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文化与变迁

家居文化与变迁（共8篇）

家居文化与变迁 篇1

《家居文化与变迁》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

一、教材分析

《家居文化与变迁》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二课时第三个话题的教学内容。本课是第二课时，让学生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初步了解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我们祖先的过去居住环境，及几千年来他们创造的灿烂文化，感受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学生对祖国文化的兴趣、认同及其自豪感。

二、学情分析

本课从原始人“构木为巢”和“挖地为穴”入手，了解古人因地制宜创造的“巢穴”，了解居室是为了人们生活安全、方便而建造的。而中国古代家居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各国的建筑风格距离学生很遥远的，对于学生来说十分陌生，如何让他们看到这些建筑物，是决定这节课成败的关键，我通过网络资源搜集到原始社会，人类当初房屋的构造，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建筑物图片和视频，让学生感受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房屋建筑不同，通过欣赏让学生发现居住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关系，使学生从古今建筑方式的联系中，发现古人这种朴素的、有效运用自然环境为人类创造生存空间的智慧对后人的影响。

三、设计思想

《义务教育小学品德与社会新课程标准（实验稿）》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指出“教师应尽可能使现代化教育技术与本课程教学有机结合，丰富课程资源，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开发利用计算机网络资源。”本课教学主要是通过古今中外建筑的发展和对比，让学生了解我国建筑的产生与发展，认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建筑的特点和风格，让学生感受到祖国建筑文化的博大精妙，增强民族的自豪感。由于古代建筑和国外建筑离学生“久、远”，为了让学生获得感性认识，我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观看古今中外的建筑物地图片和视频，实现教学目的。

四、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了解我国建筑的产生与发展，认识建筑的地域特点。

2、了解它们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体会人的创造与社会的发展。

过程与方法

通过搜集网络资料，课堂讨论等多种形式，了解建筑的地域特点，它们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体会人的创造与社会发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感受我国建筑艺术的神奇、美妙、美妙和丰富多彩。

2、学习用比较、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方法。

五、课前准备

1、课前收集我国各年代有特点和艺术造型特色的老房子、古建筑的图片，并配上相应的解说文字。

2、收集其他国家的建筑和家具的图片以及资料。

3、多媒体课件和网络资源。

六、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教师出示图片：展示紫禁城、凯旋门、金字塔、摩天大楼图片。

师（声情并茂）：早在文字出现之前，原始的居室建筑就被祖先创造出来，但那只是藏身之所。当古朴的建筑融入了人类的感情、信仰和智慧，铸就了紫禁城的威严、凯旋门的辉煌、金字塔的雄伟和摩天大楼令人炫目之后，它们才成为建筑物，是固化了艺术和文明的见证。

今天一起走进远古时代，去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们的家具文化知识（板：家居文化）。

（二）走出巢穴

了解原始人和人类当最初的房屋。

1、观看课件：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仔细观察，边看边思考：

（1）人们为什么在树上搭窝，在地上挖穴而居呢？

（2）他们的房子的风格与当地的环境有什么关系呢？

（3）人们最初的房子和他们住的巢、穴有什么相似之处，与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又有什么相同与不同？（设计意图：通过图片展示使学生了解原始人的居住状态，知道原始人根据自己居住地的特点创造了最早的房子。）

2、小组交流汇报。

3、教师小结: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态下，天然洞穴显然首先成为最宜居住的“家”。从早期人类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穴居遗址开始，它满足了原始人地最低要求。巢居在适应南方气候环境特点上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远离湿地，远离虫蛇野兽侵袭，有利于通风散热，便于就地取材就地建造等。

(三)凝结在房屋的文化

师：当人类真正走出洞穴，走出丛林，开始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生活时，也就开始了有目的地人工建造屋室的的活动。人们可以按照自己及社会关系的需要建构自己的建筑与村落，同时，在满足了物质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后，精神需要越发成为左右建筑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变迁，真正意义的建筑诞生了。（与变迁）

1、教师出示视频课件：伴随着音乐欣赏：中国古代著名的建筑，感受其建筑工艺、结构、造型、雕刻艺术等。

2、学生讨论汇报：中国古代建筑具有哪些特点和风格？

3、教师小结：中国建筑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劳动人民不断创新、发展、丰富和完善。工艺精造型美、雕刻细，带给人舒适、美得感觉。不论从审美还是从文化的角度，都具有广泛的传承性何适应性，蕴涵着无限演变和发展。中国古代建筑伴随着古老的中华文明有着近五千年的延绵不断的历史，这在世界建筑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建筑是凝固的文化，它历经岁月的洗礼，静静地伫立在那里，体现着人们的智慧和创造，也等待着后人去学习、创造和超越。

（四）领略建筑风采

1、看视频：感受西方国家的建筑风格和特点，边看边思考，这些建筑与中国建筑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

2、学生讨论汇报。

3、师在学生回答的基础加以总结归纳。

相同：美观、舒适、装饰精美。

不同：外形、风格、绘画。

原因：地理位置、风俗不同造成。

（五）拓展探究

请拿出自己家的房屋和家具来说说你有哪些是中国风格的；有哪些是西方的建筑特点？

（设计意图：学生由远及近，由抽象到具体，把学到的知识用于生活中，学生观察生活，从身边开始。）小结：通过学习及观看相关图片和视频资料等学习方式，使我们懂得了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风格的建筑，我们今天的建筑文化和家居文化在保留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融入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并具有新时代的气息。

（六）动手操作，创造艺术的精美

课后，根据自己对建筑的了解，用纸绘制你理想的家居并在班内展示。

（设计意图：课后延伸，再现艺术之美、建筑之美。）

（七）课堂总结

师：通过今天家具文化与变迁的学习，你想用怎样的一句话表达你的收获？

生：各抒己见。

板书设计：

家居文化与变迁

巢工艺精

气候环境建筑造型美舒适 穴雕刻细

家居文化与变迁 篇2

电视是农民最常接触的大众传播媒体, 它往往向社会优先再现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2], 因而必然是乡村文化与外部文化环境, 尤其是城市文化接轨的一种建构性因素。随着电视媒介更加深入农村, 接触电视途径更加便利, 农民接触电视的时间更长, 接触的电视内容更广泛, 接触手段更加丰富, 村民通过电视接触外界更加频繁和深入。乡村文化的根本即依土靠乡的思维被撼动, 人们不再甘于土地的束缚。

一、电视媒介引起乡村文化变迁, 娱乐一家独大

乡村文化变迁泛指乡村社会文化特质和文化模式的转变。而这种变迁多是由电视媒介引起的。村民关注外面的世界的深入, 使乡村文化的封闭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乡村文化逐步开放, 与周围环境进行互动, 电视是乡村文化变迁的“加速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村民的电视媒介接触行为越来越向以娱乐化为主的都市文化集中, 在文化变迁过程中, 娱乐一家独大, 电视媒介的娱乐功能在农村吸引了一大帮“粉丝”。

(一) 看娱乐节目是村民主要的休闲娱乐方式

近十年来, 关于乡村文化变迁与电视媒介的调查层出不穷, 以2003年方晓红的调查为典型代表[3]。在方晓红的调查中, 在苏南农村, 电视被视为一个提供娱乐的大众文化传播工具。无论是从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看, 还是从电视主要收视目的来看, 农村受众都对娱乐节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与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有关。

一方面, 农民并不像城市白领, 有着固定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 农民的时间划分为“农忙”和“农闲”。一般情况下, 在农忙时节, 劳累一天的农民并没有精力去关注新闻等较为严肃的社会事件。只有娱乐节目, 不必耗费脑力, 可以边做家务边看电视, 以此作为休闲娱乐的方式。

另一方面, 娱乐节目符合农民受众的认知。尽管农民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但基本上处于较低水平。娱乐节目的一个特点就是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就能看懂。无论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受众还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受众, 对电视上的娱乐综艺节目, 并不需要费脑力理解, 便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二) 参与娱乐节目互动是村民表达文化诉求的主要渠道

农村受众也会主动通过媒介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 但是这种诉求表达也主要是通过娱乐节目进行。农村的婚嫁礼俗不再拘囿于以往的举行方式, 而通过电视互动节目表达, 但这种互动节目大多是娱乐节目, 如电视点歌台。农民之所以选择这种诉求方式, 符合信息选择或然率: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电视点歌台等娱乐节目互动渠道较多, 且表达的成本较低。只要付出一定的金钱成本, 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效果。

(三) 娱乐节目更易影响农村受众观念的变化

娱乐节目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一般来说, 由于文化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对较弱, 农村受众在收看电视节目时所获得信息量会少于其他群体。但就娱乐节目而言, 农村受众表现出超强的吸收力。一是因为娱乐节目通俗易懂, 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受众对娱乐节目中所呈现的内容、理念更容易接受。另外一个原因是以城市题材为主的娱乐节目为农村受众展现了一个与自己生活方式不同的空间, 在这种接触中, 农村受众可以直观的获得未曾领略的信息, 并进行模仿学习, 这也是为什么电视在农村受众心目中地位如此之高的原因所在。

无论是从节目内容还是从互动渠道上来说, 娱乐节目是最亲民的, 娱乐节目对乡村文化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

二、电视加剧乡村文化分层, 不同群体间文化层次增大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媒介接触方式和接触目的。正是因为这种分层, 导致了对电视媒介的不同利用程度, 乡村文化分层现象更加明显。

(一) 电视媒介促进乡村文化层次中“知识沟”的增大

电视媒介的高度普及, 电视媒介向农村传播的信息也不断增加。由于职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原因, 一部分人总能比另一部分人更好更快的吸收知识。一般情况下, 乡村干部、乡镇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乡村个体户的收视目的更倾向于从电视中获取有用信息, 开拓自己眼界增长知识;文化水平较高者的收视目的更倾向从电视中获取有用信息。而纯粹意义上的农民, 更倾向于因消遣娱乐而接触电视。可见, 纯粹意义上的农民已经成为信息弱势群体。但有一点值得注意, “知识沟”现象只存在于某些群体之间。对于原本文化水平就较高的学生和部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来说, “知识沟”现象并不存在。

(二) 电视媒介加剧文化层次分化

罗杰斯“多级传播”理论认为, 一个新事物的推广是一个按照“革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追随者”、“后期追随者”、“迟缓者”的顺序逐级推广过程。在电视向乡村传播信息时的过程中已经有这种分层的趋势, 即在面对文化传播时, 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呈现出不同的态度。文化水平较高更愿意接受电视所传递的有效信息是革新者。而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受众往往持保守态度。“他们追求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 而是生存机会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4]所以, 他们在尝试接触电视传递的新信息时, 具有很大程度的模仿和依靠心理。只有本地信息的及时和准确的传达, 或者与之相似的人作出类似的选择, 才能够促使他们做出相应的决定。

三、电视媒介促进乡村文化消融, 乡村文化受城市文化强力挤压

在电视进入乡村文化之前, 城乡文化之间互动主要由人口流动而产生互动。电视进入乡村之后, 城市文化中的思想、行为方式迅速渗透到乡村文化中。由于电视对城市文化优先表达, 随着电视的普及, 乡村互动越来越频繁, 封闭而宁静的乡村文化必将被消融。

(一) 乡村文化活动的消融

首先, 电视媒介所提供的内容消解乡村文化活动。电视所呈现的城市元素已经毫无冲突的闯进农村受众的生活, 无论是最受欢迎的娱乐节目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新闻节目, 都以城市为中心。原来流行于农村的文化活动样式, 如赶古会、麦场上讲故事, 以及文化符号, 如扬琴、年画等, 都逐渐沦落到边缘, 甚至走向衰微。

其次, “看电视”行为本身也成为文化活动的一种方式, 电视媒介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被农民群体所接受。看电视已经取代打牌、聊天等传统的休闲娱乐活动, 成为主要的休闲方式, 农民成为电视的“傀儡”。

(二) 文化认同的消融

信息革命从根本上变革了通讯工具和交流手段, 开辟了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使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向外扩散, 但是在这种扩散过程却是不平等的。城市文化利用不平等的信息传播体制在城市传播互动中, 肆无忌惮地抢占乡村传统文化的空间。面对这种抢占, 乡村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乡村受众面对城市文化高地和信息高地, 被动的传受地位决定了他们接受城乡文化越频繁, 对原有文化信心就越薄弱, 最终使乡村受众将自身的文化期待等同于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认同是在城乡传播互动的唯一归属。

四、对策与建议

中国学者尚妍、彭光芒提出随着城乡互动的频繁和现代传媒技术在农村社会的发展, 城市现代文化不断涌入农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 电视媒介不仅本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被农民群体所接受, 成为农村文化变迁的内容之一, 而且充当了推动农村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加速器”。[5]电视媒介是乡村文化变迁中的重要角色, 但电视媒介在农村传播过程中促进了乡村文化变迁, 一方面打破乡村文化的封闭状态, 促进乡村文化与外界互动, 同时自身也融为乡村文化一部分;另一方面, 电视媒介加剧了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挤压, 乡村文化逐步消融于城市文化之中。如何使乡村文化在变迁过程中不至于迷失, 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 创新对农节目形式, 突出电视媒介教化功能

在电视娱乐节目日益盛行的大背景下, 电视媒介主要通过娱乐类节目影响乡村文化, 更新农村居民的观念, 改变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娱乐节目是“加速器”的动力机, 可见, 收视率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纵观电视屏幕上所呈现的电视节目, 有些专门为农村受众所制作的电视节目并不受欢迎, 创新对农电视节目形式才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根本。电视这台“加速器”运转的如何, 还得看“动力机”的好坏。

(二) 倡导文化反哺, 提高农村受众媒介素养

每个阶层都有相对不同的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媒介接触方式和接触目的。不同的媒介接触行为导致了对电视媒介的不同利用程度, 每个人从电视上获取的信息也不相同。乡村各阶层之间的“知识沟”更加明显, 乡村文化层次分化现象更加剧烈, 从而进一步加剧乡村社会的分化, 乡村内部的信息弱势群体出现。消除知识沟和文化层次分化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信息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 加强其媒介信息利用的能力。一方面可以利用人际关系, 通过农民中间“意见领袖”的辐射作用, 带动信息弱势群体的信息利用能力。另外一方面, 通过“文化反哺”的方式, 由进城读书或者务工者向滞留于农村的老人进行施教其在城市所体验的城市文化、工业文化。

(三) 增强文化逆动, 促进城乡文化互补

电视对城市文明具有优先选择性, 这导致城乡之间的文化传播往往是单向的从城市到乡村传播。对相对落后于城市的农村来说, 电视展示的城市文化昭示着一种新鲜的行为、新颖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空间, 它是一种比自身生活更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文化示范。[6]

面对城市这片文化高地, 乡村文化活动和村民的文化认同感都被消解, 这就需要在电视传播中纳入文化“逆动”中的积极因素。处于弱势的乡村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城市文化猛烈冲击的同时, 也对城市文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例如在某些“返璞归真”的时尚与流行中, 源于农村手工土布的印花蓝布在城市中风靡一时。而城里人越来越倾向于利用节假日到农村去走走, 在田园里感受农民的劳作活动, 呼吸清新的空气, 享受无污染的绿色食品。[7]这些无疑都是乡村文化在广泛接受城市文化影响的同时, 对大众文化产生的一种积极的“逆动”。这种“逆动”促进了城乡文化互补, 对于两种文化的融合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因此, 电视媒介在实践中应注意纳入文化“逆动”中的积极因素。

摘要：电视媒介主要通过娱乐类节目促进乡村文化的变迁, 村民不同的电视媒介行为加剧乡村文化分层, 电视媒介加剧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挤压, 消解乡村文化。因此, 创新对农村节目类型, 通过人际关系消解知识沟实行文化反哺, 增强城乡互动的“逆势”, 是乡村文化在电视普及乡村背景下的生存之道。

关键词：电视媒介,乡村文化,变迁

参考文献

[1]方晓红、庄曦:《解析跨城乡文化传播的意义》, 《传媒观察》, 2006年第3期

[2]孙秋云、黄健:《电视与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基于湖北省石首市五马口村的调查与分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年第3期

[3]方晓红:《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 《新闻论坛》, 2004年第4期

[4]谭崇台:《发展经济学》,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0年, 第200页

[5]尚妍、彭光芒:《大众传媒与农村文化变迁》, 《理论观察》, 2006年第3期

[6]方晓红:《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 《新闻论坛》, 2004年第4期

文化价值与社会变迁 篇3

口杜维明先生，从六十年代开始，您一直对传统的儒学及其文化价值进行长期的、自觉的反省，写了很多文章，走了很多国家。我很想了解，作为一个主要生活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知识分子，您对这一问题为什么要花这样大的气力，进行这样长时间的思考？有什么动因？古老的儒学，在今天这样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是否还有它的生命力？

■关于儒学的精神及其现代命运，在六十年代的美国流行着一种说法，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加州大学的列文森，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撞击，代表中国传统思想的最突出的文化遗产，越来越没落，儒学的现代命运已经定形了。在二十世纪初就逐渐被埋葬，到二十世纪中后期自然更无生命力可言。

这种说法是否成立？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它如果成立，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也是一个特例。这里，我们不妨借用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一个观念。他把公元前八○○年到公元前二○○年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的时代，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一系列思想家；印度出现了优波尼沙(Upanishad)和佛陀；巴勒斯坦则拥有一批希伯来的先知；希腊则产生了足以代表其理性精神的一系列伟大天才。总之，在轴心时代最初发动的、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如犹太教文化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基督教及回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希腊文化等，不仅在二十世纪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而且放眼二十一世纪，肯定还会继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儒家文化是否将独自没落下去？从中国文化的发展看，这一源远流长、持续了二千多年的文化传统，是否真的将被取而代之？

在列文森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有两难：在感情上，他们不能接受所面临的由西方文化所带来的事实，常常回到传统特别是儒学上去；但在理智上，则是完全西化的。他们在与传统决裂时所进行的理智思考，往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他们的生活、行为，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他们无法摆脱儒家所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下意识层)所起的作用。因此，他们对儒学所代表的真正有价值的文化精神，不可能有继承，更谈不上主动的创造；而对于他们经过理智分析，认为应该引进的西方文化，又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急功好利的态度，对其背后的精神价值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解。

问题究竟是不是这样？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这对我构成了一个挑战。

口您能否具体地谈一下您对儒学和它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以及您进行这种理解的角度？

■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可以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把它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即沉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具有“封建”色彩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特别是那些在下意识层还起作用的价值和观念。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封建遗毒”。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即代表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文化精神。这种认同，这种文化精神，必须通过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来掌握和发扬……

口您所说的“认同”，在文化领域中是个比较新的观念吧？

■这个观念是六十年代在美国提出的。所谓“认同”，最早是心理学上的概念。心理学上讲一个人的人格发展，到某一阶段会发生一种“认同危机”，就是人的自我定义问题——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应该做什么？这种危机可以给人的心灵带来很大的创伤，也可以使人变得更成熟、更深沉、更有自信。后来，这个概念用得比较广泛；一个社团有一个社团的认同，一种文化也有一种文化的认同。

从文化的立场看，认同必须经过自觉的阶段才能实现。文化认同，一定要对传统进行自觉的、群体的同时又是批判的继承和创造。而对于封建意识形态，同样要经过自觉的、群体的、批判的扬弃。现在的情形是，该继承的东西，我们没有继承下来，该扬弃的东西，并没有被扬弃掉。问题恐怕出在我们对传统的复杂性、多层面性缺乏一个自觉的、统一的把握。因此，我自己决心从两个角度去把握和理解儒学：一个是历史的角度，一个是哲学的角度。这两方面表面上看是矛盾的，哲学谈的是一般规律，历史谈的是具体现象；哲学的思辨，常常突破历史的陈述；而历史对具体现象的把握，又和哲学的思考大不相同。但是，儒学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上层一直到广大的民间，它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时，它又是一种生命形态，一种精神方向，一种哲学的人学，它有它内在的逻辑性，有它自己独特的范畴。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把握，也许更符合儒学本身的复杂性。

口那么，您认为儒学真正的中心课题是什么？它作为“封建遗毒”这一层面的内容，具体又有什么所指？

■我有一个基本的假设：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思想传统，所接触的问题都是比较全面的；同时，任何一个复杂的思想传统，由于它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探索也有其片面性。我们总是要通过一个特殊的通道，才能对基本的哲学问题有所掌握。所以，掌握文化的特殊性是掌握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

儒学的兴起，是对“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化传统的没落所作的自觉的、全面的反省。这一反省，同墨家、道家、法家的反省不同，基本上是肯定人类文明、文化的价值，因而对于周代文化的传统崩溃，有一种不忍之情，想恢复过去的礼乐制度。但是这不是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复古，而是对中华民族从殷商以来所建构的文明作了一个内在的肯定，希望这一文明能够延续下去。因此，在台湾和香港学术界影响极大的徐复观先生提出一种观念，即“忧患意识”，认为这种“忧患意识”的出现，和儒家特殊性格的形成密切相关。

从比较哲学的立场看，希腊哲学的出现，是由于一种对自然的惊异感，人们想要了解自然现象的最后根据：是水，是火，还是道？这和希腊文化的发展有很内在的联系；希伯来文化是出于一种对上帝的敬畏感，一种对超越的向往；而中华民族早期，特别是儒学的出现，则体现为一种“优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促使人们对人进行全面的反思。可以说，对人的反思，构成了轴心时代中华民族的哲学心态。

《论语》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古之学者为己”，儒学因此被称之为“为己之学”，或“身心性命之学”。在孔子时代，有两种求学方式：一种是为了作官、为了谋生，另一种则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从儒学的立场看，前一种求学是虚脱的，不实在的，后一种才是实在的、能够安身立命的，即所谓“为已之学”。必须注意，这里的“己”，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所显现的中心点。这个中心点永远也不能成为完全孤立的、与外界毫无联系的发展形态。因此，要完成自己的人格，也就关系到要发展他人的人格，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对国家负有责任。《大学》中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样一个个人人格完成的过程。这种完成，是一种扩展，但扩展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一方面，个人的精神，要通过转化社会来完成自我；另一方面，它还要通过身、心、灵、神这四个层面逐渐深化。

儒家所建构的这样一套相当复杂、深厚的人格发展形态，在世界文明中，有着十分独特的价值。在西方，犹太思想认为个人人格的完成，可以直接通过信仰和上帝的恩宠来实现；印度的思想认为个人的真我的完成，可以直接回到梵天，不需要经过社会的转化；就是中国的道家，也要求把人际关系切断才能找到个人精神内在的、充满的自足性。唯有儒家，认为个人的完成不能离开群体大众的完成。这不仅是儒学的特色，也是中国教育、伦理及社会思想的特色。若从存在主义的立场看，这是一个存在的感受，也是一个存在的选择、存在的决定，这一决定，最初是环绕着孔子个人本身的人格发展而提出的，是经过自觉的反省而提出的哲学课题。

所以，儒学基本的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养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种人文主义，是入世的，要参与现实政治，但是又不是现实政治势力的一个环节，而有着相当深厚的批判精神，即力图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这就是所谓的“圣王”的思想，是儒学的真精神。

但是，儒学在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又是相当复杂的，对中国政治文化起了积极和消极作用，其中还有不少矛盾。总起来说，有两股潮流，一股潮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企图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的努力。这种努力，影响不很大，而且常是失败，但其精神源远流长，从未断绝，并且一直成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生命力的表现。另一种潮流，则是政治化的儒家，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思想文化的主流。一位欧洲政治思想家曾有这样一个提法：最高的理想，当它纳入现实社会的权力网络之中，也可能变成很残酷的事实。这样的过程非常复杂，但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现代政治文化中都有现实意义。毫无疑问，“圣王”是中国儒家的最高理想，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它一些途径取得政治权力之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这种“圣王”的现实，显然和儒家发扬人性精神的意愿是根本相违背的。

口那么，您对于五四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的批判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形成联合阵线，对儒学进行猛烈的批判，有其很健康的意义。儒家在政治化以后，成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进而成为保留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下意识层中的一些价值观念。它的弱点，如软弱性、妥协性等等，在这次批判中被充分暴露出来，如鲁迅笔下的阿Q。应该说，这是一大功劳。陈独秀提出新青年应该有开拓的、前进的、面向未来的志趣，和胡适提出的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以及对科学与民主的提倡，在当时都有相当进步的意义。

相反，那些捧儒学、利用儒学的，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都是企图通过儒学来达到其狭隘的政治目的。这对于儒学来说，是一种内部的腐化，对儒学在公众中的形象以及在现代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都有很大的损害。

可是我觉得“五四”时期那种全盘西化的提法，确是比较极端和片面的。我们进一步继承五四精神，不仅对封建遗毒要狠批，而且在这一基础上，对塑造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泉源活水，如儒家对知识分子风骨的塑造，即孟子所谓大丈夫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气魄，以及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乃至儒家的认识论，美学、宇宙论都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把握。

我这样说，绝不是回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上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也是一种简单化的、不能达到运作实效的提法。把中学当成孤立的体，那么中学中比较有生命力的价值，就不可能发展，而是变成一种抽象的理念、一种无用之体，青年人对传统的说服力、生命力，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切实的体会。把西学当成离散的用，就是把西方文化当作一种工具性的东西来理解，对于它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人权的思想没有真正的体会。这样，作为无用之体的中学，不可能鼓舞青年人，最多不过塑造一批伪君子；而作为无体之用的西学，也只能很肤浅地、很表面的起些作用。这对于深远的文化交流，不可能有健康的作用。

我认为应该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和打倒孔家店的传统，但这一继承一定要建构在一个比较宽、比较深的反思的基础上。对政治化的儒家(特别是从袁世凯以来)保持高度警惕，对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挖掘。这样就不仅能了解中学之体，而且还能了解这个中学之体在中国社会如何运用。同时也要从西学之用进一步了解西学之体。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有体的问题，有用的问题，也有体用交互影响的问题。只有这样，交流的局面才能打开。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完全丧失自信的媚外思想、全盘西化的思想，可以说是两股缺乏思想性、知识性的情绪化的浪潮。

口要准确地把握文化现象，并对未来作出明智的选择，的确要防止情绪化的倾向。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都是在一定的心理背景下进行的，而这种心理背景，又是由中国文化的悠久性和中国在近代的落伍造成的……

■你是说那种强烈的优越感和强烈的自卑感？

口对。文化的反思和一些纯科学工作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可以说是有些病态的心理背景会对我们对文化的准确把握有很大干扰，五四以来即使是很优秀的知识分子也很难摆脱这些干扰。那么，您是否认为我们现在可以摆脱呢？

■我想可以这样说：五四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元的单线的现代化模式，即西方的模式。当时的世界，好象是一场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描绘的弱肉强食的竞争。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得参加，否则就要被吃掉。日本至今还有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这是五四时代面临的问题。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大不一样了。特别是世界近三十年的发展，多元化的倾向已经很明显，至少已出现了三种或三种以上的、各不相同的工业文明的发展形态：除了西欧美国的、苏联东欧的模式外，还有东亚的，将来还可能有中东的、澳洲的、南亚的、中南美洲的、非洲的。过去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考模式，已经逐渐被多元的思考模式所取代。在这种情形下面，过去那种在传统与西化之间纠缠不清的情绪，会有很大的改变。

站在今天这样的位置反观传统，我们发现：轴心时代发展起来的思想，儒学受到的摧残是最大最全面的。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儒学的发展如此曲折？为什么它会被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所批判，又被中国最有权势的野心家和政客所利用？这些都是反思的课题。

现在的年轻一辈，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首先在感情上排斥儒家，所有的理解都是从批判入手；另外，在真正的学术思想这个层面，他们对儒学很生疏，很隔膜，对儒学比较精彩的内涵，几乎没有接触。我想只要是思想敏锐的人，都会感到这种情形非改变不可。现在有很多有利的条件，书多了，解释多了，观点多了，认识问题的角度多了，交流的机会也多了，起码已初步具备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对于儒学，肯定会有人深入进去，进行比较深刻、全面的反思。

口对于文化传统，既要批判，又要发扬。在这个问题上，海内、海外的学者是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要摆脱封建意识形态，和要发展代表文化认同的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是一个问题的有内在联系的两面。要想根本摆脱封建遗毒，非要发扬文化认同的精神不可，要想发扬文化认同的精神，也必须彻底批判封建遗毒。实际上，在儒学的传统中，以孔、孟、荀、董仲舒、北宋诸子、朱熹、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和戴震等人所代表的儒学的真精神，和政治化的儒家一直有着斗争。有这样一种观点，我很难接受，即有不少人认为，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现实感不强，所以美化了儒学，误把儒学的理想当成了现实。这样的思考模式，又把问题弄得比较简单，等于把传统的多样性和矛盾性变成了一种类型，只把它看成是从理想到现实的一个曲折道路而已，其实并不如此。不管你在海内还是在海外，你要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来发扬作为文化认同的那些价值，和让大家来同心协力地清除封建遗毒，并不是两码事，而是同一个问题。不掌握这一问题的内在逻辑性，而把它简化为理想和现实的问题，认为海外学者没有经过现实的打击，只能从理想的一面去理解，若真是如此，海内外学者就没有共同语言了。我想，海内外学者所面临的思想挑战是共同的，不是不同的，这个挑战就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到底能否跳出五四时代以来那种简单的二分模式。

口您这次在国内讲学，时间不算短了。您对国内目前学术界的状况，有什么感受？

■我从李泽厚、汤一介、肖父、陈俊民、庞朴、包遵信、张立文、金春峰、朱维铮、蒙培元、金观涛、黄万盛等几位先生那里获得不少有关国内学术界动向的信息和知识，我想现在起码有了一种新的气象。在几个大城市，对中国文化的大问题进行思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青年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能够有这样的气魄，是令人鼓舞的好现象。但是，各地青年理论家之间的信息交流还比较缺乏，能够鼓励和帮助大家进行长期反思的一种制度化的结构还没有创建起来，仍然是孤立的几个点，各谈一套，相互间不一定有什么真正的对话，和国外交流也只是刚刚开始。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学术为天下公器”的观念。只有在开放的心态下才能讨论学术。宋儒就是这样。他们到处寻求对话，寻求思想的交锋。两个不同观点的人通过对话，双方的观点都可能有很大的、很积极的改变，这是真正的对话，这样才能把学术空气建立起来。国内学术界较大的难题之一是放弃“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原则，比如资料的独霸，就很让人气愤。有些地方，你向他们要资料，就仿佛是向他们要什么家传的秘方一样困难。这往往会造成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信息市场。信息不流通、不公开，对年轻人是致命伤，更不会出现真正的学术权威。美国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研究中心，中国文化在美国也不过是一些大的学术传统中的小支流，但从事中国文化的研究，常常在美国反而觉得方便。资料到了美国，就等于公开了，而在大陆、在台湾、在日本，在一些东亚社会，资料常常不公开。这难道能归结于东亚社会的儒家传统吗？这只能归结于一种相当狭隘的封建意识。

口听说在美国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有不少美国大学毕业生中的第一流人才，但面对这一事实，时常可以听到一种说法，即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浓厚兴趣，是由于西方文化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不是由于文化危机，而是多元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解、认识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知识界、文化界。从美国的学术发展来看，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人们主要把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从一九六五年到七十年代，则把儒学当成一身心性命之学。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现在从同情了解的方面来掌握儒学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工业东亚的出现，使人们重新考虑儒学的问题，不少人把工业东亚看成是一种代表儒学精神的工业文明。

□将来儒学的复兴，决定性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关键决定于儒家的思想到底有无见证者，即在儒学的传统中是否能出现一些象样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甚至军事家、政治家、企业家。

在未来的年代，儒学肯定不会象基督教那样成为一个宗教运动。当初康有为等曾企图把儒学定为国教，这根本就和儒学的性格不符，注定不能成功。那么，儒学今后将寄居何处？我说它将寄居在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之中，这不仅限于中国，而是指将来的世界。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第一要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第二要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实践、文化感受。他们对政治可以参与，也可以作批判的了解，但不依靠现实政治。他们的根基是学术的、历史的、文化的。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全世界都会出现。虽然他们的主导思想将是什么，现在还很难说，但儒学应该对他们有启发，因为儒学是人文主义的、是入世的、是力求转变世界的，而对人的理解是全面的，既不排斥人的种性，又不排斥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不排斥人与人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地说，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出现，将决定儒学的命运。

口关于儒学的现代命运，您曾提出了关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问题，就此机会，您是否在这方面多谈几句？

■对儒学的发展，我是这样来进行分期的。第一期发展是从先秦到汉，汉以后一直到唐代，主要是佛教思想的传播，儒学的发展相对处于低潮。从宋代开始，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因而形成了从宋到明清的第二期的发展，并从某一角度成为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内核(“东亚文明的体现”)。那么，在近现代，儒学经过西方思想的冲击后，有无第三期发展的可能？这是我的问题。

我想只能这样说：如果儒学第二期的发展，是针对印度文化，或者说佛教文化的挑战，作了一个创建性的回应，即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一套中国特有的思考模式；那么儒学有无第三期发展的可能，也就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一个创见性的回应。

具体地说，对于西方文化的挑战及其回应，除了哲学的重建外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理解。

第一，超越的层次，就是以基督教代表的宗教传统。在美国，从事基督教神学研究的人大概要比中国所有从事文化研究的人还要多十倍，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队伍。儒家对于基督教所提出的问题，对于超越的理解，对于他们的身心性命之学，是否可以有创建性的回应？

第二，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这一层次内容很丰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这在当今的世界上，也是显学之一。儒学是否能够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三个层次，就是指深度的心理学，比如弗洛伊德的学说，特别是其中对人性的阴暗面的涉及。存在主义等等思想和这种深度的心理学也有着某种联系。儒家对人性的阴暗面的理解比较肤浅，完全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通道来掌握人性，能够完全打通吗？

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确是波澜壮阔的，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还有欧洲大陆哲学；除了存在主义外，还有现象学的发展，解释学结构主义，破结构主义的发展等等。另外，五四时期对西方文化的提法是科学与民主——个政治制度，一个科学精神。除此之外，自由人权的思想也是西方文化的特点。对这些儒学应该有一种什么态度？

社会文化变迁与新型人格的生成 篇4

【作者简介】盛国军：中国煤炭经济学院

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社会文化变迁，引发出新型人格生成的话题。笔者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切重大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最深层次的人的问题。社会现代化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价值目标，而人的现代化则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最终目的。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新型人格的生成又是先决条件，因而，研究社会文化变迁时期新型人格的生成问题，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社会文化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文化的变迁是全方位的，略加疏理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体制变革。以市场取向的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线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市场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相互关系。经济利益之间的商品货币关系，使得社会经济生活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是因为各经济利益主体都践履着同一条生产经营法则：利润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说复杂是因为一方面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并遗留下大量“后遗症”，另一方面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完全形成，竞争的法则也不健全，形成一个特定的“磨合”转型期，矛盾与冲突层出不穷。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主体的人当然就面临着新的选择、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

第二，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相适应，社会的各种经济、政治、组织、制度等结构要素出现重新分化和组合，比如经济生活中的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大量涌现，各项新的法规、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等。新体制确立中，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角色等，也要重组。这对于一部分人意味着既得利益的失落，对另

一部分人则意味着机遇和发展。

第三，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价值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虚”到“实”、由封闭单一到开放多元的态势上；在生活方式上表现为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由单纯的物质生活型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重的二元型转变。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往往是整个社会化变迁的先声。

第四，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社会生活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不仅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而且也直接改变着人们对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看法。以几何级数迅猛倍增的科学技术成果，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如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核武器等。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了社会的变迁和迈向现代化的步伐，也加速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

第五，道德与文化的变迁。道德与文化必然要随着社会变革而变化。一方面是原有的道德与文化与新的道德与文化在继承、融合、冲突的基础上发生变迁；另一方面，在道德与文化的转型期，由于旧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迅速失落，新的道德规范与文化积累尚未完全确立和成熟，因而，出现失序与缺乏认同似乎难以避免。“全盘西化”和抱朴守旧，则是在我国道德与文化变迁过程中两个极端的表现。

社会文化的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以上社会文化变迁诸因素对新型人格生成的影响，可以用下面的模式图加以直观显示：

如图所示，新型人格的形成与价值观念和道德与文化显示出强相关，依次递减，与自然环境显示出弱相关。自然环境对新型人格生成的影响需要通过科学技术等若干中间变量来实现。由弱相关到强相关，中间变量依次递减。

二、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正面影响

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有双重影响或称双重效应。我们先来分析正面影响：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与运行，人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主要表现在：泯灭已久的独立人格意识作为人的尊严受到重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开放意识、进取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强化了，等级意识、封闭意识、依赖意识弱化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大大激发了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刺激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困挠了我们祖祖辈辈几千年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随着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自主选择（如自主择业、自主消费、自主交换等）的范围逐步扩大，在无数次的得与失交错出现的对比中，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了，风险意识也强化了，敢冒风险就意味着某种机遇，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简直不可思议。要在竞争中取胜或处于有利位置，还要具备创新意识，创新既是对原有东西的突破，又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近年来许多青年人不满于现状，其中相当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成为令人羡慕的“儒商”，即使那些多次“跳糟”、寻求人生最佳座标的人，也无不充满了朝气和创造性，这都体现着人们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张扬。

第二，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相伴随，人们的经济意识、法制意识强化了，政治意识、人治意识弱化了。“学而优则仕”，不再是青年人的唯一选择，“学而优则商”甚至成为某种时尚。遇到纠纷和麻烦，人们更多的是想到要“讨个说法”，而且是借助法律而非人情。优化劳动组织合、人事管理中一些人下岗，另一些人被重用或提拔，已是寻常事而不再有轰动效应。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蓬勃发展，人们不能不做出重新判断与评价。

第三，价值观念的变化是诱导新型人格生成的重要因素。从虚到实、从单一到多元的价值观念，造成了绝大多数人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从以名正实到以实正名；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从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向现实主义的价值目标转变；从一元价值观到多元价值观的格局；从生活的慢节奏转向快节奏等。就人格的个体特征来看，往往表现为注重个人物质利益，追求自我实现，用时下人们常用的一句话来描述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第四，科学技术发展对人格的影响需要通过价值观念等中介才能实现。科技越发达，人对科技的依赖感就越强，与其说是科学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倒不如说人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越来越科学化、理性化。人的能力，包括认识自然与社会，改造自然与社会的能力，随着科技的大发展而不断提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

第五，道德与文化的变迁对人格的影响最为突出。社会道德风气变化中最深刻、最有力的变化，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务“虚”到务“实”，由被动顺从到主动创新的转化。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两大“繁荣”，一个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古为今用，如“国学热”和“新儒学”等；一个是大力介绍和引进西方文化，批判地借鉴吸收。道德与文化的这种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意义不言而喻，在确立独立人格的基础上，为形成人的优良的道德品质奠定了基础，对于培养一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三、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生成的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果，社会文化变迁对新型人格的生成也有负面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

第一，市场经济的物质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等，在激发人的主体性精神方面无疑会有积极作用，但过份沉溺于功利，也造成了一系列人格失落的现象，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至上等，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现象：人的主体意识在觉醒的同时，再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落。

第二，旧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之后，新的利益格局尚未形成，由于缺乏规范和规则，竞争失序，一些人投机意识浓厚，造成了一种浮躁、侥幸的社会心理，于是便产生了一些人好逸恶劳、不安本职、投机取巧的行为，甚至有少数人不顾社会公德和基本道德准则，唯利是图、巧取豪夺、为富不仁、花天酒地、生活奢糜。道德建设中的“滑坡”迹象清晰可见，人格在某些方面出现异化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现出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比如通俗——媚俗——恶俗乃至反动的图式，就是大众文化发展中的某些负面现象的表征。严肃、高雅、健康、向上的文化受到冲击和排挤，许多青年人的低级趣味、玩世不恭、缺乏教养，甚至拒斥传统文化，就根源于这种通俗而有毒的东西。通俗并非不好，但走向内容乃至格调的反动则应当批判。文化发展中的这些不健康现象，对新型人格的生成起的是解组的破坏作用。

第四，社会文化变迁的速度是迅猛的，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人原先操守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迅速瓦解和离析，而新的价值观、道德观又难以立即生成并发挥作用，于是一部分人信仰迷失，道德虚无主义，心态紊乱，行为失范，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能力。社会生活中的所谓追星族、傍大款，迎合粗鄙、低格调的社会趣味等现象，乃至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不择手段的经营行为等，都是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衰减的写照。

四、新型人格的品质特征

社会文化变迁是新型人格生成的环境条件，新型人格的生成依赖于社会文化变迁，但新型人格生产也并不是绝对被动的，而有其相对独立性，而且会对社会文化变迁起积极促进作用。具体说来，新型人格至少应包含下面十个方面的品质特征：

第一，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批判地继承传统人格中的优秀因素，告别顺从和依赖的品性，在思维方式上从单向的求同向立体的、开放的、求异的方式发展，敢于践履新的行为方式。

第二，对社会文化变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改革触及到自身既得利益时，能识大体、顾大局，而不是以一叶“私利”障目。有较强的应变能力。

第三，要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竞争中能耐受失败、挫折、逆境的考验与磨炼，善于向旧观念挑战，勇于创新，充分挖掘自身的创造力与智慧，从“守业型”人格向“创业型”人格迈进。

第四，要有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的个体意识，这是独立人格形成的基本条件。

第五，注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到协调，确立公民意识，尊重他人，履行社会义务，维护自然环境。

第六，确立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即功利而超功利”，不为功利而失去人格。第七，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能独立分析问题和进行逻辑思考，重视专门技术，凭“真本事”吃饭。注重实干、实效和实绩，有较强的效率意识和效益意识。第八，具有较强的法制观念、规章制度观念和纪律观念，依法办事，循章而行。第九，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和文化，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以充实自己。

第十，理想和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在关注物质利益的同时，要更注重理想的塑造，还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对未来生活、对民族与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始终充满信心。

家居文化与变迁 篇5

论文摘要：民间艺术是根植于民间，是实用与审美、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它既蕴藏着整个民族文化精神，同时又历经了时间的洗礼，显示出强大的无可替代的生命活力。民间艺术与现代艺术教育相融合，不但能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提高学生传统文化修养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能广泛吸收优秀现代的艺术的营养，通过规范的艺术教育途径，使其不断得到发展，创造出更高级的艺术形式。

文化变迁，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任何一个民族都在不断的发展并变化着，它所体现的民族特征的文化特点也会随之变化。文化变迁无关个人情感，而是一个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过程。作为文化艺术中的民间艺术是生产者的艺术，也是世代人民所创造、所传播并表现他们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同时更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蕴涵民族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素质，反映着质朴的审美观念，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所以需要我们珍爱、继承和发扬。

家居文化与变迁 篇6

五四时期进化论的变迁与文化保守主义

一进化论是19世纪人类自然科学领域的三大发现之一,它“放出烈日一般的强光,照着思想界,登时改变了颜色,许多观念,都换了样式了”①.以赫胥黎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把“物竞天择”的有机界进化规律应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现象,带来了人类历史观的大变革.在近代中国面临“瓜分豆剖”的`形势下,严复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法则所震撼,遂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择要翻译,并与182月结集为<天演论>出版.但在以下两个方面,严复并不同意赫胥黎的观点.

作 者：刘黎红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刊 名：天津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TIANJIN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4)分类号：C912关键词：

乡村旅游的开发与传统文化的变迁 篇7

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关系到乡村旅游的理论构建, 不同的学者对这一概念分别进行了诠释。有的学者认为, 乡村旅游是将农业生产、农业生活和生态环境合为一体的一种旅游开发模式, 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民俗风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农村环境为旅游吸引物, 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 满足旅游者的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1]。在何景明、李立华的《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一文中, 提出理清什么是乡村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认为乡村性的特征是: (1) 地域辽阔, 人口密度较小, 居民点的人口规模较小; (2) 土地利用和经济活动以自然农业用地和林业用地为主, 建筑物占地面积较小, 即具有乡村型的自然景观, 并具有较强的季节性; (3) 有传统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 应该对乡村旅游的概念做如下界定:是指在乡村地区, 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乡村旅游的概念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发生在乡村地区, 二是以乡村性作为旅游吸引物, 二者缺一不可[2]。

二、乡村旅游的开发对传统文化的变迁

中国乡村旅游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 经过20余年的发展, 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乡村旅游开发促进了乡村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给当地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增加了人民的收入, 值得我们努力去做。但面对乡村地区脆弱的原生态文化环境, 面对相对处于弱势的乡村地区传统文化, 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加重了资源供需的失衡。乡村旅游开发在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 无疑对一些传统文化也造成诸多消极的影响。

1. 传统文化被过分商业化, 使传统文化丧失了古朴性和

乡土性。传统的民间习俗、庆典活动都是在传统特定的时间、地点, 按照传统特定的内容和方式举行的。但是, 很多这种活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逐渐被商品化[3], 它们不再按照传统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 为了接待旅游者, 为了迎合旅游者的观看兴趣, 随时都会被搬上舞台, 并且表演的节奏明显加快。将传统的文化习俗逐渐庸俗化, 脱离了特定的环境和背景, 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使乡村传统文化失真, 甚至被扭曲, 乡村旅游资源特色大减。

2. 外来文化加速了乡村地区传统文化的变异。

旅游开发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交汇行为, 大量旅游者带来的异族异地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外界信息进入了当地社会, 破坏了旅游地社会、生产和生活现存的和谐与平衡, 外来文化与民族地区本土的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碰撞, 甚至出现局部的对立, 从而干扰了民俗文化的原有秩序和发展进程。旅游地的有些乡村地区由于与外界接触较少, 其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能够代代相传, 由于旅游业的介入, 异地风情、不同意识和生活习俗的进入, 往往使旅游地的传统文化被冲淡、同化甚至消失。由于乡村居民迫切渴望改善生活条件, 运用现代化建筑材料, 将有特色的传统民居改建成华丽洋房;或建造一些非当地风格的建筑, 与当地原有建筑风貌格格不入, 破坏了乡村整体形象。如, 中国傣族地区的民居主要是干栏式建筑, 过去是用木头或竹子作柱、楼板为墙, 茅草盖顶, 上层住人, 下层用作畜厩或堆放农具杂物。由于受汉族建筑的影响, 傣族地区的民居建筑材料发生了变化, 其墙都用砖、石砌筑或用水泥夯筑等, 屋顶盖上瓦, 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竹楼了。屋内陈设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与汉族城市居民无异。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 由于缺乏对乡村旅游本质的认知, 旅游接待设施建设逐渐陷入城市化误区, 使浓郁的乡土气息遭到破坏[4]。

3. 乡村旅游开发造成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改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乡村地区的少数民族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 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 也是其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 随着旅游的开发, 受外来风气影响, 一些地区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 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过去这些地区的人们重义不重利, 认为见利忘义是不道德的。他们拿出好酒好菜、空出最好的房间招待素不相识的客人, 拿出最好的民族服饰供客人照相之用, 当导游不收分文报酬。现在, 在商品经济和当地旅游业的带动下, 他们开办私人旅馆、餐厅、舞厅等, 在经营过程中也发生了从重义到重利的转变。

4. 乡村旅游开发往往阻碍一些传统文化的传承。

传统文化具有传承性, 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口传心授、言传身教, 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 从而阻碍了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5]一些旅游开发商以现代艺术形式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不恰当的包装和改造, 使之失去了原有内涵;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小孩子, 长期的耳濡目染, 很容易认为这就是本民族文化的常态, 他们在这种氛围中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 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非常不利。

5. 乡村旅游开发往往使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遭到破坏。

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及旅游设施的建设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环境进行改变和破坏, 加速了传统文化的消亡。有些古村落为了吸引游客将村民迁出, 但又会有其他的居民进入, 使古村的传统文化失去了载体, 古村丧失了原有的文化内涵, 演化为喧嚣的各种交易的场所;传统社区不复存在, 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三、保护传统文化的基本思路

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客观发展的过程。但是, 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如何引导传统文化的良性变迁, 则是乡村旅游开发所必须关注的问题。

1. 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 切实防止开发性的破坏。

乡村旅游开发中, 都要充分保留、利用传统文化中丰富多样的乡情民风, 从服饰、歌舞、文字、习俗、物品、生产工具等一切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的独有的东西, 都会激发游客们的好奇心, 都是具有欣赏价值的旅游资源。注重协调保护传统乡村文化与发展旅游经济之间的关系, 防止乡村旅游过度商业化。规避传统文化的庸俗化、舞台化, 应建立健全乡村文化保护与传承机制, 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与稳定性;认真分析乡村习俗、风情、服饰、建筑、农耕等丰富多样的乡村传统文化沿革, 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内涵, 提供真实、深刻的表征本土文化的乡村旅游产品。特别是要注重抢救性地保护即将消失的文化。一定要兴利除弊, 对可能出现的破坏性影响要做到事前防范, 力求达到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

2. 正确引导游客的行为, 增强其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

蜂拥而至的游客, 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 对当地文化生态造成伤害。通过导游或其他的宣传途径, 引导游客在欣赏美丽而神秘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候应当尊重被访问地的文化、风俗习惯, 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当地民族文化[6], 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够传承并动态向前发展。

3. 发挥乡村旅游的教育功能, 鼓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 增强当地群众的文化保护意识。

通过教育等手段, 及游客对当地文化的参观、参与, 增强当地群众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加强对自身文化的承传。使当地群众意识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是维系其民族存在的最重要的纽带。了解到民族传统文化是自己的衣食父母, 从而更加自觉地执行有关的保护法规;认识到旅游业发展起来后, 当地群众自觉抵制外来的不良影响, 是保护民族文化最有效的途径。鼓励当地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开发。当地社区居民对当地环境的了解, 能够向游客提供真实的解说及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体验, 有利于提高旅游者的满意度, 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4. 提高决策领导、管理人员、开发商的文化水平。

在乡村旅游开发与规划中只有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才能在实际操作中自觉采取保护措施。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人们无法意识到其行为的破坏性;即使保护起来也会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文化是长期的历史积淀, 是不可再生资源。发展乡村旅游, 使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另一方面要保护传统文化, 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够传承并动态向前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的丰收, 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邵琪伟.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J].求是, 2007, (1) :42-44.

[2]李丽娜.西班牙乡村旅游的发展及启示[J].老区建设, 2008, (17) :3.

[3]杜艳.基于文化生态平衡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 2008, (27) .

[4]周玲强, 黄祖辉.中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经济地理, 2004, (4) :572-576.

[5]孙天胜.关注民族旅游开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影响[J].中国民族, 2006, (9) :67-68.

试论社会文化变迁与课程使命 篇8

关键词：社会文化；变迁；课程使命

中图分类号：G42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09)04-0074-02

21世纪是世界上各种文化碰撞、冲突和交汇的时代，又加之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现代科技进步以及信息时代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我国社会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变迁。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被赋予了新内容，而作为涵盖教育内容的课程，也在这变迁之中具有了新内涵，并以各种形式与社会文化变迁发生着联系。

一、社会文化的特性

泰勒认为文化是个复合整体，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必需的其他能力和习惯。它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物，为人类所特有，具有一定群体性。

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社会生活延续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和动力。社会文化尽管具有一定稳定性，但这种稳定具有相对性。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文化必然丢失、增添或涵化自身某些因素而发生变迁。当今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丰富的物质财富，这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与了人们更大的生存空间。人们对个人、社会、世界的认知势必发生一定变化。传统社会文化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又加之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和公平意识的冲击，人们便在继承前人文化的基础上对社会文化加以变更，以满足自身需要，从而促进了社会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改变。文化内容增量或减量的结构性变化带来了文化的变迁。

因此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看做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力系统。这一系统有纵向和横向两个运动方向：纵向运动表现为不同时期各种文化形态更迭；横向运动则表现为同一时期不同文化间相互影响与渗透或同一文化内部各个因子间的辨证发展。社会文化尽管具有独特性，但它又是一个动态过程。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曾经或正在与周围的文化类型发生着交流与融合。一种文化如果长期不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势必面临衰竭的命运。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交通运输的飞速变革，科技进步促使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到来，使文化传播途径陡然增加，文化传播空间逐步扩大。人们交往、交流的需求日益高涨，文化资源不再为某些人、某些地区或某些国家所独有，而是逐渐呈现资源共享的特性。各种类型的文化越来越倾向于一种开放态度，不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人们相互吸收彼此文化精华。这较之以前主要依靠书籍记载以及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来进行文化的传播，大大地加快了文化动力系统的横向运动。

而文化传播速度加快、传播空间增大，势必促使社会文化变迁加速，也对当前教育及课程提出了新要求。

二、课程－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教育是社会文化的形式之一，课程作为教育目标的实现途径是伴随着学校教育而产生的，是教育内容发展的必然产物。

(一)教育负有传递社会文化的重任

社会文化从人类诞生之日发展而来，其中有遗失，有涵化，更有积累，是一个运动不止的过程。而它的运动不止，则在于人对文化的创造与传递。文化是人的文化，只有依附于人才得以存在。因此社会文化要传承、发展、创新，既要适合、反映社会的要求，又要适合、反映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需求。否则，文化必将失去其“社会”属性。从另一方面来看，个体人成长、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必然受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成为社会文化作用的对象。“文化。化。人，作为人的自我实现过程必然是人的文化化的过程。”而教育无疑是使人成为符合社会需求、成为一个“文化人”的最合适的中介。它不断选取人类经验的精华，也就是从文化素材中精选出来适合人类发展需要的内容传授给后代。而其自身在持续成熟与完善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种系统的、有计划的、制度化的文化传递形式，承担着不可推托的文化传递重任。

(二)课程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必然是社会文化传递的重要手段

教育是为人类自身发展服务的，在学校出现前就以多种渠道进行着；在学校出现以后，教育内容被系统地编排，各类知识得以整合，以逻辑化形式传授给学生。这种有计划的、系统的教育内容便是课程的内涵。因此，课程成了涵盖教育内容，集中、具体地体现教育要求，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成了学校教育传承与创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担起面向人们传递传统文化，传播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提高人们整体素质和生存能力的重要任务。

所以“课程与文化相因相联，课程缘起于文化传承的需要，没有文化便没有课程。同时，课程追随着文化变迁的理路而嬗变。”课程内容来源于社会文化内容，它从既有的文化中选择有时代价值的部分，传授给学生。而在这一过程中，课程作为人类有意识的文化活动之一，必然具有自我发展的功能，形成对文化能动的作用力，不断遗失、变动、创新着文化。

三、适应并促进社会文化变迁一课程应有的使命

(一)课程要适应社会文化变迁

教育承担传递社会文化、培养未来社会人的任务，其自身不仅应具有适应社会发展的知识和技能，更要具有创新能力，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课程为能完成教育目的，便将教育任务内化为自身价值和理念导向。因此，课程的形成要基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不仅有现时的社会背景，还应包括文化背景，同时要映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这必然要求其适应社会发展，反映时代需要，并能体现社会发展方向，随着文化的变迁不断更新自己。无论在内容、方法、思想，还是在形式、目的上都要切合文化变迁的需要。否则，课程就会落后于文化发展，无法充分地实现其传授文化和培养新人的功能。

社会文化随着人类认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无限接近，而处于一个永无休止的变动之中。课程与文化相因相联，也必须是不断变化的。它不仅要展现文化的发展趋势，还要转变内涵因素以适应文化变迁。当代社会文化变迁中所呈现的多元化、全球化、商业化、大众化、网络化以及跨越性，都是人类的社会文化需求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课程必须从宏观上把握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彰显当代社会文化理念、社会文化价值观。

(二)课程应促进社会文化变迁

适应或顺应社会文化的变迁，只能使课程成为一个失去其自身价值存在的文化传递工具。而当其持续失去自身价值存在时，课程将变得可有可无，它作为工具存在的必要也将值得怀疑。课程是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课程，具有特定社会文化的某些属性。既受制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适应和反映着某种文化，又能动地作用于该社会文化，在自身发展中创造和产生着新的文化。因为课程的作用对象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积极能动的人。人在接受课程所传承的文化时，必然根据自身需要及自有价值观对其进行调试或选择性地接受。而这个过程就可能产生对文化的或摒弃或创新，进而促进文化变迁。因此，适应文化变迁只是课程工具理性的表现，它的价值理性则应体现在对社会文化变迁的促进。

因此，课程要转变自身立场，从对文化的占有与传递转变为对文化的发生与创造。从一种工具理性转向一种价值理性，从社会文化的工具转变为社会文化的本体存在。课程活动最终目的是传承人类文化，发展人类文化和培养创造新文化的人，而不仅是操作层面知识传递工具。所以，课程应回归文化的逻辑，回到生活世界和人类活动，成为开放的，充满生命活力的探究、建构、交往、对话与反思的平台，成为文化变迁重要的动力因。一种文化有无前途，归根结底在于它能否在吸收新养料和开放的同时，不断从自身产生出新的东西。

在当代国际国内文化背景下，课程重要的责任应是引领社会文化紧随时代潮流，形成体现我国社会主义价值需求以及传统特色的文化。课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不应仅仅灌输文化的知识，更重要的应是通过灌输文化理念而促进文化的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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