的平台，成为文化变迁重要的动力因。一种文化有无前途，归根结底在于它能否在吸收新养料和开放的同时，不断从自身产生出新的东西。

在当代国际国内文化背景下，课程重要的责任应是引领社会文化紧随时代潮流，形成体现我国社会主义价值需求以及传统特色的文化。课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不应仅仅灌输文化的知识，更重要的应是通过灌输文化理念而促进文化的变迁。

参考文献

[1]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

[2]刘伟，当代教育的文化责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3]葛金国，吴玲，周元宽，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重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4]肖正德，课程改革中的文化冲突与整合，教育研究，2008,(4)

[5]王德如，课程文化自觉的基本途径，课程·教材·教法，2007,(10)

“家本位”文化的变迁与家庭养老 篇7

1 家本位价值观下的家庭养老

在传统的代际关系中, 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价值观念, 就是“家本位”文化下的价值观。“家本位”就是把“家”做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码和标准, 一切活动回绕着家展开, 以家庭为圆心, 向外扩散。在“家本位”文化下, 独立的个人价值存在着一定的缺失。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 乡土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 认为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像水的波纹, 其中心是“自我”, 然后按照血缘和地缘的亲密程度逐次向外扩展。当然, 这里说的“自我”并非西方哲学中那种拥有主体性的自我, 而是通常表示个人所在的家庭、家族、宗族、氏族的意志。在这种“差序格局”下,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是以家为本位的一种文化价值观。

在家本位的价值观下,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养老模式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家本位价值观认为个人生命的终极价值在于延续家族的血统, 所以说中国的家庭养老并不单单是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 它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息息相关。很多老人把精神寄托都放在了子女以及孙辈一代上, “儿孙满堂”是绝大多数老年人共同的愿望。而若是年老之后子女不孝或者膝下无儿, 其一生就是悲惨的, 生命的价值也无从兑现。所以说, 中国人在选择养老方式的时候, 并不是考虑哪个更合理、更务实, 而是将养老方式视同与“孝道”有关。因此, 养老模式的转变的最大障碍就是观念的转变。

2 个人本位价值观下的家庭养老

由于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和社会转型的日益加剧, 传统文化也在经历着变迁, 在标准多元化的影响下, 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逐渐取代了家本位的价值观。同时, 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流动增强也让家庭养老产生了很多困境, 尤其是青壮年一代在进行赡养老人的行为时, 受到职业因素的影响非常大。他们通常在工作、子女和父母之间奔波。个人的发展追求与“孝顺”观念之间的矛盾无形之中增加了他们的心理压力。

但是, 随着社会变迁的深入, 个人的生存发展与家本位文化下的“孝道”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有了缓解 ,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和社会思想观念的改变以及国家保障体系建设的逐步完善有关。大部分青年人在面对个人发展与家庭支持的选择时会通常会选择前者, 同时, 在老年人也正在逐步接受和认同青年人思想观念的变化, 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中, 这种改变更加的明显。很多老人尽管希望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家事支持尤其是情感支持, 但是他们依然会赞成子女追求个人的独立发展。这种情况在农村和城市都普遍存在, 尤其是在城市中更为明显。

3 家庭养老模式变化的特点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 我们发现, 在文化变迁的视角下, 家本位价值观念的式微和个人本位价值观念的兴起正在促成一种新型代际关系的出现, 而家庭养老模式也出现了本质性的变化。

首先, 传统的家庭养老一方面起着保证社会结构稳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让文化得到了传承。但是现代家庭养老的作用仅仅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功能, 并且与现在社会保障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和补充。

其次, 传统的家庭养老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巨大, 它是建立在家庭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 子女要服从父辈的权威。而现代家庭养老建立的基础则是一种社会契约和以亲情为主的、平等的情感关系上。

最后, 现代居住方式以核心家庭的形式为主, 传统社会父母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形式正在不断减少。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 独居老人、空巢老人正在逐渐增多, 成为当下人们忧虑的养老问题之一。但是, 虽然居住方式发生变化, 但是父母组成的家庭与子女组成的家庭仍然存在着普遍的代际支持, 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以及情感方面, 而它之所以能够存在, 恰恰也是因为传统的“家本位”文化在现代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4 总结

综上所述, 我们对家庭养老做出了合理的文化解释, 即文化价值观和家庭养老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 在文化变迁的作用下, 家庭养老模式的主要内容也会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 本文以文化变迁为视角, 通过对比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在家庭养老中的重要作用, 进而分析家庭养老模式转变的特点。同时也发现了在文化变迁的大环境中, 虽然个人主义价值观逐渐增强, 但是“家本位”文化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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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J].中国学术, 2001, (4) :10.

《翻译与文化变迁》 篇8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 创造了灿烂的民俗文化, 加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优美, 成为散发迷人魅力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的发展在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变迁。

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不同地区、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交往日益频繁, 异地文化渐渐流入旅游地, 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交融、碰撞, 这样旅游地居民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 其行为和意识受文化漂移、文化涵化的影响不断强化, 并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旅游地文化变迁分为良性变迁与负态变迁两类。良性变迁指旅游地文化系统的整体优化, 各文化层次、文化特质趋向协调并有利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主要表现为旅游地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旅游地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旅游地人际关系的改善, 社会和家庭凝聚力增强;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等。负态变迁指旅游地文化系统的异化, 各文化层次、文化特质相互冲突并导致文化系统功能的弱化, 主要表现为旅游地贫富差距扩大、不良生活方式蔓延;旅游地本土文化舞台化、商品化、庸俗化;传统观念沦丧, 道德标准扭曲;人际关系恶化;崇洋媚外或盲目排外等。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落后, 文化结构简单、原始脆弱, 本土文化受旅游业开发影响较大。由于过度追求比较显性的经济效益, 忽视比较隐性的社会效益, 一些少数民族旅游地原生文化失真化、空心化、舞台化和商品化问题严重。在此背景下, 如何引导民族旅游健康发展、推动社会文化正向变迁成为相关各方普遍关注的课题。

二、发展民族旅游需正确处理的四个关系

1. 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

民族地区的传统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也是一种小生产的封闭经济。相对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城市而言, 民族地区在传统经济上所保留的小生产经济的生产、生活和风俗是他们不熟悉或久违的, 也是他们感兴趣的。于是, 民族地区的传统经济便与现代经济联系在一起。然而, 在世界经济与文化交往及开发的潮流下,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构建在小生产经济上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最终是要放弃的, 不可能用某种封闭的形式或以生态博物馆的形式, 将一个民族聚居村落作为鲜活的整体文化, 包括静态文化和动态文化固定下来, 从而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其实, 一旦将民族生活与民族文化作为旅游资源投入旅游开发时, 民族地区的传统经济就已经被现代经济打破。而且, 民族是变化发展的, 民族地区有发展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 共享世界现代文明科学进步成果的权力。

2.“原真”传承与创新传承

民族文化的传承来自民族的自觉, 来自民族的自身造血。民族文化传承的危机不是来自民族旅游, 也不是来自市场经济, 而是来自民族自身。目前年轻一代对传统民族歌舞、乐器、服饰的兴趣愈来愈淡漠, 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后继乏人。

民族旅游的原真性与民族生活及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是直接相连的, 然而, 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和缺乏与外界交流状态下形成的, 随着封闭环境的逐渐开放和与外界交往不断增多, 保持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原真性受到了挑战。

民族地区需要从民族文化原真传承走向民族文化创新传承。民族文化创新传承重要的是学习新的理念、新的文化、新的智慧, 并将之融入民族文化中, 作为传承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开放的环境中, 增强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的能力, 追求在现代民族旅游经济与现代文化交融中, 既传承民族文化的原真性, 又推动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

3. 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

在民族旅游发展的初期, 少数民族群众、开发商、政府都在追求经济利益。面对旅游经济对民族文化的破坏, 最根本的保护者就是民族自身。民族地区要从自发到自觉, 从自觉到创新, 保护民族文化, 发展民族文化。没有民族的觉醒, 政府对旅游开发损害民族文化的行为也很难掌控。因为, 民族文化的根本是民族属性, 需要各民族在发展旅游经济中, 坚守民族文化最根本的民族属性, 学会在发展中吸收新经济与新文化养分来壮大和发展民族文化。

民族旅游的发展过程愈来愈证明, 民族文化对于民族旅游的价值与重要性。民族靠文化存在, 民族旅游也是靠民族文化存在。然而, 民族经济的发展, 最终都将触及民族文化, 或推动民族文化发展, 或毁损民族文化。面对民族旅游的来临, 是主动, 还是被动, 就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毁损。主动对接民族旅游发展, 民族文化就得到自觉保护, 就会获得发展。被动进入旅游业, 民族文化仓促应对市场经济, 民族文化就容易受到毁损。实践证明, 民族文化保护和民族旅游发展是辨证统一的, 良好的民族文化保护会带来民族旅游经济的发展, 反之则滞缓民族旅游的发展。太多民族文化因旅游而被破坏的惨痛教训, 使我们更坚信要正视旅游经济对民族文化的双重作用, 推动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走向和谐发展的道路。

4. 迎合市场与引导市场

发展民族旅游产业, 跟随而来的必然是民族文化的市场化。面对旅游市场, 有两种不同的市场策略和市场原则, 一是迎合旅游市场, 二是引导旅游市场。

在迎合市场原则下, 民族地区的一切环境、民居、饮食以及文化都有可能被开发为旅游产品。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产业, 就必然要遵守市场经济规律, 将民族自身及其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商品化处理, 而且要做到适应旅游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于是, 一系列商品经济与生俱来的问题就必然会带给民族地区, 如民族文化的商品化、舞台化、雷同化、格式化、庸俗化, 民族群众也将在发展商品经济中, 由纯朴善良变得斤斤计较。

面对旅游市场, 面对游客, 民族地区不应是被动的, 而需要认识旅游市场规律, 学会利用和控制旅游市场, 不要被旅游市场所左右, 成为旅游市场的附庸, 同时要认识自己的文化, 发展自己的文化。引导旅游市场, 就是发挥民俗文化的旅游吸引力, 引导市场去欣赏民族文化, 体验民族文化。科学利用市场的经济原理, 既收获市场效益, 又收获民族的进步与发展。

三、民族旅游地社会文化正向变迁的途径

1. 着力民族文化“传承”

民族文化传承应是民族发展的基本理念, 包括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推陈出新。“传承”不仅基于原民族文化基础, 与民族传统文化一脉相承, 还需进行吐故纳新和扬弃。民族文化传承的着眼点是民族集体的认同, 不受市场交易原则的束缚。民族文化传承需要对民族群体文化进行传习和教育。

强调民族文化传承, 并不意味着保守传统或甘居落后, 而是使民族求得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在民族旅游发展的实践中, 正是民族文化的传承带给民族旅游强大的市场吸引力和效益。正是民族文化与众不同的原始、纯真和生动, 传承了民族旅游的原真性, 成为民族旅游发展的根基。

2. 恪守民族文化“原真”

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 根本在于核心文化的区别, 即一个民族总是能在核心文化上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核心文化的本质就在于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民族旅游与民族文化原真性的关系, 就是在旅游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原真性, 在民族文化原真性原则下的民族旅游。

民族旅游所具有的市场价值与竞争力来源于原真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原真性又源于传统的耕作、放牧、渔猎等多类型的民族生产和生活, 展现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下的民族文化形态。在民族旅游发展中, 强调民族文化的原真性, 并不意味着直白地展现传统社会经济与文化下民族生活的原始性, 更不能以所谓的“民族文化原真性”的原始与落后来满足游客的好奇心, 也不能为了取悦游客而任意混淆民族文化间的区别。

恪守民族文化“原真”, 不等于抱残守缺, 更不等于固步自封, 将民族隔离于现代文明之外。民族地区在发展民族旅游事业中, 需要传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 同时要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文化精华。民族地区通过发展民族旅游业, 不仅要获得民族旅游的发展, 还要传承民族历史的辉煌, 创造民族未来的辉煌。

3. 致力于民族旅游“创新”

确保旅游市场中的民族文化的原真性是民族旅游创新发展的基础。传统民族文化的原真性, 主要包括民族文化生存的原真环境和原真的劳作与生活方式。在现代文化与科学技术的推动下, 民族地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在于形成新时代的民族文化生存的原真环境和原真的劳作与生活方式。因此, 民族旅游产品中的原真性, 既有传统民族文化的原真性, 又有现代社会民族文化的原真性, 以原真性为要求的民族旅游规划, 需要进行现代民族文化旅游项目与产品的创新。

创新民族旅游可以将隐性的民族文化进行形象化或符号化, 通过旅游策划, 让游客感知民族所特有的原真文化。民族地区一定要始终拥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在市场的大潮中, 创新民族文化, 创新民族旅游, 使民族获得新发展。民族旅游创新应基于民族文化的原真性, 进行民族原生文化的凝炼。民族旅游创新不能违背民族文化的原真性, 否则民族旅游创新就与伪民族文化、假民族文化别无二样。

摘要：民族旅游与民族文化变迁的和谐发展面临着正确处理好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原真传承与创新传承、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迎合市场与引导市场等关系的核心问题。着力民族文化传承, 恪守民族文化原真, 致力于民族旅游创新是推进民族旅游文化正向变迁的现实途径。

关键词：民族旅游,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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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丽华, 何军.“真实性”与辽宁满族民族旅游发展——一种游客的视角[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5) .

乡村旅游的开发与传统文化的变迁 篇9

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关系到乡村旅游的理论构建, 不同的学者对这一概念分别进行了诠释。有的学者认为, 乡村旅游是将农业生产、农业生活和生态环境合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开发模式, 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 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 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1]。在何景明、李立华的《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一文中, 提出理清什么是乡村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认为乡村性的特征是: (1) 地域辽阔, 人口密度较小, 居民点的人口规模较小; (2) 土地利用和经济活动以自然农业用地和林业用地为主, 建筑物占地面积较小, 即具有乡村型的自然景观, 并具有较强的季节性; (3) 有传统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 应该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做如下界定:是指在乡村地区, 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乡村旅游的概念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发生在乡村地区, 二是以乡村性作为旅游吸引物, 二者缺一不可[2]。

二、乡村旅游的开发对传统文化的变迁

中国乡村旅游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 经过20余年的发展, 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乡村旅游开发促进了乡村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给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值得我们努力去做。但面对乡村地区脆弱的原生态文化环境, 面对相对处于弱势的乡村地区传统文化, 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加重了资源供需的失衡。乡村旅游开发在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 无疑对一些传统文化也造成诸多消极的影响。

1. 传统文化被过分商业化, 使传统文化丧失了古朴性和

乡土性。传统的民间习俗、庆典活动都是在传统特定的时间、地点, 按照传统特定的内容和方式举行的。但是, 很多这种活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逐渐被商品化[3], 它们不再按照传统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 为了接待旅游者, 为了迎合旅游者的观看兴趣, 随时都会被搬上舞台, 并且表演的节奏明显加快。将传统的文化习俗逐渐庸俗化, 脱离了特定的环境和背景, 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使乡村传统文化失真, 甚至被扭曲, 乡村旅游资源特色大减。

2. 外来文化加速了乡村地区传统文化的变异。

旅游开发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交汇行为, 大量旅游者带来的异族异地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外界信息进入了当地社会, 破坏了旅游地社会、生产和生活现存的和谐与平衡, 外来文化与民族地区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碰撞, 甚至出现局部的对立, 从而干扰了民俗文化的原有秩序和发展进程。旅游地的有些乡村地区由于与外界接触较少, 其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能够代代相传, 由于旅游业的介入, 异地风情、不同意识和生活习俗的进入, 往往使旅游地的传统文化被冲淡、同化甚至消失。由于乡村居民迫切渴望改善生活条件, 运用现代化建筑材料, 将有特色的传统民居改建成华丽洋房;或建造一些非当地风格的建筑, 与当地原有建筑风貌格格不入, 破坏了乡村整体形象。如, 中国傣族地区的民居主要是干栏式建筑, 过去是用木头或竹子作柱、楼板为墙, 茅草盖顶, 上层住人, 下层用作畜厩或堆放农具杂物。由于受汉族建筑的影响, 傣族地区的民居建筑材料发生了变化, 其墙都用砖、石砌筑或用水泥夯筑等, 屋顶盖上瓦, 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竹楼了。屋内陈设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与汉族城市居民无异。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 由于缺乏对乡村旅游本质的认知, 旅游接待设施建设逐渐陷入城市化误区, 使浓郁的乡土气息遭到破坏[4]。

3. 乡村旅游开发造成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改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乡村地区的少数民族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 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 也是其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 随着旅游的开发, 受外来风气影响, 一些地区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 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过去这些地区的人们重义不重利, 认为见利忘义是不道德的。他们拿出好酒好菜、空出最好的房间招待素不相识的客人, 拿出最好的民族服饰供客人照相之用, 当导游不收分文报酬。现在, 在商品经济和当地旅游业的带动下, 他们开办私人旅馆、餐厅、舞厅等, 在经营过程中也发生了从重义到重利的转变。

4. 乡村旅游开发往往阻碍一些传统文化的传承。

传统文化具有传承性, 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口传心授、言传身教, 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 从而阻碍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5]一些旅游开发商以现代艺术形式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不恰当的包装和改造, 使之失去了原有内涵;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小孩子, 长期的耳濡目染, 很容易认为这就是本民族文化的常态, 他们在这种氛围中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非常不利。

5. 乡村旅游开发往往使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遭到破坏。

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及旅游设施的建设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环境进行改变和破坏, 加速了传统文化的消亡。有些古村落为了吸引游客将村民迁出, 但又会有其他的居民进入, 使古村的传统文化失去了载体, 古村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 演化为喧嚣的各种交易的场所;传统社区不复存在, 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三、保护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

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但是, 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如何引导传统文化的良性变迁, 则是乡村旅游开发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1. 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 切实防止开发性的破坏。

乡村旅游开发中, 都要充分保留、利用传统文化中丰富多样的乡情民风, 从服饰、歌舞、文字、习俗、物品、生产工具等一切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的独有的东西, 都会激发游客们的好奇心, 都是具有欣赏价值的旅游资源。注重协调保护传统乡村文化与发展旅游经济之间的关系, 防止乡村旅游过度商业化。规避传统文化的庸俗化、舞台化, 应建立健全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 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与稳定性;认真分析乡村习俗、风情、服饰、建筑、农耕等丰富多样的乡村传统文化沿革,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内涵, 提供真实、深刻的表征本土文化的乡村旅游产品。特别是要注重抢救性地保护即将消失的文化。一定要兴利除弊, 对可能出现的破坏性影响要做到事前防范, 力求达到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

2. 正确引导游客的行为, 增强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蜂拥而至的游客, 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对当地文化生态造成伤害。通过导游或其他的宣传途径, 引导游客在欣赏美丽而神秘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候应当尊重被访问地的文化、风俗习惯, 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当地民族文化[6], 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够传承并动态向前发展。

3. 发挥乡村旅游的教育功能, 鼓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 增强当地群众的文化保护意识。

通过教育等手段, 及游客对当地文化的参观、参与, 增强当地群众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加强对自身文化的承传。使当地群众意识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是维系其民族存在的最重要的纽带。了解到民族传统文化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从而更加自觉地执行有关的保护法规;认识到旅游业发展起来后, 当地群众自觉抵制外来的不良影响, 是保护民族文化最有效的途径。鼓励当地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当地社区居民对当地环境的了解, 能够向游客提供真实的解说及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体验, 有利于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 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4. 提高决策领导、管理人员、开发商的文化水平。

在乡村旅游开发与规划中只有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才能在实际操作中自觉采取保护措施。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人们无法意识到其行为的破坏性;即使保护起来也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文化是长期的历史积淀, 是不可再生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使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另一方面要保护传统文化, 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够传承并动态向前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的丰收, 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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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天胜.关注民族旅游开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影响[J].中国民族, 2006, (9) :67-68.

传统武术传承与变迁的文化探骊 篇10

传统武术是中国一项传统的身体技艺。它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期, 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传统武术已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承载中国传统身体技艺的活化石, 更是民族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重要支柱。然而, 在当下以奥运为主体、西方身体文化强势入侵的今天, 传统武术在民间的生存状态堪忧。事实上, 有着中国传统身体文化积淀的传统武术, 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传承模式, 并具备“焕发时代功能的文化传统”[1]。由此, 本文从文化学视角对传统武术当下的生存环境以及其在传承过程中所体现文化传统的嬗变来解析其存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并由此梳理中国传统身体技艺和文化在历史浪潮中的传承与发展路径, 以求为其在今后多元化的社会状态和变迁中保持活力, 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和继承。

2 传统武术的文化释义

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体技艺表现形式之一。它是以极具攻防含义的身体动势为主体, 注重习练时神与形的结合;内在精神、气息和外在身形、肌肉的协调。由此可见, 其习练和身体动势中均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谐”的精髓。就文化角度而言, 传统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载体和传承化石”, 在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中具有依托和承载的意义。

从文化价值和功能来看, 传统武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身体呈现方式。它不仅有着中国式的身体技击原理, 还兼具强身健体、民俗娱乐等价值和功能。此外, 传统武术“具有强烈的韵律感, 节奏感和艺术性”[2]。如传统武术套路的鹰爪拳、八级拳等, 都需要习练者对节奏的掌握和艺术的加工, 使得习练者可以从中培养自身的形态之美。由此, 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传统的文化审美价值取向迁移至习练者的思维中, 并随之习练而得以传承和延续。实际上, 这些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标识的身体技艺, 既形象又生动地记录了其文化特性, 并成为习练者通过习武来体悟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方式。此外, 传统武术的身体运动特点, 它以自身特有的手段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3 传统武术传承的文化路径

传统武术是以身体技击动作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体。以多元方式为纽带的文化代际传承, 几乎是多数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通现象。作为身体文化之一的传统武术, 也必然沿袭这一传承的文化路径。具体说来, 传统武术的习练者“动态地、系统地延续文化, 延续这一民族的精神和灵魂”[3]。单从传承方式来看, 可看作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径:一是家族式传承, 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习练方式;二是师徒式传承, 以择徒拜师为基础的习练方式;三是师生式传承, 以校园环境为载体的习练方式。但不论采用哪种方式, 所传承的武术技艺、武德、武术观念等都具有相似性和相通性。

3.1 传统武术的家族式传承———血缘关系的维系性

传统武术的家族式传承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在其发展初期使得传统武术的发展具备了一定数量且稳定可控的习练群体。换言之, 家族式的传承方式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封闭的阶段, 是其传播、发展的重要文化路径。一个家族在传统武术传承圈中存在的时间越久, 其家族传统武术的文化基因便越为突出。因为家族式“传内不传外”的严苛制度不能通过外来人员而获得, 仅依靠家族内的封闭式习练得以传承。如“杨露禅学拳”的事件就是这一时期传承的真实写照。由此, 鞭策家族式的传统武术习练不断继承和发展。

家族式的传承方式是封闭性技艺传承模式的代表之一。家族中作为传承者的人员, 需要严格按照传统武术的各技艺细节进行模仿和习练。由此, 使得其传承模式能够保证传统武术的精髓和重要的传统武术文化, 准确、精细地传承给下一代, 并基本保持其传统武术技艺的原始风貌和文化传统。同时, 习练者能够“感受其蕴藏的民族智慧”[4]和特有的家族精神。可以说, 传统武术依然能够保持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 与其家族式的传承模式有着密切联系。

当然, 也存在家族无人可传、传承习得技艺不精等情况。这是家族式传承的重要弊端, 使得传统武术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阻碍。此种以血缘关系为依托的传承模式, 相对于其他模式而言, 其传承人数、选材、广度上都有局限性。

3.2 传统武术的师徒式传承———择徒拜师的团队性

传统武术的师徒式传承是师傅、徒弟双向选择, 进行拜师授艺的传承模式。它是在家族式模式上的变革, 有其独特的优势。具体说来, 师徒传承一方面以择徒拜师的双向选择方式来组织传承活动, 另一方面又通过师傅的言传身教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多方位延续。由此, 此种传承模式具有多元选择后所兼具的凝聚力极强的团队性质。

首先, 师徒传承模式使得传统武术的技艺向精、专、细的目标发展。师徒传承活动通常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徒弟经过对师傅求教和拜师、师傅则通过考验等手段来筛选弟子。经过这一系列的双向选择, 最终双方确定师徒关系, 从而开始传承活动。因此, 对徒弟而言, 对于自身考验而得来的习练机会更为珍惜;对师傅而言, 入室弟子是自身武艺的传承者, 并尽心教授, 言传武术的内在含义, 身教武术的技艺。在此过程中, 师傅会根据弟子的实际身体状况, 传授与自身所授拳种相吻合的技艺, 督促其反复习练揣摩, 并给予武艺技击的引导, 促使自身拳种的精、细发展。也就是说, 师徒式的传承模式“融会和汲取了诸多”弟子的个人特色, “有着丰富的内涵”[5]。其次, 师徒传承是以双方认同的方式为纽带, 通过传统武术技艺的教授过程, 而凝聚为一团体的社会武术组织。它具备极强的团队凝聚力。此种以传统武术为依托的文化凝聚力量, 即使习练过程中断, 仍拥有难以割舍的团队情结和文化归宿感。

3.3 传统武术的师生式传承———校园环境的规范性

传统武术在当下影响力较为广泛的模式是师生式的传承。它打破了家族式和师徒式较封闭的传承环境特性, 在相对开放的校园环境中, 进行规范划地教学活动。如武术学校兴起以来, 一部分传统武术被纳入现代教育的内容和体制中, 其传承模式由“封闭”—“开放”、“多元”—“统一”的校园式规范模式。其班级授课制度的教学理念, 迫使传统武术的传承关系转变为师生之间的联系。实际上, 此种传承模式是一种时代选择。任一文化的发展都是“适者生存, 不适合时代需要”文化“走向流失也是一种时代选择, 在流失的同时, 一些新的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化因素又相继成长起来”[6]。传统武术作为以身体文化之一, 其传承模式的变更亦是如此。师生传承模式成为了传统武术的新产物, 符合传统文化的新陈代谢规律。

事实上, 师生传承模式是在家族式和师徒式的基础上的一种创新, 反映出了传统武术在传承上的时代需求。在家族式和师徒式时期的传统武术, 对于习练者而言选择空间较少, 较难获得接触传统观武术的机会, 从而增加了传统武术的传播难度。而师生式的传承模式, 以学校为依托, 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开放的、交流接触平台, 大幅度提高了传统武术与社会的沟通力, 丰富了传统武术的传播与传承路径。

4 传统武术传承的文化因素

传统武术是中国传统身体技击技艺发展下的时代产物。它能够反映中国民族对自身身体本能的认识、观念等的具象载体。从文化因素的角度来看, 传统武术是一个以身体技艺为载体、其内容具有传统文化因素, 并具备一套独特完整的文化体系。它将传统武术文化与当下的社会需求“相互衔接、相互贯通地有机结合起来, 使文化既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又充满时代气息, 从而达到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高度统一”[7]。也就是说, 传统武术的传承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它在不断地传承中, 吸取和借鉴时代文化的因素, 根据自身的实际改革和创新自身的内容和形式。

4.1 传统武术传承的文化深化

传统武术的传承是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化过程。各习练者参与传统武术的习练, 通过身体技艺的传承, 使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渗透到自身的思想中。在此过程中, 传统武术常被看作一个文化依托, 从身体技艺的角度来实现文化转化的深化活动。如传统文化中尚武精神。

可以说, 传统武术发展、传承和习练的过程, 同样是其文化累积、传承过程, 武术精神亦得以继承。在武术习练者中逐渐形成精神上的认同和崇拜。尚武精神意味着自尊自强、敢于拼搏、勇于挑战, 从而战胜困难, 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身体解读。就武术而言, 武术的萌发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斗争关系密不可分。随时代变迁人类随之需求的转变, 传统武术利用身体技击技术战胜对手的侠义尚武观念, 也萌发了新的精神追求。“尚武精神”追求的不是好勇斗狠, 不是暴力和侵略, 而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威武不屈的气概以及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以武术身体技击技术为载体, 展现出对自强自立、敢于拼搏、勇于进取等精神的倡导。事实上, 其他文化因素也随传统武术传承而“分别继承和延续”自身的“文化传统”[8]。

4.2 传统武术传承的文化限制

任何文化一经形成便具有一种不易变质的固性, 而且文化与文化之间总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传统武术作为一种中国传统身体文化, 其文化在传承上仍然具备这一特性。从文化传承角度来看, 传统武术的文化传承渗透不够, 虽有一定程度的更新和创造, 但在文化全球化的当今社会, 仍处于文化弱势体。

一方面, 传统武术的家族式、师徒式和师生式传承模式, 在经过社会需求的改造下, 初步适应当下的文化环境;但社会普及度较低, 既难以满足大众对其文化的需求, 又处于认同度不高的现状。因为, “无论是何种文化的传承, 都要以人对文化的理解为中介”[9]。另一方面, 传统武术的文化传播模式缺乏文化性。中国武术是随着社会的演进, 经过人类辛勤智慧的不断滋润和历代名家的不断充实, 流派众多。“其遵循的基本技术要求大致相同, 所传递的精神具有同质性”[10]。例如八卦拳要求:“外重手、眼、身法、步, 内修心神、意气、足”。形意拳强调:“心与意合, 意与气合, 气与力合”的内三合与“手与足合, 肘与膝合, 肩与胯合”的外三和, 六合相一等等。但是在文化传播模式上, 家族、师徒、师生三模式的文化传播各有不同, 已不能满足当下社会对其文化的需求。这是传统武术在传承中文化受到限制的缘由之一。

5 小结

传统武术在历史过程中, 经过了传承模式的变革, 从“家族”到“师徒”到“师生”, 从相对“封闭”到较为“开放”的文化交流平台, 不难看出其作出的变迁和传播意向。但是在实际文化发展的过程中, 仍存在困惑和问题。笔者经研究认为, 传统武术在传承活动中, 应结合三模式的优势, 发展三位一体的传承模式, 即家族、师徒、师生模式并用, 以图最大范围的传播传统武术的身体技艺。在传播手段上, 需根据社会认同感适度作出调整, 使自身的传播手段更为多元, 提高大众对其的文化认同度。

摘要：传统武术是中国一项传统的身体技艺。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传承模式, 并具备焕发时代功能的文化传统。文章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归纳演绎等方法, 来解析其存在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研究认为, 传统武术在传承活动中, 应结合三模式的优势, 发展三位一体的传承模式, 即家族、师徒、师生模式并用, 以图最大范围的传播传统武术的身体技艺。在传播手段上, 需根据社会认同感, 适度作出调整, 使自身的传播手段更为多元, 提高大众对其的文化认同度。

关键词：传统武术,传承,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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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文化变迁》 篇11

关键词：海峡两岸接触；物质文化变迁；制度文化变迁；语言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99-04

两百年以来，台湾社会经过冲突、融合和变迁，形成了一种与大陆文化血脉相连，又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台湾文化。在台湾社会大融合、经济大发展的今天，为了满足台湾语言文化发展的需要，我们有必要进行语言文化变迁研究，并通过对台湾语言文化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和外部作用的研究，来探索发展台湾语言文化的有效途径，为国家的语言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最终实现多元一体民族大家庭的繁荣发展。

一、台湾语言文化变迁

从历史上来说，可以把台湾语言文化的发展状况分为三个时期，即语言文化的原生态时期、语言文化的过渡态时期和语言文化的次生态时期。同时，台湾现代语言文化又具有原生态语言文化、过渡态语言文化和次生态语言文化三大类型并存状态。这里重点从历时的角度阐述台湾语言文化的变迁。

（一）台湾语言文化的原生态时期

台湾地区在明清大陆移民进入之前，形成了一定的土著文化。在明清以前，虽然内地特别是闽广沿海地区的汉人已经有渡海入台的记载，但是去台湾的汉人定居下来的却是少数，台湾岛上的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台湾的少数民族根据其居住的地理环境可分为两大部分：高山族和平埔族。至于这些少数民族何时入台，学者说法不一。不过从台湾出土的文物以及史籍的记载可判断出台湾最原始的土著居民应该是早期中国内地南迁的远古民族即古越族，另外还有一部分是来自琉球群岛或南洋群岛的古代居民。此外从高山族和平铺族所保留的生活习俗也可证明他们属于古越族的一支，例如他们“以龙蛇为图腾崇拜”“断发文身”“干栏式的南越巢居”“生吃水产”“喜食槟榔”等[1]。

台湾少数民族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是南岛语系中的印度尼西亚支系。这个支系又包括泰雅语群、邹语群和排湾语群。（丁邦新的《台湾语言源流》）因为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所以高山族语言和汉语相比，差异非常之大。如语音上没有声调，而是通过重音来辨义。语法上有形态变化，多用附加成分等。此外，台湾现在的一些地名仍留有这些少数民族语言的印记。如今之“基隆”原为平铺凯达格兰族Ketangaran自称命名，以后省略译音为“鸡笼”，后雅称改为“基隆”[3]；又如今之“高雄”，原名“打狗”，是平埔族Takao社所在地；再如今之“阿里山”，原为平埔族人称高山族为Karii（即“傀儡”之意），后音转为闽南话的Arii，最后音译为“阿里山”[4]。

（二）台湾语言文化的过渡态时期

从明清时期内地汉人大量移民台湾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称为台湾语言文化的过渡态时期。而台湾语言文化的多元化特点也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它既保留有原住民的“土著文化”，同时随着内地汉人尤其是福建地区人们的迁入，吸收了大量的“闽南文化”，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吴越文化”“岭南文化”“中原文化”等大陆其他地区文化的影响。另外，由于台湾优越的地理条件，这一时期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因此也吸收了相当程度的外来文化，包括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与当时的大陆相比，台湾更多地受到各种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台湾吸收并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中的许多有益成分，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台湾地方文化。而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一文化的形成也使中华文化的内涵得以不断丰富，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从明清时期开始，闽南地区大量移民迁徙台湾对台湾闽南话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台湾闽南话，由于它们的形成基础是福建漳州、泉州和厦门三地的闽南话，所以与福建漳州、泉州和厦门三地的闽南话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有别于福建闽南话的特性。同时各地闽南话在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平衡的，即有的仍保留较多的泉州音，有的则保留较多的漳州音和厦门音，从而形成了台湾闽南话的漳州腔和泉州腔。例如根据洪惟仁先生绘制的《台湾汉语方言分布图》可知，偏泉州腔的多分布在西部平原地区，而漳泉混合区则主要分布在高雄市和台南市的广大平原地区等[5]。

（三）台湾语言文化的次生态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两岸关系的解冻和不断发展，台湾语言文化与大陆的语言文化可谓进入大融合阶段。台湾与大陆之间各种文化交流活动日趋广泛深入，增加了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为台湾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另外随着两岸交流涉及到方方面面，使台湾地方文化能够充分地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吮吸到更富营养的乳汁，从而得以健康、茁壮地成长。

这一时期，在台湾语言文化中起着主导性作用的仍然是闽南话及其文化。例如，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福建闽南籍人口在台湾所处的绝对优势及其在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台湾，说台湾闽南话的不仅仅是闽南籍的人群，就连非闽南籍的人群，大多数也会说台湾闽南话。

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变迁与台湾语言文化变迁

根据语言文化同构理论可知，台湾语言文化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台湾在历史演变中受汉文化的影响，服饰、饮食、住所等物质文化发生变化，引起台湾语言文化的变迁。其次是在与中原文化的历史接触中，台湾社会、宗教、婚姻等制度文化的变迁，也导致台湾语言文化的新一层变迁。

（一）物质文化变迁

在海峡两岸的历史接触中，台湾经历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过渡，经济的转型使台湾的服饰、饮食、住所等物质文化也发生变化，为语言文化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从而促使语言文化在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特点。

服饰文化方面：在台湾语言文化的原生态时期，台湾岛上的土著居民主要着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的少数民族服饰。同时，由于岛上自然环境的差异，不同民族的服饰形态差别也较大。例如，生活在阿里山区的邹族，由于他们喜爱狩猎，所以男子的服装材料多以皮革为主。而处于母系社会的阿美族，其女子的服饰格外独特，以色彩鲜艳闻名。其中，北部阿美族的服饰色彩以鲜红色为主，而南部阿美族的服饰色彩以蓝、黑、白三色为主[7]。到了明清时期，随着海峡两岸历史接触的加深，这些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发生了变化。例如，受汉族服饰的影响，排湾族开始着一种对襟的汉式短上衣，鲁凯族和卑南族则开始穿着具有汉文化特点的中式长衣和下裳。而随着台湾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以及与大陆文化的大融合，如今台湾居民的服饰与大陆居民的服饰已无太大差异，台湾当地的少数民族也只有在祭祀等重大节日时才会着民族服饰。

饮食文化方面：在明清之前，即台湾未开发前，台湾原土著少数民族饮食极为落后。而这归因于土著居民耕作技术的落后，“不知钩镰割获之便，一甲（十三亩）稻要采拔数十天”。因此日常饮食多以薯芋为主，吃米饭的人很少，而且“饭皆团而食之”[8]。明清之后，随着大陆居民迁入台湾，也带去了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从而改变了土著居民原始而落后的饮食结构，极大地丰富了台湾的饮食文化，使台湾的饮食文化既有闽南特色，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大陆饮食文化的特色。因为迁台的大陆居民主要来自福建和广州两地，因此，台湾的饮食文化与闽粤的饮食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居住文化方面：台湾原始土著居民，因族群众多，分布较广，因此居住形式多样，且各具特色。较为原始的居住方式为洞穴式，如台南一带的高山族，“有凿穴而居，类太古之民者”。此外因台湾易受台风的影响，台湾少数民族多采用最为普遍的干栏式建筑。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与汉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加深，以及台湾自身社会的发展，其居住民俗文化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汉化程度日益加强。例如，苗栗地区的高山族，“其居处，先竖木为墙，用草结盖，合家一室，与汉人无异。”此外，其他一些地区的高山族其居住民俗文化也呈现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某些特征，“编竹为门，自成一家，屋边六畜圈栏悉备焉”[9]。

总之，台湾物质文化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上海峡两岸语言文化的接触。同时台湾物质文化的变迁也促使台湾语言文化的变异，使台湾的语言文化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制度文化变迁

一个民族的制度文化包括其文化中的社会制度、宗教制度和婚姻制度等内容。而无论哪个民族，其历史文化的变迁状况在语言上的表现往往在词汇这个直观性极强的载体上最为显著。因此，要考察台湾的制度文化变迁，就必须依靠语言中的词汇，通过分析一些文献和口语中的词汇来获得其社会制度、宗教制度、婚姻制度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信息。

1.社会制度文化的变迁

在台湾语言文化的原生态时期，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不同民族多采取不同的部落组织形式。例如，泰雅人的亲属团体为祭团，本族人称为“Gaga”。而高山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除了部落、贵族与亲属外，还包括会所与村社等。社与部落都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团体，被称为“番社”或“社”。据张崇根的《台湾世居少数民族研究》一书可知，平埔族Ramtau社的所在地在今之“南投”，平埔西拉雅族Chakam社的所在地在今台南一带。甚至一些地名都保留有这些团体名称，如台湾现在的“苗栗”原为平铺道卡斯族“猫里”社的谐音等。总之，少数民族各个部落的领袖通过这些基本的社会组织规范着部落成员的权利义务，使部落的秩序得到巩固和稳定，从而发挥民族凝聚力的作用，而防止其他部落的侵入。而随着台湾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这些组织自然淡出了历史舞台。

到了语言文化的过渡期，台湾社会可谓处于激烈变动的多样性社会之中，并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殖民地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过渡时期。甲午战败后，日本占据台湾，随即发起“皇民化运动”，试图用日本文化同化台湾同胞，虽然台湾人民顽强固守中华文化，但仍有不少日语词残留在台湾“国语”的常用词汇中。例如，日语音译词“寿司”“阿吉桑”等，还有一些为直接借用的，“福祉”“料理”“课长”“玄关”等等。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词汇中也保留了大量的带“国”字的词语，如“国文”“国中”“国小”“国医”等[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的经济也迎来了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国民党也迫于内外压力，解除“戒严”，颁布了一系列政策使民众获得更多的言论自由。这一系列宽松政策为台湾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两岸关系也进入到空前的大融合阶段。因此可以说台湾社会环境的改善为台湾语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台湾社会制度的变迁赋予台湾语言文化独特性、多元性的鲜明特点，并形成了一些不同于祖国大陆的语言文化现象。正是台湾独特的语言文化，为中华文化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2.宗教制度文化的变迁

高山族原始宗教的产生，可追溯到祖国大陆百越民族的原始崇拜。高山族对蛇、鸟、的敬畏渊源于古越人的蛇、鸟、图腾崇拜。例如鲁凯族在其住屋的门梁上雕刻着百步蛇文，并用百步蛇文的图案来点缀传统服饰。这种对蛇的崇拜，与越人一脉相承。此外，排湾族人还相信百步蛇是头目的祖先，青蛇为一般村民的祖先，并且虔敬百步蛇，守多种关于百步蛇的禁忌。而高山族的“刺青”，源自于越人的“文身”。如泰雅族昔日因在颜面“刺青”即有“黥面番”之称。而有关高山族的原始宗教崇拜则主要为祖灵崇拜。他们相信宇宙是由天神、太阳神、风神、山神等自然神灵主宰的，甚至认为人体的各个器官都是灵魂控制的结果。

进入到语言文化的过渡态时期，随着道教、汉地佛教及西方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高山族宗教信仰出现多元化趋势。同时高山族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其原始宗教受到历史性的冲击。但因原始宗教的基本观念在广大民众中根深蒂固，所以原始宗教不仅没有被冲出历史舞台，反而还在与其他宗教竞争中独占鳌头。以下为台东县卑南乡南王村卑南族信教户数的比较情况[5]。

在台湾经济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宗教信仰在民众中依旧很盛行。最突出的表现为台湾少数民族仍保留有在重要的节日进行祭仪的传统。同时这些祭仪仍以传统的原始祭祀为主体，因为 kawas（灵）[11]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以此观念支配的原始祭祀在所有祭祀中仍处于关键的地位。当时的基督教、天主教虽然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布道和宣传，但是原始宗教的传统祭祀在民众中仍然最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同时台湾现在的节日民俗文化保留也相当完整。例如，农历五月初五，台湾民间称为“五月节”[12]。“鬼月”即农历七月。农历节气“冬至”，在台湾，这一天则被称为“冬节”[13]。

从以上有关台湾宗教信仰的内容可看出尽管台湾的经济社会已经进入现代化，现代宗教信仰也出现多元化的趋势，但是作为乡村民众宗教的原始宗教仍然是台湾民众最重要的信仰之一。同时，台湾的宗教民俗文化虽然经过历史的演变，但是从宗教文化中的各种词汇可以看出，其仍与大陆的宗教文化内容基本相同，大陆宗教文化与台湾的宗教文化是源与流的关系。而反过来说，台湾特有的宗教文化内容使台湾语言文化的词汇更加丰富，从而促进了其语言文化的变迁。

3.婚俗制度文化的变迁

在台湾语言文化的原生态时期，台湾的少数民族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在社会生产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其决定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男性人赘婚最为盛行，并且男女双方结婚后，“家事，妇人主之。”[14]此外，为巩固集团内部的婚姻功能，这些少数民族实行对偶婚制，即在对偶婚制下，男女青年婚前一般可自由交往同居，但结婚后，若相互私通，则会受到集团内部的处罚。这些都是由台湾高山族原始的社会性质与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

进入到过渡态时期，随着与大陆文化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再加之台湾内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台湾高山族的婚姻民俗文化也出现了新的演变。父权的主导地位逐渐形成，社会新的动力对婚姻制度也产生了新的影响，并逐步向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制转变[15]。

如今，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除了个别的少数民族仍保留一些旧的婚嫁礼俗，台湾的婚俗制度基本上与大陆无异，尤其与闽南地区的婚嫁礼俗最为相似。例如在婚嫁时，仍遵循传统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的礼俗制度[16]。

可见台湾婚俗文化的发展演变一方面以台湾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动力，另一面又受到大陆文化的影响，成为海峡两岸文化接触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台湾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混沌性决定了其语言文化的混沌性。同时，在历史变迁过程中，不仅继承并发展了台湾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还从汉语言文化中吸收了许多有益成分，这些都促使台湾语言文化不断丰富，加强了台湾语言文化的适应能力，逐渐形成了台湾语言文化的多元性，使中华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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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与文化变迁》 篇12

历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既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的坐标, 同时也是对近期研究趋势的把握。通过梳理历届档案大会主题价值取向变化的脉络, 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档案学理论研究及其管理实践变化的态势。

对比第十四届、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 可以看出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制度的变迁以及高新科技的普及与应用对档案学及其管理制度的影响。第十四届的主题是“新千年与信息社会中的档案”, 相比以前的提法, 更加明确了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在经济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转变过程中, 信息在现代生产、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个主题首先提出一个“信息社会”的概念。“信息社会”一般是指以信息及其技术作为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社会。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 物质和能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资源和动力, 其社会竞争也是围绕物质和能源展开的;而在信息社会中, 信息凭借其自身特点所带来的优越性, 成为比物质和能源更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以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为目的的信息经济活动迅速扩大, 以信息及其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活动迅速扩张, 成为经济社会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 信息不仅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支柱。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正是对这种精神的把握与认同。

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的主题是“档案、记忆和知识”。从“社会文化信息”到“记忆、知识”的转变, 表明了人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从把档案看成“利剑”、“国家的珍宝”, 到把档案看作“信息”, 再到把档案看成是“记忆、知识”、文明的载体, 这种转变是深刻的, 同时也是对档案价值的一次重新认识、定位:档案不仅是简单的信息载体, 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载体。也就是说, 档案不仅是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而存在的, 同时也是属于整个人类社会的, 是传承人类历史与文明的“社会记忆”。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作为一次回顾与展望, 总结了过去档案工作的得与失, 并对未来做出了规划。第十四届、第十五届两次大会的主题, 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肯定了档案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第十五届是对第十四届的深化和补充。这两次大会与第十三届及以前的大会相对比, 就主题而言, 可以清楚地看到档案管理从实体管理向知识管理转变的轨迹:从就“档案”而研究档案到把“档案”放到社会历史文化中去研究档案的转变。档案已不是过去死气沉沉的一堆史料, 而是成为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 人类文明的记忆。档案管理已不再是档案机构一个部门的事了, 它关系到整个人类文明与历史的传承。鉴于此, 档案管理必然要和现代社会接轨、挂钩, 同时更注重它的社会效用和文化功能。衡量档案工作做得好不好, 不再是只看保管得是否完整, 而是要看是否充分发挥了档案的作用, 即是否发挥了档案作为一种社会信息的作用和作为社会记忆的功能。

二、学科范式的转变深化了档案管理理论

档案学学科范式建立的初期, 由于其经验、材料的不足, 学科系统初期更加关注具体的、实际的应用层面, 逐渐形成了档案实体管理范式。其特点是既表现出对于史学的依附性, 同时又呈现出注重实用的功利性。在学科范式构建初期, 档案学学科系统表现出一种自我封闭、自我保护的状态, 不断地寻求与相关学科的分离, 如逐渐与图书馆学、史学分离, 并发展出具有自我特色的学科理论。在学科内的研究中, 又体现出思维收敛性。思维的收敛性在学科范式构建初期是十分必要的, 是学科范式最终形成的必要条件。收敛性思维在学科范式构建过程中, 在价值取向的宏观指引下, 逐渐形成了范式内在结构的硬核。硬核即范式的理论支点, 具有顽强抵抗外来信息干扰的性质。档案实体管理范式的理论硬核即档案的本质属性———原始记录性。

在传统档案管理思维框架中, 信息即档案信息利用者的种种需求是衡量档案价值及其效用的主要方面, 信息接受者的期望、需求等反馈信息形成了传统档案管理的价值取向。在传统档案管理的思维框架中, 档案管理是服务于社会制度, 而不是服务于社会本身。

当提出“档案信息化建设”这一概念时, 我们的思维框架或者说价值取向便开始发生了转变。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制度的变迁、档案管理实践的需求及其理论自身的发展都为这种转变提供了条件。档案既是“原始的历史记录”, 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 更是社会的“记忆”, 这是对档案本质属性认识的深化。“信息”相对于“记录”最大的不同, 或者说最大的进步在于“共享”。对权限范围内档案信息的共享是现代档案管理的发展方向和要求。而通过“档案”实现对“社会记忆”的重构和“社会文明”的传承则是现代档案管理的最终价值取向。

三、学科范式的转变拓展了档案管理实践

档案学从原始的、简单的史料整理、文献管理到今天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 既不断地呈现出自身学科系统的独立性、完整性, 又日益不断地表现出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不断交叉、不断融合的趋势。这种变化既是学科系统自我发展的结果, 又是其系统与外部环境不断地进行信息交换的结果。根据不同的价值取向、研究路径和核心概念, 把不同时期档案管理模式分为“档案史料保管”、“档案实体管理和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和开发”, 并主张据此以构建相应的学科范式。从整体上研究学科范式构建与变迁的思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术视野, 同时也反过来指导档案管理的实践。

另一方面, 实践的发展破坏了原有档案管理系统内在的平衡机制, 使得其系统在一段时期内表现出一种不稳定性和发展的不确定性, 如传统的纸质文件与电子文件并存所带来的理论空位给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视野的同时, 也带来了对以往理论的怀疑与迷惘, 进而对其反思。我们都知道, 这种非平衡的内在机制是其系统自我发展、抵御增熵的内在原因, 档案管理的实践也随之得到不断的拓展。

四、因时而变, 构建档案管理新体制

与时俱进, 因时而变, 变中求发展是对档案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 也是现代档案管理的指导思想。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为档案管理注入了新的血液, 其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了转变。档案管理中介机构的出现在实际中实践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标志着档案现代化管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表面上看, 档案中介机构的出现, 只是保管场所的不同, 但在其背后确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引发的管理制度与企业文化的变迁。这种变化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当档案管理机构从政府的一部分转变为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中介组织———“第三部门”时, 这不仅是档案管理机构寻求自我发展的一种尝试, 更蕴含了今后档案管理的发展趋势。无论是“文件中心”、“档案寄存中心”或是“档案事务所”的兴起和发展, 无不体现了档案机构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的态势。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信息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档案管理部门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 主动地调节其管理系统的运行机制, 构建出最佳的、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管理模式。

科学发展观要求档案管理的新体制还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的管理系统, 只有开放和互动, 才能不断地进步。中国的社会转型开始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同时也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这一系列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表现在宏观层面上即是制度与文化的变迁。档案也由过去的史料转变成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其管理部门以及管理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制度现代化是档案管理现代化的核心和根本。从注重实体管理到注重信息的组织与开发是传统档案管理模式向档案现代化管理模式转变的重要一环。而这种转变又主要体现在管理的交互性上。无论在什么样的管理体系中, 交互是管理系统获取外界反馈信息的重要途径, 也是管理系统自身发展和运作的必要条件。从广义上讲, 这种交互不仅局限于档案系统与其他系统的 (下转第167页) (上接第169页) 交流、互动, 更是与外在于系统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和现代科技的交互。交互的最终结果导致负熵的递增, 档案管理系统不断获得外来的新的信息, 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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